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双碳的看法十篇

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1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剧的新形势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不但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能源与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还能降低各种生产给环境带来的破坏，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国际贸易规则发生一定改变，需要世界各国采取有效的对策，才能避免世界经济受到极大影响。本文就低碳经济进行概述，对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提出低碳经济下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采取的对策，以促进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关键词】

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中国；对策

随着各种能源、资源消耗量和需求量的不断增多，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式，给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发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减少能源与资源的浪费，才能真正促进世界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因此，对低碳经济给国际贸易规则带来的影响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制定出更可行、更科学的应对策略，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需求。

1．低碳经济的概述

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城市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等给社会、生态带来了极大影响，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还推动各行业不断融合和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更快、更好发展有着极大作用。但是，城市环境、生态系统等的污染程度也在相应增加，不仅出现更严重的自然灾害，还使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急剧上升，给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威胁。在这种形式下，最先由英国提出的低碳经济逐步受到了世界各国相关研究人员的关注，特别是在经济技术不断更新、化石能源有效利用率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人们高度重视的话题之一。与此同时，在人们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和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多民众的重视，需要加大新能源研发力度、快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有效降低碳排放量等，才能真正实现能源与资源的最有效利用，最终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水平，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协调、稳定和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在2008年召开的G8峰会上，八国领导人制定了一个长期目标，即在2050年以前确保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50%，并充分认识到低碳经济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从而将其看作是各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点之一，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大作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可知，低碳经济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其中，自由贸易的有序开展是当前给各国气候、环境带来极大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面推进，与国际贸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必须认真落实和有效执行，才能真正达到降低污染和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最终目的。总的来说，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多哈回合谈判方面

根据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召开情况来看，低碳经济的发展、全球气候的变化，会给世界贸易组织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进程、谈判方向等带来一定阻碍和影响。目前，低碳经济包括的生产要素有很多种，如需求条件、生产要素条件、竞争条件等，会给各方面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多哈回合谈判必须根据低碳经济的实际情况，对相关战略与决策进行合理调整，才能更好的适应全球气候的变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与全球环境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整个谈判的重点转移到气候友好型产品上，并且，上述类型的产品所要生产的数量也受到了极大关注，对于降低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程度有着极大作用。由此可见，低碳经济的迅速推广，给各种低碳产品、服务等带来更多发展给予和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并且，世界贸易组织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会针对低碳产品制定比较明确的规定和设置相关机制，以达到消除上述类型产品的贸易壁垒，从而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真正目标。目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2012年已经快一步加强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并列出有54个目录的环境产品清单；中国、欧盟和美国等十四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在2014年达成一致共识，正式启动环境产品的谈判仪式。

2.2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方面

对双边贸易、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带来一定影响。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有序开展，农业、非农业等方面的谈判内容有着比较缓慢的进程，因此，部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想要进一步推动其发展进程，将贸易自由化逐步发展成区域性双边贸易，其中，气候因素成为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欧盟和韩国在2010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对国际气候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合理的规划。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低碳经济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指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开展中的发展目标、进程缓慢、目标难度高等几个方面，需要寻找一条更快捷的发展道路，才能提高区域合作国在多边谈判中的影响力，从而促进国际贸易、低碳经济共同发展，对于提高低碳产品进出口量和改善服务环境等有着重要影响。

2.3国际自愿性贸易规则方面

在低碳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低碳排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重要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单独完成这个目标，因此，加强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沟通，才能制定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实践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核算较多情况下采用的标准都不是由官方机构制定的，其中，WBCSD、WRI联合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有着较大影响力。在上述体系不断推广的基础上，其成为温室气体核算的重要工具，给整个温室气体的准确核算提供了重要基础，从而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温室气体核算标准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前，上述体系在使用过程中涉及的要素非常多，如企业的间接排放、企业的直接排放、价值链上下游的排放等多个方面。对整个环节进行分析可知，企业需要对上级供应商的碳排放量提出低碳要求，才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当前，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属于非政府性组织，已经被国际公认为标准制定机构，有着很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低碳经济给国际自愿性贸易规则带来了一定影响，上述机构已经有多条ISO标准，并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应用，如室温气体报告方面的ISO14065、室温气体排放方面的ISO14064、增强能源管理方面的ISO50001和环境管理方面的ISO14001等。

3.低碳经济下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的不断加强，给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提高国际贸易影响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制定合适、可行的对策，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低碳经济下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应采取的对策主要包容如下几个方面：

3.1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中

在多哈回合谈判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如果多个国家对谈判内容中的各种议题无法达成一致共识，则会给整个国际贸易格局、体系带来较大影响。因此，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之一，我国在响应低碳经济发展方针以后，必须积极参与到各种低碳产品、环境产品的开发中，真正保障其谈判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目前，欧盟已经把环境服务作为环境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在非关税壁垒问题上的探讨，给多边贸易规则带来了一定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针对这一情形，需要高度重视国内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发展需求和当前的发展环境等，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才能在全面分析“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争取到更多合理的条款，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对我国的贸易产品、服务清单等进行综合分析，积极开发具有我国竞争优势的环境产品，并将环境清单中的环境产品添加到我国自由贸易产品中，对于促进更多环境产品流入我国市场有着极大作用。由此可见，在将环保服务作为经济利益发展的核心的前提下，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才能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最终促进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

3.2高度重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则

由于多哈回合谈判涉及的内容较多、牵涉的范围较广，因此，整个谈判的进程非常缓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高度重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则，积极参与到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定中，有效追踪TPP、TPP谈判中环境方面的谈判内容等，才能在结合欧盟与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相关条款、规定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我国未来环境发展的条款、方向等，才能真正做好低碳经济发展的准备工作和应对工作，最终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注重双边、区域贸易的有序开展，加大合作力度和投入力度，寻找合适的合作国家，可以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在区域协定中添加低碳经济、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不断提升我国低碳竞争力，根据合作国的国情、国际贸易情况等制度合适的发展措施和发展条件等，并确定可行的低碳标准、做法等，对于拓展我国环境产品的发展空间、提高低碳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等有着重要影响，最终为实现区域贸易协定中合作国双方的共赢提供重要保障。

3.3注重低碳领域相关标准制定的主动参与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低碳经济占据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必须注重低碳领域相关标准制定的主导参与，特别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标准与内容的制定中，才能真正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制定相关标准的过程中，需要对新能源、碳足迹、能源标准、碳标签等多个方面的相关国际标准制定给予高度重视，才能真正满足低碳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我国必须注重标准人才的有效培养，加大培养力度和资金投入力度，才能在加强参与国际标准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全面提升我国各种产业的竞争力，最终促进我国进出口竞争力快速提高。由于低碳领域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领域，世界各国在这方面都没有非常专业的技术、人才等，因此，在低碳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开展并行的情况下，提高标准化人才的培养要求，是我国缺乏国际贸易相关人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鼓励外部专家积极参与到各种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开放出国审批流程与国际经费的使用限制等，是进一步加大我国对国际标准制定支持力度的重要体现，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4.结束语

总之，在低碳经济不断推广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其给国际贸易规则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整个国际贸易的各个产业链条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在对国际贸易和低碳经济的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的情况下，提高我国的标准化人才培养要求、加大双边贸易与区域贸易规则制度参与力度，对于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着极大作用，是我国市场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者：陈茹 单位：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徐红霞,杨元义.低碳经济下对重塑国际贸易规则的思考[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18-19.

［2］王丽丽.低碳经济下对重塑国际贸易规则的思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04:61-62.

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2

一、国际气候谈判形势发生变化给中国带来压力

从《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与强制生效，到2007年巴厘路线图授权谈判的开始，再到2012年德班气候谈判平台的正式启动，国际气候谈判在世界各国一些企业集团的博弈过程中继续向前推进。然而，在国际气候谈判的推进过程中，原本有利于中国的谈判环境出现了相对复杂的变化。

1.中国长期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逐渐被模糊化

《京都议定书》体现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主张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问题时应注重历史责任和南北区分。即在推行世界各国共同减排的前提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强调发达国家的长期工业化历史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能源的资金援助。然而在新近的德班谈判中，主要发达国家提出，要在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框架下变化地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与发达国家对等的制度框架下强制履行减排义务。在2013年的华沙气候大会中，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则一再向联合国施加压力，强调各国在减排问题上的平等性，否认共区原则作为谈判的指导性标准。

2.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出现了不利于中国的转变

与《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长期对皇相比，德班平台的谈判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发达国家的阵营依然稳固，原本存在立场分歧的欧盟与美国正试图联手推翻共区原则的防火墙而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日趋分化，小岛国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缺乏应对气候暖化灾难的能力转而要求建立更加严格的减排机制，一些中等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以中国为首的碳排放大户是它们与发达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拖累，希望将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踢出发展中国家的阵营。阵营的分化，一方面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话语权;另一方面，减少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同情舆论。

