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调查十篇

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1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为了摸清中国老年人口及老龄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掌握未来中国老龄问题的基本国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北京(13.66%)、浙江(13.18%)、重庆(12.84%)、辽宁(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老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二、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

目前，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49年将达到峰值，多出2645万人。21世纪下半叶，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基本稳定在1700-1900万人。需要指出的是，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中50-70%都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高龄女性人口。

六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根据此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开始，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

一方面，这一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将迅速增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迎来老年人口规模的高峰。另一方面，2030年以后，人口总抚养比将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提高而大幅度攀升，并最终超过50%，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期将于2033年结束。总的来看，2030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保持在60-70%和40-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

经过5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到21世纪下半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以及高龄化程度都将在较高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老年人口总量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亿以上，老龄化程度为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在8000-9000万，高龄化水平为25-30%，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

(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总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由于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总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目前人口总规模仍然高达13亿，预计到2030年达到最大人口规模14.65亿，总人口过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断加重。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三、问题和建议

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等产生冲击。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家庭构成以及生活安排、住房和迁移。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下国家的行列，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相对落后，实现现代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基本国情下，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压力巨大;在建立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加快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增加为老服务设施，健全为老服务网络的压力巨大;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解决庞大老年人群和劳动年龄人群利益冲突的压力巨大;在协调城乡和谐发展方面，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老龄问题的压力巨大。同时，中国政府和社会还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来调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以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严峻挑战。2020年，2.48亿老年人能否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目前还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2050年，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能否承载4亿多老年人群各种需求的巨大压力，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总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鉴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自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老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的战略和对策。2002年，联合国召开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敦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战略和对策，否则，将会丧失战略机遇，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并将很快进入2030年到2050年的最严峻时期。从时间表上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5年。正如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警示的：人口现象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在未来的25年时间里，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不仅时间十分紧迫，而且压力十分巨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的建议是：

1、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

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2、要充分利用25年战略机遇期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25年，是应对老龄社会的关键准备期，也是仅有的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重要。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老龄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要制定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中长远战略规划。要立足当前，在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同时，健全和完善适应世界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这一国情的老龄工作机制。

3、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试点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3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2

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顺利完成，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底公布了快速汇总的主要数据。新的人口数据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年龄构成。这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看，最近10年中，少儿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而老年人口的比例迅速上升。这种变化令一些人口问题专家都颇感意外。

老年人口比例为何“意外”提高？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在加快，并由此生发出对老龄化问题的担忧。我们可以直观地想像，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改善提高，老年人口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但是，老龄化进程加快就是问题的全部解释吗？

郭志刚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以前的统计数据中高估了生育率，因而高估了总人口数量，相应地，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低估。这次人口普查减少了对生育率和总人口的高估，使得总人口数量低于预期，这导致老年人口比例也比预期的高。这就是说，虽然老龄化进程确实在加速，但并不像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快。

生育率被低估的观点还只是一家之言，在人口学界还存在争议。我们将其刊登在此，并不表示我们认同这种观点，只是为了提供更多视角，以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低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的关注。

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下称“六普”）显示，前些年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同时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了。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进而导致误判人口形势。

以往生育率被严重高估

“六普”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这个最新的普查数字实际上印证了以往人口抽样调查早已揭示过的事实：目前中国生育率不是一般的低，而是非常低。它不可能是人口主管部门坚称的1.8，而是显著更低，甚至低于1.5。也就是说，目前，平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不足1.5个孩子。

5年前，有关方面在拟定“十一五”人口规划时，把2010年人口总规模定为13.60亿。这是在2005年总人口13.08亿的基础上，按1.8左右的生育率推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按以往主流认识的1.8的生育率，2006年至2010年，中国人口数将增长5000万，年均增长约1000万。

然而，此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总人口比“十一五”人口规划数少了2000万。也就是说，中国年均人口净增长只有600多万而已，与人口规划数差了近400万。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误差，而应视为一种错误。这种规划目标和普查数据的反差证明，以往中国的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

根据“六普”的结果，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60%。由此粗略推算，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事实上，7年前笔者经过分析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五普”）数据，就曾得出同样的结论，该结论也与多次全国性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相一致。但是，出于怀疑调查的出生漏报率非常高，这一观点始终被质疑和拒绝。

2000年“五普”的漏登率的确很高，达到1.87%。上述结论确有可能基础不牢。

当时，我在推算中考虑了18%的出生漏报影响。但有关部门和一些人口学界同行坚持认为并试图证明，“五普”实际出生漏报率在30%左右。这种判断主要仰赖各式各样的间接估计。这类间接估计在推算方法或数据方面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经不起推敲。

此次“六普”公布的漏登率非常之低，只有0.12%。这样一来，便没有理由再像以前那样对低龄人口数做大幅度统计调整，因而也就很难再否定这10年中中国生育率一直稳定在很低的水平上。

实际上，不少有心人早就发现，无论是2000年的“五普”还是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国家统计局每次都在调查后对此前估计的年出生人口数做统计调整，而且每次都是下调。

中国实际人口增长数显著低于人口规划数，这一现象并不限于“十一五”人口规划，还可追溯至“十五”规划和“九五”规划。上世纪90年代初，当生育率降至2.1的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发展史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由于对这个重大的转变缺乏充分认知，导致低生育率的迷误延续了近20年。

人口老龄化被低估

过去30年，中央政府只设定了人口总量峰值上限，却从没确定过人口老龄化的峰值上限。因而，在执行中，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

“六普”数据表明，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26%，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87%，高于此前根据1.8的生育率推算的老龄化比重一两个百分点。这说明，此前多年，中国的老龄化事实上被低估了。

生育水平和预期寿命的变化是决定人口老龄化的两大主因。预期寿命的提高会使人口金字塔的顶部相对加重，称为顶部老龄化。而低生育水平则使人口金字塔的底部相对缩减，称为底部老龄化。过低生育率对老龄化的影响要比预期寿命提高大得多。

多年来高估出生漏报和过度调整出生人口数，积累起来就会高估少儿人口数量，并且进而导致总人口数的高估。这些高估虽然并不影响老年人口数，但有可能低估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而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绝对数的增加，而是指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的提高。

国家统计局从1996年起在年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自2006年始，还公布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与各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上述统计指标都低估了老龄化程度。

一般而言，年度统计公报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较之抽样调查结果低1个多百分点。以2008统计公报为例，2008年底老龄化比例为8.3%，而相应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计算值则为9.5%。再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08年统计公报显示为12.0%，比相应实际调查结果14.0%要低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近年统计公报显示的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口计生委按1.8的生育率做出的预测结果很接近，只是略高一点。

由于人口流动的广泛存在，近年年度人口变动调查确存在一定少儿人口漏报和十分显著的青壮年人口漏报，因此以调查的年龄结构数据推算老龄化程度会偏高。但是，如果按1.8的生育率假定推算老龄化，则一定会显著偏低。实际的老龄化比例应介于统计公报数据和人口变动调查结果之间。

“六普”数据表明，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如果按1.8的生育率预测，2010年时这一比例仅为12.42%，两者相差了近一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而按1.8生育率预测，2010年时这一比例是8.18%。

