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十篇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1

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把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以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第一，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总目标之一，货币政策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部分，因而货币政策并不一定也将经济增长作为自己的目标。第二，从西方各国的具体经验来看，虽然其货币政策目标在各个时期有所侧重，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也都明确了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作用。

对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我国理论界主张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采用M1，另一种意见主张采用M2。由于M1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M1必须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长期看，M2也应当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且，在中国经济市场过程中，伴随着经济活动周期性的变动，有规律地出现了M2和M1的增长很不协调的现象。因此，简单地把M2和M1作为单一的中介目标，难以实现稳定币值的最终目标。

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必须选择操作目标或近期目标。市场利率不能作为我国的操作目标。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体系很不完善，如果将市场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则很难影响货币供应量。

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货币政策操作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部分。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贴现，对商业银行贷款和公开市场业务等。相对而言，我国中央银行传统上所采用的手段，多以直接调控为主，行政手段成了最有效的工具，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经济手段则使用较少。

根据西方国家间接调控及货币政策操作的经验，企业成为完全独立、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独立的法人组织；中央银行相对独立；专业银行商业化；价格基本符合价值和供求关系，价格关系已经理顺；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等等。目前，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完善；整个金融业负担过重，银行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对利率反应不敏感；银企关系不协调等等。使我国的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受到制约，而必须运用直接控制手段，这势必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要不断发展与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工具。为此，必须进一步规范公开市场业务；放松对利率的管制，逐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不断完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合理审慎地运用贷款限额等某些直接控制手段。

第一，规范公开市场业务的具体操作。为了充分发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作用，首先必须加强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宏观调控的决策功能。根据《人民银行法》的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应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专门的决策机构，该委员会根据宏观经济最新统计资料作出的货币政策方向选择应具有法律权威和效力：其次，中央银行必须持有相当数量的有价证券。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央银行应大幅度改变资产结构，增加国债储备。

第二，放松对利率的管制，逐步实观利率的市场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应尽快实现利率市场化。目前，由于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货币供求领域呈现明显的“短缺型”特征，因而利率市场化可能引起利率水平的普遍撼高，对通货膨胀起促进作用，同时，还可能对金融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应逐步实行，可采取以下步骤：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即货币市场利率，以形成一个短期市场基准利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市场基准利率逐步调整对工商企业的贷款利率，使贷款利率略高于存款利率，接近市场均衡利率：推动国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使国债市场价格和货币市场利率相衔接；放松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

第三，完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既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又是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和盈利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对现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合并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帐户和支付准备金帐户，允许法定存款准备金用于专业银行的支付清算，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取消中央银行的“准备税”，并逐步收回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增加了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量。但是，我国现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仍然有许多缺陷还需确定合理的存款准备率结构，对信用创造能力不同的金融机构，可实行不同档次的准备率；改革存款准备金的结构，除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外，国债，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也可以作为存款准备金；逐步降低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存款的付息水平。

第四，增强信贷计划工具的严肃性，谨慎使用贷款规模等直接控制手段。现阶段我国还必须使用直接控制手段，但必须审慎。因为，贷款规模虽然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其有效性取决于：贷款增量指标必须有科学、准确的数量依据，能反映适度货币供给；贷款规模控制必须同时能保证资金的有效配置，并能影响总需求。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发展，贷款规模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已不再存在。

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并通过金融信用的管理与调节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财政政策涉及社会产品的全过程，而且涉足到非经济领域，对经济结构和需求总量起调节作用。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同，而宏观经济运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因而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共同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2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金融危机；政府救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1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通常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等来描述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及西方国家拯救经济的政策取向。这样的评论与描述一方面使人们更简洁明了的了解当前理论及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因为这类“一刀切”的评论将政府救助理论等同于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粗暴的割裂开来，并没有意识到凯恩斯主义从诞生至今一直在自我完善且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增加新的内涵，也没有考虑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改善政府救助理论及实践的新探索。因此，要弄清“凯恩斯主义回归”的真正内涵，关键问题在于弄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并通过梳理总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政府救助金融危机政策之间的关系，剖析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不足与实践的偏差，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理论及实践的拓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逻辑

基于人们不确定的心理预期，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必然存在，且有效需求不足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故政府应实施救助。结合图1可知，经济危机发生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决定居民及社会消费不足，利息率刚性及资本边际效率不稳定导致个人及社会投资不振，此时迫切需要外界推力，即政府救助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之沟壑。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胀对经济增长有益，故其主张扩张性货币政策；投资乘数会使国民收入几倍于政府支出，故其主张扩张性财政政策，凭政府之力达到充分就业之均衡[1]。

“罗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如汉森等，对其补阙挂漏，如图1所示，将宏观经济分析融入微观经济学精髓，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救助扩展到开放经济，将短期、静态分析延伸到长期、动态分析，将投资乘数蔓延到消费、政府支出乘数，将自发投资伸展到引致投资，经过“充血”的政府干预理论成功适应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亟待扩张的需要，且迅速蔓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凯恩斯商品与货币市场均衡首先被扩展到商品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由此得出的IS-LM曲线根据利率变化趋势划分出不同的区域，补充了政府救助政策搭配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加入劳动力市场，得出代表三者均衡的AD-AS曲线，根据均衡收入与充分就业收入之间的关系确定政府干预的时机与政策搭配[2]。但“滞胀”问题的出现将国家干预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政府干预逐渐失灵，此后西方经济学陷入长达数十年“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混战，崛起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吸纳理性预期等学派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虚拟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背景下，提倡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美中不足的是新凯恩斯主义作为当今力荐政府干预的学派，既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未能根除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痼疾，加之“滞胀”隐形存在，政府救助理论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凯恩斯政府救助实践的演进脉络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孕育了凯恩斯的政府救助理论，如图2所示，沿着总需求管理这条主线，凯恩斯认为政府救助的主要政策工具应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通过这两大政策工具的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经济萧条及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温和的经济膨胀对经济复苏有益，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应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凯恩斯更认同财政政策救助的作用，货币政策仅可为辅助手段，且不能逾越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应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了弥补政府救助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赤字，最优的方式是发行公债。

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末，以汉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西方国家尤以美国在该阶段一直执行其主张的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使用繁荣年代的财政盈余弥补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并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势，采取相应的政府干预手段。如经济萧条时，采取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繁荣时则与之相反。“艾森豪威尔停滞”的出现打破了该阶段凯恩斯主义者的美梦，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乏力增长的困境[3]。

