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十篇

时间:2023-11-06 17:58:09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1

一、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和管控概述

(一)财务风险概述

狭义的财务风险也称为传统财务风险,是指企业用货币资金偿还到期债务的不确定性。传统财务风险实质上是指流动性风险,是一种资产负债结构性风险,很难在市场上化解,只能通过不断调整资产负债匹配关系来解决,如采取建立流动性资产组合等措施。广义的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财务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难以或无法预料、控制的因素作用,使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的不确定性。这样财务风险的概念得到更为广泛的外延,涉及资金筹集、投资、占用、耗费、回收、分配等各环节,包含了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收回风险、收益分配风险及营运管理风险等。广义的财务风险理解有利于经营者充分和完整地认识财务风险的宽度与广度,更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二)财务风险防范和管控的目标和功能

由于财务风险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财务风险不可能被完全防范和管控,必须理性认识风险防范和管控的目标。财务风险防范和管控的目标应是协调企业财务风险容量(riskappetite)与战略,增进风险应对决策,抑减经营意外和损失,识别和管理多重贯穿于企业的财务风险,积极实现机会,协调企业改善资本调配。财务风险防范和管控系统应具有如下功能:一是监测功能;二是诊断功能;三是免疫功能。

二、建设投资企业风险防范和管控现状的分析

建设投资企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等项目建设业务,具有投资建设项目具有较强的计划性、投资建设周期长、一般都会跨会计年度、投资金额巨大、投资建设项目业务复杂、财务杠杆率高等特点。经作者对所在地区建设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财务风险防范大都存在如下问题:(1)没有全面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基础,风险防范意识较弱,仅将财务风险狭义理解为财务支付困难的流动性风险。(2)企业没有将财务风险防范和管控措施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系统,没有量化的、科学的风险识别手段和评估方法,风险应对措施粗放,缺乏事前预警和事中诊断能力。以主观判断为主的风险识别工作失误率较高,往往是在企业财务风险发生之后才被动采取补救措施。(3)企业的突发财务风险应对能力不足,没有建立应急反应机制,若发生对外担保、未决诉讼等或有事项形成的重大风险,往往会使企业陷入严重危机。(4)企业的财务风险管控方法落后,风险防范机制僵化,有的企业甚至还在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资金管理方式和方法,严重不能适应企业不断发展和业务拓展的新常态。(5)重大投资或融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财务风险研究,造成财务风险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三、基于某建设投资集团公司的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分析

(一)实施财务风险防范和管控的基本情况

2014年,某建设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建投集团)部署财务风险防范和管控系统,防范和管控目标为“及时识别风险、客观评估风险、科学应对风险,重点防范筹资风险,合理保障资金链安全,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提供安全保障”。财务风险防范和管控系统的基本思路:首先筛选与财务风险相关的财务指标,建立以财务指标为基础的评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评测指标的重要性与相关性配置权重进行综合评分;再后,按综合评分分析财务风险发生的置信区间;最后,根据风险等级确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二)财务风险防范和管控系统的内容

1、评测指标体系对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及发展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定量对比分析和评判,每个方面由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构成,以修正指标对基本指标的评价结果作进一步的补充和矫正。(1)偿债能力指标选取“资产负债率”和“已获利息倍数”作为基本指标,选取“速动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率”、“或有负债比率”作为修正指标。(2)盈利能力指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基本指标,选取“销售(营业)利润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修正指标。(3)营运能力指标选取“总资产周转率”作为基本指标,选取“不良资产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作为修正指标。(4)发展能力指标选取“销售(营业)增长率”作为基本指标,选取“销售(营业)利润增长率”作为修正指标。2、财务风险评测指标按权重综合评分评测指标实行100分制评分,指标权重依据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和各指标的引导功能设定,将偿债能力指标、盈利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发展能力指标权重分别确定为50%、20%、20%、10%。3、指标评分方法根据企业实际值与全国国有企业行业标准值对比,按照功效系数法计算指标测评分。功效系数法:各项指标的评价档次分别为优、良、中、低、差五档;对应五档标准值赋予五个标准系数:1、0.8、0.6、0.4、0.2;按以下方法对每个指标计分:上档基础分=指标权数×上档标准系数、本档基础分=指标权数×本档标准系数、调整分=(实际值-本档标准值)/(上档标准值-本档标准值)×(上档基础分-本档基础分)、单项指标得分=本档基础分+调整分;总得分=∑单项指标得分。4、测评标准值确定和修正财务风险测评行业标准值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年度《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选择确定,企业根据本地区和本企业实际情况进行适当修正,经董事会批准后应用。5、财务风险等级和置信区间根据评价分数结合定性分析,确定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置信区间并推定风险等级:得分X|85分,发生财务风险的置信区间处于[0,15]范围为“优质”级别;得分X为70≤X<85,发生财务风险的置信区间处于[15,30]范围为“良好”级别;得分X为50≤X<70,发生财务风险的置信区间处于[30,50]范围为“中性”级别;得分X为40≤X<50,发生财务风险的置信区间处于[50,60]范围为“危险”级别;得分X<40,发生财务风险的置信区间处于[60,100]范围为“高危”级别。6、定性分析补充验证当置信区间推定财务风险处于“中性”、“危险”、“高危”等级别时,采用定性分析法进行补充验证,避免出现错报或漏报。财务风险联系会议制度。由财务总监召集,财务与各业务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召开会议,通过沟通验证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危害程度。外部专家调查咨询意见。组织外部财务、法律等各领域专家运用专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通过直观的归纳,对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概率及危害程度提出咨询意见。“四阶段症状”分析。对照财务风险“病症”特征,判断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可能所处的阶段。7、财务风险应对机制(1)当企业处于“优质”或“良好”风险等级时,一般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2)当企业处于“中性”风险等级时,列为关注,将财务指标采集频率提高到每周一次,与业务部门协同进行风险跟踪;(3)当企业处于“危险”风险等级时,启用风险应对和化解措施,将财务指标采集频率提高至三天一次,向管理层提交风险报告,控制非主业投资、对外兼并收购、固定资产投资、债务融资等事项;(4)当企业处于“高危”风险等级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或申请外部救助,测评数据转为实时更新,成立由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组成的“危机管理委员会”监管企业财务风险危机处理事宜,停止非主业投资和非日常经营性的重大支出事项,严格控制主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日常经营支出。

四、建设投资企业风险防范和管控改进建议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2

【关键词】财务风险风险管理风险与收益模型

一、财务风险的特征及其规律

不确定性,这是财务风险的基本特性。风险是事件的不确定性引起的,由于对未来结果予以期望所带来的无法实现期望结果的可能性。简言之,风险是结果差异引起的结果偏离,即期望结果的可能偏离。

1、可分散性、可转移性

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防范和控制风险是可能的,而分散、转移财务风险也是可能的。在财务风险发生之前或发生过程中,采取专门方法和手段,可以避免或减少风险损失,增加风险收益。通过选择合适的风险管理技术,即控制型技术和财务型技术,可以分散和转移财务风险。正是这一特性导致风险组合、保险、期权、远期外汇交易、货币和利率互换等财务工具在财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使财务风险管理成为可能。

2、决策性

企业经营是持续进行的,财务管理者可以基于历史平台对未来不确定的环境因素进行估计,这就是财务风险的可决策性。财务风险既可事后确认,也可事前估计。通过财务技术可在事前对损失进行预测和估计,使风险的不确定性变得可控。财务风险的不确定性决定其独特的运动规律:

第一,财务风险与不确定性相关,但风险是可识别的。Williams和Heiks把不确定性分为四种层次:(1)无不确定性,指事件的结果可以精确预测;(2)客观不确定性,指事件的结果不确定但概率可知;(3)主观不确定性,指事件的结果可知但概率不可知;(4)完全不确定性,指事件的结果不完全确定且概率不可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物流风险、信息流风险、现金流风险往往是上述四种层次的综合体现。因此,在风险发生前,人们可以采取恰当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财务风险进行识别,并以动态的观点辩证对待财务风险。

第二,财务风险管理的本质是减少未来可能的损失,增加未来的收益。财务风险不确定性的存在使风险损失与风险收益同时并存,这种财务风险与预期收益的关联性及财务风险的差别性,使财务风险管理显得更为迫切和有效。积极的风险管理能为企业带来利益或者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实现经营成果的最佳化。

二、财务风险与收益模型

财务风险是由事件的不确定性引起的,而且风险无处不在,企业研究财务风险与经营效果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经营活动就是对企业各种资源的整合,通过资源价值形态的转化,达到价值增值的目的。如果不考虑外界环境因素,企业的简单生产函数可表述为:

I=f(K,L)

其中:I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即企业利用资源组合,通过一定的经营载体和过程,达到价值增值的目的。

企业所处环境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使企业经营活动除了拥有必要的资源外,还须面对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这种干扰就是风险。显然,产出与投入资源呈正相关关系。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马尔柯维茨的有效边界理论,企业的收益和风险也很大程度上具有正相关性。也就是说,风险的增加往往伴随着风险收入的增加,这也是企业风险经营的原动力。因此,就有了考虑风险因素后的企业收益函数:

Y=f(I,I0)

I0=f(i,c)

其中,Y为考虑风险因素后的企业收益;I为不考虑财务风险时的收益;I0为风险净收益;i为风险收入;c为风险成本。

风险收入曲线和风险成本曲线是正相关的。当X0时,i>c,此时风险收益曲线呈单调递增趋势,I0>0;当X>X0时,i>c,风险收益曲线呈单调递减趋势。其中当X=X1时,即点p(c=i)对应的风险收入与风险成本相等,成为风险管理的临界点,当X0>0,当X>X1时有I0<0。

