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范文10篇

欺诈范文篇1

一、市查处医疗欺诈行为的基本情况

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疗欺诈行为是指违反医疗保险管理法规和政策，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及其他方法，向医保基金管理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或医保待遇的行为。

市近两年来共查处了15起严重医疗欺诈案例，违规金额近80万元。其中“挂床”住院8例；向医保部门传输虚假数据3例；冒名顶替住院2例；虚开住院票据1例；伪造病历等相关材料的1例。此外，以采取“分解住院”方式骗取医保基金的有近200人次；还有一些欺诈行为因金额小、行为方式较为琐碎，未统计在内。

从查处情况来看，医疗保险中的医疗欺诈行为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实施欺诈的行为人较为复杂，既有参保人，也有医疗机构，还有用人单位。在利益趋同的条件下，往往参保人与医疗机构人员共同合谋欺诈，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在欺诈过程中，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作用十分明显，即使参保个人想实施欺诈，往往也要得到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支持、纵容和配合。二是欺诈种类繁多。从参保个人来看，使用的方式主要有：冒用他人医疗保险证、卡就医；异地就医人员伪造或虚开医疗票据回来报销；“挂床”住院就医；要求医院开具本人不必要的诊疗项目或药品，由他人代作或代用等。从医疗机构来看，使用的方式主要有：伪造、变造以及提供虚假病历、处方、疾病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使用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应由参保人自费的医疗费用，较为严重的是将非医保支付病种（如车祸、工伤、打架斗殴等）改为医保支付病种；向参保人提供不必要的或过度的医疗服务。三是对异地医疗欺诈调查的成本高、取证难。根据市对异地就医检查的情况，外地检查每人每天的成本平均在300元左右（含各种交通费），受经费情况限制，一年也难以组织几次检查；在检查中，获得外地医疗机构的密切配合也较为困难。尤其是一些退休异地安置人员居住范围广泛，即使在审核中一些报销单据明显存在疑问，也无法进行调查核实。四是对欺诈行为的处理困难。一种情况是无法处理，往往一个城市中存在1～2家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医院，对其处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很难触及到其根本利益。另一种情况是无权处理，对外地违规医院缺乏地区间的协查合作机制，只能对实施欺诈的参保人简单拒付了事，对违规医院无计可施，无疑助长了一些医院对异地患者的违规行为。

二、对医疗欺诈行为的防范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根据实际提出以下防范对策：

1.多措并举，加强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首先，要加强医疗保险机构自身建设，适当增加工作经费，保证反欺诈监管的有效进行；充实医疗专业人才，加强对现有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识别欺诈行为的能力；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高工作效率，改进监管工作方式；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减少由于信息障碍导致的欺诈风险。其次，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建立日常巡查、重点专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完善相关的各项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医保协议管理，量化各种管理指标，如住院费、床日费、转院率等，明确界定各种违规行为和处罚措施；积极探索新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现行的按服务项目付费办法，对部分定点医疗机构试行医疗费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或复合方式付费，建立定点医疗机构自我约束控机制。第三，加大惩罚力度。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反医疗欺诈责任制，当出现欺诈行为时，要逐级追究责任。运用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将必要的信息传播给公众，从而为实施社会惩罚和市场惩罚创造条件。对医保管理机构难以调查取证的案件，建立公安部门、检察院介入的工作衔接机制和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工作的机制。

2.加强部门间合作，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形成合力。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涉及到多个部门的综合管理问题，仅仅依靠医疗保险机构是不够的。同一欺诈行为，往往会违反多个部门的管理规定。医疗保险机构应与卫生、物价、药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坚决查处各种欺诈行为。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各自领域的专家作用，提高整体反医疗诈骗能力，加大联合处罚力度。

欺诈范文篇2

(一)诉讼欺诈的概念

诉讼欺诈也被称为“诉讼诈欺”或者“诉讼诈骗”。可是诈骗两字存在“诉讼诈骗”中的往往会给人“诉讼诈骗”乃是“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①是以,笔者认为“诉讼欺诈”这一称谓。在我国“诉讼欺诈”只能在民法中发生,可是近年来我国在刑法管辖范围之内频频发生了所谓的“诉讼欺诈”,而刑法上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与之相适应。

当今国内外并未对“诉讼欺诈”的概念有统一的认识,大致的观念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行为人以非法的手段获取他人利益,此种非法的手段主要为: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向法院提起名事诉讼,并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而获得财产行为;②2.诉讼人参与人通过恶意串通手段架构虚假法律事实以及民事法律关系,利用法院的通过合法的诉讼程序,损害他人利益并以此获得非法目的;3.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关系主体恶意串通,采取非法手段制作证据,致使法院无法做出正确的判决,从而达到损害诉讼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了破坏审判秩序以及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以上观点笔者较为同意第一种观点。

(二)我国现阶段“诉讼欺诈”的特征

对于“诉讼欺诈”有了一定的认识以后我们对其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诉讼欺诈拥有以下特征:1.行为发生时间的单一性,“诉讼欺诈”由于诉讼的限定,所以发生在由案件受理开始直至案件结束的诉讼过程。2.主观目的以经济利益为主。民事诉讼是以获得非法的财产利益为目的的情况是行为人在此目的下的支配采提起的诉讼的,因此一般来说“诉讼欺诈”的行为人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3.参与主体的固定性,由于行为发生点都是诉讼期间,所以在“诉讼欺诈”的行为中,行为主体一般为:行为人、被害人以及法院;4.侵犯客体的双重性,在“诉讼欺诈”中行为人采用了通过欺诈的手段来获取不正当利益,所以它具有的欺骗性、隐蔽性等特征,从而造成法院判断发生错误——从而造成两种损害:司法不公以及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析以及犯罪性质分析

(一)关于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对于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有过一个版本的解读:本版本中对于诉讼欺诈的定性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并指出诉讼欺诈行为所侵害的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处理,并不鼓励法院追究诉讼欺诈人的刑事责任。③

(二)关于诉讼欺诈行为犯罪性质分析

根据笔者经验,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行为最后后果一般如下:一、诉讼欺诈行为被法院识破,同时法院做出了不利于欺诈行为人的判决;二、诉讼欺诈目的达成,一审法院做出有利于欺诈人的判决,诉讼相对人(被害人)不服提出上诉;三、诉讼欺诈目的达成,一审二审均胜诉,判决发生效力,造成生效判决不公正。在第三种情况下被害人极有可能进行申诉。

由以上的诉讼欺诈行为的各种后果来看,诉讼欺诈是一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诉讼欺诈对于社会的危害性具体有以下几种:第一,诉讼欺诈人利用诉讼欺诈行为破坏了司法公正以及司法权威的树立;第二,诉讼欺诈行为人通过诉讼使得诉讼欺诈人获得不正当利益;第三,诉讼欺诈行为严重的侵害了诉讼相对人的民事利益,并使诉讼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由于利益的获得与损失是相对的,大多数诉讼欺诈案件中行为人通过诉讼欺诈手段获得了非法目的,那么诉讼相对人也就损失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面造成了司法不公正,另一方面造成了相对人的经济损失。

由于以上情况中,诉讼欺诈行为人的行为对于司法权威的损害以及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的而欺诈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具有严重主观恶意,诉讼欺诈这种行为对司法秩序的巨大的损害和对诉讼相对人的利益倾翻,这种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该使诉讼欺诈行为人负一定程度的刑事责任。现阶段,我国有学者提出,犯罪只需要具备两种特征:社会危害性以及刑事违法性,④所以“诉讼欺诈”应是属于刑法管辖防范围。

三、立法建议

笔者根据《刑法》以及《立法法》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评定行为人主观思想和以及客观行为的两方面不同的特征,现对于关于诉讼欺诈的刑法条文如下试想:

行为人利用伪造的证据或作虚假陈述的手段,使得民事诉讼遭到破坏或者使得人民法院审判秩序以及司法公正无法实现,来达到其非法的经济利益的目的,情节严重者对诉讼直接行为人处以三年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对于前项犯罪的为单位犯罪者,可以单位的直接负责人处以三年以下刑罚,可以对单位处以罚金。

具体实施情况为:处罚规格以涉及金额的大小为准,如果涉案金额一般,可以让犯罪嫌疑人返还不利所得,并处罚金,并不一定要对犯罪分子处以有期徒刑;如果涉案金额较大,可以酌情处以三年以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通过拘役等其他形式的刑罚进行惩罚,造成损失可以并处罚金;如果作案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相对人巨大损失可以加重到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建议金额划分:金额一般(5万-10万之间)、金额较大(10万-100万)、金额巨大(100万以上)。

注释:

①刘远,景红年.诉讼欺诈罪立法构想.云南大学报法学版.2004(2).

②王作富.恶意诉讼侵财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特征.检察日报.2003年2月10日.

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的答复.2002年.

④刘艳红主编.刑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欺诈范文篇3

当前困扰与威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股浊流，就是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活动，它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损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心腹之患。

一、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的一种不法行为。

1、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

2、合同刑事诈骗，是指欺诈行为人的签约动机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

二、合同欺诈的手段

1、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手段有：

虚假的质量欺诈、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虚假的宣传欺诈、虚假的价格欺诈、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虚构标的欺诈、非法传销欺诈、买卖双方欺诈。

2、合同刑事诈骗的主要手段：

投其所好、诱敌深入、金蝉脱壳、陷阱暗算、高额利诱、潜逃废债、互相并吞、传真诈骗。

三、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

1、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

2、采取预防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提高警惕、得道多助、完善制度、核审资信、慎签合同、供货反诈、购货反诈、项目反诈、引资反诈、租赁反诈、担保防诈。

3、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废约、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政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

由于经济活动的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国家机关、合同监管部门和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依法经营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当前困扰与威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股浊流，就是市场经济的无序和企业信用的危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近些年来，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活动，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合同欺诈不仅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而且波及的领域地域日益广泛，并呈高智能、专业化、群体化和辐射状的蔓延趋势。合同欺诈行为，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损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心腹之患。因此，加强全社会对合同欺诈的预防识别与抵御能力，乃当务之急。

一、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不法行为。根据其性质的不同，本文将合同欺诈划分为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刑事诈骗两类，来加以论述和剖析，以便于人们识别和防范。

1、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合同民事欺诈有以下特点：

（1）欺诈人故意发出欺骗性或虚假性的邀请，以诱导对方向自己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采取欺诈手段得逞签约目的，表现出行为的主观性。

（2）欺诈人对订立合同的主要条款及有关关键性事实作虚假介绍，或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其目的在于让对方落入圈套而不觉悟，致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承诺，以实现签约目的，表现出欺诈行为的客观性。

（3）欺诈人以卑劣手段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其本质是使所签合同产生法律上的效力，通过履行这种表面合法实际虚假的合同获取不法利益。

（4）欺诈人一般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或具有一定的实际履约能力，同时可能还履行过合同或正在积极履行所签合同条款的部分义务，诱使对方上当受骗，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从被欺诈方获取更大的非法利益。

（5）合同民事欺诈的效力。采取欺诈手段所签订的合同确认无效后，从签约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已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随之解除。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依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损失。如果当事人故意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将追缴当事人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库所有。

2、合同刑事诈骗，又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以别于合同民事欺诈。合同刑事诈骗的含义是，欺诈行为人的签约主观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俗称“无本生意”）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合同刑事诈骗有以下特点：

主观性。欺诈人必须有诈骗的直接故意，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的实现与其采取的欺诈手段系因果关系，即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正是利用所签合同诈骗的必然结果。