3.身份转变使得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处境日益尴尬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有关中国的国际责任论甚嚣尘上，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诸如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中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2013中国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排放量的29%，超过欧美总和，而且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欧洲。身份地位的转变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硬性增长使得中国面对更多的减排诉求，发达国家指责中国应该承担更大减排义务，不能倚仗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搭便车，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断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要求中国承担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减排义务。

二、完善碳交易市场是解决减排压力的现实选择

国际社会迫使中国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为中国现存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巨大的压力。作为国际国家地方政府三个层次的中间环节，中央政府要在国际社会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双层博弈。一方面，中国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权益，为国家未来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也倒逼中国采纳清洁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高效的碳排放管理机制。

我国政府承诺，要在2020年前将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在2005年数据的基础上降低40%45%。作为经济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需求是刚性的，面对于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辽宁省而言更是如此。

2012年辽宁省的整体能源消耗量为2.2亿吨标煤，碳排放量在5.25.4亿吨之间，位居全国前列。兑现减排承诺与碳刚性需求之间的张力迫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将有限的碳排放权高效合理地分配各个生产部门和企业。因此，构建公平有序的碳交易市场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碳交易主要源于在《京都议定书》的三项灵活机制中:一是联合履约。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项目交易实现减排额度在彼此间的流动。二是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清洁发展项目，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可以相抵发达国家的减排额;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立清洁项目的技术和资金，后者则以减排额为回报。三是国际排放交易。发达国家企业之间可进行额定减排量的交易。其中，前两项机制形成了目前基于项目的碳交易类型，而第三项机制则产生了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其运行模式为政府在考量经济和政治多方面因素的前提下设定碳排放总额的上限，并将该总额具体分配给每个履约企业，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排放量相互出售或购买未使用的碳配额，从而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减排额的合理分配，目前该交易类型约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86%，而且相继出现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

2008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天津分别建立了三家碳交易机构，2011年作为国家五省八市低碳试点地区的辽宁也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经过两年的准备，2013年碳交易权平台正式启动，目前该平台主要开展基于项目类的碳交易，交易内容为由减排项目产生的经过核证的减排量，企业团体或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向减排项目购买核证的减排量以抵消其温室气体的排放。

总体上看，该交易模式既可实现总体减排又能达到向清洁能源项目融资的目的然而，对比辽宁省每年巨大的碳排放量和国内其他省市碳排放交易模式的多样化，辽宁省的碳交易模式仍然较单一，更广更深层次的碳市场需要进一步开发。

三、对辽宁省构建碳交易市场的建议

面对国际和国内减排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国内各个地区的碳交易市场已纷纷展开。拥有全国经济大省、国家老工业基地、低碳试点地区等多重身份的辽宁省，应在构建碳交易市场中实现四个过渡。

1.由基于项目的自愿碳交易向基于配额和基于项目并存的双层交易模式过渡

由于来自国际社会的气候压力旧趋增大，国家不断加强对温室气体的管控已成必然，而且基于配额的碳交易不但在国际市场占主要份额，而且也成为国内碳交易发展的趋势。相比基于项目的自愿碳交易，构建基于配额的碳交易模式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其前提条件是政府要在企业间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一方面要对企业的历史碳排放量数据进行科学的收集和整理，以此作为公平下发配额的依据;另一方面还要对辽宁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和能源结构进行政策规划，以此作为合理分配碳配额的依据。除此之外，在配额交易过程中还要对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和减排量进行核算与监测，设立计算能源消耗和碳减排量的测算体系，从而实现碳配额交易的过程公平，确保配额减排指标的货真价实。

2.实现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市场向期货交易市场的过渡

目前，欧洲和美国等较为领先的碳交易市场，已经完成了由现货交易向期货交易的转变，并掌握了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而且，国内一些地区的碳交易市场也在跃跃欲试，尝试开展期货交易的市场模式。辽宁省目前仍以基于项目的碳现货交易为主，但存在将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融入碳交易平台的趋势。在基于配额交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对派发的免费碳减排额度予以限制，从而为碳金融市场定价机制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另外，为了保障碳金融市场的有序进行，还要对参与主体的资质进行审核，建立科学的资格评价体系。在交易过程中，金融机构可以尝试借鉴欧美经验设计不同到期日的期货合约，提高碳金融产品在市场上的流动性。

3.由局限于辽宁本省的碳交易市场向覆盖东北地区的区域碳交易市场过渡

基于碳排放压力的逐年增大，中国构建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则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尝试构建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辽、吉、黑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整体排放量较大，在全国所占的份额较高，而作为东北地区经济大省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龙头省份辽宁，具备成为东北碳交易中心市场的独特优势。在构建区域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首先要坚持制度模式统一的原则，即建立统一的排放量核证体系、排放配额分配标准、排放量检测机制、资格认定标准和企业履约条款，从而保证各地区各企业公平有序地参与区域性的碳交易。另外，在统一市场的大环境下，还要鼓励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设计诸如湿地碳汇交易、草地碳汇交易、林业碳汇交易和海洋碳汇交易等灵活的交易类型和交易产品，由此来实现区域内不同地区间的优势互补。

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3

“不可否认的是，低碳在中国还属于新鲜名词，其良好的运用实践，一方面要来源于知识理论方面的更深入研究，另方面也仰仗于产学研的良好互动。”王赞基对本刊记者说。

王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也是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车用能源领域的资深专家。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将自己的研究与低碳结合起来，为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的低碳研究贡献智慧。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初，是清华大学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围绕能源相关领域，依靠自身优势，整合资源、凝炼方向，为解决能源短缺、改善全球气候环境而成立的实验室。

在王赞基看来，随着全球工业文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成立一个优秀的低碳思想平台是完全顺应时势之举。

在官方阐述中，清华大学称，“争取将其建设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低碳能源战略思想库，国际一流的低碳能源知识和技术创新中心，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低碳能源部级产学研合作平台。”

就国内大学来说，清华是有这个实力的。在实验室成立约半年后，为更好地进行低碳经济领域研究，清华大学又成立了低碳经济研究院，将重点围绕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源安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城镇化模式以及全球及区域环境保护等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

在低碳能源实验室和低碳经济研究院成立之后，清华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随即投身于低碳领域的各种研究与实践之中。

服务国家：哥本哈根回合

2009年12月6日上午，从北京到哥本哈根的飞机缓缓降落，舷梯上走出来五位清华大学的低碳专家。在13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他们以中国政府顾问团和谈判团团员的身份参与其中，为国家低碳领域的相关问题提供思想和智慧。

这支以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为首的科研队伍，来自核研院、环境系等多个院系。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能源问题研究，为中国国际气候问题谈判和国内能源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

当“环保”概念还没有进入大众视野时，他们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着“能源、经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当能源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环时，《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的编写与制定融入了他们的心血。

当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时，这群人又承担起“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多项重点课题。

而从1992年国内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开始，为国家参与国际气候问题谈判提供咨询建议，成为他们支持国家承担大国使命的任务。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的准备过程中，减缓机制的提出、减排数据的测算都是他们工作的重点。

尽管此次会议的会期只有13天，但多轮相关谈判、协调工作在2009年初就已启动。作为国内能源战略研究的重要支撑单位，清华大学多位教师很早就投入到了前期工作中。

根据谈判需要，最终清华大学有五位教师走进了哥本哈根的谈判厅：何建坤作为国内政府顾问团成员出席，核研院教师段茂盛参与了《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下设的5个议题，核研院教师刘滨参与了《长期合作行动下的共同愿景》议题，核研院教师滕飞参与了《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计划谈判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议题，环境系教师王灿参与了《公约谈判中关于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而因为腰伤无法成行的核研院教授张希良也在北京时时关注着哥本哈根的进展，随时准备为“前方”提供数据支持。

翻看他们的作息表，就知道会议期间他们几乎没有见过这座“童话之城”的太阳。“去的时候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过程远比我们预想的艰苦。”刘滨后来回国后在《新清华》感叹说。

为了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更好地传递出去，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设立了“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举行了多场媒体见面会，何建坤也作为主要发言人与来自各国的媒体进行了交流，解读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向世界展示中国低碳之路。因为中国在此次会议中广受关注，有时媒体见面会的长度要比预定时间多出近一倍。

与此同时，四位年轻教师则在谈判桌前“>中锋陷阵”。“如何在多边谈判中取得平衡，时刻保持国内底线是非常重要的。”滕飞说，“虽然有的时候会承受一些不公平的指责，但我们时刻记着维护国家形象，以积极的姿态做好解释工作。”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并不是简单的“多与少”的争论，而是一场涉及各国根本利益的超级博弈，工作层谈判是这场博弈的基础环节。

滕飞还发出了自己的宣言：“哥本哈根只是一个逗号，谈判在2010年仍将继续，而我们将继续参与，为国家的气候变化谈判和能源政策制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对接企业：产学研互动

2008年4月19日，中国第一家由中国前沿学术单位主导、并将跨国汽车制造商引入研究流程的车用能源研究的机构――中国车用能源研究中心正式在清华大学成立。

该中心是设立在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下面的一个科研分支机构，也是中国能源研究领域第一家专业针对车用能源的研发单位，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也因此成为第一批直接参与中国车用能源研究的汽车制造商。

