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十篇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1

2012年8月初，我局根据对***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涉嫌欺诈消费者的举报线索进行立案调查。我们发现，该公司通过和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住房公积金贷款保证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书》，要求市区范围内运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的所有借款人，只能在该公司进行担保抵押贷款。该担保公司在与借款人实际办理抵押担保的过程中，利用消费者急于取得担保贷款的心理和所处的弱势地位，通过单方面事先印制的格式合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委托贷款合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反担保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乙方（抵押借款人）保证并承诺在本合同签订后，抵押物手续齐备之日起30日内办理产权登记及他项权登记手续，将《房屋他项权证》送交甲方保管。逾期需承担违约金50元/天。”以此条款规定，由消费者办理他项权登记手续并在此之后再将权利证书交至该公司保管，将自身独立于他项权登记事项之外，在事实上隐瞒了本应由该公司与消费者共同申请办理他项权证抵押登记并由该公司承担抵押登记费的事实真相，向消费者转嫁了由***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产登记交易中心收取的抵押登记费（即房屋他项产权登记费），每套次80元的费用。该公司的此种行为，构成了《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所指之行为，造成消费者承担了本不应该由其承担的责任与后果，同时也剥夺了消费者获悉真实情况的权利，依法应予查处。

【争议焦点】

对此案的争议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案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

当事人的意见认为：关于对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当符合《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关于欺诈的定义，即符合构成欺诈的要件：第一、欺诈者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第二、欺诈者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第三、这种行为使对方产生了错误的认识，第四是对方因该错误认识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本案当事人与消费者以签订合同的方式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过程中，购房人从未提出异议，双方签订的合同是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公司不存在主观欺诈消费者缴纳房地产抵押登记费的行为。

我局意见认为：该公司的行为，从形式上看虽然也是一种合同违法行为，但其作为依据国家职能部门颁发的规章而取得特许经营优势地位的企业，利用抵押贷款流程的专属性、与消费者信息享有上的不对称性，为减少经营成本而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就属于以不正当的手段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本案当事人作为从事房产抵押担保贷款服务的专业公司，对国家出台的房地产登记方面的相关政策理应是优先的知情者和执行者，更应当知晓其业务流程中相关费用缴纳的规定。却通过格式合同相关条款明确约定由消费者办理和缴纳，将自身独立于他项权登记事项之外，希望消费者陷入认识错误，即因他项权登记费是在办理登记手续过程中缴纳的，理应由己方（消费者）承担，并基于该认识错误自觉缴纳了他项权登记费用，从而在主观上构成了欺诈的故意，在客观上实施了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形成了将房屋他项权抵押登记费转嫁给消费者的事实，也在实际上造成了消费者承担本不应该由其承担的责任与后果。

因此，对当事人的意见不予采纳。

二、违法的主体如何认定。

当事人的意见认为：从房产登记交易中心出具并加盖公章的收据来看，他项权抵押登记费的交费人是购房户，房产登记交易中心是此项费用的收费人。担保公司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了抵押登记等费用由借款方（即消费者）缴纳，但是，依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8]924号）第五条“房屋登记费向申请人收取。但按规定需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的，只能向登记为房屋权利人的一方收取”的规定，是房产登记交易中心没有按规定收费，而向购房户收取了他项权抵押登记费，是受益方，房产登记交易中心才是真正的违法主体。该公司从未获取任何抵押登记费，工商部门要求没收该公司违法所得显然与法律相悖。另外，国家发改委、财政部[2008]924号文件规范的是登记部门的收费方式和收费标准，抵押登记申请人按照登记部门的要求支付登记费并无过错。如果工商部门认为房产登记交易中心在收费方面存在问题，应当找登记部门协商解决，而不应当处罚担保公司。

我局意见则认为，《房屋他项权证》是当事人对抵押房屋拥有权利的证书，是登记部门颁发给当事人持有的证件。办理自己的证件、自己承担费用是常识问题。国家发改委、财政部[2008]924号文件要求登记部门“只能向登记为房屋权利人的一方收取”办证费用，是从登记收费的角度进一步明确承担该费用的对象。无论登记部门收费对象是否正确，都不能改变当事人利用格式合同相关条款的规定性要求，迫使购房人承担此项费用的事实。而且当事人在格式条款中并没有明确请求购房人代自己承担该费用，而是使购房人在不清楚该费用应当由谁承担的情况下，交纳该费用，并非是购房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当事人虽然在形式上没有收取他项权抵押登记费，但其把本应由己方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主观上有故意，客观上通过合同实施了让借款人替其缴纳应由其缴纳费用的行为，事实上也减少了其经营成本的支出。当事人的行为，在主观意志、客观行为和最终结果上都符合第二种意见所认为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规定的欺诈消费者行为构成要件；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增加了本公司的实际利润，理所当然地是适格的违法主体。

对当事人的这条申辩意见，我局也不予采纳。

三、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是否适当。

当事人申辩认为：拟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不当。一方面，购房人缴纳的抵押登记费是由房产登记交易中心收取的，当事人未取得任何抵押登记费用，不存在违法所得。另一方面，即使当事人存在因转移经营成本而获得了不应有的利润增加，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应优先用于赔偿消费者。如果工商部门没收了此项费用，当事人则不能用此项费用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因此，工商部门不应该没收此项费用。

我局认为：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项行政处罚种类，违法所得是行为人通过法律禁止的手段获取的财物，因此当事人即使在事实上占有了本案所涉及的抵押登记费，也不能获得法律所承认的所有权。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的解释，“违法所得应当全部没收，在这点上监督检查部门没有自由裁量权。这是因为，如果允许没收部分违法所得，意味着其他未没收部分的违法所得合法化，……”同理，本案中，如果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不予没收，也就意味着当事人违法取得的此项费用合法化。这种做法既不符合立法目的和法制精神，客观上也容易使当事人产生侥幸心理，进而不能有效地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达不到对当事人惩戒的目的。也因此，我局对当事人的上述申辩理由没有采纳。

四、法律的适用问题。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议，主要存在于本局执法人员之间认知上的差异。

第一种观点认为：借款人与当事人之间是平等的抵押担保合同法律关系，而非消费法律关系。在履行合同协议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商品的消费，借款人不属于消费者。抵押登记费用的承担问题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属担保法律关系，其行为合法性认定应根据《合同法》认定，而不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定。因此，本案不适用于《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相反，该公司利用格式合同的条款约定，隐瞒事实真相，免除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加重消费者的责任，诱骗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订立合同，或者诱骗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这属于合同违法行为，应根据《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予以处罚。而且，《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的施行时间要晚于《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符合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

第二种观点认为：合同法律关系并非是判断消费者特征的标准，消费者都是通过与经营者发生合同法律关系而接受消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是从购买、使用、接受服务的目的方面去定义的，借款人向担保公司申请抵押担保，就是接受担保公司的有偿担保服务，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满足生活必须的房屋，是符合符合法律对“消费者”的定义的。担保公司作为提供有偿担保服务的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应当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对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工商机关进行调查、处理是依法履行职责。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在本质上属于合同关系，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是通过和经营者的要约与应约而发生的，其合同行为受《合同法》调整。因此，《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并无抵触，且房屋抵押担保合同属于贷款合同的从合同，并不能由此而否定属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虽然从形式上来看，也适用于《合同法》和《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但当事人的服务对象是普通老百姓，侵犯的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的利益，所获得的非法收入有上百万之多，数额巨大，如果根据《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来处理，则最多罚款三万，相比其所获得的非法收入而言，微不足道，违法成本太低，不仅达不到惩罚和威慑的目的，反而会使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合法化，进而从某程度上鼓励了当事人违法行为的继续，不符合“责罚相当”的原则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精神。因此，我们采取第二种意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

【定性分析与法律适用】

根据《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168号）第二十五条“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根据房屋登记簿的记载，缮写并向权利人发放房屋权属证书。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房屋权利的证明，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等。”和《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以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地产抵押的，登记机关应当在原《房屋所有权证》上作他项权利记载后，由抵押人收执。并向抵押权人颁发《房屋他项权证》。”之规定，本案当事人为抵押房屋的抵押权人即他项权利人，也为《房屋他项权证》的领受人。

另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8]924号）第五条“房屋登记费向申请人收取。但按规定需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的，只能向登记为房屋权利人的一方收取” 和《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168号）第十二条“申请房屋登记，应当由有关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但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请房屋登记的，可以由当事人单方申请：（一）因合法建造房屋取得房屋权利；（二）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取得房屋权利；（三）因继承、受遗赠取得房屋权利；（四）有本办法所列变更登记情形之一；（五）房屋灭失；（六）权利人放弃房屋权利；（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之规定，当事人与消费者应分别以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身份向**市房地产管理处共同申请办理房屋抵押或预告登记，并且《房地产他项权证》或《房屋预告登记证明》明确载明当事人为“房屋他项权利人”或“预告登记权利人”。因此，当事人应为事实上的房屋他项权登记费的承担人。

