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
时间：2023-12-14 17: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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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结构调整[CD15]作者简介：伍端翌(1986―)，男，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成都，610074 ）。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的内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开始加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不断创下汇改 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除不断受到美欧日等经济体联合施压的政治因素外，更 主要在于内外 经济因素的推动。第一，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储备资产过快增长，直接使外界产 生人 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第二，我国国内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间接引发了外部经济的不均衡 。据 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6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8%，我国不到50%。 ［1］根 据宏观经济双缺口模型：储蓄缺口（S-I）＝外汇缺口（X-M），当国内储蓄>投资，即S-I>0 时，过剩的产能和积压的产品只能转向海外市场加以消化，会加大贸易顺差，形成升值压力 。第三，我国长期奉行“出口至上”战略，政府出于政绩，企业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计地扩大 出口 与招商引资，形成外向型经济粗放增长的巨大惯性。第四，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 果一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由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所驱动，其结果要么是国内通货膨胀，要 么是本币名义汇率升值。［2］唐旭，钱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结果 均支持该效应在我国的显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因次贷危 机等原因 持续动荡，经济增速放缓，巨额贸易赤字有增无减。为防止经济陷入衰退，美国施行宽松 的 货币政策，利率下行加剧了美元贬值。美元资产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资本开始撤离美国，重 新寻找新的避风港。第六，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加之国内劳 动力资源 丰富且成本低廉，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国际资本 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为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还有汇率政策。20世纪50年代，英 国经济学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冲突”，认为单独使用一种政策工具要同时达到内外均 衡目 标，其结果必然是使决策者面临两难的处境。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打破这种看法，指出只 要恰当 地搭配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可以同时实现内外均衡。他提出并经弗莱明修正形成了 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我们分析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和不同的资本流动条件下的政策 搭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经典M-F模型多用在对发达国家的分析上 ，至于对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其创始者蒙代尔先生也认为要谨慎。但笔者认为，随着我国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经济环境将越来越符合模型的假 设条件，分析结果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广而来，它由三条曲线及其对 应的三个方程构成，分别是：
1.IS曲线:SP（Y）＋T＋M（Y）＝I（r)+X+G，表示经济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 ， 反映商品市场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国国民收入，r代表本国利率；SP为私人部门储蓄，M 表示进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数；I为投资， 是利率的减函数；税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视为外生变量。
2.LM曲线：Ms=Md=L(r,Y)，Ms与Md分别代表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L是货币需求函 数，货币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数，投机需求是r的减函数。该曲线反映货币市场的均衡。
3.BP曲线：CA+K=X-M(Y)+K(r)=0,反映国际收支均衡。蒙代尔认为，外部均衡是经常项目、 资本与金融项目总差额的平衡。M-F模型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视角，所探讨的是在纯粹固定汇率制度或完全浮动汇率制下的政 策组合，但现实中各国采用的汇率制度大多是介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我国从汇改以来实 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汇率水平波动幅度有 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动区间扩大为0.5%）。为此，在分析问题时笔 者选用固定汇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国际 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性较低，弹性较小。可以认为BP线比LM线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据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对这三条线进行移动，使之重新交于一点。该点对应充 分 就业下的国民收入，意味着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国际收支重新达到均衡状态 。
三、基于M-F模型的现行政策搭配探讨
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宏观经济也 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GDP增长跨入9％区间且呈逐渐攀升之势；（2）社会部 分行业投资过旺，消费增长缓慢使银行存贷差逐年扩大。大量闲置资金滞留于金融机构内部 ，有效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国际收支顺差通过影响本国储备资产量，形成外汇占款 ，货币供给量快速增长。根据2008年6月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 8088亿美元（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也就6万多亿美元），占央行总资产的70%。过剩的流动性 ， 集中在商品市场，引发通货膨胀；集中在资产市场，会推高房地产、股市等资源类产品的价 格，最终催生泡沫损害实体经济。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比上年 提高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逐月攀升，分别上涨9 . 8%和6.9%；种子、仔猪、化肥、农药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产品生产价 格 同比上涨25.5%；此外，国际大宗商品继续提价进一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1］高企的通货膨胀和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积累已成为宏观经济面临的两大难题。
从M-F模型出发，笔者认为，为重新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适宜在维持汇率渐进、有序、 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长期担负 的经济增长“发动机”功能向“稳定调节器”和“结构优化机”的功能适度转变。
如果政策当局采用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图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IS 曲线右移到IS1，与LM曲线交于点A。届时，国民收入（Y）增加使进口增加，经常项目恶化 ；而资本项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设我国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度低，资本项 目 的改善不足以补足经常项目的恶化，最终造成国际收支逆差（A点在BP线下方），本币有贬 值压力。而搭配紧缩货币政策的执行需要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抛出外汇买本币，相当于收 缩货币供应量，LM曲线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适，IS、LM、BP三线会重新交于 一点E。在新的均衡点，国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长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速 度，整体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经济过热。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 必须温和，否则（例如移到IS2）会同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 率上升在调控经济过热的同时也可能会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但是，在我国仍然维持资本项 目相当管制的情况下，利率仅是引起汇率变动的因素之一。除投机资本外，外资流入更多是 因为看好我国低廉的资源价格、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优惠的税收政策。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国内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过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缓解和 弥补。我们应当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政策搭配的侧重点与实施途径
社会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一直争执不下。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既是严峻的 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对于不善于从内部主动 进行转变的中国来说，借助于升值的外力与硬约束环境，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可以加快进行 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转换外贸增长方式，化解因顺差过大引发升值的恶性循 环，并着力推行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从源头上缓解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突 出问题的治本之道，也是运用政策工具搭配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一） 从紧的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总量调节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鲁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论”思想，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能 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二。［2 ］我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由固定汇率制走向浮动汇率制、由资本管制向资 本自由流 动的方向平稳过渡，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汇率起伏和国际游资的频繁冲击 。在现行结售汇体制下，基础货币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银行主动控制，货币政策独立 性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却因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传导媒介缺乏市 场基础而效率低下。因此，货币政策取向的当务之急是改进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调控实力， 从总量上抑制经济过热。具体建议有：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强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 业务、再贴现工具的有机结合；灵活使用外汇掉期、货币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货币市 场――特别是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 改变现行的强制结汇制度；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等。
（二） 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侧重发挥结构引导与资源配置的优势
2003年到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10万亿元，年均 增长22.1%。2007年财政盈余占GDP的0.7%.在货币政策日益陷入被动的困境下，财政政策 大 有用武之地。我们应抓住财政增收的有利契机，灵活用好三大财政政策工具――税收工具、 支出工具和国债工具，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体制和结构问题。
1． 税收工具
财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减税机制，降低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以提高其利润水平和生产积极 性。因此，应有效实施企业所得税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税转型的推广。第一，“两税合并 ”将使国内企业总体所得税水平由33％下降到25％，这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空间，减轻因 升值造成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提价和紧缩环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资成本 。同时，“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整体而言是增税，这有利于从税收、土地和融资方面减少 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资”，多引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的外资企业，对属于粗浅加工贸易和能耗高、资源占用多的外资尽量少引进甚至不引进，有 助 于扩大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实现我国从加工到制造再到创造的产业结构优化。［5］ 第二， 与生产型增值税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征收时对所有房屋、基础设施和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进 项税全额抵扣，既能消除重复征税，体现税收公平、中性原则，又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参与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中去。
2． 支出工具
首先，稳中趋松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支出的适度扩张，但增加的支出――通过政府消费、 转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不应进入竞争性投资领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针对农 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及城市弱势群体等的公共服务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费疲软、内需不 足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 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住房、养老、 失业、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和阶层 间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费 潜力，需要财政支出充分发挥引导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应与税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税等）一道，共同推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 变。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甚至征收出口关税的做法，减少能源、原材料和 高能耗的一般工业品出口，并适当运用降低关税、调节增值税等激励措施，进口一些可用于 改善国内教育、医疗设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节能、安全生产、排污环保事业亟须的各种 设备与技术，以及国内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资源产品。这样不仅能直接减少贸易顺差，而且为 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企业研制新产品、新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造，支持重点企业和重要行业科技投入，打造国际品 牌，重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3． 国债工具
国债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属财政政策，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考虑充分发 挥它在两大政策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拓宽财政收入渠道的同时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 。第一，财政可发行专项国债，募集资金以购买中央银行富余的外汇储备。这样不仅可以直 接减 少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动性，而且可以丰富央行持有的国债资 产余额，改善其资产结构比例，提升冲销操作空间。2007年8月财政部开始分批次发行15500 亿元特别国债以购买外汇为中国投资公司注资，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第二，设立专门的投 资公司，财政参与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与管理，并结合使用财政支出工具，改善国际收支， 分散投资风险。第三，大力发展短期国债市场。短期融资工具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 要载体，而现有债券的种类、期限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加大 短期国债的发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据日益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又能为财政省下一大笔 利息支出，这对于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3］唐 旭,钱士春．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分析［J］．金 融研究, 2007(5).
篇2
关键词： 高职商务日语专业 实训教学 现状 对策
近年来，社会和企业对商务日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呈有增无减之势，但另一方面每年涌入社会的大量高职商务日语的毕业生却找不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我针对这一现象展开研究，对其中141名商务日语专业的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与日本贸易相关的某企业进行了实地走访。从调查结果中发现高职商务日语专业毕业生岗位操作能力和商务日语应用能力较弱是导致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在高职商务日语实训教学中进行了总结、反思，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达到培养社会和企业需要的高职商务日语人才这一目标。
一、高职商务日语实训教学面临的现状和问题
1.实训教学目标不明确。
虽然实训教学在高职院校受到广泛重视，使教师和学生都共同认识到实训教学对于培养和提高操作技能和应用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日语教师身处教学一线，没有接触外贸行业的机会，从而忽视了培养商务日语人才职业技能的要求，导致在实训教学中较盲目，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2.实训教学中课程缺乏体系性。
从调查中可看出，目前外贸企业需要的是具有较高综合职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以我院日语专业为例，由于各实训项目开发的随意性较强，相互之间没有有机联系，整个实训教学缺乏体系性、完整性，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的各项技能联系起来、融会贯通，学生的综合职业技能偏弱，不能满足社会和企业需要，致使该专业毕业生陷入就业难的困境。
3.校内外实训基地不完善。
以往的实训教学虽然也大多使用了语音室、多媒体教室等校内实训基地，但往往只是利用这些基地看日剧、听录音，还有就是翻译资料、编写会话等，实训流于形式。显然这样的实训过程和结果与学生将来的工作实际相去甚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许多学生感觉收获不大，对这类实训学习也没有浓厚的兴趣，更不要提充实感了。当然，与强调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工科专业相比，展开外语专业的实训教学活动本身的确有很大的难度，因此，要想使日语实训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日语专业实训指导老师必须认真思考和探索一种新的、可行的实训教学模式。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针对目前高职商务日语实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从调查中毕业生所提出的建议中，总结出优化高职商务日语实训教学的对策，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技能，培养适应社会和企业需求的商务日语人才。
1.采取模拟工作现场实训，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
在这方面，我院为了改善日语实训教学，建立了日语专业的具有日式风格的实训室，里面的布局有公司办公室、同声传译室、日文输入练习室、日式榻榻米房间等，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日本社会的人文风情并且体验公司文化。这样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学院已建成的共享网络资源与现有的实训教室，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模拟实际商务活动。可以把一个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模拟日本公司的若干部门，给每个学生以职位和虚拟业务，让学生练习发送日文电子邮件，作工作报告，商谈并制订活动企划，等等，这样的实训同样可以达到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的目的。当然，这必须有指导老师的精心策划和有效引导，并且每次实训实施前都要有一份详尽周密的实施案。
2.组织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在调研过程中，毕业生们提出了许多可行的建议。比如，除了日常的校内实训教学以外，可以利用长三角的地理资源，组织学生参观有规模的日资企业或外贸企业，亲身感受日企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或者安排学生利用假期去日企实习，通过现场训练来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同时提高交际能力。又如，日文录入课部分可以让学生到外包企业去实习，进行实际操作；谈判日语方面的课程可以尝试请企业中的专业人士直接参与训练、授课，也可以请一些日企的一线校外专家到我院来开设讲座和座谈，使学生从中了解更多书本以外的日本企业文化、思维方式和最新信息。
3.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
实训教师队伍建设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前提和保证。为了提高实训教师队伍的综合能力，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实训教师的培训，鼓励教师参加各种继续教育，不失时机地推出政策，培养一些本身基础较好，且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较强的教师成为真正的“双师型”教师。另外，可在“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基础之上，进一步培养日语专业带头人，这是高职院校日语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问题，对学院日语教育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还可以出台一些实质性的政策，对于“双师型”教师进行必要的奖励，促进教师的成长，从而提高学院的办学能力。
三、结语
实训是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关键教学环节。要达到培养社会和企业需要的高职商务日语人才这一目标，高职日语教师必须深入探索符合行业特点的实践教学规律和方法。只有在教学中通过不断摸索，逐步将实训教学体系化，才能够确保日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李锦秀.辽东学院高职商务日语实训教学的思考［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2］陈为民.激活高职日语专业实训课程的改革探索［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8）.
