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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精髓十篇

时间：2023-12-01 17:31:40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篇1

人类的换头术是天方夜谭，还是真能实现？如果实施，会成功还是失败？

为何要实施换头术

2013年，卡纳维洛就提出可以进行人的换头术，现在还真是找到了可能也可以实施的对象，即斯皮尔多诺夫。迄今为止，只有个别研究人员对动物进行过换头术试验，但都没有成功。所以，对人实施换头术带有试验性质。这种试验性质的医疗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做这种手术对病人是否适宜或是否为最佳选择，二是要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

斯皮尔多诺夫患的是先天性肌肉萎缩症，这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包括贝克尔肌营养不良症、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先天性肌强直症、沃德尼格・霍夫曼病（又称脊髓性肌萎缩症）等。

这类疾病大多具有遗传性，斯皮尔多诺夫患的就是沃德尼格・霍夫曼病，这种病会造成位于脑底和脊髓的下级运动神经元分裂，从而使其无法发出让肌肉正常运动的化学及电信号，由此会导致运动神经元和肌肉的退化。表现为：患者无法抬头，吞咽困难，有些人甚至唾液分泌也会出现障碍，肋间肌和附属呼吸肌力量较弱，不能有效呼吸，而是靠横隔膜呼吸，胸部会出现凹陷等。

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患者会由于无法呼吸而死亡。目前，对这类疾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斯皮尔多诺夫称，他的身体状况每年都在恶化，现在更是只能依靠轮椅行动。由于不堪病痛折磨，而且这种病也治不好，他愿意接受卡纳维洛的头部移植手术，从而让自己获得新生。现在，换头术似乎是唯一可以救治斯皮尔多诺夫的医疗技术。

由于换头术的风险很大，带有试验性质，因此从伦理上应遵循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联合发表的《伦理学与人体研究国际指南》。这个指南特别肯定了人体试验研究能使一些缺乏有效预防治疗措施的疾病患者受益，而且是唯一受益的途径，因此不应剥夺如艾滋病、恶性肿瘤等严重疾病患者或危险人群可能通过参与人体试验受益的机会。这也意味着换头术如果能救治斯皮尔多诺夫这样的患者，是可以进行试验的。

2002年，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又修改制定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规定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需要遵守21项准则。基本的伦理原则体现为几个方面：人体试验绝对需要受试者的知情同意;试验应当对社会有利，又是非做不可的;人体试验前要先经动物试验;要避免给受试者带来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及创伤;估计受试者有可能死亡或残废的，不准进行试验;试验的危险性不超过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试验应精心安排，采取一切措施，杜绝发生伤残;试验必须由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来进行;试验期间，受试者有权停止试验;试验过程中发现受试者有可能伤残或死亡时，应立即停止试验;试验必须经过较高级别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核和同意等。

根据《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的规定，换头术这样的人体试验既有符合标准的地方，也有不符合标准的内容。前者指的是试验非做不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斯皮尔多诺夫就会因疾病慢慢恶化而死亡;后者指的是，这种手术有可能导致死亡或残废，属于不准进行试验的类别。所以，这也给伦理审批提出了挑战。但是，如果卡纳维洛和斯皮尔多诺夫等人共同提出申请，而且有意大利某医院或国家卫生部门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这项试验或许能进行。

换头术的技术难题

如果意大利医生卡纳维洛的团队获得批准进行换头术，在医学上也将要遇到诸多极具风险的技术挑战，主要是能否让斯皮尔多诺夫的头颅（简称H）成功地移植到捐赠者的躯体上（简称B）并保持其存活和具有功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脊髓、神经、血管、骨骼和肌肉天衣无缝的连接。

按照卡纳维洛医生的设想，换头是在颈部进行。但无论选择在颈部哪个平面进行头颅移植，都要同时或先后进行两侧颈部脊椎骨、交感神经、脊髓、颈部淋巴系统、双侧淋巴导管、双侧椎动脉、双侧颈动脉、颈静脉等一系列神经、脊髓、血管、肌肉、组织和皮肤的吻合。

其中，最为复杂的是脊髓和神经的连接。脊髓位于椎管内，上端连接大脑的延髓，两旁发出成对的神经，分布到四肢、体壁和内脏。脊髓主要分为内部的灰质区（由神经细胞构成，呈H形或蝴蝶形）和外侧的（灰质周围）的白质区（主要由有髓神经纤维组成）。换头时，必须严格地把H头颅与B躯干之间的颈髓部位的灰质和白质严丝合缝地连接起来。

仅仅是灰质的白质也必须根据前索、侧索和后索3部分分别对接，它们都是有髓鞘的神经纤维，并且是纵行排列。这3部分都有两种主要功能，即传达身体传来的上行感觉和由大脑下达的下行运动指令。

前索位于脊髓前外侧沟的内侧，主要为下行纤维束，如皮质脊髓（锥体）前束、顶盖脊髓束（视听反射）、内侧纵束（联络眼肌诸神经核和项肌神经核以达成肌肉共济活动）和前庭脊髓束（参与身体平衡反射）。

侧索位于脊髓的前外侧沟和后侧沟之间，有上行和下行传导束。上行传导束有脊髓丘脑束（痛觉、温度觉和粗的触觉纤维所组成）和脊髓小脑束（本体感受性冲动和无意识性协调运动）。下行传导束有皮质脊髓侧束亦称锥体束（随意运动）和红核脊髓束（姿势调节）。

后索位于脊髓后外侧沟的内侧，主要为上行传导束（传导本体感觉和一部分精细触觉）。颈部脊髓的后索更复杂，分为内侧的薄束和外侧的楔束（传导躯干、四肢的本体觉和精细触觉）。

只有当这几部分神经纤维束不受干扰地对接，而且是不能破坏髓鞘后，才会有效传导上行的感觉和执行下行的运动指令，否则会像电流短路一样无法完成神经功能或干扰神经功能。身患先天性肌肉萎缩症的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斯瓦雷里・斯皮尔多诺夫

同样，灰质的连接也至关重要，因为脊髓左侧和右侧灰质都由前角和后角组成。前角内含有大型运动细胞，其轴突贯穿白质，经前外侧沟走出脊髓，组成前根。而且，颈部脊髓的前角特别发达，这里的前角细胞发出纤维支配上肢肌肉。后角内的感觉细胞有痛觉和温度觉的第二级神经元，并在后角底部有小脑本体感觉径路的第二级神经元细胞体（背核）。如果这些对接不匹配，则会让H头颅与B躯干之间失去有效的感觉和运动（行动）功能。

另外，H头颅与B躯干对接的血管连接也十分重要，因为大脑细胞对血供要求非常严格也非常敏感，如果血管不能及时接通，大脑的广泛区域的神经细胞，尤其是新皮层和海马的神经元会因为缺氧而死亡。一般认定，常温下大脑耐受缺血的时限是4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大脑就有可能会因缺血缺氧而坏死，这也意味着换头术的失败。

颈部的血管有双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等，还有颈内静脉和颈外静脉、颈前静脉等，而且颈内静脉也还分颅内支和颅外支两种。也就是说，在有限的几分钟时间内，既要接通主要动脉和静脉（否则血液就不能供给大脑并回流），还要接通脊髓和其他神经。即便这一手术有150名医护人员参与，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让所有医护人员集中到手术台上对H头颅与B躯干进行脊髓、神经、血管、肌肉和组织的对接。因此，倘若手术无法快速和同时进行，也就难以保证成功。

更有专业人员认为，在手术断端上、下两部分脊髓的纤维犹如两团乱麻，很难把它们一一分离出来，再相对应地连接起来。此外，还有淋巴管等的吻合也非常重要，能否在较短时间内与神经、血管同时接通也要打问号。

成功后的诸多难题

上述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是理论上的分析，但是，如果真的操作起来比较顺利，而且换头术也真的获得成功，H头颅与B躯干对接成功后当然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组装的人，这个人也会遭遇身份、意识和感觉的各种难题，正如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的巴特・杰尔医生所评价的那样，“会比死更难受”。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协调组的临床医生卡纳维洛