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3

二胎政策的放宽与否与许多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涵盖养老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等方面。我们选择以养老问题为着眼点，对是否应当放宽二胎政策以及有关养老与老龄化的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及综合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老龄化；相关措施。

一、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小组向温江地区的中学、西南财经大学以及四川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总计发放调查问卷265张，收回有效问卷261张，得到了第一手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对于“作为独生子女，你是否渴望过有兄弟姐妹？”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23%为非常渴望，41%一般渴望，21%为不太愿意，15%则表示非常不愿意。为独生子女中 64%倾向于拥有兄弟姐妹。

（二）对于“你对工作城市有怎样的想法？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半数的人均选择”希望能去大城市闯荡“，研究生更明显，这表明相较于养老问题，更多的人选择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较大比例的研究生也表示会选择离家近一些来照顾父母。而对就业、养老问题的认识、思考程度影响下，未考虑过这一问题的本科生人数较研究生明显偏多。

（三）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夫妻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如一对夫妻赡养至少四位老人），鉴于此，你是否会在选择结婚对象时，考虑对方是否是独生子女？。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者不在意配偶是否为独生子女。受制于受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思考深度和年龄等因素，研究生占较大比例，本科生则较少。因为前者基本达到适婚以及生育年龄，父母的赡养问题自然是不能长期回避的。但对于后者，却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配偶为独生子女意味着更重的赡养老人的压力，在读学生显然并不十分在意。

（四）针对”请问您对现行政策中只许生育一个子女 （特殊除外） 持什么态度？“依据所得数据，可以看出：1.对独生子女政策持不赞同态度的受调查者中，研究生人数较多，保持中立者态度的人数在其他受调查群体中居多。2.在本科生和其他群体中，对独生子女政策表示赞同的人数多于表示不赞同的人数。

根据以上信息，可得出以下结论：适当放宽二胎政策会对养老问题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年人群的养老压力，并且对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从二胎政策引出的老龄化问题。

（一）中国人口趋势。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口达到13.54 亿人，其中0-14岁、15-64 岁、65 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 2.23、10.23、1.27亿人。30 年计划生育后中国的人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人口增速已经进入低增长阶段。2.自然增长率较低。3.年龄结构不断上移。4.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较高。

（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与加速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和联合国等机构的预测，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红利迅速衰减、老龄化严重，人口年龄结构将出现整体性上移。

1.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或将长期下降。人口出生率较低、少儿抚养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高，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的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进入 21 世纪后，貌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步衰减。这一问题的最新的进展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出现减少。

2. 人口老龄化加速。根据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中国已于 1999 年进入老龄社会，属于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的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主要特征。

三、总结。

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人口的控制取得了很大成效。仅用了 30 年左右的时间，就将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估计少出生了一两亿人。但是，人口政策的变化应与人口趋势、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相适应。通过对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现状，并对二胎政策对养老问题及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分析，以及对国内外政策、现状的分析，我们小组认为，在新的人口趋势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必要进行适度的放松。

我们认为，二胎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主要在以下两点：

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4

关键词：老龄化；老龄人口；老年人；老年教育

中图分类号：G777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8-0005-03

西安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的城市，根据西安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市常住人口为8467837人，65岁及以上人口为716362人，占8.46%。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老龄人口社会服务的滞后已成为西安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国际上很多老年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发展老年教育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重要途径。为深入了解和掌握西安老龄人口的基本状况、存在问题，为老龄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依据，我们课题组组织了对西安老年人群的调研活动。由于我国男性退休年龄为55～60岁，女性为50～55岁，因此本调查将老龄人口界定为55岁以上的老人。调查选在各大社区老年人口聚集晨练、休闲的广场，采取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来进行。

一、调查问卷样本的基本情况

1.问卷回收情况：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3份，收回问卷433份，无效问卷28份，有效问卷405份，有效回收率为89.4%。

2.问卷样本的性别与年龄分布：被调查者男性多于女性，占被调查人群的51.4%，55～59岁年龄较轻者占16.8%；60～64岁老年人占30.6%；65～69岁老人占25.2%；70岁以上老人111人，占27.4%。

3.样本的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夫妻原配婚姻者占75%；离异再婚者占8.1%；离异未婚者占3.5%；未婚者有2.7%；丧偶者占12.1%。其中无子女者11人，占2.7%；有1个子女的占24.4%，2个子女的占40%；3个以上子女的占32.8%。

4.承担抚养未成年人的责任情况：大部分老年人退休后卸下了养育、教育子女的重任，不再承担教育未成年人任务的267人，占65.9%；尚在承担教育未成年人任务的138人，占34.1%。

5.样本文化程度、健康情况：被调查人群文化层次差异较大，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46.9%；高中、中专、技校文化程度的占26.7%；大专文化程度的占14%；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2.3%。表示退休后还能参加学习和正常工作者占75%；而身体不太好，不能正常工作和学习的占20.2%；身体不好，生活需要人照顾的占6.4%。

6.主要经济来源情况及月收入情况：样本经济来源依靠退休金或养老金的占55.8%；来源于配偶收入的占10.9%；依靠以前积蓄的占5.9%；依赖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资助的占11.6%；依靠政府发放的低保金的占4.9%；依靠政府发放的高龄补贴的占2.5%；依赖其他收入的占8.4%。月收入2000元以下者超过了一半，占57.5%；2000～2999元的占22%；高收入人群为20%，3000～3999元的占11.8%，4000元以上的占8.6%。

7.样本退休前从事职业的情况：企、事业单位职工占38.3%；国家机关干部占12.1%；教师占13.8%；个体经营人员占5.2%；服务人员占4.0%；农民占20.5%；无业者占3.5%；其他占2.7%。

二、西安老龄人口接受老年教育基本现状分析

本次我们对老龄人口接受老年教育的意愿、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发现当前西安老龄人口接受老年教育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家庭网络条件相对较好，具备在家学习的条件，但不懂网络使用者甚多。通过统计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现在很多家庭都拥有了电脑。被调查群体中54.5%的家庭有电脑，具备在家学习的条件。但不会使用电脑者的比例达到68.6%，仅会使用一项感兴趣的操作（如打游戏、炒股、视频聊天等）的老年人比例占14.6%。

2.度过闲暇时间的生活方式趋同，参与群体活动较少。在被调查人群中，他们度过闲暇时间的生活方式主要为：阅读、听广播、看电视、体育锻炼、游园散步和做家务、看孩子等。选择做家务、看孩子的占到了35.6%，听广播、看电视者占到了70.6%。从中可以看出，老年人的生活方式相对比较单一，闲暇时间多以静态方式、个体形式度过，参与群体活动较少。

3.老年人自身接受老年教育的意愿比较强烈，子女对父母接受老年教育表示支持。在所有被调查者中，50.4%的老年人认为非常有必要接受老年教育，不愿意者占29.6%，认为无所谓接受或不接受者占17.5%；坚决表示不愿意参加的仅占2.4%。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现今西安的老年人有接受教育的愿望。子女对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非常支持的占35.8%；比较支持的占29.1%；无所谓的占29.6%；不太支持的占5.2%；反对者仅占0.2%。超过66%的年轻人能够理解并支持老年人自我选择度过老年生活的方式。

