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的基本职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产保险的基本职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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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毕业论文

财产保险是一种社会的经济补偿制度。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一是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大量的剩余产品可保。如果社会产品只能维持人类最低限度的生活，人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也就谈不到财产保险。二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客观存在，即有险可保。如房屋被大火焚毁，船舶遇风浪沉没，汽车行驶中发生碰撞、倾复，地震、洪水等破坏性灾害使亿万财富在顷刻之间损毁殆尽等。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防灾消害的能力不断提高，但灾害事故是无法绝对避免的。这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稳定，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将产生严重的影响。此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会不断增加新的危险因素。因此，为了保障社会生产过程不间断地持续进行，保障社会物质财富的安全以及一旦受损及时得到恢复弥补，也就产生了对财产保险的需要。财产保险通过社会经济互助方式，用分散缴纳保险费的办法来建立保险基金，专门用来补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以及社会生活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致的经济损失，从经济上解决人们对财产在遭受意外损失后的补偿问题，从而起到保障生产和安定生活的作用。版权所有

财产保险的职能和作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般而言，职能是事物本质的体现，而作用是职能履行过程中的具体效果。财产保险具有积聚资金组织补偿、防灾防损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就是用分散危险、分摊损失的方法，建立集中的保险基金，补偿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简言之，即筹集保险基金，组织经济补偿。筹集保险基金和组织经济补偿是财产保险内在机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单言筹集资金的职能，则储蓄也有此职能，单言经济补偿职能，则财政、民政也有此职能。财产保险的特色是用建立保险基金的办法来组织经济补偿的，筹集保险基金是经济补偿的手段和条件。没有保险基金的筹集，就无法进行经济补偿，而经济补偿是财产保险的目的和效果，两者相依相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正体现了财产保险的本质。版权所有

财产保险的基本职能既然是筹集保险基金，组织经济补偿。那么，在补偿损失这点上，社会主义财产保险和酱主义财产保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补偿这一基点所引伸出来的财产保险的作用，则因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等不同而有所差别。1982年2月11日国务院国发（1982）27号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积极开展保险业务，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补偿制度，对于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安定人民生活，减少社会财富损失，都是有利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就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财产保险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指导、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各部门、各经济单位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遭灾，不仅会造成局部的生产停顿，而且会造成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完成。通过财产保险对损失的及时补偿，能保证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领域的正常运转，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我国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无论国营、集体还是个体经济，生产和经营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由于灾害事故的客观存在，一旦遭受损失，不但生产经营不能及时恢复，而且对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金的上缴，银行信贷资金的偿还，职工工资奖金的发放，经济合同的履生等都会带来影响。通过财产保险，以支出较少的保险费而求得较大的经济保障，能使企业的经济核算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从而保证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通过财产保险，保险公司可以经常研究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总结和研究损失发生的原因，协助投保单位搞好防灾防损，消除发生事故的隐患，从而减少损失，预防和尽可能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通过财产保险，不断积累雄厚的保险基金，在未作偿付款之前可将其提供给国家用于信贷、用于投资，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通过办理涉外财产保险，还能为国家创造外汇资金来源，与国际保险市场建立联系，分散危险、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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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损失补偿原则；人身保险；代位求偿原则；医疗保险

一、损失补偿原则的保险学原理分析

首先，在保险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海上保险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发源于近代的意大利的海上保险，当时意大利商人通过签订一张船舶承保单，约定如果船舶安全到达目的地，则合同无效；如中途发生损失，则合同成立，该损失就由合同的另一方（保险人）承担，因此在近代海上保险中，保险人的基本职责就是当被被保险人发生经济损失时，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相关的赔偿事宜。海上保险被人们公认为是现代保险的萌芽，因此人们也普遍接受保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被保险人难以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及损失。在世界各国学者对如何定义保险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损失学说也就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损失学说将保险看做是一种经济上的制度安排，由保险人来承担被保险人由于未来特定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故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因此在赔偿中应该遵守如下规定：“有损失，则赔偿；无损失，不赔偿；损失多，赔偿多；损失少，赔偿少”。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损失补偿原则是贯穿于保险业务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始终。

其次，根据对保险基本职能分析也可以得出在保险实践中必须坚持损失补偿原则的结论。保险职能是保险内在的固有职能，它主要由保险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根据前文对保险产生及起源的分析，保险产生后其发挥的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分担风险和补偿损失。这两个职能时相辅相成的，补偿损失是保险的最终目的，分担风险是保险处理事故时的技术方法。保险损失补偿职能主要目的是，被保险人或保险标的在获得保险赔偿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保险事故发生前的经济状态或物理使用价值，因此保险只是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再分配，而其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被保险人也就不应该因保险赔偿的获得而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增加或者是额外的收益。

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要求，保险的产生和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满足补偿灾害事故损失的需要。坚持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理赔实践中的基本要求。在保险理赔中坚持损失补偿原则可以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真正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若被保险人发生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赔偿，则违背了保险的职能，侵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但是反过来，若被保险人因同一损失从保险人处获得的赔偿总额超过了自身实际损失，被保险人就会获得超过损失的额外收益，如果在保险实践中对被保险人这种行为不加以限制，则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造成被保险人故意制造损失或欺诈保险，给保险人的正常经营带来影响。所以损失补偿原则是对保险当事人双方的共同约束及其合法利益的保障。

二、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原理

（一）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

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一个派生原则，它是指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下，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通过采用适当的分摊方法，在各保险人之间分摊其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从而使被保险人既能获得充分赔偿但是也不能超过其实际损失。

（二）代位求偿原则

代位求偿原则是在保险标的遭受保险责任事故造成损失时，依法应当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如果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赔偿责任后，依法就取得了对保险标的损失负有责任的第三者的追偿权。与此同时，被保险人就失去了相对应的相关权利。若没有代位求偿原则的约束，被保险人就有可能从第三者和保险人处同时获得了赔偿，即双重赔偿，倘若这双重赔偿的金额超过了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那么被保险人就可能获利，这与保险的补偿性原则相违背。

（三）委付原则

委付是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早场保险标的推定全损时，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移给保险人，而请求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数予以赔付的行为。委付是被保险人放弃物权的法律行为，在海上保险中经常采用。

三、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分析

在保险业务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主要原因就是：保险的本质就是损失补偿，分摊风险。因此损失补偿原则运用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保险具有损失补偿性质。但是，随着保险的不断发展，保险业务的不断拓宽，保险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因此保险所具备的损失补偿特征也在发生变化。所谓的保险损失补偿性是指：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的目的是使被保险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损失发生前的经济状态。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损失发生前的状态主要来说就是保险标的的使用价值，物理形态等通过保险金赔偿能够得以恢复。在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通常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体、生命、健康等。因此，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两种的保险标的显著不同，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可以用经济价值衡量；而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诸如人的生命、身体是无法估价的，人的生命或身体机能的保险利益也是无法估价的，被保险人发生伤残、死亡等事件对其本人及家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保险金所能弥补的，保险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被保险人及其家庭缓解由于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带来的经济困难，所以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更多的则是体现为损失给付。

损失补偿原则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则主要取决于对人身保险的性质判断。若人身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质的合同，如健康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保险中的医疗支出部分具有明显的补偿功能，因此这时损失补偿原则适用；而人寿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事故的死亡保险则属于定额给付性质，此时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我国《保险法》中对于人身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保险法（第四十六条））。我国保险理论界认为，由于保险代位追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派生出来的权利，是对损失补偿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所以代位追偿原则与损失补偿原则只适用于各种财产保险，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1）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保险利益为被保险人的人格利益，不能够用金钱价值予以衡量；（2）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已死亡，已无补偿的替代性可言，这与保险代位权所体现的填补损害原则相悖；（3）更有学者认为，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人身上的专属性，不能任意转移。所以如果发生第三者侵权行为导致人身伤害，被保险人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赔偿而无需权益转让，保险人也无权代位追偿。

在保险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各州对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原则上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权，特别排除人寿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权，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也不适用保险代位权，但法院对于当事人扩大代位权适用范围的合同自由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如果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代位权，则可适用代位权。这种做法已为美国大多数法院所认可。

由上可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保险代位权在人身保险中并不是完全不能适用的。但是，保险代位权是否能适用人身保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虽然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损害的性质，但是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其人身利益又具有专属性，如果允许保险代位权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适用，那么民法中与人身权益相关的其他规定，如代位权制度中规定专属于债务人的债权不能代位行使等是否也要有所改变呢？因此，目前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只能结合各国具体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规定。

四、人身保险中损失补偿原则的具体案例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给出结论：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具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人寿保险；适用于具有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如健康保险、医疗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为了更好地理解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接下来结合一些保险案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2005年5月，王先生在外出旅游途中所乘坐的汽车被迎面驶来的运货大卡车撞击倾倒，王先生当场重伤，入院治疗后不久救治无效死亡。交警部门在调查后，认定在本次事故中货车司机李某负全部责任。经协商后，李某向王某家人赔偿了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8000元。同时，按照法院裁定，由李某向王某家人支付了1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在事故发生前，王先生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1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此案中，王先生是否可以获得1万元的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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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负债管理；资金运用；投资匹配

