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十篇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1

[关键词] 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依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规模、速度和比例进行调节，以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宏观调控目标：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公平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通过各自的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来调节社会供需平衡，进而影响经济运行。

一、 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涵义。财政政策是政府针对一定时期的经济目标，依据特定的财政理论，为指导财政工作和调节财政关系，所制定的基本准则和措施。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相比，其主要特征：较强的法治性、相对的稳定性、关联的系统性。财政政策工具：国家预算、税收、国家公债、财政补贴、综合财政信贷计划等。

2.财政政策的主要种类及其应用。根据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可以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减少收入、扩大支出来增加总需求。采用的政策措施是：降低税率扩大投资规模、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赤字预算和发行公债等。紧缩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来压缩总需求。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提高效率、降低固定资产折旧率、缩小投资规模、减少财政补贴、实行盈余预算等。

二、 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涵义。货币政策是指国家通过金融系统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所采取的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的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等。

2.货币政策的主要类型及应用。货币政策可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政府应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在总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应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即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等。其中任何一项措施都会产生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效应，多种手段的联合运用则效果更为显著。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增长过热，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时，中央银行应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即缩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抑制总需求的膨胀势头。相应的政策手段主要有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抛售政府债券。此外，中央银行还可以采取道义上的劝告、控制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的条件等手段。这些政策措施的运用都会产生紧缩性货币供应量的紧缩效应，多种政策措施的联合运用会对总需求的膨胀势头产生强有力的抑制作用。

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有着特定的调节领域和作用机制，基本功能也各有侧重，它们对社会供需平衡的作用点调节力度存在着差别。如果强调用一种政策代替另一种政策，简单强化一种政策而忽视另一种政策；或者是主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会失去政策间的互补作用，难以发挥协调、制约的整体功能，甚至于出现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客观地决定了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密切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宏观控制的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二者调节领域的侧重点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过程，它对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的调节，是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而传导出去的。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货币流通领域，它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变动而促使社会供需总量保持平衡。第二，二者调节作用的机制不同。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种的设置、税基的确定、税率的高低、预算分配、财政补贴等工具，明确国家、地方、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利率、汇率等工具对社会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银行对货币资金的集中与使用，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通过有偿方式进行的余缺调剂，保证社会资金在有效运用的前提下提高效益。第三，二者的作用力度不同。在经济总量调节上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的作用更直接一些，但在经济结构上，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一些。

四、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

按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扩张性）、紧（紧缩性）类型其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有四种组合形式，各有不同的配合效应：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搭配，即“双松”政策，其配合的结果能够比较迅速地激发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配合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它往往带来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搭配，即“双紧”政策。这种政策的组合效应，会有效地制止需求增长过猛和通货膨胀，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势头，但可能带来经济的滑坡，失业增加。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影响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3

关键词 货币政策 非对称性 建议

一、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就有这样的经验：经济不景气时，扩张的货币政策难以使经济摆脱困境；经济过热时，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有效地抑制通胀趋势。也就是货币政策在促使经济由萧条走向繁荣与在抑制过热回复正常时的作用截然不同，即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直接的实证支持则是在近10余年才出现。Cover(1992)对美国1951~1987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负的货币冲击(紧缩)对产出有显著作用，而正的冲击(扩张)没有显著影响。D.P.Morgan(1993)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角度，运用了美国1963~1992年的样本数据，采用了Boschen＆mill(1993)的Boschen-mill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对产出的影响很大且高度显著，而基金利率下降对产出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但不等于零。Karras(1993)对18个欧洲国家1953~199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说明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存在。Kim＆Ratti(1998)等人运用金融加速假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政策是紧缩的还是扩张的，再次证明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存在。Rhee6。Rich(1995)、Karras&Stocks(1999)等都陆续得到类似的结果。国内一些学者对此问题也予以了关注，赵进文闵捷(2005)采用LSTR模型和LM检验统计量的研究表明：在1993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在效果上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王解秋和徐涛(2001)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方面入手，指出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效果方面，货币供给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陆军和舒元(2002)使用两步OLS方法研究了货币供应量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指出未预期到的正的货币冲击有正的影响，负的冲击有负的影响，但由于负的冲击系数大于正的冲击系数，所以，紧缩的效应大于扩张的效应。冯春平(2002)货币供给产出方程，陈德伟、徐琼(2003)预测方差分解法，刘金全、刘兆波(2003)GARCH模型等，均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属性的存在。曹家和(2004)更是在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各项经济制度、措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相去甚远，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虽然相关的实证研究从数据上支持了非对称性，但仍需从作用机理上给出解释，并验证一些经济理论在我国特定阶段的适用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的前提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一些经济学家主张货币政策无效论，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古典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将直接导致物价水平的同比例变化(MV=PY)，货币呈中性，由此可以判断货币政策无效。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效，长期里无效。同时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问题，所以他们认为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无效，甚至有害，主张以单一的货币规则来实施货币政策保持固定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的自发均衡和理性预期假说

为基本假设，认为在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有效，而预料之中的无效。

二、货币政策的目标及政策工具

要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实证进行分析，就必须说清两个问题：货币政策的目标(包括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

(一)货币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指中央银行制定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并运用各种措施调节货币信用量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它是货币政策的具体体现和归宿。在现代经济社会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表现为国门生产总值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物价稳定，表现为物价总水平在一定时期里不发生显著剧烈的变动。充分就业，即在一定工资水平下，凡有工作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国际收支平衡，即一国的外汇收支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此外，也有学者把金融安全作为货币政策的第五大目标。

在实现货币政策四大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内涵上的不同，各个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因此，中央银行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在不同的时期侧重不同的目标。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指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制定是以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从1992年到1994年，我国经济中物价水平上涨较快，当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但从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局面，同时，由于新一轮的国企大改革，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因此，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转向反通货紧缩与促进就业。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设置的可供观测和直接调控的并与最终目标关系密切的金融指标。在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应考虑所选中介目标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适应性、抗干扰性，其中，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最为重要。

