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地缘经济关系 经济联系 匹配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地缘因素对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地缘经济研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学主要分为三个学派：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和意大利学派。美国学派主要认为，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地缘经济学首要考虑的是建设国际关系， 以实现和谐、效率和增长。意大利学派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问题的学科，参与国际竞争的不是跨国公司、托拉斯或银行，而是国家。俄罗斯学派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具体环境中国家行为的应用科学，应将其与国家战略相结合。

地缘经济关系是地缘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地缘经济关系是判别两个国家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指标，能够很好的分析两个国家的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性。对外经济联系量反映区域间经济联系，能分析该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辐射能力以及该国对他国的经济接受程度。通过开展中国的地缘经济关系和对外经济联系匹配关系研究，能为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相关理论支撑。

本文选取20国集团中的19国（除欧盟）为分析对象，分别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为保持数据口径一致，2010年各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增加值、GDP和人口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与20集团各国的距离数据采用首都或主要城市间直线距离来代替，来自网站。

中国与20国集团的地缘关系测算

地缘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竞争型关系和互补型关系。关于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方法，学者温志宏（1998）提出使用欧氏距离法（Euclidean distance）。后来该方法被众多经济地理学者用来做定量的分析。本文通过改进，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使其能够反映更好的国家间地缘经济关系属性。

（一）测度方法的设计

1.指标选取。指标的选取要能够准确的反映两国经济竞争性和互补性。竞争性和互补性表现为资源和产品的可流动性大小。资金、原材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一般是从生产效率低的地区流向效率高的地区，从多的地区流向少的地区。本文选取的3个综合指标X、Y、Z反映资源和产品的流动性，它们分别是：X=某国的资本形成总额/该国的GDP，Y=某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该国的GDP，Z=某国农业增加值/该国工业增加值。X大小反映该国的资本的转换效率或余缺，Y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劳动效率的高低，Z的大小反映了一国资源和产品的向外流动能力。

2.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其中：为X系列数据的平均值；SX为X系列数据的标准差；Y′和Z′的计算方法和X′相同。

3.计算欧氏距离。设X0′，Y0′，Z0′分别是中国X，Y，Z的三个标准值，则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实际距离计算公式为：

其中，Xi′，Yi′，Zi′为i国的X，Y，Z的标准化值。

4.标准化处理。为了便于识别，对欧氏距离值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如下：

其中，为i国距所有其它国家的欧氏距离平均值，Sdi为i国距所有其它国家的欧氏距离的标准差。若为正表示两国具有互补关系，正值越大表示互补性越强；若为负值表示两国具有竞争关系，负值的绝对值越大表示竞争性越强。

（二）2010年中国地缘关系测度

根据上述方法就可计算出中国与20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欧氏距离。把测算结果的大小分成四个等级：一是>0.5，为强互补型；二是0

中国与20国集团各国的经济联系强度测算

引力模型是一种计算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计量方法，可以用来定量地描述国家之间经济联系量的大小。国内学者主要将其应用于研究与城市间经济联系。后来一些学者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使其能够更好的反映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本文采用经济联系模型如下：

其中，R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经济联系。Pi、Pj分别表示两国的人口数量，Gi、Gj表示i国和j国的GDP，Dij表示两个国家主要港口的距离。

根据上述引力模型，可以计算出中国与20国集团各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将对外经济联系强度分成四个等级：一是很强，联系量>100亿美元・万人/平方千米；二是较强，联系量10-100亿美元・万人/平方千米；三是有一定联系，联系量1-10亿美元・万人/平方千米；四是很弱，联系量

中国地缘经济关系与对外经济联系强度的匹配

根据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等级和经济联系强度等级，可以将二者进行匹配，具体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在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很强的3个国家中，与日本和印度的经济互补性很强，而与韩国的经济竞争很强。在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较强的8个国家中，与英国、德国、美国、土耳其的经济互补性较强，而与印尼的经济竞争很强。在与中国对外经济有一定联系的6个国家中，与巴西的经济互补性很强，而与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竞争性很强。中国与阿根廷的经济联系很弱。总体上来看，经济的互补性国家数量大于竞争性数量，且多数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较强。

结论

20国集团是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该集团业已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本文通过将中国与20集团各国的地缘经济分析和经济联系强度的匹配分析，能够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一些政策建议：第一，中国需要巩固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将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劣势转化为地缘优势。第二，中国需要加强与20国集团中互补性强但经济联系强度弱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密切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合作，提升在国际上的地缘空间。第三，中国需要处理好与本国竞争性强的国家的关系，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竞争优势，扬长避短。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地缘因素对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地缘经济研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学主要分为三个学派：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和意大利学派。美国学派主要认为，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地缘经济学首要考虑的是建设国际关系， 以实现和谐、效率和增长。意大利学派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问题的学科，参与国际竞争的不是跨国公司、托拉斯或银行，而是国家。俄罗斯学派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具体环境中国家行为的应用科学，应将其与国家战略相结合。

地缘经济关系是地缘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地缘经济关系是判别两个国家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指标，能够很好的分析两个国家的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性。对外经济联系量反映区域间经济联系，能分析该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辐射能力以及该国对他国的经济接受程度。通过开展中国的地缘经济关系和对外经济联系匹配关系研究，能为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相关理论支撑。

本文选取20国集团中的19国（除欧盟）为分析对象，分别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为保持数据口径一致，2010年各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增加值、GDP和人口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与20集团各国的距离数据采用首都或主要城市间直线距离来代替，来自网站。

中国与20国集团的地缘关系测算

地缘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竞争型关系和互补型关系。关于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方法，学者温志宏（1998）提出使用欧氏距离法（Euclidean distance）。后来该方法被众多经济地理学者用来做定量的分析。本文通过改进，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使其能够反映更好的国家间地缘经济关系属性。

（一）测度方法的设计

1.指标选取。指标的选取要能够准确的反映两国经济竞争性和互补性。竞争性和互补性表现为资源和产品的可流动性大小。资金、原材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一般是从生产效率低的地区流向效率高的地区，从多的地区流向少的地区。本文选取的3个综合指标X、Y、Z反映资源和产品的流动性，它们分别是：X=某国的资本形成总额/该国的GDP，Y=某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该国的GDP，Z=某国农业增加值/该国工业增加值。X大小反映该国的资本的转换效率或余缺，Y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劳动效率的高低，Z的大小反映了一国资源和产品的向外流动能力。

2.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其中：为X系列数据的平均值；SX为X系列数据的标准差；Y′和Z′的计算方法和X′相同。

3.计算欧氏距离。设X0′，Y0′，Z0′分别是中国X，Y，Z的三个标准值，则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实际距离计算公式为：

其中，Xi′，Yi′，Zi′为i国的X，Y，Z的标准化值。

4.标准化处理。为了便于识别，对欧氏距离值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如下：

其中，为i国距所有其它国家的欧氏距离平均值，Sdi为i国距所有其它国家的欧氏距离的标准差。若为正表示两国具有互补关系，正值越大表示互补性越强；若为负值表示两国具有竞争关系，负值的绝对值越大表示竞争性越强。

（二）2010年中国地缘关系测度

根据上述方法就可计算出中国与20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欧氏距离。把测算结果的大小分成四个等级：一是>0.5，为强互补型；二是0

中国与20国集团各国的经济联系强度测算

引力模型是一种计算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计量方法，可以用来定量地描述国家之间经济联系量的大小。国内学者主要将其应用于研究与城市间经济联系。后来一些学者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使其能够更好的反映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本文采用经济联系模型如下：

其中，R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经济联系。Pi、Pj分别表示两国的人口数量，Gi、Gj表示i国和j国的GDP，Dij表示两个国家主要港口的距离。

根据上述引力模型，可以计算出中国与20国集团各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将对外经济联系强度分成四个等级：一是很强，联系量>100亿美元・万人/平方千米；二是较强，联系量10-100亿美元・万人/平方千米；三是有一定联系，联系量1-10亿美元・万人/平方千米；四是很弱，联系量

中国地缘经济关系与对外经济联系强度的匹配

根据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等级和经济联系强度等级，可以将二者进行匹配，具体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在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很强的3个国家中，与日本和印度的经济互补性很强，而与韩国的经济竞争很强。在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较强的8个国家中，与英国、德国、美国、土耳其的经济互补性较强，而与印尼的经济竞争很强。在与中国对外经济有一定联系的6个国家中，与巴西的经济互补性很强，而与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竞争性很强。中国与阿根廷的经济联系很弱。总体上来看，经济的互补性国家数量大于竞争性数量，且多数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较强。