作为中国第一家专业针对车用能源开展研究的机构，中国车用能源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范围包括开展跨学科的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充分利用各方技术资源和专家资源，与政府、学术机构、相关行业开展广泛合作并参与中国能源政策讨论。

中心通过实施研究项目，组织独立、开放的研究队伍，对能源供应链、需求和能源载体特征等开展客观、科学的综合研究分析，创造和传播建设经济、安全、环境友好的车用能源体系所需的知识，并为中国及全球未来车用能源发展的战略与政策提供支持，为中国及全球向可持续车用能源体系过渡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将作为中心的智慧后盾，为该中心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王赞基说。

“我们支持广泛合作，反对闭门造车：支持资源共享，反对敝帚自珍；支持百家争鸣，反对一刀切。”他表示，成立中国车用能源研究中心是通用汽车去年宣布能源环境战略中的重要一步，通用公司也愿意与高效全球领先的技术和理念，探索建立国际间能源合作的长效机制。

中国车用能源研究中心作为一家非盈利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其发展目标是成为“车用能源研究领域内国际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在车用能源战略、技术路线选择、管理机制及政策等方面为国家提供决策支持，成为高层次跨学科综合研究人才培养基地”。

为达成目标，在未来5年内，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总计将为该研究中心提供超过600万美元资金，用于中心的建设、运营和科研活动。

与通用的合作，并不是低碳能源实验室与企业对接

的个案。

2009年9月10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和神华集团董事长张喜武签署了《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清华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战略合作框架也就此拉开。

这次合作，双方将围绕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以北京低碳能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为合作平台，在二氧化碳捕获、封存及利用、煤低碳清洁转化、氢能、可再生能源等能源技术发展前沿和能源管理人才引进、培养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

对外交流：“联盟”产出思想

在对国内各方参与的同时，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和低碳经济研究院也将视野扩展到对外合作上。

2009年11月15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主楼，清华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宣布，围绕“发展低碳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成立清华大学一剑桥大学一麻省理工学院低碳能源大学联盟(以下简称“三校联盟”)。

三校联盟在清华大学的日常工作依托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进行管理。

合作联盟成立这一天，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到场，他说：“三校一致同意结成低碳联盟，通力合作，创建一个科技交流的平台和教育合作的平台，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将有助于中国在世界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发挥作用和影响。”

曾培炎现任有“中国最顶级智库”之称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其使命和清华的低碳智库不谋而合。

具体说来，三校联盟由三校分别指派两名资深专家组成指导委员会，对三校联盟的目标、研究项目、筹款和合作进程等进行审批、决策和评价。三校联盟执行主任由清华大学派出，第一期由清华大学热能系主任姚强教授担任。同时，三校联盟在清华大学设立中心办公室，其他两校设有分支办公室。

目前，三校联盟已经明确了6个主要合作领域：洁净煤技术和CCS(碳捕获和埋存)，建筑节能、城镇规划、工业节能与可持续交通，生物质能与其他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技术，智能电网，能源政策与能源规划。

此外，低碳能源实验室和低碳经济研究院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交流会，邀请国外政府官员来华交流访问。

去年7月15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博士访问清华大学，做客清华论坛，并在清华主楼报告厅发表了题为《应对能源与气候的挑战：两个国家的故事》的演讲。

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4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高排放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用意是希望欧盟国家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竞争。2009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未来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也于2009年10月和11月先后通过了从2010年起在其国内征收碳税的议案，并希望将其发展成为针对欧盟以外国家的碳关税。2009年7月，我国商务部明确表示反对碳关税。

碳关税与WTO规则

依据WTO有关规则，碳关税的合法性是不太明确的，但综合分析，碳关税最终被WTO认可的可能性较大。

第一，从其违规性的角度来看，WTO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非歧视原则，包括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两个方面，而碳关税的征收将对象国以是否实施碳减排限额为标准进行划分，区别对待，并且进口产品与其国内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排放标准和排放成本很难准确比较，很容易使进口产品受到歧视，从这一点看，碳关税有违WTO基本原则。碳关税同时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责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碳关税的提出是将减排的责任强加于我国企业。

第二，碳关税具有合规性的依据。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中第20条的一般例外规定，允许成员国在某些情况下基于环境、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以及公共道德的原因的进行贸易限制，这为碳关税提供了一些合理性因素。

第三，碳关税能否获得WTO的认可，暂无先例可循，但综合分析，因为碳关税是有关环境保护和碳减排的贸易措施，有别于其他生产要素，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愈加重视和支持，所以WTO很可能不会阻止碳关税的实施。

碳关税的多层意义

低碳问题集国际政治、经济、技术问题于一身，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进行国际气候问题谈判，确立低碳经济国际规则，事关未来全球各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地位，低碳问题很可能将逐渐上升为“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博弈的主战场。美国、欧盟等国家力推低碳经济，有着“就势”与“做局”的双重图谋。所谓“就势”，是指低碳经济符合了世界经济潮流，全球气候变暖、金融危机让低碳经济迅速上升到全球新一轮产业调整方向的战略地位。所谓“做局”，是指美欧等国家从最初推行低碳经济政策时就嵌入了超越单纯气候问题的战略意图，其中包含着争夺新型经济模式和未来战略性产业制高点的意图，包含着争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话语权、争夺掌控新的环境保护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图谋，包含着利用低碳经济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图谋。从世界范围来看，碳关税在促进削减碳排放方面的意义不大，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背后隐藏复杂的战略利益分配关系。

从征收碳关税的直接利益方面看，―方面，美、欧国家通过征收碳关税，可以使进口的高碳排放产品在其国内价格提高，会减少对这类产品的进口量，对其国内高碳排放产业形成一定的保护，有利于其缩小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其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

从中长期的战略利益方面看，美欧国家将低碳经济模式和新能源产业作为引领下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产业，试图带动经济复苏，进而在未来抢占绿色产业制高点。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改以前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的消极态度，不仅将低碳经济作为实现产业升级与转型的主要政策手段，而且积极推动国会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立法。奥巴马政府做出的这一转变，有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的意图，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寻找下一轮引领世界经济潮流的经济增长点，巩固其在未来以低碳化为核心的绿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推行碳关税只是美国基于中长期发展而打出的一张战略牌，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在节能环保领域和新能源领域抢占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主导地位是其最终目的。美、欧国家已经意识到，以信息产业和信息化为核心的上一轮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寻找下一轮经济增长点迫在眉睫。如果能在低碳经济领域成为世界领头羊，将有助于维护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抢占下一轮经济增长中战略性产业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期望以实施的碳关税部分降低其国内低碳产业的发展成本，促进低碳技术的输出，使之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发动机。

从战略意义来看，美国和欧盟力推低碳经济、提出碳关税政策的深层原因还包括在战略上制衡和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削弱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出口竞争力，维护其经济霸权。美国和欧盟提出碳关税政策和更严格的碳排放标准，对拥有世界先进减排技术的他们具有明显的利益所在。第一，可以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其高价购买先进减排技术；第二，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更高的减排成本和费用，遏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崛起。美国的低碳经济政策采取了不同的内外战略：在其国内，压制传统产业势力，为新能源与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保

驾护航；在国际上，通过推行碳关税政策等各种手段增加谈判砝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迫使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做出更大让步，要求其对外承诺减排量等。

由于碳关税政策的提出有利于美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争夺更多的话语权，而其最终目的是为掌控环保领域新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奠定基础。当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各国公认的经济发展的潮流，美欧国家推出碳关税政策，其支持者将占据道义制高点，反对者则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国际形象受损，贸易面临各种形式的制裁，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了很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碳关税对中国经贸的影响

从美国和欧盟占我国出口市场的份额和我国对其出口产品结构的角度来看，如果其正式征收碳关税，将对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产生较明显的影响。第一，长期以来，美国和欧盟都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占有我国出口市场的较大份额。根据国家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总额为2208.2亿美元，其中占我国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的18.4％。根据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欧盟占我国出口市场份额的19.8％，两者之和接

近我国出口市场的近四成。第二，从出口的产品结构看，在我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中，机电、建材、化工、钢铁、塑料制品等高碳产品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如，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1528.6亿美元，约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61％。

国内有学者曾运用数理模型对碳关税对我国的影响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如果美国及欧盟开始征收碳关税，以30美元或60美元每吨的碳关税税率计算，可能使我国工业部门的总产量下降0.62％至1.22％，使工业产品出口量分别下降3.53％至6.95％，同时工业部门的就业下降1.22％至2.39％，而且以上冲击可能在5-7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持续影响。还有学者运用同样模型测算，在以上条件下，将拖累我国的GDP下降0.021％至0.037％。

从征收碳关税影响的我国具体行业方面来看，玻璃制造、化肥、水泥、钢铁、造纸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将面临较大冲击，另外通常被认为不属于能源密集型或碳密集型行业的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和办公机械行业的出口与就业也会面临较大影响，也为这些产品的原材料中内涵能源值较高。