同样,企业经营收益曲线是一条先单调上升且上凹然后转为下凹的曲线,当X0时,风险收益递增速度大于收益增长速度。当X>X0时,随着风险的增加,风险收益下降,收益增长速度下降。到点X1时,风险收益为0,企业经营收益等于正常收益。当X>X1时,风险收益为负,此时进行风险投资企业的经营收益小于正常收益。

上述分析有助于我们进行财务风险决策。01区间为企业的风险决策区间,特别是在00区间,风险经营将给企业带来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收益。而在X>X1区间,财务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负效应,企业就应放弃风险经营转而投资于风险小、收益低的项目,获取更为稳健的正常收益。

三、主要财务风险及其防范

财务风险主要包括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营运风险和收益分配风险。财务风险管理就是以财务风险为基础和对象的财务管理,企业财务风险管理能力强弱是企业正常健康发展的关键。企业通过财务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和分析等财务活动,识别、测试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的风险,采取科学方法防范、控制财务风险,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最终实现利润或股东财富最大化。

财务风险预防和控制方法主要有消极防范(风险回避)和积极防范(风险转移、风险自控)两大类。风险回避是企业为规避财务风险的发生而主动放弃可能导致财务风险的方案,它是简单易行、彻底的风险管理措施,其实质是回避那些引发企业财务风险的活动,以减少风险损失。当企业对财务风险进行估量决策后,如果因为某项经济活动非进行不可,而企业又无足够能力承担其风险,或者企业承担风险的成本高于预期收益,则可考虑将风险转移,如通过保险、期权、期货、远期外汇交易、货币和利率互换等方式进行风险转移或规避。如企业不能或不愿进行风险回避或转移时,便将风险留给自己承担。

当企业决定自担风险后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自行加强管理以预防财务风险;(2)进行风险隔离或风险组合以降低风险对企业的总体影响;(3)自行采取补救措施以减少风险损失;(4)提出各项准备金以增强风险自担的能力。

根据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运动,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筹资风险、投资及经营风险、财务信誉风险。

1、筹资风险的形成及防范

企业采用负债融资后所须承担的额外风险称为筹资风险,它是企业筹资后由于不能按既定目标取得资金使用效益,企业无法按原定要求履行以满足资金供应者预期结果的风险。筹资风险的大小常用财务杠杆系数(DFL)衡量,财务杠杆系数是普通股每股盈余变动百分比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的比值,也可用息税前利润除以息税前利润与债务利息差额的比值。

针对筹资风险的不同成因,防范和控制筹资风险主要有以下措施:(1)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企业盈利,降低筹资风险;(2)优化资本结构。根据企业的需要和负债可能,优化债务结构,实施自我约束,即在资本利润率(息税前利润率),高于负债利息率的前提下提高负债比重;(3)合理安排长短期融资项目,减少即时偿付风险;(4)优化调度资金,保持资产足够的流动性;(5)建立偿债基金,增强风险自担能力;(6)实施债务重组,优化负债结构。

2、投资风险的成因及防范

企业投资分为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对内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生产经营提供必要的资源条件,以谋取经营收益,但由于企业所处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其最终的经营效果往往与预期不一致,从而造成投资风险(亦称经营风险)。对外投资风险则取决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风险及其投资风险的总和;对内投资风险主要通过经营杠杆系数及经营收益波动幅度和可能性大小来度量。对外投资风险则主要通过对被投资企业历史收益资料,计算预期投资收益的期望值、标准差及变化系数以及期望收益偏离实际投资收益的幅度和可能性来度量。

企业在识别和估量投资风险后,可采取如下措施对其防范和控制(1)正确选择决策程序、决策方式,对决策风险进行正确认识和评估;(2)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合理进行投资组合;(3)采取风险回避措施,避免投资风险,在投资过程中,监督和协调风险因素,使风险尽可能可控。

3、企业财务信誉风险成因及其防范

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追逐利润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行为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法律法规、财务规则、社会道德等产生冲突,这就产生了财务信誉问题,由此衍生出财务信誉风险问题。

对企业来说,是否信守法律或规章、原则,要视其对该行为产生的效益而言,如果在不信守和信守之间存在巨大利益落差,企业很可能会产生背信弃义、财务舞弊等行为来欺骗消费者、投资者及政府部门。但法律和制度的缺陷,往往使企业忽视信誉风险的存在。然而现实生活中,财务信誉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危害比其它财务风险带来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位列世界500强前列的美国安然公司、世通公司因会计造假而一夜之间走向破产,百年老店安达信也走向消亡。

企业财务信誉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失去与投资者、供应商和顾客合作的基础,从而丢失市场和商业机会;(2)减弱企业的融资能力,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3)给企业带来直接的惩罚性损失,甚至使企业走向终结。规避和防范财务信誉风险要做到:(1)建立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2)估量信誉风险,使企业经营建立在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3)提高企业高层及财务人员的执业水准。

【参考文献】

[1]张伟涛:企业风险决策的数理分析[J],计量经济,1994.5。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3

[关键词] 企业集团 财务风险 防范

近年来,企业集团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凸显地位。但通过对企业集团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和管理现状的评估,我们可知其当前面临着许多财务风险,如国家关于采矿权有偿使用、安全环保等行业政策变化带来的资金和成本风险;国家关于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的税收风险;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和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等。因此,要成为快速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必须建立财务风险管理战略,引入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建立财务风险管理机制。

一、财务风险管理基本内涵

财务风险是全面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全面风险管理,指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财务风险管理是在内部控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建立财务风险管理机制

1.企业集团关注的财务风险内容有:外部环境风险、财务治理风险、投资风险、资金运营风险、内部控制风险等。

2.企业集团要建立财务风险管理机制

(1)成立财务风险管理组织。在集团全面风险管理的整体组织下,成立财务风险管理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2)定期评估财务风险。财务风险管理委员会应组织定期对整个集团财务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向董事会汇报。(3)制定风险应对预案。集团应针对可能出现的重大财务风险制定应对预案,以尽可能地防范和降低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4)强化内部控制活动。集团应在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基础上进行完善和细化,并通过建立内部控制手册明晰控制流程、确立流程负责部门、建立关键控制点及其控制标准。(5)建立财务风险预警体系。集团在建立系统的财务风险管理体系前,可先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以快速识别和响应财务风险。

三、建立内部控制手册

1.内部控制手册功能。企业集团的一切内部控制活动应该体现在各项财务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之中,建立内部控制手册目的是将集团的各项重要控制活动进行提炼、完善、归集在一起并以流程的形式表达出来,为集团的整体内部控制提供指引。

2.内部控制手册的内容。内部控制手册一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内部控制目标,内控组织和职能,主要管理控制活动,各控制活动的具体作业细分,各具体作业活动的流程图、关键控制点、流程负责部门、流程内容,内控活动与公司制度的衔接。

四、建立财务风险预警体系

企业集团建立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

1.建立预警指标体系。可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类:

(1)定性指标:指能够预示集团财务风险的征兆指标,定性指标主要用于外部环境风险、内部控制风险、财务治理风险和会计信息风险方面。

①外部环境风险指标有:行业政策调整、利率与汇率的调整、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等;②内部控制风险指标有:未经授权或批准的重大行为、关键管理与财务人员离职、内部审计反应的重大内控缺失、内控制度关键控制点执行不到位等;③财务治理风险指标有:重要子公司经营不善、超越权限的重大决策、财务信息严重不对称等;④会计信息风险指标有:非标准审计报告、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等;⑤其他财务风险征兆指标有:信用评级降低、遭受税收处罚、严重超预算行为等。

(2)定量指标:指能够反映集团财务风险的重要财务指标,定量指标主要用于反映融资风险、投资风险和资金运营风险。根据实际情况,集团可选取以下定量指标:

①融资风险指标有: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资产负债率、已获利息倍数、对外担保占净资产的比重;②投资风险指标有:对外投资报酬率、内部投资超预算比率、EVA改善率;③资金运营风险指标有:销售现金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原煤制造成本。

2.确定预警区间

结合集团实际统计前三年历史数据,剔除客观性偏差,并参照煤炭行业先进水平为每类定量预警指标确定标准值。标准值以内(上或下)为安全区;根据偏离标准值的范围大小设预警区和危机区,可设三个预警区间:安全区(绿灯区):表示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预警区(黄灯区):表示存在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危机区(红灯区):表示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大。

3.定期风险预警

(1)集团所属各单位应定期实施预警,形成财务风险报告。

①对本单位财务风险情况进行总体评分。可根据各类定量指标所处的区间进行财务风险评分,安全区为0分,预警区为10分,危机区为30分,最后加总确定总分数。②财务风险预警报告应说明指标当期值与上期变动情况,以及发生异常变动的原因;指标处于“黄灯区”或“红灯区”的原因分析;降低财务风险和改善财务状况拟采取的措施和建议。

(2)集团财务每季对整体财务风险进行预警,计算财务风险评分并分析定性指标的状况,形成企业集团财务风险报告。

4.风险应对

(1)企业集团财务风险管理委员会每季召开一次会议,识别和评估集团整体财务风险,制定对策。每半年向董事会做一次汇报。

(2)当有五个以上(含)指标处于“黄灯区”,应进行财务诊断,做出专题分析,限期消除风险因素。

(3)当有三个以上(含)指标处于“红灯区”,应进行专题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企业集团的财务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能够保证企业集团的资金得到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4