一、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特点

由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只允许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短期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业务，业务范围和保险的特性，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具有如下特点：

(一)资金来源的广泛性

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保费和资本金。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增长速度快，促进了我国财产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费规模的迅速扩大，保险资金越来越多，且来源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保险资金不仅来自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而且大量的保险资金来自于个人；从产业来说，财产保险资金来自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构成来看，保险资金主要由资本金、责任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等)、总准备金、保险储金以及未分配盈余等构成。

(二)资金性质的负债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将保险定义为：“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从保险的定义可以看出，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即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根据未来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决定了是否承担赔付责任。由此可以看出，保费资金具有明显的负债性特点。从保险资金的构成来看，除资本金和总准备金外，其他都属于负债。

(三)对外负债的短期性

从经营范围可以看出，财产保险公司除工程险等少数险种有可能保险期限较长之外，其他险种的保险期限都不超过一年；与此同时，财产保险公司可能的支出将在保险期限内完全明确。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险种的责任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这就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的负债大部分在一年内，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特征。

(四)保险资产的流动性

财产保险公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成本支出时间的滞后性和金额的不确定性，及负债的短期性，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负债支出的时间的不确定性。为保证保险责任的及时承担，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公司必须保持资产的高流动性，以防止债务产生的财务“黑洞”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

二、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性

从以上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特点可以看出，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的风险不仅来自于经营的保险业务本身，同时与保险公司的自身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在当前财产保险行业发展迅速，竞争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内部管理水平将直接决定公司经营的成败与否。因此，保险公司应该加强自身资产负债管理，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和流动性，保证各项债务按时支付。

(一)资产负债管理的概念

资产负债管理，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为针对某类负债产品的特点形成的资产结构，实行业务条块上的匹配；从广义的角度理解，资产负债管理属于风险管理的范畴，它从整个企业的目标和战略出发，考虑偿付能力、流动性和法律约束等外部条件为前提，以一整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技术，动态地解决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匹配问题以及企业层面的财务控制，以保证企业运行的安全性、盈利性及流动性的实现。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管理是通过了解保险公司的业务特点为出发点，进而合理分析其资产、负债，并合理安排资产负债的匹配关系，以保证企业运行的安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的流动性，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二)财产保险公司实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意义

财产保险风险发生的时点的不确定性和赔付金额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财产保险公司负债发生的时间的不确定性和支付金额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财产保险公司利用资产负债管理，加强自身资产负债的管理，以合理化解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来看，财产险公司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公司业务发展的好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资产负债管理的好坏。只有资产负债管理做好了，财产保险公司才能保护股东及广大投保人的利益，才能保证国家金融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因此，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对公司、行业、社会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1.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需要

保险，是一种风险预防和转移的工具，它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损失或约定事件，保险人按约定补偿被保险人的损失或给付相应的保险金额。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风险转移的成功与否。目前，财产保险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承保利润不断下降，有的险种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财产保险公司要想充分发挥保险风险转嫁的作用，就必须通过做好资产负债管理，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以满足广大投保人利益的需要。

2.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主动适应保险监管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保险监管由市场行为监管逐步向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并重的方向发展，并将最终转变为偿付能力监管。偿付能力的监管，就是要求保险公司有足够的偿还债务的能力，其外在表现为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高于保险监管机构要求的最低偿付能力，而实际偿付能力等于认可净资产，认可净资产等于认可资产减认可负债。根据目前保监会的偿付能力监管的规定，公司负债全部为认可负债，而资产则根据资产的风险状况和变现能力按比例认可，保险公司要想提高认可净资产的比例，就必须在实际经营中提高资产的认可率。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将资产配置到认可率高的资产上，提高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满足监管机构对偿付能力的要求。

3.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降低财务风险的需要

财产保险公司积累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资本金和责任准备金。责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为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保证未来能够及时偿付，而从保费收入中提取的准备金。由于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公司，风险存在具有普遍性，同时风险发生具有不确定性，这决定了保险公司赔付时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的安排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提高了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为此，财产保险公司有必要通过改造管理流程，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合理提高保险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保证公司的健康运行。

4.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改善保险企业经营成果的需要

随着保险经营主体的不断增加，保险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财产保险公司的承保利润在不断下降，甚至有的险种出现了全

转贴于 行业的亏损。如何合理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已经成为财产保险公司面临的最大难题。这就要求财产保险公司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合理使用和安排资产，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和资产收益率，最大限度发挥资产运用的作用，改善公司的经营结果，提高公司竞争实力和企业价值。

三、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模式及原则

(一)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模式的选择

资产负债管理包括以负债为主导和以资产为主导两种模式。以负债为主导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强调的是从负债的观点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即根据负债的特点安排资产的期限、结构比例等，针对不同保险产品的负债要求，包括期限、风险、出险频率、流动性等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资产投资组合。以资产为主导的资产负债模式，强调的是从资产的观点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资金运用的情况调整负债结构，也就是针对不同的资产组合，调整产品销售的品种、规模等。

由于目前我国财产保险行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每家保险公司业务增长速度较快，保险的特性决定了保险公司成本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成本的滞后意味着资金的滞留，为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于保险公司主要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在保险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我国，保险公司应更加关注主营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原则上要求资金运用满足保险发展和保险负债的要求。因此，在目前阶段，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采取负债为主的资产管理模式，根据保险产品或保险业务的整体风险状况来决定资产配置情况。

(二)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原则

根据保险公司资产的特点，充分考虑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实际情况，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不仅要遵循资产负债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且要充分考虑财产保险行业的特点。

1.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基本原则

财产保险公司与其他很多公司一样，在资产负债管理中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总量平衡的原则。就是要求资金的来源与资金运用在规模上的相对平衡和对称，保持资产与负债总量上的相对平衡，这里要求的平衡是资产负债总量的动态平衡。

(2)结构对称原则。结构对称是一种动态的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相互对称与统一平衡，即根据资产负债的期限差异进行布局，长期负债用于长期资产的投资，短期负债用于短期资产的投资，而短期负债中的长期稳定部分也可以用于长期资产的投资，并根据外部经济条件和内部经营情况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资产结构调整。

(3)偿还期对称的原则。偿还期对称的原则又称资产分配原则或速度对称原则，其主要内容为：资金运用应根据资金来源的流通速度来决定，即资产与负债的偿还期应保持一定程度的对称关系，最好是能保证资产和负债的期限完全一致。

(4)目标替代，总体效用平衡的原则。资产负债管理要求资产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目标，但这三个目标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安全性越高往往伴随着盈利能力的下降，流动性较高往往盈利能力较弱，但安全性较高。目标替代原则是指在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个经营目标或方针上进行合理选择和组合，相互替代，尽可能实现三者的均衡，而使总效用最优。这里的总效用是由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方面效用综合构成的。

2.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需要考虑的特殊因素

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财产保险及意外健康险业务，保险期限较短，保险事故发生较为频繁，使财产保险公司在资产负债管理方面需要考虑如下特殊因素：

(1)财产保险公司负债的特点。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的负债以短期负债为主，为保证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必须具备较高的流动性。

(2)险种结构及不同业务的现金净流量。目前，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经营范围为财产保险业务、短期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业务。在具体险种上包括财产保险、车辆保险、责任险、建工险等，不同险种由于保险标的和责任范围不同，其风险状况、出险频率及损失可能产生的金额大小也不一样，对赔付资金的需求也不同。如车辆险业务对赔付资金的要求相对其他财产险业务高，因为车辆属于移动的标的，事故发生较为频繁，出险的频率较高，导致赔付的频率也高，对资金的流动性要求高。而普通的财产保险业务的出险频率低，但由于保险金额大，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要求的赔偿金额大。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在资产负债管理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公司的业务结构、险种类别，以保证偿付责任的及时兑现。

(3)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中国保监会通过认可净资产与要求的最低偿付能力的比较结果，来判断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否充足。由于保险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偿付能力水平高低不同，对资产的认可率的要求也不同，公司对资产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在资产负债管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偿付能力的要求，以保证公司的偿付能力能够满足监管的需要。四、财产保险公司资产的组成及投资的重要性

从产业性质来看，财产保险公司属于金融服务企业，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属于第三产业，同时属于金融企业。第三产业从资产结构上看，具有固定资产占比相对小的特点，财产保险公司也一样，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也不高。同时，财产保险公司又属于金融企业，金融业的特点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积聚了大量的保费收入，对资金运用的要求较高。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财产保险公司投资性资产(银行存款 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人保60.49%，太平洋 77.32%，大地74.34%，太平65.7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可用于投资的资产所占的比重高，资金运用的需求旺盛。资金运用已经成为财产保险公司中与保险业务经营同样重要的经营活动，客观要求保险公司不断提高资金运用水平，加强投资资产的管理，关注其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为财产保险公司及财产保险行业整体实力提升做出贡献。

