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教案十篇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1

知识目标

1．积累“磬、攒、鳌头、琉璃、藻井、蟠龙、中轴线、金銮殿”等词语，掌握它们的读音和词义。

2．了解祖国传统的建筑艺术，了解故宫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和伟大成就。

3．了解方位词在按照空间顺序说明事物时的重要作用。

能力目标

1．整体把握文意，理清文章的说明顺序，学习按照空间顺序说明复杂事物的写作思路。

2．体会本文重点突出，有详有略地说明事物的写法，学以致用，初步学写说明文。

德育目标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艺术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学习它，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他们进一步发扬民族的创造精神，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学习。

教学重点

1．理清本文的说明顺序，探究作者的说明技巧。

2．以太和殿为例，体会本文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写作特色。

教学难点

揣摩语言，理解太和殿里作者描绘多姿多彩的龙的用意。

教学方法

讨论法和点拨法相结合。教师设计相关问题指导学生阅读，提醒学生注意方位词的运用。在教师的点拨下，学生理清课文说明顺序当不成问题。

图示法。删繁就简，一张醒目的方位示意图便浓缩了全文的说明内容。

延伸拓展法。标新立异，转换立足点口头介绍故宫，内化课文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具准备

多媒体、故宫挂图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教学要点］

朗读课文，整体感知文意；划分结构层次，理清文章的说明顺序；重点研讨太和殿相关段落，理清文章局部思路，体会文章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写作特色；说话训练，采用与本文不同的顺序口头介绍故宫，训练学生按一定顺序介绍建筑物的能力。

［教学步骤］

一、导语设计

设计（一）

多媒体显示“故宫”全景录像

故宫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是中国数千年宫殿建筑艺术的总结性杰作，让我们随着作者去参观故宫，去感受故宫的宏大壮丽和精美绝伦吧！

设计（二）

故宫，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艺术的瑰宝，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让我们顺着作者的指引去参观故宫博物院，去见识它那宏大壮丽的规模与层次井然的布局。

二、检查预习，组织学生以“我所知道的故宫”为话题进行交流，营造学习氛围

1．学生展示课前收集的有关故宫的图片和资料。图片交由教师利用实物投影仪展示给全体同学，资料由各位同学朗读或用自己的话介绍。学生提供的资料可能包括故宫的修建经过、规模、作用、地位和与故宫有关的重大史实，介绍这些资料，有助于学生熟悉说明对象，为理解课文作准备。

2．请游览过故宫的同学谈谈见闻和感受，也可展示拍摄的照片，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和求知欲。

三、朗读课文，整体感知文意

1．教师播放示范朗读磁带或教师配乐朗读课文，学生听读，初步感知文意。

教师提示需要掌握的词语（多媒体显示）：

（3）玲珑：精巧细致。

湛蓝：深蓝。

布局：全面安排。

肃穆：严肃而恭敬。

幽雅：幽静而雅致。

悠扬：形容声音时高时低，和谐动听。

井然有序：形容整齐的样子。

造句略。

2．学生大声读课文两遍，给每个自然段加上序号，注意方位词语的运用。

3．教师要求学生画出参观故宫的路线图，同桌之间讨论、交流。

4．选三位同学口述参观故宫的路线，其余同学补充。

明确：天安门端门午门汉白玉石桥太和门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小广场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顺贞门神武门

四、理清文章的说明顺序

1．明确空间顺序。

（1）师生一同回顾关于说明文的说明顺序的知识。

多媒体显示：

常见的说明顺序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说明的时间顺序和记叙的时间顺序相似。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宜采用时间顺序。

空间顺序要特别注意弄清空间的位置，注意事物的表里、大小、上下、前后、左右、东南西北等的位置和方向。写建筑物的结构，离开空间顺序难以让读者看明白。

逻辑顺序，常以推理过程来表现。说明事理用逻辑顺序便于体现事理的内部联系。

（2）提问：本文采用了哪一种说明顺序？

明确：本文是按照空间顺序说明介绍故宫的，大体上按照游览参观路线沿中轴线由南向北逐次介绍的。

（3）学生默读课文，按文章的说明顺序填写下面的故宫示意图。

教师总结：本文在安排说明顺序时着眼于纵贯紫禁城的中轴线，由南到北，逐次介绍建筑物。作者沿着参观路线，以天安门为起点，穿端门，进午门，过汉白玉石桥，来到前三殿。依次介绍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略提东西两侧的文华殿、武英殿。三大殿和文华殿、武英殿合称为“前朝”。然后继续向北，简单介绍了位于中轴线上的“内廷”建筑：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以及御花园。最后出顺贞门到神武门而离开故宫，这样写井然有序，条理分明。

2．理清文章的结构层次，理解课文总说、分说相结合的特点。

学生思考，明确：第1、2段是总说，概括介绍故宫的位置、历史、在古建筑中的地位、总体布局和艺术风格。中间（3～15）是分说。根据故宫的特点，以保和殿后面的小广场为界把故宫分为前朝和内廷两部分分别加以说明。前朝主要介绍“前三殿”，先介绍殿前建筑（4），然后依次介绍太和殿（5～8）、中和殿（9）、保和殿（10）。内廷主要介绍“后三宫”，分乾清宫（12）、交泰殿、坤宁宫（13），接着总结介绍后三宫的彩画图案（14）和御花园（15）。最后一段对故宫作总的概括，再次强调其艺术特点。借登临景山俯瞰故宫全景，对上文的具体分说作综合总括，再次突出这个建筑群布局的和谐统一，使读者获得明确、完整的印象。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板书：

五、重点分析课文5～8段，体会课文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写作特色

多媒体显示太和殿内景。

1．学生齐读5～8段。

2．学生精读5～8段，思考：

（1）作者介绍了太和殿哪些方面的情况？采用了什么样的说明顺序？

（2）作者为什么把太和殿作为解说的重点？

（3）揣摩文中写“龙”的句子，探究作者这样写的原因。

同桌之间交流，选六位同学回答。

明确：（1）对太和殿，先写使三大殿成为统一整体的台基——台基修建得很高（三层台基高七米），并且设施奇巧（排水管道是一千多个圆雕龙头），这就暗示和渲染了三大殿地位之尊崇；再写太和殿外观气势雄伟（是故宫最大的殿堂），色彩壮丽（金黄色的琉璃瓦重檐屋顶，装饰着青蓝点金和贴金彩画的斗拱、额枋、梁柱，红色大圆柱，金琐窗，朱漆门），内部装饰的庄严富丽（金銮宝座、雕龙屏、金柱、藻井、额枋等上面都装饰着多姿多态的龙）；最后从它的位置和功用上（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说明它在设计方面的象征意义——过去封建皇帝凭借雄伟的建筑显示威严。使用的说明顺序是由外到内、总说和分说相结合。

（2）因为太和殿是“前朝”以至整个故宫的重点建筑物，是封建皇帝行使统治权力和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另外它在整个建筑群中最具代表性。所以文章把太和殿作为介绍的重点。

（3）文中写龙的句子有：“仰望殿顶，中央藻井有一条巨大的雕金蟠龙。从龙口里垂下一颗银白色大圆珠，周围环绕着六颗小珠，龙头、宝珠正对着下面的宝座。梁枋间彩画绚丽，有双龙戏珠、单龙翔舞，有行龙、升龙、降龙，多态多姿，龙身周围还衬托着流云火焰。”

写龙，大概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说明对象的特征决定的，故宫曾是封建统治的中心，它的建筑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二是龙有象征意义，历朝历代的皇帝把自己神化为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把龙作为自己的化身，龙是皇权的象征。

教师总结：说明文在以空间顺序说明事物时，要抓住重点，详略分明，这样才能突出说明事物的特征。同学们在今后的写作实践中，要学习作者这种重点突出，有详有略的写作特色。平均使用笔力，只能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六、说话训练

要求学生采用与本文不同的顺序口头介绍故宫。

多媒体显示故宫博物院全景图。

教师提示：可以试着以神武门为出发点，沿中轴线前行到午门，介绍沿途的建筑；可以以三大殿为中心分别介绍三大殿前后的建筑；可以以保和殿北面的长方形小广场为中心分别介绍广场以南的建筑——前朝和广场以北乾清门以内的建筑——内廷；可以按不同的功用将故宫里的建筑分成几组逐次介绍。

选四位同学口头介绍，其余同学评价。

七、课堂小结

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值得介绍的东西很多很多（九千多间房屋，九十多万件藏品，九百多万件档案材料），如果全部说明，难免太多太杂，中心不突出。作者抓住中轴线，采用空间说明顺序，运用总——分——总的写法，突出重点，详略分明，使读者对路线、方位、各组建筑物的特点与联系，清晰明了，使文章条理十分清楚。说明对象“故宫博物院”给我们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印象。

八、布置作业

阅读下面这段话，指出其说明顺序，并画出说明这种顺序的有关词语。

陵墓的入口位于最南端，标志是一座三间三楼的石牌坊。在明间的檐下，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横匾一方。石坊北就是通往陵门的缓长坡道，汽车可循此直达陵门之前。墓道北端有一倾斜台地，东、西两侧各建面阔三间的硬山卷棚小屋一片，为过去守陵卫士的驻所。正面建陵门，高十五米，宽二十四米，深八米，蓝玻璃单檐歇山顶。屋身用花岗石砌成无梁殿式样，正中拱门楣上镌刻着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几个金光大字。

（提示：采用空间顺序介绍陵墓，由南向北，依次介绍了石牌坊、墓道、卷棚小屋、陵门）

板书设计

活动与探究

一、写作活动设计

1．按照空间顺序向别人介绍你们的学校，要求重点突出，总说分说结合。

2．选择你所在的城市中最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物，向别人介绍。

3．从你家到学校有几条路，最近的路该如何走？请向同学们介绍，欢迎他们到你家做客。

4．投影显示颐和园游览示意图：

佛香阁是园内的建筑中心，登上佛香阁，放眼远望，你会看到哪些景物，请按照空间顺序作一简明的介绍。

二、收集故宫相关的图片、资料，力求全面详细地了解故宫，以“故宫”为话题，组织一次读书交流会。（图书馆、网络皆可，可以借助多种渠道搜集）

三、开放性探究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回答问题。

在天安门右前方，巍然耸立着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厦，这就是人民大会堂。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在这里共商国策。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是首都最宏伟的建筑之一，建筑面积达171800平方米，体积有1596900立方米。一条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把巍峨的大会堂的轮廓从蔚蓝的天空中勾画出来。那壮丽的柱廊，淡雅的色调，以及四周层次繁多的建筑立面，组成了一幅庄严绚丽的画图。

我们在建筑师的陪同下，从天安门广场往西走，参观人民大会堂。老远就看见镶嵌在正门顶上的国徽的闪闪金光。踏上一层楼高的花岗石大台阶，迎面是12根浅灰色的大理石柱。门柱有25米高，柱身要4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柱距采用我国柱廊的传统样式，明间宽，紧邻的两个次间较窄，再往两旁，各4个次间又较窄。这样高大而有力的柱廊，是建筑师们吸收了中外古今门柱造型的优点创造出来的。

迈进金黄色大铜门，穿过宽阔的风门厅和衣帽亭，就到了大会堂建筑的枢纽部分——中央大厅。建筑师站在这里，指着四周向我们介绍了整个建筑的布局：朝西直入万人大礼堂；往北通宴会厅；向南穿过长长的廊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公大楼。整个建筑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

1．用自己的话说说第一自然段交待了哪些内容。

2．第二段画线句子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其作用是什么？

3．第四自然段哪些词语表明了空间方位的转移？

4．文章介绍了万人大礼堂，采用了什么说明方法？采用什么样的说明顺序？

参考答案：

1．交待了大会堂的位置、气势以及在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2．描写，突出了大会堂雄伟庄严、气势宏大的特点。