当事人系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为主要股东、从事房产抵押担保贷款服务的专业公司，对国家出台的房地产登记方面的相关政策理应是优先的知情者和执行者，更应当知晓其业务流程中相关费用缴纳的规定并有告知消费者的义务。因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8]924号）文件的内容，当事人即使不是明知的，对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内容也是应知的；而当事人事先印制统一格式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委托贷款合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反担保合同》和《**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并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反担保合同》第十一条第5项中约定“乙方（抵押借款人）保证并承诺在本合同签订后，抵押物手续齐备之日起30日内办理产权登记及他项权登记手续，将《房屋他项权证》送交甲方保管。逾期需承担违约金50元/天。”由此证明当事人明知或应知办理抵押登记及缴纳的房屋他项产权抵押登记费应由自己承担，却通过格式合同相关条款明确约定由消费者办理和缴纳。同时，当事人利用消费者急于取得担保贷款的心理和所处的弱势地位，通过单方面事先印制的格式合同，规定由消费者来办理他项权登记手续并在此之后再将权利证书交至当事人保管这一条款，将自身独立于他项权登记事项之外，希望消费者陷入认识错误，即因他项权登记费是在办理登记手续过程中缴纳的，理应由己方（消费者）承担，并基于该认识错误自觉缴纳了他项权登记费用，从而在主观上构成了欺诈的双重故意，在客观上隐瞒了本应由其承担的房屋他项权抵押登记费的事实真相，实施了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同时也剥夺了消费者获悉真实情况的权利。当事人以上述手段将房屋他项权抵押登记费转嫁给消费者的事实，也在实际上造成消费者承担了本不应该由其承担的责任和后果。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2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消费者在购物等消费活动往往容易受骗上当，结果是花了真货的钱买了假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消费者缺乏鉴别意识，不能正确判断哪些行为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所谓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15日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判断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首先，根据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判断。一般来说，经营者的下列行为属于欺诈消费者：⑴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⑵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使销售的商品份量不足的；⑶销售“处理品”、“残次品”、“等外品”等商品而谎称是正品的；⑷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⑸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⑹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⑺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⑻作虚假的现场演示和说明的；⑼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⑽骗取消费者预付款的；⑾利用邮购销售骗取价款而不提供或者不按照约定条件提供商品的；⑿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的；⒀以其他虚假或者不正当手段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其次，根据经营者的行为是否属于误导消费者来判断。判断经营者的行为是否误导消费者，应当采用一般标准，即以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和识别能力为准。如果该行为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即构成欺诈。如果该行为不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则个别消费者不得以证明自己确实发生误解来主张欺诈行为的成立。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一般都会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这种损害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者损害发生，只要经营者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误导消费者，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

第三，从经营者行为的主观方面来判断。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构成欺诈行为的主观要件是故意，但从文义上来理解，欺诈是掩盖事实真相，误导消费者上当受骗的行为应无疑义，因此，并非经营者主观故意状态不需具备，而是“欺诈”二字本身已经包含或者揭示了经营者的故意心理。所以，在下列情况下，经营者“不能证明自己确非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实施此种行为的，应当承担欺诈消费者行为的法律责任”：⑴销售失效、变质商品的；⑵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权的商品的；⑶销售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的商品的；⑷销售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的商品的；⑸销售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的商品的。经营者能够证明，就不是欺诈行为；不能证明，则构成欺诈。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3

关键词:广告欺诈;法治;广告业自律;广告的社会监督

广告欺诈，象一个黑色幽灵，在经济生活中无孔不入，呈现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趋势。本文探讨广告欺诈的防治对策，以祈对规范广告活动，有效地遏制广告欺诈行为，促进广告业的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有所裨益。

广告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有:商品广告中有关商品质量、性能、用途、产地、价格、生产者、有效期与商品实际质量、性能、用途不符或者服务广告中对服务的内容、形式、质量、价格、允诺的宣传与实际情况不符;无商品、服务提供，主观上也没有提供的意图，而以欺诈性广告骗取钱财;谎称产品质量达到规定标准，认证合格，产品获得专利、获奖、获优质产品称号、生产许可证和商标注册证等内容的;擅自改变获奖级别、时间、颁奖部门或扩大商品获奖范围的;伪造、变造生产批号、广告审批等文件，进行虚假或夸大宣传的;在招工、招聘、招生广告中虚构或夸大事实，骗取费用以及获取非法利益的;以寻求“加工”、“接产”或转让传播技术以及出售实用价值的技术资料或致富信息为名骗取钱财;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专利、科技成果，以及假冒他人名义作广告的;故意对商品或服务的重要性进行隐瞒或省略……等等。

广告欺诈行为人采用制造假相、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欺诈消费者，广告欺诈行为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隐蔽性、危害巨大等特征。从广告欺诈产生的原因来看，在社会原因方面，与经济人的自利心、行业不正之风和拉关系等腐败现象、地方保护主义和广告管理体制不畅密切联系;从欺诈行为人方面看，与利益驱动、行为人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法制观念淡薄、素质低和责任心的缺乏密切相关;从消费者角度看，与消费者不正常的消费心态、消费知识的缺乏、疏于以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相关，也与我国法制不健全、法律规定存在漏洞以及执法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存在紧密联系。

1　加强广告法治建设

加强广告法治建设是有效防治广告欺诈行为最重要的途径。完善的广告立法是防止广告欺诈行为的前提，它使企图实施广告欺诈行为的违法犯罪分子无机可乘、无漏洞可钻，严厉的制裁措施使其望而却步，同时也使广告执法机关有法可依，有规矩可循。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强，执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不枉不纵是防止广告欺诈行为产生的关键。增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真正树立起法律在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防治广告欺诈行为的根本。

1.1　加强广告立法

我国广告立法不完善是广告欺诈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我国广告立法的现状，笔者认为，为有效制止广告欺诈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广告立法:

1.1.1　尽快制定《广告法实施细则》

我国现行的广告法总计仅49个条文，如此少的条文，要对广告活动、广告管理、违法的法律责任作出全面细致的规定是不可能的，因此，许多规定过于原则、简略，缺乏具体、详细的规定，既不利于规范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广告活动，也不利于执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的实际执行，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难以掌握，产生分歧更是无所适从。

1.1.2　加重广告欺诈行为人的经济责任

我国广告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广告欺诈行为处行政罚款的额度为广告费用的1倍以上5倍以下，而广告法对一般的广告欺诈行为没有规定没收非法所得，对广告欺诈行为同时又涉及广告法第七款、第九至十二条、第十四至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也只规定没收广告费，如此轻的经济处罚，与广告欺诈可获得的巨额收益相比，比较成本太低，使实施广告欺诈行为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所以，在广告法中，应增加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提高行政罚款的额度，使以贪利为目的的广告欺诈行为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有可能倾家荡产，使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不敢从事广告欺诈活动。在广告欺诈的民事责任方面，可以仿效美国、日本法律的规定，以2至3倍赔偿受欺诈方遭受的损失。

1.1.3　加强立法的协调性和统一性，以避免适用的混乱

在我国立法中，对广告欺诈行为，除了《广告法》作了规定以外，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但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呈现出各行其事的混乱局面。比如按《广告法》规定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对广告欺诈行为进行查处，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由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查部门进行查处，虽然二者在实践中均属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内部机构，但又却是两个具有不同职责和职能的机构，而且两者处罚也不一致，如按《广告法》规定，对广告欺诈行为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而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可处1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因此，笔者认为，应对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使其相互协调一致，以维护法制的尊严，更有效地打击广告欺诈行为。

1.1.4　规定实施广告制

广告制是国际通行的广告经营机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国际惯例接轨，实施广告制是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是我国广告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可以使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三者合理分工，各司其职，提高广告的质量和水平，克服三者功能错位的弊端。规定实施广告制，可以使广告主全力搞好商品和服务，广告经营者(广告公司)全力搞好广告的设计制作工作，搞好市场调研、策划和创意，广告者全力搞好信息传播工作。广告制把广告活动的内部制约任务交给了广告经营者，也使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和消费者组织的外部监督有了明确的对象，这有利于避免欺诈性广告的出现。

1.1.5　规定建立统一的权威的广告审查机构，确立事前审查制度

我国的广告事后监督机制存在着很多的弊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应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确立事前审查制度，规定审查权由权威的审查机构统一行使(审查机构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广告经营者三方面的代表组成)。

1.2　加大广告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广告欺诈行为

1.2.1　加强广告执法队伍建设

我国的广告执法队伍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整体上看，这支队伍的素质与承担的工作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随着全社会广告意识的增强，必然对广告执法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广告活动主体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广告执法任务会越来越重，随着广告运作环节的增多，广告活动在法律关系上的认定会日益复杂化，随着跨地区广告案件的增多，广告办案难度也会加大。