换头术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器官移植手术而已，只是这一移植手术是双相的和互为条件与因果关系的。对于B来说是移植了大脑H，对于H来说，则是移植了躯体B。

即便手术成功，也防止了免疫排异反应，而且换头后，也恢复了意识及智力，同时让身体的感觉和运动功能恢复正常，这个组装的人也可能会非常难受。

这种难受首先会表现在自我意识对躯体的接纳和感受上，即斯皮尔多诺夫的大脑总是会面对B的躯体和四肢发出疑问：我是谁，这是我的身体、手和脚吗？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就有可能患上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疾病。

精神分裂症主要是感觉、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产生障碍以及精神活动与行为的不协调。一般存在感觉知觉障碍、思维障碍、情感障碍、意志和行为障碍，以及认知功能障碍。

如果斯皮尔多诺夫的头换到B的躯体上，首先会导致斯皮尔多诺夫的感觉知觉障碍，而这种障碍注定是要发生的，因为斯皮尔多诺夫的感觉和认知除了依靠眼、耳、鼻等感官所获得的感受和信息外，还要大量依赖于B的躯体和四肢的触觉，尤其是皮肤传来的感觉和信息。成年人的皮肤表面积约1.5平方米～2平方米，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担负着感觉、调节体温、分泌排泄和吸收等生理功能。

仅仅是皮肤的感觉就极为复杂和敏感，皮肤能分辨出来的感觉包括触觉、压觉、振动觉、温觉、冷觉和痛觉。刺激作用于皮肤，未引起皮肤变形时产生的是触觉，引起皮肤变形时便产生压觉。触觉、压觉以及触觉和振动觉结合产生的触摸觉等都是由皮肤上和皮肤内部的各种感受器来完成的。

换头后，来自B躯体皮肤的感觉是否会被斯皮尔多诺夫大脑认定为自己的感觉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正常人在生活中长时间因前臂压迫而发生麻痹时，便会失去正常的位置感，这是皮肤本体感受的一种功能。但是，斯皮尔多诺夫大脑会不会接受和产生这种正常的感觉就会产生疑问。更重要的是，如果斯皮尔多诺夫恋爱结婚，与情人或妻子亲热时，他的移植的B躯体会不会给予他正常人的愉悦感也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正常的话，这样的生活可能就真的比死更难受。

让因换头术而形成的组装人更为难受的另一个问题是身份问题，包括后代的身份。换头与换身是相互的，因此，换头术是创造了一种人的嵌合体。以斯皮尔多诺夫而言，他拥有的是B的躯体，以B而言，他（她）拥有的是斯皮尔多诺夫的思想，那么，这个嵌合体的身份该如何确定。如果以精神和灵魂决定人的一切而言，当然可以把这个嵌合体算作斯皮尔多诺夫，但是，其他的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即如果进行生物识别，那么，只有斯皮尔多诺夫的大脑才算是斯皮尔多诺夫，而要以B的身体部分进行识别，就会产生矛盾，甚至连斯皮尔多诺夫生病后需要输血也会产生问题，是以B的血型来输血，还是以斯皮尔多诺夫大脑细胞的表面抗原标准来输血。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篇2

（安徽新华学院药学院，安徽合肥 230088）

摘要：本文从中医理论的治则与治法方面,对缺血性脑卒中损伤后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增殖与分化进行了探讨,通过肾精-脑髓相关理论和气血相关理论，认为补肾生髓法和益气活血法可具有促进神经再生的作用，进而影响脑内源性NSCs增殖分化，诱导神经组织自身积极的修复与神经功能重建，从而有利于脑卒中的康复与治疗.

关键词：脑缺血；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补肾生髓法；益气活血法

中图分类号：R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3-0019-0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研究重点项目资助（No.KJ2014A098）

脑血管病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以中老年人发病多见.而在脑血管疾病，缺血性卒中占75%以上，其发病率，死亡率均很高；而脑卒中后所导致的肢体残障及对智力的影响是一严重的医学难题和社会问题.当前，在现代医学中认为脑血管疾病是由多种致病因结果，其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因而在治疗方面国内外均无突破性进展，当前,在治疗方面超早期溶栓和减轻神经元损伤的的治疗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并获得了较好的疗效[1,2]，但通过治疗后仍然不能避免神经元的死亡，对于大多数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而言或多或少的留有相应的神经功能的缺失；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对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机制及诊断治疗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3].通过近几年来对人体神经系统的发育及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 NSCs)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NSCs增殖、分化为神经细胞的研究，而促进脑缺血后神经的再生和大脑功能的重组，从而减少脑组织的损伤，进而促进机体功能恢复，对于减少残疾的发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的实验研究证明，中医药治疗对于脑缺血损伤后在促进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疗效.本文从中医治则、治法方面来探讨神经干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对缺血性脑卒中的作用.

1 神经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自1992年Reynolds等[4]通过实验从小鼠脑纹状体中首次培养分离出能够在体外不断进行分裂增殖而且有向神经元及星形胶质细胞分化的NSCs后,从而打破了以往认为对于成年哺乳动物脑内的神经细胞损伤后不能再生的观点.胚胎及成年中枢神经系统不同部位存在NSCs,它起源于胚胎干细胞[5]，其分布于成体哺乳动物大部分脑区，现已证实,只有两个区域具有NSCs,分别为室管膜下区和海马颗粒下层是成年脑干细胞富集区[6]，而且这两个区域的NSCs对于哺乳动物包括我们人类来说是始终存在的；因而说明在人类的整个生命活动过程中,在大脑的这两个区域一直具有生成神经元细胞和建立神经突触联系的能力.

而对NSCs的生物学特性，Abrahams JM[7]等做了以下总结:①NSCs可在特定的诱因条件下，能够自我更新、可增殖参与神经再生和组织修复;②NSCs具有多种分化潜能，可分化成神经元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③损伤性的刺激可促进NSCs向受损的脑组织迁移、分化.

2 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对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作用

细胞信息的传递和调控是研究生命现象的基础，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干细胞研究的深入，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信号通路及调控很快成为一个前沿课题，揭示了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的分子机制.根据McKay定义,NSCs可以分化成神经元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等,并且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可以向大脑提供大量神经细胞.

缺血性脑卒中在现代医学中，是一种以大脑血液循环发生障碍为特征的病变，其发病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但最根本的病因是由于大脑的缺血、缺氧而造成的[8]；因此在临床上主要是围绕恢复大脑的供血供氧而开展治疗，从而使神经元结构和功能的保持完整性，进而恢复NSCs的功能，减少致残率的发生.在正常情况，成年人大脑内NSCs一直保持在静息的状态，但当大脑发生在缺血缺氧、氧化应激等多种病理损伤的情况下，这时大脑内NSCs可被激活，可增殖、分化成为新的神经元，从而替代、补充损伤的神经细胞[9].这类内源性NSCs所具备的自我增殖、分化能力对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的修复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解决了NSCs的来源，而且也不会产生伦理学和免疫排斥反应等相关的问题，是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比较理性的方法.尽管内源性NSCs对损伤的脑组织具有自我增殖、分化能力，但在临床上对于缺血性脑卒中，内源性的NSCs数量是有限的而且促使其迁移分化的因子也是有限的，不足以圆满地完成自我修复，致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或变性时自我修复作用受到限制，而且，当前在医学上关于脑缺血损伤后内源性NSCs增殖、分化的发生机制还不完全清楚.但对于对外源性神经干细胞移植修复脑损伤，不仅仍处于探索阶段，而且它还带来的免疫排斥、社会伦理学等问题；而内源性神经干细胞无免疫原性和致瘤性，实施简单容易处理，有利于制定合理的治疗标准和评价体系，并通过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分化有一定的治疗潜力，因此对于神经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研究的热点.但实验表明，脑缺血损伤后NSCs的增殖，迁移，分化是由体内多种信号转到通路的相互作用调节来实现的，如Notch、PI3K/AKT、bHLH及Wnt/β-catenin信号转导通路等.

