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心理观十篇

科学的心理观篇1

一、正确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科学发展观通常是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包括：（1）以人为本的发展观；（2）全面发展观；（3）协调发展观；（4）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如何理解这一内涵？

（一）科学发展是一种理论信仰。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创业难，守业更难；发展难，科学发展更难。当前，我国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能解决我们前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认识的深度、思想的高度，决定实践的力度。没有对科学发展观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的准确把握，没有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的深刻认识，没有对科学发展观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的透彻领悟，就不可能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坚定信仰，就不可能有忠实执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行动。

（二）科学发展是一种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重要保障。科学发展观阐明我们党执政的核心理念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保障人民权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领导干部忠实践行科学发展观应有的价值取向。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能够推动科学发展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改正，真正使促进发展的各项工作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三）科学发展是一种能力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实践创新的伟大成果，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作为科学发展的引领者、正确思路的决策者、实践行为的示范者，领导干部要真正担当起领导科学发展的责任，就必须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进一步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做好商品价格管理工作

自治区发改委确定物价部门学习运用科学发展观主题“稳物价、强监管、重民生、促发展”，作为商品价格的管理部门和具体执行者，我认为应该科学的运用价格政策和价格杠杆，为我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不能就价格论价格。出台价格政策，一方面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兼顾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同时，更要关注民生价格问题，要充分考虑老百姓，特别是低收群体的承受能力。在具体工作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依法治价，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增强法制意识，严格按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和调整价格政策，坚决查处价格违法行为，整治乱涨价、乱收费的现象，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保证我区实践科学发展观价格工作依法开展。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着力抓好价格管理的重点工作。

1、电价政策方面。针对广西水电这一清洁、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较大比重的有利条件，要通过丰枯电价和峰谷电价政策，尽可能地使用水电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认真贯彻火电企业脱硫电价的政策，减少二氧化硫排放，尽可能减少我区的环境污染；要认真贯彻国家的差别电价政策，把投入产业比不高低效能高污染企业通过价格杠杆予以淘汰。

2、水价政策方面。逐步提高水价和水资源费，节约用好水资源，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明确各地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不再召开价格听证会，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鼓励污水处理率高的市县将污水处理费标准提前调整到位；对自备水源的单位全面强制征收污水处理费。进一步完善农业用水的价格机制和政策，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

3、糖料蔗价格政策方面。继续改革完善蔗糖价格挂钩联动、二次结算政策，调整联动系数、首付价水平、以及优良品种加价水平，促进广西蔗糖有效控制面积、集约化生产，保证制糖产业健康发展，继续保持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政府增税“三赢”局面。

4、中小学教材价格政策方面。为配合政府采购教材的改革，统一了教辅作价原则，再次降低教辅价格，逐步缩小了教材与教辅价格差距。统一区内、区外教材的定价原则和水平，确保公平竞争，确保不断减轻学生负担。

5、药品价格政策方面。加强药品价格管理，减轻人民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全面清理列入广西政府定价药品目录及广西医保目录的药品价格；严格按差比价规则核定国家定价药品代表品外的其他品规价格；进一步加强对政府集中采购药品价格的管理，从严格核定集中采购药品采购零售价格。配合我区药品网上竞价采购和农村医疗体制改革，从严从低核定常用药品价格，减轻病患者负担。

（三）转变工作作风，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严格按照“三项制度”的规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职能，推行公开承诺，言必行、行必果、取信于民；规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行为，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促进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化和规范化；深入调查研究，重点分析影响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价格政策，主动做好价格服务工作，着力推进价格服务进万家工作。

科学的心理观篇2

[关键词] 心理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心理学作为现象学科学

一、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普遍兴起

如所周知，在习惯上，我们一般地倾向于将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办心理学实验室这一偶然历史事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标志。就对于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趋势的理解、特别是结合后来的所谓“主流”心理学的“成就”来理解冯特的历史地位而言，这种简洁的关于历史的叙事方法，似乎确因其中“标志”的象征意义而成为可理解的。但事实证明，在关于心理学及其历史的研究中，正是在反复不断地重复着的关于这个历史的这种叙事方式所培育起来的思想的习惯中，这个叙事所包含的那个“标志”的象征意义逐渐褪隐，乃至于最后消失殆尽。与这个逐渐褪隐的过程连续此消彼长地同时形成的是这样一个思维的定势，即赋予这个偶然的历史事件作为“标志”或“象征”本身以绝对的、作为前提的地位和意义，从而将这个“标志”或“象征”作为思想的工具变性为思想的界线或屏障：由这个“标志”或“象征”所掩盖着的科学心理学思潮之普遍兴起的历史必然性趋势的条件、可能、意义等等。总而言之，一切与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由以兴起的那极端错综复杂的历史动力学过程紧密相关、并因而对于塑造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性质和内涵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都被“打包”置入上述偶然的历史事件作为“标志”之中而不对它们进行深思熟虑地反思的考察，似乎这一切都已经由冯特为我们解决了。

然而，事实上，冯特远没有能够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深思熟虑地反思的考察，因而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从一个方面来说，冯特因为受他自己学术视野局限性的制约，而难以洞察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由以兴起的那极端错综复杂的历史动力学的背景和过程及其对于塑造我们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性质的理解方式的影响关系；另一方面，与此紧密相关地，他又受其作为生理学家专业背景的制约，在对那个时代普遍地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就是“自然科学”这个极隐蔽的思想步骤毫无自觉的情况下，倡导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这个在事实上明确而确定的、但在逻辑上教条式地盲目的信念或理想，认为心理学必须摆脱形而上学的制约并实现为自然科学，才能突破它在历史上停滞不前的僵化状态而获得进步。（冯特，1983）由此，他开创并引导了后来的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发展”：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主流”的特征和地位，正取决于它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在心理学作为整体的背景中的强势存在；也正是对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的追求，构成了“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统领一切的、最内在、最强烈、最为始终一贯的历史动机，乃至于由此实现的结果，可以不是“心理学”的，但一定要成为“（自然）科学”的。

关于“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及其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所遭遇的危机和困境，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但可以总体地指出，如下文揭示的那样，由于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违背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观念的内在逻辑，所以，“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历史作为对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实践追求，只能是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自我异化，乃至于当我们面对由此塑造成型的心理学或置身于其中时，只要我们还保留着任何程度的、甚至是常识水平的反思意识，并接受这个反思意识的引导，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即我们所面对或置身于其中的这种心理学，究竟还是不是心理学（本身）？而且，由此造成的心理学的理论局面是足以令人深思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局面更是变得异常复杂：这种异常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心理学理论空间的多维度性，即很多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想潮流并存、又相互竞争，而且更主要地表现在心理学理论同一性的危机，即在关于心理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乃至于这个问题竟成为无法回答的，甚至更因为这个缘故进一步地隐退为心理学家们极遥远的记忆、或是被尘封于心理学家们记忆的最底层成为几乎是无意识的而无人问津。

“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及其历史与上文揭示出来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是内在地同质的，并因而构成一个逻辑上循环地相互支持的封闭的思想空间。换句话说，只有在上文揭示的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中，由冯特倡导的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及其引导的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才是可能的，但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对这个观念的历史的展开所暴露出来的，乃是在如下意义上才能合理理解的黎黑关于心理学史的研究结论，即心理学“似乎”是一门“永远存在危机的科学”（黎黑，1990，第492页）：只要心理学仍然坚持以自然科学作为自己追求实现的目标，那么，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形式，当这个理论形式在内容上得到充分展开之后，便必然引起上文提到的关于这种心理学还是不是心理学（本身）的疑惑，从而暴露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作为这种心理学的思想前提或逻辑基础的谬误性质。

上述循环地相互支持的逻辑关系反过来又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是在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盲目性中接受并追求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而是紧密地以这个观念由以兴起的那极端地错综复杂的历史动力学过程为背景，系统地追问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究竟足什么，那么，我们决不至于像冯特那样走向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和道路，而只能像布伦塔诺、胡塞尔及詹姆斯等人那样走向关于心理学作为现象学科学的观念和道路，从而得以洞察关于心理学在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意义上的观念的必然的真理性含义，又因此而决定性地揭示关于心理学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作为科学的观念的逻辑的荒谬性，同时在历史解释的意义上解构并超越上文指出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

正是对心理学及其历史和它的理论基础的系统的批判性反思，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到现代心理学诞生的起点，并以忠实于这个起点所承载的思想史背景的态度，在一方面相对于过去的历史而言这个起点如何在其中兴起、另一方面相对于未来历史而言这个起点如何引导这个思想史背景发生整体转换的研究动机中，重构这个起点作为历史的一个环节，并阐明其思想史的意义。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并结合本文主题，这里在摆脱了上文指出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作为成见的束缚之后，将这个起点明确地概念化为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并将这个观念作为专门的主题加以考察，以实现本文论证的主旨。

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历史事实，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在19世纪下半叶的普遍兴起是无疑的，也正是这个观念构成了现代心理学区别于以往的心理学的根本标志。（高申春、刘成刚，2013）当然，这个观念不是奇迹般地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们也就不能以这个观念为绝对的前提或界限而不反思它由以兴起的背景。这个背景，简而言之，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在近代哲学所隐含的二元论世界观中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及其对这个世界观的冲击。无须说，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引导近代史进程、并最终塑造了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的主导力量，就是自然科学作为思想的发展；自然科学作为塑造人的世界观的历史动力，其效力正是在19世纪下半叶达到其顶峰，如胡塞尔在反思欧洲科学和欧洲人性的危机的根源时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下半叶，现代人的世界观作为整体，“甘愿唯一而排他地接受实证科学的决定，并盲目于由它们造就的‘繁荣…（ Husserl，1970，pp.5-6）。概而言之，只有、而且正是在自然科学及其历史和成就塑造的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中，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才是可能的。

