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十篇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1

一、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在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中，总结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西方经济学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具体如下：一是逻辑性、系统性强，且理论流派众多。主要包含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模块相辅相成，前者以价格分析为核心，后者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在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和实践性并存，理论产生于经济生活，亦可用于指导经济生活。当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十分完整，可用于研究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和利用，但该理论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对该制度更具偏向性。三是西方经济学中，方法体系和现实经济联系紧密，其产生和发展均立足于現实中的具体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研究之上。四是西方经济学中不仅包含有抽象理论，而且会灵活应用数学模型对日常经济活动进行分析，且具有逐渐数学化的趋势。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中缺乏前沿理论的介绍

我国高校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主要内容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观点，忽视了对西方经济学最新最前沿理论和非主流理论的收纳和介绍，导致西方经济学教材整体理论体系不完整，影响学生多元化能力的思维的培养。

（二）缺乏对西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

在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阐释和研究相关理论均会用到相应的数学工具和数学模型，进行不同程度的定性分析，这就使学生在学习时更习惯进行定性分析，而少用或不用定量分析，但是在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中，理论逻辑的推导、数学工具的运用等均需要进行一定的定量分析才能深入的理解。

（三）理论与实际脱节

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主要针对研究了国外的经济问题和现象，但是对中国市场经济下存在的问题分析甚少。此外，教材中虽有相关的案例分析讲解，但在没有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学生依旧很难理解。

（四）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知识面广、知识点多、理解难度大，理解和学习需要大量的时间，但在高校课时安排中，西方经济学课时较少。除此之外，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仍旧停留讲授阶段，教学方法单一，学习被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差。

（五）思维方法和工具应用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并灵活应用这些能力分析解决现实中存在经济现象核问题，这就要求在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着重讲解相应的逻辑推导过程。同时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中，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分析需要借助于数学工具，但多数学生对于各类复杂的数学公式和图形并不了解。

三、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性并重的核心课程，高校教师在教学时，还需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培养学生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

针对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教学改革措施：一是融合传统和现代教学模式：充分应用多媒体技术，在课堂上直观、形象的展现教材中的内容和相应案例，同时梳理知识点，进行系统教学，充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水平；传统教学则着重逻辑推导，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二是结合封闭教学和开放教学模式：高校需注重实用性、前沿性教材的引入，同时在教材中融入我国现实经济中的现象和问题分析，丰富教材内容，提高教材的实用价值；三是结构式教学和创新式教学相结合：一方面适当增加西方经济学的排课，另一方面灵活应用案例教学、讨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于璐，秦少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基于四川大学“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改革的总结[J].科教导刊，2015，（9）：85-87.

[2]李光勤.基于创业教育视角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以工商管理专业为例[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4，（1）：68-70.

[3]蔡乌赶.基于问卷调查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11）：181-183.

[4]徐若梅.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探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3，32（1）：69-71.

作者简介：石立哲（1983-），女，湖北武汉人，讲师，经济学硕士，单位：江汉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国贸专业，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2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8月29日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基础和核心课程，其教学效果不仅直接影响到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情况，还可以提高学生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分析和洞察能力。但由于该课程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内容比较抽象，同时包含大量的数理论证及图形分析，使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讲授好这门基础课程，使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和完善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要求、教学目标都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这也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引入新的前沿经济理论，还要注意对经济理论本质的挖掘，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尤其是在举国上下以“双创”为主导的今天，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这就给任课教师提出了巨大挑战，当然也可以说是机遇。教师们可以就如何改变教学理念，对教学方法不断进行反思和探索，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提高学生汲取知识的能力，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就成为当今经济学教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现存的一些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引导问题。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开设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经济学整体框架和基本理论的认识，锻炼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但又不同于其他的应用性学科，理论性非常强。大部分学生在刚开始接触时新鲜感比较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随着课程内容的不断深入和抽象，由于生活阅历的缺乏和思维能力欠缺，就会越来越感到学习起来比较枯燥和抽象。再者由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对比较薄弱，而该课程中又有大量的图形和数学公式，学生理解起来难度不小，这些无形中都增加了教师讲授的难度。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讲述的大多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和规律，而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具有特殊性，许多现实的经济现象与西方不一致，让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离现实很远，是空中楼阁，容易丧失学习的兴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合理地配置资源与利用的学科。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理论体系日益庞大，假设与现实的距离不断被拉大。尽管经济学的专业术语和基本理论经常出现在舆论报道上，可能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详，但要真正理解其内涵和实质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缺乏社会阅历和洞察力的大学生更是如此。很多教师在讲授该课程时照本宣科，以完全肯定其核心理论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这样就导致许多学生误把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当作真理来接受。