3 对于神经干细胞在缺血性脑卒中作用的中医探讨

祖国医学对于脑卒中的病因、病机及治则治法认识已历史久远.治法是针对病机所确定的治疗方案，在中医学中一般是“法随证立”，根据病证而确定治疗方法，其形成和发展与方药和病机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包涵病证，病因，发病机制和内容的配伍规律[10].因此，理、法、方、药的环环相扣，市中医学体系的重要特点，而治则在辩证和方药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目前治法研究尚存在一些值得思考问题：①中医治法研究尚未从经验医学真正进入到实验医学阶段；②治法研究较为局限：多偏向于一证一方一法作用机制研究.因此，探索相应的治法及其作用机制，已成为提高缺血性卒中病临床疗效的关键性问题.同时缺血性脑血管病所涉及的病理生理环节甚为复杂，单一的药物组分恐难发挥理想疗效，多种药物及多种治疗手段的协同运用必将成为今后缺血性脑血管病治疗的基本思路.?祖国医学几千年来对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防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医治法理论指导下的中药复方，因其含有多种成分，有可能针对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不同病理生理环节，发挥多层次、多途径、多靶点的治疗作用，符合今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思路.其中，补肾生髓法与益气活血法是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常用中医治法.

3.1 补肾生髓法与与神经干细胞的的关系

《灵枢·经脉篇》云“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脑为髓海”，脑髓是作为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而在中医理论中指出“肾主骨，生髓”，“诸髓者,皆属于脑”；在《素问·六节藏象论》指出：“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逆调论》指出“肾不生则髓不能满.”进一步指出脑髓是由肾精所化，肾精为肾主脑的物质基础，因此,肾精充足,髓海得养,肾精亏虚,髓海空虚,脑失所养，则脑的功能失常.而在现代医学中，神经干细胞可分化为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等多种神经细胞的潜能，而这些细胞正是脑髓的主要组成部分[11].因此根据“肾精-脑髓”的相关理论提出“补肾生髓治法”，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具有促进神经再生的作用，可能会对促进NSC的增殖分化从而对损伤的神经细胞的修复起积极地作用，进而有利于缺血性脑卒中功能的恢复.

而补肾生髓方是作为补肾生髓治法的代表中药复方，是由龟版胶、鹿角胶、金毛脊、杜仲、淡苁蓉、淮牛膝等中药组成，具有滋阴补肾，益精填髓的作用，主治真阴不足，精髓亏损之证；通过各种中药联合应用，具有补肾生髓之功，从而使不足之脑髓得以补充，脑神得以荣养，神机复灵，脑络畅通；进而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与分化，有助于修复脑损伤.

3.2 益气活血法与神经干细胞的的关系

《素问·玉机真脏论》提出“气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则直接指出缺血性脑卒中是由于元气亏虚，突发中风，瘀阻络脉，脉道气血不通病变；气虚血瘀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病因.在祖国医学中指出脑髓是由肾精所化，其生成来源于先天之精，《灵枢·经脉》篇云：“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虽其蛰藏着受之于父母的先天之精，但同时也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而五脏六腑之精多为后天之精，是由脾所化生的水谷精微所构成，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同时脑为元神之府，而气血是神产生的物质基础，脑必须在气血的濡养下才能产生“神”，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提出“血气者，人之神”，大脑的功能活动离不开气血的滋润和濡养.

近年来相关的医家[12]，经过长期临床观察和科研实验，在分析气血与脑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医病机理论，现代医学发病机制、病机特点、缺血性中风临床实践及流行病学调查，提出缺血性中风“气虚血瘀”病机学说，认为”气虚血瘀”为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病因病机：元气亏虚为本，瘀阻脉络为标.通过补气以活血，气行可以推动血液在脉中的正常运行，从而使大脑血液循环正常，是为中医基础理论中“气为血之帅”、“气能行血,气能生血”等具体的临床医用，为中医体系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具体体现.而作为益气活血法的代表复方制剂脑络欣通，通过补气活血，达到推动血液在脉管之中正常运行，进而促进脑血液循环正常运行，进而影响脑内源性NSCs增殖分化，诱导神经组织自身积极的修复与神经功能重建，从而有利于脑卒中的康复与治疗.

4 体会

综述所述，NSCs的增殖、分化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修复和功能的恢复已引起广泛关注，是国内外医学界研究的热点；但由于缺血性脑血管病所涉及的病理生理环节甚为复杂，单一的药物组分恐难发挥理想疗效，多种药物及多种治疗手段的协同运用必将成为今后缺血性脑血管病治疗的基本思路.祖国医学几千年来对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防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复方，因其含有多种成分，有可能针对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不同病理生理环节，发挥多层次、多途径、多靶点的治疗作用，?符合今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思路.而作为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常用中医治法：益气活血法与补肾生髓法及其代表中药复方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其能通过促进NSCs增殖与分化，进而有利于损伤的神经细胞再生，有利于脑缺血后神经功能的恢复;这可能是中医药干预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治则与治法，从而为进一步研制和开发促进中枢神经再生的新的治疗手段，给中枢神经再生带来新的希望和临床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王新,黄如训.影响缺血性卒中患者溶栓治疗的因素[J].国外医学脑血管疾病分册,2002,10(4):268.

〔2〕梁红英,张淑玲,张志忠.凝血纤溶系统功能与脑卒中关系的研究[J].吉林医学,2011,32(2):238-239.

〔3〕罗其中,包映晖,董斌.中枢神经损伤后的神经再生与修复策略[J].中国微侵袭神外科杂志,2004,9(2):49-52.

〔4〕Reynolds BA, Weis s S. Generation of neurons and as trocytes from isolated cells of the adult mammalian central nervous sys tem. science 1992;255(5052):1707-1710.

〔5〕Liu J,Solway K,Messing RO,et al.Increased neurogenesis in the dentate gyrus after transient global ischemia in gerbils[J].Neurosci,1998,18(19): 7768-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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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键,陈业农,唐巍,等.脑络欣通对局灶脑缺血/再灌注大鼠神经干细胞及相关调节因子影响的实验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8,14(11):837-839.

〔9〕于志君,成彩莲.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凋亡调控基因表达的变化及意义[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9(4):425.

〔10〕李姿慧,胡建鹏,王键.中医治则治法研究与探讨[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7,26(6):1-4.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篇3

生命之歌

生命，是一首歌，它不需要谱曲、作词，只需要你用心，用一生来演绎。它可以悲凉婉转，可以奔放热烈，可以平静如水，亦可以杂乱无章。那么，就让我们演奏一曲不卑不亢，顽强向上的生命之歌吧！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十九世纪有两大奇人，一个是拿破伦，一个就是海伦•凯勒。”海伦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在她19个月失去视觉和听觉后，小海伦就与这个世界失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这个幼小的生命不知道如何排谴与世隔绝的孤独感。她古怪、粗暴、无礼，直至她的莎莉文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教会她认字，才使她睁开了心灵的眼睛，也从此展开了梦想的双翅。当海伦感悟到“水”——这个她所认识的第一个字后，便开始了对知识、对世界强烈的追求，开始了迫不及待地认字、阅读，像一块海绵不断地从生命本身汲取知识。对知识的渴求，使她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单调和枯燥中竟然学会了德语、拉丁语、法语等多国语言，阅读了多部文学和哲学名著，吸取着那些伟人和智者的思想精髓。她把学习比做攀登奇山险峰，跌倒了再爬上去。每得到一点进步，就有一份鼓舞，使她逐渐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直到璀璨的云端，到蓝天的深处，到希望的顶峰！海伦，用她艰难却幸福快乐的一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她的一生是人类的奇迹，她用她的一生，为我们唱响了一曲不屈不挠的生命之歌。

张海迪，5岁患脊髓病，胸部以下几乎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最终以骄人的成绩和顽强的毅力被世人所认可。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自强不息地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还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张海迪说过：“我像颗流星，要把光留给人间。”她怀着这样的理想，以非凡的毅力学习和工作，唱出了一首顽强不息的生命赞歌。