应对碳关税

根据以上分析，美国和欧盟在未来通过和实施碳关税政策的可能性较大，对我国工业品出口、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小觑。这就需要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提前谋划和布局相应的对策，本文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建议：

(一)在“十二五”期间，在国内适时开征碳税

简单的说，即在一国国内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种。根据WTO有关协议的规定，双重征税是违背WTO规则的，如果我国在国内对企业开征碳税，美国和欧盟就会失去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合理依据。与被对方征收碳关税相比，在国内开征碳税，一方面可以将碳税收入部分用于支持国内企业节能减排改造、新能源利用和技术开发，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激励，促进我国产业机构改善与升级；另一方面也可以将部分碳税收入以合理方式用于补贴国内相关出口企业，这样可以弥补征收碳税对出口产品竞争力造成的损失。目前，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都已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法国也计划今年7月起开征碳税。我国应考虑在“十二五”期间适时在国内开征碳税。

从国内征收碳税对我国出口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虽然短期内企业会有成本上升压力，但从中长期和整体范围来看，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不大，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改善。

(二)出台相关政策，启动国内碳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

目前制约中国碳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缺少相关管理政策和办法，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期，我国承诺到2020年时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这为启动我国国内碳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新的契机。

尽快拟定有关管理办法，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和发展，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功能主要定位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为国内已获得联合国核证CDM项目的减排企业寻找国外买家，促进达成合理价格。第二，为国内自愿购买碳减排量和碳排放权的企业提供交易的平台。

此外，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以下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强制减排和交易的模式。即由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主要针对大中型企业制定碳减排时间表以及减排基准线，以确定每年的减排额。第二种模式是自愿减排和交易的模式，这种模式下，要求碳排放权的买卖双方企业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第二种模式的减排效果显然会落后与第一种模式，但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初期，对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冲击会小一些。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应先推行第二种模式，待低碳技术和市场发育较成熟后，再全面推行第一种模式。

在未来正式实行碳税制度以后，应允许企业通过碳交易市场购买一定量的碳排放权来抵扣碳税。与碳税相比，碳排放权交易在减排目标上更加明确，减排效果的确定性更好。碳税的实施阻力较大，而企业一般会较偏好碳排放权交易。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应协调好这两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减排政策的关系，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和政策体系。

(三)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内需市场，减少出口依赖

从改善外贸发展方式入手，突破碳关税的贸易壁垒，需要通过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改进传统能源利用方式，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降低工业部门的能源密集度和碳排放密集度，进一步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降低高能耗、高排放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应不断扩大内需市场，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尤其是对高排放行业出口的依赖度。在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具体策略方面，首先，要重点培育自主创新能力，重点着眼于中长期战略技术的储备；其次，政府和行业协会要牵头整合国内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迅速推广和应用，开发低碳产品；再次，要理顺企业风险投融资体制，鼓励企业开发低碳等先进技术；第四，须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列。我国的技术转让。

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5

关键词：低碳化发展；路径选择；相对优势；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22-03

党的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首次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而低碳化发展无疑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载体。既从实际出发把约束性的碳强度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将其与减缓大气污染紧密结合，视防治雾霾为调整能源及经济结构、转变增长与发展方式新的重要突破口，化不利为有利，按照既定路线以自身特有方式低碳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愈加强硬，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步伐日渐加快；又审时度势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变被动为主动，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气候交流与合作，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中国低碳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的人均GDP在2012年刚超6000美元，仅排名世界第87位；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2010年还有8640万贫困人口，发展仍为第一要务；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投资的强力推动下成为“世界工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仍将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2007年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党的十报告再次强调，着力推进低碳发展。

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达到或接近碳排放峰值后才开始以降低碳排放总量为目标的低碳转型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中国的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能源需求依然呈刚性增长，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一时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同样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扩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难上加难。就现在及可预见的未来而言，中国还只能通过对相关领域的重点投资，调整能源及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实现经济发展与减少碳排放的双赢。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1.4%，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目前的70%降低到65%以下，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3%；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一45%；2050年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分别超过25%；N50%。这既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低碳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需要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公众意识的提高和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是低碳转型得以顺利展开的重要推动力量。截至目前，全国已有42个省市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低碳社区试点正在拉开帷幕。2013年6月17日是首个“全国低碳日”；中石油、万科、绿色出行基金等企业和民间组织发起成立“中国低碳联盟”。《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将各省（区、市）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考核、评估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及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第二，市场化手段的运用与完善是低碳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据气候组织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策略》报告，为实现既定目标，到2015年、2020年中国每年面临的气候资金缺口分别为1790―2140、2080―2430亿美元，碳交易将是弥补缺口重要的气候融资策略。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2013年也被视为中国的碳交易元年：首批7个省市中，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的碳排放交易试点分别于6月、11月、12月正式启动；京津冀晋蒙鲁6省市还于11月签订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研究协议。据预测，通过7省市的碳交易试点，2014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7亿吨碳排放，仅次于欧洲的21亿吨、高于澳大利亚的3.82亿吨。

二、中国低碳化发展的相对优势

技术、成本这一通常情况下制约低碳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恰恰是中国可以善加利用的相对优势。就技术而言，中国和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上的总体差距相对较小，且已形成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先进成果，存在“弯道超车”的可能性。IEA能源技术政策处负责人彼得・泰勒指出，中国正在新能源领域迅速提高自身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力，一些技术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可和发达国家展开双向技术交流。而将业已存在的成熟清洁技术适时有效地加以产业化是低碳化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有目共睹。201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清洁能源技术产值占GDP的比重在38个国家中位列德国之前排名第二，是仅次于丹麦的清洁技术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就成本而言，大量的减排技术在中国应用时成本也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前期一次性投入太大，低碳产品的价格劣势相对明显，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表现出来，其低碳化发展的积极性自然相对有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各国必须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气候组织强调，中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策引导。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清洁能源开发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澳大利亚独立机构气候委员会的报告，2012年中国投入651亿美元发展清洁能源，占G20在该领域投资的30%，远高于美国的356亿美元。

中国有可能相对快速地实现低碳化发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及潜在优势，那就是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技术和成本这两种相对优势的连接纽带及共同突破点的市场。目前，中国的核电在建规模、水电装机、太阳能集热面积、风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IEA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指出，因为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中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将降低清洁技术的成本。气候组织报告《中国的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强调，中国正在快速成长为低碳产品和服务等领域的世界领跑者，存在于这些领域的商业投资和经济机会雏形渐显，但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待激发。庞大的低碳技术和产品市场，也使正在全球积极开展低碳投资的跨国公司日益重视并着力参与中国的清洁市场开发与竞争。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2010年《全球清洁能源：价值23000亿美元的机遇》报告称，如果实行更为积极的清洁能源政策，2020年中国吸引的清洁能源资产融资将达930亿美元。

三、中国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由于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为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所做出的努力均会产生极强的外部效应，为防止“公地的悲剧”，尽可能地减少客观存在的“搭便车”动机与行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到后京都时代的“巴厘路线图”及“德班平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在缓慢中不断前行，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机制初步形成。而这其中自始至终充盈着发展空间、发展权利的维护与争取。2008年金融危机使传统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又使国际气候规则的利益博弈愈演愈烈。发达缔约方就事关发展中大国尤其中国的减排问题达成更多默契；越来越多的国家忧虑中国未来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抱持善意地讲期待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别有用心地说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发展阶段和能力的量化减排义务。中国立足自身实际、以自身特有方式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一）国际气候谈判：中国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及其所体现的大国责任与意愿

随着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和经济实力的日渐增强，中国已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焦点中的焦点。为促使谈判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中国在坚守中展现出适度的灵活性、在合作中寻找着可能的妥协与突破，尽最大努力推动历次气候会议取得博弈各方均能接受的积极进展。由最初坚决反对量化减排，到哥本哈根会议前夕明确提出不附加任何条件且不与任何国家减排目标相挂钩的自愿减缓承诺；并进一步在坎昆会议期间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分歧较大的“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等问题，表示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支持的减缓行动接受“三可”，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土资金的自主减排行动接受“国际磋商与分析”；更在德班会议进入攻坚战时释放出尽可能的诚意，明确中国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需通过谈判达成，满足必须有《京都议定书》和第二承诺期、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及各自能力的原则等5项条件，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面对华沙会议发达国家整体的意愿不足尤其日本的倒退和缓慢得几近停滞的谈判进展、深受打击的谈判信心及持续弥漫的失望情绪，中国强调自身对2020年后的气候协议持灵活态度，认为应由其内容决定法律形式。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大国责任和政治意愿，是在维护自身发展空间和权利的同时，有意识地通过外部环境约束对自身的低碳化发展自我施压。

