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十篇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1

众所周知，曾为明清两朝皇宫、历时500多年的北京故宫厚藏历代绘画、书法作品，而故宫入藏当代书画名家杰作的举动意在昭示公众：故宫博物院藏品档案里已经有了当代书画艺术品的位置。

历史是一天一天形成的，也是一天一天发展的，各个门类的艺术历史是由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创作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的。故宫对当代书画作品的收藏，走过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说起故宫，除了恢宏的古代建筑群落，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那是古代艺术的渊薮。然而，故宫并非拒收现当代艺术品，当代艺术品“入宫”也不是始自近年，只不过如今作为一项有意识的征集工作列入日程罢了。

检点故宫藏品，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在卷帙浩繁的书画艺术藏品中，现当代书画约3000多件，吴昌硕、赵之谦、齐白石、王雪涛、叶恭卓、徐悲鸿、董少平、沈尹默、黄宾虹等近百年中国书画大家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均有收藏。来源有三：国家调拨（占现当代书画藏品的大部分）、个人捐赠（占现当代书画藏品的三分之一左右）和出资征集（占现当代书画藏品的极小一部分）。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故宫以前主要的征集任务是清宫遗失出去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精品，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始收藏现当代艺术品，如有人向故宫捐赠的书画作品中，不乏较高历史文物价值或艺术欣赏价值的现当代书画。

故宫对当代书画的收藏走过了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2005年10月，故宫举办“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包括李可染、李苦禅、卢光照、秦岭云、娄师白、沈鹏、欧阳中石、李铎、王明明、冯远、杨力舟等当代书画名家力作，及饶宗颐、马寿华、刘国松、何怀硕、周澄等台港书画名家的佳构。值此之际，故宫接受了李可染先生夫人邹佩娟女士捐赠的李可染《桂林记游月牙山图》、李苦禅先生夫人李慧文女士捐赠的李苦禅《远瞻》、卢光照先生夫人程莉影捐赠的卢光照《褪了残红》。2006年8月，故宫博物院和吴冠中先生达成共识，接受吴先生捐赠的《一九七四年・长江》《石榴》《江村》。如果说，故宫此前当代书画作品收藏是顺手而为，那么，对李可染、李苦禅、卢光照作品的收藏则是有意为之，收藏吴冠中作品则是主动而有目的的自觉行为，标志着故宫将当代书画艺术作品纳入正式的收藏范围。

这一嬗变折射出故宫人对历史、现当代艺术品、博物馆及其藏品征集的认知不断深化、务实和理性化的轨迹。过去，人们大都认为，就书画藏品而言，故宫是收藏清代以前历代书画作品的博物馆。故宫文物征集人员也常说：“故宫只收清朝以前历代的作品，不收当代的作品”。其实，历史是一天一天地累积的，也是一天一天地发展的。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不能说历史截至清朝灭亡就停止了，它是仍要不断向前延伸的；也不能说只有清朝灭亡以前的是历史，民国的建立和衰败，新中国成立及发展就不是历史。故宫即便是以收集历代作品为己任，这“历代”也不应摈弃当代，何况收藏有需要有超前意识。各门类艺术也是发展变化的，各种艺术殿堂的发生、发展和成熟、演化的历史，是由不同时代、不同艺术家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的。就书画艺术而言，故宫是座辉煌的书画艺术历史博物馆，故宫书画藏品如果断代，未来研究20世纪中国书画艺术，在故宫就找不着这个非凡世纪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色彩斑斓的精品了。这将无疑是故宫书画艺术收藏有始无终的缺憾。所以，故宫是不会也不应该让此种事情发生的，即使有过疏忽，也不能任凭这种疏忽长期延续。

故宫收藏当代艺术品事宜酝酿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即有构想，当代艺术品陆续征集入藏。2003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兼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将包括书画在内的当代艺术品列入文物征集范畴。2005年，在故宫筹办院庆8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当代书画家作品展时，李可染、李苦禅、卢光照先生亲属主动联系故宫，希望捐赠作品。故宫欣然收下了捐赠的书画珍品，并郑重颁发捐赠证书。这次捐赠是故宫正式决定征集当代书画艺术品后第一次入藏。

2006年8月，围绕吴冠中先生捐赠作品活动，故宫举行隆重的捐赠仪式，并从香港艺术馆、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借调出吴冠中先生历年捐献作品40余件，推出“奉献――吴冠中历年捐赠作品汇展”；邀请国内外美术界、评论界、教育界、科学界的知名人士举办了以“传统与创新・收藏与弘扬”为主题的吴冠中艺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年3 月，故宫为庋藏范曾作品举行盛大捐赠仪式，“回归与超越―――范曾书画作品展”集中了范曾1999年以来创作的书画作品68件。此事再次在社会上掀起波澜。故宫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于这些书画名家的积极影响，捐赠其他方面当代工艺品的活动日渐增多。

用发展的眼光正确认识当代书画精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不断扩大当代书画的收藏，使故宫的藏品能够保持其发展脉络，反映出历史延续的特点。

故宫如何认知当代书画？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表示，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发展的重要的转型时期。百年间，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加上外来文化的渗透、影响和融合，中国书画艺术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初，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书画家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桎梏，追求理想，张扬个性，并在艺术创作中自觉实践。海派、岭南派所表现出的新的风尚与京派所承续、发展的深厚传统，建构了当时国画艺术的繁荣景象。20世纪中期，国画更多地结合现实生活，表现出了时代的主题，同时也表现出了因为时代的变化而不得不变的新的笔墨。书法方面，因为实用的萎缩而带来的整体颓势，经过“”之后的振兴和近20年专业教育为基础的拓展，也显现出了新的发展前景。在这时代的变化之中，中国书画一方面在传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另一方面融合西法另辟蹊径，它们都为20世纪中国书画多样化面貌的形成贡献良多，为中国书画艺术的当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正确认识当代书画的成就以及发展中的问题，将有利于中国书画艺术在新世纪的新发展，而对于像故宫这样的以收藏古代书画为主的专业单位，通过对比，也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成就和特点。

郑欣淼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单位又是部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院，其历史使命不仅是要在已有的宫廷文物收藏的基础上开展各项工作，还要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眼光，认识到当代的艺术精品在未来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所以，故宫应在保持历代书画收藏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当代书画的收藏，使我们的藏品能够保持其发展的脉络，反映出历史延续的特点，这也将是故宫博物院在新世纪发展的契机。”

收藏吴冠中先生作品具有标志性意义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在“奉献――吴冠中历年捐赠作品汇展”开幕式上表示，收藏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是故宫博物院在明确指导思想下的自觉行动，是故宫收藏当代艺术的一个新的良好开端，具有标志性意义。

或许，这标志性意义涵盖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当代艺术、对历史的认识的进步。艺术发展的长河是奔流不息的，前人所经历的一切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艺术品，与古代艺术品一样，同样具有文物价值。所以，故宫要从传承、保护民族文化财富的角度来审视和收藏当今的艺术品。

另一方面，那就是对故宫收藏本身的意义。故宫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故宫以前的捐赠收藏没有太多的宣传和报道，只是给捐赠者发证书。而对于吴冠中先生的捐赠，故宫除举行隆重的捐赠仪式外，还专门为吴先生在午门开辟了为期一月的捐赠作品展，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积极争取新闻媒体的支持，宣传力度大大地加强了。这样，不仅表达了故宫对于捐赠者的尊重和谢忱，而且还晓喻社会：故宫对于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是很有力度的。

当代艺术品入藏标准取决于公众对艺术家的认可度

作为部级的博物馆，入藏故宫的当代艺术品应当有严格的高标准。当代书画作品的“入宫”标准是什么？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这还是个正在探索的过程。因为，过去的收藏主要是顺手而为，没有特别的标准。现在将它作为一项事业来做，就需要对它进行明确的定位，以更好地甄别、遴选和萃取当代作品。如其他类别的当代工艺品，故宫标准定位在部级大师层次上，或者是社会公认其作品水平很高的范围。目前，书画收藏标准的界线模糊，主要依据书画家的社会地位和公众认可度。最近，故宫准备举办故宫藏紫砂作品展，表现当代大师们的精湛技艺。此后，故宫还将适时推出其他门类的当代艺术精品展。征集当代艺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多了，征集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当代艺术杰作多了，将有利于制定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标准。这样，从博物馆的性质来说，或者从研究某一门类艺术品的延续性、传承性来说，都是很有好处的。