二、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历史困境

因此，为了理解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就不能不考察这个观念在其中孕育而成、并最终得以兴起的思想史背景：无论如何，这个观念及其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兴起，正是这个“孕育”的关系和过程的结果。同时，如前所述，这样的考察，必须在忠实于这个观念本身的态度中进行，才是有效的，而不能受后来的心理学史作为追求实现这个观念的理论尝试的牵累；否则，我们将因为混淆这个观念本身与后来的心理学史作为追求实现这个观念的理论尝试之间的界线而陷入思想的混乱，并特别易于被动地受后来的心理学史的诱导而不自觉地陷入上文指出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从而也就无法完成这里意欲进行的这种考察。事实上，在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于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当时，关于这个观念究竟是什么，其实是不清晰、不确定的，正是这种不清晰性或不确定性，为对这个观念的不同的赋义提供了可能性；后来的心理学史，无非是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尝试对由此赋义而“确定”了的关于这个观念的理解方式的实现。

当我们以这样的思想态度具体地开展这样的考察时，我们发现，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和这个观念由以兴起的思想史背景及其作为历史动力学的过程，是极端地错综复杂的：一方面，这个观念无疑是由这个思想史背景在其历史动力学的过程中孕育而生成的，并因而有可能在一种特殊思想的直接性或盲目性的掩护下，在这个思想史背景内部寻求实现它自身，但由此实现的结果却违背了这个思想史背景所隐含的思想逻辑；另一方面，当这个观念兴起之后，它不仅获得相对的独立性而融入那个时代的思想史趋势之中，并构成其历史动力学过程中甚至是最具主导性的思想史力量之一，而且特别是，它作为思想史力量所蕴涵的思想逻辑，还反过来指向了对它由以兴起的那个思想史背景的突破，并引导这个思想史背景发生整体转换而构成一个新的思想史背景。换句话说，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及其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兴起，构成了人类思想史的两种思想形态的分水岭，并决定或引导了这两种思想形态的分化或过渡。用哲学史的话来说，这就是从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所隐含的二元论世界观及其实现的思想形态向现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所追求的一元论世界观及其实现的思想形态的过渡或转换。

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思想史背景及其历史动力学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只能是系统化的研究专著才能完成的。这里的考察将满足于在心理学的学科范围内在观念的层次上阐明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困境与出路及其决定的心理学史作为思想的一般趋势。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参照“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并因为正是冯特的思想引导了这个历史以他为典型代表，在消极的意义上阐明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观念的逻辑的不可能性及其引导的思想史困境，以及在这个困境中冯特思想步骤的盲目性，从而为否定地理解由冯特引导的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及其历史、并超越上文指出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提供一个自由的思想空间。下一节则与此相对照地在积极的意义上阐明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真理性含义及其必然的道路。

为了这里的论证目的，并简化其分析程序，我们首先从关于世界观的结构层次分析人手，并以此为框架概述近代哲学的二元论世界观，然后从中引出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逻辑的不可能性，并揭示冯特信仰这个观念的思想步骤的盲目性。

为此，我们将世界观作为整体在结构上分解为它的基本原理作为纲领和它的经验内容作为表象两个层次。就近代哲学的二元论世界观来说，它的基本原理或它的纲领，就是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思想逻辑，即关于“精神”或“心灵”、简言之“心”，和“物质”或“身体”、简言之“物”（或“身”，其中，“身”的范畴乃是“物”的范畴的一种特殊形式或一个子集），作为两个独立“实体”而并列对峙的关于世界作为整体的理解方式。因此，世界作为整体乃是“心”和“物”（“身”）作为并列对峙的两个独立“实体”相加而成的和；在这个世界观中，任何形式的以“心”或“物”（“身”）为基础的一元论的思想冲动，都是对世界作为整体的破坏，并因而违背了这个世界观的思想逻辑。但是，“心”和“物”各自作为抽象“实体”，并不是世界本身，而必须各自实现或表现为作为“意识”现象的精神世界和作为“物质”现象的自然世界才有意义。事实上，笛卡尔在系统怀疑的方法论基础上确立“心”和“物”作为并列对峙的两个独立“实体”，正是要表达、并服从于对作为“意识”现象的精神世界和作为“物质”现象的自然世界之间的原则性差异的洞察。而且，无论是作为“意识”现象的精神世界，还是作为“物质”现象的自然世界，都不像“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两个语词在表面上所暗示的那样，各自构成一个笼统的、不分化的单一存在。相反，作为人类认识史的产物，它们各自取得了以譬如说心理学或一般而言诸精神科学和物（生）理学或一般而言诸自然科学以历史累积的形式所获得的那些具体知识作为经验内容的存在形式。这些随着历史发展而日渐分化、并在彼此之间形成极其错综复杂地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的具体知识，就构成这个世界观的经验内容或它的表象。

换句话说，在近代哲学二元论世界观的历史发生的背景中，心理学或一般而言诸精神科学及其获得的具体知识，和物（生）理学或一般而言诸自然科学及其获得的具体知识，分别是对“心”和“物”（“身”）各自作为抽象“实体”的内在规定性的具体实现。所以，无论是分别关于这两类知识的理解，还是关于这两类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都必须服从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对“心”和“物”（“身”）作为并列对峙的两个独立“实体”的设定的思想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就其经验内容作为表象而言，必然是这两类知识相加而成的和。正是这个思想逻辑决定了，在近代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中，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是无法设想的，并因而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恰如在“人”及“男人”和“女人”这三个观念中呈现的如下关系模式一样：只有在“男人”和“女人”作为彼此外在的两个观念相加而成的和的意义上才合理地构成“人”观念；无论是关于“男人作为女人”还是关于“女人作为男人”的观念，都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并总而言之，任何形式的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乃是对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回归，却又违背了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思想逻辑。

要获得这样的洞察，必须以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逻辑和历史为背景，并在与这个背景的紧密联系中系统地反思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但是，上文关于这个世界观的历史发生的过程的分析同时又意味着，它的基本原理或纲领，与它的经验内容或表象，并不是直接地相同一的。作为这个世界观的历史发生的过程的结果，无论是心理学或一般而言诸精神科学，还是物（生）理学或一般而言诸自然科学，特别是它们的那些随着历史发展而日渐分化、并在彼此之间形成极其错综复杂地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的具体知识，却逐渐远离了它们在逻辑上追根究底的意义上以之为基础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思想逻辑，并终于在类似冯特那样专门从事例如生理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挣脱了这个思想逻辑的约束力，从而在理论上走向无政府主义，具体表现为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倡导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正是这种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在它从作为它的背景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中游离出来之后所获得的盲目性中，“必然”地规定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自然科学的理想和道路。从这个背景来说，英国学者马丁・库什指出的如下事实是很耐人寻味的，并有助于稍微展开地说明我们这里的论题：“在实验心理学初创时期的主要的心理学家中，冯特是唯一缺乏正规哲学教育的人。”（ Kusch，1995，p.129）这个事实意味着，一方面，关于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逻辑和历史，冯特是无知的，他的思想也因此而不受这个逻辑和历史的约束，另一方面，他作为生理学家的自然科学素养，又将他的思想引导到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无限地扩张、乃至于最后完全地占据二元论的思想空间并取代二元论思维方式的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视域，从而在经由生理学的道路走向心理学的过程中，将生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性质一并赠予了心理学。换句话说，在由此形成的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思想视域内，“科学”被想当然地认为就是“自然科学”，因此，心理学必须是或转变成为“科学”、亦即“自然科学”，才能实现它自己的真理。这就是冯特形成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思想步骤，虽然从他自己的方面来说，即使是对他自己的这个思想步骤，他也是不甚自觉的。

最后，还可以从相反的方面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是以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就是“自然科学”这个极隐蔽、并因而盲目的思想步骤为中介，冯特得以形成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但在冯特的思想中，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这个观念本身是“明确”而“确定”的；这个思想步骤和这个观念及其“明确”而“确定”的性质，反过来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及其是什么的问题掩盖起来而看不到它，从而失去系统地反思并追问这个问题的动机和可能。

三、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必然道路

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是近代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所培育出来的自然科学及其历史和成就影响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的产物，因为正是自然科学及其历史和成就为我们提供并强化了科学的观念；虽然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把“科学”想当然地认为就是“自然科学”，尚不引起逻辑的困难和矛盾，并因而在实践上是可行的，但如果我们像冯特那样超出自然科学的范围、又以这个想当然的思想步骤为中介，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具体规定为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那么，我们便回归到近代哲学及其二元论思维方式之中却又违背了它的思想逻辑。因此，人类思想在这里陷入了一个历史的困境；正是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将人类思想引入到这个困境之中、并通过这个困境集中地暴露了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历史的局限性，又暗示着人类思想作为历史的如下逻辑的必然性，即整体地超越它的近代形式而实现为某种新的形式、亦即现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所实现的那种思想形态。所以说，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在19世纪下半叶的悄然兴起，构成一种在以往的历史中不曾有的崭新的思想力量，引导着19世纪思想史的趋势和进程。又因此，阐明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的历史使命，如美国哲学家怀特在回顾哲学发展的历史时指出的那样，“到那一个世纪的末期，心理学大有主宰哲学研究的希望。”（怀特，1981，第242页。）