海伦、张海迪，她们都曾是被命运所抛弃的残疾人，但她们却没有抛弃命运，反而用她们对世界、生活的热爱，演绎了一种只属于她们的精彩；以她们的毅力和恒心，为世人谱写了一首生命之歌，而这首歌，必将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篇4

1.1美国生命伦理学多原则说

美国是生命伦理学发源地m。在美国，生命伦理学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60年代。1971年，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波特(V.R.Potter)，首次提出和界定了生命伦理学这一概念，出版了《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这—标志性著作，宣告生命伦理学正式问世。至今，在美国已涌现出许多具有国际影响的生命伦理学家。凭借和伴随着他们的学术声音的传播，生命伦理学庶几成为当今独霸世界医学伦理学领域的唯一话语。在目前的中国，虽然对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庐山真面目”尚待进一步了解和审视，但自20世纪80年代它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体现其基本精神的生命伦理原则在其后的9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地被写进我国的医学伦理学教科书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学术论坛上，甚至成为我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伦理学科目中的重点考核内容。就笔者所知，目前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美国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有“二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

生命伦理学“二原则说”，由恩格尔哈特(H.T.Engelhardt)在《生命伦理学的基础》、《生命伦理学与世俗人文主义》等著作中提出和阐述。他认为，允许(允诺)原则和行善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由比彻姆(T.L.Beauchamp)和查尔瑞斯(J.Childress)在其合著的名作《生物医学伦理学原理》中提出和阐释。他们认为，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是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五原则说”，由蒂洛(J.P.Dealow)所著的在西方被称为社会伦理决策指南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和论述。他认为，生命价值原则、善良原则、公正原则、说实话(或称为诚实)原则、个人自由原则是伦理学基本原则。虽然此学说并未直接以生命伦理学名义出现,但因其在西方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它经常被有效地应用于解决生命伦理学实际问题的决策过程之中。

1.2中国医学伦理学单一原则说

1981年，在上海举行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医德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经过研讨，提出了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其表述为：“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鉴于原表述基本精神必须坚持但时代性、职业性不很突出这一情况，国内医学伦理学界遂将其修改为: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这一基本原则表述语言虽然较多，但却是单一原则，即可以概括为一个专用提法——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提出和确立，不仅成为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建设的一个突破口，而且为社会主义医德规范体系建设准备了一方奠基石。美国生命伦理学多原则说，尤其是“四原则说”引人后,一方面拓展了我们完善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的视野和思路，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和困惑。例如，在建设中国医学(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时,有的仍坚持原有单一原则说，有的完全照搬美国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有的则是对两种做法的杂陈、拼盘等。莫衷一是的做法已在提示我们，在经过了对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引进介绍、学习借鉴阶段后，现在该是反思创新的时候了。

2美国“四原则说"的解构

2J“四原则说”简介

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出自于1989年出版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此书为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和查尔瑞斯合著。这部著作对波特的《生命伦理学》这一奠基之作，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给以充实和完善，尤其是明确提出和阐释了后来在全世界造成极大影响的“四大原则”，即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此书与肯尼迪研究所的《医学实践的哲学基础》、维奇(R.Veatch)的《医学伦理学》、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的基础》等经典著作一起，推动美国生命伦理学走向了全球。

美国生命伦理学被介绍到中国后，现今我国医学伦理学界耳熟能详的，除了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学术思想之外，就要数这“四大原则”了。在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四大原则”频繁亮相于中国大陆及其港、澳、台的教材和专著中，而且似乎成为表述和阐释医学(生命)伦理原则的最佳模式、领衔主角。前面提及的已被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伦理学科目重点考核内容的，便是这“四大原则”，只不过在具体提法上做了一些修改,表述为“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而已。

2.2“四原则说”解读

第一个原则为自主原则。自主是指病人的自主性，换句话说是病人享有自主权(生命权、健康权、平等医护权、身体所有权、疾病认知权、知情同意权、保护隐私权、因病免除社会责任权、诉讼权、索赔权)。自主原则就是保证病人在医护事务中自己做主，要求医护人员尊重和维护病人的自主性、自主权，即尊重和维护病人的自主决策、自主选择。当病人无自主能力时，医护人员应征得其人的知情同意、知情选择。而当病人无法自主且无法由人做主时，或者病人及其人的自主决定、自主选择明显会对病人造成本可免除的重大伤害时，医务人员应该也可以行使医疗自主权，甚至医疗干涉权。深人分析,尤其是医学实践表明:病人自主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它也内含着双重效应，甚至是危险的陷阱。

第二个原则为不伤害原则。不伤害是指不使病人受到身体、心灵或精神上的伤害，包括不可杀害在内。不伤害原则要求医务人员不做伤害病人之事，具体地说，就是要杜绝过失性责任伤害,力求避免可预知且可以防范的伤害，尽量将可预知但不可避免的伤害控制在最低限度。因此，医务人员在实践中应该运用科学的辩证的损伤观把握和践行不伤害原则，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到不伤害原则并不是一个绝对原则，实行时必须以危险与利益分析、损伤与利益分析来“权衡利害”(做到利大于害;诸利相比求最大，诸害相比求最小)，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复式影响(某一正当医疗行为所间接产生的可预知而不是出于主观故意或恶意,但于病人有害的附带影响)及其得到容许的严格条件(行为本身必须是善的;行为主体必须出于善动机，即仅希望行为出现好影响，坏影响不能作为实现好影响的手段，好坏影响只能在同一行为中同时出现,好坏影响比例适当，起码应该是好影响大于、多于坏影响)。但即使如此，它仍面临诸多伦理困境p]。

第三个原则为行善原则。行善的一般意义是对人仁慈，或者说甘做善事。行善原则要求医务人员做有利于病人和社会健康权益的事。比彻姆和查尔瑞斯认为，行善原则包括预防伤害、去除伤害、应做(或促进)善事三项具体内容。但其他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理解。例如，佛兰克纳(W.Frankena)认为,行善原则除具有上述三项内容之外，还应包括不应施加伤害”的要求。而戴维斯(A.J.Davis)则强调，只有‘‘应做或促进善事”，才真正属于行善原则，其它两项或三项不应纳人其中[3]。

2.3“四原则说”质疑

从以上对“四原则说”的简要解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四大原则”中的任何一个原则，都是针对具体医德情境设计的，都达不到君临天下、一览无余的髙度,都存在着概括性、普适性不够强的缺陷，例如自主、公正诉诸人本理由，体现人本要求，而不伤害、行善诉诸功利理由，体现功利要求，都不能完满地反映人本与功利两种价值追求的综合与统一,这就是导致“四原则”之间乃至每一原则内部出现歧义和陷阱的根本原因;“四原则”相互间会形成严重冲突，例如自主在一定条件下与不伤害、有利、公正就会形成严重对立，若不借助于更权威者，则无法靠它们自己协调，所以只好以医疗干涉原则加以调整和补救，这使得所有原则的权威性和普适性都受到自身限制;多原则之间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不明，如果说四项原则是平起平坐的话，但其中不伤害原则与行善原则还有重迭、包含关系，这无疑是使医学关系中相关主体在面对比较复杂的矛盾时常常走入困惑、窘境的根;行善原则凭借一个“善”概念，似乎显得普适性最强，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和使用，普适性当然是天下第一，但将其与道德、伦理同义而后列人生命伦理原则，肯定于学理不合，要知道，连各门各派的一般伦理学，都极少以善或行善作为基本原则的!