五、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与资产负债管理

目前，我国财产保险公司保费规模增长快，但由于保险主体的增加，竞争特别激烈，承保利润率在不断下降，有的险种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同时，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公司，本身对公司实力的要求高。财产保险公司实力的提高，取决于保险业务经营和资金运用两方面，且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这也是符合国际财产保险行业发展规律的。在国外，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业务的赔付率均接近100%，利润主要来自保费资金运用产生的投资收益。因此，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加强资金运用方面的研究，合理、有效地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充分发挥保险资金对公司的贡献，提高经济实力。为使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满足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财产保险公司应对公司负债进行深入的分析，紧密联系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合理安排投资的期限、品种等。

(一)根据负债的特点配置投资的久期

财产保险公司是典型的负债经营的公司，且其保费资金大部分属于短期负债资金。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在安排投资前，应根据保费资金在公司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合理安排投资的期限。在考虑负债资金占比的同时，财产保险公司应预测公司盈利能力，并根据盈利能力的不同及发展的不同阶段，安排不同的投资组合和投资期限。当预测财产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经营具有盈利能力时，意味着公司

在经营过程中基本不会动用资本金，公司应将资本金配置到期限较长，收益较高的投资上去；同时根据预测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现金净流量，将盈利积累的资金也配置到期限较长的投资中去，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将日常经营过程中需要使用的资金，配置在期限短、流动性强的资金上，以保证公司履行保险责任的及时性。

(二)充分分析公司的业务结构，根据不同产品的风险状况、出险频率配置投资

如前所述，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产品种类多，且不同种类的保险产品具有不同的风险特点、出险频率及对赔付金额的要求等特点，因此，同一收入规模的公司对投资组合的要求差异较大。如以车险经营为主的公司，要求投资的流动性高；以财产险业务为主的公司，对资金的流动性要求相对较低，但对金额的要求可能较大，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对资金总量要求较大，要求投资的整体变现能力强。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应根据产品的特点配置投资，合理确定投资组合及投资期限。

财产保险公司应根据大数法则的要求，充分考虑不同险种的出险概率和平均偿付金额，合理分析单一险种债务平均偿还期，进而计算出公司险种所要求的整体保险业务负债的偿还期，并根据偿还期对称的原则的要求，配置投资资产的偿还期限。可以通过计算平均流动率来判断投资配置是否合理，平均流动率等于资产的平均到期日和负债的平均到期日的比值，如果平均流动率大于1，则表示资产的运用过度，应根据负债的具体类别，缩短投资的期限；反之，则说明资产运用不足，应适当提高长期资产的比重，以保证平均流动率维持在1的水平。但在使用平均流动率时，最好对时间进行分段处理，如将期限分为3个月、6个月、1年等，分段越多，计算结果的运用越合理，资产期限与负债期限越匹配。

(三)根据公司不同发展阶段对偿付能力的要求，选择不同认可率的投资组合

根据中国保监会对财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要求，不同资产的认可比率是不一样的，认可比率的不同，对公司实际偿付能力的影响较大。同时，由于法定的偿付能力要求与公司的业务规模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公司投资资产的认可率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如在公司业务的起步阶段，由于公司资本金充足，基本不需要考虑公司资产的认可率，可以只考虑流动性、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去配置投资。但当公司业务规模较大，资本金处于不十分充足的时候，就必须将投资配置在认可率高的资产上。因此，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配置需要充分考虑公司的发展阶段，及不同阶段对偿付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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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利益;射幸性;立法意义

保险合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完全履行,因为它不仅是当事人满足自己需要的重要手段,也是全体投保人精诚合作、分担危险之必要途径。依照各国保险法的规定,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必须是受到实际损害的人,因为补偿是保险的基本职能。那么,保险上的损害是以什么形式表现的呢?又如何来量化呢?这涉及到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保险利益原则。

所谓保险利益(Insurable 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见于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该《法案》第一条要求被保险人对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险利益。[1]但英美成文法上对保险利益的含义并无界定。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均没有保险利益这一用语,但在理论上却对保险利益制度有系统研究。就我国研究现状来说,理论上将保险利益描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一种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损,或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同时将保险标的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财产及人的寿命和身体,并相应地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明确指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以此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但并未就两者做出进一步详尽规定。

一、保险利益制度的起源

保险制度发端于贸易发达、风险巨大的海上运输。在13世纪末意大利的海上保险中,保险人假装称已从被保险人处受领一定金额之贷款或以信用方式赊购被保险人之货物,约定若船舶未安全抵达时,将该款项返还给被保险人或支付价金。实际上是使被保险人在货物损失时可从保险人处获得一定金额之价款。这种约定中,未来船舶是否发生危险事故无法安全抵达或危险事故何时发生不确定,保险人是否给付保险金取决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具有射幸性。射幸性使得这种所谓的保险和赌博有着相似的机理。两者都决定于偶然事件的发生。显然,赌博是为社会公益所排斥的。它变一定(原有之赌本)为无定(输或赢),[2]是一种参加者创造风险的活动,鼓励利己主义、贪婪和不劳而获,使偶然性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宰者,破坏生活道德秩序。[3]因此产生这样的问题:被保险人是否必须是船舶未安全抵达会受损之人?被保险人获得的价款是否应不超过其货物损失?据此,有学者提出,因保险行为而请求保险金额的,被保险人应证明保险利益之存在,强调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损害者才能获得价款且价款不得超出损害金额,以区别于赌博。从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即填补损害制度。[4]保险利益理论也由此开始发展。

二、保险法上对保险利益的概念定位

财产上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特定财产所具有的实际和法律上的利益,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对于投保人本人为其主观价值,对于第三人则为投保人和该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文秘站:<“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将法律上权利稍稍扩大至法律承认的权利和利益,对保险利益并没有给予充分说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保险利益给予分析。

理论上,学者众说纷纭,可概括为以下两种学说:

第一种是价值说,或称经济利益说。此学说认为,保险的本质乃在于补偿经济损失。换言之,即在于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物上之价值。因而认为有利益才有损害,有损害才需要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之对象为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上的价值,或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物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为保险标的物不发生损害而受益。 [5]依价值说,构成保险利益需具备三个要件:(1)须为经济利益。保险是以补偿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目的,保险利益须属于经济上的利益或以与经济上利益有密切关系且可以货币量化为限。(2)须为确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确定或可确定。(3)须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规定。价值说对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能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内学者多持此学说。[6]价值说比较重视保险标的物的价值因素,突出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功能。 第二种是关系说。在人身保险中,由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人格权的内容,无法以金钱价值对其加以衡量,故价值说无法解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于是关系说乃应运而生。该说认为,保险利益乃是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此种利害关系,包含有经济上之利害关系及精神上之利害关系两种。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一般持此学说。 [7]关系说与价值说相比,其独到之处是不拘泥于经济价值上的解释,而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为人身保险获得了一席之地。笔者认为无论赞同哪种学说,有几点我们是必须认可的,也是各国对保险利益内容界定一致的地方。第一,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不合法的利益不能作为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或保险法所保障。如对盗窃、抢劫之财物的占有利益,走私、贩毒的经济利益,劫匪对劫持的飞机或者人质的期待利益等,均不能构成保险利益。第二,保险利益应为经济上的利益。所谓“经济上的利益”,是指可以体现为货币形式的利益或称为“金钱利益”,保险是以补偿损失为目的,以支付货币为补偿方式的制度,若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则损失无法补偿。第三,保险利益是可以确定的利益。惟有保险利益这种经济利益是确定的利益,在实践上才具有可操作性,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保险人才可以据此进行补偿。所谓“可以确定的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现有利益或者因现有利益而产生的将来预期利益可以确定。对于人身保险而言,可以确定的利益也可以称为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利益。 回过头来看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界定,概念定位上并不是很清楚,逻辑不够严谨,不利于实务操作。这些缺陷对于保险法的实践以及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这可能也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明确相关概念的任务任重道远。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意义

保险制度因其“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的职能而具有积极意义,并得以存续和发展,任何人均不应通过保险而获得无损失的利益或者超过损失的利益。确立保险利益原则的价值亦在于能有效地防止将保险作为赌博的工具。保险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道德危险与保险相伴而生,似乎从保险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让人们头痛不已。如以与自

己毫无利害关系的他人财产、身体、生命或健康为保险标的,则实为赌博。就财产保险而言,如以无保险利益之他人财产投保,因为他人财产即使发生危险,投保人并无损失发生,如能获得赔偿,则与赌博何异。其更甚者,投保人为图早日实现其不当利益,必不会等待被保危险之自然发生,而将设法造成被保财产的损失,其所诱发的道德危险,实不言而喻。例如,保险标的物价

