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论文十篇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1

关 键 词：民族音乐文化 学校 音乐教育 文化传承

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在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现状

中国历来重视音乐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普通教育中将音乐作为正规课程列入期间，则是清末才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废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至此，学堂乐歌成为我国一个新文化即将实行切换的关键时期。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先生作为五四新音乐的代表人、中国现代新音乐教育体系建立的积极鼓吹者，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思想观念；一些国外留学归来的音乐作曲家们，认为只有全面地学习西洋音乐文化才能救国，这些观点都为以后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音乐教育做了铺垫。1927年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均依照德国音乐院校的课程内容上课，学生们演奏我国传统乐器也是用现代方法演奏。

当时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而对多数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有利措施，但从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来看，民族音乐尚未能取得其应有的主体地位。中国近百年的学校教育所遵循的主要是欧洲音乐理论体系，这样的音乐教育已经导致：在理论上，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在创作上，不仅以欧洲音乐体裁为仿效的楷模，而且在音乐思维上也是欧化的，在价值取向和感情上，一些人也以西衡中，重西轻中，甚至于以西否中，把我国的民族音乐教育放到了从属的位置，这不仅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今后的民族音乐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除了在本土原生文化的传统音乐之外，又出现了两种新的音乐文化体系，即：属于本土次生的民族新音乐体系和属于外来文化的西洋专业音乐体系。1980年以来又增加了当代流行音乐体系。由此而构成了差异明显的几个音乐体系并存的中国音乐文化新格局。这几大体系中，流行音乐体系是源于西方的全球化模式，这种流行音乐和商品广告性、纯娱乐性的通俗音乐在人民生活中占了绝对优势，这种现象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产生了一定的阻隔作用，大大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剧种，而当今的大学生相对较少有人会唱自己的民歌、会演具有自己家乡地方特色的戏曲!

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观念及外来文化的侵入，使得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之间存在割裂、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国民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而使民族音乐文化处于不断滑坡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应该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

二、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系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和，同时又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里包括了多种文化，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其中也体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化、民俗、语言、美学观点，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思，其所涵盖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这样说过:“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意思是说，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意义。

学校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认为：第一，学校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民解放的武器，是动员民众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他强调用教育点燃中华民族生命的火焰，放出中华民族生命之光明；第二，学校教育要提高民族素质，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去；第三，学校教育要使中国实现民主和富强，“教人创造富有的社会，不创造富有的个人。”学校教育的功能还体现在它的延续作用上。通过教育，可以把老一辈优秀的行为、思想和感情传给新一代，并在这基础上不断继承和发展。因此，学校教育是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最佳渠道。而民族音乐多姿多彩，具有丰富的地方特色和历史内涵，见证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各种音乐文化以铺天盖地的气势滚滚而来，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面临着延续和生存的威胁，我们要意识到民族文化对培育我们下一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要坚定弘扬民族文化精华的基本立场，只有加强民族音乐在教育中的地位，才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才有利于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民族音乐文化。

三、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由于一些学校不重视音乐课，片面理解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使得美育和德育在有些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一直没有占据有效地位，这就必然造成人们对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的理解产生严重偏差。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表明过这样的观念：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音乐课作为审美教育的前沿阵地，首先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健康的审美观。学校要正确理解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抓紧建设传统音乐教育课程，使之不要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学生在学习中国民族音乐，了解和热爱祖国音乐文化的同时，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审美价值、创造性价值及道德观念。

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教授的是“六经”，即“礼、乐、诗、书、易、春秋”，其中他把音乐教育放在了重要位置，充分体现了音乐在教育中的地位。《乐纪·策篇》也说：“乐者，德之华也。”认为音乐是道德的精华，可见，音乐对道德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在古代，在现代教育中，音乐作品同样渗透着德育教育的内容。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遗产和建国以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中，大多蕴藏着进步的思想内涵。很多优秀作品是通过音乐来感染和教育学生，把思想与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接受德育，在潜意识中提高学生们的道德品质和爱国精神。

音乐的独特之处在于能使人的心灵发出震颤，音响流动的每一瞬间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情绪、情感变化。音乐的产生过程是全部的创作过程，无论学生的表演或欣赏都必然伴随着创造性的表现和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音乐又具有“不确定性”特点，同一首作品，有多少听众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感受，这一特征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具有比其他学科较大的优势，使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的发挥。音乐课应以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感体验，使其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人类变得更加和谐文雅和充满爱心为教学目标。优秀的民族音乐不仅让学生在欣赏美的同时提高了自己的创作思维，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也提高了自身的道德水平。

民族音乐作为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它以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教育中将反映我国社会生活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纳入音乐课的教学中，通过学习和聆听民族音乐，使学生充分体验蕴含于民族音乐当中的美和丰富的感情，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

四、音乐教学中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基本措施

1.深入研究和总结“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把现代音乐教育结合到传统音乐的教学中。中国传统音乐本质上属于口传文化，音乐教育的方法主要是口传心授，因而古代的音乐教育体现了个体性、灵活性、多样性等特点。虽然周代的大司乐曾集中上千名学生对他们进行包括音乐舞蹈在内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专门教育，但这只不过是为了培养王室和贵族子弟的文化修养而实施的贵族式教育。尽管孔子曾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但古代的音乐教育从来都没有普及到国民大众中去。社会需要的音乐人才主要通过官方机构训练和民间自由传习等方式来培养。国家祭祀、典礼、宴享音乐所需要的职业音乐家，主要依靠官方设立的音乐表演机构，如乐府、梨园、教坊等进行训练。民间虽有乐馆、乐社、寺庙等形式的音乐传授方式存在，但并无正式的音乐学校。民众社会的音乐学习，或由于实用需要而拜师求艺，依靠师徒关系传授，或出于音乐爱好而相互自由传习。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特点和文化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方式基础上得以形成和不断传承的。

转贴于 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属全新的学校教育，无论是专业音乐教育还是普通学校音乐教育课，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新式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打破了口传心授的教育方法而采用以写定乐谱为范本的书面式教育，具有集体性、规范性、统一性等特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制对中国古代教育方式还存有否定态度，而在否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方式的同时，也影响了我们所希望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原样保存和不断传承的教育环境。音乐的传承不可能仅仅依靠乐谱传声，它更需要的是“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中国传统音乐的记谱法，只是作为一个音乐的书面信息载体，给后人提供进行演奏的、演唱的母体形式，是与传承音乐方式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口传心授”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开放性的传承方式。这种“心授”的传习法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是中国演奏学中的重要规范之一，也是东方音乐文化中重要的习乐手法之一。我们要重新认识包括音乐操作方式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精华”真正得到继承和弘扬。

2.采用社会大课堂的音乐教学模式

在现代音乐教学中无论是专业音乐教育还是普及音乐教育，通常以校内课堂为主要形式。而我国民族众多、地域宽广，民族音乐的精华大多在民间。所以传统音乐教育，更宜实施校外的教学模式。在学校的音乐课堂上只是学到理论方面的知识，而在校外可以实践，深入到传统音乐实际环境中去主动接受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因为，无论是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还是音乐作品的创作与传承，都是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学生出校外可以深入了解和亲身体验各个民族的风俗，这是有利于学习民族音乐的。因为民俗是具体可感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传承性特征和模式化特征， 它是在民众中共同传承，被人们反复遵照、不断重复的事项。民族音乐往往就是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民俗，甚至是某种民俗的具体写照。因而，民族不同、风俗不同，各民族的音乐风格也就不同。学生深入民俗可以了解在民间社会生活中音乐与民俗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什么是“俗中有乐”或者是“乐中见俗”。所以笔者认为，在音乐教学中，不仅学校专职的音乐教师要定时定期地深入各民族采风，学生出校外采风也实属必要。这种教学方法对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在音乐教学中交融中西音乐文化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仍以欧洲音乐体系为主，多年来形成的教学体制和观念，使得我国民族音乐在教育中处于从属地位。中西方的历史背景、生活环境、政治、文化各有不同，因而教学体制和理念也是有区别的。我们要站在平等的角度去审视两者不同的音乐文化。在教学中，公平对待两者有利于保持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也有利于保持民族音乐文化的整体性，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世界音乐文化是多元的，各种音乐文化都有其平等、独立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不能把西方某特定的音乐及音乐理论、技法看得高于一切，并作为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衡量标准。我们应该站在新的角度，以开放和平等的态度重新审视世界各种音乐文化，在承认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只有观念得到改变，才会发现我们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实施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时，与现行的西方音乐体系应该是相对独立、平等和互补的。但是，就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音乐教育中的基础理论仍以西方为主，声乐教学中也以西方唱腔为主要标准；在教学内容的分量和比例上，也以西方居多。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西方音乐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教育体系，它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体系性的，经过近百年的教育，也已使受教育者完全地接受而习以为常了。中国虽然也有自己的音乐体系，但至今未能在理论上予以完整的总结和归纳。