结论

20国集团是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该集团业已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本文通过将中国与20集团各国的地缘经济分析和经济联系强度的匹配分析，能够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一些政策建议：第一，中国需要巩固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将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劣势转化为地缘优势。第二，中国需要加强与20国集团中互补性强但经济联系强度弱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密切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合作，提升在国际上的地缘空间。第三，中国需要处理好与本国竞争性强的国家的关系，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竞争优势，扬长避短。

参考文献：

1.李敦瑞.地缘经济学的理论流派与发展趋向[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

2.温志宏.距离分析：地缘经济关系评价的一种方法[J].统计与决策，1998（1）

3.张学波，武友德，李佩 ，暴向平.基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云南省地缘经济关系[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6）

4.张学波，武友德，骆华松.地缘经济关系测度与分析的理论方法探讨―以云南省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4）

5.邵军，杨明华.空间分析：地缘经济关系评价的一种方法研究―以南京为例[J]. 经济师，2005（10）

6.郑国，赵群毅.山东半岛城市群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5）

7.王德忠，庄仁兴.区域经济联系定量分析初探―以上海与苏锡常地区经济联系为例[J].地理科学，1996（1）

8.牛慧恩，孟庆民，胡其昌，陈延诚.甘肃与毗邻省区区域经济联系研究[J].经济地理，1998（3）

9.王欣，吴殿廷，王红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定量计算[J].城市发展研究，2006（3）

篇2

最近一段时间，伊核问题取得重大进展。2014年1月20日，伊朗核问题有关各方达成“联合行动计划”（又称第一阶段协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一利好消息无疑为长达十年的伊核僵局注入了新的生机，国际社会为此感到乐观。一些媒体甚至认为，伊朗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然而，美伊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朗经济发展仍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企业仍需慎重扩大对伊朗石油领域内的投资。

客观看待“伊朗机遇”

诚然，第一阶段协议的确包含许多积极因素。根据协议，伊朗在六个月协议期内不得扩大其核计划，而西方国家则以取消部分但有限的制裁作为回报。具体而言，协议包括以下内容：伊朗稀释一半浓度为20%的库存浓缩铀、暂停浓度超过5%的浓缩铀活动、暂停建设部分核设施以及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部分敏感核设施的核查；协议同时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解冻价值约为70亿美元的伊朗在海外的资产，暂停对伊朗石化产品出口、黄金和贵重金属、汽车产业以及飞机零部件贸易的制裁，不得追加新的与核问题有关的制裁。

尽管进展可喜，但客观而言，协议尚不足以被称为“历史性突破”。所谓突破，当指有关各方在解决某一争端的难点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突破也意味着此后的进程应当比此前的进程更加顺利。历时长达十年的伊核问题主要有两大难点，一是伊朗究竟能够拥有何种水平的铀浓缩能力，二是美国对伊朗石油和金融体系的制裁能不能取消。前者涉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主要关切，后者涉及伊朗的切身利益。第一阶段协议不仅未能在伊朗究竟能够拥有何种水平的浓缩铀能力上达成明确的一致，更未涉及后一内容。其中后者尤其将直接关乎伊核问题的前景。

美国对伊朗石油领域内的制裁使得伊朗的石油出口从2011年每天250万桶下降至100万桶，导致依赖石油出口的伊朗国民经济几乎崩溃；美国对伊朗金融体系的制裁切断了伊朗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结算渠道，使得伊朗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活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尽管美方多次强调，如果双方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并最终落实协议，美方将取消所有制裁，但事实上，即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完全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美国也不可能取消制裁。美国行政部门虽有意取消制裁，并改善美伊关系，但并不掌握解除制裁的权力。解除制裁需要国会通过法案，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取消制裁的可能性不可高估。

部分是因为34年前的伊朗人质危机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也有部分是因为犹太人团体的强势游说，美国国会一直有着强烈的反伊情节。2013年电影《逃离德黑兰》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大奖，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美国民众中潜藏的这种反伊情节。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社会心理，美国一直抱持一种被扭曲了的政策逻辑，即每当美伊关系出现积极进展，美国国会不是采取措施给予伊朗“激励措施”，而是进一步采取惩罚性措施，并导致美伊信任再度下降。

就在2013年温和的鲁哈尼即将出任伊朗总统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法案，意图将伊朗石油出口进一步打压至零的水平；就在2013年有关各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会不是考虑取消制裁，而是讨论对伊朗实施追加制裁。以此观之，美国国会并不是需要解决伊核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希望美伊关系转圜。

因此，由于美国尚不具备取消石油和金融领域制裁的国内政治条件，所谓的“伊朗发展机遇”并非触手可及的现实。在美国仍然保持上述两大领域制裁的情况下，伊朗对外贸易的崩溃状态短期内不能改变，国民经济也难以摆脱继续低迷的状态。

谨慎投资伊朗油气

中国是伊朗的最大经济合作伙伴。由于美国的上述制裁，中国虽尚能与伊朗保持经济合作的势头，但资金结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13年，伊朗议长拉里贾尼曾经为此专程前往北京协调此事。在美伊关系遭遇美国内制度，制裁不能取消的情况下，中伊经济关系的潜力也必然是有限的。

不仅如此，中国扩大对伊经济活动也会因为制裁而面临诸多业已存在的现实挑战，一是资金结算问题，二是可能面临新的制裁。能源合作是中伊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在美国保持对伊金融体系制裁的情况下，中伊能源合作的资金往来也许将不得不以人民币结算。然而，一旦这类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达到一定的规模，美国必然将其视为对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的威胁，并以维持制裁为由对中国能源公司进行制裁。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可以有所作为，相反，伊核进展和美伊关系转圜为中伊拓展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中国可以鼓励对美经济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拓展对伊经济关系。大型国有企业适度低调增加与伊经济合作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毕竟，在伊朗表现出妥协和缓和意愿的情况下，美国打压他国与伊朗经济合作的合法性大大下降。

美欧国家对中伊经济关系的发展多有非难和指责，认为中伊经济合作破坏了美欧国家通过制裁迫使伊朗让步的努力。但事实上，中国加强对伊经济关系是有利于伊核问题的解决的。中伊经济关系有利于伊朗民生改善，防止经济恶化，并最终有利于防止伊朗因为缺乏安全感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也有利于伊朗增加以谈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民族自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立场差别实则体现了两者的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在伊朗表现出妥协意愿，而美国内政治制约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放弃扩大与伊朗经济合作的机遇。当然，其前提是考虑现实条件，特别是美国制裁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篇3

中亚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地缘经济地位和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较高，油气资源潜力巨大。据统计，中亚地区蕴藏285亿吨石油和8万亿立方米天然气。从油气资源的分布看，石油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从表1可看出，中亚地区目前的油气储量和产量在世界油气储量和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但其在世界能源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因为，首先，中亚目前已成为除中东外一个重要的常规油气能源生长型区域，为世界能源供给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其次，中亚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欧、亚两个消费市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再次，对中国这一能源需求市场，中亚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最后，中亚地区目前的勘探面积仍非常有限，开发前景十分乐观。