1.西方金融理论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主张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他们认为，货币供给量能够为中央银行所监督和控制，同时又与实际经济运行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是最适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正是受这种货币政策思想的影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采用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英国的卡尔、多温特劳布和美国的本杰、莫尔伪的水平理论把“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该理论认为：一方面，把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是难以计量的，货币供给量的计量范围存在很大争议(是以m0、m1、m2或m3作为货币供给量呢？);另一发面，他们认为，利率是决定货币需求的关键，因为利率的高低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成本，利率下降，企业的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企业就会扩大生产规模，货币需求相应增加;反之，货币需求相应减少。在这个意义上，调节了利率，也就调节了货币需求，进而调节了货币供给，这样，利率也就成为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有其前提的，那就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很高。近年来，在经历了货币供给量调控效果下降后，一些国家又重新把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转向利率。美国从1993年以来，就把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转向利率。以银行信贷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了，在六七十年代，这一目标被人们所忽略，但是，80年代以后，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银行信贷量是一个比较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他们认为，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机构一般对贷款对象采取配给行为，而这种配给行为往往使中央银行控制利率或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效果为零或完全相反的效果。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把汇率股票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2.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下，大多数学者认为，利率不宜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是因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仍然是“官定利率”。汇率也不宜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汇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常是发生在小国开放经济和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正逐步弱化，贷款规模在1994年以前对调控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发挥了巨大的作业，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基础正逐步弱化，政策效果也在降低。者也正是1998年政府有关部门正式取消贷款规模管制的重要原因。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给量最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二)货币政策工具

学界一般把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证券市场信贷、消费信贷、不动产信贷、优惠利率等。此外，还有诸如信用配给、利率限制、道义劝告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关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选择，综合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不同，具体情况下面分析。

三、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实证分析：以中国1993年到2003为例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

(一)1993~1997年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从1993年开始，货币政策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并始终把稳定币值放在首位，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即紧缩性货币政策。针对1992年以来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和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1993年两次调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同时减少货币供给量；1994年，对专业银行实行了贷款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责比例管理，并采取措施，严格控制信贷总量，将各项贷款均控制在固定资产贷款规模之内；1995年又上调贷款利率，并对金融机构开办特种存款和发行融资券，以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1995年，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明显，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回落到较合理区间。1996年，我国国民经济实行了软着陆。

在1993~1997年的货币政策实施中，国民经济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适度增长，GDP分别增长了13.5%，12.6%，10.5%和9.7%；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CPI到1995年12月回落到8.2%，1996年进一步回落到6.1%。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它很快将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而且总体上金融运行平稳，金融风险得到了控制和化解。

(二)1998~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受到较大打击，加上国内各项措施的影响(许多改革是消费者的预期发生改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例如：住房货币化，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等)，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针对这种宏观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框架为以公开市场业务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抑制通货紧缩和促进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采取了如下的政策措施。

1.利率政策

从1996~2002年，中央银行八次将息，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利率从8.82%降到了1.89%，再贴现利率(1年期)从10.98降到了3.24%，商业银行居民储蓄存款利率(1年期)从9.18%降到了1.98%，并征收个人利息所得税；活期储蓄存款利率从2.97%降到了0.72%，商业银行短期贷款利率(1年期)从10.98%降到了5.31%，中长期贷款利率(3年期)从13.14%降到了5.49%。但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利率下调对银行贷款投资消费的影响并未达到刺激增长的预期目标，这也说明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很低。

2.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1998年5月，恢复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当年就净投放基础货币701亿元，1999年增加到1920亿元。1998年，进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设立了单一的准备金帐户，并在1998年与1999年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现由13%下调到8%，后又下调到6%，相应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进8000亿元。1998年和1999年，中央银行四次下调再贴现利率；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增加货币供给量的举措。从1998~2003年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在短期内又一定效果，但效果并不明显；此外，中央银行还实行了一些其他的货币政策，例如，放松信贷管制，发展货币市场，实行金融稳定计划，都属于扩张性货币政策，但从政策效果来讲都不明显。因此，在1997年以来的反通货紧缩中，中国政府主要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1993~1997年的反通货膨胀以及抑制经济过热的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业并取得了较理想效果；但在1998~2003年的反通货紧缩的调控中效果并不理想，中国政府在1997年以后的反通货紧缩中主要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从实证发面说明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四、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原因

(一)预期效应

预期机制和方法的不同将导致经济的整体运行状态发生变化，从而促进货币政策作业方向和强度发生改变。如果企业和消费者在经济繁荣时刻的乐观情绪比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的悲观程度低，或者企业和消费者在经济萧条期间投资和消费更为谨慎，则可能产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这些心里因素的形成可能归因为经济行为主体的风险态度，即大多数经济主体是风险厌恶者，而不是风险爱好者。而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是由于公众预期的非对称性造成的(2004，李国疆)。

(二)信贷约束效应

信贷约束与信贷需求之间相互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需求旺盛，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水平，增强了对某些借款人的信贷约束，有效地限制了他们的支出水平，货币政策影响扩大；在经济萧条时期，虽然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了市场利率、放松了信贷约束，但由于信贷需求减少，所以，并不一定引起贷款和支出的增加，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不明显。

(三)价格刚性

如果价格的下降时期比上升时期缺乏灵活性，货币政策将对实际产出形成非对称性影响，即价格刚性会造成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则从“菜单成本”，“工会垄断”等方面说明了价格在短期里存在价格刚性现象。

五、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启示

通过一些学者的分析研究以及对我国1993~2003年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说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进行反经济周期的货币调控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具体做法是：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重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作为辅助；在反通货紧缩和促进经济增长时，重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运用货币政策时，要加大力度，微调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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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楚尔鸣.货币政策效果非对称性的理论分析[J].金融研究，2002.3

[3]范方志，赵明勋.当代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M].上海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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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4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政府决策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2－0106－02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自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后，上世纪日元升值问题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希望能从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中寻求一些借鉴。在探讨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影响问题时，多数学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元的快速、大幅升值直接导致了此后泡沫经济的升成和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然而，通过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举措的探讨，可以发现泡沫经济生成及经济长期低迷的确与日元升值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日元升值并非泡沫经济生成及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源，其真正的元凶应该是日本政府不当的财政金融措施。鉴于此，本文拟就日元升值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措施进行再探讨。以期能对正处于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的中国政府决策提供借鉴。

一、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的举措

日元升值前后，日本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尽管在数次日元大幅升值时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其基本的策略思路有着相似性或一致性。概略而言，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的基本举措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实行汇率改革，逐步由固定汇率转向自由浮动汇率。

其二，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面对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政府在1987年5月推出了所谓“紧急经济对策”，由政府提供6兆日元规模的紧急财政补贴用于公用事业、住宅融资和减税。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不久，面对新一轮的日元升值压力，为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日本政府又颁布一系列紧急法案加大财政投入，试图以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发展，1992～1995年，在不足4年的时间内，日本公共消费合计75万亿日元。

其三，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配合，日本银行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连续5次调低官方贴现率，试图以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应对日元升值可能带来的经济下滑。

其四，推行金融自由化，并对银行资本金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政府在放松金融管制的基础上逐步推行金融自由化，许可银行与证券公司在业务经营上可以互相渗透、相互交叉；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式进入其他业务领域；开放金融市场。同时，在银行资本金管理办法上实行双重规定，有海外分支机构的银行执行国际清算银行制定的银行资本金管理规定，即执行8％的国际标准，其他银行仍可执行国内银行资本金管理规定的4％的标准。