总而言之，随着广告事业的发展，对广告执法的要求更高了。为了把广告执法提高到新水平，必须努力提高广告执法队伍的素质。首先，要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其次，要加强廉政建设，制定相应的程序和制度，形成一支廉洁自律、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的执法队伍，树立广告执法的良好形象;再次，要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包括提高法律知识、经济知识、管理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第四，要提高执法人员依法办事的素质，严格按照法律的内容和程序执法，实事求是，忠于事实真相，做到不枉不纵，不以权谋私和以个人感情代替法律。

1.2.2　加强广告执法，严厉查处广告欺诈行为

一是确立广告经营者主体资格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严格把关，对那些不办经营许可证，“游击队”式的广告经营者，一经发现，不管什么人讲情，都要坚决、严厉进行查处;二是加强经常性的监督管理，不定期地组织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纠正查处;三是进行阶段性、重点性地查处，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和消费者反映强烈的保健品、医疗器械、药品、食品广告进行专项检查，对房地产、加工承揽、招工、招生广告中的欺诈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四是广辟案源，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投诉地点，举报者的举报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给予相应的奖励;五是要把更正广告的规定落到实处，我国《广告法》中关于“更正广告”的规定有多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欺诈性广告虽经立案查处，并根据案情给予了相应的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制裁，但令其更正广告的事例却实在太少太少;六是依法从重从严打击广告欺诈行为。

除了依法从重追究广告欺诈行为人的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外，对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使广告欺许行为人一提起便噤若寒蝉，使处罚起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作用。

1.3　提高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法律意识，增强其守法的自觉性

加强广告法规的宣传教育，使从事广告活动的有关责任主体进一步确立法制观念，使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都明确认识到广告欺诈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制作和欺诈性广告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企业应当端正竞争意识，加强自身建设，从抓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入手，采取正当的手段参与竞争，占领市场，恪守商业道德，讲究诚实信用，增加其守法的自觉性，这是杜绝和减少广告欺诈行为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

2　加强广告业自律

广告业自律，是广告行业组织、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自行制定的约束本行业或企业从事广告活动的公约和规则，并据此对自身进行的广告活动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使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与政府管理相比较，广告自律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自愿性。政府对广告的管理是履行国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是否同意，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管理，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从事广告活动，违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广泛性。广告业自律调整的范围要比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广得多。对许多法律不加干预的领域，自律也发挥约束、调整的作用;第三，灵活性。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一经实施后，必须保持其相对稳定，一般不是随意更改，而自律公约或规则，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地加以修改和补充，不需要象制定、修改法律那样，须经过复杂的程序。

广告业自律是保证广告的真实性，防止欺诈性广告，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的有效手段。很多国家都有广告自律组织及自律规定。国际商会内设的广告委员会是国际性的广告自律组织。它于1937年制定的《国际广告活动标准纲领》(1945、1949、1966、1973年修改)，是各国通用的自律准则。美国广告管理法制化是世界所公认的，它的广告界的自律化也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美国广告自主限制的主要机构是由各地的商务改善局(BBB)组成的商务改善协议会(CBBB)，拥有100000个会员公司，由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媒体的代表组成，负责各自行业的广告管理，它还受理消费及其他广告主的投诉，对广告实施管制。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之所以非常重视广告业自律，是因为自律组织由参加者自愿加入，自律规则由参加者制定，因而比政府制定的法律往往更为有效，况且由行业组织实施管理，实际上是同行管理同行，往往比政府机构的管理更富有效率。这对防止包括广告欺诈在内的广告违法行为，维护商业道德，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总体上看，我国广告行业组织不健全，尤其是基层行业组织网络尚未建立起来，行为规则缺乏约束力，不能对广告业者以有效地制约，广告行业自律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我国应当充分发挥广告行业组织也即各级广告协会的作用，使其在治理欺诈性广告活动中起到应有的作用。首先，各级广告协会应担负起对广告活动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任务。以加强行业自律来治理欺诈性广告，从建立正常的广告活动秩序出发，制定广告业的职业道德和从业准则，将禁止欺诈性广告贯穿其中，明确规定对违反这些行为规范的会员，由协会给予相应处分，直至取消其会员资格，这样就能在行业内形成广告欺诈等违法活动的强大压力;其次，有条件的地方的广告协会可以牵头成立广告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可由广告管理人员、广告行业组织、广告业者和政府有关部门联合组成，日常工作由广告协会负责实施。把广告的事后监督管理变为广告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督管理，这将有效地净化广告环境，杜绝欺诈性广告的;再次，各级广告协会还必须加强对下级广告协会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培训，不断提高他们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和提高广告业务素质，使他们在承揽、审查、广告过程中及时杜绝欺诈性广告出笼。

3　加强广告的社会监督

广告的社会监督，是社会大众对广告的监督。广告的社会监督主要包括消费者及其组织的监督，除此外，也包括其他社会主体的监督，如一般公众对不良广告的检举，新闻媒体对欺诈性广告的曝光。广告的社会监督是现代广告管理民主性的体现，是现代广告管理的重要标志之一。

广告的社会监督是有效遏制广告欺诈行为的手段，这是由广告的社会监督本身具有的特点决定的。

首先，监督主体的广泛性和监督对象的集中性有利于实现广告社会监督的功能，防止广告欺诈行为的发生。广告的社会监督主体是整个社会公众，每一个社会公众及其社会组织都可以对广告行使监督权，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监督阵容。而受监督的对象相对集中，便于实现监督;

其次，监督的合法性和监督目的单一性有利于实现对欺诈性广告的监督。在《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经济行为的社会监督(包括对广告的社会监督)都作了规定，广告的社会监督于法有据，有利于实现法的价值。广告的社会监督，通过监督欺诈性广告等不法、不道德广告，其目的在于促进广告事业的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广告的社会监督权的合法性和监督目的单一性有利于防止广告欺诈行为的发生。广告的社会监督不是防止广告欺诈行为的唯一手段，为了有效地反广告欺诈，必须把广告的国家监督、广告业自律、社会监督以及其他手段综合运用，才可能有效遏制广告欺诈行为。加强广告的社会监督，必须增强消费者的监督能力，增强消费者的监督能力，其目的在于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提高了，才能避免上当受骗，也才能有效地行使社会监督权。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多种因素，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了解和熟悉有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和违法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均有较为严格和明确的规定，有关组织应加强这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消费者也应增强学法、知法、用法的自觉性。消费者对有关法律、法规熟悉，对广告介绍的商品和服务，就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对广告进行监督;

第二，提高对商品和服务的判断能力。对广告所介绍的商品和服务，作为消费者，应当有所了解，比如商品的保质期、商品标签是否标准，是否是假冒商品等。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基本情况的了解和判断，能够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也能够更好地发挥消费者对广告的社会监督作用;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4

关键词：银行卡；欺诈行为；危害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28日

一、银行卡欺诈介绍

（一）银行卡欺诈的概念。银行卡欺诈，是指利用伪造的银行卡、虚假的身份资料申领的银行卡或冒用他人银行卡，通过银行自助设备、POS刷卡设备、网上银行等途径进行取现或消费，或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

（二）银行卡欺诈的特点。无论何种方式的欺诈，都是以正常交易做伪装的。因此，要发现银行卡欺诈信息，就要从多个方面去分析数据，深入挖掘数据，下面分析银行卡欺诈的特点。

1、支付数额较大。进行银行卡套现的目的是逃避利息，为了少量现金而进行套现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少量的现金利息少，套现还要冒着被发现，信用度降低的危险，所以进行银行卡套现的金额一般较大。

2、数额接近或等于银行卡的信用额度。为了最大限度地套现，从而逃避最多的利息，持卡人往往会支付信用额度所允许的所有金额，而这在一般消费中很少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最为可疑。

3、持卡人卡内有接近且略低数目的金额入账。进行虚假交易后，卖方往往会立即把钱转到买方的借记卡账户，一般时间较短且卖方会收取一笔费用，所以金额会接近但略低于信用卡支付金额。

4、某商户经常返还消费者的消费金额。一般做银行卡套现业务的商户会经常做，形成规模，并以此作为其赚钱的一种手段，所以如果某一商户经常返还客户交易金额，这个商户即为可疑的商户，和该商户交易且满足以上条件的客户即为可疑信用卡套现者。

（三）银行卡欺诈案例。银行卡发卡量的大幅剧增，推动了个人信贷消费的发展，给持卡人消费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银行卡欺诈案件也频频发生：

1、伪造银行卡欺诈的案例。2009年9月2日，北京某银行客户李某取款时，发现银行卡内的2万元不翼而飞。从银行系统调出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该银行卡三天前在广西另一家银行ATM机连续发生4次取款，但李某却声称自己近期并未到过广西，也未曾在ATM机上取款。案件后经公安机关侦破，原来不法分子在POS机上安装读卡器，收集并破译李某银行卡磁条数据和密码，进而伪造银行卡窃取了李某存款。