“四原则说”本身所固有的上述重大缺憾，使我们对其是否具备充当生命伦理原则的资格产生很大疑问。生命(医学)伦理原则者，必为生命(医学)伦理领域内最具普适性、权威性之道德行为规范化也。它不仅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对同一领域内其它所有道德行为规范是最具说明、协调、导向、统摄等功能的。仅以此观之，笔者认为“四原则”或其中之一，都难以充当原则;唯一能胜任者，只能是医学人道原则。但这里所说的医学人道原则是需要重构的。

3医学人道原则的重建

3.1医学人道原则胜任的资格

医学人道精神是医学的固有属性，医学人道主义是古今中外医学道德的精髓。无论是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大医精诚论》，还是现代的《日内瓦宣言》、《人类基因组宣言》，如果要求用一个最合适的词语、理念，表述这些经典医德文献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那么，除了医学人道主义，不可能有第二个选择。因为它不仅能够充分体现和诠释出医学(生命)伦理的本质和精髓，而且在时空上具有最强的开放性和普适性。就医学人道原则与上述“四原则”的关系来看，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医学人道原则完全能够有机地将流行的“四原则”吸纳于自身，而且能够化解其内在冲突。

因此，如果生命(医学)伦理原则以单一原则为最佳选择，那么，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所有医德话语中，唯有医学人道原则具备其资格，尽管人们现在对它提出了不少挑战，它本身也确实需要与时俱进，而其它话语无论怎样改造，都不可能拥有象它那样的基础和潜能。

3.2医学人道原则重建的思路

医学人道原则重建的可行思路有两条：

其一是单一原则的与时俱进、改造完善。也就是说，依据和适应医学人道原则重构的必然性、必要性(克服传统医学人道主义的局限，解决一系列医德矛盾的客观态势，成就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建设的基础工程等〉的现实要求，遵循“四个统一”(生命神圣论、质量论、价值论的统一，医学道德美德论、公益论、智慧论的统一，医学人道主义、功利主义的统一，医德实践他律、自律的统一)和“两个求新”(在继承优良传统中求推陈出新，在同国际接轨中求移植创新)的指导思想，彻底改造、完善医学人道主义，使其超越传统、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重建的具体目标应该是：推动医学人道主义进人一个全新境界，在中国则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即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本，强调医学关系中各行为主体健康权益与义务的相互协调，强调救死扶伤及人文关怀，充分实现当代医学所承载的功能和追求的目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不幸;照料和治愈有病的人，照料那些不能治愈的人;避免早死，追求安祥死亡)，全面地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

其二是将不同层次的多项原则优化组合成准则体系。也就是说，将多项原则依据其内容、地位、作用等差别，划分为大原则和小原则，准确地说应该是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或称原则和准则，然后再让它们分工合作，组合成为一个多层次，但却缺一不可的完整的准则体系。此种准则体系仍然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则，但它不是孤身一人，而拥有贴身下属-一准则数个。这种与前一思路有同有异的做法，可以视为某些学者所作的贯通古今、合璧中西的一个种尝试。例如，有人将医学人道原则作为医学道德基本原则，而把美国“四原则”作医学道德具体原则。也有人将医学人道原则作为医学道德基本原则，而把美国“四原则”作临床医德准则|5]。

经过对当代中国医德建设现实的多年考察及对中西医德的初步对比研究，笔者认为第二种思路较优，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在复杂多变的医学(生命)伦理关系，所以钟情于这一选择。但是，它不是原有两个(多个)层次的机械相加，而是在对它们加以科学的、审慎的改造和补充后，合理进行再建。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篇5

关键词：医学职业精神；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维度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8-0047-03

职业精神是在职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具有明显职业特征的职业价值观和理念体现。医学职业精神是指医务人员在医学职业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为行业内和全社会所肯定、倡导的基本从业理念、价值取向、职业标准及职业风尚的总和，应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群体性与个体性结合、实然性与应然性结合，体现医务从业人员对真善美的职业价值追求[1]。

一、医学职业精神的内涵解读

医生除了要具备专业的临床知识和技能外，还要将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相统一，具备高尚的医德，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具备人文关怀、利他主义和高度责任心。而职业精神的养成不是在医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就能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整个医学教育阶段逐步养成。医学职业精神教育要以人本主义为核心，除了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教育外，多途径、多举措开展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培育医学生正确的从业观、价值观，培育人文精神和利他主义精神，促进医学发展，维护人类健康。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建构医学职业精神维度

1.价值维度――以理想信念为基础的职业价值观培育。理想信念与职业价值观辩证统一地存在，而且相互影响和转化，反映的是人精神层面的问题，体现人的精神追求、道德水平、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医学生信仰什么，反映了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信仰目标偏差必然导致职业价值观的偏差。随着价值取向和文化形态的多元，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医学生的思想，某些医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追求淡漠、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追求物质享受、心理素质脆弱等问题。当今社会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纠纷增多、医疗体制改革等问题困扰着医学生，再加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职业角色，仅仅是接受社会上的负面信息，对很多问题没有深入了解，使得医学生容易产生职业价值观偏差。可见理想信念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责任意识和奋斗精神。

2.理论维度――以医学伦理学为理论核心的专业素质教育。“医学伦理学是人文医学教学的主轴，它贯穿于医学实践各方面的始终，医学的宗旨和医疗职业的价值、态度和行为准则，无不是医学伦理理念的凝化，医学伦理也是医生的必备品质[2]”。作为核心人文医学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比较规范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开课率和课时量相较实际需要还有很大距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系统讲授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临床医疗新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等已经比较紧张，教师无法充分结合临床实践及医疗热点，更谈不上提供实践机会。另外，我国的医学伦理学还存在教学内容和方法单一、缺乏既有专业背景又有临床经验的教师、没有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等问题，医学职业精神的培养犹如纸上谈兵。

3.文化维度――以传统医德和当代人文关怀为准则的文化传承。我国医德体系的历史悠远，最早源于《黄帝内经》，要求医者不仅要有高明的医术，还要有仁者爱人、清廉正直、谦虚谨慎、勇于创新的传统职业操守和品德。这些职业道德对我国历代医者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今。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医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创新，仅依靠传统的职业操守和品德已经不能满足于社会发展和医疗实践的现实，我国医学职业精神教育模式对医学生、医务人员的从业理念和职业标准达不到理想的指导和教育效果。2001年，“国际医学教育组织（IIME）提出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简称GMER），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7项最基本能力是职业价值、态度、行为以及伦理等”[3]。即除了具有高超的医术外，更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和人文关怀精神，培养医学生“寻常的关怀心，俗世的悲悯心”的医学人性光芒，就是当代对医学职业精神更加精确的定位。2005年，中国医师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明确要求医务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将其作为执业的要求和准则，树立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并指导医疗实践，将职业标准和从业要求明确化和制度化。

4.环境维度――以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为助力的环境影响。校园文化中所蕴含的医学道德精神价值的意义对学生的影响是“隐性”的，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业精神养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4]。大学校园不仅是建筑楼群的集合，更应该代表一种文化和精神，将医学职业精神和校园的整体文化氛围、底蕴融合，才能使学生真正领悟医学的真谛。学风建设有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校园精神和爱岗敬业的道德风尚，促进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5]。要以社会服务为平台，在社会实践中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发展现实和科技发展现实，促进医学职业精神的养成。

三、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医学职业精神的培养路径和模式

1.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基础，引导树立正确的医学职业价值观。要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深化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切实增强医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一是丰富教学内容。经济、社会、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学生的眼界前所未有的开阔，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增多，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广，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问题也应更广泛，如国情教育、国际热点分析、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法治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等。着重要在“敬业”上引导学生热爱岗位，遵守职业规范，践行医学生誓言。二是改革教学方式。打破传统的教室为固定地点的教学模式，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走出去”就是同附属医院、社区、医药企业、社会机构等进行联合，进行参观学习和访问调查；“请进来”就是请医学专家、人文教育家等专业人士开设职业精神教育和人文教育专题讲座。三是重视教师的言传身教。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师应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以生为本、忠于职守，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对于专业课教师和临床带教教师来说，要积极构建他们的身教德育观，在教学过程中以身示教，将医学职业精神教育融入医学专业课程教育整个过程，培养学生在医疗实践中分析判断、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