上述日本政府针对日元升值的一系列措施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带来了一些失误。就其成效来说，日本政府的各项举措暂时维持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维护了日本对美国贸易在一定时期的优势，提高了日本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形象。然而，相对于其举措带来的失误而言，这些成效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二、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的失误

纵观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行，不难发现日本政府最主要的失误在于如下几方面：

首先，货币、财政政策的失误。在日元升值第一次高峰时，日本政府在货币政策方面推出了超低利率政策，日本银行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连续5次调低官方贴现率，至1987年2月将官方贴现率降至2.5％。在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又推出了以大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为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政府调拨6兆日元用于公用事业、住宅融资和减税补贴。在货币和财政双重扩张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发展呈现出所谓的“日元升值景气”，然而在“日元升值景气”背后，泛着眩目光彩的经济泡沫正在生成。因为在生产已出现过剩的情况下调低利率显然不可能刺激生产性投资和消费。相反，由于内需不足，企业家对生产性投资的兴趣日渐降低，为谋求收益的最大化，各企业纷纷将流动资金投向股市和房地产，结果造成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泡沫经济不期而至，加之利率政策和日元升值预期诱使国外热钱涌入，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愈发膨胀。

跨入20世纪90年代后不久，日元又面临了新一轮的快速升值压力。此时的日本政府如果认真吸取以往教训，放弃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意念，适时调整不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日本很有可能走出经济困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味迷恋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政府，以一系列紧急法案加大财政投入以推动经济，结果，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了，1995～1996年，日本GDP的增长率约为2％～4％。但是，国内产业结构并没有如70～80年代那样做出相应的调整，因而，当金融危机袭来时，199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迅速下降为2％，此后，日本经济一直在低迷中徘徊。因此，只是一味地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去加大财政投入，而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话，其结果只能陷于长期的经济低迷。

其次，汇率改革方面的失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汇率自由浮动改革虽然暂时缓解了日本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使日本逐步融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但是自由浮动汇率使得人们对日元升值的预期不断增大。在80年代中期日本资本项目完全开放、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使得大量外资快速涌入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直接刺激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

再次，金融管理制度及政策的失误。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未能有效加强金融监管，加之不当的货币信贷政策，使银行贷款不断向住房抵押贷款倾斜，刺激地产泡沫不断膨胀。

总之，为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背景下推行了一系列不当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及措施，正是这些政策、措施的失误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泡沫经济的生成和90年代中后期经济的长期低迷。

三、日本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通过对日元升值过程中日本政府应对政策及措施的分析，其至少在如下三大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第一，政府在政策导向方面应防止对经济指标变动的过度反应，以避免出现较多的政策性失误。日本出现“失去的十年”，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的元凶是日本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快速增长指标而推行的财政、货币扩张性政策的失误，并非日元大幅度升值。我国自2003夏天以来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局面和日本在1985年的时候十分相似。因此，我国政府在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应吸取日本政府在应对货币升值时的教训。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5

根据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9年到1983年，这一段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货币出现失控的现象。虽然说中国人民银行还没有到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但是当时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具体措施是严格管理信贷计划和信贷投放，加强了现金管理和控制。最终的货币政策效果基本上市实现了，物价水平出现了回落的现象，经济开始降温。第二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3年，这一段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我国的央行开始真正发挥其职能了，能够比较独立的实行相关的货币政策。由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影响，这段时期的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也就是总体上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变化，出现了有紧有松的短期循环。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等一些现象的出现。第三个阶段是从1994年到1997年，这一段时期经济发展过热，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抑制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发展得到控制，恢复到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上来。因此当时我国的中央人民银行主要实施的政策就是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而来成功实现我国经济的“软着陆”。第四个阶段是从1998年到2007年，这一阶段的经济形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既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发生经济的衰退，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主要目标就是治理通货紧缩，在刺激我国内需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具体措施是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增加货币供给量，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二、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由于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从1984年才开始，以下具体分析了后三个阶段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有提高利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限制与紧缩货币供应量，紧缩信贷规模。这些措施的确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也出现了负面影响。例如经济增长率下降，CPI不断增长，信贷余额增长率也不断飙升。综合来看这时期的货币政策依然是有效的。第三个阶段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是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等。这段时期的货币政策始终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及时有效的将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了，取得了明显效果，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第四个阶段是反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进入通货紧缩阶段，当时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为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大幅度降低利率，扩大利率浮动空间；及时运用信贷政策，调整贷款结构。然而总体结果看，这段时期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并不十分有效。综上所述，通过历年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但还需不断改进与完善来提高其有效性。

三、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一）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有利率，信贷，资产价格和汇率等渠道。下面主要从利率和汇率两个方面来讨论。

1逐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对于加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措施是（1）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即主要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利率结构，增加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增加社会金融产品多样化，进而不断实现存贷款利率的放开。（2）实行差别利率，从而实现利率引导资金流向的目标。所谓差别利率，就是按照贷款人等级，行业，信用等风险程度的不同，制定相应的不同利率水平。

2.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汇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一种，是作为利率渠道的补充而存在，它的不断改进与完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国当前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的供求关系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自由兑换。要进一步疏通汇率渠道，可以适度放开国家对汇率的干预，使得汇率可以根据经济波动而浮动，从而资本流动的进一步灵活得以实现。那么利率和汇率这两种渠道的双管齐下，就会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

（二）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6

【关键字】大萧条 次贷危机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工具 启示

一、引言

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体系的管理至关重要，在经济动荡时期更是如此。本文以美联储在两次金融危机中采取的货币政策为导向，总结这些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应用，以期为我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提供借鉴。

二、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的救助方案一直被人们所诟病，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常规经济波动在不确定的经济政策作用下的“经济灾难”。 1929—1933年，美国货币存量下降35%，狭义货币M1同期下降25%，政府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本已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将货币政策作为反危机的重点，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从1933年开始，美国货币供给急剧膨胀，到1937年，美国货币供给与1933年相比增加了将近42%。罗斯福总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从根本上为大萧条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三、 次贷危机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及创新

1、危机发生后美联储采取的常规货币政策

2007年夏以来，美联储为了应对危机采取了包括降息在内的多项果断措施。针对危机的扩散和经济的低迷，从2007年9月开始到2008年12月底，美联储连续九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下调至0.25%，共下调500个基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走完了所有的降息路。利率调整政策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十分罕见。目前，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0到0.25%之间。