事实上，从人类思想作为历史的发展的角度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真正引导并创造历史的思想家们，正是通过对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的系统的反思和追问，才促成了人类思想从它的近代形式向它的现代形式的整体转换。结合心理学的历史来看，这种系统的反思和追问作为思想的力量，就实现为如布伦塔诺、胡塞尔及詹姆斯等这样的思想家们的思想成就，并通过他们的思想成就将人类思想引导到由现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所塑造的新的世界观形态：在这个世界观形态中，不仅作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塑造的世界观的本质特征的关于“精神”或“心灵”和“物质”或“身体”的二元论得以被整体地超越，并在这个新的世界观中重新获得一种统一的一元论解释，而且，诸如“心理学”、“科学”、“自然科学”等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也都随着这个世界观形态一起发生了整体性的转换。换句话说，简而言之，通过布伦塔诺、胡塞尔及詹姆斯等人的努力，既系统地阐明了关于心理学在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意义上作为科学观念的必然真理性含义，又因此而决定性地揭示了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逻辑荒谬性和思想的盲目性。在这个背景中，关于后一个方面，还可以提供以下事实，以否定地补充论证上文第二节的主题：细读布伦塔诺、胡塞尔和詹姆斯的著作可以发现，虽然他们非常熟悉冯特的工作，但除了在科学事实的意义上一视同仁地和在历史的意义上礼节性地引述冯特外，他们很少对冯特有正面的积极的评述，就是因为，只要我们在任何水平的系统化的意义上反思和追问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就足以洞察冯特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荒谬性。

无论是从心理学史和哲学史还是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说，布伦塔诺都应该被理解为突破近代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并开启现代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一个关键的历史人物，所以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特别强调布伦塔诺“对现代哲学所具有的意义”，并把他视为现代哲学的始祖。（施太格缪勒，1986，第41页）与冯特不同，布伦塔诺是一个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并对哲学和人类思想及其历史和现状（困境）真正拥有系统的洞察、又对人类未来的命运真正怀有使命感的思想家，他因此才有可能成为现代哲学的始祖。与上文评述的19世纪下半叶思想史的一般趋势相一致，他的思想探索采取了心理学的形式，并表现为通过系统地考察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来回答心理学是什么。但与此同时，正因为他是一个开拓者，他也处处表现出一个令人尊敬的开拓者可以理解的各种历史的局限性。概而言之，布伦塔诺尝试系统地表达他那尚未完成的、尚未在内容的细节上得到展开、因而其思想史的意义亦不易被洞察到的思想成果的形式，就是他的心理学。结合本文主题并参照其历史效应，可以认为，布伦塔诺的思想成果，最集中地表现在他关于“意向性”的那一段反复被引证的论述：“每一种心理现象，都是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说的某一对象的意向的（或心理的）内存在为特征的，是以我们或可称之为――虽然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歧义的――对于某内容的关联性、对于某对象（这里所谓对象，不应该被理解为意指一个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指向性为特征的，或者说是以内在的对象性为特征的。每一种心理现象都将某种事物作为对象包含于自身之中，虽然不同种类的心理现象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将这些事物各自作为对象包含在自身之中。”（ Brentano，1995，p.88）虽然从其字面含义及其在布伦塔诺著作的结构背景中的地位看，这一段论述的目的，是要通过揭示心理现象区别于物理现象的根本特征以阐明心理学是什么，但其中所隐含的世界观结构的整体转换以及转换之后的新世界观，几乎可以说是呼之欲出。当胡塞尔以比布伦塔诺本人更加敏感的思绪洞察到这个潜在的世界观之后，他便执意以世人若不进入他的思想视域并感受他的思想脉动就难以想象的毅力，以他的现象学体系的形式把这个世界观勾画出来。

系统地深入到细节中讨论并解释布伦塔诺的这一段论述的潜在的或可能的意义，当然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值得庆幸的是，从各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把胡塞尔毕生殚精竭虑地思考的现象学理解为是对布伦塔诺思想的延续和展开，并因而可以在二人思想的相互参照中洞察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虽然对胡塞尔的工作和著作的评述，更是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仅提供以下事实，以说明胡塞尔的思想与布伦塔诺思想的同质性和连续性。虽然布伦塔诺因为年龄和健康的原因不能细读胡塞尔的著作，并因为关于后者的道听途说的意见而对胡塞尔抱有甚至带有敌意性质的误解，但胡塞尔终身对布伦塔诺怀抱的几乎是虔诚的敬意是令人感动的，就是因为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他自己的思想与布伦塔诺思想之间的关系。所以，德布尔在研究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时深有感触地说，“在研究胡塞尔的这些年里，我日益确信布伦塔诺对胡塞尔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布尔，1995，笫3页）施皮格伯格将“严格科学的理想”、“哲学上的彻底精神”、“彻底自律的精神气质”、“一切奇迹中的奇迹：主体性”描述为“胡塞尔哲学构想中的不变项”，（施皮格伯格，1995，第l23 - 136页）其中包含的人格因素和思想因素，都可以在布伦塔诺身上看到或明或暗的影子；他甚至不无理由地将胡塞尔对布伦塔诺的颂扬解释为胡塞尔自己的“预言式的自我评价”，并以之作为他对胡塞尔的“代评价”。（施皮格伯格，1995，第218 - 219页）

有了这个相互参照的背景关系，我们得以洞察布伦塔诺上述论断的意义及其在胡塞尔思想中的结果。结合本文主题，并就其表达的总的方向来说，这一段论述突显了这样一个主题，即：“对象”或“事物”，原来是心理现象或意识的存在属性；正是意向性的活动原理构成或生成了“对象”或“事物”。因此，对于“对象”或“事物”的完全的理解，必将取决于心理学对构成全部心理现象之总域的意识的极其复杂多变的样态、内容、活动及活动的成就或结果等的系统而细密的分析，正是这种系统而细密的分析工作，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实质内容。以这个思想路线来设想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那些“对象”或“事物”，必将对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观产生彻底颠覆性的变革意义：自然科学的世界及其具体的事物，原来是在一个“确定的、特殊的意识方式”及其活动的基础上被“设定”的。（胡塞尔，1995，第96页）正是以这个洞察为基础，胡塞尔得以区分“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亦即现象学的思维态度，以及分别作为这两种思维态度的理论的实现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科学”、亦即现象学科学，并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胡塞尔，1986，第19页）虽然胡塞尔终其一生“也很难一劳永逸地确定他对于心理学的态度”（施皮格伯格，1995，第200页），这既决定于他的思想的认识论旨趣的主导性，也反映了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复杂性及其阐释工作的难度，但无论如何，在他的思想视域内隐含着的关于心理学在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意义上的观念及其逻辑的必然性，则几乎是处处都可以感受得到的。简而言之，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视域内，“科学”意指意识在本质上可能的全部各种活动形式及其具体的内在环节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必然性的整体，而对这些活动及其关系的本质的描述和揭示，就是心理学，或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和“科学”必然是内在地相统一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才可以合乎逻辑地加以设想并追求实现它自身。

詹姆斯作为心理学家个人的思想发展，相对独立地为上文揭示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现象学科学的观念及其必然道路提供了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历史的证明。（高申春，2011）我们知道，与冯特类似，詹姆斯亦是经由生理学的道路进入心理学的，并同样是在生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以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假设”为他的全部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与冯特不同，而与布伦塔诺及胡塞尔类似，詹姆斯也是一个追求系统哲学的思想家。所以，他的《心理学原理》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思考和探索，并构成他的心理学研究的隐而不显的思想背景。随着他关于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思考渐趋成熟，他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信念亦相应地日渐动摇，乃至于当他“完成”他的心理学研究之后，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当我们说‘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时，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话意味着一种终于站立在稳固基础之上的心理学。恰恰相反，它意味着这样一种特别脆弱的心理学，在它的每一个连接点上，都渗透着形而上学批判的水分；它的全部基本假定和资料，都必须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重新加以审视，并被转换成另一套术语。”（ James，1892，pp.467 -468）只要我们洞察到，彻底经验主义作为詹姆斯的形而上学就其一切本质特征而言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同质的，那么，我们就足可以预言，他所暗示的“转换”之后的心理学，只能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现象学科学的观念必然要实现出来的理论形态。参考文献：

德布尔，1995：《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三联书店。

冯特：《对于感官知觉的理论的贡献》。载张述祖（总审校），1983：《西方心理学家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中春，2011：《詹姆斯心理学的现象学转向及其理论意蕴》，《心理科学》第4期。

高申春、刘成刚，2013：《科学心理学的观念及其范畴含义解析》，《心理科学》第3期。

胡塞尔，1986：《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胡塞尔，1995：《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怀特编著，1981：《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黎黑，1990：《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刘恩久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施皮格伯格，1995：《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施太格缪勒，2000：《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Brentano，F.，1995，Psychology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London： Routledge.