目前,由于建筑市场尚不规范,工程招、投标管理没有完全法制化、规范化,不正当的竞争依然存在。特别是工程投标依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施工企业为了争得施工项目,通常是以降低标价、提高标准、缩短工期或减少应有的费用项目等为代价承揽工程,造成施工项目到手后经营风险极大。同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偶然性的不可预见因素出现,也会给施工企业带来一定的管理和经济风险。随着建筑市场的不断发展,投资主体的法人化程度不断提高,许多业主在投标过程中增加了风险抵押或履约保证金的比例和数量,越来越多的业主要求履约保证金用货币资金支付,这样又加大了施工企业货币资金的额外沉淀量。工程结算按比例付款和质量保证金制度又会积压一定比例的应收工程款等等,最终都凝聚成财务风险。加之由于施工企业向BOT、BT等投资经营领域发展,子公司需要母公司或其他成员企业为其借款提供担保等等,又增加了投资和融资风险,使得施工企业的各种风险进一步增大。

施工企业面临来自上述内外环境的各种风险因素,必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为了防范和规避风险,应通过计算财务预警指标和对企业的会计报表及其相关经营资料进行分析,以便及早发现和预测财务风险,最大限度地避免或降低财务风险。

一、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表现形式

一是从企业的运营效益情况看。主要表现为企业营业额和利润明显下降,或营业额在增加,但利润在下降,子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投入资本贬值。

二是从企业的资产结构看。表现为应收账款大幅增长,未完施工迅速上升,资产质量不高,运营效率低下,潜亏风险增加。

三是从企业的偿债能力看。表现为过度举债,利息负担沉重,到期债务丧失偿还的能力,流动资产不足以偿还流动负债,总资产低于总负债。

四是从企业现金流量看。表现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低,缺乏偿还即将到期债务的现金流,现金总流入小于现金总流出。

五是从企业发展能力看。企业盲目扩张,投资过多过滥,摊子铺得过大,效益低下。

上述财务风险,是导致施工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重要因素。只有针对可能造成财务危机的因素,建立财务预警指标体系,采取监测和预防措施,才能有效防范财务风险,控制财务危机。

二、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

为了提高企业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在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中,应坚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预警指标不宜过多。具体按以下五个顺序实施;一是设计财务风险预警的核心指标和辅助指标;二是测算财务风险预警指标的“预警标准值”;三是测算监测指标的实际值;四是根据财务风险预警指标的实际值和临界值,做出预警警度判断;五是提出预警报告。

(一)设计预警指标体系

建立财务风险预警体系,重点和难点是预警指标的选择和指标权重的确定。不同的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财务结构、资本结构也不尽相同;同一企业的不同历史时期,财务风险存在和发生的特点也不一样。根据施工企业所处的行业、规模和经营情况以及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财务风险预警指标应以变现能力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为基础,以财务效益指标和资产营运指标为补充,重点突出变现能力指标。具体包括10个指标,总分100分:

1.财务风险预警核心指标占70分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分)、资产负债率(10分)、已获利息倍数(10分)、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比重(10分)、流动比率(10分)、速动比率(10分)。

2.财务预警辅助指标30分

净资产收益率(10分)、应收款项周转率(10分)、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5分)、借款货币资金比率(5分)。

(二)测算财务风险预警指标的“预警标准值”

风险预警指标的“预警标准值”应以企业近三年各项财务指标实际值(按照2:3:5的比例)为基础,参考同行业和同规模企业平均水平,参照财政部《企业效绩评价》标准值,结合市场情况和金融环境等宏观因素测算确定。

(三)计算指标的实际值和预警指标的得分

财务风险指标的实际值计算出来后,同区间表下达的标准值进行比较,采用内插法计算单项预警指标的得分,最后计算综合得分就可以计算出该企业的财务风险评估得分。

(四)预警警度判断

为了更加形象地标识企业财务风险所处的级次,应该把财务风险预警区间分为安全区(绿区)、预警区(黄区)、危机区(红区)三个区域。指标在安全区,表示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指标在预警区,表示存在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指标在危机区,表示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大。根据财务风险评估得分,对照相应的预警区间就可以判断出各企业的预警警度。

(五)提出预警报告

对于财务风险处于预警区和危机区的单位,应提出专题的财务风险分析报告,财务风险分析报告的内容包括:本单位财务风险所处的级次;指标当期值与上期变动情况以及发生异常变动的原因;指标处于预警区或危机区的原因分析;降低财务风险和改善财务状况拟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等等。

三 、建立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应注意的问题

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对企业的基础管理和管理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必须做好基础工作,否则,财务风险预警将成为空中楼阁。

(一) 高素质的管理团队以及企业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是企业财务预警指标体系运行有序、发挥作用的有力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落实。对财务风险的控制是财务人员的责任,更是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同时还需要各个职能部门通力配合。

(二) 规范真实的财务会计信息是准确进行风险预警的前提。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大量引用和分析企业的会计信息,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规范性将直接影响到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效果。建立在虚假的财务数据基础之上的财务风险预警肯定会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相背离,根本谈不上控制企业财务风险。

(三) 建立完善灵敏的财务信息系统。随着ERP等财务软件的成熟,财务信息系统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离开财务信息管理系统,将大大降低企业财务预警效率和效果。

(四) 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立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提高财务预警的准确性。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5

目前,由于建筑市场尚不规范,工程招、投标管理没有完全法制化、规范化,不正当的竞争依然存在。特别是工程投标依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施工企业为了争得施工项目,通常是以降低标价、提高标准、缩短工期或减少应有的费用项目等为代价承揽工程,造成施工项目到手后经营风险极大。同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偶然性的不可预见因素出现,也会给施工企业带来一定的管理和经济风险。随着建筑市场的不断发展,投资主体的法人化程度不断提高,许多业主在投标过程中增加了风险抵押或履约保证金的比例和数量,越来越多的业主要求履约保证金用货币资金支付,这样又加大了施工企业货币资金的额外沉淀量。工程结算按比例付款和质量保证金制度又会积压一定比例的应收工程款等等,最终都凝聚成财务风险。加之由于施工企业向BOT、BT等投资经营领域发展,子公司需要母公司或其他成员企业为其借款提供担保等等,又增加了投资和融资风险,使得施工企业的各种风险进一步增大。

施工企业面临来自上述内外环境的各种风险因素,必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为了防范和规避风险,应通过计算财务预警指标和对企业的会计报表及其相关经营资料进行分析,以便及早发现和预测财务风险,最大限度地避免或降低财务风险。

一、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表现形式

一是从企业的运营效益情况看。主要表现为企业营业额和利润明显下降,或营业额在增加,但利润在下降,子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投入资本贬值。

二是从企业的资产结构看。表现为应收账款大幅增长,未完施工迅速上升,资产质量不高,运营效率低下,潜亏风险增加。

三是从企业的偿债能力看。表现为过度举债,利息负担沉重,到期债务丧失偿还的能力,流动资产不足以偿还流动负债,总资产低于总负债。

四是从企业现金流量看。表现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低,缺乏偿还即将到期债务的现金流,现金总流入小于现金总流出。

五是从企业发展能力看。企业盲目扩张,投资过多过滥,摊子铺得过大,效益低下。

上述财务风险,是导致施工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重要因素。只有针对可能造成财务危机的因素,建立财务预警指标体系,采取监测和预防措施,才能有效防范财务风险,控制财务危机。

二、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

为了提高企业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在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中,应坚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预警指标不宜过多。具体按以下五个顺序实施;一是设计财务风险预警的核心指标和辅助指标;二是测算财务风险预警指标的“预警标准值”;三是测算监测指标的实际值;四是根据财务风险预警指标的实际值和临界值,做出预警警度判断;五是提出预警报告。

(一)设计预警指标体系

建立财务风险预警体系,重点和难点是预警指标的选择和指标权重的确定。不同的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财务结构、资本结构也不尽相同;同一企业的不同历史时期,财务风险存在和发生的特点也不一样。根据施工企业所处的行业、规模和经营情况以及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财务风险预警指标应以变现能力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为基础,以财务效益指标和资产营运指标为补充,重点突出变现能力指标。具体包括10个指标,总分100分:

1.财务风险预警核心指标占70分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20分)、资产负债率(10分)、已获利息倍数(10分)、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比重(10分)、流动比率(10分)、速动比率(10分)。

2.财务预警辅助指标30分

净资产收益率(10分)、应收款项周转率(10分)、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5分)、借款货币资金比率(5分)。

(二)测算财务风险预警指标的“预警标准值”

风险预警指标的“预警标准值”应以企业近三年各项财务指标实际值(按照2:3:5的比例)为基础,参考同行业和同规模企业平均水平,参照财政部《企业效绩评价》标准值,结合市场情况和金融环境等宏观因素测算确定。

(三)计算指标的实际值和预警指标的得分

财务风险指标的实际值计算出来后,同区间表下达的标准值进行比较,采用内插法计算单项预警指标的得分,最后计算综合得分就可以计算出该企业的财务风险评估得分。

(四)预警警度判断

为了更加形象地标识企业财务风险所处的级次,应该把财务风险预警区间分为安全区(绿区)、预警区(黄区)、危机区(红区)三个区域。指标在安全区,表示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指标在预警区,表示存在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指标在危机区,表示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大。根据财务风险评估得分,对照相应的预警区间就可以判断出各企业的预警警度。