2、美联储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创新

(1)针对交易商的工具创新。随着危机的深入发展，2008年3月开始，回购市场的压力不断增加，回购融资量大幅下降，相应地，成本在提高。为解决主要交易商资金紧张的形势，联储在债券借贷业务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DCF)是美联储于2008年3月16日推出的一项针对一级交易商的工具创新。2008年3月13日，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流动性严重恶化，如果无法获得其他融资来源，它将被迫在第二天破产，而因贝尔斯登不是存款性金融机构，不能申请贴现贷款。美联储为了救助流动性严重缺乏的大交易商，阻止信贷市场流动性危机向其他市场蔓延，根据紧急授权创设了PDCF。PDCF使一级交易商获得了与存款机构相同的进入贴现窗口的权利，一级交易商可以按存款机构同样的贴现率借款，资金数量取决于交易商的需要，而且利率是固定的，抵押物可以是各种投资级证券。2008年9月14日PDCF抵押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三方回购市场的抵押品。这样，政府通过PDCF改善了一级交易商的融资能力。

(2)针对货币市场的工具创新。为了对货币市场提供支持，稳定金融市场，2008年9月19日美联储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对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进行升级，建立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AMLF)，扩大美国存款机构和银行持股公司无追索权贷款规模，为其购买高质量ABCP提供融资;二是从一级交易商手中收购由“两房”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

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AMLF)是2008年9月19日由美联储设立。AMLF允许存款机构、银行控股公司和外国银行在美的分支机构以高质量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为抵押，从联储获得相应的资金，期限一般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的到期日，最长不得超过270天。AMLF提高了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的流动性，维护了货币市场的正常运行。

(3)针对存款机构的工具创新。2007年8月以来，美联储在放宽存款机构在贴现窗口借款的条件、降低贴现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等措施的基础上，对银行贴现窗口进行改革和创新。

定期拍卖便利(TAF)是由美联储2007年12月12日设立一种新型的贴现窗口，即通过招标方式向财务健康的存款类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达到一级信贷方案合格要求的财务健康的存款类金融机构根据规定程序向所在地联储银行提交利率报价和竞拍额，由联储决定拍卖结果。在抵押物方面，贴现窗接受的抵押资产即可作为TAF的抵押资产。在资金数量方面，每次TAF拍卖的资金总量是由联储预先确定并公布的，利率通过存款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序确定，投标利率最高的机构将得到资金。

(4)为了刺激实体经济，阻止信贷紧缩在实体经济的蔓延，美联储创造了新型融资方式商业票据信贷便利(CPFF)，直接将资金送人继续的相关企业。

商业票据信贷便利(CPFF)是联储在2008年10月7日新开的短期融资窗口。联储将通过一个特殊目的公司(SPV)给美国商业票据的发行者提供流动性支持。一般由特殊目的公司(SPV)从符合条件的商业票据发行者那里直接购买无担保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向有资金需求商业票据发行者直接融出资金。

四、对我国的启示

美联储在应对危机中，采用了大量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对于其他国家央行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传导链条的断裂与应对

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并没有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传导而是通过FAF、PDCF，TSLF、AMLF、TABSLF等创新工具直接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企业债券，跳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先导环节(正是这些环节的瘫痪导致了政策传导不畅)，向市场、向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机构、特定的企业和法人注入资金，缓解它们的资金紧张局面，降低它们的融资成本，刺激它们的经济活动，从而拉动需求的最终增长。

2、从“最终贷款人”到“第一贷款人和惟一贷款人”

本次金融危机已经重创了金融系统，造成金融机构流动性紧缺，货币市场资金紧张，为了防止流动性紧缺向实体经济蔓延，美联储被迫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资产价值的缩水、不确定性的增加，增加了银行惜贷行为，实体经济资金压力很大。为了解决实体流动性问题，美联储不得不代替金融部门承担了融资功能。利用TAF、CPFF、TABSLF等创新工具，在极端市场条件下履行“最终贷款人”角色的同时承担了“第一贷款人和惟一贷款人”的角色，对稳定经济金融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货币政策组合与协调配合

一般来说，央行除了通过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放松银根之外，还可以采用“非常规方式”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是央行可以通过自己的市场影响力，引导舆论走向，制造短期利率将长期保持低位的预期;二是央行可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增加基础货币;三是央行可以改变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如果投资者将不同资产视为非完全替代品，央行买进特定资产的操作就会对资产价格产生明显影响。上述三种量化宽松的方式虽然概念不同，但在操作上可以相互替代。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减速，美联储运用上述三种非常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从2008年底以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长期维持在0%~0.25%之间，并在其报告中承诺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这实际上是给公众制造短期利率将长期保持低位的预期;通过新型融资工具，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企业手中购买了大量的各类债券，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急剧扩大;同时，为了解决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美联储放宽了抵押物的范围，使得美国国债以外的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MBS、投资级别的债券、高质量ABCP、无担保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住房和商业抵押贷款相关资产等出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更加多样化。

五、结语

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在出台相应政策时必须把短期政策目标和中长期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合起来，才能够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1、中长期政策应以改革为先导，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仍然是“重增长，轻调整”，“重行政控制和政策调节，轻体制转型和机制改革”，这从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可以看得出来。最近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新医疗体制改革、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等。有的有所进步，如医疗改革坚持了有管理的市场化;有的问题不少，如城乡统筹很多是变相征地。但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实行措施很差。有的政策措施无法实施，有的政策措施与目标矛盾。

2、短期政策安排有助于积蓄复苏的足够能量

有专家提出，在经济萧条或筑底的过程中，要实现复苏必须积蓄足够的能量。经济复苏不能仅仅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更要重视消费的增加。为此必须增加居民购买力。购买力的增长既依赖于工资水平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更依赖于物价水平的下降。因此，政府要利用各种可行的有效手段，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增加有效需求。例如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

3、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全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提供着超过3/4的就业岗位，其发展对于稳定就业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并且，就经济长远发展来看，中小企业的成长对于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可忽视，世界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过发展中小企业获得成功的。例如从人均总量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均中小企业数量为0.1，即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小企业;日本人均中小企业数量为0.05，即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小企业。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要使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体。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应变力，商品劳务的顺畅流通，行业准入限制的取消，以及自由价格机制等等。根据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换要及时，并应当具有前瞻性。

参考文献

[1] Stephen Jen，Spyros Andreopoulos:The Fed's QE Operations and the Dollar[R].Morgan Stanley，2008(11).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 汇率 变动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货币信用基础上的，将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常规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货币政策一般应包括政策目标、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目标及政策效应等诸方面内容，其中目标的选择是首要问题。1995年央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所谓币值稳定应该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含义，对内要力求货币供需总量长期均衡，对外则要保证汇率基本稳定，所以汇率政策应当视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又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只有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才可能使得政策顺利执行并取得预期效果。 

 