为修补这一缺陷，推动美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结合对外贸易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又扩充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两个救助目标，托宾、奥肯、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祭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猛药，一度推高了通胀率，此时美国政府干预风向骤变，短期内演变为“双紧”政策，且带来了失业率攀升的难题。这俨然成为“滞胀”的催化剂，低息、高赤字、高福利、高通胀的隐忧，经济效率低下的迷局，均暗示了政府救助失灵初现。此后近十年，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用浮于资本主义表象的新理论如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同市场、部门区别对待的微观化政策，政府对物价进行管制的工资政策，政府针对就业和劳工市场制定的人力政策等多样化手段修补出现的困境，但对于长期赤字财政导致的“滞胀”却无异于杯水车薪，政府救助彻底失灵，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再次陷入混战[4]。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稳定成为政府救助的第五个终极目标。同时，“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也即总需求管理与总供给管理逐渐融合。通胀的高悬未决成为新上任的里根总统的首要难题，其救助手段也隐含着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他以总供给管理即自由市场主义为主要出发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却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周期性衰退，这亦间接证明国家适度干预的重要性。此后，美国政府救助手段此后长期“萧规曹随”，充斥着新凯恩斯主义的身影。

四、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偏差

由空想的理论与花哨的模型支撑的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且当今虚拟经济支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明显与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时以实体经济为上的经济环境相背离，换言之，时代局限性使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缺陷逐显。

（一）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性

1.货币政策利率回调与超调

关于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回调现象按照凯恩斯经典理论，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国民收入上升。但这一说法，仅关注了货币市场的变化，尚未考虑到商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反应。随着收入上升，对商品需求增加，引致对货币需求增加，而利率下降已经导致储蓄意愿下降，货币供给下降。两方面作用下，市场利率重新上升，导致投资下降，收入下降，对商品需求减少，引致货币需求减少。利率的再次上升，又会引发储蓄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两方面作用下，利率重新下降。这一过程将会不断反复，直至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到达均衡状态。如图3所示，LM曲线右移到LM'，利率由i1下降到i3，引致商品市场中IS曲线右移至IS'，利率上升，又引致IS曲线左移至IS'，直至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达到平衡，IS*和LM曲线相交，均衡利率为i2，位于i1和i3之间。

关于货币超调，货币政策在商品市场影响下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最终均衡利率低于宽松货币政策初始达到的利率水平。换言之，如果要达到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水平，所执行的货币扩张程度要大于不考虑商品市场的扩张量。也即，在IS-LM框架下，考虑到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交换反应，目标利率的实现意味着货币量的过度注入。如图4所示，假如当下的IS-LM曲线在初始位置，利率为i1，收入为Y1。经济危机后央行将利率目标设定为i2，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LM曲线由原来位置向右移动到LM1，利率由i1下降到i2。受利率下降影响，商品市场消费、投资增加，IS曲线右移由IS1，利率由i2上升至i3。央行为了重新达到降低利率的目标，只能再次扩大货币供给，将LM1右移到LM2，利率重新降低至i2。商品市场消费投资扩张，将IS1曲线右移由IS2，利率由i2上升至i4。如此循环，当利率成功降至设定目标i2时，货币供给已经超过预期投入的货币量，造成货币政策超调。

2.财政政策的外在依赖性

凯恩斯偏爱的财政政策要依赖货币政策方可发挥作用，而货币政策又需要财政政策从三个方面进行协助。一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对象――国债，需要政府承担创造成本，也即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提供运作的燃料和对象；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需要政府维护，也即在关键时刻，需要财政政策维持大型金融机构的政策运转，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完整顺畅；三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投资、消费、出口，需要政府提供优惠政策进行疏通，也即在投资、消费、出口不振情况下，需要财政政策承担刺激货币政策传出路径的成本，包括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综合来看，财政政策“提供燃料”、“维护渠道”的作用具有相对主动性，财政政策可以主动进行发债、注资等活动。相比之下，财政政策“鼓励传出”作用则略显被动，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能力被破坏、投资前景低迷、出口疲软，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并不能疏通货币政策的出口。

（二）政府救助理论实践偏差性

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实体经济仍然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产销不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凯恩斯的继承者们也在理论及政策层面积极充盈政府救助思想，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救助理论并不能完全剥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决定了其救助理论只能延缓而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长达30年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已然造成需求疲软，西方当政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源源不断扩张需求，长期无节制的干预市场自由运行，滥用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其后，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疲软、虚拟经济泛滥，实体经济供给、需求萎缩与虚拟经济供给、需求过度扩张的三重矛盾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渐演变为生产全球化与经济、金融资源的超级垄断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全球化要求有全球性的货币体系和管理机构与之相适应，美元本位制及一定程度上IMF、世行等机构的不作为成为其掣肘，虚拟经济资源的垄断导致美国一家独大掌控着全球经济资源与世界机构。新的基本矛盾逐渐滋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创新泛滥、超前消费理念使本身不稳定的信用体系逐渐成为资本的奠基石。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当现有资本利益空间逐渐缩小时，必然会有新的足值、不足值资本出现，真实价值越来越低的新生代虚拟资本便成为资本家的最佳选择，虚拟资本衍生速度快、投机性高的特点决定了信用链条一旦断裂，与虚拟金融资本相关的上下游各个行业都将崩塌，即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理。基于心理层面理论推导的脆弱性及抛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生产关系、空谈政府救助的狭隘性已然与现代金融危机发生的原理有很大偏差，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陷入新的难题：即在信用链条支撑的现代金融体系下，如何救助系统性经济危机[5]。

五、旧瓶装新酒：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理论缺陷及实践偏差催生出政府救助理论的困境：即全球滞胀与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滞胀成为政府救助理论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时至今日仍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梦魇，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导致新凯恩斯主义者对现代金融体系下政府救助手段进行新一轮探索。

由于滞胀问题尚未彻底根除，故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局限性很容易被进一步曝光。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如图5所示。首先，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先行一步，各国纷纷降息，此后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沿袭了以往金融危机救助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突破了以往理论中单一的货币政策救助手段；其次，全球联合注资及国有化腐烂的金融机构，形成救助规模效应；再次，在信贷市场出现复苏迹象之后，各国采取凯恩斯主义高效的“老药方”即财政刺激计划以拯救全球性经济衰退；最后，经济呈现复苏之后，各国纷纷转向预防性措施，强调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改革金融机构[6]。

总体来看，各国的联合救助行为实际上仍属于凯恩斯式应急措施，仍沿袭新凯恩斯主义救市路径，对原有救市经验产生路径依赖并对救市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修正。经过修正后的凯恩斯主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干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糅合了经济自由主义等学派的观点，增加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政府干预内涵。但归根结底，凯恩斯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难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合凯恩斯生活的年代及凯恩斯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可以理解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出发点：首先，凯恩斯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缺陷，但他仍隐形保护了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利益；其次，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不确定的心里预期，进而认为只要政府积极进行干预就可以拯救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折射出凯恩斯赞同政府完全理性的“精英治国”思想，然而政府和经济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府救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拯救经济危机于水火，却不能完全决定经济走向；再次，凯恩斯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收入结构失衡及社会阶层结构问题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家救助理论掩盖了市场经济本身自我调节的过程，为后续经济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

