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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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师 法治观念 法律意识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董云，华中师范大学学院。

教师法治观念，即教师对法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在中国知网中输入“教师法治（制）观念或教师法律意识（素养）”，针对该主题的文献共计85篇。统计得出，96.7%的于21世纪，发表在近五年的论文占54.1%。由此可见，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关于教师法治观念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近几年达到顶峰。但所得文献总计十分有限，这也说明关于教师法治观念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笔者通过认真研读以上文献后，做出综述如下：

一、教师法治观念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教师法治观念是教师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教师法治观念是培养法治观念公民的需要

（三）教师法治观念是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

二、教师法治观念基本现状及问题研究

由于不同等级的教师的法治观念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因此，为了确保分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笔者将从农村教师或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农村教师或中小学教师法治观念基本现状及问题研究

（二）高校教师法治观念基本现状及问题研究

三、教师法治观念缺失的原因研究

（一）社会因素

2.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宣传不力。王虹（2009）等认为，我国制定的教育法律法规不完善、不系统，在法律责任方面划分模糊，导致难以切实执行。另外，相关部门对教育法律的宣传不力，从而导致广大教师出现认识问题。

3.经济利益的驱使。董爱玲（2008），张玉格（2008）等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部分教师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把金钱、名誉和地位看成了自己工作的出发点，没有切实履行教师义务，产生了拜金主义思想。

（二）自身因素

2.世界观、价值观偏差。朱红丽（2009）等认为一些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功利观出现了偏差，滋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急功近利思想，忘记了自身的良好形象，放松了对自己的监督。

四、增强教师法治观念解决的对策研究

（一）从国家角度来看，要加强教育立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学校角度，要加强学习教育，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四）从教师自身角度来看，要更新观念，树立现代教育思想

五、研究评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对教师法治观念的研究基本是从意义、现状、原因及对策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其中，教师法治观念研究的意义是从学生、社会和自身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的;教师法治观念的现状主要从农村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两部分分开进行说明的，并对导致问题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最后提出了各自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即从国家、社会、学校、自身四个方面寻找解决途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上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研究文献总数偏少，对问题重视不够

相对于对其他社会群体法治观念的研究，如农民、大学生等，教师法治观念方面的研究文献总数偏少篇。这也说明目前教师法治观念这一专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单一，结论的适用性不强

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教师法治观念这一专题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虽然可以对调查结果进行定量研究，同时也节省了人力、时间和财力。但是，该方法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它只能获取书面的社会信息，而不能了解到生动、具体的社会情况，很难作深入的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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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君主制度 治吏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

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潮迸发、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孔子、孟子、韩非子、老子等等大家辈出，他们每一个人在当时及其后世都掀起了无与伦比的思想潮流，他们把自己所属的学派推向发展的新高峰，其成就令后人难以企及。但是当我们抛开百家纷争，仔细梳理这些天才庞杂的论述时，我们发现：“百家异源而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治”就是治理国家的完整设想。而有关君主问题的思考则是这些设想的核心内容。

一、儒家的以“仁”为核心的德治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而对于如何治君，儒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仁”的学说是孔孟君主论的根基，他要求君主应该“爱人”，这种爱是指对大众民生的关爱和担当治国重任的勇气。只有具备这种爱心的君主，才有可能身处乱世而胸怀经纬天下之志，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仁”使儒家的君主获得一种态度和勇气，在此基础上，君主必须使自己有“德”，“德”对治理国家有着非常的重要性。《左传》中说，“德，国家之基也”。儒家追求的是“德化天下”。君主统治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军队、刑罚以及对行政的控制，而是来自他崇高的道德感染力。君主不是军队的最高长官，不是法律的最高仲裁者，也不是最高行政长官，而是一国之中无与伦比的道德楷模。《论语》记载，有人向孔子问政，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在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个人道德水准是为政之本的观点。

二、法家的法治

法家是最强调“法治”的先秦思想流派。《管子》中说，“威不二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故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对国家的治乱兴衰有直接的影响。如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那么天下就能“大治”。“法任而国治”，“法”与“治”是一对因果关系。就这些论述来看，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这为法家君主论涂抹上一层平等的色彩：似乎在君主的绝对统治之上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级的力量左右着君王。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认为，法家的这种“法治”主张虽然不具备近代民主意义上的法治精神，但已经比儒家的“人治”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

三、道家的“无为而治”