1 我国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背景之下。与这种宏观经济不均 

衡状况相适应，我国只能施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出现巨大转变，但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某些矛盾没有得到恰当处理，也是由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使然，1997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市场需求不足态势，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得这一矛盾日益突出，通货紧缩的迹象初步显现：1997年下半年我国GDP增长率开始下降，物价指数持续下跌，国内市场萎缩，失业增加。为了防止经济滑坡，政府适时地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从1997年10月份开始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灵活微调的松动性措施；1998年3月央行合并准备金账户，并先后两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适当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从1996年起央行8次下调利率，优化了利率结构和利差水平；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8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保证了国内及亚洲经济的稳定，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西方国家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必然后果是经济滞胀。中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之后并没有出现严重地滞胀，但近年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往往过于依赖少数部门，高增长、无通胀的背后掩藏了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诸多迹象表明，虽然现实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预期却开始上升，比如2002以来的住房信贷的持续扩张，2003年以来难以控制的局部“投资热”。在此情形下，央行及时作出调整，2003年以来采取多种措施以期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缓解通胀压力。 

（1）法定准备率的调整。2003年9月起央行两次决定将存款准备率提高，以抑制投资过热造成的信贷扩张，并降低由于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带来的流动性增长；同时根据金融体系不良贷款率高而资金充足率低的状况，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以强化其风险防范作用。 

(2）再贴现率的调整。2004年1月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扩大到1.7倍，农村信用社扩大到2倍；此后，2004年10月央行又决定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2.3倍，并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 

（3）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面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剧烈波动和投资过热、信贷增长过快等情况，2004 年央行共开展110 次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 690亿元。全年共发行105 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15 072亿元， 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9 742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43 次，收回基础货币3 330亿元；开展逆回购5 次，投放基础货币1 490 亿元。这些政策的施行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可能还有待时间的验证；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央行始终将保持币值稳定放在第一位，追求的是国民经济长期均衡地增长。 

 

2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所谓汇率即两国货币折算的比率，或者说是以一国货币单位所表示的另一种货币单位的价格。汇率是一种特殊的价格，之所以说它特殊，一是在于它的表现形式特殊，它是以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的货币；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价格指标，对于经济社会中其他价格变量有着特殊的影响。 

作为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价值联系的桥梁，汇率在本国物价和外国物价之间起了一种纽带作用，它首先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本国的国民生产结构产生影响。因为汇率的高低，会影响到资源在出口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分配。此外货币领域也会因为汇率的变化，大量资金相应地从一种货币流向另一种货币；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则可以看到汇率随着货币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变动，反过来汇率对国内货币状况也会产生极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过了一个先贬值后升值的过程。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至汇率改革时期，此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5∶l（元／美元）下滑到8.6∶l（元／美元）。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不足、物价大幅上涨，而国内又急需扩大出口。在实施贬值后，缓解了国内工资水平大幅上涨的压力，也吸引了更多国外投资，为我国这一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阶段人民币币值基本保持稳定。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取消官方汇率，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此后的几年里，人民币汇率一直在8.72－8.27（元／美元）之间浮动。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依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人民币稳定，我国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但却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促使亚洲金融危机尽快结束，避免了世界性金融危机，这一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我国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了其对外价值，所以在国际经济波动不大的条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也是我国货币政策的要求；从我国近年汇率政策实践和实际汇率变动状况来看，基本上也与我国的货币政策相一致。 

3 我国稳健货币政策下汇率的变动趋势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市场结构；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51 -04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应付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手段中，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预往往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在今天我国货币政策面临新的经济下滑和要求刺激经济的新形势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面临着新的挑战，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实际的有效性正在挑战货币政策本身。

一、危机后货币政策作用面临新的考验

我们把金融危机爆发作为出发点来谈货币政策，有其重要的时间价值和意义。我们已经发现，货币政策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实践的问题，有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手段的争论由来已久[1]，而今天的讨论则更显得具有现实意义。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期间，金融市场出现了少见的动荡危机，银行体系出现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冲击，大量证券化金融资产价格暴跌，一瞬间大量资产就化为乌有，大量金融机构由此陷入危机，银行机构几乎都跌入了深渊，收缩信用以求自保使金融市场进入了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出现了全面扩散。美国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银行信贷机构出于应对危机实施信贷收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形成[2]。在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货币当局也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形成了积极的介入市场的调节政策并实施了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措施。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都成为了危机时期的反危机宏观调控。然而，要对这些行政介入和货币政策作用效率进行即时的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大量的分析推论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逻辑的推导，并没有实践的证明意义。

从货币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存在着充满矛盾和对立的评价。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政策出现之前，货币的作用存在着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非中性的观点主要在于货币对于经济增长有无实质性的作用，中性论者认为货币量变化只能对于价格、商品和资产的价值衡量产生影响，但不会对于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那么货币中性的话，货币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看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货币政策，被赋予了可以影响货币利率，并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工具变量，货币政策也就成为了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重要宏观政策变量。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变成了调节市场均衡的重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成为了，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

那么，如何认识货币政策目标的现实性和真实的效率呢？我们不得不重新翻出历史旧账，看看理论争论和认识的变化过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货币政策的工具及其作用过程设定为货币流量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变化直接影响投资消费决策，这种传导机制也就是一种货币传导机制，银行、企业还有其他的交易者都是受市场利率影响而作出反应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反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假设是依据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利率信息的传导没有任何的阻碍因素，那么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呢？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当局改变的只是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债券买卖来改变货币流通量，通过货币流通量的改变来影响市场的利率水平，因为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机会成本，这就可能改变当期的实际支出水平。这个完美的传导作用过程及其影响能力也只能存在于理论推导之中，这个假设始终没有得到实证检验[3]。后来的货币主义学派是从反面进行证明，证实了这种假设的不合理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法得到证明。一是货币当局改变基础货币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即M2的变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无法获得市场利率变化的信息，难以控制利率水平，这是一个多变量影响因素；三是即使获知了利率水平的变化幅度，也难以测算出投资和消费的可能变化幅度，这也是一个多变量影响的结果；因此，这样的假设得出的结论无法获得证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是从每一个环节来分析验证这种结论的不合理性。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中，货币当局操控基础货币量的供给机制，也无法获知最终实际投资消费支出的变化量，这是很显然的。那么，如果是在一个市场体系不完善的体系中，这一调控的结果和效率更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政策无效性的假设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大体上到上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效果看，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在市场体系中受到多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作用，是一个难以分离和证明的问题，在实际的刺激过程中，激进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不管中间环节是否出现问题，基础型货币量扩张松动无法实现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推动，这已是80年代多数国家的普遍现象，扩张性政策给政府和货币当局留下的仅是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公共债务。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陷入了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滞胀的形成按照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4]。

