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性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性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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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假冒注册商标；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经济学分析；经济学预防

中图分类号：D9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5）08-0266-03

据统计，200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商标犯罪案件252件、犯罪嫌疑人263名，分别比上年增长6.78%和22.33%；2007年，移送涉嫌商标犯罪案件229件、犯罪嫌疑人228名；2008年，移送涉嫌商标犯罪案件137件、犯罪嫌疑人145人。

2009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各类商标违法案件总计51044件。其中，商标一般违法案件7448件，商标侵权假冒案件43596件；查处商标涉外案件10461件；共收缴和消除违法商标标识1353.4万件；移送司法机关涉嫌商标犯罪案件92件，犯罪嫌疑人109人。

2010年上半年，全国地方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的案件235件，生效判决人数418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的案件134件，生效判决人数177人；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的案件67件，生效判决人数91人。

2010年，全国地方法院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判决的案件1254件，生效判决人数1966人，同比分别上升24.53%和22.49%。其中，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决的案件585件，生效判决人数1028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决的案件345件，生效判决人数459人；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决的案件182件，生效判决人数253人。

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涉及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1101件，占全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31.2%，同比增长3.5%。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2068件，占24%；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2061件，占23.9%。

近年来，司法机关查处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呈上升趋势。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人们打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其原因一方面与监管不严、法律制度不健全、打击不力有关，另一方面在于从事假冒行为有利可图，甚至获利颇丰。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不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作一深层次探讨，并提出相关预防对策。

一、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之成本与收益分析

经营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从事商品经营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换言之，牟取利益是经营者的经济动因。生产者、销售者进行生产、销售活动都要计算他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竭力使产出大于投入，并拉大其中的差额，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方面考察，企业或个体户生产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成本（Cost）可表示为公式I：C=C1+C2+C3×R。其中，C1表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制造成本，包括印制某种假商标的成本和制造商品本身的成本。前者的投入较小，只需必要的印刷费用，省去了大量设计商标的智力投入以及注册费用。C2表示销售该假冒商品的成本；C3表示被查处一次的风险损失；R表示被查处的风险概率（Ratio）；R与C3之乘积即为该经济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同样，企业或个体户生产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所获取的收益（Eamings）也可用公式表示为：E=S×Q。其中，S（Sale）表示该假冒商品的销售价格，Q表示假冒商品的销售量（Quantity）。由此可得出该企业或个体户生产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所获利润为C=E-C。

目前，就整个社会来说，假胃行为的被查处总量很大；但对于某一具体企业或个体户来说，其假冒行为的被查处概率很低，即R之值很小，因而R与C3的乘积也很小，即经营者实施该假冒行为的风险成本很低，而CI、C2的值一般变动不大，故C的值很大。这样就诱使不少经营者去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下面再来分析商品批发商批发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成本与收益。批发商经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成本可用公式Ⅱ表示为：C'=C1'+C2'xR'。

其中，CI'表示批发商的正常批发成本支出（即假定不被查处），C2，表示被查处一次的风险损失，R'表示被查处的风险概率。批发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收益（ Yield）为：Y=VxW，其中，V为批发差价，W为批发量。批发商批发该类商品所获利润（Profits）为P=Y-C'。同样，由于经营者假冒行为的被查处概率很低，所以，C2'与R'之积很小，C'之值随之亦小，另一方面，生产者销售给批发商的价格比正常的商品价格要低得多，即其让度给批发商的价格差较大，因而V的值很大.显然，Y与C'之差即P的值更大，因而批发商获利颇丰，这样，批发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对批发商很有吸引力.至于零售商，他出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所获收益与所付出的成本与批发商基本相同，对他们来说出售此类商品也是有利可图。

最后，在消费领域，由于消费者“惰性现象”的存在，造成了一定的纵容空间。所谓消费者惰性，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了某种商品后，知道该商品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假商品或伪劣商品，如果预期投诉收益小于投诉成本，他就会放弃投诉，也就是说他们同样会考虑投诉成本与可能得到的投诉收益之间的比值。这里的预期投诉收益等于预期胜诉所获得的赔偿费用与预期胜诉的概率之积，而预期投诉成本等于预期投诉所花费的金钱成本（包括可能的交通、食宿及通讯费用等）、时间成本以及精力耗费之和。

现实生活中，投诉成本很高，而胜诉所获得的赔偿费用很低，有时获得的仅仅是退款或换货，再加上处理投诉的单位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使胜诉的概率不是很高。因此，消费者购买了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进行投诉的比较少。消费者胜诉的“外部经济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者投诉的积极性。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的发生。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无论是在生产环节还是在销售环节始终存在一种经济动因诱使生产者、销售者实施这类不法行为，特别是生产者一般追求的是一种短期效益，热衷于某种短期行为。他们与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究、设计一新商标并注册，还不如将别人的现搬过来省事；而且这些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在市场上有销路。这样，假冒伪劣商品，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屡禁不止就不足为怪了。

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首先表现为经济违法行为（或者说经济不法行为），然后才表现为经济犯罪行为.无论是生产者还是销售者，他们实施该类经济违法行为的成本，广义上包括实施生产、销售行为过程中所作出的物质消耗，加上由此而可能引起的消费者的道义责难和受害人提出的损害赔偿费用，再加上相应国家机关给予的惩罚和制裁。这个成本包括3个方面的具体内容：（l）道德性成本，表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贬谪，以及由此影响到信誉的低落。道德性成本既可以以无形形态存在，也可以以有形形态存在，它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违法行为实施者对经济违法行为观念上的感受以及该行为的实际影响范围。（2）经济性成本，表现为行为实施者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金、违约金以及缴付给国家有关机构的罚款、罚金。经济性成本可以通过一定的量直观地体现出来。（3）人身性成本，表现为违法行为实施者被国家司法机关判处的自由刑甚至生命刑，即人身制裁。人身性成本是经济违法行为的最高成本。