客观性。欺诈人采用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或贿赂人等欺诈手段，利诱对方当事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违心签约。但诈骗人对所签合同既无履行诚意，也不具有履行条件，只是利用所签合同的“合法形式”，以使自己非法侵占对方大量钱财的目的得逞。

关联性。欺诈人实施以合同行为诈骗手段的行为过程，包括以欺诈手段签订合同和以合同“约”定骗财骗款前后两个过程，欺诈方施放烟幕弹，受骗方误中连环计。

阴险性。欺诈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智商、技能和作案手段，表现在诈骗人利用合同行骗前都要认真策划，精心准备，一般要对行骗对象、市场行情、合同款项、逃避制裁等作可行性调查研究，在签约形式、内容条款上作手脚，埋伏笔，置陷阱，设圈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群体性。欺诈人可分为“公诈”、“私诈”。“公诈”是指单位集体行骗或指使当事人、人行骗，“私诈”是指个人行骗，一般以累犯惯犯居多，往往他们有犯罪前科，应对防范、打击经验较多，也有“公私合营”的，危害深重。

专业性。欺诈人投其所好，常以合作、合伙、入股、代办、代购、代销的单位和“能人”面目出现，以合同欺诈为生。有的受同乡、同学、同胞、同僚关系影响，有的受人利诱，见利忘义，有的曾是诈骗受害人，受损或破产后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变本加厉地谋害他人，有的成为职业惯犯。

复杂性。指欺诈人诡计多端，随机应变，手法变幻，花样翻新。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往来的速度与额度不断增加，骗子们除继续使用传统骗术外，不断变换行骗区域、行骗行业、行骗手段，合同欺诈案件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连锁性，扑朔迷离。

二、合同欺诈的手段

当前，合同欺诈的方式五花八门，手段千奇百怪，既有惯常的民事欺诈方式，也有更为诡秘与险恶的刑事诈骗方式，手段无论怎样翻新，大都是利用人们赚钱迫切的浮躁心理。因此，静观分析合同欺诈的主要表现，研究应对合同欺诈的各种措施，有利于识别形形色色的欺诈行为，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避免人们上当受骗，更好地制裁、治理这种违法行为，维护经济生活的健康有序。

（一）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表现，是围绕合同的主要内容条款耍花招、玩手段：如虚假的陈述或说明，或制造假象、隐瞒真相，目的旨在骗取对方信任，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借履行合同获取非法利益。因此，就个案来讲，它的危害后果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小，就普遍性而言，它的危害程度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广。一般来说，合同民事欺诈的手段有：

1、虚假的质量欺诈，在合同标示质量条款上作引人误解的不真实表示。（1）狸猫换太子——出示真样品，兑现合同时却以雁品替代，愚弄对方；（2）割头换相——，伪造或冒用产品的质量鉴定标志，促成合同签订，“诱奸”对方；（3）张冠李戴——提供虚假的产品说明书，欺骗对方；（4）狗皮膏药——谎称产品为专利产品名优产品，给人造成神秘或信任感，以售其奸。

2、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1）假冒他人或虚构个人的注册商标的商品为欲订合同的标的物；（2）在商品或商品包装上，印制虚假标志，标迟出厂期，延长有效期，扩大保质期，以推销劣质、过期商品；（3）仿冒他人商品标识。同类别产品、谁俏销就仿冒谁，从外观到包装全仿真，借水行舟，大树底下好乘凉。

3、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1）欺世盗名，伪造证明文件公章公函，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其他单位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或空白合同书，而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诈骗钱财；（2）假单位欺诈法，社会上少数不法分子伪造公章、合同章和营业执照，设立无资金、无场地、无设施、无从业人员的“皮包公司”，利诱被欺诈方签订合同，待对方先行履约或预付钱款后逃之夭夭。

4、虚假的宣传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合同标的质量、成份、性能、用途、产地、生产者、有效期限、毒副作用等作令人误解的虚假表示，诱惑他人与其签订合同的欺诈行为，包括虚伪的“有奖销售”、“限量发行”、“买一赠一”等。

5、虚假的价格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虚假或令人误解的价格条款或条件诱骗对方与其签订合同，从中渔利，往往是通过“大削价”、“大甩卖”、“大清仓”、“季节降价”、“破产处理”、节日大酬宾活动实现的；（1）虚假标注差额巨大的原价、现价，谎称降价的促销行为；（2）模糊标价，用模糊语言、计量单位诱人误购；（3）虚实两套价格，以低价成交、高价结算，先蒙人后坑人。

6、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一是欺诈方在实施欺诈之前已先与被欺诈方履行了几份小额合同，付小额定金，且履约积极、顺利，制造本身履约能力强，重合同守信誉的假象，骗取对方充分信任。然后谎称因生产生活或业务经营需要，签订大额订单，骗取大量货物和钱款。二是欺诈方经过精心踩点后锁定欺诈对象，对其情况相当了解，而欺诈对象对欺诈方则了解肤浅，有计划的诚实骗不设防的冤家，骗无不胜。三是欺诈目的得逞后，欺诈方往往隐匿遁形，杳无音讯。

7、虚构标的欺诈：编造子虚乌有的项目诱骗当事人上当。（1）伪造“破产拍卖”文件资料，多方骗取定金；（2）编造理由，侵吞定金：以大批量的加工业务为诱饵，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收取定金，最后以加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退定金；（3）诈骗者本身不具有专业资质，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项目工程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些资料图纸，以发包方的身份引诱其他单位承包工程，甚至搞“多角恋爱”，一女许嫁几家，从而骗取对方的合同保证金等；（4）伪造政府批文，伪造抵押担保，骗取信贷投资和其他“投资伙伴”。

8、非法传销欺诈：（1）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通过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上线吃下线，下线吃回扣，收益额度以加入先后为序；（2）从业人员以下线交纳的入门费或认购商品回扣为生，通过发展成员，组织网络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招商引资”，极容易诱惑群众误入歧途，极具欺骗性、传染性和危害性。

9、买卖双方欺诈。一是欺诈方利用对方欲赚取购销差价的心理，先以下家的身份与欺骗方订立购销合同，同时又串通第三方作为被骗方的上家，以提供被骗方下家所需相同的商品为诱饵，诱使被骗方订立合同，骗取货款；二是欺诈方先后以卖方和买方两种身份出现，意欲出售某种商品，使受害方又产生有多人要买这种商品且价格较高的错觉；三是受害方往往是一些开业时间不长，但又急于收回投资、踌躇满志的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成为冤大头奉送学费；四是受欺诈方履约付款后，欺诈方携款潜逃，打一枪换一地方。

（二）合同刑事诈骗，比起合同民事欺诈，具有目的更险恶、手段更卑劣、方式更隐蔽，作案更狡猾，情节更复杂，后果更严重的特点，更应引起人们高度警惕，拭目以待，谨防上当受骗。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方式林林总总，手段无奇不有，现仅就常见的几种归纳如下：

1、投其所好。即利用一些单位或个人急需某种紧俏商品，或急于出手某种滞销积压商品，诱人签订购销合同，骗取大量预付金和定金中饱私囊，这里欺诈方可以买方、卖方或中介方的不同身份在合同中出现。

2、诱敌深入。欺诈方与对方先做成数笔交易，甚至做成一些赔本买卖，骗取对方信任，尔后签订大宗买卖合同，套取大宗货物或大笔货款，大发不义之财，抑或置人于死地。

3、金蝉脱壳。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欺诈方采取拼造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视察、题词、合影图片，让对方参观他人车间，看别人货物的手法，虚构事实，制造假相引人上其贼船，一旦签约后将对方货款、定金骗到手，就溜之大吉，逃避法律制裁。

4、陷阱暗算。即欺诈方事先假冒机关事业单位、知名度高或信誉较好企业的名称，大额度招标采购公告，被骗方一旦签订合同落入精心设计的圈套，欲罢不能，欲退不行，巨额商品打了水漂，这里欺诈方扮演的是订购发包方身份，而且往往因人而异，一户一策。

5、高额利诱。即欺诈方利用招商信息的方法，声称自己因业务急需加工一批产品，时间紧，要求高，加工费高出正常费用许多，引诱一些企业上当，但要求先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预付一定量的合同保证费或质量押金，但对方签约付款后曲终人散，讨债无主，告状无门。

6、潜逃废债。古往今来，案例很多，但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当地投资兴业的外来户蓄谋已久，精心策划，营造一片红火兴旺的繁荣景象，大肆进行社会公关和感情投资，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到供应销售各个环节，签订大批赊欠合同，恶意拖欠地租、房租、水费、电费、税金、货款和员工工资，累积到巨大数额，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所有动产从此蒸发，登记档案里为警方留下一堆虚假资料。

7、互相并吞，又称黑吃黑，是黑道上惯常的欺诈术。即欺诈方因、、走私、制假、贩毒、盗窃、偷渡等犯罪需要与受骗方签订借债合同，或者由于意外原因赔得血本无归，或者由于欠方恶意黄债，一走了之。有的为独霸一方市场，以签订合同为诱饵，将黑道同伙及其赃款赃物诱出，挑起事断，嫁祸于人，或交给黑恶势力，或供给警方，借刀杀人。

8、传真诈骗。即欺骗方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先行发出订货要约，然后恶意利用外地汇款的时间差，先通过银行向对方汇去少许款项，取得盖有银行印鉴的汇款单后，再用刀片或涂改液更改为大额汇款，用传真机发往供方，或者与金融部门不法分子相勾结，伪造承兑汇票，供方收到传真来的汇款单或寄来的汇票时即发货，当发现受骗时，货物被持假证件的人提走，提货人下落不明，失主追悔莫及

三、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如上所言，由于合同欺诈手段的多样性、行为的狡诈性，会导致程度、性质不同的后果，其谋害之劣，祸害之深，毒害之广，危害之大，影响之坏，千夫所指，众怒所犯，罄竹难书。因此，如何唤醒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有效防范和抵御合同欺诈，在理论研究中的探索和法律实践中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尽管合同欺诈诡计多端，花样百出，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认真做好宣传、教育、预防、防范、整顿、治理、打击、监管诸项工作，标本兼治，合同欺诈就失去伪装，难有存身之地。

（一）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1、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制观念与合同意识，经常向广大公民，重点是企业经营者宣传有关经济合同的法律法规，定期组织专业培训与经验交流，使合同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构筑一道预防合同欺诈的思想防线。

2、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市场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通过立法程序及时调整和完善合同规范的法律法规。

3、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举报投诉中心网络，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原则，做好媒体揭露和重点曝光、集中打击与群防群治工作，抓好侦查、起诉、审判和改造四个环节，对罪犯起到震憾作用，促其自制自拔，悔过自新。

4、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为维护公平交易和市场秩序，应发挥工商机关经济战线生力军和轻骑兵的优势，迅速便捷，主动出击，对合同欺诈行为从重执法，严厉制裁，依法取缔。同时，要在源头上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把好新开企业申请注册和已开企业的年检验照的审核关，教育和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增强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切实加强对企业的回访检查和经营行为的监管，加强对“三无”企业、挂靠的假集体企业和非法承包租赁企业的清理，消除法律监管的盲区与合同欺诈的隐患。

5、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以工商牵头，开发整合海关、商务、质检、金融、税务、劳动、公安、检察、审判等部门信息资源，建立企业信用网络监管体系。而金信工程的重点是完善企业信息网络，设定目标是：按照企业信用监管指标体系和实施分类管理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指挥体系，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监管平台，通过联网，实现资源共享，适时监控，进一步提高企业信用的自律功能。国内外任何经济组织和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上网查询任何企业的信用等级、资信状况和不良记录，任何心存侥幸的不法经营企业，将无藏身之地，受到法律的惩罚，必将陷入人人喊打，个个唾弃的灭顶之灾。

