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政策分析范文
时间：2024-01-19 17: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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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08年中央经济会议文件显示，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政府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从中可以看出国家经济的走向。财政政策主要分为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两部分，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政府收入包括税收政策等。
新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年初开始实施，其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将新劳动合同法作为一项财政政策进行论述，并对其政策效果进行分析。
一、新劳动合同法的是财政政策吗
根据财政政策的定义，财政政策是一种政府计划。内容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及转移支付等支出;税收的数量和种类。从定义上来看。一部关于劳动者的法律很难和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和税收相关。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政府直接采取的一项非金融类政策对宏观经济层面存在一定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时，那么这项政策就可以被称为财政政策。因为，它与书面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有同样的政策效果。
税收被公认为是一种财政政策，税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影响市场交易的数量，并表现为将私人的一部分货币转移给政府或相关部门。同样，一项旨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是一项财政政策，只是这里的货币转移较为隐蔽而已，这些将在后文进行叙述。
二、新劳动合同法为什么是紧缩的财政政策
在明确了新劳动合同法是财政政策之后，下文将论述新劳动合同法是紧缩的财政政策的原因。
首先，一项法律或管制，无论是处于什么原因，一定会减少市场的作用。用最基本的经济学例证，最低工资减少了就业的数量，租金限制降低了出租房屋的质量。因此，仅从政策性质来说，一项作为管制和具有强制力的政策一定会减少市场的交易，即紧缩的财政政策。
其次，从新劳动合同法的内容来说。这里仅以无限期合同和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例。新劳动合同法引入了无限期劳动合同这个“时髦”的名词，然而其效果并不“时髦”，反而引发比较“时髦”的事情――华为用工门事件，企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示对新劳动合同法的不满。华为为什么从上到下都要重新签订合同，就是因为无限期合同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太高，企业无法承担。世界上有采取终身雇佣制度的国家――日本，然而，日本不是人人都是终身职工，只有雇员人数超过999人的大企业才会采取终身雇佣制，且终身职工的数量还在不断下降。中国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般劳动合同的形式，有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两种。口头形式适用于一些灵活的，临时的用工场所。根据合同的定义，只要是当事双方自愿平等达成的协议都应该被当作合同履行。因此，书面合同的规定会不会减少对这种用工的需求呢，至少可以说它降低了劳动的灵活性。
从上述可以得知，新劳动合同法无论从本质还是其内容均体现了和税收类似的紧缩特征。新劳动合同法的种种规定很有可能以增加就业成本的代价减少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数量，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并且，通过比较各国在劳动立法上的成败经验，凡是有过多的立法来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比如德国、印度，尽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福利，最后都事与愿违，出现了长期持续失业和劳动者福利下降的情况，国民经济长期不景气。因此，新劳动合同法是紧缩的财政政策。
三、新劳动合同法作为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
作为一项紧缩的财政政策，新劳动合同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合同的不公平现象。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大量劳工都是在比较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这说明社会经济是相当不发达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率，促使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市场上其他产品的价格是一样的，本质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工资就会节节上升。一个落后的经济，就业机会非常稀有，劳动供给大量过剩，工资水平就会非常低，无论政府做什么，工资水平都高不了。过度的管制只能增加劳动力的雇佣成本，使劳动力市场萎缩，进而造成失业的增加。
同时，面对增加的失业人群，政府将提供更多的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来维持其基本生活。也就是说，政府的转移支付有一部分是因为不当的劳动合同法规所造成的，这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隐蔽”的货币转移。并且，新劳动合同法不同于税收，税收政府在扭曲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还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而新劳动合同法在政府扭曲劳动力市场后还要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来维持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所以新劳动合同法不仅是一项紧缩的财政政策，还是一项政府、民众两边都得不到好处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有使用的必要吗？
四、关于新劳动合同法作为财政政策的使用问题
有人也许会问，难道政府不应该维护劳动者的公平和合法权利了吗？是的，政府应当维护，但政府管的不应过多。政府应管的是两件事：一是保证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避免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劳动场所的不安全性等。其次，政府要帮助维护劳资双方合同的严肃性，帮助劳资双方认真地执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而不该过多干预合同里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比如工资、福利、劳动时间等。在不损害劳动者健康的前提下，劳资双方可以根据供求关系、工作内容，以及工作需要来决定劳动时间的长短。
因此，笔者认为，新劳动合同法是一项对国民经济有着一定负面影响的财政政策，对其实施应抱有谨慎态度。对于当年的中国，如何增加企业的效率，增加就业的数量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才是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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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是：男性6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女性工人50岁退休， 2015年高级职称女性根据自愿可推迟至60岁退休。可见，我国整体退休年龄偏低，现行退休年龄政策与目前人均寿命、社会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因此，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延迟退休就成为退休年龄政策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提出以来，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对其就存在较大争议，政策制定和推行一度搁浅。直到《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综合应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大龄劳动力就业能力”，才明确指明了延迟退休政策的方向。可见，所有的社会政策均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延迟退休政策便是基于我国的国情，以扩大经济活动人口的规模和实现参保者养老金权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关联机制的一揽子政策。
二、基于SWOT模型分析我国延迟退休政策
1、延迟退休政策的优势分析
（1）维持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延迟退休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支付缺口问题。《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报告》指出： 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 养老统筹基金就可增加收入40亿元，同时减少支出160亿元，减少基金缺口约200亿元。可见，延迟退休能有效地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另外，一些学者通过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延迟退休对于养老金缺口的补偿效应不会在短期内产生十分显著的效果，但是从长期效果来看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延迟退休的直接优势就是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2）增加大部分家庭的收入。从我国大部分普通家庭的收入情况来看，由于养老金替代率的存在，大多数劳动者尤其是企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是高于退休后的养老金的。这样，延迟退休后就可以让大部分职工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一段时间，获得的工资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延迟退休使得劳动者工龄增加，缴纳的养老金相应增加，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缩短，如果养老金计发办法基本稳定不变，就会使得劳动者在退休后每个月领取更多的养老金，能使人们安度晚年。
（3）减轻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从20世纪7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独生子女日益增多。家庭规模逐渐减少，家庭呈现出小型化、核心化的特点。特别是 421的家庭模式的出现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极大的养老负担。延迟退休可以增加中老年人的可支配资金和更多养老模式选择的财富资本，减轻年轻人养老资金和精神的双重负担。
2、延迟退休政策的劣势分析
（1）增加部分劳动者的负担。虽然我国国民的寿命和健康状况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很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尤其是特殊工种的企业职工的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的情况相对于其他职业仍然较甚；而且随着人民就业选择的增多，特殊工种也面临着招工难或者工人整体素质不高影响生产的困境。虽然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的相关规定“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应提前退休”还是1978的文件规定，但部分特殊工种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环境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变，一些新的有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特殊工种可能还在出现。有学者批评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也多是因为特殊工种目录不能及时随着时展进行更新，企业或者一些职工通过欺骗手段或者政府社保部门少部分人员寻租操作来利用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但是在强调公平正义的今天，保障真正“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基本权利依然是毋庸置疑的。
（2）剥夺传统观念中的幸福感追求。在中国传统观念看来，退休之后，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一直都是许多人的追求，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体力劳动者，强制不加变通地延迟退休恐怕会引起这部分劳动者的反感，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生活幸福感。而且独生子女工作压力大，保姆家政人员工资较高，缺乏亲人的悉心照料，第三代人的抚养恐怕会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我国人均寿命提高，现行退休制度下的人员往往在退休后需要照顾自己更年迈的父母，延迟退休又可能将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破坏。
