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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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何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环境善治是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恢复和保护的有效模式，并进一步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和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是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环境善治；生物多样性保护；TEEB；传统生态自然观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不断演化的结果，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资源，而且在保持土壤、调节气候、维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支持系统。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地表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很多动物、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大量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Biodiversity)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总的概念，具体包括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有的学者也将景观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一位。同时，中国又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原始森林长期受到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人为活动的影响，其面积以每年5000平方千米的速度减少；草原由于超载过牧、毁草开荒的影响，退化面积达870000平方千米。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的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其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使生存其中的许多物种已变成濒危种和受威胁种。高等植物中有4000～5000种受到威胁，占总种数的15%～20%。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就占156种，约为总数的1/4，形势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中最为重要的是物种多样性，它使每个物种在系统中不至于灭绝，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重点，每个生物都处于一条生物链的某一层次，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都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消亡。

我国传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就是“堡垒式”保护，即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建立自然保护区，由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区内完全禁止人类活动。后来对于保护区的划定有所发展，划定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保护区对人类开放，但是普通民众仍然没有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注入，以及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关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方面开始了诸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生物多样性规划也被提上日程，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包括省、市、县3级保护规划。同时，景观生态学被引人生物多样性的范畴之内，从基质、斑块、廊道等景观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考虑它所在的生态系统及有关生态过程，应着眼于区域、大陆尺度的生态网络，生态网络的建立将非常有利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尤其是较为脆弱的物种。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为四个方面：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学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路径方面和传统环保文化方面。

管理体制层面：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多龙治水”的问题，“多部门”管理，“多法律”规定，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与资源经营部门重叠，这种多样的“双重”身份造成了行政主权的混乱与错位，增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度。二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政策不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采用的是稀缺价值论与生物资源的可再生论，忽略了生态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由于对外部经济认识不足导致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设计缺陷。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设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三是生计与生态割裂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保护区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偷猎、过度使用资源造成的，而当地居民的这种行为最原始的驱动力就是贫困，贫困往往是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外部驱动力，导致“贫困生物多样性破坏一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的加剧。而我国环保部门、扶贫部门及灾害管理部门“各司其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很多资源不能整合，使生计改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割裂。自然保护与生计冲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传统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法，很少考虑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社区居民利益的受损将居民和保护区推到了对立面上，导致矛盾激化，其结果往往是保护代价高，而保护的收效甚微。

经济学层面：主要缺乏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科学评估、独立评估，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导致决策层、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公众等利益相关群体对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缺乏科学认识，进而不能科学分析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的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导致生物多样保护的投资力度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层面：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仍十分欠缺，研究体系单一，其研究的主体仍然是保护区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部门，缺乏社区、企业、NGO的合作与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有限，导致理论研究较强，可操作、可示范的模式少。而一些环境NGO和国际机构通过长期的实践取得的富有成效的保护技术，因缺乏与政府的协调沟通而得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的采纳推广。

传统环保文化层面：我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国家，绝大部分民族都具有丰富的环保文化。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北方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穆斯林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对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均发挥了非常积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环保文化无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主流化的进程和传统环保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综上所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四个层面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些挑战，环境善治理念的采纳和普及应用是最佳选择之一。以环境“善治”理念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

环境善治（Good Environment Governance）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市场和政府角色重新认识的新的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善治”的本质是政府与公民间积极而有成效的互动与合作。环境善治包括环境制度创新、市场机制运用、科技进步、能力建设、政府与NGO、社区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各个方面。

要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的修复及保护面临的上述问题需采取如下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

政策支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保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之后，中国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签约国以来，制定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规划》和《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文件，并把《生物多样性与优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研究》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但这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在省及省级以下行政区域缺乏对政策的细化，许多政策的执行缺乏财政部门的财力支撑。例如，野生动物破坏庄稼的赔偿制度在绝大部分保护区得不到执行。这种缺乏跨部门合作的政策急需创制革新，需要打破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统筹管理权限至权威部门，废除“九龙治水”，提高环保部及其直属系统的执法权威和财务运作能力。除了国家重大的法律支撑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出台具体制度：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价格制度，生态环境税收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跨部门合作制度，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环保文化制度，政府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政府与社区、环境NGO和企业的合作机制，政府购买环境NGO服务机制，生态移民政策，“生态民”政策，以及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磋商机制等。这些重大制度的确立及执行需要跨部门合作、利益楣关群体参与，并要避免“精英决策”或领导决策模式，而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理性决策模式。否则，缺乏操作性的政策其执行力将大大减弱。如尽管生态补偿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20年左右，但到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执行。这说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确立和有效执行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是巨大的，迫切需要政策创制来应对挑战、预防风险。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

TEEB是一项由八国集团联盟(G8)和五大发展中经济体发起的全球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经济效益、失去生物多样性与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的代价以及有效保护的成本”。TEEB对于决策者、企业都有莫大的影响。TEEB的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其次，TEEB提出，要妥善衡量，以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本。而妥善衡量的方法就是完备的指标体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没有被GDP或其他传统经济指标捕获，现有观念没有将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服务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实施国家评估，对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本进行估值，这种评估将会对分析自然资本、其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也会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TEEB提出改善成本效益分配。这是基于环境损害的社会影响的代偿原则，即“使污染者付款”和“全成本恢复原则”。这种机制出于使负责人看到和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的经济成本，并可改变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当然，这是基于设计稳健的制度和市场框架的基础上的。

TEEB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从而促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更好地利用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因此，只有当顶层设计部门和决策部门深刻认识到TEEB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规划、决策和考核的范畴，才能够从制度层面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

政策创制和TEEB是从机制层面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但保护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在技术创新方面，社区共管、替代性生计、耦合模式、PPP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是值得借鉴的一些技术或模式。

推行社区共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口对资源需要的不断增长，社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存在着对当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破坏，如何能在不破坏或少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帮助当地社区发展社会经济，使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困扰各界的一道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和组织开始从不同角度将这种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思想付诸于实践。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存在的矛盾较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利益与当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受到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所有权、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和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基于照顾双方利益的社区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CBC)策略应运而生。CBC注重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主张“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打破传统的“堡垒式”、“强制式”保护模式；同时，该模式注重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助，或者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濒危物种保护工作，逐渐改变原来以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之后，YUEP模式对CBC模式进行了深化，主张先利用小额贷款改善村民的生产基础，改善其生计，其次建立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通过村民自助推举实现资源共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同时通过对小额贷款利润的运作使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发展替代性生计。替代性生计是指改变生态环境脆弱区民众的生产方式，使其原来粗狂的、以掠夺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很多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由于当地民众的贫困所致，贫困驱使他们砍伐树木，开垦林地或草地。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首先改善当地人的生计，转变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兰州大学与Oxfam及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曾经成功实施过一个替代性生计项目，即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为林缘区农户创造更多的可供选择性就业机会或创收机遇，极大地减缓了社区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冲突，农户通过小额信贷解决了增收和生计问题，保护区的偷盗砍伐得到遏止，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的浑善达克沙地在1959年到1999年间，阳坡植被覆盖率下降了20%～30%，阴坡下降了30%～40%，这是由于当地人口的增多，导致牧民的数量急剧上升，牲畜的数量也急剧上升，过度放牧导致了浑善达克沙地的荒漠化。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以地养地”的模式，即在当地建立人工高产饲料基地，将传统的放牧改为圈养，而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同时，调整畜牧结构，减少山羊的数量，增加牛的数量，并引进液体奶生产线、生态旅游等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这些措施，使民众由原来单纯的放牧发展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案例说明，替代性生计满足了生态脆弱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使他们由生态的破坏者变成生态的保护者。

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经过10多年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的实施，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该模式首次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康庄乡的清水岭村实施。清水岭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缺乏能源，农民因能源需求破坏了大面积森林和草地，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贫困一生态退化一灾害（旱灾）频发”的恶性循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丁文广带领项目团队，应用“农村参与式评估”方法，到项目村进行需求评估和项目设计，组建包括村委会成员在内的项目实施小组，通过村民大会公开选举项目分批受益户名单，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在完成需求评估之后，依据项目管理制度，组织项目实施。具体思路是，将贫困村中的贫困户按照特困户、贫困户和较好户分组，先对特困户无偿提供良种繁育母牛，生产的（母）牛犊依次滚动到贫困户和较好户。这种滚动发展模式，既保证了让最贫困的人群先受益，又照顾了条件相对好的农户，最后达到整村受益的目标。作为获得项目资助的必要条件之一，项目受益户必须每户种植至少2亩苜蓿和2亩薪炭林。项目资助方对完成项目指标的农户奖励清洁能源设施（太阳灶、沼气池、节能炉等），进一步阻止了农户对生态的破坏。为了规避旱灾风险，项目设计了压缩夏粮、扩大秋粮面积，以充分利用雨水的时空分布规律，同时，牛粪、沼液的使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作物的抗旱性。该模式推动了清水岭村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并在甘肃省多个贫困社区推广示范。从该模式中提炼的主要理论为：“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中灾害风险、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三者之间具有负向耦合关系，其中，经济贫困是“灾害频发一生态退化一贫困加剧”恶性循环的外部驱动力，环境退化和灾害频发只是经济贫困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要打破生态退化、灾害频发及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需要决策部门在生态治理、灾害风险管理及扶贫领域推行“灾害风险管理一生态恢复一生计改善耦合模式”，打破部门壁垒，设计跨领域横向合作项目，推动可持续发展。