3．迈进、穿过、到

4．列数字空间顺序

备课资料

一、课文补遗

1．故宫简介

紫禁城是中国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朝皇宫。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俗称故宫。

故宫始建于明永乐15年（1417），3年后建成，1421年明代正式从南京迁都北京。至今故宫有近600年历史。

故宫坐落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它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8公里，皇家禁苑部分约占1/3。整个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展开，天安门为其序幕，外朝三大殿形成高潮，景山为其终曲。整体建筑主从分明，跌宕起伏，前呼后应，左右对称，由此形成了宫廷区乃至整个北京城的宏伟气魄和井然秩序。仅在宫廷区范围内，共有殿堂馆舍号称9999间半（现存8000余间），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占地72万平方米。为了建造这座巨大的“城中之城”，明王朝倾全国人力物力，征调能工巧匠10万余名，民夫逾百万，所用建筑材料采自全国各地，真可谓“量中华之物力，给人间之仙阙”，堪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之最。

故宫平面为长方形，其四周由高10米、长约3.4公里的宫廷围括，墙四隅各设造型别致的角楼一座。宫墙四面分别建有宫门，南为午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墙外环绕护城河，河宽52米，长3.8公里，河水清幽，终年不断。

故宫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作，其布局分外朝、内廷两部分。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主体，左右衔连文华、武英两殿。三大殿以北为内廷，内廷又分中、东、西三路，中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其后是御花园；中路两侧为东、西六宫。东六宫向南是奉先殿、斋宫、南三所，西六宫向南为养心殿。内廷的东有宁寿全宫，西有慈宁、寿安储宫。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古礼所谓“前朝后寝”的格局。前朝为“大内正衙”，后寝即所谓“三宫六院”。

如此恢宏浩繁的建筑群，所以未给人杂乱纷繁、局促拥塞之感，主要因为突出了一条极为明显的中轴线和重点突出、简繁得体的建筑手法。建筑群以太和殿为重中之重，它巍然坐落于前朝的中心位置。这里是皇家政治活动的中心，皇帝继位、大婚、朝会、殿试及命将出征均在此举行，所以它的体量最大，等级最高，充分体现了皇权第一的思想。同在中轴线上的内廷主体建筑如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虽然也是帝、后经常活动和处理政务的主要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实用性甚至超过外朝三大殿，但它们毕竟不是重大活动的中心，所以它们的建筑规模、体量和豪华程度明显逊于太和殿，表现出严格的“内外有别”。再以各殿飞檐的垂脊兽为例，太和殿设置10尊，乾清宫设置9尊，交泰殿设置7尊；而中轴线两侧的东西六宫各主要大殿仅设置5尊。由此不难看出，紫禁城内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等级关系，即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这里被明白无误的建筑形式完整地体现出来了。等级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皇权赖以维系的基础，这其中政治与礼制的内涵，被我们聪明的古代匠人以简洁明快的物质架构昭示于世人。

故宫以其完美的古代建筑艺术，丰富的文化艺术藏品和厚重的人文精神内涵，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

2．故宫主要建筑物简介

前朝

是故宫建筑物的重中之重。对旅游者来说，大体包括从天安门至保和殿一组完整的建筑群，即故宫中轴线建筑的前半部；严格意义上的前朝，应从太和门算起，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文华、武英二殿为两翼。前朝是宫廷举行典礼、朝贺、筵宴的地方，故建筑物以高大、宏阔、豪华为特征，以表现皇家宫殿的至尊至贵以及皇权统治的绝对权威。

太和殿

殿内陈设如当年帝、后临朝状。6根蟠龙金漆柱中央为高约2米的地平台，上设明代金漆雕龙宝座，座后为髹金屏风。殿内金碧辉煌，庄严华贵。明清两代曾有24个皇帝在此登基，宣布“即位诏书”，接受群臣朝贺。

内廷

泛指乾清门以北，延至东西六宫。主要建筑物为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它们是内廷最高等级的建筑群，也是帝、后频繁活动的中心，许多军国大事在这里决断，许多惊世骇俗的事件在这里发生，至今仍有许多文物保存在宫中，见物思古，能给人以无限的幽思与联想。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2

 

 

2015年，故宫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合作编制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面世并征询意见。《规划》的保护对象为故宫及其产权归属单位，包括紫禁城、端门、大高玄殿、皇史宬和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共5处明清皇家建筑群，总占地面积为106公顷。规划范围与故宫的世界文化遗产缓冲区，即故宫周边区域等同，预计于2025年实现目标。

故宫以1500万人次的年接待观众数量，位居世界所有博物馆和世界文化遗产之首。自2015年6月13日起，故宫试行每日限流8万人与实名制售票。

2016年8月22日，故宫在京宣布养心殿研究性修复项目科研课题全面启动。养心殿研究性修复项目是中国首个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综合研究性修复项目，故宫博物院将以此项目为契机，通过机制创新，建立文化遗产修复的科学规范，在国内创立文物修复与保护的典范。

博物作用

故宫博物院的创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是对复辟势力的一次致命打击;其二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10日举行故宫博物院成立典礼。

博物馆是以文化教育为目的，收藏、研究、展示和保存实物的机构。将作为君主法统象征和仅供皇帝观赏享用的珍贵文物，变为全民族的共有财富。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就制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博物馆的法律，后来又颁布了《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这两份文件在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博物院已由草创走向成熟，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

遗产价值

1987年，北京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组织对故宫的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故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使人们对故宫古建筑价值的认识有了深化。故宫所代表的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化，而且有着宫廷文化的外壳，同时它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文化，经过了长时期的历史筛选和积累，当然不能简单用“封建落后”来概括。故宫和博物院不是毫不相干或对立的，而是有机的统一，相得益彰。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可看到，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并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精神是文化的多样性，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人们努力挖掘和认识故宫具有的突出的和普世的价值。

“文化遗产”观念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的“文物”观念的局限性，强化着遗产的环境意识、共享意识，以及全社会都必须承担管理和保护的理念，促使人们从“大故宫”的观念来看待故宫保护。这在故宫保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仅要保护故宫本身，还要保护它的环境。

过去只重视对故宫本身的保护，后来认识到与皇宫连在一起的护城河也是皇宫的当然组成部分，必须治理，于是就有了20世纪90年资6亿元人民币、费时三年的护城河治理，改变了长期存在的脏、乱、差面貌。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要求，在文化遗产地的周边必须划定“缓冲区”，以保护其周边原有的历史风貌和环境。200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通过的《北京文件》，对中国遗产保护的政策和原则给予很高评价，对故宫等世界遗产地的修缮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遗产及其特色的保护方式的尊重。

学术价值

故宫学是故宫博物院于2003年提出的，它是以北京故宫及其丰富收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故宫学研究主要包括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六个方面，有着丰富深邃的学科内涵。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故宫学的提出并确立将使其研究进入自觉阶段，从整体上提高故宫学研究的水平。

从故宫学的视野看待故宫，不仅认识到故宫古建筑、宫廷文物珍藏的重要价值，而且看到宫廷历史遗存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在此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这一认识是故宫学得以产生的重要依据，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3

而这项举措要啃的最硬的一块骨头，当数那些占用故宫古建筑多年的“其他单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故宫的一些古建筑和文化环境不断被外单位占用，最多时，在故宫办公的外单位达到13 个，故宫的完整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近十年来，通过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故宫自身的不懈努力，御史衙门、大高玄殿、端门等建筑陆续收归故宫管理，“收复”工作初见成效。

眼下，收复被外单位占用的建筑――这项被视为“史无前例”的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故宫何时复归它本来的面貌，我们拭目以待。

・故宫扩容：76%从哪儿来？

4月5日，清明节假期后的第一天，故宫里的游人三三两两。但对于故宫来说，一年一度的“两针一峰”已近在眼前：“两针”，是指“五一”和“十一”两个假期；“一峰”指的是每年暑假的旅游高峰。去年仅10月2日一天，故宫游客便达14万多人次，为历史单日最高；而在7月中旬到8月下旬，故宫日接待游客为10万人次左右。

“五一”开始的新变化

对于游客来说，最快在今年“五一”就能看到故宫的新变化：曾经挤满了各种商店和展览的端门广场已经经过改造。此后，故宫的售票、检票点将从午门前移至端门，端门50间西朝房全部改建为售票处、观众咨询中心等服务设施。届时，高峰期人们在午门售票处排长龙的景象或将得到大大改观。

过去作为文物库房的午门两侧雁翅楼，所保管的39万件文物已经移交国家博物馆，修缮后将被建成一个近3000平方米的大型展厅，与文华殿陶瓷馆、武英殿书画馆一起，构成故宫博物院“金三角”展览区。故宫文物的展览功能被大大强化，弥补了过去人们游故宫“只见古建筑，不见藏品”的遗憾。

今年“五一”前后，包括皇极殿在内的宫殿将再次对外开放。慈宁宫、慈宁花园和寿康宫等也列上对外开放的日程。而此前，这些地区或为办公用房，或为地面文物库房。

近年来，参观故宫的人数持续增长。1949年，故宫一年接待了100万观众；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700万；2011年，这个数字更是突破了1400多万。每年持续增长的游客对于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博物馆的管理都带来了挑战。对此，故宫曾经提出“限流”的办法。但单霁翔认为，故宫参观人数在绝对数字上的增长是长期的趋势，是限制不住的，还是要通过错峰参观、扩大开放面积来解决。

“根据《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故宫开放面积由2002年的30%增加到了目前的45.79%，面积达到33公顷。经过不懈努力，全部规划完成后，故宫博物院对公众开放的面积大约占全部面积的76%。”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游客”

走在故宫里能真切感受到，故宫有两道墙：一道是的灰色城墙，又称“紫禁城城墙”。“灰墙”四四方方，四角有角楼，南有午门，北有神武门，东西分别有东华门、西华门。

灰墙内便是高约8米的故宫红墙。红墙并不像灰墙那样直来直去，而是围绕不同的建筑群，形成“院落”和“胡同”。红墙内的面积大约占故宫整体面积的2/3。

而在灰墙内、红墙外的地带，有不少是故宫里的“城中村”。记者看到，不少院落挂着锁，透过贴着封条的门缝，可以看到里面的破落景象。始于2002年的故宫大修，首先把重心放在中轴线周边的开放区域上，一些非开放区域则年久失修。

单霁翔此番提出的“把开放面积提高到76%”，增加的这31%的面积，很多都来自红墙外、灰墙内的一些非开放区域。

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扩大开放面积将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通过修缮使更多的文物建筑保持健康状态，实现对公众开放。

然后通过调整展览布局，合理扩大开放空间。比如修缮后的慈宁宫、寿康宫都将设立与其风貌相符的展厅，与南部的武英殿等展厅共同组成西部开放区，吸引更多的观众从中轴线分流过来。

同时，将收回故宫进行管理的文物建筑，经过修缮后科学合理地利用，增大故宫开放空间。如被修缮成为大型展厅的午门雁翅楼，以及紫禁城北侧的大高玄殿，经过科学规划也会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公众开放。

还有就是调整办公科研用房，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游客。到2016年，将红墙以内目前存在的办公设施、科研设施、服务设施等迁出，实现“红墙内无办公区”，把红墙以内整体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展览、接待服务、观众参观的空间。