故宫入藏当代艺术品，从学术角度来评判艺术家及其创作的艺术品，将为艺术品市场提供一个金钱之外的价值尺度。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2

学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开展世界遗产教育理念倡导下，凭借临近故宫、皇城根遗址公园、王府井等皇城景区和文化特色街区的优势，充分挖掘世界遗产教育资源，在学校的课程建设中努力实现世界遗产与民族文化教育的融合，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

本文以学校开展的故宫青年志愿者活动为例，介绍学校在保护世界遗产、传承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第一阶段是整体认识故宫。在这一阶段，首先让学生进行课前的资料收集，然后课上根据各小组收集整理的信息进行讨论，最终学生通过交流、分析、归纳，总结出遗产相关话题的确切信息。因为学生全程参与了学习与研究，所以对知识的认知也较为深刻。我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形成、发展、类别以及历史的变迁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利用生动的图片和视频还原真实的历史，使学生对它的艺术特色形成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亲身体验故宫。在认知遗产的基础之上，让学生们走进遗产，近距离接触遗产，逐渐从理论的认知过渡到实践的深刻体验，使学生们感知遗产的巨大魅力，使学生对其知识性、艺术性和科学性有质感的把握。如在故宫的建筑中，遵循周礼古制的核心文化思想随处可见，规划科学严谨，布局完整。道道高墙、层层院落正是礼制在建筑环境与心理上双重封闭的体现。这个部分主要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开展：图片与视频体验；冥想体验；课堂模拟讲解体验；实践体验。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3

故宫博物院跟故宫区别如下：

1、从历史角度讲：故宫是现存最古老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故宫博物院是现代人为了便于管理和保护故宫而建立管理机构；

2、从文化角度讲：故宫里陈列着古代的文化精髓；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用其知识和对古文化的了解对古物加以修复；

3、从现代作用角度讲：故宫供以人们参观，了解历史；故宫博物院目的是修缮这些精髓物品并给予保护。

（来源：文章屋网 ）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4

600年的明清皇宫历史、80年的博物院历程，蕴含深厚的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故宫将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焕发勃勃生机。“数字故宫”的全貌是什么？故宫如何在信息化的支撑下更好地发挥教育公众的作用？近日，本报总编辑孙定与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锤进行了深入交流。

“数字故宫”有两大内涵

博物馆的信息化和信息化的博物馆构成了“数字故宫”的主体。虽然都是基于信息技术，但前者基于现实的博物馆，服务于实体的博物馆: 而后者则完全建立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可以是独立的空间。

孙定: 随着故宫百年大修工程的深入进行，“数字故宫”逐渐走进公众视野。与以往博物馆基于内部办公、馆藏文物管理的信息系统不同，“数字故宫”越来越贴近公众服务。那么，“数字故宫”的整体构成是什么？该从哪些方面来理解？

胡锤: 您的感觉非常敏锐。博物馆的信息化正面临着向公众服务转型的新机遇，谁能抓住这些机遇，谁就能抓住信息化的新方向。

故宫博物院的定位不应该仅仅是历史遗迹，更主要的是承担了社会教育责任、具有丰富展示品的综合性博物馆。因此，“数字故宫”的构成有两大部分: 一是博物馆的信息化，二是信息化的博物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基于博物馆的现实平台，以博物馆自身的管理工作、以辅助实物展示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建设。故宫从1992年开始的信息化都是针对内部管理建设的信息系统; 而今年的文化展示平台建设则是面向公众服务转型，以便更好地凸显故宫博物院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重要意义。

信息化的博物馆常常被称为“数字博物馆”或者“虚拟博物馆”，它是一个基于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化信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实现文化教育功能的站点。故宫博物院网站是它的载体。在开展文化展示平台建设的初期，首先厘清了人类在认知过程中实和虚的关系。每个人的认知过程都是虚实结合的，虚从实中来，回到实中去。在数字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中，“虚”是指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它要能帮助观众在思维中建立起相关文化知识的框架; 但是仅接受别人加工过的信息并不能代替自己对事物的准确认知，最终还要引导观众回到实体博物馆中去，通过自身接触实物的体验，建立起观众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数字博物馆”或者“虚拟博物馆”的建设并不以代替实体博物馆为目的，它与实体博物馆共生，并相得益彰。

孙定: 您所勾勒的框架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数字故宫”的全貌。在刚才的描述中，您反复提到了为公众服务。2008年，中央把繁荣文化产业作为一项国策。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众多博物馆的变化，从年初的博物馆免费政策的出台，到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针对公众的个性展览。这样的转变将给博物馆信息化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胡锤: 您说得非常正确。我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发现国外博物馆的观念和中国不同。在中国，博物馆往往被当成一个收藏宝物的大仓库，而没有真正成为社会教育的机构。

故宫博物院每年有1000万游客，其中很多人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匆匆一逛。故宫博物院享有紫禁城壮丽辉煌的建筑，明清两代皇朝积聚和建院80多年来入藏的一百多万件传世珍宝，可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懂了在故宫博物院内常年展示的几十个不同内容的文化展览所揭示的中华文化的灿烂光华？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故宫博物院的悲哀。

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的博物馆正从“收藏”向“教育”转型，您所说的向公众服务转型就是博物馆向教育机构功能的回归。这给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和全新的发展空间。

以故宫博物院为例，以前，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平台建设上，是为了用信息化管好故宫的藏品。现在，我们则更注重在为公众服务上，通过信息化手段帮助公众了解故宫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将故宫变成普及文化、传播文化的阵地。我们今年一直在忙碌的文化展示平台就是这样的载体。

从内部管理到公众服务

在文化展示平台的基础上，博物馆信息化即将完成从内部管理到公众服务的蜕变。

孙定: 您刚才提到的文化展示平台，让我们深刻感觉到，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些导览终端，更代表了故宫理念的变化。正在建设中的文化展示平台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信息化与故宫历史文化的结合体？

胡锤: 文化展示平台主要是刚才我提到的博物馆信息系统中面向公众的信息载体。以前面对公众的服务仅有一个网站，面向参观者提供的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服务几乎没有。如果连院内观众的服务都不到位的话，虚拟空间的网站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们开展文化展示平台的目标有三方面: 第一，让没有来过故宫的公众知道故宫博物院是什么，使潜在的参观者了解故宫不仅仅是紫禁城，更是博物院; 第二，服务于莅临博物院的观众，让他们知道在博物院内什么位置可以看到哪些展览。每个人对信息的获取是有选择的，通过浏览导引和展陈信息，能帮助观众从故宫浩瀚的文化展示物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文化内容，而不再是随着人流“大拨哄”式的粗放式浏览; 第三，服务来到每一处专题陈列室的观众，帮助他们了解每一件展品背后的知识，获得更深刻的感受。

对这三类人群，我们将采用不同的信息技术手段，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

针对第一部分人群，将通过网站的形式，开展故宫博物院基本知识、展览信息的公告，提供馆藏文物以及相关学术内容的数字信息。

针对第二类人群，将在入口附近设立信息屏，通过精心制作的视频短片告诉游客故宫博物院是什么。除了主题短片，还将在即将完成第一阶段大修的太和门和院内主要的通道旁设立触摸式信息屏，为来我院的观众提供导览服务。

针对第三类在展馆内驻足的参观者，准备采用喜闻乐见、知识信息量大的展览主题视频片，帮助观众了解展览的主题。

孙定: 您向我们展示了信息技术与古老文化相结合的美好画卷，让我们体会到，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故宫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其实，早在文化展示平台之前，故宫就已经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信息化之旅，从文物影像管理系统到古代建筑信息管理系统。在博物馆信息化方面，故宫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