目前，以音乐为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是用西方理论作为基础乐理的。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状态，当务之急就是要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去改变教学内容，对中国传统音乐予以重视，对已经设立的民族音乐有关的系科和课程加强建设，不仅要开民族声乐课、民族器乐课，而且最好把戏曲也搬上课堂，全面实行民族音乐教育课。除了汉族的音乐教育，对少数民族的音乐教育也应该重视。可以在音乐艺术类院校开设“少数民族音乐”课；在“中国音乐史”课程中，应当增加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内容和分量。各地方艺术院校的系科，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地方特点和民族分布情况，有重点地加强地方乐种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教学，这样就突出了各自的办学特色；各地师范学校和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在贯彻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时，也可因地制宜地编撰乡土音乐教材，加强音乐传统教学的分量。另外，要对已经设立的与民族音乐有关的系科和课程加强建设，例如历史、地理方面，使之从内容到教学方式更加完善和富有民族特色。

4.借鉴国外民族音乐教学经验，做好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我们在研究国外民族音乐的同时，也要吸取其他国家对“世界民族音乐”这门学科的建设经验，学习传授“民族音乐”这门学科的教育法。

（1）制定目标教学。在西方器乐教学中技巧不是最重要的，老师强调的是对作品和作曲家的理解，注重的是对学生全面音乐素质的培养和欣赏音乐作品的能力。这种学习方式善于表现作品的内容，在广阔的音乐领域里学习和了解的方面非常广泛，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音乐家，而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国民的素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人的创造性，这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学习音乐不仅是为了艺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训练头脑，发展身心，陶冶情操。在我国，有部分人认为学习音乐是为学专业而学，只有学音乐的学生才会认真对待这门课程，而其他学生则认为学习音乐跟自己无关。这种思想观念是制约我国普及民族音乐教育的一大重要因素。所以，在学校老师应给学生灌输学音乐是为提高自己修养而学、是为提高自己素质而学的音乐思想。我国音乐教育应该把普及民族音乐、提高全民素质作为教学目标。

（2）美国的民族音乐教育。美国是一个教育行政权高度分散的国家。它有50个州，州以下为县。从教育体制上讲，州以下设学区。学区的教育权利机关是教育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政策和教学计划。美国联邦教育部对各州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等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州可以制订自己的教学计划和大纲。这样，地方在教育上掌握了自主权，而且极为受尊重。正因为教育行政权的如此高度分散，再加上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背景，所以，美国中小学教育模式是多样化的，音乐教育模式也是多样化的。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而且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与文化差异甚大，若想更有效地实施全民素质教育，我们则更有必要采用多种音乐教育模式来发展我国的普通音乐教育，让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师都能找到适应本地或个人实际的模式。

当然，我们在学习外来音乐教育模式时，不要生搬硬套，而是要结合本国实际，兼容、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

（3）匈牙利的民族音乐教育。匈牙利在受到外来文化侵入之后，柯达伊为拯救民族音乐文化而研究的教学法，为匈牙利民族音乐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这种教学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柯达伊教学法的音乐教育思想主要是一种民族的、全民的音乐教育思想，他希望通过音乐教育提高匈牙利的民族素质，主张通过音乐让孩子们形成创造性并丰富其生活。柯达伊指出：“我们一定要为优秀的外国作品敞开大门，无论它们属于哪个国家，它们只会丰富我们。一定要尽早引导儿童扩展世界范围的知识，学习世界上各种有价值的音乐。”

总之，我们对外来的先进音乐教育模式应吸取其精华，创造出我们自己更新、更好的音乐教育模式，来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教育。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面对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潜在挑战，面对多种文化冲突的加剧，我们要加强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和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音乐文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对民族音乐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理智地借鉴国外的某些技术成分，与本民族的优秀成分融合，才有利于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结语

民族音乐是关系到民族意识、民族兴旺的一个重要因素。音乐教育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设中应竭尽全力弘扬民族音乐文化，通过有效的途径，在学校中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氛围。音乐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实施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教育培养学生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以此来加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学校音乐教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是它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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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34，2005-11.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中国民族声乐“土，洋之争”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声乐？简言之，以中华儿女熟悉、喜爱的母语文学以音乐语言表达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声乐作品及其表演就是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换言之，用中华民族的一种语言和风格以声乐形式表达民族思想、感情的艺术种类就是我们的民族音乐。这个定义是由声乐形式加民族的内容和风格组成的。如果把风格作为一个事物，一个分析对象，对它的构成有两种分析方法。一种分析方法是横向进行的，即把它沿水平方向先切为两层，上层是中华民族综合风格，下层是中华民族地方风格。在地方风格中还可切出若干层次，最下的一层也就是最基层可以以县为单位。每县的民歌风格都有区别。如：同是河北冀东地区的昌黎民歌和迁安民歌就不一样，同是河北省的冀东地区和张家口地区的民歌又不一样，而词、曲作者又能根据一种河北风格创作出歌曲。而河北风格和辽宁或陕西、四川风格又不相同，各有风格特色。除了地区不同是风格不同的原因，中华民族还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的声乐风格和汉族又有着明显区别。各少数民族内部因地区不同风格也不同。如内蒙古地区的东蒙和西蒙长调并不相同，每个旗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所以地方风格这一层中至少可以切成省（自治区）、地（自治州）、县三层，有时我们还能创造风格等。那么省、自治区、大区之上呢？我们谁也不能否认存在着代表作出大区风格的作品，如东北风格、华北风格、西南风格、江浙风格等。整个中华民族共性的民族综合风格，如一听《小白菜》，我们可以说：这是河北风格；一听《阿玛勒火》我们就知道是西藏风格；听了《洗菜心》音乐论文音乐论文，我们能说是湖南风格，可是听了《我爱你，中国》、《黄河怨》、《长江之歌》呢？我们就难以指出他们的风格属于哪一省、哪一县的语言、音调。他们的音调和语言是从整个中华民族风格群体中提炼出的共性，对外国人来讲则是特性，是中华民族统一的、代表性的特征，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风格、大气派，我们称之为民族综合风格。这个综合风格处于我国民族声乐这个建筑物的最高层，但它绝不能是空中楼阁，它的营养源泉和根基依然在于建筑物中下层的民族地方风格中。综合风格生自地方风格，又不断地从地方风格中吸取新鲜的营养，反过来也影响着地方风格的发展。风格的事情范围越小，层次越低特性越强，范围越大、层次越高，共性越多，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无论我国还是他国、他族的艺术都是这样由横向多层次组成的。我们说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的声乐作品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但它们是综合风格，它们不等于《伏尔加小唱》，不等于《小白桦树》，可是众多这样的俄罗斯民歌营养了它们，又被他们提炼为整个民族的经典作品。舒伯特之于德意志、奥地利民歌也是这种关系论文的格式毕业论文范文。我们不能说柴可夫斯基和舒伯特是专写美声歌曲的吧？！我们也同样不能说冼星海、黄自、郑秋枫、施光南等人是美声歌曲作曲家，他们的优秀作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心声，难道不能骄傲地把他们称为我们的民族作曲家吗？！

把民族风格按横向分析后，再把每个民族或地域的声乐风格按纵向切开分析，看看一种特定的风格究竟由哪些因素组成。根据多种声乐作品及演唱的显示，风格由五种因素组成：（1）语言（语音、语句和诗的韵律）特点及其对作曲和演唱润腔的影响。

（2）由民族（地域）审美习惯决定的演唱音色特点。

（3）由民族（地域）审美习惯决定的演员面部表情、体态律动、肢体动作以及由这些所表现出的气质。

（4）该民族（地区）多数人中的性格共性对作品及演唱中两度创作的影响。

（5）由民族（地区）审美习惯决定的伴奏乐器种类、编配及声乐作品中的多声部合作方式。

仅以语言因素来讲,民族地方风格的旋律及歌词肯定是在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有很多民歌和戏曲的旋律就是方言语音音调的美化和延伸。至于民族综合风格歌曲的歌词和旋律音调则是在普通话的基础上我国民族声乐和西方声乐交流，交融的过程开始与近代，变化更明显的阶段开始于上世纪初。西方的演唱艺术先在声乐作品的创作和表演的形式方面产生影响，后来逐渐对歌唱方法本身发生影响。这种变化的内在要求是中国人在清代末年国家衰弱，屡遭欺凌状况下的强国富民的要求，是赶上时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只用传统的民歌、戏曲、曲艺形式已不足以表达时代感和民族的集体精神。当然要引进新的因素进行变革。在这个近百年的吸取西方传统声乐艺术的优长和继承我国民族优秀传统的过程中，有保守、排外的国粹主义主张，也有全盘西化，丢掉民族风格优秀传统的倾向。这两种干扰自始至终存在于我们的声乐艺术生活中。但它们没有能动摇一种健康的主流趋势，一种健康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新中国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音乐论文音乐论文，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

五十年代初，声乐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土嗓子”、“洋嗓子”的争论，即被称为“土、洋之争”的一场规模很大的讨论，也是一次重要的中西声乐观念的碰撞。“土嗓子”当时指来自解放区各文工团，未经院校欧洲传统歌唱训练的声乐演员。“洋嗓子”一般指较系统学习过欧洲传统歌唱方法的声乐演员。后者中多数是建国后参加工作，用过去的唱欧洲歌曲的歌唱习惯为群众演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风味的歌曲，感情、语言、风格、表现方法全不适应，群众听不惯，当然不欢迎。于是往往被职责为“嘴里含着热豆腐，听不清字”“声音发抖像打摆子”“两手捧着一柱香，不会动”等。这部分人不服气反过来指责“土嗓子”，“没有歌唱方法，喊叫，嗓音白、扁”对这种争论，国家及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掌握得比较得当，1949年冬和1950年春中国音协和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当时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歌剧队分别用笔谈、座谈等各种方式组织了多次讨论。这种讨论在报刊上持续到五十年代前半，进行得认真、广泛、深入且富于建设性，

摘要对民族声乐的内涵、外延、层次、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探索、我们的辛勤就不会白费，我们肯定会赢得中华民族声乐新的高度、新的繁荣！衷心祝福各位同志、同行和朋友在事业上用汗水、心血浇灌出更多的鲜花和果实，迎来更大的收获和成功。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3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着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着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着,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着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着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着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

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 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

[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P231.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21.