2.以医学伦理学教育为抓手，丰富医学职业精神的专业内涵。在教学目标上，培养学生对病患的人文关怀，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崇高的人生理想，培养学生用医学伦理学观念去解决问题、评价问题。应尽快修订教学大纲，将医学伦理学纳入到必修课程体系，增加学分和评价机制。以专业课教学为基础，切实增强伦理学思想的渗透力。专业课教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临床、理论知识完成这一教学任务，提高学生的伦理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加入现代医学大家和古代名医的生平纪事和学习、求学经历，或者播放影片、纪录片，组织讨论、情景模拟等。在实验操作中，提倡节省动物实验对象，尽可能减少动物在实验过程中痛苦的仁爱思想。解剖课程上形成对尸体捐献者默哀的教学惯例，提倡对生命致以尊重，对逝者致以哀思。在临床教学中，重视案例教学，结合正反案例，大力弘扬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崇尚科学、谦虚博爱的职业精神，反对缺乏仁爱、唯利是图的医德沦丧的行为。这样就形成了有层次、有重点的教育体系，适应职业精神教育本身和学生思想变化的需要。

3.以传统医德和当代人文关怀为准则，形成医学职业精神的文化传承。传统医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精髓内容：仁者爱人、悬壶济世的职业要求；不图钱财，清廉正直的道德品质；虚心向学、善于钻研的学习态度；服务病患、认真负责的工作宗旨；不畏强权、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和不断研究、勇于开拓的创新追求[6]。这是长期以来古代的医者在行医过程中总结、形成、传承下来的优秀职业道德和准则，也是中国古代医学文化的精髓，古代医学职业精神的核心，是值得当代医生和医学界认真研究、践行的文化传承。除了传统医德外，古代的优秀医者如华佗、孙思邈、张仲景、李时珍；不惧兵荒马乱危险，上门为病人诊治的扁鹊；被“誉满杏林”的名医董奉；“轻财如粪土、耐事如慈母”的北宋医家庞安时等医者典范，将他们的事迹和精神贯穿于职业精神教育中，比简单说教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只有把这些优良的医德传统和当今的人文关怀相结合，使良知、正义、责任、人性等意识进行内在树立和升华，才能达到人文关怀道德教育目标[7]。对于医学生来说，知识、技能、态度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掌握知识和技能是为形成端正的职业态度打基础，而良好职业态度的养成反过来也会促进知识的增长和技能的强化，使这三者有机结合的就是人学。“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特鲁多的这句充满人性光辉的箴言道出医学不是冷冰冰的仪器和技术的产物，而是情感的产物。因此，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必须正视医学人文教育的地位，调整医学教育的指导思想和课程体系、教育模式，注重医学职业精神中的人文价值取向，充分重视医学生的思想、情感、德行等人文素质的培养，此外，践行“以学生为本”理念，实现学生“成人成才”的根本利益，教育理念从“管理学生”转化为“服务学生”柔性化管理，对学生来说，“以人为本”的理念自然会“入脑、入心”。

4.以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为促进，培育医学职业精神的外部环境。校园文化是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的重要外部条件。通过校园美化，打造优美高雅的校园环境。以先进的设计理念，将校园布局、建筑特色、景观设置、校园绿化、道路建筑命名等环境因素和学校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充分结合，为师生提供美观、高雅、文明、庄重的大学氛围。此外，还可以在教室和宿舍张贴古今中外名医大家的画像和生平简介；在宣传栏宣传励志性的医学小故事；在校园内开辟植物园以供学生学习和劳动；精选医学家的人物雕塑美化校园，供学生瞻仰。

通过学风建设，营造浓郁的校园整体学习氛围。从新生入学教育起，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引导。如新生医学生宣誓、参观校史馆、举行升国旗仪式、军事训练、校训精神解读、校史校情学习等，增强专业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二、三年级着重营造和谐、健康、丰富、活跃的学风氛围，重点组织专业学习活动；在四、五年级，学生开始接触临床和实习，应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辅导，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分析、职业定位、医德医风的养成教育。根据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课程安排组织形式多样、新颖有意义的校园活动，抓住传统节日、重大事件、开学和毕业典礼等时机，利用板报、广播、宣传栏、校报、网站等各类载体，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品味和内涵。如通过举办护士集体授帽仪式、送文艺下基层医疗机构、优秀医务工作者来校作报告、医学知识竞赛、各类医疗操作技能竞赛等医学生喜闻乐见、参与度高的校园文化活动，切实增强医学生的人文修养。

通过社会实践，使职业精神得到检验和提升。指导并感化学生始终以“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为己任，积极送医送药；关爱弱势群体，竭力助残助幼；进行医疗常识普及，提升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组织社会调查，开展各类公益活动。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基于医学职业精神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特点，要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医学伦理教育、医德和人文教育，同时还要给学生创造一个向上的、进取的外部环境氛围，使医学职业精神教育更为有效；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方式也为医学职业精神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措施和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程现昆.论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J].卫生职业教育，2012，（30）：8.

[2]杜治政.医学生的培养目标与人文医学教学――人文医学教学若干问题的探讨[J].医学与哲学，2015，（5）：3.

[3]张肇达.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6.

[4]李凤英，周庆华.融医学道德精神于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探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2）：113-114.

[5]刘一鸣.高校学风建设与大学生人才培养[J].继续教育研究，2011，（12）：166.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篇6

一、家庭熏陶爱上医学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认识了他，他渊博的知识、真诚的话语、温和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1982年参加高考，分数当时高出清华大学录取分数段几十分，完全可以走进令人羡慕的高等学府。然而，他选择了黑龙江中医学院。那是因为，小时候受父亲耳熏目染。父亲当时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民间医生，而且备受尊敬。村里的大人小孩有病都找他，父亲用一些草根树皮就能给人减轻痛苦。他从小就感觉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于是对中医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觉那些草根树皮很神奇，有了探索的欲望，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对枯燥的医书津津乐道。在八九岁时他就能背诵《汤头歌诀》，愿意看《医宗金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医书。加之看到父亲医治好一个又一个病人那种高兴的样子。他就觉得父亲是那样伟大，医生这个职业是那样的神圣，在他幼小的心里萌生了长大后成为一名好医生的念头，高考让他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5年的专业学习，巩如伦是全班公认天赋最高、最勤奋的一个学生。那时家里经济条件非常拮据，每个月给他的生活费只够吃最便宜的饭菜，但他每周还要去一次书店，买回自己钟爱的书籍。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有时他宁可少吃一顿饭，也要多看上几本医学书籍，有一次几乎晕倒在读书室里。巩如伦就是这样一个渴望获得知识的一个人。虽然他看的书非常多，但他越学越感到知识的不足。他当时认识到自己过去对中医中药的认识实在太肤浅了。他非常痴迷祖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他深刻地感受到那些病理、药理都凝聚着古人不朽的医学智慧。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巩如伦就这样夜以继日的埋头学习着，从来没有放松自己，他的付出有了回报，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1985年全国中医院校中医内科统一考试中，他考取了前5名，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统考优秀学生”称号，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是老师们眼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同学们学习的好榜样。求学这段刻苦铭心的经历，更让他坚定自己的从医之路。

二、放弃仕途钻研医学

大学毕业后，巩如伦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院中医基础研究生，从此走上了行医之路。师从名医卢芳教授。巩如伦对中医理论的独到见解以及勤奋刻苦深得卢芳教授赏识。他也从导师那里秉承了严谨的学风及中医理论的精髓。在读研期间，完成了《脾胰同治去治疗Ⅱ型糖尿病的临床实验研究》课题，受到导师们的高度评价。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的巩如伦被分配到市卫生局机关从事行政工作，那可是许多人眼里的美差。但是巩如伦只干了短短一年，就选择了离开。因为他无法割舍从小自己想当一名好医生的理想和热爱的医学事业，他追求的是给那些患有病痛的人们减轻痛苦，他觉得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于是，他到哈尔滨市中医医院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任糖尿病研究室主任。当时任院长的卢芳教授爱才惜才，在生活与工作上都给巩如伦极大的关怀，在中医院工作期间，巩如伦大展才华，将自己的中医理论应用在临床上，并承担了“脾胰同治法治疗Ⅱ型糖尿病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课题，获得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在这里他才崭露头角。