（二）教材和学习阶段的选择有待商榷。首先，在教材的选择上，我国现在有很多高等院校采用国外原版教材讲授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但由于这些教材主要介绍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从而导致我国的学生只知道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却不知道我国是怎么运行的，这就容易使他们形成思维定式，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简单地用西方国家的理论去解释，并没有学到真正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本领；其次，在学习阶段的选择上，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一般都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但由于西方经济学是由各种经济变量联结在一起的具有很强逻辑性和抽象性的学科，具有很多的数学模型与深刻的定量分析，这就需要学生有较好的数学基础才能真正理解并掌握。而对于那些数学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等可能一时难以接受，从而给老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三）教学内容过分枯燥，理论化比较严重。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基础性课程，学好这门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就这门课程的具体内容来看，内容相对比较抽象，知识覆盖面较广，在经济管理类所有课程中非常有代表性。尤其是与学生之前的知识结构相比较，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可能都有所不同，微观经济学内容可能比较贴近现实，理解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但宏观经济学相对来说就是更加抽象更难以理解。实际上经济学的理论及知识都是蕴含在现实生活中的，随处可见。但是，作为一门完整的课程体系来说，对于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来说就有所困难了。由于缺乏一定的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学生在一些经济问题上思考的深度、广度上还是有所差距，与教师的期望相比较相去甚远，学生们普遍反映西方经济学难学难理解就很好理解了，导致部分学生对经济学学习感觉困惑和生涩，对学习内容没有兴趣，不愿意花时间来深入去学习和思考相关内容。

传统的经济学讲授以知识传授、公式推导以及经济学理论讲授为主。学生一开始接受经济学知识和理论，可能一开始还有所新鲜，但没多久就感觉比较枯燥，繁琐的公式和假设搞得很多学生稀里糊涂，尤其是课程内容更多地以脱离现实的理性人假定、市场出清假定以及信息完全对称假定为基础，但是这些假定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成立的，教师们按照这些假定将内容讲授给学生，使得很多学生都觉得经济学理论脱离实践，指导不了现实生活，慢慢地就会产生学习经济学无用的思想。

（四）教师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均略显单一。首先在教师的教学方法上，大部分高校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上，教学方式单一，普遍采用和中学一样的“满堂灌”，教与学脱节，师生间缺乏互动，老师讲老师的，学生忙学生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高校大规模使用多媒体后，老师们使用现代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填鸭式”灌输，从课程开始到结束，老师在讲台上不停地讲理论、播放画图表、讲模型，虽然较之以前的板书形象生动来了很多，但这种模式缺乏老师的思路形成过程，学生们并不一定都能够跟上老师的节奏。尤其是一些来自落后地区的学生，对经济学直接没有基本概念，也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经济问题，在大量的信息和知识面前很难消化和真正理解、掌握，教学效果必定得不到保证。此外，大部分教师更多地注重理论的讲授，缺少联系实际和补充理论以外的信息和知识，学生听起课来晦涩难懂，一脸茫然，没有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学活动变成了教师的独角戏，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因此，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需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接受能力，结合多种方法进行，不能盲目追求某一种新方法，否则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其次，西方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闭卷考试，侧重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但却忽视了学生实际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没有得到重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不管作为消费者抑或生产者，人们做决策时很少会运用大量的数学知识作为基础，导致大部分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学现象不能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解释，学生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经济理论的含义，很容易形成对西方经济学乏味、枯燥、难学的心理，从而极大地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影响了学习效果和效率。

二、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改进与完善

对于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任其发展，而是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尽快采取措施，以便能顺利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使教学工作收到预期的效果，培养出大批能够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需求的经济学人才，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教学工作的改进与完善：

（一）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涵盖面广、系统性强，要想真正掌握好这门课程，不是靠读一两本教材就能够学好的。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的教学内容过于倚重指定教材，这使学生掌握的知识也更多地局限于教材，大多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上。况且以往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中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学生很难将所学的新知识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联系起来，往往学着后面的就把前面的给忘记了，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切身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来，真正掌握所学知识与现实问题的联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例如，在讲授价格理论时，可以首先提出现实生活中一些相关的问题，如“为什么苹果手机价格是五千元”等问题，然后再提出供给和需求的概念；其次，问“供给和需求达不到均衡时价格如何变化”，在学生分析讨论的基础上归纳出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采取这样逐层推进的方式，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将新知识与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相衔接，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学会多渠道获取知识的同时，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的精神和学习、应用知识的能力。