[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

[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7]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73.

[8]古宗智.EML理论方法应用[M].P81、84. 贵阳:贵州艺校印刷,1992.

[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

[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 南艺学报.1980(2).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4

一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2年8月第3次印刷）由绪论、结语和四章十三节构成，其多元文化的观念和视角贯穿于全书各章节。

在第一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中阐述其来源时，就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说，即中原音乐、四域音乐与外国音乐。

“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但是，实际上，汉族音乐文化也是古代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长期交融中形成的。”

“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华夏族所创造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乐文化，色彩缤纷，独树一帜。同中原音乐并为上古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率，相互辉映，相互竞争、交融，进而衍生、发展。珠江流域的粤文化，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西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经由路途的对多种音乐文化传播、交融的作用，以及东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外国音乐”，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是印度佛教音乐和列入隋唐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天竺乐”、“高丽乐”、“扶南乐”、“安国乐”及其乐器、乐律、音阶等的传入。这些外国音乐传入之后，逐渐与中国的固有音乐相融合，成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论述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不仅说明了中国传统音乐是由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同时也融入了周边邻国的音乐文化；不仅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是多元的，同时也指出了汉族音乐文化的本身也是多元的。

第一章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予以观照，为全书立下了基调。在以后的各章节的叙述中，均体现出了作者的多元文化观念。如：

在第二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中论及各类民间音乐，尤其是民歌、歌舞、民族器乐和综合性乐种时，都列举了兄弟民族有代表性的音乐品种，其中在新立类的“综合性乐种”（指民间音乐中兼具两类及其以上特点的乐种）中更把藏族的“囊玛”和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与福建南音并立，对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音乐遗产等方面作了详细的介绍。在论及宫廷音乐时，依据不同朝代的具体情况介绍了宫廷音乐中的多元文化因素，如：“隋唐两代的宫廷音乐不仅继承了传统的雅乐，而且进一步吸收了四方兄弟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先后组成了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乐和立部乐，出现了大曲和法曲等乐曲形式”；清代的宫廷音乐中采用了不少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来自周边国家的音乐，书中记述了相关的音乐及其乐器，如满族的队舞乐、蒙古乐、瓦尔喀部乐以及回部乐、廓尔喀乐、朝鲜乐、安南乐、缅甸乐等。在论及宗教音乐时，除了阐述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及其音乐之外，同时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音乐，其中对佛教音乐（包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音乐）的阐述尤为详细，并论述了佛教对中国音乐的深刻影响与佛教音乐的华化过程，在论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音乐时，也注意到与中国音乐相融合、相适应的问题。

第三章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体系和支脉”，进一步地以多元文化视角来细察中国传统音乐所使用的音乐构造和特征，并据此将其分成三个不同的音乐体系及其支脉。如果说，“三大乐系”（指中国音乐体系、欧洲音乐体系和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的分类，源自于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提出的将世界多民族音乐的体系归纳为“中国乐系”、“希腊乐系”和“波斯亚剌伯乐系”①的话，那么，对中国传统音乐三大乐系中的支脉划分则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将《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的两个版本（其初版本由王耀华著，台湾海棠事业有限公司于1990年9月出版）相比较即可发现，作者对支脉的划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初版本中只有中国音乐体系之下有九个支脉的划分，即：秦晋支脉、荆楚支脉、齐鲁燕赵支脉、吴越支脉、巴蜀支脉、滇桂黔支脉、闽台支脉、粤支脉与客家支脉；而到了修订本中，不仅在中国音乐体系之下增加为十二个支脉，而且在其他两个乐系之下也划分出若干支脉。对于中国音乐体系的支脉划分，除了对上述九个支脉的名称及范围略有变动（如变“荆楚支脉”为“荆楚武陵支脉”、变“粤支脉”为“粤海支脉”）之外，又新增了三个支脉，即：北方草原支脉、青藏高原支脉、台湾山地支脉；欧洲音乐体系之下划分为东部与西部两个支脉；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之下划分为塔里木、帕米尔与河中地三个支脉。对支脉的正确划分，于中国传统音乐平面的现状研究和纵向的历史研究（包括各支脉中民族及其音乐文化的溯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说明作者观察、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视角进一步向多元文化延伸。

第四章从总体上来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特色”，其中在分析音乐形态特征时，除了以汉族的音乐为例之外，也多处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音乐……

据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确实是一部全面贯穿多元文化理念和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佳作。诚然，如苛刻要求的话，有些章节的内容尚有充实之余地。如在第二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中似应增加“祭祀音乐”的分类，祭祀音乐不仅存在于宫廷，更存在于民间；不仅存在于汉族，更存在于各少数民族之中。祭祀性的仪式本身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而仪式中的音乐则更多的留存有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信息，是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关注点之一。由于部分原始宗教音乐（如不少民族存在的萨满音乐）常被归为民间信仰或祭祀音乐，而《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既没有祭祀音乐的分类，又不包括原始宗教音乐，因此，造成这部分重要的音乐文化被忽略。此外，“民间音乐”中少数民族的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宫廷音乐”中的蒙古族与藏族的宫廷音乐，似应予以补充叙述；在阐述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理论部分时，少数民族中的重要音乐理论著作及其音乐思想（如出生于喀拉汗国的艾布・乃斯尔・法拉比著有《音乐全书》，藏传佛教萨迦派著名宗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著有《论音乐》等②）也应予以重视。

二

以多元文化的理念和视角观察、研究、总结中国传统音

乐，不仅对音乐研究领域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实施多元文

化的音乐教育也有着重要意义。

多元文化因多民族的不同文化而构成。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及其未划定民族的若干族群所组成的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这本来是客观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长久以来，我们的音乐界，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一元论的观念所束缚。一说到世界音乐，即以欧洲音乐为中心；一说到中国音乐，即以汉族音乐为中心。譬如，当前通用的“中国音乐史”，就很少涉及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几近“汉族音乐史”，直到近年来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主持下，才开始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③，至于编撰全面反映中华民族音乐历史的“中国音乐史”，恐尚待时日。当然，这之中不仅是观念问题，还有对复杂史料的掌握问题。但如果我们的音乐史学家们真正具有多元文化的理念，并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关注、搜集各民族的音乐史料，从总体上来研究中华民族音乐历史的话，那么上述的期待将一定会早日实现。

关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问题，现在大家的关注点主要在实施世界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为在中国实施和发展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已做了大量工作，翻译、介绍、发表了国外有关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著述，出版了《世界音乐》的教材，并在一些音乐院校开设了“世界音乐”的课程或讲座等等。这些工作当然是应该做的，它们对于推动和促进中国发展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对中国本身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则应予更多的关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兴起及发展，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发达国家，与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构成民族的多样化有着直接关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首先在于这些国家本土音乐文化意识的觉醒。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国同样存在觉醒“本土音乐文化意识”的问题，而对人们认识众多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来说尤为如此。因此，在中国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应把中国的与世界的多元音乐文化均包括在内，并遵循由近及远、亲疏沟通的原则。首先应在理念上充分认识中国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中国的多元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失中国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对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而言，不仅仅是极其不完善的，而且还有可能对发展中国音乐带来负面影响。所幸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接受了多元音乐文化的观念，承认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并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开始施行以加强本土（本民族、本地区）音乐为标志的多元音乐文化的教育。但迄今为止，能像《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样全面地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总结中国传统音乐的教科书实在太少④，相信在本书的启迪之下，一定会有更多的类似佳作问世。王耀华教授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他不仅研究世界民族音乐，出版了《世界民族音乐概论》等教材⑤，更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多元音乐文化的研究与教育上，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与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实践和经验，值得音乐教育界认真总结。