胡锤: 故宫的信息化源自1992年，摄影室利用文物影像目录管理系统将几十万张照片资料管理起来。1998年，资料信息中心正式成立，文物管理是故宫各项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项目。因此，我们首先是用信息技术把“账”管了起来。

故宫有着逾百万件藏品，然而多年来手工抄卡片的原始方法，使得文物账目管理混乱，账物很难厘清。经过调研，我们决定从当时已经初步成形的“文物影像管理系统”入手，扩展成可以支持全院文物管理工作的“文物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了一百多万条故宫院藏文物总账的数字化工作，这也是故宫第一个能够直接服务于业务管理工作的信息系统。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5

近来《甄嬛传》热播，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家省级卫视台在同时播出。首播结束，有的卫视台的重播又开始了。从故事形式上看，《甄嬛传》虽然76集，但情节还算紧凑，人物命运跌宕，故事悬念层出。如果仅此，也可算得上一部不错的作品。但正是这种可看性，把一个错误的倾向包裹起来塞进观众心里，而这种倾向和其他一些类似的作品一道，正在动摇着我们的道德底线。

《甄嬛传》在内容上有着一个非常突出的倾向，那就是集中揭示清廷后宫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结党拉派、心狠手辣，不惜一切手段争宠、复仇。而且，反复演示后宫之人如果不这样，别说得宠，就是活命也难。全剧弥漫极度夸张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反人类逻辑，鼓吹的是丛林法则，丢弃的是真诚善良，更没有如何引人向善、坚守道德，人文关怀荡然无存。

作品写的是雍正朝事，却几乎搜罗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后宫斗争可用故事，真可谓是一部中国后宫“厚黑学”、“阴谋史”集大成之作。剧作者双眼盯住的只是历史文化中的垃圾，历史观和人生观、价值观有大问题。

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历史剧，可以采用虚构和夸张的手法，来丰富故事的内容，但必须符合人物的命运轨迹和历史的生活逻辑，“戏说”可以，“胡说”就不行。否则，不仅对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现实观众不负责任。极度地夸大人物的“恶行”，并以此来吸引观众，麻痹群众的理性，刺激观众的感官，不仅忘记了历史的真实，也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

一般的视觉印象都会对人产生两种效果：一是变成意识，潜伏于人的大脑之中，成为一种潜意识，这种文化潜意识，无论是对历史的认知还是对现实的反映，都会发挥作用；一是变成行为摹仿，产生教育的效果，即我们常说的优秀的艺术作品教育人、影响人，缺德的作品同样也会产生教育人、影响人的作用。

我们一般不会看到有人在大街上摹仿甄氏如何如何，但甄氏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动机一定会在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女性心中产生摹仿效果。

日前观看某卫视一期宣传炒作节目，一位专家级的先生说《甄嬛传》如何如何好，其中一个好就是揭露了封建朝廷的黑暗和罪恶，告诫了广大青少年。而且举例说，有一位过去对“穿越”剧极感兴趣女青年，就因为后宫如此你死我活，表示再也不愿意穿越去清朝了。且不论这位专家先生幽默的色彩，说明教育作用已经产生，她已经对这种历史信以为真了。

《甄嬛传》潜藏在人们心中的影响，说不定哪天就会浮上来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南，尔虞我诈、深于心机，甚至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而不惜采取任何残酷的手段，至少会缺乏真诚和信任，缺乏纯真与善良，这不是在教人学坏？它的文化取向何在？道德底线何在？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6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纪录片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1 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带来的积极影响

1.1 中国文化纪录片近年来的现状与发展

新世纪十二年特别是近五年以来，我国的纪录片事业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优秀的有关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纪录片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当代中国纪录片已经开启从平台、机制到市场的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从业者们从布局之初就全面、科学地认知纪录片属性与功能，借鉴国际优秀纪录片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文化特色与当下社会特征，制订了符合产业规律与文化生态的战略规划，现在的中国纪录片初步具有了一个多元共生的发展空间。这为今后的更快速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纪录片由于具有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传播属性，所以在所有媒介形态中是最易于交流和沟通的。纪录片所特有的文化传承与文明对话的功能，在中华文明传承与国际文明对话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纪录片还具有突出的公共文化特性：对内，它是社会心理凝聚、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外，它是实现文明对话、传播国家形象的有力媒介。

国际传播是指当今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个人和组织之间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现象。国际传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一般分属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的国家。这样纪录片所具有的文化直观性可以很好地跨越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鸿沟，给传播的双方带来特有的文化传播效果。

1.2 优秀的文化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带来的积极影响

近年来，《故宫》、《舌尖上的中国》等经典传统文化纪录片的不断涌现不仅给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带来了充分了解祖国传统文化机会，而且这些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也给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朋友一个充分详实载体。

大型纪录片《故宫》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从皇宫到博物院之过程的历史沿革等方面，全面展示故宫辉煌瑰丽、神秘沧桑的宫殿建筑和丰富多彩、充满传奇的珍贵文物，细致讲述了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故宫》自拍摄之初就得到了世界电视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于故宫博物院这样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宝库来说，其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

《舌尖上的中国》是国内第一次使用高清设备拍摄的大型美食类纪录片，摄制组在踏遍中国拍下了一道道美味佳肴的同时，更纪录了一个个触动人心的美食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每一种食材、每一种制作工艺的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彰显着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深厚传统；同时通过描绘人和食物的故事，展示着这片古老土地上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美好的关系。

这两部典型的优秀纪录片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向全世界观众诠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带给观众的是全方位的文化体验。这些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应――回收拍摄成本，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和好评等已经不是纪录片的拍摄者简单追求的目的。他们所追求的有更高层次的含义，即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已经成为制作者们的神圣使命。让全世界愿意了解中国和喜爱中国的国际友人们通过这些优秀的纪录片作品来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当代媒体工作者面对的艰巨的挑战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2 有关中国文化的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面对的问题与挑战

2.1 有关中国文化的纪录片在不同文化国际传播中面对的问题

众所周知，纪录片因其影像具有纪实性等特点，在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前提下，在能够引起人类情感的共鸣同时，也因此架起了人类沟通与交流的桥梁。但是，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也面对着诸多困难，其中如何面对传播隔阂就是明显的一个。

传播隔阂是指传播制度，传播渠道，信息系统的功能因素导致的传播偏差，误解。传播隔阂有许多种类，其中一类即“文化与文化的隔阂”就是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面对的难题之一。诚如前文所列的近几年来的国内的优秀纪录片作品――《故宫》和《舌尖上的中国》也逃不开如何最大化地消除文化隔阂这个难题。

《故宫》中的中国历史文化深度对国内观众来说也许并不深奥，大部分国人在观看时都大概了解故宫的历史背景。因此《故宫》在开篇介绍这些宫殿的历史由来时，也就采取了一笔带过的手法，进而介绍这些建筑在明清两朝的修建和升级的过程。但多数对中国明清历史了解不多的西方观众面对这原汁原味的纪录片时难免会出现理解困难和偏差的现象。所以制作方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共同制作两小时的《故宫》国际版，在海外发行。这为《故宫》这部纪录片走向世界，历史更被西方受众群体所接受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

点击进入国外最著名的视频网站搜索《舌尖上的中国》英文翻译版，在众多好评之下不难发现不同的评论。一些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观众表示他们无法理解那些纪录片里令国内观众所垂涎欲滴的食物看起来有何美妙之处。就笔者在海外的经历而言，他们的这些“不和谐”评论确有合理之处。对于国人来说，“左宗棠鸡”“咖喱肉片”“红汁鸡球”这些前所未闻的菜式竟然是北美食客口中的经典中国菜代名词。中国菜肴在进入西方世界的二百多年来为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做出的自身调整和改进已经让其本身变得和原来的味道“面目全非”。《舌尖上的中国》制作人本意是制作一部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高端美食类纪录片进而向观众们宣传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此片发行国际版的话，制作组要考虑到国外观众对传统中国美食的理解而如何做出的变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2.2 国产中国文化纪录片在制作中面对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我国纪录片制作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和国际上的顶尖制作团队相比之下，我们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纪录片与人的关系看起来是紧密的。在最著名的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简称NGC ）的宣传主页上，我们看到的其标榜数字是全球有“173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35亿个家庭用户群体（主要的用户在北美和西欧）”。 由此可见西方人骨子里的探险精神、对异域的地理、气候、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好奇心与对纪录片的热爱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对纪录片的文化底蕴的积累上就和国外的同行们有着明显的差距。