2、自助设备欺诈的案例。2009年8月16日，湖南某银行客户杨某持银行卡到ATM机上取款，正常操作后却未见吐现。经查看杨某发现ATM机插卡处贴有告示，称“因ATM机交易系统升级，客户取款时如出现吞现或吞卡等异常现象，请拨打客服电话1398XXXXXXX，否则损失自负”。情急之下杨某马上拨通该“客服电话”，并按“客服人员”提示将卡内5万余元存款转入指定账号。第二天杨某到银行柜台查询时发现，ATM机上的告示系不法分子张贴，所谓“客服电话”并非银行公布的统一客服电话，其卡内存款也被不法分子转移。杨某遂以该ATM机所有银行未妥善履行保护客户存款安全义务为由，要求赔偿其全部损失。

3、特约商户欺诈的案例。2009年10月上旬，上海某公司通过虚假资料办理共商登记注册并骗领营业执照，然后以特约商户身份向银行申请3台POS机。随后，该公司在网络广告，吸引信用卡持卡人到该公司办理套现交易（也即持卡人在不具备真实交易背景的情况下通过POS机透支刷卡，银行实时将交易款项划付至该公司账户后，该公司扣除3%的手续费并将剩余现金交给持卡人）。由于该公司在短短一个月内非法套现1，600万元，公安机关已经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对其立案查处。

二、银行卡欺诈的表现形式

近几年来，银行卡欺诈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欺诈手段也日新月异，其主要表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办理银行卡欺诈。办理银行卡欺诈主要体现在信用卡的申领环节和开卡环节。通常不法分子利用招聘、招生等手段盗用、骗取他人身份证件或伪造他人身份证件，并篡改、伪造证明材料，从而冒名向银行申领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另外，银行内部也存在安全隐患：如一部分不法分子利用银行工作人员没有亲自审核亲自访查的疏漏，通过假冒知名企业、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名义或虚构企业名称，申请集体办卡；个别银行营销外包机构人员利用掌握的客户信息骗领信用卡。信用卡开卡欺诈，是指卡片在寄送过程中被不法分子截取并激活后进行的恶意透支，如冒充银行职员以核对信息为由套取客户资料后激活信用卡；或利用虚假身份证明前往柜台激活信用卡后进行恶意透支。

（二）伪造银行卡欺诈。伪造银行卡欺诈是发生频率最高的一类银行卡欺诈案件，不法分子在非法窃取持卡人银行卡信息的基础上，利用专业设备克隆银行卡，进而在自助设备或通过刷卡交易等方式冒用持卡人资金。不法分子非法窃取持卡人银行卡信息的手段主要有：通过在自助网点门禁系统或自助设备上安装假刷卡装置假键盘等，窃取持卡人银行账号或密码；通过在自行设备附近安装针孔摄像头或用高倍望远镜窃取持卡人密码；在POS机上加装读卡装置或待持卡人结账时在读卡装置上刷卡，并偷窥持卡人密码；伪造非法网站并利用木马程序记录持卡人输入的卡号和密码；以高额授信为诱饵，为持卡人代办信用卡后盗取卡号及初始密码。

（三）自助设备欺诈。不法分子通过在自助设备插卡口处安装吞卡装置骗取持卡人银行卡；在自助设备上故意制造故障并张贴虚假银行客服电话，要求持卡人提供银行账号及密码，或骗取持卡人将其账户资金转至指定账户；持卡人在自助设备上办业务时分散其注意力（如提醒其钱财遗落）并调换其银行卡；假扮“热心人”帮助持卡人取款时，趁其不备调换其银行卡等。

（四）电话和短信欺诈。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不法分子假冒银行、银联、金融监管机构或公安机关名义，发短信或打电话给持卡人，谎称其银行卡在某处消费或卡的信息资料被泄露，诱使对方在回电询问时泄露其账号或密码，或进一步诱骗持卡人将卡内资金转入不法分子提供的“安全账户”内。由于短信诈骗比电话诈骗的成本低、发送范围广命中率高，更易成为不法分子作案手段，通常给持卡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五）网络欺诈。网络欺诈是指不法分子窃取持卡人网上银行账号及密码后，通过网上银行冒用卡内资金的行为。其具体手段包括：通过在网吧电脑附近安装摄像头等方式偷窥持卡人网上银行账号或密码；设置虚假的银行网站，并通过手机短信、欺诈性邮件或虚假支付网页等诱骗持卡人登陆，骗取持卡人网上银行账号或密码；利用木马或其他病毒程序入侵持卡人个人电脑系统或银行内部系统，窃取持卡人网上银行账号或密码。此外，也有不法分子在窃取持卡人卡号及密码等信息后，利用伪造身份证件在银行柜台申请开通网上银行后窃取或盗用其资金。

（六）恶意透支。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一些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恶意透支，经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长期占用银行资金，对银行业务经营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个别持卡人将其银行卡交付他人在境内或境外使用后，以银行卡被不法分子克隆并且自己并未使用、银行存在过错为由要求银行承担责任，由于银行难以针对此类情形进行有效举证，往往不得不承担资金损失责任。

三、银行卡欺诈行为的危害

类似以上银行卡欺诈案件多不胜数，在外表看似风光无限的银行卡业务的背后，危机已经悄然而至。其主要危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银行信贷风险被放大。由于我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绝大多数的信用卡都是无担保的借贷工具，只要持卡人进行消费，银行就必须承担一份还款风险。通常情况下，银行可通过高额的透支利息或取现费用来防范透支风险。而信用卡套现的行为恰恰规避了银行所设定的高额取现费用，越过了银行的防范门槛。特别是一些贷款中介公司和套现中介公司帮助持卡人伪造身份材料，不断提升信用卡额度，银行的正常业务受到巨大的干扰，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一旦持卡人无法偿还套现金额，银行损失的不仅仅是手续费和贷款利息，还可能是一大笔的资产，最终都将转移到银行身上，发卡银行的经营风险将大大增加。

（二）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近年来，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打着“贷款中介”和“套现中介”等各种名义，为客户代办信用卡，通过虚构POS机刷卡消费来提供信用卡套现服务，以向持卡人收取高额中介（服务）费；有的以此为诱饵来行骗，利用信用卡56天免息期和透支消费功能实现“终生免息占用银行资金”的循环套现，误导社会公众；有的不法中介机构还通过复制持卡人的信用卡或以申请人名义另外申请办理信用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此外，循环套现还可获得银行消费积分奖励，严重侵占银行利益，扰乱信用卡市场的正常金融秩序。

（三）存在客户信息资料被盗用风险。不法中介以代办信用卡为由，私自保留、盗用申请人资料，再以申请人名义向银行冒领信用卡，或将资料用于他人的“资料伪造”服务，甚至在为他人代办信用卡后盗用其信用卡。另外，持卡人在不法中介刷卡套现，卡信息极有可能被复制盗取。

主要参考文献：

[1]董建军，周慧，张大治，肖亮亮.国内外商业银行信用卡章程与领用和约的比较法律研究[J].上海金融，2009.11.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5

关键词：保险业；防范欺诈；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4)-0070-03

自保险业产生以来，保险欺诈便应运而生。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国际上，保险诈骗金额约占赔付总额的10%－30%,某些险种的欺诈金额占比甚至高达50%。保险欺诈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业不得不面对的共同难题，美国也不例外。

据美国反保险欺诈联盟的研究报告披露，在1995年，美国保险索赔欺诈总额高达853亿美元，每个美国人为此增加支出326美元。大约30%的财产、意外伤害和健康保险的索赔与欺诈有关，劳工工伤保险约25%涉嫌欺诈，汽车保险中约20%的索赔有欺诈行为，每一美元车险赔付中就有17～2O美分赔给了诈骗者，保险欺诈成为仅次于偷逃税的第二大犯罪领域。

面对愈演愈烈的保险欺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进行防范和治理，其思路大体可以概括为：立法先行、政府推动、（保险）公司为主、行业联合、社会参与、共同治理，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反保险欺诈体系。美国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防范保险欺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防范保险欺诈的成功经验

（一）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制体系，将保险反欺诈纳入法治化轨道。美国保险欺诈犯罪一度猖獗的重要原因是保险立法滞后，导致对保险欺诈犯罪的打击不力。在20世纪90年代前，美国缺乏对保险欺诈的基本立法，对于保险欺诈定义不清，更不要说建立专门的机构对保险欺诈进行调查、。为使保险反欺诈有法可依，90年代后美国在较短时间内相继制定了《保险反欺诈法》、《保险欺诈调查法》、《车险承保前检查法》、《汽车理赔信息储存法》等一系列法案。

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保险欺诈是对众多投保人利益的严重侵犯，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要求保险公司在保单上必须印有诸如“任何有意识地提出欺诈性的索赔都是犯罪行为，可能会受到罚款或监禁的处罚”等警示语，同时在公司内部必须建立专门负责打击保险欺诈的特别调查机构，制定专门的反欺诈计划，并有义务向相关机构提供保险基础数据和信息。为鼓励保险公司开展反欺诈，法律对保险公司的反欺诈调查取证行为予以民事法律责任的豁免。