(五)提出预警报告

对于财务风险处于预警区和危机区的单位,应提出专题的财务风险分析报告,财务风险分析报告的内容包括:本单位财务风险所处的级次;指标当期值与上期变动情况以及发生异常变动的原因;指标处于预警区或危机区的原因分析;降低财务风险和改善财务状况拟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等等。

三、建立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应注意的问题

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对企业的基础管理和管理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必须做好基础工作,否则,财务风险预警将成为空中楼阁。

(一)高素质的管理团队以及企业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是企业财务预警指标体系运行有序、发挥作用的有力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落实。对财务风险的控制是财务人员的责任,更是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同时还需要各个职能部门通力配合。

(二)规范真实的财务会计信息是准确进行风险预警的前提。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大量引用和分析企业的会计信息,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规范性将直接影响到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效果。建立在虚假的财务数据基础之上的财务风险预警肯定会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相背离,根本谈不上控制企业财务风险。

(三)建立完善灵敏的财务信息系统。随着ERP等财务软件的成熟,财务信息系统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离开财务信息管理系统,将大大降低企业财务预警效率和效果。

(四)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立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提高财务预警的准确性。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6

一、区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及其传导机制

(一)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层面的风险

1.财务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中最典型的特征是财务风险,而资金流短缺和较高的负债率是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财务风险的最主要表现。融资平台自有资本不足,负债率高,导致财务风险偏高,融资途径过于单一和地方政府信息揭露及信用评估机制不健全造成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类型多,以某市A区为例,融资平台公司有直属政府的,有行业性质的,也有园区的,但是通过实际调研发现,这些平台公司的管理较为松散、投资责任主体与融资决策主体不清晰、投融资活动效率、效果以及信息透明度不够,进而在筹资举债时,会对融资规模缺乏有效的规划与筹谋,出现平台公司信贷资金调度难且混乱、政府监管漏洞多等现象,最终导致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均高于80%。融资平台存在注册环节抽逃资本的行为,自有资本不足,负债率偏高成为平台公司的重要特征,是财务风险的根源。2013年,审计署在对我国7 170个融资平台公司的审计过程中发现,有15%的融资平台公司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共涉及金额总数为2 441.5亿元,主要包括注册资本未到位、违规注资、虚假出资、抽逃资本等重大问题。

2.行业性风险。一般来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贷款主要用于土地储备开发、城市公路交通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与整治、各园区项目等行业,而其偿还的主要后盾是土地的增值与出让。也就是说,融资平台的债务偿还不是依靠项目的现金流的收益,而是取决于土地经营的收益。由此可以推断,地方财力受制于土地财政的影响,当土地价格上升时,地方财力会得到较大的提升;相反,如果遇到经济不景气时,土地价格下降,地方财力会大大的削弱,甚至会引发系统性、行业性风险。因此,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仅仅依靠土地收入来偿还本息资金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地方的土地数量毕竟有限,价格也受到市场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尤其是在土地市场不景气时,平台公司的偿债能力将大大降低,区县级融资平台表现更甚,一是区县土地价值不高;二是区县在土地出让收益中分成比例较低,对平台债务偿还贡献小,A区的现状就是土地出让金收益的分成尚不够补偿拆迁成本。

根据审计署对我国4省17个城市的偿债审计的对比结果发现,这些省市2012年的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与2010年相比有所降低,比率为8.82%,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偿还本息总额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A区的政府融资平台大部分是没有实际运营业务的空壳公司,仅仅作为融资的工具,融到的资金全部交付政府使用,债务的偿还当然只能依赖政府以土地出让收入注入的财政补贴收入。

3.时滞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来源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其中,中、长期债务占比较高,这就导致一些项目工程出现靠贷款还本付息的现象,进而掩盖了其真实的项目资产质量,存在今后还款时间相对密集、还款压力相对较大、风险暴露时间滞后甚至难以规避的问题,存量债务也会使得人们错误估计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目前,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需要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的贷款资金已占总贷款资金的2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近几年是我国前些年发行债券的偿债高峰,预计将有1 000亿元城投债券到期兑付,国家发改委正在进行企业债券风险的摸底排查,要求投融资平台公司按照约定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切实防范投融资平台公司违约风险、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4.债务后摊风险。地方债务隐患不仅源于偿债能力不足,还存在债务后摊风险。鉴于借债利率较低的因素,融资平台一般会将土地经营收益先充入资本金后再投资,并不会急于还债,甚至会出现借债政府任期和债务期限不匹配的问题,即:借债政府卖光了项目周边所有土地、还债政府却没有土地可卖,这就极易出现债务后摊的风险。以一家县级城投公司为例,该融资平台的绝大部分债务主要依靠政策性银行,其利率较低、借贷周期一般有6―10年,但是其偿债率却远远不足4%,因而出现了由现任政府举债并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但却要由五年之后的继任政府承担现任政府债务的现象。

5.法律风险。随着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规模的扩展,信贷融资难度加大,各地出现了一些变通做法,如以私人名义新注册公司进行信贷融资、一笔财政资金来回注册,当做几个公司的注册资金或者项目的资本金,或通过其他公司借壳融资,债务法律关系复杂化,法律风险上升;此外,国家虽然明确规定地方财政部门不能对外担保,且2006年佛山中院也曾经对此做出了政府承诺函无效的判决,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政府还是会采取信用担保方式,主要是地方人大或政府财政部门出具的承诺函。因此,对风险的控制主要通过完善?c地方政府融资相关的法律、建立和完善地方偿债机制及问责机制、推动地方政府融资法定化和平台融资市场化等方面进行。融资平台的担保可能导致的风险也不容小觑,如A区的工业园区下属的融资平台为园区内企业担保的现象较多,同时政府下属融资平台之间的互保现象严重,随意、混乱的担保关系在偿债风险的推动下极有可能导致法律风险。

(二)融资平台公司层面风险引发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从理论上讲,融资平台公司属于独立法人,其融资借款均有政府财政承诺函或人大承诺函的方式提供担保,融资平台债务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债务,因此,公司的单体风险已逐步变为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根据2013年审计署的32号公告可知,截至2013 年6 月底,全国政府性债务规模达到30. 27 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占比达到59.10%,与2010 年末和2012 年末相比,债务规模分别增长了66. 93% 和12. 62%,比2012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远远高出了9万亿元。债务依靠项目自身现金流不能偿还全部贷款,需要政府财政进行偿还。以A区为例,该区已经出现了乡镇和园区融资平台无力还款,由区财政设法偿还,财政背负极大的资金压力,容易诱发财政风险。区县政府客观上对土地财政依赖过度,财力有限,鲜有考虑还款资金来源计划;主观上还款意愿不强,向上级财政转移风险的倾向较强,使得平台的融资风险向上级转移、扩展,最终演变为系统性财政风险。

(三)财政风险衍生出可能的金融风险与经济风险

虽然政府和学界的研究都声称融资平台风险可控,但由财政风险演化为局部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是由于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当平台公司的债务无法偿还时,将连带导致到金融系统风险的产生,甚至爆发局部的经济社会风险。具体来说,当地方投融资平台无法偿还个别银行债务时,一般会先考虑从其他银行再贷款,用新账还旧账;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将风险转嫁给非银行金融机构,这样恶性循环会将潜在的信贷违约风险迅速波及到整个金融系统。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监管的强化,在银行贷款渠道受控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银行表外项目继续负债,融资风险进一步集聚。地方融资平台在受到融资约束时,不断地拓展融资渠道,如短期融资券、中期融资票据、企业债、信托融资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地方经济出现衰退,地方财政入不敷出,会导致土地贬值,此时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还债能力便大打折扣,进而祸及到整个金融系统,从而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息披露不健全,缺乏外部约束(白钦先、董亮,2013)。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健全进一步强化了债务风险程度,使得政府和社会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评估不够,应对不足。

总之,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传导机制即由单体风险、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方向进行扩散传染。

二、区县级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政策的解析

在财政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重大改革之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将持续存在,尤其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经济形势较为复杂的条件下,风险进一步突显,各地政府逐步认识到风险管控的重要性,纷纷出台相应的政府债务管理办法,笔者主要收集和研究了一些区县级别的政府融资管理办法,具体包括南京六合区、长沙开福区、株洲荷塘区等,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风险管理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对资金融通和使用过程的控制,采取的主要举措如下:

(一)梳理政府融资平台,明确各平台融资任务

以某市H区为例,梳理出6个区级平台:(1)H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承担区委、区政府交办的重大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项目的融资任务;(2)H区金江交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承担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城乡交通建设项目的融资任务;(3)H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市政基础设施、区域供水等建设项目的融资任务;(4)H区××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土地整理和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建设项目的融资任务;(5)H区土地储备中心:承担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土地收储与开发项目的融资任务。(6)园区融资平台:分别承担H区经济开发区等所在园区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融资任务。通过政府规范,清晰界定各个平台公司的融资任务,有利于融资计划编制、资金使用监管等工作的开展,为政府有针对性地管控平?_风险创造有利条件。