（二）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面对的忧虑与期待及其所体现的舆论氛围与压力

中国的贸易规模赶超德美、经济规模力压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为尽可能避免国际格局相对变动带来的自身利益损失，发达国家从中国“环境”、“资源掠夺论”转而更多地采取“捧杀”策略，有意识地过分渲染中国的作用。虽然过去8年中国已降低单位GDP能耗26.4%、降低碳强度28%、节能9.8亿吨标准煤，低碳化发展取得不少成绩；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展现出适当的灵活性和妥协，所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日益受到肯定。潘基文在出席华沙会议时明确表示，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包括碳市场等方面的进展印象深刻；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也认为，近年来中国大力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为减少碳排放作出巨大努力，也取得积极效果。但依然和世界的期望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甚至有在口舌之争中越陷越深的趋势。

1.对中国未来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忧虑已形成一种偏向性相对明显的“舆论氛围”。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比由2000年的12.9%提高到2010年的约23%，人均C02排放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排放还将进一步扩大，何时迎来排放峰值尚要看结构调整的具体落实情况。尽管较之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已低很多，中国未来50年的能源增长速度依然为经济增长速度的40%-65%。据IEA统计，中国早在2009年就已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用户；即使按照自身数据，中国也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斯特恩表示，虽然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排放的增长前景仍然令人担忧。IEA署长范德胡芬2013年表示，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排放将超过欧洲、为美国的一半，排放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能源消费超过美国80%，能源人均需求基本达到欧洲的消费水平。2013年lEA《煤炭市场中期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煤炭消费量中的占比2012年达到创纪录的47.8%，未来5年对煤炭的需求约占全球需求增量的60%。无论是被指责阻碍国际气候谈判进程，还是成为他人不承担或不切实履行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的挡箭牌，中国都不可避免地始终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美国2014～F2月在德班平台下提交的关于气候新协议的展望再次强调，各个经济体的排放情况和经济面貌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变化，采取《京东议定书》式的“两分法”确定减排义务行不通，新型经济体排放大国应承担减排义务。即使相对“友好”的欧盟也曾在2012年气候谈判中宣称，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减排责任，已无法反映当前各国的经济实情。显然，按照发达国家的逻辑，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有着更多的理由被剥离出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而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能源消费国，就更应承担起同发达国家一样的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对中国低碳化发展的刻意忽视和选择性无视已形成一种偏向性相对明显的“舆论氛围”，中国所面对的要求自身承担更多全球气候治理责任、更大减排义务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2.关注中国减排，看好中国低碳发展前景，积极谋求与中国合作，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国外媒体对中国的雾霾和大气污染治理及降低煤炭消耗、调整能源结构进行了大量报道。气候合作成为2013年中美关系的新亮点。双方不仅就削减氢氟碳化物达成重要共识，还《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并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专门举行气候变化特别联系会议，决定通过载重及其他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能效5大领域新的务实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2013年《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指出，绿色增长应成为双方的主要战略和务实合作领域；实施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通过开展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推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最大程度发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欧盟资源效能战略的对接效益。潘基文不仅在坎昆会议期间强调，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依赖中国的领导力；还在出席华沙会议时表示，希望中国不断提高行动力度。

（三）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

现实终究是现实，任何美好的愿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替代或改变自身的能力与水平。截至目前尚没有国家能够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限制自身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合理的碳排放增长空间，也就意味着延缓自身的发展步伐甚至放弃自身合理的发展权益。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最为根本的分歧在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后者的目的是通过强调现实的排放水平和未来的排放趋势，割裂历史、模糊界限，在推卸自身责任的同时转嫁责任，迫使新兴发展中大国超越自身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及现实能力，提前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框架下“同时”承担量化减排义务，进而维护自身的国际主导地位。尽管以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战略目标之一，中国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还是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着眼未来，积极维护自身的基本发展权益，尽可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继续加快自身经济转型步伐，大力推动自主节能减排，认真履行业已做出的自愿减缓承诺，坚持走低碳化发展道路。这既是遵守国际规则，实实在在地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是以问题解决者的姿态主动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最为根本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国际气候传播，积极宣传自主减排成绩，提高自身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的透明度，尤其是善于利用西方语言、论据最大限度地反映自身减排的困难与障碍，突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阶段性特征和与发达国家密不可分的现实问题，尽可能化解来自各方的量化减排压力。据估算，1900―2020年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为197.23吨，仅相当于美国1900―1915年、德国1900―1928年、日本1983-2005年的排放。已有国外研究表明，2005年中国1/3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于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而这一比例在1987年、2002年仅为12%、21%。以生产国为基准核算温室气体排放，未能体现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和国际贸易向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和最大出口国的“碳泄露”。面对发达国家日渐清晰而强硬的“分化”策略，中国还应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南南气候合作，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真切感受到自身的诚意与责任。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才能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从而为自身的低碳化发展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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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6

气候变化，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的关注。气候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最直观的表现是频发的气候灾难。

11月30日至12月11日，备受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有望在全球碳减排方面达成某些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也将于11月29日至11月30日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曾强调，中国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

11月23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他将中国代表团备战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台前幕后娓娓道来，为了准备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他和他的团队已忙碌数月之久。

此次会议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它将决定2030年之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解振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今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积极承担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过去作出的承诺以及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应该中国政府做的，都在认真地落实。我们取得的成效，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解振华说。

谈到中国的环境问题，熟稔内情的解振华深有体会，他认为，就环境谈环境，解决不了问题，从经济改革全局入手，才能找到环境治理的答案。

在采访中，解振华一再强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倒逼改革的作用，并表示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解振华是中国环保界的元老级人物，曾多年主政环保部门，长期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从巴厘岛路线图到被誉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再到此次的巴黎气候大会。

备战巴黎气候大会

《财经国家周刊》：巴黎气候大会即将举行，你对本次大会有多大信心？

解振华：应该说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里程碑式的一个会议。因为它将决定2030年之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

对此次的巴黎气候大会，我还是比较有信心。最近我去参加了巴黎气候大会部长级预备会议，有70多个国家的部长参与此次会议。总体上，各国意见都是建设性的，互信也在增加。

巴黎气候大会将有100多个国家元首参加开幕式，这也增加了世界气候变化多变进程的政治推动力。

我们希望这次巴黎气候大会成果能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本原则，能达成一个有雄心、有力度、适合各个缔约方的具有法律效力、有包容性的协议。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年的气候大会，各国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即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路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20%左右。

各国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应通过这一路径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

我们支持大会达成一项“有力度”的协议，但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首先应维护互信，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决定加以落实。这包括尽快批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以及兑现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财经国家周刊》：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直都在用实际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对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中国做了哪些准备？

解振华：巴黎气候大会准备会议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中国政府一直都在积极参与。今年6月底，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明确表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路径。

对11月底的巴黎气候大会，我们希望大会达成的协议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体现各国历史责任、发展阶段、现实国情和应对能力方面的区别。

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能力、透明度等各方面，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又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路径。

同时，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真正兑现他们已经作出的承诺，要落实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

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积极承担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过去作出的承诺和在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应该中国政府做的，都在认真地落实。而且我们取得的成效，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

据国际能源署评估，中国不仅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快，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也大幅降低。近7年来，中国的森林蓄积量增加了近22亿立方米，大大超出原先承诺的13亿立方米。

201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次在经济正增长的情况下没有增加。这其中，中国贡献功不可没。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此次巴黎气候大会的协议，中国代表团有何期望？

解振华：中国代表团希望在协议中更加重视技术合作、技术创新、技术转让。这是解决减排、发展低碳目标的根本措施。

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过程中，能力不足，需要资金支持，这需要发达国家履行责任，兑现自己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没有这种保障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很难实现。

《财经国家周刊》：谈到资金问题，南非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募集目标，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绿色减排的需要。如何看待这个基金？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解振华：资金机制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个要素，但是现实中发达国家并没有履行上述承诺。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责任，在2020年之前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后在此规模的基础上，再有所增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愿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合作。

今年9月，国家主席宣布，中国将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这将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支持。中国还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通过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的能力。

在巴黎气候大会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增加“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规模。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经说过“没有不拖的气候会”，从中可以看出气候谈判之艰苦，你认为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上，会遇到多大阻力？

解振华：每次会议都会遇到阻力。在谈判中，大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追求的是：第一要体现全人类利益;第二要体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着眼长远、深思熟虑的主动作为。面临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等诸多挑战，中国意识到这些挑战也给自身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

所以我们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我们自己该做的认真做好。这也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共识推动全球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大卫・金爵士曾经表示，对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有信心”。2014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他看好巴黎气候大会前景的重要原因。如何评价这份联合声明？

解振华：去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应该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亮点，同时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了两国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行动。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20%左右。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份声明提出“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也就是根据国情不同，各自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这个原则在去年的利马气候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次会议延时了42个小时，最后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一些内容和原则借用过来，才把会议僵局打破。可以说，这个联合声明对利马会议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我认为，无论在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还是会上达成的协议中，《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还将发挥更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又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国际上有评价认为，中国气候减排目标定得比较高，可能在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下难以做到，你怎么看？

解振华：对于中国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中央和国务院有明确要求：要建立一种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主席非常明确地说过，气候减排这件事，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中国自己要做。要通过气候减排建立倒逼机制，促进国家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因此，我们制定的目标，要发挥倒逼转型升级的作用。