4.接受老年教育的目的比较明确。在对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的目的调查中，我们设计了八个选项，限选三项。统计显示，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丰富老年生活、增加生活情趣（占72.1%）、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拓展知识（占54.1%）、增长营养/保健知识（占45.93%）、打发时间、排遣寂寞（占35.8%）等选项上，几乎没有人接受老年教育是为了再就业或是弥补过去学历教育不足的遗憾。

5.对老年教育的内容呈现多样化需求，学习内容相对比较集中。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呈现出以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实际需要为出发点的态势。他们最愿意学习的内容为“医疗、营养、保健类”，占77.53%；综合应用类占45.68%；适应退休生活类占43.95%；音乐戏曲类占42.22%；舞蹈体育类占30.61%；书画摄影类、时事政治类、文史语言类分别占22.96%、23.21%、和9.4%；而职业训练类仅占3.2%。

6.专题知识讲座是最受欢迎的学习方式。我们把统计结果进行排序发现，列第一位的是“专题知识讲座”，占78%；列第二位的是“有组织地收听（看）广播电视”，占42.2%；第三位是“老年大学”占30.6%；第四位是“参加娱乐活动小组如舞蹈队、合唱队等”，接着依次是学习班、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协会、远程教育。

7.老年人认为现有老年教育需要改进。在被调查的老年人群中，老年人对现有老年教育对非常满意的仅占14.3%，比较满意的占33.6%，满意率不到50%。不了解、不知道老年教育者占被调查人群的41%；不满意的占8.9%；很不满意的占2.2%。其中，认为老年教育的教育形式需要改进的占21.5%；教育内容、教育设施、师资水平需要改进的比例分别为12.8%、、15.3%和3.7%；9.9%的人认为老年教育资金需要改进；选择其他的占36.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西安老年人对现有老年教育不甚满意，对老年教育不了解者所占比例也较大，以致对改进老年教育无从谈起。

8.活动地点离家太远是影响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的最主要原因。在影响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的原因中，我们列出了九类选项，限选三项。统计结果显示，影响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的最主要原因是活动地点离家太远，占65.18%，没有时间占50.6%，学习费用太高占40.25%，身体不好占36.54%，参加教育活动的机会太少占33.8%，教育形式限制占28.64%。其中20.98%的人认为课程不合适，影响了他们参加老年大学的教育；16.05%的人认为教育硬件设施不完备，5.4%的人认为教师水平不行。

三、西安发展老年教育的对策建议

1.利用西安高校比较集中的优势，拓展高校社会服务功能，开展老年教育。西安是高校的集中地，高校拥有优美的校园、优良的教学设施、具备老年大学成立的各项条件。高校应树立办学新理念，开拓办学新思维，拓展高校服务功能，积极发展老年教育，通过开放大学、开办老年大学向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物质精神文化产品，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

2.老年学校应该走向社区，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各级老年学校，加大覆盖面，方便老年人就近入学。老年人退休或离休后，逐渐从劳动职业生活中退出。家庭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发展老年教育要充分考虑老年人恋家、不愿离开家人的实际情况，根据西安高校多的优势，使老年教育社区化，让老年人在社区中就能接受老年教育，使他们扩大交往，通过参加社区教育活动发挥自己的余热和作用。

3.老年大学课程设置要有针对性、实用性，注重多样化、分层次。老年人退休后个人闲暇时间增多，老年人接受教育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增强社会交往。根据西安老年人的社会需求，开设具有特色的课程，使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类别不同的老年人在这里能找到自己喜爱的专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使他们产生愉悦感和幸福感。

4.老年大学要加强舆论宣传，开展多样化的活动，扩大对外影响。尽管我市的老年大学已经成立了十几年，现有不少分校，但由于老年人的交际面较窄，知道和了解老年教育及老年大学的人数还不够多。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和老龄人口的增多，老年大学应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加强对外宣传，使公众进一步了解老年教育和老年大学，愿意接受老年教育，扩大老年教育的影响力。

5.加强对农村老年教育的研究，积极扩大农村基层老年教育的普及面。西安下辖九区四县，老龄化人群中农村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发展老年教育中，要考虑加强农村老年教育工作，尤其要开展农村老年教育的管理体制、教育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以适应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加快城郊老年教育发展的步伐，结合城区改造、旧村改造与村文化中心，建设一批条件比较好的老年学校，推动老年教育向城郊和农村延伸。

总之，政府应该加大老年教育投资，改善老年大学的教育设施和条件，提高教师水平，开展专题知识讲座，发展广播、电视、函授教育、网络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和手段，扩大老年教育受众面，努力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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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正成，郑卫荣，石彤彤.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养老模式的调查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2）：91.

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5

一、未“富”背景下的养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富增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但是，相比我国的人口老化速度，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并不能完全解决养老问题。比如，发达国家的国民预期寿命从30多岁增长到70岁一般需要100年左右，我国只用了不到50年时间；同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非常迅速，下降速度几乎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3倍。生育率急剧下降，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增长，导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所以说我国的“富”赶不上“老”。

当然，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一个社会到达一定富足程度的标志，因为生育率下降、期望寿命上升等都是医疗条件改善、食物充足和社会稳定等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如何维持一个持续幸福和经济社会长期安全的发展态势。因为根据目前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支出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储蓄资本大量上升、社会流动性下降等。日本和欧盟一些国家的老龄化对经济的负向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就我国而言，即使我们对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有足够的信心，在上述这些变化下，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适合逐渐“变老”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庞大老年群体的福利，也会影响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因为人们现在的消费、储蓄乃至生育行为都与未来的生活预期密切相关。建立覆盖全民且长期可持续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体系，人们就不会过多地进行私人储蓄来“防老”，就可以增加当前的消费从而促进社会投资，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老龄社会的幸福指数也会全面提升，这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将利用全国老年人口调研的大样本数据，对当前养老、医疗保障体系与老年人收支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希望能够对相关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

二、有关“老年人收支”的文献回顾

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关注问题，而转型社会的老年人收入情况与福利变化更是近期的研究热点。长久以来，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老年人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经济供养；但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迎来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方面提高了生活水平，尤其惠及那些直接参与增长的相关人群和区域，但同时也造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或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李实、岳希明，2004）。爱德华·帕默和邓曲恒（2005）发现，经济转型并没有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造成负面影响。然而也有研究证实，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乡老年人在收入水平以及收入来源方面的差异日益彰显（杜鹏、武超，1998）。他们的研究还指出，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仍然依赖于以子女或亲属供养。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老年人主要是低龄老年人，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远低于男性。