然而，自家的办公场所好搬，有些占着故宫古建筑的外单位却很难“送出门”。

・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故宫

过去几十年，故宫里的古建筑曾一度被外单位占用。“长期以来，故宫被外单位不断蚕食，今天这一组房子占了，明天那一个单位进来了，几十年就这么过来，最多的时候，有13个比较大的单位在故宫办公。现在，这些单位慢慢地都被请出去了，而且故宫开始收回院外一些属于故宫产权的地方，比如御史衙门、大高玄殿、端门，使得发展空间大大拓展。”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把外单位请出去

收复历史上被长期占用的古建筑群，被认为是近10年来故宫博物院所做的史无前例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端门地区之前所属混乱，存在诸多胡乱收费、档次不高的展览与商户，影响了故宫的形象。

按照文化部确定的“端门在2011年‘五一’前划转给故宫博物院”的指示精神，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与国家博物馆党委书记黄振春，分别代表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于2011年4月29日正式签署了端门划转协议书。

“我们十分珍惜此次端门地区的归属调整，端门地区的使用将坚持公益性，坚持为观众服务。”单霁翔表示，“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它的正门就此大大地往前推进，午门和端门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广场，使得观众在进入到紫禁城之前能够享受到很好的服务，比如改善购票环境，为观众提供饮水、咨询、轮椅等公共服务，使参观变成更为愉快的过程。”

大高玄殿位于故宫紫禁城的城墙外、筒子河外的北部地区，也已划归故宫博物院进行管理，如今正在进行抢救性的修缮，经过科学规划也会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公众开放。同时，在它附近的内务府御史衙门也同样回到了故宫的管理范围。

单霁翔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无论是御史衙门、大高玄殿，还是端门、皇史（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又称表章库，位于北京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在明清时期都是紫禁城的一部分，和皇家宫殿建筑群浑为一体，密不可分。几任故宫院领导都恪尽职守，遵循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力求还原紫禁城原貌，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从御史衙门，到大高玄殿，再到端门及两侧朝房，一座座文物建筑得以回归，紫禁城更加壮美。”

拆不掉的“屏风楼”

4月5日，记者经过两道岗亭，来到位于故宫西南角的“非开放区”。从紫禁城城墙西南角楼向东、北两个方向延伸，就是眼下故宫被外单位占据最严重的地方。

到了这里，便出现与故宫景区内截然不同的景象。紧靠南城墙的一个偌大的院子里，停满了大客车。还有“训练基地”、篮球场等健身场所。

此外，西华门两侧，紧贴西城墙，有五栋高楼。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副会长晋宏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些楼俗称“屏风楼”，建于1975年，高度超过16米。屏风楼建造时，拆除了西华门两侧城墙的马道，对古建筑造成了破坏。

据说，当年建这些楼是为了挡住中南海的游泳池，因此才称“屏风楼”。记者在屏风楼前看到，这些楼在西华门两侧延伸很长，但进深却很小。“并不好使，就相当于个围墙。”晋宏逵说。

如今，西华门“屏风楼”最北侧的3栋里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西华门两侧的2栋“屏风楼”及西南角则是某部队驻军。“西华门附近是被外单位占用最严重的。现在故宫里占用的外单位，主要就是部队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他的基本都搬出去了。”晋宏逵说。

他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占用，说来话长。故宫博物院初成立时有三个馆：古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当时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不是很浓，图书馆的大量宫廷藏书，都给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后来，档案馆干脆也不管了，给了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接了一段时间一看忒麻烦，又交回故宫，如此反复。”

记者查阅故宫年鉴得知，1955年12月26日，故宫博物院院属档案馆移交国家档案局领导；1967年7月8日，明清档案馆从国家档案局回归故宫博物院；1980年3月28日，故宫博物院与国家档案局签订协议，从当年4月1日起，明清档案部划归国家档案局。

晋宏逵告诉记者，“这次移交把皇史也交由国家档案部门管理。明清宫廷档案，是属于故宫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当时把它交出去的决定，按现在完整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来看是个错误。”

晋宏逵说，早在2002年故宫大修启动以后，国家已经批准第一历史档案馆择址新建。“2003年，国家发改委就批复了档案馆迁建工程立项，要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迁出后，旧馆应拆除，尽快恢复明清故宫历史原貌’。”晋宏逵认为，五栋“屏风楼”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故宫的形象和建筑格局。但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尚未择好新址。

除了第一历史档案馆，西华门附近还有某部队的驻军。“每天数十辆大车从西华门出入，对文物的影响太大了。”晋宏逵说。

记者了解得知，目前西华门不对游客开放，游客不可以从此出入。

晋宏逵指出，“我们2003年做的规划中，将现在位于文渊阁附近的消防队迁至西南角，这样消防队方便从西华门出入，也方便在故宫宫墙内交通。但这个方案是以部队搬迁为前提的，这有待中央有关部门下决心。”

“把故宫完整地传承下去”

去年12月，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郑欣淼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故宫完整地传承下去。解放后，一些原属于故宫的单位被划了出去，景山划给北京市，太庙划给北京市总工会更名劳动人民文化宫。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完整的故宫体系中的一员。

晋宏逵也坦言，这么多年，随着时代的变化，划出去的单位有的已经永远不可能收回来，“不能向皇家的管理范围去看齐。完整保护的概念，应该不是说是把地盘都收回来，而是应该将其视作一个文化整体，来加以保护的概念。景山、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管理机构，也都是中国紫禁城学会的会员单位，我们也会一起商量如何更好地做好文物保护。”

记者了解到，目前，故宫博物院正在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制定《故宫保护总体规划》，预计2014年完成。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是在《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的基础上编制的，将对故宫博物院大约106公顷范围内的人、地、房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合理确定每一平方米用地的性质、每一平方米建筑的合理利用问题。

同时，为了在《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有序开展各项保护工作，故宫周边环境的整治和控制措施也将纳入整体规划来进行统一考虑。单霁翔认为，“故宫周围的环境，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缓冲区’也能够得到法律方面的支持。”

・红墙内外总动员

相对于外单位，故宫自己的搬迁工作相对容易得多，其关键在于红墙内外的整体协调、办公区的设置和古今库房的安置。

办公区迁到哪儿

“现在红墙以内的办公区，占地较大的是故宫的文保科技部以及实验室等。文保科技部，原来叫修复厂，职能是修复故宫院藏文物。现在的工作地点主要在慈宁宫东侧和大佛堂后面的几座殿宇。还有在延禧宫里进行一些文物的检测。延禧宫是东六宫之一，道光年间失火。宣统时在院子里建了钢结构的灵沼轩，俗称‘水晶宫’；民国时又添建了库房。由于这里的建筑都是钢，混凝土结构，所以在这里设置了实验室，按当时的条件，是比较适合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副会长晋宏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要视情况将文保科技部择新址迁出红墙外。

2002年，故宫启动大修，晋宏逵是组织实施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扩大开放面积是故宫大修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初我们制订《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时，以下两条是作为规划对策写入大纲的：限定故宫保护管理机构规模，清理、腾迁不合理利用的文物建筑，妥善安排腾迁部门。以拓展开放、促进保护的对策，扩大开放总体规模、实施分片轮展等方式，促进文物建筑日常维护工作，有效改善文物建筑的延续性。”

谈到将办公场所迁出红墙，晋宏逵认为，这个措施的着眼点，首先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这些古建筑，同时也是更好地发挥博物院的功能。

那么，办公区迁出红墙后去哪里安置？

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故宫调整办公科研用房，是通过建设好西河沿文物科技保护用房和海淀区上庄综合业务基地，将红墙内的办公科研场所全部迁出；将行政库房、花房和院内所堆积的大量建筑材料等迁出紫禁城，净化故宫博物院内的环境和消除隐患。这样做“一举两得”，不仅可以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观众，而且还可以将西河沿文物科技保护用房建设成为文物科技保护长廊，向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适当开放。

西河沿文物科技保护用房位于故宫最西侧，红墙以外，灰墙以内，紧贴内金水河北段。4月5日，记者在其建设基地看到，空地上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木材砖瓦标明了材质、用途，分别堆放。据悉，这项工程得到了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批准，已经完成了考古勘探，目前正在准备实施。

办公科研用房的另一去处――位于海淀区上庄西玉河的故宫综合业务基地，将建设现代化的库房和5万平方米的园林。单霁翔表示，希望故宫里面现有的7栋花房和植物养殖空间，能够转移到更贴近自然的环境下养育。同时，目前故宫院内堆积的一些建筑构件，比如大型的木材、砖瓦，能够搬离故宫，使故宫环境更为整洁，同时有计划地对传统建筑进行修复。

红墙外也会合理规整并开放

作为一座建立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的综合性博物馆，故宫红墙内未开放的区域，大量是被用作库房。

“清代时，紫禁城的库房就很多，皇室收上来的诸如皮毛、丝绸、茶叶、白银等物资，每种都需要有库房。这些库房，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就已经整理了许多。现在随着大修的开展，又有许多腾出来变成展览空间了，比如体仁阁和弘义阁。但库房是不可能完全腾出故宫的，这是故宫保护的需要。”晋宏逵说。

将来，故宫的开放可能呈现多种开放方式：首先是大面积对公众开放，就像如今的“三大殿”一样。还有一种，可能叫“标示性开放”。“比如，东六宫身后的北五所，清代的大部分时期就是库房，如今仍旧延续其库房功能。我们可能在门口立一个牌子，告诉观众这里是干什么的，观众就不见得要进去了。”晋宏逵说。

另一种开放方式，是“限制性开放”。比如养心殿的西暖阁“三希堂”，面积只有8平米，不能容纳大量人群。雨花阁、倦勤斋等，也不可能大规模对外开放。将来，这些地方，可以通过数字手段游览。还有一些地点会限制开放时间、参观对象、开放方式。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4

文史参考：请详细谈谈故宫即将开放的区域都包括哪些？这些地方原来的用途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地方被占用至今？

单霁翔：目前，即将开放的区域主要有慈宁宫、慈宁花园和寿康宫。此前，这些地区或为办公用房，或为地面文物库房。

慈宁宫位于内廷外西路隆宗门西侧。始建于明代，清沿袭明制，将其作为皇太后居住的正宫，主要是为太后举行重大典礼，凡遇皇太后圣寿节、上徽号、进册宝、公主下嫁，均在此举行庆贺仪式。

慈宁宫花园位于内廷外西路慈宁宫西南，始建于明代，是明清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太妃嫔们游憩、礼佛之处。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行大规模改建，此后虽“颇有更动”，但花园总的规模和布局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花园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50米，总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园中仅有建筑11座，占地不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集中于花园北部，南部则地势平坦开阔，莳花种树，叠石垒池，意在使太后、太妃嫔们不费跋涉之劳而得山林之趣。

寿康宫，位于内廷外西路，慈宁宫西侧。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始建，至乾隆元年（1736年）建成，是清代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所，太妃、太嫔也在此处居住，皇帝每隔两三日即至此行问安礼。

修缮后的慈宁宫、慈宁花园和寿康宫都会还原之前古建筑的风貌，不会破坏整体布局。

文史参考：您提出故宫开放建筑群的中期目标是增加到76%，以应对故宫限流难题。文物古建的大规模开放必将带来或多或少的人为破坏，古建“保护与开放”这种矛盾如何解决？

单霁翔：我们体会到，参观故宫的需求是刚性的。故宫博物院观众人数的增加，是社会发展环境造成的。随着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数必将持续增长，这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并且，参观故宫的观众群体在活动规律上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衡，这正是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与开放服务的矛盾所在，也是故宫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和重点。解决问题必然要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向同时入手。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全部规划完成后开放区与非开放区的比例约为8：2，开放区包括开放展示和游客服务，未来故宫博物院对公众开放的面积大约占全部面积的76%。还有，故宫博物院将与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通过改善故宫周边环境、优化参观路线等方法提高参观质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开放与保护的矛盾。每遇旅游高峰期，院里都会提前做好参观接待预案，调整参观游览线路，加强开放路线特别是售票处、御花园等重点监控场所执勤管理人员，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强化培训，明确岗位职责，做好观众疏导工作。确保古建文物安全，维持良好的参观秩序，保证观众的参观安全。