可喜的是我们发现――例如 《舌尖上的中国》已经呈现了用一种平视角度和人性语言，从而体现了中国纪录片从仰拍到平视的与国际接轨的新趋势，为中国纪录片今后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模式。

参考文献

[1] 经济参考网.聪慧的纪录片 非虚构的文化.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7

近年来，恶搞之风盛行。本来，以颠覆的、滑稽的无厘头戏说娱乐圈的人和事，引大家开心一笑，在娱乐化时代也无可厚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恶搞范围从娱乐圈扩大到学术界，恶搞对象从娱乐人物事件转移至中华传统文化。北大教授李零出书，称孔子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北大博士作文，认为李白是“唐朝第一古惑仔”；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也被部分学者称为“凶图腾” “丑图腾”，说“龙”的样子太可怕、太霸道，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要推倒重立；还有学者说唐僧虚伪、诸葛亮奸诈、岳飞是奸臣、秦桧是忠臣、刘备无义、关公好色等等。从恶搞国产大片到恶搞红色经典，再到恶搞传统文化，从网络世界蔓延到学术界，恶搞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恶搞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多元价值观让人无所适从的现状。恶搞的背后，是我们精神层面的生存困境――很多人心中失去了信仰和道德底线，缺少了值得敬畏的东西。当偶像和经典不断被颠覆，并且这种颠覆行为颇受欢迎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对当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底线构成了极大威胁。当传统文化被扭曲化、游戏化，文化的脊梁一个个被消解之后，中华文化如何挺立？当神圣、崇高都被我们打倒了的时候，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精神家园呢？

【主题解读】

“传统”指的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主要指意识层面的文化和思想道德等，是与“现代”相对的一个概念。“传统”，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汰洗，很多因素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依旧要遵从；因为“世代相传”，某些传统观念可能与现代社会不太相适应，但在当时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值得我们尊重；“传统”又是“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和烙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更值得我们敬畏。“传统文化”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涵，同时也是思想道德的载体或表象，我们说“敬畏传统”，大多是就敬畏传统文化而言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曾说：“世界上有古无今的文化很多，有今无古的文化也很多，而有古有今的文化则很少，像中国这样波澜壮阔的文化传统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兼容性，内容形式丰富多彩。中国传统文化又蕴涵着巨大的生命力，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伴随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愈演愈烈，现代人更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目前存在两类需要引起注意的不良现象：一是经济利益至上导致侵害传统文化及载体的事件屡屡发生，或者恶搞传统文化和文化经典；二是近年来出现的传统文化热潮中，又出现了争夺名人故里、肆意炒作负面文化等现象。从实质上说，这两种态度都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之心。在俄罗斯，人们不会因为普希金与人决斗而死，就贬损他的人格，编派他的绯闻；在英国，人们不会无聊地把莎翁作品戏而说之，也不会在把名著搬上银幕时，胡编乱造而脱离历史常识及时代认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心存敬畏，心存感恩。正如当代一位作家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于我，于我们，就如同宗教，我对它充满虔诚和敬畏”。

【素材集锦】

经典不容随意删改

2010年年末，山东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加强对传统文化等专题教育内容的管理，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认真甄别和筛选优秀传统文化，不可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如《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内容。其理由是，带有糟粕性的内容流入校园，会扭曲学生的价值观念。无独有偶，另据媒体调查报道，湖北省也有部分学校对《三字经》蒙学教材文本进行删节：“昔孟母，择邻处”被删掉，认为暗藏了“环境决定一切的意思”；《劝学诗》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被删除，认为这是对教育价值的歪曲等等。山东、湖北教育部门随意删改经典的做法，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舆论一致要求教育部门尊重经典。

【感悟】毫无疑问，产生于上千年前的传统经典，必然包含某些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内容。但在经典的整体文本中，这些内容是有其内在价值的，不容随意删节。删节这些内容，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经典之上，大大降低了孩子们诵读经典的价值。诵读经典不仅是为了让孩子们记住几句人生格言，而在于让孩子们理解传统。传统本来就是复杂的，我们不该指望它清澈如水。而复杂的经典恰恰可以训练孩子们的思考能力，教师完全可以引导学生对这些内容进行思考、讨论，让孩子既体悟祖先们的生活和价值，又知道如何面对现实生活。

文物古迹“变身”的冷思考

2011年5月11日，央视名嘴芮成钢发表微博称“故宫的建福宫已被某知名企业和管理方改造成了一个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现有500席会籍面向全球限量发售”。北京故宫由此卷入舆论漩涡，引发广泛关注。几乎同时被媒体曝光的南京“美龄宫”（原“国民政府主席”寓所），也因在宋美龄别墅内大办婚宴而被口诛笔伐。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南京宋美龄别墅，2001年就被确定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变身高档餐厅，在“宋美龄别墅”五个烫金大字下迎来送往。同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的承德避暑山庄也陷入了一样的尴尬处境。据悉，在承德避暑山庄内，一座私人豪华会所――“皇家会馆”即将开门营业，仅为少数会员提供专属服务。

【感悟】一部分人试图通过包装和运作，实现文化遗产公益价值“变现”，于是，宁静的古宅被觥筹交错声所搅扰，在少数客人享受殊荣的同时，文物资源保护场所的凝重感却降低了。对中华文化瑰宝，我们应该有神圣的责任感，文物被异化或“量化”为钱之后，对文物、文化的敬畏之心就丧失了。

南宋皇城遗址成“地王”

经过25轮竞拍产生的杭州“地王”，竟是南宋皇城遗址。2011年5月5日，在一片声讨之中，杭州市政府叫停在遗址之上“动土”一年之久的豪宅楼盘。“地处杭州城市中心，原南宋皇宫内，比邻即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西湖，坐倚名胜遍布的凤凰山，是南宋皇城遗址保护区内唯一出让的住宅开发用地……”这是绿城西子房地产有限公司对御园项目的自我介绍。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南宋皇城遗址距离现有地面只有三四米，而楼盘目前开挖的地基深达十余米，在施工过程中还不时挖出南宋皇宫的建筑构件，如宝相花纹方形地砖、云龙纹石雕门廊残件等，破坏已然造成。有学者指出，2000年杭州市的《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明确规定了南宋皇城遗址范围，这个楼盘所属地块正是南宋皇宫太子东宫所在，在部级文保单位上面动土，是不折不扣的“违法施工”。

【感悟】宝贵的文化资源被特权与利益裹挟，暴露出了当前社会急功近利、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此类事件不仅糟蹋了文化，还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这一系列恶果的起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敬畏。

扭曲的名人故里争夺战

近年来，名人故里归属权的争夺战可谓如火如荼。2010年端午节，湖北的秭归和荆州同样以屈原故里自居，并进行大规模祭祀仪式，两地学者及网友旁征博引、各抒己见，口水战不断升级。电视剧新版《三国演义》的热播，让大小乔故里的争夺走上前台，甚至让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争议升级。该剧第三十二集中明确提到，诸葛亮的躬耕地在襄阳(襄樊)，这引起了河南南阳方面的强烈不满，有团体发起了“拒看新《三国》，还我卧龙岗”的万人签名征集活动，参与者在卧龙岗当众砸烂电视机以示拒看《三国》。其他著名的名人故里争夺事件还有：山东滕州和河南鲁山因“墨子故里”相争，山东龙口和江苏赣榆为“徐福故里”打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甚至要为争夺“李白故里”对簿公堂。此外，远古的黄帝、炎帝、伏羲，以及老子、西施、魏征、杜康、赵云、曹雪芹，甚至牛郎织女、孙悟空、嫦娥、西门庆等虚构人物都被各地争夺。