现代金融体系下，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救市措施短期内会对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会陷入新一轮“凯恩斯失灵”。自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至今，各学派虽对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界限争论此起彼伏，却均未触及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为根除经济危机，唯一的手段即为消灭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行的。为缓解这一矛盾，减少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本文认为，现代金融体系下，各国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逻辑应为：短期手段，需求管理应先行一步，即采取凯恩斯式逻辑，通过注入流动性避免经济陷入有效需求不足陷阱，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防止经济出现大规模衰退。长期手段，供给管理应占据主流，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疏导短期救助导致的过剩流动性，各国根据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致力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打造区域经济圈，激励生产创新[7]。长短期政策搭配使用，既有利于缝补当前救助手段的缺陷，也将为政府救助理论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行之路。

六、它山之石，能否攻玉？凯恩斯主义在中国

凯恩斯主义引入我国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理论界并未意识到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次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明显，中央政府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具体包括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国债等，这不仅在当时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促进了此后几年间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及政策在我国的初次试水是成功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凶猛来袭，迫使我国政府第二次拿起凯恩斯政府救助的武器。“4万亿”猛药将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加之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此轮政府救助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显著，凯恩斯主义的印记也更深刻。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我国的两次实战中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与我国的经济特点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一是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及价格调节中的核心作用，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府扶植并主导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较为一致；二是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基础为总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提高经济产出能力，投资、消费及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的思想内涵相一致；三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为“适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手段亦或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财政政策手段均带有明显的“凯恩斯式”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再也没有与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分离，暗中涌动的干预势力无形中打破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均衡状态，凯恩斯主义中国化的局限性逐显：一是长远来看，应急式的政府救助政策带有明显的牺牲长远利益以换取短期经济指标坚挺的痕迹；二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长期被推崇政府宏观调控的我国政府奉为圭臬，从而逐渐将政府权力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三是从经济增长推动力角度讲，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颠倒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患上了严重的“政府投资依赖症”。政府过多的依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手段无形中降低了企业自救的积极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反而造成资金愈发短缺，接着再加大投资力度，资金再短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短期内确实会有积极效果，长久使用却将中国经济拖入病态的循环圈。

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宏观调控与改革应同步进行。短期来讲，政府应稳健缩减凯恩斯国家干预手段的使用力度。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关键期及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传统行业疲软的现状下，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加之财政政策要受到“三元悖论”的制约，故税收、支出及负债三种手段实施财政政策不可能同时满足[8]。因此，政府可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的方式抑制经济下行的风险。此外，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风险逐渐加大、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仍存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退出仍需要一段缓释期，政府应扩大财政政策的涉及范围，通过增加支出和减税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财政政策规模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的减轻区域内企业及居民的税收负担，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活化“僵硬”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国内的理论界应发展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洞悉西方经济危机的病根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上，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制高点，逐步使政府干预手段消失殆尽，以改革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实现我国经济新一轮的、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81.

[2]漆光瑛.国家干预的艺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沿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98-149.

[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J].经济研究，2009（11）：4-11.

[4]马奎.论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演变[J].经济评论，2001（3）：44-47.

[5]李国疆.凯恩斯经济学的反思：全球金融危机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1（10）：78-81.

[6]刘银喜，徐天娇.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对化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借鉴[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33-37.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3

关键词：保险业金融功能货币政策

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开发促销新产品，经历了“储蓄型——保障型——投资型”的演变。最初，将保险单的利率与银行存款相比，渲染保险单的储蓄回报功能。在银行利率一再下调的压力下，保险公司不得不放弃高利率的保单，重新回归保障功能。而后开始大力引进国外投资型险种，如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曾一度红火了沿海各大城市。

但是仅从防范利差损目的出发开发投资型保险产品，进而要求拓宽投资渠道；或者，仅从繁荣股市目的出发，鼓励保险资金入市及保险公司上市，都患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近视病，过多资金入市也可能引发股市过热的危险。因此，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货币政策体系入手。

货币政策的新发展

货币政策目标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实现的。但从中央银行动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中央银行为了随时掌握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必须利用一些能反映经济发展变化的金融变量，作为观察从货币政策工具到最终目标的实施过程和效果的指标。长期以来，美联储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以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主要手段。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货币政策作用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金融创新的发展，特别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一方面使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越来越困难，货币供应量渐趋失控；另一方面使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大大下降。第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融资方式的创新，使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政策意图难以见效，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功能弱化。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市场深化导致的大量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使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与产出之间的联系被打破。正是以上原因使得美联储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指标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严重限制。

在我国也出现类似情况，中央银行为了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连续8次下调利率，希望通过利率机制对银行储蓄分流，鼓励居民、企业贷款、消费，或进入证券市场进行投、融资，获得更大的利益，发挥资本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功能，实现中央银行刺激投资消费的货币政策的目标。然而，操作效果不尽如人意。利率政策的杠杆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券、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均难以奏效。

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不通畅或发生扭曲的因素较多，其他金融机构不受中央银行的约束、贯彻落实货币政策的意识和动力不强是原因之一。由于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在金融机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情况下，中央银行能够直接监督和调控的只有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对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等机构则难以直接调控。这些机构的行为是否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一致，中央银行无力进行直接约束，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金融创新实践证明，中央银行只控制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而忽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方面的作用，其结果是导致了大量的金融和信用失控现象，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败。为此，中央银行必须扩大货币政策调节和作用的范围，把控制的触角逐步伸展到商业银行体系以外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调控范围扩大到全部金融资产，并注意政策的均衡性。

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作用

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业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趋势，模糊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大类金融机构在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上的本质区别。随着融资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发达、支票帐户电子资金划拨系统、可转让存单、电话存款、证券化贷款等业务的逐渐完善，使得存款货币的创造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创造货币的功能。金融创新以后，在开始混业经营的国家里，货币供给由过去的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类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类主体。货币供应主体增加，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成为货币供应主体。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多层次的货币应包括有些流动性好的金融工具，如短期政府债券、储蓄债券、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单、互助基金股份等。由于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工具可以随时转化为现实的货币，即货币化，因此，一些国家也把这些近似货币计算到货币供应量之中。

货币政策制定后广泛地通过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传导。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表现在：

对利率政策的反应

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所制定的调整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政策、措施，以此引导各微观经济主体向宏观经济需要的方向从事经济活动。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利率一直是中央银行调节干预经济的工具之一。