二、中亚部分国家的能源战略

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丰富，“资源立国”是这三个国家能源战略的核心指导思想。在前苏联统治时期，这三个国家都是前苏联的原材料供应地。三个国家独立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矿产资源丰富是这三个国家唯一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大国争夺中亚能源越来越激烈、中亚各国国内外安全面临严重挑战的情况下，能源资源就成为中亚各国维护国家、处理国内外问题的主要财力来源和筹码。中亚三国的能源战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制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中亚一些国家独立后，各国由于经济、技术实力落后，能源开发利用率较低，原有的基础设施也得不到应有的维护，从而限制了能源在国家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因此，中亚各国纷纷制定能源领域的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外资进入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哈萨克斯坦在油气领域引进外资方面走在了前列。据估计，流入中亚地区的外国资本80％在哈萨克斯坦。哈政府也鼓励发展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合作项目。目前，有近60个国家在哈有投资项目，其中最多的是美国、荷兰、英国、意大利和中国。石油工业是哈萨克斯坦长远的、优先发展的目标，其定位是到2015年成为世界第六大产油国。土库曼斯坦明确了外资引进的四个优先方向：有针对性地利用外国公司推广先进设备和技术方面的经验；开发里海土库曼一侧海域的油气资源，吸引外国公司对开采工作的各阶段进行投资；吸引外国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参与现有油气加工企业改造及创立新企业；吸引外国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对天然气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以及铺设新的运输管线。乌兹别克斯坦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引进外资政策的设计机制上存在问题，引资效果不理想。其原因主要是征收的总体税负过于沉重，外资投入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直接导致2005年油气产量的下降。面对这种意愿与现实相悖的结果，乌政府从2007年1月1日起降低资源税。目前，外国投资者已纷纷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但乌政府政策多变的特点对吸引外资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二)全面推动能源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由于历史遗留原因，中亚各国的能源资源高度依赖俄罗斯。因此，推动能源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是中亚各国降低市场波动风险的重要战略。哈萨克斯坦正在努力寻求油气出口多元化和开拓新的需求市场。由于与俄罗斯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与俄罗斯的能源交往仍是哈萨克斯坦的优先选择。哈萨克斯坦与美国、欧盟、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的双边“能源关系”处于不断发展中。土库曼斯坦积极开展能源外交，批准了《能源条约》，尤其对《能源条约》中有关国际能源过境运输的规定以及过境议定书的谈判十分感兴趣。为提高国际地位和经济独立性，土库曼斯坦试图将对外经济联系转向土耳其、伊朗、中国、巴基斯坦、美国等，并取得一定成效。乌兹别克斯坦高度重视国际能源合作，积极发展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其中，包括能源领域的合作。尽管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有意回避对俄罗斯的依赖，但在2005年后，乌俄间的能源合作显著加强了。近年来，中亚地区油气勘探成果的扩大使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世界大国争夺的一个焦点。中国与中亚地区陆地接壤范围大，中亚地区能源供给增长和乐观的储量前景以及管道等较之油轮运输更便捷、安全的方式为中国提高能源供给安全程度提供了保障。对中国而言，中亚地区在保障能源供给方面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因此，深入研究中亚各国的能源战略及调整方向，既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供给，也有助于加深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交往。本文侧重研究中亚五国中油气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能源战略。一、中亚地区在世界能源中的地位

中亚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地缘经济地位和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较高，油气资源潜力巨大。据统计，中亚地区蕴藏285亿吨石油和8万亿立方米天然气。从油气资源的分布看，石油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从表1可看出，中亚地区目前的油气储量和产量在世界油气储量和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但其在世界能源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因为，首先，中亚目前已成为除中东外一个重要的常规油气能源生长型区域，为世界能源供给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其次，中亚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欧、亚两个消费市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再次，对中国这一能源需求市场，中亚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最后，中亚地区目前的勘探面积仍非常有限，开发前景十分乐观。

二、中亚部分国家的能源战略

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丰富，“资源立国”是这三个国家能源战略的核心指导思想。在前苏联统治时期，这三个国家都是前苏联的原材料供应地。三个国家独立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矿产资源丰富是这三个国家唯一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大国争夺中亚能源越来越激烈、中亚各国国内外安全面临严重挑战的情况下，能源资源就成为中亚各国维护国家、处理国内外问题的主要财力来源和筹码。中亚三国的能源战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篇4

(一)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基拙经济法是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时，为了调和社会化大生产‘J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个人渴望更良好的秩序。但是经济个体在社会化大生产面前是肖目的，不顾及整体的利益，不择手段的追逐利润，各个环节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以国家宏观调控为核心的经济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战后，二战前，由于金本位崩溃，世界经济危机的加剧。仅靠一国政府实行的关税壁垒、外贸统制、金融管制己不能解决问题，需要从国际立场出发，从普遍性多边条约的角度确立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济法由此产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产生的社会基础是相同的，是生产社会化，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

(二)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联系与区别

1.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二者都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关系，非经济关系都不涉足。这其中即有公的关系，又有私的关系。但具体而言调整对象又有所不同:经济法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市场调控关系、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和涉外经济关系。而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各个国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私人贸易、管理贸易、税收、私人直接投资、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关系。

2.二者都是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内容丰富，但从法律体系而言，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法体系。

3.二者都可以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维护经济秩序的作用，但经济法主耍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而国际经济法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4.主体方面都包括自然人、法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还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经济法主体中还包括企业内部组织。5.渊源上，有人认为，经济法的渊源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习惯法和判例，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组织的规范性文件，而一国涉外经济法律是一国制定的，属国内法范畴，是经济法渊源，而不是国际经济法的洲源[l]。这显然是混淆了法律渊源与法律性质的概念，我认为一国的专用实体规范既是经济法的渊源，又是国际经济法的渊源。

二、实践中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协调

如果将经济法一与国际经济法各自要调整的内容分析，我们会发现二者有对应的关系。经济法中有公司、企业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要研究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经济法中有税收、财务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中有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经济法要规范外商投资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中有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规范。经济法要对银行、金融进行监管;国际经济法同样要对国际金融制度进行管理。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正确的认识二者所处的地位。有人认为，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和交叉关系川。我认为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下而从两个方而说明。

(一)国际经济法规则在国内经济法中的适用

1.国际法在国内法中的适用，世界上有三种做法:转化(t，一ansfer)、采纳(adoption)、混合式。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采取的是混合式。人世后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wTO规则和中国签署的各项协议一部分已经被采纳为国内经济法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等己修改完毕;另一方而，在宏观调控管理中，为了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我国补充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执行办法》、《外商投资服务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办法》等。由于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国际条约在国内的实施没有具休的规定，所以不能指望也没有必要都转化为国内的经济法予以执行，可以直接适用。

2.在市场准人方面。我国原来的经济法规对某些领域的主休严格限制，如金融、保险、银行、电信等。现在，根据中国政府的四项承诺之一，服务业开放，外国人可以进人到这些领域中来。但《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只是成员国的对外开放义务，而不涉及对内开放义务。所以，不能以允许外国私人在中国开办银行、外资公司、货运服务公司就推定中国私人也当然的享有此项待遇。因此，国内经济法规必须在主体上有相应的配套立法，以避免超国民待遇。

3.由于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的共同作用，一国私人也可以和他国对外经济(尤其是贸易)方面的法律发生更密切的联系。根据wTO规则，一成员方境内的私人因另一成员方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DsB(争端解决机构裁决)。如美国的301条款:如外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法律违反了该国与美国签订的条约、协定，损害了美国贸易的利益，任何人都可以向301条款委员会申诉立案调查，之后.与该国政府协商直接采取单边制裁。所以中国也有必要将私人诉愿与政府申请相结合，使国内经济法律一，刁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得以有效的衔接。

(二)经济法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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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贸易　风险防范　风险管理

一、外贸风险管理的对象和内容

外贸风险管理指的是外贸主体在对外经营过程中对各种相关风险进行识别、测定和分析评价，适时采取风险管理技术或技术组合，对外贸风险实施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实现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的目标，保证对外贸易活动正常进行的管理行为和过程。外贸风险管理的对象当是国际贸易中形形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损失。这既包含经济风险，也包含政治、文化风险；既包含国内风险，也包含国际风险；既包含进出口方行为所引起的风险，也包含其他经济主体和行政机构所引起的风险；既包含处于潜在状态的风险，也包含处于现实状态的风险；既包含未起作用的风险，也包含已造成损失的风险。根据外贸风险管理的对象，对外贸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处置即是外贸风险管理的任务。概括来说，外贸风险管理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健全企业对外经营的风险管理制度和体制，按照风险管理的要求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统一规划、组织和协调。二是预防和控制风险，防止国际贸易风险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三是处理外贸风险损失，将国际贸易风险损失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

二、外贸风险管理的主体

外贸风险管理一般由外贸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在大型外贸企业可成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配置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实行专业化的对外贸易风险管理。但是，外贸风险可能源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细节、各个过程。风险管理涉及到企业对外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岗位的工作，涉及到对外经营的全过程。因此，外贸风险管理的主体不应仅限于风险管理部门成员，外贸风险管理的主体应该包括外贸企业的全体成员。外贸企业中上至最高领导决策者，下至一线生产工人和普通外贸业务员都是风险管理的主体。外贸风险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外贸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务必养成全员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全体成员都应当是风险防范的当事人、责任人和主人。各成员都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点滴疏忽都可能构成风险险源，引发严重的风险事件，产生无法挽回的经济社会损失。每个成员都有义务消除本工作岗位上的风险隐患，为创造企业整体性的安全运营环境做出贡献。

外贸风险管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有必要在每个经营环节中都对相关风险因素实施管理、监控，消除引发风险事件的苗头，化解风险危机，防止外贸风险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企业全体员工应严格按照风险管理规程开展工作，确保每一个工作流程都不出现差错，把风险隐患消灭在具体的工作流程中。外贸业务人员、财务人员、一线生产人员、各部门负责人员既要分工把关，又要协调合作。只有通过外贸企业全体人员的精诚合作、共同努力，企业的对外经营方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外贸风险管理的职能