篇3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国际社会普遍高度关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走势。一些学者以经济全球化损害多数国家和民众利益为由，断言经济全球化将会出现逆转。而主流观点认为，只要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发展将是可持续的。
历程和前景：发展动力大于阻力
从历史上看，近2000年来世界出现过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通过建立交通网络、形成共同的语言、法律和货币等，促进了从英国到中东贸易的发展；第二波全球化浪潮出现在500年前，哥伦布等航海家开拓海上通道，推进了欧洲、美洲及东亚地区的贸易。这些贸易后来为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在此期间，因一些欧洲国家内部出现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势头受挫，经济全球化一度陷入低潮；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70年至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增长，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被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政府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共赢的理念，开放政策对国际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产生重要作用。科技发达和资本充足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中心，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成为其。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劳动力等从“中心”流向“”，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流向“中心”。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发生，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并出现倒退；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
与前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相比，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第一，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世界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例超过20%，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GDP的比例为21%，而191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及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正在空前扩大；第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中心”与“”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换回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技术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十九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巨大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经济体输入资本；第三，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成熟。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购买政府债券等少数领域；而现在的投资者拥有涉及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第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的水平。高新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过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浪潮不会出现逆转，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实行开放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因素。科技进步的直接结果是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以及通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进一步降低运输和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了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程度日益提高。二战结束初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持续发展，多边贸易谈判多次达成协议取得进展，较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近15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从1980年代30%降至目前10%；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直接结果是人口众多的东亚和南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二战后的历史证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是通往繁荣的道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参考的发展范例。
经济全球化发展正遭遇不少阻力，主要体现在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选民的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的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上。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增大，其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俄罗斯及一些拉美国家实施经济国有化举措；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次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而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贸协定谈判；三是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将使所有国家和群体都得到好处，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及群体并没有受惠，他们的态度对全球化发展不利。总的看，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仍不会重蹈倒退的覆辙。
影响和问题：利益不均
从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正对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据世行统计，1980年以来，全球人均收入增长近1倍；1990年以来，世界有4.5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状态；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丰厚利润，出口扩大，生产率提高，消费物价降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以美国为例，近几十年来，按2003年价格计算，经济全球化使美国每年GDP增加约1万亿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至5000美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大，美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从1970年的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来，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为25%，支持美国内1200万个就业机会。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每年为美国创造600万个就业机会。近几年，美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数千亿美元资金，以弥补其“双赤字”。除老牌跨国公司外，许多西方中小企业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大发展的机会。芬兰诺基亚公司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一个乡村小型公司发展成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电话制造商；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等，从而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并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据世行统计，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2000年的3.4%提高到2005年的6.6%，其中东亚和南亚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分别从8.5%、5.4%提高到9%、8.1%。不少国家还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提升产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世界重要技术产品出口国，其跨国公司也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设厂。如韩国1960年代仍是个穷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其经济快速增长，目前韩已进入工业发达国家行列。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都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突出问题。发达国家部分企业及工人受到外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竞争的冲击。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陷于困境，工人失业增加，工资下降压力增大。近几年，美国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几百万，工人平均实际工资下降，这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和大量进口外国产品相关。由于服务业和IT业务外包，发达国家白领工作岗位及工资水平受到影响。据预测，发达国家外包的服务工作岗位将从2003年的150万个增至2008年的410万个，其中美国外包的服务工作岗位将从56.5万个增至120万个；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挑战，特别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较弱和自然资源缺乏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受到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不少国家债务负担加重，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即使较成功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东亚和南亚国家，其国内两极分化也在加剧；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不利境地。发达国家政府可通过较完备的社保及失业救济等机制来缓解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此类社保体系，缺乏规避和减轻风险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的发言权很小，无力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内部原有贫富差距拉大，不少中产阶层沦为新的贫困阶层。跨国公司、大金融企业的业主、高管等是经济全球化的赢家，但部分中产阶级，如美国中西部传统产业密集区的企业主和工人却没有或很少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能够适时融入经济全球经济体系的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已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中获益，低工资、科技传播及进入全球市场等因素使其经济快速增长。而拉美、东欧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得的“馅饼”不断缩小。非洲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现象加剧，世界贫富鸿沟继续扩大。非洲绝对贫困人口比率从1981年的41.6%提高到新世纪初的47%。
原因和症结：
不是来自经济全球化本身，经济全球化面临着诸多问题，症结在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管理方式存在问题：
支配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不公平，其总体设计向发达国家倾斜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缺乏有效的管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危害其民主进程。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不同步，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加大协调力度，但世界却仍缺少能够进行高效、民主协调的机制。
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发达国家缺乏有效调整机制，而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缓冲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美国自由市场模式趋于失灵，给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带来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
经济全球化使西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物质价值高于其他价值，忽视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出路和对策：标本兼治
从全球范围、长远角度进行谋划，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制定综合性方案。
改革全球治理体制。从全球层面上看，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存在单边主义倾向、国际经济机构“民主赤字”、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代表性等问题。要让经济全球化的益处得到更广泛和公平的分享，须从政治层面进行改革。改革经济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加强国际机构自身的治理，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的能力，加强国际法规的实施。通过签订全球社会发展协议等，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
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相关政策和机制。为更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应通过加强国内教育、培训等方法提高国内工人素质和竞争能力，而不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阻挡外国竞争。应更多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国内输家，对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如资助工人再培训，为非熟练劳动力提供工资补贴和教育经费等。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不仅影响数以千百万计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还将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应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目前，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发展理念主要有两种，一是突出自由市场主导作用的“华盛顿共识”，二是强调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综合发展理念”。西方国家在拉美等地区推行“华盛顿共识”，但效果不佳，原因是它过于弱化政府的作用，极端倡导私有化，强调贸易和资本市场自由化，过分强调GDP增长，忽视经济和社会公平性。东亚国家采取“综合发展理念”取得较好的效果。“综合发展理念”主张市场、政府、个人和社区协调发展，值得借鉴：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教育和就业政策需要考虑如何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同时要加强社区建设。
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加强公平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所处地位不平等，贸易自由化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许多国际贸易协议充满了不平等的内容，没有促进穷国经济增长。世贸组织应创立反映公平、社会公正和效率原则的法律框架。实施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助于保证多数国家从贸易中得到好处，确保更公平地分享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制定措施保证社会最低层工资得到增长。只有在这些改革措施到位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才会真正使全球多数人受益。
改革国际储备体系。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特别是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并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其回报率很低，无法用来支付国内有巨大资金需求的项目。在交易过程中美国银行收取交易费，又使发展中国家蒙受损失。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改革现行国际储备体系，使其对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融资，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全球公正性的承诺，并支持全球减贫事业。
促进资源的合理和有效使用。丰富的资源本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但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却成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西方国家过于依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其追求短期利益的政策考虑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资源富集的发展中国家自身找原因，一是经济上过于依赖自然资源；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其资源容易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三是资源行业的繁荣容易造成其他行业的萧条。为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使用，国际社会应制定共同行动计划，包括积极参与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健全产品认证制度，保护合法生产的资源物品，切断非法生产的资源物品的销售市场，增加资金援助，开采自然资源应限制环境污染。
改革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是带来垄断和不公平。知识产权建立在知识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从中无成本受益。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垄断集团追求最大利润，将多数人排除在外。二是压制了创新和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意味着应自由获取知识，但现行知识产权体制旨在限制对知识的使用，增加使用知识的成本。由于知识产权和专利压制知识的传播和使用，延缓了在创新基础上进行再创新的研发活动。因此，应建立公平的知识产权体制，全面考虑对经济竞争力和创新水平的影响，实现垄断成本和创新收益间的平衡，激励创新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还应设计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体制。
促使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积极作用。为减少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促进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应加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感，改进公司治理，通过规范竞争行为等限制其权力，通过法制和监管减少腐败。
篇4
关键词：“三农”难题；二元结构；政策偏向；政府行为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三农”难题的生成与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从现实运行的视角来看，“三农”难题的存在与发展同样有其客观的现实性。对“三农”难题成因的系统分析，显然是我们寻求“三农”难题化解路径的基本前提条件。从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状出发，结合“三农”难题的运行趋势，我们认为，导致“三农”难题持续存在并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即：市场之因——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性的双重制约；制度之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国情之因——人多地少的中国特色；政策之因——重工轻农的政策偏向。
一、市场之因——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性的双重制约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对国民经济运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从＿定意义上讲，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弱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的共同作用，恰好是我国“三农”难题形成的市场之因。
（一）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其他任何非农产业不可比拟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的生产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讲：“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论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由此决定了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农产品，而这一过程中生命有机体的数量多少与质量高低和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农业物质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素质低下，各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往往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与旱灾对我国农业造成的效率损失大致在80%以上，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因水灾而减产约89亿公斤，因旱灾而减产约100亿公斤。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实现了年均8%左右的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极大地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自然风险。
（二）农业生产经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市场风险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是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与经营必须正面迎接各种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获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人为分割，因此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潜在的供求均衡绝对先于市场上的供求均衡，只要这种局面存在，就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失衡；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却无法有效根据市场格局的变化而做出及时的决策调整，这样价格调节滞后性就难以消除，最终导致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与农业投入效率的流失。同时农产品流通具有很强的生产延续性；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加大农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市场风险。第二，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在此背景下，农业是典型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于是人们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的消费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这两种约束并不能很好地调节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因此农产品市场供求失衡与农业增产不增收也就在所难免。第三，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收入弹性均表现出显著的不灵敏与相对缺乏弹性。就价格而言，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敏感，因此与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相适应。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相对有限，而不会像对工业产品或劳务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而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不足，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第四，在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的同时，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却相对强劲，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蛛网理论，由于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这在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与农业科技广泛应用的条件下尤为明显，因此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便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以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使农产家庭在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的双重制约下显得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弱化了农民的利益谈判地位；而且伴随着中国入世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而农业日趋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使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获取与提高面临着比非农业产业更大的市场风险。
（三）农业生产经营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还受到制度风险的不断干扰
从本质上讲，社会经济转型既涵盖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涵盖了社会制度的变迁。
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直接引发了我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与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迅速提升；而从1985年开始，农业生产就陷入了持续低迷与徘徊不前的困境之中，尽管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从风险分析的视角出发，其根源则在于制度风险的加剧及效应。一般而言，制度风险是指制度或改革在变迁与实施过程中，由于制度主体与制度客体对其制度结果的不可预见，导致制度绩效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的可能性。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对于传统农业体制被市场化改革所突破，而全新的农业制度体系又未能适时建立起来，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失衡与冲突，从而影响农业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导致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市场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完善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市场中介经济体系发育的相对迟缓，必然从根本上制约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绩效的释放，从而产生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制度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发展中的制度风险往往与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加剧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
（四）农业生产经营在市场的运作过程中还必须正视自身的弱势地位
1.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低下，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弱化产业科技含量是衡量其市场竞争能力强弱的主要指标，而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0%左右；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农业劳动力质量差与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低。一方面在广大农村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与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先天缺陷与后天乏力，导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文化素质与科技适应能力普遍低劣。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年两次抽样调查，农村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比重仍占总数的8.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1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农村科技应用与推广中的“缺位”，导致农业科技应用与农业生产发展存在总量需求严重不足与转化手段目标严重脱节的双重困境，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低，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科技贡献率大约在30%左右，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只有20%—30%，远远低于世界市场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现代科技与现代要素的吸纳能力普遍弱化，从而根本无法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中与非农产业展开有效的规范竞争。
2.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吸纳社会生产要素能力相对缺乏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历来没有规模经营的传统，农户家庭经营分散狭小，市场组织化水平十分低下，作为世界上土地经营规模最小的国家，我国这种超小型土地资源环境格局显然不利于农业市场谈判地位的强化，因此农民不可能通过自我组织力量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收主体。与此同时，由于农业产业禀赋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农业难以获取社会市场利润，于是在市场利润机制的作用驱动下，农业既没有能力吸纳外部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又难以防范农业内部各生产要素的非农业外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产业的弱势格局。