PPP（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模式。PPP模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机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例高、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交错分布的区域，应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不能缺少PPP模式。所以，我国政府、企业与环境NGO之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模式。环境NGO在反映公众利益诉求、推动公众主动参与和组织协调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补充者和合作者；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回馈自然和社会，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义务：而政府在资金、政策、协调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是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和分配者，政府的参与对PPP模式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众多的社区是与自然环境直接接触的群体，他们既是环境资源的索取者，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没有社区的参与和合作，就无法实现保护目标；国际环保机构有许多成功的保护案例和实践，与它们开展合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PPP模式能够整合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群体的优势和资源，无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想途径。

这里只列举了4种技术，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会随着政府和公众对自然的认知程度不断深化而丰富。

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

文化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包括原住民对生物的认知、利用和保护的价值观、伦理观、人与自然和谐观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呈现多样性。归类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生态自然观：一是原始崇拜，人们往往将一些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并加以保护，这些原始崇拜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的作用。二是以各大宗教为基础的宗教生态自然观。佛教的生态自然观以尊重一切生物为佛家的根本观念。道教中的生态自然观最大的特点便是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怀上，强调要以仁爱之心来善待生命，所有的生物都处在一个相互平等的过程。伊斯兰教中的生态自然观认为要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分索取，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无论是宗教生态自然观还是原始崇拜，都强调保护生态系统，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商业理念和商业活动的侵入及全球化和主流化的负面影响，我国各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逐渐衰弱，甚至消失。因此将民族传统文化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共同需求。中国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区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问题、相同的社区结构及文化基础，应用传统的少数民族生态自然观推动环保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推动人口只占中国人口8. 5%、但国土面积占比高达46%的少数民族区域的环保意义重大。当环保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环保将无需外部力量的推动。正如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生命力。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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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平，钱迎倩，王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科技导报，1995 (1)：27-30．

篇2

生物多样性将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社会共同合作的新机遇，一个以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国际论坛被列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计划。”环境保护部对外合作中心主任李培在第九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的发言中表示。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目标即在利用的过程中公正、公平地获取和分享惠益。人们在每一天生活中的活动都可能影响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6月23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写和支持的《评估塑料的价值》的报告了这样的发现：塑料原材料的提取和处理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消耗了超过30%的自然资本，但海洋污染消耗了40%的自然资本。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来自于垃圾桶、管理不善的垃圾填埋场、旅游业和渔业活动，它们日益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

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中国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到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展中的诸多重点行业，建筑、能源、生物技术、农业、旅游业等等。为此，2010 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明确要求建立推动由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截至2013年底，我国已50多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党的十更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中明确指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

这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议题。本刊与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于2013年共同组织开展的公众生物多样性意识的全国调查显示，在2013年我国各类组织的1874份社会责任调查报告当中，大部分都披露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信息。然而，对于众多不同的行业领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经验以及标准尚存不足。

对此，李培在当日的发言中介绍到，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计划开展一系列的行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全球企业生物多样关系，并成立相应的中国的伙伴关系的机构，构建一个以企业为核心的服务平台，包括公众、私营部门、伙伴关系的平台，用于发现、评价和宣传优秀的企业；选择一两个典型企业继续研究进行培训，提出行业优化的建议，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依赖性比较强的将进行进一步研究；制订生物多样性自愿性的标准、标识和行业引导；为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制订纳入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提供战略咨询和系统解决方案；探索基于市场机制的市场多样性碳汇交易平台，等等。

篇3

摘 要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该自然保护区东面与贡山县的茨开、捧打、丙中洛乡相连，西至独龙江与缅甸接壤，北与接壤，南与福贡县毗邻，为目前云南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地域辽阔，自然地理位置特殊，分布着各种珍稀动植物和特有的原始森林植被类型，生态系统独特，具有很高的自然保护和科学研究价值。本文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现状为研究对象，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促进云南高黎贡山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关键词 高黎贡山地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资源管理体系

一、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高黎贡山素来享有“世界基因宝库”、“自然博物馆”的美誉，分布于怒江以西，与怒山山脉夹峙形成世界闻名的第二大峡谷――怒江大峡谷。由于地形复杂，海拔高差较大，气候变化多样，使得这里生存着种类繁多的奇花异木和珍稀动物，有人说，高黎贡山就象一个双面书架，由上而下清清楚楚地陈列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生物种类，具有丰富全面的物种多样性，其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中被优先重点保护。高黎贡山1958年就被规划为自然保护区，1986年国务院更将其认定为森林与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高黎贡山被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列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A级保护区。1997年，中国“人与生物圈”组织将其认定为生物圈保护要意义的A级保护区。1997年，中国“人与生物圈”组织将其认定为生物圈保护区。1998年，云南省政府将其确定为云南省科学普及教育基地。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森林生态及野生动物保护区，主要植被类型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硬叶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温(暖) 性针叶林、簇生竹林，以亚高山温凉、寒、温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生态垂直景观和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的保护对象。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立体气候明显，拥有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凉温带、亚寒带及寒带七个类型后气候区，几乎包含了云南不同水热状况的气候区，同时还是云南雨量最富裕地区和云、雾、雨日最多的地段。目前已知的种子植物有163科764 属2686种；哺乳动物有8目25科74属192种；鸟类有269种；昆虫1690种, 隶属20目167科。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云南红豆杉、南方红豆杉、红花木莲、光叶珙桐4种；二级保护物种有胡黄连、冬虫夏草、桫椤(树蕨) 、松茸、贡山三尖杉、福建柏、油麦吊云杉、云南榧木、秃杉、领春木、凹叶厚朴、水青树、董棕、胡黄连等15种。扭角羚、赤斑羚、戴帽叶猴等列入国家重点Ⅰ类保护动物的有18种、Ⅱ类保护动物44种。该保护区内特有种极为丰富，植物中有着贡山三尖杉、贡山木姜子、独龙江木姜子、常春木、独龙五叶参、贡山秋海棠、贡山竹、贡山杜鹃等239种特有种，隶属103科14属。特有野生动物种有白眉长臂猿、赤斑羚、贡山麂、怒江裂腹鱼、三尾褐凤蝶、棕尾虹雉等17种，是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动植物基因库”和具有野生动植物多样性最关键地区之一。该区内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高差殊异的垂直景观、丰富多彩的生物群落，为我国目前常绿阔叶林保存最完整、森林组合最丰富、结构和功能最稳定的地区之一。高黎贡山地区还生长繁衍着汉、傣、僳傈、回、白、苗、彝、壮、怒等13个民族，这些民族世代开发和利用着高黎贡山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并且形成了大量的传统知识。

二、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

1.缺少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法规。虽然云南省已经颁布了一些有关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例如《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云南省森林条例》、《云南省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云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细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公布了《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云南省珍稀保护动物名录》、《云南省珍贵树种名录（第一批）》等一批名录等，对生物资源的收集、保存、交换和开发利用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现有的生物资源管理规定内容很不完善，也不具体，尤其是在生物遗传资源的取得、惠益分享和专利制度方面基本上是空白，使很多想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外国公司感到无所适从，而有些外国公司却通过合作研究或共同建立数据库等方式，无偿窃取遗传资源。

2.生物资源管理体制不完善或存在漏洞。生物资源管理部门分工不明确，缺乏有效监督，缺乏统一牵头的主管部门，没有生物遗传资源输入、输出的专门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法定程序和渠道，造成输入、输出渠道混乱不堪的局面。由于制度和管理不善，而国际间又缺少关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统一制度，导致了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发达国家的机构及个人通过考察、索取、合作研究，甚至走私、掠夺等手段从该自然保护区攫取了一些生物遗传资源，而没有给拥有生物遗传资源的当地居民和社区群体任何的利益回报。没有明确的国家级、省级及地区级的牵头主管部门及专门管理机构，政出多头，各部门缺乏有机配合。

3.是过度开发利用，非法的贸易及走私，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在高黎贡山地区，由于长期的盲目的开发和垦荒，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的生物遗传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分布区日益缩小，遗传资源急剧消失。另外，非法的贸易及走私，使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巨额的非法利益而铤而走险。据保山市森林公安局介绍，20多年以来，森林公安们为保护国家的森林资源安全，维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不受侵害一直在努力。据统计，保山市森林公安共查获各类案件24688起，共收缴野生动物18698只，蛇类22460公斤，野生动植物制品14680多公斤，毛皮2478张；还收缴孟加拉虎皮23张，金钱豹皮37张，象牙20多只，象牙床2副，桫椤380多株，野生石斛3000多公斤，红豆杉树皮1000多公斤，共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有力地打击了各种破坏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4.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执法部门--森林公安困难重重。