外贸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贸风险管理服务于对外经营的总目标，它对企业的涉外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外贸风险管理的作用与职能具体表现为：

1.风险分析职能。所谓风险分析，即是对相关国际贸易风险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识别、鉴定和评估。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外经贸企业必须洞察各种隐性和显性的国际贸易风险隐患，对这些风险隐患进行比较准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较为客观地估计出风险产生的概率、频率、影响幅度，为制定切合实际的风险防范对策提供依据。

2.风险警戒职能。为保障企业的切身利益，保证对外经营的顺利进行，外经贸企业必然要加强国际贸易的风险警戒。企业要对各式各样的贸易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对外贸业务活动保持审慎的态度，对交易环节中的风险因素保持合理的怀疑，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进行全程监控。外经贸企业要经常对国际贸易环境进行评价分析，对国际贸易风险进行搜索，及时发现国际贸易风险隐患并发出相应的警报。

3.风险预防职能。根据对国际贸易风险因素的较为准确的分析把握，外经贸企业可采取充分而必要的手段、措施对外贸风险进行防备，以遏止或消除风险隐患。在行使风险预防职能时，外贸企业可以采取积极的手段驾御风险因素、排除风险隐患，防止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的发生；也可采取消极的防御措施，躲避风险、分散风险、转移风险。为更有效地应对风险，外经贸企业往往会先采取积极的措施主动消除风险隐患。当风险隐患无法清除，风险事故无法避免时，企业则可采取消极的回避策略，躲避风险损失。

4.风险处置职能。风险事故发生后，外经贸企业应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风险损失进行积极的补救，防止风险损害事态进一步恶化，从而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点，保障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继而，外经贸企业要亡羊补牢，迅速地对各个部门和环节展开查漏补缺的工作，发现并清除其他类似风险隐患。外经贸企业应以风险事故为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强化风险意识教育，完善风险管理制度。

5.风险抵御职能。外贸企业要通过有效的对外贸易风险管理工作，从体制上、制度上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健全风险警戒防范措施，增强预防风险、驾御风险、抗击风险的能力，从容自如地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贸易风险。

四、外贸风险管理的目标

外经贸企业经营的总目标是为企业获取最大的利益。企业对外贸易风险管理的目标必须符合于、服务于外经贸企业经营的总目标。做好了风险防范工作，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有保障，企业的利润才能得以实现。外贸风险管理的目标具体包含高级层次上的风险管理目标和普通层次上的风险管理目标两个方面。高级层次上的企业风险管理目标，是指通过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工作为外贸企业创造安全稳定、和谐高效的外贸经营环境，保障企业总体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按照这样的目标，外贸企业应积极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防范机制，准确分析、识别外贸风险，有效地监控、处理风险因素，慎重地开展国际商务活动，引导外贸企业在比较安全的外贸轨道上运营，保障企业对外贸易活动的安全性和赢利性。这属于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上策。普通层次上的企业风险管理目标，则是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具体目标，该具体目标指的是通过风险管理，预防外贸风险损失的发生，或者当风险损失发生后，尽快采取补救措施，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保障企业经营的连续性。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具体目标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预防、遏止风险事故的产生。企业应安排专业人员对汇率变动、贸易壁垒、单证制作、交易方的商业信用等多项风险点进行监视、布控。企业争取以最低的成本、最经济的方法去预防潜在的风险事故，对企业对外经营计划、财务保障措施、风险管理技术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周密的部署。第一个具体目标强调的是对外贸风险的前置管理。其二，当风险事件发生后，使风险损失最小化。风险损失既已发生，就要尽快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防止风险损失扩散，减轻风险损失对企业的冲击。同时，通过有效的风险处理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逐步化解风险损失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保证企业对外经营的持续发展。上述第一个具体目标强调的是外贸风险管理的前置功能，第二个具体目标强调的是外贸风险管理的后置功能。

五、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目标实现的条件和途径

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需以下列条件作为保障:

1.健康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健康、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和制度得到了普遍遵守，交易者可以在比较自由、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违逆国际经济关系准则者将受到相应的制裁。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下，企业风险管理的安全目标与获利目标自然容易实现。反之，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贸易保护主义猖獗、非关税壁垒措施林立，企业正常的对外经营都难得展开，企业时刻面临着美其名曰“公平贸易”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袭击的危险，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如何能够实现？

2.健全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构成外贸企业风险防范所倚赖的一个重要平台。为此，以WTO为主导的多边协调机制和大量双边协调机制需得到健全的发展，其调节贸易争端、缓解贸易冲突、消除国际经济动荡因素的作用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3.科学的经营管理体制。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须在企业宏观管理体制下运行。企业运营管理体制构成外贸风险管理的前提条件，科学严谨的企业管理体制为外贸风险管理提供了保障。

4.稳定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预警是保障外贸安全的第一条战线，风险预警机制是护卫企业利益的第一道屏障。稳定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为外贸企业风险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国家应建立起覆盖全国范围的风险预警网络，及时为外贸企业提供国际贸易风险预警服务。同时，在外贸企业内部亦建立起科学的风险预警体系，制定有详细的风险防范规程和风险应急方案。企业的一切对外经营活动均需严格地按照程序和规矩办，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杜绝各种侥幸心理。

在上述条件保障下，外贸企业可采用众多途径来实现风险管理的目标。这里列举出一些重要途径，但需说明的是，实现风险管理目标的途径不限于此。其一，政府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协调和合作，建立高效的国家间冲突解决机制和风险信息通报制度。对于企业难以独自抵御的国际经济贸易风险，政府积极出面应对处理。其二，外贸服务管理机构与部门，积极主动地为企业外贸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海关、商检、工商、外汇管理等部门要以热忱服务于外贸、服务于企业的工作作风，千方百计地为外贸企业排忧解难，帮助外贸企业排查风险、克服风险、战胜风险。要坚决清除外贸机构中的衙门作风、官僚习气，禁绝对外贸企业的“管卡要”行为。各外贸服务管理机构与部门要将服务好外贸企业作为其工作的第一要务，作为考核其政绩的最为重要的标杆。其三，加强企业的风险防范机制建设。风险管理重在防，重在用健全而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来防。外贸企业应建立起全天候、全方位的风险监控、管理体制。要把好外贸立项、审核关，所有外贸项目必须经过专业人员的多层次、多环节的风险评估。对所有外贸项目都要进行严格而规范的事前审核、事中监督、事后检查，加强对国际贸易行为和流程的全过程监控。由于外贸交易涉及的因素和环节颇为复杂，一旦出现风险事故，当事者很难控制其进程。因此，对风险因素不明、风险事件无法控制的外贸项目坚决不做。对不同的贸易项目制定有不同的风险控制底线。其四，强化企业全员风险防范意识。企业成员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下至普通员工都应将风险防范工作作为第一大工作，将风险防范意识作为第一工作意识。要将风险防范工作作为考核企业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的首要标准。企业领导决策者行事务必谨慎，决策力求集思广益。重大外经贸项目不经专业论证，不能匆忙立项。企业内每位员工在工作中必须按工作职责和流程办事，把好每一关。一旦发现风险苗头应毫不迟延地汇报。其五，实施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工程。外经贸企业若想立足于世界市场，必须要有足够的应付外贸风险的能力。外经贸企业务须重视外贸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和措施建设，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大型外贸企业应设置有专门的风险防范部门，安排有专业的风险防范人员。中小外贸企业的风险防范部门可与其他职能部门合并设置，风险防范人员兼任其他工作。各外经贸企业中所有部门的成员都对风险管理负有与其岗位相对应的风险防范职责和义务。外经贸企业应定期举行面向全体成员包括领导决策者在内的风险防范教育培训，增强企业全体成员识别风险、估测风险、监控风险、预防风险、处理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胡小娟:国际贸易风险管理与案例评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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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篇7