总理要求通过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能源消费做减法，经济增长做加法，实现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目标要定得“经过努力可以做到”，又要有一定的力度。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低碳的路径。中国两国发了联合声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落实。要兑现自己的承诺，积极采取行动，这才是对本国老百姓负责，对世界负责。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欧盟碳贸易体系，但交易量并不理想。你认为中国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哪些挑战？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解振华：中国搞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有几年时间，通过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深圳和重庆7个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展开摸索。

我们搞碳排放权交易并不追求交易量有多大，价格有多高，而是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12月，2015年1月开始实施，碳排放权配额总量如何确定，配额应该如何分配、第三方如何认证等制度和组织，现在正在逐渐探索清楚。

欧盟碳贸易中，价格最高的时候一吨碳排放权是40欧元，最低的时候只有2欧元。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低迷，有可能是配额尤其是无偿的配额分得太多了，加上经济不景气，减排力度不够，所以市场有些疲软。我们也会借鉴欧盟、美国一些经验和教训，为2017年启动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奠定好基础。

最近中欧、中美等联合声明都提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要进行交流。我认为将来要不要在全球建立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都是值得探讨的。

治污过程不会太长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成绩有目共睹，但是老百姓还承受着环境污染之苦，雾霾就是其中的代表。如何看待雾霾的治理问题？

解振华：雾霾、空气污染，大家切身感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是还没有感到变暖对自己的危害。极端气候在增加，飓风、干旱、洪涝灾害都跟气候变暖有关系。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与治理大气污染是同根同源。中国正在治理大气污染，也制定了节能减排的方案，还采取了节能、提高能效、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森林碳汇等措施。我们看到中国也出现了“阅兵蓝”、“APEC蓝”，为什么？因为找到了根源，治理的措施是对的。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很好地协调，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要考虑到经济、就业和社会的问题，所以治理污染有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不会用太长的时间，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找到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赢道路？

解振华：在新的100年中，地球不仅要消解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还要消解资源和环境带来的问题，那怎么办呢？现在来看，基本的路径只能是绿色、循环、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从源头和生产过程解决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有机统一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

党的十把循环经济的作用和地位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把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多地要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来推动。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现在循环经济发展态势如何？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7

关键词：国际环境公约；气候外交；博弈；合作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086-01

1 中美的气候外交表现

1.1 中国的气候外交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域广阔的国家，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量迅速增加，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排放国。长期以来中国都积极参加和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协定。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以100%的努力推动大会进程，使得会议成果《哥本哈根协议》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原则和框架，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发达国家强制减排。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愿意为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承担与自身相对应的责任，在本国经济发展中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承诺自愿减排。

1.2 美国的气候外交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体，其态度和政策不但极大地影响着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位置，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建设，而美国在《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批准问题上就采取了两面手法，试图以此来应付国际社会压力，推卸其承担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的责任。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厘岛会议结束后，美国作出了曲解“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解释，通过曲解这一原则美国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同等的责任。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访华时在题为《应对能源与气候变化的挑战：两个国家的故事》的演讲中表示：“我承认是发达国家最初导致了气候变暖，犯了错误，但发展中国家大大地加剧了这一状况。”即使美国承认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还不忘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为其错误买单，与发达国家共同承担，减轻甚至抵制自身的责任。

2 中美气候外交的博弈分析

2.1 经济利益之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体现在中美气候外交的本质上。中美在气候外交的直接交锋表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2009年12月18日，奥巴马公开坚持中国承诺的碳减排必须接受国际监督。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其中一项规定比较引人注目――自2020年起美国将在国内推动“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计划的基础上，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一规定使得美国有权对未执行碳减排政策的国家所生产或制造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从而使中国的外向型企业成本增加，进而在竞争力被多征收的关税抵消的情况下使得这些企业倒闭或转型，削弱中国的整体出口能力。而中国又有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美国有明显的环保技术优势，中国的企业进行设备和技术更新使得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不会下降。这就使得美国可以任意扭转中美贸易逆差，成为强迫人民币升值之外的另一手段。这种新的气候外交模式对中国来讲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2.2 发展权之争

气候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权的问题。《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提出“我们确认，消除贫穷、改变消费和生产格局、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基础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压倒一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根本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声明：“注意到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社会和发展需要。”都指出了发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中有一定的发展权。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在谈判中表示“自己同样是工业化以来发达国家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受害者，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只看现在不看历史，发展中国家应对与西方国家一样享有发展和增长的权利。”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正确看待历史排放，勇于承担责任，拿出足够的诚意和决心才能最终促使气候问题得以解决。

2.3 政治化话语权

未来的国际体系的重大结果性调整的前提和必备条件是经济实力的变化，而未来发展低碳经济的重心是清洁能源和技术。面对愈演愈热的全球气候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下参与气候谈判，希望打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相关组织气候变化的框架和基本原则，维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继续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在气候谈判主导着全球气候问题的的解决，掌握在国际气候谈判的政治话语权。最近几年美国综合国力有所下降，美国因此需要保持自己国家竞争力不会下降，在气候外交中政治话语权不会被一些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削弱。中国近年来综合国力增强，有在气候外交中提高自身政治话语权的愿望，使之与自身实力相符。中美之间因此围绕着话语权的博弈不可避免。

3 中美气候外交的合作分析

3.1 能源技术方面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能源量大，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高，而中国史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量也在不断增长，任何一国的气候政策对双方各自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气候谈判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都符合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且，在全球变暖，认为因素对本国产生负面影响，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导地位、技术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关键方面达成共识。

在能源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减少本国单独开发造成的高成本和高风险，符合双方利益。在新通过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中包括了800多亿美元用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扩大清洁能源技术，推动汽车和燃料技术的制造能力，并建造一个更大、更好、更智能的电网。中国方面，十二五规划中则指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中美都有这样的发展契机和本国政策支持，有共同的走低碳经济、节约资源、降低能源消耗的愿望，有条件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加强合作。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可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的主导下，依据自身经济技术优势，在知识产权保护下向中方转让清洁能源技术或者共同合作，开发新能源。

3.2 环境政策方面

在能源技术合作之外，重要的是双方政治上增加互信，求同存异，在现有的对话机制之外，设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协定。自1987年始，中美部级之间签订了《中美化石能源技术开发与合作议定书》、《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与利用合作议定书》、《中美环境与发展合作联合声明》等主要双边协定，涉及电力、石油与天然气、能源安全等领域。2008年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及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这一副总理级别的协定扩大了合作范围。中美可以适时提高双边交流的层次，在合作的基础上签订元首级别的双边协议，提高两国对合作领域的重视程度，建立约束性的机制，尤其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的，要采取具体行动，不能只有制度化的对话机制。

作为对世界气候外交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中美各自的气候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为基础，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出现激烈的碰撞不可避免。但是，全球气候问题是两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问题影响之广、程度之深没有哪一国家可以幸免，虽然中美气候外交有些分歧，但量有着共同的利益，在推动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的道路上，两国未来都会发展低碳经济，在气候外交上合作，共同推动气候变化的问题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高翔，牛晨.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进展及启示［J］. 美国研究，2010，（3）.

［2］李海东.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6）.

［3］沈敏荣.政府与市场的法律思考［J］. 行政论坛，2000，（4）.

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8

律师出身的吴斐娜恪守传统。近年来，访问中国已成为历任伦敦金融城市长的“必修课”，吴斐娜也不例外。2014年11月她将退休，她把中国排成任内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我习惯把最好的放在最后。”她说。

不知这种解释是否出于客套，但起码她一上任就取好的中文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这位本名叫菲奥娜・沃尔夫的金融城市长访华前，在伦敦金融城的官邸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畅谈与中国的金融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伦敦深感兴奋

《望东方周刊》：这次中国之行你要访问三个城市，有什么预期？

吴斐娜：我很高兴在这一令人兴奋的经济转型期访问中国。我要访问的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经济的核心，也是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先锋。如今，英中两国都在积极寻求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这次访问是加强两国关系、交流两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极好机会。

英中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10年，两国在各个行业领域仍有着广阔的合作发展空间，特别是贸易投资方面。伦敦可利用其特有的国际地位和资本实力、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多元文化的人才资源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期待着进一步加快发展双边合作关系，使两国共同受益。

此外，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伦敦深感兴奋。伦敦是全球外汇交易中心，目前也在积极建立全球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中心。

欢迎核能领域的技术合作

《望东方周刊》：在2014年9月举行的中英财经对话中，双方承认能源领域合作是重要支柱。而且自从中英政府间关于加强民用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双方在核能领域合作进展不少。你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努力参与英国核电设施建设的问题？

吴斐娜：我们欢迎外国公司在能源领域投资，这有助于提高能源服务标准。英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能源领域私有化，投资和服务都有了很大提高，能源价格也在不断下降。