森林公安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中存在以下问题：（1）警力不足。保山市森林公安局的民警们，人均管辖森林面积14万亩，有的分局甚至人均管辖森林面积达到40万亩，警力的严重不足，导致野生动植物走私泛滥，流失严重。（2）资金缺乏。高黎贡山地区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对保护区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缺乏必要的资金。首先，保护资金的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目前主要是政府投入。国家虽有一定的资助，但是用于发展和维护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还存在很大的缺口，直接影响了原著居民对当地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其次，国家拨付的专项资金在下拨环节“跑、冒、滴、漏”，很难得到落实。（3）执法环境复杂化，法制建设薄弱。为了更好地对高黎贡山地区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必要的。

三、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策建议

1.加大云南地方立法建设，完善高黎贡山生物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能有效保护云南省的生物遗传资源，也不能适应国际规则以及国际社会和国家间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需要，再加之云南省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在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任务坚巨的今天，在认真执行关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还应该加大地方生物遗传资源的立法，以完善云南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

2.建立综合管理、协调分工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制度构建时必须解决现有的保护部门管理不统一、管理混乱的局面，应建立相应的配套机构，形成以专门机构为主导，多部门联合工作，中央到地方统一行动的管理机构体系，应对现有的关于管理部门的规定重新整合，查缺补漏，解决目前管理部门实践中管理和操作的弊端，实现真正有效的管理。

3.加强和落实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补偿制度。生物多样保护的国家补偿制度，主要是为了该地区更好地保护生物资源，当保护与开发矛盾时，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付出代价的地区可以获得国家补偿的制度。生物多样保护的国家补偿应该坚持保护优先，对于国家补偿款的使用也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保证补偿款项真正用于生物遗传资源的实际保护工作中，应该本着损失与补偿对应的原则，谁的利益受损就补偿谁。生物多样保护的国家补偿资源的国家补偿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首先是货币方式，这是一种最为简单易行的方式。国家可以专门拨款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补偿，专款专用；其次是技术补偿方式，可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受损的地区获得其他地区或者国外在技术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最后是知识产权方式，对于利用生物遗传资源所在地区的资源开发出来的科研成果，该地区有权分享。只有这样，才能够调动起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也才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4.建立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制度。生物物种资源流入外国，大多都是通过非正常的途径流出的，除外国人员和国外机构的非法搜集、走私、剽窃等之外，还包括邮寄、出境携带及对外研究合作带出等方式，可见，我国对于生物物种资源的出入境查验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大量物种资源外流，我国在关于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管理方面尚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并且在查验的技术手段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将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体系的建设列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强调要加强相关部门的进出境查验作用，确保做到对于出入境的生物物种资源进行全面查验，防止我国生物物种资源的外流，和尽量避免国外危险物种入侵给我国物种资源带来的损害，做到风险预防。云南生物物种资源丰富，处于我国西南边陲，边界线长，很容易导致生物物种资源的外流，所以建立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制度是有很大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孙昊亮.西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利益补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第35卷第4期).

[2]王鑫海.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个别流失及其法律对策.环境保护.2001.11:11-13.

[3]寸瑞红.高黎贡山生物圈保护区的综合管理初探.西南林学院学报.2001(4).

[4]赵晓东.试论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持续发展.林业经济.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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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环保部和中科院共同主持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TEEB）行动方案》已顺利通过专家论证，该方案规划了近3年的目标，制定了六方面22项行动。这些行动将在2015年开展多个试点，试图梳理绿色GDP核算与TEEB的关系，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政策前期研究，将TEEB的理论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评估中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1月21至22日，由中国环境保护部（ME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主办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利益相关方国际研讨会”上透露了这样一些重要的信息。

TEEB带来的动力

越南北部湾地区有片保护形态很好的红树林，红树林具有防浪护堤、渔产养殖、保护当地物种栖息地的重要作用。当时越南想在这片红树林旁修建码头，通过TEEB核算，将修建码头需要投入的钱、红树林每年产生的效益进行比较。第一个方面是防浪固滩，如果把红树林砍掉，海浪来袭会产生多大的损失。第二个方面是红树林带来的生态效益，包括为养殖业、捕捞业每年会产生多大效益。最后将码头建成后每年的收益进行比较;同时考虑修建码头投入的资金、每年的维修费用以及码头运营得来的收入最后得到一个总的数值。测算结果发现，如果不破坏红树林产生的效益远远高于码头收益，因此修建码头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所长/首席专家李俊生在会上举了这样的例子向大家解释TEEB在改进政府环境决策方面的作用。

据悉，TEEB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动的一项倡议，其目的是使利益相关方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通过转变发展模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融入社会主流。TEEB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物多样学的经济学为基础，为政策决策者，私营部门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系统保护提供了动力，并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和脱贫的工具和指南。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启动了TEEB国家进程。

“计算生态补偿资金，不仅可以让企业交钱交得明白，也让政府收钱收得有依据，”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尚在介绍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时这样表示。在针对不同生态系统的TEEB实践的分享和讨论中，森林/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生态服务功能与特性，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状况分别需要采取不同的评估体系和解决方案。

事实上，TEEB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还将有助于推动生物多样性资源有偿使用办法以及独立于GDP的生态资本核算体系的制定，将生物多样性评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和决策途径。我国目前已充分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情况只有通过价值化而不是简单的定性分析，才能为政绩考核提供依据。“如果可以在官员任职时和离任时分别做一次TEEB评估，看看最后是盈利还是亏损，作为当地环境保护情况的考核参考，才会督促官员在任期间保护该地区的环境和生态系统，”李俊生认为。

TEEB亟需利益相关方参与

欧洲国家在TEEB行动中具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德国正在编撰或已经完成：《自然资产与农村发展》/《城市生态资产与人类健康》/《自然资产与气候保护》/《自然资产总和报告――共赢与矛盾》。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BFN）的Lennart Kümper-Schlake在讲话中认为，生态系统评估的科学已发展得非常成熟，连接科学和政策的机制有机可循，自然不仅仅指的是自然资本更多的是自然价值，将这个价值纳入决策中，即主流化，目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保护区的重要性和价值，因此，如何推动决策者和公众的参与仍然是一大挑战，各国的TEEB行动中亟需发动大家的共同参与。他介绍了一些国家的经验，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针对国家议题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从地方层面至国家层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张凤春也分享了中国TEEB中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机制：环保部和中科院发起的，由数家单位和部门共同组成，通过技术和政策的支撑，最后落实到地方和中国政府;资金上有TEEB China资金支撑，有中国政府（MEP）、地方政府、挪威、德国BFN、研究机构、其他资源，并建立顾问专家组（院士）、技术专家组（知名专家）、项目协调组为基础的技术支持协调体系：以生多履约协调组成员、地方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专家（独立专家）、企业、经济和统计专家、国际机构与专家组成的合作伙伴;最终将考虑到县政府需求;具有典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社会经济具有代表性;有数据基础;具有推广潜力等选择示范点，推动地方的执行以及在全国的示范性。

以TEEB为参考，创新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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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生物；保护；管理

中图分类号：Q16 文献标识码：A

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美味可口的食物，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海洋生物在废弃物分解、气候调节以及氧气提供等众多方面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类必须要正确认识到海洋生物正在逐年减少这一现象，因此，国家以及海洋生物管理部门应该根据国内的海洋生物的保护和管理现状，对我国海洋生物所面临的问题展开深层次的探究，并对此提出有效措施加强对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

1 我国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的现状

我国不但是一个陆地大国，更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达到300万km2，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海洋生物已经达到2.6万多种，是世界上拥有海洋生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还具备了红树林、珊瑚礁等众多生态保护系统。下面就其中的红树林生态系统举例说明我国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的现状。

红树林是一种自持的、可更新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生长在热地、亚热带海岸潮湿地域带的上面，属于常绿阔叶林的一种，被称为是“海底森林”，红树林生态系统2000多种鱼类、鸟类以及其他一些附生植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繁殖环境，此外，红树林还在海岸防护、净化河水、保护湿地多样性的等众多方面发挥作用。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毁林围海造田或者搞城市建设等人类的一系列破坏，红树林的面积就在大幅缩减，尽管在此过程中，国家曾颁布相关政策进行阻止，但是仍然未起实质性的作用，再加上后期红树林转换性的开发，使得红树林面临濒危的境地。根据调查报告显示，60a来，我国的红树林面积已经减少到73%，因此，国家极其需要重视红树林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我国其他的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2 我国海洋生物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人类生存和生活方面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加大对海洋生物的开发利用，再加上人类大肆进行沿海建设，严重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给予人类无数的海洋资源，人类不知感恩，反而为了牟取暴利，进一步加大了从海洋和海岸等多方面挖掘海洋生物资源用于生产加工的原材料，特别一些商业价值较大的海洋生物资源，更是倍受人类无情的迫害。人类的海洋捕捞不但针对鱼虾类和脊椎型动物，更有甚者还会顶着被法律制裁的风险捕杀受国家保护的海洋生物。通常来讲，像海龟、海豚以及鲸鱼等体积庞大的、生命周期较长的、繁殖率较低的这些哺乳性海洋生物，他们的敏感性极强，一旦遭受到人类的伤害，就会很难恢复过来。

