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原则十篇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1

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来看，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以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为基本政治特征，与资本主义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有本质的区别；它应当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中国优良传统和文化特色的法治国家，而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或者前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它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国家，并随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体现并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一、宪法和法律至上原则

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且属于人民。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也是我们国家民主性质的体现及其合法性的依据。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当家作主，行使主权权力；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制定宪法和法律，并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和途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我国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至上，实际上是人民利益和意志至上，是人民至上。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由于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无任何自己私利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党所代表的利益与人民所要求的利益是同一的，党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在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汇集和反映人民意志的同时，也体现和反映了党的意志。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就是坚持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和至上，就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必然要求，是“三个代表”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应有之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法律至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观点，表面上是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却在法治领域把宪法、法律权威与党的权威对立起来，把法律化的党的方针政策与党的整个领导对立起来，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立起来，最终是把人民与党对立起来。这种对立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利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败俱伤。

宪法和法律至上与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是一致的。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规范化和法律化。因此，坚持和维护宪法、法律的至高权威和至上地位，实际上是确认党的领导权威、执政地位及其政策的至上性，是用法治的方式维护党的权威，坚持党的领导，推行党的政策，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从制度上、法治上保证党章规定的“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的进一步落实。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在我国，全体人民当家作主，主要是采用“代表制”的方式，通过直接或者间接选举人民代表，由他们在各级人大代为行使国家权力。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宪法、法律和法规并且依法监督其实施，这是人民行使主权权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立法上，人民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他们依法平等地享有国家和地方的立法权，以保证法律（广义的概念，包括宪法、基本法律、法规等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始终体现人民的意志，但在立法上是不能与敌对阶级、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讲平等的，所以，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在法律实施和遵守上的人人平等，在立法上只能讲“人民平等”。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得到实施和遵守，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实施和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法律对其实施机关和每一个公民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1）公民的法律身份和法律人格平等，任何公民不得因为性别、年龄、民族、种族、肤色、语言、宗教、社会出身、财产状况、职业、职务等而被区别对待；（2）所有公民平等地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承担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3）公民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4）任何组织和公民个人不得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于反对特权，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宪法和法律集中反映了党和人民的意志，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权威，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因此保证它们得以平等地执行、适用、应用和遵守，既有利于确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维护法治的权威，又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法律上和制度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果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难以实现法律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如果允许法外特权的存在，法律权利和权力就会失去保障；如果法律可以恣意妄为的实施，共和国就将没有规矩和方圆；如果法律不能公正有效的实施，成为一纸空文，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无从建设。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当依法给予诸如犯罪嫌疑人、囚犯甚至触犯国家刑律的敌对分子以法律上的平等待遇。有人认为这样做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阶级性。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立法时的不平等体现了它的阶级性，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已经根据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如何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对待各种社会主体，并用法律规范分别规定了民事、经济、行政、社会和刑事等各类法律的不同对象、范围、方式和结果，因此，在法律实施和遵守的时候，只要我们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平等保障一切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利，依法追究一切违法犯罪人的法律责任，就是在坚持法律的阶级性和人民意志性。

三、依法行政原则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2

一．宪法原则性质与功能

宪法原则是宪法价值的统一体和基础，是构成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宪法原则的性质表现在：一是价值性，即宪法原则体现了宪法国家应追求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体系，指明宪法生活的基本方式；二是原理性，即宪法原则实际上是宪法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由各种原理组成的集合体[1]；三是指导性，即宪法原则对整个宪法制度的运作过程起到指导功能，构成宪法制度统一的基础；四是多样性，即宪法生活的多样性在客观上决定了宪法原则存在方式与功能的多样性。

宪法原则的基本功能是指导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运行的过程和程序，使宪法发展具有统一的基础和依据。具体而言宪法原则的基本功能表现在：提供现代国家构成原理的基础，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具有统一的基础；提供宪法国际化的事实和价值基础，使宪法在统一的理念下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提供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指导原则与理论依据，是解决社会各种利益纠纷的准则；提供进行宪法解释与宪法判断的标准与认识论的工具；提供宪法价值社会化的基础与形式，使社会成员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感受宪法带来的利益等。宪法原则并不是具体而明确的规则，其内涵由各种抽象的原理组成，有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二．宪法原则形式与分类

宪法原则作为对宪法制度运行过程进行指导的原理，其表现形式是多元化的。在各国宪法学理论中宪法原则有不同的表述。宪法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宪法典中没有明文。如在美国，有的学者谈论宪法原则时认为，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是权力分立和权力分配，并从这一原则中派生出美国宪政的另一项原则，即限权原则。[2]这三项原则实际上确立了美国宪法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原理。在日本，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与基本人权保障是宪法所体现的基本原则，有的学者甚至把它描述为宪法的灵魂。在这些国家宪法原则主要通过宪法解释或具体的宪法判断过程得到说明和解释。[3]

第二种形式是在宪法典中具体规定宪法原则。有的国家规定在宪法正文，有的国家规定在宪法序言。采用这种形式的优点是宪法原则的表述比较明确和统一，便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理解和解释。但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是宪法原则内涵的表述与宪法典规则之间会发生不吻合的现象，对具体的宪法解释设定不必要的范围。目前，在宪法典中规定宪法原则的国家，在具体规定形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是在宪法序言中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原理），代表性的国家是韩国。韩国宪法在序言中以直接或间接形式规定了国际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法治国家、社会国家与文化国家等原理。有的国家是在宪法典第一章中具体规定宪法基本原则。保加利亚宪法（1991年）第一章以24条的篇幅规定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包括：（1）规定国民主权原则，即国家的全部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与司法权；（2）明确规定实行地方自治原则；（3）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地位的确认，规定宪法是最高法，其他法均不得与之相抵触，宪法的所有条款均直接有效等；（4）宣布保加利亚共和国是法制国家等。葡萄牙宪法（1982年）在宪法序言之后第一编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前专门规定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共有11个条款。其基本原则的内容包括：（1）规定葡萄牙共和国为民主的法制国家；（2）规定国民主权原则，即统一而不可分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依照宪法规定行使主权，国家服从宪法，并且以民主化法制为基础；（3）国家实行单一制，并尊重地方政府的自治原则与公共行政的民主分权；（4）规定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5）规定了国家的基本任务；（6）规定普选和政党的基本原则等。从规定基本原则的结构安排看，宪法原则在宪法序言和具体制度之间起到价值上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保障宪法在运行过程中保持价值上的统一性。

三．宪法原则具体内容的分析

宪法原则具体内容有不同的表述，但就其基本价值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从各国宪法结构和发展过程看，宪法原则主要由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组成。

（一） 民主原则

宪法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价值趋向首先是民主价值，以民主作为宪法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同国家的宪法以不同的形式确认了民主的意义与功能。毫无疑问，民主原理是宪法原理中的核心的概念，在宪法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主的概念经过历史的变迁已成为多样化的概念，其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既要尊重多数人的意志，又要保障少数人利益是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体系，其中少数人利益的保护又是民主原理的更为核心的概念。

在宪法制度的发展史上，从宪法理念角度对民主的概念进行分析始于1952年德国宪法法院的判决。在政党解散的判决中宪法法院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做出了解释，认为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是排除各种暴力或肆意性支配，是尊崇多数人意志，以国民自决、自由与平等为基础的法治国家的统治秩序。这一秩序包括具体化的人权、生命权的尊重、国民主权、权力分立、政府的责任、行政的合法律性、司法权的独立、多党制与政党机会的平等。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宪法的基本内容与民主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离开民主主义价值，宪法体制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

在宪法体系中民主原则发挥重要的功能。首先，在宪法体系中民主主义提供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即创设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基础。宪法所体现的民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形成与检验民意的基本途径是民主程序。特别是普遍实行代议制政体的背景下，民主原则直接构成宪法体系运作的指导性原理和基础。其次，民主原则为宪法体系中政治过程的合理化提供规则与途径。政治过程的合理化是各种利益平衡基础上实现的，以公开、平等为基本规则的民主原则保持了政治的理性与正当性，并赋予宪法广泛的合理性基础。再次，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起到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表现为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使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参与政治过程，发挥相互制约的功能。第四，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获得自我矫正的机会与途径，使民主的价值得到健康的发展。民主在宪法体系中既有积极的功能，同时也存在消极的功能。按照传统民主主义理论，多数人统治是正当的，多数人意志一般情况下是理性的。但宪法体系中的民主并不以是否代表多数人意志为判断理性的唯一依据，维护少数人意志的理性是现代民主发展的重要内涵。如发生多数人意志出现非理性时，宪法体系能够有效地消除多数民主所带来的弊端。

在宪法体系中多数决获得正当性的根据主要在：一是多数的数的优位或事实势力的优位成为多数决正当性或效力的根据；二是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作出合理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三是从经济民主主义观点看，利益的极大化成为正当性的基础；四是从自由的观点看，自由价值有可能提供正当性基础；五是从现实生活看，多数决能够极大限度地保障政治的平等与和平。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一方面为宪法的发展提供事实和价值层面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在宪法体系中获得矫正其弊端的制度保障。

各国宪法在其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以民主价值的维护作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不同的形式规定了民主的意义。作为政治原理的民主主义在宪法体系中的具体运用表现在不同的领域，主要有：宪法普遍规定国民主权原则，确立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基础；社会成员直接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与机制，规定直接与间接参与形式；国家统治正当化的基础与少数人利益的宪法保障机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多数决原则与具体运用规则；宪法与政党制度的相互关系；选举制度的原则与运用等。可以说，宪法制度的所有内容与民主价值有关，民主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宪法制度的出发点。