在性自然和追求人性回归的基础上，道家提出了“无为”政治理论。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为”。庄子讲，“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2]《管子》中属于道家的论述中也称，“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作为宇宙本体，道自然而然地生成万物，这是“无为”，就其自然生成万物的结果来看，它又“无不为”。所以老子说：“无为无不为”。人是道的产物，所以人心有“道性”，行事也该“无为无不为”。作为统治者的君主，身为天下先，更应是无为的表率。所以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者能守之，万物将自化。”[3]君主“体道而行之”，在思想上正确认识道的存在及其意义，在现实中按照“道”的要求治理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政治理想。

把道家君主论与孔孟君主论对比可以发现老子和孔孟都强调君主的象征意义，但在君主所起表率作用的具体内容和结果上有所不同。儒家的君主有强烈的仁爱之心，有非凡的道德品质，是人间无二的楷模。君主统治的力量来自这些仁义道德，能从根本上感化万民。老子也要把君主立为天下的法式，“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君主是体道无为的榜样，他应该“不自见”、“不自足”、“不自伐”、“不自矜”，做到“清静为天下正”。就像儒家主张圣王从修身、齐家开始，最终治国、平天下那样，老子也有一套关于无为修养的推演。“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馀；修之於乡，其德乃长；修之於邦，其德乃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4]孔子追求的“德化天下”与老子讲的“德普天下”在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结果上却迥然不同。孔子的圣王将擦亮众人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人内心深处善的亮光，并把它进一步发扬光大。老子的君主则劝说我们闭上双眸，不再被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所诱惑，重回到心中那个原本寂静的安乐乡中。

四、墨家的“君主不能为非”

墨家的代表墨子核心思想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如“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5]“上同而不下比”，对最高领导，要事事同意，不要跟随下面的人。因而，墨子的国家性质必然是倾向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是绝对化的。当然，墨子心中的是非标准，“是”就是“交相兼”，“非”就是“交相别”。

五、结论

诸子百家的思想虽在人性观、治国观等各方面都有区别，但在治君重于治吏这方面趋于一致。儒家，忠君不是无条件的，君主都应该受到制约。法家是君主论者，即使是韩非子也主张君主应与民众一样遵守法律。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墨家认为君主要兼爱非攻等。而治君之法主要有四：天道、民心、道德习惯与法律，君主们的认可、信任。从上述的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君主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并不是一切的造物主，也不是无法无天的。

参考文献：

[1]孟子·离娄下[M].

[2]庄子·外篇·在宥第十一[M].

[3]老子·第三十七章[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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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是贯彻实施“七五”普法规划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突出宣传重点，创新宣传形式，强化督促检查。通过开展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大力宣传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法治实践，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一、突出重点开展主题宣传实践活动

（一）突出重点内容。深化“宪法宣讲xx行”，实施“宪法入户”工程，组织开展宪法宣传月系列活动，推动“全民学宪法”活动不断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民法总则学习宣传的通知》精神，组建民法总则宣讲团，编写制作宣传资料（片），组织开展学习讲座、知识竞赛等，广泛开展民法总则学习宣传。利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公务员学法用法三年轮训、领导干部网络学院学法等载体，发挥各类廉政、法纪等教育基地作用，提高党内法规宣传教育实效。

（二）突出重点领域。认真落实《司法行政惠企便民法律服务二十条》，围绕我省打造“一带一路”战略枢纽、“最多跑一次”改革、经济转型升级、浙商回归、“大湾区”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主题法治宣传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大力加强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就业、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

（三）突出重点对象。落实《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做好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司法人员的法治培训，健全领导干部学法考法述法制度，实现学法用法全覆盖。以“法律进机关”为载体，加强机关法治宣传阵地建设，推进机关法治文化活动。贯彻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统筹做好法治课程地方教材的编写工作，规范学校法治教育课程课时设置，优化课堂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发挥农村文化礼堂的法治宣传作用，加强新当选村（社区）干部、村（居）民代表法治培训。

二、创新宣传方式开展主题宣传实践活动

（一）加强媒体公益普法。贯彻落实《加强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公益普法宣传工作方案》，在新闻网站、政务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开设法治宣传专栏。加强普法公益广告创作，加大公益广告刊播力度。深入开展“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巩固完善全省新媒体普法矩阵，运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公共视听载体等开展“全屏法治宣传”。加强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微信塔群“之江法云”建设，畅通信息传递渠道，提供政策和法治咨询快递服务。

（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发挥“互联网+”法治文创联盟作用，加强法治文艺作品创作，组织开展全省法治文艺汇演。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组织开展法治文化示范基地评比。加强车站、医院、银行等公共场所法治文化建设，提高法治宣传覆盖率。