故宫博物院不像现代建筑的博物馆那样处于封闭的楼宇环境中，而是由8000多间分散的房屋组成，还有更多的室外开放空间和复杂多样的地面环境（诸如高低错落的城墙、假山、河道等等）。在不影响古建筑本身的情况下完成对展览的陈列，对我们的考验是十分严峻的。最大的难题是古建筑本身的特殊性，传统古建难以符合恒温恒湿等现代展览的要求，为此，院里早在项目策划前期探索开展现代化展览的思考，以寻求文物保护和藏品展示之间的平衡。比如午门展厅，就是与清华大学合作通过在城楼内部加装与古建筑本体软连接、可逆的、密封钢结构设施，构成了一个既可以满足现代化展览温湿度控制需求，又不影响观赏古建筑之美的展厅，从而解决了这一矛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文物保护创新奖”。又比如武英殿书画馆，由于武英殿体量大，通过空调控制室内空间温湿度很难达到书画展品的苛刻要求，因此，我们从展柜本身做文章，通过加装展柜内控制系统，保证每个展柜内独立控制温湿度，解决了珍贵的书画藏品安全展示问题。

文史参考：您到任后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能谈谈故宫大修的情况吗？

单霁翔：必须承认，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对于我的能力、学识、经验都是一个挑战。因此，我的工作从调查研究开始。主要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了解、熟悉故宫博物院各方面的工作情况。首先分别向各位院领导讨教，了解所分管工作的情况。二是分别到故宫博物院的32个部处进行了走访，体会各个部门的工作环境，接触在第一线工作的同事，听取情况介绍，讨论工作，交换意见。三是利用节假日，走访故宫博物院在职和离退休的学者、文物专家和历任院领导以及社会上的专家、学者，聆听他们的指导和建议，这些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收获很大。四是走访相关单位和部门，感谢他们以往对故宫博物院的支持，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继续指导。

通过调研我有了三点深刻体会，一是深深感受到故宫博物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二是深深感受到故宫博物院的前辈们为事业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三是深深感受到全体员工对于故宫博物院的深厚感情。所有这些，令人感动，催人奋进。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在郑欣淼院长和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院同仁团结协作，奋发有为，克服了很多困难，无论是制度建设、摸清家底、古建修缮、藏品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览，还是安全保卫、观众服务、文化传播、两岸交流、科学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全面的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作为“故宫人”，保护好故宫文化遗产，建设好故宫博物院，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使命神圣而光荣，责任重大而艰巨。

在完成《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的基础上，近日《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已经正式委托专业部门编制，即将启动。在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积极稳妥地安排年度文物建筑修缮，一如既往地坚持进行科学严格的设计、论证和施工。继续加强修缮过程中的管理，加紧做好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报告撰写和出版工作，加强科研意识、课题意识。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目前故宫修缮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修缮阶段，要坚持“先救命后治病的原则”，优先设计、修缮存在严重危险隐患的、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更好发挥社会功能的建筑。今后不但要注重文物建筑的大修，还要注重文物建筑的岁修，注重日常的保养和维护。

文史参考：2011年故宫屡屡爆出负面新闻，对于故宫目前的藏品存放和文物管理工作，您愿意打多少分？为什么？

单霁翔：故宫院藏文物管理制度从建院开始历经多年逐步完善，主要通过藏品日常库房管理、出入库管理和陈列展览工作等利用环节中的管理三个方面，以及其他一系列规章制度，实现对文物安全的保障。应该说从制度建设来说还是比较完善的。

但再好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因此，要保证文物安全，应进一步强化员工日常管理和教育，常抓不懈，并加强问责的力度，以最终将规章制度落到实处。

经过故宫博物院这么多年的努力，馆藏文物特别是馆藏珍贵文物的保管条件得到很大改善。1990年和1997年竣工的一期、二期地下文物库房，建筑总面积共21900平方米。文物库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电子、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分为消防系统、防盗系统、空调系统、文物运送系统、电脑网络系统等，共保管文物80余万件。但也应承认，在实现藏品保护环境的提升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类别多、级别高、价值大。其中相当数量的珍贵文物藏品对于保管环境有特殊要求。但是，故宫的文物库房使用年代久，与近年来一些新建大型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存在差距。文物库房的文物柜具、陈列展厅的文物展柜，不能适应文物保管和陈列展览的实际需要，不能有效地密封防尘、防震防爆。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批次的更新。为了提升文物藏品保管环境，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将分轻重缓急，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文史参考：您曾说自己是郑欣淼院长“故宫学”的忠实听众和阅读者，您怎么看郑院长的故宫营销理念？

单霁翔：郑院长所提到的“营销”，指的不是一般商业意义上的营销，对故宫来说，通过“营销”这一途径，真正将社会需求放在首位，坚定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信念，提供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要求的优质服务。博物馆营销就是博物馆可以通过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方法进行博物馆文化的推广传播。我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文史参考：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对古建筑一定有特殊的感情，还记得您第一次来故宫的情景吗？能不能讲讲你和故宫的渊源？

单霁翔：故宫对于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记得过去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时候，单士元先生还带着我考察了故宫博物院的不少地方。后来在北京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工作，很多方面的工作与故宫的文物保护、博物馆管理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但是一旦走进故宫，成为“故宫人”，仍然感到故宫的文化底蕴深不可测，文化资源博大精深。正像专家们所说，故宫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更注重宏观政策和监督管理，而故宫博物院作为具体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任务种类繁多，更加需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态度和实干精神。

文史参考：故宫是中国最耀眼的一张文化名片，2012年，故宫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将有哪些举措？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化交流活动将有哪些？

单霁翔：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国际著名博物馆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文物保护、陈列展览、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开展日益广泛的合作，也确立了故宫博物院在国际博物馆领域的突出地位。

故宫博物院将继续努力开拓新的对外交流局面，促进多层面、多门类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创造条件联络促成我院专家学者走出国门，更多地参与国际多边学术活动，将故宫文化弘扬海外。在“走出去”的同时，邀请越来越多的国外文博界同行来到我院，与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为我院科研学术工作带来新气息。

今年，我院将继续扩大与世界其他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建立长期交流机制。我院已与伊朗国家博物馆签署合作意向书，并正在积极与印尼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商讨达成合作意向。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5

单士元（1907―1998）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老实人。老老实实治学，老老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半个多世纪来，他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常说：“我半个多世纪都在故宫。故宫博物院的院龄，就是我的工龄。”实际上，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成立前l0个月，他就已在故宫工作了。

辛亥革命后一直住在故宫后半部的清逊帝溥仪，1924年11月5日被逐出宫。当年12月，单士元就和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同学来到故宫，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公私物品的工作。当时，他18岁，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旁听生。邀他到故宫参与清点工作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著名教授沈兼士。“故宫，处处有历史，随地是文物。”沈兼士这样嘱咐他，“在故宫，要对一砖一瓦、一殿一宫都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它，认识它。”

1925年10月10日，以故宫为院址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单士元就一直留在故宫，连续工作了近70个年头，成为我国闻名的清史专家、文物专家和古建筑学家。

二

单士元的第一专业是明清史。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他继续在沙滩北京大学学习，专攻明清史和金石学。听课的时候去学校，没课的时候在故宫工作。

初进故宫博物院，他在张继、沈兼士先后任馆长的文献馆工作，仅仅整理清代军机处档案兼编《史料旬刊》等3种刊物，就整整工作了8年。

清代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终止于宣统三年（1911）。每天经办大量名目繁多的文件，逐日封存一包，每半月合成一大包存档，称为“月折”包，180多年间从未间断过，因而积累下来一批数量十分可观且又最机密的清代档案。

这批档案，原来存在故宫方略馆。民国3年（1914），被北洋政府国务院接管，移存于国务院集灵囿楼上，十几年间从未整理利用过。1926年1月，故宫博物院根据理事陈垣的建议，致函国务院，要求收回这批档案，整理利用，编辑成书。经当时国务院总理许世英批准，于1926年1月28日由单士元等人运回，贮存于故宫大高玄殿内雷坛殿东西配殿。文献馆随即调集人力进行整理。他们清除尘垢，理顺散包，分类编目，写签编号，撵码上架……工作十分繁重艰巨。馆长沈兼士、著名史学家陈垣，以及年轻一代的档案工作者单士元、张德泽等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其中的编目、整理工作。

1929年2月，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开始编辑出版与故宫业务有关的期刊、丛编及其他出版物。单士元参与编辑以发表清代档案为主的《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掌故丛编》。这些出版物至今为研究中国史，特别是研究清史的学者所珍视。

文献馆一方面大量公布清代档案，一方面向史学界和各界学者专家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前来查阅档案，摘抄利用。于是，单士元在整理档案、编辑书刊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接待任务――为来访的学者专家介绍清代档案内容，协助他们查阅史料。七八年间，他亲自接待并为之提供档案史料的学者专家就有吴蒸绍、妙丹法师、蒋廷黻、顾廷龙、陶孟森，商鸿逵、刘半农等人。在接触中，他加深了和这些学者专家之间的友谊。其中很多人都成了他治学道路上的老师及写作上相互蹉商的至交。也就从这时起，单士元陆续写了不少有关明清档案的文章，如有重要考证价值的《档案名称渊源初探》、《清代档案释名发凡》、《清代题本制度》，《清代奏事处考》、《清帝起居注》、《清代实录考》等。

1936年，中国图书馆博物馆协会在青岛召开成立大会，单士元在会上宣读了《清代档案释名发凡》一文。这是他针对当时查找、利用清代档案的学者专家日多，每每苦于档案数量过大，类别繁多，茫茫然无从下手的现状，因而提出建立档案目录学的设想，以及重视档案释名的问题。这个设想颇为远见卓识，会后，故宫文献馆即把档案释名列为整理工作的一个环节，使档案工作又提高了一步。

单士元在档案方面的著作奠定了他的档案专家、清史专家的地位。从1930年起，他先后受聘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任教。解放后，他又受聘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讲《中国档案史》。

三

单士元的另一个学术专长是中国建筑史。

他不是学建筑的，只是在北京大学上西洋史课时，受到一位教授的激励，才立志涉足这个领域。

那位教授讲：“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在国际上地位低，更缺乏专门研究建筑的人才，因此被人瞧不起……”

从此，单士元在钻研明清史、金石学之外，开始涉猎中国建筑学。他从清代档案和文献中搜集有关中国重要建筑沿革、布局规划等史料，在北京地区对著名古建筑、古园林进行调查，同时对照紫禁城内的各类建筑，对比研究，每有所得，即随手写成札记发表。

1929年，朱启钤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的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从国外归来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建筑学教授刘敦桢和刘致平先后参加，推动了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国内各工科院校纷纷开设建筑方面的课程；欧美及日本有志于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也与营造学社开始了学术上的交流。随着影响和业务的扩大，营造学社决定物色人才编书，编社刊。1930年，单士元经人推荐， 进营造学社兼任编纂， 同时继续在故宫文献馆工作， 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三者兼顾， 分外忙碌。在北大，他按照导师的安排，写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年表》，填补了问世不久的《清史稿・表》中的遗漏部分；对故宫和营造学社的工作，哪头事急，他先顾哪头，或者同时兼顾。