如果从货币政策的中间环节看，其传导效率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我们已经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基础型货币的可控性不能解决市场实际流通中货币量（M2）可控性，在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反应产生了不同的预期和作用力，银行和企业公众作为交易者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它们的预期与行为最终可以改变货币实际的形成量，这已是为实际市场运行所证实了的。大量货币投放后并未形成货币实际供应量的增加，信贷流量和投资变动也清晰地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失踪”，货币供应从源头到实际流通市场的数量变化难以控制和测算。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实际利率的冲击影响也存在着难以测算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货币流通速度，货币超额储存，货币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导致市场利率的变化难以预测。那么，利率变化的实际程度有无把握的机制和方法呢？有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那就是根据市场利率的短期变化来判断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状态，再进一步参考市场就业率水平和通胀水平，来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走向[5]。这种方法已经放弃了寻求利率与货币流通量变量关系的做法，确认利率的变化是由货币市场和商品流通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转而通过认识利率的变动来确认货币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变化水平，这就是货币政策调控中著名的“泰勒规则”。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当局先后推出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都有着泰勒规则的影子，它们都盯着市场利率和就业率的实际变化，而并没有在于一国当时流通中有多少货币。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传统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要求，也摆脱了对流通货币量测算的困扰，直接面对了利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市场要素，这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货币政策变化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应或其必要性而言，可有不同角度的解释。货币主义者的基本假设就是合理的供应量政策可能提供一个稳定的价格和市场交易条件，避免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出现。这种目标体系要求货币当局放弃利用货币工具刺激经济和投资的企图，而代之以稳定货币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一贯政策。实施这一政策也不顺利，一方面是对于货币政策目标功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传导不良和难以测算的问题，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给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形成了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盲目操控。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市场条件受到约束

今天，人们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实际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必然形成一种对于什么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解释为实际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等指标；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和货币信贷市场的稳定，当然，也有人可以将二者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稳定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回升增长。

如果我们将二元目标结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国货币当局都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操作者。它们的货币政策也是难以见效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两轮扩张调节后，实际的货币流通量是不得而知，其信贷投放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收缩，基础货币投放量宽松后信贷量没有积极反应，金融机构的信贷顺周期行为十分明显；利率的变化也不明显，短期内几乎没有反应；市场的投资和消费量反应也十分冷淡，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处在1％的低位水平上，这究竟是传导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效能问题呢，货币政策难以解释[6]，即使是QE3的推出，其效果也受到广泛的质疑。

其实，所谓的宽货币不等于宽信贷，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资，说明的确是就业和经济增长回升的市场运行独立机制问题，与货币政策刺激无关。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为了应对长期来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低迷，日本银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投资增长不明显，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就是信贷收缩，投资消费低迷一直无法改变，这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问题了，根本就是投资和就业的变化不受利率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因此，这就说明，投资消费和就业增长其实是货币流通量以外的独立变量，不应从货币政策的效率角度来解释市场变化。当然，合理的、中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是必要前提，混乱的、主观随意的政策操控必将破坏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

在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当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但似乎政策的效果并不一样。一种情况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但信贷和实际投资量并未增加，实际支出和就业量也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要评价它的效果，对于流动性增加和通货紧缩的遏制或许是有效的，它促进了金融危机状态下经济和投资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如果你对于货币政策认定了促增长，拉就业的目标，那么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当货币当局极力扩张基础型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流动性投入时，在很长的时间里，或许一年或一年以上，实际的信贷投放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国和日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或许人们想到，美联储或日本的货币当局实施货币供应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的流动性会增加，信贷流量也会增加，那么，一种可能就是投资会增加，消费也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会上升；而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物价上升，引发通货膨胀。究竟会出现哪一种结果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发现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这又是为什么呢？是货币政策无效呢，还是传导机制出了问题？对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目标本身就不在政策的效果之内，因而就不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如果是市场运行的结果，并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率的上升是另一个目标了[7]。

因此，我们不能把低增长率和低就业率的均衡维持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效，这本身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围了。如果说这与货币政策变化无关，既定的经济均衡水平下的利率水平和就业率水平是由当时的市场条件决定的，那么，依靠货币政策的刺激，或者货币当局基础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不可能改变或者说是提升经济均衡的水平的。既然如此，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设定的最终影响目标如果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率改变，那么政策的传导效果就不可能看出来，一个无效的政策调控是不会出现有效的作用过程的。有越来越多的实践显示出了央行的积极政策其实是无用之功。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有限性说明超越其功能范围，反而会带来货币市场供求失衡和价格体系混乱等后果。反而可能带来破坏性的负面效应，货币失控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这些都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三、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行政附属性面临挑战

积极的干预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中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这些政策大致可以认为是一种符合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原则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了对于不同市场条件的支出干预，从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货币支出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但被认为效果较差；另一方面也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贷指标，配额等直接调节决定货币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预决定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传导效率呢？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运用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市场体系和企业制度市场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观经济调控包括对货币信贷量的调节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中期年代以后，投资消费的支出决定受市场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也形成日益明显的周期性。货币当局也就面临着调节经济增长周期和维持货币物价稳定的问题，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式走到前台。反周期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体现的原则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预货币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标当然是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而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趋向于紧缩货币信贷，实现调控支出水平的目的。从政策效果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较明显，复合性的紧缩政策对于货币流通量，信贷量和投资支出规模都有快速的影响，没有货币支持的投资支出是难以维持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越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也越好。但对于扩张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显了，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和消费者的独立决策地位上升，对于市场周期变动的预期强烈，货币当局要改变这种预期是不可能的，要劝告或诱导企业、消费者改变行为也是不可能的，这必然导致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失效，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就不明显，这是必然的结果。要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预市场的支出，从而能快速收到扩张的效果。这种假设在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获得了实践验证，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下滑的担忧，货币信贷的收缩加剧了投资消费的萎缩，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实施了积极的扩张，包括准备金率、利率和信贷供应量都实施了松动，在市场结构基本未变化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否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呢？我们看到，利率货币的松动和基础货币量的扩张对于市场流动性有积极的反应，出现了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乱串，短期资金泛滥，而同期的实际信贷投放量并未见到有效增长，货币政策的支出效应不明显。进入2009年以后，货币信贷投放的松动扩张实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性质，行政系统甚至直接规划下达投资项目，财政也积极地配合，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银行信贷系统在行政指令下当年增发了7.5万亿人民币信贷流量，支出的扩张在行政性投资立项规划下得到了实现。我们看到的货币支出效率是行政支出的影子而已，政策的传导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因此，货币政策在现实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计划的从属措施罢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强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场预期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投资拉动市场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现了过热和投资过度的问题。这个显然不是货币政策在当前过度有效了，利率、准备率、汇率的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虑在特殊时结构条件下的形成的问题。我们近年来大量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行政性的投资支出并非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8]。

对于货币政策的传导及其有效性，必须要从现实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出发，进行分析检验，才可能通过科学合理的逻辑推导分析，得到合理的结论。目前的体制结构和运行的行政属性，需要对财政控制及其传导，股市传导，汇率传导，利率传导，信贷传导和投资传导几个可能的过程，分别进行了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这种基于现实假设的分析，能够说明解释我国目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特殊情况，它仅仅是一种附属于行政控制的配套政策，一般的分析观察已经发现其作用效果十分有限，在目前的市场结构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条件和形式受到市场机制的限制，行政性的调控方式将极大地影响作用的效果，并出现一种两难的局面，这是未来必须要考虑加以改善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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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武俊，燕安.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有效性和可控性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10，（03）.