（三）做好以案释法工作。落实《关于加强以案释法工作的意见》，建立各级以案释法平台和典型案例库，组织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等开展法律解读。结合“法律六进”工作，通过举办法治讲座、法律大讲堂、法治报告会等，开展以案释法宣讲。做好以案释法典型案例编辑工作，组织开展典型案例会、优秀案例征集评选等活动。

三、结合法治实践开展主题宣传实践活动

深化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推进区域社会治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文明执法示范窗口”“诚信守法示范企业”“依法治校示范校”等依法治理活动。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实施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质量提升工程，健全创建标准，完善创建机制，培育精品示范村（社区）。

四、进一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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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安排

11月30日（周一）——12月6日（周日）

二、活动主题

深入学习宣传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三、具体安排

各校、园根据实际情况，围绕主题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重点学习宣传：法治思想，特别是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党的五中全会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具体内容和活动形式可适当调整。

1.继续开展第七届国家宪法日“宪法晨读”活动。

各校12月4日，教育部将在设立主会场，在各省设立分会场，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宪法晨读”活动。活动主要安排为：

（1）9:00-9:05升旗仪式。

（2）9:05-9:15宪法晨读。由部领导领读宪法部分条款(详见附件)，现场学生及全体人员跟读，各地学校通过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http:qspfw.moe.gov.cn/,以下简称普法网)收看网络直播，同步跟读。

（3）9:15-9:20主会场领唱《宪法伴我们成长》歌曲。

（4）9:20-9:45宣布第五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部分优秀学生进行现场展演。

（5）9:45-10:00教育部领导讲话。

（6）10:00-10:30最高检常务副检察长讲法治课。

请各校、园通过普法网观看直播、参与活动，提高网络接入率，扩大活动覆盖面。

2.继续开展法治副校长“送宪法知识进校园”活动。

各校、园联系区政法委指派的法治副校长在“宪法宣传周”期间进行一次法治宣讲；其他宪法宣传活动学校自行组织。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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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旧邦新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思想地位；文明秩序原理；春秋繁露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17-012

通行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归纳为三点：“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这个《读本》还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归纳为五点：“我国一切立法活动的思想先导”、“我国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思想基础”、“确保我国司法机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实现司法公正的思想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的价值指引”、“发展法学教育、繁荣法学研究的重要保障”，等等。[1]这两个方面的界定与概括，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承载的一些功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界定与概括主要局限于专业性的法律、法治领域。如果我们超越法律、法治的专业视界，如果我们从更宽广、更幽深的思想视野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享有的思想地位、所承载的思想功能，也许就不止于此。

简而言之，本文的研究发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用冯友兰所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或“旧邦新命”来概括。为了对这个观点进行有效的论证，下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为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建构一个简单的参照系，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古今中外的同类思想形态进行比较，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探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接下来，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诞生的思想背景，以阐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时而生”之“时”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中，才能更恰切地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再来考察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文明秩序的基本脉络或基本骨架，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这种逐渐成型、逐渐定型的文明秩序的确认、提炼、总结，以证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文明秩序原理之地位与功能。最后，是一个结论和延伸性的讨论，旨在进一步廓清本文的观点，同时也对可能出现的诘难予以初步的回应。本文希望，通过这样的论述，有助于促成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更深入的思考，有助于促成关于当代中国文明秩序走向、文明秩序原理的更深切的关怀。

一、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参照系

如何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必要通过对思想史的重新排列、重新建构来寻找。在思想史上，有一些思想形态所拥有的思想地位，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拥有的思想地位，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因而，可以把它们作为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参照系。

宏观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社会、中华文明在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思想形态。在东西方文明史上，在深度、广度、规模、影响诸方面差可比拟的历史转型主要有四次：西方有两次，中国也有两次。让我们依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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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关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按照县普法办《关于加强专业法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逐步完善科学化、常态化的法制宣传教育机制，突出专业法宣传的重点对象和重点内容，创新专业法宣传形式和载体，增强专业法宣传的实效和社会影响，为我县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法制保障和法治环境。

二、主要任务

通过加强专业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提高我委领导干部及职工的法治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行和行为规范。

1、继续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把此项宣传教育活动作为一项长抓不懈的工作任务。

2、着力推进与本单位工作职能职责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中小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合同法》、《安全生产法》等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执法人员公平、公正、文明执法水平。

