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十篇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1

面对国际社会的责问，海关总署副署长龚正如此反驳：中国出口商品的侵权问题确实存在，但绝对没有超过国际标准。如果非要问中国海关跟其他国家海关在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方面有何不同特点的话，那就是中国海关是为数不多的不仅对进口商品进行边境知识产权保护，而且也对出口商品主动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海关之一。

贸易侵权：不能承受之重

这是一个严重警告：虎头电池危险！

不久前，乌干达《国家日报》就刊发了报道：在乌干达市场销售量很大的虎头牌干电池不仅使用寿命短，而且容易发生爆炸，属于质量低劣产品，尽管便宜，但不值得购买。任何人进口或者销售上述劣质电池属于欺骗消费者行为，均要承担刑事责任并予以重罚。

此绝非个案。

由于质次价低，假冒伪劣电池四处“横行”，一些国家已明令禁止某些中国品牌在当地销售，不仅使国内合法电池出口企业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也使享有盛誉的中国电池在当地市场面临出局危险。为此，中国电池协会还专门向海关“求救”，呈上了一份要求对中国名优品牌电池进行出口保护的报告。

贸易侵权：知名品牌首当其冲

在很多人印象中，海关只是一个打击走私和征收关税的部门。然而，海关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同样至关重要。

自1994年9月深圳皇岗海关查获中国第一起进出口贸易侵权货物案件起，截至2005年，中国海关已在进出境环节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5000多起。尤其在加入WTO后，中国海关每年查获的侵权案件数量都以30%左右的幅度迅速增长。其中，2005年全国海关共查获侵权案件1210起。

以2005年为例，全国海关全年共查获各类进出口贸易侵犯知识产权货物案件1210起，涉案金额高达9978万元人民币。其中，纺织服装鞋帽类425件，占35%；轻工产品类380件，占31%；机电产品类233件，占19%。

在海关查获的所有案件中，侵犯商标权尤其是著名商标权的案件占据78.9%，其中又以侵犯国内外著名商标权的案件居多。

比如，2005年广州海关新风办事处所查获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23宗案件中，就涉及PUMA、CASIO、PLAYBOY、NIKE、SONY、ADIDAS、NOKIA等25个国际著名品牌，这意味着众多知名品牌产品成为知识产权侵犯的重灾区。

而这些案件的侵权主体，多为一些生产规模弱小、经营范围狭窄的中小贸易公司、私营企业及异地企业。

蚂蚁搬家：化整为零手段隐蔽

2005年5月11日，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查获了深圳市某贸易公司委托佛山南海区中南报关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1081套标有“OSS SONY”商标的微型组合音响，并认定侵犯“SONY”商标专用权。

一只毛绒玩具狗肚子里，竟然装下了10条假冒名牌烟；一个看似普通的手提包，割开面皮和里布，却露出一只假冒名牌包……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不法分子逃避监管的手段日益隐蔽。混装、夹藏、瞒报、伪报、分离标识、使用近似商标、类似商品等，花样繁多；伪造授权书、伪报货物名称、使用假姓名、假地址邮寄出口等，层出不穷。

尤其是近几年，随着网上贸易的快速发展，涉嫌侵权物品通过邮寄渠道进出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同时，邮递渠道侵权案件案值小、数量多、见物不见人，侵权商品体积小、质优价高，侵权方式多为“蚂蚁搬家”，化整为零。

例如2005年5月4日，广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对一份申报为“服装样品”，由广州寄往日本的邮件进行开箱查验时，查获了置于箱体底部服装中夹藏标有“pfizer”及“VGR100”字样的蓝色药片约100袋3000余片。此后，成功查获涉嫌侵犯“pfizer”商标权万艾可药片（俗称“伟哥”）共5批16080片，价值人民币160余万元。

定牌加工：无意识侵权日益增多

其实，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并非都是主观故意。

目前，我国有大量企业在从事定牌加工贸易业务，企业无意识侵权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不少定牌加工企业，在接受定牌加工合同时，没有审查委托人是否拥有所委托使用的知识产权，从而造成无意识的侵权，并给自身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佛山市某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侵犯“HENKEL”商标专用权货物案便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2004年10月，阿联酋史丹利公司委托广东佛山市泓信贸易有限公司定牌生产机145750只动车用卤钨灯，并向其出示了注册国为阿联酋的商标证，显示史丹利公司已于2002年1月20日向阿联酋申请取得“HENKEL”商标专用权。随后，泓信公司依约履行了生产合同。

同年12月，泓信公司加工的产品向海关申报出口时，被广州海关扣留。2005年3月，海关认定该批货物涉嫌侵犯深圳市恩同实业有限公司在国内注册并在海关备案的“HENKEL”商标专用权，对该批货物予以没收，并处罚金两万元。

据海关调查，目前我国大型家电、服装生产企业涉嫌侵权的案件数量呈不断增长趋势，这些侵权产品几乎都是为国外客户定牌生产，且客户也提供了进口国的该商标注册证书，但授权是否有效便不再审查。

甚至，不少定牌加工企业在承接业务时都不签订合同，仅凭一份简单的订单，或者订单传真件便开始加工生产；即使签订了合同，相关条款也不够严密。因此，企业出现上当受骗、卷入侵权纠纷的事件也就不足为奇。

忽视备案：监管效果相去甚远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实行自愿原则，而权利人进行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是实施海关保护的重要前提。然而，长期以来国内企业却普遍忽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申请，这种局面即使在我国加入WTO后也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截至2005年底，我国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备案库内有效备案数量达到了6307件，全年提交新申请备案1610件，但这与我国高速发展的进出口贸易相比，还是差距甚远。

据厦门海关调查显示，80%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并未向海关总署办理保护备案；60%的企业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一无所知；30%的企业认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并不重要；90%的企业没有设置管理、保护知识产权的专门机构及人员。

实际上，权利人事先是否进行知识产权备案，在实践中将产生很大差异。

首先，备案是海关主动保护的前提条件。按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备案，海关发现侵权货物即将进出境，也没有权力主动中止其进出口，也无权对侵权货物进行调查处理。

其次，备案有助于海关发现侵权货物。由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备案时，需要提供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状况、权利人的联系方式、合法使用知识产权情况、侵权嫌疑货物情况、有关图片和照片等情况，使海关有可能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并主动予以扣留。所以，事先进行知识产权备案，可以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的保护。

再次，备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经济负担较轻。根据海关总署有关《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规定，在海关依职权保护模式下，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提供的担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如果知识产权权利人事先未进行知识产权备案，则不能享受上述待遇，必须提供与其要求扣留的货物等值的担保。

最后，备案可以对侵权人产生震慑作用。同时，有些并非恶意出口侵权产品的企业也可能通过查询备案，了解其承揽加工和出口的货物是否可能构成侵权。

消极维权：海关执法陷入两难

去年，一家贸易公司向佛山海关申报出口价值近8万元的无牌汽车制动摩擦片一批，涉嫌侵犯已在海关总署备案的“TOYOTA”商标专用权。海关先后两次与权利人的人联系，但人明确表示放弃对该批汽车制动摩擦片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显然，权利人放弃行使权利，最终使海关对嫌疑货物无法确定侵权事实，涉嫌侵权货物只能被放行。类似的，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予回复，或与侵权嫌疑人私下和解等消极维权情况屡见不鲜。

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因素：

一是权利人与其人之间不协调，推责任。有的人在收到海关有关侵权货物情况及提交担保金的书面通知时，要求海关再以书面方式另行通知权利人在中国分支机构，但分支机构通常并非权利人在总署备案的人或指定联系人，既无依据，又增加了海关工作量，拖延了货物侵权认定的时间，降低了鉴定工作效率。

二是权利人内部运作机制不畅。权利人往往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向海关提交由权利人或其人出具的有效保护申请或鉴定材料，而只能提供由企业内设的办理知识产权事务部门出具的文书材料，无法保证海关及时收集确定货物侵权嫌疑的有力证据，影响了打击力度和保护实效。

三是权力人对“打假”成本预估不足。有的权利人事先向海关举报并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申请要求都非常迫切，但一旦海关采取了有效监控措施查获了侵权货物并通知权利人后，又常常因涉案货物货值较大、无力提交海关核定的担保金而决定放弃其原先提出的保护申请。

这些消极做法不仅影响了海关的正常通关效率，产生了不必要的滞港费用，使货物长时间处于侵权性质待定状态，而且极大地浪费了海关执法成本，加大了海关执法诉讼风险，使海关执法处于两难境地。

捍卫知识产权：广州海关在行动

2005年，广州海关查获进出口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物品案件共144宗，保护知识产权174项，广州海关法规处也因此被海关总署评选为“全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先进集体”。为此，本刊记者对广州海关副关长陈小颖和广州海关法规处处长于彬进行了采访。

记者：众所周知，海关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监管和关税征收部门。但是，海关为何还要介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陈小颖：知识产权保护既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也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而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贸发展关系密切，是未来海关职能发展的新趋势。随着中国关税税率的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将成为海关今后的重要职能。

于彬：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非法货物的国际贸易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每年全世界假冒货物贸易额约为1000至12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额的7%左右。由于海关是国家进出境的监督管理机关，有能力对进出口货物实施有效的控制，在防止和制止侵权货物进出境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世界各国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立法和司法保护的同时，也把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转向行政保护、特别是海关的边境保护方面。

记者：那么，对于权利人而言，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又有何意义？

陈小颖：在微观上，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既可以制止正在发生的侵权，又可以防止将来发生的侵权。同时，还可以为启动民事救济提供便利，因为通过海关查获进出口侵权货物，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获得对侵权人采取法律行动所必需的证据。

于彬：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包括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三个方面。权利人在海关进行知识产权备案之后，全国41个直属海关均可以直接从网上查询备案信息。因此，企业只需投入800元备案费，办理一次备案手续，全国41个海关便可以为企业编织一张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大网，对侵权商品实施持续不断的监控。

记者：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体系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陈小颖：1994年9月，中国开始对知识产权实施边境保护。目前，中国海关已经建立起一套包括报关单证审核、进出口货物查验、对侵权货物的扣留和调查、对违法进出口人进行处罚以及对侵权货物进行处置等环节在内的完善的知识产权执法制度。同时，还基本建立起一套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法律体系。

于彬:与之相配套，相关部门逐步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执法机制，这包括建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中央备案制度，实行主动保护与被动保护相结合的执法模式，建立健全执法机构，加强知识产权执法队伍建设等。海关总署直属海关隶属海关三级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已初步形成。

记者：在这一体系下，广州海关在监管问题上还要加强哪些工作？

陈小颖：近年来粤港海关之间知识产权合作已经形成有效机制，取得一定成效，尤其在信息通报和业务培训等方面。但根据广州海关对查处的侵权案件的流向分析，相当多进出口侵权商品的目的地是美、加、日、韩和中东、非洲地区。因此，积极开展国际海关之间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合作，对掌握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主动权和提高基层海关布控、查验的准确性具有重要作用。

于彬：海关与相关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之间，也需要建立更高层次的合作机制。因为进出境侵权行为只是整个侵权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有从生产、销售的源头上进行治理，破大案、抓团伙、端窝点，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

记者：从权利人的角度来看，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问题上还存在哪些差距？

陈小颖：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上，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差距太大。很多国外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国际知名品牌企业都成立了专门的打假部门，由专人负责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分析有关侵权的信息和情报，并提供给当地政府执法和司法部门。

而且，涉外企业擅长以行业为基础，相互结成某一商品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小组，如日本家电品牌小组，聘请专业律师从法律合作的更高和更专业层次与海关打交道。相比之下，国内企业往往单兵作战，也欠缺对知识产权法律方面的专业研究。另外，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在2000年就设立了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QBPC)，积极配合各执法部门的打假工作，但目前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协会来专门从事该项工作。

于彬：虽然在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中，国内自主知识产权所占比例超过一半，但广州海关所查获的侵权案件中，侵犯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案件比重甚小。这既与国内自主品牌的影响力有关，又与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有关。