在利率政策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保险，特别是长期寿险业务，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中央银行采用扩张货币政策，市场利率下调，在其他各因素不变的假设下，保险公司长期险（寿险）资金运用收益预期下降，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下降，寿险产品价格上升，通过价格效应，居民的保险需求下降，实物消费可能增加，最终推动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实现。这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在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可通过多渠道运用资金均衡收益，因此费率可不必依附于利率。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因为保险运行机制配套问题而发生扭曲。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为抑制通货紧缩，我国央行连续8次降息。但在名义储蓄利率大幅变动时，保险监管政策未能及时作出反应，加上寿险公司自身缺乏风险意识，假定的预定投资回报率高估，部分公司甚至渲染这种差价，造成居民对保险商品的抢购，将央行利用货币政策希望从银行“分流”的储蓄，部分重新流入了寿险公司，没能实现扩大实物消费的作用，抵消了央行货币政策效果；而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能力受限，寿险公司自身面临严重的“利差损”风险。

保险业通过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

理论上，市场利率以资金供求为基础，保险公司的同业拆借、债券买卖业务等资产业务表现的逐利性，为中央银行利率杠杆作用的发展提供了微观基础。保险公司通过从事政府债券的买卖和同业拆借活动，可以直接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交易方，完成央行吞吐货币的重要过程；也可以与其它金融机构交易，间接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在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广泛参与了整个市场利率的变动过程，即保险公司的资金供求变化带来的信贷、货币市场的资金流动，成为影响货币市场银根松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最终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同业拆借利率的形成。

根据西方金融理论，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传导至实体经济，因此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间接入市，甚至保险公司上市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本市场的资金量，并通过影响股票债券价格来影响企业居民的行为。

保险业还通过迂回的途径，间接地影响企业和居民的货币需求。由于保险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保障，他们缴纳保险费而得到预期财富效应，节省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

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

保险公司作为金融中介，其信用扩张不同于银行体系。

与银行贷款不同，保险公司的贷款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资产一增一减，并未产生派生存款。但在我国，保险公司的银行存款并不像企业存款一样计入货币供应量，因此，保险公司提供贷款时，保险公司存款的减少带来的商业银行负债方企业存款的增加就事实上增加了货币供应量，等同于派生存款。若此时中央银行仍只调控商业银行信贷，忽略了非银行的信用扩张，就可能造成过多的货币供应。如1995年《保险法》出台以前，我国的保险资金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1984-1989年，累计运用保险资金37亿元，其中投资贷款占97%，1991年才开始有所调整，应该说这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等，这又矫枉过正，杜绝了派生存款的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延长了资金的流转，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

虽然保单质押贷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贷款，事实上它是在保单现金价值内预支，并未超出保单现金价值。但这意味着保单权益的支付期限缩短，体现了保单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因此，它虽并未非派生存款，但起到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广泛地支付高比例的佣金通过人、经纪人推销产品，保险公司自身的业务费用及层层机构的收入分流就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现金漏损，也即减小了保险公司的信用扩张能力。

将保险业的宏观调控纳入货币政策体系

从中央银行来看，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只盯住基础货币，应当面对多样化的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金融资产。虽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相对于上万亿的银行存款来说，作用较小，但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壮大，保费的增加，保险单作为居民的金融资产的作用也将逐渐增大；且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增强，保险资金运用规模也将增加，成为不可忽视的金融资产。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4

自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中央银行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从现实情况看，其货币政策操作力度是相当大的，然而却与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不旺、经济增长缓慢的政策实施效果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究竟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还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新形势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存在时滞？一时间，人们禁不住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如果仅仅从近几年货币政策的表现就断言货币政策无效，似乎有失偏颇。因为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1984年以前，我国的金融政策一直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下，因而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后，其职能和地位得到日益巩固和加强，货币政策也日渐成为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为治理因社会总需求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可以说，这是我国中央银行首次成功地运用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其效果是显著的。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又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我国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发挥得不够，属于弱效应（这似乎验证了凯恩斯学派早已有过的解释：货币政策的紧缩功能强而扩张功能弱）。为此，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弱效应的辩证分析

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弱效应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的，必须辩证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体系残缺与滞后、政府对金融业过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因为西方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体系完善、机制健全），而应更多地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换言之，同样的货币政策，在西方国家能够带动经济的复苏，而在我国却可能无明显效果，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其次，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我国也不例外。但物价应稳定在什么范围之内，虽然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然而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量化标准。换言之，目前理论界认为的货币政策弱效应是基于不同的监控指标体系之上得出的结论。再者，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意义就在于货币当局通过改变一定的经济参数，达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的选定和传导机制的确定等内部制约因素以及经济开放度、现行汇率制度、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现状等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都有着制约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内部因素的制约

（1）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程度。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中央银行自成立起就始终摆脱不了政府的影响，受制于政府的行为；中央银行自主选择货币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独立性较弱。表现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自身的目标偏好，又要考虑政府部门的目标偏好，因而形成了实为多重目标的单一目标——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国货币供应具有的内生性[1]与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证了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地随意控制货币供应量。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货币变动都是中央银行意愿决定的，这里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学家常提到的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过程。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银行极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标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弱的独立性，导致货币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发挥。

（2）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要完全实现这四个目标，达到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会严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目标”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虽然也选定为单一目标，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却包含着两层含义。由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因而中央银行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同时，更偏重于经济增长。但在目前我国通货严重紧缩的情况下，究竟应该偏重于经济增长还是保持币值稳定，都会产生“囚徒困境”，[2]削弱货币政策效应。

（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货币政策是不能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而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说，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灵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就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体表现在：

第一，凯恩斯学派的传统利率传导途径不符合我国国情。凯恩斯学派认为，利率是整个传导机制的核心，即决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畅通的关键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基本上还是实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实体经济对利率弹性也呈现出非预期化特征。因此，用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途径来发挥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在我国缺乏金融市场支持。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到供过于求的状况，则货币资产的持有者会将多余的货币用于购买各种资产，从而增加产出。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公众多余的现金余额支出变动来影响支出和收入，从而达到国民收入的增加。这需要有充裕的货币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资产的支持。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即使公众有能力也有愿望对其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也缺乏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因此，用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托宾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传导途径在我国存在现实阻滞。托宾的q理论认为，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价格上涨，q值相应上升，企业也相应增加投资，从而总产出增加。因此，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的关键，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规模、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场各子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相当滞后，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还处于规范发展阶段；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几乎完全被割裂，通过股票价格提高形成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也不是很明显。因此，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存在现实阻滞。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通过信贷途径。但据李晓西等同志的研究报告，[3]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六方面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二是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四是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五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六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

2.外部因素的影响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面临着许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