（二）采用案例教学法，加强学生经济理论联系现实生活的能力。西方经济学课程相对比较抽象，学生理解起来比较费劲，但若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理论联系实际，将生活中的具体案例引入到课堂中来，学生才能真正理解其中内涵，进而才能真正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案例是连接经济理论与现实生活的桥梁，以具体生活中的一些热点经济问题作为案例，这样既可以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启发他们主动思考，又可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将枯燥生涩抽象的经济理论转化为浅显易懂的现实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学生客观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在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的具体情况，采用以下两种案例教学方式：一种是穿插式教学，即在讲授课程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时，穿插一些现实的生活案例，以吸引学生思考，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知识的运用能力。教师应提前精心选择好课堂的讨论内容，将国内外的一些热点经济问题及时地介绍和深入透彻地分析，使教学内容更具现实意义，切实让学生感受到这门课程的价值所在。例如，在讲授供求关系时，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谷贱伤农”这种现象，真正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另一种就是综合案例分析，这种方式并不仅仅是针对某个知识点的案例，而是在某几章的内容讲授结束以后，选取跨章节的综合性案例让学生分析和思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通过提问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学习习惯。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效果如何，师生间的互动就显得非常重要，通过提问式教学方法，可以很好地加强师生间的沟通，取得良好地教学效果。所谓提问式教学，是指教师在讲授某一经济理论或知识时，可以先提出与之相关的现实经济问题，引发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主动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老师的提问既可以在讲授之前，也可以在讲授之中或在讲授之后。提问式教学，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师生互动，又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教师在讲授某一经济理论时，可以先提出现实的经济问题，由此引出要讲授的经济理论，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使学生明白该理论在经济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教师也可以在讲授某一理论的过程中，针对基本原理可能得出的结论向学生提出问题。在某一概念或理论讲授完成以后，还可以进一步向学生提出问题，以检验学生对该理论掌握的程度，同时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是否做到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比如，寡头市场存在着价格刚性均衡，表明寡头市场厂商竞争主要通过提高产品的差别程度，如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变产品的款式、提高产品的效能等等，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特点。由此可以向学生提出自由竞争阶段的特点，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厂商之间主要进行价格竞争，即个别厂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个别价值，使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在竞争中取胜。这种教学方法可以集中学生的课堂注意力，从而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能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四）授课过程中介绍经济学前沿理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西方经济学在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伴随着其他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交叉与分支学科，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渗透到社会学科的各个角落。在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作为一门发展迅速的重要学科，在现行的教材中不可能将所有的最前沿与最新理论涵盖其中。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应该站在经济学发展的最前沿，跟踪最新研究动态及成果，让学生及时了解最新理论与思想，这也是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在原有的一些理论上已经有所突破，尤其是随着计量方法的大面积应用，这些使得经济学能够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现实问题，从而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为此，在教学中适当介绍有关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及其主要思想、观点以及成果，如机制设计理论、博弈论、有限理性、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等，这样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关注本学科的发展，培养学生自学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总之，西方经济学作为经管类各专业的核心和基础课程，它的教学效果直接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敢于创新，选择新颖、科学、现代化的教学方法是今后在教学方法选择上的一个趋势。因此，不论教师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必须基于学生、教师和内容的实际进行，以提高教学效果，真正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经济学人才，使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于璐，秦少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J].科教导刊，2015.3.

[2]宋宝莉.案例教学：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之方向[J].高等教育研究，2011.6.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案例教学

一、商科院校开展《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意义

1、可将深奥的理论通俗化

《西方经济学》对于大多数大一、大二的本科生来说是一门抽象、深奥、逻辑极为严谨、思维极为缜密的课程。在过去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很多商科院校的任课老师对教材的钻研很深，讲解也很严谨、准确，但课堂教学效果仍不理想。原因是没有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近年来，湖南的一些商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师，通过案例教学将抽象、深奥的理论形象化、通俗化，大大地提高了《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质量。本人也在案例教学中获得了较多的体会，如笔者在讲解博弈论时，运用了案例“过路客和回头客”来阐述卖者和买者在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下的交易行为。案例指出：一个湖南人在三亚买水晶眼镜和一个海南人在三亚买同样的水晶眼镜的价格是不一样的。经商者出售给“过路客”的商品与“回头客”的商品往往是同货不同价，或同价不同货（质量不同）。出售给“过路客”的商品，要么高出当地售价，要么是质量低一档，即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交易行为。而卖给“回头客”的往往是当地市场价或当地消费者熟悉的商品。即信息对称下的交易行为。同时借题发挥，进一步阐述，信息的对称是通过重复博弈形成的。学生在案例分析的启发下，比较容易地理解了“信息不对称”和“博弈”的概念及和两者的关系，以及博弈的内容。

2、有利于将分散的课程元素进行整合，帮助学生从体系上掌握基本原理

如案例“汽油价格与汽车的需求”综合了单个商品（汽油、汽车）的需求规律、互补商品的需求规律、替代品的需求规律以及互补商品的需求交叉弹性等原理。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了需求规律和弹性理论。

3、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在讲解“谷贱伤农”时，运用了自编案例“柑橘的丰收与橘农的损失”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实践中看似矛盾的现象，让学生深刻地理解了在常规思维下被认为是“悖论”的经济学原理。同时，借题发挥，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关注社会，将理论很好地与实际相结合。