记者：与其他海关相比，广州海关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工作的突出特点有哪些？

陈小颖：行邮渠道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比重较大。一方面是由于广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所处的广州邮区中心局为全国三大国际邮件互换枢纽局之一，监管区域覆盖全国8个省市、广东69个县市及广州市区共168个国际邮件收寄件点，业务量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邮递渠道侵权案件案值小、数量多、见物不见人，侵权商品体积小、质优价高，当事人违法成本低。比如在专项行动期间，广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查获侵权案件50宗，占查获侵权案件总数的31%。2002年至2005年在行邮渠道查获侵权案件216宗，位居全国海关之首。

于彬：广交会参展商品样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成为新动向。侵权案件从第93届的119宗大幅上升至第94届的392宗后呈回落趋势，但总体情况仍不容乐观，第98届为217宗；同时，侵权行为由“显性”向“隐性”发展，逐渐由商标侵权转向比较复杂的专利、著作侵权。

另外，“6C”联盟产品在中国生产和出口量较大，近几届广交会上成为侵权投诉的重点行业。依据《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6C”权利人在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即将出口时有权向海关申请扣留货物，由于受专利的复杂性和行业影响，这给海关执法带来较大的压力。

记者：在2006年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工作中，广州海关将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大监管效果？

陈小颖：2006年，广州海关要重点从引导定牌加工企业合法加工和提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保护意识两方面加大宣传力度，以争取海关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主动，要有利于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和谐发展。

同时，要利用“知识产权执法系统”和关于知识产权的收缴办法，重新制订广州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操作规程，使各海关在查处侵权案件时，有清晰的办案指引。

3月24日，海关总署和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暂行规定》。社会各界对《暂行规定》的实施效果期望值很高，按相关司法解释和暂行规定，要通报的案值标准是个人进（出）口侵权货物案值达5万元、单位进（出）口侵权货物案值达15万元。近期我关将会按《暂行规定》向公安部门通报符合有关标准的侵权案件线索，使公安部门能对构成犯罪的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

于彬：当然，还要进一步加大与公安、法院、知识产权局、工商等地方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合作，形成打击侵权的合力，逐步构建知识产权综合治理的执法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内培训，提高维权意识和一线关员的商品鉴别能力和查缉涉嫌侵权货物的技能，加大对货运渠道正面监管力度。

谁为海关松松“绑”？

毋庸讳言，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成众矢之的。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作为评估我国兑现入世承诺的重要内容，并动辄指责我国知识产权现状，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涉逐步升级。

2005年，中国压力空前。

尽管，这一年美国所查获的来自中国的侵权商品价值为6397万美元，仅占据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1629亿美元的万分之四，远远低于联合国经济发展组织做出的评估：假冒商品一般占整个世界贸易的5%到7%。

但是，美国人依然抱怨，在他们查获的侵权商品中，中国商品价值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至2005年已经上升到69%；日本人也喋喋不休，说他们所查获的侵权案件中，涉及中国侵权商品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0%，比2004年增加了一倍。

声音固然刺耳，可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保护知识产权日益成为未来海关职能发展新趋势的今天，海关已身陷三种困境。

统计数据不能与外国海关对接：

目前，海关办理的侵权案件从查获渠道来讲主要分为货运、邮寄和旅客携带三种类型。

货运渠道侵权案件以收发货人申报的侵权货物的价值来计算案值，侵权货物本身因为不是真品、不存在知识产权含量而价值较低；邮寄渠道由于寄件人考虑邮费、运保费而相应填报很低的价值或无价值，并且直接向邮局申报，侵权案件案值难以计算；旅客携带侵权物品因其自认为自用合理数量而不申报，侵权案件案值无法计算。

加之，海关对当事人的处罚是侵权货物予以没收，并处货物价值一定比例（30%以下）的罚款；邮寄和旅客携带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侵权物品予以没收。

因此，我国海关查处的侵权案件在数据统计上出现案件数量多、案值小、罚款数额少的情况，不利于对外宣传和与其他国家海关相应数据对等，部分外国海关对查获的侵权案件都有所侵犯的真品的市场价值的统计数据。

知识产权保护经费不足：

一方面，随着侵权手段的日益隐蔽，海关的执法经费日渐紧张，尤其是邮递渠道一般见物不见人，海关在证据的收集、当事人的认定、有关法律文书的送达和对涉案物品的估价等方面费时、费力，执法成本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按规定，海关对没收的侵权货物、物品的处理顺序为：用于公益事业（转交）或权利人有收购意愿的，有偿转让给权利人 消除侵权特征后依法拍卖 依法销毁。

然而在实践中，海关查获的侵权案件物品绝大部分用于捐赠和销毁，通过有偿转让给权利人和拍卖所得极少，而且捐赠和销毁还需投入一定的成本。因此，海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财力、物力和办案投入主要来源于缉私经费，缺乏国家专项经费的相应支持。

海关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十分有限：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2

关键词　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专利权

中图分类号　F75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2)04-0045-04

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复苏中，贸易便利化越来越受到全球关注。海关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因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随着科学技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不断增加，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和贸易通关便利化之间取得平衡，既能管得住又能通得快，成为我国海关工作的重大挑战。

一、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范围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Border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广义上泛指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它包括对国际贸易中涉及的一切人类智力创作成果的保护。狭义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仅指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海关作为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唯一实施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相比，它更直接参与在进出境环节发生的侵权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本文所指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采用其狭义概念。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于1993年年底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TRIPS协议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及其实施程序的补救措施，明确赋予海关知识产权边境保护职能，并称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为“有关边境措施的特殊规定”，突出了海关在边境保护中的地位。同时，TRIPS协议也成为国际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基础性文件。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5月28日，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达16905项，其中商标权备案11244项，著作权备案687项，专利权4974项。就保护范围来说，TRIPS协议第51条规定，各成员必须保护的客体包括假冒商标的商品或盗版商品，即TRIPS协议要求成员必须保护商标权和版权，其他如专利、地理标志、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以及未披露的信息是否保护，取决于各成员国内法的规定。就执法环节来说，TRIPS协议第51条规定，进口环节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是各成员强制性的义务，而出口环节可选择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目前我国海关保护的知识产权，是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和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由此可见，我国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远超过WTO规则的要求，在赢得国际赞誉的同时，对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过度，是否影响了贸易便利化的争论也此起彼伏。

二、当前贸易便利化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存在的问题

1　正常进出口的货物误作涉嫌侵权，误被中止放行的比例较高。据海关总署统计，在2009年货运渠道的货物监管中，海关一共发现侵权嫌疑货物2530多批，其中属于权利人没有变更备案信息导致误被中止放行的货物939批，占37％多。这一数据显示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缺乏配合，对知识产权变化的状况未及时向海关变更备案信息，特别是权利人授权的被许可人名单，导致海关在不掌握知识产权的权属变化情况下执法，使本该正常通关的货物误被中止放行，这不但极大地浪费了海关的行政执法资源，而且严重阻滞了收发货人正常的进出口业务，造成其额外的滞港费用、贻误船期、违约赔偿甚至企业信誉受损。我国系多部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負责商标执法，专利部门負责专利执法，版权部门負责著作权执法，海关是我国唯一一个对商标权、专利权和著作权都具备执法权的行政执法部门。各知识产权执法部门相互独立，各自为政，信息多处备案，多部门执法缺乏综合协调，缺乏沟通和信息共享，正常通关货物误中止以及外贸秩序的扰动难以避免。

2　定牌加工货物在海关查处侵权货物中所占比重比较高。据海关总署统计，2009年货运渠道查获案件1342批，其中国外客商要求国内企业定牌加工的有323批，占全部批次24％多。部分沿海关区此种状况更加严重，2007年广东地区海关查获的涉嫌侵权的案件中，因定牌加工引起的占53％。定牌加工是常见的贸易方式，是指企业接受委托人委托生产带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商品全部交付委托人，仅收取商品加工费的行为。定牌加工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问题在国内最早引起争议的是2002年的美国和西班牙“NIKE”之争案。该案虽早已结束，但类似案件引起的争议不断发生在海关执法中。如2006年“佛山市A公司不服某海关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复议诉讼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某海关依法享有对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进出口货物进行扣留、调查、认定的职权。而在2009年上海A音响电子有限公司与B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中，上海市高院作出了与此前佛山案件截然相反的判决。上海市高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商标的基本功能是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识别功能，侵犯商标权其本质就是对商标识别功能的破坏，使得一般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被上诉人B公司接受美国C公司的委托定牌加工涉案产品，涉案产品全部出口至美国，未在中国境内销售，中国的相关公众在国内不可能接触到涉案产品，不会造成国内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另外，在定牌加工关系中，境内加工方在产品上标注商标的行为形式上虽由加工方所实施，但实质上商标真正的使用者仍为境外委托方。本案涉案产品所贴商标只在中国境外具有商品来源的识别意义，并不在国内市场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被上诉人B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国际定牌加工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得不到定论，给企业和海关执法带来很大风险和压力。

3　滥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所赋予的相关权利。在海关知识产权边境保护中，部分知识产权权利人为了不正当的商业目的滥用知识产权权利，最常见的是滥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相对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存在权利基础相对不稳定的特点，且较易取得，某些别有用心的权利人在取得某一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并向海关申请备案保护后，对同行业竞争对手以进出口同类货物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为由请求海关扣留，即使最终相关企业可能通过提请宣告其专利无效的方式解除阻碍，但所耗时间会导致竞争企业违约、信誉受损失掉商业机会。B公司的专利3年前在本国被宣告失效后，仍向中国申请专利，它利用中国专利法中“宣告无效请求的审批时间”，达到阻止中国A企业正常出口经营的目的，是一种恶意竞争的行为。此案A公司的货物被扣押3个多月，损失达200多万元。

4　专利权边境保护海关执法能力不足遭遇困境。专利通常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经常会存在很大争议。海关作为进出境的监督管理机关，面临巨大的通关压力，并且即使是业务量较大的海关，实际負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人员数量也很少，再加上专利权的稳定性比较弱，一旦被提出异议，被撤销的可能性很大，这使海关承担了很大的执法风险。如某海关根据A公司申请，依法扣留了B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涉嫌侵犯其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出口货物，B公司在收到扣留单之日起7日内未向海关提出书面异议。该市知识产权局应某海关要求，对案件争议货物的专利状况作出技术鉴定，认为侵权成立。而在案件处理过程中，B公司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专利无效申请，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受理通知。鉴于知识产权局的技术认定，海关应当尽快作出处罚决定，但该专利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处正处于无效审查期，权利状态不明确，此时距案件发生已半年有余，海关应作如何处理?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专利权保护的专业性强，海关缺乏必要的专业资源，要求海关以专利主管部门的专业性对专利侵权作实质性审查基本不可能，而作一般性形式审查，海关行政处罚的依据可能会遭到怀疑。

三、完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以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建议

海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其他行政保护不同，其执法区域高度集中，执法时间高度浓缩，必须兼顾高效性和有效性。对此，TRIPS协议特别指出：各成员方在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应当顾及对知识产权的有效及适当保护的必要性，并确保执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与程序，使之不成为合法贸易的障碍。

1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减少正常通关货物误中止放行的情形。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协助对于平衡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和货物高效通关至关重要。为减少知识产权权利人不及时办理备案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给合法货物的正常通关造成延误的情况，2010年3月，《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给他人合法进出口或者海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造成严重影响的，海关总署可以根据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有关备案，也可以主动撤销有关备案。”因此权利人必须保持知识产权备案信息更新，否则将面临海关备案注销或未来不再被通知嫌疑货物的风险。建议各知识产权执法部门间建立通报机制和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立海关备案系统和商标权、专利权检索系统的关联，对权利发生的变动及时反馈至海关备案系统，或者赋予海关可以自由查阅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各主管部门的即时备案状况的权力，掌握最新的权利信息，并据此决定是否启动相应的执法程序，从而保证通关效率。