①四川音乐学院编《王光祈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3月版第204页｡

②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册第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③袁炳昌､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④《中国传统音乐概论》原本是为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开设选修课而编撰的｡见该书“后记”｡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5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有”版权所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6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B.Net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7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电影;影视人类学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第42届世界大会于2013年7月11日至17日在上海音乐学院隆重举行,会议期间共有6场音乐民族志电影放映[①]。面对这种新媒体特性的传统音乐文化的记录与呈现方式,并结合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教学与就业前景带来的诸多问题,促发笔者的系列感想:即,随着数码影音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以书面文本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描述与记录方式,正在朝着以视听结合的电影文本记录方式的转变。笔者认为,在民族音乐学专业教学与研究中有必要大力开展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技术理论的学习,此举既增加了音乐民族志文本的多重表述(或“书写”)方式,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保存,而且也为解决民族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拓展了诸多思路。

一、民族志电影概述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即“描绘人类学”,它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景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态度和行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②]民族志电影则是人类学者以田野考察为基础,借助于影视拍摄与制作技术,以视听形式对某一族群的社会、历史、文化、民俗信仰活动等给予描述与记录。着名民族学人类学家,中国影视人类学学副会长庄孔韶先生认为,“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③]国外民族志电影的拍摄起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巴厘外景拍摄地同时使用了普通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这很可能是首次以系统的和有机的方式在民族志研究手法中将不同影视纪录工具统一起来的尝试。[④] 中国的民族志电影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开展对全国各少数民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历史调查。与此同时,决定拍摄少数民族电影,其目的是要将正在迅速变化或即将消失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历史面貌、传统习俗文化尽快真实地记录下来。以中国民族志电影奠基人杨光海先生为代表的民族学者率先尝试拍摄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影视记录片——《佤族》,这是我国最早的人类学影视片。[⑤]随后在1978年至1980年,他又相继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艺美术》、《苗族的节日》、《苗族的舞蹈》等五部影片,为民族学者独立拍摄人类学影视片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⑥]之后几十年间,中国人类学者在大量田野实践基础上,产生了很多富有学术价值的影视人类学片子,且在人类学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中国影视人类学会”,为我国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二、音乐民族志电影

音乐民族志电影是建立在长期的田野考察实践与案头工作基础上,对人类音乐文化活动的一种视听结合的“书写”文本。如今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以书面文本为表述方式的音乐民族志正受到来自高科技数码声像技术特征的“音乐民族志电影”文本的挑战,同时,这种视听结合的电子文本也为更客观、真实地、立体地再现、保护与传承人类音乐文化活动提供了多种可能。它是一种由“音乐民族志”+“电影”两种学科理论复合构成的,具有跨界特性的新型专业。它是建立在人类学理论(尤其是田野工作)基础上的,借助于电影制作技术,以声像的语言符号来“书写”族群的音乐文化活动,是一种音视频相结合的电子文本。它实属于电影技术与民族志书写方式相互结合的产物,属于“影视人类学”范畴。

从第42届ICTM会议上放映的6场音乐民族志电影可以看出,这种形式为音乐民族志文本的呈现方式提供了多种可能。因为,音乐民族志电影以高科技的影视制作技术对音乐活动以视听结合的方式,类似于在场感的场景呈现。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文本(音乐民族志电影)与阅读者(观众)之间的距离,这种“书写”方式使观众能更为直观地阅读(观看)与理解人类的音乐文化活动。正如本次会议的参会学者夏洛特·维古诺(Charlotte Vignau)

提交的文章《音乐通过电影演绎:视听下的音乐民族志》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志电影对于“书写”音乐表演活动的优势。作者认为:

视听下的音乐民族志写作具有优势,录像或者电影等受到诸多人的推崇。它可以真实传递视听现象,如音乐表演,音乐家、观众及其他人的经历等。为了利用录像及电影来研究民族志,当拍电影和编辑一样成为视听产物的补助时,语境描绘揭示了(主观的)选择,这与其他文献是一致的。……视听音乐民族志可以创立音乐学研究的新课题,而仅运用语言和文字对其进行思考与论述将变得更难。[⑦]

三、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现状

当下,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在“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方面,还没有形成规模化、体系化,很多学者的学术汇报多是田野影像片段,没有以人类学思考与影视剪辑技术结合特性的音乐民族志电影文本方式进行呈现。据笔者所知,当下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算是较早关注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的学术研究机构。 “中心” 每年举办的“田野论坛征集人报告会”上,增加了民族志电影放映环节,展示一种更为新颖,与国际学术潮流接轨的交流形式。如“中心”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硕、博研究生田野工作论坛”汇报中,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白雪的《共享与合作的田野音乐民族志----以平果嘹歌歌墟为个案、以高清电影表现的田野工作笔记》[⑧],通过影视手段记录、描写并阐释了广西壮族嘹歌歌墟的由来,生存背景、音乐特征及当代变迁。该片在“论坛”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及研究方法和表述的再思考。

萧梅教授认为,曹本冶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几个卷本,或可算是大陆音乐学界最早系统地在民族志出版中配备民族志小型影片的出版物。[⑨]从近几年国内学术报告中来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上,高贺杰、刘桂腾、萧梅三位学者以《北方与南方/萨满 与魔婆/斡米南与戴帽》为名,组成了影视民族音乐学专题小组。他们播放了两部分别展现北方斡尔族的萨满晋升仪式的《鼓语》与广西靖西壮族“魔婆”戴帽仪式的《一个魔婆的“加冕”》影片。并从不同的拍摄方式、镜头语言以及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角度,讨论了影视民族志作业的不同方法及共同关注的问题。“这种通过影视镜头表现学者的田野思考是民族音乐学与影视学结合的新方向。”[⑩]

对某个具体的音乐事项活动场景进行系列性的理论思考与文化阐释;,综上所述,“中心”在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文本的拍摄与制作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提供的交流平台,将会引导更多学者参与到民族志电影文本的拍摄与制作上来。

(二)制约与限制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发展的相关因素

当下,据笔者了解在国内高等艺术院校的民族音乐学专业培养与教学中,还没有专门开设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课程,这不符合目前学科的发展现状,应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笔者认为,产生的问题根源是与当下国内不健全的学术评价体系、专业培养方案的缺失、师资配备的不合理,等等因素有关。

1.不健全的学术评价体系

首先,学术成果的功利性。亟待改变高校职称评审体系中学术评价标准不统一问题。音乐民族志电影是一个视听结合的声像电子文本,当下在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中,它的制作与发行还不能得到学界的认可。因为学术评价体制基本上是以刊物发表的书面文本作为标准,真正的电子出版物对以搞纯理论的民族音乐学者来说,把它作为学术成果是不能得到承认的。藉此某种程度上限制与制约了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工作。另外,音乐民族志电影的前期项目策划、拍摄与后期制作,需要很多财力、物力,对于当下两袖清风,苦做学问的民族音乐学者来说,甚似纸上谈兵,望而不及。同时,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需要团队的协作,不是哪一位学者单**匹马能完成的事情。

其次,建议把拍摄与制作音乐民族志电影作为民族音乐学专业的毕业考核的学术成果之一。有必要在学生毕业学术成果的提交内容中,设立学位论文写作(书面文本)与音乐民族志电影(电子文本)两种文本。而且在学位论文答辩体系中,要专门设立论文宣读与音乐民族志电影播放两个环节。当然它与一般的田野考察影像片段播放不同。它必须是一部内容较为完整的,具有音乐民族志特性的“微电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与提高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的整体水平。

第三,营造浓郁的学术舆论环境。当下国内学界还没有展开对音乐民族志电影的学术评介活动,藉此,有必要在音乐专业学术期刊开设“音乐民族志电影”学术评价专栏。对国内外民族音乐学者拍摄与制作的民族志电影进行相关的评介活动。藉此来引导与营造良好的学术舆论环境。比如国外民族音乐学刊物都会开设专栏,对音乐民族志电影进行相关的学术评论。如美国的“民族音乐学”杂志,以及“ICTM年鉴”,后面都有影视和录音制品的评论。又如中国影视人类学副会长庄孔韶先生主编的《流动的印象》一书,其中包括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人类学电影节的影评。这些影评对人类学电影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评述,把人类学中普遍关注的论题铺陈到读者面前,既富有文学的感性又不乏人类学的理性思考。[11]

2.专业培养方案的缺失与师资配置的不合理

(1)专业培养方案的缺失

与国内人类学界(如“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12])相比,民族音乐学界在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的教学与培养方案方面至今还没有在国内高校全面开展。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与技术相结合的实践性学科。改善学科当前的培养方案,有助于促进与拓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为纯粹用文字表述受到局限的音乐民族志书面文本,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因为传统的音乐民族志“书写”方式(书面文本)对具体的音乐表演场景进行描述与记录将变得越来越艰难。据笔者了解,萧梅教授曾于2007年和2008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过两轮“音乐文化研究中的视觉方法”课程,该课程围绕视觉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并着重于影视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与相关音乐民族志的影片分析。而在国外民族音乐学专业教学中,十分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教学,比如美国UCLA等学校的民族音乐学课程,都开设有音视频编辑的课程。[13]因此,要想提升国内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水平,必须要从源头解决问题,设立科学、系统化的专业培养与教学方案,组建教学与实验基地。