二、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行为的经济学预防

根据前文分析，要有效地遏制市场上的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关键在于增加行为人实施该类违法行为的成本，降低其收益，例如使上文的C趋向零或为负数。而增加经济违法行为的成本主要是增加其中的经济性成本和人身性成本，但前者受被追究者的经济状况、支付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无限地加大。因此，目前对于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行为的成本的增加主要取决于人身性成本的增加，而其途径在于严格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提高经济违法行为的究责率，多采用人身性制裁。

前文的分析主要立足于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一种经济违法行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违法行为若超过一定的度，就可能演变成犯罪行为。下面再从经济学的角度简要分析一下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种犯罪行为禁而不止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犯罪”行为是一种重要的活动或产业，它也有成本、收益。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犯罪也不例外，其成本由以下两部分组成：（l）行为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所直接付出的成本（显性成本）；（2）犯罪分子自身由于受到可能的惩罚所支付的成本（隐性成本）。第一部分成本前文已作分析。第二部分成本（以下简称犯罪者成本）是由惩罚的严厉性和可能性决定的。从惩罚给犯罪分子所带来的损失大小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大致存在一个这样的函数关系：以犯罪者成本为因变量，以惩罚严厉性为自变量的单调递增函数，该函数关系反映出：惩罚严厉性越强，犯罪者成本越大。可见，要遏制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种犯罪活动，其对策之一就是提高对该罪的惩罚的严厉性，表现在刑事立法上就是在刑法中增加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行为的刑罚量，增加该罪的法定刑种类。

但是，影响犯罪者成本的主要因素还有惩罚的可能性。相对一个具体的犯罪分子而言，惩罚的可能性并非总等于100%，而是在O-100%之间，即受罚概率小于等于1，同时由于惩罚可能性的大小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因此，实际的犯罪者成本将小于名义的犯罪者成本（机会成本）。可见，要遏制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种犯罪活动，其对策之二就是增大该罪的受罚可能性，表现在刑事立法上就是增加刑法中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犯罪量，放宽犯罪构成要件，扩大犯罪圈，以便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进而相对提高实际的犯罪者成本。

犯罪行为既然需要付出成本，也就必然会有收益。简言之，犯罪的收益就是指犯罪分子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从事犯罪活动所获得的利益收入（包括以金钱显现的收益和以精神隐现的收益，后者如犯罪分子在获得金钱收益时的自我满足感、自豸E感）。我们不难发现，犯罪收益与犯罪分子罪行严重性之间也存在一个函数关系：以罪行严重性为自变量，以犯罪收益为因变量的犯罪者收益函数。该函数关系反映出：犯罪者收益与犯罪者罪行的严重性是成正比例的，即罪行越严重，犯罪者的收益也就越大，特别是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更是如此。因此，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禁而不止，以至案值金额越来越大也就不足为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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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售商品经济的创业成本非常低廉

零售商品经济的低成本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入成本相对较低,二是退出成本也比较低。作为创业者来讲,无论是生存性创业还是发展性的创业,如果进入成本过高,或者退出成本过高,都会影响创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关于创业者成本的负担还主要是创业者自身负担的模式,这样的一种成本负担模式,妨碍了创业机会的扩大。投资者创业的初始成本主要是借贷或者多年的储蓄,如果创业失败,可能比目前的状况还要悲惨或者更加糟糕,尤其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低水平,不完善的条件下,这样的担忧更是不可避免。这也是很多创业设想者最终没有付与实施的原因。创业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建设全民创业性城市,创业既带有个人得利的性质,同时,如果创业成功,也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具有公共性质。推进创业性城市建设,让更多的人参与创业是题中之意,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创业,就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负担模式。针对不同的创业对象,不同的行业,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尽量从政策或制度层面甚至资金层面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同时,政府也需要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等机构对创业组织或者个人的支持。上海复旦大学在支持学生创业上很有成效,虽然他的范围和对象仅仅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但是其意义却具有延伸性。复旦大学的具体做法是设立创业基金,在学生申请的创业项目中有选择的进行支助,如果失败了就是创业基金的沉没成本,如果学生创业成功了,创业基金就变成了股份,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创业基金并不以赢利为目的。复旦大学的创业基金减少了学生的初始投入成本,如果学生投资失败,承担的也仅仅是初始成本,退出成本也较低,对学生的生活或者学习并无大的影响。在创业基金会的支持下,创业已经成为复旦大学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借鉴复旦大学的经验,减少创业者的成本,可以考虑将城市看成一个复旦大学,设立共同基金,共同基金由财政纳入预算,每年进行财政补充,共同基金不以赢利为目的。也可以将城市划分成若干个复旦大学,由社区或者其他政府或社会组织管理共同基金,支持管辖范围内的创业者创业。当然共同基金也要接受社会的监督管理,避免成为腐败的新土壤。