3.农业比较利益提升乏力，农民社会负担居高不下由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惯性与农业宏观政府投入的相对不足，致使持续低下的农业比较利益状况得不到根本改观。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弱化了农业吸收利用社会生产要素的基础与动力，而且使农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持续外流与农业发展所需要素补偿的严重短缺，导致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难以在短期内有明显改变，其主要表现就在于农民负担的居高不下。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目前农民各项社会负担仍然占据了人均收入的50%以上，而且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的税赋负担显然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的能力。上述几个方面共同展示了农业产业弱质性的形成机理及现实表现，而从结果的视角出发，农业产业弱质性不仅加剧了其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而且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弱质效应，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这种生产要素外溢大致表现为劳动力外流（不是相对于土地需要过剩而言，而是产生于劳动力投入边际效益与转弱成本的利益比较）、农业资本外流（由于农业资本投入边际生产率大大低于非农产业，因此通过投资性外流、储蓄性外流、价格性外流、迁移性外流等形式引发农业资本大量流向城市非农产业）、农村土地外流（主要是基于土地利用收益成本比较而形成的农地非农化利用、土地过度征用以及土地利用方向的不规范变更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从根本上削弱了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弱质性状况，在此格局之下，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与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制度之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尽管在刘易斯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模型进行了多个层面的补充发展，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大致相似。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内涵与关键环节。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化的经济现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三农”问题的生成与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受到了来自市场化改革与农村制度创新的共同冲击，但迄今为止，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依然是制约“三农”难题化解的主要制度障碍。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国民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为了维持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逐步建立了三大制度体系，即户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与统购统销制度；其中户籍管理制度一方面在农村把土地与户口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城市把户口与就业、社会保障相结合，严格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人民公社制度则通过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与统一经营，在组织上保证了政府对农民与农业剩余的控制；而统购统销制度则借助于对农产品市场交易渠道的人为干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上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改革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冲击是弱化的；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新形势下反而呈现出新的运作特征，即：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传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其中“三农”问题便是其中的焦点与核心。概而言之，二元经济结构对“三农”难题生成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体现出来：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的增长、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共同导致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剩；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与生产规模扩张反过来又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转换。但是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支撑体系，却使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吸纳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是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本质上讲也没有被工业化与城市非农产业所真正有效接纳，绝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游离于现代化工业之外，农村居民转变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严重受阻。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成功的中心在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程度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使城市工业化脱离农业片面推进，城市工业化与农业人口非农化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迟滞，导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农业产业化与适度规模经营难以正常运转，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模式的制度绩效与高度发达的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日趋拉大。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与升级换代滞后
对照国际经验，依据我国人均GDP1000美元的标准，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严重滞后的。主要表现为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再加上城市服务功能的相对不足，共同导致了工业化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一城市化一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良性循环格局未能真正形成。之所以为此，一是由于工业自身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调整升级不力，导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不仅没有真正从农村吸收剩余劳动力，反而形成城市中日益扩大的失业群体；二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既制约了工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又制约了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产业产值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是现代工业社会，而从就业结构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在经济效益层面上就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大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以较大的劳动力份额（50.1%）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17.7%），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23.7%）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49.3%）。
（三）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政府制度供给在农村经济运行中的严重短缺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不仅存在着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对立的社会二元结构，这种双二元结构的历史惯性进一步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具体说来就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其产出效率低下与产业结构固化，严格的户籍制度、城市劳动用工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城乡长期分割的鲜明界限造成生产与经营市场的严重失调，长期存在的“剪刀差”以及不合理的财税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农民收益流失，二元化的资本市场、组织结构与技术结构强化了农业的弱势地位。总之一句话，政府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制度创造与政策注入的城市化偏向于非农业倾斜，导致农村经济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撑，不仅引发了“三农”问题的形成与强化，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困境与矛盾。
（四）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加剧了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与流失
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使用下其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正因为如此才为非农产业特别是城市工业创造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与转换迟滞，致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单位产出效率的提高，而且阻滞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过程。因为二元经济的运行过程，同时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供给不是由技术产量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产量决定的；而工农城乡之间的利益结构倾斜必须使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微观利益出发，减少对农业的各种投入，缩小其生产经营的经济边界，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农业生产增长的缓慢；再加上二元经济结构所固有的国民收益分配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的“重工轻农”的政策制度倾向，共同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的持续流失与低下，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国情之因——人多地少的现实约束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根，土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中的地位不容质疑。作为农业发展大国的我国，农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与建设的首要问题；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同时也是“三农”问题生成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此“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明确指出：对我国“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立的二元经济结构。由此可见，我国“三农”问题的凸现与“三农”难题的化解必须高度关注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约束。
从静态层面上看，我国特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土地资源绝对数量与人均占有数量之间的矛盾。我国土地总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4%，仅次于前苏联与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我国人口绝对基数的制约，人均土地占有比例很小，世界人均陆地面积2.97公顷，我国人均0.827公顷；世界人均耕地面积0.32公顷，我国人均0.08公顷；在全球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与日本，位列倒数第三；以我国目前13亿人口计算，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4.2%，与美国的19.5%与印度的55.6%相比明显偏低。
同时约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5亩的危险线。其次，耕地数量不足与质量弱化同时并存。
一方面我国耕地总量不足，可以开垦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相对较少，二者相加总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9%.与此同时，可利用耕地质量总体较差，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显示，全国高产田占农村耕地总面积的21.5%，中产田占37.23%，低产田占41.2%；全国耕地面积中水产田占41.2%；而水土流失面积约占35%，沙漠化面积约占2%，盐碱地面积约占6%.再次，农村人口绝对增长与土地面积减少的冲突。近年来，我国人口每年以10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而农村土地却以每年数百万亩的数量递减，从而形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特有的人增地减的尴尬格局。据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1995年的10年间，我国耕地净减5万平方公里，超过日本耕地面积的总和。我国现有耕地面积同历史上耕地面积最多的1951年相比，递减2.3亿亩，平均每年净减700多万亩，从而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导致耕地减少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主要的引发源在于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以开发区建设，越权批地，城镇化与非农业发展为特征的土地不合理利用与土地乱占滥用；以水土流失与过度开发为特征的耕地功能弱化与耕地面积锐减；以耕地污染与有机肥料过度使用为特征的耕地退化与肥力下降。农村耕地的锐减对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与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农村土地闲置与耕地抛荒不良循环。由于受到产业利益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剩余劳动力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我国农村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耕地抛荒与土地闲置现象。据1995年清查，全国非农建设闲置土地6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占45%，1996年底仅开发区占地中撂荒的耕地就达2万公顷；大量耕地抛荒现象的出现，致使耕地的生产及经济功能丧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种植业比较经济效益下降、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加剧、非农产业利益的诱导以及农村土地社会负担的不合理。
从国情层面上看，人多地少的基本现实与人地关系的矛盾冲突，是引发“三农”问题生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国情约束对“三农”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妨碍了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格局的生成与土地优化配置效率的正常获取。在市场化取向改革进程中，作为农村基本生产要素的土地理应按照市场效益原则进行合理流转与优化组合，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曾经指出：“从经济观点看，大规模耕种土地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我国农村目前人多地少的现实，必然使以家庭小规模承包经营的格局长期化与凝固化，致使劳动投入与土地投入都超越了可替代的合理限度，农村土地的规模效益难以正当获取，不仅阻碍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且阻碍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最终使农业比较利益持续低下，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丧失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的利益吸拉力与效率推动力。第二，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农业劳动率水平的提高与农业市场竞争地位的提升。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次上分析，由于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致使我国农业运行呈现出一种反常格局：土地生产率高与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并存，这在非农产业领域是不可能出现的。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强化与现代农业投入数量的人为增加，致使经济学倡导的成本效益原则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失去应有作用。另＿方面，人多地少的现实格局如果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联结在一起，则必将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形成并被人为积压在日益短缺的农村土地上，农村土地产出数量或许可以持续增加，但由于在科技进步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持续走低与农业劳动力人数绝对增加，致使农村土地的劳动生产效率不高；而在优胜劣汰的国内市场竞争中，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判断与衡量产业竞争优劣与竞争地位高低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伴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运行，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劣势将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第三，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有机耦合与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协调始终是社会经济进步中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国际经验充分表明，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过程中，处理二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直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难题，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中国所特有的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在目前人地关系如此紧张的社会背景之下，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还是农户家庭的行为选择，均存在着“公平”为先、“效率”为后的选择倾向；因为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农村土地首先是一种“生存资料”和“生活保障”，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因此人们对待农村土地经营首先追求的是生活资料的基本满足，而不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提高，人们经营农村土地的出发点不是市场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基本生活手段稳定性；于是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不合理错位，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却无法从农业产业运作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再加上“重工轻农”的倾斜发展战略与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对滞后，致使农民的社会负担相对较重，在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下，农民的税费负担已经占到农业产值的20%以上，这显然有失公平待遇原则，其结果只能是农民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的缓慢与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迟滞。
四、政策之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偏向
在影响与决定农业发展的要素体系中宏观经济政策居于核心地位，正如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的那样：“一国农业所以停滞不前，不在于资源禀赋，而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扭曲与失误。”在我国农业发展一贯倡导的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我们认为“三靠”的中心与关键在于“一靠政策”，因为政策既是决定科技与投入能否到位的关键，又是农业人为兴衰的根源；而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主体的政府则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历史检索，还是现实分析，我们都会发现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均表现出浓厚的工业偏向、城市偏向与市民偏向，而这恰恰是“三农”问题迟迟无法根除的宏观根源。
（一）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偏向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利益阶层，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与行为偏好，由此决定了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错位的可能性。由于我国是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更由于政府与农民在产业上的分离与空间上的错位，政府的行为选择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农民的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集中到足够的资源去实现工业化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国民经济发展的工业偏向更不可避免。一方面，依靠剥夺农业为特征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隐蔽方式）与农民税费（公开方式）两种方式来进行。据统计，1950—1979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978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1572亿元，最后政府从农业抽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即每年农业部门为工业无偿提供资本积累15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缓和，但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1979—1994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抽取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1755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即农业部门利益流失达到811亿元；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支出过程中也表现为显著的重工轻农倾向，尽管《农业法》明文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以1992—1996年为例，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6.8%，而向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逐年下降，1993—2000年分别为9.5%、9.2%、8.4%、8.8%、8.3%、10.7%、8.2%、7.8%；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前者仅仅为后者的1／2或1／3，从而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本不相称。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工业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持续提升，在“一五”到“五五”期间政府对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在45%-62%之间，而对农业的财政投资从未超过8%，最少年份为3%.这种工业偏向运行格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后劲的不断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力，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从而使农业这一基础产业在垫高工业发展平台的同时，却使自身发展严重受阻，农业基础地位得不到真正落实与巩固。
（二）城乡发展中的城市偏向
这种城市偏向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资本流动的城市偏向。由于偏斜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再加上资金流动的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资本大部分流向城市，从而使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严重缺位。二是劳动力流动的城市偏向。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将农民严格束缚在农村土地上，阻止其自由择业，而城镇就业机会主要由城市居民来分割。尽管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统一性的严重迟滞，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是一种体制外的暂时流动，无法真正纳入城市劳动力统一安置范围，从而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短期性与不稳定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残缺与城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三是公共物品提供的城市偏向。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政府在处理城乡利益关系上的主观偏好，导致城市公共物品几乎全部由国家负担，而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却由农村居民自己负担与自主解决的不协调格局；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一方面产生了不公平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引发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加重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负担。四是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城市偏向。制度变迁与制度创造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立足现实，我们都会发现，尽管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各种制度创新的主战场与重心却始终在城市。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思路的影响，制度创新必然有前有后，但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对城乡实行的差别政策，必然影响到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格局。这种由于制度创新的先后顺序特别是制度变迁的主次差别，必然导致城市制度供给的充足与农村制度供给的缺失，从而使农林经济运行缺少持续有效的制度推动，这一点从近年来各种制度创新及政策安排上就可以得到充分佐证。
篇5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 201411）
摘要：资助学生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扶贫，更应该帮助学生提升自助能力。高职教育更侧重于学生技能的提高和应用，因此，高职院校资助工作应充分重视对学生自助能力的培养，打造“资助”与“育人”并举、“经济支持”与“心理支持”相结合、“技术支持”与“素质支持”相结合的育人模式。
关键词 ：高职院校；受资助学生；自助能力提升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2-0159-04
国务院于2007年5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建立一套“奖、助、贷、补、减”为主体的多元化资助体系。但各职业院校的资助工作主要集中在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减少因贫困失学的学生数，而忽视了对贫困学生的育人定位及育人的可行性研究，导致德育功能弱化，一些受资助学生责任意识差，自我解困意识不强，自助能力不足。高职院校应将“资助管理”与“自助教育”结合起来，在帮助学生解决在校期间经济困难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受资助学生自助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自助能力的概念与内涵
自助能力，是自己主动寻求帮助，统筹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解困的能力。高职院校受资助学生属于经济困难群体，一般具有经济条件差、文化基础差、心理承受力脆弱等特点。提高受资助学生的自助能力就是通过提供一定的服务平台与信息支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能力、生活能力、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和心理承受力，提升他们自我解困和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一）经济自助
高职院校一般学费较高，大多数贫困生来自农村或城镇下岗职工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与来自经济优越家庭的学生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易使贫困生出现两种不良倾向；一是自尊心受挫，经常表现为自卑、内向孤僻、交际能力差等；二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经济自助意识差，怀着“等、靠、要”的心理接受资助，重视眼前利益，容易出现利益争夺现象。经济自助是学生通过勤工助学等途径解决自己经济困境的能力。我们鼓励学生开展经济自助，但要注意“适度”原则，如果为了“打工赚钱”解决经济困难而导致学习退步、学业受阻，是得不偿失的。
（二）生活自助
高职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缺乏挫折和失败的磨炼，缺乏独立生活、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生活自助是指学生能够自己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合理安排自己的吃、穿、用、行。个体所接受的教育首先必须是生存教育。生存教育就是一个人为适应某一社会的基本生存而必须接受的教育，除了要教育学生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外，还要教会学生学会生存具备的技能，多掌握一门技能，就多一份就业机会，多一份生存保障。
（三）学习自助
高职贫困生一般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基础相对较差，尤其是英语和计算机水平不高，且自身缺乏自律能力，成就感较低，因此时常对学习感到焦虑紧张。学习自助是指学生能够端正学习态度、主动培养兴趣、积极参与实践、自觉开展学习活动，要在“尚德修能”的同时，努力做到“知行合一”。
（四）心理自助
高职贫困生普遍存在一些不良心理，如自卑、攀比、排外，甚至嫉妒。他们正处在生长发育的最关键时期，面临着学习、恋爱及就业等各方面的挑战，如若处理不当会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受资助学生除了“幸运”地受到资助外，也多了一些关注的目光，因此他们比一般学生更为自尊好强，更渴望成功。心理自助是指学生主动调试自己的心理状态，积极寻求心理疏导方式，缓解压力，维持健康心理的能力。学生应培养自己具备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此外，通过向辅导员老师、专业指导老师、同学、父母亲戚等倾诉，将不良情绪及时转移的向他人寻求心理支持方式是心理自助的外显特点。