在编纂工作之余，他又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建筑史及古代建筑工艺技术，先后写出《清代建筑大事年表》、《明代宫苑考》等专题文章。为增长工艺技术方面的知识，他钻研文献、档案，熟读天津北洋大学的结构力学讲义，遇到难解处，便找老师请教，为此常常出入于当时留法归来的名建筑师汪申、朱兆雪二位教授门下。

单士元一天天长进，对当时研究建筑史的现状，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有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研究建筑史，不能仅仅侧重历史素材和实物调查而忽视建筑理论的研究；只着重建筑布局和造型艺术的探讨而不讲工艺之学、工具之学，就无法全面理解祖国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无法构成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他最先提出，把古代建筑工艺技术的研究，纳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范畴之内。

当时，大学毕业的建筑系学生，主要学现代建筑，对古建筑工艺不甚了解。建筑学界研究建筑艺术、建筑史的多，而研究古建筑工艺技术的却凤毛麟角。单士元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

可惜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单士元的研究被迫中断，几年间辛勤积累起来的资料也大多散失。

四

单士元的工作转到故宫建筑上，是在解放初期。他对建筑史、建筑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研究，终于在故宫的实际工作中派上了用场。这是单士元工作上的一个新起点。这时，单士元已经在故宫工作了近30年。

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曾对开放参观路线上的宫殿、道路略加修葺，而未兴较大工程。解放初期，也只是对中路各殿屋顶及皇极殿、养心殿等处陆陆续续做过零星修缮，未能顾及其他宫殿，以致不少房屋漏雨、倾斜，油漆彩画成片剥落；不少庭院杂草没肩，积水难退；一些偏僻角落更是垃圾成山，脏乱不堪。

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郑振铎又把单士元郑重推荐给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吴仲超。

1956年，吴仲超根据单士元的建议，成立了建筑研究室，以单士元为主任。不久，又组成古建管理部，下辖工程队、琉璃砖瓦厂，仍以单士元为主任。

单士元首先抓了古建部和工程队职工队伍的充实和提高问题。为提高职工基础理论和工艺水平，他从建筑科学研究院聘请结构学教授李风翥，地基结构教授铁天石到院讲课。他向职工反复阐述研究古建工艺的重要性，并以紫禁城门扇上的门钉为例，说明不能只注意建筑艺术而忽视工艺技术的道理。他说：“紫禁城城门，每扇门板上排列9行铜门钉，上贴金叶，门身满涂油，门扇高大而不显呆板，但觉辉煌绚丽，庄严肃穆。从表面上看，这些金叶门钉只是一种装饰，其实不然，它是工艺技术与建筑艺术的统一结合。那9行门钉原是为加强门的结构强度而设的，是一种加固手段，是用来加固门扇背面横设的木辐的。这些门钉实际是大门的构件之一，只是通过工艺技术手段美化了，因此就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装饰。”

单士元陆续请来一些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裱糊等主要建筑工种的老师傅，到工程队传授技术。这些老师傅身怀绝技，有不少来自世袭匠作，以家传技术为操作法则。单士元恳切地要求每个老师傅：“带动培养工程队里的年轻人，使他们都能成长为专门人才，行家里手……”他自己只要有空，也跟着看老师傅操作，听老师傅讲解。

1958年，单士元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仍然主管古建部、工程队、琉璃砖瓦厂，兼顾院里其他一些业务。

五

1958年下半年，一项繁重而紧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来了。大修专款是国家划拨的，要求赶在1959年10月之前完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建国10周年。

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任务的是单士元。他很振奋，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但是，他也明白，专款要花在刀刃上，更要结合故宫古建筑的现状、特点，切实遵循文物保护法中修缮、保养古建筑的原则，分清缓急，规划好施工方案，组织好施工力量。在他主持下，方案改了又改，几经反复，才把整个大修方案定下，重点是从午门到神武门中轴线上的重要宫殿和门座、庑房、崇楼的修缮、油饰及路面的平整。

列在大修任务头一项的是三大殿、太和门及周围庑房、崇楼的油饰。三大殿及太和门位居故宫中心，地位重要，解放以后经常性的保养维修从未间断过，建筑本身并不需要大修，只是外檐彩画绝大部分残坏脱落，非重绘不可。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门当时的外檐残存彩画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时粉饰的，粗糙无章，与清代原有外檐彩画极不相称，当然不能作为这次重绘彩画时的依据。

单士元查了有关的清代文献资料，一次次向著名彩画老专家何文奎和张连卿请教，最后决定按康熙三十六年（1697）重建后的太和殿内檐和玺彩画型制，重施太和殿外檐彩画，做到内外檐彩画一致，恢复康熙时期的原状。

作为重施彩画工作的第一步，单士元首先安排何文奎、张连卿两位老先生带上一些工程队年轻工人，把太和殿内檐彩画摹拓下来，作为重施外檐彩画的依据。

其实，这项摹拓彩画的工作，早在1956年以单士元为主任的建研室成立后就已开始了。两位彩画老先生就是那时被单士元以临时工名义延聘到故宫来的。何文奎原是南城九龙斋画店的著名画工，张连卿原是鼓楼文翰斋画店的著名画工，两人来到故宫后，单士元就安排他们从故宫现存彩画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彩画，带领建研室及工程队一些人一一实测，按比例缩小尺寸，照原色摹绘出来。这次摹绘太和殿内梁架檩枋上的内檐彩画，任务更加艰巨。要攀上高高的脚手架，或蹲或站实测，要仰头悬臂一笔笔仔细临摹，常常一天工作下来，两位老先生擦汗的毛巾都湿透了。

单士元感激地向他们说：“故宫彩画多数是清代遗留的，也有明代的。现在若不抓紧临摹，那褪色、剥落的就会更多，有些彩画就会失传。如今有了这些彩画小样，今后故宫古建筑需要重做彩画时，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太和殿外檐彩画开始重绘后，在木构件上逐层敷涂油灰垫层（即地杖）时，以及在地杖上涂油面层（通称油皮）和在贴饰金线或遍金地（统称贴金）时，单士元都曾攀上高高的脚手架，亲自指点每道工序的要点，指出着色是否适当妥切。

按照单士元的安排，在太和殿外檐重施彩画的同时，又为殿内6根高大的蟠龙金柱重新贴了金。这6根金柱竖在宝座前东西两侧，各高3丈，两人才能合抱，柱上各有沥粉线条粘绘的巨龙一条。龙身自海水礁石中升起，在柱身上缠绕几圈，腾入云层，尾在下，头在上，昂首张口，全都朝向宝座。整个柱身外面贴有薄浮一层金箔，金光闪闪，气势磅礴，把处在太和殿中心的金銮宝座映衬得华丽庄重，肃穆尊严。

整修工程十分复杂，难度很大。单士元多次到现场仔细检查，特别嘱咐节约金箔：“金箔要贴牢、粘严，不张嘴，不鼓包，碎片要拾起……”如今这6根金柱依然金光闪闪，夺目生辉。

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内的大片石板路面，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铺成后，经过近540年的岁月，早已坑洼不平，损坏极大，不少石板裂缝、破碎、掉角，行路走车都不方便。这次大修也列为一个项目。最难筹办的是铺垫用的大量石板，经单士元多次奔波，才由有关方面把天安门前铺路用剩的石板拨给故宫，铺垫到神武门内广场上及南三所前红影壁前后的通道上。

在单士元领导下，故宫大修工程到1959年9月底全部竣工。

在摹绘彩画小样过程中，很有一些意外发现和收获。比如，在维修乾清门东尚书房时，发现夹室中有明代或清代初年彩画；在坤宁门西排房中的敬心斋中，发现了卧金地彩画，用料讲究，画技高超，显然出自彩画高手。在维修保和殿东庑时，发现一扇窗子的塌板背面，有明代嘉靖年间的完整彩画，更是非常珍贵，很难见到的。

彩画小样摹绘工作，从1959年大修工程竣工后，又继续了几年，一共绘出故宫现存明清彩画小样近200幅，一直保存到现在。工程队里参与这项工作的几个年轻人，都已成了油饰彩画的能手。

在这次大修工程前后，由单士元延聘到故宫工作的技术高手中，拔尖的有10位，人称“十老”。大修工程告竣后，单士元把他们留在故宫，继续传授技术。他给3名木工高手安排了一项他早就想办、直到这时才有条件办的工作：为故宫3座古建筑精心制作木结构立体模型。他要求：“要有切面，跟真建筑一模一样，但尺寸缩小，要严丝合缝，所有木结构部件一个也不能缺；要经得住搁，不变形，不松架……”

3个木结构模型交工了：第一座是西北角楼的一角，大小是原结构的四分之一；第二座是钟粹宫正殿歇山殿大木结构的一角；第三座是御花园四柱八角顶井亭模型。把3个模型放在故宫陈列展览，观众围得密密层层，古建筑专家啧喷赞叹，夸奖模型做得好，夸赞几百年前营建这些建筑的建筑师和巧匠能工的精湛技艺，也夸赞单士元是位有心人。

转眼到了1960年，故宫要精简人员。有人提出遣散“十老”，因为他们是临时工，不在编。单士元舍不得，说：“这十老，有这等技术，留下来还能发挥大作用，怎么能解散?”可反对的声音哨哨响：“没有谁地球也转!没有他们，工程队照样能把一切活路拿下来!”

虽再三争取，单士元也没有能留住“十老”。最后，他以主管副院长身份，决定继续和“十老”保持联系，给每人每月若干酬劳，钱由工程队劳务费中出，什么时候院里需要，他们随时回来；有问题请教，他们随时解答。平时，外边有活做，他们尽管去做，故宫不干涉。

单士元本来计划把故宫全部古建筑测绘一遍，可工作仅仅开了一个头，由于精简人员，这项工作没能干下去。

六

“”期间，身为副院长的单士元和院长吴仲超及其他副院长、研究员、专家，一无例外地被打进“牛鬼蛇神”行列，陷入苦难的大旋涡。

单士元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沿着故宫红墙游街。小礼堂里，挂出了他当年带领何文奎、张连卿以及古建部郑连童等人绘制下来的苏式彩画小样《唐皇游月宫》和其他部分小样，说他“搞帝王将相”。造反派主张把这些都烧掉。幸好有理解这批彩画小样真正价值的人出来劝阻，才没付之一炬，得以作为档案保留下来。“十老”辞退后，有关按月付酬问题、制作3座古建筑模型问题，也都成了“罪名”。造反派还指责单士元：“放着副院长不好好当，倒当了拾破烂的，随便什么破烂，都当宝贝捡回办公室!”

后来，故宫新领导人上台掌事，单士元被放出“牛棚”，请到新设的研究室里，坐冷板凳。

单士元坐得住。他照样按时上下班，面对北窗，钻研线装本的《易经》和看风水用的大罗盘。他认为中国的风水术不完全是迷信，有其一定的科学内涵，涉及到地理学、景观学、生态学、建筑学以及美学等。

故宫之外，气候瞬息万变，终于一股和煦的暖风开始吹到单士元身上。1976年9月，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院内外学者专家编写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一个分册《清工部工程作法评述》，约请故宫博物院组织人力编写。故宫院领导同意，指定单士元参加。第二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分册《中国建筑技术史》编写组，又聘请单士元为顾问。

又是两度寒暑，单士元官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之职。1979年，他成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一时间，访问他、请教他的人陡增，请他参加社会上各种活动、讲座的也多了。一个个新的头衔，落到他头上。

在安徽芜湖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年会上，单士元再一次提出了他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提出的倡议，主张把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民间建筑及工艺技术等等方面，力求其全；对研究工艺技术的重要性也作了透辟的阐述。会议之后，单士元又忙于筹办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合办的古代建筑展览。

1982年5月，展览开幕。展品有实物、木结构模型、大观园模型，圆明园烫样、彩画小样、图片，建筑工具等，其中不少展品是单士元在初期遭到痛斥、受到批判的所谓“罪证”。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来了一批又一批。面对这些展品，人们想到单士元当年因此而遭到的屈辱和辛酸，不由悄声问他：“还记得当年批判你的那些话么?”单士元笑着摇摇头：“不提了，不提了。”他是从来不谈自己那段日子的遭遇的。

至于单士元“拾破烂”问题，拾倒是常拾的，破烂则未必。不是跟紫禁城沾边的东西，他不拾。只要沾上边，不管是残砖断瓦、旧门钉、锈铺首，或是半扇旧柜门、一件木雕花、半个琉璃小兽，也不管是扫进垃圾堆的，还是从内金水河淤泥中挖出来的，拆房子拆下来的，他都当宝贝似的拿回办公室，等积攒多了，就交到古建部资料室去，叮嘱说：“都有用，当文物留着，别当破烂!”