2　对定牌加工的侵权问题海关应适当放松管制。有关定牌加工涉及侵权问题的争论在法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值得注意的是，耐克美国和西班牙CIDESPORT公司关于NIKE商标权的使用在多国发生了相互诉讼，与中国这起案例相似的另外两讼耐克美国均败诉。TRIPS协议指出，只有“在可能造成混淆的情况下，注册商标的所有人才有权阻止任何他人未经其许可，就与其注册商品或服务，在商业中使用与其相同或近似的标记。”从法理上来讲，认定商标侵权必须以“使用”的行为可能导致消费者产生混淆为标准，即只有行销于市才能有机会使消费者产生混淆，做出错误的购买决定。定牌加工中“中国的相关公众在国内不可能接触到涉案产品，不会造成国内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不应该认定为侵权。台湾地区将定牌加工出口称为“回销”，确认此种“回销”不属于使用商标的行为。同时，TRIPS协议并不强制要求成员方海关在出口环节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定牌加工的生产方式亟需转型升级，但定牌加工在现阶段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如果委托人在销售国拥有商标权，定牌加工产品能够在销售国正常通关进口，加工商品在销售国并不存在侵权问题，中方实施正常的边境放行不会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声誉。同时，企业应主动向委托人查询其商标权在我国和销售国的权属状况，也可以自行登录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系统查询相关商标的海关备案情况，必要时可请海关协助确认定牌加工授权资料的真实有效性。此外，海关可以把知识产权状况列为加工贸易合同备案的内容，在中期核查中将商标管理列为核查项目，降低境外委托人将侵权风险转移给境内企业的比例，从源头上减少侵权现象的发生。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3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知识产权与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履行承诺、适应县情、完善制度、积极保护”的工作方针，努力开创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新局面。

二、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

通过专项行动，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遏制各种侵权行为，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意识，促进经济发展，树立我县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良好形象。

结合我县实际，全县保护知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以保护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为重点内容，以货物进出口、各类展会和商品批发、定牌加工、印刷复制为重点环节，以假冒商标、侵权盗版比较集中的地方为重点地区，以知识产权权利人反响强烈、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为突破口，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三、工作任务

（一）切实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

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搞好商标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商标法律意识；要努力提高商标注册工作质量和效率，及时授予商标申请人商标专用权，依法认定和保护驰名商标，有效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要严厉查处商标及其他商业标识侵权案件，重点查办食品、药品商标违法案件和侵犯驰名商标、著名商标专用权案件，以及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案件，要会同政法、质监、监察、食品和药品等有关部门查处非法印制及购买使用假包装、假标识、假商标案件。

（二）切实保护著作权

县文体广电局是我县新闻出版、版权、文化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规范著作权产品生产、使用和交易，营造良好的著作权保护社会环境。要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整顿和规范存在侵权隐患的图书、音像制品、软件交易市场；坚决取缔分布在车站、校园周边、人行通道、居民小区、娱乐场所和商厦附近销售盗版图书、音像制品、软件的不法摊点和游商小贩。重点打击盗版教材教辅、盗版软件、非法复制和销售音像制品、经营走私盗版音像制品以及网上侵犯著作权等行为。加大对图书批发市场、各类书店，音像批发、零售、出租门店，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企业和各类学校、考试系统的检查力度。加强对软件预装领域和互联网软件传播的监管。积极推进街、镇、乡和县级各部门使用正版软件，确保在国务院和市政府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三）切实保护专利权

尽快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构，加强我县专利的创造、实施、管理和保护能力，加大专利行政执法力度，有效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联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食品、药品等领域专利侵权行为，严厉查处冒充政府知识产权部门、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或其他合法组织，欺骗公众、非法牟取利益的行为。

（四）强化对商品交易会、商品批发、定牌加工和印刷复制环节的知识产权保护

县贸易局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商品交易会的监管，指导承办单位设立专门机构，制定管理办法，邀请保护知识产权相关部门驻会监管，防止参展单位展示、销售侵权产品，防止境外不法组织和个人通过展会组织制造、出口假冒和授权产品。

县工商、质监、贸易等部门要针对利用定牌加工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现象，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商品批发市场的监管，要求市场主办单位完善管理制度，引导进场经营者合法经营，加强自律，防止侵权产品进场交易。发现侵权产品的，要严肃查处。对侵权严重的市场要责令限期整改，屡禁不止的要依法予以取缔。

县文体广电、公安、工商、质监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印制复制各类出版物、印制品、光盘、计算机软件及包装装潢、商标标识企业的监管，依法规范其经营行为，阻断非法侵权产品的印制复制渠道，严厉查处非法印刷复制行为，取缔无证照经营地下印刷复制窝点。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府责任

按照国务院、全国整规办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我县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由县知识产权保护领导小组牵头，下设办公室承担保护知识产权的日常工作。其组成人员如下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科委，何圣毅兼任办公室主任，县计经委、县财政局、县文体广电局、县工商局负责人为成员。

各街镇乡要设立相应机构，按照“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工作格局，把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层层落实责任，及时掌握情况，加强检查督促，并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二）把假冒商标、侵权盗版活动相对集中和对外影响较大的地方作为重点地区

根据我县实际情况，把棠香、龙岗、龙水、邮亭、宝顶、万古等6个街镇作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的重点地区，当地政府和办事处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要采取得力措施，严厉打击各种侵权行为，并严防反弹。有关执法部门要密切配合当地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遏制和防堵侵权现象。

（三）大力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大足新闻社、县文体广电局要制订具体计划，把保护知识产权列入宣传工作的重点，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继续办好一年一度的“知识产权宣传周”专刊，普及知识产权基本知识，宣传我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创造的经验及先进典型，重点宣传这次专项整治行动，曝光查处的大案要案，特别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宣传，把保护知识产权列入“四五”普法工作的重点内容，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宣传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员等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增强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

（四）整合执法资源，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保护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各司其职，努力提高行政能力。县知识产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有效整合各执法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杜绝各自为政、推诿扯皮的现象。要探索区域联合执法的有效途径，加强地区之间的案件信息沟通、异地移送、调查取证，防止地方保护，使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分子无处藏身。要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杜绝以罚代刑。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国内外市场反响强烈、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侵权案件，要一查到底；对涉嫌构成犯罪而未移送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应依法加强监督，及时检查纠正。要按照市检察院、市整规办、市公安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工作联系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渝检会[2004]17号）的要求，在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工作中，确保信息共享、案件移送、联席会议等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五）规范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县科委要进一步探索、制订和明确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设立标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提高服务水平。积极发展各种依靠科技、服务经济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保护知识产权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和约束企业行为，做到尊重他人、保护自己。

（六）严厉查处重大侵权案件

对知识产权在国内外反响强烈、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侵权案件，要一查到底。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要通力合作，提高办案效率，并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工作衔接，依法及时移送涉嫌刑事犯罪的侵权案件。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侵权案件。各地区要针对本地区存在的侵犯知识产权突出问题，查处一批大案要案。

五、工作步骤与时间安排

按照国务院和市政府的统一安排，我县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年1月）。各街、镇、乡和有关部门深入动员，统一思想，制订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二）组织实施（**年1月至**年8月）。各街、镇、乡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专项行动。由县知识产权保护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的抽查和督查，定期将工作进展情况逐级上报全国整规办和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主要安排如下：

1、**年一季度，县保护知识产权办公室组织县工商局、县文体广电局等部门，对我县城区主要商品市场展开联合检查，保持对保护知识产权专项整治的高压态势。

2、从**年1月1日至4月30日，由县药监局牵头，开展对食品、医药等领域的专利侵权、冒充专利与假冒他人专利等行为的大检查与集中整治行动。

由县工商局牵头开展查处食品、药品商标违法案件和涉外商标侵权案件集中行动。重点查处在奶制品、饮料、糖果、人用药品上的商标侵权假冒行为以及在服装类、企业名称上“傍名牌”侵犯外国商标注册人的商标专用权案件。重点检查全县各食品经销点、药店、服装销售市场。

从**年4月中上旬开始，由县文体广电局牵头，配合“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对全县音像制品市场、教材市场、软件销售点开展一次集中联合执法行动。

从**年5月至8月，由县工商局牵头开展查处侵犯商标专用权案件集中行动。重点查处侵犯“笛女”、“金忠”等商标专用权违法行为，切实保护我县知名品牌。

3、**年4月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周期间，县科委牵头组织县工商局、县文体广电局等相关部门，举办保护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大造舆论声势，强化全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让知识产权保护深入人心。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4

关键词：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新形势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实践表明，在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和我国现实国情、司法和行政两条途径互相补充有机衔接的基础上，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意义重大。

一、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的重要意义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显示：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总体数量都保持大幅上涨的趋势。2015年，知识产权司法处理的案件与行政执法案件的数量相比，两者保持着2:1的比例，与2014年相比分别上涨了约12%。2015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49,238件，审结142,077件，比2014年分别上升11.49%和11.76%。2016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48,916件，同比增长36.5%。其中，专利纠纷案件20,859件（专利侵权纠纷20,351件），同比增长42.8%；假冒专利案件28,057件，同比增长32.1%。案件结案率达到97.5%，同比提高4.3%。a虽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正如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专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所指：“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专利保护实际效果与创新主体的期待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网络交易平台的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假冒伪劣商品网上泛滥的后果，催生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链条化、网络化、复杂化等新特点。b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效果与知识产权主体的期望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c以专利权为例，专利维权“时间长、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严重挫伤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利用专利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积极性。虽然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处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逐年递增，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这说明案件数量的增长与应对能力的增强并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治本之法，消除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培育社会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目的。否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多的司法或者行政资源都会因侵权违法行为及其造成的诚信源头的损害而作无益的消耗。实践中，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仍是我国一个较为普遍和严重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各界的知识产权意识仍然较为薄弱，不懂得主动保护自己的知识财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故意侵权行为危害之盛之烈，特别是群体和重复侵权的一拥而上导致知识产权权利人应接不暇、得不偿失。其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知识产权法治意识不强，这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据统计，在各类知识产权纠纷中，故意侵权占比十分之高，远远超出了其作为正常商业经营手段的范围。若不能从根本上提升知识产权法治意识，则可能会出现诉讼或者行政执法案件爆炸的局面，司法资源和行政资源也将疲于应付甚至无力应对。二是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社会资源利用不充分，这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法治不是万能的，通过司法和行政执法保护的案件只能是各类知识产权纠纷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更多的纠纷需要通过仲裁或者调解方式予以化解。d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通过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解决问题、化解纠纷，方为良策。三是行政执法的法定地位与职能不彰，这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司法保护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在调解和仲裁充分吸纳和处理知识产权纠纷、通过短平快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过滤之后，对于极少部分重要的重大知识产权案件进行的审理与判决。但是，调解或者行政部门的协助仍然贯穿于庭审之始终，以为解决纠纷提供最优之道。目前不少观点对于“司法主导”简单地理解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主要任务以司法为主，由此出发要将行政执法保护的途径予以限制、甚至把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保护对立起来，严重违背了纠纷解决的层次与机制，影响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与效果，特别是影响了被实践证明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功能的发挥。四是只强调专利、商标或者版权的保护，这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直接原因。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版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地理标志等。e但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偏重于对前三类客体的保护，而对其他类型的客体保护力度十分欠缺。五是主要保护传统类型知识产权，这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间接原因。随着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新业态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与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同等重要，在互联网时代，前者可能更为紧迫。

二、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的内涵

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2012年《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优势互补、有机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同时，提出要“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植物新品种、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和国防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制度。适时做好地理标志立法工作。研究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实用艺术品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加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研究，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司法主导”是不是等同于只推行司法保护或者只以司法保护为主要渠道，其他渠道都不鼓励发展？从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来看，对于如何理解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需要重新认识重新诠释。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司法－行政执法保护的二元架构，进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领域。f2016年4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首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首次提出要“着力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加快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大合力”。g国务院2016年底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也提出要“加快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制修订，构建包括司法审判、刑事司法、行政执法、快速维权、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格局。”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是指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联动、加快构建行政和司法两条途径优势互补、有机衔接的保护模式、深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区域协作和国际合作所形成的协调、顺畅、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顶层设计。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首先，要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基础上，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机制，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在纵向层面与横向层面均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功能分层。其次，重点推动注册登记、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裁判、仲裁调解等各个链条和不同保护手段之间的互联互通h，通过各方合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再次，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氛围。最后，要深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区域协作和国际合作，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际影响力，为我国产业和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三、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的构建