3、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施相结合，大力开展依法行政。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的是推进法治实践，要大力提倡和宣传教育通过法律途径，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经济管理。要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体制和机制，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严格依法行政程序，强化行政行为监督。完善和推广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积极探索建立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制度。要积极探索和推进依法行政的实践形式，全面推进我委依法行政。

三、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推进专业法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建立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股室互相配合机制。

2、加大行政执法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提升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法律法规宣传水平。通过印发专业法宣传资料，宣讲专业法知识，提高群众对有关法律知识的知晓度和理解度，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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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文化失传严重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提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同时，西方一些阴谋政治家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点大放厥词，谬言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国度，并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问题和情况夸大虽然关于儒家的种种思想的论述已经很多，可儒家社会公正思想在和谐社会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正"的概念更是十分模糊.笔者在这儿旨在纠误、创新阐述一家之言，当然也是符合时展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号召。

关键词：儒家；社会公正；公平 ；正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26-01

从读书的那一天起笔者就偏爱儒家文化，随着知识的丰富和兴趣的加深，笔者也越来越发现自己在儒家文化方面的欠缺与认识的浅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家典籍更是浩如烟海，由于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文化知识还有待深化，所以笔者选择了去继续深造，继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经过多年的阅读与在读研期间的深化思考，笔者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也觉得越来越迷惑。关于儒家思想的论述可以说面面俱到，对于各种论说也莫衷一是。使得笔者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也越来越觉得不太明了。但后来笔者经过大量的查阅和探索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思考，笔者认为关于儒家的思想文化研究并不是每个方面的都研究的彻底正确或者完善，相对于其他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这方面的论述还是很欠缺的。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一些作者已经做了相关论述但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在论述自己的观点之前，许多作者并没有完全弄懂或者定义好在儒家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正?","什么是正义？”如果这样的话写出来的文章也是含糊不清的。关于儒家的社会公正思想已经有少数学者做过论述，但笔者经过自己的思考与查阅还是决定提出自己在这方面的思考，虽然是一己之见，还请各位导师与专家啊批评指正。

关于原典的考查和论证历来很多，尤其是关于思想和文化的研究论述就更多了，可以说是面面俱全，几乎穷尽了儒家思想的全部范畴。我们耳目能详的一些儒家话题如：“礼”说，“仁”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仁恕”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的影响较大，并且理论界对此的说法已不下十余种。 相对于这些思想而言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反而受到了漠视。在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下，人民对社会公平公正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并进一步的把他推向了社会问题的核心位置。如果不解决的话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失传严重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提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同时，西方一些阴谋政治家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点大放厥词，谬言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国度，并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问题和情况夸大。经过西方的煽动和蛊惑以及建国以来我们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民众中一大部分人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专制的文化，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人们没有公平，更没有什么公正可言。这完全是一个误区。如果仔细阅读和思考的话，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乏公平正义的思想。我们和西方一样有着非常丰富和优秀的公平正义思想源泉，甚至在五千年的每个文化符号中都包含有公平正义的元素。所以面对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和西方某些人的大放厥词，我们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并发掘展示我们自己的公平正义思想，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西方某些阴谋家的谬论也会不攻自破。但我们知道儒家思想自从汉代确立它的核心地位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继承和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思想也主要是发掘儒家文化中的公平正义符号。笔者认为既然儒家文化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在历史文化长河的每个时期都是儒家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在每个历史朝代和时期都发挥了相应的历史作用，笔者在这儿旨在纠误、创新阐述一家之言，当然也是符合时展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号召。从另一方面来说，笔者还认为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论述“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古代的历史背景下和儒家的文化语境下“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公平？”。公平和公正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意义又是如何的？对于儒家文化人们曾一度认为他就是伦理纲常，是专制文化的根。殊不知这样的以偏盖全既是不客观的也是缺乏考证的。自从儒家文化创立以来，他就从未缺乏过公平正义的文化元素，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提倡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吕氏春秋.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也？’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这是孔夫子在行政用人方面的主张即以公举人的实例，思想家门记录并赞扬这样的范例，这样的例子说明了只有以公心举人，所举之人，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公正廉明之士，并依靠他们去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亚圣孟子也曾提出“民贵君轻，仁爱的思想”，即号召大家博爱公正。荀子在《荀子.王霸》：“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责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炻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随其后。如是则虞舜还至，王业还起。”引导统治者公平正义的施政用人。以求达到社会的公平合理。再比如董仲舒在这方面的思想论述还有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等等都是开诚布公的招纳贤才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当然历朝历代都有，笔者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类此种种，是笔者在以后的研究和思考中所要主攻的方向，即发掘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思想，又可以起到现实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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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重视，建立健全各类组织机构