（1）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货币政策效应与经济开放度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与国际收支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从而使经济运行方式和货币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即：货币政策对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经济开放度；经济越开放，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越小，而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越大。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快，在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国外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跨国银行的大量进入，跨国银行可从我国银行业手中抢占大量的业务和市场，影响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影响；也使得我国现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由于我国现行的钉住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弹性，因此无法及时地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我国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因此会出现所谓的“储蓄、投资和通货紧缩”悖论，即越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反而会增大；第二，钉住汇率降低了套利风险，会造成短期资本外逃，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受到阻滞；第三，钉住汇率无法及时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变化，影响进出口增长，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

（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讲，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脱离了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与中介目标的“三性”（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差距拉大。因此货币供应量是否仍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成为现实问题。具体说来，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应定义和计量的难度，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金融创新改变了各层次货币总量的决定因素，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讲，金融创新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贴现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讲，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有弱化作用。[4]

（4）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层含义：一是指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二是指资本市场本身的非规范发展。由于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高收益，造成了虚拟货币需求猛增，相应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刺激，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而资本市场的非规范发展，使得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导致货币政策无法顺利传导致实体经济，同样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在当前中国股市的发展状态下，通过股市上扬促进经济增长只能是一个幻想。[5]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外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受到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多。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尽可能地使货币政策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内部制约因素还是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最终都落在了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协调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调整对策：

1.我国加入WTO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外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外部平衡开始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的经济因素。因此，在强调稳定货币币值这一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应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选择汇率目标区作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安排，这是我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另外，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物价水平监控指标体系。

2.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总量性指标逐步过渡到价格性指标已是世界性的趋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利率弹性的增大，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既可消除金融创新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又可消除外资银行业务扩展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但在目前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调整的策略：即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并将外汇存款和外资银行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同时参照短期利率指标，逐步过渡到以利率为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3.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针对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短期内，我们必须着眼于流通信贷传导途径，改善信贷配给机制，消除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并大力发展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和贷款担保机构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使信贷传导途径这一传导机制能够畅通无阻。从长期看，必须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实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信贷途径为主向利率途径为主的转变。同时，注重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拓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使货币政策能够通过更多的途径对经济实体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发展。由于货币政策偏重于总量调整，而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整，故在目前我国供过于求、通货紧缩的市场格局下，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来消除体制和结构性供给刚性，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能量释放到有利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方向上来。

「参考文献

[1]　万解秋，徐涛。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的效率[J].经济研究，2001，（3）。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

[3]　李晓西，余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J].金融研究，2000，（7）。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相机抉择单一规则

1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其成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的是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即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认为货币政策在大危机面前不如财政政策得力，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曾言到：“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同时他也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确实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是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第二种是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各种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只有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才能够成为紧约束，并且发挥实际作用；第三点是经济当中存在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化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

2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当中，经历了大约4～5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从199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刘金全（2002）所作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

1993~1996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实际上是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社会因货币供给量失控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货币供给量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要平抑物价，就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1997年之后的5年内，我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急需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启内需；另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存款闲置。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也被经济主体规避风险的反向选择所化解，也就是说，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作用的存在，我国应该谨慎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和调控模式。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名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泰斗，在调控模式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应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和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为充分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主张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提出以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纵目标，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

相机抉择也叫反周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相继抉择通常要考虑以下几点：

（1）逆风向行事。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政策的时滞。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时滞如数据时滞、认识时滞、立法时滞、执行时滞、作用时滞。政府要及时实行和选择经济调控措施，避免前一轮调控政策在经济风向转换后才发生作用。

（3）政策的组合和协调。通常有双紧双松和一紧一松的政策组合。“单一规则”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反周期的干预不仅不能熨平周期，反而会加剧周期波动。其推导逻辑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货币供给具有稳定性；货币供给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必然是“单一规则”。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上无一例外地奉行“相机抉择”模式。美联储利率的频繁调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曲线也不是水平的。此外，从中国货币政策表述的繁复多变中容易看出（见表1），我国中央银行基本上时按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存在非对称现象，正向的货币冲击效果和负向的货币冲击效果相比，效果相对较弱，这也解释了我国对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刹车容易，启动难”现象。

从货币政策操作应力求完善上看：①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货币渠道向利率渠道转化的趋势，货币政策不宜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适度来衡量而应把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关注最终目标，即物价上涨水平而非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与银行储蓄存款的替代关系越来越明显，客户保证金对货币层次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M2指标的全面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应主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目标，同时适当兼顾资本市场的需要；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应适当考虑预期因素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决策前，对预期因素的作用有一个“预期”，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而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理解市场变化、预期的改变以及理解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银行适时、谨慎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采取渐进微调的方式进行操作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3新时期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变动调整，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加剧了我国政策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都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作用效力的因素。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通货紧缩基本停止，经济恢复到8%的增长速度，可以说，199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现实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1%，从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后,宏观调控应实施怎样的转向呢？

目前，我国经济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带有明显的局部过热的性质，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资源瓶颈越来越明显。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有助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形成逆向调节。因此，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它们的作用机制、方向和适用的条件均不相同，并且不可相互替代。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行政时差比财政政策短，但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一旦政策措施确定，其影响比需要经过传导机制渐渐展开作用的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迅速。在膨胀和紧缩总需求的作用上，由于财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在克服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加速方面起到突出作用，而货币政策在抑制货币增长、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是强而有力的。

我国目前面临投资增长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巨大等情况，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还会加剧经济的升温，但政策转型又不能过快，而应采取相对中性的政策。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上，由于经济过热时，要想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旺的需求，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财政政策往往不如货币政策有效。因此，应实现以货币政策为主，合理地选择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的作用方向，形成财政货币政策密切配合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机制。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改革的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政府必须据此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另一方面，在心理预期、政治环境、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天提出的政策迟早也会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这是经济形势决定政策调整的必然规律。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惟一政策措施，而是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工具，真正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以持续、稳定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用和非对称行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2张学功.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和相机抉择[J].经济师，2006（3）

3李国疆.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宏观政策的有效组合[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4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探讨，2005（1）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建议