申长雨局长指出：“知识产权保护点多线长面广，既要统筹协调，综合施策，又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着力解决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提高保护的效果。”在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的过程中，应当把握四大原则、确保三大重点、构建四级体系。

（一）把握四大原则

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应把握“统一、协调、衔接和高效”四大原则，谋划顶层设计，找准功能定位，推进治理创新，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更加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支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与创新驱动发展。统一原则。要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涵盖知识产权涉及的各个领域，突出各自在权利内容、权利范围和保护方式上的特点。协调原则。是要将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注册登记、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裁判、仲裁调解等多个方面进行体系化设计、全链条管理。衔接原则。是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联动，加快构建行政和司法两条途径“优势互补、有机衔接”的保护模式。高效原则。是要对知识产权及时进行严格保护，优化保护程序，提高保护效能，避免“迟来的正义”。

（二）确保三大重点

德国马克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作为创新市场的框架制性规章，专利制度应当与其为之服务的创新进程以及其赖以运行的竞争环境相适应”。i基于我国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矛盾，我国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的构建要确保“三大重点”：一是重点解决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实现承前启后。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和主要民生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切实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加大海外维权援助力度，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等。j二是重点解决知识产权市场监督管理的问题，实现行业自律。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目标并非仅着眼于为单个权利或者权利束提供救济，而是要进行有效市场监督，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实现自律，自我管控经济风险，积极创新创业，从而促进公共利益。开展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工作，构建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信息收集体系和专业市场知识产权诚信体系，逐步健全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评价体系，出台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指导性文件。三是重点解决打击侵权假冒行为问题，实现自我约束。从实践来看，故意侵权乃至重复、群体侵权行为大量存在，专利维权“时间长、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挫伤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利用专利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积极性。因此，培育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降低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重点还在于多措并举，形成全社会自我约束、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氛围。

（三）构建四级体系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5

众所周知，中国于1997年对刑法典做了全面修改，专设一节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使得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全体成员均应提供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是如此。可以采用的救济应包括处以足够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处以罚金，或二者并处，以符合适用于相应严重罪行的惩罚标准为限。成员可规定将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适用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其他情况，尤其是有意侵权并且以商业规模侵权的情况。以上规定，对于我们以刑法保护知识产权提供了基本标准和指导方向。借入世之机，我国修改了《专利法》、《着作权法》、《商标法》，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取向，增强了刑法保护的可操作性。

近几年来，中国的司法及执法机关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惩处了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分子，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审理了大量案件，树立了新的形象；审判领域不断拓展，审判地位得到确立；制定司法解释，完善审判制度；加强司法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二、当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观念方面

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这种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我国，人们并没有把知识产权真正作为财产权来看待，只注重有形财产的积累与保护，却忽视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我国一些知名品牌在国外被抢注即是最好的证明。与此形成的鲜明对比是，国外的大公司纷纷来华抢占市场，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国申请专利，在确保他们的权利后才投资。①     现在人们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是民事案件，由行政执法部门或法院进行经济处罚即可；认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软任务，有风险，怕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等等。

（二）立法方面

1.立法指导思想倾向于保护公利益即经济秩序，对知识产权是“私权”②的理念重视不够。

2.定罪标准以违法所得而非实际损失为标准。

3.主观要件苛刻，规定必须以营利为目的。但在实践中，例如免费下载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也可能给版权人造成严重损害。

4.从立法角度来看，对知识产权违法与犯罪的界限规定不明确。如立法上没有明确“冒牌货”与“伪劣商品”的关系，“违法”与“犯罪”之间的“模糊地带”太大，没有将反冒牌货同保护知识产权直接联系起来。

5.我国刑罚结构不完善，现在以自由刑为主，其他刑罚较少。

（三）司法方面

1.对法律条文理解不透彻，未能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对于司法工作者来说，大多属于新型案件，加上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复杂性，使有些司法工作者不能正确把握立法精神。

案例1：③1997年5月山东某厂与卢某就其“双层艺术玻璃容器”实用新型专利的实施达成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并生产专利产品“诺亚”牌双层艺术玻璃口杯。1999年5月，被告人周某生产“乐凯”双层艺术玻璃口杯并向中国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卢某的“双层艺术玻璃容器”实用新型无效。周某随于同年的5月至9月在成都、南昌等地公开大量销售“乐凯”牌口杯，经营额282366元，获利76446元。2000年3月，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维持卢某的专利有效。某县人民检察院认定周某的行为已构成假冒专利罪，遂向该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山东某厂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假冒专利罪。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追缴非法获利，没收赃物，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宣判后，被告人周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决。

我们知道，假冒专利罪是指违反国家专利管理规定，在法定的专利有效期限内，假冒他人被授予的专利，情节严重的行为。“下列行为属于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一）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二）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四）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④由上所述可知：被告人周某未使用卢某的专利号及其他专利标志，既没有假冒的行为也没有假冒的故意，不符合假冒专利罪的构成要件，“情节严重”这种量的规定性，并不能改变“民事责任”质的规定性，所以本案是专利侵权而不构成假冒专利罪。

此外，其他类似的问题也大量存在。如对刑法第213条“在同一商品上使用”，有的人作狭义的理解，即理解成“在商品的本体上使用”，而不包括在与商品有关的包装、单证等方面使用。再如对“相同商标”，有的人认为“是指所使用的商标与他人注册的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文字与图形组合完全一样”。以上理解无疑缩小了保护范围，削弱了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力度。

2.以民代刑，以行代刑的现象比较突出

所谓“以民代刑”就是指以民事责任代替刑事责任。所谓“以行代刑”就是指以行政责任代替刑事责任。

我国现行法律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可操作性。但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以民代刑、以行代刑的情况。

案例2：德州市西郊塑料厂自2000年6月开始，在未取得《商标印制单位证书》的情况下，擅自印制带有“友谊”牌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包装袋179.16万条，非法经营额达304万元。德州市工商局依据《商标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该厂罚款11万元。

我们对本案具体情况不清，但从现有材料看，本案非法经营额304万元，可认为数额极其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因此应负刑事责任。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不管是法院民庭还是行政执法机关，都未充分重视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另外由于对法律条文理解不透或其他原因（如“罚款”“诉讼费”等经济原因），对于一些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法院民庭或行政执法机关没有移送公安机关提起刑事诉讼，从而没有达到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目的。

3.司法机关及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消极对待

司法机关缺少既懂法律、又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复合型法官、检察官。而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复杂性，使他们难以驾驭，不愿涉及。例如，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案件涉及到“三性”的判断，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需要对权利要求书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对专利理论有一定基础。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除了传统的知识产权案件外，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计算机程序设计、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等成为了知识产权大家庭的新成员，国际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继续扩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领域，知识产权案件呈现“高、新、难”的特点，使知识产权审判面临新挑战。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其所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一般说来，他们的目的就是使侵权人停止侵权，夺回自己的市场，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而一旦提起刑事诉讼，不但程序复杂，而且如果侵权人被判自由刑，其经济损失也就难以弥补了。

4.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跨区管辖”与刑事案件的普通管辖尚不和谐

实行跨区管辖，我们理解无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知识产权案件有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二是为了规范法官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明确知识产权审判职责，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质量，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但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并未实行跨区管辖，这就出现了一个设置上的矛盾：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同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同样需要规范，同样需要提高审判质量（如前述案例1）。为何不实行跨区管辖？同时，这种人为的不和谐造成了诉讼的复杂性，也给当事人带来不便，有悖“知识产权的执法程序应公平合理，它们不得过于复杂”⑤之原则。

5.知识产权案的交叉诉讼未得到理顺

这里的所谓交叉诉讼，是指一知识产权纠纷，牵扯到民事、行政、刑事三类诉讼中的两类以上。假设一知识产权诉讼是民事、行政交叉在一起的，如果把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归行政庭，民事案件归民三庭，对当事人来说要到两个庭起诉，极为不便。对法院来说，有可能出现冲突的判决。很多法院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把知识产权行政案归到了民三庭解决了以上矛盾。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也是一致的。

但对全国大多数法院来说（上海法院是个例外），知识产权刑事案仍由刑庭审理。如此一来，上述矛盾突出出来。再者，刑庭法官欠缺知识产权的专业知识，不适应知识产权案件的复杂性，加上受对知识产权犯罪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的社会意识的影响，往往对知识产权案消极对待。

（四）行政执法方面

1.行政执法与司法配合不力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采用的是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保护模式。

行政保护对维护知识产权法律秩序，鼓励公平竞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宣扬行政执法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特色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地检讨扩大膨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得失利弊。当前，对民事违法行为设置行政处罚条款的范围愈来愈大，力度愈来愈强；行政责任越设置越发达；行政处罚特别是罚款的适用越来越广泛；存在偏重行政执法忽视司法保护的倾向，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以着作权为例，虽然社会上盗版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但法院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均不多，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版权犯罪案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在国家机构设置、职能划分上的不经济、不正常的现象应当引起高度注意。

2.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消极对待

首先，行政机关站在打假第一线，查处之后发现其行为构成犯罪的，舍不得移送公安机关，送上法庭。因为行政机关在查处过程之中花费了许多资源，甚至流汗流血，一旦移送公安机关之后，连罚款都要随案移送，自己的所有花费都无法弥补。

其次，公安机关作为侦察机构，近年来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意识虽在逐步加强，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一些公安局，这方面的工作是由扫黄部门兼任的；另外知识产权犯罪不在“严打”范围之内，而其专业性特点，却使公安机关在查证、取证工作中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小、效率低的案件自然不会被引起重视。

三、改进和完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培育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增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意识

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是知识产权教育的首要目标。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加大法官培训力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重点规划和支持几个有特色的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基地，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法官和律师队伍。

现在，在全体国民还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应当注意运用刑法手段，多处理一些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案件，让公民知道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同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一样是违法犯罪的，是要受到法律处罚的。

（二）完善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

我国在知识产权民事立法、行政立法方面还是比较完善的，但刑事立法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对于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应侧重于保护私有权；对于罪与非罪的划分标准应以实际损失来衡量；主观要件应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求。准确划分侵犯知识产权罪与非罪的界限，是正确适用刑法，惩罚犯罪分子，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情节严重与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财产犯罪的数额大小，而应更多地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意、违法手段的恶劣程度和对权利人利益的实际损害。同时也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划分罪名，以及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以便正确地发挥刑事制裁的积极作用。刑罚手段则应以罚金刑为主，增加没收财产刑和资格刑，如剥夺从业资格等。

（三）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适当削弱行政权

对知识产权保护历史悠久和较成功的发达国家，并没有类似我国行政机关行政罚款等对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责任，如美国。面对我国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应当进行适当限制。现在法院和行政机关都是在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后予以制止，是否能合理分工，将知识产权保护延伸到生产领域及源头上，而不仅只停留在事后处罚上。如国家版权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职能可设计为起草、制定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监督管理出版、印刷业和着作权工作，查处着作权侵权案件，处理涉外着作权关系等。版权行政管理机关的主要职责则围绕着管理展开。查处着作权侵权案件，仅为版权行政管理机关的一个环节，并应当严格限定在依法对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或者对有犯罪嫌疑的案件向公安机关的移送上，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宜扩大到以行政权力处理涉及着作权的刑事纠纷上。针对行政机关不愿移送案件的情况，法律应做出强制性规定。

（四）加强司法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

目前对知识产权涉嫌犯罪案件的侦查及手段有诸多不适应之处。打击假冒要有线索，而公安警力有限，对此我们应在侦查方面投入力量。也应考虑允许一些中介机构参与一定范围的有关调查活动，发挥民间中介的力量。比如“私人侦探”。

对于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技术性强，鉴定、取证工作难的问题，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解决方式。如：（1）建立专家库。由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相关专家进行鉴定；（2）聘请特邀陪审员。聘请具有相关知识的专家、学者担任特邀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3）聘请知识产权法律顾问。如国内知识产权界有较深造诣和较高研究水平的专家、学者，担任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律咨询顾问；（4）积极探索“专家证人制”。即开庭时由原、被告双方各邀请相关技术专家，就双方诉争的专业技术问题说明、质证、辩论，从而让法官对技术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五）建立独立的知识产权庭