(2)师资配置的不合理

综观国内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师资结构多是由理论型的专家学者组成,很少配备与民族志电影理论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学生的专业学习多是基础理论思考与田野考察实践工作的训练,对田野音像素材缺乏音视频编辑技术的处理,以至于在参加学术报告与学位论文汇报环节,呈现的多是一种碎片性的音像资料,不能真正诠释与解读学者们的研究主旨。所以,尽快进行民族音乐学教学中的民族志电影的编辑与制作方面的师资培训。同时也可以引进或邀请影视人类学、影视拍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该专业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朝着规模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三)培养方案、发展前景与社会价值

1.培养方案

笔者认为,纯粹的音乐民族志电影与田野中用数码录像机记录的电子文本有很大不同。音乐民族志电影一本会通过三个阶段开展实施,即是,前期项目策划——在场性质的记录与跟踪拍摄——后期的剪辑三个阶段完成。它不完全是单纯地对某场民俗音乐活动进行写实性记录,而是建立在清晰条理化的人类学理论框架中的思考。正如有人类学学者认为:“一部优秀的人类学片,必须将抽象的人类学观点和具象的视听语言融为一体。优秀的人类学片编导,必须具有娴熟的视听语言表达技巧、深厚的人类学理论功底以及敏锐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力和领悟力。”[14]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学习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等理论之外还要系统学习影视人类学、项目策划与撰写、影视制作等相关理论与实操技术(如熟练掌握人类学电影摄制的基本要求)。所以,有必要调整民族音乐学专业培养方案与实施细则。在专业培养方案上实行两步走:一是专业的技能学习;培养学生系统学习相关的影视频拍摄与制作,包括录音、录像、视频后期剪辑与制作等相关技术。尤其是民族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要在第一学年必修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技能与实践理论,以及相关的影视人类学基础理论(如开设“影视人类学概论”、“人类学电影”等理论课[15]),且选择性开设影视项目策划与导演、影视取景(构图)、影视摄像、影视录音与照明、影视剪接(如非线性编辑技术)、影视美学基础等等职业技能与理论。二是结合田野考察进行相应的专业实践与实操训练。也就是学生结合自己实际的田野考察为项目策划与实施对象,结合所学的影视理论进行现场与跟踪拍摄,以及依托实验室平台进行后期的拼接、剪辑等音视频技术的实践,使学生田野理论与影视技术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合理地培养出专业的、更富实践性的“音乐民族志电影”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2.发展前景

首先,很多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十分缺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为熟悉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的专业学生提供了用武之地。随着国家大力开展系列性的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活动,为音乐民族电影拍摄与制作带来一个很好的社会发展空间。据笔者在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发现,诸多地方文化部门缺乏专业的传统音乐文化的搜集与整理方面的人才。即使有,多是音乐表演技能方面的人才,对民 族音乐学理论,以及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这些都不利于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搜集与整理,亟待需要此类专业人才充实其中。

其次,很多的广播台、电视台等文化宣传机构,缺乏真正的此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些机构多是由学习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等方面的技术人员构成。有些部门虽然有音乐编辑方面的专业人员,但大多缺乏与之有关的音乐民族志电影方面的专业理论与实操技术,这些都不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工作。因此亟待充实这些机构专业人员的队伍。同时也为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就业问题解决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出路。

3.社会价值

综观当下,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化的洪流中正遭受更多人为的破坏,一些原生性的文化遗产正在逐渐灭绝,藉此结合音乐民族志电影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记录尤为重要。因为它既促进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对于音乐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电子文本,同时也是对传统的以书面文本进行搜集与整理工作的有益补充。正如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将带来淹没大量传统文化及其原有生活方式的危险。现代声像记录技术至少能够帮助形象化地保存一部分即将消失的文化中某些不可替代的特点,而且要比印成文字资料的方法生动具体得多。这一点在1973年于芝加哥举行的第九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家代表大会上已明显被认识到。”[16]其次,优秀的音乐民族志电影,将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很多重要的参考资料与素材。为大学与研究机构开展的传统音乐电子数据库的搜集、保存工作提供很多宝贵的电子声像资料。

四、开展“音乐民族志电影节”播映与相关学术活动

目前民族音乐学界在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方面,与国外相比至今没有形成规模化、系统化与体系化。有必要向国内外人类学界学习[17],开展与设立“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影展”与相关学术活动,旨在宣传、交流此方面相关的学术问题。因此,建议效仿国内外影视人类学界的做法,设立每两年一届的“音乐民族志电影节”放映与学术交流活动,给广大民族音乐学者的田野考察工作提供一个集中汇报、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其次,在“电影节”上邀请国内外影视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举办与活动有关问题的讲座与学术交流活动,藉此提高民族音乐学者在此方面的业务水平。另外,设立“音乐民族志电影”优秀作品奖,并给以资金奖励,从而激发学者们在此方面的热情。同时对于促进与提升学界在音乐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方面的整体水平具有实际意义。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8

一、强化音乐教学改革，深化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一）加强民族音乐教材建设

我国的民族音乐对着历史的推进积淀了大量的优秀音乐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音乐教学中，教材是教育的基础，也是学生知识的来源，而在以往的民族音乐的教材编写中，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科学性。随着音乐教学的改革，在教材的编写中要深化民族音乐的文化特点，高度重视民族音乐的理论成果，将优秀的成果编写到民族音乐教材中，加强统一的民族音乐教材的建设，并形成系统化、全面化、科学化的教材能容，在教材编写中要选择具有优美旋律、美妙动听的音乐，让学生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与此同时也要选择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的作品，向学生展现出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底蕴，继承与弘扬优秀的民族音乐内容，从而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特征，掌握民族音乐的特点，从而形成对民族音乐的正确的认知，提升对民族音乐的感知能力。

（二）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课程建设

在音乐教育的改革，要不断的强化教师的主导意识，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因而，教师需要计划和设计科学的课程安排，将音乐专业中每一门学科都建设最合理的课程设计，并且以提高学生整体音乐素质为目标，设置民族音乐的课程系统，倡导母语演唱的民族音乐的学习，摒弃外国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观念，形成具有我国特点的民族音乐的音乐思维，并且要强化民族知识的学习，民族精神是民族音乐的灵魂，只有充分的掌握了民族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展示民族音乐的魅力。其次要建设完整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全面化的形成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课程，做到真正的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课程建设，并且设置完整的教学教材，开设民族音乐概论、民族音乐基础、中国传统音乐等民族理论课程，让学生充分的掌握民族音乐的特点，更好的理解民族音乐的内涵。

二、注重音乐教学实践，加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一）继承音乐文化传统，形成独特的艺术观

在人类生活的社会中，实践才能出真知，时间才能创新，音乐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能展现出自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而且这与物质和技术的价值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将民族音乐置身于文化的脉络中，借助文化的多视角特点，剖析音乐的形象，解释音乐的行为特点。

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多样，也展现出不同的价值特点，音乐文化的传统则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积淀下来，形成了目前的音乐艺术观念。在现代社会中，面对无限活力的音乐文化特点，这种独特的艺术美只有结合传统的文化特征，才能形成独特的价值，音乐的本源动力也是文化基础，只有将艺术的创造深深的扎根与文化的土壤中，才能创造出更加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音乐作品，形成独特的艺术馆，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能够不断的发扬音乐的形态。因而，在音乐教学实践中，老师要注重传承传统的音乐文化，帮助学生了解音乐本身的文化特点以及与技术的关系，从而奠定自身对于音乐作品文化根基、渊源和内涵的理解，更好的表现出自身的音乐审美观，展现出对音乐的表喜爱您。

（二）创造民族音乐文化表现舞台，传播民族音乐艺术

我国的传统的音乐文化和西方的音乐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我国的传统的音乐艺术经过了数千年的沉淀和流变，形成属于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我国的民族音乐讲究气韵和意境，要充分的表现出音乐中的内涵和情感。在民族音乐教学中则要创造民族音乐表现的舞台，向学生展示民族的声乐、器乐理论，将民族音乐中的精髓传授与学生。分享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渊源流程，向学生展示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让学生了解民族音乐所产生的时代背后的审美意识和音乐思想，准确的掌握民族音乐的风格特点，从而进行个人的民族音乐艺术的表现，传播我国独具魅力的民族音乐艺术，让学生与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实现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播，宣扬民族音乐的魅力，通过不断的创造力将宝贵的资源不断的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民族音乐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9