（五）就业自助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学生需要在大学期间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通过考证、培训、专升本等途径，而这些均需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贫困生必须多付出数倍的努力。同时，他们因要改善经济条件落后的现实，而对工作的薪酬有更高的期望，这就因能力与期望不一致导致择业困境。贫困生在就业中居于弱势群体地位，贫困生要主动开展就业自助，自觉创造学习条件，优化技能培养，在培养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掌握就业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成功就业。
受资助学生自助教育应把握的原则
（一）坚持尊重事实、以人为本原则
学校资助工作人员在对贫困生家庭贫困证明资料审核、贫困生资格认定、资助项目评定、奖助学金发放以及社会捐助和资助的分配等环节需坚持尊重事实的原则，保证公平，在确定受资助对象时，要将人文关怀融入到工作中，以人为本，关心、帮助、引导受资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目前，资助工作重在满足学生受资助的权利，忽视了对受资助学生的义务性要求，如学生的责任意识、感恩意识、诚信意识、主动自助意识等。应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国家的助学政策，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例，要加大助学贷款政策的组织宣传工作，使学生能够全面正确认识到国家助学贷款是党和政府专门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求学难题而设立的，在教育学生要常怀感恩之心的同时，更要让学生知道国家助学贷款也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普通金融政策，需要学生严格遵守信用协议，建立优良的信用记录，合理利用国家助学贷款帮助自己完成学业。
（三）资助与育人相结合原则
在资助工作中，要注重对受资助学生的后续教育管理，发挥资助的育人功能，引导学生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用自己的自强梦、奋斗梦托起青。
感恩和诚信教育往往被作为资助育人功能的核心内容，意在引导受资助学生将感恩意识转化为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服务他人的实际行动。感恩和诚信教育往往侧重于通过思政理论课、主题班会等显性渠道来进行，过分提倡感恩，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不足，导致学生内心排斥，伤害学生自尊心。应该让受资助学生感到温暖，而不是“亏欠”，教育学生认识到贫困是暂时的，办法总比困难多，通过自身的努力自立自强。
（四）适度自助原则
适度自助指的是学生开展自助活动时要坚持一定的“度”，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从事大量的校内勤工助学或是校外兼职活动耽误功课，或为了感恩、彰显责任而参加大量的志愿活动以致影响学习，都是不可取的。适度原则要求学校既要掌握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工作量，又要掌握学生校外兼职活动情况，引导学生适度自助。
受资助学生自助能力提升的对策
除了来自学习的压力外，受资助的贫困学生还背负着来自弱势群体身份的压力、公开资助方式的压力、人际交往的压力以及就业的压力。为营造积极健康的育人环境，高职院校教育工作者需要积极探索将资助工作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志愿服务相结合、与心理健康相结合、与就业创业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一）拓宽隐性德育渠道，引导学生由“被动资助型”向“自助服务型”转变
除了对受资助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等显性教育途径外，还要积极探索隐性德育途径，将显性的说教化为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
榜样示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要严于律己，在日常教学中发挥人格魅力，用言传身教引导学生，使他们在无形中改进自己的言行，从而建立信任、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教学相长。
积极暗示 运用激励和期望理论，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暗示和鼓励。罗森塔尔效应表明，如果对一个人传递积极的暗示和满怀信心的期望，就会使他进步得更快，发展得更好。积极暗示需要结合赏识教育，即肯定和鼓励的教育方式。
情感沟通 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形成稳定的情感共振场，引导学生提升自助意识。教师要善于在工作中寻找与学生能产生共鸣的话题，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基于共同的话题和温暖的关爱，沟通顺畅，正能量才能得以传递。
文化熏陶 创设富有教育文化价值的校园环境、班级环境、实训室环境、宿舍环境，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感恩、诚信、责任意识，激发对真、善、美的追求。
（二）创造多元化平台，激励学生增强自我解困意识，培育感恩责任意识
勤工助学平台 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勤工助学及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创造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勤工助学工作岗位，探索将勤工助学岗位与资助服务有机结合的途径。同时，相关部门要保障学生按时、足额地领到自助酬金。用工部门要通过开展岗前培训、定期业务培训等方式，提高勤工助学学生的业务能力，使学生真正掌握用工岗位技能，增强责任和服务意识，在解决自己经济问题的同时，也能为他人服务，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
资助服务组织平台 要通过创建资助服务平台，吸纳受资助贫困生参与到资助服务组织中来，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服务他人的能力。如校园慈善爱心屋、爱心义工队、爱心超市、志愿服务社等社团，要首先将受资助学生吸纳进来。
志愿者服务平台 过多地注重课堂等显性教育渠道进行感恩教育，会无形中给学生更大的压力，导致受资助学生在获得助学金后更加自卑、低落。而志愿者服务平台提倡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能够使学生在参与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中体会到自身的价值，从而把“助人为乐”的精神外化为实际行动。
“导学制”学生团队平台 提倡学生参与实训室建设，培养和发展学生团队是实训室教学的有益尝试，也是学生自主开展专业学习的有效途径。“导学制”学生团队是一种学生指导学生的职业技能带教模式。首先要吸引受资助学生进入到实训室工作团队，并将其中的优秀学生集中起来由专业教师进行培训指导，然后由这些有一技之长的学生精英充当“小老师”，开展“学生指导学生”的“导学制”自主学习模式。“导学制”学生团队，使受资助贫困学生在参与实训室管理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同时辅助提升教学质量，有利于优化技能培养，是双证职业模式培养的助推器。“导学制”学生团队的培养也为技能大赛提供了生力军，他们技能娴熟，在大赛中发挥稳定，技能大赛的良好成绩也为他们就业积累了核心竞争力，提升了就业自助能力。
（三）以就业为导向，建立职业目标行动档案，加强阶段性考核，培养核心竞争力
建立困难生数据库 困难生数据库应包括困难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家庭结构、获得资助情况、学生的爱好特长、求职意向等信息，实现行动态化管理。
以职业目标行动档案推进过程考核 职业目标行动档案是以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而建立的动态管理档案，它既是总结记录，也是过程考核，既是职业行动，也是有效监督。该档案将学生在读期间的学习和各种比赛获奖、英语和计算机、普通话培训、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等进行归档，使得学生在自己档案的动态管理中，看到进步，找到差距，适时调整，你追我赶，追求优秀。辅导员教师要适时跟踪档案，尤其要对受资助学生加强阶段性考核，督促学生加强专业学习、积极参与技能训练、参加校内外技能大赛、通过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活动、文体活动等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提供创业实践平台 辅导员应是大学生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习惯的引导者，针对受资助贫困生在就业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现实，要组织开展一对一的就业深度辅导，增强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积极创造条件，创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给学生提供创业实践的舞台，培养学生自主创业精神和创业创新意识，引导学生了解创业知识、积极参与创业实践、提高创业成功率。
（四）加强对受资助学生的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要重在事先引导，除了开展以心理健康教育课、各种专题讲座等形式的心理卫生宣传外，还要建立受资助贫困生的心理档案，掌握他们的心理状况，采取各种隐性途径，帮助贫困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优化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帮助他们解决环境适应、自我管理、学习成才、人际交往、交友恋爱、求职择业、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方面的困惑。
开展朋辈辅导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抓典型、树榜样，能够增强贫困生扎实奋进、努力成才的自信心，激励学生以自立自强的精神和健康上进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在对受资助贫困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掘学生中的优秀典型，将贫困生中依靠自身努力、顽强拼搏而获得成功的优秀代表作为榜样，开展“榜样就在身边”学习经验交流会，激励学生克服困难，争当优秀。
开展团体辅导 团体辅导是在团体情境下进行的一种心理辅导形式，辅导员和班干部要创造班级的活动机会，增强困难学生参与班集体活动的兴趣，通过全班同学的积极参与，增强适应能力，体会助人乐趣。在开展团体辅导前，教师和班干部要认真策划活动过程，吸引孤僻、内向的学生参与，帮助他们成长、发展与适应。
开展个别辅导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要懂得健康心理学，并用自己的爱心、耐心、责任心去关心温暖受资助学生，帮助他们树立自信，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开展网络辅导 除了QQ、飞信、微信等即时交流工具，易班网络平台作为新的网络文化建设项目，是在高校大学生中人气高涨的网络交流平台，辅导员、专业教师及学生可在线互动交流，也可以发私信交流。通过在易班网宣传心理健康知识，与受资助学生开展私信交流，在观察学生网络活跃度的同时，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而私信交流的保密性也为心理辅导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
高职院校受资助学生的教育管理需要在“全员育人”的氛围中进行，要将专门负责资助工作的行政管理教师、辅导员、宿管员、专业指导教师、团学干部纳入到自助教育支持系统，营造“每一面墙都会说话”的育人氛围。
参考文献：
[1]刘精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2]卜姝华.关于高校贫困生资助的思考[J].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3]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篇6
一、有关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研究
（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发展是实现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支撑和战略选择。甘肃省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鲜静林教授、陈治华副教授对自主创新内涵进行了剖析，指出自主创新不完全等于技术创新，它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市场性和科技与经济的融合性等特征。鉴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自主创新要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各种教育培训机构、社会中介等五个层面结合起来，突出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和措施：在政府层面，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在企业层面，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在自主创新中的中坚作用；把引进技术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等。山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孔宪香副教授的研究则强调了研发型人力资本作为创新执行主体的重要作用，认为从政府层面构建研发型人力资本创新的激励制度尤其重要。具体来说，政府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科技奖励制度；加大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创造良好的科研和创新环境；完善财税激励政策、教育培训激励政策；完善科技评价体制，建立鼓励研发型人力资本创新的相关配套政策等。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需要重视对其金融支持力度，实现科技与金融的最佳结合。针对此类企业特殊性所导致的融资困难问题，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部王雪梅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案例，提出了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创新性的具体融资方式。她指出，滨海新区作为金融创新先行先试的改革实验基地，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坚持产业为本、金融为用，推动了科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其他地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新兴产业的核心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一般都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大多数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的导入和成长阶段，还没有显性的市场需求，产业化发展存在难以克服的瓶颈制约。因此，新兴产业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锡市委党校蒋佳林教授认为，在新兴产业培育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又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协调和扶持作用。针对新兴产业培育机制的完善，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需要着力降低新兴产业的准入门槛，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要鼓励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资金进入，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促进市场竞争。同时，加快培育稀缺资源的中介服务，实现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完善有利于产业融合的公共服务体系。针对新兴产业的特殊生命周期阶段，还应大力鼓励其实际应用，构建新兴产业市场成长的补贴机制，对新技术应用的消费者、生产者实施补贴政策，特别要发挥政府支持项目的引导示范效应。此外，在“十二五”开启之际，新兴产业培育要与本地的要素禀赋优势相结合，进行合理规划，努力克服新兴产业的区域性产业重构，防止新兴产业短期内的产能过剩。
（三）发展绿色低碳经济金融
绿色经济是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基础之上的、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经济。作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更高形态，绿色经济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重庆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崔如波指出，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绿色经济与绿色浪潮的态势，西部大开发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的资源消耗型与环境污染型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西部绿色经济，培育西部生态化、知识化和可持续化的绿色经济发展新模式。崔如波进一步指出，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和西部实际，西部绿色经济发展必须着力培育绿色农业、生态工业、环保产业以及生态旅游业等。碳排放权交易有利于增强社会低碳意识，促使参与碳减排行动，改善能耗结构，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和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等。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李炯教授剖析了中国现行碳排放权市场制度的不足与困境，并提出了转型的具体路径。他指出，一步到位、实施总量限制的双强制模式既不利于发展，从国际人均能源消耗维度看也不公平；通过完善相对约束条件下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实现总量节能减排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性选择。但国内现行的相对约束自愿碳排放交易市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实现碳排放权市场从自愿型市场向强制性市场转型。从具体的转型路径看，可以考虑以下层面：构建碳排放总量控制机制；完善自愿减排交易模式；开发创新衍生品交易和服务；主动启动区域内市场，积极接轨全国性市场和国际市场等。
二、有关“三农”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一）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农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张宏升、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朱丽燕副教授在回顾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历程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对策。朱丽燕强调，应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导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运用利益机制，依托法人主体和中介组织，将农业生产流通等连为一体，进行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农产品流通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和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张宏升则指出，应当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建立、健全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培育多种形式的流通中介组织；加强对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化建设。
（二）林权改革贵州省委党校郭蓓副教授深入分析了贵州省清水江流域林业契约文书对林权改革的启示。她指出，清水江林业契约适应了当地林业生产特点和要求，是该流域林业生产经营的财产权利制度保障，表现出制度对林业经济运行的高效维护。清水江林业契约对深化林权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第一，要保持林业制度和林业产权的政策稳定性，为林业创造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第二，确立和明晰林业产权应尊重地方民间林权制度，加强集体自决权；第三，在实施机制方面需要优化林业的执法服务，创新林业财产安全保护机制；第四，应引导和建设林业规模经营模式；第五，应建设完善林权金融支持配套制度、创新林业金融产品等。
（三）城乡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体制的建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黑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梁謇教授在对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演进逻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主张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从而破除二元体制。具体来说，他认为应该重点做好以下方面：推进城乡资源配置均衡化，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就业制度一体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云南省委党校肖雁教授以云南省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例，探讨了西部省份不同类型的区域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及对策。她指出，西部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条件有很大差异，因此，“分三个层次，差异化统筹，分类指导，梯次发展”是其统筹城乡发展的出发点。重庆市委党校李沛君教授，基于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将城乡统筹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归类为五个方面，即“人往哪里流”、“地往哪里转”、“钱从哪里来”、“业该怎样就”、“制应如何改”；其中“，制应如何改”是问题的核心。
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改革研究
（一）收入分配体制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增长，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重庆市委党校甘强、王骏明确提出了重庆缩小三大差距的理论支撑体系，即“民生公平和谐理论”。这一理论支撑体系涵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的四大主要环节，囊括“发展协同论、分配优化论、交换公平论、消费调控论”等四大支柱。其中，发展协同论是指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分配优化论是指初次分配注重体制和结构、再次分配强调社会公平和均等；交换公平论是指确保等价交换、保护弱者利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费调控论是指扩大公共消费和调控分层次消费等。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彭红利分析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等三个层面进行改革与完善：第一，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注重公平实现；第二，完善再分配机制，合理有效调节收入；第三，推进“第三次分配体系”的建立，充分发挥其收入分配调节的补充功能。江西省委党校涂颖清提出了调节收入差距过大更为具体的对策，如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的调控，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防止“权钱交易”的非法收入等。贵州省委党校田爱民副教授强调，初次分配不公是导致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的关键，而微观基础———产权关系的异化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公的根源，因此，改革和完善产权关系迫在眉睫。
（二）财税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但我国财税体制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党校韩晓琴教授指出，一个良好的税制结构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税制结构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断优化。借鉴OECD国家税制，必须对我国现行税制进行改革，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税制结构：在流转税方面，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建立起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为辅的流转税结构；逐步提高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强化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扩大资源税范围；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制定有利于节能环保、拉动内需、鼓励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体系。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部徐慈贤指出，必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他结合河北省具体情况，基于四个层面提出了河北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第一，继续推进省内财政体制改革，如实施新一轮激励性财政体制、调整部分财政收入归属、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第二，完善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的财税政策，包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科技进步与创新以及支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第三，加大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投入力度，如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快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第四，强化科学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绩效。
（三）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民营经济是经济主体中最活跃和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民资进入垄断行业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天津市委党校程明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民间资本的发展环境并不理想：在国家大力鼓励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垄断行业的同时，垄断行业依然坚挺，持有重资的民营企业家仍然站在垄断行业门外。其原因主要在于：政企合一的管理机制；审批条件模糊、相关执行文件明显落后、程序繁琐、缺乏透明度；缺乏有效的优惠扶持政策，民间投资激励不足；民间投资存在监管多而服务少的问题。程明指出，要想真正让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不仅要破除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更重要的是要消除各种无形障碍和阻力，为民间资本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融入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一个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发展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一次成为研究热点。吉林省委党校蔡跃教授通过对一汽集团的实地考察与调研，强调了现阶段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应发挥的作用。他指出，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是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现实选择，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坚力量，是培育和发展跨国公司的首选对象，是我国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载体。
四、我国对外开放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
篇7
一、当前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还存在诸多问题，政策与法规体系尚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公众参与缺乏，技术支撑体系薄弱等等，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运行机制不够协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门协调问题未根本解决，运转有效的统一综合治理机制尚未形成
流域水污染防治是个典型的涉及多个部门的事情，在现有的流域水污染管理体制框架中，有环保、水利、发改、建设等数个部门参与，以环保部门为主。多部门协作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源，目前的问题是，以环保为主的这个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部门冲突、特别是环保部门与水利部门在流域水污染防治领域缺乏更有效协作，已成为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面临的主要体制问题之一。水利和环保的部门冲突在流域管理中有集中体现，涉及规划、水质监测、机构、水量调配和污染物总量控制、跨界污染管理监督、水污染纠纷调处等多个方面。在流域管理上，双重管理体制矛盾突出，如七大流域管理机构均设置了水资源保护局，名义上接受水利部和国家环境保护部①的双重领导，但事实上是水利部派出机构的性质，这制约了流域机构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的作用。从部分流域的管理实践来看，目前部门协调的难度要高于地区协调的难度。淮河十几年的治污实践表明，环保和水利两部门共同牵头的领导小组有名无实，是“十年淮河治污”效果不佳的重要体制原因之一。
(二)中央与地方在污染治理上的权责划分和监管机制尚不健全
在中央和地方关于水污染防治的管理关系上，我国实行分级管理，即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各区域的环保部门承担主要的水污染防治职责，而上级环保部门对地方环保局只有指导权。由于地方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导致它容易成为地方利益的工具，不论是数据监测、污染控制，还是建设项目审批上都要被地方政府左右，而上级环保部门的监督也无法逾越当地政府的权威，如被国家环保部门责令关闭的企业却为当地政府庇护。国家环保总局对地方环境管理的监督尚无力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在现行的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指挥棒下，地方政府往往以经济发展作为优先考虑，对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环境政策难以落实到位。近两年来，国家环保总局加大了对地方的监管力度，相继推出了“区域限批”和“流域限批”等强有力的行政惩罚手段。但从长期来看，需要建立健全流域省界断面水质责任制和污染物总量控制排放责任制，使中央奖惩地方的标准明确、公开、公平，为地方的水污染治理工作提供稳定的预期和长期的激励。
(三)流域管理体制与区域管理体制结合不够
我国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是按照行政单元划分的区域管理体制。流域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无论是水资源管理，还是水污染防治管理，都需要以流域为单元统筹规划和治理。新《水法》规定，水资源管理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我国目前的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是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主的，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十分薄弱，在体制安排上存在较大缺陷。虽然《水污染防治法》也强调了水污染防治中流域管理的重要性，但实践中水污染防治主要是“以地方行政区域管理为中心”的分割管理。例如，主要污染物减排的约束性指标是按省区分解的，并未分解到各流域。这种忽视流域的污染指标分解方法科学性不足，无法有效地将水污染减排与流域环境质量的改善建立联系，容易形成各行政区污染责任不清，相互推诿责任，导致严重的越界水污染问题。
(四)政策体系还不完善，手段还不尽协调
首先，流域水污染防治政策侧重末端治理，从源头预防的政策较少。排污收费、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制度等都是针对污染物的末端治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虽然是针对源头预防的，但其对象目前基本只涉及具体的建设项目。国家的重大计划、规划、产业政策中，预防水污染尚未成为政策制定时的主要考虑因素。其次，行政手段多，经济激励政策少。我国环境管理主要还是依靠命令控制型政策和行政手段，从“环评风暴”到“区域限批”，再到“流域限批”，虽然也有效果，但单纯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控制排污的做法，已不能解决当前我国复杂的水污染问题，尤其是跨行政区域的流域污染问题，必须综合运用行政、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多种政策和手段。第三，有关政策手段之间不够协调。如水利部编制“水功能区划”，国家环保总局编制“水环境功能区划”，对同一流域，水利部门制定水资源保护规划，环保部门制定水污染防治规划，渔业部门制定渔业发展规划，交通部门制定水运规划，这些规划都与水污染防治相关，但有关规定却往往不协调。环保和城建部门在排污费和污水处理费上也还存在不协调的地方。第四，注重工业领域的水污染治理，城市水污染防治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领域的政策有待加强。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的相关政策制定已严重滞后。
(五)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流域治理地区协调与合作机制还不健全