（3）加剧年轻劳动者就业难状况。目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我国的就业环境仍然十分恶劣，大部分年轻人尤其是高校毕业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此时如果强制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势必会导致一些就业岗位的紧缺，让更多年轻人成为一部分社会边缘化群体。尤其是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延迟退休政策的实行必然会使高校毕业大学生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机会减少。
3、延迟退休政策的机会分析
（1） 人民平均寿命提高。2012年8月17日，卫生部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国民主要健康指标进一步改善，到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基于这一基本事实，一部分劳动者可能会支持延迟退休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虽然在现实中老年人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比较普遍，但是这些慢性疾病经过治疗和控制似乎不会影响从事大部分脑力劳动或轻体力的工作，这可能也是一些学者提出这部分群体支持延迟退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对于一些体力劳动尤其是劳动强度较高的工作大概应该具体分析，妥善变通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2）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建立健全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综合应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大龄劳动力就业能力。开展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健全人口动态监测机制”。这样看来，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一定会适时稳妥地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同时延迟退休政策也是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3）延迟退休政策的国际实践推动。延迟退休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事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比如爱尔兰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女均为67岁，日本、瑞典、新西兰、葡萄牙男性和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都是65岁，瑞士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5，女性为64岁。事实证明，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入不敷出显现，政府和社会养老压力巨大等都需要延迟退休来缓解，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基本事实，而大谈特谈人本主义。当然兼顾各群体，各方面的利益和合理诉求同样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要制定完善细化、科学合理的延迟退休政策并渐进妥善推行。
4、延迟退休政策的威胁分析
（1）延迟退休政策制定存在困境。近几年，延迟退休政策由于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仅限于理论上的分析与探讨，对于实际政策的应用性研究较少。同时，延迟退休政策涉及到的群体利益复杂，政府不能及时明确延迟退休与其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制定。毕竟原有的退休政策已经几十年未曾有大的变动，延迟退休政策及其基金收支，养老金计算标准变动，缴费资格年限确定，养老金替代率重新划定，各行业职工利益平衡等一系列问题需要科学的分析和解决。
（2）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存在问题。从国家管理角度制定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一部分群体确有身体健康和心理观念的问题不愿意延迟退休的，必然会在原来的岗位上消极怠工，影响其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如何妥善处理这一部分群体的诉求也应该是延迟退休政策顺利推行应该考虑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大部分企业单位出于逐利的目标考量可能不愿意继续雇佣延迟退休的中老年劳动者，这也势必会阻碍政策的推行。
三、延迟退休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建议
1、建立延迟退休激励机制
坚持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必然是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必要选择，具体的一些实施细则更应该体现这一精神，考虑大部分利益相关群体的接受程度，不能盲目地减少退休金，采取累进激励的延迟退休政策，建立工龄与养老金缴费资格年限、缴费年限与养老金替代率的强制关联激励机制，鼓励大部分参保者自主选择多缴费，长缴费，减少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阻力，符合大部分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同时维护政府形象，维持社会稳定性，进一步发挥社会保险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2、完善特殊工种退休制度
完善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制度，更新特殊工种目录，维护尤其是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特殊工种的基本权益，充分调研特殊工种工人的实际劳动环境和劳动强度，采纳特殊工种工人的合理诉求，完善特殊工种劳动者的提前退休政策，体现社会公平性。
3、灵活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设定延迟退休政策过渡期，在延迟退休政策过渡期，允许部分确有实际困难的劳动者按照老退休制度退休，但是享受的退休金等一系列待遇相应下调，体现社会公平性。或者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合理经验，制定正常退休、提前退休、延迟退休的不同养老金标准，激励参保者延迟退休。
篇3
[关键词]：延迟 退休年龄 就业 影响
1前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增多，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原有的养老制度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养老现状，延迟退休年龄是针对我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而制定的养老政策，也是根据我国人口结构情况以及就业情况来逐渐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政策。虽然延迟退休年龄在缓解社会劳动力不足和减轻养老金空账压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容易加剧社会就业问题，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决定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原因分析
2.1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60周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2.1亿，占我国总人口数量的15.5%，从2001年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每年平均增长3.28%，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然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够满足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所需要的社会养老保障需求，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是我国养老资源储备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养老金空账问题严重，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我国老龄化加剧的压力。
2.2养老金账户空账问题严重
我国采取统账结合的养老金管理模式，造成养老金空账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前退休的和较早参加工作的职工并没有个人养老金积累，但是退休以后仍需要向此类人群支付养老金，社会统筹资金长期透支到个人养老账户，故而造成了我国养老金账户空账高达3.5万亿。延迟退休年龄在减少养老金发放时间的同时，增加了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年限，而个人获得工资收益又远大于养老金，减少了我国养老金空账压力。
2.3劳动力供需失衡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我国劳动力供需失衡，依靠劳动力带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历史。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我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局面，在我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变革中，老年工作者丰富的工作经验也将起到稳定发展和指导引领的作用，实现剩余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缓解我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压力。
3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
3.1延迟退休年龄能够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得以延长，老年工作者的身体素质也有显著提高，而且老年工作者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专业技能水平高，延迟退休年龄能够让老年工作者充分发挥“余热”，将原本因为年龄限制而浪费的人力资源扩容到劳动力市场中，充分利用其知识、能力和经验，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3.2延迟退休年龄能够弥补我国劳动力不足的状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的数据表明，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15.5%，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10.1%。而且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体制，造成了我国现阶段少子化问题严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供需失衡。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有效的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缓解我国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延迟退休年龄延长了老年工作者的工作年限，增加了老年劳动者就业机会，减轻了社会劳动力不足的压力，避免了劳动力成本的浪费。
3.3延迟退休年龄会造成社会就业紧张
延迟退休年龄会造成社会就业紧张，减少待业者的工作机会，特别是青年劳动者。延迟退休年龄使得原本满足退休条件的老年工作者继续工作，但是工作岗位是有限的，而且近年来我国放缓经济增长，调节产业结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工作岗位也随之减少，继续在工作岗位上的老年劳动者必然会挤占待业者的工作机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社会就业困难。
3.4延迟退休年龄会造成就业结构改变
延迟退休年龄意味着扩大劳动人口年龄跨度，这不仅仅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同时还改变了就业结构，使劳动人口的年龄层次、文化层次等要素比重产生了变化，打破了现有就业结构发挥其功能的要素传递模式。较年轻劳动者而言，老年劳动者在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及身体素质方面处于劣势，难以满足现代化工作日趋信息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的比重增加，劳动力素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日益突出。劳动力素质不高，就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的要求，发生结构性失业在所难免。
4减少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的建议
4.1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需循序渐进
综合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我国决定制定和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延迟退休年龄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给政府、企业和民众充分的准备时间，渐进式的退休政策重点放在延迟退休年龄推行要慢，实施时间要长，对就业的影响要小。从国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经验来分析，政策推行时间越长，对就业的影响越小。
4.2采取弹性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推行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实行弹性化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国家需要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差异性诉求，根据群体本身特点和社会需求科学合理的确定延迟退休年龄，同时国家还需要根据退休年龄调整养老金数量的多少。弹性退休政策需要与延迟退休政策相互协调，通过弹性退休政策来减少延迟退休年龄对社会就业的负面影响。