【感悟】争夺名人故里需要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基本尊重，现在许多做法确实远离了这一历史文化初衷。许多地方的名人故里争夺战，其内涵已经离牢记历史意义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明确的经济意义，完完全全把历史名人当成了经济发展的垫脚石。这种名人故里争夺战，引导的是一种“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而不是对名人的敬畏和敬重。这种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扭曲需要全社会的反思。

中国传统节日的尴尬

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传统节日的认同感不再强烈：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文化积淀逐步流失，仪式感日渐淡化，节日正演变为简单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头。从2008年1月1日起，清明、端午、中秋被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翻开了中国传统节日保护的新篇章。这一改变固然对保护民族传统节日起到了积极作用，却也面临着“鸡肋”的尴尬境地：文化传承的断层，导致增设假日的初衷并未真正实现，节日出现“假日化”趋势。中国传统节日习俗多种多样，如春节的祭灶、扫尘、放鞭炮、贴春联、挂年画，端午的祭祀、划龙舟、悬艾叶菖蒲，清明节的踏青、插柳等，人们通过这些行为表达愿望、敬畏自然、亲近血缘、怀念祖先、体现价值观，它们是节日文化的重要支撑。然而，在现代文明背景下，节庆活动的简化导致仪式感淡漠，节日文化内涵大打折扣。

【感悟】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保持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融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要重振传统节日精神，首先应厘清我们对传统节日的模糊认识，挖掘、拓展、传播传统节庆的文化内涵。

穿越剧和宫廷剧将被政策逼到墙角

顶着“篡改历史、过度戏说、扎堆泛滥”的种种骂声，收获着居高不下的收视率，2011年最火的穿越剧和宫斗剧，终于在岁末被政策逼到了墙角，面临重新洗牌。国家广电总局欲出新限令，严控穿越剧、宫廷剧热。从2012年1月1日起，古装宫廷剧、穿越剧恐将告别卫视黄金档。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8

传播内容是指通过媒介传递受众的信息内容。在信息社会，传播者通过媒介传播的信息范围很广，但是，这些信息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即“说什么”和“怎么说”。“说什么”是内容系统中包含的特定的意义，“怎么说”是内容系统中包含的传播方式。②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历史文化纪录片在“说什么”的内容信息中以及“怎么说”的纪录形式上都有所调整。

1.传播内容的可视性与多元性的整合

首先，在传播信息中注意“感官符号”的强化。现代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感知所得信息总和的85%以上来自视听感官。③这种“知觉选择性”表明:在大众传播中，受众会选择那些能够获得感官刺激的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视觉媒体的迷恋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高清电视讯号使人们更清晰的认识真实的社会及自然环境，商业电影中3D技术建构出一种虚幻的真实。所以，大众文化带来的技术化使人们走向一种“感官化”“视觉化”文化形态。受其影响，传播者在传播中强化图像和声音为载体的“感官符号”，使纪录片领域也大幅提升了视觉与听觉的效果。历史文化纪录片在画面的处理上，不再是“黑乎乎”“慢吞吞”的影像效果，而是用超广角镜头、航拍、快速摄影及多机位来摄制，用“真实再现”叙述历史故事，用动画还原、弥补历史的缺憾，使人们可以全面、多角度的认识古老文化的魅力，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如2007年的《大唐西游记》成为了第一部使用动画CG的纪录片作品，手绘特效画面成为这部作品的影像主体。2009年的《大明宫》以戏剧性的“真实再现”增强了纪录片的创作，并斥巨资以数码技术还原宫殿恢弘的原貌。这些创作手法使人们更易于接受并吸引他们连续性地观看。其次，以“多元共生”的纪录形式突出表现效果。一是叙事手法上趋于故事化的表达。故事是老少咸宜的一种艺术形式，在传播的接受性上占据优势。创作者借鉴国外纪录片的手法将商业电影中的故事化叙事模式融入纪录片。如纪录片导演金铁木所说的“像故事片一样的纪录片，像纪录片一样的故事片”的叙事结构。故事化的结构广泛运用于纪录片的叙事之中，是由新闻纪录片开始的，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后，历史文化纪录片也通过凸显个体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来讲述史事，以人物命运的变化结构纪录片的线索。在纪录片《敦煌》中，每集以一位主人公的角度进行叙事、结构全篇，如骗取文物的斯坦因、画师史小玉等。在以历史为基准的基础上，加入了可行的想象并重新结构故事，使影片更鲜活和完整。故事化的叙事中还常常用到悬念的手法，以具有情感色彩的解说、反常的画面、特殊的音乐激发观众的好奇心理。二是纪录手法上古今元素的结合。历史与现实是有联系的，不能孤立地去看待历史，现实与历史有相似性的连接，不能割裂两者的关系。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拼贴化”特征的影响，历史文化纪录片除了纪录古时的文化与历史，更加入不少现代性的文化元素。如在《》的配乐中还使用了周杰伦的歌曲，而《敦煌》的片头曲就打破了以往以丝竹、管弦及打击乐器为主的纯音乐，而由摇滚歌手许巍来演唱，这些流行音乐的运用使人们在观看时仿佛从现实时空“穿越”至前朝，产生各种联想。另外还有现实与历史时空的对接:在《故宫100》的第一集中就有大量的现实与历史相接的镜头，以人们手拿镜子在故宫中穿梭的画面，体现出故宫在现代人映像中如镜像般的虚幻与不解，并引出对故宫一百座建筑的叙述。这不是为了创作技法的炫耀，恰恰是回归历史与为现实服务的本质。此外，纪录片时长上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如纪录片《故宫100》创新性的拍摄了100集，以每集六分钟的表现形式开启了一种新的纪录模式。

2.传播媒介的专业化与多样化的整合

从全国播出的频道来看，2002年上海文广集团旗下的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开播，成为我国首个纪录片专业播放频道。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实频道以及北京电视台高清纪实频道开播，标志着不论是纪录片还是历史文化题材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据统计，截止2012年，我国省级以上电视台共有纪录片专业频道6个，国产纪录片播出年均总时长超过3000小时，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制作与播出平台以央视、上海纪录频道为主。从播出的栏目来看，目前我国纪录片栏目化的步伐已经趋于稳定。2005年《故宫》在央视一套播出之时，还未形成固定的栏目，占用了电视剧播出的晚间八点档。而近年来，全国各级电视台开办的纪录片栏目有90余个，除了以上的专业频道的栏目以外，不少电视媒体也纷纷推出纪录片栏目，如2012年4月央视一套开播的《魅力纪录》栏目，已经播出了《CHINA瓷》《玄奘之路》等历史文化纪录片。目前主要播放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栏目有央视纪录频道的《历史传奇》《发现之路》《特别呈现》等，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档案》，北京电视台高清纪实频道的《口述》等。今天，纪录片传播渠道日趋丰富，除了电视之外，还通过网络媒体平台、手机等其他媒介进行传播。纪录片不仅仅在电视上播映，也会在网络上进行同步或永久性地播出，在手机上随时随地观看。网络具有海量存储性的特点，方便人们在网络上观看各类题材的纪录片，避免了电视媒体的即逝性和不能重复播出的缺点。目前较有影响力的专业网络平台有中国网络电视台纪录片库、爱奇艺纪录片频道、搜狐纪录频道等网络新媒体平台。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用户的增多，使手机视频客户端成为新兴的传播媒介。值得一提的是，数字电视的普及使得电视的单一线型传播也有了改观。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网络电视台主办的“中国纪录片网”，覆盖了网络电视、IP电视等，全面激活了纪录片的传播。用户通过安装高清数字电视机顶盒可以点播已经播出的纪录片，纪录片的播送渠道更为宽泛，大众媒介的技术进步不容小觑。