几年的临床实践和工作经历，使巩如伦在治疗糖尿病领域渐有名气。出名之后很快就有多家医院聘请他出任领导职务，他都不为所动，仕途对他没有诱惑力，而他对临床医学事业却情有独钟。这些年他一直都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就是现在当上了院长也和其他医生一样，没有放弃给患者治病的一线岗位。他在工作中积累大量的经验。沉淀了自己的厚实的医学积累。在这期间他还攻读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博士，于2000年获博士学位。2000年11月被批准加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同年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谈到当初的选择，巩如伦说：“无论是高考学医的选择，还是日后远离仕途的选择，我都无怨无悔。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信念，那样活着才叫精彩。”多年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他从未停止过探索、进取的脚步。在中医院工作时，他边出门诊，边总结经验，边搞科研。他遵古而不泥古，取其古人的理论精华，提出了糖尿病的发病机理是肝郁脾虚，痰瘀互阻的独特理论，得到同行们的首肯。他大胆实践，以扎实的中西医理论，结合最新的科技成果，成功地研制出了新一代“降糖宁”系列药。在2000年香港世界综合医学大会上获“紫荆花医学成就奖”，2001年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多年来，先后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加国际、部级、省级学术会议20余次，论文《“降糖宁”胶囊治疗糖尿病临床和实验研究》在第三届中日糖尿病学术会议上获得与会学者好评，已被译成韩文等多种文字。2000年，香港世界综合医学大会上，该论文又获紫荆花医学优秀论文奖、紫荆花创新医学金奖。2009年被评为中华中医药特色医疗名医。2014年，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聘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完成学术论著（包括与他人合作）共10部，即《糖尿病中文文献索引》、《糖尿病患者保健咨询》、《中国糖尿病防治特色》等，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他承担的多项科研课题，多次获得省政府科技进步奖。面对荣誉和头上笼罩的耀眼光环，巩如伦博士荣辱不惊。他还是那样一丝不苟地诊病，对待患者还是那么热情、幽默。时刻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医学领域，不断探索糖尿病治疗上的新突破，造福糖尿病患者，这将是巩如伦博士永远的追求！

三、发扬医学壮大事业

随着医院的迅速发展与不断发展壮大，由一个个体诊所发展为现在拥有占地面积近千平方米、员工30多人的医院门诊部。这里承载着他辛勤的汗水和奋斗的足迹。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让员工干工作像干自己家的事，那你就得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员工”，是的，凡事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他管理的真谛。医院还是个体时，他就四处找有关部门协调，给员工上保险，他说员工出来工作求的是一份保障，既然来这里，我就有责任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这对企业是个不小的负担，他认为这些付出是值得的，对员工来讲是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严的需要，院长的真心、爱心，换来了员工的尽心、忠心，医院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喜人景象。

他说：“进了医院，就是家人，风雨同担、荣辱共存，人在一起是团伙，心在一起才是团队，团队合作就像拔河一样，无论方向朝哪里，只要大家一致就能赢”。我和院里的一位员工探讨，说：看你们院长说话温和、态度可亲，没有所说的管理者的霸气、霸道呀？你们的凝聚力从哪里来的呢？员工说：“院长为人特别善良，比较照顾周围的人，而且不应付不对付，对员工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付出从不讲回报，平等待人，做事公正，性格随和，凡是要求我们做的，他都做得更好，我们只有加倍努力紧跟，才能跟得上他的步伐”。这就是凝聚力，对员工有情有义。这样的企业发展势不可挡。

四、爱心抚慰病人心灵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篇7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建

我市面向全体党员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作为一名党员，通过学习教育，我深刻感受到这是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是自己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是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难得机遇和灵魂洗礼。

在学习教育中，本人就“两学”如何学？“一做”怎么做？二者的辩证关系如何理解？“两学一做”成效如何检验等等，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析和深刻有益的思考。

一、“两学”如何学？

我认为要入神学、入脑学、入心学、入髓学。学党章，就要学到自己的灵魂深处，要逐条逐句通读党章，全面理解党的纲领，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穷尽一生地忠诚党的神圣事，让党章的每一句真理都能融入自己崇高的精神境界。学习党规，就要学到自己脑海深处，要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学习革命先辈和先进典型，加强自身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让党规的每一条款都能通过大脑神经，敏感地警醒自己的一举一动，筑牢自我拒腐防变的防线，守住自己为人、做事的标准和底线。学系列讲话，就要学到自己的心坎上，要学关于理想信念的精神追求、关于中国梦的共同期盼、关于“四个全面”的精辟论述、关于“五大发展理念”伟大构想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科学理论，把总书记每一句话都要铭记在心，溶入支撑自己挺直脊梁的骨髓。

二、“一做”怎么做？

我认为要做一名“合格党员”，就必须做学习榜样，做时代先锋、做工作表率、做行业标杆，做正能量示范；做合格党员，就必须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做合格党员，就必须自觉践行党的宗旨，始终保持公仆情怀，补足精神之钙、强化自律之基，在自己本职岗位上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篇8

[关键词] HIV/AIDS；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中图分类号] R9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3（b）-0096-02

艾滋病（AIDS）为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简称，是由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而引起的慢性感染性疾病，珠海市斗门区为全国艾滋病患病率较高的地区，传播途径以注射吸毒及异性性传播为主。高效抗逆转录酶（HARRT）抗病毒是目前的主要治疗手段，自我国开展免费抗病毒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2]，大大降低了艾滋病相关机会性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3]，但是它有诸多不良反应，故在启动抗病毒治疗前综合评价患者的基本特征以及各项检查指标，给予合理的抗病毒药物组合，避免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以及治疗的同时密切监测药物的不良反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就本院感染科门诊及住院部收治的103例进行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5年6月～2012年1月在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感染科接受HARRT初治患者共计103例，所选患者服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前相关实验室指标无异常，男86例，女17例，年龄25～50岁，平均35岁。HIV/AIDS患者通过静脉吸毒方式感染73例（70.87%），通过性传播29例（28.16%），原因不明1例（0.97%），已于珠海市疾病控制中心进行艾滋病确认试验，诊断标准根据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制订的2011版《艾滋病诊疗指南》[4]。

1.2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抗病毒治疗前由珠海市疾病控制中心进行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WB），明确为HIV感染，同时流式细胞仪进行免疫功能（CD4+、CD8+T细胞计数）检测，治疗前行乙肝五项、丙肝抗体、肝肾功能、胸片、心电图、B超等检查，排除合并其他并发症及机会性感染，质控由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负责。

1.3 治疗方案

所有患者均予HARRT治疗，药物为国家卫生部统一发放的免费AIDS抗病毒治疗药物；治疗方案的选择符合国家抗病毒治疗方案的标准[5]。拉米夫定（3TC）+齐多夫定（AZT）+奈韦拉平（NVP）17例，3TC+AZT+依非韦伦（EFV）56例，司他夫定（d4T）+3TC+NVP 13例，d4T+3TC+EFV 17例。分别于患者服药后0.5、1、2、3个月进行一次随访。随访内容包括服药时间、服药方法、是否漏服或多服药物、服药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服药后的相关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血淀粉酶、CD4+T细胞计数检测。

2 结果

2.1 4种不同治疗方案产生的各种不良反应比较

见表1。

2.2 4种治疗方案产生的各种不良反应总的发生率比较

见表2。

本研究中41例（39.81%）患者出现肝功能损害，26例（25.24%）患者出现以贫血及白细胞减少为表现的骨髓抑制，肝功能损害及骨髓抑制常出现在治疗后0～3个月，均为轻至中度损害；35例（33.98%）患者出现消化道症状，13例（12.62%）患者出现疲倦乏力，消化道症状及头昏乏力出现时间均较早（0～1个月）；所有不良反应经积极对症治疗后症状好转。