（ 二）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和概括的治国原理，是一种法的统治形式，已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现代社会法治理论是内涵十分丰富的知识体系，既要反映人类追求的法治理论，同时也要反映人权保障的实践要求。1959年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有关法治的报告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法治理想的综合性的反映，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确认了如下法治原则：（1）根据法治精神，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造和维持使个人尊严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各种条件。不但要承认公民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还需要建立为充分发展个性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防范行政权的滥用，而且还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法律秩序，借以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条件。（3）法治要求正当的刑事程序。（4）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德里宣言》提出的法治“集中表现了全面正义的法治要求”[4]可见，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其中，保障人权又是现代法治本质的内涵。成熟的法治是人权价值普遍受到尊重的理想状态。人权和自由是“法治理想最高最广的发展阶段，它们超出了纯法律的范畴，进入了政治、经济和哲学的领域”[5]法治作为普遍尊重人权的一种制度，反映社会变迁的要求，具有浓厚的文化基础。

转贴于 法治是历史的概念，时代的变迁不断赋予法治以新的内涵。但无论社会的发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法治所体现的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是不变的。法治原理实际上构成现代国家的原理，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法治国家的概念。法治国家概念本质上是与宪法秩序有着密切关系的政治概念，经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以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实现为基本内容的法治国家理念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到了18世纪，法治国家作为与自由主义宪法国家相同的概念，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国家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为了保护基本权利需要从宪法规范角度建立独立的法院体系；国家的活动应限于人的自由保护领域等。19世纪以后，法治国家进入到市民的法治国家阶段，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法治国家基础，如成文宪法的制定、权力的分立、基本权的保障、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行政的合法性、宪法裁判制度的功能等都是市民社会中法治起到的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出现与冲突的加剧，法治国家从形式主义法治国家向实质主义法治国家转变，出现了实质的法治国家形态（materieller Rechtsstaat）.实质法治国家重视国家的形式与实质，同时保障合法性与正当性，力求协调法和法律价值。其理论基础是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建立社会共同体和平生活的环境，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宪政理念的变化，法治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了法治国家的实质内容，成为区分于一般法律国家概念的价值体系，重视法律内容和目的，建立了以正义、平等与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法治概念。

法治国家原理在宪法体系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体现宪政理念的宪法秩序。宪法体系上的法治国家规定了法治秩序的原则和具体程序，形成政治统一体价值，保障国家权力运作的有序化。在宪法体系中法治国家的原理具体通过法治主义的实质要素与法治主义的形式要素得到体现。[6]

法治主义实质要素包括：1。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保障。根据宪政的一般原理，人的尊严的维护是宪法存在的最高价值，而且也是优越于其他宪法规范的价值体系。保障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构成人权的核心内容。各国宪法无论是否在宪法典上规定人的尊严问题，其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它是建立宪法体系的价值和制度基础。2。自由价值。法治国家的 自由价值通过宪法规定的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自由价值得到具体化。从本质上讲，自由是宪法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由价值的维护既是法治国家的实质要素，同时也是宪法体系的核心价值。3。平等价值。在宪法体系中平等是人的基本要求和存在方式，体现了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实际上，宪法体系是在平衡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自由的牺牲可以保障平等价值。作为在宪法体系中生活的人们，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享有平等权，这种平等既包括形式意义的平等，也包括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平等权作为权利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对所有的国家权力产生约束力。总之，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价值的维护是法治主义实质内容的基本要素，同时构成宪法体系的价值基础。

法治主义形式（制度性）要素包括：1。法的最高性价值。德国学者克纳德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通过法治国家秩序，赋予国家及其功能以统一的标准与形式。法治国家各种要素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是法的最高性（Primat des Rechts）。[7]他在解释法的最高性时提出，法的最高性并不意味着以法律规定所有的社会领域，即使在法治国家中也存在不必通过法律调整的领域，但一旦对某些领域以法律作出规定后，应保持其优位的地位，使法律具有正当性与稳定性。在宪法体系中，法的最高性一般分为宪法优位与法律优位两种形式。宪法优位要求一切国家行为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国家的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都受宪法的约束，不得侵犯宪法规则。即使以宪法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也不得限制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法律优位是指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的国家行为应优先于其他国家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一切国家权力受法律的约束。按照克纳德的解释，法律是以民意为基础的，是依民主的、政治意志形成方法制定的，法律优位实际上是实施法律的合理化与自由保障作为前提的。2。人权保障价值。法治国家出发点和目标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整个宪法体系也要遵循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在宪法体系中人权价值是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而得到体现的，并不独立构成宪法原则。如果把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作为相互独立原则加以界定，有可能在论述与逻辑上遇到相互重复或不一致的现象。人权的宪法保障既包括宪法体系内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包括宪法上没有列举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在现代宪法体系中的人权一般具有两重性，即作为主观公权的基本权利和作为客观宪法秩序的基本权利，每一种权利通常具有主观性与客观秩序的性质。形式或制度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是法治实质要素的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制度化，是宪法本体价值的载体。3。权力分立价值。为了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法治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合理的分工，使不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相互均衡和制约机制。现代宪法体系中的权力分立的功能并不仅仅消极地限制国家权力，而是积极、主动地对国家权力职能进行分工，明确其职责范围和程序。作为宪法原则意义上的权力分立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国家权力组织的合理化，制约与监督并不是权力分立的唯一内容与目标。此外，法治主义的形式要素还包括行政的合法性、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等不同领域。

四．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关系

民主与法治原则反映了现代宪法基本的价值体系和目标，构成现代宪法基本精神。在理解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时，我们需要从历史、规则与实践三个方面分析两者的一致性、冲突与解决冲突的途径。

首先，民主与法治原则在基本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形态上是相一致的。民主原则排除了统治权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的可能性，以国民主权与社会成员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为目标，建立了国家统治原理。法治原则是实现自由、平等与正义为目标的国家功能形态，是依法实行统治的原理。两者功能是相互联系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民主原则体现的国民主权、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只能在法治国家体系内才能获得实效性。同时，属于实质法治国家要素的自由、平等、正义价值的实现需要保障平等参与的自由的政治秩序。如没有民主的程序和环境，法治目标的实现缺乏基础和必要的程序。

其次，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的价值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两者不存在冲突，实际上两者是在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在以多数决为基础的民主理论看来，多数人的意志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效力，对其重新进行正当性评价的法治主义是没有必要的。当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原则时，法治国家原理则要求对其合理性与理性进行判断，消除民主理念中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非理性部分，使民主与法治之间建立原理与功能上的联系。实际上，民主的自我修正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又是在民主的自我修正中得到发展的。民主与法治的冲突源于两者具有的各自的缺陷，只有在两者的相互结合中才能弥补各自的缺陷，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

再次，在宪法体系框架内寻求解决民主与法治冲突的途径。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民主价值与法治价值的统一中得到实现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消除影响其统一形态的各种因素，克服两者的缺陷。违宪审查制度是现代社会解决两者冲突的基本形式，各国普遍通过不同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解决民主与法治的冲突与矛盾。违宪审查机关审查范围通常包括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机关之间权限争议、政党解散的审判、宪法诉愿等。对依照多数人意志制定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表明了法治原则对民主缺陷的克服，实际上反映了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现代民主主义价值。及时地消除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有助于维护宪法体系，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1] 宪法原则与宪法原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宪法原则实际上是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的高度概括，使之成为宪政发展的基本规则。德国宪法学家卡兹认为，宪法原理是构成宪法秩序的基础与支柱，是“概括化的宪法”。在宪法典上明确规定宪法原则的国家，宪法原则不仅表现为一种原理，它同时表现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宪法原则体现了宪法原理，但并不是所有的宪法原理都表现为宪法原则。生活中存在的宪法原理通常通过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宪法变迁形式获得宪法原则的地位，有的表现为具体规则。一般公认的宪法原理有：人民主权思想、人权保障、权力分立、文化国家原理、和平主义原理、福利国家原理、社会或自由市场经济原理等。在有些国家军队保持政治中立也作为宪法原理。

[2] [美]杰罗姆。巴伦等：《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3] 我国宪法典也没有具体规定宪法原则，具体有哪些原则，具体原则的涵义等事项只能通过宪法解释逐步加以明确。宪法原则的统一解释与认识，对于宪法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在宪法没有明确宪法原则的情况下，部门法，特别是行政法规不宜规定宪法原则。如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中规定，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其他法律或法规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这种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如何解释宪法基本原则的问题。在宪法典或宪法解释没有对宪法原则或基本原则作出规定或说明的情况下，这种抽象性规定容易造成基本权利的侵害。

[4]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律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3页。

[5] 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66页。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3

什么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问题在传统的宪法学教科书中却鲜有回答，传统的宪法学研究也较少论及宪法基本原则的内涵，而是较多地局限于对宪法原则内容的列举，基础课教材中也是如此。但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宪法中最基本的范畴，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是什么?然后才能准确界定它应该包含了哪些内容，这是一个先决问题。《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宪法学对某一类型的宪法所反映的指导思想、民主制度的特点和作用的概括以及某一宪法典或宪制性文件本身所确定的制定、解释和实施该特定宪法的指导方针。有的主张宪法的基本原则体现着宪法的价值要求和基本精神，突出地反映着宪法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中将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宪法的基本原则做了区分，并认为宪法基本原则是指宪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准则。以上概念分别突出了指导价值准则这几个关键词。我国学者秦前红认为宪法原则是体现宪法应然价值取向、统合宪法规则并指导全部行宪过程的依据和准则。这一定义能够综合以上各派观点，可以作为通说在基础课教学中使用。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哪些内容?也存在不同的见解。各类宪法学教科书中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我国宪法包括人民主权、分权制衡、基本人权和法治原则。这些概括方式和阐述视角，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宪法原则与世界各国宪法原则的融通性，力求用普适性的话语来叙述宪法原则，从而达致与他国宪法学者的沟通与对话。但其忽略了宪法本身的强地域性和政治性，忽略了宪法规范背后潜藏的政治本质和政体特色。而且有些概括，如分权制衡原则，背离了我国宪法的实际。宪法原则既是应然的更是实然的，宪法原则必须满足能够从实然中抽象、推导出来的要求。近现代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原则都不脱离于宪法文本的表达。否则就只能是学术上的宪法原则，或西方的宪法原则，而不是我国的宪法原则。基础课教材将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党的领导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法治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既体现了宪法原则的一般性，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原则的特殊性。那么我国特有的宪法原则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合理性何在?那些貌似相同的一般性的宪法原则又有哪些地域性和政治性特点?这些都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阐明。