一、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就有这样的经验：经济不景气时，扩张的货币政策难以使经济摆脱困境；经济过热时，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有效地抑制通胀趋势。也就是货币政策在促使经济由萧条走向繁荣与在抑制过热回复正常时的作用截然不同，即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直接的实证支持则是在近10余年才出现。Cover(1992)对美国1951~1987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负的货币冲击(紧缩)对产出有显著作用，而正的冲击(扩张)没有显著影响。D.P.Morgan(1993)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角度，运用了美国1963~1992年的样本数据，采用了Boschen＆mill(1993)的Boschen-mill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对产出的影响很大且高度显著，而基金利率下降对产出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但不等于零。Karras(1993)对18个欧洲国家1953~199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说明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存在。Kim＆Ratti(1998)等人运用金融加速假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政策是紧缩的还是扩张的，再次证明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存在。Rhee6。Rich(1995)、Karras&Stocks(1999)等都陆续得到类似的结果。国内一些学者对此问题也予以了关注，赵进文闵捷(2005)采用LSTR模型和LM检验统计量的研究表明：在1993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在效果上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王解秋和徐涛(2001)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方面入手，指出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效果方面，货币供给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陆军和舒元(2002)使用两步OLS方法研究了货币供应量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指出未预期到的正的货币冲击有正的影响，负的冲击有负的影响，但由于负的冲击系数大于正的冲击系数，所以，紧缩的效应大于扩张的效应。冯春平(2002)货币供给产出方程，陈德伟、徐琼(2003)预测方差分解法，刘金全、刘兆波(2003)GARCH模型等，均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属性的存在。曹家和(2004)更是在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各项经济制度、措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相去甚远，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虽然相关的实证研究从数据上支持了非对称性，但仍需从作用机理上给出解释，并验证一些经济理论在我国特定阶段的适用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的前提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一些经济学家主张货币政策无效论，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古典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将直接导致物价水平的同比例变化(MV=PY)，货币呈中性，由此可以判断货币政策无效。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效，长期里无效。同时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问题，所以他们认为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无效，甚至有害，主张以单一的货币规则来实施货币政策保持固定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的自发均衡和理性预期假说

为基本假设，认为在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有效，而预料之中的无效。

二、货币政策的目标及政策工具

要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实证进行分析，就必须说清两个问题：货币政策的目标(包括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

(一)货币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指中央银行制定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并运用各种措施调节货币信用量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它是货币政策的具体体现和归宿。在现代经济社会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表现为国门生产总值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物价稳定，表现为物价总水平在一定时期里不发生显著剧烈的变动。充分就业，即在一定工资水平下，凡有工作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国际收支平衡，即一国的外汇收支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此外，也有学者把金融安全作为货币政策的第五大目标。

在实现货币政策四大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内涵上的不同，各个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因此，中央银行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在不同的时期侧重不同的目标。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指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制定是以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从1992年到1994年，我国经济中物价水平上涨较快，当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但从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局面，同时，由于新一轮的国企大改革，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因此，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转向反通货紧缩与促进就业。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设置的可供观测和直接调控的并与最终目标关系密切的金融指标。在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应考虑所选中介目标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适应性、抗干扰性，其中，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最为重要。

1.西方金融理论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主张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他们认为，货币供给量能够为中央银行所监督和控制，同时又与实际经济运行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是最适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正是受这种货币政策思想的影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采用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英国的卡尔、多温特劳布和美国的本杰、莫尔伪的水平理论把“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该理论认为：一方面，把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是难以计量的，货币供给量的计量范围存在很大争议(是以m0、m1、m2或m3作为货币供给量呢？);另一发面，他们认为，利率是决定货币需求的关键，因为利率的高低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成本，利率下降，企业的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企业就会扩大生产规模，货币需求相应增加;反之，货币需求相应减少。在这个意义上，调节了利率，也就调节了货币需求，进而调节了货币供给，这样，利率也就成为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有其前提的，那就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很高。近年来，在经历了货币供给量调控效果下降后，一些国家又重新把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转向利率。美国从1993年以来，就把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转向利率。以银行信贷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了，在六七十年代，这一目标被人们所忽略，但是，80年代以后，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银行信贷量是一个比较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他们认为，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机构一般对贷款对象采取配给行为，而这种配给行为往往使中央银行控制利率或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效果为零或完全相反的效果。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把汇率股票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2.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下，大多数学者认为，利率不宜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是因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仍然是“官定利率”。汇率也不宜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汇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常是发生在小国开放经济和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正逐步弱化，贷款规模在1994年以前对调控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发挥了巨大的作业，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基础正逐步弱化，政策效果也在降低。者也正是1998年政府有关部门正式取消贷款规模管制的重要原因。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给量最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二)货币政策工具

学界一般把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证券市场信贷、消费信贷、不动产信贷、优惠利率等。此外，还有诸如信用配给、利率限制、道义劝告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关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选择，综合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不同，具体情况下面分析。

三、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实证分析：以中国1993年到2003为例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

(一)1993~1997年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从1993年开始，货币政策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并始终把稳定币值放在首位，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即紧缩性货币政策。针对1992年以来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和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1993年两次调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同时减少货币供给量；1994年，对专业银行实行了贷款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责比例管理，并采取措施，严格控制信贷总量，将各项贷款均控制在固定资产贷款规模之内；1995年又上调贷款利率，并对金融机构开办特种存款和发行融资券，以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1995年，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明显，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回落到较合理区间。1996年，我国国民经济实行了软着陆。

在1993~1997年的货币政策实施中，国民经济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适度增长，GDP分别增长了13.5%，12.6%，10.5%和9.7%；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CPI到1995年12月回落到8.2%，1996年进一步回落到6.1%。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它很快将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而且总体上金融运行平稳，金融风险得到了控制和化解。

(二)1998~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受到较大打击，加上国内各项措施的影响(许多改革是消费者的预期发生改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例如：住房货币化，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等)，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针对这种宏观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框架为以公开市场业务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抑制通货紧缩和促进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采取了如下的政策措施。

1.利率政策

从1996~2002年，中央银行八次将息，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利率从8.82%降到了1.89%，再贴现利率(1年期)从10.98降到了3.24%，商业银行居民储蓄存款利率(1年期)从9.18%降到了1.98%，并征收个人利息所得税；活期储蓄存款利率从2.97%降到了0.72%，商业银行短期贷款利率(1年期)从10.98%降到了5.31%，中长期贷款利率(3年期)从13.14%降到了5.49%。但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利率下调对银行贷款投资消费的影响并未达到刺激增长的预期目标，这也说明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很低。

2.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1998年5月，恢复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当年就净投放基础货币701亿元，1999年增加到1920亿元。1998年，进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设立了单一的准备金帐户，并在1998年与1999年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现由13%下调到8%，后又下调到6%，相应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进8000亿元。1998年和1999年，中央银行四次下调再贴现利率；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增加货币供给量的举措。从1998~2003年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在短期内又一定效果，但效果并不明显；此外，中央银行还实行了一些其他的货币政策，例如，放松信贷管制，发展货币市场，实行金融稳定计划，都属于扩张性货币政策，但从政策效果来讲都不明显。因此，在1997年以来的反通货紧缩中，中国政府主要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1993~1997年的反通货膨胀以及抑制经济过热的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业并取得了较理想效果；但在1998~2003年的反通货紧缩的调控中效果并不理想，中国政府在1997年以后的反通货紧缩中主要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从实证发面说明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四、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原因