科学的心理观篇3

努力实现兰山发展新跨越

——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同志们：

通过几天的学习、参观和讨论，特别是到兄弟县区看了建设现场，听了情况介绍，我深受鼓舞和启发。下面，我结合学习和工作实际，就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兰山发展新跨越作个发言。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深化和升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和必然要求。它内涵丰富，涉及面广，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妥善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防止工作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对于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当前，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这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我们兰山区既是一次考验，更是一次机遇。我们只有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增强执政能力、执行能力和驾驭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才能经受住考验，在发展空间和资金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才能抓住机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有效整合利用土地资源、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才能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变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今年以来，面对国家宏观调控，我们以科学发展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突出抓好稳定这个重要前提，切实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根本保证，用心钻研，用心把握，用心工作，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好成绩。上半年，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7.38亿元，同比增长24.3%；地方财政收入2.16亿元，增长2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1亿元，增长35.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5亿元，增长36.8%，利税8.1亿元，增长41.3%；引进境外资金8077万美元，增长89.2%；完成自营出口创汇4200万美元，增长177.8%；实现专业批发市场成交额188亿元，增长11%。社会政治持续稳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在我区初见成效。

当前，兰山区正处于加快发展，奋力赶超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指导工作，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以“实施赶超战略，实现跨越发展”总揽全局，以争创全省30强、全国百强为目标，坚持正确的政绩观、群众观和人才观，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搞好对上、对下两个服务，突破重点，培育亮点，统筹兼顾，使科学发展观在兰山区得到全面、准确、深入地贯彻落实，并早日结出丰硕成果。

首先，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速度和效益相统一，坚定不移加快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一个既快又好的发展速度。目前，兰山区经济实力和发达地区比还有较大差距，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还不高，科技含量低、外向度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为此，我们将本着“更快更好”的方针，坚持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集中突破城市建设、工业经济、招商引资三大重点，大力培育园区经济、现代物流、高新技术三大亮点，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工业园区化、流通现代化、经济国际化、环境生态化的新跨越。

在城市建设上，强化城市意识，坚持“依靠临沂城建设兰山区，依托临沂市振兴兰山区”，严格执行市委、市政府建设大临沂、新临沂的规划，聚精会神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下半年，将继续按照“一线两园三区”的布局，全力抓好10大重点工程和项目建设。深入开展“一创六建”活动，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依法做好拆迁工作，搞好住宅小区建设。力争年内拆迁面积（200）万平方米、住宅开发面积（200）万平方米。以道路建设为重点，大力加强供水、供电、供热、通讯、环境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用服务设施建设。抓好西部城区和两大工业区道路建设，打通修复城内所有断头路、破损路，农村实现村村通，年度硬化道路（200）万平方米。大力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抓好区属15条路段的治理工作。落实一票否决制度，加大查处力度，坚决制止住私搭乱建。

在工业经济上，抓住当前国家宏观调控这一机遇，积极调整优化工业结构，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对工业经济的分析监控，加大对企业的指导、协调和服务。以实施“六三0工程”为抓手，着力抓好主导产业、骨干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品牌的培育和创建。开展企业“学海尔，创一流品牌”活动。积极推广电力金具、金锣、金湖、金升等一批管理优秀企业的先进经验，引导企业加快管理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全面提高运行质量。对全区重点骨干企业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改项目和新上项目，在资金、用地等方面千方百计给予保证，促其正常运转。确保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增加值、利税、利润分别增长（20%）以上。

在招商引资上，不断拓展招商思路，强化市场化运作，形成以政府为指导、企业为主体、专业队伍为骨干、中介组织为辅助的对外招商机制。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重点对象的招商力度，下半年重点开好顺德家电行业招商会，南海家俱、装饰材料行业招商会，苏州、温州招商会，香港招商会，“书圣文化节”招商会和对台招商会。同时，积极组织企业扩大自营出口，提高经济发展的外向度。

在现代物流上，以创建“中国商贸城”为总目标，加快批发市场改造提升和现代物流业发展步伐。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新建、改建、整合提升市场45处。其中新建大型现代商贸物流园区6个，整体搬迁市场11个，原地改造扩建提升市场20个，逐步整合取消市场8个。深入开展“市场改造提升年”活动，坚持多渠道、多形式募集资金，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同时，加快推进澳龙、香江、华药、中侨等几大物流项目建设。

在高新技术上，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条件，加大力度，加大投入，突出重点，创造亮点，尽快实现大的突破。着力抓好生物制品、医药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和金属炼压延加工五大高新技术行业，改造提升食品、机械、板材、化工、建材、塑料等传统产业。到2005年，力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20%。

其次，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近年来，兰山区经济发展较快，但城乡发展还不够平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形势比较严峻。今后，我们将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协调发展。

在统筹城乡发展上，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这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我们将高度重视一产，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以工带农，以城带乡，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目前，主要是抓好百万农户致富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村村通”工程、人畜饮水解困工程、百村帮扶整治工程等五大工程。今年实现村村通硬化路、村村通公交车，明年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视；3年内实现村村通自来水。抓好“双强共扶”活动，壮大40个经济薄弱村的集体经济实力，增加农民收入。

在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按照“把握方向、培育精神、创建文明、发展事业”的方针，全面落实精神文明建设五年规划。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行业创建活动。全力筹办好第二届书圣文化节。按照“不同第一届，好于第一届”的要求，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方式，力争把书圣节办成全国一流的文化盛会。协调推进各项社会事业。教育事业，今年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年内基本完成校舍危房改造任务，扎实推进省级教育工作示范县区争创工作，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卫生事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50%，明年基本实现全覆盖。体育事业，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全力抓好市“三运会”的筹备工作。同时，以完善社区服务和管理职能为重点，大力发展社区文化、社区体育、社区卫生、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等事业。

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争创优质服务先进区为总目标，切实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以实施“蓝天工程”为重点，认真抓好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大对城区锅炉、石料加工业、生化企业、“土小”等污染项目的治理力度，突出抓好板材业的改造提升。今年确保城区环境空气污染指数小于100的天数不低于全年天数的60%，力争到2006年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严格做好土地管理工作，依法高效地利用土地。

第三，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说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要求，贯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本着力所能及的原则，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事情做起，逐步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前重点是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切实抓好“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制度的落实。确保养老、医疗、失业各项社会保障费征缴率达到95%以上，发放率100%。认真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力争全年新增城镇就业600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抓好劳务输出工作，全年劳务输出6500人。高度重视城乡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探索建立失地农民生活、养老保障机制，保证农民被征用土地后，有房住、有饭吃、有活干。以人为本的另一内涵就是发展要靠人来实现。我们将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人才工作方针，切实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事关长远发展、事关兰山兴衰的一项战略措施。紧紧抓住培养、吸引、使用人才三个关键环节，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管理经营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为科学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第四，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不断优化环境，形成干事创业、科学发展的良好局面

良好的发展环境，既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我们将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区掀起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热潮，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立科学发展之志，鼓科学发展之劲，谋科学发展之策，求科学发展之实，努力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扎实推进“平安兰山”创建工作，以降低刑事发案为抓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严厉打击、重点整治、严密防范、全面排查、及时调处五项措施，努力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积极搞好对上服务，强化市区意识和服务意识，自觉把兰山的发展置于全市发展大局中，全方位服务于市级机关、市直部门和全市人民，靠加快发展提高服务全市的水平，在服务全市中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认真做好对下服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继续精简和规范审批事项，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深入开展“机关服务大家评”活动，营造高效的服务环境；增强法制意识，坚持依法治理，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营造严明的法制环境；以政府信用为关键，以企业信用为重点，以个人信用为基础，增强公民诚信意识，打造“诚信兰山”，努力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在全区开展“个人干一流工作，企业创一流品牌，部门树一流形象，社会造一流环境”活动，努力营造争先进位、争创一流的干事创业环境。

科学的心理观篇4

【关键词】学导互动；多元教学；外科护理学；应用

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学导互动”意味着传统教学方式策略的改革，已经逐渐被引入课堂的教学中，被广大师生喜爱和接受。所谓“学导互动”，就是指教学的主体为学生，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教学过程，特征主要为课堂讲授、讨论，通过参与特定形式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探究问题，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1]。当前中职护理教育中“外科护理学”普遍存在许多缺陷，例如教学内容多、课时时间紧、学生人数众多和常规多媒体教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职学校应当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综合型护理人才，就应该将以往的教学方法加以改变，在教学中应用互动的学习方法，将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达到最佳的效果[2]。为了使外科护理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我们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实行了在多媒体教学的基础上，采取以学导互动为中心的多元教学方案，系统有机的结合多种教学元素，综合评价该教学方案的效果，以观察该方案的可行性，现将实施情况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以我校三年制中专护理专业2010级学生为研究对象。3班的60名同学采用常规多媒体教学为对照组，4班的60名同学采用学导互动为中心的多元教学模式进行教学为观察组。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入学成绩、健康状况及学习态度等方面比较均无差异，具有可比性。

1.2方法以全国卫生职业院校规划、科学出版社《外科护理学》第2版为教材，以相同的教学大纲，教学方案及教学计划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规定，由相同的老师对两个班的同学进行授课。其中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在课堂上教师将教学内容按照教学大纲的规定及备课内容进行讲授，学生听课并做笔记。观察组采用以学导互动为中心的多元教学模式进行教学，主要内容如下：老师将要在课堂中讲授的内容提前告诉学生，并提出一些与课堂内容相关思考题，在课前学生自学课堂讲授内容并将相关思考题的答案找出，以便在课堂中进行互动教学；根据学生通过自学后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老师主要详细讲解和指导一些重难点问题及在学生中较多关注和突出的问题，同时结合课程设置情况在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教学模型等进行多元教学。比较两组学生对本课程知识的掌握及分析调查问卷的情况。