二、党的领导原则

我国宪法序言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宪法其他章节一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因此党的领导原则作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于法有据，具有形式合法性。这也是近百年中国历史的选择，人民的同意，具有实质合法性。有人或认为，将党的领导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会导致一个逻辑悖论，即党遵循宪法宪法遵循原则原则是党的领导。

这样一个原则的确立可能导致党凌驾与宪法之上，从而危及依法治国和人民主权的实现。其实如何理解三者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早有论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三者并无矛盾。再回到逻辑分析，同样的逻辑追问，也可以运用到人民主权原则上，即人民要遵循宪法宪法要遵循原则原则是人民主权，但却没有人对该逻辑进行责难，这不仅是因为人民主权原则是各国通行的宪法原则，还是因为人民是唯一高于宪法的权威，不会引发争议。

但这是在抽象和整体意义上而言的，人民主权并不影响作为具体和个体的人民，必须要遵守宪法法律的事实。党的领导也是如此，只要党始终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并且在现实中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那么党的领导作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同样不存在逻辑问题。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重申了这一观点：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三、人民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是现代民主国家通行的宪法原则，在我国宪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但这些原则也并非贯通中西的基本原则，由于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国宪法的这些基本原则与西方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人民主权原则，在我国也被表述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我国宪法第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依据。

中西方在这一原则上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础上。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享有最高权力的表现形式。这一原则科学揭示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的阶级基础，具有科学性。西方的人民主权原则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主张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上，依据虚构的自然状态学说与抽象的人性论，将人民主权看作超阶级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的表现，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不科学的。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通过公开限制和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来保障绝大多数人民享有国家主权。人权保障原则是与人民主权原则相对应的一项宪法基本原则，两者存在紧密的联系。人民主权是从国民全体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人民被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集体的抽象人格来看待;而人权是从国民个体的意义来理解的，它往往与一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具体人格相连接。所以，过于强调主权的整体性与绝对性，易使个人的权利淹没在人民的大海中。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4

亚里士多德首次给法治下了一个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根据他对法律的分类理论，实行法治的法律还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自然法要求，必须符合人类理性，必须体现社会正义或者个人正义的正义之法。按照他的“中道理论”，社会阶层可以分为极富、极贫和庸常三个，法律制定时不能考虑两个极端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因为极贫阶层的流氓无产者和极富阶层的王公贵族始终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一个往往恃强凌弱、为富不仁，另一个往往不计后果、反抗秩序，他们人数极少，不足全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但其中一个阶层却拥有着全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法律是正义的同义语，法律就应当体现正义，而体现社会正义的法律就是要反映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庸常阶层的最大利益和根本要求，也就是“良法”。反之，就是“恶法”。

人类法律思想史的第二座丰碑屹立在近代社会的入口处，正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卢梭，背面镌刻着孟德斯鸠的名字，侧面则是洛克的大名。他们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末期，向人们预言了新社会的曙光，宣告了未来法治国理想，感召着千千万万仁人志士努力奋斗。洛克的分权理论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政体的理论基础，使得第一个民主制政体衍生于专制君主体制下成为可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洛克提出了法治国理想的第一项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针对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的不平等性，提出这项原则，对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具有历史进步作用和现实意义。在宪法出现以后，完成了权力与法律的历史性较量，法律第一次将历来不可一世的权力、乃至权力的人格化代表——国王置于自己下面，具有了最高的权威，从而使得人人平等的理想在法律面前成为现实。他认为：“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制裁的。”要求平等，反对特权，强调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取代金口玉言的国王，这一原则所蕴含的革命性认识最终成为未来国家的蓝图。在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中，最具革命性和人民性的要数卢梭了，其理论的彻底性和民主主义的坚定性是独一无二的。自然法学说在近代的复兴集中体现在卢梭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一书所表达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在自然状态下，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完全的自然权利。在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人们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出让一部分权利出来，构成了公共权力，通过签订社会契约即法律，从而建立政府来行使这些公共权力。政府的权力来源于社会成员的让与，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部分让与后剩余的权利，就是不可转让、也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人权。而人生来就有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平等、博爱及自我保护等权利，这就是所谓“天赋人权”，它们本源于自然法。在民或者人民的政治主张，在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转化下，就表现为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这一原则就是法治原则的核心内容，也揭示了法治的实质精神——法律的统治。法律，第一次破天荒地成为社会国家的最高权威，凌驾于国家政府之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因为代表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即所谓人民的“公意”。这一原则也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获得理论和现实的支持，成为可能和必要。这样，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历史性地发生空前的颠覆，政权的合法性历史性地遭受首次质疑，同时法律的适用矛头也第一次不再冲下，不再是官僚给人民定规矩让人民遵守，恰恰相反，掌握的人民首先要给过去的官僚现在的“公仆”制定规矩，防止“公仆”演变成过去的官僚老爷。因此，防止公共权力私有化、反对的反腐败，就是法治精神的第一要义。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出身高贵，却是贵族阶层的叛徒，在他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论法的精神》里，从法律与政体、自由、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等各个方面论证了相互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统称为法的精神，从而隐讳、间接地声讨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倒行逆施；并展望了未来法治国理想的模式，即三权分立思想。此外，身为法官的他，更为痛切感受到法官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法治国理想的第三项原则——司法独立。封建专制体制导致君主集权模式，而未来的民主体制下的法治国必然反其道而行之，分权是必要步骤，其中司法权应当从国家政权中分离出来，有别于政府的行政权和议会的立法权，而且保证其行使过程不受任何个人或者组织的干涉。法治国理想的最终的现实保障就是司法独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不受干涉的司法活动，法治国无以存在和发展。因为法官就是法治国的守夜人，没有保持中立、地位超脱的法官，纸上写就的法律永远停留在纸上，不会真正转化为现实的行为规范，其权威性就无从体现和实现。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便按照原来的法治国理想建立民主制的近代法治国家，所以法治国理想的三大原则最后成为近代法治国家的三项宪法原则，也成为衡量是否实行法治的最低限度标准。凡是不承认这三项宪法原则的国家，就没有实行了法治，也就绝对没有资格自称是民主的近代国家。在社会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伟大转变之后，实际上标志着人治时代的终结和法治时代的来临。当然，近代法治国家普遍立法，不仅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三大法治原则，而且将限制规范国家权力和维护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深入扩展到了法律部门的层次。近代法治国家共同特征表现在法律原则上，就是在三大法治原则之外，另外增加几项法律原则，即刑事法律部门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民事法律部门的契约自由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

人类法律思想史的第三座丰碑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法律思想家庞德。正是罗斯科·庞德在他著名的小册子《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里，以法律是否占据社会控制手段的主导地位为标准，第一次将人类文明史一分为二：近代以前是人治时期、近代以来则是法治时期。现代人如果谈论人治法治问题，无不从庞德的两个时期开始。人治时期表现为宗教规范或者道德规范占据社会控制手段的主导地位，其一表现为欧洲中世纪教会拥有绝对权威的“教治”，另一则表现为中国古代伦理规范被奉为天理的“德治”。在法治时期，法律规范占据主导性地位并不意味着不要宗教规范或者道德规范，而是说任何非法律规范必须首先接受合法性审查，合法者继续存在，非法者应当取缔。在上述三种社会规范中，法律规范居于优先地位，其他两个社会规范必须服从于它并为之服务。这样就完成了英国梅因所称从“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转型，也就是从“人治”时期发展到了法治时期，而现代的法治社会较之与近代法治国家又有新的变化和发展。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5

不断总结和探索新形势下综治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新办法

明确任务，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综治工作

第一部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

1981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方针。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1993年中央综治委、纪委、组织部、人事部、监察部五部委作出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的若干《规定》。2001年，中共中央、国条院在总结十年综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以中央提出综治工作方针、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意见》为标志，我国综治工作经历了探索、成熟、发展三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整套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特殊重要性和地位作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其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重要性。二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加强（请登陆政法秘书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三个代表‘’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集中体现。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不开社会稳定这个基本前提，离开这一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创造良好社会政治环境。这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

第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坚持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人民民主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的实质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领导、工作路线、内容、手段和目的，均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和要求。因此，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坚持人民民主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坚持人民民主，必须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社会治安问题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解决治安问题，必须长期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但是，单靠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才能从源头上消除滋生犯罪的土壤，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第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综合治理的许多工作，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综合治理工作搞好了，才能有力地维护社会稳定，夯实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

第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新形势下搞好社会治安工作的客观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出现了“五个多样化”的巨大变化：经济所有制成分多样化，分配形式多样化，社会就业方式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多样化。因此，单靠政法、公安机关的力量，单靠计划经济条件下就治安管治安的老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齐抓共管，实行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问题。

第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深化“严打”整治斗争的迫切需要。近几年来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全县社会治安的总体稳定。但从“严打”整治的实践来看，单靠打击整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解决当前治安的突出问题，不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必须从全社会的角度，大力加强社会防范工作，建立治安防范的长效工作机制，才能解决全县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

（二）综合治理工作的地位作用

一是历史地位：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长期坚持的维护社会治安的正确方针。这是对综合治理工作的历史定位。

二是政策法律地位。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和各级各部门关于加强综合治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原则，从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确定了综合治理的政策法律地位。

三是特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一”：即综合治理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一条根本出路；综合治理必须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对综合治理实行一票否决权制。这是其它别的工作所没有的特殊地位。

四是科学地位。即“四个体现”：综合治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点和系统工作方法；体现了矛盾的基本法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不同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维护社会治安必须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结合。治安是主题，综合是优势，治理是手段，平安是目的，群众满意是标准。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要求和目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国家政权、杜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消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从源头上打击、预防和改造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一）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综合治理摆上重要议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层层落实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狠抓落实，奖惩逗硬。定期研究部署工作。（二）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形成。谁主管、谁负责”的局面。（三）各项措施落实到城乡基层单位，群防群治形成网络，广大群众法制观念普遍增强，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四）认真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不断加强治安防范工作的力度。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