6、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大张旗鼓地表彰“重守”企业，帮助和促使企业完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自律机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措施提高合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管理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同时，继续开展经济合同鉴证、动产抵押登记、公开拍卖监管、格式条款备案、合同示范文本发放等工作，防止合同欺诈发生，有效保护交易安全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采取应对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1、提高警惕。就是要提高对受骗危害性和防骗重要性及合同风险性的认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那些轻易而举的上门“好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切忌“财迷心窍、利令智昏，酒乱人性，色淫方寸”，如果警惕性不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亏上当受骗。

2、得道多助。“得道”指借助法律武器和科学方法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多助”即寻求多方帮助，包括自助和求助。具体来说首先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懂得市场经济知识，还要懂得法律法规知识，不仅要懂得国内法，还要懂得国际法，既要熟悉和掌握从事市场购销的知识和业务能力，又要熟悉与本行业、本部门有关的法律法规，运用知识与法律，保护和发展自己。其次要加强企业内部的业务、财务、仓库管理、监督部门的协作配合与信息沟通，实施动态管理，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防保措施。其三要加强与银行、工商、公安、检察、海关、审判等部门的联系，主动争取帮助，规避和减免经营风险。

3、完善制度。“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好咬有病的鸡”。经验告诉我们，合同欺诈往往利用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凡是制度不健全、防范不严密的企业往往是诈骗屡屡得手的地方。因此，企业应根据实际，从合同签订到履行结束的全过程，制订一套比较完善而严密的合同管理制度，如合同签订程序和审批制度，合同专用章与合同文本管理使用制度，合同鉴证制度，合同履行监督制度，合同中止备案制度等等，尤其是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适时监控最为必要，可随时掌握合同履行进程，对有问题不能履行的合同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4、核审资信。为了有效防范合同欺诈，签订合同前务必认真审查对方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查清其身份及履约守信状况，签约前首先要求对方提供：（1）法人代表身份证明；（2）营业执照副本；（3）法人资格证书；（4）法人授权委托书；（5）合同经办人身份证以及担保书等，切忌和防止仅凭对方提供的银行帐户、合同专用章、工作证、介绍信、名片等不全面、不规范的证明文件签订合同。同时也应杜绝凭老关系、老朋友、老熟人或领导、部下、亲友的推荐介绍等草率签订合同。查履约能力就是查清对方经营现状，签约前应通过信函、电报、电话、中介或派员等方式调查对方资金和信誉，以防意外。重大经营活动应举行听证，集体讨论决策，给对方特殊优惠的业务要慎之又慎，可制定预案，以防不测。

5、慎签合同。为预防合同行为人在合同条款内容上暗作手脚预埋阴谋，应按照合同示范文本的格式，严格审查合同条款，包括合同的主体、要约、承诺、权利、义务、标的、质量、数量、价款或酬金、结算方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都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表述清楚明确，具体完整，不能含糊不清或易产生歧义理解授人以柄，留下隐患，必要时请律师把关，履行合同担保、鉴证程序。

6、供货反诈。供方在履行买卖合同中反欺诈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供方能在交付货物后顺利获取需方支付的价款，为安全起见应注意：

（1）采取托收承付方式结算，需方拒付货款的，应当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拒付输。如需方无理拒付货款，供方可申请对方开户银行进行说服。经银行说服无效，应申请银行强制扣款。

（2）在交货时，根据合同约定，供方要求需方提供担保。需方不提供担保的，供方拒绝交付货物。因为一旦交付货物、就丧失了控制权。发货、提货时更要把好出库、出厂、处境关，防止和减少受骗案件的发生。

（3）申请仲裁或者法院起诉。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仲裁的，供方不得先向法院起诉，而必须先申请仲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向法院起诉的，供方可在供方所在地、需方所在地、标的所在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法院之中选择一个法院，提起诉讼。

7、购货反诈。购货方在履行合同中反欺诈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取得依照合同约定供方交付的货物，为了交易安全，应当做到：

（1）依合同规定，供方交付货物后购方支付货款，若供方未先行交付货物，购方则不必支付货款。若供方延迟或拒绝交货，购方可依合同规定，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

（2）依合同规定，在需方支付货款后，供方才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况下，如果供方在签订合同后履行合同前，其财务状况恶化，有可能在将来需方支付货款之后仍不能交付货物，需方有权要求供方先交货或提供担保，否则，需方拒绝履行自己支付货款的义务。如果供方提供担保，则购方就应先支付货款。供方提供担保在货物的交付期限届满仍不能履行交货义务的，需方可就供方提供的担保执行，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需方还可以依据情势变更规则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

（3）根据合同规定，在供方先行交付货物尔后需方才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如果供方提供的货物质量有缺陷，需方可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如同意利用，降低货物价格；交付替代货物；拒收或退货，并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等。

（4）合同中没有质量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法律、行业标准履行，尚无上述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特定标准履行。交货验收时，购货方一定要亲临现场，依据有关法律根据资料、协议、样品等质量标准逐项逐批进行验收。也可聘请专家质检人员代检。却不可碍于情面免检留下后遗症。

（5）付款时要严格资金管理制度，切不可义气用事，轻易兑付。大额资金流动要商请银行把关，万万不可违背财经制度，铸成大错。

（6）如果供方无履约能力或根本不准备履约，以欺诈手段引诱需方签订买卖合同，从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的，需方应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并适时申请财产保全。供方骗款后出逃的，需方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收集提供供方实施欺诈的线索和证据。

8、项目反诈。对经济技术信息包括种植、养殖、加工、贸易、施工项目，要进行综合考察，重点是信息来源，提供人身份、项目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断定真伪、评估价值后再支付相关合理费用。

9、引资反诈。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中，引资方往往急于求成，外方借机欺诈，签订不平等合同，先发制人。因此，双方在签约时，出资方式中既要考虑赢利性，又要考虑对等性，出资应当公平合理，对外方的出资应当要求至少提供部分资金，外方如以物化形式进行部分投资，引资方也应要求以场地、厂房、设备等进行投资。对外方以无形资产作为入资形式的，要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机构进行科学评估。对外方以设备、产品进行投资的，必须坚持用原始凭证计算价格，并通过国家商检部门的检验，借以有效防范国际合同欺诈的发生。

10、租赁反诈。对出租人不按期交付租赁物致使承租人无法实现合同预期的目的，承租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第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要求减免租金。承租人无正当理由延迟或拒付租金，出租人应在法定诉讼时效内讨债。承租人如征得出租人同意为经营需要而增加的租赁物价值，应留下书证，充抵租金或返还租赁物时要求出租人出资赎回。

11、担保防诈。企业在借贷、买卖、货运、租赁、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应依照《担保法》的规定设定担保。经济交往中，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应尽量避免风险。债权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低于债款，债务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高于债务，以防止合同欺诈的发生。双方都应对对方的身份、地位、声誉、履约能力等进行综合考察，视其情况决定交易额度、交易方法、担保类别、押金多少，以减免风险。

（三）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既要沉着应对，临危不惧，又要急中生智，当机立断，学会掌握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制裁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根据我国民法和刑法关于合同欺诈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在遭遇欺诈侵害行为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1、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协商变更，包括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或补充。协商解除，是合同当事人通过蹉商，在合同关系有效期限尚未届满提前终止合同。协商变更和协商解除这种补救措施，往往会遭到欺诈方不予理会或干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被欺诈方应不失时机地采取其它措施。

2、依法废约。该措施适用于被欺诈方发现已签订的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方有欺诈嫌疑，双方签订的合同有可能成为欺诈性的无效合同的特定场合。在这种场合，被欺诈方应暂不履行合同规定的内容，如不予发货，不予付款，对于尚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的合同，要立即中止；对于应入帐而未进帐的货款，要派员督促查办，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保证应收尽收。对已被骗出的商品和货款，要及时报案，请求有关部门围追堵截和依法讨还。

3、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如果被欺诈方在合同订立后或正在履行中觉察意识到合同可能为欺诈性合同，应及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审查，确认该合同无效。如双方没有订立书面仲裁协议，又发现对方有欺诈嫌疑的，要注意收集证据，写好诉状，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发现欺诈方可能处分或转移已经履行的财物、货款的，要及时向人民法院依法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账户。如果发现欺诈方隐匿财产或携款潜逃，不能履行合同的，被欺诈方要及时向司法机关报案，并积极提供各种线索，采集合同欺诈有关证据，协助司法机关快侦快破，追还款物，并追偿因遭受合同欺诈带来的经济损失。

由于经济活动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守法经营、依法维权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参考文献资料

1、《最新工商政务管理与行政执法实务》

2004年5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覃小英主编

2、《工商执法全书》

1997年7月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张经主编

3、《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

2003年8月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祝铭山主编

4、《合同陷阱与防范全书》

1999年5月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5、《基层工商所工作实务全书》

1999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李旸主编

欺诈范文篇4

一、破产欺诈罪

破产欺诈罪的概念及其刑事立法：

破产欺诈罪是破产犯罪中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犯罪之一。它是指破产人或其他破产程序参与人在破产宣告前一定期限内，或在破产程序中，以图谋自己或他人利益或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有关欺诈行为。

惩治破产欺诈犯罪行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有关法律中均有规定，并作为打击破产犯罪的重点。对破产欺诈行为，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破产法与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破产法所规定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英美法系破产法习惯详尽地列举破产欺诈行为的具体表现，例如，我国香港地区破产条例所列举的破产欺诈行为竟有20项之多。外国或地区破产法所列举的破产欺诈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均采用狡诈、欺骗的手段，或将破产财产隐瞒、藏匿；或假赠亲友，私下转移，最终转归自己：或放弃债权，无偿转让，以求其他利益等等。其最终目的均在于使破产财产减少，以损害债权人利益。

二、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立法没有明确债权人权益优先的指导思想，而且不同法律、规章往往相互矛盾。《破产法》第37条、《公司法》第195条等法规规定，企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之后，清偿顺序依次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公司和劳动保险、破产企业所欠税款、破产债权。虽然这一清偿顺序符合国际惯例，但对破产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发放标准无具体规定，有关方面很容易用多提破产费用，多发职工工资等手段转移破产企业资产。

(二)迄今没有明确破产欺诈行为为刑事犯罪。在国际上，强化破产欺诈犯罪刑事立法工作已经成为普遍趋势，1963年法国刑法、1971年西班牙和瑞士刑法、1971年奥地利刑法均将破产犯罪条款从破产法、商法移入刑法，以引起大众及执法人员的注意，我国法规的现状不仅与国际法律发展趋势相悖，而且滞后于国内现实。

(三)破产法规适用主体狭窄。现行《破产法》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唯一适用主体，而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已经提供了国民经济2／3以上的产出，非国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破产、重组案件也将相应增多，没有一个涵盖不同经济成份所有企业的统一破产法规，显然无法统一、有效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四)保护债权人权利的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往往流为空文。尽管《公司法》第7、8章以及《贷款通则》第46条等条款都规定保护债权，然而有关法规既没有从组织上保证清算组的中立、客观，又没有明确债权人对清算组有监督权，至于债权人如何调查破产欺诈行为等项事宜，更一概付之阙如，致使债权人会议在实践中沦为“橡皮图章”，只能对清算组自行确定的清算方案走走过场而已。