二、零售商品经济消费需求旺盛

零售商品经济具有很强的需求,这也是零售商品经济具有生命力的原因。零售商品摊主卖的商品以日常消费品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品居多,这样的产品具有广大的市场。零售商品经济相对其他卖场的价格要便宜的多,并且常常设置在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所以零售商品经济就具有了竞争力,能够从其他的卖场中分得市场。作为创业者来讲,要顺利的创业成功,选对行业非常重要。古人云:“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可见行业的重要性。投资者要创业,要结合行业对自身作个正确的定位,这是提高创业成功率的需要,也是对家庭的一种责任。著名的管理大师波特留给我们的五力模型是重要的参考依据。许多零售商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生意相对红火,正是其不知不觉的运用了波特的五力模型。一是零售商品经济基本上没有新进入者的威胁,很难看到卖同样产品的摊主在同一个零售商点出现,即使出现,价格上也是惊人的一致,没有恶意的竞争。二是作为零售商品经济的替代品,其他卖场的产品对零售商品经济有着直接挤压。但零售商品经济往往可以“避实就虚”,零售商品经济由于其流动性,消费者往往担心质量问题,所以零售商品经济往往选择一些耐用消费品,或者其他低价装饰品,零售商品中基本上看不见需要经常维修或者维护的产品,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消费者也不会因为是“一锤子”买卖而懊悔不已。三是零售商品经济面对的是直接的消费者,消费者的谈价还价能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零售商品经济消费者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零售商品摊主面对强大的谈判对手,也练就了更强的谈判能力,能对产品进行识别,对消费者进行识别。四是零售商品经济所选择的商品基本上是饱和商品,由于摊主一次购买量比较大,具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五是零售商品经济由于价格低廉,并且经常出入于消费者容易接触的地方,给消费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自身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创业者在创业的时候,要对行业作慎重的选择,如果能够选择市场大或自身竞争力强的行业,创业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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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志要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城市志应反映的基本规律。城市是历史的范畴，也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劳动分工，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工，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地，还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任何城市，不管它最初的成因是什么，都是商品经济发生、发展的场所，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城市总是从交通比较方便的地点形成，最初是一般商品的集散地，同时还是商贾和手工业者集中活动的场所。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我国城市商品经济被动的发展。许多交通和贸易比较发达的城市都形成了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金融、保险、信托、交通、通讯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大量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切必然引起人口的集中，逐步形成了中心城市，并带动了广大范围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内部，城市和广大区域的联系，都是以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运动过程为纽带的。

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城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与城市的发展是不可分的。城市由简单形态发展到极其复杂的现代形态，本质上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城市志要从历史的范畴内考察和记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以反映它的规律性，为当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供历史与现状的可靠依据。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下的商品经济是逐渐发展的，它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属于半殖民地的买办性质，是建立在农民与工人、破产与贫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产品分配体制，不但消灭了剥削，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从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经济体制缺乏应有的灵活性，特别是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运用，各种管理体制的僵化，限制和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和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城市志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记述和反映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商品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内的运动状况，以及城市作为集散地和纽带中的地位作用。

二、城市志要反映城市开放的曲折道路。开放是发挥城市功能的前提条件，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城市志应侧重于记述城市开放内容上。几千年来，封闭、分割，是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封建城堡特征，但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后，我国沿海沿江的城市经济就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城市就成了开放型的。作为一个城市，从行政建制说，按法律规定它有自己的行政区域，但从商品经济的要求说，它是没有界限的，应该是对内对外开放的，它的商品可以打入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这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商品交换的地方，这种功能决定了它不能封闭，只能对内对外开放。例如：我国沿海城市与青海经济发展对比相差50年。所以，开放才有竟争、才有进步、才有发展。封闭只能使城市桎梏、窒息。

长期以来的僵化体制违反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了“条条”和“块块”的分割，“点”（城市）与“面”（区域）的分割，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分割，使城市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又是高度集中的狭隘的小系统，因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则做到了条块结合、点面结合、内外结合，充分发挥城市开放性的功能。因此，我们应当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解放思想，拓宽眼界，解决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把我们的城市改变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

城市志应以记述本市区域为主，同时突破它的局限性，以充分反映中心城市对内对外开放的功能。从点看面，既看城市反映辐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强弱，又从商业、交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来反映同广大城乡的联系，还要看对经济区的辐射力、吸引力的影响深远。从内看外，即从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同国外资源、国外市场的联系上，从国内科学文化和国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上，反映城市在对外开放中的功能。

三、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综合性的，因此，社会化的要求越高，城市志所记述的社会化程度的变化过程应越全面。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基础，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城市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种功能发挥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各种类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因而也具有独特的功能。例如：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广州是海港城市，西安是古都，就如青海省海西州的格尔木市已成为青海省西部的经济中心、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及盐化、石油工业为主的高原城市，上述比较结果显示出它们都各具特色。因此，城市志应充分反映这种特色和优势。但是，由于它们之间都具有共性，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劳动分工越细，城市社会生活的内容就越复杂，城市功能也逐渐由比较简单趋向复杂化，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发展。而劳动分工越细，对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各个城市在各自的发展中，都面对着由于忽视城市的专业分工和社会化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各种比例关系不协调，包袱沉重，条块分割、城乡分割、内外分割。城市这个块块内部又为若干条条所分割，企业和事业单位形成“小而全”、“大而全”，各自自成体系。这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而且各方面的发展还受其制约的现实弊端。城市志记述时不仅要突破区域的界限，而且应突破行业和部门的界限，着眼于记述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过程结果。

城市社会化和商品经济是同步发展的，改革促使现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促使专业化、社会化的进程加快，城市越来越成为高度分工、又密切协作的经济和社会的大系统。所以，城市志在内容上应从城市的这一特点出发记述，反映出它的现代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专业分工越细，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开发都有单独条目。如保险业、旅游业；生活资料、商品、金融、技术、运输、劳务市场等；各种所有制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并行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电子计算机、光导纤维通讯等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对外开放口岸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设等等。二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和联合是形成新的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应充分记述。这种协作和联合的发展是由点到线、到面，由近及远、由市内到跨省、市，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个行业到跨行业，由单一经济成份到多种经济成份，由松散到紧密，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发展的。这种以横向联合为主的新型实体现已大批兴起，方兴未艾，这个大趋势标志着社会化向高程度发展。如：工农贸结合、技工贸结合，教学、科研、设计、生产、经营结合的联合体；企业群体，以龙头产品为主的跨行业、跨城乡、跨城市的联合体、企业集团；城市群体，中心城市和周围城镇的联合体，大流域的城市联合；国际间的联合，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联合，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业的开设等等。三是城市各产业、各部门、各行业既是各有细密的专业分工，又是在为协作而互相联系、影响和制约，并互相服务。因此，城市志在记述每个部门和行业时，都必须考虑到它自身的功能、目标，及同相关行业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促进还是制约，是利于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还是限制和束缚了它的发展。

四、城市的发展是我国现代化的标志，又是现代化的依托，城市志在记述时应反映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我国进入近代社会是从城市的现代化开始的，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尽管我国城市现代化的起步较晚，进程较缓慢，底子薄。但是相对地说城市是沿着现代化的轨道发展的。城市志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记述反映：1.生产由体力劳动密集向智力劳动的转化，逐步向智力密集发展。这就要充分反映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的变化，设备技术的逐步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管理水平的提高。2.城市功能由单一功能向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3.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4.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向现代化发展。5.城市建设由无政府盲目发展向有规划、有目标的现代化方向发展。6.城市管理信息化、科学化的发展。7.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劳动人民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及提高，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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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

    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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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pre-modern stages，There happened to be a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city .The conditions of the movement of Japanese City was inquired into approach a subject from different angles:the system of Baku-han，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society，the p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and commodity economy，etc.