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方针、工作范围和原则

中央和省、市制定了综合治理工作的一系方针、政策和原则、措施，其中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基本方针：“打防结合，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概括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

（二）工作范围：十二个字、六个方面：“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

1、打击。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的首要条件。必须长期坚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重点是围绕“破大案、追逃犯、打击团伙”，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暴力犯罪和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盗窃、抢劫等多发性犯罪活动，大力开展禁毒、禁赌、禁娼、禁黄、禁枪等专项斗争，认真抓好治安重点整治，坚决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2、防范。是维护治安秩序，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积极措施，要认真疏导调解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消除各种不稳定的隐患，防止矛盾激化。要以“人防、物防、技防”为重点，认真抓好城乡治安防范工作。要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动员军、警、民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组织协助人民警察搞好城乡治安联防。要认真按照省、市委的统一部署，以县为单位，健全八个体系、四级网络，全面抓好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要按照“谁受益，准出资”的原则，坚持财政拔一点，单位出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的办法，解决群防群治的经费保障问题。

3、教育。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根本在教育。要加强对全体公民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虽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中小学校要坚持教书育人原则，认真坚持上好思想品德课和法制课，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抓好“双差生”的思想转化工作。社会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抓好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文化市场管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基层党政组织和公安派出所、司法行政组织要认真抓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4、管理。加强治安管理，是堵塞犯罪空隙，减少社会治安问题、维持良好治安秩序的重要手段。重点要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租房、文化娱乐市场、集贸市场、首脑机关、特种行业和要害部位的治安管理，预防和减少各种违法犯罪。

5、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全面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关键。要认真加强公安派出所、法庭、法律服务所等基层政法单位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政法单位在治安防范的骨干作用。要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把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全面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要建立健全各种治安防范制度，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抓好综合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6、改造。劳动改造工作是教育人、挽救人、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特殊工作。监狱、看守所、劳改劳教场所，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原则，提高改造质量。司法、劳动、民政、公安等部门要积极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安置和帮教工作，企事业单位在招工时，对刑释解教人员要一视同仁，不准歧视。

上述六个环节的工作，环环紧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形成一个有机制整体，不可偏废。

（三）基本方法。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文化、教育、法律等多种方法，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

（四）综合治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归纳起来共有以下十大原则：

—一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综合治理工作必须坚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防范，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做到打击和防范两手抓、两手硬。并逐步将工作重点转到加强治安防范上来。

—一属地管理的原则。中央综治委九一年为此专门作出实行属地管理原则的《规定》，共七条内容。这个原则规定在一个地区范围内，驻区单位无论级别多高，单位多大，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一律服从当地综治部门的管理。

—一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核心，适用于所有党政军部门和人民团体。

—一“抓系统、系统抓”，“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要求综合治理不仅“块块”要抓，“条条”也要抓。“条条”综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发挥“条条”管人和管事相一致的优势，抓好本系统的综治工作；努力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

—一实行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的原则。这是中央赋予综合治理的“尚方宝剑”，有四个文件出处：一是中央《决定》，二是中央五部委《若干规定》，三是中央综治委关于实行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的《规定》，四是2o01年14号文件。

—一落实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原则。中央五部委《若干规定》指出：各级党组织在考察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政绩时，要认真考察他们抓综治工作的能力和实绩。把综治工作总的责任落实到了党政一把手头上。并对发生影响稳定的重大问题的地区和单位领导实行责任追究制。

—一坚持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过程，就是实行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过程。这是我们党一贯的原则，也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定期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的原则。要求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纠纷和隐患，实行定期排查调处。县一月排查调处一次，乡镇等基层单位半月排查调处一次，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一目标管理的原则。这就是对诸多综合治理的任务，以确定目标责任制的形式来落实和考核奖惩。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6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漫长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前由于受森严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教势力之影响，意思自治只是一种商品流通过程中理想化的观念。此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却是迟至近世民法才得以确立。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其经济理论的根据，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其哲学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其经济基础。1 意思自治原则在立……

一、意思自治原则之概述

对意思自治之理解，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意志独立，自由和行为自主，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以自己的真实意思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2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之核心是合同自由原则。其指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3德国学者将意思自治称为“私法自治”他们认为意思自治乃法律制度赋予并确保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4第一种认识主要是从行为主体之意思出发，强调表意人表意的充分，完整无瑕疵；第二种理解与第三种理解有共通之处，既已一定范围内自由之限制，但其又有区别。区别在于，第二种认识强调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之完全自由。第三种认识只是将这种自由视为一种合意之可能性。

意思自治原则在现行法律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其次是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再次，在民通与各民事基本法中，法律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也从不同之角度进行为规定，进而形成了民法的这一基本理念与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的存在与实现，以平等原则的存在和实现为前提，并由此派生出新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原则的体系中，最为首要的是私权神圣原则，正因为每一个民事主体的私权神圣，才致使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具有平等主体地位。而正是由于主体地位平等，才有不同民事主体在意志上的独立，任何一方当事人才不受他方意志支配，才能实现意思自治。随着私权神圣和意思自治的超度发展，给社会结构与体系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由此人们以交易行为中的诚实信用，合乎公序良俗与禁止权利滥用之新型民法原则对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加以限制。从而使整个民法原则之体系内部达到了一种权利制衡之理想状态，共同支撑与构建民法理论之庞杂体系。

二、意思自治之发展及演进过程

在古代希腊与罗马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邦之建立，在一定之地域范围内，孕育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但此时并未形成真正的近代民法意义上之市民社会，这种城邦中的市民社会之雏形是建立在奴隶制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奴隶仍然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没有形成每个人都为独立个体的社会关系状态。在后来的封建社会，宗教占支配地位，宗教权利与政治权利同等支配人们。在欧洲中世纪，教会的力量甚至超过了政治力量。中国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宗教，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此不得与民变革者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等级和礼教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每个人都依附于另外一种力量，个人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只有国王和教皇不受支配。所以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平等的主体，也更不可能产生平等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形态。封建社会既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刑法，也无民法，只有一个法即封建法。5在前述两种社会形态中，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更无意思自治之理论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人类进入了契约社会。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曾就此讲过一句话：“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进步的、社会的发展就是由身份到契约的过程”。随着平等、自由观念的产生和农民逐步从土地上得以解放，渐渐地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民法也随之诞生。在不完整市民社会之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意思自治以一种自然之人类理性存于世间，成为市民社会交易主体的一种意识与观念。但意思自治原则首先提出还得上溯自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当时立法之三大原则，因此由专制政体而变成立体，由罪刑擅断主义而变为罪刑法定主义。然由此而产生之法律，偏重与个人主义。61789年的《人权宣言》，极端表示天赋人权，以为神圣不可侵犯。1804年之《拿破仑法典》，极端尊重个人之自由，因此演成四个原则：（1）意思自治之原则；（2）契约自由之原则；（3）责任基于过失而生之思想；（4）所有权不可侵犯。7《拿破仑法典》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由于过分强调民事主体行为自主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终于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垄断的出现。自19世纪末至今，法律发生了一些原则性的变化，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也自发的进行了一些内在的调整。这种变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在德国民法典中规定：不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德国民法典》第226条）废去自由放任主义，而代以国家干预主义；其二，强制行使权利，即权利的义务性。德国《魏玛宪法》（1919）确定“所有权包含义务”，首创此例。随着法律对所有权的限制，对合同自由的限制，租赁权的物权化，人权运动的发展，商事活动的日益公法化，法律由个人主义渐趋于社会主义，由权利本位渐趋于社会本位。一些学者称之为法律社会化。

在我国，自1949年之后因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走上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的道路，导致合同制度与合同自由的原则和思想在立法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随之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和当时对待法制的态度是一致的。8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和后来的《经济合同法》虽然在其原则之中对合同自由（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作了简单而抽象的规定，但总的来说还是限制太多，强制性的要求太多，不能充分体现私法所应当具有的实质要求和精神所在。直到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和相关不和时宜的旧条款的废除，才在合同的订立、变更、履行、解除以及违约责任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等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私法应有的立法精神才得以确定，但在实施的过程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意思自治原则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国家干预的限制，

经济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之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隔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之洪水泛滥的作用，但其作为民法传统理念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其在私法中之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否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由于此理论和制度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因此新中国走过了“一段最黑暗的时期”。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意思自治之原则在改革开放后陆续颁布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并以“自愿原则”写入民法通则第一章之基本原则之中。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相关法律也不够健全，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强调在交易过程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是中国法治的应然与实然。

三、意思表示有瑕疵及其民法救济

意思自治之核心组成部分乃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向他人发出表示，表意人据此向他人表明，根据其意思，某项特定的法律后果（或一系列法律后果）应该发出并产生效力。9意思自治之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将各自内心真实意思充分表达于外部，及意思表示完整而真实。当事人各种内在或外在原因，使得“意思”与“表示”不相一致时，则可能导致主体平等地位之丧失与交易安全之破坏。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

（1）诈欺

诈欺是指通过夸耀，虚假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故意亦即有意引起或某种错误，以达到影响被诈欺人决策之目的。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之司法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事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欺诈行为”。客观上诈欺人须有欺骗他人之行为，诈欺行为有背于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之程度，因诈欺而使表意人陷入错误，且此表意人因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主观上诈欺人有诈欺之故意，诈欺人有意思能力。具备以上六点，便构成诈欺。诈欺本质上说，是加害人在思想意识或精神领域对被诈欺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这种精神和意志上的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构成了对被诈欺人意思自治的侵犯，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不能的一种具体表现。

（2）胁迫

因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因他人之胁迫而内心产生恐怖之念而为的意思表示。本质上说胁迫是指向被胁迫人预示某种不利情况；在被胁迫人看来，胁迫人有能力使这种不利情况发生，而且如果被胁迫人不发出对方所希望发出的某种表示，胁迫人也一定会促使这种不利情况的发生。10笔者认为，胁迫人之意图在于以某种警示，要挟使被胁迫人之内心产生对胁迫人假设之事实情节的成就产生恐惧，是被胁迫人处于内心中矛盾之两害境地，经过被胁迫人之权衡，最终在两害之中选择胁迫人期望实现之表示，从而避免被胁迫人遭受胁迫人假设之事实情节成就之侵害。