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及收入来源与老年健康也密切相关。顾和军等（2011）发现，我国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即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但是，2002年时农村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要高于城镇，2005年情况则刚好相反，城镇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要高于农村。梁兆晖等（2010）和吴燕等（2012）都发现，个人收入状况是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是影响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这或许是因为在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中，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医疗支出差别迥异。高收入老年人不仅能够满足对疾病的治疗需求，而且还能满足改善身体健康的生活保健需求；而对于低收入老年人，疾病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李晓西等，2008）。李实和杨穗（2011）还发现，随着养老金收入的提高，老年人自评健康明显提升；相比其他收入来源，养老金对老年人健康的改善作用更为突出。由收入不平等造成的健康不平等会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支出，特别是医疗和照料支出，然而相关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三、我国社会保障与老年人收支情况分析

（一）研究数据的来源

本文关于老年人口收支情况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曾毅教授所主持的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CLHLS的基线调查始于1998年，并于2000、2002、2005、2008和2011年进行了五次跟踪调查。1998年基线调查在全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①随机抽取了631个（约占50%）县市，覆盖了全国85.3%的总人口。1998与2000年调查的对象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自2002年调查起，又新增了65～79岁的低龄老人样本，这是迄今为止样本量最大的老年人口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老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家庭结构、经济情况和健康状况等丰富的信息。本文的分析基于2005、2008、2011年三期最新的调查。表1为三期CLHLS调查分年龄段的样本量。

曾毅等（2001）根据可靠性系数、要素分析、逻辑不一致回答比率对数据进行仔细评估，10类变量的可靠性系数是合理的。举例来说，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指标（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的可靠性系数在1998年和2000年的调查分别是0.88和0.87；而杜克美国老龄资源和服务计划调查的相应系数为0.87，加拿大1991～1992年老龄调查的相应系数为0.89。所以，本研究所采用CLHLS数据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二）养老保障体制建设与老年人收入来源

回望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多次重拳出击，加速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重点提升老年人的保障水平，例如中央自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自2011年起推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试点，2013年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实现“九连涨”，养老保障体制的积极拓展已取得了瞩目的成效。例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基本情况》显示，截止2006年年底，城镇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达到76%。又比如2008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7.8%，2010年新农保参保率达到15.5%，2011年大幅上涨至49.7%②。

然而，就目前的阶段看，老年人群中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严重偏低。根据CLHLS 2005～2011年的调查，如图1所示，城镇地区享受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比例还不到40%，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虽然在2011年有所上升，但仍仅为7.3%，新农保的目标“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依然任重而道远。从养老金水平看，2011年③样本老人的养老金月人均为1973元，这一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11年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为1531元④。从样本看，城乡差距显著，城镇养老金均值为2037元，而农村地区仅为1513元⑤。性别差距同样明显，男性养老金平均为2093元，而女性仅为1712元。这主要源于就业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多担任行政管理或专业技术等职位。

图2则清晰地展示了各个年龄段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各个年龄段，仅有20%～35%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为养老金。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参保率偏低；二是养老金较为微薄，不足以支付老人大多数的生活开支及医疗开支。可见，公共保障环节仍相对薄弱。在65～74岁的低龄阶段，至少有20%的老人以个人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即仍未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家庭成员转移支付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上升，特别是在80岁以上的高龄段，50%以上的老人都依赖家庭成员的供养。虽然养儿防老的观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弱化，多代同堂的居住传统也受到城镇化和少子化的猛烈冲击，然而从现实来看，子女的供养仍是老人晚年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

图3和图4则对比了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异同。首先，与图1一致的是，城镇地区的养老保险参保率与保障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50%左右的城镇低龄老人主要依靠养老金生活，然而农村地区这一比例还不到15%。城镇地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中仍有约三分之一以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而农村地区仅有10%左右的高龄老人享受养老金。其次，农村地区老人更多依赖个人劳动收入，约一半的70岁以下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第一生活来源。城镇地区由于法定退休年龄的限制，老年人继续就业的比例相对较低。再次，农村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子女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远甚于城镇老人。超过70%的农村高龄老人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子女供养；城镇地区这一比例则较低，在55%左右。

综合而言，得益于城镇地区相对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及更高的养老保障水平，养老金已成为低龄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仍主要依靠子女的转移支付。然而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目前仍然缺位，未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充裕的保障，农村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与个人的劳动收入。这意味着在“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下，年轻一代将背负庞大的照料负担，将不得已压缩投资与储蓄，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三）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与老年医疗、照护支出

过去十年是医疗保障体系高速扩张的十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自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在我国部分县市试点推行以来，参加人数以年均34%的速度迅猛增长（程令国、张晔，2011）。截至2011年底，全国有2637个县（区、市）开展了新农合，参合人口数达8.32亿人，参合率为97.5%，基本实现了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全覆盖。从图5可以看到，城镇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参保率在2005～2008年三年间翻了一番，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更是翻了近三倍，从17%上涨到65%，逼近城镇医保的覆盖率。至2011年，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已高达86.4%，甚至超过城镇地区。这与2005年农村医疗保障短缺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从资源结构上看，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2003年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34.8%，“看病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医疗保障的改善将直接作用于老年人的医疗支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尤其是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上涨，这是因为老年人在身体机能衰退的同时又享受相对优越的医疗保障，因此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旺盛，医疗费用高涨。在此情形下，老龄化对于医疗服务体系以及政府医疗财政支出构成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图6可以看到，基于CLHLS 2011年的调查，老年人过去一年的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的年龄趋势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倒U型曲线，即在低龄阶段，医疗支出随着年龄上升急剧增加，但在高龄阶段，住院费用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门诊费用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递减，仅到95岁高龄以上才有所回升。75岁左右老年人的门诊费用达到顶峰，约为全年2000元，而在80岁左右住院费用达到最高峰，约为全年2600元。高龄老人医疗支出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三方面：一是高龄老人的医疗保障相对薄弱，在CLHLS 2011年调查中，87%的低龄老人至少享受一种公共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而高龄老人中这一比例仅为80%。在缺乏医疗保险的情况下，部分老人可能会对高昂的医疗服务、特别是住院诊疗望而却步。二是收入效应，高龄老人经济较为拮据，绝大多数高龄老人依赖子女的赡养（如图2所示），无力承担昂贵的医疗开支。三是选择性效应，即存活至高龄的老人往往身体更为强健，很少求医问诊，更少住院诊治，因而住院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反而有明显的下降。

如果从医疗保险的状态看，参保者与未参保者医疗费用呈现完全不同的年龄趋势。就门诊费用而言，如图7所示，参保老人的门诊费用呈现倒U型曲线，然而未参保老人的门诊总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直到80岁以后才企稳。就住院费用而言，如图8所示，未参保老人的住院费用在75岁左右达到顶峰，约为全年4000元，然后随着年龄上升急剧下降，百岁老人在2011年的住院费用仅为1500元左右。相比而言，参保老人住院费用的高峰出现较晚，在80岁左右，此后才缓慢下降。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观察到，对于未参保的老年人，剩余预期寿命缩短时，健康的投资收益会下降；如果健康的投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那么他很可能会减少健康投资量，例如减少预防性医疗服务，生病时放弃诊疗，或者换用相对廉价的治疗手段。从另一个指标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2011年，34%的参保老人均会进行每年一次的常规体检，而仅有23%的未参保老人会定期体检。