2.2 海洋污染方面

海洋生物出现病害现象的主要是由带有病原体生物和具有污染性的生物引起的。人类的日常的生活用水、工厂的污水排放、渔船为首的行业排入以及大型的水产养殖，都会伴有许多病原体生物，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污染。有时候，海洋污染还会导致赤潮的发生，从而使得鱼虾和其他大量的脊椎性动物濒临死亡危境，严重时可能会造成一些稀有的海洋生物种类因为海水污染而消亡。几乎每年都会有报道说某一海域发生石油泄漏事件，这都对海域造成了很大的污染，许多海鸟为此丧失生命。再或者，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海洋中的有机物含量日渐增多，使得海域污染状况更为严重。现今的核污染也是海洋生物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人类在生产研发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原子核能技术的使用，为此，海洋中相关核废料也就随之增多，同时也加大了核事件的发生率。比如，2011年日本的福岛核电站发生的泄露事件，不仅对其本土海域产生重大的污染，而且还对我国海域造成了严重污染，至今还存在一定的隐患。

2.3 生态环境方面

人类围海造田、围海搞城市建设、大量开采海洋矿产资源、破坏海岸等一系列活动都导致了海洋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促使海洋生物面临着重大的环境压力，并且，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损害的程度也日益严重。一些大河流上的水库、发电站建设，以及气候造成的连续断流现象同样会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存。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近40a内的围海造田、围海搞建设的面积总的加起来已经接近67万hm2，也就是说，我国有将近一半的海岸湿地被人类用来开发建设了，每年我国的沿海湿地面积都会平均缩减2万hm2。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

2.4 气候变化方面

随着大气污染的加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海洋生物的生存状况。科学研究表示，到2100年，全球的气温估计会上升到2.5～10.4，将会给全球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海洋的影响颇大。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回升南极已经出现了冰川融化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科学家推测，倘若全球的冰川融化后，海平面将有可能上升66m，到那时，我国将面临者被海水淹没的境地。全球气候变暖也将严重危害到海洋生物资源。随着海水温度的逐级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的上升，许多海洋生物会因为气候不适而渐渐消亡，海洋生物种类也将逐渐减少。

3 改善国内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现状的有效措施

3.1 提高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制度的规范性

我国的海域广阔，海洋生物品种繁多，因此，保护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是极具重要意义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虽说近年来，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海洋生物保护的法律制度，但是随着我国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愈加频繁，现有的政策制度早已不能达到国内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所以，政府应该结合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建立并完善国内的海洋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及时落实好海洋生物保护和管理的工作。我国的海洋管理部门还应注重对现今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做到有效解决，对已有法律制度不适应现实发展的进行优化和调整。积极借鉴国际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法与策略，提升国内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改善我国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的现状。

3.2 建立健全的协调管理体制

海洋生物保护工作极具变动性，在工作中，各级部分之间难免会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的协调管理体制，明确划分各管理部分应该承担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从行政辅助管理制度着手更能确保这样工作的落实。所谓行政辅助制度主要是指不相隶属的机关或部门在工作开展工作的进程中，由于某种需求，彼此给予帮助，并且协力完成任务的行为。这种制度不但可以有效的避免政府中立状态下的缺陷，而且有利于实现行政工作效果的最大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行政辅助制度的施行必须要以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为前提。行政辅助制度主要涵盖了提出请求、审核请求、采取措施以及救助等4方面内容，也就是说，凡是在相应的请求帮助的规定范围之内，本机关都可以向其他机关提出行政帮助的请求，受到请求的有关单位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对请求的审核，审核时要注意请求的事项是否在本机关的管辖范围内，请求帮助的事项缘由是否具有一定的法律性，是否有违反法律的行为等，不过这些通常只要观察表面事实便可；受到请求的机关需要在有效的时间内采取措施，倘若受到请求的辅助机关无法采取相应的措施时，请求机关则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性的途径来实现对本机关的救助。所以，协调管理体制的建立是促进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工作落实的有效措施。

3.3 协调好海洋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不仅关系到海洋的保护，而且与国内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倘若一味地重视海洋保护，而忽略对经济的建设的话，那么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就很难落实，预定任务也就更加不易完成。不过虽说海洋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存有分歧，但是这一问题仍是可以解决的。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可以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同时兼顾对海洋的保护和经济的建设。比如人工渔礁技术，它不但能有效的提高沿海水域质量，而且还能为鱼、虾等海洋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可以施行相关的法律政策，建立一系列的海洋保护制度。比如推行休渔养海政策，在休渔期间严禁任何个体或单位进行捕鱼作业。根据《渔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反休渔制度渔船，将“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与此同时，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应制定相关政策以保障在保护海洋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建设，如实行渔业权利流转政策。

在保户渔民权益的同时，明文规定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对海洋保护的义务。因此，我国的海洋管理部门在保护海洋生物的同时也需注意兼顾海洋经济的发展。

3.4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指针对海洋生物划分一定的海域、岸段以及海岛区，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上生态环境恶化的有效手段。海洋自然保护区主要就是对那些珍稀和濒临灭绝的海洋动植物的保护，从而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以及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洋自然保护区还在科学探究、科普教育以及生态旅游3大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比如，我国第一批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就体现出这些方面的功能：河北省昌黎黄金海岸自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海岸的自然景观和海区的生态环境；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红树林生态系统；海南省大洲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金丝燕及其栖息的海洋生态环境；海南省三亚珊瑚礁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珊瑚礁及生态系统；浙江省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贝、藻类及其生态环境。因此，国内必须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以实现对国内海洋生物的进一步保护与管理。

总而言之，我国的海洋生物保护和管理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海洋管理部门进行结合现实状况建立健全保护管理体制，而且还需要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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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括了我国湿地农业的现状，分析了其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现状;问题;对策

AbstractThe status of China’s wetland agriculture was elaborated，and some problems in exis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etland agriculture were analyzed. Then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etland agriculture were proposed.

Key wordswetland agriculture;sustainable development;stetus;problems;strategies

湿地农业指在天然湿地基础上改造成以稻田、苇塘、鱼塘、小型水库为主体的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人工农业复合生态系统。全国60%以上的粮食、经济作物产品和畜产品以及80%以上的淡水鱼和蚕茧是由湿地农业生态系统生产的。湿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开发利用和湿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在我国当前和未来的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

1我国湿地农业概况

湿地农业资源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水稻、许多农产品尤其是水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保持水源、净化水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项生态服务功能。由于我国绝大部分湿地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几千年来，湿地一直是我国农业开发的重点地区。直至近几十年来，湿地仍是我国农业开发的主要对象。

农业生产与湿地资源保护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湿地保护是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而农业生产基本出发点则是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历史上，日益膨胀的人口曾经促使许多重要的湿地保护区被开发为农田。我国的湿地农业区域包括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多为我国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农业相对发达[2-3]。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生产生活对湿地资源依赖程度的提高，湿地农业生态系统因围垦、污染、泥沙淤积及过度开发利用受到严重的破坏。据统计，近40多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累计丧失滨海滩涂湿地面积约119万hm2，全国围垦湖泊面积超过130万hm2，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江汉平原湖泊总面积减少43.67%，洞庭湖和鄱阳湖分别被围垦17万hm2和8万hm2，全国稻田面积由1976年的3 697万hm2减少至2007年的2 923万hm2，30年净减少774万hm2，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了大量的稻田。对湿地的不合理垦荒和利用破坏了湿地农业的正常投入产出平衡，阻碍了湿地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湿地地区大多是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湿地的最大经济效益，反而给湿地造成了很大环境压力和破坏。

2我国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2.1湿地农业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生态环境变化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偏重对湿地开发利用而轻视保护，对湿地及其生物资源主要看重它们的可利用价值而忽视它们的生态系统功能价值，对湿地生态环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致使湿地生态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如围滩造田、湿地排水转为农业用地等，已使湿地面积大大缩减，最常见的是湖泊面积的减少;二是生物多样性遭受威胁乃至丧失，由于湿地的大面积开发导致了湿地生境的破坏和破碎，使得越来越多的物种，特别是珍稀物种因失去生存空间而濒危甚至灭绝，进而弱化了生物多样性;三是土壤肥力下降、质量退化，由于多年垦荒、烧荒、掠夺式经营等活动，湿地土壤物理性状变差，肥力下降，质量退化;四是湿地生态功能下降，湿地对气候，特别是对湿地分布区域的大气温度、太阳辐射、降水以及湿度等均有着十分显著的调节作用，大面积的湿地资源开发，使湿地下垫因素发生改变，削弱了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能力，从而削弱了其对气候的调节作用;五是农业污染加剧，大范围使用化肥、农药及工农业废水排放造成化学污染严重，防污和治理措施未能及时跟上，致使湿地地表水质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2.2湿地农业基础研究欠缺