[8]范从来.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经济研究，2000，（07）.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9

1.GDP增长率呈不断下降趋势

我国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8年的7.8％。1998年下半年，依靠财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仍然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同时低于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

1999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达到7.6％，其中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3％，二季度GDP增长降为7.1％。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趋势明显，若不及时采取有力的启动政策，完成今年GDP增长率7％的目标仍有一定困难。

2.各类物价水平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趋势依旧

到1999年8月，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连续23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个月负增长，反映经济景气的生产资料价格购进指数也连续35个月负增长。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从第一季度的－2.9％和－1.4％进一步下跌为－3.2％和－1.8％，尽管近来这两个指数均有程度不同的回升，但回升幅度十分有限。

3.消费需求不旺，增长乏力

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仅为6.8％，1999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为6.4％。比1985－1997年间平均17.7％的增长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说明物价的下降并没有相应带来商品销售额的增长。

4.农产品收购价格剧烈下降幅度大，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199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就全面大幅度下跌为－4.5％，199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0.8％，两年累计下降了12.1个百分点，等于农民生产等量的农产品而货币收入却下降了12％。农村居民消费持续下降，1998年农村居民以69.6％的人口，只购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8.9％，1999年第一季度有下降为38.5％，而占人口30.4％的城镇居民，却购买了另外61％以上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过大。

5.外贸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外需严重不足

1999年上半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580亿美元，同比增长4.4％，其中出口830亿美元，下降4.6％；进口750亿美元，增长16.6％；顺差80亿美元。此外，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194亿美元，下降19.9％；实际利用外资186亿美元，下降9.2％，预示着吸收利用外资和扩大出口的难度进一步加剧，外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减弱。

6.基础货币投放下降，实际货币供给不足，货币流动性比率降低

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下降，货币供应趋紧。1998年末，基础货币余额为29108.7亿元，仅比上年末增加29.2亿元；到今年3月份，基金货币余额降为28314.9亿元，比年初下降793.8亿元；6月末，基础货币余额降为28042.7亿元，比三月末下降272.2亿元，比年初下降1066亿元。

在基础货币下降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仍保持小幅增长，其增长量约为基础货币运用余额减少造成的货币供应的收缩量。也就说，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M2在小幅增加的同时，货币流动性比率(即M1与M2之比，即全社会货币供应中，用于居民消费、企业生产和投资的那部分货币占整个货币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97年6月货币流动性比率为37.5％，1998年6月下降为35.7％，到1999年6月进一步下降为34.86％。造成货币流动性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近两年企业投资活动不积极，流动资金减少，以及居民消费欲望不强。由于企业资金趋紧，投资意愿下降，1999年前4个月企业存款下降355亿元，其中，活期存款下降842亿元，定期存款却增加了487亿元。

根据西方学者的实证分析，货币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8。考虑到我国正在经历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弹性应该更大一些。据国内学者对1979年以来的实证分析，我国的这一弹性应为2.3左右。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货币数量应该增加2.3％。以1998年经济增长7.8％为例，货币数量应增长17.94％，而我国1998年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0、M1、M2的增长分别为10.09％、11.85％和14.84％，都远低于17.94％的水平。因此，就近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国基础货币的增加速度太低，货币供给不足。

明年应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

通货紧缩使实际利率上升，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投资意愿减弱，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断加深的通货紧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此，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政策衔接起来。

进一步缓解通货紧缩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仍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政策取向。实行这一政策取向的问题是，从货币政策方面看，政策传导机制障碍影响了基础货币的放量，也使利率政策作用不明显，新的货币需求不旺也从另一个角度抑制了货币供给。因此，放量基础货币、扩大货币需求，在传导机制障碍短期难以解决、利率政策不明显的条件下，基础货币放量须寻找新的途径，同时，从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看，提高非政府投资收益率是创造新的货币需求的关键。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作为长期政策使用，发债空间有限，发债空间欧盟国家债务负担率不高于60％，1999年我国债务负担率约为12.5％，西方国家宏观税率平均在45％以上，我国约在12％，说明财政的偿债能力约为西方国家的1/3弱，1/4强，因此，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低线为15％，最高不能超过20％。

我国目前大约有3万亿的隐性债务(估算)，未来几年将部分体现为政府的显性债务，如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损失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缺口等，最终都要由财政来承担。

依据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当债务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当期的债务发行是对未来增加的税收收入的提前支付)，当期的债务发行，必然导致未来年度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否则，财政将发生支付危机。因此，必须考虑灵活运用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明年财政货币政策具体思路

1、货币政策方面：

1)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核心问题是解决货币传导机制障碍。将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与信贷安全作为刚性考核指标，解决不讲效益，只求安全的问题。

2)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一步调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在当前已经扩大商业银行存货差和增加低成本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将存款准备金降为零利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扩大贷款投放和其他形式的资产运用，防止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套取利息。同时，将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目前的8％再下调到5％。

3)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不仅要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继续推进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改革措施，还必须注意防止出现政策和导向上的极端化倾向。如果金融机构单纯追求防范风险而不积极进行投资和贷款，整个宏观经济必然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乃至经济风险。因此，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应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发展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各种类型的非国有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以分散国家的金融风险，拓展中小企业的筹资渠道。

4)积极培育金融市场，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发育，加快货币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为统一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票据市场创造条件，促进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放开票据贴现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票据贴现业务，加大再贴现的规模，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运用中票据持有的比例，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2、财政政策方面：

1)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调整支出结构

建议2000年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增加1000亿元左右，主要考虑拉动GDP的增长与阻止物价水平的下滑。

调整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在增加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应该考虑将部分财政资金用于能够直接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领域。包括增加经常性预算支出，增加职工收入以促进居民消费。特别要将增加的预算资金优先用于扶持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力争使5000万贫困人口提前脱贫；加强政府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由财政拨出部分资金用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鼓励居民多消费而少储蓄；同时，可考虑将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清理企业间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以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特别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带动民间投资等方面的作用，放大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通过有效地利用财政贴息、财政担保和财政参股等手段，充分吸纳和引导社会资金，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依靠非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支撑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为迎接中国加入WTO的挑战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2)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弥补财政赤字有多种途径，其中，债务融资和货币融资是通常使用的方法。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预算法》不允许采用货币融资法，可考虑继续采取债务融资方式，但中央银行必须大力拓展公开市场业务。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财政部向商业银行发行低息或无息短期国债，由中央银行通过国债市场当天等额购入，迫使中央银行释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做虽然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但财政赤字扩大仍然体现在债务规模扩张上，形成政府债务负担。