Key words: the movement of city;the system of Baku-han;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society; commodity economy

摘要：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由于日本的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了。从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等方面，探讨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关键词：城市运动；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

城市的兴起和成长，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前进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人类进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人类的原始居住点最终分解成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由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欧的城市完成了从“城”到“市”转变从而使商业和工业为主的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澳大利亚著名的历史学家V-G-柴尔德把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社会进化过程称为“城市革命”。[1]p296城市革命则把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个非连续性的社会过程连接起来，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因而，城市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西欧的现代化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而日本的现代化却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这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在研究日本史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这次城市革命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一般情况，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城市历史特别是城下町的研究，而没有从城市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日本的城市发展。

“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7%左右而日本则为16%—17%左右。”[2]p116这是日本城市发达的结果，日本的城市化率在现代化初期是世界各地所不及的，特别是江户、大阪、京都等三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江户到18世纪中叶人口便超过了100万，1650年前后大阪人口已近80万人。”[3]p236“人口在五万左右的有金泽、名古屋、广岛、长崎等；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大约有五十多个-------这样的人口集中，是由于城市经济的优越性而产生的。”[4]p86从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看，日本的城市在十九世纪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里的城市化运动并不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日本历史，在1550—1800年，完成了一次城市运动，创造了日本的“原城市化”运动。它是日本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本文便来看一看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一、它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治，这样，日本的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成长起来。

德川幕府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幕藩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完成，它是日本武家政治的最强盛时期，完好地运行了近三个世纪。日本的幕藩体制是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兵农、兵商分离制的身份制社会。它们决定了城下町的发展方向。这一条件是日本城市发展即原城市化的决定性前提。

（一）、幕藩体制不是一种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决定了它“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它是集权的，同时也是分权的，但又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彻底的分权制。”[5]p184幕藩体制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它塑造着日本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德川幕府实行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幕府支配着全国重要都市，三都为中心的全国经济中心点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枢纽，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央市场。这是由集权获得的。“一国一城令”要求每一个藩国只有一个城下町，这样各藩就以城下町为中心形成了藩的领国经济，城下町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支点，形成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市场。而藩国林立的状态在全国统一条件下，有利于形成各藩国之间的竞争与交流，推动着地方市场的繁荣。

同时，这种集权和分权的体制，又由于“参觐交代”制度的实施使其进一步完善化，促进了幕府对全国的控制。在稳定统一的政权统治下，这一制度不仅促进了全国物资流通范围的扩大，而且促进了交流的发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江户、大阪为中心形成了全国性流通经济体制，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出现。这样，城下町便成了大名的领国经济与中央的全国经济圈进行交流的枢纽，地方市场的繁荣不能脱离中央市场，有利于民族统一国内市场进一步发展。因而，幕藩体制下的城下町成为日本典型的城市，它们与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变动密不可分。城市作为国内统一市场的载体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

（二）、以石数制为主体的兵农、兵商分离政策是城下町成立的根本性的前提条件。

正天16年（1588年）的《刀狩令》和正天19年的《身份统制令》[6]p89-90明确实行兵农分离等制度，它使日本社会发生以下变化：

首先，建立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以石数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用身份制和村请制把农民变为国家的农民，国家依靠农民的自然经济所生产的年贡来维持收入。而且，通过“检地”来确定农民的社会地位。“检地的特点是否认过去的名主领有地，承认直接生产者为领有土地的本百姓即自耕农。”[7]p164日本江户时代通过这一政策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日本具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8]p785因而，这种土地所有制保障了农民的自由生产，农民各自独立地专心从事农耕；他们成为国家的农民，免受其他中间阶层的剥削。

其次，兵农分离制——武士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随着军事制度的革命──火器的使用和从而产生的以坚强堡垒进行防御的必要──武士都集中了城下町因而将他们的田地交由农民去耕作。”[9]p16丰臣时代，使日本武士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幕藩体制的维持力量，而武士被要求完全居住于城下町，他们便成为城市中最大的消费者阶层和文化的载体之一。“促进城下町形成的政策，造成了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过渡。这本来是为了集中统治武士而推行的政策，但由于武士阶层消费的扩大，城市经济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居城及要塞已丧失军事意义成为政厅与大名的宅邸，而城下町因为人口的集中变成了城市。”[10]p70

最后，兵农分离过程同时伴随着农商的分离过程。由于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商人、手工业者增多了。而在武士集中于城下町过程中，武士做为消费者阶层不得不依靠商人、手工业者的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商人、手工业者集中于城下町，使商业、手工业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集团成长起来，这是日本社会的重要变化——这一时代商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标志着日本完成了一次社会大分工，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因而，日本的幕藩体制允许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开始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又以实施石数制为基础，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石数制是以年贡为主的实物地租作为封建的地租形式。通过石数制，日本所有的村、郡、国，均称之为若干石的村，若干石的郡或国，这并不是以其地域的耕地面积，而是以稻米的生产量来表示的，全国各地的经济实力便可一目了然了。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幕藩体制不仅有利于自然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城下町的存在而使领主、武士和农民都卷入了商业社会之中。商品经济使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改变统治政策，而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经济政策，由此来适应着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状况。