(二)建立健全管理组织体系,规范融资程序

地方政府投融资管理的主要目标在于合理选择投资方向和投资项目并控制风险,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一般来说,地方政府会成立投融资管理领导小组统一对本级政府投融资进行管理,财政、发展改革委、金融办、国有资产管理、人民银行、审计、银监等部门为成员单位。通常,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政局,主要负责本级融资计划编制、政府性债务扎口审核、数据统计、监督管理和其他日常工作事项。监察、审计部门主要负责对融资平台的监督,审计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审计,监察必须每半年进行一次专项效能监察;金融主管部门负责融资资金的风险控制,对融资资金运行情况建立动态监控和预警系统,定期向人大、政府等报送融资资金情况和风险分析报告,及时掌握融资资金运行情况。成员单位要在政府性债务项目的立项、论证、预算、实施、竣工决算等环节各负其责,并协助监察局、审计局及时做好相关项目的财务审计工作。

各地政府还强化了融资程序的规范,基本程序通常包括:由财政局汇总各单位上报的融资计划,经审核后,报投融资管理领导小组研究,再由政府常务会议小组经审议批准后再执行;融资计划经政府常务会议批准后一个月内,由财政局将融资计划下达给各有关单位;各单位根据下达的年度融资计划,在融资前编制融资计划审批表报财政局审批,凭财政局出具的政府性融资核准通知书,向银行办理融资业务。融资合同签订10日内,应当将合同副本报财政局备案。

(三)建立健全报告制度,增强债务透明度

财政部门要求平台公司每季度将资金情况向财政局报告,财政局向政府报告融资资金使用情况。有的区县制订了更具体的报告制度,如所有政府性融资资金必须实行半年报告制度,由各平台公司每半年向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报告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推进落实情况。应建立完善的地方债务报告系统,这样一方面可监督融资平台资金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可以让社会对该地财政实力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四)建立偿债风险准备金,降低偿债风险

政府可建立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规模相适应的偿债基金,确保政府的偿债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由财政提供担保兜底的融资项目的偿债风险准备金,财政局根据相关规定负责提取,并设立专门账户进行管理,统筹安排,用于政府独资企业注册资本金储备、融资平台续贷办理等短期拆借,以及非收益性项目的偿债贴补。各融资平台依据自身的融资规模设立自身的还款准备金,中长期贷款还款准备金不得低于年度内应偿还贷款本息总额;一年一贷的短期融资项目,其还款准备金不得低于年度内续贷单笔资金的最高额。

(五)规范资金使用,建立问责追究制度

对不按规定使用政府性融资资金,以及因工作失职造成资金损失浪费的,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管控的具体举措

(一)强化融资平台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在现实中却只是政府的融资工具,缺乏有利于公司良性发展的治理结构和机制,自然也没有风险控制意识和机制,客观上助推了融资平台的负债风险。鉴于融资平台的政府背景,应客观科学地划分地方政府的的监管职责和融资平台的经营职责。因此,从融资平台良性发展的角度出发,政府应避免将平台公司仅仅作为融资的壳资源,而应尽量注入具体的经营业务,实体化运作,从而做实做强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要支持市场化,参与城镇建设项目,积极采取资产证券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融资手段,充分挖掘变现能力强的资产项目,实现融资平台公司质的飞跃。当然,从我国目前现状来看,还需要进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效率。融资平台公司按其业务性质共分为三大类,分别为经营性业务、半经营类业务和非经营性业务。其中,经营性业务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应大力鼓励平台公司运用市场化运作模式来经营更多的项目,争取做大做强;半经营类是指经营收益一定,但却难以支撑其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产业或公司,例如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对于这类行业或企业应尽可能地提升其盈利能力,降低非营利业务的比例;而非经营性则是指公司不直接参与到社会生产经营中去,而是以社会公共福利和效益为主旨,切实为公众服务类的业务,这类项目完全依赖于财政,风险传递效应较强,原则上要严加控制。

(二)调整资本结构,规范融资和担保行为

地方投融资平台筹资渠道单一,银行信贷是主渠道,资金来源少、风险系数高、风险隐患大等往往成为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通病。为克服此类问题,可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是筹集资金的方式上要通过资本市场综合运用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及项目融资等方式,尤其需要强化股权融资,实现自有资本稳步增长,资产负债率有序降低的局面;二是风险防范能力提高上可以综合采用合资合作、整改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为此可尝试引入市政债、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集中推介招商、BOT、PPP等新型融资方式。

我国目前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主要来源于银行,融资成本较高,同时也积聚了较大金融风险,试行地方直接发债成为缓解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一个举措,目前包含江苏在内的10个地区的政府具有自行发债的权利。我国财政部国库司有关领导负责人曾表示,2014年在我国的4 000亿元地方债发行规模中,上海等十个地区试点地方政府债券实行自发自还的方式,其债券总规模达到1 092亿元,其中江苏占15.9%、广东占13.6%、江西占13.1%、山东占12.5%、浙江占12.5%、上海占11.5%、北京占9.6%、宁夏占5%、深圳占3.8%、青岛占2.3%。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政策直接发债融资,降低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压力,以债务期限的结构性转变促融资成本的降低。

为减控地方政府投资平台的风险,其规模应当以平台公司的经济实力、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为基础,包括其发行债券的期限和政府任期相一致,此举同时也可增强投资人对融资平台偿债能力的信任度。同时,地方政府应当依法进行与融资平台相关的承诺和担保,建立严格的投融资责任制度,在地方政府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要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积极完善投融资平台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各项规范与约束机制,进一步将制度建设向深度和广度推进,例如,实行专家评议制度、项目公示制度、投资监管制度等等,进而保证从程序上规范平台公司的融资和担保行为,提高行为的合规程度,降低平台公司潜在的法律风险。

(三)完善地方债务风险预警制度

我国部分省份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办法中设置了预警指标体系。《江苏省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地方财政实力、GDP水平、债务风险等情况综合测定债务率、负债率、偿债率等指标并进行债务规模的控制。债务率等于年末政府性债务余额与当年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之比;负债率等于年末政府性债务余额与当年地方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偿债率等于当年政府性债务还本付息额与当年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之比。

债务风险预警指标应进一步细化到两个层面:一是平台公司层面的,利用公司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指标体系建立公司层级的预警指标体系;二是政府层面的,利用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借新还旧率等指标建立政府级的债务风险预警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层次模糊评价方法综合分析评价平台融资风险,设定预警值,并进行对应的债务管理决策。

(四)政府加强对融资平台风险的监管

财政部门根据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报告制度,实时掌握融资平台债务余额、来源、用途、结构及其变化情况等,实现对融资平台债务状况的动态管控;进一步规范债务审批程序,实行“审批卡”制度,确保举债依据充分、程序完备;规范融资平台债务资金投向,确保债务资金全部投入到公益性项目建设,严禁随意改变债务资金用途,保证债务资金安全并充分发挥效益;限定融资成本,督促融资平台审慎选择融资方式,严禁举借成本过高的债务;在融资过程中,所有融资平台企业都应该提供真实、规范、符合银行相关要求的财务报表。严禁政府对融资的不当担保和承诺等。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7

关键词:保险;财产保险;分类监管

中图分类号:F84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5-0049-05

一、财产保险业实施分类监管的基本含义和必要性

(一)财产保险业分类监管的基本含义

广义的保险业分类监管,是指监管部门对经营水平不同、规模不同、效益不同的保险公司区别对待,给予不同的政策;狭义的分类监管,是指保险监管部门在综合分析保险机构非现场报表、现场检查、投诉等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对分类监管指标的监测,综合分析判断保险机构的风险状况,并对不同风险的公司划分类属,实施差异化监管的方法。

(二)实行分类监管是我国保险业监管的发展方向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眼2006?演23号)提出按照高标准、规范化的要求,严格保险市场准入,建立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实施分类监管,扶优限劣。量化风险和分类监管已成为各国保险监管部门的共识。美国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根据指标分析,将保险公司按照不同风险程度分为三类进行监管;美国的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追踪系统(FAST)根据保险机构的业务规模进行分类监管;风险资本 (RBC)监管方法是在量化风险之后,对不同风险的保险机构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我国保险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保险监管工作呈现出国际化特征,客观上要求我国保险监管部门采取分类监管的方式。

(三)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实施分类监管的必要性

天津市实施分类监管的客观原因是天津财产保险业快速增长,监管力量已显不足。截至2007年8月底,天津市共有财产保险分公司18家,支公司及营业部74家,营销服务部63家,财产保险监管员仅有10人,平均每人要监管15.5家机构。这要求监管机关避免平均分配监管力量,将“重点监管”和“一般监管”相结合。

分类监管有利于改进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通过运用风险评估模型量化保险机构风险程度,将保险机构按风险情况分类,可以减少监管人员的主观判断误差,使监管趋于科学化。

分类监管针对区域性保险市场的风险点,科学评测保险公司风险,对不同风险的公司实施不同的监管措施,能够督促保险公司加强风险管控,从而提高行业整体健康度,实现市场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分类监管有利于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侵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都将影响其监管类别。这将促使保险公司加强客户服务,尊重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

二、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分类监管制度基本模式的选择

我国目前的分类监管模式主要有两类,一是按照省(市)辖区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险发展层次进行地域分类,实行有区别的监管措施,二是建立一个评估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指标体系,对公司进行量化打分,将不同得分的保险机构分类进行监管。

(一)天津市财产保险机构评价指标的选择――基于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破产原因的分析