3.传播受众的反馈与细分的整合

“反馈”是传播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够使受众将意见及时反映给传播者，使下一次的传播能够更高效地进行。由于电视的传播是单向线性的，受众很难向传播者及时陈述自己的观感，且反馈中还会遇到噪音等外部及内部环境的制约，其传播过程欠缺科学。而大众文化的“集聚地”———互联网却有传播的交互性与时效性等特点，传播的速度快且受众较广泛。历史文化纪录片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这一优势来宣传节目和传播作品，能与观众有较强的互动与交流。首先，传播者自身会设置一些有效的反馈途径，如设置纪录片点击率、热播榜等，这是“收视率”时代最有效的反馈途径，第一时间洞悉哪些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当然网站还会通过网络调查得知受众的偏好，如在用户暂停播放视频的时候来进行问卷调查。其次，通过设置留言板或者社交网络来倾听观众的意见和建议。网站播放纪录片的下方一般都设有观众留言板，人们在看完之后可以写下自己的观后感。而很多纪录片栏目和频道都有新浪官方微博，在微博中与观众交流互动，看他们更喜欢哪一类题材或者更偏爱哪个朝代的纪录片。如《故宫100》就有新浪官方的微博，在播出之前和播出之时都在微博上进行过宣传。纪录片的导演也参与其中与观众讨论播出的效果。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下，受众的性质也在改变。受众更加细化，细分的群体又更加特殊化。受众已变得不再含有广大群体的意思了。那么大众传播的程序也必须改变。④大众传播面临的是数量众多，但知识、背景不一的群体，大众文化的市场性使媒介更为重视受众不同的需求。现在纪录片分众化传播主要有两种:首先，通过媒介来细分受众。电视目前还是纪录片播放的主要阵地，电视纪录片频道受众的知识文化层次较高，以中青年为主。网络也正尝试通过纪录片频道来吸引另一部分受众———主要以年轻人和想重复观看节目的人们为主。其次，通过内容来细分受众。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涵盖面较广，有探讨历史正史的，也有讲述史学秘辛的，有正大光明的叙事思路，也用悬疑解密来吊足胃口。总之将栏目设置更专业，将网络分类更细致。例如中国网络电视台纪录频道分为了个性检索、类型检索和栏目检索，并有专门的青少专场、探索专场等，还有每日及每月的热门排行榜及热播推荐，更能贴近受众的需要。

二、历史文化纪录片传播功能的多维拓展

21世纪，传媒竞争日趋激烈，品牌化战略越来越获得重视。随着纪录频道及自制纪录片的增多，品牌意识将愈发明显。而我国纪录片相较于欧美、日本来说，制作水平和产业化进程刚刚有了起色，品牌特色并不突出。制作科技地理与自然动物等题材并不娴熟，暂时难以超越国外的水准。但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传播媒体以制作历史文化纪录片来打造品牌将更具优势。

1.以“历史热”建立传媒品牌的传播主体的拓展

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传播优势在于，首先，从外部特征来看，我国是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增加了作品的表现题材。其次，从内部核心来看，中华民族百折不屈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当代爱国志士的救国热情与勇气都成为纪录片的内核所在，展现了民族文化之美。这样的品牌才具有灵魂和持久的生命力。通过纪录片的传播，使人们感受文化并认同这个品牌纪录片的品质，使品牌能够持续、广泛、有效的传播。央视近年来的纪录片已经有了传媒品牌的意识，在摄制的技术上、叙事结构上以及价值观的认同上初见效果，《故宫》在国内播出时的收视率与当年最热的电视剧收视持平，它也成为央视史上最赚钱的纪录片，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播出。有了《故宫》的良好基础，央视再度斥巨资打造的《颐和园》，在国内的首播达到了0.4%的收视率，而在国际上已发行至国外三十多个国家，播出覆盖一百多个国家。由此可见，打上中央电视台标识的纪录片已经在国内外受到了关注和认可。

2.从宣教变为普及历史文化的传播受众的拓展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纪录片带有很强的政论性，纪录片的作用主要为主流文化服务，宣传思想和政治纲领，题材以新闻纪录片和历史文献片为主。当今时代的信息高速流通与文化自由宽泛，人们很难愿意去接受那些教化性的影视作品，更喜欢通过影视作品去感知文化，提升自身的学识和素质。纪录片的受众已经扩大至普通观众，他们观看纪录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了解历史文化。因此纪录片的传播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再以宣教或表现精英文化为主，而表现为文化传递功能，将我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及文明史传递的给子孙后代，以回顾历史来明鉴今日，用文化内涵来普及后人。人们足不出户便可穿越至各个历史年代，进入各个历史文化古迹之中，领略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感受失落的文明，仿佛行走于中国的每个地域和历史朝代的角落。这些都通过影像的纪录使人们以最简答有效的手段———观看纪录片作品来接受文化的熏陶。

3.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等传播意义的拓展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9

201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到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参观“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杨柳荫，区委副书记、区长牛青山，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夏树军，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馆长陈四光等领导陪同参观。

2009年3月30日，刘淇书记来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参观时，就很关心珍品馆的建设与发展。关注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研究，希望珍品馆能够举办更多、更好的展览，更有效地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使祖国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更广泛地传播。2010年11月19日晚，刘书记在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参观“北京礼物”展览时，对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馆长陈四光提起筹备故宫展览一事，明确提出希望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举办故宫珍品展。在刘淇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故宫博物院、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的共同努力下，“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做为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的开年大展，于2011年1月20日在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如期开幕。

展览吸引了外交部、中科院、北京市政协、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参观。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及东城区的其他企事业单位也参观了展览，并对展览的顺利进行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杨柳荫、区长牛青山，北京市政协常委、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牛继升，外交部前驻厄瓜多尔、科威特、智利的三任大使91岁高龄的丁浩先生等领导亲自莅临指导，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各大媒体对展览进行了全程报道。

刘淇书记一进展厅，就被第一件展品――金器“金累丝万年如意”所吸引，得知因2011年为“辛卯”年，故这柄如意是特为本次展览准备了带有“辛卯”字样的如意时，频频点头；看到“画珐琅开光三羊开泰纹手炉”、“画珐琅袱系纹瓶”等展品时，指出通过艺术品展示出的文化交流结果是最直接的；看到“耀州窑刻荷花盘”，便感慨作品表面的釉色极好、极漂亮，询问现在的工艺特征能否达到，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很是高兴；在青铜器展区，连连称赞“夔纹兽柄铜F”等工艺品做得“相当地道”，并就青铜器的制作年代、出土年份、保存方法等问题与郑欣淼院长和陈四光馆长进行了交流；当他听到讲解员说到“黄套红玻璃双龙戏珠纹缸”中的双龙设计很难得，原因是古代自诩“真龙天子”的皇上认为在易碎的琉璃器皿上刻有龙的图案不吉利，故在琉璃工艺品中有“龙”的造型为数不多时，刘书记诙谐幽默地说：“看来古代帝王也蛮有忧患意识的嘛，可惜用错了地方。”在参观过程中，刘书记不断了解参展艺术品的工艺特征，关心展品的保护工作，更关注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如何完美地传承和发展的问题。

参观结束后，刘淇书记感谢故宫博物院对此次展览的大力支持，并希望故宫博物院能够与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继续合作，把这项工作长期开展下去，让更多的故宫珍品能够走出故宫，服务大众。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欣然应允，表示一定要将这项工作完成好，不辜负刘书记的殷切希望。刘书记提出：在文博会上，博物院展出的其馆藏复制品，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质量之高令人称道，应加强北京这方面的相关工作。牛青山区长当即表示：北京礼物旗舰店就在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的一、二层，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正在研究产品的进一步开发与创作，力图把古代工艺品巧妙的创意和精美的制作工艺在其开发的“北京礼物”中完美呈现出来，用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刘书记很是欣慰，鼓励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馆长陈四光：要利用北京礼物旗舰店的规模优势，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开发旅游纪念品。同时强调：北京要发展旅游业，就是要突出特色，展示最高端的技术成果。最后，刘书记不忘叮嘱杨柳荫书记、牛青山区长和陈四光馆长，一定要做好安全工作，把故宫展品安全送回。陈四光馆长代表珍品馆赠给刘淇书记“北京礼物”――“百福剪纸”，做为此次参观展览的留念，感谢刘书记对珍品馆的关怀与支持，祝刘书记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刘书记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