（3）乘人之危

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难处境，迫使其违背本意接受于其非常不利的条件的现象。11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其为无效之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法》则规定，如对有急迫需要或处于危难处境的当事人有损害的，可以撤销合同。后者是在权利主体之权利受到侵害以后，赋予其一种救济方式可选择性之意思自治，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三种意思表示中的瑕疵为最常见的三种类型，其共同特点是对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与侵害，本质上即表意与自治相分离。当表意人受因诈欺或胁迫或乘人之危而遭受损失时，往往形成表意人撤销合同或要求赔偿之请求权，而相对方之责任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种合同缔约过程中的过失责任，如有加害给付之要件，则构成侵权，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但往往这些行为有时并不都是有害于表意人的，反而随着市场行情的变更而转向有利于表意人之一面，如果将“无效”之范围确定太广，同样也不利于保护表意人之利益。我国民通将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范围规定过于宽泛，在善意第三人不知情之情况下，往往对其造成伤害，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建议我国在不远的将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之中，适当考虑到上述情形。改“无效”为“可撤销”，以体现意思自治的经典民法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一点新的思考

人是一种具有社会共性的高级动物，是生活在同他人不断交往之中。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其能独立的思考，并决定其前往的方向。正基于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意思自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切身事物上自由的作出决定，表达其充分而真实的想法，并以自己的支配物来承担由此可能引发的责任。一个人也只有做到充分的意思自自治，才能充分地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与上帝赋予其与生具来之力量。

意思自治虽然在其发展与演进之过程中，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挑战，但其在整个私法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却始终没有被动摇。可以说，没有主体之意思自治，就没有私法之存在与发展。意思自治是私法之最大特点，也是其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讲，私权神圣建立了私法领域之总体框架与基本理念，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使得每一个主体间的地位发生的一种纯自然与理性之格式化，即主体平等。由此两种基本理念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生。前二者是近现代法律精神的体现，虽然它们也是私法之核心，但却不能言其为私法之最大特色。私权神圣与主体平等犹如地球之臭氧层一样，将公权阳光之强烈照射阻隔于私权领域之外。而意思自治者，犹如地球上之诸山川，河流，草木，虫鱼鸟兽，构成了地球生态圈的一个整体生态环境。意思自治是私法之灵魂，是私法具有生命的根本原因，是私法长盛不衰的有利保证。而后来陆续产生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其说是对意思自治之反对，还不如说是对其的有力补充，是新时期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种新的理解与阐释。现代法治的存在与发展的整体形态是一种类似于“人”字形之结构。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极力的强调私权神圣，使得人字结构之一方过于强大，最终导致法治的失衡。在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人们为了极力的消除这种失衡的影响，通过各式各样的立法从而逐步地确定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意思自治加以制衡。从而共同构建私法体系之和谐与稳定之结构。可众所周知，中国书法中的人字并非完全对称。其长者应为传统民法理论中之经典原理，即私权神圣，主体平等与意思自治；其短者应为近代衍生而出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之三大原则，形成对经典原则理论的补充与完善。而意思自治则为“人”字之顶尖。意思自治是经典理论中最具体，最灵动的体现，私权神圣和主体平等是其理论的奠基石，而近世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之三大原则是对其进行的新的阐释与制衡。由此意思自治原则成为了民法原则中承前启后的连接点，成为了整个私法之中心 。

由于现代法律之中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在逐渐的增多，古典的合同自由原则似乎已经失去了其往日的光彩，“虽然合同自由的大旗仍然可以高高地升起来，但是在今天，由于时代的变迁这面大旗已经缩小得可怜得皱巴巴的了。” 12针对古典的合同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有人惊呼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已经“衰落”、“死亡”了，13 或者认为“十九世纪的合同自 由思想在二十一世纪未必能起到作用”14而笔者认为这些理解和认识还是存在继续探讨和研究的余地的。其一，意思自治的传统民法原则在当今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影响下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这即使事物发展与变化的应然同时也是实然；其二，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虽然在国家宏观干涉和私法公法化、私法社会化等趋势的影响下，起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但应该认识到这种变化只是一种表面的变化，而非实质的改变。这种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动 摇契约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乃至整个私法中的核心地位。15况且，现代经济法，劳动法，环境资源保护法等现代法律只是对在日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地位，从而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外衣，伪装其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但并不禁止强者利用其优势地位谋求其自身发展的合法利益。因此“所谓契约自由的限制，不应表面化理解为就是限制契约自由，而应解释为对那种异化的契约自由的限制，也即限制优者强者胜者的单方面的契约自由，限制他们支配劣者弱者败者的自由，这种限制实质上是创立了人们的平等地位，平衡了人们的缔约能力从而真正的实现了契约自由（意思自治）。”16由此可见，单方面说意思自治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已经“衰落”、“死亡”的理论是有偏颇之处的，正如德国学者罗伯特霍恩说：“也许，契约自由就像一块狩猎保护地，在这里，人们竭尽全力减少外来的危险，以使这一区域内的动物能够自由生活和自谋生存；但对于将来来说，仍然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能否把这一边界划得使其中的居民在里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17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限制或者说对抗性质的法律与民法原有基本原则的冲突与对峙，才使得法律自身在发展中不断的完善与进步。现代社会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个人隐私与所期望的个人宁静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人们的私域之源在强烈的政治力量，媒体力量，网络信息力量三大太阳之光的照射下，已近干涸。笔者认为，在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意思自治乃捍卫私域之最基本最原则性的武器。固然我们要禁止权利滥用，但意思自治在私权体系中占有核心与源头之地位，不可动摇。捍卫意思自治，捍卫私权，捍卫自然理性之赋予每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狭小空间。

在此要谈到的是，笔者所期望的私法自治原则的保留与发展并非一种顽固的机械的保留与发展，而是在不断的对抗与反思中谋求自身内部逻辑结构与外部实体运用的和谐发展前进。法律只有通过对自身的不断调整和解释，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大环境中才能日益成熟，谋求更大的发展。

尾注：（1）参见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22页；

（2）马俊驹 余延满 著《民法原论》59页；

（3）梁慧星 著《民法总论》49页；

（4）[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54页；

（5）谢怀轼 著《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5页；

（6）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67页；

（7）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67页；

（8）高鸿钧 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78页；

（9）[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450页；

（10）[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546页；

（11）王利明 主编《民法》106页。

（12）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孙宪忠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第362页；

(13) Patrik S 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9.p.716.转引自高鸿钧等著 法制：理念与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309；

(14)Grant Gilmore, ”Introduction to Havighurst’s Limitations upon Freedom of contract”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979 ,pp165,166; 转引自高鸿钧等著 法制：理念与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351；

（15）高鸿钧 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51页；

（16）邱本《从契约到人权》，载 《法学研究》1998（6）第38页；

（17）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第64页。

参考文献：

崔建远 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

马俊驹 余延满 著《民法原论》

梁慧星 著《民法总论》

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

[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

王利明 主编《民法》

谢怀轼 著《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

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邱本 《从契约到人权》

高鸿钧 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孙宪忠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7

关键词: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 立法 特殊性原则

21世纪的中国是全面开放的中国。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公民文化和社会道德的完善都将制约中国的立法发展;在国际方面,知识经济的浪潮,信息技术的推广,科技革命的深化,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将对中国立法的发展产生巨大和强烈的震撼。[1]中国加入WTO以后,意味着国家在经济等方面与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关系将愈来愈密切,反映在国内立法上,必然要求一些立法应实现国际化;再则,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众多的优惠政策,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要求。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民族自治地方急需调整已有的规则体系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立法原则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尽早明确的一项工作。

一、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原则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立法原则之一。先秦法家就对此原则有所论述。先秦法家认为时代在不断变化,随着生产和人口的增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不断地发生变化,此时法也应随时代变化而“变法”或“更法”。“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2]“备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3]“随时而变,因俗而动”、[4]“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5]这些都是古人对该原则的精辟论述。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自治法》)在这方面的规定与先秦发家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如《自治法》第6条第2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众所周知,我国现有的民族自治地方几乎都不是由单一民族所建立的,普遍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建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自治地方就更应该注重处理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能脱离客观实际和需要把主观愿望和抽象理论作为立法的依据。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律精神绝不仅仅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主观性一面,而且也包括社会规律客观性的一面。法律精神就其实质来看就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6]另外,立法是时代的反映,作为立法内在精神的立法的基本原则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我们在此所说的“因时制宜”原则并不仅仅是对已存的经济、社会关系作出相应调整,还包括对即将出现的行为进行超前立法的一面。由于国家制定的法律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社会的反映比较迟缓,可预期性比较薄弱,加之法律的修改程序极为复杂,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制定法律来调整现存的经济、社会关系,对即将出现的或已经出现但还未来得及规范的行为采取“以暂时的无法可依为代价,换取日后有效的立法调整”的做法,那势必会出现法律滞后于时代且法律规避现象层出不穷的状况。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享有立法权的民族自治机关在国家相关法律没有制定或者不完备、不具体的情况下,根据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本地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对该地区的资源配置、利益平衡问题,以及社会治安等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密切的问题及时立法,避免社会秩序的无序和混乱,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运行,这无疑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起着重要的弥补作用。毕竟,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不仅要为民族自治地方服务,而且负有为国家的民族立法提供实践先导的义务。[7]国家理应对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切合实际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效力给予承认和尊重。但民族自治地方在享有自治立法权的情况下也应注意分清立法的轻重缓急之所在,以制定适合当地的立法规划。