在法院机构改革中，我们建立了大民事审判格局，真正抓住了审判体系建立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令人遗憾的是却忽视了矛盾的次要方面，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至少在知识产权审判问题上，我们认为，是实体法而不是程序法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侵权（包括犯罪）案（知识产权案中80％以上为或关系到侵权案）的特殊性决定了实体法的显着性：

第一、侵害形式的特殊性。在侵权行为中，对于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往往是直接作用于客体物的本身。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作用于作者、创造者的思想内容或思想表现形式，与知识产品的物化载体无关。

第二、侵权行为的专业性。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与具有智力创造性特征的知识产品的利用相联系，往往有相当程度的专业性。

第三、侵害范围的广泛性。由于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和公开性特征，对同一知识产品的合法使用与侵权使用通常会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发生，数个甚至数十个侵权使用可能会在不同地域同时发生。

第四、侵害类型的多样性。侵害知识产权有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之分，法律对此规定了不同的过错条件及处罚标准。

正是因为实体法成为知识产权审判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矛盾的主要方面考虑，我们应当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行政案、刑事案。世界上很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就是把所有知识产权案放在同一审判机构来审理。

从刑庭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专业性、复杂性不比民事案件低，甚至更高。对于知识产权案，刑庭的法官们无不感到困难，从心理上排斥这类案件，不愿接手和受理。从民庭的角度看，由于目前知识产权案较少，自高级人民法院以下，民三庭普遍承担起其他民事审判任务。从工作量上看，知识产权审判反而成了次要的工作。这种状况，并未达到设立民三庭的长远目的，也不利于培养知识产权审判人才，提高审判质量。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6

    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历史不长，它的兴起至今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但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知识产品的生产数量和占有容量，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标志。因此，凡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都较早地建立和健全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知识产权的立法问题，通过法律的形式授予知识产品所有者以专有权，促使知识产品进入交换和流通，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项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及不足在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知识产品的认识出现了重大意义的突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民法通则》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着的商品经济作出了正确的说明，而且明确地承认技术已经成为独立存在的知识形态的商品。这些科学论断正是我们建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几年间，经过巨大的努力，我们先后颁布了《商标法》（1982年），《专利法》（1984年），修订了《发明奖励条例》（1985年）《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85年），了《合理化建设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1982年）。1986年4月通过的《民法通则》在第五章针对知识产权作了专门规定，从而为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指导性原则。

    但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世贸组织《与经济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定》主要规定了对版权和相关权利包括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汇编、商标、地理标识、工业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的信息等的保护问题，它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关国际公约如《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华盛顿公约》等的规定是协调一致的，并对这些公约的规定有所补充。该协定主要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水平和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措施与力度方面的要求。

    美国从1996年开始，版权产业中的核心产业即软件业、影视业等等的产品出口额，已经超过了农业、机器制造业即飞机制造、汽车制造等等的产品出口额。美国知识产权协会把这当作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我国从2000年起，信息产业已经成为第一支柱产业。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确实在向知识经济迈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差距还相当大。在中国“入世”前后，关于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关于如何修改与世贸组织的要求有差距的国内法、关于如何使行政裁决职能受到司法审查，等等，人们关心得较多，立法与行政机关围绕这些问题采取的相应措施也较多。应当说，这都是对的。但我们更需要思考深一步的问题。入世，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中国在知识产权、特别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及利用上，从总体上看不占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发明专利、驰名商标、软件与视听作品等等的版权主要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

    2003年伊始，一起知识产权官司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美国思科系统公司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一方是世界最大的网络电信设备制造商，一方是名列中国2002年度电子百强第7位的民营企业。更早些时候，思科表示，他们面临的新的挑战来自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亚洲网络设备厂商。明眼人都清楚，思科起诉华为侵权，意在限制华为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作为国内通讯业的佼佼者，华为不仅仅是民营企业的领军者，更是IT企业的典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华为公司更被中国业内认为走在最前列。2002年12月，华为公司以111项发明专利，15项实用新型专利荣登“2002年度中国知识产权百强企业”榜首。这样的企业，在一场知识产权官司中却处于不利的位置。业内人士预测，本案也许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握手言和，那么华为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买回思科授权的专利和技术。如此，华为的生产成本将提高，产品的低价亦不复存在，从而失去竞争优势。其二，华为败诉。结局是，华为赔偿损失，不得再使用涉嫌侵权的技术和专利，有关产品也不得在美国和欧洲销售，进军国际市场的绝好机会也将丧失。“华为如果倒下了。接下来是谁﹖”华为是我国IT企业最早走向国际的企业，无论在技术实力还是市场开拓能力上，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都曾经是很多企业的标杆。如果华为因为知识产权败诉，损失的仅仅是华为自己吗﹖事实上，这也是加入WTO后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现实。全球在裹挟着知识产权，就像狂飙席卷世界经济舞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管是全球化还是新的知识产权大战，从来都不是一场充满公平游戏的博弈。思科对华为的知识产权诉讼说是华为的“成人礼”，倒不如说是走向国际化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成人礼”。从中凸现出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不足。

    （一）一些国际跨国大公司滥用技术标准，利用其优势地位设置了相当数量的“私有协议”，而且是不开放的，拒绝授权任何第三方使用，实际上是对技术标准的滥用，构成了事实上的垄断。而我国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领域的相关法律及制度空白，使企业和行业在面临类似华为知识产权纠纷时无法可循。

    （二）保护客体不全面。我国有关部门立法保护商标、专利包括发明、使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计算机程序和数据记编、未披露的信息即商业秘密，但不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地理标识等。

    （三）救济措施不完备。例如，商标法、专利法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专利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复审决定是终局的，没有规定司法部门可以采取临时措施等。

    （四）保护力度不合要求。我国目前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或称知识产权保护仅仅栓释为执法、查处或审判等是不全面的，甚至此种概念上的定位会给实践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在国际、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特别是某发达国家经济制裁的压力下，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才力，动用多种机关进行打假冒、盗版的行动，我们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绩，但在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侵权活动有增无减，甚至越演越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观念上不能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一个立体、全面、宏观、深入的理解，对全社会特别是对产业界以至对知识产权执法机关，以全面、立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教育、培养、引导上十分薄弱：“公从”意识不强，视侵权为“合法”；某些企业不重视自己的知识产权，还受利益驱动乐于侵害他人权利；在执法机构上出现部门分立、各成体系、地方保护、存有摩擦的严重现象。在此种环境下，知识产权焉能获得全面、完满的保护﹖因而，从知识产权的特点出发，建立正确、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五）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如下问题：1.审判力量严重不足，且不少地方中，高级法院还没有统一的审判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法院。例如在北京，每年就会增加专利纠纷案件500件到1000件左右，商标案件3000件到5000件左右，但目前北京市中，高级法院对这些日益增长的案件却存在审判力量不足的问题。

    2.审判队伍专业技术性不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需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但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法官尚未掌握此方面的知识，因此，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往往感到十分吃力。

    3.识产权诉讼的审限未与国际接轨。根据国际的经验，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都未作审限的规定，因为案件的专业性很强，一般审理时间比较长。但我国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限与一般民商案件的审限未作区别，如对专利、植物新品种等授权，无效复审行政案件，审限也实行一般行政案件的2个月的审限，显然，与实际需要和国际通行做法不符，而且会造成外国当事人对我国此类案件审判质量的疑虑。

    二、入世后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建议为了适应入世需要，我国加强了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如新制定了《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对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予以保护，并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依《知识产权协定》有关条例所作的修改主要包括：（一）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和电影作品出租权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予以保护，规定对数据库等汇编作品给予保护，对“合理使用”的原则与情形重新予以界定，规定司法部门为了防止任何延误给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证据灭失，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并且加重了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加大了对其行政惩罚力度。

    （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做了细化，并对各项权利的内容做了界定，将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改为自然人终生及其死后50年、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50年，并且缩小了“合理使用”作品的范围、加大了对制作、贩卖盗版软件行为的打击力度。

    （三）商标法：将商标的构成要素由原来的文字、图形及其组合，改为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这些要素的组合；在禁止使用的要素中，增加了官方标志、检验印记；明确规定对驰名商标给予保护；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复审决定向法院起诉；加重了商标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加大了对商标的司法保护力度，并规定司法当局为了防止任何延误给权利人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证据灭失，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增加了对地理标识、证明商标以及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特有的集体商标的保护。

    （四）专利法：增加规定产品的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许诺销售其专利法产品；加重了权利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加大了对专利的司法保护力度，并规定司法部门为了防止任何延误给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证据灭失，可以采取临时措施；规定对专利评审委员会就发明、使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的有关问题作出的复审决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尽管我国已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仍存在不足。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水平，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制，针对目前存在的不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为适应入世需要清理地方有关规定。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应由国家制定，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严格的属地性，一般以一个国家的整个领土为保护范围。所以，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实体标准如保护期限、专利申请维持费与年费的标准等，应由国家统一作出规定。为了便利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有些地方制定了一些行政性争端解决程序及收费方面的规定，比如，规定了专利权人申请行政机关对侵害其专利的行为采取措施，对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进行调处的程序以及与此有关的收费。这些规定也要求按照法制统一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进行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

    （二）尽快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配备足够数量的法官，以应对“入世”后繁重、复杂的知识产权审判任务。在此次人民法院机构改革中要明确各中、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判机构，统一受理审判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三）完善、加强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的执法措施。根据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和我国新修改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知识产权诉讼中应当采用停止侵权禁令，销毁、没收侵权产品设备，侵权损害赔偿，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件诉前检索等措施的适用，这些都事关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和声誉，应当抓紧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使其具有可作性。

    （四）鉴于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技术性，要注意培训有技术背景的专业法官。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以TRIPS协议等的规则的要求，在完善审判机构、稳定法官队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培训知识产权法官力度，特别是审判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专业法官力量。

    （五）根据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知识和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国内企业和外商企业近几年来纠纷呼吁人民法院对假冒侵权犯罪行为的依法审判，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法院来说，要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使自诉与公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都能公正、高效的依法审理。在刑事诉讼中根据规定也要适用类似禁令的临时措施，审判好刑事附带知识产权民事赔偿的案件。要注意解决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影响较大的难点、热点问题，加强对商标、商业秘密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作性的司法解释，以利于从整体上发挥我国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审判职能。

    （六）提高、加强知识产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自我救济意识。知识产权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对知识产权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对侵权、盗版往往有切肤之痛。他们本身的知识产权及其法律意识有无或高低，对知识产权保护意义重大。发达国家的公司、企业等都十分重视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设有专门从事知识产权法律事务的部门，并制定了一系列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如何在开展业务中避免对他人侵权等的具体措施和手段，以完善地保护自己的权利。我国的企业相对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不懂得利用多种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知识财产，对屡屡发生权益被侵犯、域名被强注、误将公知技术当“专有技术”受让当“冤大头”等，有的将发明专利的专利号等仅起到包装装潢作用等。知识产权人的自我救济范围很广，在主张权利阶段，就包括向侵权人提出警告、交涉，各类请求权的行使等等。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7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智力成果在许多商品的价值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这些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易被仿制或假冒，且仿制或假冒的成本很低。国际贸易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尤其严重。为了防止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流入商业渠道，将此种侵权行为扼杀于边境地区，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下称《协议》）第二部分第四节专门规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边境措施，即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我国于1995年正式建立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法律制度，其法律根据主要是1987年施行的、2000年7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国务院于1995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下《海关保护条例》），和海关总署于1995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尽管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是以《协议》规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由于立法时间仓促加之缺乏必要的实践积累，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以使我国入世后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符合《协议》的要求。

一、关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问题

《海关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他们的人（以下统称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求海关对其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的，应当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备案，……”并且此种备案应向海关总署申请。《实施办法》第15条规定：“……权利人或其人提出申请时，应出示《备案证书》和身份证明，……”。虽然根据《海关保护条例》第15条的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事先未申请备案的，可在申请海关采取保护措施的同时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但在实践中海关保护措施均是等备案生效后才开始采取。因此，我国实行的是“先备案后保护”的做法，备案成为保护的前提条件。