源于长期中央集权制的影响，政府间关系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区域之间一直缺乏合作的传统。只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区域的经济合作才有了一定的发展，而跨区域的环境合作才刚刚开始起步。目前的困境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还没有为跨区域的合作(包括环境合作)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框架，地区之间的合作缺乏制度依据，也缺乏有效的议事程序和争端解决办法；另一方面，现有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导致流域内的地区合作缺乏动力机制。例如一些流域虽然建立了领导小组或者引入了联席会议，但关系松散，尚不能相互激励和约束。跨地区的流域污染防治共建共享平台尚未建立，信息公开和通报制度不健全，不能确保流域各地区及时获得准确、必要的水量和水质信息。补偿机制是市场条件下实现跨行政区合作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我国在跨行政区的补偿机制方面还十分薄弱。此外，流域水污染管理缺失的机制还有预警和应急管理制度，污染损害保险制
度，下游地区要求上游地区采取措施的制度等。
(六)对污染排放的监管体制效力不高，执行不到位
排污企业的监管主体是地方政府。很多排污企业有法不依、超标排放，“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些现象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但根子是地方政府执法不力、监管不力。国家法律对水污染管理责任的划分，在《环境保护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果各级地方政府都能严格履行其法定的环境监管职责，重点流域的水环境形势不至于愈发严峻。现实中部分地方政府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甚至与排污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勾连，导致对企业的污染监管力度有限，对很多水污染违法事件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方环保部门在财政经费以及人事上对于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依附性，虽然有大量关于环境保护、企业排污、严格执法方面的规定，环保目标也只好让位于经济发展目标。目前治污的大部分环节由行政主体来承担，使得地方政府常常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也是导致监管失效的重要原因。此外，地方政府在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动力往往不足，而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是减缓水环境污染的根本途径之一。如果环保目标不能真正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范围，问责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上述现象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二、近期推进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设想
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改革进程需要分步推进。我们的研究认为，近期目标是，建立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污染防治综合管理体制，加强流域各方的对话与协商，扩大民主协商的范围和程度，建立流域、行政区域和部门的协商协调平台，进一步合理划分事权，统筹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全面促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能力的增强。管理体制是改革的重点内容是，旨在建立“监管有力和权责明确、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部门协作和区域协调”的新体制。近期重点是建立跨部门、跨行政区域的高层次协调机构或机制。
管理机制安排是落实管理体制的具体途径。机制建设和创新旨在建立有效监管、事权清晰、经济激励、社会参与的新机制，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环保问责制，跨行政区环境合作机制，统一的信息监测和机制，经济激励机制，产业和企业监管机制，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鉴于我国幅员辽阔，流域众多，要分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实践多种行之有效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模式。
三、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逐步理顺流域水污染防治行政管理体制，增强环境治理的政府职能
以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为长远目标，分步推进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改革。首先是在立足完善现有机构体系基础上，加强部门协调协作。特别是要理清各部门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的职责，包括水质管理与监测、水环境功能区划、水功能区划、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机构的关系等?环保部门作为水污染防治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督执法职能。以环保部门牵头，其他部门积极参与水污染防治，各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和配合。具体实施途径可以通过在机构改革中调整“三定”方案来解决。与中央确立的大部制改革相适应，提升环境监管的部门职能。②但各部门权力的划分应当清晰，避免职能交叉和重叠。部门的权力和义务应当均衡，制衡机制必须建立起来，对于行政不作为和渎职现象，应有必要的惩罚措施。为了实现国家部门间的协调，可考虑在中央层面建立部门协调机制，统一协调部门与地区在流域管理中的规划、标准和政策制定中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流域管理机构的运作应逐步实现流域管理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离。通过立法授权建立以利益相关方为主的现代流域机构。流域机构作为流域管理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独立于任何国家机关，主要依据相关法规、规划以及国务院分配给流域组织的任务开展工作。流域机构由流域内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以规划、报告和协调为主要职责，流域内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作为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流域管理委员会的各项决策。从较长时期来看，还可以逐步将环境监察职能纳入垂直管理体制，避免地方政府对环境监察的过多干扰。
(二)建立常态化的流域水污染防治监测评价制度，健全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流域污染治理责任机制
将流域水污染治理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方面，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官员环保问责制，加强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绩考核，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8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牵头组织了淮河流域污染治理核查，对淮河流域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几省进行考核检查，实践证明通过签订责任书、落实检查责任制，对于流域水污染防治能起到较好的成效。在此基础上，应将临时性的检查上升为制度化的监测评价。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制度。建立问责指标体系，层层落实环保责任。将环保目标考核纳入地方各级官员的任期绩效考核和干部任用考察。建立科学的环保问责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包括：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节水指标、跨省断面和行政区域内重点水功能区断面水质指标(氨氮、总磷、COD等)、工业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厂排放稳定达标率、规模化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规模、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等。规范问责程序，健全问责制度，尽快实现环保问责的常态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要特别加强对重大污染事故的问责力度。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流域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形成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内生发展机制
流域污染治理要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加快水污染治理工程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行管理机制创新，建立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资源环境税收政策和消费政策。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和排污收费制度。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水水价，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城市生活用水推进阶梯式水价，工业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将污水处理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由政府实行强制征收，财政专户管理。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免污水处理费。征收的污水处理费不足以补偿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成本并使企业合理盈利的，由当地政府财政补足。污水处理费必须优先用于保证处理厂的运转率和稳定达标率，多余部分用于管网的改造和建设。建立公共财政投入污染治理的稳定增长机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环保投入要在一定时间内持续稳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才能有效地控制住污染；达到3.0％才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重点流域“十一五”期间水污染治理资金总需求约为4000亿至4500亿元，这么大的资金需求量不可能完全靠国家投资来完成，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吸纳
社会资金参与治污。因此要利用市场机制，推动治污基础设施建设，建议尽快推出实施重点流域污水处理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推动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单位加快转制改企，推进污水、垃圾处理体制改革和产业化发展，提高处理厂(场)运行效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择优选择投资主体和经营单位，实行特许经营，并强化监管。鼓励排污单位委托专业化公司承担污染治理或设施运营。创新项目建管方式，进一步完善治污项目TOT、BOT等建设管理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探索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推进排污权有偿取得制度，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在控制区与排污总量核定的基础上，做好对企业的排污计量工作，合理分配排污量，合理制定排污有偿使用价格。在同一水功能区的排污企业之间，试点实施排污权交易政策，让企业自主选择，购买排污权还是建治理设施，以降低总的污染治理成本。
(四)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规划的作用，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实行流域内门槛统一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从源头上形成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长效机制
完善对工业污染源的监管机制。重新核定工业污染源的排污申报。加强对重点污染企业的在线监测，扩大监控范围，有条件的地区要对重点排污单位安装废水排放在线自动监测装置，及对饮用水水源地及取水口水质的实时监控。增加现场突击检查的频次，加强对污染源的监督检测。严格落实执法监管的各项措施，严厉打击违法排放行为。建立健全企业退出机制，坚决淘汰污染严重企业。提高化工、医药、印染等高污染行业废水排放标准，促使高污染企业主动退出，提高新增高污染项目的进入门槛。尽快出台流域产业导向目录，指导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不符合产业政策，污染严重的企业坚决予以关闭。在媒体上公布关闭的污染企业名单，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执行准入制度，实行区域限批和行业限批。按照各流域和地区的不同功能分区，采取不同的发展和保护策略。对于限制开发区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对一切可能产生水体污染的工农业生产全部予以禁止。对于生态功能缓冲区，对重点污染行为予以禁止。在上述两类区域内，应落实区域和行业限批措施。根据各流域的环境容量状况，对生产高污染高风险产品的化工、纺织、印染、造纸等行业实行行业限批。加强工业园区建设。鼓励和引导产品附加值较高、管理完善、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进入园区发展，理顺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鼓励流域内的城区外迁企业和批准新上企业进入工业园区、开发区、乡镇工业集中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建立和完善园区污水处理系统，开展同区ISO14000和清洁生产审计，强化生态工业设计，减少整体污染排放。新建园区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把项目审批关，创建生态工业同。
(五)以互利共赢关系为纽带，建立跨行政区的流域环境合作新机制
一是建立跨行政区的生态补偿和纠纷调解机制。积极探索建立下游对上游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的补偿，上游对下游超标排污或环境责任事故赔偿的双向责任机制。建立健全跨行政区的纠纷调解机制，包括协商机制、仲裁机制、法律诉讼机制等。二是开展跨区域执法合作。建立健全流域管理机构与流域各省区水利、环保部门的联合执法制度；加强行政区域间的执法协作和部门间的行政执法合作，推进综合执法。三是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加强环境合作。将环境合作纳入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统筹考虑经济布局、产业布局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行政区域间在市场准入机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加强合作，防止出现因准入门槛、政策尺度的差别而造成的污染转移。在有条件的地区，促进区域间环保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通过设立流域内水资源或污水处理产业投资基金的形式，将地区间松散的行政合作转变为紧密利益联系的经济合作。
(六)建立大型流域性水务集团、实施流域化综合治理试点，将跨界治理责任内部化
针对我国水务行业区域自治、区域多治的特点，以及现阶段普遍存在的流域水污染治理责任体系错位、协调机制缺乏、监管职能分割、投资浪费等问题，开展建立大型流域性水务集团、实施流域化综合管理试点显得尤为重要。其基本思路是：在行业主管部门的主导与扶持下，选择一到两个流域，如跨省的淮河流域、以省内为主的湘江流域等，提出科学、统一的全流域发展规划，在流域监管基础上加大政府国债投资及转移支付，明确流域化投资者主体地位等方面，开创性提出水务产业流域化综合管理的方案以及相关政策研究。在操作上可以选择国有控股、体制灵活、处理能力大、资金雄厚、运营规范、业务链条齐备等优势的水务企业作为平台，开展实施水务流域化综合管理的试点。试点企业与试点地方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整体打包、总揽建设、流域化治理与管理”的思路和方案，积极参与淮河、太湖等流域治理，将属于不同行政区的跨界水污染防治责任转化为大型水务集团的内部责任，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流域性水务管理新体制和新路子。
(七)加强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形成有利于全社会参与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
加大信息沟通和资源共建共享，建立统一的信息监测和机制。环保、水利、发改等部门通力合作，尽快建立统一的江河湖库水功能区监测、水环境监测的方法和评价标准体系。在各大流域构建国家级断面、省级断面、县市断面三级断面监测体系。建立信息公开和制度。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工作例会制度、流域水量水质信息共享制度以及水污染事故通报制度。将2006年2月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上升为条例或法律，切实保障和扩大公众参与。水污染监测信息要通过媒体、网站和公报等形式向社会，使公众能及时监督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行为。流域管理机构、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水文、水功能区水质信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水环境状况信息。
(八)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提高流域水污染治理依法行政的水平
流域水污染治理需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和社会政策等多种手段，但要减少行政手段的使用，增加经济手段的作用，提高法律手段的力度，从根本上形成依法治污的制度环境。抓紧健全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修订相关法律和条例，并鼓励颁布地方性法规。发挥流域发展规划的作用，提高规划在流域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效力。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环境保护的目标任务出发，要适时调整水污染防治的经济技术标准，重点流域更应提高标准，并建立流域内污染防治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对于流域上下游地区之间未能履行治污职责或不作为的问题，要建立必要的法律程序进行约束。
注释：
篇8
一、不良贷款的成因分析
一直以来，不良贷款问题是制约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快发展速度、提升市场综合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由于不良贷款率一直居高不下，不良贷款消化难度大、成本高的现实，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资金运用上捉襟见肘，这一点在基层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明显。基层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存贷款规模不大，依靠自身力量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又有限，一旦贷款无法正常回收形成不良，这势必给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造成严重障碍，减弱对县域经济乃至乡镇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金体制变革的影响。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随着“拨改贷”政策的逐步实施，国企不再得到国拨资金的补充，以致企业亏损等财政性支出被挤入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因此造成企业资金捉襟见肘，周转失灵，这对国企最终无力偿付贷款本息是有相当影响的。
第二，投融资体制约束了银行自主经营。
我国的投资体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政府立项、计委审批、财政与银行买单（拨款和贷款）”的模式，银行只作为一个现成的贷款人。一旦投资结果使得贷款到期无力归还，形成不良，对项目有决策权的部门一般不承担经济责任，而银行被动提供贷款资金，却承担了项目投资的全部经济责任。
第三，会计核算处理上的弊害。
流动资金贷款原是填补国企自有资金不足、由银行发放的短期贷款。但“短贷长用”的现象经常出现，相应的会计核算处理方法一直为“借新还旧”。随着短期贷款到期申请展期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经批准展期后的贷款，如到期无力还款，次日起即属逾期贷款等规定的出台，堵住了没完没了的展期，贷款的逾期情况得到了真实反映，这是不良贷款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通货膨胀造成企业虚盈实亏，影响资金周转。
第五，商业银行业务与政策性银行业务仍有混同不清。
第六，经济转制、结构变化，企业经营风险增大，带来贷款风险。
第七，社会信用环境恶化，借机逃废银行债务。
第八，银行经营管理不善，风险意识和防范措施不强，人员素质不高。
第九，利率调整，利差缩小，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增大。
有几次存贷利率调整，对商业银行财务收支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很大，最终也导致处理不良贷款存量的财力被削弱。这主要包括存贷款利率倒挂、存贷款利率风险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与中长期贷款利率不对称三个方面因素。自1996年以来连续调低贷款利率，而按储蓄存款章程规定，各种不同存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均以存入日的挂牌利率为准，由于1996年之前存入的定期存款利率较高，甚至几倍于贷款利率，使得商业银行提存的“应付利息”全部付罄，余额变成了红字（超额），这些巨额的亏损只能由商业银行被迫承受，造成存款进来利率高、贷款利率负担低的不平衡的局面。上述九个方面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缺乏一个有效风险定价机制，整个风险的价格完全在政府的管制下；二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和政府角色定位的失衡，这一点在本文第三部分会进一步分析。
二、基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及瓶颈分析
本节选择苏南地区某一县级城市的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从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消化情况两个方面来分析基层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所在。
以某市基层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可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从2002年1月到2003年6月的18个月内，该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绝对数从3.11亿元减少至1.65亿元，消化不良贷款1.46亿元，占2002年年初的46.95%，成绩明显。
第二，在过去的18个月内，该银行的贷款业务发展非常快，贷款余额绝对数大幅度提高，月度间增长速度较高，尤其是进入2003年度后，月均增幅达到16.54%，2003年6月增幅更是接近30%，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三，在不良贷款余额绝对数持续下降和贷款余额绝对数持续快速上升的双重作用下，该行不良贷款率也呈现快速下降的特征，从2002年初的37.42%回落到2003年6月末的6.02%.但即便如此，该行的不良贷款率在当地的金融机构中仍属较高水平。
第四，通过尝试运用回归分析，发现不良贷款下降率和贷款增长率间并不完全具备线性关系，可见，该行贷款余额快速增长对不良贷款的“稀释”作用仅是该行不良贷款率快速下降的一个因素，另一因素为核销，仅2003年初该行核销的不良贷款即超过一亿元。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该行不良贷款率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实属正常，而不良贷款绝对数的下降则更多的依赖核销。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这是以贷款余额快速增长为代价。而从不良贷款的消化手段来看，核销在基层国有商业银行依旧占有主导地位，进一步在基层国有商业银行展开不良贷款清收工作的难度和成本均较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新增贷款中势必出现新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余额必然相应出现反复，这一点在进入2003年度已经有所反映，不良贷款的消化正在逐步走入“瓶颈”。一方面，贷款增长速度和贷款余额不断增加，虽然新增贷款最终形成不良贷款的比例很低，但由于基数较大，形成不良贷款的绝对数依旧不可忽视；另一方面，不良贷款的核销按部就班进行，极有可能出现核销数和新增数相抵，使得不良贷款率表面下降，绝对数不变的“困境”。下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根本原因，并结合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出基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化解的框架构思。
三、内部人控制和层级控制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多级决策，一级经营，法人是惟一的受托人（假定这种体制合理），各级分支机构是人，人应为法人利益勤恳工作。但由于层次多、政令传递速度慢、管理路径长、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不能对下级行绩效进行及时甄别的问题依旧存在；掌握着本机构实际控制权的各分支机构也远没有树立统一的法人观念，在自身利益驱动下，有着强烈的自主性和不规范性。“内部人控制”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结构特点下，又衍生出了“层级控制”现象，这是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基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直接原因。
行政选拔机制，较好的职位锁定性，为“层级控制”奠定了组织基础，它不仅嵌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也给通过“寻租”行为获取经营权提供了可能，经营者只要同上一级委托者搞好关系，即可一直垄断职位。经营业绩好坏、管理水平高低，不是获取职位、保留职位的惟一依据，甚至不是主要依据。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否也无人考察。信息不对称，各种监管软弱或无力，以经济处罚为主的监管手段根本无伤经营者个人利益。无约束的权力难以抵制诱惑，无约束的权力难以拒绝错误，无约束权力难以不为所欲为，经营者完全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和法人的信用，来为小集团甚至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所以，道德风险，层出不穷：“寻租”活动，也就成为必然。集中反映在信贷经营活动中，就是粗放经营、违规经营、绕规模贷款、关系贷款、越权贷款、反程序和减程序贷款、将不该转贷或展期的贷款转贷或展期来虚降不良率、利用五级分类定性比重大的特点来主观意。分类、考虑个人或小集团与地方关系，发放“首长”贷款、为了年底虚增存款，突击放贷、为了抢占份额，向上邀功而放贷，种种现象，不一而足，贷款风险不能防范，内控机制破坏殆尽。
同时，“层级控制”对法人治理有着天然的抵制对抗、内耗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控制。不可否认，国有商业银行；加强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得到各级经营者不同程度的抵制或将其异化，使内控机制建而不立、有名无实、政令不通、执行不一、各行其是等是典型的外在表现。任何措施的有效性都是建立在上传下行、切实执行的基础上，没有有效的贯彻执行，几级空文则会使这些措施和其机构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其可信度、权威性与日俱下，而这个基础就是健全的内控机制。
在这个怪圈作用下，信贷管理遭灾最重：如高风险审查，起码应包括三个方面，高风险行业、企业、品种，但实际上许多经营者只在高风险行业审查上敷衍了几天，最后都以不了了之。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2000年建行贷款中仍有15%投向高风险行业。同样，原意为了提高贷款透明度和科学性、防范风险、提高效率、抑制违规和不规范而大力推行的客户信用评级工作也被一些机构经营者界定为对经营者放贷随意化的一种束缚而遭到冷遇和抵制，评级工作形式化、实用化、随意化。要不是规定了未评级、授信的客户信贷权限上收一级，则效果也许更差。
由此可见，由于经营者在限制其行为、与其意志和利益相悖的规范、程序、制度、政令及一切内控制度上的不合作，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就形同虚设，在基层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和层级控制尤其明显。内部人控制和层级控制把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不明的危害性完全暴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直接原因。不可否认，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不良资产有其外在原因，但不称职的银行经营者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剥离和核销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基层国有商业银行消化不良贷款的主要方法。不良贷款消化之后，不应忽视其产生的根基，即所谓的内部人控制及其衍生的层级控制问题，只有从体制、机制上强化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和内控制度建设，才能从源头上遏制不良贷款的再次产生。
四、基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化解的框架构思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虽然当前基层商业银行（包括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的化解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也面临着更大难题，就是基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经清收到了临界点，剩余部分的不良贷款不符合核销标准，再加上银行自身制度上的“瓶颈”制约，依靠自身清收难度和成本相当大。如何面对这一难点问题，进一步挖掘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的内在潜力，使不良贷款消化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直至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对于基层国有商业银行而言，本文提出的办法是实行公司化模式，走不良贷款专业清收道路。
提出这一想法的主要理由，一是在于传统的分层（分级）责任清收模式的局限性。这一模式更多的采取行政管理的手段，采取层层下达任务、层层签订责任书的方式，完不成任务就扣工资，并且与考核和晋升挂钩等等，行政管理色彩较浓。这种做法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收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收贷难度大，同样是一行（农信社）职工，投入产出比的差距，使收贷者偏爱易收部分。对那些难度大的则不去理会，这样难免出现挑肥拣瘦的现象，这一传统的收贷模式不适于临界点不良贷款的清收；二是临界点不良贷款特性的制约。这部分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复杂，甚至是一笔一个样，多是人走楼空、破产关门的企业。个人贷款则是困难户、钉子户、赖皮户居多，同时存在户数多、平均金额小、点多面广等问题。收贷难度比一般不良贷款清收难度要大得多。单靠行政管理手段去强行压任务，逼迫式工作，难以奏效；三是形势要求改革清收机制。迫于各自上级行（社）的层层考核压力，以及风险管理的要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化解仍是经营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不良贷款占用过高，化解精力大，成本不断增加，而效果差，与目前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竞争日益加剧，而竞争的着力点在于新业务的开拓和市场的扩大，形成一对矛盾。再把过多精力放在临界点不良贷款清收上，意义并不大，新的形势需要基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改革传统的清收模式。
诸多制约因素，表现出临界点不良贷款清收的巨大挑战性，基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实行公司化清收模式，一改传统的责任清收模式，也就成为当前比较客观而现实的选择。建议成立清收公司，实行不良贷款公司化管理，把不良贷款作为一种资源进行经营和运作，通过机制的改变，最大限度地激发清收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不良贷款“双降”的目标。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在基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内部成立不良贷款清收公司，作为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专业清收单位，实行商业化管理。公司经营产品为呆坏账不良贷款，通过清收公司不良贷款的公司化运作。最大限度地挖掘清收潜力，促进不良贷款绝对额下降，直至达到规定的占比。第二，建立不良贷款清收比例收益机制，为公司化运作提供政策空间。本着“早活化，早受益；多盘活，多收益”的原则，根据不良贷款清收难度，分别确定收益系数，难度越高，收益相应增加，清收越多，收益越高。
第三，实行公开招标，确定最低化解额度。对公司经理人选本着“自愿、公开、透明、双赢”的原则，向本行（社）员工进行公开竞聘，在确定保底清收任务的基础上，双方签订聘任合同，在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授权范围内，对不良资产进行运作。
第四，实行即收即缴，即缴即奖制。即当天收回的贷款最迟于一个工作日内上划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严格按照既定的奖励标准当场兑现现金。
篇9
事实上，上半年行业运行的种种迹象已经显示，企稳回暖的势头正在显现。但由于金融危机的余惊尚未尽除，再加上内外两个市场需求回振乏力的现实，以及-一些长久以来根存的结构性痼疾，人们似乎更愿意放大“危”的元素，而把今天的企稳回暖之“机”，理解成底部盘整下的震荡上行。
尽管针对当前的时局，多空双方还处在胶着状态，但两点认识在今天已成共识：其一，此次危机不可能绵延不绝，即使悲观者，也初步认定至少明年定有转机。其二，尽管当前局势复杂程度不可小觑，但最糟糕的阶段已过，逐步向好已成趋势。
由金融危机骤来之际时，人们对触底与否的惊慌失描，到今天抗击危机纲举目张，以及对复苏回暖的深度理性思考，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态之变，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行业在成熟，企业在成长。
由此看来，无论是企稳势成必然的乐观论断，还是回暖尚需时日的审慎思考，都是一种特定时期下的成长经历，不跟风盲从，不刚愎白用，在判断中成长，在交锋中成熟，这对企业乃至整个行业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进步。
行业：大局企稳?