湿地农业的基础性研究缺乏，对湿地农业结构、功能、渍涝规律、价值和作用等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湿地农业认识不完全、不深入，社会重视程度不够，且科学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湿地及农业湿地缺乏完整的科学理论，对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尚未能全面科学地进行规划与论证;二是对湿地的保护与利用缺乏管理机构与法制规范，管理人员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湿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还未建立等;三是湿地农业关键技术研究缺乏，湿地农业的合理利用技术、退化湿地生态恢复、湿地污染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湿地监测与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的缺乏，使得我国湿地农业的发展处于徘徊状况。多数地区处于传统的粗放式经营，注重高产，忽略优质安全与高效，注重利用而忽略整个生态系统及其结构优化。

2.3退耕还湿补偿制度不完善

缺乏明确的退耕还湿补偿制度和替代生计引导是湿地保护和退耕还湿实施的制度障碍和政策缺失。退耕还湿补偿制度的完善程度对农民是否愿意放弃耕地和以何种方式获得补偿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国家在退耕还湿方面，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即便有退耕还湿的情况也只是参照退耕还林的政策执行。许多农民把耕地看成是生存的根本，由于耕地是其根本的生活来源，加之没有其他技能、谋生渠道不明确、就业不稳和收入无保障，同时，没有好的补偿制度和补偿方式，使得农民不愿意放弃耕地。

3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3.1积极推进湿地农业管理的标准化

坚持把政策法规和标准化建设作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长效措施，实现保护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法律和政策”和“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总体要求，争取有利于湿地农业保护管理的各项政策。要加强调查研究，探索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和湿地生态补水制度的合理途径。要建立一整套湿地保护与恢复、湿地调查监测、湿地保护体系建设、湿地履约的有关标准、规程和制度，加强湿地标准和规范的研发工作，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推进我国湿地农业管理标准化建设[4]。

3.2积极做好湿地农业保护规划

根据《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和《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指导各地进一步收集整理好有关我国湿地农业保护的资料和数据，组织开展有关的调查研究，抓紧做好“十二五” 国家、各部门和地方湿地农业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各地区要把湿地农业保护纳入地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做好有关规划的衔接工作。有关规划在征求意见时，要进行认真的研究，积极主动地做好汇报沟通工作，力争做到专项湿地保护规划与行业规划、其他相关专项规划、上级湿地保护专项规划与下级湿地保护专项规划相协调。收集集成国内外湿地农业保护管理的先进经验、科学成果，为湿地农业管理、推动湿地农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

3.3积极开展湿地农业生物多样性调查

湿地农业中分布有种类丰富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的野生亲缘种，它们是农业育种工作中的宝贵遗传资源。农业的持续高产依赖于有效地利用多种多样的物种和基因资源以及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因此，保护湿地农业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前提。应做好湿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尽力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内现有野生物种和人工管理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作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维护系统内现有野生物种。开展生物多样性分布的综合考察和若干专题调查。调查考察湿地农业生物物种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经济价值和受威胁程度，制定珍稀、濒危、地方独有名贵动植物分布区域图。在调查考察基础上，编制湿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中心名录。划定必要的自然保护区，以保护重点农业生态系统类型、珍稀濒危物种和野生遗传资源。加强对湿地农业保护区域种子、苗木、畜禽新品种等引入和应用的监管，建立早期预警、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对已入侵的生物，加强跟踪监控，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3.4保护与用养结合，促进区域生态持续优化与协调

湿地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在对湿地农业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同时，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既要从长远考虑，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又要根据国情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循序渐进，搞好综合平衡。应避免可行性较小的机械式的湿地环境保护方式，代之以开发与保护并行的方式，因地制宜建立适合区域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加大资金投入，全面整治湿地生态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与水环境的治理;加强环境资源监测和保护;加强执法力量和执法力度;指导群众发展生态经济，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建立立体生物群落与完善配套的组装技术，增强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5]。

3.5依靠科技，促进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

对生境破坏严重的地区建设湿地生态恢复工程;适度且因地制宜、有计划地发展一些湿地高效生态农业工程。确保湿地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湿地开发与保护的新途径，使湿地资源得到永续利用，实现湿地保护与高效利用的统一[6]。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湿地农业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如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湿地农业生态系统对于环境因子变化的相应机制等，为湿地农业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二是积极探索湿地农业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示范模式，加强科技支撑，把湿地保护工程建设成为湿地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示范基地，打造成开展湿地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合作平台;三是开展湿地农业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的宣传、教育和培训，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出版有关著作和刊物，传播与普及湿地农业知识，使全民参与保护湿地，生产者科学地利用湿地;四是积极与国内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充分借鉴、吸收国内外湿地保护、合理利用以及退化湿地生态修复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五是加强对湿地保护管理人员的培训，指导他们学习并掌握有关湿地保护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生态农业方面的知识，以提高他们在湿地保护管理中生态农业推广和应用的能力，从而建立生态农业的推广体系。

4参考文献

[1] 颜华.关于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27(5):383-385.

[2] 熊飞.武汉市湿地主要环境问题及保护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9):4189-4190.

[3] 王海芳.湿地及其保护对策[J].河北农业科学，2009，13(1):49-50.

[4] 王世岩，杨永兴，杨波.我国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探析[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5，13(2):176-178.

篇7

关键词：森林采伐；砍伐方式；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

森林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各种木制产品生产行业的发展，长期如此会对社会、经济、生态、生活等多方面都带来不良的影响，而目前仍有很多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意识还不够高，不断地采用各种采伐手段，不仅危及到森林资源的破坏性，也对森林生物多样性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加强对森林采伐方式的研究已经成为保护森林资源、生物多样性的必经之举。

1 森林采伐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绿色、环保生产理念的实现，加大了木制产品的生产规模，随着木材原料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目前森林资源采伐活动已经全面展开，采伐的方式可谓是多种多样，无论何种采伐方式的使用都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是针对采伐方式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主要体现进行分析。

1.1 全部砍伐带来的影响

全部砍伐是很多地区所选择的最不科学的一种方式，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大，全部砍伐也就意味着对整片林地进行砍伐活动，面积大、声势大、活动范围也相对较大，进而对周边的部分区域环境、气候等都会造成影响，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在气温与湿度两个方面上，在气温与湿度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变化，改变以往的平衡性，甚至发生严重的转变。若是被全部砍伐，森林结构就会从多层次、封闭式转变成单一、开放式，致使树木数量减少、地表弱化、水土流失等情况越来越严重，不仅地面上的环境发生变化，地下水位含量也会发生改变，还会影响到原本在森林里生存在动物，环境的变化使得动物迁徙。

采用全部砍伐，在砍伐后生态环境不能够得到平衡发展，土壤沙化、地形改变，进而会引发更多的生态反映，森林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是造成生态恶性循环的罪魁祸首，因此，采用全部砍伐方式不仅不合理，更不科学，会严重造成不良的环境被破坏现象发生。所以对这种砍伐方式的应用需要结合实际森林生长状况以及采伐需要进行科学思考，通常全部砍伐方式比较适用于森林中成过熟林，是更新换代的一种基本做法；对与生长环境、气候、土壤条件等不适应的生物种植进行全部砍伐，以因地制宜为原则，建设与环境、气候、地质相适应的生物种植，可提高生态结构的稳定性。

1.2 选择性砍伐带来的影响

选择性砍伐方式的应用对生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影响会相对低很多，但不能忽略的仍是对森林结构的影响。若是只针对优良树木实施采伐，带有病害等情况的差级树木还会持续发展，最后会严重到腐烂，逐渐侵蚀树木，这样持续下去将会发生优良树木越来越来，森林侵蚀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利于森林健康发展，最终会走向濒危灭绝的局面，并且在差级树木的影响下，病虫害的传播，也对导致其他有价值的树木受到影响，质量降低，失去利用价值，这使得而利用资源逐渐缩减，不仅对生物多样性有一定的影响，也会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与全部砍伐方式相比较，选择性砍伐是具有针对性、选择性特点的砍伐方式，若是能够对幼小、具有培育意义的树种进行保留，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长空间，促进幼小林木可持续生长，选择性砍伐只是针对局部林木进行砍伐，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现象发生的几率也相对较少，可降低环境中气温、湿度的改变程度，并且选择性砍伐在展开工作前还需要对周边林木进行避免伤害性的防范措施制定，对保护其他生态种植实施有效的处理计划，总的来说，对森林生物多样性影响率会很低，只有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才能更好地促进生态环境平衡发展，因此在两种砍伐方式中，选择性砍伐的应用会相对普遍一些。

1.3 采伐设备对生物物种的影响

无论是何种砍伐方式都需要机械设备的应用，在采伐过程中，机械设备所发出的噪音相对较大，会影响到森林中一些动物的生活，动物很容易受到惊吓，进而四处逃串，流离失所。不仅如此，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到燃油的使用，燃油一旦遗漏在植物上，就会造成不健康的发展情况，甚至容易引起火灾，破坏森林，因此在选择设备上需要以噪音低、性能好、作业安全的设备为主，并加强对油箱以及附近零件的检查，避免漏油等情况发生。