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法的两个基本价值,也是市场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法律在实现公平和效率之最优关系过程中,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立并保护符合具体情况的公平和效率之最优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就指出:如果平等和效率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时候就应该达到妥协。但为了效率,就要长期牺牲某些公平。“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是公正的”。[8]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根本上是物质利益的冲突,因次,任何立法过程都是为实现、主张、确立一定的利益关系而存在的,是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综合表达的过程,利益是任何立法主体实施立法活动的原动力和目标。[9]美国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波斯纳同样认为:“正义的第一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10]我国当前的民族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就更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它要求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过程中,以民族经济立法为主,以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收益,高效地(但应该在不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情况下)开发民族自治地方,使其经济快速地增长,社会秩序日益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还要使国有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11]在实现效率的基础上当然也应注重公平原则,即对各民族自治区域实施综合开发,尊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尊重各民族行使自治权所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科学、合理、合情、合俗的交易规范和竞争原则,为该社会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和才能发挥提供公正平等的机会和手段,以寻求协调发展。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整体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协调过程,即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大方面有机统一的战略。[12]可持续发展是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主要以发展主体为中心,通过人的素质、潜能的全面开发,在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同时,求得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环境的持续发展,最终求得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13]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重构我国立法体系,就应该在立法中确立利益衡量原则,对公共利益施行保护,把环境与资源予以价值,确立资源成本概念,将立法重心由现行的“经济优先”向“预防优先”倾斜,无论是立法目的的确定,还是立法原则的确立,甚至是立法内容的设置,均应体现“预防优先”的精神。[14]也就是说,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应更加注意长远利益,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目标,兼顾当代和后代的利益。各民族自治地方应根据科学预测评价、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对已出现的、将要出现的或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的、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科学的立法预测和议案,经过科学论证和公众参与,制定出具有指导性、引导性、诱导性、预防性的法律、政策和措施,兼顾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眼前效益与长远效益、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和环境效益、人的价值和环境的价值。[15]特别是在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在进行民族立法时,就更应该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制定出保护自然资源的法规、条例,这样才能体现和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特色和资源优势。

四、坚持国家法律与民族习惯相结合原则

内存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套民族自治地方调整其内部秩序的规范,它们大多虽未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协调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法律社会学家指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组成该社会所必要的次群体,如家庭、宗族、社区和政治联盟这样一些社会单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每一次群体中都形成了一定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或“类法律”,并具有自身的特点。尽管这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但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法律制度的影响,它们却常常模仿或分享了国家法律的机构形式和符号形式,它也会影响制定法的结构形式和运作方式。[16]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习惯法,目的在于协调区域内民族人民的关系,解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出现的矛盾,促进各民族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亲密合作,使早已存在的各民族经济、社会生活上的联系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更加稳固中华各民族的大团结。因此,在民族自治地方进行立法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到内存于该地方公认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法律观,这些东西,尽管从某种特定的法律定义出发可以否认它是一种法律,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与这种制度和文化有联系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中,规范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和民族自治地方生活的有效性。[17]我们在进行民族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多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充分重视民族自治地方习惯法的地位和价值,对内存于当地的社会制度、规范做适当的取舍,形成独特的法律调整手段,以期建设一套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法律调整机制。

参考文献:

[1]李林.走向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285.

[2][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第一版:147,4.

[4][5]赵守正.管子・正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一版.

[6]江平.罗马法精神与当代中国立法.中国法学,1995,(1):35.

[7]戴小明,黄木.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7):71.

[8][美]阿瑟・奥肯著.王奔洲译.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237.

[9]戴小明.民族法制问题探索.民族出版社,2002:102.

[10][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91.

[11]吴大华,徐杰.西部大开发的法律保障.民族出版社,2001:85.

[12][15]陈泉生.论可持续发展立法倾向.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2,3.

[13]谢维华.西部大开发中地方立法的思考.云南财经学院学报,2002,(2):90.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8

论文摘要: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反映。罗尔斯所致力于达成的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合于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政治正义原则，寻求在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条件下建立最起码的社会政治正义秩序。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对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的价值范畴、寻找中国宪政建设的现实基础，提供了真理式的理论支撑。

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 )，是洛克以来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倾其一生精力所建构的理论，是20世纪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里程碑。罗尔斯在思辨的领域内构建了他的正义伦理理念，并使其成为改良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系统的合理依据。在理论来源上，罗尔斯的正义伦理理念以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学派的政治哲学思想为基础，继承发展了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人的政治哲学倾向，“我一直努力而为的就是要使由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契约论进一步普遍化，并使之摧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

罗尔斯将其正义伦理理念概括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种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相容的具有最广泛之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以使(1)人们有理由期望它们对每一个人都有利，(2)它们所附属的岗位和职务对所有人开放”。 “第一原则”，即“自由平等原则”;“第二原则”即“差异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且这种优先性次序是“词典式的”，一如词典条目的先后顺序一样不可颠倒。这一次序意味着:“对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制度的违反不可能因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得到辩护或补偿。财富和收人的分配及权利的等级制，必须同时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的自由。这就意味着，自由平等原则是第一位的绝对的和不可补偿的。正义的社会必须无条件地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每一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同样的自由平等权利。其次，“第二原则”中第一层次是机会均等，它也是绝对的;其第二层次的要求即限制不平等差别的要求也是必需的，但它要以不背离自由平等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为其限度。他的两个原则与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部分大致对应:一部分“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另一部分则“具体规定和确立社会和经济之不平等”，并对之进行合理的限制和调节。如果近代社会契约论者注重社会政治的一般伦理理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和政府形式的话，那么，罗尔斯的正义伦理理念则集中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正义性，其实质含义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有关罗尔斯的正义理念与现今的社会制度要求联系起来。

罗尔斯从自由主义伦理学立场转向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立场，是基于对一种正义伦理理念能否或如何满足现代多元化民主社会的政治要求的思考和探究。与这一问题直接相联系的基本理念:“作为立宪民主社会之公民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理念和“秩序良好的社会”理念。集中体现这两个基本理念的是政治正义。在罗尔斯看来，各种学说或理论想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得以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合乎理性。现代民主多元论社会的政治基础只能是公共理性或“公共观点”，而不是某一种特殊的学说。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都只能作为现代政治社会的“背景文化”或“旧常生活文化”。现代公共政治文化隐含着为所有(至少是绝大多数)社会公民认可的自由民主理想。社会合作是由公共认可的规则和程序所引导，而决非某种中心权威制定的秩序所引导。每一参与合作者的合作项目在“互惠性”基础上来设定，并且都能共同接受。社会合作的合作者都要持有一种合乎理性的善观念，寻求某种公平互惠和正当合理。罗尔斯认为，个人成为理想公民的三个充分必要条件是:(1)社会政治伦理，即个人要获得公民身份，要具备正义感和形成善观念的基本道德能力，以便他们能正常参与社会合作并有效规导自己的社会行为;(2)社会理性认知，即“判断、思想的能力，以及与这些能力相联系的推理能力”，在享有向社会制度提出合理要求之权利的同时，也能承诺确保社会正义的义务;(3)个人内在美德，罗尔斯强调指出，政治正义观念非但不一般地排斥个人美德的社会意义，相反，它需要这种美德观念的必要补充。

罗尔斯所致力于达成的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合于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政治正义原则，寻求在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条件下建立最起码的社会政治正义秩序。现代社会是民主多元的社会，建立一种共享的价值原则和政治立场是至关重要的。罗尔斯指出:“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不是一种会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态，它是民主之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 “自由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自由开放的理智气候必然产生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若以某一种哪怕是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作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基础，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权力的压迫性使用。“只有当我们按照宪法来行使政治权力时才是恰当的，因而才是正当有理的，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所有的公民按照对他们来说是合乎理性的和合理的可接受原则与理想来认可这一宪法的本质内容”。实质性民意支持是统一的民主政体得以长治久安的基础，而这一点决不鹜求任何哪怕是最完备系统的理想价值学说，必须寻求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和观点的重叠共识，以建立公民的全体观点或公共观点。“现代民主社会不可能也不应该用任何强制的方式来统合多元化的思想学说和价值观念，唯一的办法是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求得重叠共识的共识面，而对于不能重叠的各种特殊观点则采取宽容态度，只要它们不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学说”。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政治正义普遍的社会基础，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对全体公民和社会的根本政治问题具有某种强制性，并把非公共理性或市民社会的理性看成是现代民主社会建立公共理性所要求的正常而必要的条件。公共理性需要人们进行各种形式的讨论和对话，以确保公民的言论自由，并由之创造出丰富的公共理性资源。公共理性只限于诸如立宪制度的社会根本性政治问题，如此也意味着提高了达成公共理性的困难。因为民主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对根本政治问题的理解也可能分化多样。另外，由于人们表达政治观点的方式复杂多变，民意的表达方式也会花样百出。因此，要使人们尊重公共理性的合法性权威，必须高度尊重由公共理性所规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必须相信公共理性有可能解答所有或绝大部分的基本政治问题;必须使社会制定的法律和公民提出的各种政治观点都要达到一种价值均衡或契合。最后，罗尔斯进一步指出，对于某些社会公民不相信公共理性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政治问题，我们只能逐步加强他们对公共理性和基本政治价值的“公共信心”。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而宪法在法治中居于核心地位，法治在本质上是宪治。因而确立宪政思想，实施宪政建设，对于进行“法的统治”就显得尤为关键。而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对于我们确立宪政思想的价值范畴，寻找宪政建设的现实基础，提供了真理式的理论支撑。

1.重叠共识与表达自由

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都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宪政问题上，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一种肯定性的建构标准，是通过重叠共识达到某种最低限度而预设的。罗尔斯认为，“只要对那些被人们合乎理性地视之为公平的宪法根本和已确立的政治程序达成了坚定一致，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所志愿形成的政治合作和社会合作就可以得到正常维持”。重叠共识”，是罗尔斯政治正义理论的支柱性理念之一。罗尔斯通过对这一理念的阐释，合理地解答了在一个理性多元而冲突性全面性学说存在的现代民主社会，如何达到理性的共识和正义的社会秩序，如何达到长期稳定性的问题。在罗尔斯看来，首先要寻求各种合乎理性的全面性学说的共识，它是社会公民达成的坚定一致，是对社会公民的信仰和观点的尊重的基础。同时认为这种共识独立于各种全面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但却能够得到这些理性的却互不相容的学说的支持。罗尔斯政治正义重叠共识理念，不仅是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理论基石，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民主法治的理论基础，它是民主自由的灵魂。重叠共识理念为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切合点。