2009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延续；国际市场持续低迷，我国纺织行业面临的外部形势依然严峻。但是，得益于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决策和部署推动国内需求持续回升，以及对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调整等政策的积极效果逐步显现，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稳步推进，纺织行业经济运行已经从今年1-2月的低谷逐步恢复，二季度以来多项指标表明开始企稳回升。
生产增速持续回升。2009年1-5月，我国纺织行业5.17万户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3496.65亿元，同比增长5.21％，增速虽然比上年同期回落12.06个百分点，但较2月末已经提高了一倍。全行业大类产品产量增速较2月末普遍回升，其中化纤产量增幅已经超过上年同期水平。
出口仍处于负增长状态，但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1～5月，由于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为604.2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1.13％，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26.44个百分点，累计降幅较1-4月扩大了0.97个百分点。但纺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仍在提升，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今年1～5月，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在美国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提高了3.75个百分点；行业贸易顺差同比扩大11.58％，出口竞争力系数比上年同期提高1.22个百分点。
内销增长成为全行业企稳回升的主要支撑。1―5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累计实现内销产值10532.47亿元，同比增长9.42％，较2月底增速回升了2.79个百分点，行业内销比重也由上年同期的77.07％提高到了80.03％，内需对行业稳定回升的第一拉动作用不断加强。
运行质效有所改善。1～5月，规模以上全行业劳动生产率同比提高8.86％，比全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高2.9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432.48亿元，同比下降了0.14％，较今年1～2月的降幅收窄10.87个百分点，其中3-5月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提高5.06％。
投资扭转负增长局面。1～5月纺织行业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累计完成投资969.29亿元，同比增长5.70％，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11.12个百分点，但较1～4月加快了4.09个百分点。
企业经营者预期有所好转。根据对全国173户企业的跟踪调查，87％的企业预计下半年产品订单(内外销)与年初相比持平或增长。33％的企业经营状况预期趋好，样本企业总体现金流状况有所改善。
目前纺织行业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行业出现的向好势头并不意味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必须看到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平衡，风险依然存在。一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尚未走出谷底，外需前景并不乐观；二是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明显；三是行业内企业两级分化状况依然严重；四是广大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仍然较大；五是各种资源价格上行和最终市场降价的压力仍在加大。
今天，全行业还要按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纺织产业振兴规划的部署和要求，把保增长和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全力以赴巩固国际市场份额。扩大国内市场与消费，加快自主创新、技术改造、优化结构的步伐，争取全年行业经济运行稳步回升的良好局面。
棉纺：回升基础不稳固
国家鼓励政策带来的投资大幅回升，产量增幅也略有增长，出口仍然在萎缩，国内市场原料大幅上涨，但纱布市场表现的传导作用未显现，利润持续下降，但降幅趋缓，利润率上升，全部从业人员减少的幅度逐步增大。
投资大幅回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棉纺织业1～5月累计完成投资248.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3％。
纱布生产平稳，同比增速略有回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6月我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纱产量为1096.22万吨，同比增长9.40％；累计布产量为258.00亿米，同比增长0.16％。去年以来纱布月产量逐布降低，且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今年1月开始生产再无法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同比双双降为负数，纱的单月产量也降至最低。3月开始，纱布生产趋于平稳，月产量没有较大波动，同比增速亦开始小幅回升，但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布产量于6月恢复增长。
棉纺织品出口持续下降，五大市场皆为负增长。2009年1～5月我国棉纺织品及棉制服装累计出口237.07亿美元。同比下降12.51％，其中棉纺织品累计出口69.32亿美元，同比下降17.33％，棉制服装累计出日167.75亿美元，同比下降10.34％。去年6月我国棉制服装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且月出口量一路下滑，尽管在元旦左右略有好转，但春节后的5个月月出口量都明显低于历史水平，增长速度也一路下滑，受此影响，虽然去年下半年棉纺织品的出口仍有小幅增长，但是1月开始，棉纺织品出口连续5个月为负增长，且同比下降速度都远远高于棉制服装出口的下降速度，接近-20％。据海关统计，1-5月我国棉纱线累计出口20.22万吨，同比下降21.2％；棉织物累计出口24.03亿米，同比下降11.72％。我国棉纺织品5个主要贸易市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地区，今年以来五大市场皆出现了负增长，中国棉纺织行业出口贸易的春天依然遥远。
国内市场原料价格上涨，纱布市场传导效应未显现。原料市场上，国内棉花价格的快速上涨与国际市场的价差逐步拉大，2009年1-5月我国共计进口了56.67万吨原棉，同比下降45.03％，进口的均价为10041元／吨(含关税、增值税和港杂费)；根据1-6月份CoflookA指数的平均值折合人民币为10071元／吨，低于上半年329级棉花2314元／吨，
低于国内抛储平均价格2883元／吨。纱布市场上，因下游外销单子不多，支持不大，而内销面料厂家库存压力增加导致上游量价下跌，进入4月初纱线价格趋稳，而坯布市场小幅回落再趋稳，之后都是平稳下跌的趋势。
利润仍然在下降，降幅趋缓，全部从业人员进一步减少。2009年1-5月根据国家统计局对11438户规模以上企业统计，主营业务收入为35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35％，利润总额为11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5％，主营业务利润为3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59％。08／09的利润率较07／08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每年的2月份基本属于全年的最低期，但2009年2月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幅度较大，减少了0.47个百分点，到了2009年5月行业的利润率大幅上升，又开始重新回到以3％开头的时代。
从2008年5月开始，行业全部从业人数就处于逐步下降的态势，且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企业不断地挖潜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有些企业关停限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化纤：复苏有望
作为国际关联度较高的中国化纤行业，自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今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3项工业制造产品中，化纤产品利润降幅位居第二。然而在今年3月中旬后，化纤行业的运行情况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成为全纺织服装领域最为关注的焦点。
反弹迅速
2009年上半年，化纤行业运行情况较去年下半年明显好转，其中部分指标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企业开工在春节后逐渐恢复，特别是二季度，各行业开工率已达较高水平；大部分产品3月中旬后出现明显上涨行业经济效益和运行质量虽同比仍继续下降，但降幅比1-2月份快速收窄，3-5月份全行业共盈利26.7亿元。
据了解，1―5月份，化纤行业总产量1041万吨，同比增加7.83％，超过去年同期增速(7.4％)。其中涤纶834万吨，增长9.13％；锦纶48.05万吨，增长9.62％；腈纶增速达到7.81％；粘胶纤维7.33％，均比去年全年的增速有所提高。即使在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情况下，化纤产品仍净出口19.75万吨。化纤行业的平均产销率超过100％，为100.27％，同比提高2.08个百分点。
虽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化纤行业陷入了困难局面，投资者在当前形势下对行业发展也失去热情。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纺织需求的逐渐恢复，特别是3月份以来化纤的强劲反弹，人们对化纤行业的率先回暖，充满信心，毕竟这些数据都是行业好转的积极信号。
理性看待“回暖”
“目前，化纤行业的确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但这不意味着化纤行业就已经开始回暖了。”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长郑植艺表示，化纤行业80％以上的需求是纺织的需求，季节性比较明显。3、4月份是纺织季节性的反弹时期，此次反弹力度虽大，但也不足以说明行业已经走出危机。
对于反弹，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原料价格平稳上涨的推动，作为化工料的源头，棉花、国际原油价格的稳步走高给化纤产品价格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粘胶纤维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对改善粘胶纤维出口局面起到很大作用；二、下游市场需求有所恢复，1～5月纺织行业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13497亿元，同比增长5.21％。化纤下游相关9大品种，除毛机织物外，其他7大品种1～5月份产量增速比1～2月增速均有明显提高；三、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国际原油价格由333.87美元／桶一路攀升至近70美元／桶，用6个月完成了历史上此区间28个月的变化(2004-2006年4月)，而同期涤纶产品价格下降25～30％。这说明在涤纶产品成本结构中，除原料成本外，加工成本和运行成本都大幅下降，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给行业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
“这种季节性反弹，从本质上讲，是化纤行业周期性调整的必然。这是本轮化纤运行周期触底后的反弹，还是行业回暖，需要进一步观察，必须理性看待。”郑植艺强调。
谨慎乐观下半年
“从上半年行情分析，3月份的季节性反弹仍然存在，受原料价格上涨及需求有所恢复的拉动，化纤市场基本呈振荡上行走势。但下半年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如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国家宏观政策、原油走势是否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在行业坚持采取自律措施的情况下，化纤市场应该已经渡过危机。”郑植艺表示，下半年化纤行业总体仍是振荡上行的走势，关键要看6、7月份下跌多少，8、9月份能涨多少。
在纺织行业总体形势有所回暖的大前提之下，化纤行业必将率先回暖。按照纺织行业“金九银十”的规律，8月底之前，化纤市场下游的订单将会逐步增加，对化纤的需求会再次增加，这对化纤的价格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预计今年全年化纤产量将达2500-2600万吨，有望增长4―8％；全年经济效益利润达40～50亿元，增长18-47％；全年运行质量至少与去年持平，有可能明显好转。
服装：转型发展
2009年，我国服装行业在内外需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了生产的小幅增长。尽管行业效益水平远远没有恢复到最好水平，但相比一季度有明显好转迹象。行业出口则令人堪忧，出口数量发生了15％以上的大幅度下降。
2009年一季度，我国服装生产大幅下降，二季度开始回升，国内消费需求逐步稳定且呈现回暖迹象，刺激了内销型企业的补库和投放新产品的热情。这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生产规模已近饱和，缺乏持续发展的余地，同时，江西、湖北、河北等内陆省份的生产增长则比较可观，大宗产品加工转移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中部地区各省成为我国新的服装加工基地迈出了第一步，中部省份服装生产量同比增加23.53％，占比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1个百分点。
从服装行业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来看，2009年1～5月，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较2008年同期有所上升，行业处于恢复和转型阶段。二季度行业盈利能力继续回升，成本费用率和利润率两项指标增长明显。成本控制能力明显增强，劳动生产率继续以两位增幅提高，单位生产用工量同比减少了5.8％。
2009年二季度，行业整体营运能力较2008年同期略有下降，营业周期较2008年同期增加了2.07天，产成品周转天数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分别增加了2.78天和1.51天。在市场疲软的环境下，产品和资金的流通速度都略显动力不足，但仍能与2007年同期水平持平。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与2008年同期相比，行业发展能力的绝大多数指标均有一定下降，但在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同时，利润增速却高于上年同期水平，正说明行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从规模扩张向效益扩张转变。
在投资上，行业投资建厂降温，投资技术改造和投资渠道建设升温。外商投资特别是港澳台资投资下降速度可观，
外商在我国服装产业链中的角色和作用面临转型。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活跃，梯度转移有条不紊地展开。
在消费市场上，2009年，国内市场服装销售开局形势不甚乐观，二季度开始好转。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9年1-5月，服装类消费增长22.1％，增幅略超过2008年同期水平。
2009年上半年，再造终端优势、价格之战、处理库存、占领二三线城市是服装市场关键词。市场需求低迷致使价格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打折促销成为市场常态。价格低迷大大增加了新货投放的机会成本，很多企业选择以库存货支撑处于低位的价格体系。2009年上半年似乎成了服装行业处理库存之年。2009年的服装市场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市场成熟且饱和，品牌企业在稳定一线市场的基础上，开始发起了对二三线市场的猛攻纷纷布点开店。这同时，清理渠道，理顺关系成为品牌企业2009年关注的问题，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大力拓展自有渠道建设，或新建店面甚至分公司，分销仓库口，或将一些地区的销售收归自有。
针对市场下半年的展望，上半年压抑的消费意愿将在节假日得到一定的释放，市场需求实质回暖有望。同时，下半年面临秋季换季和新年消费两大促销季，下半年企业新款投放量将会增大，经过半年的准备，下半年的市场商品从款式、设计到加工质量都会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但是总量控制仍是企业最关注的问题，企业不会盲目增加商品投放总量，而是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向市场定量提供优质商品。
在出口上，根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我国服装累计出口数量同比减少了17.19亿件，同比下降了15.22％，继2月出口数量负增长41.37％之后，3月出口数量微增0.91％，4月、5月份单月出口数量分别负增长16.24％和16.71％，2009年，我国服装出口创2006年以来单月出口最低值，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家纺：有待回暖
今年1-5月，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家纺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大幅回落，出口持续下滑，行业运营受到影响。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企业产销利等指标保持增长，利润率高于纺织行业平均水平。但协会选择调查72家行业企业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各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可以看出，家纺行业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尚未见到明显回暖起色。虽然出口受阻的趋势未减，但以内销为主的企业仍表现正常，总产值、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等主要指标均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也让我们看到了行业发展的希望。
各项指标回落
2009年1-5月，统计中心提供的2439家家纺企业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中，工业总产值为642.84亿元，同比增长7.52％；销售产值630.96亿元，同比增长7.31％；主营业务收入617.42亿元，同比增长7.40％；出货值188.28亿元，同比增长-8.21％；利润总额24.86亿元，同比增长15.66％；应交增值税13.81亿元，同比增长4.11％；利润率4.03％。
但根据协会自行综合调查江苏通州市、海门工业园区、山东高密市等13个家纺产业集群，产、销增幅明显放缓。调查的72家行业企业工业总产值203.7亿元，同比增长-1.6％；主营业务收入205.89亿元，同比增长-2.45％；出货值62.45亿元，同比增长-9.60％；利润总额9.19亿元，同比增长-0.55％；应交增值税5.53亿元，同比增长-1.69％；利润率4.46％。
出口持续下滑
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家纺产品出口75.25亿美元，同比增长-11.95％，比2008年下降了26.26％；进口4.05亿美元，同比增长-12.31％。
出口金额前十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欧盟、日本、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香港、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对这十个国家地区的出口金额55.44亿美元，占总出口金额的73.67％。其中美国市场出口金额同比下降17.44％、欧盟市场这一数字则下降了8.72％。值得关注的是吉尔吉斯坦的出口，今年1-5月出口金额同比增幅达50.96％，是我国家用纺织品出口的第六大市场。
出口金额排名在前五位的地区为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上海市。2009年1-5月前五个省(市)的出口金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8.65％，达59.18亿美元。排名前五名的省份中，平均出口增幅比整个家纺行业出口增幅下降多达1.13个百分点。
家纺行业1―5月运行特点和问题
从1-5月统计数据来看，国际市场仍然萎靡不振。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消费市场萎缩，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相继出现需求下降，外销订单减少且周期变短，市场预期难度增加，结汇风险加大，市场格局发生变化，国内市场压力加大，市场竞争激烈，行业面临新的调整。
出口进一步萎缩，同比增幅创新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439家企业前5个月累计出口188.28亿元，同比下降8.21％；其中，5月份单月的出货值较上年下降了12.8％，较4月份多下降了6个多百分点。协会调查的13个产业集群出货值同比下降了8.15％，72家企业出货值同比下降了9.69％。
国际市场不景气范围扩大。受金融危机冲击，美欧市场继续疲软；日本市场最近订单减少，特别是单价较高的品种订单减少更明显，一些大型品牌营销机构受影响较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由于受金融危机和汇率不稳定的双重影响，今年以来对这部分市场的出口出现大幅下滑。
产业集群产销同比略有增长，出口下滑，利润出现负增长。13个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仅增长了1.89％和O.71％；出货值同比下降了8.15％；利润总额同比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2.05％；利润率为4.6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和统计企业的平均值。
企业面临较大困难。协会自行统计的72家企业中，有35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占48.61％；有30家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占41.67％；有40家企业职工人数同比下降，占55.56％；有68家企业报了工业总产值，其中34家为负增长，占50％；有62家企业报了工业增加值，其中30家为负增长，占48.39％；有65家报了出货值，其中45家为负增长，占69.23％。
统计数据表现内销为主的企业表现好于外销比例大的企业。在自行统计的72家企业中，出口占20％以下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6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24％。其中，出口占10％以下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0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74％。
毛纺：回升缓慢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毛纺行业至今未见明显回暖迹象。特别是主要国际消费市场需求仍无增长，内销市场疲软，导致行业经济效益下滑严重。下半年是毛纺产品的销售
旺季，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显现，以及企业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预计下半年毛纺行业不会再有太大的下滑，将比较平稳。”近日，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理事长彭燕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形势不容乐观