2 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生态采伐步骤和方法

2.1 要跨行政区进行森林采伐规划，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

森林采伐过程中需要结合森林景观需要，进行采伐范围、格局等方面的考虑，采用分阶段采伐方式，保证森林结构具有粘结性、老龄保持、自然林恢复、种类多样化等特点。

2.2 利用择伐，森林系统能够通过森林的恢复性为生物生存提供缓冲环境

择伐中需要考]的是采伐后森林系统情况、恢复速度、树木级别、树木种类以及树木实际状况等多方面，主要目的是保证采伐后生态能够恢复到预期的质量与效果，不影响生态生物多样性发展，而择伐中，需要进行树木种类、采伐强度、周期以及采伐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并作出合理的采伐方案，在不影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达到理想的采伐标准，目前择伐基本要求有：强度控制在区域树木总数的30%以内；择伐后每公顷林分蓄积量要保证在100立方米以上；以采伐成熟木；抚育幼小木的原则进行采伐计划；针对病害木、干枯木、弯曲冠型等价值低、不具备培育前途的树木需要伐掉。

2.3 强化对森林作业的多样性进行研究

加强森林多样性保护研究，是促进保护工作开展顺利、有效的关键，在研究中也可针对多样性保护的可行性方法、相关知识掌握有很好的促进实现作用，同时也能够对森林中的野生生物给予相应的保护和管理，为野生动物搭建良好的生存环境，实现野生动物保护区，采用有效的保护方法，确立相关的保护制度，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野生动物保护。

2.4 加强森林景观方向的考虑

首先，对于一些已经明确划分并制定了自然森林景观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在对其进行合理采伐时，就要充分考虑森林演替阶段变化、采伐和保留地的位置比例，老龄树木的保护和恢复，景观的自然性，以及森林景观树木的多样性这些因素，然后制定相应的采伐计划和方法。

2.5 加强森林树木成分方向的考虑

如果从森林树木成分方向考虑生态采伐，就要保护森林树木物种、树种的多样性以及森林植被的多样性。此外，在保护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对森林野生动物生活树丛的保护，确保景观地区的生物物种和植被的多样性，以及对采伐剩余物的合理分布等三个方面。

2.6 阔叶松林的生态采伐

对于阔叶松林的生态采伐，一般工作人员会采取一种选择采伐的方式来进行，主要是通过利用阔叶松林的树木年龄层结构的特点，充分利用森林的生产力。然后在进行择伐时，强度要低，采伐周期要适宜，采伐树木要选用老龄过熟的树木，利用这种方式能够降低森林破碎化现象，维护森林生态体系和森林物种的多样性，从而确保森林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持平衡。

3 结束语

要尽量避免对森林保留树木以及幼树的采伐和损坏，还要做好补苗的工作，确保森林的生态体系和自然环境不会受到不利影响，进而才能保证森林生物的多样性不受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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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工具主义；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传统文艺表达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知识产权问题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上至政府层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元首会晤中，知识产权保护总是备受关注的议题。下至企业层面，以3c和6c专利联盟向dvd生产商征收专利使用费为代表，我国企业在国际知识产权竞争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应对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格局，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订工作。本文就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提出几点意见，供政府和学界参考。

一、以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为指导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

笔者认为，应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怎样激发我国企业、学校、科研院所乃至个人等知识生产主体在发明创造、作品创作、品牌培育上的积极性，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目标。如果不能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权行为，必然损伤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应对具体的司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进行调整，使之能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也避免给外国以批评的口实。政府的作用，不是越俎代庖，替代企业去做知识产权工作，而是引导和服务。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制订和修改法律，提供制度供给，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保障；二是采取措施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三是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四是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升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五是通过高校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知识产权战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的层面。宏观层面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微观层面各企业可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中观层面各地方区域，一省或者一市，可以制订各自的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司其职，三个层面的战略相互补充，协调一致，才能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建设得到切实推进。

三、注意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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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减少设计；绿色生态廊道；生态网络建设；种群；生物多样性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景观设计，需要从景观设计的方面来研究。生态文明的重点是绿化和节能减排。从景观设计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对于景观环境的设计，来改善环境设计。下面从减少设计和减少建设的途径；从绿色生态廊道的原理，完善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以及廊道、种群和生物的多样性等方面来论述探讨建设城市的生态文明的措施和方法。

一、减少设计和减少建设的途径

最有效的利用资源，不仅包括土地、森林、农田、湿地、滨湖沿河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于武汉市城市景观场地的理解和有效保留，如保留城市湖泊的面积、山地和森林的面积、保留农田的面积等，体现出以少胜多的效果，设计追求少拆迁、原有场地植物的少移植、少铺草坪、少硬质铺装、少用水、少用电的原则，减少对整体环境的影响。

少移植：大树移植虽然可以让项目短期内从视觉上呈现绿色效果，但移植过程不低碳环保。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尽量避免场地上现有树木的砍伐，少用外来移植的植物，强调更多地选用乡土植物用以降低植物养护，因为乡土植物通常不仅可以更好地体现地方特色，而且养护需求也低。

少草坪：草坪花坛等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和修剪、施肥等的维护管理费用，都属应尽量少用的设计元素。提倡少用一年生观花植物，而采用多年生植物，如月季、月月桂，不同习性的植物要科学配置，乔、灌、地被层次分明，快、慢生植物合理搭配，进而形成丰富的植物多样性。

少铺装：绝大部分建设都会设计将自然渗透地表变成不渗透的地表，如水泥地表等，大面积的铺装既阻碍了自然界雨水的正常渗透，雨水的吸收和土壤植物对于水资源的涵养功能，也增加了暴雨时段市政排水管道的瞬时负担，此种情况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雨水的循环，与此同时，雨水的激增，势必导致洪灾的惨烈。

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设计，在武汉市的城市建设和景观设计中尽量地充分利用当地的原有高大植物，当地的树木，直径超过15cm的各种树木，如乌桕树、构树、悬铃木、大白杨、榆树、臭椿、朴树等各种当地的常见的树木，尤其是高大的树木的保留更要慎重，这些树木的存在，将大大地加强了空间的紧密联系，也成为更大区域的城市绿肺，过滤空气中的污染，改善区域小环境。

设计应该与自然，与大地融为一体，尽量减少对原生自然环境的破坏，把人的活动与场所创造融为一体，不刻意去“做”景观，“建”建筑，景观与建筑共生于土地之上，如从土地上长出来一样，这与中国园林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一致的，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建筑和景观设计要和自然相融合或一致，而不是成为自然的对立面。

二、绿色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建设

自然景观是城镇绿地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实现绿地生态构建的基础和关键。基于自然景观保护的绿地生态系统规划与构建技术，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地规划与构建技术，基于文化景观保护的绿地生态规划与构建，一起形成绿地基础设施。绿道通过纵横交错的联结形成网络，形成一个绿色的网络系统。网络系统由不同的类型的生态节点和纵横交错的生态廊道组成，通过生态系统网络中的生态系统连接成体系，并相互渗透。绿色生态网络系统的生态循环应该是物质流和能量流正常循环，绿色网络系统因为不同的尺度，在基质、斑块和廊道的角色变化中，形成不同的空间构成元素，但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和能量流是自成系统的，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的确定在生态网络系统中尤为重要。

生态节点是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总称，是生态网络中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汇或源，是绿地生态网络构成并发挥生态功能的基础。首先保护的是景观斑块，在武汉市，这个斑块或者说是整体生态中的节点，就是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文化纪念物、风景保护区、河岸区域、湖岸区域、洪泛区和河流缓冲区、分水岭和山脊等可以作为生态节点的中心保护区。自然生态节点在武汉市而言，还包括一些配备基础设施的风景名胜区，如东湖公园、磨山公园、黄鹤楼公园、汉口江滩公园。一定规模的城市公园以及湖泊、河道等水域地带等，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区，高尔夫球场。

绿地生态廊道中要保护和确定的廊道：一种是已经存在的斑块连接，另一种是潜在的廊道。这种情形的廊道，体现出游憩型、自然生态型、风景名胜区型廊道系统，包括了河湖沿岸的绿色廊道系统和风景名胜区观景浏览廊道系统，如东湖公园磨山风景区等等。还有可以开发的楚河汉界沙湖沿岸游览参观廊道系统。生态网络形成的基础是景观节点经过廊道的连接形成网络系统，形成自给的生态系统，生态网络系统形成建立在土地适应性分析的基础上。