值100万,所有者的保险利益即为100万,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发生事故保险人的赔偿额最多100万,身心正常者,不会为以100万的投入换取100万的赔偿而铤而走险,这纯粹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就人寿保险而言,若无保险利益规定,后果更无法设想。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没有保险利益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的而订立合同,则投保人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伤害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的给付。17世纪英国保险法因没有保险利益的规定,就出现过杀害被保险人的情况,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立法机关遂在《1774年人寿保险法》中首次确立人身保险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原则,明确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旨在消除以他人生命、健康为赌注,博取非法利益的寿险保险单,该法因而被誉为“禁止赌博法案”。可见保险和赌博在目的、效果、及社会评价(包括道德和法律等角度)方面均存有差异,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保险中有保险利益的存在。保险利益原则不许可随便以他人的财产或人身作为保险标的投保,便有效地防止了不受损失而获利,从而保证了保险的损失补偿职能,遏制了赌博。

保险利益原则之创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发生道德危险,道德危险是保险术语,是指投保方为获保险赔偿而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或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放任损失扩大。坚持保险利益原则,无损失则不赔偿,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有效地防止了为获得不当利益而发生道德危险。在保险实务中,保险赔偿的最高额以保险金额为限,保险金额是以保险利益为基础的。这体现了保险的“补偿”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险“分散危险,补偿损失”的职能道通过保险利益原则来设置屏障防止发生道德危险,并限制保险赔偿的额度,从而保障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Malcolm·A·Clerke.何美欢,吴志攀等译.保险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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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压力：银行业谋变势在必行

当下的中国金融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技术变革等逐步加快，传统商业银行具有的信用中介、支付中介、信用创造和金融服务等四大基本职能，如今正在被各种新兴的金融业态逐步替代。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传统信贷需求总体趋弱的背景下，各家银行都在积极加快金融产品创新、调整资产配置结构、开拓新的盈利点，以应对不利经济形势下面对的各种困难。最为明显的就是，互联网大潮带来了支付端的技术创新，全面颠覆了传统的柜面直营，通过物理的网点扩张渠道、扩大规模的经营方式成为了过去时；而搭建网络平台，提高技术实力，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协同成为目前各家银行求新、求变的重点；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银行存、贷款增量的明显下降，也迫使银行必须改变经营模式，寻求更为有效的业务增长点。

机遇挑战：保险业的黄金时代到来

纵观整个金融行业，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而作为中国三大金融体系之一的保险行业，在经受挑战的同时，更多的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保险业新国十条”进一步拓宽了保险资金投资的领域和渠道，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将能够以更多的形式、手段和工具全面参与金融市场。

保险业投资渠道放开，得益于近年来保监会在金融创新方面采取了多项重要举措：2012年，允许保险资金以对冲风险为目的参与金融衍生品；2013～2015年，又陆续放开投资创业板、优先股、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历史存量保单投资蓝筹股，增加境外投资范围等。这三年间，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分别达5.04%、6.3%、7.5%。2015年，在经济下行的重压之下，保险业却以38%的利润增速创历史新高，不仅实现逆势高增长，而且在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价值创造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互助共赢：银行、保险合作空间巨大

目前国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需要金融创新来解决巨量的资金需求；供给侧改革，需要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随着政策对险资投资限制的不断放开，未来银行和保险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保险业必须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共同迎接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帮助政府完成战略布局，谋求金融行业的大发展。

顺势而为：天安财险布局多元金融

作为国内首家由企业出资组建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天安财险成立于1995年1月，总部位于上海，注册资本177.6亿元人民币。20多年来，公司业务规模和机构建设快速发展，已建有33家分公司、1100余家营业机构、14000多名员工。近年来，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向好，治理结构日趋完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快速上升，连续三年实现了承保盈利和整体盈利，在市场中赢得了行业和客户的尊重，成为保险行业中一支重要生力军。2015年，公司总资产超过1600亿元，成功跨入千亿资产公司行列，在中资财产保险公司中排名第五位。

随着新金融时代的到来，天安正在布局更多元的业务，探索新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目前公司不仅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体系，配备了业内领先的投资管理系统，多年来不仅累计了丰富的资产管理经验，更获得了多项资金运用资格。相信具备了这些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公司未来可以在资产、资金端与银行等专业机构加强合作，参与金融服务创新、产品创新、项目创新、平台搭建，同时将履约保证保险这个强有力的增信工具，更好地融入到银行新业务模式发展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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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巨灾风险及巨灾保险的现状

最近20年，各类自然灾害、人为事故频发，给各国的企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图1和图2的数据我们能看出，巨灾风险无论从发生次数还是造成保险业损失的程度上来说都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而我国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仅从2011年的情况来看，根据民政部国家减灾网的资料，全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4．3亿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和失踪1126人，紧急转移安置939．4万人，倒塌房屋93．5万间，农作物受灾3247．1万公顷，绝收289．2万公顷，因灾直接经济损失3096．4亿元。然而，在巨灾风险的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我国巨灾损失补偿模式主要还是限于政府的无偿赈灾与救济，这一模式无论从效率和公平性上来说都并非最优的选择。保险作为应对纯粹风险的主要风险管理技术，传统上在企业和个人应对灾害性事件时能发挥分摊风险和组织经济补偿的基本职能。自保险业务恢复以来，中国的保险业，特别是非寿险业务取得了令人注目的发展与成绩，最近几年也保持了超过10％的高速增长。但无论从保险深度还是密度上来说，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表三的数据是2009年全球几个主要国家和中国的保险深度和密度的对比。由于数据上的缺失，我们无法直接获得中国巨灾保险的深度与密度的信息，而非寿险深度和密度是总量上的考量，无法直接与巨灾保险的需求与供给划上等号，但是过低的数据还是能反映出目前中国巨灾保险在需求和供给总量上的不足。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在巨灾—特别是自然巨灾频发的当前，保险在我国巨灾风险管理中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巨灾保险存在需求与供给的双重约束所导致的。下文对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双重约束的背景下提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选择。

二、巨灾保险需求约束

（一）非寿险需求的一般性影响因素

Hussels，WardandZurbruegg（2005）①对影响非寿险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出，非寿险需求实证研究中涉及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治法律因素和社会因素三大类。其中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度、产品价格、市场结构等；政治法律因素包括法律体系、财产所有权保护等；社会因素包括风险厌恶程度、教育程度。这一结论也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三类影响因素的变化给财产保险需求带来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赵桂芹（2006）②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非寿险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之后认为，经济因素对我国非寿险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关于非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的一般理论可以对中国目前保险市场的现状作出解释，比如国内过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主要是由于经济因素所造成的。但上述规范性或经验性证明并不足以为巨灾保险需求不足做出解释。比如在中国发达省份和地区，巨灾保险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同样存在有需求不足状况，经验因素造成的影响对巨灾保险而言似乎并不像一般财产险那么明显。这主要是由巨灾风险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一般而言，非寿险所承保的风险的发生频率较高，损失较低，而巨灾风险则正好相反，发生频率很低，而损失却极高；另一方面，一般非寿险经营由于有较多的无相关性标的的存在而使得经营风险较低，而巨灾风险则在保险标的的相关性上存有问题，进而造成其风险在可保性上的问题。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的特殊性，使得巨灾保险需求约束还有其特殊的原因。

（二）巨灾保险需求的消费者行为约束

1．低估和忽视风险

巨灾风险具有发生频率低、损失程度高的特点，按照行为金融理论的分析，当灾害没有发生时，人们面对这种类型的风险所做的决策往往并非理性，不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即不管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害和采用应对风险的方法，而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McClellandetal（1993）①进行试验后发现，当某类事件发生的频率足够低时，人们就会忽略掉它并不做任何应对。Kunreuther（2006）②也指出，人们在亲身经历了地震之后，就会想到去买地震保险，而此时地震再次在此处发生的频率是降低了的，这并不是理性决策的结果。汶川地震前，包括很多处在地震带的的企业和个人都没有想到购买地震保险，而汶川地震后，广东省却经历了一波保险销售的，因为这些保险对地震风险进行了覆盖，也是对于这种非理性决策现象的很好的例证。正是由于人们对于风险的这种低估和忽视，造成了人们没有意愿购买巨灾保险。

2．短视行为

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短视行为也是造成巨灾保险需求约束的原因之一。从人类人知的特点可以看出，人们对有形的，近期的事务更关心。Laibson（2001）③为这种现象给出了双曲贴现因子（Hyperbolicdiscounting）的解释，他指出正是贴现引子的不同，导致人们在决策时会高估近期的收益而忽视远期的收益，即便这两笔收益的贴现时间长短都是相同的。比较典型的例子人们在今天对明天的关心程度和第100天对第101天的关心程度是不一致的。这种现象也造成了人们对成本的夸大和对收益的低估，而巨灾保险很显然并不属于短期就一定能给人带来回报的“投资”，因此也造成了人们对其作用的低估，而不会选择购买。