二、影响巨大――文博界、工艺美术界、收藏界等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此次展览，预定展期为三个月，可从展出实际效果看，出乎主办者预料的火爆。珍品馆五层展厅，面积800余平米，就是这个不大的展厅，平均每天要接待参观“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的观众近600人次，最多的一天为1083人次，截至目前，已有六万余人参观了这个展览。他们当中来自文博界的专家学者，因不愿放过近距离鉴赏研究珍贵文物的机会而流连忘返；有来自全国工艺美术界的行家，希望故宫珍品能够赐予其创作的灵感，使古代艺术品堪称完美的技艺能够运用到现代工艺品的开发上；还有收藏界的资深收藏家和票友，认为故宫珍品展为自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养眼”机会。对提高自身鉴赏水平大有裨益；更多的参观者仅仅是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敬仰与热爱，扶老携幼，来到珍品馆，走进“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

从厦门远道而来的乔老先生兴奋地向珍品馆的工作人员询问着展品的工艺特征，他说，能够如此近距离地欣赏国宝，感受传统文化所带来的震撼，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并直呼不虚此行。

相比较普通参观者，许多有备而来的各界人士更多的则是关注传统工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外交部的老专家们一生走南闯北，阅历丰富。到珍品馆参观这个展览。也是深有感触，纷纷表示：这个展览，再一次地印证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澳籍华人爱德华，陈先生说，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展览，展咱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可那是什么，那是抢来的东西，让人看着很不舒服，非常地不舒服。回到北京。来到这里，有一种看自己家里宝贝的感觉，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血脉情缘吧。

“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带给公众的不仅是传统工艺品的璀璨，更有历史的沧桑。来自浙江台州的冯先生在珍品馆留言簿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看了“故宫历代文物珍品展”后，能加深对自己祖国和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长文明历史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和感悟，领略到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朝康雍时期皇宫内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珍品的风采，虽然120件展品仅是故宫博物院一百八十多万件馆藏珍品中的沧海一粟，但每一展品无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散发着灿烂的艺术魅力，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赏。从参展珍品中，我领悟到：皇权在握，毕竟是一时的欢娱，最终都是过眼云烟，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生在世，就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实现自身的价值。即便当时地位尊贵如皇上，如果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是凭借把玩珍品来排遣心中寂寞，那么想来。即便帝王，心中也是忧郁和空虚的吧。历史的变迁也证明了这一事实，康乾盛世之时，已潜伏着清朝末世的危机，康乾之后，大清帝国便开始衰落，这就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无法否定和挽回。这是我参观这些故宫珍品展之后，在获得陶冶文化艺术情操之外的另一大收益。

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篇10

[摘要]新中国成立到“”开始的17年中，北京在改造旧有博物馆的基础上筹建了一批新型博物馆，从而形成了共和国首都博物馆体系的雏形。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北京的博物馆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失误与曲折，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今后博物馆的发展也有诸多启示意义。

“共和国十七年”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开始之前的17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博物馆获得新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首先从接管、整顿和改造旧有的博物馆开始，以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为重点，于1952年底基本完成；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北京地区逐步创造条件筹建了一批新型博物馆，到1965年底，北京地区已经拥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5座，基本上形成了共和国首都博物馆体系的雏形。

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发展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北京博物馆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误与曲折，从而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尤其是“左”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博物馆应有的工作秩序和正常发展。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状况，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今后博物馆的发展也有诸多启示意义。

一、发展概述

1.接管和改造旧有博物馆

北京第一个正式博物馆，是由著名的教育家、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经过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的热心筹划，于1912年7月在北京国子监旧址筹建的历史博物馆，这也是由国家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国立公共博物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北京地区又相继筹建了交通博物馆（1913）、古物陈列所（1914）、地质矿产陈列所（1916）、天文陈列馆（1933）等博物馆十余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5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的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博物馆代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初创阶段，对于表现古都北京的精神风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时期政局不稳，经济发展落后，人才匮乏，导致博物馆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此外，由于战火的破坏和社会动乱，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地区的博物馆萧条冷落，多数已经难以继续维持，只剩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勉强支撑，博物馆事业已濒临绝境。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9日，北平市文化接管委员会派代表钱俊瑞、陈微明、尹达、王冶秋正式办理接管故宫博物院事宜。3月2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尹达、王冶秋接管北平历史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根据中央文化部提出的博物馆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开始对旧有博物馆进行改造。改造工作以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历史博物馆为重点，确定各博物馆的性质、方针和任务，改革机构，改造原有的陈列内容，整顿文物库房管理，加强群众宣传工作，努力清除旧时代的影响。

（1）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工作

1949年4月，故宫博物院新的业务方针确定为：“要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为工作之目标。”1951年，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和历史经验，调整了院内结构，改变了过去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三馆鼎立的局面。古物馆被分为保管、陈列两部，保管部专司文物藏品的保管，并开始文物的清点和整理工作；陈列部专事陈列展览，先后布置了《清代革命史料》《帝国主义侵华史料》等展览。新设群众工作部，增加了为观众服务的项目。图书馆不变，文献馆改称档案馆，其他有办公处，下设人事、行政、工程、守护四组。

除了调整院内结构，故宫博物院还进行了古建修缮和院容整理。针对当时情况，博物院制定了“着重保护，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古建维修方针，定出了古建修缮的近期计划和长远规划。为了保证古建安全，上世纪50年代还陆续在院内高大的宫殿建筑上安装了避雷针。此外，故宫博物院对紫禁城内外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和整顿，1952年6月开始清运院内各处积存的渣土、垃圾，9月疏浚院内金水河。院容清理工作于1952年底基本结束，共清理垃圾18.3万立方米。

对于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工作是符合新的时代方向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有利于博物馆功能的发挥，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协助国家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2）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改造工作

对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对博物馆陈列的改造。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的陈列看起硌笱蟠蠊郏但内容却是零乱不堪的。1951年，中央文化部确定了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方针，即：“中国通史陈列要以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将中国按年代、事件、人物布置陈列；设立物质文化专题陈列室；陈列中应贯彻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新的陈列方针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零乱不堪如同摆古董摊式的陈列布置，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新的科学的陈列设计，使得文物展品与时代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到1952年底，北京地区基本完成了对旧有博物馆的改造，使旧博物馆在本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博物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筹建新型博物馆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筹建新型博物馆的任务也提上日程。新型博物馆的建设“打破老的建馆程序，采取边筹建边开放的方式，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满足社会对精神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新馆建设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一五计划”时期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执行。通过学习苏联莫斯科地志博物馆的经验，北京市开始筹备建设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计划建成反映北京自然、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面貌的综合性地志博物馆。1954年，筹备处正式成立，限于当时的条件，基本陈列工作从“社会主义建设之部”着手准备。此外，徐悲鸿纪念馆（1954）、北京鲁迅博物馆（1956）、周口店中国猿人展览馆（1953）以及北京天文馆（1957）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在这一时期，博物馆以社会教育作用为主旨，通过各种陈列展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普及科学知识，现实教育的意义大于历史教育。

（2）国庆十周年献礼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在首都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决定在北京兴建军事博物馆，迎接国庆十周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三大馆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各方有效配合，建设任务顺利完成并准时开放。

除了三大馆的建设，国庆节前竣工的博物馆还有北京自然博物馆（1958）、中国地质博物馆（1958）、定陵博物馆（1959）、民族文化宫博物馆（1959）、农业展览馆（1959）。这些博物馆加上稍后建设完成的中国美术馆（1962），不仅完善了北京的博物馆体系，而且也是建国十周年首都改造与建设巨大成就的反映。这些博物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专题性强，藏品丰富，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到1965年底，北京地区共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5座（表一），其中既包括社会科学类博物馆，也包括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既包括综合类博物馆，也包括专题类博物馆；既包括地志类博物馆，也包括全国性博物馆。总之，经过17年的建设，共和国首都的博物馆体系已具雏形。