自然景观是整个生态网络形成的原始基础，没有动植物和自然环境，山河湖田林湿地等，它们是能够通过太阳光产生能量流和物质流的原始系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基础。城镇及其的自然景观的破坏和消减造成城市生态安全的重大隐患，保护与恢复自然景观的网络系统是绿地生态网络所担负的重要功能。尤其要保护城市中的自然景观，长江河岸线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武汉市的城中湖的形状和面积以及湖岸滩涂湿地和动植物生存廊道宽度的保护和贯通，尤其是要模仿自然创造的自然景观。自然景观中表现为水域景观的衰败：水质污染、河床淤积、水生物过渡繁衍出现红藻和蓝藻；驳岸护坡硬化、生物多样性下降、湖岸河岸滩涂变窄或消失；滨水绿地消失，两栖动物和鸟类生活的场地缺失；湖泊被填埋，湿地减少、缩小或消失，水质加速污染，动植物栖息地消失，生境下降，生物多样性下降，景观破碎化；水域边缘地带侵蚀。山地景观恢复，在蔡甸、江夏和黄陂等区的山地矿产区域，选择种植攀援植物如耐干旱、强光、生长快速，有发达吸盘和气生根或卷须的木本藤本植物，进行山地断面的景观恢复，种植攀援植物，围绕“下垂、上爬，中连接”的原则；建立山地的保护区，形成生态安全通道，建立生态隔离廊道、建立生态缓冲区。农田区域的景观恢复，在农田边缘带形成防护林，隔离带和防风林带等形成独特的视线廊道，增加农田的自然景观魅力。棕地地区，如工矿区，武钢的焦化厂、厂前地区等，废弃的工矿厂区域，要对河流进行污水处理和突然改良，增加肥力，再围绕群落生境保护的方法，培育植物物种的保育和养护，以此建立植物的生态网络系统。对于武汉市的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要多建立污水处理系统，减少生活污水直接排湖入江，如生活垃圾污水直接排往金银湖、南湖、沙湖、东湖和长江，要建立垃圾处理厂和通过芦苇等湿地生态系统进行污水的处理。

三、廊道、种群和生物多样性

斑块-廊道-基质模式是构成景观空间格局的一个基本模式。斑块是生物地理学中对不同群落分布形式的描述，斑块是在景观空间比例中常见的最小的异质性单元，是一个具体的生态系统；廊道是指不同于两侧基质的狭长的地带，可以看作是一个线状或带状的斑块。廊道中的连接度、结点和是否中断等反映了廊道结构的重要指标；基质是景观中范围广阔、相对同质而且连通性最强的背景地域，是一种重要的景观元素。斑块和基质在尺度上具有相对性，两者在不同的比例中会相互转化，斑块在更小的尺度下，会变成基质。景观的空间结构因为斑块的不同，表现为一定空间层次的多种自然地理和生物的元素的不同，如植物品种的多样性，乔灌草高中低矮植物的同时存在，动物种类如野生哺乳动物、鸟类、昆虫等存在等形成景观空间的异质性。地球上多种多样的景观是异质性的结果，异质性的产生是自然界能量流、物质流流动产生的原因。气候、水、土壤和植被是景观异质性产生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循环的载体。

廊道网络的交点、网状格局、网眼大小，动物的觅食和植物种子的风媒传播或昆虫、鸟类和野生动物的觅食传播，需要一个连通或相交的交点作为传播的交点或节点，廊道的宽阔或狭窄，决定了动植物的觅食和种子的传播，也决定了自然界的能量流和物质流的循环。廊道中网格的大小，决定了动物觅食或繁衍的距离，如相同植物间的距离，以及廊道的连通性，都是决定着生物的多样性以及物质流和能量流的自然循环的重要因素。武汉市的道路和桥梁的密集和连续贯通，居住小区和各个单位的院墙、建筑的密集程度等都是阻隔动植物流动、迁移的障碍。因此各个小区的院墙、各个单位的院墙已经成为交通的障碍、植物绿道的障碍、野生动物活动和生物多样性的障碍。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种群，由于城市中的夸张的植物表型栽培方式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比如水和营养物资，尤其是矿物质燃料产生的氮，而且还需要更高超的栽培和养护技艺，并且需要大量的时间用来去除杂草，用以减少种间竞争。由于资源的短缺和萎缩，现在越来越需要用新的栽培方式来培养绿色植物，增加生态环境的物质流循环和能量流的循环。

大面积地被种植的生物学途径就是利用种群的竞争优势，让植物生长，减少了过度耗费的人力和物力。大面积地被种植主要使用草坪，而小区域使用传统的观赏园艺种植方式。为了有利于地被植物生态方式的转变，在大面积和小面积的种植设计中，大量使用植物群落种植，这种种植方式的好处在于：能够更好地支持生物多样性，增强碳捕获和对碳的封存；促进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而生物多样性需要空间错落大量的群落来支持，可以是木本的群落、草本的群落，也可以是两者的结合。由于不同的物种具有不同的生长速度，因此，种间竞争和各物种的植株大小并不成正比，速生物种由于生长迅速，会与比邻的植物争抢资源，尤其是阳光。这将导致不同物种间的生长环境产生更大的差别，最终导致喜阳性慢生植物不能吸收足够的阳光而被喜阳性速生生物物种所淘汰。于是种植的过程中，扩大了不同品种的种植距离，这样增加了不同植物品种的生存空间。

种群的生存，取决于所依赖的环境资源如水分和养料，控制资源，有利于为非竞争的优势物种创造足够的阳光来维持正常生长。种群种植的植物，有利于群落的整体效果而非个体效果，这样才城市的园林景观设计中更有利于打理和节约成本。对于因为灌溉和过高的肥力产生的生长迅速而倒伏或难看，进行捆绑加固或修剪，这样大大降低维护成本。

倘若，将植物群落大规模种植于武汉市的河湖滩涂野外和街道马路两边等地，将有利于汇集经过自然沟渠、排水洼地、雨水花园和生态屋顶所收集的雨水，缓解城市变暖问题，提高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取决于自然景观的环境，自然景观表现为山地、湖泊，而且其中的植物的生物多样性表现突出，物种丰富，落叶与常绿交替，季相变化丰富，植物密集，植物形成带宽比较宽，吸引了野生动物的栖息。这样的环境情况，会对生物多样性有很大影响。比如湖泊沿岸的绿带宽度，如湿地中的沉水植物、挺水植物以及滩涂上的乔灌草所形成的绿色廊道宽度， 600m宽的绿色廊道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比较好。就武汉市的湖泊沿岸而言，如沙湖、东湖、南湖、墨水湖、野芷湖、汤逊湖以及黄家湖等武汉市城市三环以内的湖泊中，没有几个湖泊的沿岸能够形成这样的绿色廊道宽度的景观空间格局，能够形成生物多样性的景观空间环境，而且湖泊沿岸的道路和景观廊道能够首尾连续，循环没有交通的障碍。

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根源不仅仅在于森林和草原的锐减，重要的在于人类的生活方式，如人口的增加、人类拓宽了自然生态位和对地球上生物产品的更多更大的占用，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经济系统过于注重和倚仗CPI的增加，而忽略了对于环境破坏带来的灾害的评价，以及不适宜的社会结构，以及法律和制度对于破坏环境的制裁的软弱和无力。

四、结语

生态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重点是规划、排污总量的控制，减少污染的排放，以及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由于城市建设变化很大，生物多样性是形成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稳固，是促进生物的多样性的重要手段。减少设计是尽量利用自然环境少进行设计，提高自然及生物自己做工（功）的手段。种群、生物多样性和规律研究有助于构建和设计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景观设计。

参考文献：

[1]俞孔坚，李迪华，刘海龙.“反规划”途径[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

[2]傅伯杰，陈利顶，马克明，王仰麟编著.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M].天津：科学出版社，2001.7：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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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的两重性森林生物样性资产由森林生物资产（包括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和森林生态资产（森林生态效益资产）构成。森林生物资产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生物转化功能（岳上植，2002.）。生物转化是指导致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质量（遗传价值、密度、成熟期、脂肪层、纤维强度）或数量（重量、立方米、纤维的长度或直径）发生变化的生长、蜕化、生产、繁殖的过程，从转化的机理上看，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主要靠自然力的作用和自身的转化能力实现其再生和转化。林业生产活动只起“催化剂”作用，会经常出现数量不减反增的现象。因此，对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初次确认和再次确认应定期地结合评估，以评估促进核算。

（二）价值的多元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是森林这一综合地域类型中所呈现出来的生物多样性。一般而言。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四类（国家环保局，1998）。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又可分为直接实物价值和直接非实物服务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功能的价值；选择价值是指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或间接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存在价值是人们为确保森林生物多样性继续存在的支付意愿（张颖，2002）。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困难与复杂性。森林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当代人提供直接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目前及将来所创造的巨大的非直接使用价值，所展现的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

（三）资产的整体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互统一的整体。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提供木材、竹材和蘑菇及其它动植物产品来源时，释放的是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有形的森林生物资产；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等森林生态效益资源的时候，释放的是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无形的森林生态资产，两者的结合点在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同一载体。森林生态资产不能脱离森林生物资产而独立存在，两者相互依存，其价值的形成、消费和补偿过程密不可分。因此，森林有形资产在其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增减变动过程中，森林无形资产也相应地发生变动，其所发挥的生态效益地会发生变化。因而在对森林有形资产的价值确认和计量中，也要相应地对森林无形资产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进行确认与计量。