1.3效果评价教学干预完成后，在学期末对两组学生通过书面考试、问卷调查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

3讨论

科学的心理观篇5

关键词：高校实验室；实验室建设；行为观察室；实验教学；实验心理学

作者简介：欧贤才（1981-），男，壮族，广西武鸣人，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心理学实验室主任，讲师；杨晓玲（1984-），女，山西太原人，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讲师。（广西 南宁 530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独立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2JGA231）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6-0153-02

行为观察实验室是对人类和动物行为活动进行模拟、观察和分析的实验室。通过互联网检索并初步统计（2012年9月）发现，目前我国高校建设的各种称谓的行为观察实验室（仅限人类行为方面）至少有80个，其中面向心理学、教育学类专业的约40个，面向社会工作专业的约30个，面向管理学、经济学类专业的约10个，此外还有部分高校正在筹划建设行为观察实验室。可见，目前行为观察实验室在我国高校心理和行为科学中的建设已有一定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介绍我国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建设情况的专门文献却寥寥无几，其他有关实验室建设的研究文献也很少提及行为观察实验室。本文根据互联网资料，总结分析我国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建设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我国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建设现状

1.实验室的称谓和类型

目前我国高校各类行为观察实验室的名称叫法比较混乱，有些冠名为“观察室”，有些则为“实验室”，另外有些则称为“训练室”或“实训室”，总体上较为通用的称谓格式是“××行为+观察室或实验室”。从行为观察实验室的称谓格式可以看出，行为观察实验室主要包括：第一类为侧重行为观察和记录的“××行为观察室”，第二类为侧重行为控制实验的“××行为实验室”，第三类为在行为观察记录基础上增加实验控制功能的“××行为观察实验室”；第四类为行为观察和行为实验都不侧重，只重视给实验对象提供行为活动操作和训练场所功能的“××训练室”或“××实训室”，如模拟法庭实训室、财会模拟训练室等。

2.建设机构

我国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人类行为方面）最初主要在一些师范院校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类专业中建设。21世纪初开始，部分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开始建设行为观察实验室。例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于2001年建成了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专业第一个多功能、多用途的社会工作实验室。随后，一些综合性大学开始建设管理、经济、司法、外语等行为科学领域的行为观察实验室。例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行为与沟通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实验实践教学中心的“模拟法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行为科学实验室”。再后来，有关人机交互与用户适用性方面的行为观察实验室相继涌现，例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人机工学实验室、北京理工大学—慕尼黑大学的“驾驶行为与交通安全联合实验室”。

3.功能建设

行为观察实验室的功能可以分为两大层次：行为模拟和观察、行为控制实验与分析。第一层次的功能是行为模拟和观察反馈，重在模拟、体验特定的行为活动并给予观察反馈，而不是行为的精确控制和行为反应数据的精细分析。心理咨询实验室、团体心理辅导实验室、社会工作行为观察室、财会模拟实训室、模拟法庭以及各类儿童行为观察室、心理行为观察室等，其功能都属于这一层次。第二层次的功能是行为控制实验与分析，其作用是对实验对象的行为活动进行严密设计和控制，并加以精细的观察、记录、编码和分析，多用于科研方面。例如，宁波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的“行为观察与分析实验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人机工学实验室”、山东师范大学的“工业与管理心理学实验室”。

二、我国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建设存在的问题

1.功能和机构缺乏整合

目前我国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主要根据学科专业而不是实验室本身具有的功能来设置。由于学科院系设置的分离以及不同行政单位之间缺乏交流与共享，导致同一个学校的不同院系之间或同一个院系不同但相近专业之间，都各自设置行为观察实验室，出现了实验室内容的重复建设，[1]造成了浪费与功能利用不足。即便在同一个学科专业内，也存在行为观察实验室缺少整合的情况。以心理学行为观察实验室为例，一些高校在设置心理与行为观察实验室的同时，还另外设置了单独的心理咨询实验室、团体心理辅导实验室、社会行为观察实验室等，而这些实验室的实验活动都是典型的行为观察实验，完全可以整合到同一个行为观察实验室中。

2.重教学科研、轻社会应用

目前我国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的功能使用，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主要在基础领域（如儿童行为观察、精神疾病评估、认知与情绪实验、社会心理研究等方面），面向社会服务和应用领域（如管理行为、消费者行为、体育运动以及产品用户体验方面）的还比较少。事实上，行为观察实验室的功能应用领域十分广泛，与社会生产生活应用紧密相关。行为观察技术可以用于心理学专业的行为模式识别、学习心理过程等认知和情绪，模拟情境中的决策行为、从众行为、合作行为等社会、经济行为，以及人员的评估、培训与选拔等人力资源管理行为的教学实验与研究，此外还可以用于心理训练和行为矫正。[2]

3.行为观察实验重视不够

目前的心理和行为科学实验依旧沿袭传统的自然科学实验模式，即采用物理化学设备和仪器对客观事物进行精确控制与量化分析，实验活动遵循的是“人—机器—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模式，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及群体行为活动观察实验等“社会科学实验”长期得不到重视。实际上，只要涉及人的外显行为的活动（包括个体、人际和团体活动）都可以设计成相应的行为观察实验。例如心理学专业中的心理咨询活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心理治疗技术、从众行为，社会工作专业中的个案访谈、小组工作、问卷调查活动，管理学专业中的人际沟通、群体决策、人才测评、招聘面试，以及经贸类、法学类和财会类专业中的技能模拟与行为训练活动等内容。这符合一些学者提出的“大实验观”，[3]认为行为观察实验除了规范的真实验设计、准实验设计项目等传统的“实验室实验”外，还包括各种行为模拟和职业技能训练活动。

4.行为观察实验教学不规范

由于行为观察实验的控制性、严谨性和规范性不如自然科学类实验，且具有现场性和动态性特点，因此行为观察实验教学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例如，缺少精细的教学大纲，缺少行为实验活动的专门教材或实验指导书，观察记录方面缺少明确和客观的指标，实验活动的评估考核缺少科学成熟的方案等。此外，不少行为观察实验教学只重视行为体验和观察，而不重视实验设计和行为观察的记录与分析。

三、我国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建设的未来趋势

基于我国高校正致力于通过加强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改革以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背景，未来我国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的建设具有以下四个趋势：

1.“多学科综合实验室”倾向

除了传统的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心理与行为科学领域外，经济、法律、体育、艺术、财会、外语、新闻等其他行为科学领域也都在建设相应的行为观察实验室，它们可以整合在一起，形成多行为学科融合、具有多功能用途的综合实验室或实验中心。以心理学学科为例，现代心理学实验室建设的趋势之一是基础教学实验室朝综合实验室方向建设，即“心理学基础实验室、心理统计实验室、心理测量实验室等教学实验室的建设可以集成成心理学综合实验室”。[4]例如，一些高校的心理学专业将一些专门的实验室（如眼动实验室、心理咨询实验室）纳入行为观察实验室，而中科院心理所的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已形成在基因—神经—心理—行为层面和个体—群体—组织—社会多个水平上开展行为科学研究的综合平台。①

2.实训室倾向

从实验扩展到实训，在实验室中进行技能实践和训练是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大学应用文科实验室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实验教学，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的高素质学生。”[5]未来的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将更为重视面向人才技能训练而不是单纯的教学科研用途，在真实验、准实验设计活动基础上，将引入更多的非实验设计行为活动，尤其是模拟工作行为活动，以帮助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其他技能（如求职技能）。这一功能类似于高职院校的实训室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高校将具有行为观察实验功能的实验室称为“训练室”或“实训室”是有道理的。

3.“活动型”实验室倾向

传统的专业实验室由于其专业性，实验设备和实验内容相对固定，相比之下，未来的行为观察实验室除了场所和部分设备是固定的之外，实验活动和功能将是灵活变动的，是“活动型”实验室。例如，对于心理学方面来说，行为观察室本身并不是实验仪器，但可以在行为观察室中进行很多心理学实验，并辅助心理实验的完成。[6]行为观察实验室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灵活安排实验器材和实验活动，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实验项目。可以说，行为观察实验室提供的是一个空间和功能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导演（实验员）可以灵活安排道具（实验器材）和表演曲目（实验项目）。为此，在实验室建设上要遵循“灵活室内设计”的原则，一室多用，以适应心理学实验的特点以及适应心理学实验课程内容的不断更新、实验手段改革、实验类型改革、实验室管理改革等方面的需要，避免不断改建。[7]

4.多领域服务倾向

高校行为观察实验室除了教学、科研和社会应用之外，还可以用于教师和学生的各种行为活动训练。学生方面，可以用于大学生就业素质的训练和求职技能的培训；教师方面，可以用于教学技能训练以及示范课建设，此时的行为观察实验室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微格教室”。此外，教师和学生的一些文艺活动训练也可以在行为观察室中进行。可以说，未来高校的行为观察实验室既是一个专业实验教学的实验室，又是一个教师开展科研活动的实验室；既是一个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的训练室，又是一个教师、学生文体艺术训练的活动室。

注释：

①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EB/OL].http：///jgsz/kyxt/xwkx/.

参考文献：

[1]罗志高，容国濂.实验室建设发展趋势探讨[J].实验技术与管理，2000，（1）：66-68.

[2]曾祥炎.现代心理学研究技术发展与应用概况[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9）：206-210.