(一)预期效应

预期机制和方法的不同将导致经济的整体运行状态发生变化，从而促进货币政策作业方向和强度发生改变。如果企业和消费者在经济繁荣时刻的乐观情绪比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的悲观程度低，或者企业和消费者在经济萧条期间投资和消费更为谨慎，则可能产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这些心里因素的形成可能归因为经济行为主体的风险态度，即大多数经济主体是风险厌恶者，而不是风险爱好者。而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是由于公众预期的非对称性造成的(2004，李国疆)。

(二)信贷约束效应

信贷约束与信贷需求之间相互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需求旺盛，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水平，增强了对某些借款人的信贷约束，有效地限制了他们的支出水平，货币政策影响扩大；在经济萧条时期，虽然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了市场利率、放松了信贷约束，但由于信贷需求减少，所以，并不一定引起贷款和支出的增加，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不明显。

(三)价格刚性

如果价格的下降时期比上升时期缺乏灵活性，货币政策将对实际产出形成非对称性影响，即价格刚性会造成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则从“菜单成本”，“工会垄断”等方面说明了价格在短期里存在价格刚性现象。

五、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启示

通过一些学者的分析研究以及对我国1993~2003年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说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进行反经济周期的货币调控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具体做法是：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重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作为辅助；在反通货紧缩和促进经济增长时，重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运用货币政策时，要加大力度，微调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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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楚尔鸣.货币政策效果非对称性的理论分析[J].金融研究，2002.3

[3]范方志，赵明勋.当代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M].上海三联书店，2004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非常规货币政策；央行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3）02-0021-05

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危机的规模和持久对各国成熟的宏观管理框架提出了挑战。各国对于危机的应对均是即时而清晰的，但不同于往日的危机，这些常规措施均告失效。危机首先出在创新不断、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领域，这使得危机的传染性相当之高。各国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来挽救自身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在经济繁荣期增加的刚性财政支出，加上新增的复苏刺激资金，又使得财政资源濒于枯竭，在此情况下，各国的中央银行似乎成了最后的“救世主”。但资产狂潮的消退又使得各银行充实资本金，完成去杠杆化成为首要任务，这必然会引起实质上的金融紧缩，破坏了许多国家货币政策传导的正常渠道，货币流通速度降低，基础货币数量和通胀之间的直接关系也发生变化，这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利率工具）近乎失效。其挽救经济的主要工具，就是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OE）及其欧洲的银行版“长期再融资工具”（LTRO），在为金融市场注入大量资金的同时，也造成了通胀的系统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旧有的通胀管理目标，这对于央行政策独立性构成了一定挑战。

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概述

（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定义

中央银行处于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是信用制度的枢纽，作为政府的银行、金融监管的银行，体现了其国家机关的性质，担负着调控宏观经济、管理其他金融经营活动、维护金融稳定的诸多职能，但其最核心的职能是稳定币值、管理通货。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制定与实施货币职能时的自主性独立性，即不受政府其他部门的影响、指挥或控制。

中央银行要求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首要原因就是因为其与政府在宏观治理方面存在目标差异。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比较多元，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对于这四大目标的权衡上，政府基于政治因素考虑，往往重在促进经济增长，确保充分就业。这使得政府在现实中更倾向于采取扩张政策，但货币经济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过度的货币扩张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中央银行的宏观目标则首先是遵循货币经济自身运行规律，采取各政策工具以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当中央银行的宏观政策目标和政府发生冲突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会受到冲击。由此可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中央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追随政府的宏观政策，服务于政府的短期目标，还是与政府其他部门进行合作，共同保证宏观稳定，或是独立制定或是以立法形式固定政策目标（如德国央行，就以立法形式确定其反通胀目标）。

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具体表现，在北京举行的中央银行国际研讨会上，有如下表述：“必须独享货币发行权：发行货币根据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不受财政透支的干扰；能独立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无须向财政部报告自己的工作；重大决策不是由某一部门或个人决策，而由中央银行理事会决定；享有充分的权力对金融系统进行监督和管理：拥有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支配权而不依赖财政拨款”。

（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两个方面

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核心，其他方面包括组织人事上的独立性和财政上的独立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出台，必然要涉及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和以及具体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据此，费雪（Stanley Fischer）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分为目标独立性和手段独立性两个方面。目标独立性指中央银行可自主地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中选择货币政策目标，手段独立性指政策目标选定后，中央银行可自主确定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和操作方式。

1.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中央银行在遵循货币经济自身运行规律基础上，通过实施具体货币政策操作，以一定传导机制影响到实体经济，所要达到的宏观政策目标。各国央行的最终政策目标不同，包括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即是指其拥有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目标的权力，不必在制定政策时追随政府的财政政策目标。一般来说，中央银行独立性较高的国家都会规定各自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通货稳定或者物价稳定。现在各主要央行一般实行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即使通货膨胀率稳定在既定目标上下，同时使资源利用率维持在可持续水平。

2.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以调整货币供给量，进而调节宏观经济运行。货币政策工具包括针对所有市场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如再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和针对个别市场的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如证券市场的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消费者信用控制等），以及直接的信用控制（如利率最高限、信用配额等，和间接信用控制。如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手段的独立性，即是指其拥有自主动用具体货币政策手段以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权力。具体到现实中，就是看中央银行在实际的货币操作中，是自主地选择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还是需要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或批准。如果其拥有自，那么，就拥有货币政策手段独立性。

一般来说，与其他宏观政策不同，货币政策的实施及效果都依赖于市场机制，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短期的相机决策虽然可以在不影响通胀带来暂时的经济扩张，但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必须保证通货稳定以及通胀预期稳定，这样才能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所以，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相对小一点会更好，这样其政策选择必须服务确定的目标，央行也难以推卸责任。但是货币政策工具与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这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经验，所以，货币政策手段的独立性必须够大，以免非专业的建议干扰了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二、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在危机中的表现

美欧日等西方主要经济体均是危机中的主要角色。其货币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危机的治理和经济的复苏，可以做为主要分析对象进行简单分析。

（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危机治理

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职责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负责履行，这个系统是根据《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美联储主要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等组成。根据美联储章程，其政策目的是帮助消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影响，并积极参与创造环境。促进高就业率、稳定物价、国民经济增长和不断提升的消费水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高通胀的压力，美联储的实际目标主要是抗击通胀，而在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更多的与政府合作，关注就业与金融市场稳定。

美联储号称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之一，其人事独立性、财政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目标及工具的独立性均首屈一指。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直接对美国国会负责，除了在个别时期，美国总统得到国会授权后。能够对联储做出指令，除此之外，联储自主进行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任何部门对无权对其介入或干涉。其成员的任期跨越多届总统及国会任期，人事上的独立性有保障。财政独立是由其巨大的盈利保证的。主要归功于其对政府公债的所有权。但1979年的《联邦储备法修正案》，禁止联储直接从一级市场购入财政证券。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只能间接地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财政债券。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可以根据自身目标和经济调节需要，自主决定存款准备金率、贴现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里证券买卖的种类、数量和价格，以此控制货币供应量，并对政策结果进行负责。