据海关统计，今年1-5月份主要毛纺产品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3.61％，高于纺织业出口总额11.13％的下降幅度，毛纺产品出口总额折人民币有效汇率计同比实际下跌16.79％。多数毛纺产品出现出口量和单价的较大下滑。1-5月份累计毛纺织、毛纺制品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出货值同比分别下降17.44％和15.81％，均高于同期纺织业平均下滑12.62％的水平。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相应调整了政策，特别是三次提高纺织服装的出口退税率，使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利好，但这些对企业来说并不是很解渴。尤其是在企业的传统产业改造、节能减排、项目审批上，各地政府落实不一致，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受惠有限。”彭燕丽指出，在出口下滑严峻的同时，内销市场的拉动作用虽然有所显现，但回升速度较为缓慢，企业发展异常艰难。
据了解，今年1～5月份，毛纺行业规模以上的3836户企业共实现利润24.74亿元，同比下降14.32％，亏损企业亏损额高达9.41亿元，同比增长了16.09％，接近2008全年10.70亿元的亏损额，亏损面达到31％。总体来说，上半年全毛纺行业产销下滑严重，企业效益明显下降，形势不容乐观。
下滑趋向减缓
“从3月份开始，毛纺内销市场的比重不断提高，对行业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出口利润下滑的速度也开始有所减缓，可以说，进入二季度后，行业运行质量有所好转。”彭燕丽表示。
全球经济衰退还在继续，上半年毛纺产品的主要国际市场需求也尚无增长，而1～5月份，规模以上毛纺织、毛纺制品、毛针织企业内销产值却同比分别增长了6.21％、14.66％和11.33％，内销形势初见好转，比重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5月份毛纺织行业和毛制品制造业实际完成投资同比均有较快增长，毛针织业投资由负增长也转向持平。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见，毛纺企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依旧充满了信心。
据了解，1-5月份3836家规模以上毛纺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947.73亿元，同比增长4.97％。1-5月份全行业完成销售产值909.65亿元，同比增加4.13％。总产值与销售产值增速比1-2月份分别增加了4.28和5.40个百分点。
“虽然毛纺行业里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困难，但还是有不少企业，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扩大内销市场，在危机中寻找商机，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如鄂尔多斯、如意集团以及浙江湖州织里镇羊绒产业集群等。”彭燕丽介绍说。
触底反弹还是局部调整
从上半年的数据分析来看，二季度毛纺行业形势比较一季度有所好转，生产与销售的下跌情况有所减缓。但好转迹象究竟是行业触底反弹，还是局部调整尚不得而知。上半年国际形势仍未见好，特别是国际市场无转好迹象，行业是否真正回升仍需要时间来观察和见证。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短期内国家出台的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尤其是在汇率相对平稳、原材料价格下降、优惠政策逐渐显现的情况下，企业也在加快着调整的步伐，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竞争力日益强大。”彭燕丽指出，下半年是毛纺产品的主要销售季节，而且国内市场现阶段仍较平稳，对企业开发国内市场很有利。
最后，她强调，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毛纺企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密切关注两个市场的变化，只有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不断开拓新的销售市场，才能促进内需，保证行业平稳渡过难关。
针织：稳步前行
“今年出口情况总体将与去年基本持平，对于下半年的运行情况也抱有信心。”中国针织协会理事长杨世滨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道。随着1-5月份行业运行情况的统计表出炉，从统计中，我们也看到各项指标也在稳步回升中。
三大特点
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显示，今年1-5月，针织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明显加快。其中河北、河南、江西、安徽、鲁南、四川、重庆等地区，在承接订单转移方面有着较大优势。2009年1-5月，针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生产针织服装48.33亿件，同比增长3.48％，增速同比提高0，15个百分点。其中河北省同比增长幅度最大，为82.50％，江西、河南同比增幅也达到了35.35％和11.11％，而这三个省份同时也挤进了针织服装产量前10名省份。“这些省份产量的上升。同时也传达给我们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加快。”杨世滨表示。
除江西外，出口前十名省份中都为边疆或沿海省市。1-5月经济运行情况统计中，针织服装出口数量前10名分别为，广东、浙江、福建、山东、江苏、上海、江西、黑龙江、新疆、广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出口数量同比增速最大，出口数量、金额、单价同比增长分别为9.43％、102.1％、84.57％，更难得的是这三项指标增幅均为各省市之首。杨世滨分析，广西呈现快速发展局面，与加强和东盟合作有着密切关系。
对美出口数量大增，出口数量与金额同比上升了55.21％和28.58％。“这给了我们很好的信号与很大信心，说明美国经济在好转，美国市场也在逐步回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在数量与金额都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单价同比却下降了17.29％，这说明美国进口商在跟我们讲价，谈价钱我们不怕，怕的是没有生意的刚性下降，而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信心。”杨世滨分析道。
宁让价格，不丢市场
在对当前针织行业经济做了解读后，杨理事长还对今后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具有前瞻性分析。在统计中，我们看到像江苏、浙江等地区虽然订单量及出口量有了明显上升，但单价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对此杨世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我们宁让价格，不丢市场。虽然让价后，短期内我们的企业的压力势必会加大，但我们手中的市场却没丢，而一旦经济好转后，复苏的脚步也会更快。”“1-5月份，针织服装出口第一、二大市场日本与美国在数量、金额同比中均出现了增长，尤其美国在这两项指标增长中分别达到55.21％和28.58％。除此之外，各主要出口市场单价同比也在增长(美国除外)，其中日本增长了6.25％、香港和吉尔吉斯坦甚至达到了33.77％和81.46％，这些都给了我们出口很大的信心，我预测，今年出口量与去年将基本持平，增长幅度大概在-1％到3％之间。”
国民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在当前情况下，虽然国家频频投资
用于基础建设等领域，到民间资本仍然脆弱；出口虽在好转，但还在下降。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担就压到消费的头上，在刺激消费层面，人口城市化无疑备受关注。“全国有1.4亿介于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扩大内需面临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与限制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政策有关，所以首先要解决这部分农民工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对于N--问题，杨世滨也表达相同的看法“全国1.4亿农民工，加上家属可能有3亿人，如果这部分人口有条件在城市定居下来买房、租房，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有着巨大推动力，可以说人口城市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亮点。”
丝绸：未出困境
当前，丝绸行业总体形势依然是比较困难，企业整体效益下滑。全球经济走势疲软，国际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导致长期以出口为主导的蚕丝绸行业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回落，外需不足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萎缩仍将是未来我国丝绸工业出口面临的最大困难。
目前，丝绸行业继续在低位徘徊，仍未走出困境。
产量总体下降
在丝绸行业中，企业由于出口不畅导致的产品库存增加，流动资金不足等现象还比较普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亏损现象比较严重。企业信贷融资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而在内销市场，丝绸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产品研发投入不足，对内销市场的拓展进行缓慢，品牌建设滞后，抗风险能力较弱。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经协会校正)，1～5月份丝产量65723吨，同比下降6％，其中生丝产量50233吨，同比下降10.51％；情况稍好的是绸缎产量同比增加了21.94％，达到37588万米。
经济效益小幅下滑
2009年1～5月份丝绸行业亏损面达24.06％，高于全国纺织行业23.46％的平均水平。其中丝绸印染和缫丝行业亏损面分别达到34.38％、33.09％，是丝绸工业亏损最严重的两个行业。
全行业除丝制品制造和丝针织行业利润略有增长，丝织加工行业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外，缫丝、丝织和丝印染行业的利润均有18％左右的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对3520家丝绸工业企业统计，2009年1～5月，丝绸工业实现总产值608.46亿元，同比增长5.04％；主营业务收入562.38亿元，同比增长2.72％；利润13.77亿元，同比减少2.5％。其中缫丝加工实现利润2.1亿元，同比减少1820％；丝绸加工实现利润6.71亿元，同比减少0.59％，丝印染实现利润3009万元，同比减少18.06％，；丝制品制造实现利润1.79亿元，同比增加1.33％。与多数效益下滑的产品相比，丝针织制品情况较好，实现利润2.86亿元，同比增长了7.38％。
出口大幅下滑
丝绸行业是较为典型的外向型行业，丝绸产品的出口比例高达80％，丝绸企业也多以外贸加工型企业为主，因此受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非常大。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各国经济下滑，导致包括丝绸商品在内的消费需求萎缩，今年1-5月丝绸商品出口下降势头仍在延续，丝绸出口大幅下滑。在几个主销市场中，除了印度、巴基斯坦有一定涨幅，分别为10.8％、40.9％。美国作为我国丝绸商品传统主销市场，依然持续低迷，对美出口同比降幅达29.36％，对日本市场出口下降25.53％，意大利、香港和韩国的出口降幅也分别达到30％以上。整个丝绸商品出口呈普降格局，丝绸出口仍未走出困境。
蚕丝价格稳步攀升
尽管受到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蚕丝价格的回升，对于市场各方恢复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促进蚕丝绸行业逐步回暖。
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秋蚕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冬季桑园弃管，春季蚕茧发种量大幅减少，据苏浙皖粤等地区初步统计，发种量降幅基本在20％-30％左右，生丝原料供应相对偏紧。2009年以来，受各方综合因素影响，蚕丝原料价格终于突破2008年的低谷阴霾逐步回升，截止到6月底国内干蚕和生丝(3A级)每吨平均价格较年初分别上涨31.18％和21.38％，较2008年10月蚕丝最低价时分别上涨68.29％和40.91％。当时秋茧价格降至500元一担，达到历史最低点。目前干蚕价格在每吨6万元左右，生丝(3A级)价格每吨接近19万元，如果丝价能维持在每吨20-24万将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区间。企业仍然面对各项生产资料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盈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蚕丝价格与成本倒挂现象亟待解决。
同时，也有一批支撑行业的民营丝绸企业在危机面前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由于产品附加值高，所受影响相对较小，抗风险的能力也不断提升；还有一批支撑行业的丝绸产品，如家纺产品、蚕丝被、丝针织等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市场需求，在风险中有较强的生存能力。
麻纺：仍在探底
2009年上半年麻纺织经济继续回落，主要麻类纤维、纺织及制品进出口全部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国内市场开拓尚未显效，麻纺织企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5月我国麻纺织及麻制品制造企业(规模以上)440户，同比下降1.79％，亏损户数达96户，亏损面达21.82％，同比增长0.77％其中，麻纺织企业345户，同比下降3.36％，麻制品制造企业95户，同比增加4.40％。麻纺织及麻制品制造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4.02亿元，同比增长7.59％。其中，麻纺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87.26亿元，同比增长8.00％；麻制品制造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76亿元，同比增长5.49％。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3.26亿元，同比减少28.36％；其中麻纺织企业实现利润1.99亿元，同比增加5.43％；麻制品制造企业实现利润1.28亿元，同比减少52.20％。全行业负债合计124.56亿元，同比增加0.76％；其中麻纺织企业负债合计113.10亿元，同比增加2.38％；麻制品制造企业负债合计11.46亿元，同比减少12.84％。全行业出货值8.45亿元，同比减少14.46％；其中麻纺织企业出货值7.92亿元，同比减少9.68％；麻制品制造企业出货值0.52亿元，同比减少52.61％。
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5月份，麻纺织业固定资产实际完成投资82008万元，同比减少1.83％；麻制品制造业固定资产实际完成投资11206万元，同比减少3.25％。
主要麻类纤维、纺织及制品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我国麻类纤维、纺织及制品进出口总额为4.28亿美元，同比减少15.75％；其中出口2.89亿美元，同比减少7.44％；进口金额1.39亿美元，同比下降29.04％。
从整体形势上看，麻纺织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麻纺织品出口需求持续
大幅减少，内需拉动的措施短期内尚未显效，2009年上半年麻纺织企业生产经营形势依然严峻；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力度加大，麻纺织企业废水排放治理成本加重，清洁生产技术应用推广进一步加大企业经营负担；麻纺织企业用工多。劳动力成本压力明显高于相关纺织行业；中西部麻纺织中小企业融资难；苎麻纺织急待提升技术装备水平，缺少纺织机械制造业支撑，需要产业政策扶扶持。
针对当前的困难形势，行业将采取以下措施：麻纺织企业加快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内需适销产品开发，促进向下游产品产业链衔接，提高服用、家用和产业用麻纺织品的比重；继续巩固和发展麻纺织品出口市场，培育和拓展麻纺织品内销市场，推动麻纺织品牌战略；苎麻资源主产区加大政策扶持，稳定苎麻种植面积和原料价格，保护麻农种麻积极性；建议国家调整亚麻纤维进口关税税率，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亚麻纺织企业走出困境；推动苎麻纺织先进技术装备开发项目工作。
纺机：底部徘徊
金融危机导致的中国纺织产业困境给纺机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根据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对全国1020家生产纺织机械、器材企业的综合统计，纺机行业生产销售出现好转现象，但是乐观断定已经回暖恐怕还为时尚早。
据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5月底，纺机行业主要经济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生产销售小幅下降，经济效益下降明显。1-5月，纺机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出货值、进口同比都呈现下降趋势，产成品存货增加，亏损额激增。
全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现行价)218.67亿元，同比下降640万；产品销售收入为218.28亿元，同比下降5.20％，销售利润仅为2.45％。全行业应收账款为72.56亿元，同比下降11.38％，行业销售中的33.24％愿与赊销，而5月份以后的应收账款减少则源于市场萎缩状况有所改善。
纺机行业产成品为46.19亿元，同比下降0.20％，占流动资产平均余额的13.78％，同比下降0.07个百分点。在1～5月产成品分省占比中，江苏省占到27％，浙江为13％，上海12％。
在这1020家企业中，1～5月出货值为14.53亿元，同比下降47.70％，今年5月份出口假货之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达到历史低点。据统计，22个生产纺织机械的省市中有14个省市有产品出口。从产品出口总量上看，江苏省排在第一位。纺织机械产品出货总值占全部工业销售产值比重为6.75％。从分省市情况看，出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最高的是广东省，为24.63％，依次是上海市(20.40％)，重庆市(16.15％)。出货值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山东省，五省市出货值合计占全部出货值总额的88.94％。
1-5月，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明显的省份分别为黑龙江省、山西省、天津市、上海市、北京市，同比下降都在40％以上。涨幅前四位的省市自治区为安徽省、江西省、新疆和甘肃省，同比增长在40％以上。从产品销售收入总量方面看，江苏省为73.02％亿元，占全部主营收入的33.45％，排在第一位。5月份纺机全行业产品销售率为99.86％，同比增长3.21个百分点。
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我国纺织机械进出口总额累计为12.96亿美元，同比下降51.36％，其中出口4.52亿美元，同比下降34.55％，进口8.44亿美元，同比下降57.24％。从产品类别上看，针织机械出口占首位，出口总额1.99亿美元，同比下降1.20％，占出口总额的44.11％。织机一枝独秀，出口同比增长16.25％。从出口企业类型看，私营企业出口总额为2.24亿美元，同比增长7％，占出口总额的49.62％。从出口贸易方式看，以一般贸易为主，贸易总额为3.80亿美元，同比下降30.22％，占出口总额的83.95％。从出口的国家和地区看，1-5月，对印度出口仍然排在第一位，出口金额为1.6亿美元，同比增长30.12％。
在进口方面，从进口产品类别看，针织机械进口排在首位，进口总额为3.34亿美元，同比下降27.54％，占进口总额的39.59％。从进口企业看，独子企业进口总额为2.65亿美元，同比下降45.15％，占进口总额的51.15％，排在首位。从进口贸易方式看，仍以一般贸易为主，进口总额4.19亿美元，同比下降64.18％，占进口总额的49.62％。
纺织机械进出口同比依然为双负，但负增长的速度趋缓，依然在底部徘徊。
产业用：步伐加快
近年来一直保持热度的产业用纺织品在纺织行业整体不景气之时，依然保持了较为快速得增长，但是也受到金融危机一定影响，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由于产业用纺织品对外的依赖程度较服装和家用纺织品要小一些，出口型企业及时调整了产品方向，再加之终端产品在国内的消费还有一定空间，自今年3月份以来，部分企业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相比纺织产业其他分行业，产业用纺织品回暖步伐似乎更快一些。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5月我国规模以上非织造布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64亿元，同比增加7.66％；资产合计307亿元，同比增加11.83％；实现主营收入159亿元，同比增加16.03％；完成出货值25亿元，同比减少8.74％。
1-5月份，全国非织造布产量合计为48.3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7.83％，产量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江苏省、福建省、辽宁省。
非织造布产业的投资也停止了下滑趋势。1～5月份，非织造布行业实际完成投资额26亿元，同比增加47.54％。尽管投资有所回升，但是企业反映，融资依然是难题。银行一直从严控制，贷款规模压缩、利率提高、到期不转贷，企业希望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包括减税、贴息、注资、融资等。
从进出口情况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非织造布和产业用纺织品行业所受影响比2008年更为明显，国际市场情况更为严峻。1～5月，海关56、59章中所有与产业用纺织品相关的产品除絮胎、传动带外，进出口全部实现了负增长，其中进口减少27.74％，出口减少3.14％。非织造布进出口继年初首次出现负增长之后，继续呈现减少态势，出口数量减少4.03％，减少幅度有所缩小，行业出现回暖迹象，涂层布的出口量有所回升，帘子布和专门技术用途的纺织品出口数量继续大幅减少。
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对产业集群和部分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显示，“回暖”趋势是清晰的，然而，“还寒”的现实状况也十分严峻。据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大量中小企业订单不足、减停产甚至关闭的情况仍然存在。在国家政策效果充分显现尚需时间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仅靠企业自身的“减负”措施，很难在短期内真正有效地解
决行业所面临的根本性矛盾。
目前有几种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一是原来企业的产业链比较完整，比如福建鑫华，该公司具有聚酯瓶回收的涤纶短丝生产、非织造布生产以及后处理能力，且当地的箱包、制鞋行业发达，销售渠道畅通、稳定，因此，该公司在2009年仍能保持一定数量的增长。二是产品有较高技术含量企业，比如厦门三维丝，所生产的除尘过滤袋，原料全部是P84(聚酰亚胺)、芳纶、PPS(聚苯硫醚)等高性能纤维，企业解决了这些纤维加工中的技术难题，产品质量良好，目前仍能保持较高的利润率。三是产品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比如湖北环福，该公司用纺粘一复膜法生产的防护衣、保暖毯等产品在国际市场畅销，2009年有望达到1000万美元的销售额。
与这些企业相反，那些产品比较单一、对出口依存度较高的企业则陷入了发展困境，这样的企业在广东较多，约有10％的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而这10％的企业产能只占总产能的5％左右。一般企业的利润率都明显下降。在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企业几乎在零利润的情况下运行。
印染：低谷盘整
2009年1-5月，印染行业运行增速下滑的局面初步得到遏制，部分经济指标趋稳回升，但整体仍处于低谷调整阶段，特别是在国际需求萎缩的影响下，出口持续缩减、价格下降，经济回升还不稳固。
运行出现积极变化
1-5月累计产量、产值、利润、投资等指标与1-2月环比有所回升，运行曲线出现了翘尾，表明行业运行出现转暖迹象，但是增速同比仍有较大幅度的减缓，仍在低谷调整阶段。
产量走出负增长。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印染布产量经过2月、3月两个月的同比负增长，1-4月同比增长0.65％，1-5月增长1.41％，增速逐月提高。
产值增速小幅回升。工业总产值1～2月同比增长2.65％，1～5月增长5.12％；销售产值1～2月同比增长2.63％，1～5月增长5.11％。
利润小幅增长，利润率提高。利润1～2月同比减少14.19％，1～5月同比增长0.44％；利润率1～2月同比减少0.38个百分点，1～5月同比增加0.24个百分点。
亏损情况有所缓解。亏损面1～2月同比增加2.34个百分点，1～5月同比减少0.49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1～2月同比增加12.34％，1～5月同比减少0.42％。