(五)对破产欺诈行为主体定义狭窄，缺乏关于惩治债权人欺诈行为的规定。在实践中，破产企业一般都有多个债权人，某一个或几个债权人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事例并非鲜见，我国破产案件中就常常出现最大债权人——银行被排斥在外的情况。我国有关法规没有惩治债权人欺诈行为的规定，不能说是一个严重缺陷。正如道格斯·诺思所指出，在一个分工和专业化已达相当水平的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完全、交易双方对交易品所拥有的信息数量不对称，加之有关经济主体逃避经济责任，使利益内化、成本和费用外化的机会主义动机，各种欺诈、违约、投机取巧等“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在破产过程中亦不例外。抑制“道德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需要吸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有关法规，方能有效制止不规范破产、重组行为的泛滥。

三、破产欺诈罪的构成特征

与其他刑事犯罪不同的是，作为破产欺诈罪在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及客观方面等构成要件上，均有其特殊之处。

(一)破产欺诈罪的主体特征，同前面所论述的破产犯罪主体一样，破产欺诈罪的主体具体包括破产人本身、债权人和其他参与人。

就我国目前来看，当破产人为破产欺诈犯罪主体时，应当追究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高级职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英国1986年破产法还规定企业的前任经理(包括“影子经理”)及前任高级职员在清算开始前12个月内或清算开始后任何时候，如果对企业财产实施了隐匿、欺诈性转移、做假帐等行为的，也应追究其破产刑事责任，这点值得我国立法借鉴。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立法趋势将允许非法人经济组织或公民个人破产。对于非经济组织，建议可以按其承担责任的方式处理其破产责任：公民个人破产时，破产人本身、法定人、监护人、经纪人等也可作为破产欺诈犯罪主体。

如果债权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其他人债权人或破产人或妨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债权人也可成为破产欺诈犯罪主体。如美国《破产法典》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务状况作欺诈性地虚假说明，严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或隐瞒债权请示人应当公布的信息，严重妨碍破产程序进行的，处以刑事制裁。

其他参与人是指参与破产程序，与破产处理有关的破产财产保管人、清算人、法院破产执行人员或其他负责监督、保管财产的人员等。这类人员如果其行为对债权人、破产人造成侵害，或妨碍破产程序顺利进行，情节严重的，也可成为破产欺诈犯罪主体。

(二)破产欺诈罪的客体特征，破产犯罪的同类客体是指与破产管理活动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而破产欺诈罪是破产犯罪的个罪之一，因此，它也侵犯了与破产管理活动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另外，它也侵犯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破产欺诈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一方面侵犯了国家的经济管理秩序，另一方面则直接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的经济利益。

(三)破产欺诈罪主观方面特征，破产欺诈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有图谋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即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从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中分析，不难看出，他们都较强调破产欺诈犯罪的主观恶意，在法律规定的破产欺诈罪中，一般都以主观恶意程度较高的故意为主观要件。

(四)破产欺诈罪客观方面特征，破产欺诈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有关欺诈行为，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破产之成立必须以企业之经营确属破产或濒临破产为前提。只有当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本抵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采用编造虚假情况或隐瞒事实真相的动机和行为，后而达到欺瞒债权人及清算组，以实现其获取不法利益而致债权人利益受损的目的。

第二，欺诈活动是破产欺诈罪的本质特征。在破产欺诈罪的诸种欺诈行为中不外两种情况：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前者如捏造债务、无偿转让财产及对未提供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等的，后者如放弃债权等。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两种方式兼而有之。

第三、破产欺诈活动须发生于破产前后的法定期间和解、整顿过程或破产程序中。我国《破产法》第35条规定的一系列禁止行为是指发生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期间的期间内。对于破产欺诈行为的实施期间，各国或地区的法律规定破产期诈行为的实施期间，各国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一种是指破产期诈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如我国台湾地区。另一种是对破产欺诈行为的实施时间不作限制，如日本、联邦德国等。我认为第二种立法规定有不科学之处。因为这种规定上不利于司关机关决定破产欺诈的开始时间，也不利于法院确定破产财产的范围，结果要么会放纵罪犯，要么打击面过大。

有人认为我国破产法对破产欺诈行为的实施期间所作的6个月限制性规定过短，他们主张将法律的溯及力的期限规定为1年较妥当合适，即“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1年或在破产程序中”。超过该时间范围的欺诈行为不构成破产欺诈行为。我认为这种主张是有道理的，也较为妥当。

第四，情节严重是构成破产欺诈罪的必备要件。考察破产欺诈行为是否严重，首先应考察该欺诈行为对犯罪对象即债权人所造成的实际上的财产损失数额的大小。其次，考察破产企业欺诈行为的方式，即采用了什么手段。再次，考察破产企业的欺诈行为的动机、目的及行为后的态度。此外，还要考虑行为人对犯罪对象、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具体环境中表现的社会危害程度等等，都是认定破产欺诈行为情节严重与否所应考虑的因素及应参照的客观尺度。

四、破产欺诈罪的刑事责任

关于破产欺诈罪的刑事责任，境外法律一般规定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日本破产法规定，对犯此罪者，处10年以下徒刑，或罚金20万日元。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欺诈罪“处2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追回被侵吞的财产”。但这一建议最后最后未被立法者所采纳。时至今日，我国有关刑事立法尚未对破产欺诈罪的刑事责任作出明文规定。我认为，我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破产欺诈罪的刑事责任作出必要的、明确的规定，但其最高刑是否可以略高一点，以15年有期徒刑为限。这一方面是因为，破产欺诈罪在我国将长期存在，且在一定时间内还将趋于严重，需要加以严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社会制度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即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破产欺诈罪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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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和市场日趋激烈的环境中，新企业的大量涌现和衰败企业的大批淘汰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象征。这种不断地吐故纳新，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既然企业的破产清算是经济运行中的必然现象，那么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破产制度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市场经济又是竞争经济，一切经济主体、经济行为都必须在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法则面前选择自已的命运。破产欺诈行为已成为破产制度顺利实施的严重障碍。为此，本文就破产欺诈及其防治等问题作一探讨，以期对中国破产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破产欺诈罪

破产欺诈罪的概念及其刑事立法：

破产欺诈罪是破产犯罪中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犯罪之一。它是指破产人或其他破产程序参与人在破产宣告前一定期限内，或在破产程序中，以图谋自己或他人利益或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有关欺诈行为。

惩治破产欺诈犯罪行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有关法律中均有规定，并作为打击破产犯罪的重点。对破产欺诈行为，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破产法与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破产法所规定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英美法系破产法习惯详尽地列举破产欺诈行为的具体表现，例如，我国香港地区破产条例所列举的破产欺诈行为竟有20项之多。外国或地区破产法所列举的破产欺诈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均采用狡诈、欺骗的手段，或将破产财产隐瞒、藏匿；或假赠亲友，私下转移，最终转归自己：或放弃债权，无偿转让，以求其他利益等等。其最终目的均在于使破产财产减少，以损害债权人利益。

二、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立法没有明确债权人权益优先的指导思想，而且不同法律、规章往往相互矛盾。《破产法》第37条、《公司法》第195条等法规规定，企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之后，清偿顺序依次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公司和劳动保险、破产企业所欠税款、破产债权。虽然这一清偿顺序符合国际惯例，但对破产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发放标准无具体规定，有关方面很容易用多提破产费用，多发职工工资等手段转移破产企业资产。

(二)迄今没有明确破产欺诈行为为刑事犯罪。在国际上，强化破产欺诈犯罪刑事立法工作已经成为普遍趋势，1963年法国刑法、1971年西班牙和瑞士刑法、1971年奥地利刑法均将破产犯罪条款从破产法、商法移入刑法，以引起大众及执法人员的注意，我国法规的现状不仅与国际法律发展趋势相悖，而且滞后于国内现实。

(三)破产法规适用主体狭窄。现行《破产法》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唯一适用主体，而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已经提供了国民经济2／3以上的产出，非国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破产、重组案件也将相应增多，没有一个涵盖不同经济成份所有企业的统一破产法规，显然无法统一、有效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四)保护债权人权利的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往往流为空文。尽管《公司法》第7、8章以及《贷款通则》第46条等条款都规定保护债权，然而有关法规既没有从组织上保证清算组的中立、客观，又没有明确债权人对清算组有监督权，至于债权人如何调查破产欺诈行为等项事宜，更一概付之阙如，致使债权人会议在实践中沦为“橡皮图章”，只能对清算组自行确定的清算方案走走过场而已。

(五)对破产欺诈行为主体定义狭窄，缺乏关于惩治债权人欺诈行为的规定。在实践中，破产企业一般都有多个债权人，某一个或几个债权人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事例并非鲜见，我国破产案件中就常常出现最大债权人——银行被排斥在外的情况。我国有关法规没有惩治债权人欺诈行为的规定，不能说是一个严重缺陷。正如道格斯·诺思所指出，在一个分工和专业化已达相当水平的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完全、交易双方对交易品所拥有的信息数量不对称，加之有关经济主体逃避经济责任，使利益内化、成本和费用外化的机会主义动机，各种欺诈、违约、投机取巧等“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在破产过程中亦不例外。抑制“道德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需要吸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有关法规，方能有效制止不规范破产、重组行为的泛滥。

三、破产欺诈罪的构成特征

与其他刑事犯罪不同的是，作为破产欺诈罪在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及客观方面等构成要件上，均有其特殊之处。

(一)破产欺诈罪的主体特征，同前面所论述的破产犯罪主体一样，破产欺诈罪的主体具体包括破产人本身、债权人和其他参与人。

就我国目前来看，当破产人为破产欺诈犯罪主体时，应当追究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高级职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英国1986年破产法还规定企业的前任经理(包括“影子经理”)及前任高级职员在清算开始前12个月内或清算开始后任何时候，如果对企业财产实施了隐匿、欺诈性转移、做假帐等行为的，也应追究其破产刑事责任，这点值得我国立法借鉴。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立法趋势将允许非法人经济组织或公民个人破产。对于非经济组织，建议可以按其承担责任的方式处理其破产责任：公民个人破产时，破产人本身、法定人、监护人、经纪人等也可作为破产欺诈犯罪主体。

如果债权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其他人债权人或破产人或妨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债权人也可成为破产欺诈犯罪主体。如美国《破产法典》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务状况作欺诈性地虚假说明，严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或隐瞒债权请示人应当公布的信息，严重妨碍破产程序进行的，处以刑事制裁。

其他参与人是指参与破产程序，与破产处理有关的破产财产保管人、清算人、法院破产执行人员或其他负责监督、保管财产的人员等。这类人员如果其行为对债权人、破产人造成侵害，或妨碍破产程序顺利进行，情节严重的，也可成为破产欺诈犯罪主体。

(二)破产欺诈罪的客体特征，破产犯罪的同类客体是指与破产管理活动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而破产欺诈罪是破产犯罪的个罪之一，因此，它也侵犯了与破产管理活动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另外，它也侵犯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破产欺诈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一方面侵犯了国家的经济管理秩序，另一方面则直接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的经济利益。

(三)破产欺诈罪主观方面特征，破产欺诈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有图谋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即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从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中分析，不难看出，他们都较强调破产欺诈犯罪的主观恶意，在法律规定的破产欺诈罪中，一般都以主观恶意程度较高的故意为主观要件。

(四)破产欺诈罪客观方面特征，破产欺诈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有关欺诈行为，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破产之成立必须以企业之经营确属破产或濒临破产为前提。只有当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本抵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采用编造虚假情况或隐瞒事实真相的动机和行为，后而达到欺瞒债权人及清算组，以实现其获取不法利益而致债权人利益受损的目的。