此外，采用何种方法弥补财政赤字，应在精确计算推动通货膨胀增长幅度的基础上确定。对控制通货膨胀总的考虑是，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连动，使物价指数由目前负增长，提高到明年的正增长。鉴于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沉重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若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8％，一般不超过9％的情况，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应是可行的。

3)“轻徭薄赋”，稳定宏观税率

为保证财政各项政策的协调一致，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保持目前宏观税率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源开拓才能有利地支撑税收的增加。同时，继续清理乱收费现象和推进费税改革，减轻企业与居民负担，支持经济增长。

4)社会保障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举

当前或今后一段时期内，无论是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还是从经济增长等方面来看，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无法支持消费的快速增长。扩大消费的唯一方式是将居民储蓄变为当期消费。这就要求我们在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政府机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体制和医疗制度改革的同时，尽快建立和健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采取诸如对无房老职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补偿、偿还政府对老职工劳动保障的隐性负债，补足欠发的职工工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薪金等方式，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实行这一政策，应贯彻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当前刺激内需的重点尤其要放在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上。同时，在供给方面，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发挥财政、信贷乃至民间资金“投资”带动“投劳”的作用，以增加就业，扩大需求。

5)将刺激内需和外需结合起来

继续坚定不移的实行各项鼓励和扩大出口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口信贷、出口担保和不断扩大出口企业经营自等，尽快扭转出口下滑的趋势，在努力扩大内需的同时，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篇10

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会总需求。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总需求与社会生产能力之间出现缺口，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膨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货币供给量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般理论模型。为了克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应当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场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表明，政府在对经济增长进行调控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减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大小，决定于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如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决定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场经济中私人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资是利率水平的减函数，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通常所讲的投资利率的弹性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大；投资利率的弹性小，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小。如利率不变，即在凯恩斯陷阱区域，挤出效应为零。如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区域，挤出效应将无限大，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等于零。在一个完全由政府配置资源的市场，挤出效应问题不存在，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响。

挤出效应也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从总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扩大投资需求，一定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资下降，这就减弱了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我们可以把这种挤出效应界定为需求型挤出效应。从总供给的角度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挤出效应。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为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短期内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如果产出效率很低，必会引起社会物价总水平上升，在名义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形下，实际货币供给减少，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个人投资需求减少，积极的财政效应减弱。如果社会产出率高，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可能不存在。

二、挤出效应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转型

在第一部分讨论的挤出效应仅仅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的。实际上挤出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出现了转型。宏观经济学上讲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挤出私人投资需求、政府与民争利、弱化积极政策效应的倾向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长期观察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在我国表现的将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挤出效应的转型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的增长并没有引起利率水平的上升，民间投资的成本没有增加。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挤出效应不会出现。事实上，从1995年起，在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市场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利率水平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第二，由于在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占的比重仍比较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对总体的投资规模影响也不大。实际上从1996年起，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体上保持稳定。（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经济类型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1996年以来变化并不大，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比重。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比较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明显。

第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又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从1995年开始，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连续地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个体经济的投资比重并没有增加，说明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第四，由于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绝大比重，因此国有经济投资的效率、国有经济投资的产出率是决定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型挤出效应是否出现的关键。

政府投资重点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部分国有企业新建和改建项目。这些投资项目逐渐到位以后，一定会拉动社会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没有到位，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这就制约了政府投资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会总供给量的扩大。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不断实施，社会总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供给不能乘数地增加，通货紧缩就会转化成通货膨胀。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独特的“挤出效应”。根据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额度及外汇储备数量，近期内即使出现了私人投资热潮，市场利率也不会波动太大。宏观经济学上的挤出效应也不会太明显。因此防范由于投资效率太低而出现的供给型挤出效应是我们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特别应当注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长期注意的问题。

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表现

虽然近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出现萧条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虽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存在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95年以来，我国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了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投资增长率为上年的19.2%，1996年下降为11.3%，1997年为5.5%，1998年为8.9%，1999年下降为3.5%.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高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从1995年以后，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低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说明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

第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国内的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尚未市场化，政府增发国债，扩大投资的举措，不会影响利率水平，不会增加私人投资成本，因而没有挤出效应。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具有充分的资金供给能力，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资金供应紧张，从而也不会存在与民争夺投资资金的问题。笔者认为仅凭上面几点就断定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无挤出效应的论断是不全面的。从市场利率来看，虽然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目前在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已经市场化，国债招标发行方法中利率的确定也已市场化。这样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国债发行的规模及国债利率水平的高低肯定会影响到同业拆借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影响到私人的投资成本，影响个体经济的投资规模。以上的分析说明，以大量增发国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肯定引起了挤出效应。实际上1995年以来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就是例证。

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方向的不一致，即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有些政策属于扩张性的，但同时有些政策又是紧缩性的；或者存在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与民争利的情况，是目前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又一独特表现。

如1998年，政府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当年税收却增加了约1000亿元。可能从加强税收征管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政策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增加税收政策所抵消了。对于非国有企业，紧缩性的政策效应甚至大于扩张性的政策效应。又比如，政府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不断鼓励居民增加消费需求，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又出台了许多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措施，或者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措施，使居民想扩大消费而又不敢消费。特别是城市下岗人员的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的减缓，都弱化了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再比如2001年，政府又在证券市场上，盲目地推出了高价减持国有股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方案，导致深沪股市全面下跌（该方案目前虽已停止执行，但受到重创的深沪股市仍处于低迷状态），筹集到的社保基金不足百亿元，股价市值却蒸发了好几千亿元，90%多的股民亏本，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居民怎么能扩大消费需求呢？

第四，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供给型挤出效应，它的表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出现的原因就是国有投资的低效率，如果国有投资的效率提高了，这种挤出效应就不会出现。在此不再赘述。

四、弱化挤出效应的对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可以克服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为了财政政策效应的最大化，拟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要一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内耗和效应的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求扩大政府支出（目前表现为发行国债），同时要求政府减税，并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要求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增加政府的税收。这个基本的政策组合不能颠倒。

第二，政府应努力避免与民争利、与民争投资。应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来增加政府收入。

第三，增强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要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保证政府在扩大支出的同时，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要有灵活性，在经济紧缩时期，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项目要暂缓，使他们不断地扩大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