4、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社会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观察思维能力

从教学这一狭义的范畴来看，似乎案例是为经济理论服务的，但实际上，经济理论本身就是为经济实践服务的，案例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实例，因此，通过案例教学，一是可以帮助学生弄懂经济学原理，二是可以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来解释、解决经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达到教学的真正目的。

二、编写《西方经济学》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1、《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构成要素要完整

《西方经济学案例》应由题目、资料、问题和案例分析四个部分构成。其中“题目”，即与所讲解的原理相关的事例的名称；“资料”，包括例证（事件）中的时间、数据、人物、文献等；“问题”，就是根据案例中涉及到的疑问、矛盾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针对案例本身揭示的疑问或矛盾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如针对案例“1988年旱灾对于美国农产品供应的冲击”。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运用供求理论分析旱灾造成玉米、黄豆、小麦、大麦和燕麦的产量下降导致价格如何变化？（2）玉米、黄豆、小麦、大麦和燕麦价格上涨将导致畜牧产品的供给量、畜牧产品价格以及相关肉类产品的价格如何变化？并分析其原因。（3）政府应采取什么措施保证畜牧产品和相关肉类产品的持续供给？而对于有些综合性较强的案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此案例涉及到哪些相关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目的在于让同学们将案例中的疑问和矛盾与西方经济学原理紧密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分析”就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借助图形、数学模型等工具分析解决案例中的问题。

2、《西方经济学》案例的编写应力求恰当、准确、经典、精练

所谓：“恰当”，指案例的内容必须与所阐述的原理吻合，要做到通过一个案例的分析帮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相关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如果举例不恰当，就会让学生知所云，不得要领，将会适得其反。“准确”是指文字表达要准确，事例（事件）的阐述要清楚，因果关系要符合逻辑，数据材料要到位。“经典”指案例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应从以下几方面打造案例的经典：一是常理和公认的逻辑相悖的事件，特别是与权威的预言和论断相悖的事件。二是现行政策明令禁止而又不断发生和广泛存在的事件。如一经济杂志中题为“民间金融的生与灭”，就是一个经典的宏观经济案例。案例选取了温州非正规金融部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故事，来阐述政府政策与民间金融的矛盾。三是充满内部矛盾、存在相互冲突、看似无法解决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必然是复杂曲折、跌宕起伏，选择这种事件作为案例，就会使所描述的故事生动具体，活灵活现，引人入胜。如笔者在一些相关的经济文献中阅读到的张帆关于民航改革的故事，陈宗胜关于天津鸡蛋价格管制的故事，光关于山东惠民“大市场”要灭“小”市场与浙江义乌小市场变成大市场的案例，都是很经典的。“精练”是指案例的篇幅不宜过长，文字要简明扼要。这个问题在《宏观经济学》案例中比较突出。如笔者在以前的案例教学中采用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等，都是一些篇幅长、内容涵盖面广的案例。因此，在分析此类案例之前，我都将其做一些必要的删节整理，既葛清了线索，又减少了篇幅。

3、《西方经济学》案例的选择和编写应兼顾中西方文化特色

既然是西方经济学，就应该有西方特色。而作为经济学原理，可用于分析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现象和解决其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因此，在采集和编撰案例时，应兼顾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如编辑消费者行为案例时，可结合中西方民俗，点染一点民族文化的色彩。如由笔者编撰并引用到课堂中的“法国的酒文化”、“中国的美食文化”、“麦当劳的文化战略”等，都是文化色彩很浓的案例，将这类案例注入到《西方经济学》这种极其严谨缜密的课程中，无异于一种活性元素，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4、西方经济学案例应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中相关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

如2007年末至2008年初我国以及“5・12汶川大地震”，都是国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第二章时，笔者编写了案例“2007年末至2008年初南方发生冰雪灾害对食品供应和物价的影响”，通过这个案例，有效地将案例与供求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提高了《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应用性，又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5、《西方经济学》案例应力求通俗，并讲究趣味性

从普遍现象来看，北津学院的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稍微差一点，因此，应更多地注重案例文字的通俗和内容的趣味性。如上文述及到的“麦当劳的文化战略”、“篮球比赛与市场竞争”、“过路客和回头客”等都是兼具通俗性和趣味性的案例，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广受学生的好评，较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果。

6、应注重版面设计的艺术性

在以往的案例教学中，更多地注重案例的内容，而忽略了视觉艺术，因此，《西方经济学》任课老师应在科学设计案例内容的同时，加强案例版面设计的艺术性，在构图、色彩、动画等方面着力创新，以增强视觉效果。力争在短期内将《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推上一个新台阶。