单士元“拾破烂”的“积习”，后来一直难改，比如在他办公室里就有陆续拾到的3件宝贝：

一件是块方砖，是故宫1986年修厕所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形式类似金砖而质地糙些，正中印有“细泥足尺七”5个大字。单士元搬回办公室，要研究出是何时何处造的，砖质又如何。

第二件是一扇两尺见方的嵌花旧窗格，明代遗物，1987年修建紫禁城内马神庙时拆下的，已堆在锅炉旁准备当柴烧。单士元拾了回来，说这叫“万福万寿窗格”。

第三件是块高丽纸，是从马神庙拆下的破旧天棚上掉下来的。纸产自高丽，细绢般薄，有韧性，历时600多年仍然白净。单士元把它包好，收在立柜里。为拾到这块高丽纸，他特地吟诗一首，题在纸上：“明代遗构留旧纸，有司不识视等闲。弃之不惜如扫叶，拾得片断记因缘。”

七

从1979年起，在担任五、六两届政协委员的近10年间，单士元不顾年高劳累，每年都要长途跋涉去外地视察几次，看古建筑，看古代文化遗存，看新出土文物，并献计献策，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身体行么?”有人问他。他笑着回答：“不去看看，心里安定不了。”

他去过3次的福建漳浦县宋城赵家城，在他和另两位政协委员罗哲文、郑孝燮共同建议下，已被有关部门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歙县潜口镇，是从歙县前往黄山路上的第一站，在单士元的建议下，小镇保留了皖南古老村镇的原貌，从歙县拆迁到小镇附近坡地上的7座明代民居也取名“明村”，和小镇一起组成一个游览景点。

1987年，单士元与罗哲文到四川乐山视察大佛及附近早已辟作中学的一座文庙。文庙的配殿已拆，正殿也准备拆除。单士元等仔细查看，发现正殿每个柱础的立柱下都垫着一圈木质构件，而在一般建筑上很少见到。他和罗哲文仔细研究之后，认定这是3000年前殷墟柱础上垫铜质构件的做法，这就赋予了这座正殿以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为中国建筑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两人向陪同参观的人建议：保留正殿，另辟途径解决校舍不足问题。校长很不理解，说：“我们要拆，是古为今用；你们净替死人办事，不管我们活人啊。”单士元笑着说明：“我们不是为死人办事，而是要保护好死人留下的有用东西，包括这上面反映的古人的聪明智慧，供我们活着的人借鉴，来创造适合我们社会主义今天需要的文化。我们正是为了活人，才主张不拆。”

罗哲文也笑着解释：“我们主张不拆，为的是保存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作为研究历史科学的实物例证；是要把古代积累下来的建筑经验留下来，供今天的建设者参考。这就是我们说的古为今用。”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6

此次展览由台湾历史博物馆和联合报系共同主办，展品从沈阳故宫珍藏文物中精选而出，共124个组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4个组件，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清太祖、太宗、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等清朝创立到盛世时期“六皇一后”的御用文物精品。

“这是一次空前的展览。”受邀出席开展仪式的大陆知名清史专家阎崇年教授说，

“沈阳故宫文物过去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展出，未来也很难有机会看到。”阎崇年表示，他研究清史50年，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明万历皇帝赐给努尔哈赤的御用宝剑，台湾民众有机会欣赏这样的展览，真的很幸运。

此次展览共分为“女真――满族的崛起”、“白山黑水的战士”、“后妃佳丽风华”、“君临天下”、“宫廷御用雅赏”等五大主题，用珍贵文物完整呈现清王朝如何在东北崛起、从部落到建立国家并开创“康雍乾盛世”的过程。主办方表示，希望观众借由这些文物讲述的故事“走入历史”。

记者在文物展上看到，展品中既有努尔哈赤御用宝剑、皇太极御用鹿角椅、乾隆御用桦皮弓等平日难得一见的皇帝御用文物，也有清朝入关前后皇家使用的甲胄、兵器、衣物、佩饰、器皿等。此外，包括长达20米的卷轴《康熙南巡图》在内的一系列皇家收藏精品字画也首次与台湾观众见面。

主办方甚至将沈阳故宫核心建筑“崇政殿”的内部陈设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展览现场，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般走进历史场域。展览还对清朝“八旗制度”、“六皇一后轶事”、“满清贵族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图文并茂的介绍，让观众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表示，沈阳故宫从数万件文物珍品中精心挑选出100多件来台展出，是为了让台湾民众了解民族文化艺术，了解数百年前清朝的那些生活场景和生活故事。展出的文物涵盖宫苑生活、艺术等各个方面，观摩展览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武斌说，沈阳故宫是清入关前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两代帝王的皇宫，是大清王朝草创和兴起时期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台湾观众可通过展出的文物，了解清朝盛世皂宫生活的各个方面，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张誉腾也认为，沈阳故宫文物展不仅对于中华文化传承与两岸文化交流有正面意义，更有助于两岸博物馆界对历史文物的重新解读及论述，相信大众也能从这项展览中获得启发。

另悉，此次124组件珍贵文物的保险金额超过10亿元新台币。此外，2月17同，沈阳故宫博物院还与台湾历史博物馆缔结“姊妹馆”，双方将借此长期开展文物、学术、人员和技术方面的交流。正在台湾访问的辽宁省省长陈政高亦率团参加了签约仪式。

两岸故宫打开“破冰”局面

2009年10月，北京故宫与进行了历史性的破冰合作，在台北举办了“雍正王朝”大展。在这次展览上，北京故宫的郑欣淼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与院长周功鑫确立了交流的具体想法――在台北举办“大清王朝”展，并进一步落实2012年在举办“东西方珠宝展”的提议，后者的重点是溥仪出宫珠宝和婉容的一些首饰。

去年5月武斌第三次到台湾时，与台湾历史博物馆新任馆长张誉腾商议举办大规模文物展。6月12日，台湾历史博物馆方面派人到沈，“大清王朝”展进入实质性阶段。两岸三座故宫合作前景非常广阔，其深入交流的中远期规划，终于开始获得落实的空间。

中国的三座“故宫”――因历史问题而分两地的北京故宫和，以及建立在清代入关前都城盛京(今沈阳)的沈阳故宫，是中国明清文物珍品收藏的制高点。然而，两岸珍品文物交流并非从一开始就如今天这般顺风顺水。

在几年前仍然“冰封”的状态下，因两岸故宫的强烈愿望，故宫珍品交流也曾经暗流涌动，文物往往通过借用展出的形式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文物的安全维护，在彼此的小心翼翼之下还是成了最让双方头疼的问题。

2003年，台湾中华书画印艺术学会会长张建富曾向北京故宫商借清末古董至台展览，当文物运抵高雄美术馆拆封时，发现箱子受到撞击，打开后两件古董遭到损坏，它们分别是乾隆时期的“少年顶花篮方乐箱跑人钟”与“画珐琅大吉福瓶式风扇”。为此，张建富运送这批文物的海湾海运公司要求赔偿。经当地司法机关一、二审判决，依据当地海事运输法律，以1公斤赔100元新台币为标准，两件古董共13公斤，海运公司只需赔1300元新台币。遭遇如此荒谬结局，再加上北京故宫文物前后又在赴英国、日本展出时发现损坏，故宫文物外借展览从此越来越难。

待两岸故宫交流“破冰”之后，“司法免扣押”这个词又屡屡见诸媒体，高层认为，“没有完成司法免扣押条款”是影响文物来大陆展出的主要原因。那么，到底什么是“司法免扣押”?

“司法免扣押”条款主要规范拥有争议文物的国家和地区，在相关文物“赴外展出”时不会受到司法追诉或扣押，以确保外借文物“有借有还”。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时代或战乱时，各国文物常遭掠夺或所有权转移，近年来，国际上追讨文物的声浪高涨。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制定“司法免扣押”条款，以确保文化交流无阻。

就此问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力表诚意：“我认为，大陆方面至少能拿出两个事实来打消台湾方面的顾虑。一是最近3年共有60多个境外博物馆在大陆举办展览。这说明大陆有良好的文物展览条件和理解这些文物的参观者。二是我们一再声明，而且还可以再次声明，回大陆展览的文物不涉及所有权和保管地点的问题。”

为了消除台湾方面的顾虑，郑欣淼也曾公开表态：“你拿若干件文物到我这里展出，我押若干件价值相当的文物在你那里，甚至我们可以多出一些，你该放心了吧。或者，双方也可考虑在第三地合作办展。比如，清官‘三希堂’的3件珍品，北京故宫宵2件――王殉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有1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大家是不是都拿出来，在第三地合办‘三希法帖展’?”

因此，当沈阳故宫加入到两岸故宫珍品交流的队伍中来时，就承担着多方位的重要角色。新的时空既得拓展，100多组件成规模、成系统的珍品文物又吹皱了2011年初春两岸珍品交流的第一池春水。两岸故宫文物珍品交流稳健升级，前程可观。沈阳故宫珍品沧桑

仅就藏品总量而言，沈阳故宫是两岸三座故宫中的“小弟”。200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公布了“十大镇宫之宝”，其院藏文物数量也同时得到披露：2万余件。与北京故宫的100多万件、的近70万件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但即便是今天的藏品规模，也经历了好一番波折。

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始建于公元1625年，乾隆时期又有大规模增建，是中国保存完好的两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清朝迁都之后成为陪都，是清朝的“特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4位皇帝东巡拜谒祖陵，每次都要在奉天宫殿临政或驻跸。与此同时，清廷将大量皇家珍品藏于沈阳故宫。其中，清朝皇帝的圣容、行乐图藏于凤凰楼；玉牒藏于敬典阁；满文老档、汉文旧档、历朝实录、圣训藏于崇谟阁；皇帝御用装备、青铜器藏龙阁。鼎盛时期累积已达十几万件之多，使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热河行宫(现承德避暑山庄)一起，成为举世瞩目的清代三大皇家宫廷文物收藏宝库。可惜的是，沈阳故宫的珍品先后经历了几次比较大规模的流失。

近代以后，因政局动荡、兵荒马乱，沈阳故宫几经易手，多次遭到劫掠与偷盗。

1900年10月1日，沙俄侵略军开进沈阳城，沈阳故宫也沦为哥萨克屯兵之所。在俄兵占据的两年半期间，沈阳故宫丢失和损坏的藏品多达万余件。

1908年7月，曾派人从东七间楼瓷器库中提出霁红小高瓶等精瓷珍品数件送人；同年，奉天巡抚唐绍仪以专使身份访美，行前也以奉慈禧太后旨意为名，提取奉天宫藏瓷器为赠品。