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是宪政制度的起点，也是一项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表达自由的理论实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其现实意义更显突出。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于表达自由都有相应的规定，并且这些规定有一定的制度化水平。宪法第条对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言论表达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言论免责权作出了具体规定;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有权获得辩护”。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转型结构的不断深人，我国目前有关公民表达自由的宪政建设巫需完善。我国宪法没有明确地把表达自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对于表达自由的立法基本上是以公民使用大众传媒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与义务为基础，而大众传播媒介在保护公民权利和表达自由方面的作用的立法意识却未得到足够重视。重叠共识是保障公民表达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在宽容精神的前提下，寻找到一种适合于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的正义观念，在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前提下，实现不同理念背景中的公民的重叠共识，彻底改变表达自由法律立法理念以及对公民表达自由的宪法确认的现状，建立现代民主社会，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富强。

2.理想公民与政治参与

罗尔斯政治正义的理想公民理念对我国宪政建设、保障公民参与社会政治民主生活有很好的指引作用。

罗尔斯认为，个人要能够成为社会公平合作体系中的充分参与者，应该是相关自然资质的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兼有者。在罗尔斯看来，个人的自然资质是指包括个人的合理性善的观念和正义感在内的两种道德能力;而社会知识则是个人拥有与其有关的所有的环境知识和所有必要的信息。“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以同样的方式响应每个人的利益要求，他通过评价每一个人的实际处境，来自由地运用他的同情的认同力。这样他就依次地设想他自己处在每一个人的地位，当他为每个人这样做了以后，他赞成的强度就由他同情地响应过的满足的净余额来决定。当他考虑到了所有相关各方之外，可以说，他的赞成就表现了总体的结果。在想象的同情的痛苦冲掉想象的同情的快乐之后，最后赞成的强度是与肯定性情感的净余额相等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想公民的各种要素:正义、美德以及握有充分的相关知识和信息。

参与原则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所有健全的成年人(除了一些公认的例外)都有权参与政治事务，并且每一个有选举权的人都有一张选票这一规则得到尽可能的尊重。所有的公民都应有了解政治事务的渠道，都有同样的途径进人宪法所建立的政治程序中。当参与原则被满足时，当权者就会关心公民的现实利益，公民都具有平等的相同地位，民主政治就能被恰当地引导或长久地维持。公民有机会充分获取各种至关重要的信息，使公民发展自身人格、实现自身价值成为可能，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基础。公民参与社会政治民主生活的基础是获取各种信息。一切真正的政治民主必然建立在参与者获取的充分而真实的信息基础上。公民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就没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民主。如果政治不公开，搞政治神秘主义或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公民不了解国家的政治活动，即使有各种参与政治形式，也仅仅是形式而已。个人成为理想公民，具备基本道德能力，形成应有的内在美德也将成为不可能。目前，我国宪政建设对罗尔斯“理想公民”的借鉴就是发展政治自由，完善政治参与，尊重和关心大众信息获得，并将它们明确为一项宪法权利;同时，对于大众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被侵犯，还须有相关救济手段和救济途径的制度保障。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过程中，根据罗尔斯“理想公民”理念，发展完善政治自由，强化公民的自我价值感，增强公民的义务感和职责感，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9

Abstract:The constitution principle constitutes the constitution value community's foundation, is in the constitution system and the procedure value and the idea. The constitution principle is composed of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and the government by law principle,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separately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the government by law principle, have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finally to between both's relations.

关键词:宪法原则 民主原则 法治原则

Key words:Constitution principl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by law principle

【中图分类号】D9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004-02

一、民主原则

民主是一种历史逻辑,它是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民主的概念经过历史的变迁已成为多样化的概念,其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既要尊重多数人的意志,又要保障少数人利益是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体系,其中少数人利益的保护又是民主原理的更为核心的概念。

在宪法体系中民主原则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一是,在宪法体系中民主主义是提供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即创设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基础。二是,民主原则为宪法体系中政治过程的合理化提供规则与途径。三是,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起到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四是,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获得自我矫正的机会与途径,使民主的价值得到健康的发展。

在宪法体系中多数决获得正当性的根据主要在:一是多数的数的优位或事实势力的优位成为多数决正当性或效力的根据;二是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作出合理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三是从经济民主主义观点看,利益的极大化成为正当性的基础;四是从自由的观点看,自由价值有可能提供正当性基础;五是从现实生活看,多数决能够极大限度地保障政治的平等与和平。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一方面为宪法的发展提供事实和价值层面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在宪法体系中获得矫正其弊端的制度保障。

各国宪法在其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以民主价值的维护作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不同的形式规定了民主的意义。作为政治原理的民主主义在宪法体系中的具体运用表现在不同的领域,主要有:宪法普遍规定国民原则,确立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基础;社会成员直接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与机制,规定直接与间接参与形式;国家统治正当化的基础与少数人利益的宪法保障机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多数决原则与具体运用规则;宪法与政党制度的相互关系;选举制度的原则与运用等。

二、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和概括出的治国原理,是一种法的统治形式,已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法治国家原理在宪法体系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体现理念的宪法秩序。宪法体系上的法治国家规定了法治秩序的原则和具体程序,形成了政治统一体价值,以保障国家权力运作的有序化。在宪法体系中法治国家的原理具体通过法治主义的实质要素与法治主义的形式要素得到体现。

法治主义实质要素包括:1、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保障。根据的一般原理,人的尊严的维护是宪法存在的最高价值,而且也是优越于其他宪法规范的重要体现。保障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它构成了人权的核心内容。各国宪法无论是否在宪法典上规定人的尊严问题,其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因此保障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建立宪法体系的价值和制度基础。2、自由价值。法治国家的自由价值通过宪法规定的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自由价值得到具体化。从本质上讲,自由是宪法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由价值的维护既是法治国家的实质要素,同时也是宪法体系的核心价值。3、平等价值。在宪法体系中平等是人的基本要求和存在方式,体现了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实际上,宪法体系是在平衡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自由的牺牲可以保障平等价值。作为在宪法体系中生活的人们,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享有平等权,这种平等既包括形式意义的平等,也包括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平等权作为权利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对所有的国家权力产生约束力。总之,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价值的维护是法治主义实质内容的基本要素,同时构成宪法体系的价值基础。

法治主义形式(制度性)要素包括:

1.法的最高性价值。德国学者克纳德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通过法治国家秩序,赋予国家及其功能以统一的标准与形式。法治国家各种要素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是法的最高性(Primat des Rechts)。他在解释法的最高性时提出,法的最高性并不意味着通过法律规定所有的社会领域,即使在法治国家中也存在不必通过法律调整的领域,但一旦对某些领域以法律作出规定后,应保持其优位的地位,使法律具有正当性与稳定性。在宪法体系中,法的最高性一般分为宪法优位与法律优位两种形式。宪法优位要求一切国家行为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国家的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都受宪法的约束,不得侵犯宪法规则。即使以宪法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也不得限制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法律优位是指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的国家行为应优先于其他国家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一切国家权力受法律的约束。

2.人权保障价值。法治国家出发点和目标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整个宪法体系也要遵循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在宪法体系中人权价值是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而得到体现的,并不独立构成宪法原则。如果把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作为相互独立原则加以界定,有可能在论述与逻辑上遇到相互重复或不一致的现象。人权的宪法保障既包括宪法体系内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包括宪法上没有列举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

3.权力分立价值。为了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法治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合理的分工,使不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相互均衡和制约机制。现代宪法体系中的权力分立的功能并不仅仅消极地限制国家权力,而是积极、主动地对国家权力职能进行分工,明确其职责范围和程序。

三、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的关系

民主与法治原则反映了现代宪法基本的价值体系和目标,构成了现代宪法的基本精神。在理解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时,我们需要从历史、规则与实践三个方面分析两者的一致性、冲突与解决冲突的途径。

(一)民主与法治原则在基本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形态上是相一致的。民主原则排除了统治权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的可能性,以国民与社会成员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为目标,建立了国家统治原理。法治原则是实现自由、平等与正义为目标的国家功能形态,是依法实行统治的原理。两者功能相互联系,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民主原则体现的国民、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只能在法治国家体系内才能获得实效性。同时,属于实质法治国家要素的自由、平等、正义价值的实现需要保障平等参与的自由的政治秩序。如果没有民主的程序和环境,法治目标的实现就缺乏基础和必要的程序。

(二)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的价值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两者不存在冲突,实际上两者是在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在以多数决为基础的民主理论看来,多数人的意志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效力,对其重新进行正当性评价的法治主义是没有必要的。当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原则时,法治国家原理则要求对其合理性与理性进行判断,消除民主理念中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非理性部分,使民主与法治之间建立原理与功能上的联系。实际上,民主的自我修正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又是在民主的自我修正中得到发展的。民主与法治的冲突源于两者具有的各自的缺陷,只有在两者的相互结合中才能弥补各自的缺陷,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

(三)在宪法体系框架内寻求解决民主与法治冲突的途径。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民主价值与法治价值的统一中得到实现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消除影响其统一形态的各种因素,克服两者的缺陷。违宪审查制度是现代社会解决两者冲突的基本形式,各国普遍通过不同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解决民主与法治的冲突与矛盾。违宪审查机关审查范围通常包括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机关之间权限争议、政党解散的审判、宪法诉愿等。对依照多数人意志制定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表明了法治原则对民主缺陷的克服,实际上反映了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现代民主主义价值。及时地消除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有助于维护宪法体系,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四、结语