设定分类监管指标体系的核心是围绕保险公司的风险构成。一般的研究思路是追根溯源,考察历史上一系列导致保险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分析这些原因涉及的保险分公司具体经营行为,设定相应的指标。鉴于我国缺乏相关数据,本文参考美国评级机构A.M.BEST于1999年公布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研究了1969年至1998年期间破产的640家财产保险公司及其破产的主要原因,其中426家保险公司破产的原因可归纳为准备金不足、增长过快、恶意违规、高估资产等8类。“恶意违规”、“业务重大转变”、“不良关联交易”等三类原因难以设置量化指标,需进一步研究其与公司具体经营行为的相关性。对于其它5类可以量化的破产原因,可根据其涉及的公司经营行为设定不同监管指标(详见表1)。

根据表1分析可知,造成财产保险总公司破产的部分风险来自分公司经营活动。其中定价过低、增长过快等问题,在我市财产保险市场比较突出。

(二)天津市财产保险机构评价指标的选择――天津市场运行特点的影响

天津市财产保险市场在发展速度、业务开拓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特点,对于设计分类监管指标体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市场规模增长迅速,经营主体不断增加。自2004年开始,天津市财产保险市场规模出现加速发展的态势,2006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7.45亿元,同比增长22.84%。财产保险分公司数目由2004年的8家增加到2007年的18家。

二是各公司发展不均衡。人保、太保、平安三家公司占财产保险市场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9月底,三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合计达70%。部分综合实力不强、内部管理薄弱的财产保险公司显现出边缘化趋势。特别是少数新建公司,由于开业前期急于扩展业务,不重视内控建设,业务质量不高、管理基础薄弱,“三年怪圈”现象初现端倪。

三是机动车保险业务占据我市财产保险市场主导地位,也是财产保险市场各方拼抢的焦点,违规恶性竞争时有抬头并且手段更加隐蔽。

此外,各财产保险分公司的准备金提取均由总公司精算部门负责,准备金不足的问题对分公司不是主要矛盾。

结合天津市财产保险业运行特点,本文认为分类监管应当采用确定分类指标体系,通过全面评分,划分财产保险机构风险水平,进而采取不同监管措施的方式。

(三)建立财产保险业公司治理结构评价指标的探索

完善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被广泛认同为保险业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而且被认为是提升保险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提出将公司治理与财务监管、市场行为并列为保险监管的三大支柱。目前学术界和监管部门所探讨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包括了治理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还涉及外部的资本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兼顾等。中国保监会于2006年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做出了规范,但是其指导意义主要停留在总公司层面。本文探索将保险分公司公司治理结构情况纳入分类监管评价指标体系。

财产保险业分公司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设计思路,是从包括被保险人在内的投资方角度出发,提出对所投资的公司治理和风险防范评估内容或评价指标。财产保险业分公司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包括内部治理结构、管理机制、内部风险防范、经营管理成效、外部治理机制等五部分(见图1)。

三、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分类监管的主要内容

(一)天津市财产保险机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分类评价指标体系由发展能力、财务状况、服务质量、合规经营指标、总公司偿付能力、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结构等七部分组成。可要求各公司按照指标体系进行自我评价,其结果作为监管部门评价的基础。也可由监管部门对财产保险公司进行评价,并根据监管重点、公司风险点确定重点评价内容。

发展能力指标用于揭示财产保险公司持续发展的能力和业务经营的稳定性。包括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部分。

财务状况指标包括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三项指标。其中盈利性指标揭示财产保险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情况,包括承保利润率、综合赔付率、综合费用率3个指标。

安全性指标揭示财产保险公司风险资产的变化情况和偿付能力充足情况,包括未决准备金变化率、保费自留率2个指标。

流动性指标揭示财产保险公司资产的可变现能力和流动状况,包括应收保费指标。

内部管理指标评价反映保险公司内部管理、销售渠道控制、流程控制等方面的风险,重点在于揭示指标数据背后的深层次风险。包括25个方面的定性指标。

服务质量指标用于揭示保险公司承保理赔服务缺陷和产品缺陷引发的内生风险,分为定性和定量指标。其中定量指标为车险投拆率,定性指标为服务满意程度评价。

表6 服务质量指标评价细则1

合规经营评价指标用于揭示保险公司经营操作中存在的重大舞弊、违法违规行为的风险,并通过违规动机分析预警保险公司经营策略方面深层次的风险。该类指标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种。

表7 合规经营指标评价细则

总公司偿付能力指标用于分析各保险分公司根源性风险。辅助分析分公司的经营策略、行为和风险状况,及时预警公司风险变化情况。

表8 总公司偿付能力指标评价细则

分公司公司治理结构指标评分参考以下标准?押

表9 分公司公司治理结构评价细则

(二)财产保险机构的综合评级及相应监管措施公司分类评价综合得分=发展能力得分*15%+财务状况得分*25%+服务质量得分*15%+合规经营指标得分*15%+总公司偿付能力指标得分*5%+内部管理得分*15%+公司治理结构得分*10%

监管机构在分析机构的管理架构变化、市场经营情况、违规情况等信息之后调整确定保险机构的监管类属。

得分处于全市前30%的公司,划定为一类公司,实施常规报告性监管。为其开拓业务提供政策支持,行政审批事项优先办理。

得分处于全市后30%的公司,划定为三类公司,实施重点监管。根据其风险状况和违规情况确定检查的频率和范围,实施定期经营情况陈述制度。要求其对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由主要负责人向天津保监局汇报整政情况,直至问题解决。对得分处于全市最低水平的公司,在一定期限内经营管理状况无明显改善的,建议总公司撤换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责令其停止接受该项新业务;延缓或拒绝受理增设分支机构。

其他占全市40%的公司划定为二类公司,实施关注性监管。对其主要负责人不定期进行监管谈话,就其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进行提示。

进入天津市场不足12个月的公司视为非常规公司。其开业第一年作为督导期,暂不参加分类监管综合评价。监管机关工作重点侧重于法规教育和风险提示,内部制度建立情况。从开业第二年起,监管机关侧重公司的业务发展及风险情况,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

被中国保监会明确列为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财产保险公司,或者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拟上市的财产保险公司,经天津保监局研究同意也可确定为非常规公司,暂不参加一个年度的保险机构综合评议。监管机关对此类公司侧重于掌握全面情况,开展针对性的调研和检查。

四、建设分类监管的政策环境

(一)营造有利于分类监管制度落实的政策环境实施分类监管的目的是促进财产保险公司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加强对财产保险公司风险的监测和预警,科学评价财产保险公司的风险状况,提高财产保险监管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全面实现此目标,一方面需要各财产保险分公司坚持审慎经营的原则,采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实现风险有效管理下的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需要监管机关提高引领保险业发展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财产保险机构的分类指导。

为确保天津财产保险机构分类监管制度的落实,应当从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积极争取外部政策环境支持。2007年11月2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保监会在天津联合了《关于加快天津滨海新区保险改革试验区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保险企业、保险业务、保险市场、保险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创新措施安排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监管机关对分类监管中筛选出的经营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保险机构给与政策扶持,支持此类机构在管理模式、人才培养、产品、研发、营销渠道、理赔服务、资金运用等方面开展创新,实现新的突破。

2.发挥保监局、行业协会的作用,优化监管环境。一是按照分类监管的思路对财产保险机构区别对待进行监管,不断完善“偿付能力综合监管”,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建设服务型、法制型、效率型和创新型的保险监管部门。二是市政府金融办和保监局在加强对保险行业管理和指导的同时,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重点研究建设保险机构和保险从业人员诚信信息共享平台,以及与公安交管局共同建立保险业的车辆信息共享平台。

(二)分类监管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一是分类监管评价指标体系当中的定量指标需进一步调整优化。各指标在体系中所占的权重需要探讨,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有待实践证明。

二是目前天津市各财产保险分公司所运用的财务核算方法存在差异,数据系统和业务系统的发达程度也不同。在实施分类监管之后,各公司使用统一的计算方法需要一段时间理解和消化。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8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税支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而农业保险的“三高”(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决定了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2007年以来在全国6个省区试点推行、现全国有近九成省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补贴型保险。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在保费方面的补贴支出,并通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将可能出现的农业生产风险部分转移到保险经营主体和未受灾农户,从而既达到保障农业生产的目的,又适当减轻政府巨额救灾支出压力。在这种保险模式下,能否调动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各地试点表明,保证并尽量提高政府的保费补贴支出对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以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的障碍分析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 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 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 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

    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 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 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 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9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模式

政策性、商业化保险联办共保:江苏淮安模式

江苏省淮安市农业保险采用“政策性、商业化保险联办共保模式”,于2004年11月由淮安市人民政府与中华保险公司签定了“联办共保协议”,确定对水稻、三麦、养鱼和农民团体意外伤害险等4个险种在10个乡(镇)进行试点。淮安模式的制度特征表现为:政府补贴保费;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利益、风险共担;实行“低保额、低保费”的初始成本保险;以险养险。

政府推动+共保经营:浙江模式

浙江农业保险采用“政府推动+共保经营”的模式,即由在浙江的10家商业保险公司组建“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由省人保公司作为首席人具体承担运作。其试点基本框架可以概括为“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共保经营与互保合作相结合,全省统筹与县级核算相结合,有限风险与责任分层相结合”。其制度特征表现为:保险对象主要面向种养大户;保险品种采取“1+X”模式,即目录指导下自主选择;从低保障起步;以保大灾为主;以险养险;核损理赔更多依托农村基层载体。