7、案例分析要简洁、贴切、形象、生动

案例教学最本质的意义是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引导学生解读抽象、深奥的原理。因此，第一，进行案例分析时应运用最简洁、最准确的语言概括案例的内容，将最核心的内容与相关的课程内容贴切地联系起来，准确地解读经济学原理。第二，讲解应生动形象，切忌照本宣科。把握以上两点才能让学生印象深刻，达到案例教学的预期效果。

8、应注重案例形式的多样化

最好能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形式的案例。如讲解一些经济指标时适合运用一些块状或柱状图形；讲解消费者行为理论（即效用论）时，除了文字案例外，还可运用图形（如某些品牌商品）或声像、动画，用于演示消费者的购物等消费行为；讲解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内容时，可播放相关的会议录像片段，或播放一些名人、权威人士的讲话录音。但是，无论哪种手段，都应组合得当、紧凑有序，重点突出。总之，应尽量有机地采用多样化的手段，增强视听效果，增强案例教学的感染力，推进案例教学上台阶、提升案例教学层次。

三、开展《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第一，师资条件。任何一个商科院校应有一支比较稳定成熟的《西方经济学》教师队伍。一是《西方经济学》教师应谙熟教材，能贯通教材的体系、框架、原理，在教学中能自如地将案例与相关的经济学原理相结合。二是具有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的能力，如制作多媒体课件、操作电脑等基本的电子设备。三是《西方经济学》教师具有敏锐的思维和观察力、有独到的见解。四是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并能勤于探索，不断出新。

第二，技术设备。21世纪高校的课堂，应配备起码的视听设备。包括电脑和屏幕、功放机、话筒等。

第三，资料储备。仅仅有图书资料还不足以支撑《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教学。因此，除了图书资料外，还必须储备相当数量的声像资料。

第四，教学软环境支持。开展案例教学首先需要科学公平的激励机制。开展案例教学需要各位老师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包括案例的收集、整理、编写、制作等，如果没有科学公平的激励机制是很难开展起来的，即使开了头也难以持续。激励的方式不是简单的物质刺激和表扬，更重要的是对教师劳动的尊重。如对做出贡献的教师应给予更多的关怀和鼓励，除适当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外，还应该优先给其提供外出学习、调研的机会。其次是有序的管理机制。包括案例教学的组织分工、督促、检查、评比等。再次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开展案例教学需要购买各种图书以及声像资料、需要主持或参加会议、调研等，没有一定的经费资助是办不到的。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3] 薛求知、黄佩燕、鲁直、张小蓉：行为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4

我们认为，说“发展经济学死亡了”未免是言过其实，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仍然是经济学中没有解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是说“发展经济学失败了”则是有根有据的，因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按照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的道路和模式发展经济，结果大多失败了，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却又不是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开出的处方根治贫困病的。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也提出过一些原创性的理论和有用的政策建议，但是从整体上看，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现实之间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关系，发展经济学甚至阻碍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家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V.N.Balasubramanyam)和桑加亚·拉尔(Sanjaya Lall)在90年代初承认：“发展经济学这个分支并没有成功地消灭落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科它失败了，而且，由于它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伤害大于好处，所以它的灭亡是受到欢迎的。”[1](P2)桑加亚·拉尔甚至断言：“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都正常发展。”[1](P12)

现在的问题是，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了五十多年，为什么它会失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在对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失败，其原因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去寻找。

一、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被马克思称作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讨论了经济（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问题，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原因归结为分工的发展程度和资本积累的多寡。古典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经济变革的长期过程。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约翰·穆勒。此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边际分析引入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的兴趣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和交换理论，静态经济学支配着西方主流经济思想。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长期慢性萧条和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停滞可能性的分析。从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才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对象、动机和目的的关注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因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经济，古典经济学家力图找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一条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通过加快经济增长来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彻底战胜封建主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家当时关注的是其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他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热中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发展和富裕之路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考察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但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却敲响了殖民主义的丧钟，殖民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土崩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在国家独立以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何进行改革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呢？这就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做出回答，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但是，当时在这些国家盛行的是殖民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一种为殖民制度辩护和服务的理论，它力图开脱殖民体系对不发达经济所承担的责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和贫困归咎于热带气候条件、人口压力、资源匮乏或劳动者懒惰。显然，这种殖民经济学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大大萎缩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追随苏联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反资本主义的阵营正在扩大。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把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自己的“规划”。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计划和投资项目，而发展经济学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经济理论“援助”。