尽管《协议》未明确禁止“先备案后保护”的做法，但笔者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协议》的精神，也不合理。根据《协议》第51条的规定，当知识产权权利人有合法理由怀疑假冒商标的商品或盗版的商品的进口可能发生，就能够向主管当局申请要海关中止放行。且《协议》第52条只要求权利人在申请时应提供其知识产权被侵犯的证据和有关侵权商品的足够详细的说明。显然，先备案后保护的做法不符合《协议》第51、52条的要求。而且，备案手续并不简单，还需较长的时间（最长可达一个月）。对于其知识产权并不经常遭受侵犯的人而言，先备案后保护的做法明显不利于知识产权的及时保护。备案的要求将可能构成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程序障碍。

当然，备案程序有利于海关对知识产权权利的了解与掌握，有利于海关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开展。因此，建议取消“先备案后保护”的做法，将备案程序由强制程序改为自愿程序。无论备案与否，知识产权权利人都可以依法申请要海关采取保护措施，而海关不能以未备案为由拒绝采取保护措施。

二、关于担保金的问题

《海关保护条例》第14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向海关提交与进口货物到岸价格或出口货物离岸价格等值的保金。根据该条规定，权利人应提供的担保的形式是唯一的，即只能采取担保金的形式。对此，《协议》的规定是，“主管当局应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足以保护被告和该主管当局并防止申请人滥用权利的保证金或与之相当的担保。这类保证金或相当的担保不得不合理地妨碍上述程序的采用。”《协议》对担保的形式做了比较灵活的规定。相比之下，《海关保护条例》的规定是不利于权利人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实践中，对于那些其知识产权屡遭侵犯的企业，“在全国各口岸均有侵权货物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在极短的期限内同时筹措多笔担保金，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权利人合法权利的行使，对有效打击进出境环节的假冒侵权行为形成障碍。”对海关而言，根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它只能依《海关保护条例》的规定收取担保金，而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为此，建议我国依《协议》规定除采纳担保金形式外，还可再增加其他有效、安全的担保形式，如银行提供的保证、财产抵押或质押等，当然此种财产应具有较高的流通性；各种担保可并用，如担保金额中一部分为担保金，剩余部分由银行提供保证。

二、关于海关依职权主动扣留货物的问题

《海关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海关发现进出境货物有侵犯在海关备案的知识产权嫌疑的，海关有权予以扣留。关于该问题，《协议》第58条规定，如果成员要求主管当局在其已获初步证据表明有关商品侵犯知识产权时，主动采取行动，中止放行，则只有对政府当局及官员们系善意采取或试图采取特定救济措施的情况，成员才应免除其为采取措施而应负的过失责任。对此，笔者的理解是，成员没有义务要求其主管当局依职权主动扣留货物，但一旦成员这么要求了，则主管当局的主动扣留货物必须符合“其已获初步证据表明有关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的条件。否则，《协议》就无需加上这些条件。因此，在海关主动扣留货物的证据条件方面，《海关保护条例》和《协议》的规定不一样，前者是发现进出境货物有侵犯知识产权嫌疑的，后者是已获初步证据表明有关商品侵犯知识产权。侵权嫌疑很容易成立，它对证据的要求不高，仅有表明侵权嫌疑的证据是不足以支持一项侵权判决的。表明侵权的初步证据则不一样。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初步证据，如果没有另有解释或被否定的话，足以支持一项有利于提供该证据的当事人的判决，但它可被其他证据否定。”因此，《海关保护条例》规定的证据要求太低，事实上给予海关以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海关滥用职权，随意扣留货物这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另外，《协议》第58条还对主管当局主动扣留行为而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问题做出规定。学者们对此的理解是：“一方面，因主动行为失误而给人带来损失，一般应当赔偿；另一方面，如果并非滥用职权（非善意）引起失误，而是损失难以避免，则可以不负赔偿责任。”根据《海关保护条例》第18条与我国《国家赔偿法》第4条的规定，当海关以发现有侵犯知识产权嫌疑为名，滥用职权扣留货物并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时，当事人难以获得国家赔偿。因为，海关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这就明显违反了《协议》第58条的规定。比较妥当的办法就是采纳《协议》第58条规定的证据条件，不给海关以滥用职权的可能。

四、关于中止放行期限的问题

中止放行期限是为了当事人利益而设定的，防止海关无故拖延而损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利益，同时又要保证权利人有必要的时间去起诉。《协议》第55条规定，中止放行期限不超过10个工作日，必要时可以再延长10个工作日，期限从申请人被送达中止放行通知之日起计算。显然《协议》仅为了维护收发货人的利益而规定了中止放行的最长期限，但未规定最短期限。根据《海关保护条例》第17条和第22条的规定，我国中止放行的期限最长为15日，期限从海关扣留货物的通知送达权利人之日起计算。这里的“15日”包括工作日和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与10个工作日大体相当。因此，《海关保护条例》中关于中止放行期限的规定是符合《协议》的。但是《实施办法》却有着不同的规定并因此与《协议》不符。根据《实施办法》第22条和第23条的规定，收发货人自收到海关发出扣留凭单之日起7日内可以向海关书面异议，海关自收到收发货人的书面异议后，应向权利人发送关于侵权争议的书面通知，权利人就侵权争议向法院起诉的应自侵权争议通知送达之日起15日内书面通知海关，逾期，海关可依《海关保护条例》放行。《实施办法》规定的中止放行期限包括三个部分：收发货人的异议期限（最高为7日）、海关向权利人（申请人）通知侵权争议所花的时间和权利人将起诉行为通知海关所花的时间（最高为15日）。《实施办法》并没有对海关向权利人通知侵权争议所花的时间规定一个最高期限。倘若海关不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拖延时间，这就导致中止放行期限被不适当地延长。

为此，建议删除《实施办法》中关于中止放行期限的规定，在《海关保护条例》中规定：“在海关扣留货物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15日内，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权将争议提请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理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将此情况通知海关，逾期，海关可以放行被扣留的但符合其他进出口条件的侵权嫌疑货物。”

五、其他问题

1 《海关保护条例》第13条和第16条规定，权利人请求海关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应提供侵权嫌疑人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营业场所，否则，海关不予接受。该规定不合理。因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主要是为了制止侵权货物流入国内商业渠道，而且实践中，权利人可能只知道侵权货物的存在，而不知道侵权人是谁。建议删除上述规定。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8

一、从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上看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来看,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档案范围应当具备五个前提:

(一)私有性、权利主体确定性。知识产权本质上虽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产品,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但基于法律安排而成为具体、特定的私人权利对象,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要进入市场交易环节,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即具有私人物品属性,并且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必须是可以确认的。如创作者、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商品的特定生产者或经销者或服务的提供者。由此可以得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也应具有私有性及权利主体的确定性。这里称的权利主体应该包括所有权人与著作权人两大类。由于所有权与著作权有时是分离的,档案实体的所有权和著作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含不同的内容,如档案的创作者也就是档案的最初所有权者以合同、捐赠或是继承遗赠的方式转移档案所有权时,档案的著作权并不发生转移,当然有关著作权的财产权如复印权、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是可以转移的,而有关人格权如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却不在转移之内。因此档案的私有性、权利主体性是判断著作权法保护档案范围的首要前提。

(二)开放性。对著作权的侵犯并不表现为对财产的直接侵占,而大多表现为剽窃、仿制、假冒以及未经许可的实施与使用等行为。这些行为是源于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体现了权利主体的财产利益,具有财产价值和商品属性,权利人可以因此取得报酬、创造经济利益。然而知识产权是以公开为代价,具有无体性特征,知识产权人无法像管理有体财产那样去有效的控制自己的知识产品,而只能借助法律的保护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利。由此可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也必须是公开的,有关档案的开放,《档案法》、《保密法》做了相关规定。其中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30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此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公布;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可见我国档案的开放受到各种限制。

(三)独占性。独占性是指知识产权对其知识的使用、传播、实施等独占、排他的权利,未经权利人的同意或许可,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或擅自处置、实施或使用。根据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条文规定,具有排他独占性质的知识产品才可能拥有知识产权。因此著作权所保护的档案也必须具有独占排他性。档案就其来源而言,有相关单位按《档案法》规定移交来的档案、有国家档案馆(室)通过征集、交换、购买等手段收集而来的档案、有档案所有者捐赠给档案馆的档案、还有档案馆(室)根据《档案法》规定或档案所有者要求代为寄存、保管的档案等。档案就其创作者而言,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法人作者的档案;有公民个人作者的档案;也有介于法人作者和个人作者两者之间的档案,如个人职务内发明等。就档案所有权来看,有国家所有的档案、集体所有的档案、个人所有的档案等。但无论档案来源方式、创作者情况、档案所有权有何不同,著作权所保护的档案必须具有独占性。

(四)商品性。著作权法承认作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即承认作品是一种商品,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转让其著作权。由著作权人行使的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如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并可以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相关规定获得报酬的权利。而传统的《档案法》所保护的档案本身是不能作为商品自由买卖的,但档案中所蕴涵的信息因具备可复制性而可以转化成商品进入技术信息市场,实行有偿转让和使用。因此,作品档案具有一定的信息商品性,利用此类档案的利用者应该向著作权人支付相应费用。

(五)时效性。各国知识产权法为了实现作者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的平衡,对著作权的保护都规定有一定的时效期限。一旦时效期限届满,该知识产品就从专有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为全人类所共享,原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也告消失。如我国《著作权法》第21条规定:“对于公民的作品,其权利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的终身及其死后50年,截至作者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而对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权利的保护期限也是50年,作者身份不明或者来源不明的档案的保护期限是截至档案首次被接收或者移交后的第50年的12月31日。”因此对于受著作权保护的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的档案也应当遵循有关著作权法时效性的规定。

二、从《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来看

由于著作权所保护的“作品”除了具有知识产权所共有的特征,还具有自己独特的法律特征。因此从《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上看,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范围还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对象受保护“四要件”。有关著作权所保护对象应当具备的条件,各国著作权法一般没有做出详实的规定。厦门大学丁丽瑛教授提出了“四要件说”,即她认为著作权所保护的对象应当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要件:①有特定的思想内容。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其思想内容,但构成作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要具有某种思想或者美学方面的精神内容。②有客观的表达形式(即可感知性)。这一要件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该表达形式必须是对作品特定内容的表达形式。第二,精神内容和表达形式都应当被表现出来。③具有独创性,所谓“独创性”是指作品对特定思想内容的客观表达形式必须具有独创性。独创性规定以“额头上的汗水”(sweat of the brow)原则来判定作品的版权与否;换言之,“独创性”可以解释为“不是模仿的结果”。④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著作权法。档案作品要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对象首先应当符合上述四要件。

(二)必须是作品:著作权所保护的客体是作品。所谓的作品是指作者基于表达思想、情感、理论、学说而创作的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具有独创性并具有某种有形形式的智力创造成果。《著作权法》第三条将作品的概念定义为“文学、艺术和科技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具体划分为: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曲艺作品、舞蹈作品、杂技艺术作品、美术作品、建筑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等形式。从档案的定义上看,我国《档案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对国家、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具体可以划分为党政档案(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专门档案三大类。其中,文书档案中只有一小部分受著作权保护 。一般包括①年鉴、大事记、名录等;②立档单位照片、图片、录音、录像;③文体活动中创作的舞蹈、影视作品、作曲等;④汇编出版的图书 、资料等。科技档案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生产技术、 基本建设等活动中形成的产物,由于具有独创性,可以复制,因此大多数科技档案都受著作权保护。一般来说 ,受著作权保护的科技档案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基建档案类中各个工程项目的设计件、全套图纸、文字说明;②设备仪器档案类中设备的设计图纸、调试及操作手册、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维修记录、改制改装技术等;③科研档案类中各个科研项目的原始数据、科技论文专著、课题报告、研制报告;④科技活动中形成的照片、录音图像等;⑤新产品的科技成果、工艺设计与创意 、产品技术总结等。专门档案种类纷繁复杂,判断的依据就在于这种专门档案是否属于文学、艺术、科技领域,是否具有独创性。主要包括①书稿档案,包括名人手稿、日记、笔记,活动中留下的影音图像、照片录音材料,以及重要的书信、函电等。②艺术档案,如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 、译制片台片、完成台本、剧本内容取材或改编前的原作、主创人员的创作设想、音乐总谱、歌词等。③会计档案,包括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会计记录和文件、电算化系统生成的电子凭证。④教学档案,如教师的教学笔记 、教学心得,有关学科、专业设置及实验室建设的文件材料,运动会、文艺演出等形成的档案。但教学日历 、教学计划 、教学成绩等一般不享有著作权。此外,档案作品还应当包括知名人士讲学、观光留下的讲演稿 、墨宝以及美术大师雕塑、艺术作品等私人档案以及《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民间艺术作品。