综上所述，日本德川时代，幕藩领主在幕藩体制的建立中对城下町的推进政策，使日本的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形成了对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统治。井上清曾指出：“幕藩体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农业和以商品经济发达为基础的工商业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11]p3这样，幕藩体制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而且塑造了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日本的城市在幕藩体制下发展起来。城市运动即原城市化也就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

转贴于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是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社会基础条件。商品经济是城市产生和繁荣的经济原因。同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日本原城市化的经济原因。特别是元禄时代以后，城市货币经济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的进程。

（一）、日本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由于德川幕府结束了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就可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耕地面积从丰臣秀吉检地时的150万町步，到18世纪初达到297万町步，1872年又扩大到358万町步，在此基础上，江户时代不到300年间粮食产量增长了近80%，从1588年的1800万石增长到1872年的3222万石。” [12]p35（其中17世纪末达到2580万石）[12]p16这样，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中等土质耕地的反收获量1594年为1.1石，1686年达到1.3石，到1873年提高到1.6石。[12]p35 同时，江户时代的租税率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幕府确定的年贡率，开始是六公四民------十八世纪初，年贡率改为三公七民。” [13]p63这样，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别是农民手中剩余生产的增长，成为社会分工和交换扩大的基础，是使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物质前提条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才能够满足非农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农业为工商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城市才能够不断发展。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战国时代的畿内地区的棉纺织业的分工就已经发展起来，“要经过十四、十五道手续，提供许多的职业，养活各种家庭的人。” [14]p13-14 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专业化的市场出现“不久它们变为常设的市集，商人定居下来，便形成了町。” [15]p208-209早期市场町、门前町、寺内町等市的繁荣，有利于促进了日本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由于城下町化，武士、工商业者的集中使城市中确立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地位，使工商业者从农业分离出来，这样便形成了日本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级。城市分工的确立以及城市商业的发达既促进了商品经济发达也促进了工商业者的内部分工。“十七世纪由于商业的发达，商人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商品贸易额更为增多和商业趋向合理化，从而商人之间的业务分工发展起来-----大量的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种商品的批发商和经纪人。”[4]p102-103这样，城市的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和日本的原城市化向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为日本的原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原城市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向纵深发展——商品经济发达起来。原来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属物的商品经济渐渐地成长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因而，日本工商业者地位的确定反映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 [16]p161日本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促进了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的繁荣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着日本的原城市化。马克思曾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许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17]p371

三，自然地理条件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交通条件的发达及相适应的社会技术的进步则为日本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条件。

“通过对许多城下町地理条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当时的城下町所依靠的地理条件，有如下几种情况：（1）多位于平原的中心地带，路上交通便利。（2）河流的控制地区，水陆条件好。（3）适宜海上运输军备便利的港口，海运条件便捷。（4）军事要塞的地方，多集中丘陵地带。”[18]p221这里可以看到，城下町在形成之初，便多集中交通便利地带，陆运、海运和水运发展起来。而江户时代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参觐交代制度”的实行，使全国性的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在陆上，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以“五街道”为主要干线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网；在海上，由于日本是个岛国，海上运输作为主要交通方式，自古以来就很发达。江户时代由于全国流通的增长，使环岛海运发展起来，形成了以江户、大阪为中心，以“四海道”为主要航路的海运交通线。此外，内河运输也有所发展。疏浚了主要河流，河运多与陆路和海路衔接，使海陆运输更为活跃。

这样，由于全国水陆交通运输的发达，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便进一步加强了。参觐交代制度推动了各地之间的交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城市经济开始打破自然经济所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东西海运的畅通标志着以大阪、江户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12]p21这反映着海运在日本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海运是简便易行的运输方式，它具有中途不用反复装卸、运输量大、运费低廉等优点。德川时代“海运船舶可载五、六百石，大者可达千石。”[19]p265由于日本江户时代以贡租米作为最初的流通物资，它的运输量使海上运输特别发达。交通运输作为商品的载体，促进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繁荣，江户时达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商品运输和集散更加繁荣，促进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着商人的活动区域扩展到全国。

四、江户时代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日本城市化的完成。

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城市社会经济更加繁荣。“这样就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20]p296没有这一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不会这样引人注目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日本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起来，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日本德川时代，在幕藩体制确立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城市化运动。这一过程，以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确立了市集的地位；以城下町化过程中的统一政策为契机，人为地促使了日本的“城”与“市”的结合，不仅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城市而且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同时这一过程又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为动力，其他社会、自然条件为辅，日本商业和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这样，城市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发展起来。因而，在1550-1800年期间，日本的城市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成长壮大起来，日本的原城市化也顺利地完成了。

参考文献

[1] Encyclopadia Britannica X.chicago:Encyclopadia Britannica，Inc，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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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远山茂树.《日本史研究入门》.北京:三联书店，1959.

[8]《资本论》: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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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井上清.《日本史》: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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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资本论》: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8] 今井登志喜.《都市发达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51.

篇6

 

关键词：商品经济；广告传播；视频传播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阶段一些企业基于狭隘的商业利益考虑.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冲突正在加剧部分户外广告设置存在着与空间景观不协调，视觉效果凌乱与建筑物功能类别、性质不符占用人行空间灯光照明影响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艺较差;广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选择等问题，均缺乏科学性与环境意识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与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设计缺乏合理性与美感不同程度的损坏着型代城市的形象。从规划角度来看众多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彼此互相千扰、冲突缺乏从城镇景观的整体高度出发的科学规划事实上只要集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行业专家协同作业.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协调问题科学合理的设置户外广告，恰当的把户外广告和不同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构成不同区域的城市广告环境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化的城市广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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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竞争 协作 非价格竞争

正确认识竞争与协作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相互关系、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对于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竞争与协作的关系

市场竞争是各种市场主体的当事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市场行为的优胜劣汰而展开的争斗和较量。市场协作是各种市场主体的当事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则的基本要求，协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以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或既定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协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1.竞争与协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1)这是竞争与协作的内在联系来决定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上讲，竞争与协作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竞争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自觉参与竞争。同时，市场经济也需要协作，协作是增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2)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协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