（二）成立全美反保险欺诈联盟，协调全国的反欺诈工作。全美反保险欺诈联盟（CAIF）是由政府机构、执法机构、保险公司以及消费者组织等共同发起成立的，其宗旨是协助社会各界不遗余力地与保险欺诈作斗争，减少因保险欺诈给消费者、保险公司、政府和各类商业组织带来的损失。该组织自1993年成立以来，在多个领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

反保险欺诈联盟与各州政府、立法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积极游说各州制定保险反欺诈法案，并草拟了一系列反欺诈的立法范本，为各州提供立法模板，推动各州的反保险欺诈立法。目前各州的保险反欺诈法、保险欺诈调查法等多部法案正是在该联盟的游说与协助下出台的，从而使保险反欺诈步入了法治化轨道。

反保险欺诈联盟十分重视信息的收集与交流，全力打造全美反保险欺诈信息交流中心，为反欺诈提供信息保障。为了促进和鼓励各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该组织致力于通过立法手段对信息的收集、交流和使用进行规范。在该组织提出的反保险欺诈法案中明确规定，保险公司有义务向调查机构或保险监管机构提供有关疑似保险欺诈的信息，同时提供相关信息的保险公司有权从信息接受者处获取与该案有关的信息。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则在今后要求相关机构返还被欺诈财物时将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反保险欺诈联盟还经常组织专家对保险欺诈进行深入研究，从技术上对反欺诈工作进行指导。该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研究报告，对保险欺诈产生的原因、后果以及保险欺诈的形式进行分析与评估，向保险公司、执法机构和公众介绍反欺诈技术的最新进展，保险欺诈警报等。

（三）建立保险公司特别调查机构、州保险反欺诈局和全美反保险欺诈办公署，专门负责欺诈案件的调查与。在美国，专门负责保险欺诈调查与的机构主要有3家：保险公司特别调查机构、州保险反欺诈局和全美反保险欺诈办公署。

保险公司是反欺诈的重要主体，并处于反欺诈的最前沿，因而美国大多数州通过立法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建立一个内设部门――特别调查科，作为反欺诈的常设专门机构。特别调查机构一般由保险从业人员、退休警察、医生、侦探等组成，主要负责对公司业务部门提交的可疑投保和索赔进行调查，发现重要欺诈线索则移交到州保险反欺诈局。

州保险反欺诈局属于官方组织，主要负责对各保险公司反欺诈工作的指导，调查保险公司移交的疑似欺诈案以及本局举报热线收到的保险欺诈举报。目前已有40个州建立了保险反欺诈局，其中有28个设立在州保险监管机构，6个设在州总检察长办公室，4个设在州警察局，1个设在州律师办公室，还有1个作为独立的机构。2002年，各州保险反欺诈局总共收到99000件疑案线索，公开调查约33000件，其中约4800件受到，2535件被定罪，挽回诈骗损失7050万美元。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6

《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就是说,若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对消费者有欺诈行为,应承担双倍赔偿的惩罚性责任,即消费者依法获得双倍索赔权。

何谓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指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行为。这种行为必须是经营者故意实施的,而且也造成了消费者上当受骗,即接受了经营者的服务或商品。比如经营者明知所售衣物面料为合成革,却谎称是真皮皮衣销售,若消费者购买了,则经营者构成欺诈,而消费者没有购买,欺诈行为则不成立。为了使消费者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认定有一个明确的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早在1996年就颁布了《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规定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斤少两、虚假广告等13种行为均可被认定为欺诈。此外,要想获得双倍赔偿,除经营者的行为构成欺诈外,赔偿请求者还必须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即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单位或个人,这也是为什么王海等一些知假买假者的双倍赔偿请求在法庭上屡遭失败的原因。虽然王海等人的行为在打击假冒伪劣方面有积极意义,但知假买假是否属《消法》保护的范畴还有待商榷。

另外,《消法》规定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消费者可获得双倍索赔权,但并不禁止经营者承担更多的赔偿,双倍返还仅是惩罚性赔偿的下限。据报载,某经营者以店堂告示形式许诺"假一赔十",但当一消费者在购买了假货向经营者索要十倍之赔偿时,此经营者却说《消法》规定为双倍赔偿,十倍赔偿为无效约定,拒不履行原承诺。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7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律价值；王海现象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消法》实施以来，以王海为代表的购假索赔之风在全国各地盛行，此种现象被称为“王海现象”，王海们的做法成为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们的举动。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在对消费者的认定上，他们认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的，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看作是消费者，“知假买假”的王海们当然应被认定为消费者，川从而获得赔偿。也有一些官员和学者对王海们的做法持批评意见。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不用则不是消费者。‘2’有位律师则指出，类似王海的行为远远超出消费者的范畴，其行为可能是为了营利，可能是为了监督市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如果是前者，则购销双方均违背了商业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均有过错，双方应各自承担自己的过错责任。如果是后者，则类似王海的行为显然超越了法律给予的权限。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向商业执法部门举报，由执法部门对不法商人进行处罚，个人不应钻法律的空子，自行对商人进行制裁。司法机关对王海现象的处理也很不一致，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胜诉告终，[4]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以败诉结束。笔者认为，应当以法的价值来剖析“王海现象”，探求“王海现象”所实现的法的价值，才能正确处理“王海现象”。

法的价值是法所具有的，通过满足人的需要表现出来的对人的积极效应。那么《消法》的价值是什么呢？这可以从其产生来予以说明。消费者运动的出现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诞生，是对传统民法的重大突破。在商品经济不发达阶段，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平等，有平等的意思能力和决策能力，法律给予双方以平等的保护，“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关系，被认为具有对等性和互换性。消费者对于商品和劳务的选择具有充分的自由，单靠民法违约责任，即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维持双方之间关系的平衡”。[6]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日益分离，客观上已形成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不平等地位：一方面经营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以谋求巨额的经济利润，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另一方面，消费者面对着日益繁多的商品、铺天盖地的广告、日新月异的技术，已失去了与经营者平等的意思能力和决策能力，已渐成市场交易中的弱者，而在传统民法制度下，这样的弱者已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救济，相反民法的平等保护在客观实践中成为了对经营者利益单方面保护的法律根据。正是基于这一种事实，随着世界范围内消费者运动的普遍兴起，各国均相应地制定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专门法律，对消费者利益进行不同于民法的特殊保护。其理论基础是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处于弱者地位，需要法律加重经营者的义务，赋予消费者特殊的权利，谋求与经营者在实际中的平等，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可见《消法》具有公平价值和秩序价值。

《消法》第49条关于惩罚性赔偿规定是怎样来实现其公平价值和秩序价值的呢？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地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国家和全体消费者共同利益的侵犯，是对社会权利的侵犯，惩罚性赔偿削弱不法经营者的经济基础，防止他们重新作恶，防止社会上其他人模仿其行为，同时也可以保护其他合法经营者的权益，因而，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其次，在实践中，有很多消费者由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请求权，据1996年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有62.5%的消费者当权益被侵害时采用的是“忍”的态度，只有6.2%的人投诉并寻求社会帮助，更可悲的是竟然没有一人愿意诉诸法院的司法保护。从1993年至1995年的三年间，全国获得加倍赔偿的金额不足100万元，占立案查处总值104亿元假冒伪劣商品的1/7000。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这是不公平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案件的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诱动消费者走近法律保护，以实现法的公平价值。通过惩罚性赔偿的实施，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商品销售和提供服务活动中的欺诈行为的发生，保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实现法的秩序价值。再次，从受害的消费者成本的角度来看，在司法实践中，消费者个人受到损害的金额一般并不大，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行使追索权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含诉论费、调查费、律师费等），以及忧虑等等，是很难通过司法救济获得补偿的。惩罚性赔偿弥补了这一不足，保证着公平价值的实现。当然，这也有可能使消费者获得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不公平，这可以看成是他打假为社会作贡献的奖励。

从上述三个方面看出，《消法》第49条规定是通过惩罚性赔偿金来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的假货作斗争，从而实现其公平价值和秩序价值。

对“王海现象”能否适用《消法》第49条，关键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以索赔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者是否应受《消法》调整；二是在购买者“知假买假”的前提下，销售者（或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妨从《消法》的价值的角度来逐一分析。

对于第一个问题，以索赔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因为《消法》第二条规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人。可见，作为消费者，一要有为生活消费需要的目的；二是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三必须是自然人。王海们以获双赔为目的，“知假买假”显然不具备消费者的三个要素，牵强附会地“打擦边球”，认为消费者除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硬将他们纳人消费者范畴，这种做法不仅与法律规定不符，也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王海们不是消费者是一回事，应否受《消法》调整又是另一回事。从《消法》的价值看，王海们的行为有利于实现其公平价值和秩序价值，其所实现的公平价值是社会公平价值，制假售假行为不仅给消费者和合法经营者造成损害，而且危及国家和社会全体的利益，王海们是代社会讨回公道和公平。同时，王海们的行为也有助于《消法》的秩序价值的实现，他们的行为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是对合法经营者的保护，因而王海们被普通百姓甚至许多经营者当做英雄加以赞誉，王海个人也由此而获得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的奖金。法的价值是推进法不断演进的动因，是法逐步完善的内在根据。因此笔者以为在立法上应尽快将以索赔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者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以便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有明确的根据。在立法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可以《消法》第6条“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根据，将以获得赔偿为目的而“知假买假”者纳人《消法》的调整范围，使王海们具备适用《消法》第49条的前提条件。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8