(三)电子文件、数据库亦属于著作权保护的范畴:电子文件(electronic records)是指以代码形式记录于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赖计算机系统存取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输的文件。数据库(database)是指对信息的搜集、整序、存贮与高速传递处理的一门技术 ,现已发展为集信息技术 、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为一体的新型综合性技术。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参加缔结的解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问题的国际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英文简称为wct)扩大了版权保护的范围,其中第四条规定:《伯尔尼公约》中的文学保护适用于各种计算机程序,而无论其表达的方式或形式如何;第五条规定:数据或者其他资料的汇编,无论采用任何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排列构成智力创作,其本身即受到保护,但这种保护不延及数据及资料的本身,亦不损害汇编中的数据或资料已存在的任何版权。至此wct国际条约最终确认了数据汇编(数据库)、电子文件在著作权中的地位。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对“网络作品权”及其相关权利的认可,指出“网络作品”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在互联网上运行的,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有形形式加以复印的文学、艺术和智力成果,包括数字化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像作品、视频作品、软件作品以及经过智力创作的网页、数据库等,应当予以保护。电子文件、数据库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数字性和不稳定性,但不影响其具有著作权。

(四)《著作权法》保护的例外。1、《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了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的几种情形:①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②时事新闻;③历法、通用数表和公式。从档案的形成领域上看,大多数文书档案来源于与政务有关的文件,而这些政务文件为了国家或社会公众利益,从保护公众知情权出发,需要广泛的使用和传播,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此外纯客观性的有关科技生产活动、科技成果的新闻报道,纯复制性的摄影照片,工程设计、产品设计中采用的通用设计图纸和公式、数表以及不具有独创性的其他科技、专门档案材料,也不能作为著作权保护的档案作品。2、必须是合法的作品。《著作权法》第四条规定非法作品不受保护的原则。档案作为一种原始的历史记录并不意味着档案都是合法的,档案也可能被非法篡改、或是人为伪造,对于擅自抄录、涂改、伪造的档案已经散失了档案的原始性,其参考与凭证价值大为降低,这样的“二次作品”不受《档案法》、《著作权法》的保护。此外,任何反动的、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禁止出版和传播的档案作品都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例如文革时期造谣诽谤、歪曲事实的大字报、反动标语,以及宣扬“法轮功”的所谓练功书、宣传材料都不能成为著作权保护的档案作品。

三、划分受著作权保护档案范围的意义

(一)有利于对法律责任的认定,维护档案所有权人、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在现实中经常出现被剽窃、仿制、假冒以及未经许可的实施与使用等行为。由于目前《档案法》尚不健全,处罚力度及保护范围仍存在许多缺陷,甚至出现空白。所以,著作权法中对受保护档案范围的界定有利于对档案受到侵犯时,权利人借助司法诉讼或行政处理来主张自己的权利,以对抗他人未经其许可擅自实施或使用的侵权行为,维护档案所有权人、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有利于协调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站在社会公众利益的角度,著作权的客体是为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它涵盖了文学、艺术和科学各领域,如果人为地切断其共享性将严重阻碍人类的生存发展。然而,知识共享性与权利私有性这一对矛盾双方时常发生激烈地碰撞。近年来,频繁出现档案馆为利用者提供档案利用而遭到权利人以侵犯其档案作品著作权向人民法院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的案件,一时档案馆界人人自危,使档案馆利用工作重新陷入低迷状态。档案工作者以档案作品受著作权保护为由,拒绝提供档案利用,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著作权法中明确受保护档案的范围,一方面有利于确定档案馆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避免档案馆工作人员误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档案作品予以公开利用而造成的侵权损害赔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档案馆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开放利用,实现著作权人合法利益与档案利用者利益的平衡。

参考文献:

1、丁丽瑛主编:《知识产权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2、沈仁干主编:《数字技术与著作权观念、规范与实例》,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

3、张晓秦、杨帆著:《著作权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4、汤宗舜:《著作权法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

5、唐晶:《论私人档案的著作权保护》,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2008(3)。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9

一、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2007年至2010年3月，萝岗区院侦查监督部门共办理各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27件106人，公诉部门共办理24件84人。分析后发现，萝岗区知识产权犯罪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犯罪类型高度集中，主要为侵犯商标类犯罪；二是侵犯产品集中于日常消费品领域；三是共同犯罪突出；四是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中新知识城项目推进背景下的新挑战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广州自从2005年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以来，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力度，今年更是以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契机，明确将“建立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列入实施细则，成为“完善自主创新体系”部分的重要内容。具体到广州开发区而言，据统计，广州开发区统领下的经济功能区之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有科技企业4090家，其中不泛金发科技、威创视讯、京信通讯、达安基因、冠昊生物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甚至国际领先的高成长性高科技产业。随着中新知识城项目的稳步推进，粤新双方在“知识城”的产业布局和项目规划上已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共同提出“知识城”12个重大项目和首批入城的8个项目，共同开发的“知识城”将打造三大中心：知识创新中心、知识产业发展中心（基地）和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将设立每年一度的“知交会”，面向全球开展交易。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研发、应用、交易及展示等活动将愈加活跃，伴随而来的新类型案件、涉外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也将越来越多。对此，如何立足于检察职能做好预测和应对工作，着力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司法环境是萝岗区检察院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机制不畅顺

近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地知识产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制度得到基本确立。但是伴随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断显现。一是制度落实仍有待加强。据调查了解，一些地方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均先后会签了一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和办法，但是各方责任没有明确，是否严格执行主要靠自觉，制度效力打折扣。受地方保护、部门利益的驱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移送不及时或不移送甚至“以罚代刑”的问题仍存在。二是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大多数地方信息共享机制建设，仅局限于交差式的架构设置，往往通过日常工作文件传递来交换信息，网络硬件设施建设进展缓慢，信息资源整合方面有待改进。三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存在着证据上不衔接问题。刑诉法对证据有严格的收集主体规定，行政执法机关作为行政处罚主体收集的证据能否直接作为刑事司法的证据，缺乏法律依据，刑事司法机关往往不予采信，需重新收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案件的移送。四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着信息不畅的问题，造成刑事司法机关不能随时随地给予行政机关有关的法律指导，以致时过境迁，追究刑事犯罪的难度加大，同时也导致检察机关难以对行政机关相关案件线索进行监督。

（三）现行管辖制度规定范围过窄带来的保护不力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但在司法实践中，有较多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被害人所在地既不是犯罪地，也不是被告人居住地，同时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并非财产犯罪亦不能认为被害人所在地为犯罪结果发生地，一些具有管辖权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司法机关出于地方保护等原因，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管辖缺乏积极性，而被害人所在地司法机关又无权进行管辖，导致此类案件出现管辖上的缺位，致使一些被害单位维权困难，不利于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打击。

（四）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1.罪名设置过于笼统、简单。我国刑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罪设置了7种不同的罪名，涉及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主要领域，但就世界范围来看，其侵犯知识产权类罪的罪名设置仍过于笼统、简单。没有科学地揭示出不同行为主体、不同行为方式在侵害同一知识产权时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上的差异，既有违我国刑法罪名设置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有失刑法的公正性。

2.刑事证据标准不明确，案件定性存在困难。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往往与商标纠纷、商标侵权以及其他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混合在一起，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定问题。第一，我国现行《刑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了五种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都属于原则性规定：以“情节严重”为要件，如假冒注册商标罪；以“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为要件，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要件，如侵犯著作权罪；以“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为要件，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以“造成重大损失”为要件，如侵犯商业秘密罪。由于立法语言的简约性，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难以在立法中明确，对于“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要件的证明标准必然依赖于司法解释，而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差、稳定性差，影响了对非法经营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额、经济损失等数额的具体认定，也进一步造成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难以区分，影响到案件的定性。第二，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在涉及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的金额标准上，存在“非法经营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额”和“直接经济损失”等四个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一样的，具体如何界定和计算这些数额，各司法部门存在意见分歧，而且这种多种金额标准并存的规定也不尽科学。

二、对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一些构想

（一）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真正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

首先，要统一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标准。工商、版权、专利等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要采取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有效措施，加强沟通与交流，加深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尤其是对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证据标准、案件移送标准要形成统一认识。其次，构建“两法衔接”真正桥梁：网上信息共享平台，使检察机关不仅能监督公安机关立案，而且能掌握信息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使涉嫌犯罪的案件都能够顺利地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对此，上海、江苏常州等地检察院分别从2005、2006年起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较有成效的经验。他们通过在网上开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平台涵盖案件移送、跟踪监控、案件咨询、执法动态、法律查询、预警提示、辅助决策和监督管理等八项职能，不仅将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相衔接的案件信息纳入数据库，而且对这些案件从受理到审判进行全过程记录，大大提高执法透明度，效果显著。两市通过该机制发现并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数量比增均超过两位数。

（二）对现行管辖制度进行探索改革

1.探索建立被害人所在地司法管辖制度。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具有特殊性，跨区、市、省等犯罪行为较为常见，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赋予被害人所在地司法机关管辖权，从而更有效地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保护公民合法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因为管辖制度的设置必须符合全面权衡，既要考虑有利于司法机关查清事实，又要考虑到便于被害方维护合法权利。管辖不能成为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的制度漏洞，更不能成为被害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制度障碍。在法律尚未对此进行修订之前可以充分利用指定管辖这一制度来解决。对此，萝岗区院从2008年起进行了积极探索。针对该院所受理的大部分假冒注册商标案件犯罪地及犯罪嫌疑人户籍地均不在辖区，该院没有管辖权的情况，通过请示广州市院，创建案件异地管辖机制，明确凡该区公安机关查处的制售假冒区内知名企业如宝洁、安利公司产品的案件，无论犯罪地是否在辖区内，均由市院指定该院提起公诉，减少案件移送环节，提高了办案效率，平均每件公诉案件办理时间比原来缩短8天。同时该院与区法院达成共识，此类案件一经提起公诉，即由区法院请示市中院指定管辖。案件异地管辖机制的建立，保证了此类案件的侦查、审查、审判各环节的高质效进行，更有利于保护对被害企业知识产权利益。2008年下半年以来，该院通过该机制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13件33人，得到企业的高度评价。安利（中国）公司还专门送来感谢匾并致信给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朱小丹，称赞萝岗区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朱小丹批示予以肯定。

2．探索建立科技园区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机制。2007年1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在开发区法院设立“三审合一”知识产权庭，并将塘沽区、大港区、汉沽区、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加工区除外）内的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纳入到开发区法院的审理范畴，使该院成为国内首家跨多个行政区域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随后，上海作了进一步探索，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部门联合制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规定，全面推行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三合一”审判模式和跨区域指定管辖制度，全方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目前，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形成“五园一岛”格局，包括广州科学城、天河科技园、黄花岗科技园、广州民营科技园、南沙资讯科技园和国际生物岛，在行政管理上均实行属地管理。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电子技术服务外包等产业的发展和中新知识城项目推进，涉及知识产权的领域将越来，对科技园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天津、上海等地司法机关的经验做法，对广州市高新区“五园一岛”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进行改革，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集中管辖模式，由市一级司法机关指定萝岗区对口的司法机关管辖涉及到“五园一岛”的所有知识产权案件。该管辖模式的构建，将有利于执法司法资源整合，更妥善地处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在管辖和程序衔接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确保法律适用的相对统一性。同时通过给有集中管辖权的司法机关配足配强人员和硬件设备等资源，可以有效避免因相关办案人员专业性不足而导致同一法律关系或相同的法律事实做出不同的认定的情况出现，统一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尺度。此外，还可以使“五园一岛”所有高新企业享受到广州开发区作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技术鉴定费用给予1-2万元补贴，以减轻企业维权负担。