(3)这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必然趋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途径一是改革，二是开放。不改革旧体制，难以建立新体制；不对外开放，难以形成统一大市场。

2.竞争是贯彻价值规体的客观要求，协作是生产杜会化的劳动形式。竞争与协作是一对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商品生产者彼此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协作的要求。

3.加强社会主义的竞争与协作，是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纵然它更强调协作，但不排斥、也排斥不了竞争。深化改革不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有意识地引入竞争机制。

二、竞争与协作有机结合的意识

竞争与协作是两种经济行为，是矛盾的统一体。二者可以通过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力实现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努力培养竞争与协作的意识。一方面，要从思想观念上更新竞争与协作意识。竞争不是排斥协作，协作也不是不搞竞争。另一方面，要从理论上弄懂竞争与协作的辨证关系，积极参与竞争与协作的实践。

三、广泛开辟竞争与协作的途径

我们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走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去，参与竞争。同时也要搞好协作。要搞好区域协作。长江流域以上海为龙头，以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为契机，以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为开放带，带动长江流域广阔腹地加速发展；东北三省取消一切封锁，实行跨省联合，迅速建立全东北地区的大流通、大市场，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循环；西南五省七市利用独特的地缘、人缘优势，发挥能源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特色，联合起来，走向南亚和东南亚；西北地区协力进行能源、交通建设，通过欧亚第二大陆桥，联合起来走西口。搞好集团协作，跨行业协作，跨所有制协作。五是国际协作。在竞争与协作中，各级各部门要有所作为，特别是经协部门，要名正言顺地走上整个经济活动的舞台。

四、在竞争与协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获得最佳经济效果的。问题在于竞争的目标是否选准、竞争的手段是否正当以及联合的对象是否合适等。因此，对竞争和协作要加强引导，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1.竞争与协作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行。我们的竞争，不是盲目的竞争，必须在国家宏观统一调控下进行。国家应该制订长远战略规划，运用经济杠杆，调整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2.要有明确目标，避免企业在竞争与联合中的盲目性。当人们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应当倡导竞争和加强横向经济联合时，各企业应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国内外市场的发展趋势和企业的专长，综合拟定出在经营战略上具有相当水平、经过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

3.要重视非价格竞争。价格竞争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熟知的，非价格竞争是价格竞争的对称。它是指在商品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通过商品的品种、款式、质量、包装、服务等方面所开展的竞争。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除价格竞争外，非价格竞争便成为更广泛更高层次的竞争。

4.要防止横向经济联合、特别是企业集团走向垄断。当前，在横向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出现了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企业集团。与常见的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相比，已由单个的、分散的企业变为相对集中的企业。这种联合不仅是生产上的联合，而且还包括了销售、科研、服务等更广泛的内容，使资金、人才、物资、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组合和合理配置，从而具有更高层次的竞争力，更大规模和更强的凝聚力。

5.要充分运用法禅手段，保护联合，维护企业正当竞争的合法权益。国家要制定出企业法、竞争法、联合法等有关法令，使企业在联合与竞争中有法可依，企业的行为受法律的监督、约束，企业的正当权益是受法律的保护，并依法调整好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

[2]马洪主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l9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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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作用；市场经济；价值

商品是经济运行领域内最基本的细胞，而货币是承担其一般等价物的特殊性商品，对经济发展中的各个基本性经济要素起着控制和调节作用。特别是通过货币作用的发挥对货币的本质彰显得淋淋尽致，有助于借助货币的作用链接各经济要素确保市场经济正常有效运作，有助于利用调控货币的数量对市场经济的缺陷进行有效补充，也有助于利用货币的数据信息对市场经济状态下经济危险因素进行有效掌控，最终使货币充分发挥其固有的作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财力支撑，从而使经济社会获得不断突破性发展。

一、货币的本质决定货币的作用

货币的本质由货币的作用体现出来，而货币的作用在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不断获得提升。从经济学的视域来看，货币的本质与其作用有深厚的关联性。一方面，货币本质决定货币作用；另一方面，货币作用体现货币本质。只有基于货币的本质进行深层次剖析，才能够真正阐释货币的作用；同时，也只有全面把握货币的作用基础上，才能够彰显货币的本质。在社会经济学领域内，货币的作用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而不断地凸显和发挥。货币的第一个作用是价值尺度。基于货币是一种特殊性商品，就在于它能够与其他商品进行等量交换，且本身具有价值，即凝聚了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因此，货币可以度量和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这就揭示了一种由货币表现的社会关系，货币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够实现。货币的两种基本作用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者也是由货币的本质决定的，只要有货币就有这两种基本作用，它们深嵌于货币本身之中。随着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发挥，其作用得到进一步拓展，衍生出货币的其他作用：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随着人们对货币的不断挖掘和深化，货币作为一种财富象征也日益凸显出来，这就使得货币应用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大，相应地也使得货币的作用发挥越来越大，并日益深入人心。基于不同的使用目的，货币的作用也不同，但是五者有时候会相互关联起来。

二、货币的作用是辨证统一的

1.货币五种作用的区别

从货币作用的发挥来，货币的五种作用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各有自我发挥的优势，又有相互补充的作用。只有统筹把握货币五种作用的内资关联性和独立性，才能够高度把握货币的本质，才能够从本质上回答货币是人们从事商品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性要素。货币五种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别，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解读：一是地位不同。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处于基础性地位，而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处于从属于地位。二是表现形式不同。货币在发挥价值尺度时只需要观念中的货币而不是现实中的货币，货币发挥流通手段作用必须是现实中的货币而不是观念中的货币，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发挥必须是金银作为形式的货币，另外，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可以是纸币，它是一种符号货币。三是体现不同。价值尺度是用来体现商品的价值，即用价格表现商品的价值，以便于人们可以好衡量商品的价值；而流通手段是表现商品的媒介性质，以促使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贮藏手段表现为货币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财富，人们可以把货币积蓄起来以实现自我财富的积累，对国家来说以便于稳定物价维护市场的正常性运作；支付手段以表现商品交换双方的经济关系，以促进商品市场的繁荣发展；世界货币使得商品交换向外延纵深发展，推动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和发展。