从表面上看，发展经济学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需要的一种混合产物。但问题是，这种发展经济学最初是由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因此，这就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带有发达国家的某种目的，寄托着发达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某种愿望。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杰拉尔德·M·迈耶(Gerald M.Meier)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所以受到激励去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有的是因为他们先前的学术兴趣，有的是因为有过在过去相关决策活动中的经历，有的是发自理想主义，有的是因为有基本的好奇心”。[2]（序言，P24）我们认为，如果说这种说法还可以用来描述单个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动机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则不能用来说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动机和目的。事实上，迈耶的另一个说法倒是透露了发展经济学产生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 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2](P6)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先驱人物之一，他从1957年开始对亚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南亚国家）的贫困和不发达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1年出版了1卷本的缩写本）。根据缪尔达尔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富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是用静态的语言来描述尔发达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角让位给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研究欠发达、发展和制定发展计划的各种动态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西方学者研究工作的转向呢？缪尔达尔认为，这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巨大的政治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来，缪尔达尔把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随着殖民制度结构的迅速瓦解而来的是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们渴望发展……在冷战中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国际对抗关系已经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问题。”[3](P3-4)缪尔达尔进一步认为，其中第三个原因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关西方国家、它们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来说，显然上面所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欠发达国家问题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3](P4)

缪尔达尔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把研究重点转向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溃，独立的国家取代了殖民地；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要求通过发展来摆脱贫困和停滞；苏联政权日益强大；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因此，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对抗关系中，争取到欠发达国家或至少让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对西方国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些欠发达国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对彼此对立的霸权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3](P5)正是在这种重大利害关系的驱使下，西方各国政府、组织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社会舆论都迫切要求研究欠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吵吵闹闹地要求研究这些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3](P6)这就使得对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3](P6)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经济学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镜或过滤镜来看待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就难免带有某种偏向。缪尔达尔客观地指出：“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3](P6)

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没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成熟的经济学。客观的情况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经济学。另一方面，那些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分析的人大多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通过引进概念、推导原理和提出发展模式创建了发展经济学。而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不是来自凯恩斯经济学，就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

虽然在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加中心—论、依附理论、强调刚性结构的非均衡论等，但从整体上看，主宰发展经济学的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过是运用贸易工具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而已。”[1](P2)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为第二阶段，90年代以来为第三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主导发展经济学的有三种理论：唯资本理论、唯工业化理论和唯计划化理论。唯资本理论强调启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增加资本积累，唯工业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唯计划化理论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来战胜贫困。这三种理论的典型代表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和刘易斯的经济计划化原理等。除了唯计划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苏联计划化经验的影响以外，这三种理论都来源于当时已经成为正统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经济学是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长期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而提出来的。虽然战后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严重不发达的结果，这与英美等国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用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如迈耶在20世纪80年代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时所指出的：“虽然凯恩斯式的失业被否定了，但是50年代经济发展研究的其他主题，如强调资本职累、工业化和计划工作，都可以追溯出凯恩斯主义的背景。”[2](P15)

由于照搬凯恩斯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经济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必然是纷纷碰壁。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展经济学又回归到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上：批评计划化，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消除价格扭曲，实行经济自由化；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重视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如迈耶指出的：“发展经济学内容最大的变革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生的——这20年的特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复活。”在这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观点是，“一个穷国之所以穷，现在被认为是起因于政策不适当，好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是好的”。[4]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声势，成为新的、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潮。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从这些经济学思潮中找到了新的分析工具。于是，9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了制度分析、交易费用分析、产权理论、寻租理论、国家理论等内容。

我们看到，发展经济学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以西方主流经 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贫困和发展问题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长期坚持这种研究传统，实际上是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题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正如缪尔达尔在他的名著《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然后假定这些命题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明都有效。”[3](P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很难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很难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症结所在。研究者的立场错位，再加上把在发达国家产生、而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完全有效的经济学应用到经济条件、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失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有些有远见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指出：“只要这些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引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3](P8-9)缪尔达尔甚至还进一步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发达的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不顾这种差别，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名词概念是有害的。他写到：“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与储蓄、投资与产出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3](P9)

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说西方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完全无用，这种看法显然有些极端。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从一套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分析工具开始，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我们认为，这种发展经济学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创立，这些经济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收稿日期］ 2002-04-10

【参考文献】

[1] 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桑加亚·拉尔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C].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 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5

关键词：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经济学科。作为经济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及基础课程，其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其它专业课学习的理解和分析能力。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在学科特点上即具有自然科学逻辑上的严谨性，又具有社会科学思维上的开放性，是一门老师难教，学生难学的课程。因此，深化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以及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科建设中具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出发，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三方面提出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改革思路供大家参考。

一、在教学目的上，处理好技术与思想的关系

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每个经济学教师必须面对和明确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涉及到西方经济学课程特点准确理解和把握。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至少不是一门严密的科学。经济学在其科学性方面至少存在两点不足：首先，由于经济现象特别复杂，经济现象的度量成本很高，或数据质量存在问题，经济过程不具备完全可重复性，难以采用可控实验研究，具有实证检验不确定性；其次，经济学家在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需要大量发表规范性意见，而规范性意见往往涉及价值判断，不具有纯粹科学性。所以经济学从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或分析工具，因而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与一般课程不同，不是简单地要求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而是要求学生掌握课本知识后面所体现出的思考方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要“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在这一点上，凯恩斯说得很明确：“经济理论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导出正确的结论”