3 讨论

HARRT治疗是目前的治疗艾滋病的主要手段，大大降低了艾滋病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它的不良反应较多，因此探讨抗病毒药物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常出现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意义重大。其中，d4T主要不良反应为外周神经炎，其次为谷丙转氨酶（ALT）及谷草转氨酶（AST）轻度至中度上升，其他不良反应有头痛、寒战、发热、腹泻及皮疹、乳酸酸中毒；3TC耐受性良好，已广泛应用于乙型肝炎的治疗，其不良反应少见，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上呼吸道感染样症状、头痛、恶心、身体不适、腹痛和腹泻，症状一般较轻并可自行缓解；NVP主要不良反应为皮疹、肝功异常、疲劳、发热、头痛、嗜睡、消化道不良反应和肌痛；AZT主要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其次为胃肠道反应、头痛、失眠、皮肤色素沉着、肝硬化伴乳酸酸中毒；EFV主要不良反应为精神异常、抑郁、失眠多梦，其次为高敏反应、皮疹、肝毒性、持续严重的神经系统的毒性[6]。本研究中41例（39.81%）患者出现肝功能损害，26例（25.24%）患者出现以贫血及白细胞减少为表现的骨髓抑制，肝功能损害及骨髓抑制常出现在治疗后0～3个月，均为轻至中度损害；35例（33.98%）患者出现消化道症状，13例（12.62%）患者出现疲倦乏力、消化道症状及头昏乏力出现时间均较早（0～1个月）；由此看出，多数不良反应都发生在治疗初期[7-8]。

部分常见的抗病毒治疗不良反应的发生有一定的药物特异性[4]。本研究提示肝功能损害发生率较高，考虑主要抗病毒药物不良反应引起，但不能排除与该组经过静脉吸毒传播（70.87%）的艾滋病患者大多数并未完全经过药物戒断有关；含NVP组中肝功能损害及皮疹的发生率较其他组高；含AZT组中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较其他组要高；这些结果均与《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中对药物不良反应的描述一致。

HARRT可有效抑制艾滋病病毒（HIV）复制，将血浆HIV载量降至检测线以下，CD4+T淋巴细胞上升，使HIV/AIDS受破坏的免疫功能获得重建，发病推迟，并发症减少，生活质量提高，病死率下降[9-10]。临床医生应对AIDS抗病毒治疗药物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对产生不良反应的治疗方案和发生的时间有充分认识后对AIDS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前，应让患者对所服药物的不良反应有详细的了解并能正确认识，使其在以后的长期治疗中有更好的依从性，避免耐药的发生。而且，应该在对AIDS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早期阶段发现不良反应，及时处理，保证抗病毒治疗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 Zhang FJ，Dou ZH，Ma Y，et al. Five-year outcome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ree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program[J]. Ann Intern Med，2009，151（4）：241-251.

[2] 姚仕堂，项丽芬，李艳玲，等. 云南省德宏州1039例成人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效果评价[J]. 中华传染病杂志，2010，28（9）：551-554. [3] Van Sibhem AI，Van de Wiel MA，Ghani AC，et al. Mortality and progression to AIDS，after starting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J]. AIDS，2003，17：2227-2236.

[4]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 《艾滋病诊疗指南》（2011版）[J]. 中华传染病杂志，2011，29（10）：629-640.

[5] 张福杰. 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M].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5-34.

[6] 张福杰. 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M]. 3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09-129.

[7] 姚仕堂，段松，项丽芬，等. 云南省德宏州3014例艾滋病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药物不良反应分析[J]. 中国病毒学杂志，2011，1（2）：128-134.

[8] 张可. 艾滋病临床诊断与治疗[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304-321.

[9] Hammer SM，Squires KE，Hughes MD，et al. A controlled trial of two nucleoside analogues plus indinavir in persons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and CD4 cell counts of 200 percubic millimeter or less[J]. N Engl J Med，1997，337（11）：725-733.

医学伦理学的精髓篇9

“离经叛道”的医学先驱

一个夜晚，上海交大医学院副院长黄钢为学生们点开PPT，第一幅画：伦勃朗，《拉普教授的解剖课》。

“这是一幅作于1632年的画作。当时，28岁的伦勃朗应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行业协会邀请，绘制团体肖像画。伦勃朗通过一个解剖讲解场景，画下医生们富有动感的肖像。这位年轻的画家因此一举成名。在很多人看来，伦勃朗的画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从医学的角度看，这幅画也记录下一个重要变革：解剖学的出现。”黄钢介绍说。

解剖学对外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解剖学的出现并非一帆风顺。在中世纪，人体解剖是禁忌，有限的解剖知识主要来自盖伦的解剖书，而后者主要通过解剖动物推断人的相关脏器状态，错误不言而喻。当时有一名学生，名叫维萨里，他对盖伦的解剖书高度怀疑，为此，他常到无名墓地取出骨骼，或从绞刑架上收走无人认领的尸体，自行研究解剖。1543年，维萨里公布《人体构造》一书，真正翻开了人体解剖学的第一页。

这种实践精神在达芬奇身上更为典型。“在维萨里之前，达芬奇就做了较为系统的人体解剖学研究，他的解剖透视名画《维特鲁阿人》是例证之一。又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从解剖学角度来看，人微笑时，嘴角和双眼会因肌肉带动而微微上翘。但这幅画里却没有，主人公的嘴角和双眼被蒙上一层薄纱，神秘微笑就此诞生。”有人说，达芬奇之所以熟悉人体结构，得益于他曾在医院解剖了不下30具尸体，由此对人体每块骨骼、肌肉的位置了如指掌。

记录在画布上的外科学巨变

“别看现在医院里的外科大夫地位很高，其实外科学出身卑微，起初与理发师为伍。”黄钢说。不少学医的人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理发店门前的滚筒最早只有“红白”两色，正暗示着医学与理发业曾经的“交集”：白色代表干净的绷带，红色是被放血病人染红的绷带。另一种说法是：“红白蓝”三色滚筒中，红是动脉，蓝是静脉，白是绷带。

1540年，外科迎来了里程碑式的进步，它被允许加盟到理发师学会，成立理发师外科联合协会。直到19世纪，外科医师才逐渐摆脱与理发师和放血者的联系。在此期间，外科学的巨变记录在画布上。伊金斯的杰作《大诊所》是一幅19世纪70年代美国外科的快照，展示了当时著名的外科教授格罗斯将要进行的骨髓炎手术。

从画面上看，患者正在接受麻醉，但外科医师们穿的是日常便服，没有手术专用服、没有口罩、没有手套，未消毒的器械随意暴露和使用，周围有很多人像看戏一样坐在旁边。这就是当时的外科手术环境。

“在这10年间，外科学穿插着许多重要的发明，李斯特消毒术出现了，很快消毒手套也出现了。”黄钢说，外科学有几大进步：李斯特消毒术的发明，让外科真正从野蛮的放血时代进入到抗感染时代；麻醉剂的出现，让外科手术变得可行；此后，抗菌素诞生，外科手术真正进入一个平稳的状态。直到今天，外科成为最令人崇拜的学科。

那些名作中的药理和疾病

黄钢饶有兴致地准备了一组匈牙利民俗画《秋收的喜悦》，在这组图画中，人们享受着秋收后的果实，开心地蹦蹦跳跳。不过，医生并不这样看。

“这不是高兴，而是精神狂躁症！”黄钢分析，这幅民俗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画面上，麦子被堆在狭窄、潮湿的空间里，很容易霉变，诱发黄曲霉素。如果把这些霉变的麦子磨成粉，烤成面包，毒素就会变成麦角碱。这是一种高度动脉血管收缩剂和中枢神经兴奋剂，由此解释了画中人们蹦跳的场面。而长期服用，动脉血管会收缩，尤其是小腿部分容易坏死，最后只能截肢――画面上，有些人是断腿的。这就是麦角碱中毒，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非常流行。后来，人们从发霉的大麦中提取了麦角碱，现在孕妇生孩子时如果不顺利，滴点麦角碱，就能帮助子宫收缩加快――它成为了一种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