投资增速小幅回升。实际完成投资1～2月同比减少11.70％，1～5月同比增加2.06％。
库存减少。产成品1～2月同比增加4,72％、占应收账款比重53.99％，1～5月同比减少2.67％、占应收账款比重52.57％。
出口量价双降
印染布出口数量1～2月同比减少23,81％，1～3月同比减少14.65％，1～4月同比减少13.01％，1～5月同比减少12.35％，虽然降幅逐月收窄，1～5月出口增速较1～2月份提高11.46个百分点，但是还是负增长超过10％，除美国外，对其他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印染布内销比例达83.52％，同比提高8.7个百分点。
需要重视的是，出口单价延续1～2月份的下降趋势，同比减少幅度达到5.10％，表明不但出口订单减少，而且产品价格普遍下跌，除附加值较高的棉混纺印染布外，其他四大类产品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由于经济下行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多数企业为争取订单保住生产，只得降低产品价格，使企业利润下滑，出口仍面临严重困境。
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为企业争取到一定的利润空间，对行业经济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投资增速明显加快，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实际完成投资1～2月减少11.70％，1～5月增加2.06％。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国家多次调整纺织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缓解了外贸企业压力；连续下调整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利息支出1-2月减少6.40％，1-5月减少13.02％；财务费用1-2月减少2，65％，1-5月减少10.07％。
在此基础上，企业不断调整生产经营思路，加强内部管理，挖掘自身潜力，以化解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三费比例1-2月为6.44％，1-5月为5，34％，企业管理效率提高，降低了企业运营费用，有利于提高利润水平。
但在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行业还将面临困难局面。预计2009年1～11月印染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印染布产量492亿米，同比增长2％工业总产值2078亿元，同比增长6％；实现利润59亿元，同比增长2％；出口98亿美元，同比减少10％。
样本调查
多重博弈下的企业心态
运行状况趋好，景气度上升，信心逐渐恢复，一份来自基层企业的调查样本，也正在印证人们对行业宏观形势的判断。
为了及时跟踪纺织企业经营现状和发展变化情况，时刻了解企业经营者对行业和本企业发展的信心，继2008年底首次开展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9年6月再次组织实施了企业经营者调查活动。调查对象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各专业协会、企业家联合会会员企业为主，调查累计发出问卷700多分，截至7月13日'收回有效问卷173份。调查涉及纺织工业各个子行业，173家调查样本中，棉、化纤纺织企业最多，占29.5％，其次是纺织服装企业，占11％。从样本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分别占39.9％、51.4％和8.7％，分布地区上，东部地区企业占71.7％，中部占19.7％，西部占8.6％。
调查结果表明，今年以来国内纺织企业继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订单减少现象普遍，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成本上升、售价下降等等问题仍然影响企业经营发展，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但是，从整体上看，企业的经济运行和景气状况与上次调查相比已有所好转，企业经营者的信心正在恢复。
颓势扭转
综合各项调查指标来看，企业今天的运行态势相比去年底已有明显好转，企业的经营活动显著回升，利润止跌回稳。
从样本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汇总数据上看，除了主营业务收入有所下降，并低于纺织工业总体水平外，其它指标反映出积极变化，企业总体经济运行状况呈现企稳和好转趋势。本期企业经营型业务现金流同比增长19.83％，而上次调查时同比下降26.36％，这说明今年上半年企业经营活动显著回升，本期利润同比增长0.32％，主营业务利润增长
0.1％，而上次调查时分别下降87.14％和92.35％，企业经济效益出现止跌回稳趋势。
调查的企业当中，绝大多数企业产销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平稳回升的趋势明显，但部分地区和行业企业困难，外销疲软。173家样本企业中，停产的1家，半停产的有11家，半停产的11家当中，有9家来自中、西部地区，10家是中小型企业，显然，中西部地区企业、中小型企业依然未能很好地扭转困局，当前压力依旧较大。
在生产量上，本期同比增加的企业占42％，略低于2008年底调查数据。库存量上，同比增加的企业占30.8％，持平的占36.7％，下降的占32.5％，库存情况相对平稳。从本期企业产品订货上看，订货增加的企业占34.1％，持平的占47.9％，减少的占18.0％。订货增加的企业比重比2008年底调查时的25.5％显著提高，东部地区企业本期订货情况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本期企业国外订货情况相比较差，与2008年底调查时比还有所恶化。只有19％的企业国外订货增加，而有39.5的企业国外订货减少。对于下期产品订货情况预计，有4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将比本期增加，只有13.3％的认为将减少。显示出企业经营者对未来市场销售前景相对乐观。
在生产成本上，超过半数的企业本期企业生产成本同比上升，但远低于2008年底调查时的73.6％，表明今年上半年生产成本上升隋况有所缓解。本期原材料采购价格方面，3L9％的企业同比上升，人工成本同比上升的企业占比达到65.5％。产品价格方面，本期企业销售价格下降的企业明显多于价格上涨的企业，预计下期销售价格下降的企业比例显著减少。
在原材料供应方面，供应紧张的企业占比仅为9.5％，总体上看原材料供应比较充足。能源供应方面，只有2.4％的企业供应紧张，表明能源供应更加充足。
针对企业流动资金充足程度的调查，30％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关于企业融资难易程度的调查，24.9％的企业融资困难，而中西部企业、小企业融资难的比重相对较高，国有企业融资情况也不乐观。这表明，虽然资金紧张、融资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还有不少企业仍然受困于这一层面。
信心增强
随着企业运行态势的逐步向好，企业经营者压力与之前相比有所减轻，对本企业的经营保持着充足的信心。调查显示，对于本年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的看法，认为良好的经营者比重从上次调查时的27.9％上升为本次调查的33.3％，认为不好的比重从27.9％下降到16.7％，这表明企业经营者的压力比年初时有所减轻。针对下期本企业的综合经营状况，57.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将好转，远高于2008年底调查时的32.7％。只有16.7％的认为经营状况将下滑，这也反映出企业经营者对下半年经营状况好转有一定的信心。
对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选择不乐观的企业经营者占45.6％，选择乐观的占16.6％，而上次调查时数据分别为64.0％和3.6％，这反映出经营者对行业总体经济运行信心不足的问题已有所改观。
企业经营者对行业何时企稳回升的预测，有54％的认为在明年，另有21.7％的企业家认为将在后年及以后。
这表明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行业在本年内还不能实现全面好转。
未来投资方面，有49.4％的企业经营者将增加明年投资，远高于上次调查的29.6％，显示出企业经营者对未来行业和企业发展的信心有所恢复。其中，来自家用纺织品制造和棉、化纤印染精加工行业的企业经营者中，有超过70％的将增加投资，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经营者增加投资的比重远高于来自东部地区的企业经营者。
理性应对
对于当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的调查，有38，4的企业经营者首选“出口需求不足，订单减少”，这表明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外销下降是困扰企业的最突出问题；首选“资金紧张、融资困难”的占15.8％，说明这仍然是困扰企业的最主要问题之一；首选“销售价格下降”的占11.6％，表明外需不足造成内需竞争加剧，使国内外销售价格下降。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经营者选择销售价格下降的相对较多。
对今年上半年出口退税率上调的政策对企业的作用的问题，有30.9％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作用较大”，56.8％的选择“作用一般”。
对今年以来成品油、电价等价格因素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幅度的问题，选择“增加10％～20％的”企业占17.6％，“增加10％以内”的占70.6％，“降低10％以内”的占9.8％，这表明今年上半年油价和电价上涨幅度不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有限。
篇10
【关键词】TAFE教育 社会培训 非学历教育 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7－0035－03
我国高职教育经过十年左右的快速发展，在规模上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令高职院校始料不及的是，生源萎缩的困境提前到来。2010年不少省市的高职院校未能完成招生计划，就连生源大省的山东省，普通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已经降到了190分，还有不少学校未能完成招生计划。这对高职院校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生源危机”的背后，有高职教育吸引力不高、考生片面追求高学历等传统观念的原因，但普通高考生源不断下降和本科招生稳定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高职院校必须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提前应对，从传统的、以普通高考生源为主的全日制学历教育思维中走出来，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一、《规划纲要》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指出：“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培训服务，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高职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一部分，应当主动适应《规划纲要》提出的任务要求，从单一的全日制学历教育模式中走出来，实现职能和定位的转换。在大力实施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积极开展职业培训服务，促进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融合，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办学的新格局，丰富高职教育的内涵，适应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澳洲TAFE院校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融合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二、澳洲TAFE教育的基本特征
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QF）对职业教育设立了八个资格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一级证书、二级证书、三级证书、四级证书、文凭、高级文凭、职业研究生证书和职业研究生文凭，其中后两个资格是2002年开始设立的。
TAFE学院是澳洲主要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在层次上大体对应于我国的高职院校。全澳共有84所TAFE学院，2008年TAFE学院和其它政府培训机构注册的学生总人数占全澳公共资助培训系统总人数的78.2%，完成的课程占总数的82.4%。
表1、2、3给出了2008年全澳公共资助培训系统各类资格的注册人数及年龄分布。可以看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办学层次宽
各TAFE学院基本都提供一级到四级证书、文凭和高级文凭六个职业资格，有的学校还开设了职业研究生证书和职业研究生文凭课程。四级证书及以上被称为高级资格。大体上证书资格可对应于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文凭和高级文凭可对应于我国的专科学历层次。
2．学习方式灵活
2008年全澳公共资助培训系统注册的学生中，全日制学生比例仅为12.5%，非全日制学生为87.5%，占绝大部分。非全日制学生每周到校学习一到两天，或利用周末时间学习，或每年到学校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如学徒制）。全日制学生以三级证书以上资格为主，其中文凭及以上的高级资格占34.1%。而非全日制学生以三级证书及以下为主，四分之一的学生仅仅选修一门或几门课程而不要求任何资格。
非全日制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职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培训提高某方面的专业技能，以期达到岗位晋升的要求或更换到新的岗位或职业。如位于昆士兰州的南岸技术学院根据统计，有46%的毕业生在上学前就已工作过或正在工作，15.9%的毕业生上学期间找到了工作，38.1%的学生完成学习后开始工作。
3．年龄跨度大
表3可以看出，注册学生跨越了从中学生（15岁）到退休（65岁）的各个年龄段，25～44岁的成年人数超过了青年学生。
概括以上特点，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全日制在校生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而且学习高级资格的比例很低，大部分注册学生都是通过学习某一证书，掌握相应的技能后继续工作，这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职业资格培训。
澳洲职业教育的全称是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即“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名称上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一体的。我们日常使用的“教学”术语，澳洲职业教育一般用“培训（Training）”来代替，表面上是名称的不同，实质上体现了对职业教育定位和理念的差异，即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一体化、难以区分的，这一理念和定位适应了学生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TAFE教育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4．政府拨款方式
表4是2008年澳洲公共资助培训系统资金来源比例。按课时算，82.3%的资金来自于政府拨款，73.8%的学生得到了政府资助，不需交纳学费，只需交纳很少的注册费或管理费。
澳洲政府拨款是以购买课程的方式进行的，这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州政府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行业需求、劳动力供求关系等情况，确定职业教育和培训需要资助的行业、专业、职业资格层次和人数，然后分解到各个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对某个具体的培训机构，根据得到的培训指标计算出培训总课时数，政府按每人每课时的培训费标准计算出总拨款额度。如2008－2009财政年度，昆士兰州政府对南岸技术学院四级证书的拨款标准是每个学生每课时9.57澳元，如果四级证书的标准课时数是1000，则每生将得到9570澳元的政府拨款。政府对培训机构的拨款称为向培训机构购买课程，双方签定详细的采购协议。
澳洲TAFE教育拨款方式对引导职业教育机构开展社会需求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首先，各专业、各层次资格的教育与培训是根据社会需求确定的，这引导各学校根据社会需求确定学校的定位、发展方向和专业设置；其次，无论是高级的文凭资格，还是证书，只要社会需要，政府都提供资助，大大降低了受教育者的经济负担，激发了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积极性，使职业教育面向人人成为现实。
三、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启示
1．大力开展社会培训服务
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包括学历层次和技能水平。这几年出现的“技工荒”和“就业难”的双重现象，原因之一在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参与率大幅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到50%以上。”可见，面向社会人员的各种职业培训将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既然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作为职业教育的举办者之一，高职院校应更好地承担起社会培训的职能，适应形势发展，在普通高中生源不断减少、职业培训需求不断增加的趋势下，转变定位和职能，面向社会大力开展职业培训。这既是高职教育的必然使命，也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目前，高职院校开展全日制学历教育单一模式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①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为高职教育大发展提供了机遇，规模扩展太快，各方面资源紧张，院校全部精力用于全日制教育；②院校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条件不充分，包括设施、场地等硬件条件和师资队伍；③职业培训的政策、法规不健全，资金来源无保障，对学校的吸引力不高。
随着《规划纲要》的实施，职业培训方面的政策、法规将逐步得到健全，市场需求将不断扩大，高职院校在全日制生源不断缩减的情况下，应积极开展社会培训，扩大非学历教育规模，调整生源结构，转变职能定位，以适应未来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
职业培训的环境是市场化竞争的，高职院校要赢得市场的认可，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保证培训效果和质量。因此，应着重加强条件建设。一是硬件建设；二是师资队伍，后者是最主要的因素，也是高职院校开展职业培训最薄弱的环节。
我国高职院校的老师大多来自高校，学历层次较高，但普遍缺乏企业经历。尽管这些年通过各种措施，“双师”型素质明显提高，但仍无法满足职业教育的要求。澳洲TAFE教育对教师的学历要求并不高，许多老师没有学位，只有文凭资格，只要高于所讲授的职业资格即可，但要求老师必须具有多年的企业经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今后高职院校除了加强专职教师的实践锻炼外，应着力引进动手能力突出的“能工巧匠”，确实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另外，充分利用企业的人力资源，建立一支实践经验丰富、懂教育、会教学的兼职教师队伍。
2．普通教育和成人学历教育并举
我国成人学历教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了从需求旺盛到需求稳定的发展时期，本科院校是主要的举办者。由于采用了与普通高等教育趋同的人才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脱离成人的实际需求，教学质量下降，社会认可度降低。今后一段时期，成人学历教育的需求将相对稳定，重点是通过改革教育模式，提高质量，赢得受教育者的信任和全社会的认可，使成人学历教育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与普通在校生不同，成人对教育的需求更注重实用性，希望学到的东西能直接服务于工作和职业发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成人学历教育改革必须突破传统学历教育的框架束缚，突出实用性、职业性，与职业培训建立融合和衔接。《规划纲要》指出：“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累计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可见，从改革和发展方向来看，未来成人学历教育更加适合于高职院校。澳洲TAFE院校25岁以上的成年注册人数远远超过青年学生。我国高职院校扩大成人教育的比例也是必然趋势。
以我院的成人教育改革为例。山东银座商城股份公司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大型国有现代商业零售企业。我院与公司长期合作，共同承担基层管理人员（以营销和收银柜组长为主）短期岗位培训，同时，部分员工参加我院成人专科学历教育。为了提高学历教育教学的实用性，我们于2006年开始对教学方式和内容进行改革，尝试“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的新模式。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按照岗位能力和职业发展需求，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分为专业知识、岗位能力和职业提升三大模块，授课方式和考试内容都做了很大调整，突出与工作岗位的结合，受到了员工的普遍欢迎。现在每年报考我院的员工数量超出招生计划。
随着《规划纲要》的实施，成人学历教育将在入学方式、弹性学制、学分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融合和衔接将更加通畅，这为高职院校大力开展继续教育提供了更宽畅的通道。
3．加大对继续教育的资金支持
目前普通高校成人学历教育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只有学费收入，没有财政拨款，这不仅增加了受教育者的经济负担，降低了接受继续教育的热情，同时，高校为了降低成本，保证“创收效益”，可能会减少课程和教学方面的投入，这也是成人学历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的投入普遍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而且落实到基层员工身上的比例就更低。
应建立继续教育经费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分担的新机制。今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加，应部分投入到继续教育，并实行按产业、行业、区域、受教育者状况等分类投入和管理。增加高校参与继续教育和企业员工、未就业者接受继续教育的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澳洲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拨款和资助方式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4．增强市场意识
澳洲TAFE院校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积极开拓培训市场，扩大培训规模。一是努力争取政府购买更多的培训课程（财政拨款），二是吸引个人全自费参加培训，三是积极争取企业的员工培训（如学徒制）和相应的资金支持。所以，各院校对师资、教学设施、课程教学等环节非常重视，确保教育和培训的质量，以赢得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
相比之下，我国对高职院校的财政拨款方式比较单一，缺乏竞争性，院校面向市场通过教育服务的方式争取资金的意识和能力非常弱。在传统生源逐减的形势下，高职院校必须增强市场意识和开发能力，用优质的质量和教育服务争取到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为此，院校必须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靠实力和质量去赢得市场。实现市场开发、教育服务和提高质量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ncver.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