4.3根据工作性质区别，实行差异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充分考虑到工作特点和劳动类型的差异化，不同行业、地区也需要视情况而制定不同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以根据就业形势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减少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如：对于老旧行业和技术性要求较高的行业，根据产业发展规划，部分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或鼓励提前退休，革故鼎新，吸收新鲜血液提升活力；对于新兴行业或侧重经验的工作岗位延迟退休，充分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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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过程
说起成立于1950年的美国NSB，我国科学界和科技管理部门应当并不陌生，因为它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决策机构，负有对NSF的各项活动进行监督与指导的职责。但是，其另一项同样重要的职责则可能是我们不太熟悉的，这就是作为独立的国家科学政策机构，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对全国性的科学政策与工程政策问题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NSB共有24位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并得到国会参议院的确认，他们的当选是基于其在基础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工程、农业、教育、科技管理或公共事务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根据法律，NSF在职主任必须是其成员。由于NSB成员全部为兼职，因此，其日常工作主要由下设的一些委员会来承担，其中包括一个执行委员会、四个常设委员会以及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设立的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安排与协调NSB及其各委员会的整体工作，而NSB常设委员会的设置则反映了其工作的重点领域——四个常设委员会分别是：审计与监察委员会、教育与人力资源委员会、资助计划与发展规划委员会、战略与预算委员会，由此可以看出教育与人才政策在NSB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美国科学与工程人才政策作为NSB教育与人力资源委员会的核心任务目标之一，也一直是NSB长期关注的重要政策领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还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增长，人们耳熟能详的“硅谷”奇迹和“新经济”的产生都与美国科技和科技人才的贡献密不可分。特别是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不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世界各地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源源不断的优秀研究生和博士后队伍，他们共同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保证了美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在美国刚经历了其“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进入21世纪之际，各方面关于科技劳动力供需关系的调查、研究与分析表明，威胁经济长期繁荣与国家安全的严峻的科技人才问题不可忽视。这些问题包括：（1）美国国内学生对于一些关键领域（如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工程与物质科学等）的兴趣在减少，或选择学习这些专业的学生数量未见增长；（2）未来20年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将要退休的人员大幅增加；（3）未来十年科技领域的就业岗位将迅速增长，是所有工作岗位增长率的3倍；（4）“911”之后，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岗位对具有科学与工程专业技能的美国公民产生了新的需求；（5）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未来科技人才教育方面的预算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特点既使美国一直是长期受益者，也给美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据统计，1999年，在美国产业界工作的持有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的人员中有1/3是在国外出生的，在计算机科学家中则有一半的博士在国外出生，而在计算机领域的工程师中这一比例更高达一半以上；在联邦政府的劳动力中，出生在国外的博士占其博士总数的16%；在学术界，每年向具有永久居民身份或持有临时签证的外国人开放的大学科学与工程专业职位数占年总职位数的20%。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局面，美国在科技领域对外国学生和专业人员依赖性较高的状况将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要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联邦政府有义务也应该有能力发挥积极作用，但首先必须制定有效并可行的科技人才政策。
因此， NSB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委员会于2000年10月，组织了一个国家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研究特别工作组，开展了为期近3年的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研究。其任务是，评估国家劳动力的长期趋势与需求，分析这些趋势与需求和联邦现有政策的关系，提出国家解决这些需求应采取的政策取向。特别工作组成员由NSB成员、NSF工作人员以及NSB本身的政策专家与工作人员组成，主要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组织专题研讨会、委托研究课题、广泛征询意见等方式进行政策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的方式与过程将决定研究的结果，只有在详实准确的数据基础上，经过专家认真研究并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的政策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并提出可靠的政策建议。该特别工作组的政策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数据采集与分析阶段、专家研讨与文献研究阶段以及公开征询意见阶段。
第一阶段是数据采集和分析阶段。在数据采集之前，特别工作组首先明确了该项政策研究的对象，即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定义。由于考虑到科技人才的流动性，因此该工作组没有采用关于“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最常用的定义，即，其职业划分属科学与工程领域之列的人员，而是将拥有科学与工程技能、具有在此领域就业能力的人员都纳入到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范围之中。根据这一定义，持有科学、数学或工程领域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持有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两年制学位和结业证书的相关领域从业人员以及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都可视为科学与工程劳动力。这一定义与我国通常所称的科技人才有相似之处，因此，以我们的观点来看，也可将该项研究称为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统计科学领域劳动力的数据时，将社会科学也统计在内，这一点与我国很不相同，因为我国的此类统计中仅有自然科学领域部分。
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涉及到的数据很多，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门和机构：（1）劳工统计局关于职业和就业方面的各种调查形成的数据库；（2）NSF科学资源统计处关于构成NSF科学家与工程师数据系统的三类调查；（3）美国教育部的教育研究与改进办公室关于信息技术劳动力与职业教育计划的统计；（4）乔治城大学国际人口迁移研究所关于移入美国的科学与工程领域学生与劳动力的信息源；（5）凤凰大学、全美研究生院理事会以及斯隆基金会关于大学的学位教育和职业教育及其如何面向市场需求的研究及相关数据。此外，特别工作组还委托乔治城大学的林德塞洛威尔博士完成了《关于国外科学技术劳动力流入美国的研究》报告，邀请提供相关数据的上述部门和机构的专家就数据问题举行研讨会，并多次开会与NSF负责科学资源统计的人员讨论相关数据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专家研讨与文献研究阶段。特别工作组分别于2002年3月和6月举办了以美国教育体系和科技人才国际化为主题的专家研讨会。3月12日的研讨会主要讨论教育与培训问题，包括与国家科技人才政策相关的美国教育体系的问题，以及促进训练有素的科技人才数量增长的实现途径问题。其范围覆盖了从中小学、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教育问题、教师培养的问题、科技人才培养的多渠道问题、鼓励科技人才多样化问题以及科技教育的国家政策问题等，做报告的专家都是在上述问题研究中颇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6月28日的研讨会则主要讨论高级科技人才的国际化特征与美国国家需求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参会的专家不仅来自学术界，也有来自产业界、政府部门和专业团体的专家，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对人才的需求、国家安全政策对科技人才的影响、影响美国国内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诸因素、影响国外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政策法规等等，会议还邀请了我国学者介绍中国的相关科技人才政策。
除了专家研讨之外，特别工作组还通过NSF科学资源统计处，委托在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方面具有很强实力的国际斯坦福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开展了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研究。斯坦福研究所系统整理与研究了自1995年以来与美国、其他国家以及全球科技人才政策相关的所有重要文件、政策报告、研究报告以及相关论文等170余种文献，于2002年8月13日提交了研究报告《国家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文献分析与建议清单》。报告还选择了上述文献中最为重要的50份政策报告与研究报告，分别撰写其报告提要，并列出主要政策建议的清单。之所以认定这些报告重要，是基于这样几个标准：（1）文献在国际国内科技人才政策讨论中的重要性；（2）文献的学术价值（数据与分析的原始性与高水平）；（3）资助和开展人才研究的组织具有很好的声誉与公信力；（4）文献反映了重要的相关各方的观点与意见。
第三个阶段是公开征询意见阶段。2003年5月22日，特别工作组的研究报告初稿经NSB讨论，得以批准全文上网，公开征询公众（包括个人和组织）对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在2003年8月14日正式报告发表时，所有为该报告提供具体意见的组织（共40个）和个人（共47人）的名单都一并附在报告之后，作为附件公布。提出意见的组织主要是学术团体、公司、大学、研究院所、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私人基金会等等，而个人则至少有一半来自大学。
结论与建议
该特别工作组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首先阐述了美国的科学与工程领域面临的挑战，其次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当前科技人才的全球竞争态势与近年来美国国内科学与工程领域人力资源发展趋势，最后从五个方面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科学技术一直是而且还将继续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动力，而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卓越发现和取得重大创新的力量，就是一支数量庞大、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面对影响美国未来科技人才政策的主要趋势，特别工作组做出了两个基本判断：（1）由于科技人才国际竞争的加剧，美国不可能仅仅依靠国际科技人才市场来满足国家需求；（2）如果国家不采取措施鼓励和帮助所有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受教育的学生（尤其是该领域在事业上一直成功较少的群体）顺利完成学业的话，该领域在美国出生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可能会呈下降趋势。特别工作组认为，联邦政府在引导国家解决科技人才方面的长期需求方面负有主要职责，因此，联邦政府及相关机构必须采取行动，以确保美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有足够多的劳动力，而且，全社会都必须做出努力，增加美国人学习科学与工程专业并从事该领域工作的人数。 特别工作组具体的政策建议有以下五个方面：
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本科教育方面，建议联邦政府引导对大专院校及其学生进行持续不断的支持，以提高所有学习科学与工程专业美国大学生的毕业率。联邦政府应当：（1）确保高质量的学生能够得到奖学金以及其他形式的财政资助，以避免他们因为缺乏经费而不能全时上学攻读科学与工程专业；（2）针对全国范围内学位获得人数不足的科学与工程专业，鼓励大专院校扩大招生和改进其在这些领域的教学质量；（3）向社区大学提供财政支持，以提高其学生转至四年制大学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的成功率；（4）扩大大专院校对少数族裔和女性完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业的资助计划。