二、建设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1956年，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切实保护文物对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向广大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在党和政府的支持鼓舞下，博物馆工作者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开展活动，使得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工作呈现出一派繁荣局面。这一期间，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在陈列展览、藏品保管、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发挥社会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1.陈列展览工作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普及知识，教育民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明确博物馆的陈列原则，在丰富多彩的展览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陈列体系，使得陈列展览工作更具科学性。

以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为例，17年间，故宫博物院共举办大小展览116次，基本上形成了“宫廷史迹”和“历代艺术”两大陈列体系，既有相对稳定的固定陈列，也有短期的临时展览和出国展览；中国历史博物馆共举办大小展览52次，其中《中国通史陈列》作为基本陈列，从原始社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为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大量文物展示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代灿烂文化，改变了过去零乱不堪的陈列模式，使得陈列更具科学性，更好地反映历史发展规律。其他博物馆也根据自身特点设置了基本陈列和临时陈列，并且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陈列展览，北京天文馆举办展览23次，军事博物馆举办9次，农业展览馆举办7次，首都博物馆筹备处举办5次等。

2.藏品保管工作

文物的保管与收藏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做好藏品保管工作是为博物馆建设打好基础。这一时期，文物保管工作基本贯彻“妥善保管，提用方便”的方针，把集品和传世品分别登记保管。在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下，博物馆工作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大量价值较高的文物，尤其是革命文物；此外，还对旧有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并对藏品划分了等级标准，完成了一级藏品的科学编目，同时改进了保管方法，健全了保管制度。

以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例，从195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到1961年7月博物馆正式开放，这一阶段藏品的搜集工作围绕着各个时期的陈列缺项及馆藏缺项进行有计划、有目地的征集，并且根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指示，制定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划分文物等级的标准，对藏品进行了绝品、珍品、常品的划分试点工作。1961年7月正式开放以后，首先确定了入馆文物的初步鉴选程序，确立了藏品总账系统登记制度以及藏品编目草卡审批制度，修订了藏品分类排架方法，设立了时期、物名、人名等8套供管理和检索用的卡式目录。这些做法不仅规范了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而且为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他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根据自身特点对藏品的保管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科W研究工作

学术研究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共和国十七年问，北京各博物馆在整理文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以鲁迅博物馆为例，1958年编辑出版了《鲁迅手稿和藏书目录》三册，从1959年起，又陆续编辑出版了四编《鲁迅先生手稿选集》，1960年整理出版了鲁迅遗编《俟堂专文杂集》，1962年又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鲁迅收藏的中国现代木刻选集》。这一时期，其他博物馆，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也取得了一定的科学研究成果。

4.群众工作

博物馆的群众工作是博物馆实现其教育职能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博物馆与群众联系的纽带。17年间，北京各博物馆相继成立群众工作部，培养和组织了专业的讲解队伍，认真做好群众参观接待和宣讲工作，并且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以故宫博物院为例，1951年群众工作部成立后不久便组织起了一支30多人的知识青年队伍，并将他们培养为共和国的第一批博物馆讲解员。为了更好地做好参观接待工作，博物院降低了票价，并在辅导参观的导游图之外，于开放路线醒目处设置全院或分院参观路线图，从而将故宫复杂的庭院和陈列室清晰地呈现于观众面前。从1958年到1961年，群工部举办了故宫宫殿与文物图片流动展览，工作者深入郊区和外省工地、农村，有时还会背上幻灯深入偏远地区的矿山、部队进行放映、宣传。这些活动普及了知识，教育了群众，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其他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工作。

共和国十七年问，北京博物馆的工作者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在陈列展览、藏品保管、科学研究以及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北京博物馆工作的繁荣，也为全国博物馆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为日后博物馆，尤其是新时期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存在的问题

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建设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问题，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1.“左”的错误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195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实现，以及“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党内“左”的思想也在滋生，政治上出现“反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掀起了“”和化运动，忽视客观发展规律，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冒进情绪逐渐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事业的北京博物馆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1）指导思想出现偏差

“左”的错误使得个别博物馆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主要表现为忽视博物馆自身应有的特点，造成同类博物馆之间陈列的雷同。以故宫博物院为例，共和国十七年间，故宫博物院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将其建设成为历代艺术乃至古今中外艺术史性质的博物馆，而忽视了其作为明清皇宫的基本特点，在陈列展览方面突出艺术陈列，而在藏品保管方面，宫廷文物不受重视，有些甚至被处理掉了。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长时期影响着故宫博物院的发展。

（2）政治挂帅，突出红线

“政治挂帅，突出红线”是1959年9月22日中央书记处第159次会议上讨论博物馆的展品陈列原则和开放问题时提出的。这一指导方针过分强调博物馆工作要服务中心任务，从而影响了博物馆应有的工作秩序和正常发展。

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例，《中国通史陈列》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在处理某些历史问题时有些不够实事求是，特别是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另外，盲目地追求教科书的章节，勉强去表现那些不大适合用文物等形象资料表现的历史内容，如比较抽象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过多地使用图表、书照、美术作品、文字说明等辅助展品，这不利于博物馆语言的发挥，从而影响了陈列效果。中国革命博物馆基本上是以思想为主线，以党内斗争为核心，以党的自身发展为基本内容的革命史陈列，这与一部全面的、完整的、科学的革命史陈列相差很远。

（3）“反右运动”的干扰

1957年的反斗争扩大化使北京博物馆工作也受到干扰，许多业务骨干被错划为“”分子，下放到偏远的农场劳动，这使得博物馆的许多正常工作因缺少业务人员而无法展开，严重影响了博物馆的正常发展。

2.建设主体单一化

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完全是由政府（或总政治部）高额资金投入建设的，投资主体单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由政府大规模集中投入建设，北京博物馆“无论在建筑、设备实施的标准，还是专业人员的配备方面都是处于高起点起步的”，这对于博物馆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建设主体的单一化使得北京博物馆在类型上不够丰富，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比较单一，缺少特色；陈列内容政治色彩偏重，离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较定的科研成果，但总体而言科学研究工作还很不到位，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博物馆工作片面强调宣传、教育，对科学研究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科研力量比较薄弱，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专业人才匮乏，加之“反右运动”的干扰，许多业务骨干被错划为“”分子，从而使得相关的科研工作无法展开。

4.缺少国际交流与合作

这一时期共和国的外交局面尚未完全打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也陷入恶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建设“更多的是向苏联学习和借鉴东欧部分国家的经验”，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流很少，缺少充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该说，博物馆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从交流与合作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改进自身的工作。由于这一时期缺少国际交流与合作，北京博物馆的工作模式与国际标准化、专业化的博物馆工作模式存在较大差距。

这些问题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也是应当记取的教训。

四、对今后博物馆工作的启示

共和国十七年间，北京博物馆建设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出现过失误与曲折，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研究共和国十七年北京博物馆的发展对于今后博物馆建设也有诸多启示意义。

首先，博物馆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在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根据博物馆民众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尽量避免其他人为因素或是政治因素的干扰，保持博物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独立发展。

其次，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质的公共事业机构，由国家主导建设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国家主导建设的同时也应该鼓励支持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建设，如高校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企业博物馆等。由国家主导建设，多种类型的博物馆共同发展才能使博物馆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各项功能，满足观众的不同需求。

再次，加强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方面需要博物馆工作者从认知角度提高对博物馆科研工作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需要重视对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培养，加强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科研力量。科研人员要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宝贵资源，使博物馆真正能够为科学研究服务。

最后，发展博物馆工作，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要勇敢走出去，在国外举办各项文化展览，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要积极请进来，在国内举办国际著名博物馆藏品展，让国人了解世界，开阔眼界。此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工作经验和办馆理念，开展文物科技保护和培训专业人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点创新工作模式，提高办馆水平，打造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