论文摘要：“商业能力欺诈”是商业欺诈的表现形式之一。商业欺诈是商事主体在商业活动中以商业利益为目的，采取欺骗性手段，使相对人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诚信体制建设，阻碍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为了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制定统一的《商业法》，并完善商业欺诈法律救济制度，完善商业诚信法律制度。

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商业经营者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惜采用各种欺诈手段，以致商业欺诈行为泛滥，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管理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为此，加强对商业能力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是当前社会、经济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商业能力欺诈概念的界定

（一）商业能力概念的界定

1.商业能力的含义。商业能力又称“商事能力”，即商业主体的资格，是商业主体从事商业行为，享有商业权利，承担商业责任的资格。一般认为，商业能力是在民事能力基础上由商业特别法附加于商主体的特殊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1]

2.商业能力的特点。根据以上对商业能力的概念界定，可以看出，商业能力与民事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却又具有自身特点：

首先，在商业法律关系中，商业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同一的、不能分离的。商业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时产生于商业主体的成立（一般以登记为准）、同时消亡于商业主体的终止（注销）。[2]其原因主要是，商业主体必须是对自己的所有行为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

其次，商业主体的权利能力的内容和范围与行为能力的内容和范围也是不能分割的，商业主体以其登记的经营内容和范围为限，享有商业权利，从而在所登记的内容和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这样，一方面由于各商业主体所具有的商业行为能力的不一致，便呈现出商业主体与商业主体之间的商业权利能力的差别。另一方面，由于商业主体所从事的商业行为与其所登记的商业权利范围不一致，从而出现了商业不当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故意实施且危害了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便是商业能力欺诈行为。

（二）商业能力欺诈概念的界定

1.商业能力欺诈的含义与特点。“商业能力欺诈”是商业欺诈的表现形式之一。商业欺诈是商事主体在商业活动中以商业利益为目的，采取欺骗性手段，使相对人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据此，可以将商业能力欺诈的概念界定为，商业主体在商业活动中以商业利益为目的，采取虚构、增加或减少商业能力的欺骗性手段，使相对人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商业能力欺诈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欺诈手段的多样性，无论是通过表意行为、实施行为还是事实行为都可以进行商业能力欺诈，比如，夸耀自己（或是产品）具有超越本身能力的事实、隐瞒未取得商业资格的真实情况，这是表意行为的商业能力欺诈；又如，在经营者夸大自己商业能力的情形下，消费者作出意思表示，并履行了买卖行为，则构成实施行为的商业能力欺诈；再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做假账虚构资本，以达到欺骗对手的目的，这种侧重于结果的欺诈手段，便是事实行为的商业能力欺诈了；（2）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其主要是欺诈者针对商业能力而为的欺诈行为，常表现为登记成立之初虚构商业能力，以取得商业资格；（3）欺诈对象的广泛性，表现为在经营过程中以增加或减少商业能力的形式对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甚至是对政府行政部门进行欺诈。

2.商业能力欺诈的构成要件首先，从主体要件来看，商业能力欺诈的主体应当是在商业领域从事商业行为的主体，主要指商人，除此之外，非商业主体只能构成一般性的欺诈行为；其次，商业主体所从事的商业行为具有欺骗性，且是通过虚构、增加或减少商业能力的手段对相对方进行欺骗；再次，被欺诈的相对人合法权益因商业主体的欺诈行为而受到实际损害。

二、商业能力欺诈的表现形式

商业能力欺诈的表现形式是指商业主体为谋取利益，而对相对方进行欺诈所采取的具体手段或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构商业能力

虚构商业能力是指商业主体在不具备或未按规定取得相关商业能力或资格的情形下，为获取商业利益之目的，从事相关的商业活动。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非法行医。非法行医是指未取得医疗执业资格的主体，伪造执业证明，从事医疗活动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2.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主要指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以及销售这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造成商品出处的混淆，不仅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欺诈。

3.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出口退税是指对于在本国购买或生产的，报关离境的出口产品，除国家规定不能退税的产品外，一律退还已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以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一项政策。骗取出口退税是利用出口退税的政策采用假报出口，虚构退税货物出口的事实即行为人根本没有出口产品，但为了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而采取伪造申请出口退税所需的相关单据、凭证等欺诈手段，骗取税款的行为。

4.国际贸易领域利用信用证进行的欺骗性交易行为。信用证欺诈是指商人在国际贸易交易中，出于非法牟利之目的，利用受欺诈方急于获利的心理，以信用证结算方式作为欺诈的工具，利用信用证自身流转方式的固有特点，所采取的一系列诸如变造、伪造信用证，利用伪劣产品等等欺诈方法、手段及行为，也就是本没有支付能力或是商业交易能力的商业主体，利用不正当手段和信用证本身的特点对相对方进行欺诈的一种方式。

（二）虚增商业能力

虚增商业能力是指为取得商业资格的主体，在设立之初或成立后采取欺诈手段，造成其本身具备成立商业主体条件或是具有相关商业能力的假象，进而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虚增商业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形式：

1.虚假出资。虚假出资是指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部门，进而取得商业资格的行为，注册资本是衡量公司是否具有商业主体资格的前提，稳定的资本是商业主体商业能力的直接体现，这种虚假出资的行为，明显地虚增商业能力，进而取得商业资格从事商业活动，这既是对相关行政部门的欺骗，也是对商业活动相对方的欺诈。

2.抽逃出资。抽逃出资指公司的发起人或股东在公司依法登记成立后，利用各种手段将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的欺诈行为。它和虚假出资一样，都是违反公司资本“三原则”虚增商业能力的行为，有所不同的是，抽逃出资是在公司成立后、经营过程中的一种欺诈手段。

（三）虚减商业能力

虚减商业能力具体是指在成立时具有从事商业活动资格的主体，在经营过程中，采取欺诈性手段，降低自己的商业能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破产欺诈。破产欺诈是指公司、企业的法人代表及其直接责任人通过隐瞒事实或制造虚假情况的手段，处分公司财产以及进行不正当交易，促使公司、企业破产的行为。根据新《破产法》第31条，通常认为破产欺诈行为有以下五种表现形式，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有下列行为：（1）隐匿、私分或无偿转让财产，有意使企业资产流失，人为造成无偿债能力，以达到破产条件，促使企业破产的行为；（2）公司、企业的法人代表或直接责任人以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价格出售财产，引起企业资产流失，造成无偿债能力的假象，或以非正常价格出售财产从而促使企业破产的；（3）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使这种债务在破产清偿时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4）对未到期债务提前清偿的，指公司、企业的法人代表或直接责任人与个别债权人恶意串通，剥夺其他债权人应得的利益；（5）公司、企业的法人代表及其直接责任人放弃企业的债权，人为造成无偿债能力，以达到破产之目的。公司、企业的法人代表及其直接负责人通过破产欺诈一系列行为，减少自身的资本，降低自身的偿债能力，一方面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也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保护，因此是虚减商业资本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

2.偷、逃税款。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中的相关规定，偷（逃）税是指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这种欺骗国家税务机关，少缴或不缴纳税款的行为，实质上是通过一系列不正当手段，减低自己的商业能力，使相对方国家税务机关误认为其没有或是未达到缴纳应付税款的能力，从而使纳税人达到偷税、逃税之目的。

3.利用公司有限责任进行欺诈。根据现代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一规则控制了投资的风险，刺激了投资活动，但也为欺诈行为提供了场所。利用公司有限责任进行欺诈的行为中，表现为虚减商业能力的行为主要是指，公司股东特别是能够控制公司交易的控股股东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母公司和关联公司之间进行不公平交易，使得公司财产转移到其他公司，或者进行恶意负债、将公司财产据为己有等等不正当行为，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以逃避债务或是侵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三、商业能力欺诈的法律规制

（一）国外对商业能力欺诈的相关规制体系

1.制定专门的法律。1967年英国颁布《错误陈述法》专门就欺诈行为进行全面的规制，与大陆法系不同的是，它将欺诈与错误性陈述相混同，因欺诈致契约无效时，法院认为该契约自始无效，只有当事人因对标的物的处分或实施非法行为造成对方损失时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1条亦对欺诈作出了规定，它将欺诈与错误陈述区分开来，规定了因欺诈而订立契约“可撤销”。另外，它规定除欺诈人赔偿受欺诈人实际损失外，还应承担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及对欺诈行为的制裁，这一点在大陆法国家是没有的。以上规定，对于商业能力欺诈行为也是适用的。