为了保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对法律知识学习和普及活动的管理、指导，我局成立了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对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所需的经费和必要的设备等尽可能予以解决。根据普法规划要求，我局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法制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确定了具体普法内容。广泛进行思想动员，全体工作人员自觉地加入到学法普法队伍中，积极参加各种普法学习活动。2016年深入学习宣传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培育法治信仰，提高厉行法治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开展“学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深入学习宣传和党内法规，注重党内法规宣传与国家法律法规宣传的衔接和协调。

二、以人为本，做好不同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对全体干部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形成了以法制宣传为先导，运用各种形式，最广泛地发动和调动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齐抓共管，共同参与法制宣传的浓厚氛围。

三、普治结合，搞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我局在抓好“七五”普法工作的同时，坚持法制教育 刊出-与法制实践相结合，坚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积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进程。

四、取得的效果

1、通过普法学习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做到有法可依章可循，规范操作。

2、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意识，通过普法教育，干部、群众对法律法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法制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3、促进了依法行政的规范化。通过普法及制定的依法行政责任制，进一步吃透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促进了依法行政，受到企业和项目单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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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消防部队昆明指挥学校 云南 昆明 650208）

【摘要】由于法官这一主体同时具有了不同的属性和承担了不同的身份角色，加之一国的权力格局和司法制度对法官的制约，任何意图从普适性的角度来论述法官的观点都有失偏颇。本文从法官自然身份和制度身份的分野出发，在具体的语境中来对法官进行定位。

【关键词】法官 自然身份 制度身份 法官职业一、作为人的法官与作为法官的人

当我们平时称呼法官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把“法官”这个语词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身份，甚至是一个符号来指称的。而几乎很少有人会系统的、全面的认识法官这一指称所同时承担的各种不同角色和所同时具有的不同属性。在法治化、现代化这样的语词已成为当下的流行话语和时尚话语的语境当中，法官这一具体的角色已经只能作为整个制度设计当中的一个工具和符号，其作为一小个棋子，已经逐渐湮没在被规训得十分齐整的整盘棋局当中。

但是，如果我们还能够稍稍保持那怕是一点点的分析和解说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在被现代化规训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思考能力的话，那么对于法官，我们在评价和论述他／她们的时候首先所应该做的，就是把法官还给法官。当我们剥开由于现代化而带来的制度设计身上所笼罩着的层层面纱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无论在现代制度体系当中承担着何种制度角色的个人，首先都只是一个具体的人。司法制度中的法官也不例外。法官，首先的身份是作为人而存在的。既然是一个具体的人，那么法官就避免不了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就会像正常人一样娶妻/嫁夫生子，因而其基本的自然身份应该是(父母的)子女，(子女的)父母，(丈夫的)妻子或是(妻子的)丈夫，然后才是司法制度中的法官。这是正确分析法官或者说是给法官这一角色进行合理定位的前提和基础，是关于法官的一个基础性的论断。任何离开这一基础性的论断来对法官进行解读的行为，都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无论这种愿望是不是出于善意的目的，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问题的实质。其实早就指出，任何人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笔者在此处对法官的解读其实只是对关于人的论断的一个重述和具体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时髦的见解。只是由于现代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时常容易被包围在一片喧嚣和鼓噪声中，丧失了分析问题的基本能力，进而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视而不见或是已无法看见。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正确分析法官在法治化进程中的作为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法官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因而无论经过怎样齐整的规训[3]，法官虽然从形式上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代制度体系当中的一种工具和一个符号[4]，却又不可能完全丧失其作为具体的人的自然属性,而彻底地沦为制度体系当中的一个机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当初提出要法治而不要人治的关键原因之所在。因为亚氏认为：“若要求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祗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个人来统治，便无异于引狼入室。因为人类的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5]然而笔者认为,如果说因为担心人类有“”（自然属性）而不能胜任统治社会的重任，所以才需要引入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亚氏的这个设想在事实上已经破产了。因为即使在法治的制度模式之下，同样离不开具体的个人，法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具体的个人去执行的。若意图消除人的“”，那么势必又要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同样离不开具体的人去执行。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恶性循环。而且，笔者在此文中将要讨论的是因为人的双重属性的存在，并不一定就必然能够得出正义将无法实现的结论。相反的是，在有的场合，可能恰恰是因为人具有了“”，才使正义最终得以实现。