3．政府救济

目前，我国大灾之后损失恢复基本上依赖国家财政和民间捐助。考虑到巨灾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的逐年增高，这种现状一方面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压力，另一方面对于巨灾保险的需求也有相当强的抑制。由于对政府的救助存有期待，人们在面对巨灾风险时，会产生利他主义的“萨玛利亚人困境”（Sa－maritan’sdilemma），即：向受灾地区提供的援助将降低人们购买保险的动机。因为当有很多人都没有保险保障时，政府肯定会救济，既然如此，那人们就都不选择购买保险。

4．正面强化因素的影响

按照Skinner（1970）④的观点，人们在决策时实际也在进行着试错式的启发式学习，且收到结果的正面或负面强化，例如对于巨灾风险，当人们选择购买保险应对时，由于射幸性的存在，很有可能购买了多次之后也未能通过保险获得任何补偿，此时则产生了负面强化，每一次购买保险对于人们来说都会获得负的收益（保费支出），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内没有购买保险的人一直都受到不断的正面强化的影响。对大多数人而言，由于巨灾保险具有发生频率低的特点，负面强化的效果要显著的多，这也是造成巨灾保险需求不足的重要心理约束。#p#分页标题#e#

三、巨灾保险供给约束

（一）巨灾保险供给的技术性约束

一般而言，一种风险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才能使保险公司能够有意愿并有技术将它加入到保险合同覆盖的责任中。这些条件包括：该风险造成的损失单位之间不具有相关性并且数量较多，以满足大数法则的要求；且保险公司能够通过某种技术了解其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的信息等，比如，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历史损失数据和频率数据进行估计。只有这样保险公司才能很好的为某类风险定价，并保持经营的稳定性。然而，巨灾风险对这些条件的满足情况都不让人乐观，造成了保险公司难以提供巨灾保险产品。首先，通常巨灾风险往往是由地震、洪水或恐怖袭击等事件造成，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往往非常大，这意味着虽然在某区域内有很多购买了巨灾保险的标的物，但它们之间在巨灾风险上具有相关性，不能满足损失单位没有相关性的条件。其次，保险公司需要了解巨灾风险的频率和损失程度的大概大小，并运用精算模型定价。这个条件一方面由于数据的缺乏而难以满足，例如，我国缺乏的可靠自然灾害数据，而像类似恐怖袭击等事件的数据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也为数不多；另一方面由于巨灾风险模型涉及除保险外的工程、气象等学科知识，构建起来难度也较大。最后，由于巨灾风险涉及的范围很大，保险公司在地震发生后也很难对实际损失金额予以度量，还会由此而产生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二）巨灾保险供给的财务性约束

衡量巨灾保险供给能力高低的绝对指标之一是净资产数额，若企业的净资产数额越大，则供给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保险公司运营巨灾保险有比较严重的财务性约束，从各财产保险公司的净资产数额与历年主要自然灾害损失的比较中就可看出：

（三）巨灾保险供给监管层面的约束

目前我国保险监管部门针对财产保险公司承保地震保险存有一定限制，各中资保险公司总公司或其职能部门出单的企财险项目扩展地震保险责任，由各总公司直接报送中国保监会审批；各中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出单的企财险项目扩展地震保险责任，经总公司批复后，由各公司省级分公司报送当地保监办初审，各保监办初审后，报中国保监会审批；各外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企财险项目扩展地震保险责任，由各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报当地保监办初审，各保监办初审后，报中国保监会审批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巨灾保险的供给。

（四）现有巨灾保险合同的局限性

我国现有巨灾保险合同多采用传统财产保险合同的附加险形式承保，并与主险合同一样为短期合约。此类合同的局限性在于，对于保险供给方来说，存在着是否收取和是否收取足够的难题，难以形成稳定的基金累计；从保险需求方来说，即便存在有稳定的巨灾保险有效需求，短期合同较之长期合同也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

四、供需双重约束下中国巨灾保险制度的选择

在全球巨灾风险次数增加和损失增大的形势下，特别是2008年初的冰冻灾害和“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如何更好的解决巨灾风险管理的问题已刻不容缓。然而，由于存在有供给和需求的双重约束，现有保险市场和传统的巨灾产品不能很好的处理巨灾风险，为此，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借鉴国外保险衍生产品，如巨灾选择权、保险连接证券等的发展经验弥补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不足。但是，大部分保险衍生品都需要较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撑，并且只能部分解决保险市场存在供给约束，难以很好的解决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其他问题。为此，我们引入Kunreuther，Michel－Kerjan（2009）①提出的长期巨灾保险合同，探讨其作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一）长期巨灾保险的优势

1．对需求约束的抑制

传统的巨灾保险从保险期限上来说多为一年，而长期巨灾保险合同是指保险期限为两年及以上的合同。长期巨灾险的这一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投保人的短视心理的需求约束，并为保险公司提供稳定的业务来源。我国在灾害性事件过后，保险市场会有需求激增情况的出现，例如，汶川地震后，四川、广东等省市的保险市场皆有升温的迹象，灾害“唤醒”了民众的保险意识，部分原本处于淡季的市场增幅更是达到了四到五成；今年全国各地频发的重大交通事故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除了旅游公司、交通运输机构等渠道的连带销售之外，个人主动购买意外险的意愿也大大加强。但是，从过去国内保险市场的总体状况我们能发现，这种“即兴”的投保行为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对保险公司而言，难以形成稳定的投保来源。对于短期巨灾保险而言，一年的保险合同期限到了以后，往往将面对脱保的窘境。长期巨灾保险合同由于保险期限较长，可以很好的利用需求提高的时期，将人们的投保意愿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固定下来。如图一，投保人的短期投保决策对于几个时间跨度来说，属于“多周期多次决策”，每次决策时都会受到短视因素的影响，而长期投保决策则属于“多周期单一决策”②，可以有效避免短视心理的影响；除此之外，即便前几个周期投保人购买了保险，由于巨灾发生的频率低，如果没有发生巨灾事故，投保人还会受到负面强化因素的作用，在后几个周期内都不会购买保险，而长期巨灾保险则由于决策次数较少而不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决策的负面强化。因此，长期巨灾保险对于前文所述的投保人需求约束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2．对供给约束的影响

大部分的潜在投保人都为风险厌恶者，都存有对稳定与安宁环境的倾向，但在需求约束的作用下难以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而保险公司则由于存在有前文所述的供给约束，特别是考虑到巨灾保险本身的不确定性及投保人是否脱保的不确定性影响，在提供传统的短期巨灾保险时可能存在有供给不足。洪水、地震和飓风等自然巨灾分别覆盖了我国大部分的领土，从潜在的需求上来说虽然能从数量上满足大数法则的要求，但在同质性上难以相符，此类风险巨大的影响范围导致了各个被保险人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存有相当的正相关性，致使保险公司难以运用精算技术从空间上对巨灾风险进行分散。以汶川地震为例，如图二所示，汶川8．0级地震Ⅵ度区以上面积合计达到440442平方公里。若以如此大的区划大数法则的单个样本则会导致数量上的不足。因此，自然巨灾在空间分散的条件上存有顾此失彼的矛盾。然而，如表3所示，通过对近十年的地震损失情况的简单观察，不难发现除2008年汶川地震外，其余数年鲜有损失超过50亿元的地震出现，巨额地震损失出现的频率并不高，长期巨灾保险由于为保险公司提供了稳定的保费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险基金的积累，提高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保证了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传统巨灾险存在的财务性的供给约束。#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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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牢理财金字塔的基石

相信人们对理财金字塔都不陌生，家庭理财事实上是建立一个如图所示的金字塔。金字塔应从基层建起，地基应是银行债券和保险。塔要想坚固，首先地基要稳，而银行存款注重零用和应急，它具有绝对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最容易让人忽视的就是永远重要但看起来似乎并不紧急的保险。它以小博大，保值增值，是稳定塔基的最实用工具，可有效减少因意外或健康等风险给家庭带来损失和伤痛。

我们现在时兴讲理财，理财实际上分3步，第一步就是做好风险的转移，即保险保障，这是一个根基。做好了保险保障之后才去做其他的消费安排和投资理财，没有保险保障的投资如同空中楼阁，经不起风吹雨打。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保险意味着财务，同样，家庭没有保险意味着塔基不稳。

保险作为金字塔的底层建筑，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石作用。专家建议，家庭保险的开支以家庭年收入的10%～20%为宜。它不但能为家庭提供保障，解决应急资金，也具有卓越的理财功能。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市场竞争，如今的保险理财产品形态已相当完善，可以满足投资者不同类型需要。