政府主导下的农业专业保险公司经营:上海模式

上海市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以来,经过2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从1991年开始,实行了政府推动、公司的经营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保险的稳步发展。在此基础上,2004年9月,成立了安信农业保险公司,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上海模式的制度特征表现为:政府财政补贴;“基本保险+补充保险”的运作机制;统保;共保;多样化承保;以险养险;巨灾补偿;实行专业性农业股份公司的形式。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北京模式

2007年北京市开始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采取政府推动、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参与的方式运作。其制度特征表现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管理机构;由商业保险公司市场化运作;全面的财政补贴。

发达地区制度经验比较

制度模式

在本质上,江苏淮安和浙江采取的是同一种模式,即均由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合共保,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舟共济”的经营方式。江苏与浙江两省农业保险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江苏省采取与一家公司(中华联合)共保,而浙江省与多家公司组成的保险联合体共保,共保体可以降低独家承保的风险,提高对化解巨灾风险的承受能力。另外,责任分摊的方式更为细化。

两省农业保险模式的优点在于,增加了政府这样一个责任分摊主体,有利于保险公司控制赔付风险。这一点在淮安模式中体现为中华联合与当地政府按比例分享保费、分摊赔款。而在浙江模式中则体现得更为明显,对于5倍以上的超赔责任,完全由政府承担。

政府与公司(或公司共保体)联保,使得在农业保险的微观经营中,政府行为与公司行为掺杂在一起,不利于明晰二者的责任边界,可能存在制度性缺陷:

第一,由于政府的强势以及其效应函数中的非经济目标,可能出现大灾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但迫于政府的压力保险公司不得不一起赔付,从而违背了商业原则。

第二,由于农业保险风险事故的特点,政府对于将来需要承担的责任缺乏稳定的预期,不利于建立一个制度性的政府支持体系。

第三,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微观经营,必然使得在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以行政推动为主,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操作成本。同时,由于用于农业保险的宣传、展业、查勘、定损的费用相当高,而保险公司从所收取的保费中提取的经营管理费难以足够补偿政府的操作成本,这种行政推动的方式也缺乏可持续性。

第四,由于业务的开展主要依托于保险公司的服务网络和管理资源,在微观经营中保险公司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可能出现套取政府赔款的机会主义行为。

上海和北京的模式在本质上是比较类似的,即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政府主要承担财政补贴、监管等责任,农业保险的微观经营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边界比较清晰,能够较好地避免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联保模式的上述制度性缺陷。

另外,四省市的模式也有共同之处,即都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保险公司的现有组织资源,从而能够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从实践看,保险公司,包括财产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相互农业保险公司,已经成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力军,他们的经营技术和人才是现成的,有的公司(例如人保、中华联合等)已经有了实践积累。只要政府的政策到位,扶持措施得力得当,让他们既有利又承担风险,在政策框架下充分发挥市场化操作的优势,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

据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实际,对广大的农村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比较适宜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即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让商业保险公司唱主角。

财政补贴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第一,解决农民买不起保险的问题;第二,解决农业保险经营成本过高的问题;第三,通过农业保险的再保险费补贴以及为农业保险建立巨灾风险准备基金,解决农业保险中巨灾风险难以分散的问题。

四省的试点方案都不同程度地提供了保费补贴,其中北京市的补贴水平最高,考虑到各区县累加保费补贴,补贴比例超过50%。江苏淮安的补贴比例为50%,浙江的补贴比例为35%,上海的补贴比例为30%~35%。

但除了北京市,其他三省份均没有提供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和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

对于财政补贴责任如何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分摊,四省份的实践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

江苏淮安采取省县财政按固定比例分摊。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忽视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往往是商品农产品基地或贫困地区的县市(区)财力不足,省市财政的支持力度应当大一些;而对发达地区,省市财政的补贴力度可以小一些。

上海和浙江均采取省(市)与县市(区)差别补贴的方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省市财政分摊比例相对小一些,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县市(区)分摊的比例要小一些,以体现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实现更大的公平性。

北京市采取由市财政承担50%的保费补贴,各区县根据实际累加保费补贴。这种方法由市财政承担全部法定补贴责任,体现了市政府在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产品”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理念,减轻了区县财政压力。同时,北京市财政实力雄厚,能够承担起补贴责任。

从各地的实践情况出发,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中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财政关系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适当调整地方不同层级财政投入的职责分工,即主要由省(市)财政负担地方财政补助资金,至于二者之间的分摊比例要视不同层级的财政能力而定。

同时,财政补贴要充分考虑到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县区财政较为拮据的情况下,省(市)财政补贴数额或比例要高一些;对于富裕地区而言,补贴数额或比例要低一些。弹性和灵活的补贴方式可以很好地解决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下政府补贴的公平性问题。

以险养险

从四省市的经营实践看,除了北京市,其他三个省份都采取了“以险养险”,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经验。即准许被批准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在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也允许他们经营农村的其他财产和(或)人身保险业务,以这些商业性保险项目或险种的盈利自我补贴政策性农业保险。

笔者认为,“以险养险”的间接补贴是在农业保险缺乏制度性的农业保险补贴情况下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无奈之举,“以险养险”的间接补贴方式本身不可取,存在很多制度性缺陷:

首先,政策性农业保险所需要的补贴需要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来满足,实际上是一个难题。假如商业保险业务所赚多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补贴所需,而且逐年有所积累,就会有个要不要交税和如何交税的问题。假如商业保险业务所赚少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之补贴所需,亏损由谁补偿或消化?在后一种情况下无非四条路,要么向政府要补贴,要么收缩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业务、扩大财产和人身保险的商业保险业务,要么走商业性农业保险的道路,要么完全放弃农业保险经营,在走后三条路的情况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就不可能达到。

其次,如何核定一家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由谁核定?核定的原则如何确定?从我国实际和各方面暴露出来的制度缺陷来看,对这些问题必须事先有一个规则和解决办法,不然等出问题之后再讨论就不好办了。在实务操作中,已经出现了兼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难以区分(更准确地说是故意不愿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费用关系,难以避免搭便车的现象。

再次,给这些政策性公司多少商业性业务,还涉及到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的问题。

最后,是“挤出效应”问题。允许政策性保险公司经营商业性业务,必然对其他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产生“挤出效应”。其他商业公司多开展业务,多产生利润,可以通过税收的形式转化为财政收入。而如果想借助于“以险养险”的方式,则是以商业保险业务部分的利润免税的方式进行间接补贴的,从总量上并不一定会减轻财政负担。

因此,如果财政部补贴足额到位,则没有必要再采取自身存在诸多冲突和矛盾的“以险养险”的间接补贴方式。

综合分析,北京市在补贴比较到位的情况下舍弃其他地区“以险养险”的做法,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保障对象

从保障对象角度看,四省份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江苏省主要保小户,其理由是和种养大户相比,普通农户遭受自然灾害时具有更大的脆弱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应该着重加强这部分小农户的抗风险能力。浙江省主要面向种养大户,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从操作上看,如果面向众多散户,农险核损理赔事务相当繁杂,道德风险监管难,势必会提高管理运作成本;二是从需求主体看,广大散户农业收入占比不高,即便遇到风险对其生产生活影响也不大,而种养大户投入大、风险高,一旦遇上风险就损失惨重,因而是参保的现实需求主体。而上海和北京则没有明显区分小户和大户,在政策上面向所有农户。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首先吸引哪种类型的农户投保,这方面可能有其内在的规律,不以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美国的经验表明,农场的规模以及农场收入对于农户总收入的重要性是是否参保的重要影响因素。2002年,在美国130万休闲农场中,只有6%购买了农作物保险。这些农场的农产品产量很小,以至于农场之外的收入为农户提供了足够的风险保障。当农场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例提高时,购买农作物保险的比例也随之提高。2002年,在年销售收入不到25万美元,且其经营者将种植业作为主要职业的中等规模农场中,约30%投保。在年销售收入至少为25万美元的大型商业化农场中,农作物保险的参与率提高到近42%。如果这带有规律性的话,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可能对规模较大的农业龙头企业,种植养殖大户或基地最具吸引力,对小规模农户,特别是种植养殖的农户经济不具重要性的小规模农户,不会具有很大吸引力。

但从政策制定上,对大户小户都应当一视同仁。江苏只给小规模农户补贴,浙江只给较大规模农户补贴,都有偏颇。在笔者看来,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应该定位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如果对大户小户区别对待,则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有冲突。同时,公共财政提供的服务或福利应该体现均等化的原则,不能人为地歧视。因此,上海和北京在保障对象上面向所有农户的做法更值得肯定。

保障程度和水平

农业保险的保障程度大小体现在保险标的范围、风险事故的界定以及保障水平等三个方面。

在保险标的范围方面,四个省份差别较大。江苏省淮安市范围较窄,主要包括水稻、三麦、鱼塘;上海农业保险的经营历史较长,通过“普惠制的基本保险+补充保险”提供了30多种保险,保险标的范围最广;浙江为“1+X”模式,提供了12种选择;北京市试点则重点开办果品、蔬菜、粮食、肉禽、奶牛五类政策性农险业务,计划在“十一五”期间,保险标的覆盖主要种养业生产项目的30%。各地保险标的范围的选择,大致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是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在开始的时候,从农民最需要的保险品种做起,取得经验后再相应扩大保险标的范围,扩展到其他作物上;二是各地在保险标的选择范围上,都主要选择关系当地国计民生以及对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种植业、养殖业和渔业项目。