[3]严由伟.新教师教育体制下本科心理学实验室建设的挑战与对策[J].心理科学，2007，（5）：1237-1238.

[4]曾祥炎，黎文导.现代心理学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趋势[J].实验技术与管理，2007，（2）：149-151.

[5]付成华.关于高校实验室建设与本科实验教学的几点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9，（3）：47-49.

科学的心理观篇6

一

深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始终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德的关系：“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个人的德”，从三个层面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内在要求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第一位教育贯彻高校教育教学始终。

当前，在高校某些专业、学科中，存在着一种不协调的声音，认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非专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外加于专业教学的临时任务。虽然这种不协调的声音不是主流，但也反映出某些学者视高等教育为纯粹专业知识教育的错误认知。实际上，这种看法早已受到中外有见识的学者的批评。美国学者德怀特・艾伦就指出，高等教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使学生变得聪明;一个是要使学生做有道德的人。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德怀特・艾伦：《高等教育的新基石》，《求是学刊》2005年第3期）这里，“聪明”说的是专业知识，“道德”则包括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在德怀特・艾伦看来，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尤为重要，缺失了这一方面的教育，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这一观点表明重不重视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教育，不是个别性的问题，而是涉及办学方向的本质问题。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的具体内容与我们所讲的不同，但就教育的一般原则而言，这些观点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教育事关“办什么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的人跟谁走”的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始终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要求高校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核心价值观成为他们的基本遵循，形成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二

深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落实好、履行好首要责任人的责任。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首要责任人是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一所高校的党委，特别是书记和校长等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政治状况，往往决定着一个学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存亡。现实中，高校的领导干部坚持什么样的办学路线，重用什么样的人，能不能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在大是大非面前清楚不清楚，在学生中有没有应有的威信，实际上关乎高校走什么路、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大学办学方向等重大问题。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是统管全局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在高校有无地位，能否列入高校工作的重要议程，并作出长远安排，持久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和工作部署。所以，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必须担当起首要责任人的重任。

事实表明，凡是核心价值观教育搞得生机勃勃、成效显著的高校，无不是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重视的结果。所以，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对核心价值观教育认识是否到位，是否有贯彻落实的思路、要求、措施与行动，决定着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成效及成效的大小。假若一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认识不到位，甚至连有关文件都不看，有关精神都不知，有关会议都不开，有关工作都不部署，或只走过场一般开开会、讲讲话，不身体力行，不深入学校教学工作一线开展调研、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各职能部门人员再努力，也难以有明显成效。

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贯彻到高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必须落实好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关系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掌握在谁手中的大事，是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部分，是落实“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的失职是事关政治方向、办学方向的过错。其次，要建立长效机制，定期研究，有效指导，具体部署，督导检查，确保核心价值观教育在组织领导、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后勤保障、综合管理、社会服务等各方面持续进行。再次，要密切关注高校教学，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思想动向。对于在思想观念上崇尚西方思想理论，在价值取向上追名逐利，在教育教学上弱化、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科学研究上以学术探索为名宣扬错误思潮等倾向，都要及时给予引导和批评。对于个别一贯抵制四项基本原则，经多次教育而坚持不改者，应果断采取组织措施，决不能听之任之。

三

深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发挥好高校所有职能部门和全体教职员工的作用，形成教育合力。对于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着重要责任，首当其冲，责无旁贷。但是，他们不是唯一的教育任务承担者。高校所有教师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教师、管理人员等都肩负着这一重任，任何人不能置身事外。

就高校组织机构来说，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才担负着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任务。应该说，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学校所有院系、所有职能部门都肩负使命和责任，区别只是在于实施和体现这种教育的方式、内容、途径有所差别。一所高校对弘扬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深度和自觉程度，决定着它在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效。

真正发挥好高校所有职能部门与全体教职员工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全方位育人观念。高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体现在教书一个环节上，还体现在管理与服务等环节上。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高校各职能部门、所有教职员工在观念上真正确立起“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全方位教育观念，才能真正消除核心价值观教育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或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的责任的偏见，也才能在实践中形成各职能部门相互支持、所有教职员工相互配合的全方位育人格局，进而形成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强劲合力。其次，在实践中，要真正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优势和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走向深入。高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等职能部门要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部），以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采取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以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把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涵养在各种文化活动之中。

四

深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将其内容和精神渗透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育之中。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育在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任务，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离不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育这一重要路径。要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课相结合，注重发挥和落实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育人功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育人职责。

第一，要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与功能有清醒认识。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艺学等绝大部分学科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们作为高校文科的基本学科和基础课程，以理论的形态表达着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如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一般说来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治倾向性一样，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理应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为此，它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也必须把学习、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

第二，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致概括为“五种西化”，即一些人的思想西化，一些教材内容西化，一些研究方法西化，一些学术话语体系西化，一些科研成果评估体系西化。这“五种西化”倾向反映在法学、政治学领域，有极少数人顽固坚持西方民主，企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国家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反映在经济学领域，有极少数人坚持新自由主义观点，主张全盘西化，彻底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企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反映在史学领域，有极少数人竭力宣扬，抹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企图瓦解我们党执政的历史支撑;反映在社会学领域，有极少数人竭力鼓吹“公民社会”，企图瓦解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反映在新闻学领域，有极少数人竭力鼓吹“新闻自由”，企图摆脱、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如此等等，虽是支流和杂音，但仍值得高度重视。高校要克服这些噪音、杂音，排除前进中的干扰，最根本的是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组织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为第一工程、铸魂工程，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学科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功能。

第三，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优势。

科学的心理观篇7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研究；后实证主义；范式转换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推翻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确立一种适合于人的心理、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现科学观、方法论的转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追求。长期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观，基本上不适合描述及解释人类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那么，目前所需要的“新的科学观”或科学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形态呢？应该说，当前西方后实证主义对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解释学、科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心理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和完善实证科学范式研究的局限性。只有选择具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多元范式”，才能超越当前实证心理学研究中的简单主义与还原主义困境。

科学的心理观篇8

关键词：科学合理性； 观念论； 双效革命

中图分类号：B56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01-05

与康德相同，休谟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不可绕过的桥梁人物，对其哲学进行解读也因而成为学界一项重要工作，但这些解读却多从知识论出发，鲜有涉及其科学哲学思想。首次从科学哲学角度对休谟哲学进行解读的是分析哲学家，可他们完全无视休谟对因果关系、心与外物的解释，仅仅依凭休谟对于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的划分便强行将其拉入自己的阵营。这种对于休谟哲学把握的本末倒置从一开始便表明，他们的解释注定只会是一种流于肤浅的一厢情愿。正如巴里·斯特德所讲，分析哲学家对于休谟做出的这种科学哲学解释有着明显的脱离历史的主观倾向，他们是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观察休谟，硬把他归入实证主义和分析经验论的行列。[1]（译序5）与分析哲学家相反，本文拟从其所无视的“因果关系、心与外物的解释”出发，对休谟哲学进行另一种科学哲学式解读。

一、休谟对因果关系、心与外物的解释

因果关系、心与外物在休谟哲学中至关重要，休谟丝毫不怀疑它们的存在，但却对它们的存在做出了一种完全异于前人的解释。

对于因果关系，唯理论将其认作为一个天赋观念，就笛卡尔来讲，在《第一哲学深思集》中，笛卡尔没有对因果关系做出明确说明便直接加以运用，这不能不说是其哲学中相矛盾的一个地方，但从这种实际运用中我们却可以肯定，同“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一样，因果关系是作为第一原理存在于其哲学中的，“笛卡尔靠‘致动因’（efficient cause）使主观和‘纯我’过渡到客观或外界世界，后来却没有想到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但“除了‘纯我’之外，在笛卡尔的系统中把一切最后都归到这条未经解释的原因原则上去了”；[2]（P38）经验论则认为因果关系源于对经验事实的归纳抽象，①培根是创始者，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归纳法，他发现了形式与性质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提出因果概念。

休谟对于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以上解释却并不赞同。首先，休谟否认我们可以凭借任何“先验”来断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他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不能超出经验之外，“面对全新的对象，即便一个人具有最杰出的理性与才能，即便他对这对象的可感性质进行了最精确的考察，那他也不可能对这对象的原因或结果有任何发现”，[3]（P30）亚当不能单根据第一次见到水的流动和透明，就断言水会使他窒息；其次，休谟也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凭“经验的归纳抽象”来对因果关系进行把握，在他看来，培根的思想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所谓“经验归纳抽象”实质上就是对经验的一种类比，就是根据以往的记忆来推断将来出现的结果，但这一推论的合理性却是以“将来定和过去相契”，即自然齐一性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培根是不言明地默认了这一假设才使其思想发挥效用进而得到因果关系观念的。

否定了“先验”，又排除了“归纳抽象”，但休谟却并未拒绝因果关系。他发现，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恒常结合”，而这种“恒常结合”的最重要含义就在于，它表明以往各个经验相互间类似，因为这种“类似”，在习惯的作用下，心灵会产生一种“由一个对象转到它的通常伴随物的倾向”，[4]（P165）即一种“会重复相同行为或活动的倾向”。[3]（P43）依据于这种自然倾向，休谟赋予原来只是假设的“自然齐一性”以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在经验的立场上确立了因果关系。