与医疗费用紧密相关的是老年人照料费用。中国的老年人长期护理或临终照料尚未纳入医保体系，因此失能老年人的照料费用与照料责任往往由配偶或子女完全承担。预期寿命延长可能会导致疾病发生率的增加，即老年人带病延年，那么老年人照护的迫切性与紧要性则更为突出。CLHLS调查中将不能独立全部完成六项日常活动（吃饭、洗澡、穿衣、室内移动、上厕所、控制大小便）的老人定义为失能老人，并且调查了失能老人在最近一星期内的日常生活照料费用。

正如图9所示，在90岁之前，照料费用的年龄趋势类似医疗费用的年龄趋势，均呈倒U型曲线。城乡老人的照料费用在8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趋于下降。与医疗费用有所不同的是，照料费用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有明显的翘尾趋势，可见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将城乡进行对比，90岁以下城镇老人的照料支出显著高于农村老人，例如80岁城镇老人一周的照料费用可达1000元，而同龄的农村老人仅花费600元左右。然而两者的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缩小，特别是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农村老人的照料开支反超城镇老人。

从照料费用的支付者看，城镇老人中23%自己支付照料费用，71%由配偶、子女或孙子女支付，4%左右由政府付费。然而，仅有9%的农村老人可以自己负担照料费用，85%的农村老人的照料费用均由家属支付，不到3%由政府支付。可见，由于经济能力的约束，农村老人必须抑制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大多数的社区养老设施、居家养老服务都设在城镇地区，较少深入到偏远乡村。但事实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老年人滞留在农村，因此农村的老龄化和老年空巢化问题更为严峻，老年照料服务的重心应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倾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的不断增长和人口结构的不断老化，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由于我国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形势下发生的，养老服务压力不断加重。我国政府高度关注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别提到了老年人的权利保障，提出要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老年人服务体系，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人服务事业。所以，在养老问题上，政府在保基本、保底线的同时，也一定会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所有人都能分享。

利用“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的大样本数据，本研究对当前我国老人的社会保障与支出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有如下四点：首先，养老金已成为低龄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仍主要依靠子女的转移支付。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目前仍未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充裕的保障，农村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与个人的劳动收入。第二，被访老年人过去一年的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的年龄趋势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倒U型曲线。在低龄阶段，医疗支出随着年龄上升急剧增加，但在高龄阶段，住院费用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门诊费用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递减。第三，从医疗保险参保状态看，参保者与未参保者医疗费用呈现完全不同的年龄趋势。就门诊费用而言，参保老人的门诊费用呈现倒U型曲线，然而未参保老人的门诊总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第四，从照料费用来看，90岁之前照料费用的年龄趋势类似医疗费用的年龄趋势，均呈倒U型曲线。城乡老人的照料费用都在8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趋于下降。而与医疗费用有所不同的是，照料费用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有明显的翘尾趋势，可见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

因为劳动力流动趋势愈发明显，大中城市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目前，城乡空巢家庭数超过老人家庭总数的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北京市全市户籍总人口127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8万人，逼近五分之一。根据联合国判断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北京已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速度还在加快。上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国际上通常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近年来上海市的生育率仅为0.8左右，可以说是“极低生育率”中的极低水平（左学金，2009）。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互为补充，政府还应该努力尝试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来解决养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养老工作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我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说明：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71003003）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项目批准号：2012ESH001）的资助。

注释：

①2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

②数据基于笔者计算。

③CLHLS调查仅在2011年调查添加了“每月养老金为多少元”这一问题，因而我们无法获知此前年份的养老金水平。

④http：///cj/2012/01-20/3618213.shtml

⑤农村地区享受养老金的样本量很少，仅为18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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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6

[关键词] 老龄化社会；老年中医护理；调查；分析；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R4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3）05（c）-0149-02

随着国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老年人口逐年递增，人口老龄化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我国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已超过1.3亿[1]，占总人口数的10%，2005年贵州省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贵州省老年人口比例达到了12.25%，安顺市于2006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老有所医”、“为老服务”。老年护理工作的开展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关系到健康老龄化社会[2]的建设。而中医护理具有高效快速的特点，在预防、保健、养生、医疗、康复等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再加上中医护理技术简、便、验、廉，能满足低收入、高效率、低成本、广覆盖的要求，结合老年人的生理及社会特点，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老人健康及医疗护理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探索和建立适合边远地区的社区医疗及护理模式， 该研究2010年2月―2012年2月对贵州省安顺市老年人生活状况及老年及中医护理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1 调查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进行社区问卷调查、个人问卷调查及在相关部门配合下进行的全面调查。调查走访了上百个家庭。社区调查采用自制的《城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表》及《乡镇老年人情况调查表》，内容主要涉及城乡老年人口数、老年人的年龄结构、经济状况、居住状况、劳动力状况、赡养情况等方面；个人问卷调查采用《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表》发出调查表共计600张，回收538张，调查内容真实、可靠。同时，在安顺市老龄委、民政局、统计局收集了相关资料。通过调查了解到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及老年人对养老护理的需求情况。

2 调查结果及资料收集

2.1 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数的11.05%，其中城市占23.37%，农村占76.63%；女性51.1%，男性48.9%；相对年轻男性占55.8%；城市大专以上的占7.3%、文盲16.4%；农村大专以上0.2%，文盲51.4%；空巢老人中城市3.91%，农村4.1%；在城市中愿意与子女同住37.2%、无所谓22%、不愿意40.8%，农村中分别为54.4%、24.5%、21%，愿意入住养老结构的占总数的20.3%。见表1。

2.2 老年人健康状况及老年护理的需求

健康状况：很好8.9%，较好59.7%，较差22.3%，很差9.1%，慢性病患病率79.1%；生活自理能力-完全自理82.4%，部分自理9.6%；完全不能自理8%；护理需求中-饮食起居照料58.1%，家庭保健及健康咨询41.8%，心理护理需求29.79%；护理服务方式-直接到家中服务5%，定期上门服务45.4%，随时提供呼叫服务49.6%。见表2。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从收集的资料分析

我国城乡均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发展的速度很快。据预测，到2010年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12.1%；到2020年将进一步增至15.2%，呈加速增长之态势。但是，老年护理服务体系还未真正建立健全。发达地区老年护理服务扩展较好，边远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较差，缺乏专门从事养老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及经过专业培训及持证的专业护理人员。

3.2 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增多

城乡老年人需要日常生活护理和照料的比例增大，家庭和社会对老人长期照料与护理的责任明显加重。调查发现，一方面，希望入住有偿服务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数比例并不高，另一方面，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众多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对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和社区养老护理的需求益加强烈，数量逐年递增，随之而来的社会服务需求也急剧增长。

3.3 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特点与需求

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7

关键词： 鹰潭市 老年人 体育健身

一、问题提出

国务院于2004年9月7日发表的《中国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大，在21世纪三十年代人口老龄化将达到高峰。另据最新一次全国性人口抽样调查，即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按照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对人口是否老龄化的划分标准界定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数的10%即标志该国正式进入老龄化。人人都会有老的一天，关注老人、关心老人、关爱老人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基于此种原因，本文将以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建设为研究对象，以鹰潭市老年人的体育健身强度、时间、次数等为研究的基本点和出发点，进而为鹰潭市体育部门科学、有效与合理地指导老年人体育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建议。