2.货币五种作用的联系

一是相互依赖。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作用，引导着其他三种的形成和发挥。离开了前两种基本作用，就没有其他三种作用存在。这不是说前两种基本作用就独立于其他三种衍生性作用，否则，货币的作用不能够完全体现出来。二是相互渗透。五种货币作用交织在一起，共同担负起货币的功效。其中两种基本作用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使用，同时，这两者作用也可以和其他三种作用一起使用，它们互为对方的补充，把货币的作用完全彰显出来。三是相互影响。货币五种作用的各自其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但是对其他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影响。一旦货币的两种基本作用不能够发挥，就直接导致其他三种作用的不存在性，同时，其他三种货币作用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就会使两种基本作用的发挥起到阻碍影响，如果发挥得好就会推动两者基本作用的效力。因此，货币的作用不能够独立地进行看待，而是以逻辑学的视域进行解读，最重要的是抓住五种货币的作用，使它们融合在一起，互为补充和说明。如果独立地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不能够表现出货币的本质，也就无法认知货币，势必会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三、结语

货币理论彰显了商品经济交换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比如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这些规律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目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货币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的日益出现，并不是说货币的作用就不存在，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还是会发挥货币的作用。货币作用只是货币本质的体现，无论货币形式如何都要取决于货币的本质，都要受到货币本质的牵制和约束，也必然会继续发挥货币的作用。因此，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等新生货币形式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性产物，只是外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也无法阻止货币的作用依旧存在，依旧积极发挥功能。深挖隐藏在货币作用背后本身的内在关联性，有利于凸显货币的本质，有利于深化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最终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迁.货币国际化的决定因素：理论与实证――兼论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条件与路径选择[D].南开大学，2011.

[2]张睿.基于搜寻模型的国际货币理论综述[D].山东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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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剩余劳动 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

基金项目： 2011年第三批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整体性视角下的“原理”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研究（陕教工宣〔2011〕8号）；咸阳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基本原理》教学中的整体性问题研究（编号：200802027）阶段性成果。

在“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教学中，必须着眼于的整体性开展教学及研究工作，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找准完善和发展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的现实基础；坚持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找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节点；坚持“精”与“管用”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基本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现实针对性。只有做到“四个坚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以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基本原理，才能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原理”课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在“原理”课程第四、五章（《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的讲授中，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剩余价值提出质疑，对此问题我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现实加以分析，才能使更加贴近实际，更具鲜明的时代感，这样才不失理论的生机与活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范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存在商品经济，都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现实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剩余价值及规律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自觉地运用剩余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原理”课程教学角度来讲，也有利于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论述

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任何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时间和全部劳动产品，都只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那就没有积累，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实现，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甚至萎缩性再生产，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尽管剩余劳动的归属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却始终存在。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恩格斯也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2]可见，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没有人类创造的文明。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研究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本质上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从量上看，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所要追求的“余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剩余价值时，有多次是在商品生产的“余额”和“果实”意义上来讲的。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资本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3]在分析资本形态变化及循环时，他说道：剩余价值是“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4]追求生产的“余额”和资本的“果实”，是任何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这个“余额”和“果实”的价值必然表现为剩余价值，没有“余额”和“果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从质上看，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逻辑关系是：剩余产品是剩余劳动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表现，而剩余价值则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实物形式的货币表现。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没有价值范畴，因而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表现为剩余价值形态。这种关系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才能实现。

建立剩余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承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普遍性，但并未由此引申出剩余价值的普遍性，这并不足为奇。这是由于马克思当初设想，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是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然而现实并非如经典作家所料。

商品经济条件下，只要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就必须承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如果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却否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显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必然存在及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也就顺理成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始终存在，那么剩余劳动必然要物化为剩余产品，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必然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者直接的个人收入，剩余劳动时间形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坚实基础。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丢掉，那么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

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的生产目的仍然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因为，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是社会财富增长和积累的表现形式，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自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如果否认这一生产目的，单纯强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就会出现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和积累、不顾扩大再生产和资产增殖、分光吃净的现象。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主流经济学只准讲净产值，而不讲利润。现在虽然承认了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发展目标，但却不赞成以剩余价值为目标，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数量上也相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5]马克思的论述为确立公有制企业追求剩余价值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剩余价值范畴的重大意义

作为价值增值的剩余价值范畴，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而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范畴。剩余价值理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必然会推动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决定了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增强国家财力是国家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企业的发展基金、集体的福利基金、国家的税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国家的财政储备等，都来源于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会失去财力来源，没有剩余价值的增加，就没有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没有剩余价值国家就很难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难得到健康发展。

这里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为了揭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归属上的阶级对立，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此，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剩余价值也就成为必然。今天我们理解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应更侧重于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工人的劳动显然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构成，其创造的价值形态也必然包括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部分由劳动者共同所有，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剩余价值归属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它本身的存在，因此，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的理解也应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把握它的一般性。

开展对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一是要深化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二是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认识和总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原则，实现理论的开拓和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深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时，要充分肯定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又不可因此就给它贴上永恒的资本主义标签，而要运用唯物史观，把这一范畴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分析。理论总是以实践为依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正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把这一范畴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之中，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进程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篇10

关键词：卫生事业；市场经济体制；思考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01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卫生事业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完善“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所赋予的社会职能的同时，又能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各医疗单位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优胜劣汰，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优点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长处相结合，充分发挥两种体制中各自的优势。现就卫生事业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谈点看法，供商榷。