第二，欺诈活动是破产欺诈罪的本质特征。在破产欺诈罪的诸种欺诈行为中不外两种情况：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前者如捏造债务、无偿转让财产及对未提供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等的，后者如放弃债权等。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两种方式兼而有之。

第三、破产欺诈活动须发生于破产前后的法定期间和解、整顿过程或破产程序中。我国《破产法》第35条规定的一系列禁止行为是指发生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期间的期间内。对于破产欺诈行为的实施期间，各国或地区的法律规定破产期诈行为的实施期间，各国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一种是指破产期诈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如我国台湾地区。另一种是对破产欺诈行为的实施时间不作限制，如日本、联邦德国等。我认为第二种立法规定有不科学之处。因为这种规定上不利于司关机关决定破产欺诈的开始时间，也不利于法院确定破产财产的范围，结果要么会放纵罪犯，要么打击面过大。

有人认为我国破产法对破产欺诈行为的实施期间所作的6个月限制性规定过短，他们主张将法律的溯及力的期限规定为1年较妥当合适，即“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1年或在破产程序中”。超过该时间范围的欺诈行为不构成破产欺诈行为。我认为这种主张是有道理的，也较为妥当。

第四，情节严重是构成破产欺诈罪的必备要件。考察破产欺诈行为是否严重，首先应考察该欺诈行为对犯罪对象即债权人所造成的实际上的财产损失数额的大小。其次，考察破产企业欺诈行为的方式，即采用了什么手段。再次，考察破产企业的欺诈行为的动机、目的及行为后的态度。此外，还要考虑行为人对犯罪对象、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具体环境中表现的社会危害程度等等，都是认定破产欺诈行为情节严重与否所应考虑的因素及应参照的客观尺度。

欺诈范文篇5

「关键词」保险，保险欺诈，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1995年6月30日八届人大十四次会议通过，2002年10月28日九届人大三十次会议修改）第138条和141条对保险欺诈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和定性，足见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欺诈的重视程度，现就有关问题略述已见。

一、保险欺诈的概念和危害

保险欺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保险欺诈仅指投保人方面的欺诈，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以虚构保险标的、编造保险事故或其发生的原因夸大损失程度等手段，致使保险人陷于错误认识而向其支付保险金的行为。广义的保险欺诈还包括保险人方面的欺诈，如虚假赔款，此外还包括第三人的欺诈，如冒充

保单所有人进行索赔等，前者属保险法138条规定的情形，中者属141条规定的情形，后者在我国保险法尚未作专条规定，但亦属我国刑法保险诈骗的范畴。

保险欺诈，最早源自英国的人寿保险，到如今已演变成威胁世界保险业的头号公害。据证实英国有3/4的健康险索赔中为保险欺诈，美国保险赔款总支出的10%至20%被欺诈者所得。我国在保险业恢复初期，保险骗赔案发生较少，近几年来，由于拜金主义思潮影响和一些人思想道德滑坡，保险骗赔在我国各地频频发生，且愈演愈烈，

成为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外的“二号杀手锏”，严重影响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和广大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引起保险界和社会人士的普遍关注。

保险欺诈危害十分巨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保险欺诈给保险人带来损失。骗赔成功必使保险公司冤枉支付赔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同时严重影响保险人的信誉，保险骗赔发生后，若保险公司无法识破，必能使社会对其失去信赖程度，认为该保险公司无能，投保其公司无安全感，以致抽走保险资金，保险公司一旦失去声誉，流失客户，必然导致其经营惨淡，甚至倒闭，故日本、英、美等国保险人特别警惕和害怕骗赔成功，专门成立反假查骗的侦察部门。

其次，保险欺诈给保险人造成侵害。保险欺诈骗取的是其他保户交纳的保费。欺诈者多骗取一点，其他保户获得的赔偿就会少一点，保险公司考虑到其长期经营中的欺诈风险，保险费会作一定上调幅度，如美国保险公司近几年来一般将保费在原来的基础上上调10%左右，以弥补保险欺诈带来的损失，这样对被保险人就造成了侵害。

第三，保险欺诈败坏社会风气，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给国家财产和他人生命财产造成威胁。由于巨额保险金的诱惑，不少人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采取纵火、爆炸、杀人等残忍手段骗取保险金，特别是在人身保险中，父母杀死亲生儿女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人为道德风险的频频发生，给社会治安增添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

二、保险欺诈的类型和表现形式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保险欺诈概括了几种类型：

1、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虚构标的。

2、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谎称事故。

3、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故意损财。

4、故意造成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人身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故意损人。

5、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提供伪证。

（二）在实务中，保险欺诈表现形式多式多样。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种类：

1、投保时诈骗。包括有先出险再保险骗赔，高额投保骗赔，重复投保、一险多赔骗赔，隐情投保骗赔，无标的空投保骗赔等。

（1）先出险再保险属先险后保，倒签保单，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应该是不确定的、或然性的，如果在投保时就已经发生事故或已遭受损失，这就违反了保险合同的基本原理，对保险人极不公平，产生这类保险欺诈的动机多是在受损后后悔没有及时投保，致使损失无法得到赔偿，于是想转嫁给保险人。其具体操作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将投保日期往前推，即倒签单。这种行为常表现为投保人利用特殊关系，与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内外勾结，补办虚假时期的保险合同。二是将出险日期往后推，常常表现为鉴定部门合谋，更改出险日期。这种欺诈方法的特点是投保时间与保险公司的报案时间很接近，由此提醒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核赔时若发现这种现象，应仔细调查，不可轻易赔款。

（2）高额投保骗赔。投保人并无保费交费能力，而强求投保高风险保障，受益人为自己，这存在严重的道德危险。

（3）隐情投保欺诈。主要表现为人身保险，被保险人已患有严重疾病或财产保险标的处于危险之中而去投保。

（4）无标的空投保欺诈。主要表现为保险标的根本就不存在，如：为死人投保，我国某地曾有一妇女死亡一年，某人谎称是其丈夫，为该死人投保人身保险，半年后，称意外跌死，并开具假证明索赔，属死人变活人骗赔。

（5）重复投保，一险多赔。按我国法律规定，财产保险的重复保险累计保险总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即使超过，对于超过部分不得也不应给予赔偿。然而有的不法分子为了多得保险金，往往故意向多个保险人投保，并隐瞒重复保险的情况，在出险后向多个保险人索赔，以期获得多份赔偿。

2、出险报案时欺诈。主要有张冠李戴式骗赔、制造事故、假险骗赔、虚报原因、扩大责任骗赔等。

（1）张冠李戴式骗赔。主要采取移花接木，易名顶替方式。保险标的应该是唯一的、特定的，实践中有的欺诈者为了骗取保险赔偿金，常用另一相象物予以顶替，如将一投保汽车的车牌摘下挂在未投保的出险汽车上，冒名顶替；在医疗保险中，有的医院因患者付不起医药费而与患者串通，写已保险的他人姓名；在财产保险中，甲房屋着火未保险，报案时说是已保险的乙房。

（2）制造事故，假险骗赔。即人为制造事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以此骗赔。造成这一欺骗诈行为的原因很多，如为了摆脱企业困境或因保险标的遭受了保险责任以外原因而减值，为了得到补偿而人为制造事故。在人身保险中最典型的就是杀害或伤害被保险人，谎称意外事故。如果欺诈人未能骗得保险金，依据《保险法》第二条款规定，保险公司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欺诈人已骗取一定数额的保险金，依据《刑法》第198条规定，应受到刑事制裁。如2000年7月22日发生的武昌至广州597次列车爆炸案，共炸伤16人，一人重伤，后经侦查，系一李姓男子，由于婚姻出现问题，

本人轻生，后又萌生骗取保险金念头，遂购买了爆炸品，乘597次列车引爆装置，除自伤外还伤害他人，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3）虚报原因，扩大责任，并非所有的风险都具有保险价值，只有保险合同中明文规定的风险种类才是保险人的责任范围，根据不同险种的需要，保险合同都会规定一定的除外责任。在实践中，一些不法分子常在事故发生后故意对造成事故的原因作虚假陈述或隐瞒事实真相，使保险公司误以为发生的事故是保险责任范围以内的，这实际上就将保险除外责任转化为保险责任。

3、索赔时欺诈。主要表现在单证材料的伪造涂改上，包括夸大损失、低险高赔、伪造事故、谎报出险等。

（1）夸大损失，低险高赔。出险损失本来很小，被保险人却故意夸大其程度，如虚列损失项目，夸大损失数额或伪造、涂改原始费用凭证等到方式虚报损失。又如将损失由小改大，事故时间由前改后，8号肇事，10号投保，索赔时间改为18号，肇事机车本来是开回来的，硬开一张拖车施救费发票数千元要求索赔。夸大损失另一种做法是消极地放任事故的发生，故意不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或补救措施，这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违反保险法第42条的规定，即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有责任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

（2）伪造事故，谎报险情。采取证人伪证，制造虚假事故现场证明材料，将本未有出险事故无中生有，谎称发生险情，如：明明是将车辆转让，却谎称被盗，要求赔偿。

三、保险欺诈的法律整治和防范

保险欺诈对保险业乃至全社会危害很大，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保险欺诈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一）对保险欺诈人的处罚。对保险欺诈人的处罚可以是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1、民事责任。依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保险欺诈人应承担以下民事责任：

（1）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2）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除《保险法》第65条第1款另有规定外（即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也不退还保险费。

（3）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4）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其他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5）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保险欺诈，得到了保险人的保险金，应当将保险金如数退还给保险人。

（6）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了保险欺诈，保险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正常的理赔，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而支付了必要的合理的理赔定损费用，该项损失也要由致害人承担。

2、行政责任。《保险法》第138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实施保险欺诈行为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目前我国关于保险欺诈的行政责任的规定仅在1995年的《决定》中体现，该决定第20条规定：保险欺诈人行为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处于15天以下拘留，5000元以下罚款。

3、刑事责任。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采用欺诈方法，进行保险欺诈活动，构成保险欺诈罪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对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处分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1995年颁布的《关于对金融诈骗案涉及的金融工作人员行政处分的暂行规定》的规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失职等原因对保险欺诈负有一定责任，应按以下规定处分。

1、业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记大过直至开除处分：（1）因审查不严对伪造或虚构的密押、重要凭证、单据及其他证明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2）违反金融业务规定操作，擅自简化审查和工作程序的；（3）滥用职权，越权审批，徇情办事的；（4）发现问题不及时采取安全措施，不向上级报告的；（5）违反保管、使用规定，造成重要凭证、密押、密押数据、印章被盗用的；具有上述情形，但诈骗未得逞或未造成资金损失的，可以从轻处分。

2、发生金融诈骗案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主管领导，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记大过直至撤职处分：（1）工作不负责任用人失察而发生金融诈骗案件，造成资金损失10万元以上的；（2）管理不严，规章制度不落实而发生金融诈骗案件，造成资金损失10万元以上的；（3）审批不严或监督检查不力而发生金融诈骗案件，造成资金损失10万元以上的。

3、发生金融诈骗案件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主管领导和业务负责人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记过直至撤职处分。（1）诈骗案件发生后，不及时采取措施，造成资金损失的；（2）不报案或报案迟缓，贻误报案时机的；（3）不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的；（4）不如实提供事实真象，影响案件查处的。

4、发生重大金融案件的金融机构的上一级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主要领导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1）对国家和金融领导机构制定的政策措施、规章制度不及时传达、贯彻，致使下一级金融机构未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的；（2）对下一级金融机构管理不严，监督检查不力或对安全防范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隐患未予及时发现解决的；（3）一年内下一级金融机构同一单位连续发生重大金融诈骗案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上一级金融机构对其未采取有力防范措施的。