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本科以上教育方面，建议联邦对研究培训与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应当反映学生真正的经济需求，扩展学生根据国家所需的专业技能选择受教育机会的范围。联邦政府的战略应当：（1）确保联邦政府对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的津贴使他们自己真正受益，使他们感到做这种选择比做其他选择更有吸引力；（2）通过经费投入支持改进博士和硕士教育方法，使学生将来进入学术界、政府和产业界就业有很大的选择余地；（3）为科学与工程领域（包括单学科的和跨学科的领域）高水平的博士教育计划提供长期持续的支持。
在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信息与政策研究基础方面，建议联邦支持发展有效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与战略。联邦政府必须：（1）在动态反映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国际趋势的信息收集与研究分析工作上保证有持续的投入；（2）引导国家努力建成反映劳动力信息的基础平台，这些信息包括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现状、国家科学与工程技能的需求以及吸引高水平学生和专业人员进入科学与工程行业的战略。
在中小学乃至幼儿园从事数学、科学与技术教学的师资方面，联邦政府应当与其他各有关方面一道从现在起就采取行动，吸引和保持充足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了使这一职业比其他职业更具竞争力，联邦政府这方面的资源必须用于下列用途：（1）使这些教师的待遇与在其他部门就业且有类似教育背景的科学与工程专业人员的待遇具有可比性；（2）将这一职业提升为一项重要的且有价值的事业，并将从事这一职业的教师作为科学与工程专业人员中一个主要的部分；（3）支持课堂培训，给从事教学工作之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放教师资格证书；（4）支持在成功地将大学工学院及理学院的课程和师资与教育学院进行整合的机构开展师范培训计划。为了使大学教育之前的教学更加有效，有关各方必须共同努力，支持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专业人员参与到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教育中，以促进高水平课程标准的制定以及课堂教师知识的扩展，同时，支持研究如何提高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数学与科学课程设置与教育学水平。
在美国参与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的国际竞争方面，目前政府正在审查与科学家和工程师流动相关的签证政策及其他政策，建议未来美国的政策应该考虑以下目标：（1）加强美国研究性大学的能力，以保持其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领导作用；（2）大力支持美国学生和教员参与国际科学与工程教育与研究；（3）在考虑国家安全的同时，继续保持美国对世界各国有竞争力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员和学生的吸引力。
机制与特点
国家政府部门的政策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公共利益，通过制定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最终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说，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将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由于各领域的具体政策涉及到专业性很强的各类知识，因此，美国联邦不仅在政府部门和有关专门机构内聘用了大量的专业人员和政策专家，而且与大学、专业团体、私人部门等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员与政策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合作关系。另外，考察其政策研究的机制与特点，只要回顾一下对美国战后科技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尼瓦尔布什著名的科学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疆界》（1945年）的形成过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科技人才政策报告《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实现美国的潜力》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二者都是以数据分析为基础，都组织了特别工作组（或专门委员会）开展工作，都实行了专家研讨的机制，都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政策建议，等等。当然，由于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的政策研究也有所不同，至少在条件和环境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公众参与的要求也更高了。综观NSB这次开展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可以将其机制与特点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数据分析。离开了数据分析，政策研究只能成为空泛的议论。NSB在数据的掌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NSF自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收集、整理和分析与科学活动相关的数据，其主要目的就是为NSB参与制定国家科学政策提供依据。NSF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与信息，还支持了许多关于数据分析的方法论研究，NSB每两年出版一份的《科学与工程指标》就以NSF的这些工作为基础。NSB特别工作组此次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不仅利用了NSF长期积累和掌握的数据，还涉及到多方面的数据，既有国际比较数据又有国内的历史数据，既有教育方面的数据又有就业方面的数据。为此，特别工作组授权NSF科学资源统计处负责数据的收集、协调与研究，而该处又以委托课题的方式，组织政策专家开展外国科技人才流入美国状况的研究，加强对所需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第二，依靠政策专家。科技人才政策属于科技政策的一部分，而科技政策的研究与分析在美国已是一个较为成熟的专业领域，有自己特有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公认的经典文献，还有相对较为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他们常常参与美国联邦科技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在这项政策研究工作的参与者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些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具有很高声望的研究机构与著名的政策专家，如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兰德公司、美国国家科学院下的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COSEPUP）、达伊尔楚宾（Daryl Chubin）、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特别工作组委托国际斯坦福研究所对1995年以来的重要文献进行的研究与梳理是依靠专家的另一种方式，即，将该研究建立在该领域专家过去所做的大量工作基础之上，甚至报告中一些插块的内容就是过去相关研究主要观点的摘要。
第三，广泛参与机制。现代公共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民主决策和公众参与，因为一项充分反映社会相关各方利益的政策在其执行过程中可以减少相关各方之间的冲突，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促进合作。该报告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吸收学术界、产业界、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人员参与讨论，在报告初稿形成后又通过互联网征求更多方面的意见，并在正式报告后附上提供意见的机构和个人名单。这一机制充分反映了政策研究的公开与透明。
第四，政策建议明确。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形式之一是政策建议，而一项有效并可行的政策建议至少应当是明确的。无论是政策实施主体还是政策的受益者，无论是政策目标的可检验性还是政策手段的可测度性等等，都应当是明确的。以该报告对联邦政府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本科教育方面的政策建议为例。很显然，政策的实施主体明确，是联邦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明确，是大专院校（包括各类大学、学院和社区大学等）及本科学生；政策目标明确且可检验，是“提高所有学习科学与工程专业美国大学生的毕业率”（毕业率显然是可检验的）；四项政策手段包括保证高水平的学生得到财政资助、在国家科技人才紧缺的专业扩大招生、支持社区大学提高其学生升入四年制大学的成功率、加强针对少数族裔和女性学习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资助，这些也是明确的并可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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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年龄上限较发达国家平均提前5～15年，伴随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人口红利释放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重点。当前我国已飞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即为老龄化。[1]研究表明，中国老龄化率将于2050年达到30%以上，并将一直持续至21世纪末①。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我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考验。[2]针对这一状况，笔者通过对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并从我国社会现状出发，提出在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时应遵循的原则，最后提出渐进式推进以及分阶段改革的释放路径，为我国未来相关政策的铺展打好理论基础。
1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依据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红利测算方法主要有数据分析和模型计量这两种，分别以人口抚养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测算依据，其中以人口抚养比最为常用，指计算非?诙?人口数占劳动人口数比例描述社会劳动人口的人均抚养负担。[3]笔者将根据已有文献资料，说明现存老龄人口红利的规模并对其现状做简要分析。
11我国人口红利现状简述
国家统计局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式转变成老年型，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②。在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8年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总人口比重的1243%和846%，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1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47%。
12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测算及结论
本项目成员袁婧怡、林艳?F采用人口抚养比分析法构建模型，选取2015年静态人口结构作为基础数据，分别计算四个劳动年龄上限下我国未来二十年的人口结构，并通过改变劳动年龄上限后我国老龄人口红利释放的状况得出具体结论。根据测算结果，2015年劳动年龄上限为女50岁、男60岁时，人口抚养比为644%，老年抚养比为372%，若退休年龄延迟到男女皆为65岁，人口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下降到37%和143%，逐次提高劳动人口年龄上限可有效降低人口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达到释放老龄人口红利作用。若我国将劳动年龄上限由目前女50岁、男60岁逐步提高至女55岁、男60岁，男女皆为60岁和男女皆为65岁，到2035年，以上三个延迟退休阶段将分别释放465286万人、445925万人和1177074万人的劳动人口，释放出总共将近2亿的劳动人口。
综上所述，我国潜在劳动人口数量巨大，合理进行释放势必将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由此，本文将对释放老龄人口红利的路径和措施进行充分研究，建立相关的法律政策，以便充分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
2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21人性化原则
由于需要对新角色和新生活进行适应，大多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龄人口无法立即适应当前生活。并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许多老龄人口已然保持着较高的身体素质水平。政府应在尊重人、满足人的前提下，根据老龄人口特有的能力、特长、兴趣、心理状况等综合情况，科学地安排最合适的工作和岗位，以充分挖掘老龄人口身上的智力上、经验上的潜能。可通过开展老年心理健康课程鼓励老龄人口充分认识自身条件，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经济增长。
22政府诱导性原则
我国的退休政策已实施多年，且大多数劳动人口已经适应原有退休政策，不愿在达到规定劳动年龄上限后继续工作。因此，国家需对群众思维循循善诱，改变其现有思维模式，同时实施优惠政策，增加其延迟退休意愿。可以通过如规定养老保险的最低交纳年限，给予延迟退休时间长的员工较高的养老金标准；在延迟退休期间进行税收激励，对自愿延迟退休年龄退休的员工的收入减少或免征个人所得税；对自愿延迟退休的劳动人口基于医疗、交通等方面的社会福利等政策诱导劳动人口进行思维上的转变，逐步接受劳动年龄上限的提高。