1913年底，北洋政府决定建立“古物陈列所”。于是由北洋政府下令，征调奉天故宫和热河行宫所藏清代宫廷文物运至京城。1914年初，沈阳故宫的古铜鼎彝、宋元明清书画、内廷玉器、御用武备、明清瓷器等共115199件，全部装箱运剑北京。此后，这些宫廷宅藏几经辗转，分处数地，再未入藏沈阳故宫。这批文物少部分被运至台湾，大部分收藏在今天的南京博物院。

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前，沈阳的军政要员在撤退前，再一次将除文溯阁《四库全书》之外的沈阳故宫瓷器、铜镜、档案和殿版书运到当时的北平。因此，沈阳故宫文物已经丧失殆尽。

尽管沈阳故宫遭遇空前的厄运，新中国成立以后，重获新生的沈阳故宫立即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援，陆续从南京、承德、上海、陕西等地调入一批文物。特别是从1954年至1980年，北京故宫先后8次调拨文物给沈阳故宫，使其藏品日渐丰富。

此次台湾方面徐天福在挑选赴台展品时，更看重的是沈阳故宫藏品的特色利其所包含的独特历史。他说：“清朝发迹于沈阳，很多文物非常具有代表性。像人政殿两侧的十王亭，是清初八旗议事的地点，这种君臣共同在故宫内办公的‘合议制’现象，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可见清朝在入关前后是有一些区别的。”因此，盛京宫阙也成为此次展览第一个重要单元。

据有关专家介绍，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流传下来的遗物甚少，只有沈阳故宫、北京故宫珍藏几件。努尔哈赤宝剑、皇太极腰刀，便是沈阳故宫的镇馆之宝。

另一珍品是皇太极制作的鹿角椅。《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率兵攻打辽西大凌河城，用人炮轰击时，吓得山间野兽四处逃窜。一只惊慌失措的大鹿窜进大帐，被皇太极捕扶，然后以其鹿角制成鹿角椅。清朝入关后，作为祖宗遗物，皇太极鹿角椅被珍藏在沈阳故宫内库。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东巡盛京时，都要“恭瞻”皇太极鹿角椅，已成为一项礼制。

沈阳故宫另一引人瞩目的珍品文物是　一对清乾隆“画珐琅宝相花冰箱”，其表面满饰画珐琅宝相花和缠枝花卉纹饰，做工精湛，代表着清乾隆时期珐琅器大件器物的生产工艺水平。这对通过在隔层填入天然冰达到食物保鲜目的的古代冰箱，在展览上从来都是夺人眼球的“明星”。

资料

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又称后金故宫、盛京皇宫是清朝入关前建造的皇宫，现已辟为沈阳故宫博物院，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故宫构成了中国仅存的两大完整的明清皇宫建筑群。

沈阳故宫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汉、满、蒙族建筑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座占地6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始建于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建成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全部建筑90余所，300余间；清朝入关后对盛京皇宫又进行了保护和扩建，到乾隆时基本形成今日规模。沈阳故宫以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和浓郁的满族特色而迥异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那金龙蟠柱的大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的十王亭、万字炕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朔阁，以及凤凰楼等高台建筑，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那极富满族情调的“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更是“别无分号”。

沈阳故宫不仅以其多民族风格的宫苑建筑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更以其丰富的院藏文物珍宝而享誉中外。其中，尤以明清宫廷文物弥足珍贵，堪称国宝。院藏文物珍宝展是集故宫院藏服饰、珐琅器、书画、雕刻品、漆器等门类藏品之精萃。

博物院

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坐落在台北市基隆同北岸士林镇外双溪，始建于1962年，1965年夏落成，占地面积1.03万平方米。中国宫殿式建筑，共有4层，白墙绿瓦。院前广场耸立由6根石柱组成的牌坊，气势宏伟，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院内设有20余间展览室，现代化的空气调节、防火、防潮、防盗等设施，以维护珍贵的文化瑰宝。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7

作为一部讲授史学的著作，《读史阅世五十年》的亮点不少。我以为，先生不是简单的讲述历史，而是教人读书修身，教人以史为鉴，教人正确地传承历史。品读先生的《读史阅世五十年》，能够强烈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就是在其一次次文献研究和实地探察中积累起来的。如，书中不少貌似不起眼的章节，或引述的小典故，实际上都是先生从几十万、几百万字的文献典籍中萃取而来，而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拾取而得来的。尽管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但事实上又有着有机的联系。从作品内容看，深入浅出，融古今于一体，既讲历史，也讲现实，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仔细品味，读者不难体会。书中的各章节，虽然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著还要丰润饱满。

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解答历史之谜。先生所讲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以《北京：“平西府”是吴三桂的王府吗》为例，为搞清楚“平西府”到底是谁的府邸，先生到昌平郑各庄，“一进门，就急不可待地查阅有关资料，连查三天，毫无结果。”于是求助同行友人，请故宫博物院晋宏逵副院长和周苏琴研究员，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秦国经副馆长和吴元丰研究员等朋友帮助查找，毫无结果。汉文资料不足，就查满文档案。“从已经整理的清宫建筑满文档案，从数字化库查找，还是找不到蛛丝马迹。”

求证陷入了死胡同。“情急之下 ”，注意，是“情急之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研究历史还有情急情缓”之说。先生想到去台湾查找相关满文资料。博物院珍藏的清宫档案，约四十万件。这不是大海捞针？又该从何入手？“我（阎崇年，下同，笔者注）分析，城墙、护城河等都同皇家有关，要从清内务府档案入手；既然汉文档案没有，就从清内务府满文档案入手。我确定要查询的满文档案范围，与那里的专家冯明珠副院长、庄吉发教授，以及陈龙贵、吕玉女、许玉纯等友人交流、沟通，请求他们帮忙。”功夫不负有心人，离台之际，收到了博物院的“一件小礼物”――《奏报郑家庄行宫工程用银数折》复印件。这份满文奏折，详尽地记载了康熙兴建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工程的数据。

档案为证，先生依然认为“孤证难立。这么一份奏折，就能断定康熙行宫、王府就在郑各庄吗？这座王府是康熙哪位瓦格纳子的府第呢？”先生探寻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先生认为，“郑各庄康熙行宫、王府工程，既有竣工满文档案，也应有开工满文档案。竣工满文档案收藏在内务府，开工满文档案也应在内务府。这份满文档案既然没有在博物院，就应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来容易，找到却难。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档案就有二百多万件……有相当一批档案，尚未尘封，未及整理……”查找这些资料，岂不犹如大海捞针？心善意诚，终有回报。“经馆长邹爱莲、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满文专家郭美兰登领导和专家共同努力，费劲心思，耐心查找，在尘封多年的满文档案包袱里，终于找到了郑各庄清康熙行宫、王府工程开工的满文档案。”这是一份为呈奏工程样式的文字说明，还有康熙帝的朱批谕旨。

双壁联珠，双档合璧。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满文、汉文资料，已足以证明：康熙帝晚年在京北兴建了行宫和王府。“这座康熙行宫和王府是否就在昌平郑各庄呢？满文档案中所说的郑家庄行宫和王府就是今天的昌平郑各庄吗？”先生又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这既是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先生讲史的一大特色。人文历史诸多新观点、新看法以及有益的感悟思考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人物活动是历史的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无数杰出人物以其思想和行动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是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代表和旗帜，了解了他们，也就把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脉搏。在“戏说”充斥荧屏之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最为强烈，先生通过不断设置悬念等方法来“正说”历史，自然吸纳了人们的目光。

古人云：“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先生认为，“历史不能够乱编，乱编不是史，而是艺术作品，是故事。”“史”不可以演义，它要求讲史的人要有“史德”，即“著书者端正之心术”，这也是一种高尚的心智修养。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和《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无情鞭笞。梁启超也认为史德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史学家毛佩琦先生认为，“讲坛”是一个各显其能、见仁见智的地方，但主讲人最恒久的魅力却是高尚的学术品位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8

近日，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院庆“石渠宝笈”特展换陈品，然而像“故宫上千群众通宵排队只为看《清明上河图》最后一眼”这样的新闻标题却早已不再引人瞩目了口因为整整一个月，总有机会从微博、朋友圈和各类媒体上不断得知“故宫特展挤爆头”的最新战况。

携带马扎和干粮的观众纷纷表示，老祖宗的宝贝一定要看，排队很值。而流传着的话语中，关键词总是“真迹”“十年一见”“齐聚一堂”此类。“真”显得很重要，哪怕面对“真”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双腿酸软，并始终处于其他观众和展览工作人员的精神压力之下。

有人认为，如果撰写当代中国文化史，今秋故宫的空前盛况绝对有必要重重写上一笔。然而，这是本雅明意味的艺术之“灵晕”复归了吗？

在本雅明的著名篇章中，“灵晕”是艺术起源于神圣崇拜的佐证，而在机械复制时代，它却逐渐湮没在展示和传播之中。

由声名“庇护”的艺术品

无论是这次故宫博物院院庆特展、年初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还是上海的莫奈画展，在欧美引发轰动的“雨屋”，以及前不久巡展到北京、没有一副真迹的“不朽的梵高”，火爆程度都曾上过新闻版面。

而事实上，就在这个夏天，南非国宝级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在798尤伦斯举办了为期两月的大型个展，却只在小圈子内引起了讨论。就连安迪・沃霍这样的当代艺术大咖，去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为此所做的大型回顾展也未能引发公众多高的热情。

显然，声名是驱动现代博物馆参观的一大关键因素。艺术品和声名，某种意义上像是模仿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那种关系结构：似乎价值应该依托于使用价值而存在，而在实际的社会交换中，却往往超越了使用价值而拥有独立的身份；同样，声名似乎应该依托于艺术品审美的、历史的、文化的“本质”而存在，而在实际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艺术品却往往在声名的庇护之下被欣赏。

那么，决定艺术品声名的要素有哪些呢？或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艺术史和艺术教育中所展艺术品的价值，然后是作为主导者的艺术体制（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媒体、艺术批评）导向，最后是接受者接受的文化语境。

当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爆出早上开门时大批观众狂奔冲向武英殿的照片时，有几位美术史专业的学者感慨：这说明了中国公众在艺术史教育上的匮乏。的确，大部分观众是冲着《清明上河图》来的，甚至只知《清明上河图》而不知有其他者亦大有人在。的确，《清明上河图》借由历史课本、报纸电视还有师长的描述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拒绝的概念。当然不得不承认，也是由于《清明上河图》作为少见的大型民俗画，充满叙事的动态效果，更易于当代观众找到欣赏的趣味。

然而，反观在艺术史教育更为普及和发达的欧洲，笔者发现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前，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你却可能有机会在另外展厅跟一面墙的伦勃朗独处片刻；在佛罗伦萨，看米开朗基罗青年时代的名作《大卫》需要排队，而在美第奇礼拜堂，大师晚年的旷世杰作《昼》《夜》《晨》《暮》却始终安静地等待在那里。

因此，中国观众在故宫特展上爆发出的、近乎牺牲般的狂热，虽说是极端个案，但很难称得上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性。一句“表现出民众对于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极度渴求”并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公众对于艺术欣赏的需求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许我们重新回到博物馆的历史之中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博物馆内在植入的权力与秩序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跟艺术史这门学科一样，并不像（自在的）艺术的历史那样古老。1753年，大英博物馆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在私人收藏和英国王室的支持下建立，它昭示着艺术在这一新的历史时刻所产生的新内涵。

而现代博物馆兴起，不仅伴随着一个强势权力主体及其预设对象的兴起，也伴随着一整套新的认识方式以及支撑这套方式的活生生的暴力――那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博物馆在宣扬其公共性和民主性的同时，内在植入了权力与秩序。