再来简单讨论一下法官的另一重属性，或者说法官的制度身份，即作为法官的人。这也是人们谈论法官时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身份角色。法官的这一制度身份角色其实在以上讨论其自然身份角色的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在法治化语境及法治化进程中，法律活动和法律职业越来越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6]。作为现代司法制度体系中的重要角色，法官同样也不例外。在我国的司法制度的发展史上，法官的来源曾经存在着多种渠道，如法学院的毕业生，复转军人进法院以及从其他国家机关调入等途径。法官的文化层次也是参差不齐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不等。而随着法治化步伐的加快，国家逐渐加强和统一了对法官的规训。从法官的学历层次到法官职业从业者的入门资格的取得，都进行了统一的规定。[7]越来越注重程序立法是法治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已经进入法院系统，成为了法官的人，在司法工作当中同样有着一套严密的程序和纪律。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刻意凸显了法官的制度身份。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为了尽可能避免许多基层法院特别是基层法庭的法官都生于乡土长于乡土工作于乡土，因而或多或少在事实上分享着乡土的情感和资源的现实[8]，制度设计上就更加要强调法官这一角色的制度身份，使法官这一指称逐渐符号化。[9]随着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事实上也确实促成了法官的制度身份越来越明晰，自然身份越来越模糊的趋势。可以说，对司法活动的划分越细密，程序要求越具体，理性化和形式化程度越高，那么法官的制度身份就会越明显，自然身份也就会更加模糊。在此意义上而言，韦伯所描述的未来的司法会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人们把写好的状子和诉讼费放进去，它就会自动送出判决的情况就不再是痴人说梦的无稽之谈。

在以上的叙述中笔者力图尽可能接近客观的勾勒了法官这一主体所同时具有的两种属性和承担的两种角色。相对于下文所要阐明的立场和所要表述的观点，可以说以上的描述还没有涉及到根本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为笔者在下文中的价值判断作了一个铺垫。下文中，笔者将以法官的自然身份和制度身份的分野为出发点，来论述此种分野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而探讨同时具有两重身份的法官在法治进程中的可能的作为。

二、法官是“正义的化身”还是“司法的自动售货机”？

对于法官到底应该怎样进行描述和定位，不同的人给出了有别于他人的自己的回答。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社会法学派以及纯粹法学派等不同的派别给出的答案有着天壤之别。在我国，长期以来以至当下所普遍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与此衔接，“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的观点也得以大行其道。那么，这种长期以来为学界甚至社会所认可的观点是否较为客观地对法官进行了描述？如果不，那么是否该是另一个结论，即“法官是判决书的自动售货机”呢？

笔者认为，这些论断都是在脱离了具体语境的前提下作出的，而且都妄图让自己的论断成为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因此，这些带有偏见（伽达默尔意义上的）的口号性的结论如果放在了具体的语境当中，就有可能成为了虚构的童话，对于认识和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在笔者看来，由于法官本身所具有的不同属性以及所承担的不同身份角色，加之法官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同，无论说法官是“正义的化身”还是“判决书的自动售货机”，都是有失偏颇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把一个美国的法官、一个法国的法官和一个中国的法官放在了同一个案件面前，试问在他们审理完毕这个案件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对他/她们下一致的断语？其实还不用那么复杂，就是把两个同在中国司法系统工作，其中一个长期在大城市而另一个长期在乡土的法官放在了同一案件当中，当他/她们审理完毕这个案件之后，我们对他们的评价是否还会一致？

先从大的方面来看。处在不同法系的法官，其所具有的权力和审理案件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的法官具有很大的权力，司法机关是三权分立格局三极中的一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之下，司法部门都还被汉米尔顿认为是“最不危险的一个部门”（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10]。虽然曾经出现过“马伯里诉麦迪逊”这样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的为世人所传诵的案例，可是当我们剥去笼罩于其身上的神秘面纱，其神圣的光环后面竟是政治妥协的产物，而且还不得不以牺牲其中的当事人的个人利益为代价。[11]我们能说创立了此先例的马歇尔大法官就是“正义的化身”吗？另外从案件的审理方式上看，英美法系的法官审理案件时扮演的是一种消极中立的角色，通常只进行法律审而不进行事实审，即在陪审团对事实问题作出认定的基础上来进行判决。因此，德国学者韦伯的关于司法会像一台自动售货机的论断好像用在英美法系法官身上也不无不妥。