另外，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国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以上所述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可构成渎职罪，依法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对保险欺诈的防范措施

保险欺诈在法律整治方面，我国已臻完善，有法可依，与此同时，我们仍须注意的是，治理保险欺诈的关键在于预防。怎样及早识别保险欺诈并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一直是各国保险界关注的问题，我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对社会公众保险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让全社会学法、用法、护法，对保险欺诈行为人人自知其害，个个象对待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2、充分运用保险法律武器打击保险欺诈行为，对典型案例曝光，对保险公司应依法经营，建立健全内控制度：一是把好风险承保关，特别是高风险保额生存调查和体检及核保工作，有条件象国外一样组建侦查反假部门；二是把好赔偿关，实行双人定损查勘制度及全国联查制度，第一时间到达出险地点，了解出险情况；三是在保险条款除外责任中明确列明“保险欺诈属除外责任”，并对发生道德行为可没收保险费，使广大客户明确责任，警钟长鸣。如能如此，即能起到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之效。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编辑出版的《中国人寿》月刊。

3、《防范保险业违法违规行为问答》。

4、《关于对金融诈骗案涉及的金融工作人员行政处分的暂行规定》。

欺诈范文篇6

(一)诉讼欺诈的概念

诉讼欺诈也被称为“诉讼诈欺”或者“诉讼诈骗”。可是诈骗两字存在“诉讼诈骗”中的往往会给人“诉讼诈骗”乃是“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①是以,笔者认为“诉讼欺诈”这一称谓。在我国“诉讼欺诈”只能在民法中发生,可是近年来我国在刑法管辖范围之内频频发生了所谓的“诉讼欺诈”,而刑法上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与之相适应。

当今国内外并未对“诉讼欺诈”的概念有统一的认识,大致的观念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行为人以非法的手段获取他人利益,此种非法的手段主要为: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向法院提起名事诉讼,并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而获得财产行为;②2.诉讼人参与人通过恶意串通手段架构虚假法律事实以及民事法律关系,利用法院的通过合法的诉讼程序,损害他人利益并以此获得非法目的;3.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关系主体恶意串通,采取非法手段制作证据,致使法院无法做出正确的判决,从而达到损害诉讼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了破坏审判秩序以及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以上观点笔者较为同意第一种观点。

(二)我国现阶段“诉讼欺诈”的特征

对于“诉讼欺诈”有了一定的认识以后我们对其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诉讼欺诈拥有以下特征:1.行为发生时间的单一性,“诉讼欺诈”由于诉讼的限定,所以发生在由案件受理开始直至案件结束的诉讼过程。2.主观目的以经济利益为主。民事诉讼是以获得非法的财产利益为目的的情况是行为人在此目的下的支配采提起的诉讼的,因此一般来说“诉讼欺诈”的行为人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3.参与主体的固定性,由于行为发生点都是诉讼期间,所以在“诉讼欺诈”的行为中,行为主体一般为:行为人、被害人以及法院;4.侵犯客体的双重性,在“诉讼欺诈”中行为人采用了通过欺诈的手段来获取不正当利益,所以它具有的欺骗性、隐蔽性等特征,从而造成法院判断发生错误——从而造成两种损害:司法不公以及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析以及犯罪性质分析

(一)关于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对于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有过一个版本的解读:本版本中对于诉讼欺诈的定性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并指出诉讼欺诈行为所侵害的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处理,并不鼓励法院追究诉讼欺诈人的刑事责任。③

(二)关于诉讼欺诈行为犯罪性质分析

根据笔者经验,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行为最后后果一般如下:一、诉讼欺诈行为被法院识破,同时法院做出了不利于欺诈行为人的判决;二、诉讼欺诈目的达成,一审法院做出有利于欺诈人的判决,诉讼相对人(被害人)不服提出上诉;三、诉讼欺诈目的达成,一审二审均胜诉,判决发生效力,造成生效判决不公正。在第三种情况下被害人极有可能进行申诉。

由以上的诉讼欺诈行为的各种后果来看,诉讼欺诈是一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诉讼欺诈对于社会的危害性具体有以下几种:第一,诉讼欺诈人利用诉讼欺诈行为破坏了司法公正以及司法权威的树立;第二,诉讼欺诈行为人通过诉讼使得诉讼欺诈人获得不正当利益;第三,诉讼欺诈行为严重的侵害了诉讼相对人的民事利益,并使诉讼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由于利益的获得与损失是相对的,大多数诉讼欺诈案件中行为人通过诉讼欺诈手段获得了非法目的,那么诉讼相对人也就损失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面造成了司法不公正,另一方面造成了相对人的经济损失。

由于以上情况中,诉讼欺诈行为人的行为对于司法权威的损害以及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的而欺诈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具有严重主观恶意,诉讼欺诈这种行为对司法秩序的巨大的损害和对诉讼相对人的利益倾翻,这种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该使诉讼欺诈行为人负一定程度的刑事责任。现阶段,我国有学者提出,犯罪只需要具备两种特征:社会危害性以及刑事违法性,④所以“诉讼欺诈”应是属于刑法管辖防范围。

三、立法建议

笔者根据《刑法》以及《立法法》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评定行为人主观思想和以及客观行为的两方面不同的特征,现对于关于诉讼欺诈的刑法条文如下试想:

行为人利用伪造的证据或作虚假陈述的手段,使得民事诉讼遭到破坏或者使得人民法院审判秩序以及司法公正无法实现,来达到其非法的经济利益的目的,情节严重者对诉讼直接行为人处以三年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对于前项犯罪的为单位犯罪者,可以单位的直接负责人处以三年以下刑罚,可以对单位处以罚金。

具体实施情况为:处罚规格以涉及金额的大小为准,如果涉案金额一般,可以让犯罪嫌疑人返还不利所得,并处罚金,并不一定要对犯罪分子处以有期徒刑;如果涉案金额较大,可以酌情处以三年以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通过拘役等其他形式的刑罚进行惩罚,造成损失可以并处罚金;如果作案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相对人巨大损失可以加重到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建议金额划分:金额一般(5万-10万之间)、金额较大(10万-100万)、金额巨大(100万以上)。

注释:

①刘远,景红年.诉讼欺诈罪立法构想.云南大学报法学版.2004(2).

②王作富.恶意诉讼侵财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特征.检察日报.2003年2月10日.

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的答复.2002年.

④刘艳红主编.刑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欺诈范文篇7

导致提单欺诈的主要原因是信用证制度，更具体地说是根源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以及由它衍生而来的严格相符原则。

（一）信用证制度及其基本原则

跟单信用证或信用证是开证行代买方开立的或开证行自己开立的、保证依受益人提交的与信用证条款和条件的要求相符的汇票或单据付款的承诺。跟单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工具之一，是“英国商业天才所创造的机制”。信用证制度有以下两项基本原则：独立性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是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受益人对他在基础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开证申请人对开证行的义务，即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一经开出，开证行即承担了第一位的付款责任。独立性原则在UCP600中主要体现在第3条、第4条中。严格相符原则。严格相符原则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受益人相信，如果受益人满足了银行承诺的条件(即信用证规定的条件)，则银行作为“可靠的出纳员”的承诺即可无条件的付诸实施。这一原则是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衍生物。

（二）信用证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导致提单欺诈

跟单信用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银行处理的单证而不是货物。提单是从大副收据发展而来的，大副收据本身是承运人的收货证明。后来经过长期的贸易实践，提单被等同于对物的物权凭证逐渐成为一种商业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即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是可流通的或可转让的。因此提单的交付等于象征性交付货物。这一点是信用证下银行以提单作为主要的付款凭证的主要原因。跟单信用证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提单的价值及其在信用证体系中的作用。

在跟单信用证制度下，使用提单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提单的实质是其可转让性。然而提单的发展并未达到像货币流通那样的程度。但在具体案例审理中，则认为，对受益人而言，“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与现金同属一个级别，必须予以承兑”。这意味提单的可转让性在跟单信用证支付体系中得到了夸大，提单在可流通性上的缺陷却被忽视。其后果是：提单仍旧具有物权凭证的地位，但不再表现为其内在的物权作用与债权作用，此时提单的转让被视为货物所有权的推定交付，其可信度难以保证。不论是因该提单系完全伪造或因承运人时常难以确认货物的实际品质就签发了清洁提单，收货人均很难以之对抗承运人。他也不能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因此他得到的提单只是一张废纸或者大打折扣。为了不影响信用证交易的正常运行，提单的可转让性受到了极度的重视。

纵向观之，提单在现代商业交易中仍保证其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法律是牺牲了其他准则的情况下，才发展了提单的可转让性。正因为提单的可转让性已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使得实施欺诈更加容易。坚持可转让性与防止欺诈在一定程度之外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只可能视交易的需求来决定哪个更重要，或者在某种范围内进行选择，即通过由当事人增加费用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欺诈。

提单制度自身的缺陷

上述的跟单信用证制度是提单欺诈产生的根源，它是人们之所以会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根本原因。此外，在国际贸易以及海商法领域所规定的提单制度本身亦存在着一些缺陷和矛盾之处。

（一）成套提单的问题

法国旧商法规定提单须发行四份以上，196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改为两份以上，意大利航行法规定为两份，德国商法则未规定，全依托运人要求而定，英国法对此也无明文，习惯上多为两份或三份，如三份托运人自留一份，另一份寄交收货人，再一份交船长。日本商法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也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也依德日法例，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大陆现行海商法未规定提单发行份数。但是依海运实务，提单一般发行一套三份。各国许可发行数份提单，理由不外乎提单遗失或被盗时备用；寄送提单给收货人同时，另交一份给船长收执以便核对。但时至今日，由于通讯发达，前述理由己非充分。因提单遗失或被盗与往昔相比己大为减少，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但由于通讯发达，也能立即完成补发手续；托运人或船长仅持有提单抄本即可；各国依提单份数课征印花税，为节省支出，发行数份也属浪费；现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收货人已不必担心提单过于迟延。因此，与其发行数份，不如发行一份，若有需要，则签发给副本或抄本。

（二）记名提单的问题

在记名提单情况下，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是以提单以及其所签订的其它运输协议为准，因为记名提单不可转让，所以对记名收货人来说仅仅是合同的受益方，在法律关系上应以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的合同为准。因此，如果托运人有任何改变运输合同的协议，都应该约束记名收货人，这一点与指示提单或不记名提单有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构成物权凭证的基本条件必须是该凭证是可以转让的；转让该凭证转让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权；同时商业贸易习惯视交付此凭证即为实际交付货物。因此，记名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的功能。

（三）清洁提单的问题

信用证所要求的提单从理论上来讲必须是清洁提单。清洁提单表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货物的表面状态良好，因此，外表状态良好，并不排除货物内容存在凭目力不能发现的缺陷。UCP600第27条规定：“清洁运输单据是指单据上并未明确宣称货物或包装有缺陷的条文或批注的运输单据。”根据《海牙规则》第3条第3款的规定，承运人应如实记载货物表面情况，即承运人有批注权。承运人依据自身合理的判断对货物的表面状况进行批注，对确定海上货物索赔中承运人所负的责任意义重大。当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或取得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进行索赔的依据就是将卸货后的验货单与提单中对货物质量和表面状况的规定、批注相比较，两者所差异之处就是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为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承运人都会对所收到的货物状况做如实的批注。同时，托运人希望取得无批注的清洁提单作为向银行结汇的凭证。