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对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并建立经济理论，而国内本科的西方经济学课时较少，一般限制在51―102学时范围内，较少的课时限制就使我们教师在教学中面临一个选择：是注重经济思想的传播和经济思维训练还是注重经济过程的数学分析。现阶段我们大部分的西方经济学教材选择了注重技术即数学表达式的教材模式，如果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遵循教材，没有对经济学思想进行深入的讲解与挖掘，选择以几何方式为主、高等数学为辅的教学模式，甚至在经济教学中，把经济学课讲成数学课，以致把生动的和现实生活结合很紧密的活生生的经济现象归于抽象的数学问题，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最终学生们学到的只是几个公式与概念而已，面临经济问题时依然不会思考、不会选择，这是经济学教学的最大失误。因此把技术与思想完美结合应该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即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为目的。国外的经济学教材尤其是本科的初级经济学教材比我们国内教材更重视经济学思想的传播，因而更具有优越性。

二、在教学内容上，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传统与现代、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信奉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因而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我们容易走极端，在建国前期我们持全盘否定、盲目排斥的态度，而在现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又出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推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不断弱化的现象。政治经济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客观规律的理论。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注意或不明确这一点，学生在学习中与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进行对比，极易出现理解混乱，从而产生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正确性的怀疑。因而在教授西方经济理论时，首先必须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对其进行科学而全面的分析，明确哪些内容是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容，带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哪些内容在意识形态上是掩盖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矛盾，

宣传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是属于庸俗的东西而应该摒弃。只有确立了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我们才能合理选择与改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

西方经济学做为一门研究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的学问，其理论必然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发展，没有一种经济理论是常青藤，与此相适应，经济学研究也日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其研究成果也日趋多元化。我国现行西方经济学课程理论体系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其特点是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机械地组合在一起，实质是把经济学分为两种不同的部分：当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充分就业时，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发生作用，是为微观经济学，当社会资源配置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发挥作用，是为宏观经济学。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有关联的理论体系受到了西方各派经济学家一致诟病。近些年来，为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真正融为一体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现代经济学众多流派所探讨的问题与当今现实经济实践联系非常紧密，解答的是一些热门、棘手的经济学问题，而这些在我国现有经济学教材中并没有反应出来。因此在组织教学内容时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注意更新过时的理论体系，参照较能反映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趋势的西方国家经济学教科书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如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坚持从微观分析中导出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说明，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有机地融为一体，积极反映学术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观介绍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使西方经济学体现出科学的严谨和真理的生命力。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引进学科，其目的是为我们了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指导我国的经济运行服务，是我们学科体系国际化的表现，但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经济学学科生命力的源泉不在于形式的完美，而在于它是否能够为我们带来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维模式的转变，是否能够用来解释、分析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理论的建立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为背景的，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不同，这就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我国所能发生作用的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解决我国的所有问题。因此，传

授西方经济理论要注意与我国的经济实际相结合，即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首先要实现一定程度的案例的本土化，注意从我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和网络等媒体来获取时效性更强，对学生具有认知亲切感的材料，让学生通过耳闻目睹的中国事例来理解经济学原理，这样比用国外的案例更为具体和易于接受，也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通过对中西经济运行差异，明确哪些理论对我国的经济运行有指导意义，可以借鉴和学习哪些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应辩证地理解和对待，如此才能使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有正确、全面的认识，达到西为中用的目的。

三、在教学手段上，处理好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多媒体教学方式的关系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6

[关键词] 农林院校 西方经济学 教学效果 有效途径

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理论性强，概念抽象，难以理解，经济关系复杂，难以分辨。笔者认为，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与农林院校经管类专业学生的自身特点紧密结合起来，增强趣味性和应用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热情，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

一、农林院校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基本特点

1.基础知识较差，且参差不齐。近几年农林院校连续扩招，学生的文化素质欠佳，特别是数理基础相对薄弱。这一特定的知识结构，导致学生普遍对西方经济学的定性分析感兴趣，但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则不愿深入其中。明显表现出，一方面缺乏对理论知识的探求精神，另一方面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思维方式过于感性和教条。在教学实践中，当讲授到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经典案例以及经济学家的生平故事时，学生非常感兴趣，但当讲授到经济学的一些逻辑推导、图表、图形分析和数学公式等内容时，则明显表现出缺乏学习的兴趣。另外，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养成了死记硬背的习惯。数理逻辑思维的训练较少，死记硬背的习惯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过程中的思维有些教条。