保险的本质在于保障

我们看到，每次突发性灾难的发生，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的保险意识。正如早年上海老城厢的火灾推动了火灾险、“8·24”黑龙江伊春坠机事故推进了航意险等，而到如今，随着人们对未来风险认识的深入，保险产品也日益丰富，涉及领域日益宽泛，健康险、养老险、投连险等都进入了人们家庭理财的范畴。保险，在现代社会，正在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许多人都有保单，然而你的保单配置健康吗？也有许多人想买保险，但是你的优先选择应该是什么险种？

从保险的运作原理来看，它是根据大数法则，将个人有可能遭受的损失通过众人的分摊来进行弥补。无限多的人各把一部分收入投入其中，积少成多，粒米成箩，就凝聚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由保险公司的专业人士打理，不但安全，还能不断增值。如果发生了保单范围以内的灾难，保险公司就会按标准理赔，你就获得了多倍于自己投入的保障。人们用自己的力量和团结，战胜了突如其来的灾祸，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平顺而有安全感。这就是买保险的最大理由。因此，无可置疑，保险的基本职能是转移风险、补偿损失，是保障。

一段时期以来，人身保险业发展存在着保障功能发挥不足、业务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人身保险供给与客户的现实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保监会对此早已明确，要求保险公司立足于保险保障本质转变发展方式，整个保险业正朝着回归保险保障本源的方向转型。

宜先选意外和健康险

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人赶着一头牛在公路上遭遇车祸。很不幸，抢救无效，人和牛双双死亡。来看结果：牛就当成被依法屠宰了，效果一样，全身都是宝。牛肉可以继续拿去烧萝卜，牛皮可以继续拿去做皮鞋，牛骨头也可以拿去熬点汤。牛角的用处更大了：可以拿去当装饰品显示原始风情，也可以拿去给苗族人喝啤酒用，还可以拿去当号角显显威风。

但是人呢？实用价值竟然连牛都不如。送去火葬场要不要钱？烧一烧要不要钱？做一场法事要不要钱？埋一埋要不要钱？娃娃读书要不要钱？父母养老要不要钱？

邻居们纷纷摇头叹息：啥子世道，人还不如牛？是的，一头牛死了还可以给家人留点小钱，一个人难道不应该比牛更有责任和价值吗？

在产品选择上，华泰人寿的专家建议，应该按照“先保障，后投资”的原则，优先购买传统的纯保障型险种，比如传统的意外保险、健康保险、寿险等。一旦遭遇意外伤害、身故、重大疾病等风险，这些险种能通过赔付保险金补偿被保险人的损失，甚至能帮助被保险人和其家庭免于陷入困境。一个家庭若要买保险，第一份保险通常应该是给家庭的顶梁柱买意外险。意外险之后，考虑重疾险。构筑基本保障后，家长可以考虑子女教育以及养老规划的保险。在此之后再考虑投资型险种比较合适，这样可以将自己的资产分散一部分到保险里面，降低投资风险。

人生三大风险：意外、疾病和养老，最难预知和控制的就是意外和疾病，而保险的保障意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两类保险上。但是很多人感觉这两种保险的保费很多时候是一去不返，或者回来得很少，算不上是投资，因此认为“很不划算”，致使最具保障意义的保险一直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于是当真正的风险来临时，很多保险却“不管用”，导致一些人对于保险的认识越来越陷入误区。

科学的保险规划，应该先从意外、健康险做起，有了这些最基本的保障，再去考虑其他的险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的商业保险，买保险一般应按下面的顺序：

意外（寿险）健康险（含重大疾病、医疗险）教育险养老险分红、投连、万能

与人生的成长周期结合在一起，从单身贵族到有房有车的中产，从养育小孩到面临养老问题，这是每个人必经的人生历程。在这个历程中，至少有7张保单是不可或缺的，分别是意外险保单、大病医疗保单、养老保险、为财富提供保障的财产保险、子女的教育及意外保单，以及避税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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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农业保险具有非市场性，政府主导型和政府扶持型两种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各有各长，中国应走政府扶持型农业保险发展道路。

[关键词]有限政府；农业保险；非市场性；政府主导；政府扶持

[中图分类号]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5-0009-04

中国农业保险在商业保险公司的运作框架下试验了20多年，1982～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1993～2002年农业保险规模和保费收入逐年下降，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农业保险试点全面铺开。从此，中国农业保险实际运作和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政府在农业保险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在此，笔者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同仁。

一、“有限政府”理论简述

西方经济学说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出现了主张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两种流派。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和政府的分工问题，即两者的边界问题也作了大量研究。最早指出市场与政府边界约翰・穆勒提出了政府职能边界的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任务不仅是保证市场自由化和减少扭曲，而且还应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行使职能，用政府的干预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经济学家们还认为市场与政府边界是由两者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极限构成的，且具有动态性、交错性和模糊性。它会由于不同的国家从而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而相应不同；它也会由于同一个国家内不同时期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而相应地移动。通常，政治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或国家其市场调节范围越大，政府调节范围越小，反之则相反。而且，该边界具有一定的交错性和模糊性，在政府和市场的临界处，两者并非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成就基础上，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对中国当前的市场与政府边界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政府应当在更多的领域里发挥作用。他们认为转型期政府具体经济职能表现是：(1)促进市场发育，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2)实施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保护民族经济。(3)消除行政垄断。(4)提供转型性失业者的社会保障。与市场与政府边界具有动态性观点相一致，中国专家学者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市场化，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政府的干预会越来越小，市场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中外学者的研究成就表明，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当前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仍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因此而建立起庞大的政府机构来取代市场。即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只纠正“市场失灵”，提供市场无法有效解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亦即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或“小政府”。

二、中国农业保险的非市场性

(一)中国农业保险非市场性的客观性

1．中国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与低收益性。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并且具有周期长、季节性和不稳定性大等特征。中国农业地区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差别大，自然灾害多，导致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农产品市场又往往是买方市场，农产品价格低，农民收入水平也很低，农民积累能力很弱。另外，农业生产单位小、经营分散，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农业仍是一个弱势产业。这些特征导致了中国农业保险的尴尬局面：自然灾害多和农民抗风险能力弱一方面导致农民急需农业保险等风险分摊和转移机制；另一方面低收入、低积累的农民难以承担与高风险性相对应的高保费，从而导致商业性农业保险难以生存。

2．农业风险的相关性和灾难性。农业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主要是自然灾害，而自然灾害具有成灾面积广、破坏程度大等特征，譬如旱灾、水灾、地震等。成灾面积广意味着风险具有正的相关性，即具有大量标的同时受损的可能性。保险风险分散机制赖以成立的前提是承保风险是相互独立的，而农业风险的正相关性意味着大数定理不再适应。所以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认为“系统风险由政府处理，市场只能处理独立风险”(Jerry R．Skees，2000)。农业风险的巨灾性后果还有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破产。

3．农业保险的外部性。农业保险有助于支持和稳定农业生产，从而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结果又会进一步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农业保险具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效应。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这一产品时，不能就外部效应获得相应收益，而其作为“经济人”又没有主动地为政府或社会承担提供这种产品的义务，所以也会导致农业保险供给不足。

(二)中国农业保险非市场性的现实性

农业保险的保费规模产品数量都说明了这一点。从保费规模上看，1993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8．3亿元，2000年下降为3．87亿元，2001年为3．31亿元，2002年为3．3亿元。近年来，由于政策和理论界对农业保险的猛烈造势，保费略有提高，2003年为4．6亿元。从农业保险险种来看，数目也在不断减少，最多时有60多个险种，后来下降到不足30个。

(三)中国农业保险非市场性的动动态性

1．从需求方面看。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收入越来越高，积蓄越来越多，购买力不断增强。2003年，上海、北京等农村小康实现程度已经超过60％，浙江、广东等农村小康实现程度在30％以上。近年来，一些省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中稳步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民致富的进程。这个进程一方面增加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也提升了农民对农业保险产品的购买力。

2．从农业保险的供给来看。随着保险技术的提高和保险公司实力的增强，保险产品的提供能力越来越强。保险发展史说明了保险经营范围伴随保险经营技术的创新而不断拓展。就农业保险而言，可充分利用现达的科学技术，提高对农业风险的识别、计量以及损失控制的水平。例如，利用现代气象技术和卫星遥感技术，可以比较准确地测定灾害性气候发生的可能性。这样就有利于保险公司预测风险事故的发生，从而积极防灾防损，降低损失。另外，具有相关性的农业风险同时也具有局部性，可通过大范围的承保来分散风险。Jerry R．Skees认为，“为相关风险损失提供保险的两种技巧是再保险和承保地域分散”(Jerry R．Skees，2000)。