各国关于提单相关的法律规范不协调

提单的签发、转让和注销往往要经过多个国家，各国提单法律又有很大差异。提单法律存在冲突，自然就给予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正如施米托夫所说：“在法律冲突中，解决冲突的方法有两种：避免冲突的方法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冲突法的使用是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之一，但关于如何使用冲突规范意见纷纭，如果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必将导致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审理会使用不同法律而后果迥异，这将直接危害到提单的可转让性。当然，世界各国也可通过订立统一的提单冲突规范来解决问题。但是，提单法律冲突规则不仅没有国际公约，连国内立法都很少见。

避免法律冲突主要靠统一各国的提单法，或更彻底的制定约束提单各方面问题的国际公约来完成。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目前己有三个，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专门针对提单来制定的，对提单本身问题规定很少，而且这三个公约的效力还取决于国内法对提单问题的规定，如果提单问题不统一，这三个关于运输合同的公约的自身效力也会大受影响。

我国《海商法》第14章“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对如何确定提单纠纷的准据法没有专门规定，唯一有关的是第269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所以,我国要确定提单准据法只能依靠一般国际司法原则和参照票据法等法律进行。因此，现在已到了专门对提单进行统一立法的时候。这需要我国有自己的提单法，也应该制定一个国际公约，对提单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细致的规定。

国际贸易及航运方面的原因

在航运界文件变通处理的做法普遍存在，诸如：一艘班轮刚刚启航就会有不少的托运人拿着船上大副签发的有批注的大副收据找到班轮，要在出提单时，删去这些讨厌的批注。不愿意得罪客户，就将早已准备好专供托运人签发的保函拿出来，等候托运人签好该保函，在提单上删去大副批注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还使托运人与班轮皆大欢喜。

托运人(或租船人)有时不是要求删去批注，而是要求把托运的日期倒签几日，以便他们能顺利结汇。对此，船舶既是举手之劳又不会拒人千里不近人情。这样一来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发展下去，又出现第三种情况，当一批货刚装上，第一程船开往转口港，就预先签发了第二程船的己装船提单，此名曰“借单”。更普遍的是在船装完货之后，要求船方的在签发提单时把装船日期或签发提单的日期倒签若干天，即所谓的“倒签提单”。这些毫不显眼的陋习恰恰为欺诈案件的滋生和生存创造了环境。严格地说，这在法律上也属于欺诈性质，却因很少看到对此类事件的刑事指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己。但必须指出，正是这些陋习麻痹了人们对伪造文件的警觉性，为文件诈骗大开绿灯。

在亚洲，转换提单的陋习就更普遍。可以说，在这个地区营运的船东没有不知道存在着这种习惯的。这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像台湾到大陆或从大陆出口到台湾的货物，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多数货物不能直接运往大陆出口。而这样短的航程，要是真的按台湾当局的要求中途转船的话简直就是荒谬，聪明的商人当然就想出更改文件的“掩耳盗铃”的办法。说是掩耳盗铃其实亦不尽然，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台湾政府其实是默许这种做法的。只要船东认可，谎报装货港并非大陆而是日本某一小港口，台湾当局一般都会放行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间接的助长了撒谎、不如实申报的不良之风，这在开始之时，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谎言，贸易双方还都有履行合约之诚意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一旦遇到某些阻滞的话，其中一方产生出歪念，性质就变了。由于转换提单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很多法院是不会受理这类纠纷的，这样更多的不轨行为就在没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发生了。

摘要：在国际贸易运输中，海上货物运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提单则是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已成为国际贸易和航运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发展，提单欺诈已严重的危机到整个提单的正常运作机制，阻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本文深入分析了提单欺诈的成因，以期更好的防范提单欺诈，使提单对国际贸易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提单欺诈成因信用证

国际贸易实践中，提单欺诈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由于提单没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对空白提单管理不严格，对空白提单的盗用，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任何可惩罚措施，因此这种欺诈比较简单易施。从效益上来看，伪造提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成本上都比较容易，这大概是利用提单欺诈日益猖獗的直接诱因。

参考文献：

1.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邢海宝.海商提单法[M].法律出版社，2003

3.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欺诈范文篇8

论文内容摘要：在国际贸易运输中，海上货物运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提单则是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已成为国际贸易和航运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发展，提单欺诈已严重的危机到整个提单的正常运作机制，阻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本文深入分析了提单欺诈的成因，以期更好的防范提单欺诈，使提单对国际贸易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实践中，提单欺诈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由于提单没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对空白提单管理不严格，对空白提单的盗用，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任何可惩罚措施，因此这种欺诈比较简单易施。从效益上来看，伪造提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成本上都比较容易，这大概是利用提单欺诈日益猖獗的直接诱因。

信用证制度：提单欺诈的制度根源

导致提单欺诈的主要原因是信用证制度，更具体地说是根源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以及由它衍生而来的严格相符原则。

（一）信用证制度及其基本原则

跟单信用证或信用证是开证行代买方开立的或开证行自己开立的、保证依受益人提交的与信用证条款和条件的要求相符的汇票或单据付款的承诺。跟单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工具之一，是“英国商业天才所创造的机制”。信用证制度有以下两项基本原则：独立性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是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受益人对他在基础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开证申请人对开证行的义务，即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一经开出，开证行即承担了第一位的付款责任。独立性原则在UCP600中主要体现在第3条、第4条中。严格相符原则。严格相符原则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受益人相信，如果受益人满足了银行承诺的条件(即信用证规定的条件)，则银行作为“可靠的出纳员”的承诺即可无条件的付诸实施。这一原则是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衍生物。

（二）信用证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导致提单欺诈

跟单信用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银行处理的单证而不是货物。提单是从大副收据发展而来的，大副收据本身是承运人的收货证明。后来经过长期的贸易实践，提单被等同于对物的物权凭证逐渐成为一种商业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即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是可流通的或可转让的。因此提单的交付等于象征性交付货物。这一点是信用证下银行以提单作为主要的付款凭证的主要原因。跟单信用证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提单的价值及其在信用证体系中的作用。

在跟单信用证制度下，使用提单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提单的实质是其可转让性。然而提单的发展并未达到像货币流通那样的程度。但在具体案例审理中，则认为，对受益人而言，“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与现金同属一个级别，必须予以承兑”。这意味提单的可转让性在跟单信用证支付体系中得到了夸大，提单在可流通性上的缺陷却被忽视。其后果是：提单仍旧具有物权凭证的地位，但不再表现为其内在的物权作用与债权作用，此时提单的转让被视为货物所有权的推定交付，其可信度难以保证。不论是因该提单系完全伪造或因承运人时常难以确认货物的实际品质就签发了清洁提单，收货人均很难以之对抗承运人。他也不能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因此他得到的提单只是一张废纸或者大打折扣。为了不影响信用证交易的正常运行，提单的可转让性受到了极度的重视。

纵向观之，提单在现代商业交易中仍保证其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法律是牺牲了其他准则的情况下，才发展了提单的可转让性。正因为提单的可转让性已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使得实施欺诈更加容易。坚持可转让性与防止欺诈在一定程度之外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只可能视交易的需求来决定哪个更重要，或者在某种范围内进行选择，即通过由当事人增加费用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欺诈。

提单制度自身的缺陷

上述的跟单信用证制度是提单欺诈产生的根源，它是人们之所以会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根本原因。此外，在国际贸易以及海商法领域所规定的提单制度本身亦存在着一些缺陷和矛盾之处。

（一）成套提单的问题

法国旧商法规定提单须发行四份以上，196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改为两份以上，意大利航行法规定为两份，德国商法则未规定，全依托运人要求而定，英国法对此也无明文，习惯上多为两份或三份，如三份托运人自留一份，另一份寄交收货人，再一份交船长。日本商法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也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也依德日法例，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大陆现行海商法未规定提单发行份数。但是依海运实务，提单一般发行一套三份。各国许可发行数份提单，理由不外乎提单遗失或被盗时备用；寄送提单给收货人同时，另交一份给船长收执以便核对。但时至今日，由于通讯发达，前述理由己非充分。因提单遗失或被盗与往昔相比己大为减少，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但由于通讯发达，也能立即完成补发手续；托运人或船长仅持有提单抄本即可；各国依提单份数课征印花税，为节省支出，发行数份也属浪费；现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收货人已不必担心提单过于迟延。因此，与其发行数份，不如发行一份，若有需要，则签发给副本或抄本。

（二）记名提单的问题

在记名提单情况下，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是以提单以及其所签订的其它运输协议为准，因为记名提单不可转让，所以对记名收货人来说仅仅是合同的受益方，在法律关系上应以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的合同为准。因此，如果托运人有任何改变运输合同的协议，都应该约束记名收货人，这一点与指示提单或不记名提单有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构成物权凭证的基本条件必须是该凭证是可以转让的；转让该凭证转让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权；同时商业贸易习惯视交付此凭证即为实际交付货物。因此，记名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的功能。

（三）清洁提单的问题

信用证所要求的提单从理论上来讲必须是清洁提单。清洁提单表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货物的表面状态良好，因此，外表状态良好，并不排除货物内容存在凭目力不能发现的缺陷。UCP600第27条规定：“清洁运输单据是指单据上并未明确宣称货物或包装有缺陷的条文或批注的运输单据。”根据《海牙规则》第3条第3款的规定，承运人应如实记载货物表面情况，即承运人有批注权。承运人依据自身合理的判断对货物的表面状况进行批注，对确定海上货物索赔中承运人所负的责任意义重大。当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或取得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进行索赔的依据就是将卸货后的验货单与提单中对货物质量和表面状况的规定、批注相比较，两者所差异之处就是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为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承运人都会对所收到的货物状况做如实的批注。同时，托运人希望取得无批注的清洁提单作为向银行结汇的凭证。各国关于提单相关的法律规范不协调

提单的签发、转让和注销往往要经过多个国家，各国提单法律又有很大差异。提单法律存在冲突，自然就给予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正如施米托夫所说：“在法律冲突中，解决冲突的方法有两种：避免冲突的方法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冲突法的使用是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之一，但关于如何使用冲突规范意见纷纭，如果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必将导致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审理会使用不同法律而后果迥异，这将直接危害到提单的可转让性。当然，世界各国也可通过订立统一的提单冲突规范来解决问题。但是，提单法律冲突规则不仅没有国际公约，连国内立法都很少见。

避免法律冲突主要靠统一各国的提单法，或更彻底的制定约束提单各方面问题的国际公约来完成。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目前己有三个，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专门针对提单来制定的，对提单本身问题规定很少，而且这三个公约的效力还取决于国内法对提单问题的规定，如果提单问题不统一，这三个关于运输合同的公约的自身效力也会大受影响。

我国《海商法》第14章“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对如何确定提单纠纷的准据法没有专门规定，唯一有关的是第269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所以,我国要确定提单准据法只能依靠一般国际司法原则和参照票据法等法律进行。因此，现在已到了专门对提单进行统一立法的时候。这需要我国有自己的提单法，也应该制定一个国际公约，对提单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细致的规定。

国际贸易及航运方面的原因

在航运界文件变通处理的做法普遍存在，诸如：一艘班轮刚刚启航就会有不少的托运人拿着船上大副签发的有批注的大副收据找到班轮，要在出提单时，删去这些讨厌的批注。不愿意得罪客户，就将早已准备好专供托运人签发的保函拿出来，等候托运人签好该保函，在提单上删去大副批注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还使托运人与班轮皆大欢喜。