二、体育赛事法律服务内容

1.健身次数。

研究发现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参与次数呈现一个总体趋势：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老年人体育健身次数随之下降。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鹰潭市老年人年龄段在60岁～64岁从不参加体育健身的人数是6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10.1%，到年龄段为75岁以上不参加体育健身的人数就增加到51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83.8%；另外，鹰潭市老年人年龄段在60岁～64岁每周5次以上体育健身的人数是21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35.4%，到年龄段为75岁以上每周5次以上体育健身的人数就下降到1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2%。

2.健身时间。

研究发现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参与数呈现一个总体趋势：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老年人体育健身时间随之下降。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鹰潭市老年人年龄段在60岁～64岁体育健身30分钟内的人数是2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2.9%，到年龄段为75岁以上30分钟内体育健身的人数就增加到12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20%；另外，鹰潭市老年人年龄段在60岁～64岁1小时以上体育健身的人数是4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7.6%，到年龄段为75岁以上1小时以上体育健身的人数就下降到0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0%；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时间主要集中在30分钟～45分钟和45-60分钟两个时间段，这两个时间段每个年龄段参与的人数最多。

3.健身强度。

研究发现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参与数呈现一个总体趋势：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老年人体育健身强度随之下降。从表中可以看出，鹰潭市老年人年龄段在60岁～64岁体育健身微微发热的人数是3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5.1%，到年龄段为75岁以上微微发热的体育健身的人数就增加到10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16.3%；鹰潭市老年人年龄段在60岁～64岁出大汗体育健身的人数是9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15.8%，到年龄段为75岁以上出大汗体育健身的人数就下降到0人，所占该年龄段人数的比例是0%；另外，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强度主要集中在微微出汗和中等出汗分钟两强度，这两个时间段每个年龄段参与的人数最多。

三、对策与建议

1.加强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知识来源与渠道，拓宽老年人体育知识面。

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知识来源途径的匮乏，决定了老年人体育健身知识量同时了影响了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因此，拓宽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知识面就成为老年人体育健身研究的基础。拓宽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知识面不仅要加强老年人对体育健身基本知识的了解，更要加强老年人对体育健身专业知识的掌握。另外，应加强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知的宣传，定期举办老年人体育健身知识讲座，加强老年人体育健身指导员队伍的建设。

2.加快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态度转变。

调查发现，有50.8%的老年人认为体育健身应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49.2%的老年人认为体育健身不应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这个结果可以说明，虽然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的态度端正，但是体育健身的观念还没有真正形成，有一部分老年人不认为体育健身应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要正确树立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观念，加深老年人体育健身信念。

3.倡老年人体育健身方式科学转变。

体育健身的强度、数及时间是三个关键要素，这三要素是我国体育人口的三个条件。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体育健身的强度，次数及时间搭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加快老年人体育健身科学锻炼是当务之急。应该从体育健身体育健身的强度、数及时间三方面入手，三管齐下，加快鹰潭市老年人体育健身向科学方式转变。

总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社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目前，老龄化已引起全球的广泛的关注。在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为老年人的生活、行为提出方向性的建议，意义在于让社会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帮助老年人，让老年人积极行动起，做一个真正健康的老人，对于个体来说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对国家来说老年人拥有健康，能够减轻国家的压力与负担，对于家庭社会来说，健康的老人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要实现健康，就离不开体育锻炼。体育健身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对老年人的健康、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任海，王凯珍，王渡.我国城市体育社区的概念构成要素及组织特征[J].体育与科学，2005，19（2）.

[3]卢红梅，田玉.河南省城市社区群众体育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2，5.

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8

关键词：老龄金融；多元化投资；投资渠道；养老保险基金

一、概述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也是目前世界上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伴随的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一系列热点话题。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增速在持续加快中。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谁来养活中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已经步入了超老龄社会，这也充分预示了老龄化将会是一个全球现象。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资金去进行投资，让资金得到有效的保值增值，显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人口老龄化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合理的投资方式在老龄金融下就尤为重要。而多元化投资具有分开投资、组合投资、分头出击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分散风险，使之能够在较小的风险下获得较大的收益。如果运用得当，对整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以及对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提高。

二、我国人口结构及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现状

（一）人口结构现状。

当前，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在逐步的全球化，而我国目前的老龄化现状也已经较为严重了。对此，国家也了“二胎政策”来缓解，但是在短时间来看，效果是不会太明显的。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从2007年的10，636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15，003万人，这期间，65岁及以上的人口都在不断地持续增长中。

（二）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现状

1、投资渠道过窄，投资结构不合理。国家注重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所以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和投资工具进行了严格限制。没有合理的配置资源，资产过于集中。长此以往，不仅基金增值保值的目标难以达到，而且还会使养老基金的偿付能力受到质疑，资金安全性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2、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主体与投资主体权责不清。我国是国家管制型的基金运作，主要依靠的是政府部门的经营，以致于权力和责任难以分清，从而引发出基金运用过程中欺骗、侵吞、挪用及滥用资金的现象。3、国家管理体制的分散化削弱了社保基金的统一管理。目前，我国社保基金实行的是区域性分级管理，养老保险基金是处于三级地方（省、市、县）政府的分散管理之中；但是三方责、权、利职责不清，缺乏合理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和制约机制，社保基金被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我国老龄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存在的问题

1、投资渠道过窄，收益率较低。“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方针是“安全至上，控制风险，审慎投资”，主要选择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金融产品。但是，低风险带来的是低收益。2、投资管理方式较为死板，灵活性较弱。“全国社保基金”实行集中管理，重点在于对投资进行严格限制，也可及时规避风险。这种集中管理方式将“全国社保基金”保护在政府营造的市场“温室”里，而却没有引导和参与金融市场的“自由”，使其投资灵活性大打折扣。3、风险管理水平不高，缺乏合理有效的避险工具。我国投资的领域和规模在不断延伸，伴随而来的投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凸显出来的是管理过程中基金缺口日益扩大、缺乏保值增值手段等问题。并且投资管理状况也是苦不堪言，如部分资金被挪用、投资收回期限长等一些问题也加大了投资的风险。4、不规范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督机制。随着“全国社保基金”的逐年累加，有钱的地方就会有事情。于是违规私自挪用基金、使用不当等现象开始频繁出现，这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稳定和政府公信力提出了挑战。