3.缺乏对现实社会和企业的深入了解。农林院校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较少,少数同学甚至对国家当前的基本经济政策都难以做出准确的分析,理解也比较肤浅。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方法新颖。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别较大，使学生对作为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经济变量的关系、资源配置的方式感到陌生与新鲜。

2.内容丰富。西方经济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部分包括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行为理论以及分配理论等内容；宏观经济学部分则包括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内容。

3、逻辑精密。西方经济学所涉及的数量关系之间联系十分密切，它是一门由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很强逻辑关系的学科。加之一般要通过大量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来理解整个西方经济学原理。因此，学生若要想将所学的全部理论知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较好地结合起来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三、积极探索教学效果提高的有效途径

1.改进传统的讲授法。传统的讲授法是指单纯的课堂讲授教学法，教师通过口头语言运用讲述、讲解、讲读等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从学生的角度看，它是一种被动接受，缺乏自主性，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抽象难懂，数学模型分析较难，所以这门课程的重难点必须要授课教师系统讲授。因此，教师可以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生动的描绘、陈述，有启发意义的设置疑问等，使学生能够获得较多、较为全面的知识。

2.强化案例分析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各类经济学教材或专著中也不乏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西方经济学的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在寡头垄断市场中竞争寡头的策略，可以用“囚徒困境”以及“智猪博弈”等经典案例进行博弈分析；外部效应原理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经济学中的经典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西方经济学的趣味性。当然，除了分析这些经典案例外，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经济问题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在实际案例教学中，可以尝试运用案例穿插教学法、小案例讨论教学法以及综合案例讨论教学法等。总之，所选案例尽量用幽默、通俗、轻松的语言加以叙述；注意对学生的启发、引导和组织工作。这种案例教学法既可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快乐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3.采用互动式讨论教学。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目前经济学教师在上课时往往偏重于各个知识点的讲解，缺乏对学生的启发与引导；另外，学生本身也往往只习惯于死记硬背一些结论，不注重积极思考。经济学教学中之所以适合实施互动式讨论教学，是因为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结论性的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原理的形成思路，也就是一种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所以在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应该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讨论，适时给予评价，引导学生在问题讨论中不断质疑和释疑，而学生则应该充分发挥学习的自主性，自主寻找方法，自主探索思路，自主发现规律，自主解决问题。如在介绍机会成本理论时,首先组织学生讨论青年人不接受或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问题。显然，这将真正帮助学生摆脱教条，学会思考问题，培养思维技巧，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

4.运用多媒体教学。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繁多、图表、图形多，多媒体教学将诸如文字、图像、声音或视频等媒体资料综合运用展示给学生，将学生带进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之中，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大大节省了教师的板书时间。再加上大多是大班上课，学生人数多，多媒体教学课题在有限的时间内形象生动地将本课程最精华的内容介绍给学生。显而易见，多媒体教学大大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不但可以将其中的重点内容根据学习者的视觉特点凸显出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将一些知识点展现为一个过程，让学习者慢慢体会其中的内涵。当然，多媒体教学还可以即时利用互联网上的教学资源，并且可以借鉴其他高校教师精品课程上的相关资料。

总之，《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学科,拥有独特的知识结构和体系,因此，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应采用与西方经济学体系与原理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的提高教学效果：即能够极大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参与意识,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林 霞:浅谈西方经济学的几种教学方法[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82～84

[2]韩可卫: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7）：242～243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7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 since 1892 bastable (bastable, cf) published in the "public finance", more than 100 years, western finance has developed, but their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problem is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finance point of view belongs to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s, but contains a certain degree of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cross-disciplinary;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of major and fundamental is the micro-economic activities, but also includes derivative macro-economic content.

key words: western finance; financial theory; theoretical 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 ”（注：bastable，c.f.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 m.h. 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 m.h.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 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 h.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 1922，p3.）不过， 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 （注： buchanan， j. m. 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 textbook.homewood：richard 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 ）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 a.public finance and budget policy. new york：p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1968，p223. ）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 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 finance： public choices and the public econom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 c.v. & p.m.jackson.public sector economics.oxford：martin 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 年的《公共财政学： 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 finance：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little brown & 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 finance.4th 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 “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 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 & j.e. stig-litz.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 new york：mcgraw—hill，1980， pxv & p4. ）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 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 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 m. & e.smolensky， 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 & e.smolensky， ed： modern　public　finance.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 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 ）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 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8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9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10

金融危机给国际金融乃至国际经济提出了创新和监管之间乃至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张力的新课题。这一新课题的普遍性必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中以特殊性的具体历史形式表现出来。当下中国经济，就形态而言，已经走上新常态，就运行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上市场决定阶段。这些情况必然向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因为完全回避当下问题的教学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其教学中对这些问题做出或多或少的思考。

一、教学目的：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

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

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

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中特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