（三）建立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刑事研究中心由于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往往比较复杂，专业性很强，加之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对法律适用有时存在认识分歧，以及立法相对滞后，致使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为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能力和水平，笔者认为广州市检察机关可以借鉴深圳市检察院的做法，成立专门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研究中心，搭建一个决策层、法学界、司法界和企业间的联络平台，通过经常举办论坛、专题调研、对疑难复杂案件进行论证和咨询、加强对外交流、高新企业员工普法等多种方式，形成良性互动，既为决策层和理论界提供一手素材，又为司法实践和企业界提供具体指导。具体设立形式可以是以市院政策研究室或由某个具有条件的基层院组建，筹建者除了甄选会员，邀请专家学者担任顾问之外，还配备专门研究人员，其主要职责有：一要加强理论研究，提出立法建议，推动立法完善，立足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要加强执法办案过程中立案难、取证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的调研，提出应对措施；三要加强工作机制的改革探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有效打击犯罪的合力。

（四）建立重点联系企业备案制度，加强与权利人合作

鉴于被侵犯的品牌相对比较集中，因此有必要建立检察机关与权利人公司进行有效交流、沟通、探讨、促进的良性机制，共谋良策。一方面，与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合作和辖区内高新或优质品牌企业建立联系，筹建“重点联系企业”备案制度，对辖区内的这些权利人进行走访和摸底，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另一方面，形成与权利人合作，共同推进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绿色通道和稳固平台，必要时，邀请权利人参加相关知识产权培训，加强对假冒伪劣商品的识别能力，培养专业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深人推进精品战略。如萝岗区检察院针对辖区当前侵权对象主要为宝洁、安利此两家知名外企品牌的特点，一直与企业的品牌保护部、法务部保持良好沟通关系。受理相关案件3天内指定专人负责告知委托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听取被害公司的意见，受到企业高度评价。

（五）积极发挥职能，严肃查办职务犯罪

“以罚代刑”现象及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反渎职侵权部门应保持高度的敏感性，积极整合检察资源和办案力量，加强与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合作，深挖隐藏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背后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不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渎职犯罪案件。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严厉打击，坚决取缔幕后的“保护伞”，维护投资环境的一方纯净天空。如2009年3月，萝岗区检察院积极响应落实广州市人大代表关于加大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力度的建议，组织上级院及本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干警深入宝洁公司，通过与该公司高层人员沟通交流建立初步工作联络机制，旨在充分发挥检察反渎职侵权职能，更有效地惩办与知识产权案件相关的渎职犯罪，全方位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六）建立保护知识产权宣教机制

积极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发展知识产权文化，广泛开展知识产权舆论宣传，开展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教育。鼓励司法机关组织了宣传小组，针对企业具体需求，通过以案释法、法律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宣传教育，指导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增强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提高收集、固定证据及应对侵权的能力。同时积极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宣传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典型案例，进一步扩大维权成果。如萝岗区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合作拍摄打假宣传片《小院夜未眠》、《加盟陷阱》等在《法治中国》播出，广泛宣传打击地下工厂生产销售假冒宝洁公司产品等犯罪行为的成果，有力威慑企图通过制假售假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同时提高群众维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

（七）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篇10

论文摘要：挡案的利用服务是整个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服务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档案馆提供的复制、编研与参考等传统服务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档案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等现代化利用服务也需要得到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从健全法规体系、完善技术支持、加快队伍建设和加强组织管理等方面升级知识产权保护视野下的档案服务。

档案的利用服务是整个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档案的收集、鉴定、整理、保管、检索、统计等各项基础工作环节中。都贯穿着社会需要和提供利用服务工作的要求，档案的利用服务工作直接体现了档案工作的目的和方向。

随着人们档案意识的增强和对档案认识的不断深化．档案利用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档案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档案管理单位根据档案价值实现的客观规律和特点，依法向社会公众和组织公开未列入保密与豁免公开范围的档案文件信息内容，并通过有效方式及时提供给有关组织及个人，满足其合法利用需求的社会化服务政策与措施。[1](P3OO)在开放档案提供利用服务的过程中。部分内容会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它是指智力创造性劳动取得的成果，是由智力劳动者对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和利用价值的原始数据、信息和知识的记录。档案从其材料的形成到档案的形成。整个过程中都凝结着形成者和管理者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结晶。因此，档案当然也是知识产权。我国政府从2O世纪80年代初起。逐步申请加入了国际各种知识产权条约，并且陆续颁布实施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基本健全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既保障了著作权人的发明权和专利权，也考虑到了信息传播和知识产品用户的利益。

一、档案传统服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复制。随着社会需求的增长和技术条件的改善，制发复制本已成为档案部门特别是档案馆提供利用服务的一种日趋发展的方式。档案复制根据利用单位的不同需要，分为副本和摘录两种。副本反映档案原件的所有组成部分，而摘录只选取文件某些部分。复制的方法大体可分为：手抄、打字、印刷以及摄影、复印等。哪由于复制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复印机的普及。相关著作权受到了冲击。严重侵害到著作权人的权利。复制权属于著作权人财产权利中使用权范畴，它是以印刷、复制、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J根据我国第十条，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复制权、全部或者部分转移复制权，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的权利。为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的国家设立了专门机构向复印者收取费用．有的国家实行所谓“一揽子复印合同制”。即版税征收机构与复印享有版权的作品的单位签订合同，收取“复印版税”，还有一些国家实行“录制设备征税制”，即由复印机和复印纸的生产厂家预收复印版税，然后再转给版税征收组织。1310~o-’35)我国虽然没有特别制定相关制度。但在《著作权法》中还是有一定的法律保障。如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或者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除此以外，《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四条均强调，在行使复制权时，必须事前征得权利人的授权许可，并按规定支付报酬，否则将构成侵权行为。

(二)编研。档案馆(室)的编研工作是以馆(室)藏档案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会利用档案的需要为主要目的，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编辑史料，编写档案参考资料，参加编史修志。撰写专门著述。r】(删’档案利用服务提供的编研材料．要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摘选的档案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按照一定的体例撰写。那么。在编选某些特定主题的档案资料汇集成册提供给用户、出版信息刊物、定题检索等服务中都可能涉及到编辑权问题。编辑权是著作权人对于其作品的重要的使用权之一。著作权人享有自行编辑和许可他人编辑其作品并由此获取报酬的权利。因此。在编研之前，必须识别清楚相关档案材料是否为著作权的客体，如果是则要首先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充分尊重著作权人的编辑权。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现实的复杂性，如由非著作权信息资料编辑成的作品或由有著作权和非著作权信息资料混合编辑而成的作品，如何给予知识产权保护。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三)参考。中国信息协会《中国信息咨询服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准则的倡议书》中指出要“尊重和保护信息产品中的知识产权，不窃取占据别人的劳动成果。”由于科技档案中有不少是已经取得专利权的智力成果，也有已经注册的商标、标志。因此，在提供参考利用服务时，千万不能忽略提供他们知识产权法律状态的信息。同时。在服务前还必须明确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归属．切忌在服务中将享有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视为公有领域的智力成果甚至作为顾问方或中介方自己的成果提供转让。

各科技档案馆在提供档案参考利用时，主要是提供科技成果表面信息，一般不涉及科技成果核心内容，除非经过著作权人或成果完成单位允许。档案馆才可以提供利用。若合作单位或委托单位到档案馆利用档案，应出示合作合同或委托合同，档案馆工作人员应依据出示的证明，才能为其提供利用。保护知识产权制度要求在保护知识产权时，必须注意科技成果的开发利用。赋予产权人权利的同时也赋予产权人一定的义务。即将专利、发明等成果运用于实践之中。使之产生社会效益，为社会服务。这在《专利法》中规定尤为明显，为促进专利实施，防止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还规定了专利实施的强制措施，这些规定无疑会大大促进成果的推广。

二、档案现代化服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档案机构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对档案进行处理和传递时。可能使原本在知识产权法规之下比较平衡的知识权益关系受到冲击。因此，在档案现代化服务中，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数字化。所谓数字化是指把各类信息，包括数字、文字、声音、图形、图像等输入计算机系统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的技术。1995年9月，美国在《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中明确规定：“作品的数字化属于复制行为。”我国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二条明确界定：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也十分明确地将“作品数字化”界定为复制权利。

档案馆将传统档案数字化是为了更多用户能够更便利地获得需要的档案信息．这样，利用者能充分利用相关的数据库，甚至不必亲自去档案馆，也能通过网络在线查阅和复制，数字化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保护问题。我国《著作权法》也提出了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数字化之前，首先应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并支付相应的费用方可实施。否则会构成侵权。

(二)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伯尔尼公约都把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予以保护，亦未明确赋予数据库独立的法律地位，而是将其作为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进行保护。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给予了明确的界定：“数据库是指以系统或有序的方法编排的、并可通过电子或其他方式单独访问的独立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集合。”

近年来。我国数据库产业发展较快，普遍采用《版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数据库保护，具体地说，数据库被作为一种编辑作品加以保护，版权归数据库制作者，主要注重保护数据库制作者的利益。《著作权法》第十四条将那些汇集有著作权材料的数据库也作为汇编作品加以保护，并规定汇编作品内汇编人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三)网络化。当今时代，网络宽带建设风起云涌，分发存储发展迅猛，网络技术不断进步，网络瓶颈节节打通，使得网上信息飞速增长，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实时地传递、交换和共享各种信息。档案部门自然也不能落后，有了数字化和数据库的强有力基础，数字化后的档案信息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传播．从而达到档案信息资源全方位地共建共享。

但是，档案网络化在方便了传播和利用的同时．使得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必须尊重档案信息所有者的权利．必须考虑到著作权人在网络上的权利。1996年12月WTO的新条约(WTO版权条约》众赋予了版权人控制包括因特网在内的作品传输权利。如果在网上传播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必须先取得著作权人的授予权，否则就构成侵权行为。我国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十条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部分条款也涉及到了网络问题；2001年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八条也提到了软件著作权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2006年5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赋予著作权人相关的权利。2004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行为，应当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即将“在线盗版”行为明确定性为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

三、知识产权保护视野下档案服务升级的措施构想

面对这些传统和现代化的档案服务，不难发现．我们的服务质量还有待提高。而这项工作的完成不仅需要档案部门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

(一)健全法规体系。从档案利用方面来看，目前的利用服务工作主要是根据

从知识产权方面看，首先，我国的立法和国外的立法有差距，甚至有矛盾，因此会造成混淆，遇到问题不知道到底用哪个标准，因此要同国际接轨。实现标准一致。其次，知识产权法中有关档案利用方面的规定有待细化。对一些诸如档案复制权等问题的忽略。会导致档案工作的知识产权保护无法可依。目前出台的、

(二)完善技术支持。在如今的技术时代，即使是侵权行为也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技术的落后和网络的不安全性。会使著作权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必须对保护对象进行技术武装，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有效地防止盗版和非法复制。可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权限设置(合法用户可以通过口令访问或通过设置防火墙的方法来有效地将广域网络与内部网络隔离开来，防止外部人员对内部网络信息资源的非法访问)、加密与数字签名技术(防止网络信息传输被窃取与破坏)、CA认证技术(用户可以向版本控制机构申请获得CA证书，成为合法用户)、数字水印技术(只能在屏幕上阅读)、限定使用次数技术、防复制技术等。

(-)加快队伍建设。知识产权法律环境下，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运作对人才队伍提出了要求。首先，必须掌握知识产权法的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较高的知识产权素养。唯有如此，才能敏锐地感知分析和处理档案信息服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有效地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其次，要提高政策认识水平及业务素质能力．对政策的准确把握和业务能力的强化，都有利于服务质量的提高。最后，作为对信息法律政策等约束手段的补充。还要加强服务人员的自我约束能力，让他们做到自觉守法。除此以外，要建立一支专家型管理人才队伍，他们不仅要具备高学历、懂法律，还应精通知识产权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作为执行知识产权法规、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基础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