（二）基本养老保险金现行投资方式存在的问题

1、转制和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资金缺口问题严重。在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下，老人是可以享受领取养老金的服务，而没有缴费义务的；中人是指在新制度建立前没有缴费义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却可以享受养老金服务的人。因此，产生的养老金收支缺口，便直接造成养老金的隐性债务负担，加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收支缺口只会越来越严重。2、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单一、效率不高。养老保险基金关注的重点是安全性和流动性，因此有关部门对基金的投资采取审慎的态度，导致收益率处于一个相对低下的水平，是用牺牲市场效率的代价来达到安全性原则的。3、投资管理模式选择不当，违规投资严重。基本养老保险金是由社会保险机构直接来进行的投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集管理、运营、监管多重职责，这为经办机构提供了在制度之外任意使用基金的便利，也将直接给基金的安全产生威胁，难以保证投资效益。4、养老保险金被挤占、挪用现象层出不穷。养老保险结余资金大部分分散于各省（市）政府，国家也没有统一的监管和社会监督渠道，所以各个部门既负责政策的制定和经营，又负责实施和监督，从而造成保险金被大量挪用和浪费现象频繁出现。5、不健全的养老保险金财务管理制度。养老保险金实施社会统筹以来，一直没有出台与之配套的财政制度，具体经办机构只能执行由部门下发的财政制度，缺乏完整性和科学性，执行中容易出现基金流失和浪费的现象。

四、福建省诏安县案例分析

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福建省2016年末的总人口为3，874万人，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中福建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3.87%。福建省是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享受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相关优惠政策。政经观察人士表示，为了国家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必须走向海洋。这说明了福建省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福建省是国家经济政策重点发展的省份。为了研究我国老龄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选取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进行调查分析，以点带面说明老龄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一）样本分析。

诏安县是福建省重点扶贫县名单中之一。空巢现象比较严重，能够比较接近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本次调查采取的是手机问卷调查。通过微信、微博和QQ等热门软件发放问卷。主要针对的是中老年龄层，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共发出调查问卷100份，收回70份，回收率达70%。

（二）调查分析。

样本数据中有50%的人表示对老龄金融一点也不了解，54.29%的人表示对金钱的保值增值没有涉及，52.86%的人知道什么是多元化投资，48.57%的人表示如果经济允许的情况下会用多元化投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1、基于多元化投资问卷调查所反映的内容（1）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低。样本数据中，有97.67%的人认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渠道过窄和收益率较低，93.02%的人认为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方式较为死板和灵活性较弱，90.7%的人认为社保基金有关部门的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及缺乏避险工具。可以明显看到认为投资过程中不存在此类问题的人仅占极少数。这也从宏观上说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无论是从投资渠道、投资管理方式还是风险管理水平都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大家都认为在这三个方面可以改进的还有很多。至于如何改进还是需要政府的大力配合的。比如，可以对专业投资人员进行更深层的专业技能培训等。（2）基本养老保险金投资效率低下。样本数据中有93.02%的人认为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投资渠道单一、效率低下，83.72%的人认为基本养老保险金没有被给予合理的投资管理模式，同时存在着违规投资的情况。数据明显对比可得出投资渠道、管理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大众对政府手中的基本养老保险金的去向是忧心忡忡的。显然，当下的投资渠道和投资管理模式是不尽如人意的。以点带面说明政府还是应该在监管体系这一方面再加大力度，杜绝违规投资的情况，也应该拓宽资金的投资渠道。（3）各类机制和制度不规范。样本数据中有93.02%的人认为社保基金在运行中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不规范的，95.35%的人认为基本养老保险金因制度的转制而引发的资金缺口问题严重，76.74%的人认为基本养老保险是存在被挤占、挪用的问题，93.02%的人认为基本养老保险金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可显然看出大众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各类机制和制度的信任度是极度匮乏的。是什么原因造就的呢？就是因为屡出不穷的基本养老保险金被挤占、挪用问题，还有资金缺口问题。也说明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对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督机制进行深度的完善，建立一套健全的、适用于全国的财务管理制度。2、地区性问题与全国性问题的共性和特性。从问卷调查分析内容中可知，前文中所提出的“我国老龄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是存在的。两者的关系是地区性问题被包含于全国性问题。由于问卷调查所选取的地区为福建省重点扶贫县名单中之一，老年人的一些思想会比较根深蒂固，比如：养儿防老。因此，一些老年人对于老龄金融中的投资表示不太理解。但是，时代在进步，随着互联网及智能科技的进步，老年人也能够从网络上了解有关于老龄金融的相关信息。时间会慢慢地消除老人们的小思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老年人投身于多元化投资事业。

（三）问卷调查分析结论。

此次问卷以福建省诏安县为例，调查统计了养老金融背景下多元化投资方式的制度、机制及收益率等几个方面，发现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方面的问题，比如投资渠道、管理模式选择不当以及投资管理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等；二是政府方面的问题，比如不健全的制度和不规范的机制、转制引发的资金缺口、养老保险金被挤占和挪用等。而福建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省份，揭示出我国养老金融体制下多元化投资的冰山一角，对全国养老金融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

五、相关政策建议

（一）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建议

1、国家要加强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注。首先，将人口老龄化问题纳入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中。把握住人口老龄化的突出问题，及时做出与之对应的政策与措施。例如，为了警惕人口进一步老化，也为了兼顾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国家推行的“二胎政策”；其次，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或医疗保险制度，使得老年人的权利有合理、合法的保障；最后，探索建立“家庭-社区”结合的社会养老模式。2、充分发挥老年劳动力。比如，在老年人身强体壮的基础上建立弹性的退休制度，鼓励老年人就业；积极发展老年产业，完善老年服务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在老年人产品这一方面投入研究，使其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同时又促使经济发展，一举两得。

（二）解决养老保险金风险的对策

1、弹性推迟退休年龄，降低统筹养老金支付压力。解决因转制而带来的资金收支缺口问题，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2、开辟多元化投资方式，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多元化投资是利用多种投资工具，进行科学的组合、合理的资源配置而得到最佳的投资组合。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更是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3、多支柱的养老金保险制度。世界银行大力倡导的“养老保障改革最佳方案”，三支柱模式满足了不同人的不同需求，保证养老保障目标的实现。4、加强社会保障的督查。缴费者缴费积极性较差，政府与缴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缴费者可能出现逃缴的现象。对此，加大缴费者逃缴的成本，进而督促缴费者依法缴费。5、开展积极老龄化政策。我国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因此老年人口是亟待投资和开发的第三方资源。政府为老龄人口制定合理的政策也是能够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的。

六、结论

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9

随着人口老龄化，人群疾病谱改变，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特别是老年人体质弱、慢性疾病多，在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服务方面比其他年龄组人群更有特殊需求。因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质量、医疗保健服务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在2011年底对麻城市歧亭镇砚池社区开展了社区医疗服务需求的调查。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本调查2011年底，采用社会学调查方法，对该社区三个村委会中户口在册常住居民进行调查，共调查1751户，总人口数5837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为1388人。

1.2调查方法

1.2.1调查内容以家庭为单位按在册常住户口进行逐户登记调查，项目有一般状况、疾病情况、就诊方式，着重以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为主要项目。

1.2.2调查人员由卫生院医务人员组成，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了统一培训，对居民先发给告知书，告之调查目的与要求，按统一调查表逐户上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汇总与分析。