3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
31渐进式推进
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将释放大量劳动力，同时还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据研究分析，有更高的学历背景的男性更加不愿意延迟退休。[4]此外深度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大，因此，轻度延迟退休更有利于解决养老金亏空、弥补人口红利缺失。[5]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应适应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人民意愿和国家社会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一是在制定政策前多听取民众意见，制定出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二是逐步推进，不能着急；三是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应对不同情况。[6]
32分阶段改革
推行过程中在时间上要逐步推行，在空间上要优先实行于发达地区；同时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保证推进改革的同时保证社会稳定。为了有效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需建立和完善新型退休政策，鼓励具有劳动力能力的老龄人口继续工作。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制定于20世纪70年代，即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退休。而我国当前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③，低于规定退休年限。从全球角度看，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许多国家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如美国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7][8]考虑到我国现有退休年龄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因此，推行政策应该与时俱进，分阶段进行延迟，避免产生就业压力，以便更好开发老龄人口资源，减缓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9]
注解：
①全国老龄办：《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6年。
篇6
关键词：统筹城乡就业；政策工具；优化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1-0028-02
自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来，湖北省统筹城乡就业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成效显著。不可否认，湖北省当前统筹城乡就业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要实现湖北省统筹城乡就业的目标，一方面除了依赖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外，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并加以运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政策工具的界定及其理论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是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在新公共管理时代，对政策工具的研究随着公共政策日益复杂化以及执行上难度的不断加大应用而生的。政策工具理论规范、系统，不仅关注对政策工具的概念、分类及特征等方面的研究，更注重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需要有新的实现路径，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成为当前实现统筹城乡就业的新思路。在推动就业的具体政策工具上，新的服务政策工具层出不穷。除了一直存在的工资指导价和职业中介方面的服务外，劳动力与就业市场、针对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提升职业技能的培训、指导创业以及信息网络化服务的提供等等也相继出现。
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对统筹城乡就业进行分析可从四个层次进行：首先，针对统筹城乡就业过程中的问题设定政策目标，明确政府责任及建立相应的政策体系，在此基础上，找出相应的政策工具与之匹配；其次，研究各种政策工具在统筹城乡就业过程中运行的实际效果，以此来把握各种政策工具并做出评价；再次，各种政策工具在具体城乡统筹就业下的运行效果；最后，研究政策工具在具体统筹城乡就业环境下实现优化的路径。
二、统筹湖北城乡就业中的政府责任与就业政策
统筹湖北城乡就业，就是要消除当前湖北省城乡劳动力市场长期分割的局面，实现城乡一体化。然而，目前统筹湖北城乡就业还面临诸多问题：首先，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一系列制度障碍。在用工制度上，仍然存在城乡差别、内外差别所带来的歧视。这些制度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难以逾越的屏障，从而使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其次，湖北省就业信息系统不完善、就业信息不畅通。一方面是就业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是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尤其是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等就业服务项目太少。最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农民职业技术培训缺乏。2009年湖北省87.38%的农村劳动力只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大多数属于普通体能型，是非技术性的劳动力。目前湖北省职业技术培训人数也相对过少。
上述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也就决定了统筹城乡就业的具体目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市场；构建与城镇共享的信息平台，促进剩余劳动力及时便捷地城镇化就业；增强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能力；逐步建立针对城乡弱势群体的就业扶持政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实现进城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和最终市民化。要实现这些目标，政府责任主要体现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维护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使雇佣双方的力量处于均衡状况以克服垄断、帮助对寻找工作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信息援助、消除在就业培训过程产生的不良影响、对竞争能力不强的农村劳动力实施就业援助、提供基础性公共物品及服务。
与上述政府责任相对应的政策应该包括：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就业方面的户籍障碍、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制度；组建并正规化农民工组织等类别的雇员组织，推广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建立全面、完整的就业信息系统，尤其是便于进城农村劳动力可以利用的就业信息；构建湖北省统一的职业准入制度，完善对就业培训人员实施财政补贴的政策；进一步推广和执行有利于实现就业的产业政策，进一步推广和执行对城镇和农村中缺乏竞争力的劳动者进行扶助的相关政策；推行基础性公共物品及服务共享政策。
政策目标、政策体系与一定的政策工具相匹配。按照政府执行政策时投入资源的类型，可以将政策工具分为管制性政策工具、经济性政策工具、指导性政策工具、信息性政策工具以及服务性政策工具。
三、不同政策工具在统筹城乡就业中的选择与组合
管制性的政策工具以政府权威资源为主，通常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凭借国家机器保障实施，常常采用政府管制或规制等。在统筹城乡就业中，对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建设倾向于依赖政府权威资源，依靠管制性的政策工具的运用。经济性政策工具以金钱诱因为主，包括经费补贴、财政补贴、贷款、拨款及奖励等，以此激励在就业领域能出现服务。经济性政策工具通常应用于就业管理和服务的提供上，在推动创业活动上也运用较为广泛。
信息性政策工具侧重于信息沟通，包括政府信息供给、政策咨询与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政府公告的、宣传、网络论坛都是其具体内容。信息性政策工具在帮助劳动者工作搜寻、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得到广泛运用，极大地减少寻找工作的时间成本与其它成本。
在统筹城乡就业，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更多运用经济性与信息性政策工具。在解决劳动力转移和劳动者收入等问题上，劳动力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则发挥积极作用。
指导性政策工具以制度性资源为主，内容有对就业与工资报酬等提议、就业市场中的指导性标准与职工工资参照标准、参与关于工资和对劳资矛盾进行协商等。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农民工就业福利的改善及对其合法劳动权益进行有效维护则更多依靠管制性与指导性政策工具灵活运用。在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工作时限与享受社会保险等权益的保障方面，管制性政策工具将产生重要影响。在改善农民工待遇，提高其工资报酬等方面则主要运用指导性政策工具。
服务性政策工具的内容有政府与企业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服务实行外包与提供社区服务等。统筹城乡就业中的服务性政策工具集中体现在：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对已经出外打工的劳动力建档并定期与之沟通，了解其基本情况；立足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积极促进农民工社区就业；成立专门组织培训农民，促进其就业，同时为农民享受社会保障提供服务；努力帮助就业领域弱势群体实现就业服务；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大力兴建政府廉租住房等服务。
对政策工具类型的选择与组合问题不但存在于统筹城乡就业各领域，而且也存在同一类政策工具内部。不仅如此，统筹城乡就业具体对象所涉及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所以，在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具体环境中，政策工具运用能力与效果常常表现各异。
四、统筹湖北城乡就业政策工具运用能力及效果
统筹湖北城乡就业过程中，政策工具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管制性政策工具方面，湖北省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法律规范。2008年湖北省劳动保障厅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城镇实施“迎接新市民”工程的通知》，要求各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工作相对固定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居住等方面拥有城镇居民身份和待遇。将这些新市民全部纳入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用人单位和新市民个人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经济性政策工具在统筹湖北城乡就业的运用中，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比如，在职业培训机构方面，湖北省职业培训机构发展迅速，在省委农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等政府部门开展职业培训工作的同时，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也在积极开展城乡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同时，劳动保障部门的基层机构在农村劳动输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在组织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的同时，还开展了政策宣传、技能培训、权益保护等业务活动。当然，经济性政策工具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
指导性政策工具在统筹湖北城乡就业中的运用效果不明显，突出体现在对农民工工资福利的提高上作用有限。原因在于政府在制定工资标准、公布就业市场劳动报酬与人工成本资讯方面尚缺乏科学标准。难以扩展工资集体议价也是原因之一。尤其要指出的是，目前农民工组织的规模和工会组织规模目前都较小，代表佣方利益的工会组织在劳资关系协调等方面都尚未达到与资方对等谈判的能力。
信息性政策工具方面，农村劳动力个人基本信息上网对寻找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湖北已开通湖北就业信息网（），其它县级以上城市均已建成劳动力市场信息网，为城乡劳动力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虽然如此，但有些网络就业信息，对于解决许多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就业信息不对称作用有限，在雇佣者和求职者之间仍然存在信息障碍。