在风险事故的界定方面,农作物一般以自然灾害造成的作物产量损失、饲养动物以动物死亡损失作为风险事故。其中,淮安对风险事故的界定非常严格,水稻和小麦必须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作物绝收或减产70%以上,病虫害损失达70%以上或绝收,才能获得赔偿。浙江则主要以重大自然灾害为保险事故。上海则赋予各县(区)根据本地区农业情况、经济条件及经营状况,自行确定保险责任范围的权利。

在保障水平方面,淮安和浙江都实行低保额的初始成本保险,原则上保障程度以补偿承保对象的物化成本为主,以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为出发点。北京市则着眼于补偿参保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损失。

考虑到农民的支付能力和政府的财政实力,四个省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和水平基本上都遵循“基本保障”的原则,从基本保障起步,在取得经营经验之后逐渐提高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

当然,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的确定还要兼顾农民的支付意愿。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有时候过低的保障水平和过于狭窄的保险标的范围可能难以满足农民的差异化需求。在这方面,浙江和上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在保障

范围的选择上也就更为灵活。

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农业易受巨灾风险事故的袭击,大面积旱灾、水灾在我国各地的发生率都很高。因此,农业保险必须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除了北京市,其他三个省市都没有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缺乏巨灾风险准备金,分散风险的其他安排也不足,这样的农业保险试验经营就成了一着“险棋”,等于将风险都集中到了当地政府身上,这也是目前有的省政府试验政策性农业保险时最担心的事。因此,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势在必行。在这方面,北京作为全国的先行者,其改革示范的意义重大,改革取向值得关注。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的巨灾风险分散程度,除了要尽可能在较大范围的地区推行农业保险、进行再保险安排外,必须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还必须规定巨灾风险事故发生后巨灾风险基金不足赔偿时的融资方式。同时,积极关注巨灾风险证券化的趋势,探索其在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领域的可行性。

管理机构

和一般的商业性保险相比,政策性农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管理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其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层面,更主要地体现在其政策性本质所要求的跨部门协调上。因此,设立管理机构的关键在于,要能很好地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关系和政策,这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前提。

从四省市的实践来看,都建立了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参加的管理机构,但除了北京市,其他三个省市的管理机构的职责比较单一,难以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管理重任。

农业保险设立管理机构要能切实履行以下职责或职能:制定和执行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组织进行农业风险区划和费率分区工作;研究农业风险和风险管理,精算费率,设计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标准(或示范)条款;筹集、管理和使用巨灾风险准备金;协调各地、各个参与农业保险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组织安排以及提供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审核和拨付财政补贴资金等。

结论

研究表明,四省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结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与地区环境的相容性,不同制度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地区环境之间的差异。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创新中,首先要允许分散决策,允许各地多样化的制度选择。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各地不同的发展战略,各地可以实行分散决策,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自行确定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项目的范围、种类和保障水平,自行决定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原则和标准等。

分散决策形成了多样化的制度结构,各地制度结构相互竞争的“收敛”过程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模式的自发演进。但显然,仅靠制度的自发演进难以满足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有效制度的需求,因此,制度的设计就十分必要。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发展中,有必要确定全国大致统一的整体制度框架,这能够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过程,同时也有利于纠正农业保险制度自发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区别篇10

【关键词】供电公司;财务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电力是传统的垄断行业,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电网公司成为单一购买者向发电集团购电,并向用户卖电的市场模式下,电网经营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来自内部管理和外部市场的各种风险,这些风险具有客观性、不确定性、损害性。针对各种风险,如果供电公司能及时控制,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将风险所引起的损失降为最小,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收益。财务风险是电网经营企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因此,电网经营企业需要将财务风险管理的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来做。下面笔者讨论了供电公司财务风险管理。

一、供电公司财务风险识别

供电公司财务风险识别即针对供电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分类,对各种风险情况及对供电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程度进行识别。

1、供电公司操作风险的识别

制定供电公司操作风险的政策属于高级管理层,也有时可能委托其他部门最终都需要提交董事会。供电公司只有建立有效风险管理政策才能确保操作风险的识别,可以将操作风险识别过程概括为如下:供电公司经理会是供电公司操作风险管理部门,供电公司风险防范通过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同时进行,其中业务部门是通过信息技术收集合法的、有用的公司运营信息进行风险识别;风险管理部门对业务部门识别的风险信息进行风险评估测量,并提出相应操作风险管理措施;供电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月或每半年对公司操作风险总体情况进行内部审计,以防范业务部门未识别其它操作风险;最后,供电公司经理会根据操作风险情况制定出相应操作风险防范政策。

2、供电公司商品风险的识别

供电公司商品风险主要是购电价格的波动、售电的价格的变化。如果购电价格低至发电公司生产电力产品成本时,发电公司将会减少发电量或未来的发电最,同样,如果供电公司售电价格低于购售电成本时,那么供电公司也会减少售电量,因此,供电公司购电价格是供电和发电之间的利益协商的结果,其价格的变化将会导致电力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由于电力不同于其它商品,具有不可存储性,电价的波动性很强,供电公司为减少上网电价的波动所导致的商品风险损失,需要对购电量进行准确预测。供电公司营销部门根据历史负荷预测和上年全社会用电量确定下一年度全社会电力产品需要量,从而确定合适购电量。供电公司营销部门作为商品风险的识别部门,需加强对上网电价关注力度,并可以从是否制订有购电价格和购电量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是否制订有售电价格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电费发票管理是否符合内部控制要求;电费的抄核收组织管理是否科学和符合内部控制的要求;供电营销部门是否按核准的电价及用电记录计算电费,按期向用户收取或通知用户按期缴纳电费等方面对商品风险的识别。

二、供电公司财务风险测量与评估

供电公司财务风险的评估是在对财务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工作。基于对企业财务风险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企业财务风险生成机制的分析,企业财务风险通常表现为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和经营成果的降低,其结果将会直接导致企业获利能力、偿债能力、周转能力和成长能力的下降,并最终导致供电公司抗风险能力的减弱。对财务风险的评估主要是在全面识别财务风险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大最损失资料,估计损失发生的频率和幅度的过程;对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造成损失的程度进行估计和计算;对财务风险的后果及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进行预计。一般来说,对供电公司财务风险评估主要可以从下问题着手: (1)财务风险的发生的条件? (2)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是多少? (3)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4)实际损失将落入怎样的大小区间?

通过风险评估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可减少损失的发生,降低风险。另外,通过建立损失概率分布,可为风险管理者进行决策提供依据。

三、供电公司财务风险处理

财务风险处理是完成财务风险识别和评估之后,实施具体风险管理的操作阶段。所谓风险处理是指,全面考虑财务风险的性质、大小、供电公司风险管理目标、供电公司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从供电公司自身实际出发,对其面临的财务风险选择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及手段,实施不同的处理方式。风险管理部门可以要求各职能部门加强协作,完成本部门风险处理,及时提交处理财务风险措施.

1、供电公司风险管理者需要各职能部门做好以下具体工作:

(1)各职能部门对于风险管理部门的各项反馈意见均应做出响应,根据意见的重要程度布置立即整改或逐步整改,并按照要求及时报告整改过程和效果,接受风险评估部门的随时复查;

(2)风险管理部门对于书面反馈意见积极的响应,并在整改期限内进行相应的跟踪复查,掌握改进情况;

(3)对风险管理部门评估结果未引起重视,继续违反制度规定,并己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据供电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和有关追究办法,严肃追究职能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经济责任,并按资产经营责任制进行考核奖惩。

2、供电公司风险管理部门财务风险处理措施

财务风险处理通常包括财务风险转移、财务风险回避、财务风险保留、财务风险防范、财务预算管理五种风险处理方式。

(1)供电公司财务风险转移

供电公司财务风险转移,是针对供电公司在生产经营中无法回避或难以回避的风险(如经济不景气、财产火灾等不可预见损失风险等系统风险),对此类财务风险,供电公司从根本上难以回避且自身管理这类风险的能力有限,即使可以管理此类风险,但管理此类风险的成本和代价太大。因此,处理此类风险的方式是将其进行适当的转移,例如采取购买保险的方式进行风险转移。

(2)供电公司财务风险回避

财务风险回避,是指在某项可能的财务风险发生之前,供电公司因发现该项财务风险可能会给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较大的风险损失,因而有意识地采取回避措施,主动放弃或拒绝承担该项风险。一般而言,供电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应采取风险回避措施:

a.该项业务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过大,超过了供电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

b.该项经营业务其风险承担与风险收益不平衡,其获得的预期收益远远小于可能出现的风险损失。

c.该项财务风险较为复杂,超出了供电公司现有的风险管理能力,且供电公司对该项财务风险无法将其转移或分散。

(3)供电公司财务风险保留

电力和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供电公司作为电力产品供给者,也承担着部分社会责任,因此存在那些无法回避,又不能转移的财务风险,即由于社会责任或由于经营活动必顺承担的风险(如:像破产企业供电、铺设无人区线路),供电公司采取保留此种风险的方式,如果风险发生,则产生的风险损失由供电公司自行消化补偿。

(4)供电公司财务风险内部防范

供电公司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仅面临诸多外部风险因素,同时还面临各种内部风险因素。这些内部风险因素,除了供电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有关的风险外,内部权力过于集中,个别处于关键岗位的管理人员利用企业内控制度不严所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其它类型的财务风险,甚至可能造成供电公司巨额损失。需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是防范供电公司此类财务风险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

结语

以上笔者探讨了供电公司财务风险管理,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还有许多内容没涉及到,在今后的工作中笔者将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