近二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出较为强势的增长，并且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18.91%，总规模约为3512.06亿美元。从2003年至2008 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44.07%，比同期发达国家 FDI 流出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约18.93个百分点。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FDI流出的规模也显著提高。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下同)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显然，传统的FDI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缺乏经济竞争力的经济体为什么会更愿意将资本投资于海外市场？宏观视角下决定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或条件究竟该如何甄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FDI流出的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从2002年到2010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稳步发展阶段。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机来说，本阶段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步入正轨，经济快速发展，国内企业逐步成熟、壮大起来，同时大量外资的涌入，导致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中国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开放、透明的国际环境。另外，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措施也对本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和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图1描述了1982年到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趋势和发展历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到199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规模很小，平均值仅为5.38亿美元，绝大多数属于政府投资，企业所有权优势有限。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波动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增加，但也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受到偶然因素和短期利益目标的驱动，政府也没有完善的引导或管制的政策与措施。第三阶段从2002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而持续，迅速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另外，通过整理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2004-2009）的资料，我们还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强劲，2004年至2010年七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0%。第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以及经济水平相对较弱的非洲经济体。2004年至2009年六年间，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基本超过90%。该统计结果支持英国学者拉奥的“技术地方化”投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或地区（Lall，1983）。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加大。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48.2%上升到68.6%，总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符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首先，从战略角度看，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十分庞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鼓励本国企业投资海外市场，正是通过政策推动本国企业去更多地开拓国外市场，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为避免中国重要能源和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以逐步增强对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国际价格的话语权。其次，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与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不相符，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伴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中国将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倾销。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一种有效地绕开贸易壁垒而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手段。再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转移了中国制造业的剩余生产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取得外国公司的技术、品牌或市场渠道，并将其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当然，充足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币值和稳健的银行体系，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宽松的金融环境。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传统的FDI理论，使之能够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从而为提出更加广泛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依据。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实证分析，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涉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研究这几年才刚刚兴起。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因此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和紧迫。国内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较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较难捕获。《中国统计年鉴》2003版才在“对外经济贸易（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章节下增设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中国商务部也是2003年才出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以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

（一）改进的邓宁折衷范式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OLI折衷范式不失为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最广泛的理论模型。尤其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理论模型能够给予较为全面和有力的解释，即当企业具备所有权优势O（Ownership），区位优势L（Location）以及内部化优势（IInternalization）时，其对外经济活动的表现方式一般为对外直接投资。“邓宁折衷范式”不仅是目前基于公司层面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给予的最全面的解释，并且在该模型中还引入了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较为广泛的解释了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进行国际活动的动因和条件。但“邓宁折衷范式”依然无法有效合理地解释在发展中和经济转型国家中那些不具备OLI优势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前，有必要对OLI模型进行一些改进，然后从微观层面的OLI模型推导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型，以适应中国独特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

1.内部化变量的重新归属

OLI 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在逻辑和内涵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即三种优势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先后关系或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对实证分析增加一定的困难。首先，OLI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确定和衡量的方式是不同的。在邓宁折衷范式中，所有权优势O和区位优势L都是以静态的指标来测度的，即某一个时间点以特定的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而内部化优势I体现的是企业通过使外部市场内部化后，整个动态过程所带给企业的内部化收益，即该变量是以动态的过程来测度的。其次，三种优势变量是有先后次序的，或者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总体上来说，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是相互依赖的，两者共同决定了企业是否应该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美国学者Hyme（r1960）就曾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是相对而言的，一国企业只有在确定的东道国的区位，才能确定其所有权优势的参照系。在邓宁折衷范式中，企业是否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主要取决于三种优势变量的相互作用（Cantwell& Narula, 2001; Dunning, 200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内部化优势变量作为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首先，企业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是一种旨在减低风险，提升自身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经济活动。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东道国不同的文化，政策和制度环境。因此对东道国FDI的流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东道国市场带给企业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融资、营销和管理，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其次，企业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市场机制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如果这种制度上的创新可以为企业的运作带来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收益超过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跨国经营的内部化成本，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反之亦然。

2.改进的OL-FDI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内部化优势变量被看作是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时，邓宁的OLI折衷范式可以被简化为OL-FDI模型，如图2所示。横轴L表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区位优势变量，纵轴O表示跨国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我们假设跨国公司可以从其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收益，并且在东道国市场中可接受的最低收益为U0、U’、U分别表示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其中U’>U>U0。根据简化的OL模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O和区位优势变量L两方面共同决定的。即当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变量为O1，区位优势变量为L1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如图中箭线FDI所示。图中O0、L0两条垂直于横纵坐标轴的虚线表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当跨国企业的区位优势变量为L0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如何提升，由OL 决定的 FDI 规模都无法满足其在东道国市场上可接受的最低收益 U0。反之，当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确定为O0时，即使在东道国市场有着较好的区位优势，企业也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实际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企业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O是有限的，因此企业更愿意投入较多的区位优势L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假设某跨国企业在某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量L1。若单从该企业在东道国的收益来考虑，则箭线OA一定是企业最好的FDI选择。但该企业如果想得到处于U 水平的收益，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所有权优势 O 来增加其 FDI 的流出，同时也浪费了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因此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充分利用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同时在保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变的前提下，付出最少的所有权优势O1（如图2中FDI位置所示）。通过以上对OL-FDI模型的经济学解释，不难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共同决定的，但OL-FDI模型更反映了区位优势变量的重要性。Dunning（1977）明确表示企业优势不但与母国有关，还与东道国有关。只有把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有机的相互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所有权优势。Rugman（1981）也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中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其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机制

以邓宁折衷范式为代表的众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侧重于研究企业FDI流出的两大影响因素，一是企业自身所具备的满足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动因；二是与东道国相关的区位因子。在众多文献中，很少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母国约束”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这些理论其实都具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自由的，母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对于FDI的流出既没有鼓励的作用，也不会产生约束，即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一种企业行为，与母国政策和经济变量无关（王恕立，2003）。显然，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客观事实。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对外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都会对本国FDI的流出产生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阶段会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消除“资本外溢”的风险。诸如德国、日本、波兰和美国等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对一些敏感投资领域设置“门槛”（IMF,2005A）。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就必须考虑母国的约束条件。

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是一个综合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以及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宏观视角下，母国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是以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来衡量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十分复杂，包括政治、文化、地理等许多不可测量的因素。本文仅从对外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考察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则主要是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各种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对外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这些经济体才会从实施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转变为更多地实施具体措施来引导本国FDI的流出。

约束机制1：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对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所有权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例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财政支出的增加，母国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国际生产要素价格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比较成本”的升高或降低，影响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国内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向海外投资以谋求低成本战略；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刺激了国内消费，企业在本国有了更广泛的市场，更愿意选择在本国进行投资。考虑到海外投资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减小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对区位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主要是通过影响汇率水平，从而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一国的汇率下降，诱发资本从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弱势货币的国家。

约束机制2：母国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般来说，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则属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本流动。因此，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约束机制在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甚至可以说是一国对外经济行为的连续过程（Vernon , 1966；Johansson&Vahlne , 1997）。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定国家或地区，这种约束的效力和方向都会产生较大的改变。

约束机制3：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约束主要分为两类，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影响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影响。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主要指为控制对外直接投资而人为设定的障碍，如严格的外汇政策和审核程序等；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则主要是指政府针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而提供的各种优惠。

下面简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母国FDI流出的约束机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都是独特的，即与母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地缘特色、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战略目标相一致（World Invest-ment Report , 2006）。根据 OL-FDI 模型，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能适度地引导母国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首先，特定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可以提高或削弱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例如，如果母国政策限制资本输出的规模，并实施先进技术输出管制，一个拥有雄厚的资产和技术优势的企业也无法发挥所有权优势进行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还会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比如有政府支持的FDI保险计划降低了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即FDI保险计划最大程度上削弱了区位因素中的国有化风险、战争损失以及无法将利润汇回母国的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另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并非完全取决于东道国的条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及相关政策协定程度也是衡量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查尔斯•希尔（1999）在《今日全球商务》中就指出80年代日美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日本放宽对美国FDI的限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可以用图3简化表示。在宏观视角下，来自母国的约束影响着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即沿着从母国向东道国这样的路径推动着国际间资本的流动，因此本文也形象地将“母国约束”称作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约束因素的检验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选取