服务性政策工具方面，目前湖北省有劳动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1300多家，近半数为公共服务机构，加上基层劳动力资源保障服务站共有3000多个。全省在积极推动劳动力资源服务市场机构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和培养这些机构开展各项劳动力资源配置服务，各类劳动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广泛开展了如人才（劳务）现场或网上招聘、人才测评、人才租赁、人事与人才（劳务）派遣、高层次人才猎头、视频招聘等服务业务，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当然服务性政策工具方面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进城农民工生活成本高、居住条件亟待改善，对农民工的医疗卫生服务也尚需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仍然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此外，政府的就业扶持政策还不能覆盖到进城农民工。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反映出目前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能力及地方财力现状，使得服务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具有渐进的特点。
在统筹湖北城乡就业过程中，能清楚地看到运行效果较好的有管制性、经济性和指导性政策工具，而信息与服务性政策工具则并不理想。
五、统筹湖北城乡就业中的政策工具优化路径
优化统筹城乡就业政策工具，首先要考虑的是政策工具的自身性质、行政机构内部管理和外部政策工具之间的匹配程度。同时也要考虑政策工具运行的客观环境，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此外政策网络的优化程度等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优化政策工具，一般是从行为主体与能被利用的资源这些相关内容来实现管制性政策工具的运用。统筹湖北城乡就业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强制性政策工具方面主要在于扩大进城农民工享受城镇居民同样待遇的覆盖面。通过协调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不同利益主体在统筹城乡就业中的关系，增强各利益主体利益兼容来优化经济性政策工具。
采取措施均衡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双方力量来保障指导性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统筹湖北城乡就业过程中，要建立参与程度高、能合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湖北农民工维权组织，使自身各项合法权益免受侵害。有针对性地建立各种信息平台，尤其是要建立针对湖北省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双方的信息沟通渠道等方式使信息性政策工具得到有效运用。改善服务性政策工具重点要从两方面着力，一是要进一步理顺地方财政体制，二是要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外包机制要进一步完善。
优化统筹湖北城乡就业的政策工具，使得行政机关内部管理和外部政策工具相对应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内容有：从就业管理和服务机构实行制度上的创新；健全政府绩效考核标准提高机关工作效率；通过正规化的制度建设、受雇者就业技能教育来提高政府的综合管理水平。
统筹湖北城乡就业，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政策工具的匹配、组合与优化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但统筹湖北城乡就业是全国统筹城乡就业的一部分，优化湖北政策工具还有赖于全国统筹城乡就业大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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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实际经济周期 技术冲击 时间一致性
一、引言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基得兰德（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考特（Edward C. Prescott），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做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以及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和周期的根源。这是继1995年罗伯特・卢卡斯获得诺贝尔奖后近十年，宏观经济学家再次荣获这一殊荣。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King和Rebelo（1999）称其为“对宏观经济学的有利的技术冲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RBC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有争议的结论。其中最具争议性的结论是，经济周期是理性个人对实际冲击最优选择的结果，观察到的经济波动是动态的帕累托最优（Time-varying Pareto Optimum），失业是自愿的而非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在八九十年代，RBC理论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得到不断修正和拓展，如引入了市场失灵、货币冲击及其他外生需求冲击等，理论趋于成熟，其研究方法也逐渐应用到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资产定价等领域，它所倡导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
二、RBC理论的理论框架
RBC模型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假设，并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实际扰动而不是货币的或名义的扰动。这一实际扰动是对总体生产函数的技术冲击，并以索洛残差的变化来度量。这是RBC模型与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波动源泉的主要分歧。当然，许多RBC模型也纳入了政府支出的变化，与技术冲击一起分析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RBC模型中，代表性厂商的技术为：Yt=AtF（Kt，NtXt）。其中，Yt、At、Kt、Nt和Xt分别代表产出、随机性技术冲击（Random Productivity Shock）、资本、劳动和生产率的确定性分量（Deterministic Component of Productivity）；函数F（Kt，NtXt）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随机性技术冲击At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生产率的确定性分量Xt的增长模式为Xt+1=βXt，其中常数β＞0。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Ct，Lt），其中Ct、Lt分别代表消费和闲暇。消费者在第t期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0＜b＜1，它表示折现因子；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在均衡状态下对模型求解，解出的劳动、消费、资本、产出都会随着随机性技术冲击At的波动而波动，从而对现实宏观经济的波动给出了理论解释。通过RBC理论框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观点。
1、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
RBC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并且将索洛残差的估计值作为对技术进步的测度指标。技术受外来随机扰动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随机变量，并且它有一个持久性分量，即一次技术创新将永久性地提高技术水平的预期路径，这使得实际GDP也存在一持久性分量。经济波动的分析是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的，因此观察到的产量波动是其自然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观察到的产量波动仅代表随时间变化的帕累托最优。换言之，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化为产出的能力，并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这使得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
2、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
在Kydland和Prescott的分析中，由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他们认为，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但劳动的跨时替代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很敏感。如果工资上涨并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比下一时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得到更多，因此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的反应可能是微弱的。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可见，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
三、RBC理论的应用与借鉴
RBC理论从产生之时起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此有人认为它对人们了解现实世界没有帮助。但实证研究证明，RBC模型并不是没有价值的。
1、它使学者们重新看待宏观经济数据
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经济在短期是否存在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RBC理论提醒经济研究者应考虑这一问题，因为这有助于经济学家决定将注意力是更多地放在经济周期问题上还是放在经济增长问题上。而且，RBC模型中使用的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具有先进性。这一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运用这一方法，经济学家们可以提出一些经济问题或政策建议，然后进行试验，这是计量经济学无法办到的。现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已被纳入到RBC理论的主要反对者――新凯恩斯主义者经济分析的工具箱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RBC理论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2、RBC理论有着自己的政策含义见解
RBC理论认为政府付出高昂代价抑制波动的努力可能是反生产的，“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观点都是其模型内涵顺理成章的推论，因为不稳定是经济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作出合理反应的结果。观察到的经济波动不能认为是对产量的理想趋势的偏离，而应被视作是因技术变迁对生产函数的冲击而作出的帕累托最优的反应。而且，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个人劳动的供给，因而失业都是自愿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充分就业均衡之中而不是非均衡之中。因此，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的反周期措施起不到什么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创造良好条件。比如，税率的准确制定、公共物品的提供等都会影响劳动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及其变动区间。
四、RBC理论对我国经济的适用性
1、我国经济面临正向技术冲击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正向技术冲击下正进入新一轮周期，也就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引发的。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造成了影响。正向技术冲击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推动作用，但也可能引发经济波动。由于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大，与原材料、能源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会形成滚动扩张。根据现期和预期需求，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扩大，再加上金融企业的推波助澜，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个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就产生了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但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受到需求和资源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结构升级引起产业结构升级，正向的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关于经济波动源的探讨能适用于我国的经济现实。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也变大了，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
2、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