再来具体来看中国的情况。在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划分中，理论上而言中国法官只有适用法律的权力，而没有英美法系国家那样的法官造法的权力。若严格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来司法，那么似乎中国的法官也不应该被称为“正义的化身”，同样更倾向于是“司法的自动售货机”。严格依法办案是法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法治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就是可以通过立法来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包括进去，然后再严格加以贯彻。然而这只是立法者们的一厢情愿。立法的速度永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一个客观现实，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社会发展的可能。因此，如果遭遇了法律所没有规定的事，那么法官该何去何从？这时候的法官大概既成不了“正义的化身”，也当不了“司法的自动售货机”了。如果此种情况下法官们不是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迂回战术，把这些未曾出现过的未被格式化的法律所包含的情况来进行一种合乎情理的转化，从而能够在格式化的法律中找到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此刻的法官到底是在实施一种正义的行为还是已经违法？相反的处理是，如果这时法官因为找不到相应的法律规范而对类似的案件不予受理，那么到底是一种严格恪守法律的合法行为还是一种失职行为？这是在我们国家现行的司法体制及权力格局之下所无法回答也不愿意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

然而这却是中国的现实司法实践中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在很多的案件中，如果仅仅依照已经格式化了法律来对号入座，审结案件将会是一件十分容易和迅捷的事。然而我们只可以说法官审结了案件，至于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作为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法官，一般而言他/她会在解决纠纷与贯彻规则之间作出权衡和思考[12]。从其自然身份的角度来考虑，只要不是一个“恶人”，谁都不愿意看到如果因为法律的不公和判决的不公而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从法官的产生途径来看，这样的“恶人”一般是很难进入法院系统从事法官职业的），因此一般而言他/她们将会设身处地的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案件和思考问题，更注重的是纠纷的解决[13]。而从法官的另外一重身份——制度身份来衡量，作为现代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符号，法官仅仅依法办案（执行国家规则）就行了，至于依法办案的结果公正不公正，判决是不是能够执行已经不在其思考和关注的义务范围之内了。另外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乡土社会中，有太多的纠纷是无法与格式化的现代法律相一一对应的，即使经过一定的转化，也很难把其纳入规范化的法律体系。这在我国的权力格局和司法制度之下就给法官出了难题，让法官无所适从。这时的法官是应该为了解决纠纷而适用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规则呢，还是创设新的规则来适用，还是干脆就撒手不管？这时的法官又将是怎样一种角色？

更有甚者，如果现行有效的法律本来就作出了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规定，而法官没有如同一个普通人那样从自然情感的角度出发来对之进行审视，而仅仅以制度身份从严格依法办案的角度出发来适用之对纠纷进行处理[13]，那么此种情况下司法还有可能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吗？法官还可能是正义的化身吗？很显然，这时候的司法非但不是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反而成了开启不公之门的一把钥匙了。这时候的法官自然也不再是正义的化身，而是非正义的守护者了（当然这只是对可能出现的事实的一种描述，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司法体制下的法官做出此种行为是没有过错的）。

三、没有结论的结语

到了该被人追问笔者的结论的时候了。跟上述所提的人们通常认为“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一样，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惯性思维。如果在对别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之后又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么自然是不会有一个好下场的。好在笔者也不希望通过此文的写作能捞到多大的好处，所以也就不会特别在乎别人会怎么样来接着批判自己。不过，基本的态度和立场还是不能缺少的。如果非得追问法官是什么的话，那么，其实答案已经包括在上面的叙述中了，即把法官还给法官自己。笔者固然不否认在法治的进程当中，法官这种职业确实处在了前沿锋线的位置，也最能引起学者以及其他普通人的关注。然而，跟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法官同样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都是一种自然身份和社会身份的有机结合。如果把法治事业看作一条环环相扣的铁索的话，那么法官也只是这条铁索上的一个环节而已，跟其他的环节没有太大的差距。法治从根本上而言是一项实践着的而不是建构的事业，因而不可能仅仅通过法官的努力就达成了法治的状态。特别是在我国的权力格局和司法体制之下，法官的作用更是非常有限。他/她们只是整个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既不能被一概称为“正义的化身”，也不能笼统地说成是把守正义的门槛，当然也不能把他/她们简约为“司法的自动售货机”。如果随着权力格局的演变，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法官的作为或许会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当下的中国，还远远不是那样。

注释:

[1] 这样的观点随处可见，类似“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的表述层出不穷。

[2] 韦伯出于对法律将不断形式理性化的推论，曾担心未来的司法会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你把写好的状子和诉讼费放进去，就会自动送出判决。参见苏力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第六章的相关叙述。

[3] 这个被福柯用来描述刑罚变迁的语词，其实未尝不是其他领域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例子很多，法学院的统一的法学教育，越来越规范化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甚至前些年法院系统内部一直举办着的法官培训班，无不是对法律从业人员包括法官的一种很齐整的规训。