英国不仅欢迎中国投资，更希望看到更多技术层面的合作，带来专业人员和新科技。

能源投资并不仅仅是财务投资，尽管英国在项目管理等方面拥有优势，但全球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拥有核电方面的独立技术。人们经常问我，像核电站这样的战略性资产，怎么能让外国公司参与其中呢？对此我们毫不担心，原因在于对其有着严格的监管。

稳定的金融服务业监管系统

《望东方周刊》：你将访问上海，上海是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在其发展过程中能从伦敦借鉴哪些经验？

吴斐娜：就拿在伦敦证交所上市来说，这里面主要牵涉至少15类不同环节的金融服务，需要合作才能完成。在这方面伦敦有着健全的体系，而且完全对外开放，这吸引很多人来这里做生意。在他们取得成功后，更多人被吸引到这里来，形成良性循环，机会也越来越多。

在前几天的一个私募基金举办的午餐会上，我身边坐着一个法国人。我问他为什么从巴黎搬到伦敦来，他说，在伦敦他走着就能和20个投资人见面，因为大家都喜欢在伦敦做生意。

大型的财富基金在伦敦设有办公室，他们从这里向全球进行投资布局。伦敦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其在开放自由的同时，拥有稳定的金融服务业监管系统。

《望东方周刊》：伦敦金融城在10年前就建立了碳交易体系，力推建立全球性碳交易机制。但近年来碳市场低迷，金融城碳排放交易从业者人数下降了70%，2013年底一些银行业也相继缩减或者关闭了碳交易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城是否还将建立全球碳交易中心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

吴斐娜：这是个好问题，我承认碳交易体系的发展确实落后于之前的预期，其核心问题在于碳价格一直在下跌，因此并不需要大规模使用碳交易，碳交易在市场的作用下也不断被边缘化。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声称，即使忽略所有全球效益，对碳排放定价的机制也会让许多国家受益。这份报告提出，按照排放量最大的20个国家的国内情况，合理的碳排放价格应该是每吨57美元，远高于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目前大约每吨20美元价位。

对政府来说，对碳排放价格的谈论是今后的一个重要议题，碳价格制定应该更加国际化，交易机制也应该更为活跃。当然，要达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致力于服务全体居民

《望东方周刊》：你称金融城为金融机构服务，但作为一级地方政府，金融城也需要为区域内的居民服务。在这方面，金融城做了哪些努力？

吴斐娜：伦敦金融城里有大约7000名居民，每天在这里工作的人超过35万。作为大伦敦地区的一部分，金融城也一直致力于对全体居民提供服务。

帮助年轻人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我们开展了不少项目让年轻人能够找到工作。

伦敦金融城是财富聚集之地，不少基金会已经运作了超过一个世纪，他们致力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而且并不囿于金融城这一平方英里范围内。他们为很多学校和学徒计划以及慈善组织提供资助。在不少组织的网页上都有“金融城桥梁基金会”的标识，这个基金会每年投入1500万英镑用于资助各类社会项目。

我们一直鼓励商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几天前我参加了著名的“巨龙奖”的颁奖典礼，这一奖项是授予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的。“巨龙奖”从创立到现在已经27年，金融城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很荣幸，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企业为社会服务。

当金融城市长像是做志愿者

《望东方周刊》：金融城市长是一个享有很高荣誉的职位，不过这个职位没有年薪，而且还要经常出差，你对此有什么体会？

吴斐娜：当金融城市长像是做志愿者，为了干这个，你不得不提前攒点钱。

不过金融城市长也享有一些专属的特权，要扮演好这个角色就必须干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要代表金融城发表大量的演说，比如我昨天就做了五次演讲。第二是要举办很多活动，我们每年在市长官邸举办各种会议和晚宴，共计接待5万名来宾。第三是要通过自己的关系，将各方面的人士集中在一起进行对话，比如不同的国家代表来到伦敦和英国政府进行会谈，而我们负责牵线搭桥。

《望东方周刊》：你对继任者有什么建议？

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9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步入绿色环保的低碳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提出了“碳关税”的概念。本文认为碳关税措施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新兴的表现形式。碳关税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又有负面的消极作用。我国应从国际与国内多个层面积极应对，一方面对自我进行合理的约束，另一方面要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予以坚决的回应和抵制。

关键词：低碳 碳关税 路径

低碳时代“碳关税”研究概述

（一）碳关税的概念及提出

碳关税是欧美发达国家设计的由其海关对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或地区的高碳高耗能产品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碳关税”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起因源于美国拒绝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逃避其作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应承担的减排义务。加之《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暂时不承担减排份额，因此签署了该议定书的欧盟国家认为若只有其实行成本较高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对欧盟各国国内的高碳产品竞争极为不利，因此多次提出对未履行《京都议定书》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而美国虽然在国际社会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但是在国内立法中却吸收了碳关税的概念，于2009年6月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对在2020年未达到美国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将征收高额的边境调节税，其实质就是碳关税。

可见，虽然欧美各国对碳关税的理解有别，征收的碳关税的数额和名目也各不相同，各国征收碳关税的法律规制也千差万别，起始征收的时间也互不统一，但有两点是不可否认的：一是碳关税必须征收；二是碳关税可以避开国际贸易规则的硬性约束。这样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就可以打着“生态”经济的幌子，把大多数的环境成本施加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欧美碳关税的矛头就是针对碳排放限制较低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绝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因此，碳关税一经提出，就遭到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然而国际社会对此态度却模棱两可，WTO和联合国共同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只要起草得当，理论上可以使这样的税收符合WTO法律，但很难证明它们并非一个幌子，目的是对国际贸易进行非法限制”。WTO虽然也怀疑碳关税对贸易限制的非法性，但也为碳关税的合法存在留下了空间。

（二）碳关税的实质

通过碳关税的产生过程可知，碳关税目前属于个别国家的国内措施，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虽名为“关税”，但其表现形式不限于关税一种，还可以是国内税费、配额或者许可证等（李晓玲、陈雨松，2010）。碳关税表面冠以保护环境之名，实质却是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边境贸易限制措施，它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的新型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集中体现。碳关税违反了国际社会的诸多原则和规则。

违反公平互利原则。公平互利原则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新秩序得以建立和赖以发展的基石。公平意味着实质而非表面的平等。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通过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污染环境的高耗能产业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刚刚起步，高耗能产业仍占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发达国家此时要求以环保名义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对其本身没有重大影响但对发展中国家却是致命打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对全球经济有害无利，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一种公平互利的国际交易原则，发达国家模糊这一国际原则，试图用环保的外衣达到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关税战略”实属损人不利己的一种表现。

违反WTO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WTO的国民待遇要求一个成员国给予另一国的产品待遇不低于本国产品的待遇，即内外平等；而最惠国待遇则要求一方已经或将要给予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优惠必须自动地给予所有的成员，即外外平等。而目前碳关税所依托的碳排放计算标准并未统一，不同方法计算的结果也大相径庭。除了计算方法的差异外，统计方式也存在差异。一国国内产品的碳排放通常是测算的实际碳排放量，而该国对其他国家产品的碳排放量通常是根据该国该类产品碳排放量总体水平的平均值，并非实际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和统计方式的差异使得内外、外外的碳排放量结果必然存在差异，从而难免违反WTO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碳关税对我国的影响

对于我国来说，碳关税的影响并非有害无利，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一）积极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迅速崛起的一员，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理应承担很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我国政府并没有回避。碳关税对我国来说，尽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是对目前经济发展的一种阻碍，但从我国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外力驱动和鞭策。奥巴马游说国会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所强调的原因是“美国需要调整自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就是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新能源、智力电网和生物技术，这些产业成为美国新的产业选择和战略选择”（高静，2010）。其原因同样可以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向，尽管这是奥巴马表面的说辞，但从长远角度分析，以新能源为主导的低碳经济必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及早顺应这一趋势，对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我国来说意义重大。

（二）消极影响

尽管从长远来看，碳关税对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积极的影响，但对经济发展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我国来说，碳关税的征收对我国近一个阶段的影响仍是消极者居多。

1.国际层面的影响。一是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碳关税的征收将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严重的阻碍。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中高耗能产业仍占多数。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耗能产品有11%来自我国，其中混凝土占19%，钢铁占15%，纸品占12%（李伟、杨青，2010），而美国2009年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所要征收碳关税的产品正是针对钢铁、水泥、玻璃、纸浆、纸、化学制品、工业陶瓷等高耗能产品。可见美国在立法之初其实已经将我国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若碳关税开征，我国出口贸易势必受到严重影响。二是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影响。作为一种隐性的贸易壁垒，碳关税的开征势必激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作为深受其害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必将会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比如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而这种方式旷日持久，耗费精力，同时胜负难料，很容易将我国的相关产业拖垮。而我国如若采取一些报复性的贸易壁垒措施，又势必使原本复杂的国际贸易秩序变得更加混乱，对我国相关产业的正常发展极为不利。