1917年，杜尚将从商店买来的小便池命名为《泉》并送往美国独立艺术家展展出，被认为是现代艺术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启了随后一百年艺术家与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整套艺术体制之间悖论式的博弈。

杜尚的重要性在于，他以一种看似随意的方式揭示出了艺术之所以成立的框架性因素，并斥之以忧郁的嘲讽。杜尚的后来者们，无论是在博物馆内部还是博物馆之外，无论怎样花样翻新，却永远都只沦为了杜尚创举的重复。对于艺术体制的批判，逐渐退却最初激进的先锋色彩，慢慢固化为体制的一部分，甚至这种批判只能在体制内部才得以成立和被寄予解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确认和巩固了体制。

这也是为何当代艺术与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业余时间和金钱上相对不那么充裕的普通观众之间隔阂颇深的原因，因为当代艺术美术馆所预设的观众是一些掌握了语境并做好了反思准备的人。而主流博物馆所预设的观众，却似乎刚刚从繁忙的俗务中脱身出来，拘谨而又虔诚地准备接受“知识、教育和文化”。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9

中哥两国政府签署文化财产协定

5月9日下午，在国家主席和来访的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的见证下，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与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玛丽亚·安赫拉·奥尔古因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哥《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协定》。此前，中国已与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委内瑞拉，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埃及、蒙古和墨西哥等14个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双边协定。

展览

“仿复制海外遗珍漆器精品展”在京举办

4月11日，“2012中华漆艺发展年”系列活动之一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仿复制海外遗珍漆器精品展”在北京金漆镶嵌有限公司总部揭幕，58件套收藏于海外博物馆的漆器精品的精美仿复制品展现了一部尽善尽美的中华漆器发展史。展览将持续半年时间。

4月18日，“鉴影涵形照面映花——武汉博物馆馆藏铜镜展”在广州博物馆开幕。共展出从武汉博物馆馆藏铜镜中遴选的155方铜镜精品，其时代上起战国，下至清末，包括了汉代“鲁诗铭文重列神兽青铜镜”和“中国人民”青铜镜(见图)两件一级文物。展览将于7月2日结束。博物馆

中国工业博物馆建成开放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坐落于沈阳市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隆重开馆。该馆在原铸造博物馆(沈阳铸造厂原址)基础上改扩建而成，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本次开放空间为博物馆一期，主要以突出装备制造业为主，开放通史馆、机床馆、铸造馆(遗址展区)、铁西十年成果展(临时展馆)四个展馆，开放面积达到近2万平方米。

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亮相北京

4月18日，由北京市文物局、辽宁省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主办，北京艺术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承办，故宫博物院作为支持单位的“时空穿越——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品共104套(107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红山文化玉器独特的文化内涵。展期两个月。

徐悲鸿纪念馆馆藏作品无锡展出

4月16日，“徐悲鸿纪念馆馆藏作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幕。展览共展出30幅徐悲鸿作品，以动物题材为主。展期为一年。

“奇美博物馆珍藏”镇江开展

4月17日，“两地情一家亲——艺术中的儿童形象：奇美博物馆珍藏展”在镇江博物馆开展。这是大陆地方博物馆与台湾民间博物馆的首次交流合作。展览以“儿童、家庭、亲情”为主题，共展出台湾奇美博物馆珍藏的65件西方艺术作品，其中油画37件、雕塑28件，大部分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展览将于10月12日闭幕。

4月20日，“大千与敦煌——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绘画精品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张大千绘画精品和用印共64件(套)。其中包括临摹敦煌壁画及水墨书画作品53件，印章10枚，砚台1方。这些精品画作中，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所摹对象时代最早在北魏，最晚在元代，时代跨越千年。展览将于6月15日结束。

故宫捐献陶瓷精品开展

4月26日，“古物撷英——故宫博物院藏捐献陶瓷精品展”在故宫景仁宫前、后殿开幕。展览从历年私人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5000余件陶瓷类文物中遴选出72件精品，分为青花瓷、彩瓷、颜色釉瓷及地方名窑陶瓷四个部分。这些文物捐献者既有孙瀛洲、耿宝昌等故宫人，又有沈从文、商承祚等许多爱国的社会人士、各界名流。展品涵盖了从唐代到民国各个时代中国陶瓷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品种，其中不乏国家珍贵文物。展览将持续至2013年3月。

清宫御用金银器特展沈阳开幕

4月27日，由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主办的“流光溢彩——清宫御用金银器特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展览分为金银器制作工艺、器型与图案、佛教用器、礼仪用具、生活用具、金银装饰品等六个部分，共展出清代乾隆至宣统七代皇帝170多年间的帝后御用之物100件，其中金器80件、银器20件，均出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展览将于7月29日结束。

“天山往事”走进山西

4月27日，“天山往事——古代新疆丝路文明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展览共展出192件(组)精品文物，其中一级文物43件(组)。这些文物珍品来自新疆楼兰故城遗址、尼雅遗址、洋海墓地、阿斯塔那墓地等著名遗存，包含了纸质文献、丝毛织物、陶器、彩绘泥塑、钱币、古尸等多个文物种类，涵盖了距今3000年至1000年间的历史。保存完好的且末男尸、制作精细的唐朝面点是展览的一大亮点。展期为3个月。

张书旃中国画作品在重庆展出

4月28日，“张书旃中国画艺术及其传承作品展览”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张书旂中国画作品112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内举办的最全面反映张书旃艺术风貌和品格的展览。藏品创作时间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其中包括张书旃创作于1941年的《百鸽图》(见图)。此画由国民政府赠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成为悬挂在美国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张书旃(1900—1957年)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著名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为中华民族抗战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上博举办竹刻艺术特展

4月29日，上海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系列活动的首场专题展览“竹镂文心——竹刻艺术特展”开幕。展品共190余件，以上博藏品为主，并向故宫等博物馆商借了19件珍品，系统展示了明、清、近现代的竹刻名家名作与不同流派、地域风格的竹刻精品，其中不少藏品系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将于7月1日闭幕。

故宫博物院教案篇10

从北京骑来的“婉容牌”自行车

11月24日，山东博物馆工作人员来到故宫博物院的北门神武门。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离箭亭不远的一处不起眼的小门。“这里是非参观区域，原来是给皇上提供饭食的地方。”工作人员说，“这次借给山东博物馆展览的文物就在这里进行装箱点交。”

记者了解到，这次展出的文物，都提前从故宫的仓库里取出。搬运到箭亭附近的这个小院之后，经山东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的当面点交，再由专门的安保公司进行包裹、装箱，确保万无一失之后才能装车。

现场最惹人注目的是一辆黑色自行车，除了在这辆自行车的链条盒处印有B.S.A的英文标牌之外，看上去，它与二三十年前中国人普遍骑的“大二八”自行车没什么两样。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说：“这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是婉容骑过的。”

在自行车旁边，一个留声机被包裹上塑料布，准备封箱。点交单上注明这一留声机的保价为50万元。20世纪初，新式留声机进入中国。不久，这种时尚物品便出现在逊清皇室的宫殿里。用留声机播放京剧唱片、外国歌曲唱片成了溥仪的消遣之一。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清宫会亲见闻》中描述了留声机在宫中的使用情况。溥杰忆及，1916年前后，祖母多次带他进宫。午饭后大人们说着闲话，他和妹妹便跟着太监在殿中屏风后面，听太监给他们放唱片。

除了自行车和留声机，众多即将出展的文物就摆在屋内的一张大桌上，有专人负责看管，未经允许不准拍照，尤其禁止手机拍摄。“出于安全考虑，手机拍摄之后可能就会传到网上，这样一来，有心怀不轨的人可能会动歪主意。”现场的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以康熙、雍正、乾隆为代表的清朝皇帝尤其喜爱西洋科技，不仅大量采购西洋科技器具，而且雇用众多外籍专业人员进入宫廷提供服务。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与文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在他看来，西洋科技之所以在皇宫中受热捧而没有最终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文人传统成为阻碍。“明清皇帝喜欢西洋科技只是拿它们当玩具，心里是瞧不上的，更不可能推广出去。”

科技再现“与朕游皇宫”

12月1日上午，本刊记者来到山东博物馆13展厅，观看展览的市民络绎不绝。“今天是开展的第一天，上到白发苍苍的老者，下到集体参观的小学生，有不少人都对《皇帝眼中的西洋科技展》感兴趣。”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介绍。

前来参观的年轻人宋超认为，现代中国人眼中的“西洋”已经和皇帝看到的大不一样了，这场展览更大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整个世界在16到19世纪的科技水平。“那时的科技产品精细而精美，比现在的多了些艺术气息。”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介绍说，康熙皇帝热衷天文和数学知识，还请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担任科学老师，开启了清代中西科技交流盛事。目前展出的110多件文物涵盖天文仪器、数学用具、度量衡、医学用具、武备器械、钟表、生活用具等七大部分，展现了近代中西交流在科技方面的成果。

步入展厅，清代传教士南怀仁和充满神秘特色的数字地球影像首先把观众带入大清帝国的科技世界。天文部分，铜镀金星象插屏、铜镀金浑天合七政仪等展品无一不显示出古人的智慧与技术。其中银镀金南怀仁款浑天仪，是由南怀仁制作的，这位清初最具影响力的来华传教士，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加上康熙皇帝的勤奋好学和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使得当时宫廷科技发展并不落后于西方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展厅中还首次采用了3D巨幕投影，将《清人万国来朝图轴》等内容融入时长七分钟的多媒体节目中，视频解构了太和殿，甚至比亲自去故宫感受得更为深刻细致。这一多媒体节目用现代科技手段还原了大清盛世，恢宏的音乐也让人宛若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此次展览的亮点之一是由香港科学馆精心设计的20余项互动体验活动，通过新颖的理念和现代化的手段把藏于深宫的文物搬到百姓身边，让观众动手、动脑、互动参与，体验故宫西洋器的神奇魅力。据悉，这也是香港科学馆首次与内地文化机构开展合作。

“与朕游皇宫”互动体验让观众能骑着自行车游览皇家宫殿，“载上铁交枪”则让青少年通过玩电子游戏，学古代枪械使用方法；而投影日晷、量角圆仪、单筒望远镜等科学互动则让观众寓教于乐般认识了清朝的科技发展。

据悉，《皇帝眼中的西洋科技展》自2015年12月1日开展后，展期三个月，将一直持续至2016年3月1日。

皇帝们的西洋器物情结

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兴起，一批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并学习科学技术，同当时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逐渐汇通，形成了渐演成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面。面对这种状况，清代作为一个从关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前期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科学技术，许多皇帝亲自学习科学知识，甚至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清前期宫廷科学得到很大的发展，不论是在传统科学的总结上，还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代。清前期的几位皇帝，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将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相结合，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清代科技的发展。这其中又以康熙帝的成就最大，其本人已经掌握了相当的科技知识，并能将其应用到实践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这一时期，宫廷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天文学、数学及以钟表为代表的机械学方面，不仅大量仪器进入宫廷，同时相关的科学著作也在此时大量出现。

乾隆皇帝喜欢西洋玩具。这个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意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多进贡几件镀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贡，有清一代并不多见。看得出皇帝确实是“喜欢得紧”。

不要以为闭关锁国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意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琢磨康乾时代中国皇帝的喜好。还有欧洲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了钟表工场，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一眼就看出这些合资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强调宫中所用必须是原装进口货：“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

除了钟表外，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机器人”和“机器动物”。宫中的西洋传教士带来了一头“自行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无异，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遥。皇帝亲自前来观看，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向他走过来，大为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