而对于心与外物的存在，休谟之前的近代哲学家都将之归结至实体的存在。

在唯理论看来，与因果关系相同，实体是一个天赋观念，仍以笛卡尔为例，在《沉思集》中，他通过普遍怀疑求得精神实体的存在，以之为基础，依据于理性与因果关系，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进而在上帝的庇护下，凭借“清楚分明”的原则，确立了外界物质实体的存在。通过以上推理论证，笛卡尔说明，“‘我思故我在’、‘上帝存在’和‘物质世界存在’都属于天赋观念”；[5]（P17）与之不同，经验论是通过对经验事实进行反思来证明实体存在的，这一思想最明显地体现在洛克哲学中。洛克指出，我们并不能感知到实体，只能假设它的存在，且这种假设十分必要。之所以如此，在于洛克承袭了始自亚里士多德的旨在为任何一个实存寻求其存在依据即原因的认识论原则。在其影响下，洛克坚信，性质必须以实体为依托才能存在。这样，虽然并未对其有所感知，但依据于反思，洛克仍然确立了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存在。

出于同因果关系相同的理由，休谟否定了实体的“先验”确立，而当休谟将因果关系归之于一种以经验的重复出现为基础的习惯作用下的自然倾向，实际上便是直接宣判了洛克依据因果关系“通过反思性质以确立实体存在”的论证的死亡，因为没有经验作为保证，从性质到实体的因果推理便只是一种无效的超越，而实体的存在也便只是一种裸的虚构。基于以上批驳，休谟彻底否定了实体的存在。

休谟对心与外物的存在进行了重新解释。否定了实体，休谟实际上便是说，心与外物只是知觉的集合，而这一认识的一个必然推论便是，心与外物的存在是指二者知觉的持续存在。但物体不可能一直显现于我们的感官，心灵也不可能一直持续同一种知觉，理性的反省告诉我们，有关心与外物的知觉总是相隔间断的。这样，对于休谟来讲，确立二者存在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这相隔相异的知觉连接起来，以至使其成为无间隔的同一的知觉。在日常生活中，心与外物总对我们表现出一种恒定性与一贯性。这种恒定性与一贯性表明间隔的知觉相互类似或互为因果。正如前文所讲，这种“类似”与“因果”使心灵迅速从一个知觉转向相间隔的另一个知觉，进而在心灵中产生一种虽错误但却十分逼真的“同一”印象：眼前的桌子在我掉头或闭眼后的再次显现与其初次显现并没有什么不同，30岁的我较之于20岁的我虽发生了巨大变化却仍然被认为是同一的。但这一印象却与理性反省的结论相矛盾，因而使心灵产生一种明显的不安，而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心灵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它虚构了一种知觉的继续存在并借之连接起和填平了知觉间所实存有的相隔与间断。借助于这样一种自然倾向，休谟便赋予心与外物的知觉一种同一性，从而确立了心与外物的存在。

二、因果关系、心与外物效用掩映

下的休谟科学哲学思想 认识到休谟是靠自然倾向确立了因果关系、心与外物，我们便达到了K.史密斯休谟研究中那伟大的发现：“休谟哲学中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立足于情感和本能进而建立起纯自然主义的人性概念”。[6]（P32）一般来讲，对于休谟哲学的研究也便至此而止，但我们实是应该再有所精进，因为史密斯在得出以上结论后便置因果关系、心与外物于不顾而一心只关注“自然主义”。他认识到休谟是以对三者的解释为例来表明其“自然主义”，却未进一步考虑休谟因何弃其他而不用却单以三者为例的更深层用意。

“心与外物的存在在休谟哲学中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哲学问题”，[7]（P51）对于此，休谟本人更是一语中的：“对于心与外物是否存在的提问完全是一种徒然多余”。[4]（P187）此语旨在表明：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河床”，心与外物是作为认识的基础而存在的，即，唯有承认二者存在，我们才能谈论认识。但心与外物的这种“河床”地位却是在近代科学中被确立的。在古希腊与中世纪时期，科学并未独立存在，而是庇护于哲学或神学之中，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在这种庇护中，古代科学主要持一种起始于苏格拉底、光大于亚里士多德并在中世纪取得独尊地位的目的论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将世界（包括人在内）设想为一个受最高目的支配的有机整体。在这种科学观中，人和世界只是理性神的附庸或是宗教神的创造，并没有独立的存在。而当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创立近代科学时，他实际上是恢复了前苏时期原子论的机械论自然观，且这种恢复还剔除了原子论所具有的不成熟。伽利略指出，对于自然，我们无须“预先采纳一个完备的和自圆其说的体系”，因为“事实不是从这种权威的和理性的综合中推演出来，也不必符合和从这种综合中获取意义”，[8]（P195）自然就是按照其本来面目为我们所接受。在此，伽利略实际上是在拎着神的头颅宣判了目的论自然观的死亡：自然与神无涉，自然自在。在将神驱逐出自然后，伽利略进一步纯化着自然，依据于原子论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区分，他将人也“推离出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旁观者”，[9]（P80）从而使自然成为一种完全“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10]（P9）此时，伽利略便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新的世界观，即后来笛卡尔那著名的心物二元，也正是在这种新世界观中，伽利略创立了近代科学。由此可知，心与外物的独立存在，是近代科学的基础与前提。

在古代目的论科学观中，那作为自然最终目的的“神”同时也是自然的最终原因，而所谓科学便是对这一最终原因的解释与说明。随后的近代机械论科学观在反对前者的同时却继承了前者对于原因的重视，它否定了单一的目的因，却将这种因果关系普遍化，[11]（P44）认为那构成自然的不断传递冲击的微粒都服从一种机械的因果性，而近代科学便是对这种因果性进行把握。所以，从目的论到机械论的过渡，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关于原因的观念所发生的变化，这变化是从作为目的因的原因，变到作为冲击的原因”，[11]（“序”第IV页）因果关系在科学中地位之重，由此可见一斑。但无疑休谟认为因果关系太过重要，以致要重新强调。与洛克相似，休谟区分了观念知识和事实知识，并同样将自然科学归于后者，而与洛克相异的是，休谟将知识分类的标准归之于构成知识的观念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构成事实知识的观念间的关系是同一、时空和因果，但因为同一和时空只是一种知觉，它们只有在影响因果或被因果所影响的情况下才能作用于推理。因此，能够对将来的事实进行推断，从而使事实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只能是因果关系。借助于因果关系对于自然科学的这种“只能”，休谟便更加清楚无疑地表明：近代科学，只在把握因果关系。

当对因果关系、心与外物的效用进行了以上分析，我们也便是重拾了史密斯所遗忘的东西，那我们也必然能够从中有所收获。从因果关系、心与外物在近代科学中的地位以及休谟对其的青眼有加，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论休谟如何雄心壮志，甚至标榜要对全部经验进行说明，但他所主要关注的只是近代科学，他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是要为近代科学奠定基础，如果这样来理解休谟，那他的哲学就是在构建一种科学合理性。拉卡托斯明确指出，科学哲学就是“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理论”，[12]（P3）而进一步，“出于对合理性的不同构想”，普特南将整个科学哲学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派：逻辑实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历史主义），[13]（P103-127）可随着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相关科学理论的逐渐发人深省，以下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逻辑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刀光剑影并没有穷尽科学合理性，也因而并没有穷尽科学哲学。“除上述两种传统以外，在现代西方还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科学哲学传统，即现象学传统”，“这种传统的显著特点是对现代科学持尖锐的批判态度，着力于对科学的基础和本质进行分析和批判，因而尝试着通过重建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来重建科学的合理性”。[14]（P5-6）尽管并不似现象学那般对科学进行了尖锐批判，但休谟无疑应被归入这一科学哲学传统：“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是直接攻占这些科学的首都或中心——人性本身”，而“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为一切科学建立一个全新而唯一稳固的基础”。[4]

三、休谟科学哲学思想的意义

通过因果关系、心与外物的效用揭秘了休谟科学哲学家的身份，我们实际上是用科学哲学包裹住了整个近代，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伽利略创立近代科学的一开始，科学就面临着合理性问题，发生认识论转向的全部近代哲学，都在对之进行解答。而正是这同一的任务，恰好突显出休谟思想非比寻常的意义。

对于科学合理性问题，不论是唯理论的“先验”，还是经验论的“抽象、反思”，在“启蒙”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实际上都是一种理性主义解释，“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各种派别的分野，但各派在提倡理性、限制信仰上有着很大一致。笛卡尔运用理性演绎法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固然是典型的理性主义体系；培根等人的经验主义也同样以尊重和颂扬人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即与盲目的信仰相对立意义下的理性为前提”。[15]（P19）那这样，休谟便掀起了一场革命：将理性用情感和本能取而代之。我们已经指出，休谟用“自然倾向的虚构”确立了因果关系、心与外物的存在进而对科学合理性进行了解释，这种“自然倾向的虚构”之所以能够替性而上位，就在于我们在进行这种虚构时带有某种情感或感觉，这种情感或感觉不是别的，正是当下的知觉所带有的那种直接感与在场感。但那本不在场的虚构如何带有这当下的直接感与在场感？是靠联想！休谟指出，联想不仅通过本能进行着虚构，还向虚构传递着那本属于当下的直接感与在场感，这种直接感和在场感使虚构生动、强烈，使其获得了与当下在场的经验相若的地位，正是由于这“类经验”性，由自然倾向所进行的虚构使心灵感到满足进而从心灵处获得认可。这样，凭借情感和本能，对于科学合理性，休谟用自然主义解释取代了理性主义解释。