在宏观层面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母国的推动因素，二是来自东道国的拉动作用。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的相互博弈不仅仅是对邓宁折衷范式的一种理论上的延伸，并且丰富和改进了“投资发展路径学说”中单一解释变量的缺陷。沿着资本流动的方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影响FDI流出的经济变量，才能真正探究和验证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变量，从而促进或抑制本国FDI的流出。本文我们把这种“母国约束”称为来自母国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同理，“东道国约束”，即东道国的拉动作用，也是通过作用于改进的OL-FDI模型来影响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值得注意的是，母国推动因素和东道国拉动因素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且分属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变量是基于“比较”而得来的。例如，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往往是与劳动力成本紧密相关的，如果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较于潜在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偏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再如，人民币汇率不仅属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东道国的通货强势与否。因此，本文仅从母国的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旨在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分析FDI 流出的决定因素。本文从五个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资本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框架，分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货币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如表1。其中，先针对前四个推动因素进行实证的检验，其变量分别选择为人均GDP、教育费用、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人民币外汇汇率。由于政策变量的无法测量以及其特殊性，将以“走出去”战略为例定性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二）假设的提出及理论基础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理论基础：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Dunning,1981），一国对外投资净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天然的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对外投资净额为越大的正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也会相对较低；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则为负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以人均GDP来衡量的母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本文认为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机。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庞大，因此对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剧，对这些领域进行有效地对外直接投资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最佳选择。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成一个正向的关系。本文使用人均GDP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Dunning and Narul（a1996）认为由于每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都具有独特性。母国的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是衡量母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例如，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制造企业更愿意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实现资本的对外流出。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国内的劳动力不再相对廉价，许多依靠低成本战略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自身素质和修养以及对生活标准的提高要求企业支付更多的薪水，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本文使用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并假设随着教育费用的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增加。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就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达成统一共识。针对特定国家特定时期，两者的关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对外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互补关系。邓宁（2001）认为对外出口贸易会帮助企业获得知识从而产生所有权优势，有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建立出口平台和生产设施又推动了对外贸易（UNCTAD，2003）。在中国，人民币升值将增加传统优势行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可能是替代的（Vernon, 1966; Bellak, 2001）。这是由于潜在的出口商为了绕开出口贸易壁垒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就中国而言，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制成品，而海外投资在2008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商务服务业，约占60.9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按行业分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得到），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出口的延续，两者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在本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中，也认为一国对外贸易水平是衡量该国FDI流出的对外投资条件。因此，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成正向关系，用出口额作为对外贸易水平的变量。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理论基础：Dunning（200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把海外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转移给国内企业，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正向关系。以中国为例，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会带给中国企业以高效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更多的投资机会，形成持久的示范效应，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中国企业主动进行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关于这种外溢效应，Duran&Ubed（a2001）也曾指出。但是，本文认为直接使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作为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的前提是母国足够大程度地利用外国资本。只有母国企业充分利用外国进入的资本，其管理和技术水平以及投资机会的把握能力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一个正向的关系，且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变量。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理论基础：一般来说，汇率对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难以估计。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坚挺的人民币币值的支持下强劲增长，这似乎映射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在传统的优势行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近年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标志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货币相对强势国家。Alibe（r1970）认为，在购买力优势和资本成本优势的促使下，FDI会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若母国的货币处于强势地位，母国的资本成本也会较低，即母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就可以以较低的折现率来资本化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在理论上提高了母国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同时，货币强势地位的国家的企业可以花费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这也刺激了这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基于目前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理论，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成一个反向的关系。根据上述假设条件以及变量的设定，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其中，t表示年份，μ 表示白噪声，其零均值，且等方差。本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OFDI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GDPPC表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SCHO表示中国的教育费用支出；EXPO 表示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额；IFDI 表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EXCH 表示人民币汇率。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期影响见表2。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数据来源主要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等相关材料。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样本选取年限为1985年至2008年。其中，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1985-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在解释变量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实际利用外资额，出口额和人民币汇率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9版。汇率采用外汇汇率表示法，即用100美元作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是美元，其他经济变量的单位是亿美元。由于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即1985-1991年和2008年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缺失值，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缺失值进行有效地处理。本文的处理方法如下：根据中国教育费用原始数据作图4，发现1992-2007 年中国教育费用额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因此判定可以使用年平均增长率计算缺失年份的数据。中国教育费用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43%，然后运用该值计算1985-1991年和2008年的缺失数据。（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1.数据相关及共线性

根据各变量1985-2008年的样本分析，显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都随着时间呈上升趋势，因此需要对这些解释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所有变量间的相关都是显著的。在考察相关系数矩阵后，我们发现几乎除EXCH 的自变量之间都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比如 GDPPC 与 SCHO，SCHO 与 EXPO，EXPO 与 GDPPC 等等。由于多重共线性可能造成参数估计量的无效，所以需要对模型的设定进行处理。本文将采用差分法来改进模型的设定，实现多重共线性的消除。

2.平稳性检验

一般来说，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而且主要的经济变量如消费、收入、价格往往表现为一致的上升或下降。这样，从非平稳性的角度看，若仍通过经典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分析，则一般不会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因此必须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扩展的狄克—福勒检验法（ADF检验）。本文的时间序列数据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均值不为零，因此在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时，应选择包含常数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即：Δyt=c+δt+γyt-1+εt（2）表4给出了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变量LogOFDI、LogGDPPC、LogSCHO、LogEXPO、Lo-gIFDI 和 LogEXCH 的 ADF 统计量分别是-2.27、-1.22、-0.81、-2.72、-2.09 和-0.68，均不能拒绝置信水平为90%的原假设；但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在经过一次差分后都变成平稳的，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条件。同时，利用差分还有效消除了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基础上，为考察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需要对一阶差分的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各解释变量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变量的变化，当两个变量在时间上有先导—滞后关系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从统计上考察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即主要是一个变量过去的行为在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当前行为？还是双方的过去行为在相互影响着对方的当前行为？在表5中给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共列出八个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p值可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和出口额（MEXPO）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同时，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判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MGDP），教育费用（MSCHO）以及人民币汇率（MEXCH）这三个解释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然而，依据格兰杰因果检验6,7和8,这三个变量的变动却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因此本研究在方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假定在时间序列中的连续三期表示为T-2，T-1和T。在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的变动能够有效地解释T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变动；在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以有效解释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变动，从而间接对T时期中国FDI流出的变动给予了解释。因此，方程（1）可以改进为如下形式：

4.协整检验及内生性检验

接下来，需要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有许多研究表明基于国内投资、海外投资和商业周期的宏观层面数据可能是协整的（King, Plosser, Stock&Watson, 1991;Love & Lage-Hidalgo, 2000），因此本文也将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的协整关系检验采用基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JJ检验。同时也进行内生性检验，用于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表6显示各变量之间至少有三个协整向量，这六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系。由于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将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另外，为更准确地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还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以考察因变量LogOFDI和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VAR模型中的Wald－Granger检验，以检验内生变量是否可以被作为外生变量看待。VAR模型是自回归模型的联立形式，VAR模型的结构与两个参数有关：一个是所含变量个数N，一个是最大滞后阶数k。表7给出了内生性检验的结果。从结果可知，五个解释变量中只有LogEXPO在置信水平90%下拒绝了原假设，这表示中国出口受到中国FDI流出的影响，两者具有反向的因果关系，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变化。即得出中国出口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2004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增长迅速，这也伴随着中国对外出口的增加。1985-2003 年中国对外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7.07%，而2004-2008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约为26.83%。可以说两者呈现出同向变动的趋势。

5.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由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分析，以考察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首先，我们设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以及区分各变量是否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内生变量。因为变量观测值是年度数据，而鉴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范围较小，因此，一般来说建立滞后2期足以消除随机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Sims提出的用似然比统计量来选择滞后项值，其判断标准是，如果似然比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则认为新增加的滞后变量对VEC模型毫无意义，本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根据方程式（3）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无法直接有效地解释中国FDI流出的变动，因此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归为外生变量，在VEC模型中分别用LogGDPPC(-2)、LogSCHO(-2)和LogEXCH(-2)来表示。外资直接利用额和出口则作为内生变量考察，选取的滞后阶数为1。然后进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各变量的参数。表8给出了各参数的具体数值及t统计量。另外，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果AIC值和SC值分别是-2.151591和-0.812585，相对较小，这说明本文构建的VEC模型是有效的。可决系数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是0.786860和0.680290，因此拟合程度可以接受。