以(英)爱德华•泰勒(EdwardTylor,1832-1917)和(英)詹•乔•弗雷泽(JamesFrazer,1854-1941)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家从旅游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手里收集日记、传记等非欧见闻的二手民族志资料,在摇椅上写下了关于世界土著风俗文化研究的《原始文化》、《金枝》等洋洋巨著;①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Kaspar,1884-1942)以田野调查写就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②奠定了科学民族志的研究范式;现代实验民族志企望通过田野实地考察催生“以他观我”,从田野观察的“浅描”(thindescription)走向格尔兹(CliffordGeertz,1923-)文化阐释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给音乐学研究以极大的启示。 时而至今,伴随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反思,欧美音乐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不断的实践,而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也在进行卷帙浩繁的音乐集成工种中探索和实践了民族音乐研究的经验和方法,这些新范式体现为逐渐出现的与音乐集成志书并行的现代音乐民族志上。考察人类学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的演进以及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进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研究的人类学建设。笔者不揣浅陋,求教大家。 一、业余→科学→实验:人类学 民族志的序进历程 民族志(ethnography)是对异地人群见闻描写的著述,也是居于田野调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安生立命的看家本领。由于人类学家长期田野工作(fieldwork)被赋予书写,使民族志成为现代人类学特有的学术活动而被普遍看好,成为人类学家成长不可或缺的标志。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如此重要,其间有一个不凡的发展演进过程,如高丙中教授所言,是由业余民族志到科学民族志再到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③。 业余民族志虽说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许多异文化见闻的游记和风俗的志书,但有用于人类学发展直接关联的并不是如中国的《山海经》、《蛮夷传》之类的典籍,而是来自于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等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奇闻轶事的记录。这些业余民族志书写是游历者随意和自发的兴起使然,有别于学者研究性的专业指归。适逢欧洲科学发展分门别类的机遇,有志于民族风俗研究学者对这些游记式的资料很为关注,泰勒和弗雷泽的杰出成就得益于这些资料的惠泽。为使业余民族志的书写更能够满足人类学家的需要,泰勒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为往返于殖民地的各种人士的写作民族志提供指导。完成人类学者需要的民族志实践是由马凌诺斯基完满实现的。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的“科学民族志”使人类学能够以科学的身份立足,对此,弗雷泽有高度肯定和评价④。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类学界对民族志这一知识生产载体和方法进行反思,即非欧传统文化以及非其历史传承文化能否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前提下被客观描写。马凌诺斯基去世后出版了他对土著充满厌恶和对田野工作厌倦的日志《一本地地道道的日记》(1967)⑤,给“科学民族志”当头一棒。而德里克•弗里曼(DerekFreeman)对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928)结论截然相反的调查和研究⑥,加剧了人类学的危机,以及1978年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WadieSaid,1935-2003)发表《东方学》,⑦对人类学的声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使民族志客观描述的观念遭到怀疑,导致人类学理论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遭遇空前危机。 拯救人类学的是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就是“各种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1]格尔兹如同一个文化英雄,以其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引领和推动了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和实验性写作,他于1972年发表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就是民族志革命性的实践。解释人类学以1973年出版《文化的解释》⑧中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和1983年出版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⑨中的“地方性知识”(1ocalknowledge)为武器,拯救人类学界摇摇欲坠的严峻现实和民族志书写的表述危机,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和维护民族志的地位。反思和阐释推进的是民族志实验,如70年代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1972)、保罗•拉宾诺(Paul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1977年)和让-保罗•杜蒙特(Jean-PaulDu-mont)的《头人与我》(1978年)等作品。集中反映和总结这些实验作品的理论探讨是1986年乔治•E•马尔库斯(GeorgeE.Marcus)与米开尔•M•J•费彻尔(MichaelM.J.Fischer)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乔治•E•马尔库斯等《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出版。⑩反思使科学民族志走下了神坛。探索和实验还没有结论,也很难会再有唯一的模式成为范本,因此探索和实验还具有合法性,还将继续进行。客观描写遭遇表述危机,传统的样式还因“部分真理”而继续,马尔库斯认为“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原有的民族与地方之调查领域,民族志不会再回到档案功能”。[2]客观描写已是不可能,解释就是必然的选择。音乐人类学的境况一同如此,乐谱文本(text)不能还原音乐本文(context)的尴尬现实,解释也将成为关于音乐的民族志的必然进路。 二、比较→描述→阐释:西方音乐 民族志的人类学步履民族志描写的对象是人,音乐学描写的对象是声音,而音乐民族志(MusicEthnography)的描写对象不仅是音乐,还“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AnthonySee-ger,1992)。可以说音乐民族志是民族志与音乐学的结合,是在田野工作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对人类音乐活动全面的记录描述;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学的音乐文化的民族志。由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由“浅描”向“深描”的转变,音乐民族志也体现由音乐记写(“浅描”)向音乐阐释的“深描”强调。#p#分页标题#e# 西方音乐学研究有着自己的传统,早期音乐民族志是来往于殖民地等海外的游记、日记和殖民档案资料里的音乐民俗记写。如同古典人类学利用民族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寻求人类社会规律的抱负,早期的音乐学研究也收集传教士、旅游者和殖民地档案民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伴随民族志学者的录音而有时音乐者也亲自披挂上阵,直接采录民俗声音,进行声音比较,以期归纳出人类音乐的普遍规律,因而产生研究音乐的学问———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1885年发表了埃利斯(A.J.Ellis,1814-1890)《论各民族的音阶》是比较音乐学开始的标志,奥地利音乐史学家阿德勒(Gui-doAdler,1855-1941)发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标》正式提出“比较音乐学”概念,而真正实践“比较音乐学”的却是德国人。1900年,德国心理学家、音乐学家施通普夫同助手亚伯拉罕及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在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创立了“柏林人种学唱片档案馆”,对人类学家和音乐学家在世界各地采录的数以百计的圆筒录音进行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如施通普夫的《暹罗的音体系及音乐》(1901)、霍恩博斯特尔与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1914)等等,使柏林大学成为当时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中心,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一战期间,比较音乐学学者沉浸在柏林大学的音响资料馆踌躇满志地研究音体系,马凌诺斯基开创的参与观察的科学民族志方法,为比较音乐学转向田野起到启示作用。二战前后,许多欧洲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比较音乐学家流亡美国,特别是乔治•赫尔佐格(HerzogGeorge,1901-1983)1925年移居美国,投奔博厄斯门下,促使了源起于欧洲的比较音乐学与人类学在美国结合,使文化之研究音乐学成为新颖的学科方法。同时,柏林音响资料档案馆毁于二战,比较音乐家又到处逃亡,于是以博厄斯学派研究方法为代表的音乐文化研究逐渐为显学,简单录音和音乐记写的音乐学让位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音乐研究。 早期西方音乐民族志材料是航海发现和殖民远征时代对异国音乐缺乏概括的泛泛描述。启蒙时期的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对中国、波斯、瑞士等音乐的记谱和研究,到1914年斯特兰韦斯(A.H.FoxStrangways)对印度斯坦的音乐的整体研究,是民族志方法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应用。 1930年代后的欧美音乐研究关注了自然民族和族群,以参与体验的方式去获得第一手的民族音乐材料,使人类学与音乐学结合,产生赫尔佐格《尤马族的音乐风格》(1928)及其弟子内特尔(Bruno•Nettl,1930~)《北美印地安人的音乐风格》(1954)等著作。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950年出版《民族音乐学》一书,提出用“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取代Comparative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标志着学科发展转型的新阶段。由于切合当时音乐学以原始民族和族群的音乐文化为关注的实际,渐为学界接受和认可。这种以民族文化整体关照为视角的音乐研究的思路和实践,导致1964年出版了内特尔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TheoryandMethodinEthnomusicology)和梅里亚姆(Alanp.Merriam.1923-1980)的《音乐人类学》(TheAn-thropologofMusic)两部民族音乐学的经典著作,引领了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是继承了赫尔佐格音乐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衣钵对孔斯特“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提出的进一步规范和阐释,把学科对象和研究范围拓展到“无文字社会、亚洲和非洲高文化音乐及民俗音乐”;而梅里亚姆则高举人类学音乐研究的大旗,在《音乐人类学》(1964)及随后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进一步把民族音乐学研究从民族(族群)的层面提高到人类文化的高度,有意强调了“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中应有的音乐人类学(TheAnthropologofMusic)研究的文化旨意。1950年代以来,作为孔斯特高徒的美国音乐学家胡德(MantleHood,1918-)强调“双重音乐能力”的培养和参与观察,兼顾音乐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平衡。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论亦步亦趋的跟随人类学的脚步,由于从事音乐研究的特殊人类学家和特殊音乐学家的特殊知识背景和特殊方法好恶,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和风格的分化和融合显得非常的复杂多样。 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类学方法合理论受到怀疑,民族音乐学也在思考学科方法上谨小慎微,从“比较音乐学”(1885)到“民族音乐学”(1950)再到“音乐人类学”(1964),表征着学科发展的比较(Comparison)→民族(Ethno)→文化(Culture)三个阶段,11体现着从注重比较到注重描述再到注重阐释方法的转变。