在以上情感和本能替性的革命中，联想功不可没，但即便如此，其在休谟哲学中的重要意义仍未被穷尽，而巴里·斯特德的解读则使之再没有遗漏。斯特德将休谟的联想同牛顿的万有引力相等同，[1]（P10）这一定位显示出联想那更为重要的作用：联想揭示了休谟哲学的论域，指出在休谟的哲学中存在的只有观念，因为联想连接的只能是观念，“观念论在休谟哲学中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 [1]（P21）

休谟的观念论承袭于洛克，中间经由贝克莱，这一传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观念渐步彻底化的过程。洛克承认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存在，认为二者是观念的双重来源。贝克莱则不然，他为了维护上帝，否定了物质实体的存在，认为世界上只存在观念和精神实体——作为有限精神的心灵与作为无限精神的上帝。也正是因为如此，贝克莱使观念论备受争议，因为他使观念论暴露着人们所能发现的最浅显的浅薄：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实在外物其实只是非实在的观念。但在这一方面，我们委实是错怪了贝克莱，因为我们完全混淆了他的反省观念与感觉观念，前者由心灵所创造，而后者由上帝所创造。为了强调“外物是由上帝所创造”，贝克莱用“观念”一词取代了我们通常指称外物的“事物”。所以，他只是在“强调上帝才是外物‘终极实在’”的前提下否定了物质实体的存在，却从未否定实在外物的存在。因此，贝克莱讲：“我们并不曾失掉自然中的任何事物”。[16]（P34）真正使我们失掉自然中一切事物的是休谟，当休谟在彻底化过程中连心灵实体也一并否去时，存在的便只有观念。但在此我们要注意，尽管否认心灵实体的存在，但宁愿冒着自相矛盾的危险，休谟却始终在预设着“一个我们不知其所是的心灵的存在以作为观念出现和活动的剧场”。[4]（P253）由此可知，在休谟的哲学中，存在着的其实不只是观念，还有心灵（休谟所否定的只是那“单纯同一的心灵”，即自我），并且休谟是在最朴素意义上来使用二者。所以，当面对其实在存在被彻底否定的因果关系、心（自我）与外物，休谟所谓用自然倾向来重新确立它们，实质上就是在心灵中用观念来建构它们，即它们并不实在存在，我只是在心理上确信它们存在。所以，休谟对它们所做的自然主义解释更确切来讲是一种心理主义解释。

这种心理主义解释对科学合理性意义重大。休谟之前的近代哲学家，包括贝克莱，在为近代科学辩护的过程中，都深信自然世界实在存在且与自我二分。因此，他们之所以认为近代科学合理的最本质原因就在于，他们坚信近代科学是对自在的或上帝所赋予的“客观”的把握。但在这一进程中，哲学家们十分含混地对待了以下这一问题：主观自我如何达至与其相分的客观自然？为完成这一超越，他们有的求救于上帝，例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以及贝克莱；有的则由于近代科学当时事实上的“如日中天”而根本认为这种超越不言而喻而对之加以默认，例如培根和洛克。[17]（P85）休谟科学合理性心理主义解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指出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客观自然其实只是主观观念的建构，进而将哲学家们含糊对待的“主观自我向客观自然超越”的违法性予以曝光，使其“不言而喻”变成“不可理喻”。[17]（P86-90）这种超越的不可理喻直接表明“先前哲学家从实在客观处（上帝或自在自然）为近代科学寻求合理性”的不可理喻。但休谟并未在摧毁一切后坐视不理，其心理主义解释的重要意义仍在延续：休谟将作为近代科学前提的实在的主观自我与客观自然澄清为只是一种预设心灵中的观念的建构，但面对这预设心灵中的客观自然，出于自己的朴素性，休谟总是情不自禁地将“预设心灵”同“预设心灵中的主观自我”相混淆，因为这种混淆，休谟便在“主观自我中产生出一个客观世界”，[18]（P32）这一客观世界实际上就类似于康德的与物自体相区别的现象世界，而休谟也必定“像康德一样，在自我的终极结构中寻找对全部经验（当然也包括近代科学）的说明”[6]（P34）。因此，休谟对科学合理性所进行的心理主义解释，不仅仅是一场由本能和情感取性的革命，更是一场从客观转向主观的革命。这也就是说，在主观自我处为近代科学寻求其合理性，休谟绝不仅仅只是为康德指明了方向，他本身就已经在实践着这一转向。所以，他提前发动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不同的只是，他的主观自我仍是那朴素意义上的心理自我，他用来解释近代科学合理性的最终因也只不过是那源于心理自我的情感和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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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丹皮尔.科学史[M].李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徐向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1]威尔逊.简说哲学[M].翁绍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3]Putnam H.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雷德鹏.回返人性——论胡塞尔对科学合理性的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5]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J].学海，2000，（5）.

科学的心理观篇9

目前，全党正在组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局作为南开区首批活动开展单位，局党委积极贯彻中央和市、区委部署安排，动员和组织全局党组织和党员投身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去，掀起学理论、促实践的层层高潮。直运中心党支部积极响应局党委号召，结合中心工作职责和实际情况，努力在中心党员中开展好此次学习实践活动。通过前一阶段的学习调研，我们对活动的意义和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不仅仅是我党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需要，更主要的是要把科学发展观理解为是“我党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是在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内在思想和工作中都必须遵循的原则，直运中心要想完成好本职工作、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让中心职工的生活得到改善就必须始终不渝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心工作的各个方面。

一、通过理论学习，夯实思想基础，确立科学发展观在直运中心各项工作中的根本指导地位。

学习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通过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理论，直运中心党政班子深刻认识到此次学习实践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保证，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和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而开展好本次活动，学习是基础，实践是目的。要模范实践科学发展观，就必须首先认真学好学懂科学发展观，夯实理论基础，为在环卫工作中实践科学发展观提供思想保障。结合环卫工作和中心职责，我们深刻意识到我们肩负着改善居民群众生活环境面貌的艰巨使命，必须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懂弄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重大的实践意义，认真落实中央、市、区委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工作理念，摸索出一条切合中心实际的科学、长效发展之路，为实现区委提出的“市容环境得到改善”的要求及局党委提出的“搞好一个活动、取得三大成效”的目标任务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为直运中心科学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中心坚持从实际出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素质为根本，紧紧围绕提升南开区生活废弃物清运工作这个中心，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动员和组织党员干部率先开展起“宁我承担风险，换取万家平安”劳动竞赛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勇于奉献的岗位责任意识，学习发扬时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精神，敢打敢拼，爱岗敬业。为南开区各企事业单位、小区、学校等场所做好清运垃圾工作。同时，通过创新工作运行机制，重新整合现有人才资源，激发党员干部职工“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热情，在全中心上下形成了“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良好共识。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我们以理论学习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全中心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努力把学习理论知识同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有机结合，以全面提高职工整体素质为出发点，与环卫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听许书记讲党课、观看张高丽书记讲话宣传片、集中研讨和自主学习相结合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坚持开展每周学习日和主题实践活动，以《直运采风》、宣传栏、简报等载体加以宣传，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热潮。

三、坚持以人为本，用科学制度管理人，为直运中心科学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科学的心理观篇10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外延全面、内涵深邃，具有极强的现实方法论意义。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学管队伍工作不是死扣教条、生搬硬套，而是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大处谋划而小处着手，笔者认为可作以下三点思考。

一、和谐理念为本

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进程中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是辩证统一的，在正确处理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构建和谐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学生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学校政教处是连接学校与学生的桥梁，是沟通学校与家庭的枢纽，构建和谐是学校政教处工作运转有序、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前提条件。古语有云：“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构建和谐，人和为先。具体到学生管理工作来说，就是要以学生为本，构建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学生为本是学生管理工作的最高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我校在学生管理中适时提出了“宽严相济、以情育人”的管理理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和与时俱进的创新。以学生为本，在理念上不仅要着眼于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同时又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结合当前学生的思想实际、生活需要和学习需求来为学生服务，提高思想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增强说服力，扩大影响力；在工作方式上，要宽严结合、张弛有度，力求严谨科学的工作基调与宽容和谐的工作理念相统一，做到严之有道、谨而有力，宽之有度、容而有理。通过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道化人，培养学生的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上进之心，构建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和谐是学校政教处工作的一种理想状态，更是一种工作理念，始终坚持这一理念、自觉遵循这一理念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只有在工作实践中明确职责、理清思路，多角度、多侧面地想问题办事情，统筹好思想教育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做好学生、家庭、学校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才能构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和谐体系。

二、科学精神为纲

科学发展，重在发展，贵在科学，科学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包括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实证求真、理性创新等方面。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外延无不闪烁着科学精神的理性光芒。我校学生管理工作本身即是一门科学，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其中，就要发扬科学精神，实事求是，遵循规律，自觉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学生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将科学精神贯穿于学管工作的始终，需正确遵循学管工作规律与学生成长规律，实事求是，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长远与当前、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实事求是是学校政教处工作的基本准则，要做到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为每位学生量身定做符合其自身特质的发展目标与成才之路，要开展针对每位技校生因材施教地帮助谋划职业生涯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学校政教处人员要做到胸怀国家、心系学校、目标长远，不仅要管学生眼前“一阵子”,而且要考虑学生“一辈子”，真正授之以“渔”，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与认知能力，积极促进其全面发展，为走向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发扬科学精神、探寻工作规律、讲求科学工作方法是合理有效地做好我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必要保证，也是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