（五）结果与讨论

表8的结果有效地检验了提出的五条假设。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FDI流出的最显著因素。其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5.22，这说明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t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有较大并且正向的变动。该结论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相一致，有效地验证了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假设条件。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教育费用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4.46，这说明在t-2时期中国更高比重的教育费用支出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减小。更多的教育费用对FDI流出产生的效应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从短期来看，更多的教育费用导致母国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严重下降，没有更多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从长期来看，教育费用支出的不断加大会提高母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增强跨国企业的人才储备，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教育费用增加所带来的高成本还会促进低成本战略的企业不得不寻求海外投资。在VEC模型中，只有误差修正项的参数估计值表示的是一种长期关系，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则表示一种短期关系。因此从短期来看，估计结果较为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关于描述对外直接投资和教育费用的假设条件未通过检验。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在VEC模型的估计中，出口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为正数，但并不明显显著。因此无法验证假设中两者的正向关系。然而，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内生性检验，两者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参数并不显著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引导。例如，受政治影响，中国企业更偏重于投资于非洲和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但是针对这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出口总量却十分有限。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根据表8，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的参数估计值约为2.65，并且十分显著。这说明随着中国外资实际利用额的增长，中国企业将更多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将从外商直接投资中“吸收”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以及更广的营销平台，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力，海外投资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此通过了对该假设的检验。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人民币汇率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2.27。这说明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升高就意味着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降低。该结论与美国金融学家阿利伯（Aliber, 1970）提出的“通货区域优势理论”相一致，即资本会从相对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相对弱势货币的国家。人民币汇率的升高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本成本降低，能以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即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得到了提升。这一检验结论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一种提升企业效率的战略选择。因此本研究接受该假设。

（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不断制定鼓励和扶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如简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放宽对外汇的管制，信息服务以及财政和资金上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已是中国经济开放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被写入“十五计划”，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确保“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宗旨在于扶植有国际投资潜力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合理分配国内现有资源，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该战略的实施和协调工作。“走出去”战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和国际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的部分制度规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战略的有效性（World InvestmentReport, 2006）。比如说，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对外汇使用的限制也过于严格（Yao & He, 2005）。而根据约束机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分类及描述，本文认为中国外资流入流出的审批程序和外汇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人为障碍”，正是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而中国“走出去”战略有效地鼓励和扶植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则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体现。因此，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需要分成两个步骤：先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再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性优惠。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条件下，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结论

本研究以宏观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中国FDI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对于可以定量的决定因素，如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劳动力成本、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中国海外投资的货币因素，本研究采用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其中，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劳动力成本，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人民币汇率来衡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因素。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以人均GDP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最显著因素，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会继续扩大。

结论2：以教育费用来衡量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会显著地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并且在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减少。

结论3：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出口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外资实际利用额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显著的正的因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关系，则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海外投资也将不断增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关系，则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海外投资的关系就取决于这种“替代效应”与外资实际利用额的正影响之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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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经济体国家自然资源的供求形势日益严峻，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保障资源的供给，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企业开始进行海外投资。在资源投资渐趋繁荣的背景下，如何在国际法框架下规范自然资源投资就成为各国密切关注的话题。

一、自然资源投资相关的主要理论

（一）国家经济主权原则

国家经济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经济事务的最高权利。它包含以下两方面含义；(1)对内经济主权：自主的和自由的组织其经济活动且在经济领域内对经济活动排他地行使管辖的权利。即一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一国对其领域内的非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拥有主权；不受他国干涉其经济事务的权利。(2)对外经济主权：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自主地行动不受任何国家的指使、干涉和控制。

1962年联合国大会第17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正式提出经济主权的概念。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它明确和肯定了第三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关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其中就包括关于确认和维护各国经济主权的主张。《》第一条明确规定：每一个国家都享有独立自主和不容剥夺的权利，可以根据本国人民的意愿，不仅选择本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而且选择本国的经济制度，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压制和威胁。第二条进一步规定：每个国家对本国的全部财富、自然资源以及全部经济活动都享有并且可以自由行使完整的、永久的主权，其中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同时列举了巧项原则作为指导各国间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并规定了主权国家由经济主权所派生出的其他具体的经济权利，如在境内管理外国投资的权利、管理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权利以及实行国有化的权利等等。

（二）国际投资自由化

国际投资作为生产资本国际流动的重要形式，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际投资得以迅速发展，其速度已快于国际贸易。全球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国际直接投资提出了种种自由化要求。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解释，所谓投资自由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减轻或者消除所谓的市场扭曲的影响。造成市场扭曲的原因可能是外资法中专门针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性措施，如，外资准入及经营方面的障碍，也可以是外资法中有关给予或不给予外国投资者某种优惠措施及补贴的规定。第二、提高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如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以及公平公正待遇。第三、加强对市场的监督以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如制定竞争规则、信息披露规则等。投资自由化旨在突破传统国家投资法的规定，消除对于投资的各种限制，并且在各投资者及其投资之间实行非歧视性待遇，使投资成为全球性的活动。

二、自然资源投资国际规则评析

（一）nafta投资规则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式生效以来，其投资规则不仅经历了丰富的实践活动检验，而且对其后的双边或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和发展具有重大的预示意义。nafta的投资规则在nafta的第五部分第十一章。nafta第十一章采纳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fta第十六章重要的基础性条款，并增加了新内容，如最惠国待遇条款、争端解决机制等。这些不仅对由贸易区内部相互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所有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接投资产生了影响。

在美加fta的基础上，nafta投资规则的主要发展是：（1）最惠国待遇适用于另一缔约国的投资者和投资，这一点对国民待遇条例外的领域特别重要；（2）投资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有价证券投资；（3）增加了对履行要求的限制（特别是对技术转让、当地含量、出口业绩企业在特定的地区或市场作为唯一的供应者）；（4）将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纳入进来，并使墨西哥投资体制戏剧性自由化，征收问题上需要给予充分公平的补偿；（5）通过有约束力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方式解决投资争端。

（二）ect投资规则

1994年12月17日在里斯本，欧共体和49个国家签署《能源条约》(ect)。1998年4月16日ect生效。ect的签署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第一个将给予外国投资待遇和保护外国投资的责任强加于政府的主要多边条约。ect是在gatt的原则基础上制订，这一点，在ect的序言和第4、29条中被明确。它试图为49个具有不同法律、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创造一个共同的国际法制框架。ect提供了一个创设贸易和投资领域国际制度的重要思路。

投资条款是ect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正是由于在投资条款细节上的分歧，使得ect的谈判比预期的时间长，各方对投资设立前制度的设定及其定义难以达成一致。ect第二部分第5条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规定了各缔约方不得实施与gatt第3条或第11条不一致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ect的第三部分投资促进和保护，共8条，专门规定了各缔约方在促进和保护投资方面应承担的义务。规则要求各缔约方应为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努力创造一个稳定、公平、有利和透明的投资环境，给予投资者的投资公平和公正待遇、最持久的保护和安全；禁止缔约方采用不合理或歧视性的措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要求缔约方给予投资不低于国际法要求的待遇；要求给予投资者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ect第五部分争议解决第26条投资者和缔约方间的争议解决，规定了当缔约方被认为违反根据第三部分的义务时，投资者和缔约方之间争议解决的程序。与nafta第十一章不同的是，ect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投资的准入阶段，ect禁止的履行要求范围远小于nafta所禁止的范围，且缔约方对ect第5条的违反，不适用第26条的争端解决机制。

三、我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及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需要在外国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国家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协调和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是简单的由"国家经济主权"到"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转变，那种弱化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强调"投资自由化"才应该是我国今后在资源领域的基本法律立场的说法是不符合我国核心国家利益的。

此外，理论上的澄清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主权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主权更不能成为被我们束之高阁的神器，而应该是切切实实落到实处的，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武器。主权的行使应该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为终极目标的。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主行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取决于该国的实际权力，即实效主权。主权国家要想更好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必须重视本国的主权的实效性，强化国家的实效主权。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因素，运用法律的武器，依靠制度的力量，为国家主权设置有效的屏障。这个屏障要有张力，以国家利益为变化依据，相时而动，这就是一种务实主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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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常识；教学；渗透；法制教育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全民族的素质。然而，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日益严重，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造成青少年违纪犯罪的原因，客观上有社会原因、家庭原因等，主观上的原因是法盲，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某中学郭某，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一次闯入另一所中学的学生宿舍，向学生要钱，有的不给，他便拳脚相加，施之暴力。后被擒获，公安人员问他：“你是否知道你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他却回答：“我怎会是犯罪呢？这事儿多着呢，有的学生缺钱花了，就向别的学生要，不给，比我打得还凶哩……”学校是青少年的主阵地，要在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中发挥基础性和主渠道的作用。以“四.五”普法为契机，在经济常识教学中千方百计地结合讲授内容渗透法制教育，努力提高青少年的法律素质，有利于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一、改革的合法性意识教育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的上述规定也就要求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处理好法与改革的关系。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目前，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已民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改革的精神，确立了改革的大政、方针。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现行的一些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富裕了。但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也显现出来了，市场主体出于赢利的内在动机，有可能做出违反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诸如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偷税漏税、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扩大收入差距等，这些问题也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这些都需要进行改革，那如何进行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或重点任务，需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工作的能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或重点任务，需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让法律制度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形成了一整套健全的、为全体公民所遵从的法律制度，才是成熟的国家、成熟的民族。我们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日报刊文：新一轮改革应以加强法制建设为突破口2013年06月13日）