三、中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主要方式及比较

中国保险学者将世界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归纳为五种：美国、加拿大模式――政府主导模式，日本模式――政府支持下的合作互助模式，前苏联模式――政府垄断经营模式，西欧模式――民办公助模式，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这些模式都有一定程度的政府参与。政府主导型农业保险实际上就是政府直接建立保险公司并直接经营。有学者认为，政府主导性农业保险就是使农业保险服务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分离，建立由政府直接领导、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的国家和地方农业保险机构。其基本职能是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政策，实行农业自然灾害的预防与救助，进行灾后损失的评估和理赔及对农业保险实行统一管理和专业化经营。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建立非盈利性的国家和地方的农业保险公司为农村保险合作社办理分保和再保险业务，从而将政策性保险与合作性保险相结合。政府扶持型农业保险是指有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农业保险，政府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技术支持等，这也是很多发达国家采用的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究竟孰优孰劣，即到底是政府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笔者想对之作一比较。

1．从效益财政的角度来看。政府参与农业保险体现了公共财政，然而当前理论界的共识是财政也要讲效益，即实现财政效益最大化。就政府主导型农业保险而言：(1)政府成立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将导致固定投资和费用开支十分庞大；(2)在政府活动中，供给与需求、成本与价格的关系被割裂，从而运转成本高，效率低；(3)存在支出超预算的激励机制，从而导致财政预算和实际支出数字逐年增大；(4)政府主导会导致多层次的委托―问题，导致财政资源的浪费；(5)农业风险事故多，出险概率大，赔付金额巨大，监管难度也很大。而就政府扶持型农业保险而言：(1)政府将业务交给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保险公司现有资源，降低经营费用；(2)政府只对损失较大、受灾面较广的灾害事故提供补贴，经营上仍由保险公司按商业化模式经营，从而保险公司有防灾防损、按商业规则展业理赔的激励；(3)与政府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相比，政府补贴业务简单，容易监管，有利于解决“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真正实现效益财政。

2．从培养农业保险市场经营主体的角度来看。政府主导型农业保险会遏制商业保险在农业保险中的发展。一方面因为政策性保险公司在经营上不会考虑太多的成本因素；另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展业时肯定会突出其政策性的一面，其业务人员甚至会把其作为等同于政府救助来宣传，农民也会把其当作民政机构的类似机构来看待，农民在投保时肯定会选择政策性保险机构而非商业性保险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排挤商业保险。而政府扶持型农业保险模式则不同，一方面，政府提供补贴，可以在―定程度上改变其以往在农业保险上经营亏损的局面，有利于商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业务上的发展。而且，有了政府的补贴，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上就会足额快捷到位，从而重新建立农民对商业保险的信用，促进农业保险供需方面均步入良性循环。同时，保险公司按商业化模式经营，有利于提高其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经营管理水平，并积极培育开发潜力巨大的农村保险市场，从而提高农业保险产品的提供能力和在国际农业保险市场的竞争力。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应集中精力研究和实践政府扶持型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充分发挥和利用市场的功能。政府只致力于干好以下事情，使“有限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得到体现。

四、“有限政府”在中国农业保险中的体现

(一)科学确定政府扶持农业保险的范围和标准

农业保险所承保的风险并不全部都是不可保

左顺根“有限政府”视角下的中国政府与农业保险风险，所以政府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一切农业保险都提供补贴。只有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而商业性保险公司又不可能或不愿意从事经营的农业保险项目，才有可能纳入政策扶持范围，集中有限的财政资源予以支持。其他如某些单风险农作物保险，符合一般商业保险承保风险的条件的，可由商业保险公司自主经营。在确定了补贴范围后，还要进一步制订补贴标准，并保证及时足额补贴到位。另外，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都不够雄厚，在某些灾害高发年度出现暂时的偿付困难是很正常的，这时政府应提供相应贷款支持。

(二)加强农业保险立法

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制订规则，规范经济主体行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保险法》和《农业法》都没有对农业保险作出具体的规定。为了规范中国农业保险行为和促进农业保险积极服务于农业经济，加快农业保险立法势在必行。在立法时应注意明确以下内容：(1)农业保险的强制性。规定农民必须参加某些农业保险，否则不能得到某些救助和其他农业优惠政策。在国外，如果符合投保条件的农户不按规定投保，就不能得到信贷资金，出灾后不能享受政府救济、价格补贴和其他优惠。(2)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断补贴的范围、补贴的标准。(3)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行为的规范。(4)对农业保险中违信行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规范等。

(三)提供技术、研究资料和防灾减损扶持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主要有洪水、干旱、地震、台风、和泥石流等，这些灾害事故的发生大多有一定的气象或地质征兆。政府应集中必要的财力和人力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准确的预测信息，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同时政府还应该积极修建防洪抗旱工程，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防灾减损扶持。在英国，只有当某地区的防御工程措施达到了特定标准或正在积极推进防御工程改进计划，各商业保险公司才会在该地区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小企业保单中包含洪水保障。

(四)引导农业保险通过再保险和资本市场分散风险

再保险是一种有效分散和分摊保险公司风险损失的经营形式，其对提高保险公司的风险保障能力以及增强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再保险长于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分散风险，从而弱化农业风险的相关性。但通常“国际保险和再保险业不愿或不能对系统相关的风险提供便利的保险”(Miranda，2000)，因此，政府应该对再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其他支持，或引导扶助建立专业的农业再保险公司，来共同参与农业保险服务。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分散风险。农业风险的巨灾性要求资本市场来为之分散风险(如以农业风险连结证券和农业风险巨灾债券的方式)，政府要努力培养发达的资本市场，放松对保险公司的投、融资管制并积极引导其通过资本市场分散风险。

(五)确保对农业保险扶持的动态性

由于农业保险的非市场性具有动态性特征，随着经济、技术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这种非市场性会不断得到弱化，因而政府在农业保险中扮演的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合理定位是与商业保险公司保持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把商业保险公司“扶上马，再送―程”，最终实现商业化经营。所以有学者提出中国农业保险应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采用商业的方式。政府分险种和区域支付相当于经济管理费补贴的费，并立法强制保险，给予免税支持，财政部提供标准化保单，制订费率，并负责业务督查。第二阶段再逐步过渡到国家政策扶持。在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走向正轨、业务需求增加后，政府主要做好以下工作：(1)政策引导和支持；(2)设立某种农产品专项风险基金与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巨灾风险；(3)政府设立专业的政策性业务管理机构，以应对日益庞大的业务管理要求。第三阶段，最终实现商业化经营。在现代农业格局初步形成＼资本市场功能逐步健全＼保险公司的资本运作技术与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情况下，促进农业保险走完全商业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Jerry R．Skees．“Agricultural Insurance Programs：Challengesand Lessons Learnde”http:／／wwwl oecd org／agr／doc／a-grskee.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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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由保监会牵头，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农业部等单位参加，成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起草工作小组，制定农业保险条例也已列入国务院2007年的立法计划。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业保险被称作为现代保险中最尖端的课题，它也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

中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保险，使广大农村从容面对天灾人祸，是中国国情的需要。

WTO的规则要求成员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并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但对农业保险相关的自然灾害则不予以限制，农业保险已成为WTO成员国支持本国农业的基本手段和方式之一。当前我国农业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格局，特别是作为农业主要构成部分之一的种养殖业受自然气候条件的约束更大。发展农业保险把原来世贸组织协议框架之外的用于扶持农业发展的资金充实于农业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中去，既不与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又能保护和扶持本国农业的发展，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发展农业保险对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必要的条件。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若风险处置不当，势必挫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阻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保险，建立一定的风险补偿机制，则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农险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

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

1993年以后农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到2002年继续缩减为4.76亿元，仅为农业生产总值的0.04%，全国农民人均缴纳农险保费不到1元。特别是2003年，中国人保香港上市后，由于经济效益的原因，不再经营大部分的农险业务。而据保监会的最新统计，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共实现保费收入3.95亿元，同比减少0.81亿元，增长-17%。

自2004年以来，专业农险公司开始浮出水面，9个省区市的农业保险试点也已经全面铺开。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提出农业保险发展的五种模式：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上海、黑龙江等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保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问题所在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日益陷入低水平萎缩的态势，出现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由于农业是世界公认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弱势产业”，我国又是世界公认的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很显然，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对于保障农业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尤其是种植业和养殖业“靠天吃饭”的高风险和不可预测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风险大、赔付率高，而若想有利可图，则必须提高保费，这又往往会超过农民的承受范围，加上农户的保险意识不强及保险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落差，导致“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出现。因此，各个新筹建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对于农业保险避而远之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农户风险意识淡薄，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的矛盾。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一些种植业和养殖业大户(企业)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常常导致倾家荡产、债台高筑，难以起死回生，政府的一点救济金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户生活在“靠天吃饭”的阴影里，也有一些人投保农业险，但由于农户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道德诚信的意识水平不够高，因此保险公司时常被农户的道德风险所困扰，同时逆向选择问题也令他们头疼。政府、保险公司、农户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是：政府部门管得少，保险公司不愿管，农产没人管。从政府的角度看，国家财政比较困难，而需要发展的项目或行业很多，暂时拿不出更多资金支持农业保险，同时农业投入大，见效慢，短期内回收投资是不可能的，故政府部门不愿意把过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他们自然不愿意经营不盈利甚至是负利的农业保险。