1.3诊断标准

1.3.1慢性病标准依据患病半年以上，目前还在服药；急性病标准依据两周内发病。

1.3.2诊断标准按照高等医学院教材《内科学》。

2结果

3讨论

3.1本次调查表明，我镇人口已进入老龄化，在5837人中，60岁以上有138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4.63%，老年人疾病患病人数为1336人，患病率达96.25%，其中循环系统疾病占首位42.07%，其次分别为消化系统27.25%，呼吸系统24.55%，都以慢性疾病为主。从1388名老人医疗卫生需求来看，要求就近医疗的占80.76%，巡回出诊12.39%，保健咨询10.81%，以上情况表明，由于人口老龄化，人群疾病谱的改变，社区居民对医疗卫生需求日益增多，保健意识也日益提高，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继续开展，家庭类型变化，规划缩小，家庭照料由强转弱，而社区服务由弱转强，我们更应该做好社区老年人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工作。

3.2针对老年人的老龄化问题，疾病谱的变化，老人的医疗需求，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3.2.1开展社区老年保健工作我们要把慢性病防治作为重点，使老年疾病的防治与社区服务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索社区老年保健服务新模式，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服务水平。

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篇10

一、我县人口老龄化情况介绍

(一)调查情况

我县老龄办在全县范围内对老龄人口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全县总人口****人，其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人，占总人口的**%；65岁以上****人，占总人口的**%；80岁以上****人、90岁以上**人、100岁以上*人。全县空巢和独居老人***人，占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保障或受到救助的老人***人；全县老少人口比为**l**。

(二)成因分析

促使我县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另一方面，成功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日臻完善，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1964年“二普”时人口死亡率为15.59‰，1982年“三普”时下降到7.75‰左右，下降到6.04‰。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年增长，1989年为66.81岁，达到69.7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四普”以来的17年是我县老年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以近10年发展最快。同时，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县人口出生率下降，由1964年的45.34‰下降至的6.62‰，少儿人口逐年减少，从1990年的111491人下降至的39135人，从而更凸显了我县人口老龄化的局面。

(三)发展特点

1、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从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我县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老年型以后，又以每年接近4%的高速发展(全国为3%，湖北省为3.73%；)。

2、人口老龄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受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县乡镇之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平衡。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磨坪乡(25%)，最低的是茅坪镇(12.23%)；超过全县平均数15.99%的有6个乡镇（磨坪、郭家坝、周坪、屈原、归州、梅家河），低于15%的有5个乡镇（茅坪、水田坝、沙镇溪、两河口、泄滩）。

3、高龄老人增速较快。虽然目前我县仍以60—69岁的低龄老人为主，但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长速度较快，目前高龄老人已达7117人，占老龄人数的11.4%。

二、我县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我县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在21世纪继续发展。理由有三：其一，我县少儿人口比重逐年下降，按前10年的速度推算，到2010年将下降至9%。其二，老年人口呈阶段性增长。目前至2010年，我县老龄人口年增长速度仍保持在4%左右，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总数将达到7.4万，占总人口的19.2%；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3万，占总人口的11.2%。由于我县50—60年代有过两次人口出生高峰，2010年至2030年，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年期，年增长速度将突破6%，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8万多，占总人口的21%；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5.04万，占总人口的13.3%；2030年至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高峰，以后逐渐下降。其三，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化发展较快。目前至2020年，我县老年人中仍以60—69岁的低龄老人为主，2030年以后的2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比例将逐年增大，逐渐达到20%。

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种种挑战，目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抚养体系发生变化，地方负担加重

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三普”时我县的总抚养比为56.27%，其中少儿抚养比为47.94%、老年抚养比为8.33%；“四普”时总抚养比为48.64%，其中少儿抚养比为39.39%、老年抚养比为9.25%；“五普”时总抚养比为41.27%，其中少儿抚养比为28.4%、老年抚养比为12.87%。虽然从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看，都在下降，但老年抚养比却在逐步上升，而且到一定的时间，少儿人口相对稳定，其抚养比不会再下降，而老年抚养比仍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快速增长，势必加重国家或地方的负担。

（二）家庭功能弱化，老人赡养问题突出

随着高龄老人的不断增多及老龄人口自身健康状况的变化，老人自我料理生活的能力不断减弱，而现代家庭不断“小型化”，老年人与其子女分家现象极为普遍，加之劳务经济的兴起使得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大量存在，这些老龄人口难以得到较好的生活照料或无法得到照料，主要靠老年配偶之间的相互照顾或自我照顾。尤其是一、二十年以后，社会上将大量出现“四二一家庭”，即一对夫妻要照料四位老人和一个子女，届时家庭养老的模式将受到严重挑战，子女即使在主观上有十分孝敬

老人的愿望，客观上却无照料老人的条件和能力。

（三）老龄人口看病受限，福利设施无法满足需求

老龄人口大多患有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且三分之一以上的老年人需要自己或配偶支付医药费。据统计，我县农村老年人患病率为60.42％，而目前我县农村医疗网点设施落后、医治水平不高，加之近几年医药费上涨幅度较大，许多老年人因医疗条件或自身能力的限制，无法得到较好的治疗。我县现有城乡福利机构21家，共有床位1600张，容量十分有限。同时，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目前能供养老年人活动的场所较少，已有的活动场所由于活动器具少、无人组织、内容枯燥等而无法较好地开展，仍以打麻将、看电视为主的老年生活单调而无味。

（四）老年商品稀缺，供需矛盾突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的购买能力不断增强，对具有老年特色的商品(如拐杖、助听器等)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目前我县范围内适合老年人的商品不多，需远远大于供，直接给老龄人口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同时由于老龄产品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缩小或削弱了我县社会消费。

四、迎接挑战的基本途径

早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对加强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我们应进一步强化认识、高度重视，正确认识我县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早做好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积极迎接我县人口老龄化高潮的到来。

(一)切实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

建议县委、县政府每年集体听取一次全县老龄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的老龄工作提出任务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尽快理顺我县老龄工作机构，明确其任务和工作职责，配强工作人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等工作。乡镇、街道一级配备老龄工作专职干部，村一级设老年协会，确保老龄工作任务落实到基层。对农村老龄人口、贫困老龄人口，在工作力度和财力支持上给予适当倾斜。

(二)将老龄事业列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问题，时间跨度大，既要解决现实问题，又要考虑长远计划，应将老龄事业列入县、乡（镇）、村三级长期发展规划，在资金安排、市政设施建设等方面予以充分考虑，使老龄工作与其它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发展规划的制定应尽可能符合本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目标明确具体，便于操作。并将老龄事业的发展规划分解到各相关部门，年终进行检查考核，避免计划落空。

(三)不断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鼓励各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对现有的老年人实行集体所能承受的养老生活补助，努力让农村老龄人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加快实施城镇养老金社会统筹步伐，不断扩大养老保险收缴面，改变养老金现收现付，甚至入不敷出的局面，真正实现社会统筹“积累储备”的功能，确保养老保险广覆盖、养老金正常发放。

(四)着力完善基层、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努力加快村（居）老年服务设施和为老服务组织建设，一方面将老年生活、活动设施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逐步做到每个村（居）都有活动室、医疗室、托老所和老年教育点；另一方面成立一批老年服务队伍（包括志愿者），为老年人开展低偿或无偿的医疗、娱乐、生活照料等服务。:

(五)加强教育，促进健康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