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经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借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给我国的政策制定一定的约束，以增强经济政策的效力。但是在政策的执行时，也不能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从总体上看，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我国政府非常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基本遵循“政策规则”，适当采取“相机抉择”，把一定的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相结合，较好地避免了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RBC理论研究的基础是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距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还较远，市场反应迅速且调节有力的条件还不存在。而我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高失业率时，对经济不做任何干预是不可能的，单靠市场调节会使严重的通胀和高失业率状况持续过长，带来极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从货币政策来看，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但也有很大的外生性，因此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一般采取的是“双稳健”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种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
五、结语
RBC理论对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问题有助于人们认识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实质。按照Kydland和Prescott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此，社会也不能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自由选择。实际上，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中，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政策通常被描述为是由社会选择的，而社会实际上需要选出一个机构或一部分人来做它的代表。因此社会面临的问题既是在不同的政策中作出选择，又是设计一个政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面临的是机制设计问题，即到底应该赋予政策制定者多少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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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篇8
关键词：税收 劳动力供求 就业
就业是考察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之一。从理论上讲，税收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税收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人们为了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从而多劳动，劳动供给增加。同时税收增加，劳动报酬减少，会打击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国内学者大多从税收体制以及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分析税收与就业的关系。
一、征税对就业的影响
现有文献给出了劳动征税与劳动供给关系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但就中国的实际分析还很不足，尤其是税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关系方面，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背景不同而带来不同的结论。因此，笔者将在刘溶沧与马栓友（2002）研究的基础上，只考虑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和就业，利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劳动税收来分析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关系。
为了考察劳动征税对就业产生的影响，笔者应用劳动的有效税率来进行估算。劳动的有效税率=劳动税收/劳动收入（刘溶沧，马栓友，2002），其中劳动收入=劳动报酬+劳动税收，由此可以计算出城镇居民劳动的有效税率，其中劳动报酬笔者采用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劳动税收采用针对城镇居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尽管不是税收，但是其征收也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对劳动的供给产生影响。此外，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与就业也有着经验上的数量关系。在数据处理中，为了剔除价格因素，通货膨胀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经济增长采用GDP指数（1989—2004年的数据，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自1989至2004年失业人数为377.9万和827万人，GDP指数为271.3和1031.3，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这似乎很符合中国的现实状况，但是根据经济理论，经济的增长应该是能够扩大就业的。在这里要说明，估计结果呈现正相关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一定伴随着失业人数的增长。因为当进入劳动大军的人数大于新增就业人数的时候，尽管经济增长，失业人数还是会增加。而中国每年进入劳动大军的人数正在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因此，尽管得出中国的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这并不表示一种因果关系，而是中国在特殊的经济环境下的结果。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失业的变动呈相反方向，消费价格指数越高，也就是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人数减少，说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有替代关系。
城镇居民的劳动税率与失业也呈反相关的关系，这说明在中国税收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提高税率，减少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劳动者为了维持既定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减少或放弃闲暇，增加劳动供给。这个结论是从总体上得出的，但税收是从多角度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的。在对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的社会学分析中得出，劳动力供给弹性与通常所称的企业稳定性是相互影响的。由于私人企业的劳动保障不如国有企业，所以，当个人所得税提高时，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对于所得税税负承担的份额较大。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就业问题不能仅靠提高劳动税率，要在公平税负的原则下合理地调整税收结构，以此来促进就业的增长。
二、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就业的建议
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按三次产业理论，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容量较大。政府可采用对第三产业税收优惠的措施，鼓励第三产业发展；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减少因地区差异发生的结构性失业，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制定有利于西部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劳务输出。适当向外输出劳务，也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途径，对于合法合规地遵循政府之间协议的劳务输出，应该大力支持发展；利用税收政策鼓励发展教育，加强就业培训，改善劳动供给结构。
参考文献：
①周振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②杨宜勇．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篇9
关键词：就业歧视；反就业歧视；公共政策议程
中图分类号：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7（c）-0025-02
一、反就业歧视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必要性分析
现代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劳动者仅仅因为他们所属的人口群体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对待”。[1]从更广义的视域来理解的话，本文所研究的就业歧视问题等同于这里所提到的劳动力市场歧视。[2]它是指具有相同生产率的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由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无关因素的影响，而无法享有与他人平等就业的机会，从而使得个人的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现象。劳动力歧视通常采取以下三种比较明显的划分形式，即人力资本投资歧视、工资歧视与职业歧视；其中的前一种又可称为前市场差别，而后两种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歧视。根据这一界定以及我国就业歧视的构成分析，可以对我国的就业歧视现状做如下的类型学划分：性别歧视、户籍（身份）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经验歧视、身体状况歧视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歧视。就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而言，使得反就业歧视问题转变为正式议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则主要体现在：就业歧视使得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实现，带来极大的人力资本投资浪费；不利于劳动力流动，阻碍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更有悖于国际劳工公约与标准，难以适应加入WTO后新的形势需要。
二、反就业歧视问题政策议程创立过程的现状及缺陷
在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政策议程的建立起着关键性作用。“那些被决策者选中或决策者感到必须对之采取行动的要求构成了政策议程”[3]，政策议程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组织尤其是政府政策确定的轻重缓急。作为社会问题之一的反就业歧视问题亦是如此：作为一种公共问题之一，它只有以一定的形式并且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抑或非制度化的渠道进入政策过程，成为决策者研究和分析的对象，其才能成为政策问题。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权力系统。一种是政府议程（正式议程），一种是公众议程（系统议程）。作为政策议程确立的重要渠道，前者主要是为了实现对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追求群众性利益。就反就业歧视问题政策议程的创立过程来看，它体现了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一般特点：
首先，反就业歧视问题政策议程是在政府和公众二者共同的推动下建立的。政府日益认识到反就业歧视问题的必要性并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行政手段反对就业歧视，以2004年批准《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为起点，以2007年《就业促进法》的颁布为标志，这意味着反就业歧视政策被提上了政策议程；与此同时，伴随着公众的集体意识的不断加强，民众对于就业歧视问题的认知力与敏感度也在一次又一次公共舆论的引导下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使得社会问题逐步进入公众议程并成为政策议程建立的推动力。
其次，政策议程创立过程中政策系统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不断加强。在议程确立的过程中不断集结各种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充分利用政府的“外脑”系统保证议程的科学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十分注意公众态度，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民众的意见，积极鼓励民众建言献策，保证政策的民主性。
然而，按照查尔斯•琼斯和马休斯关于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分析（即私人主动、政府有限介入；政府主动、私人有限介入；两者都主动；两者都不主动四种途径[4]）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反就业歧视政策议程的创立过程，仍然受到政治原则偏离、价值体系排斥、政府体系封闭、承受能力不足等方面制约因素的影响，难以摆脱我国传统政治生态的制度藩篱，距离政策议程的民主化功能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具体体现在：