2.建立专门的机构。欧盟于1999年4月专门成立了欧盟反欺诈办公室（European Anti-Fraud Office），与欺诈、腐败及其他任何不规范的行为做斗争，包括与在欧盟机构内的不正当行为做斗争，以保护欧盟的利益。其他国家也针对不同领域的欺诈行为成立专门的反欺诈部门，以维护市场秩序。

3.诉讼制度的保障。目前，美国等国家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避免其在商业欺诈中受到损害，制定了集体诉讼制度和法律适用制度，一旦有一个消费者从诉讼中得到赔偿，其他消费者无须再经诉讼就可获得同等赔偿。这对惩治商业欺诈行为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我国对商业能力欺诈相关法律规制的不足与完善

由于商业能力欺诈的表现形式多样，目前，我国尚不存在统一的商业法律或是反欺诈法律，因此对此欺诈行为的规制，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破产法》等各部单行法律法规之中。由此而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对欺诈行为的界定没有统一标准，适用法律时难免发生混淆。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为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统一的《商业法》。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建立有效的法律保护网，面对日益增多的商业欺诈，特别是商业能力欺诈现象，迫切需要制定《商业法》。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全面调整纵横关系，纵向调整商业管理机关与商业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横向调整商业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从体制上防范商业欺诈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整体上规范商业行为，维护商业秩序，同时为惩治商业欺诈行为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

2.完善商业欺诈法律救济制度。在我国，消费者因商业欺诈引发消费纠纷时，要个人提起诉讼，消协等组织并没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而个人力量十分有限，即使消费者赢得诉讼，对侵权企业的影响却很小。因此，我们应当强化集体诉讼制度，细化企业赔偿责任，让商业欺诈行为不仅受到行政处罚，还将面临对受害消费者的赔偿。并完善消协在集体诉讼中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使多数消费者有渠道依靠集体力量用法律对抗不法商业欺诈人，使其不敢轻易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3.完善商业诚信法律制度。商业诚信法律制度的建设是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规制商业欺诈的治本之策，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建立法律规范下的社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在工商管理机构为商业经营者建立公开的“诚信档案”，从而约束经营者的商业行为，尽量防杜商业欺诈；其二，建立健全失信惩罚机制，通过法律法规制裁商业欺诈行为人，加大其失信成本，并以此促进全社会反商业欺诈机制的形成，从而有效地规制包括商业能力欺诈在内的各种商业欺诈行为。

参考文献：

[1]范健.商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0.

[2]温军.市场关系中的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比较[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31.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9

关键词：信用卡风险，信用卡欺诈，立法完善

一、信用卡行为规范的必要性

信用卡不仅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成为了主要的支付手段之一，并且也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功能不断扩展，实现提现、贷款、资金运转等功能。随着信用卡业务的长足发展和信用卡业务的不断增长，信用卡业务中的风险频率也随之增长，对发卡行、特约商户、持卡人之间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风险中的问题也日渐严重。笔者在官方网上见到一个民意调查，对消费者用信用并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信用卡市场进调查，显示市场混乱，无规矩占76．82％；比较有秩序，管理规范占14．98％：无所谓，几乎不用占8．2％。这一显示消息表明，信用卡市场在现在经济市场中拥有广阔的前景，但又存在着巨大的不足，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完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信用卡欺诈的行为特点的法律性质分析

英国学者salyoaojoens认为，信用卡是一个信贷协议，它需要对购买进行支付，即使用者对发行者负有偿还交易时用卡所支付的费用的义务。WWw.lw881.com”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银行业务共同开发的金融产品，具有支付和信贷功能，是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是消费信贷的一种形式。”从法律角度看，信用是发卡机十勾持卡人就是用信用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的凭证。在信用卡的使用下，持卡人与发卡机构构建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这个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主体是持卡人和发卡机构，客体是发卡机构及相关组织提供给持卡人的相关服务，内容是发卡机构和持卡人的权利义务。这一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特殊性体现在双方的债务债权关系不确定，因为信用是先消费后支付的支付手段，是对预期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定，所以体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信用卡下发卡机构和持人的权利义务的实现还涉及到特约商户，特约商户作为信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持人和发卡机构的权利义务，需要特约商户履行其相关义务才能实现。

发卡机构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种消费款项的结算关系。存信用卡关系中，特约商户实际上是银行的人，它代表银行接受银行认可的信用卡。在跨行交易的结算中，即使特约商户是与收单行签订特约协议，但由于它是代表发卡机构接受信用卡，特约商户这时是发卡行的人，而不是收单行的人。信用卡交易是以发卡行的信用介入特约商户和持卡人之间因购物或消费而产生债务债权关系，以信用卡为支付工具和信用工具。在信用卡交易中，发卡机构承诺收到符合规定是用信用卡的签单即付款与特约商户，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持卡人与特约商户的消费关系之外，也不受持卡人与发卡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的制约。从实务上来讲，发机构除了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结算及其他相关服务外，还以其巨大的信用为特约商户提供付款担保，为持人提供资金融通。从法律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发卡机构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相关服务之外，还与特约商户形成一种独立担保关系，在持卡人信用账，无足够余额支付所购商品时，持卡人可以使用发行所给予的信用额度透支消费完成购物行为，其实质是发行垫付资金完成对特约商户的付款。所以，信用卡在发卡行与特约商户之间形成的是持人住用信用支付下有发行提供付款担保的一种独立担保关系。

持卡与特约商户的关系是一般的商品买卖和服务的法律关系，虽然采取的是信用卡这一方式进行支付和结算并介入了发卡行水完成整个消费行为，但是实务上和技术上百异于其他支付方式，但买卖或提供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却不实务的同而变化。

信用卡欺诈是指不法持卡人通过欺骗手段领取或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行为。诈骗按照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商家诈骗、持卡人诈骗和第三方诈骗。商家欺诈来源于合法商家的不法雇员与欺诈者勾结的法商家。在实务中，商家雇员有机会接触到持卡人的卡信息，这就有可能为使不法雇员保留或复制信用信息，通过信息的保留而进行欺诈。持卡人欺诈主要是不道德的真实持卡人所进行的欺诈，通常是持卡人充分利用信用卡的责任条款，在收到货物后提出异议或言没收到货物，欺诈商家和发卡机构。第三方欺诈主要是不法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伪造和骗取信用卡并进行交易。行为人通过伪造相关信息来欺诈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这种情况下，一旦发卡行发行后，引起的法律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在法律效力上其归于无效，但在欺诈行为没有被发现之前，无疑是扰乱信用卡市场秩序，侵犯了发卡机构的利益。行为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欺诈，骗取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进行使用的情形相对于利用虚假身份进行欺诈的情形更为复杂。根据当事人是否知情，可将这类行为分为当事人完全不知情情况下的欺诈和当事人知情的欺诈行为。由于当事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身份被行为人利用，其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应与行为人虚构身份，伪造申请资料骗领信用卡的情形相同，对当事人不具法律效力，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知情情况下的信用卡欺诈行为，目前比较典型的是中介公司进行欺诈申领信用卡，即所谓的”套现”。中介公司一般打着”小额申请”、”快速融资”、”贷款绿色通道”的幌子来诱骗申请人。中介公司一般会告诉申请人，他们可向各家银行同时申请信用卡，这样申请信用卡的数量可达十几张。每张信用卡可的信用额度可达2万到5万元，总额度就可答三四十万元。然后，中介公司通过提供最全套的手续去”骗领”银行的信用卡金卡。最后，中介公司通过pos机为申请人大量提现。当十几张信用卡从银行里办理出来，中介公司都要向当事人索要10％到50％的手续费，如果当事人希望直接收到现金，中介公司也可以利用自己公司的pos机为当事人刷卡，使银行资金转入公司账户提出来。但我国目前还无专门针对这种犯罪形式的法律规定措施，所以只能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规制。

三、信用卡欺诈现有的法律规范

信用卡使用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对信用进行了原则规定。《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民法迪则》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信用卡法律关系中最为摹砌的就是发卡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三者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发机构始终面临着申领人伪造资料骗取发卡机构信任的问题，非法持有人的诈骗问题，合法持有人恶意透支的问题以及特约商户未尽职责的问题；持人则面临着信用卡和身份证被盗窃、遗失的问题。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对使用伪造、作废、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及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金融法律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是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两部重要法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业务中的主体，发卡机构、银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在业务规定、业务管理、信用卡申领与销户、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法律责任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他包括《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办理利用信忙许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各商业银行关于信用的章程、特约商户协议节、特约商户操作程序、信用卡业务会计核算于续、信用卡保险单等都有针对信用卡使用有关的约定与规范。

我国目前关于信用卡的立法相对于实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其对各个部门法对信用卡的规制来看也有定的不足和弊端。目前我国调整信用的规范主要是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他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作的少量司法解释。信用卡法律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强，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是由各商业银行自己制定的信用卡章程。这些章程在信用卡交易实践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在性质上是一种格式合同，法律效力没有足够的法律条文来支持。其次，表现为缺少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的专门性法律，我国目前在调整信用卡方面的法律最为权威且最具操作性的规章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但该《办法》也并非针对信用卡专门而立，而是将各类银行卡业务纳入同一办法进行了规范。其具体内容对己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信用卡法律纠纷没有做出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信用的法律规制仍然存在严重缺失。另外，其对银行制定信用卡章程的格式条款不加任何限制，亦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四、完善信用卡欺诈防范的法律规制