由上面的分析,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是一致又冲突的矛盾统一体,民主原则排除了统治权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的可能性,以国民与社会成员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为目标,建立了国家统治原理。法治原则是实现自由、平等与正义为目标的国家功能形态,是依法实行统治的原理。两者功能相互联系,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而当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原则时,法治国家原理则要求对其合理性与理性进行判断,消除民主理念中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非理性部分,使民主与法治之间建立原理与功能上的联系,这样两者又是相互冲突的。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民主价值与法治价值的统一中得到实现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消除影响其统一形态的各种因素,克服两者的缺陷。

参考文献:

[1]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著:《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2]莫纪宏:《论宪法原则》,《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法治社会的原则篇10

关键词：唐律；五服；准五服以治罪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94-03

一、唐代“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概述

（一）唐代“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含义

丧服制度简称“服制”，指死者亲属按照其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尊卑等级，穿着不同质地的丧服及规定不同的守丧期限的制度。根据服制的规定，近者服重，远者服轻，依次递减，可划分为斩衰（服三年）、齐衰（服一年）、大功（服九个月）、小功（服五个月）、缌麻（服三个月）这五个等差。但到了唐代，唐律去“斩衰”之称，直接称为父、夫；改“齐衰”为“期亲”。人们看到守丧之人所着的丧服，就可以得知其与死者之间的亲疏远近和尊卑等级关系。因此，这种丧服制度也称为“五服”制度。

“准五服以治罪”是指以传统社会中的丧服制度为标准判断亲属之间的互相侵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刑轻重的一项法律原则。其实质是“同罪异罚”原则在家族范围内的体现，即同样的犯罪仅因亲属间尊卑、长幼、贵贱、男女不同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

《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史和世界法律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唐律以“一准乎礼”著称于世，这表明唐朝也十分重视礼、法的结合，礼、法在唐律中得到了高度的一致。唐律在继承“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了该原则的使用范围和情况，并使该原则在亲属相犯领域的适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为后世立法创设了完整的样本。自唐代开始，服制制度在历代法典中不断完善、不断健全，地位越来越高，直至成为中国古代十分重要和正式的法律原则。

（二）唐代“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历史背景

1.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

根据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是其他一切社会存在的先决性因素。唐朝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因此，在自然界面前个人力量显得十分弱小，人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抵抗自然力量，所以富有经验的年长者就受到人们的特别尊重。“准五服以治罪”原则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以敬老尊长为核心，把五服以内的亲属作为一个劳动共同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维护大家长制的地位和宗族的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2.封建专制的政治基础

唐代社会结构仍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构成。宗法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君主专制制度，其实质是以长幼、嫡庶区别尊卑等级。因此，以尊卑等级为基础的“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就不仅仅具有宗法血缘意义，同时也具有了君主专制的政治意义。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政治基础，反之，“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保障，并为这种政治体制提供一种内在的精神引导，维护了封建等级金字塔顶端的王权，保障和促进了唐代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3.“亲亲”与“尊尊”的礼法基础

儒家思想为整个唐朝的封建统治提供了思想保障。儒家思想的根本在于礼治，礼治的核心在于“亲亲”、“尊尊”，而“亲亲”是以“仁”为基础的，“尊尊”是以“义”为基础的。在君主专制的唐代，“亲亲”、“尊尊”即“亲其亲者”、“尊其尊者”集中表现在对君王、家长、男性的尊重与爱戴上。服制制度便是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根本意义在于督促地位等级低的人向地位等级高的人履行更多的义务。“准五服以治罪”原则以“同罪异罚”为本质，充分继承了儒家礼教思想，是“亲亲”、“尊尊”思想在亲属间定罪量刑的外化表现，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二、“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在唐代法律中的具体体现

（一）亲属相伤

1.丈夫与妻妾相伤

《唐律疏议・斗讼律》规定，妻妾殴打丈夫的，受一年徒刑；将丈夫打成重伤的，比照一般人加三等处罚；将丈夫打死的，受斩刑。但丈夫殴打妻子的，比照一般人犯罪减二等处罚；殴打妻子致死的，按照一般人犯罪处罚；丈夫殴打侍妾，若没有达到残疾程度，丈夫无罪；妻子殴打侍妾致伤，与丈夫殴打杀害侍妾同罪。这说明，凡妻妾殴打丈夫的，都要加重刑事处罚。此外，丈夫殴打妻妾致伤的，若非妻妾亲自到官府告发，丈夫的行为是不以犯罪论处的，即便丈夫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也要比照一般人减轻处罚，这是男尊女卑思想在封建等级社会里的鲜明体现。

2.祖父母、父母与子孙相伤

根据唐律规定，一般骂人者不构成犯罪。但《唐律疏议・斗讼律》规定，子孙咒骂祖父母、父母的受绞刑，殴打祖父母、父母的受斩刑；侍妾殴打咒骂前任丈夫的祖父母、父母的，比照其殴打咒骂公婆所受的刑罚减二等处罚，将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打成伤残的，被处流刑，造成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死亡的，处以斩刑。这说明，但凡是卑幼咒骂尊长者，都要依律追究刑事责任，甚至处以极刑。但另一方面却规定，祖父母、父母将违反教令的子孙殴打致死的，处以一年半的徒刑；祖父母、父母将子孙及之妻殴打致残的，处以杖刑一百，将其打死的，处以三年徒刑；若祖父母、父母殴打子孙之侍妾的，比照以上刑罚减二等处罚。这说明，尊长殴打卑幼除非导致其折伤、残疾或者死亡，否则法律不将其以犯罪论处。

3.其他亲属之间相伤

《唐律疏议・斗讼律》规定，殴打缌麻亲等兄姐的，处杖刑一百，殴打大功、小功亲等兄姐的，各递加一等处罚；若被殴打的兄姐属于期亲这一亲等的，再加一等处罚；兄姐被打成重伤的，比照一般人犯罪加一等处罚；将其打死的，处斩刑。与此相反，唐律同时规定，尊长殴打缌麻亲等的卑幼者致其折伤的，比照一般人犯罪减一等处罚；将其殴打致死的，处绞刑。以上说明，卑幼殴打尊长的，但凡动手不论结果怎样都构成犯罪，且要加重刑罚；尊长殴打卑幼的，造成折伤以下伤害的不以犯罪论处，而且在绞刑与斩刑的适用方面也体现出了尊卑长幼的区别对待。

（二）亲属

唐律也对家族内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将亲属（即通奸）行为列入“十恶”重罪之“内乱”条。《唐律疏议・杂律》规定，与缌麻以上亲或其妻子、妻子前夫之女、同母异父姊妹通奸的，男女双方各处三年徒刑；若所通奸者是侍妾的，则比照以上刑罚减一等处罚。唐律之所以将亲属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并处以重刑，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种行为违背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另一方面，这种非法的男女所生子女有可能扰乱宗法社会下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三）亲属相盗

1.盗非同居之亲属的财物

《唐律疏议・盗贼律》规定，盗窃缌麻、小功亲属之财物的，比照一般人犯罪减一等处罚；盗窃大功亲属之财物的，减二等处罚；盗窃期亲亲属之财物，则要减三等处罚。这说明，盗窃者与被盗者之间服制愈近，所受刑罚愈轻。

2.盗同居之亲属的财物

根据唐律规定，同居亲属之间，卑幼者私自盗用财产的，不视为犯罪行为，只处以轻刑，最重刑罚为杖刑一百。《唐律疏议・盗贼律》规定，同居卑幼者伙同外人盗窃自家财物的，该卑幼者比照私自盗用财产所受刑罚加二等处罚，并不以盗窃罪论处，其他同伙人则比照一般人犯盗窃罪所受的刑罚减一等处罚。

三、唐代“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对当代的影响及其借鉴意义

（一）唐代“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对当代的影响

1.积极影响

第一，符合现今中国老龄化的社会现实。目前，我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快，社会养老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问题显得越来越紧迫。由于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老人们的养老基本上还是靠子女来完成，而且一个子女承担三、四个老人养老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通过唐律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已经意识到，养老不仅是在物质上给予老人帮助，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敬老”。唐律将“准五服以治罪”原则所体现的孝道上升为法律规范，加重了卑幼者伤害尊长者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提高了遗弃、虐待老人此类行为的犯罪成本，对这类犯罪群体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体现了对长辈的特殊保护。这是值得我们当今社会去学习的。

第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为儒家想想文化。“准五服以治罪”原则从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在文化思想方面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外，“准五服以治罪”原则通过律令的形式维护了家庭的亲情伦理，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如果我们可以对此加以合理继承和利用，将有利于和谐、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2.消极影响

唐律全面贯彻了“准五服以治罪”原则，使尊卑等级对定罪量刑产生绝对化的影响，将“同罪异罚”充分合法化。此外，在封建社会，君主和家长享有绝对权威，卑幼者必须并对尊长尽法律和道德上的所有义务，但不一定享有相应权利。“准五服以治罪”原则恰恰对这种权利义务并不对等的社会体制起到了维持和保护的作用。这些规定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我们也应该予以摒弃。

（二）唐代“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借鉴意义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立法历程，我国刑法关于亲属间人身犯罪方面的规定基本属于空白区域，只有在虐待罪上作了区别性规定。但这项规定并未继承“准五以治罪”原则的精神，而是规定为不告不理。我认为这样的规定在法理和情理上都是不准确的，而应该像唐律一样规定为“以卑犯尊者，加重处罚”。这样认为的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亲属间人身侵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这是由家庭在个人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家庭是每个人健康成长的避风港，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亲属间的人身侵犯不利于家庭的和睦安定，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有必要加重对亲属间人身犯罪的处罚。第二，亲属间人身侵害行为的主观恶性更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确定行为人的犯罪性质、衡量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所持的内心态度，属于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亲属之间的人身侵犯不仅有违法律规范，更不被道德所容许，尤其是在晚辈虐待长辈的情况下。加重虐待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可以从内心上对行为人形成震慑作用，从而降低这类犯罪的几率。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于巧辉.论“准五服以治罪”的历史传统及其当代借鉴[D].苏州大学，2011.

〔5〕赵世超.中国古代引礼入法的得与失[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