（四）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相对稀缺的，这不仅表现在天然存量方面，还表现在生成率方面。同时，地球上生物物种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因而各物种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在绝对意义上是不可替代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产生了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体现在会计上是必须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

（五）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的无形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它超越了进行森林经营活动的林业行业以外的外部影响，即不通过市场机制反映的影响，进而会产生不能全部反映到私人收益中的社会收益。公共物品是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典型例子。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主要是一种无形效用，不能贮藏和移动，生产者难以对其控制，即无法迫使受益者偿付了补偿费用后才能享用其生态效用。因此，森林所提供的生态效益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同时，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中的生态资产一般不存在市场，所以应更多地考虑非市场价值的计价方法，实现对其生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会计确认、分类

（一）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会计确认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确认是指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作为一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森林生态效益记入会计载体的过程。会计确认的核心问题是选择合理的会计确认标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要能够作为一项资产加以确认，应当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会计确认从理论上讲要同时满足四项标准：（1）可定义性。我国《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中给出的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是资产的最本质特征。森林中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如药用、食用、纤维、芳香油等）和野生植物资源（如哺乳类、鸟类和爬行类等）。作为林业经营组织来讲，一旦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为其所拥有或控制就能为它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净现金流入。因此，它们符合确认的第一个条件——资产的定义。（2）可计量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可以通过现有多种计量属性选择达到对其计量的目的，但是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自身的特殊性，其计量比较复杂。同时，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科学定价主要通过对其价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从长远来看，随着评估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能够做到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合理计量。（3）相关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能够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能够导致信息使用者决策的差别（于富生等，2000）。显然，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计量所反映的信息，可以帮助决策者了解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存量和流量信息，从而会影响到他们为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所采取的宏观或微观的经济决策。（4）可靠性。可靠性是指信息使用者可以对会计信息给予充分信赖。“当信息没有重要错误或偏向，并能够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或理当反映的情况而能供使用者作依据时，信息就具备了可靠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3）。真实反映是可靠性的核心标志。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计量结果，可从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林业经营组织所拥有或控制的森林生物资产和森林生态资产的实物量与价值量，足以使决策者信赖。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分类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分类标准有多种，其中最基本的是按存在形态分。按存在形态可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分为有形的森林生物资产和无形的森林生态资产。森林生物资产是指森林中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及栖息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个体基因，包括林木资产、林副产品及以森林为依托生存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因此森林生物资产是一种有形资产。森林生物资产在价值层次上主要表现为物种多样性价值和基因多样性价值，在价值总额中主要表现的是直接使用价值。森林生态资产是指森林生态效益所形成的资产，包括有机物质的生产、的固定、的释放、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水土保持、净化污染物等。森林生态资产在价值层次上表现的是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价值，在价值总额中表现的主要是间接使用价值和和部分直接使用价值（如旅游观赏价值、科学文化价值等），此外森林生物多样性所表现出来的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也归属于森林生态资产。

（三）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核算在实践中的应用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会计核算的可操作性角度考虑，目前主要可侧重于森林物种多样性价值方面的核算，特别是其中植物和动物多样性价值的核算。虽然森林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但目前人们对每个层次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相对而言，物种多样性最明显也最容易测定。而森林遗传基因多样性多发生在分子水平上，它主要包括染色体的多态性、蛋白质的多态性和核酸的多态性三个方面。就目前人们的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看，要做到完全掌握森林中有机体，即动植物和微生物的DNA中的氨基酸的排列次序及其结构还是比较困难的。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测定比遗传多样性的测定更困难，因为系统的边界都是模糊的。同时，对于物种多样性，也部分受到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对于其中的微生物多样性测定与确定比较困难，所以物种多样性目前主要着重于植物与动物多样性的测定，特别是其中的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和脊椎动物。因此，一般来讲，目前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核算主要是以物种多样性中的植物与动物价值的核算为代表，暂不考虑基因及生态系统多样性价值的核算。

三、森林生态效益的会计确认

（一）森林生态效益的概念及特征森林生态效益作为一种间接效益，就是指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其具有几个重要特征：（1）外在经济性。外在经济性在林业中是最普遍的现象。当森林生物多样性发挥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和保护物种及基因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效益的时候，这种生态效益却被非林业经营部门乃至全社会无偿地享用，而不必为此付出相应的费用。（2）非减性。森林生物多样性直接效益的发挥，意味着森林生物资产的减少。而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减少森林生态资产。（3）模糊性。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直接效益随着木材、蘑菇、动物毛皮等的出售而实现，并可用货币直接计量。但森林生态效益没有物质载体，无法对其效益进行准确的计量，只能通过估计来反映。因此，森林生态效益的确定具有模糊性。

（二）森林生态效益的会计确认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林业会计中核算的收益部分只是对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换的货币收益进行确认，对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生态效益外在性不予确认，使得大量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游离于会计循环之外，严重阻碍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效益的发挥，危及了林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林业经济经营组织必须考虑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对外部产生的影响，会计上应反映这一巨大的森林生态效益，将森林生态效益外在经济性作为收入要素纳入核算体系（温作民，2003），从而进一步转化为林业经营组织的环境效益，真实地评价其业绩。根据财务会计的收入定义，收入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显然，森林生态效益外在性部分并没有形成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传统财务会计确认收入的流入和流出概念不能满足将森林生态效益完整地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要求。要将森林生态效益作为收入要素纳入会计系统，其确认可以根据其标准进行：（1）符合定义。符合森林生态效益定义，森林生态效益作为一种间接效益，是指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2）可计量性。据有关部门测算，森林生态效益是其经济效益的13倍。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森林生态效益每年都要进行准确的核算。（3）相关性。森林生态效益会计核算提供了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非木材价值的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投资者和决策者对森林生态功能重要性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可以为林业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进行相关决策或制定相关的会计制度与准则提供依据，适应新时期我国林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4）可靠性。模糊性虽然增加了森林生态效益计量的难度，但是只要是估计的合理，仍然具有可靠性。因此，凡是符合森林生态效益的定义，能够用货币计量，并且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的效用，都可确认为森林生态效益。

四、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计量

（一）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尺度计量包括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就货币计量而言，其计量单位笼统地讲就是货币，由于货币能把经济业务全面、综合地反映出来，所以货币成为会计统一的计量尺度。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应同时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两种形式。这主要是由森林生物多样资产的特点和森林生态效益的特点决定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两重性、价值的多无性、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的无形性以及森林生态效益的外在经济性、模糊性等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对其价值计量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即使它们的价值通过一定的方法得以计量，但在其计量结果的公众认可度上目前仍存有争议。因此，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完全以货币作为统一的计量尺度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困难。为了满足提供森林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会计信息，使其具有较强的可理解性，应当尽可能多地考虑运用非货币计量尺度。在非货币计量形式中，可同时使用包括实物计量、劳动计量、混合计量等多种形式。运用货币计量形成一些财务指标，运用非货币计量则会形成实物指标、劳动指标、技术指标、技术经济指标和文字说明等，从而提供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属性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量是一项广为流行的会计惯例。对于一般实体资产来讲，在没有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较小的情况下，其历史成本与其价值的差异是较小的。然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一项特殊资产，以历史成本计价却是森林生物多样性一个致命弱点，这主要是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大部分是由自然力作用形成的。少部分是由自然力和人力作用形成的。因此，它们往往没有或只有较低的历史成本。另外，它们又是有生命力或活动力的，其价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在变化，只有在交易的那一刻才能暂时相对固定其价值。因此，如果仅按目前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来计量，它们的价值计量会偏低，违背了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原则，不能达到为决策者提供有用信息的目的。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属性，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历史成本计量，而应包括面向市场、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在内的多种计量模式。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的会计计量属性，从狭义上看，其表现形式有：现行市价、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和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目的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历史成本固然可以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但有时为了管理或决策上的需要，要求会计可以提供以公允价值反映的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另外，象森林生态资产一类的历史成本原本就没有，用公允价值反而可以更可靠地反映它们的真实价值。在这些情况下，用公允价值代替历史成本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进行计量也是可行的。当然，用公允价值计量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公允价值的确定避免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这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怎样提高和增强公允价值的可靠性是一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从目前我国会计现实来看，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尚不具备（张心灵等，2004），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计量属性可以选择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辅之以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具体计量时，应分别不同资产及不同阶段加以考虑。森林生物资产的初始计量应按历史成本进行计量；森林生态资产的初始确认应按公允价值计量；森林生物资产及森林生态资产报表日计量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可以通过如实际市场价法、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替代花费法、机会成本法或条件价值法等，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进行评估取得。从发展的角度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主流（黄世忠，1997），那么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将来应主要选择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即采用“公允价值＋历史成本”模式。

[参考文献]

[1]国家环保局：《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会计研究》1997年第12期。

[4]温作民：《环境外在性的会计核算》，《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11期。

[5]于富生、黎来芳：《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上海会计》2000年第8期。

[6]岳上植：《森林资产的特殊性及其确认与计量研究》，《会计研究》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