[4] 西塞罗早就说过：“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行政官”。此种意义上的行政官就已经成为了制度设计中的一个工具。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法律篇》，载《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第79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71页。

[6] 可参见苏力：《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7] 2001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9条中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是对法官的学历层次的规定；第51条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这是对法官职业从业者入门资格的取得的统一规定。

[8] 可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的相关论述。

[9] 在曾经有过的大义灭亲、六亲不认、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等等之类的语词当中都可以看出这种制度设计的影子，这些理念和语词一直延续到当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包括当事人的近亲属）而不是“亲亲得相隐匿”的规定，就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所固有的自然情感，而是把“人”当成了现代司法制度当中的一个“符号”。这些类似的配套规定对于进一步凸显法官的制度身份不无帮助。当然这种“帮助”的结果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那是值得另行讨论的话题。[11] 关于此案的具体经过可参见苏力：《制度是怎样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12] 苏力教授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一文中对此问题作了很切合中国实际的有益的探讨，可参看相关部分。

[13] 民间常说的“谁没有父母”，“谁不是爹娘生的”这样的话语对法官同样当然适用，这样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方式法官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甚至也不应该完全避免，要不然法官就仅仅只是符号意义上的“法官”而不是“人”了。

篇10

当前，尽管我国建立相对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党风廉政建设机制，但腐败仍面临高发多发的严峻态势，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才是治本之策。关于“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对基层检察院深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基层检察院只有找准当地职务犯罪预防薄弱环节和切入途径，才能发挥为生产力的提高提供有力保障作用。

一、营造预防文化增强渗透力。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自我境界，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他深刻指出：“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决不能，伸手必被捉。”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想远离职务犯罪，最根本的是要树立人民观点、人民立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敬畏人民，敬畏法律，敬畏岗位。如何增强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敬畏之心，取决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古今中外，无论何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的执政者，都非常重视加强对国民思想政治的教育，良好的社会风气，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能促使国家公职人员有效抵御腐化思想的侵扰。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结合查办案件，采取案例剖析、法治讲座、预防文化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进党校、进行政学院等活动，加强警示教育基地建设，积极开展以身边典型案件释案说法方式的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的“五进”活动，大力培育和创建融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法治文化为一体的预防职务犯罪文化。

二、推进管理创新提升执行力。指出：“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项工作要继续坚持，去搞好完善、建设。”实践证明，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健全的规章制度，各种腐败现象自然就会销声匿迹。事实证明，许多职务犯罪，特别是一些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并不完全是因法律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法制观念淡薄，疏于或懒于落实执行规章制度，使规章制度流于形式，盛行，这也是造成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建立起保障制度贯彻执行的机制，预防职务犯罪才能筑牢根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更多的是围绕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开展，要通过执法办案为切入点发现案发部门的管理漏洞，通过检察建议或专题调研报告的形式积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注意分析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和条件，查找带有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研究提出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针对性、操作性强的、能够解决深层次问题的建设性建议，持之以恒地督促和帮助案发单位堵塞管理中的漏洞，严密细致地加以完善，积极促进制度发挥其应有预防作用。

三、加大惩戒力度增强震慑力。在实施职务犯罪时，犯罪分子都会清醒地对“犯罪成本、风险、利益”进行比较。如果实施职务犯罪的成本少、风险小、利益大、则职务犯罪就会呈现蔓延之势；反之，职务犯罪就会就大大减少。对比那些廉洁的国家和地区的反腐经验，如香港、新加坡及瑞典、德国等西欧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因法制健全、反腐力度大，实施职务犯罪的发现率高、风险大、犯罪成本高，使许多国家公职人员不敢轻易触犯法律。当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利用当前制度中的漏洞实施职务犯罪获取的利益也令人触目惊心，有的贪污受贿多达上百、千万，甚至上亿元。在当前职务犯罪正处于多发、高发、大案要案频发时期，惩处职务犯罪又出现轻型化和非犯罪化的趋势，这将使我国现阶段预防职务犯罪面临严峻的形势。指出，“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而更多的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和精力。但是，一着不慎毁于一旦。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功罪不可相抵。如果搞不好，领导干部的岗位就真会变成高危职业”。检察机关是惩处腐败的主力军，必须始终保护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坚决克服 “软骨病”，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加大量刑监督力度，使职务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受到法律的制裁，震慑心存侥幸的人不敢犯罪，这才能充分发挥特殊预防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