但小心谨慎地记录着“他者”音乐,力图客观地描写独特族群或区域音乐文化的“民族志报告”。一方面既是虔诚地效仿着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路径,另一方面又是在诚惶诚恐地力避科学民族志的覆辙。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拯救了人类学的危机,也给民族音乐学带来了新的方法和理论。 虽然说影响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多方面的,也应此形成繁复多样的研究群体和莫衷一是的方法实践。但是,描述(“浅描”)与阐释(“深描”)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主流方法话语。1970年代的人类学界在反思和拯救,找到了突围的阐释学方法;而197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界也在思考,于是有了内特尔和梅里亚姆等对于学科对象和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如梅里亚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历史—理论的观察》“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和内特尔《民族音乐学:定义、方向及方法》对“田野”概念和研究领域的探讨,12激励了198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大步发展。不但学科呈现多样化,音乐学家、人类学家研究民俗音乐,而且音乐教育家和非欧音乐表演家及一些民间音乐风格作曲家也加入到了这个“民族音乐学”队伍中来。1989年社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在美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期发表致民族音乐学C•西格尔(ChalesSeeger)的信,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世界上的一切音乐”,[3]体现了非“民族音乐学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关注和思考,也表达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宏大抱负。#p#分页标题#e# 1980年代1990年代是阐释音乐的民族志蓬勃发展的时代,也启发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1978年[美]保罗•伯利纳(PaulBerliner)出版《姆比拉之魂》,被称为音乐民族志的范本。斯蒂芬•费尔德(StephenFeld)1982年的《作为象征体系的声音:卡鲁利人的鼓》和1984年关于卡巴布亚—新几内亚鲁利人音乐民族志的《声音构造即如社会构造》,131987年安东尼•西格(AnthonySeeger)的《苏雅人为何歌唱》,14以及1990年[日]三口修出版《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新论》,15俨然是关于音乐文化的经典人类学民族志。至此,音乐民族志的著述基于描写、注重解释已是重要特征。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从比较音乐学的音体系关注,到注重客观描写(浅描)的人类学民族志实践,再到强调阐释的人类学方法的音乐民族志追求,以文化阐释(深描)为重要价值取向的现代音乐民族志就成为普遍认可的方法和模式。 三、方志集成→音乐民族志: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转型 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来说,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舶来品。1920年代初北京大学创办的《音乐杂志》发表了早年留学日、德的萧友梅(1884-1940)、王露(1878-1921)等关于比较音乐学的文章;1927年王光祈(1892-1936)入柏林大学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音乐学家,是中国人正统接受比较音乐学的先行者。但是,直到1980年南京艺术学院举办“全国第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才标志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正式确立。南京会议以来的20多年里,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或因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学理特点,或因结合传统方志的纪实要求,或因追寻人类学的现代路径等,研究风格异彩纷呈,或偏重传统的音乐本体,或在乎民族识别的视角,或指归人类文化的视野。 方志是我国传统记述地方地理文化的志书,西周的“采风”到1920年代初的“北大歌谣研究会”民歌收集,着力点不在音乐上。1940年代陕北(如延安“民歌研究会”,1938)和国统区(如重庆“山歌社”,1945)才注意了对民歌音乐的收集和研究,16传统方志性的民歌采风成果才开始从文学性的歌词开始转到音乐的记录上,也使地方民歌以选集(集成)的形式开始了方志性的整理。建国初期有了规模较大的音乐方志集成性质的工作,1950年对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即阿炳)的二胡曲、琵琶曲的传谱和演奏技艺进行采录、整理;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对山西“河曲民歌”调查,出版了《河曲民歌采访专集》(1956);1957年对“孔庙音乐”(大成乐)的调查和整理,以及1956年至1964年,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这些对我国民间音乐进行大面积搜集和整理工作,出版了很多方志性的集成和研究介绍书籍,如常苏民《山西梆子音乐》(1954)、杨荫浏《苏南吹打》(1956)、贵州音乐家协会《侗族大歌》(1958)、《苗族民歌》(何芸、简其华等)、《古典歌舞———囊玛》(毛继增,1960)等专著。这一时期的巨大成绩就是民歌、说唱戏曲和乐种曲目选编和地方歌舞的方志调查报告出版和发表。 过于深厚的民族音乐研究传统和始于1979年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的浩瀚工程,使得“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与集成方志的编撰和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任务方法相互纠葛,相伴相生,磕磕碰碰走过20多年的历史岁月,在2005年浩大的音乐集成工程终于划上一个记号,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编撰了音乐志书集成的分卷约有120多卷。音乐集成工作组织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音乐田野调查,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资料基础,而许多从事民族音乐学的专家学者也在音乐集成的工作中成长起来。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袁炳昌、毛继增主编)、《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周吉、买提肉孜等)、《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乌兰杰)、《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杨秀昭、何洪、卢克刚、叶菁)、《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张中笑、罗廷华主编)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等乐志集成。其中伍国栋主编的《白族音乐志》就是我国传统方志编撰模式在音乐志书实践的典型代表。17虽然集成志书工程在一定意义上挤压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但是,为编撰音乐集成的田野研究和音乐院所的田野调查也形成的一些小型的音乐民族志(文章),陆续在《中国音乐》“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专栏(1990-1994)和《中国音乐年鉴》“民俗音乐实录”专栏(1991-)以及其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1993年领衔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的实施拓展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空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1996)、《贵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傩坛仪式音乐研究》(邓光华,1997)等著作以及拓宽后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的组成篇章,18已是大型音乐民族志(专著)。 当前我国的音乐民族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如“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项目中的系列民族志专著成果;另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中的实验民族志,如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和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沈恰《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杨殿斛《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等主题民族志。特别是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俨然以游记见闻的方式叙述研究对象,一反全知全能第三人称的隐身叙述,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我”参与观察,加入口述纪实的内容,成功地择用叙事语体对繁碎的街头音乐(俗文化)进行研究,实为实验音乐民族志的典型代表。19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音乐集成的调查与编纂。随着集成任务的完成,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目标就得很快从集成转移到民族音乐的深层次研究上。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关注民间民俗音乐,也要关注城市大众的通俗音乐活动。我们不再耗费精力去论争“Ethnomu-sicology”是称为“民族音乐学”还是称为“音乐人类学”好,正如本学科1885年原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由于学科的方法拓展和学科旨趣的嬗变,到1950年人们开始接受了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如若过去些年月,我国民族音乐研究逐渐从民族的视角走向族群和人群视角的时候,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不管是Ethnomusicology还是MusicalAnthropology)。毕竟,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97学科目录”始设“人类学”,而“民族学”在在中国盘根错节发展中赋予了民族政策意识而具有特殊地位。#p#分页标题#e# 当前由于研究者个人的知识谱系不同和切入视角的喜好,可以并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名称,但借鉴人类学从“浅描”到“深描”的阐释人类学的方法逐渐等到学界认可而广泛地应用到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之中。体现对音乐民族志思考的集大成者是专著《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的出版。20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得益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启示,而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也汲取人类学民族志的给养,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也跟随人类学的发展而具有相似的阶段特征。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来说,西方比较音乐学(阿德勒,1885)、民族音乐学(孔斯特,1950)和音乐人类学(梅里亚姆,1964)在百年里的历时发展中积累的理论和方法,在20多年里共时平面的呈现;加上我国方志编纂的音乐集成任务使然,使我国从1980年到现在的民族音乐研究方法和风格相互交织,多样共存,有偏重形态方面的比较分析和集成志书,有关注民族身份的音乐系统介绍和分析,有注重音乐与相关文化的深层探究。对于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有集成志书的编纂,又有科学民族志风格的著作,还有实验民族志的探索。考察人类学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的演进以及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进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研究的人类学建设。笔者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发展,适合于研究者各自课题需要和个人风格的音乐民族志会异彩纷呈,把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建设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篇10