因此，在经济常识教学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强化，渗透改革的（合法性）合宪性意识教育，让我们的学生认识到法律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保障，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诸如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偷税漏税、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扩大收入差距等一切违法行为都要受到追究，依法给予惩处。

二、平等意识教育

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现代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此外，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都规定了“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

经济常识中的平等意识教育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平等。市场经济下的商品交换是平等自愿的交换，它需要法这种具有特殊权威性的社会规范法来确认交换主体的地位，以便交换能在平等条件下进行。教材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特征、市场交易中的平等原则是贯彻地位平等、机会平等意识教育的有机结合点。在商品服务市场上，卖者与卖者之间、买者与买者之间、卖者与买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竞争、平等交换的关系。二是国家之间的平等。国家平等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的最重要原则。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者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教学中，应强调平等互利是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发展对外贸易中，坚持双方的地位平等、权利相同，权利和义务要符合对等原则，我国绝不允许别国将不平等条件和不合理的要求强加于我国。

三、依法办事意识教育

坚持依法办事原则，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条件。公民只有严格地按法律的要求办事，才是正当的，也只有严格按法律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活动，公民的权益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法律正在日臻完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基本上可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所以，我们遇到问题，我们首先应当想到法律，依靠法律。一定要摒弃那种不相信法律的陈旧思想和有法不依的错误做法，自觉地树立法制观念，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经济常识教学中渗透依法办事意识教育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政府的依法行政。涉及的知识点主要是国家的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制度、财政与预算、税收的作用、市场秩序的规范与整顿。二是组织的依法成立。涉及的知识有企业、企业法人、公司的设立、银行的产生。三是公民、企业的依法办事与维权。关于企业的竞争、劳动者权利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等知识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讲授这些内容时，一定突出“依法”二字，并注意引用相关的法律。

教学中渗透依法办事意识教育，要注意讲清：坚持依法办事，不但要做合法的事，而且要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去做。法律不但规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且告诉了人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做不合法的事，无理取闹，是违法；即使有理的事，而不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步骤去做，同样是违法。有些人往往因为自己有理而采取了一些不合法的手段和方法，结果激化了矛盾，引发了新的问题，甚至使自己从有理变成无理，从合法变成违。这样的事在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四、权利主张精神与义务的自觉履行精神培养

社会主义的确立和日益完善使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他法律规定的公民的一般权利。

经济常识教学中渗透公民权利主张精神的有关知识有：公民的劳动权与政府努力创造条件促进就业、劳动合同的签署、预算的审批、纳税人意识的树立、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如学习“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时，除讲清消费者在商品服务市场上依法享有的权利内容外，还要通过一些典型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增强权利意识，在自已的权利受到损害时，不能忍，不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一定要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也要让学生知道如何维权，也就是要让学生养成索要购物凭证和按照法定途径解决纠纷的意识。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对公民应承担的基本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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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学；研究内容；扩展；思考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际贸易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和贸易实务“三大模块”。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 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国际贸易学教材中关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普遍观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和经济发展，它几乎没有变化和创新。由于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因此这一观点已不能反映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和理论建设的需要。

一、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1.对外贸易的产生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原始氏族公社、部落的劳动产品在维持最低生存之后出现了少量的剩余产品，也开始在氏族公社之间出现了少量的剩余产品的交换活动，这样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狩猎和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后来，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和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从手工业分离出来，先后形成人类社会第二次和第三次大分工。特别是货币的产生，使商品流通形式发生部分质变即从商品的物物交换变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形式，从而较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剩余产品成为经常性的现象，这样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具备了商品国际移动产生的几个条件：（1）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2）产生了私有制和“国家”即当时的社会实体；（3）当时各“国”的统治阶级之间为了自身需求而进行的剩余产品交换。可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是商品国际移动的根本动因和物质基础。但是, 从世界范围角度讲，那时的商品国际移动，还仅能称之为一般意义的国际贸易，只能称为对外贸易而已。

2.奴隶社会的对外贸易

奴隶社会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消费，商品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微不足道。同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交通工具的简陋，商品的国际移动（对外贸易）范围十分有限。在奴隶社会，对外贸易的商品数量和种类也十分有限，主要商品是奴隶和奴隶主阶级所追求的奢侈品，如宝石、香料、各种织物等。

3.封建社会的对外贸易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时期的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在封建社会中期，封建地租由劳役和实物形式转变为货币地租，使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到封建社会晚期，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生长，对外贸易的商品数量和种类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的国际移动范围也扩大到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我国对外贸易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开始的“丝绸之路”起，到明朝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扩大海上贸易，表明我国在封建社会时期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

4.资本主义的对外贸易

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国际移动，无论从其规模和范围上讲，都只能称谓对外贸易，而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和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地理大发现，商品的国际移动在范围和规模上都有显著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通过“圈地运动”提供了劳动力、通过征服殖民地和贩运奴隶等超经济的掠夺性手段提供了大量货币资本和广阔市场。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二、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扩展和深化

我们认为，当今国际贸易学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如下七大方面：

1.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及其趋势的理论研究

国际贸易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国际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贸易学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也是经典作家最早和最为关注的国际经济问题之一。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内容首先是要讲述国际贸易产生、发展的历史，阐明伴随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各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状况、规模、内容和范围等，特别是在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使国际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并且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

2.国际贸易理论和学说的研究

对国际贸易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可以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又服务于实践并推动着国际贸易实践发展。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国际贸易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最有成就的经济理论之一，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以及后来西方其他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理论可以概括为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和超保护贸易理论等理论和学说，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都不同程度的对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基本概念和一般发展规律做了较为深刻的探索，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吸收这些理论精华，不仅可以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水平，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是国际贸易课程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3.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的研究

国际贸易政策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国际贸易利益的具体实现保障。各种贸易政策、措施对进口和出口都有直接的影响，国际贸易不仅涉及各国贸易利益，也与各国的政治、军事有密切关系。在当今国际竞争十分激烈情况下，研究各国的贸易政策、措施，不仅与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密切相关，也是国际贸易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4.国际贸易制度和协调机制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任何一个国家若离开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规则，就不可能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必须了解和研究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是当今国际贸易课程必须强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5.国际贸易的运行方式和操作手段研究

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贸易范围、种类的不断增多，国际贸易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段也愈来愈复杂化和多样化，除了传统进出口贸易方式外，又出现了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租赁贸易和电子商务国际化等新的贸易方式，特别是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无纸化替代传统式的单证贸易方式，极大地提高经济高效益，使国际贸易运行方式和操作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通过电子商务国际化进行国际贸易既属于国际贸易实务，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的新课题，因此，掌握这些贸易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段的方法、特点，对于开展国际贸易实务大有裨益。

6.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战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国际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社会生活等问题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如国际支付、国际结算和国际信贷等有关的国际金融理论和实际问题与国际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再如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等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与国际贸易关系更是须臾不可分的，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7.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贸易大国的贸易特点、政策措施

发达国家是国际贸易的主体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这些国家贸易特点和有关的适应法律就十分必要。而发展中国家一些贸易大国，它们的一些做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为改善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加强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也要认真研究各国的贸易政策、法规。

三、扩展和深化其研究对象与内容的现实意义

扩展和深化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理论意义和教学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里主要说明一下现实意义，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作为国际贸易（理论）课程，一方面要让学生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这是首先要解决的；另一方面，要尽力将理论与实际结合，把所学理论用于实践。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较晚，2001年我国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一般说来，这是我国参与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当然，1991年我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比它早，但它比较松散）。2005年进入实质性阶段，实行部份关税减让。并采取分别与东盟10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方式加速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计划到2010年实现关税同盟，意义十分重大。

还有当前我国频繁遭受外国反倾销、反补贴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应享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问题，必须通过讲“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章给予较多说明，否则就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等等。这些问题既是现在国际贸易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若不给学生讲解或讲解不清楚，仅仅限于“老三块”的内容，没有新意，更没有满足学生对这些问题要求给予回答的求知欲望，这样的教师也就不会成为学生很满意和很喜欢的园丁。

作者单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78-81.

[2]朱钟棣，高羽诞.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34-135.

[3]陈宪，韦金鸾.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