托运人(或租船人)有时不是要求删去批注，而是要求把托运的日期倒签几日，以便他们能顺利结汇。对此，船舶既是举手之劳又不会拒人千里不近人情。这样一来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发展下去，又出现第三种情况，当一批货刚装上，第一程船开往转口港，就预先签发了第二程船的己装船提单，此名曰“借单”。更普遍的是在船装完货之后，要求船方的在签发提单时把装船日期或签发提单的日期倒签若干天，即所谓的“倒签提单”。这些毫不显眼的陋习恰恰为欺诈案件的滋生和生存创造了环境。严格地说，这在法律上也属于欺诈性质，却因很少看到对此类事件的刑事指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己。但必须指出，正是这些陋习麻痹了人们对伪造文件的警觉性，为文件诈骗大开绿灯。

在亚洲，转换提单的陋习就更普遍。可以说，在这个地区营运的船东没有不知道存在着这种习惯的。这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像台湾到大陆或从大陆出口到台湾的货物，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多数货物不能直接运往大陆出口。而这样短的航程，要是真的按台湾当局的要求中途转船的话简直就是荒谬，聪明的商人当然就想出更改文件的“掩耳盗铃”的办法。说是掩耳盗铃其实亦不尽然，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台湾政府其实是默许这种做法的。只要船东认可，谎报装货港并非大陆而是日本某一小港口，台湾当局一般都会放行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间接的助长了撒谎、不如实申报的不良之风，这在开始之时，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谎言，贸易双方还都有履行合约之诚意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一旦遇到某些阻滞的话，其中一方产生出歪念，性质就变了。由于转换提单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很多法院是不会受理这类纠纷的，这样更多的不轨行为就在没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发生了。

参考文献：

1.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邢海宝.海商提单法[M].法律出版社，2003

3.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欺诈范文篇9

论文内容摘要：在国际贸易运输中，海上货物运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提单则是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已成为国际贸易和航运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发展，提单欺诈已严重的危机到整个提单的正常运作机制，阻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本文深入分析了提单欺诈的成因，以期更好的防范提单欺诈，使提单对国际贸易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实践中，提单欺诈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由于提单没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对空白提单管理不严格，对空白提单的盗用，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任何可惩罚措施，因此这种欺诈比较简单易施。从效益上来看，伪造提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成本上都比较容易，这大概是利用提单欺诈日益猖獗的直接诱因。

信用证制度：提单欺诈的制度根源

导致提单欺诈的主要原因是信用证制度，更具体地说是根源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以及由它衍生而来的严格相符原则。

（一）信用证制度及其基本原则

跟单信用证或信用证是开证行代买方开立的或开证行自己开立的、保证依受益人提交的与信用证条款和条件的要求相符的汇票或单据付款的承诺。跟单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工具之一，是“英国商业天才所创造的机制”。信用证制度有以下两项基本原则：独立性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是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受益人对他在基础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开证申请人对开证行的义务，即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一经开出，开证行即承担了第一位的付款责任。独立性原则在UCP600中主要体现在第3条、第4条中。严格相符原则。严格相符原则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受益人相信，如果受益人满足了银行承诺的条件(即信用证规定的条件)，则银行作为“可靠的出纳员”的承诺即可无条件的付诸实施。这一原则是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衍生物。

（二）信用证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导致提单欺诈

跟单信用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银行处理的单证而不是货物。提单是从大副收据发展而来的，大副收据本身是承运人的收货证明。后来经过长期的贸易实践，提单被等同于对物的物权凭证逐渐成为一种商业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即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是可流通的或可转让的。因此提单的交付等于象征性交付货物。这一点是信用证下银行以提单作为主要的付款凭证的主要原因。跟单信用证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提单的价值及其在信用证体系中的作用。

在跟单信用证制度下，使用提单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提单的实质是其可转让性。然而提单的发展并未达到像货币流通那样的程度。但在具体案例审理中，则认为，对受益人而言，“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与现金同属一个级别，必须予以承兑”。这意味提单的可转让性在跟单信用证支付体系中得到了夸大，提单在可流通性上的缺陷却被忽视。其后果是：提单仍旧具有物权凭证的地位，但不再表现为其内在的物权作用与债权作用，此时提单的转让被视为货物所有权的推定交付，其可信度难以保证。不论是因该提单系完全伪造或因承运人时常难以确认货物的实际品质就签发了清洁提单，收货人均很难以之对抗承运人。他也不能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因此他得到的提单只是一张废纸或者大打折扣。为了不影响信用证交易的正常运行，提单的可转让性受到了极度的重视。

纵向观之，提单在现代商业交易中仍保证其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法律是牺牲了其他准则的情况下，才发展了提单的可转让性。正因为提单的可转让性已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使得实施欺诈更加容易。坚持可转让性与防止欺诈在一定程度之外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只可能视交易的需求来决定哪个更重要，或者在某种范围内进行选择，即通过由当事人增加费用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欺诈。

提单制度自身的缺陷

上述的跟单信用证制度是提单欺诈产生的根源，它是人们之所以会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根本原因。此外，在国际贸易以及海商法领域所规定的提单制度本身亦存在着一些缺陷和矛盾之处。

（一）成套提单的问题

法国旧商法规定提单须发行四份以上，196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改为两份以上，意大利航行法规定为两份，德国商法则未规定，全依托运人要求而定，英国法对此也无明文，习惯上多为两份或三份，如三份托运人自留一份，另一份寄交收货人，再一份交船长。日本商法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也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也依德日法例，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大陆现行海商法未规定提单发行份数。但是依海运实务，提单一般发行一套三份。各国许可发行数份提单，理由不外乎提单遗失或被盗时备用；寄送提单给收货人同时，另交一份给船长收执以便核对。但时至今日，由于通讯发达，前述理由己非充分。因提单遗失或被盗与往昔相比己大为减少，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但由于通讯发达，也能立即完成补发手续；托运人或船长仅持有提单抄本即可；各国依提单份数课征印花税，为节省支出，发行数份也属浪费；现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收货人已不必担心提单过于迟延。因此，与其发行数份，不如发行一份，若有需要，则签发给副本或抄本。

（二）记名提单的问题

在记名提单情况下，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是以提单以及其所签订的其它运输协议为准，因为记名提单不可转让，所以对记名收货人来说仅仅是合同的受益方，在法律关系上应以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的合同为准。因此，如果托运人有任何改变运输合同的协议，都应该约束记名收货人，这一点与指示提单或不记名提单有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构成物权凭证的基本条件必须是该凭证是可以转让的；转让该凭证转让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权；同时商业贸易习惯视交付此凭证即为实际交付货物。因此，记名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的功能。

（三）清洁提单的问题

信用证所要求的提单从理论上来讲必须是清洁提单。清洁提单表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货物的表面状态良好，因此，外表状态良好，并不排除货物内容存在凭目力不能发现的缺陷。UCP600第27条规定：“清洁运输单据是指单据上并未明确宣称货物或包装有缺陷的条文或批注的运输单据。”根据《海牙规则》第3条第3款的规定，承运人应如实记载货物表面情况，即承运人有批注权。承运人依据自身合理的判断对货物的表面状况进行批注，对确定海上货物索赔中承运人所负的责任意义重大。当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或取得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进行索赔的依据就是将卸货后的验货单与提单中对货物质量和表面状况的规定、批注相比较，两者所差异之处就是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为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承运人都会对所收到的货物状况做如实的批注。同时，托运人希望取得无批注的清洁提单作为向银行结汇的凭证。各国关于提单相关的法律规范不协调

提单的签发、转让和注销往往要经过多个国家，各国提单法律又有很大差异。提单法律存在冲突，自然就给予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正如施米托夫所说：“在法律冲突中，解决冲突的方法有两种：避免冲突的方法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冲突法的使用是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之一，但关于如何使用冲突规范意见纷纭，如果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必将导致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审理会使用不同法律而后果迥异，这将直接危害到提单的可转让性。当然，世界各国也可通过订立统一的提单冲突规范来解决问题。但是，提单法律冲突规则不仅没有国际公约，连国内立法都很少见。

避免法律冲突主要靠统一各国的提单法，或更彻底的制定约束提单各方面问题的国际公约来完成。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目前己有三个，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专门针对提单来制定的，对提单本身问题规定很少，而且这三个公约的效力还取决于国内法对提单问题的规定，如果提单问题不统一，这三个关于运输合同的公约的自身效力也会大受影响。

我国《海商法》第14章“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对如何确定提单纠纷的准据法没有专门规定，唯一有关的是第269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所以,我国要确定提单准据法只能依靠一般国际司法原则和参照票据法等法律进行。因此，现在已到了专门对提单进行统一立法的时候。这需要我国有自己的提单法，也应该制定一个国际公约，对提单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细致的规定。

国际贸易及航运方面的原因

在航运界文件变通处理的做法普遍存在，诸如：一艘班轮刚刚启航就会有不少的托运人拿着船上大副签发的有批注的大副收据找到班轮，要在出提单时，删去这些讨厌的批注。不愿意得罪客户，就将早已准备好专供托运人签发的保函拿出来，等候托运人签好该保函，在提单上删去大副批注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还使托运人与班轮皆大欢喜。

托运人(或租船人)有时不是要求删去批注，而是要求把托运的日期倒签几日，以便他们能顺利结汇。对此，船舶既是举手之劳又不会拒人千里不近人情。这样一来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发展下去，又出现第三种情况，当一批货刚装上，第一程船开往转口港，就预先签发了第二程船的己装船提单，此名曰“借单”。更普遍的是在船装完货之后，要求船方的在签发提单时把装船日期或签发提单的日期倒签若干天，即所谓的“倒签提单”。这些毫不显眼的陋习恰恰为欺诈案件的滋生和生存创造了环境。严格地说，这在法律上也属于欺诈性质，却因很少看到对此类事件的刑事指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己。但必须指出，正是这些陋习麻痹了人们对伪造文件的警觉性，为文件诈骗大开绿灯。

在亚洲，转换提单的陋习就更普遍。可以说，在这个地区营运的船东没有不知道存在着这种习惯的。这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像台湾到大陆或从大陆出口到台湾的货物，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多数货物不能直接运往大陆出口。而这样短的航程，要是真的按台湾当局的要求中途转船的话简直就是荒谬，聪明的商人当然就想出更改文件的“掩耳盗铃”的办法。说是掩耳盗铃其实亦不尽然，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台湾政府其实是默许这种做法的。只要船东认可，谎报装货港并非大陆而是日本某一小港口，台湾当局一般都会放行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间接的助长了撒谎、不如实申报的不良之风，这在开始之时，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谎言，贸易双方还都有履行合约之诚意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一旦遇到某些阻滞的话，其中一方产生出歪念，性质就变了。由于转换提单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很多法院是不会受理这类纠纷的，这样更多的不轨行为就在没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发生了。

参考文献：

1.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邢海宝.海商提单法[M].法律出版社，2003

3.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欺诈范文篇10

2001年，蔺金福因病住院。出院后，持出院证票据等到代办处报销时，代办处却拒绝双重给付。

2002年1月，蔺金福等11名投保人将余某和代办处起诉到金口河区法院，称，2000年6月19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乐山市分公司以73号文转发四川分公司文件，将双重给付的内容更正为“赔付时对其单位或社保部门已报销的部分应作扣除”。代办处、余某接到文件后，仍一直采取欺诈的宣传方式，使蔺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保险合同，请求撤销保险合同，并判令二被告全额退还保险费和赔偿损失。

被告代办处辩称，余某提供给原告蔺金福等人的材料是给原告的建议书，该建议书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代办处的上级部门对以前规定的更正，属公司内部进行的部分调整。在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无任何欺诈性的承诺。原告蔺金福在投保时故意隐瞒其哮喘病史，代办处理应不赔付，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