（一）政策议程创立过程中比重失调，政府议程占主导地位，公众议程影响力式微。反就业歧视议程的创制基本上可以归属于内在创始型的议程模型，即政策创立过程是政府部门按照特定程序行动的过程，在政策议程创立的过程中缺乏各方的磋商与循环，公众的压力与推动力明显欠缺。新出台的《就业促进法》只是以列举的方式对一些就业歧视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了户籍歧视、健康歧视、性别歧视等，但对年龄、工作经验以及地域等方面的歧视问题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公众的利益诉求声较高，但是仍然未作出说明，使得对就业歧视的法律救济难以找寻法律依据。另外，在我国，社会民众自身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以及利益诉求意识一直以来都相对淡薄（有调查数据显示，有85.5%的人认为在找工作当中存在就业歧视，其中认为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到58%。而严重的歧视发生在健康领域，对于身份歧视和性别歧视人们也能够意识到，但对健康歧视和同性恋歧视反对的人很少。[5]），公众在公共政策系统中没有发挥应然的压力和推动作用，对政策议程创立影响不足，种种因素叠加造成的结果是，政策议程创立模式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前进迟缓。
（二）政府议程过程中的问题意识不足。“在每一个社会中，公民都有成百上千关心的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然而，只有一部分问题能够得到政府认真的考虑”[6]，这就涉及到一个政府自身期望的轻重缓急问题。长期以来，就业歧视问题一直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并成为扰乱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痼疾之一，在单纯依靠市场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效用的状况下，政府理应承担起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就目前我国反就业歧视政策议程创立和实现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的就业举措来看，政府的努力是成绩显著的。然而，无论是从《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的批准还是从《就业促进法》的颁布来看，政府在此过程中更多充当的是受动者而非施动者的角色。作为公共权力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理应积极的促成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议程，而不应等到某些作为促发机制的危机事件发生时才将问题提上政府议程，唯此才能改变政府治理结构，最大限度的减少政策议程创立的信息和经济成本。
（三）政策议程创立机制缺乏科学性。在就业促进政策议程的创立过程中，作为政策议程主体的政府始终制约和主导着议程的发展与价值取向，而作为社会问题直接面对者的民众却极度缺乏完善的公共利益诉求机制，难以实现社会问题由系统议程向正式议程的转化。同时由于不能够广泛吸收社会大众的政策意见，因此无形中也影响到政策系统本身的完整性与科学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各种社会问题既是公众利益表达的触发机制，其本身也是利益表达的形式之一；而政府的正式议程就是将社会中各种分散的，不成系统的利益表达归纳、整合为集中的、系统的利益诉求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使得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得以满足的过程。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利益的整合是建立在利益主体的分散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基础之上的。
三、反就业歧视政策议程的完善机制
伴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延展和民众的民主与参与意识的不断提升，保证社会问题及时、顺利地进入政策议程并建立起科学和完善的政策议程机制迫在眉睫。在传统政治逻辑启迪下酝酿的政策议程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的转型需求，如何祛除就业歧视的制度栅栏并完善反就业歧视政策议程的机制，我们可以在如下的社会视阈中做更为宏广的思考：
首先，完善政策议程的创立程序，增强公众的政策参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启智因素的公民社会特征之一即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尤其是政策过程，而作为政策过程之初的政策议程更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它对于准确把握社会问题并尽可能早的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意义重大。从反就业歧视政策议程的创制过程来看，平衡两种议程的比重、增强公众议程的外在推动力、拓宽公众政策参与的渠道是工作的重心。
其次，强化政府议程过程中的问题意识。现代政府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斥着纷繁复杂社会问题的社会，政府也很难做到事无巨细的过滤排查。而某些社会问题如果没有及时的被列入公共政策议程的论阈，就会给整体的社会利益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危害，就业歧视问题亦是如此，这就需要及时的发现问题，并尽早的创立议程。就反就业歧视而言，它对政府的要求是：（一）在对原有的歧视性法规、规章与文件进行审查和清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针对地方政府所制定的以保护局部利益为出发点并和《宪法》等上位法相抵触的地方性行政法规，国家应有计划、有步骤的给予废止。另外，应加快以《反就业促进法》为代表的专门性法规立法的进展速度，并在就业歧视的衡量标准、救济的途径、法律的适用、举证责任等方面予以更具操作性的规定，以弥补《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规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二）完善司法救济途径，并建立起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以监督法律的实施。由于就业歧视现象大多发生在私人领域，而且某些明显带有歧视性倾向的地方性行政法规和现有的法律规定是直接相冲突的，应该及时废止。
最后，加强工会组织建设，优化反就业歧视公共政策的支持系统。政策议程的创制只有在包括公众的合法利益诉求机制、政府的舆论引导机制等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才能真正得以完善并顺利发挥作用，工会作为劳动者谋求自身利益的组织，理应在反歧视政策的创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以下方面可以发挥工会在反就业歧视方面的作用：其一，扩大组织规模。在工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使得各级各类组织都可以成立工会，尤其是私营和外资企业。其二，弱化行政性特征，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工会组织应由行政性组织转变成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职业性与社会性组织，具有高度合力的群众性组织。其三，加大对劳动执法的监查力度，建立一套严格的监督监查制度。仲裁和调解有关用人单位同劳动者间的有关就业歧视纠纷，并且负责指导、监督用人单位遵守反就业歧视法律，帮助遭受歧视的劳动者提讼，并积极建议劳动部门建立举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监查活动，及时解决就业歧视问题。
作为社会问题之一的反就业歧视问题只有在不断完善的政策议程创立机制的配合下，才能保证政策问题及时的进入政策议程，继而保证整个政策系统的科学性与完善性。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作者简介：年勇（1983- ），男，汉族，安徽怀远县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及公共政策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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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燕玲.进一步明确政府责任，构建反就业歧视机制.搜狐新闻.2004.3.29.http：//news.省略/20070329/n249055604.shtml
篇10
关键词：高校职业信息采集就业
一、职业信息采集对促进高校就业工作的重要性
（一）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和劳动用工制度的贯彻和落实
大学生就业政策和劳动用工制度等职业信息的采集和传递有助于学生掌握就业政策，掌握最基本的就业技能和创业技能，维护劳动权益，促进就业政策和劳动用工制度的贯彻和落实。如了解国家颁布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政策、聘用大学生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政策等，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提早进行规划；大学生了解劳动用工制度，可维护和确保自己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重要权益不受侵犯。
（二）促进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有序流动
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不同行业和地域的用人单位需求的职业信息，可帮助学生了解就业形势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理解社会需求的变化，从而调整就业期望值、薪酬和职位层次。如毕业生通过了解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就业需求情况，在求职择业中，避开制约自身求职的不利条件，避免出现择业地区、行业热的矛盾，促进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有序流动。
（三）帮助用人单位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
大学生就业属于初次就业，没有工作经验，知识和能力储备不足，择业技巧与社会实际状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对求职者文化程度、专业能力、技能等级、职业经历等的要求信息，可帮助大学生对照自己的求职者状况（如个人的学历、专业、技能、需求等）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和差距，努力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规避对自身不利的求职单位去求职面试。结果用人单位获得满意的劳动力；学生在求职面试中成功率增大。
二、高校职业信息采集的不足
（一）职业信息采集来源局限
高校职业信息一般都是通过就业指导中心向毕业生、少数职业信息业务机构和部分企业，通过调查、统计和直接转载来采集。在这个过程中高校的角色既不是用人单位也不是劳动者，所以高校的职业信息采集以就业信息为主，没有完全体现当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需求，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其职业信息来源局限。
（二）职业信息适用性不强、类型单一
高校从事职业信息采集的人员配备不足、专业知识薄弱，没有时间、也不能够对采集的职业信息进行科学的整理和分析，不能做到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适合的职业信息。此外，高校职业信息以招聘信息、公布就业形势、宣传就业政策、法规为主，对其他如社会职业状况、职业说明书等职业信息很少采集。
（三）职业信息的使用不广
只有合理的使用才能体现职业信息的价值。目前高校对所采集的职业信息一般通过学校宣传栏、QQ群和学院就业网站，一般毕业生才会关注这些信息，大部分非毕业生接触不到这些职业信息也不清楚这些信息的价值，从而使很多有价值的职业信息被忽略，也谈不上对这些信息加以利用。最终导致相当多的信息被遗弃，造成资源的浪费。
（四）对大学生职业信息采集方法的指导缺失
很多毕业生不懂得自身是职业信息采集的参与者，没有接受到职业信息采集方法的指导，毕业生被动地接受职业信息，没有主动去参与职业信息的采集。大学生面对繁杂的职业信息缺乏整理、分析，合理利用的能力。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掌握收集、加工职业信息的方法，在求职择业过程中就业心理准备不足。
三、探索高校职业信息采集新方法
（一）拓宽职业信息采集渠道
职业信息采集涉及面广、信息量大、更新快，面对新形势下职业信息需求数量和质量的急剧增长，高校职业信息采集不能局限于就业指导中心、少数职业信息业务机构和部分企业，应调整思路，整合资源、加强与用人单位和劳动力市场的联动，提高职业信息采集的全面性和广泛性。如加强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合作，亲自参与其职业信息采集工作，获得第一手的职业信息；其次探索与企业建立校企人才培养合作，在企业建立学生实践基地、与企业合办人才培训班，了解企业用工要求，使学生获得最新的职业信息。
（二）提高职业信息的适用性
高校根据大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的特点进行不同类型的职业信息指导，提高职业信息的适用性。在新生入学阶段进行专业教育、社会劳动力需求信息指导，让学生明确专业未来职业发展方向；大二阶段进行职业结构、产业结构等信息分析，认识该职业的内涵以及该职业在经济所处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大三阶段根据自身的职业兴趣，综合利用社会职业状况、职业说明书，作出正确的职业倾向决策，找到自身合理的职业定位并付诸实施；毕业阶段，进行就业信息、就业政策、用工制度指导，使毕业生调整个人求职的预期目标，合理选择就业，并通过不断调整自我，努力尝试，寻求就业市场需求与自身需求的平衡点，顺利就业。
（三）建立完善的职业信息网络平台
高校要加大经费、人员配置，安排专门职业指导人员从事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储存、传递等活动，建立完善的职业信息网络平台，开展职业信息采集、整理分析和，拓宽职业指信息采集应用领域。高校职业信息网络平台包括以下几个板块信息：劳动力市场信息、毕业生信息和政策信息。高校通过建立完善的职业信息网络平台，使职业信息采集更全面、更精准，更快捷。
（四）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职业信息采集
如组织大学生查找资料、职场人物访谈、考察、调研完成《职业信息采集表》；开展职业跟踪，进入真实的工作场景，观察、记录在职人员完成的工作任务、遇到的人事物、解决的工作难题等；通过实习辨别自己的职业适应性，了解实习岗位是否适合自己。高校通过加强大学生在职业信息采集方法的指导，引导大学生投入到职业信息采集中，主动进行体验和实践，不断提出反馈，在职业信息的采集和运用中和明确自己今后职业生涯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