2.国内层面的影响。碳关税的征收，势必会造成我国国内钢铁、造纸等高耗能产业的成本上升，企业责任增加，同时，对上下游产业也会造成连锁反应。要么被淘汰，要么产业升级，若企业被淘汰会直接造成大量的劳动者失业，而若产业升级，科技含量的提升也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也会间接造成部分劳动者失业，两方面都会对我国国内劳动力就业造成冲击，从而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措施

（一）国际层面的应对措施

1.开展“环境外交”积极推动国际气候与贸易谈判进程。一是制定合理的自愿减排标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挑战，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保护环境。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确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在2009年12月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即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承诺的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并未达到国际社会所希望的程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真正意识到低碳经济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作用，转变观念，变被动为主动，提升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实现更多行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为制定符合国际社会认可的减排标准夯实基础。在今后的国际谈判中，我国应根据自身发展，制定合理的自愿减排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气候变化以及国际贸易领域的相关谈判进程。二是呼吁合理分配碳排放权。当然，在自我约束的同时，我国还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应对发达国家不合理的碳排放份额的分配。发达国家也经历过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时期，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也是理所应当。因此我国在国际谈判中，应呼吁坚持公平互利的原则，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为依据，督促发达国家为其已经造成的污染负责，为发展中国家赢得应得的碳排放份额，从实质公平的角度合理分配碳排放权。三是参与制定国际碳排放量参考标准。鉴于目前国际社会并未有统一的碳排放量参考标准，碳排放计算方法的不同会导致迥异的结果。因此，研究碳排放计算方法，积极参加相关国际谈判，参与制定国际碳排放量参考标准，使国际标准充分考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水平，是我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应始终努力的方向。

2.WTO框架下我国应对的措施。一是在WTO框架下否定碳关税的合法性。WTO对碳关税的态度模棱两可，对我国是一个不利的信号。一旦碳关税开征，由此会产生纠纷。若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WTO可以迫于发达国家的压力，引用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以碳关税是应对气候环境恶化所采取的措施为由，将其纳入环境例外条款。而碳关税的征收可能会违反WTO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在此情况下，我国应充分利用WTO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进行抗辩，否定碳关税的合法性。

二是利用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采取应对性措施。由于WTO肯定了碳关税的合法性，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想否定它是很困难的。此时，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效仿发达国家提出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碳关税”措施，提出自己的“类碳关税”应对措施。如可以对稀土等我国蕴含丰富但发达国家匮乏的用于武器制造的战略资源进行出口管制，同样可以以GATT第20条保护自然资源的例外为由采取征收出口关税、发放许可证等方式进行控制。当然，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存在争议的，在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中，还是应积极地采取其他措施加以应对。

（二）国内层面的应对措施

发展低碳经济并增强出口企业竞争实力。国际层面的应对措施只是短期收效的路径，真正能够抵御碳关税不利影响的途径只能是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研发低碳技术，以绿色能源产业替代目前的高耗能产业。首先，政府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划，给予低碳技术研发更多的支持。其次，企业应把目光放长远，不贪图由高耗能产业带来的短期利益回报，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绿色能源产业，真正以保护环境为己任，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在低碳时代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实力。

建立自我约束的“碳税”制度。碳税是与碳关税不同的概念，它是一国以保护环境为由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费，属于国内环境税的一种。我国目前并未建立碳税制度，但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征，并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和推崇，它被认为是目前一国国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建立碳税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内税收的强制措施对高耗能产业进行约束，增加其生产成本，迫使其改善生产技术，真正实现低碳经济。另一方面，从国际税收层面来讲，我国在国内对相关企业征收碳税，就可以避免发达国家在相关产品进口时征收碳关税。因两个国家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征收两次税收会构成国际双重征税，而国际双重征税早已通过各国签订的双边协定加以管制。因此，建立碳税制度，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对碳税进行立法约束，是应对发达国家碳关税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1.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中美“碳关税”首次过招 中国坚决说“不”[EB/OL].[2009-7-6].

2.李晓玲，陈雨松.“碳关税”与WTO规则相符性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0（3）

谈谈对双碳的看法篇10

“低碳课堂教学模式”摈弃了当下“满堂牵”“满堂电”“满堂舞”这种“高投低产”的教学模式，走了一条协调、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的教学之路。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学校实际，我们将经济学“低碳经济”的理念引入学校教学管理，提出“低碳”的优质教学概念。

我们认为，“低碳”就是在正常教学工作时间内，以重自学、重潜质、高效率、高质量、轻负担、轻压力为特征的教学管理理念。

一、重自学、重潜质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人。课堂教学只有营造一个合作学习的民主氛围，让学生的脑、口、手都动起来，才能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主动状态，因此我们摸索出自主学习的一套模式：“预习—交流—反馈—达标”。

1.预习

基本步骤：

——师生共同制订预习目标和预习要求；

——教师出示预习提纲，做好预习指导；

——学生搜集各种信息，做好预习作业。

2.交流

这一环节是在小组内交流预习中的学习成果，对知识进行迁移运用。交流是对预习的升华，是锻炼学生能力，展现学生才华，树立学生自信的有效途径，通过交流、展示，达到“堂上提高”的目的。

3.反馈

反馈是学习小组派代表汇报组内的交流成果。我们提倡：一个问题，多种考虑。汇报时各小组选用喜爱或擅长的读书法汇报，允许插话、补充、挑战、争辩，方法不拘，形式不限，无压力，无约束地营造了民主、宽松的学习气氛。

4.达标

我校实行课时作业制度，要求每堂课的作业时间不少于10分钟，留足充分的达标时间。要求学生在不商量、不看书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当堂上交。这样做，既可以克服课后作业互相抄袭的现象，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从而达到“当堂过关”“当日过关”。

二、高效率、高质量

我们希望通过“预习—交流—反馈—达标”四个步骤，做到教材内容“当堂过关”“当日过关”。

三、轻负担、轻压力

所谓“轻负担”，并不是没有负担，也不是越轻越好。“轻负担”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适当的负担，即符合学生年龄特征、身心特点、学习规律的合理的课业负担；二是指学生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不会感到客观负担的存在，乐此不疲。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学生就有充裕的时间玩耍锻炼、发展爱好、遨游书海。

教学模式“预习—交流—反馈—达标”的实验刚起步，实验效果还不明显，但“高效率、高质量、轻负担、轻压力”是我们的追求。

现在我就谈谈《伯牙绝弦》这节课的设计意图。

小学生接触的文言文不多，文言词的拗口，语言凝练难懂，这是学生对文本学习的第一道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教给学生一套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尤为重要。第一课时（因时间关系刚才没有展示），我是这样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请看导学方案：

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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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预习”环节足足有15分钟充裕的时间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接下来的“交流”“反馈”环节，学生畅所欲言、补充、争辩，教师不随意插手、插口，不包办代替，只起到点拨、引导的作用。由于“预习”“交流”“反馈”前三个环节学生能做到积极探究，教师做到适时点拨，到了“达标”环节，学生都能轻松过关。总的来说，第一课时的教学，老师基本上是按照“预习—交流—反馈—达标”这四个环节操作的，老师堂上说的话约5分钟左右，而学生听、说、读、写的训练时间超过了30分钟。这就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精讲多练，高效收获”的课堂。

有的教师可能会认为，第二课时似乎未体现“精讲多练”的教学原则。现在我就谈谈这个课时的设计意图。

由于每篇课文的风格、课时的任务不同，“预习—交流—反馈—达标”每个环节所分配的时间也会相应跟着改变。这篇短小的文言文，理解文章的表意不难，但要体会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之情，感受俞伯牙因钟子期的离去的那种悲痛欲绝、灰心失落的心境，以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是不容易领会到的。况且，古诗文的学习尤其需要意境的创设，不能仅仅停留在直白地翻译，否则古诗文原有的韵味就会荡然无存了。因此，在“反馈”环节，教师就要通过补充课外资料、仿句练习、配乐朗读等教学手段来渲染气氛、营造意境，让学生不知不觉地进入到这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中：和钟子期一起欣赏伯牙像高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的情操，像大海一样奔腾于宇宙之间的智慧，陶醉于他们相遇相知的幸福愉悦；和俞伯牙一起为子期的死而痛心惋惜，黯然流泪……虽然第二课时教师的语言确实比第一节课多了，但教师的说不是越俎代庖，不是在灌知识。教师的语言一直引领着学生在字里行间里，细嚼慢咽地品意境，如同畅饮着一杯醇香的酒，品味着一杯清香的茶，最终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融合统一。

家庭作业设计：

1.完成练习册第六、七题。

2.我能搜集歌颂人间友情的诗词。

3.我要阅读有关交友的故事《管鲍之交》《刎颈之交》。

由于要求写的作业在课堂上完成了大部分，仅留下两题约10~15分钟可以完成，其余的是课外阅读、积累的作业。

纵观两节课的教学效果，学生能朗朗上口地诵读课文，能借助各种学习方法了解文言文的大意，感悟到朋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纯真友情，体会到音乐艺术的无穷魅力，而且作业量少而精。这样的课堂能不能算是“高效率、低压力”呢？我想，这还需要时间去践行、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