一、不能过分强调卫生事业商品经济性而淡化福利性质的存在

对于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性质，一直是近年来大家讨论的热点，众说纷坛。诸如生产性、经营性、商品性、公益性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公益性。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其属性问题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卫生事业发展是否必然要适应卫生市场体制？笔者认为，绝不能机械地照搬市场经济理论，把医疗技术活动纯商品化，一切让市场去处理。如果按照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建立卫生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卫生部门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活动都商品化，这显然是不适用的。卫生部门不等同于其他服务行业，有别于其他带有盈利性质的服务，而有其特殊性。

1.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是政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最基本的健康保障，卫生部门是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特殊部门。医疗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务产业与市场有关，其商品性质也不能排斥，但在医疗服务中，商品经济规律，如价值经济规律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个“事业”的经营，政府也是要有较大的制约作用的。因此，卫生部门有别于社会一般商品经济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医院就是医院，不能成为市场”。我们绝不能把“适应”与赚钱划等号。如何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做好有限的卫生服务资源的最佳利用，以保障医疗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与人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卫生部门具有很强的行业垄断性。在一般经济活动中，利益的主动权在消费方（或称“买方”）。而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利益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供方（或称“卖方”）。也就是说病人到医院后，其医疗行为均由医务人员决定。这种特殊垄断性便造成医院有很大的主动性，患方只能处于被动和依从地位。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是不能通过市场调节达到理想效果的。如果对主动方在经济行为中不加以限制，就容易滋生唯利是图的思想。还是需强调医务人员应该自觉地以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要以道德的力量，制约、规范其经济行为。

二、经济体制与医疗卫生改革的联系

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必须与法制体制相适应，否则，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而卫生改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直接影响着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发展，对于保护社会生产力、减轻国家、企业、个人的经济负担，创造公平竞争发展环境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经济改革中的重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今后，必须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和加快卫生改革的步伐。

三、过分强调等价交换原则而会导致变相补偿的倾向

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在供求大体平衡时，商品交换是在等价原则下进行的。但长期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与价值是背离的，即不能体现医疗劳动价值，也不能反映医疗服务的供求变化。灵敏的价格杠杆为行政手段所代替，不等价交换所产生的价格分配逆差不能完全借助财政分配来弥补。由于交换中的价值补偿受阻，造成了医疗单位入不敷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品竞争意识的增强，卫生行业的反差明显的表现出来。对医疗价格体制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失衡心理的诱使，轻义重利的价值取向有所抬头。如采取扩大住院指征、重复医疗、巧立名目收费、过分诱导需求、创造需求等手段，变相获取补偿上的不足，把不必要的经济负担转嫁给病人。

1.笔者认为，要正确引导大家理解和认识医疗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社会背景。当前，我国医疗价格具有商业性，同时也具有福利性。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力不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力有限，卫生事业尚不能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市场供给，价格还不能完全放开。对基本卫生服务价格必然要干预。其出发点也是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福利性质所决定的。

2.要正确处理效益与质量的关系。从完善综合目标责任制入手，逐步形成既有约束力又有活力的运营机制。在开展医疗服务成本核算的同时，特别要重视诊断的可靠性，治疗效果的可信性，医疗经费的合理性，把其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质量核心。把导向性、原则性要求细则化为具体内容，并作为道德责任的重要内容。从宏观效益出发，重视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应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降低成本，减少消耗，开展计划治疗，缩短住院日。提高劳动载体的增值来实现集体和社会效益的补偿。

四、卫生服务模式要以国情为前提条件

卫生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我国目前经济不是很发达，在建立新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时，要以国情为前提条件。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优势与计划经济体制的长处相结合，充分发挥两种体制中的各自优势。改革原有的卫生体制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充分肯定建国以来，我国卫生工作成就的经验与做法，并在新的卫生体制中继承和不断完善。

五、正确运用市场竞争机制，防止盲目性的拼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将会愈来愈激烈，竞争机制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普通的经济联系。体现为它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为了某种利益进行较量和相互追赶优胜劣汰的运行过程。

从服务对象来看，随着人们对医疗保健需求的提高，病人求医医疗行为中那种舍劣求优，好中求好的心态更加强烈。因此，质量高低是患者选择卫生服务的主要着力点，决定就医流向，信誉度是患者寻求权益得到保护的选择，决定着医院的“生命”。

综合实力的较量也愈来愈激烈，文明行医以德取胜，优良服务以质取胜，突出特色以技取胜，造就人才以名取胜，科学管理以效取胜，已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势态。

医院在这种无所不争的大环境中，怎样才能有强大的搏击力？医院只有重视长足的发展，保持强大的实力和发展后劲，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才能在长期的竞争中不致于败下阵来。现在有的医院为了暂时的利益抗衡，采取盲目性的拼搏是不可取的。比如不顾综合承受能力，过分增加床位，造成人力、物力分散。医院人员被繁重的医疗工作缠绕，无暇顾及科研和掌握新的信息，久之必导致质量下降，后患无穷。医院管理者一定要头脑清醒，放宽视野，要有长远的战略思想，绝不能为了眼前利益，急功近利，盲目攀比，粗放性拼搏。资源合理配置同不合理局面形成一样是个长期过程，政策影响具有滞后性。只有从科技发展入手，备足后劲，才能在市场竞争环境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六、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在卫生体系中的作用

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具有公共服务特性的医疗保健服务，即一人消费会影响他人的服务，政府部门的介入是必然的。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政府必须介入，以保证这部分人群能够公平地得到基本医疗服务。做好监督调控的工作，在制定医疗技术规范、标准、建立医疗服务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卫生管理部门必须积极推行区域发展规划，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通过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等方式实施全行业宏观管理。并根据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保健要求，分析现有卫生资源的状况，找出供求之间的主要矛盾，确定相应目标、政策和实施方案，发挥宏观导向作用，进而推动区域卫生事业发展。

总而言之，具有公益福利性质的卫生事业，其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宗旨与市场经济中，以追求最高利润为首要目标，以等价交换为实现方式；以高度自主为参与前提，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等原则是有根本区别的。

参考文献：

[1]刘保俊，等.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卫生财会模式[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997，13（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