从农户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农户不相信保险，认为保险是负担，是一项不必要的支出，而另一部分投了保的人，心理也是忐忑不安，害怕到时候得不到赔付。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千方百计地从保险公司获得尽可能多的赔付。他们将最容易出险的农作物投保，造成了逆向选择；索赔时，将没有投保的农作物也一并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

三、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的矛盾。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资助，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保险将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经营技术的特殊要求。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在理论研究上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发展缓慢，农业保险方面的统计资料不详。特别是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而农业保险经营上的复杂性、艰苦性，导致人才更是奇缺。

四、我国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增长与现有的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的矛盾。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的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和受灾面积的比例分别超过20%和50%，农业风险损失的范围和程度呈现加速扩大的趋势。但是，我国农业保险却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与我国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走势呈下降通道。

五、农业保险受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双重制约的矛盾。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或现实需求)不足，主要原因：一是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也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二是保险价格即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三是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农民的保险意识还较差。在萎缩的供给和低迷的需求状态下，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

急需立法

首先是农业保险急需完善的立法支持。从1995年10月 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很笼统的，其中的149条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

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以美国为例，其农业保险能得以稳步发展，首先是美国政府制定了专门法律。早在1938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农作物保险的性质、开展办法、经办机构等都做了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其次是，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缺位。1996年，各保险公司开始商业化转型，对属于政策性险种的农业保险，国家不再有补贴。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业务风险集中，再加上农业保险的综合赔付率较高，形成了保险公司“小保小赔，大保大赔，不保不赔”的现象。由此，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断减少，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出现不足。

目前，国内开办农业保险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 (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基本未予涉及。目前还在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是将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等同对待的，在逐利心理的作用下，这些保险公司也在压缩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这样就造成在自然灾害发生较少的地区和年份，保险公司热衷于开办农业保险这一业务，而在灾害多发的地区和年份则相应地进行战略性的收缩。

再次是，农业保险赔付率高、承保率低。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自然灾害的平均损失率：粮食为6.5％、经济作物为6％、大牲畜为10％，如果按照这样的损失率来收取保费的话，无疑费率之高是令人难以承受的，更何况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总体来说还比较低，投保积极性自然缺乏。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农村居民缴费能力因素，厘定的保险费率过低，保险公司又将出现亏损，无法正常经营下去。农民想投保，但承受能力不足；农民能接受的，保险公司又赔不起。高赔付导致了农险要提高费率，而高费率又令许多农民买不起保险，农业保险就这样走进了日渐萎缩的“怪圈”。

此外，我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和再保险市场尚不完善。我国农业保险由于缺乏适当的再保险安排，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再保险机制的支持，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

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目的是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不超过 115%)，又限制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不高于 15%)。而我国，由于再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主体数量少且不健全，导致我国的再保险市场一方面供给主体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与服务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多管齐下

目前大多数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过程中，非常注重运用法律规范农业保险，政府也积极支持发展农业保险。但在中国，对这项涉及农业基础地位的农业保险业务，目前尚未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体系。

随着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急需健全的法律体系予以保障。需要尽快制定和颁布《农业保险法》及配套的法律、法规。

农业保险风险较大，技术性较强，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因此，应建立政策性保险公司为主，商业性保险公司为辅的经营主体模式，或建立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将农业保险单独按政策性保险核算的模式来经营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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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金融学 教学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借助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讯、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技术，以其高效率、低成本、关注用户体验、参与者广泛、交易方式灵活、高传播性等优势，得到迅速发展。新型的金融业务模式为适应新的需求而源源不断地衍生出来：传统金融机构大力从事电商化创新，非金融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金融运作，特别是互联网巨头进军金融领域，诸如构建P2P网络借贷平台、众筹模式的网络投资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从事资金融通、支付、信息中介等金融业务，一些互联网企业与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另一些独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应运而生。2014年底，中国互联网金融规模已突破10万亿。互联网金融既不能简单地归入正规金融或非正规金融，它是不同于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第三种融资方式。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从货币到支付、从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从理财到金融分销渠道各个方面形成冲击。虽然互联网金融目前在规模上远不能与传统金融相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取代传统金融，但它来势凶猛，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金融现象。金融学历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它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与十几年前相比，目前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已有较大改变。互联网金融的不断进步，给传统金融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金融学》教材在内容上要有所创新。让我们以传统金融学作为参照系，具体看互联网金融带来了哪些新的金融现象。

在货币方面，在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和存款货币之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出现了亚马逊币、Q币、比特币、FACEBOOK币以及各种虚拟社区币等互联网货币。这些货币不是以商品作为基础，不直接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其发行与运作都存在于虚拟社区之中。与传统货币相比，互联网货币超越了国家、政府、地区的概念，也超越了制度、种族、所有制的界限，它的发行不需要政府的特殊授权，也不需要监管机构发放的资质和牌照，而是完全建立在个人信用的基础之上。这些电子货币能部分地执行货币的基本职能，如支付手段的职能、储藏手段的职能和世界货币的职能，如果我们再按传统的方式来划分货币量层次，来计算基础货币发行量及货币供给和需求余额时，已经不够全面和准确了，我们需在M0、M1中加入电子货币相关项目。

在信用方面，传统金融主要有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国际信用、民间信用几种形式。互联网金融提供了一种新的信用形式：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之下，交易双方并不需要熟悉，借款人不需要提供抵押和担保，只需要提供资信证明。

在金融机构方面，传统金融机构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出现以后，出现一些新的金融机构，一方面是传统金融机构为客户搭建金融服务综合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如招商银行“非常e 购”、建设银行“善融商务”，都是这样的机构，商业银行金融中介功能也有所变化，交易双方之间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通过数据分析完成客户信用等级的评价以及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出现了专业网络金融机构，如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通过自建网站和第三方电商平台销售保险产品。

在金融市场方面，在传统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之外，互联网金融开辟了新的资本市场。在传统金融模式中，投资者与融资方要通过商业银行的中介。互联网金融使融资由间接变为直接，投资与融资双方直接实现了资金对接。金融脱媒降低了投资和融资的成本，提高了投融资效率，迫使银行向中间业务转型。互联网金融为证券、保险、基金、理财产品的销售与推广提供新渠道。以基于互联网的基金销售为例，基金销售机构借助互联网平台给投资人提供基金销售服务。有些基金销售看似基于非自有网络平台，其实也离不开互联网平台的帮助，例如，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设“网店”销售基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直销基金。传统的商业银行支付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以财付通、支付宝、拉卡拉、易宝支付、快钱、汇付天下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为用户提供网络支付、预付卡、银行卡收单及其他支付服务。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互联网金融拓展了它们的融资渠道，大大降低了融资门槛，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融资模式上，众筹融资借助于追梦网、海色网、好梦网、众意网、淘梦网、人人投、点名时间、点火网等网络平台，让具有创新能力的艺术家、个人或小企业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从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这是一种通过网络平台为项目发起人筹集从事某项创业的小额资金，并由项目发起人向投资人提供一定回报的融资模式。又有P2P 网络借贷，即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这个平台为借贷双方提供信息交互、资信评估、投资咨询、资金移转和结算、催债等中介服务。此外还有非P2P 的网络小额贷款，电商企业通过自建小贷公司或与银行合作方式，向其平台上的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服务。这些新的融资模式借助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金融信息进行组织、排序、检索和处理，让供需双方直接联系并达成交易，进行金融资源配置。

在金融监管方面，互联网金融潜伏着不少风险。前几年，我国关于互联网的法律和监管机制都不够成熟，存在监管缺位现象，这使我国互联网金融犯罪进入高发期。互联网欺诈、犯罪日趋智能化、产业化、隐蔽化、专业化，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较高要求。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跨界发展以及虚拟货币的出现，也对监管提出了挑战。互联网金融的跨行业性决定了它的风险因素更为复杂、敏感、多变，因此要处理好创新发展与市场监管、行业自律的关系。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公安部、财政部等8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进行了明确规定，首次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的边界、业务规则和监管责任，填补了互联网金融“缺门槛、缺规矩、缺监管”的监管空白状态，被人们称为“互联网金融基本法”。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金融告别了野蛮生长，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金融机构虽然有了法规，但真正实施监管，还需要做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例如，目前互联网金融还不能加入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也不能使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信息，因此互联网金融不能够实现线上线下信用信息的交换。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目前存在信用信息缺失问题，缺乏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征信系统。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切实解决。

以上这些互联网金融现象，都需要在《金融学》教材中得到及时的反映。可以先编写一部《互联网金融》教材，作为《金融学》教材的补充。总之，要让《金融学》教材与时俱进，让学生学到最新的金融知识。

参考文献：

[1]熊芳.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学》教学思考[J].科技经济市场，2014，2.

[2]丁杰.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金融学》课程改革探析[J].亚太教育，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