首先，要加强和完善信用卡的立法，加强信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法律规制，从内容上基本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信用}产业的性质、产业的组织形式及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二是发机构、特约商户、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三是信用卡网络安全保密及监督制约程序；四是发卡行、使用的法定程序和市场行为准则：五是信用卡授权、交易、清算和支付等重要环节的规范；六是各种信用仁欺诈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从法伴内容上对信用卡的规制加以完善，制定专门的《信用卡法》，让各个环节能明确的在法律的指导下运行，让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有明确的法件规定作支撑。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篇10

关键词：信用卡风险，信用卡欺诈，立法完善

一、信用卡行为规范的必要性

信用卡不仅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成为了主要的支付手段之一，并且也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功能不断扩展，实现提现、贷款、资金运转等功能。随着信用卡业务的长足发展和信用卡业务的不断增长，信用卡业务中的风险频率也随之增长，对发卡行、特约商户、持卡人之间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风险中的问题也日渐严重。笔者在官方网上见到一个民意调查，对消费者用信用并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信用卡市场进调查，显示市场混乱，无规矩占76．82％；比较有秩序，管理规范占14．98％：无所谓，几乎不用占8．2％。这一显示消息表明，信用卡市场在现在经济市场中拥有广阔的前景，但又存在着巨大的不足，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完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信用卡欺诈的行为特点的法律性质分析

英国学者salyoaojoens认为，信用卡是一个信贷协议，它需要对购买进行支付，即使用者对发行者负有偿还交易时用卡所支付的费用的义务。”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银行业务共同开发的金融产品，具有支付和信贷功能，是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是消费信贷的一种形式。”从法律角度看，信用是发卡机十勾持卡人就是用信用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的凭证。在信用卡的使用下，持卡人与发卡机构构建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这个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主体是持卡人和发卡机构，客体是发卡机构及相关组织提供给持卡人的相关服务，内容是发卡机构和持卡人的权利义务。这一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特殊性体现在双方的债务债权关系不确定，因为信用是先消费后支付的支付手段，是对预期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定，所以体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信用卡下发卡机构和持人的权利义务的实现还涉及到特约商户，特约商户作为信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持人和发卡机构的权利义务，需要特约商户履行其相关义务才能实现。

发卡机构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种消费款项的结算关系。存信用卡关系中，特约商户实际上是银行的人，它代表银行接受银行认可的信用卡。在跨行交易的结算中，即使特约商户是与收单行签订特约协议，但由于它是代表发卡机构接受信用卡，特约商户这时是发卡行的人，而不是收单行的人。信用卡交易是以发卡行的信用介入特约商户和持卡人之间因购物或消费而产生债务债权关系，以信用卡为支付工具和信用工具。在信用卡交易中，发卡机构承诺收到符合规定是用信用卡的签单即付款与特约商户，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持卡人与特约商户的消费关系之外，也不受持卡人与发卡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的制约。从实务上来讲，发机构除了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结算及其他相关服务外，还以其巨大的信用为特约商户提供付款担保，为持人提供资金融通。从法律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发卡机构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相关服务之外，还与特约商户形成一种独立担保关系，在持卡人信用账，无足够余额支付所购商品时，持卡人可以使用发行所给予的信用额度透支消费完成购物行为，其实质是发行垫付资金完成对特约商户的付款。所以，信用卡在发卡行与特约商户之间形成的是持人住用信用支付下有发行提供付款担保的一种独立担保关系。

持卡与特约商户的关系是一般的商品买卖和服务的法律关系，虽然采取的是信用卡这一方式进行支付和结算并介入了发卡行水完成整个消费行为，但是实务上和技术上百异于其他支付方式，但买卖或提供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却不实务的同而变化。

信用卡欺诈是指不法持卡人通过欺骗手段领取或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行为。诈骗按照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商家诈骗、持卡人诈骗和第三方诈骗。商家欺诈来源于合法商家的不法雇员与欺诈者勾结的法商家。在实务中，商家雇员有机会接触到持卡人的卡信息，这就有可能为使不法雇员保留或复制信用信息，通过信息的保留而进行欺诈。持卡人欺诈主要是不道德的真实持卡人所进行的欺诈，通常是持卡人充分利用信用卡的责任条款，在收到货物后提出异议或言没收到货物，欺诈商家和发卡机构。第三方欺诈主要是不法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伪造和骗取信用卡并进行交易。行为人通过伪造相关信息来欺诈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这种情况下，一旦发卡行发行后，引起的法律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在法

律效力上其归于无效，但在欺诈行为没有被发现之前，无疑是扰乱信用卡市场秩序，侵犯了发卡机构的利益。行为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欺诈，骗取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进行使用的情形相对于利用虚假身份进行欺诈的情形更为复杂。根据当事人是否知情，可将这类行为分为当事人完全不知情情况下的欺诈和当事人知情的欺诈行为。由于当事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身份被行为人利用，其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应与行为人虚构身份，伪造申请资料骗领信用卡的情形相同，对当事人不具法律效力，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知情情况下的信用卡欺诈行为，目前比较典型的是中介公司进行欺诈申领信用卡，即所谓的”套现”。中介公司一般打着”小额申请”、”快速融资”、”贷款绿色通道”的幌子来诱骗申请人。中介公司一般会告诉申请人，他们可向各家银行同时申请信用卡，这样申请信用卡的数量可达十几张。每张信用卡可的信用额度可达2万到5万元，总额度就可答三四十万元。然后，中介公司通过提供最全套的手续去”骗领”银行的信用卡金卡。最后，中介公司通过pos机为申请人大量提现。当十几张信用卡从银行里办理出来，中介公司都要向当事人索要10％到50％的手续费，如果当事人希望直接收到现金，中介公司也可以利用自己公司的pos机为当事人刷卡，使银行资金转入公司账户提出来。但我国目前还无专门针对这种犯罪形式的法律规定措施，所以只能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规制。

三、信用卡欺诈现有的法律规范

信用卡使用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对信用进行了原则规定。《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民法迪则》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信用卡法律关系中最为摹砌的就是发卡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三者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发机构始终面临着申领人伪造资料骗取发卡机构信任的问题，非法持有人的诈骗问题，合法持有人恶意透支的问题以及特约商户未尽职责的问题；持人则面临着信用卡和身份证被盗窃、遗失的问题。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对使用伪造、作废、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及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金融法律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是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两部重要法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业务中的主体，发卡机构、银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在业务规定、业务管理、信用卡申领与销户、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法律责任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他包括《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办理利用信忙许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各商业银行关于信用的章程、特约商户协议节、特约商户操作程序、信用卡业务会计核算于续、信用卡保险单等都有针对信用卡使用有关的约定与规范。

我国目前关于信用卡的立法相对于实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其对各个部门法对信用卡的规制来看也有定的不足和弊端。目前我国调整信用的规范主要是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他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作的少量司法解释。信用卡法律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强，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是由各商业银行自己制定的信用卡章程。这些章程在信用卡交易实践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在性质上是一种格式合同，法律效力没有足够的法律条文来支持。其次，表现为缺少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的专门性法律，我国目前在调整信用卡方面的法律最为权威且最具操作性的规章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但该《办法》也并非针对信用卡专门而立，而是将各类银行卡业务纳入同一办法进行了规范。其具体内容对己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信用卡法律纠纷没有做出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信用的法律规制仍然存在严重缺失。另外，其对银行制定信用卡章程的格式条款不加任何限制，亦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四、完善信用卡欺诈防范的法律规制

首先，要加强和完善信用卡的立法，加强信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法律规制，从内容上基本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信用}产业的性质、产业的组织形式及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二是发机构、特约商户、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三是信用卡网络安全保密及监督制约程序；四是发卡行、使用的法定程序和市场行为准则：五是信用卡授权、交易、清算和支付等重要环节的规范；六是各种信用仁欺诈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从法伴内容上对信用卡的规制

加以完善，制定专门的《信用卡法》，让各个环节能明确的在法律的指导下运行，让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有明确的法件规定作支撑。

其次，要衡量持卡人和银行的利益，现代法律的精神实质就是协调平衡各种利益冲突，特别是社会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意志、行为和利益的矛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信用立法中，对银行格式合同的管制和在出现各种信用卡业务风险时当事人的责任分担，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等等，无一不体现出对银行和客户的地何和利益的平衡，所以，我们应根据经济和银行业发展状况，全面平衡各方利益，建立一个合理的信用立法的框架。再次，”国际化”和”本土化”棚结合，借鉴国外相关规定及合理做法。我国有关信用卡的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对困际公约、国家惯例的吸收，对外国立法、判例的借鉴恐我嗣立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