云南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我们办出特色的优势所在。如今，多元文化教育已成为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民族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和传统文化，正在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学校音乐教育是提高人的总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传播的主要渠道。把民族音乐文化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及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开展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当代音乐工作者，尤其是音乐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现状

（一）高等音乐教育

云南共有高等院校35所（不含军事院校、分院校和大专班），其中12所高等院校设有音乐教育专业，开设与中国音乐相关的课程有《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史》，少量涉及到云南民族音乐文化教学内容，除云南艺术学院与南京艺术学院合办的研究生课程班、昆明师专音乐教育系专门开设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学概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概述》课程外，在所有的本、专科院校的教学计划中，95％以上都未涉及此项教学内容。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专业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照搬音乐表演专业的内容，而音乐表演专业则又一直沿袭着西方的教学体系。从视唱练耳、基本乐理到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都是西洋的理论体系，“重专业、轻文化；重技巧、轻理论；重课堂、轻实践”（陈勇：《对云南省高等艺术师资培养现状的分析与思考》）的现象较为突出，以这种理论体系教育出来的学生，只知道强拍弱拍，却不知道“板眼”为何物，“艺术青年说起西方艺术来几乎是如数家珍，而谈到中华民族艺术传统，常常是一知半解或知之甚少”。（吴戈：《中国艺术教育面临的尴尬与出路》）近年来，“三重三轻”思想虽然有所转变，但也不容乐观，由于艺术院校与高师的音乐教育专业不重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老师和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加之音乐专业理论教师特别是民族音乐理论教师的严重缺乏，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学生毕业后不具备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能力。更为可惜的是“一些本来出类拔萃的少数民族学生，通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考入艺术院校，进校时怀着满腔希望和热情，毕业时却带着许多迷惑和不解，永远离开了他们孩时熟悉的家乡，离开了他们本该成名成家的土地”。（王信东：《云南省中小学艺术教师现状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云南民族学院曾创办过培养民族艺术青年人才的培训班，他们把传授各民族的传统艺术为主要教学内容，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和对各民族传统艺术作为高等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的认识不足，未能继续坚持。1995年，在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提议和帮助下，创建了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艺术系，这是“云南民族文化合作计划”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它既不同于纯民间的自我传习，也不同于中国现行的任何一种高等艺术教育，而是不离本土的高等民族艺术教育。（周凯模：《云南民族音乐论》）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杨放、李晴海等老一辈民族音乐家进行了大量的本土民族音乐文化教学，由于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有长期的接触、积累和研究，让学生到民族地区采风，同时采用大量的背唱和模唱的教学方式，在加上时常请当地一些优秀的民族歌手到学校进行原汁原味的演唱和教唱，使当时在读的学生受益匪浅，并学有所成。如当今活跃在国内音乐创作乐坛的陈勇和对少数民族音乐有较深造诣的张兴荣等。

近年来，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人认为“中国音乐的未来将走向西方音乐的轨迹”，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西方音乐理论体系日益作为主流和权威话语，占据了整个音乐教育的核心地位，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逐渐失去以往所占据的位置，尽管一些院校的《民族音乐》课里进行了“穿插式”的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学，但对此课却从未给予真正意义上的重视，或者说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仅从未考虑过系统地纳入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逐渐以“零星化”、“点缀性”的方式出现，从原来的“边缘”位置濒临“消失”的境地。（黄凌飞：《云南高等艺术院校民族音乐教育的思考与展望》）

（二）基础音乐教育

随着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音乐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指导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工作的法规和文件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此结束和改变了音乐教育无法可依的历史及涣散局面。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外校外活动、教材建设、教学器材配备以及教学科研等方面虽已取得许多可喜的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自身体系不适应时展的问题：一是基础音乐教育观念及教学方法较为落后，且模式单一。具体表现为：只关注音乐课程的外在价值，特别是辅德价值，而忽视音乐课程的内在和本质的价值―――审美价值；只注重非审美的体验（知识、技术、历史、思辩）而忽视审美体验（联想、想像、创造、情感）；只注重音乐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训练，而忽视学生在音乐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音乐兴趣爱好的培养；由于受专业艺术院校模式的相关影响较深，在教学内容、形式、要求及方法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专业化倾向，重教师讲授，轻学生的主动参与；重教学的结果，轻教学的愉悦过程；重知识技能的训练，轻对音乐的表现与鉴赏（吴斌、金亚文《音乐课程改革的意义及其背景》）。二是严重缺乏音乐教师，特别是缺乏热爱民族教育事业，了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并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教师。由于高师音乐教育改革滞后，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基础音乐教育的需要。在现有的音乐教师中，专职教师较少，兼职教师较多，且水平参差不齐。他们中许多人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一知半解，甚至连一些简单的民歌也不会唱，针对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就更无法提及了。

二、充分利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开展音乐教育

云南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文化、生态等环境的不同，以及各种传统文化习俗方面的较大差异，从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构成了云南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从“创世古歌”到“劳动歌”；从“情歌”到“婚嫁歌’；从“民族舞乐”到“民族器乐”；从“民族戏乐”到“民族曲乐”再到“宗教音乐”；从“独唱、独奏”到“重唱、重奏”；从“合唱、合奏”到“奏唱、舞蹈”融为一体。“据不完全统计：已收集到的民族山歌小调11万首；民族民间舞蹈1255个；民族传统乐器200多种”。（于景春：《导论》）这在我国是非常丰富和绝无仅有的。

云南各少数民族从来都把音乐视为是自己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各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二语言”。可以说，云南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伴歌生活的民族”。傈僳族民谚说：“盐不吃不行，歌不唱不得”；彝族谚语称：“有嘴不会唱，白活在世上”等等。“不论耕种、打猎、结婚、丧吊、盖房、亲朋聚会，甚至在发生纠纷，引发争斗时，都要尽情歌唱，尽情的舞蹈。用歌舞传承民族迁徙创业的历史，教诲后代子孙勤劳勇敢，战胜万难，披荆斩棘，建造家园；用歌舞彰明团结和睦，振兴民族的真谛，使矛盾化解，械斗解除，战争平息，化干戈为玉帛；用歌舞传情达意，增进了解，加深友谊，说合男女婚姻；用歌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社会主义，憧憬美好生活，激励奋发向上精神”。（欧志明：《放声歌唱，迈向二十一世纪》）总之，云南各少数民族从小孩到满头银发的老人，人人都喜欢唱歌。他们在歌声中孕育，在歌声中长大，在歌声中成熟，在歌声中离去……歌唱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或缺少的一部分。

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具有的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学校音乐教育提供了较好的有效资源和有利条件。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渗透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是弘扬、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和渗透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最佳方式和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三、利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开展音乐教育的方式和途径

（一）建立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示范学校和实验基地，全面推广已取得的成功经验

乘着改革开放、实施素质教育，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和经济强省的东风，有不少有识之士结合当地实际，把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获得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将这些成功经验全面推广，以此带动我省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例如：红河州蒙自县政府机关幼儿园根据幼儿心理、生理和动作发展特点，充分利用本地区彝族、哈尼族的音乐舞蹈资源，将其改编、加工，运用到早锻炼中。这不仅让幼儿小朋友从小就得到本土音乐文化的熏陶和情感体验，而且还让他们在快乐中得到健与美的锻炼。

又如：怒江州歌舞团的文艺工作者，根据当地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彝族、白族等6个民族的民间舞蹈编排加工的“8套民族歌舞”，在全州所有学校的课间操中推广，它以集体舞的形式出现，不仅音乐欢快、节奏鲜明、运动量适度，而且让学生在健与美的锻炼中，得到本土音乐文化的情感体验，同时增强了集体凝聚力和与他人的合作意识。

再如：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音乐教育系，坚持一年一度、为期4周的艺术实践（采风）活动，要求学生在采风过程中，边收集民间音乐素材，边进行舞台实践，返校后进行整理、编排，并进行汇报演出。同时把收集到的民族民间歌舞在实习基地推广、传播，受到实习基地的领导和师生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并增设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学概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概述》、《云南民族声乐作品演唱》、《云南民族器乐》、《云南民族舞蹈》等课程，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还为学生将来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研究本土音乐文化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外，还有西双版纳州民族师范学校（民族集体舞）、红河州云锡公司教委（彝族烟合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纳西打跳）等地区把少数民族民间歌舞引进学校，并进行推广普及，弘扬了当地的民族音乐文化。

（二）把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贯穿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的整个教育过程

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教育问题，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包括高等音乐教育、中等音乐教育、基础音乐教育、幼儿音乐教育）都应该增设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内容。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大都是歌、舞、乐融为一体，把这种歌舞引入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中，让学生从小就学习自己熟悉的本土音乐文化，只有了解了，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有了感情，将来工作以后才能主动去做传承、保护、发展的工作。

要改进高等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内容，开设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课程，加强音乐师资，特别是民族音乐师资的培养。首先，在对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在吸收与借鉴外来成功和经验，并使之系统化、规范化的同时，努力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溶入到我们的专业课中，将民间艺术的精华引入大雅之堂，将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变成我们的实际行动”；（陈勇：《对云南省高等艺术师资培养现状的分析与思考）其次，提高在校师范生从事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能力，适当增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课程，加强艺术实践及采风活动，利用我省自然的生态环境，让老师和学生走出学校，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了解和亲身体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奥秘与真谛，使学生懂得和具备收集、记录、整理、研究民族音乐的一般常识和能力。同时，聘请有关专家和民族民间艺人到校任教或开展讲座，举行相关的实践活动，在大量的感性认识基础上，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的学习，并要求每个学生在熟悉自己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至少还要熟悉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会一件少数民族乐器，会演唱一种民族的民歌，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服务；再次，相关艺术院校应加强少数民族音乐理论教师的培训，使他们“在精通中国音乐理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能整理、研究和传承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能演奏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能演唱云南各少数民族歌曲或其他中国歌曲及一部分外国歌曲的人才，能运用云南丰富的民族音乐素材从事民族化音乐创作，有充分能力从事云南音乐文化教育。只有这样，云南的高等音乐教育才可能具有特色，才可能在国际国内的音乐交流中具有交流价值；只有这样，云南的高等音乐教育才会充满勃勃生机，给云南的民族音乐文化带来一片繁荣景象”。（赵志扬：《浅议音乐教育的民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