需要说明的是，美联储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其职能被限定在政府既定的经济目标和政策的基本框架内。前任主席马丁倾向于将联邦储备系统描述成为“在政府范围内保持独立，而非脱离政府的机构”。尤其在危机之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向政府目标靠拢，具有明显的货币一财政政策特征。

在危机发生初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常规的利率工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先将联邦基金基准利率（贴现率）降低0.5%，随后，美联储连续降息10次，将利息降至0-0.25%的利率水平，并将一直维持，直至就业市场实质改善。但金融危机导致旧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失效，美联储的快速大幅降息没有阻止危机扩散加深。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效果，美联储只能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一般包括三种：（1）向存款机构的准备金付息。（2）公开利率目标等通货膨胀预期管理。（3）资产负债表操作。即进行资产购买和转换，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或调整结构，向金融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

对于稳定市场作用最大的就是其资产负债表操作。这主要是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2009年起至今。美国已经进行了4轮QE和一轮扭转操作，成功的稳定了金融市场，也阻止了实体经济进一步下滑，但同时也极大地扩张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其规模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的大关。QE3和QE4已经成为“开放式”量化宽松。未设定总规模和具体截止期，只是承诺购买MBS资产以及长期国债，直到劳动力市场明显好转为止。这种以设定硬性经济目标取代以前规定QE截止日期的做法，是根据芝加哥联储主席Evans最初提议而得名的“Evans规则”。即失业率跌落6.5%，通胀预期突破2.5%。

但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有不少弊端。其一是本轮危机的源头就在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导致的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泡沫，本应通过收缩过程来矫正，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金融失衡状态将得以延续。在4轮OE之后，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在7%到8%的高位，但债务总额已突破16万亿，股市等风险市场也回到5年来的高位，看上去量化宽松的政策效果主要表现在风险资产之上，实质上只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而没有带来经济的真正复苏。二是造成退出风险，长期的零利率政策可能造成经济结构的永久性变化，这使得今后的货币政策空间极大压缩。三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广泛行使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金融环境，但可能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增强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TBTF）的信条，长期来看，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危机治理

1998年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是一个具有超然地位的中央银行，它不仅独立于各成员国政府，而且也不受欧盟理事会的制约，这一独立性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条约》）保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最终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这必须首先保证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决策过程不受任何干扰。其货币决策体系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

相比较美联储的多重目标，欧央行的政策目标较明确，以维护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可以兼顾经济发展。看似目标独立性小于美联储，但欧央行的目标已被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必须全力以赴达到目标，难以推卸责任。不过在金融危机压力下，欧洲央行的政策重点已发生转移，稳定金融市场逐渐取代币值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

为了防止危机蔓延，重塑市场信心，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六方面：第一，扩大抵押担保资产的范围。接受评级较低的债和资产做为融资抵押品，降低了金融系统再融资的成本。第二，降息。欧央行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降息，现已降至0.75%的历史低位。第三，购买证券操作。2009年6月起，ECB推出了两期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Covered Bond Purchase Programme。CBPP）。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购买得到资产池担保的债券，并持有至到期。2010年5月，ECB启动了证券市场购买计划（Securities Market Programme，SMP），购买重债国债券，以修复债券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功能，缓解重债国流动性短缺的困境。同时，为了进一步缓解债券市场的压力，欧洲央行在2012年9月推出了新项目“直接货币操作”（OMT），已经承诺会应符合要求的成员国请求购买求助国家的债券，但迄今并未有成员国提出申请。第四，以超低息贷款的形式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2011年12月。欧洲央行推出两轮总值1万亿欧元的3年期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此举有效地充实了银行系统的资本金，缓解了对银行流动性的担忧。第五，联手各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向欧洲银行体系提供外汇流动性，以缓解因资金流向美国等相对安全的地区而造成的外汇流动性短缺。第六。通过欧洲央行自有的TARGET-2系统，为重债国提供流动性。大量资金从德国央行等流向重债国央行，以弥补私人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资金缺口。

这些措施打破了欧洲央行之前恪守的以欧元币值稳定为目标、保持欧洲央行独立性的传统。尤其是3年期LTRO，极大地延长了还款期限，同时其抵押品要求为区内成员国国债资产，银行以此向欧洲央行申请贷款。虽然没有直接购买成员国国债，但实质上是欧洲央行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实施的银行版量化宽松。相比较美联储而言，受其单一政策目标约束，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更强。也更注重对冲操作，但同样陷入了政治利益绑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困境。

（三）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危机治理

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成立于明治时代，总部设在东京。日本银行的独立性相对较小，开始在大藏省的国家统制下。之后有所改进，《日本银行法》修订版于1997年面世，并于1998年4月施行。新法规定，日本银行的职责包括：（1）保持物价稳定，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2）保证结算系统顺利、平衡运行，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在提高政策独立性的同时，日本银行应具备“公开独立性”。即要做到及时向公众提供信息，公开政策制定细节等，以此保持货币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和执行效率。

尽管新的《日本银行法》极大提高了日本银行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改革并不彻底，政府对日本银行仍有实质的影响力。从立法上日本银行依然隶属于大藏省（财政部），接受大藏省的领导和监管。由此，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易受政府财政政策影响。比如新日本银行法规定日本银行应以市场利率认购政府债券，日本央行仍实质负担为政府赤字融资的任务。货币政策屈服于政府当局对经济增长的一味追求，对对汇率稳定的执着，丧失了独立性。

日本的危机来临较早，早在90年代初期就因泡沫破灭陷入经济停滞，为了对抗长期存在的通货紧缩提振不景气的经济。日本银行使用了低至0.1%的“零利率”政策，同时在2001年率先引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此。政策工具目标由银行间的无担保隔夜利率转向央行所有的金融机构的经常账户余额（Current Ac-count Balances，CAB），并将这一数字在5年内从6万亿日元增至35万亿日元。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日本银行加大了资产购买力度，最近，在新上台的安倍晋三的压力下，日本央行通过了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以提高通胀率，将目标提高到2%，并且引入开放式资产购买措施，从2014年1月起，将每月购买2万亿日元的长期国债，以及10万亿日元的商业票据。这也引发了大家关于日本挑起新“货币战”的话题。但在结构化改革难以推进的前提下，单纯希望通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很难实质上促进经济发展。

三、危机治理与央行独立性

从前文分析来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来就不能独立于政府之外，做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部门，中央银行必须要兼顾其他宏观目标，低通胀只是目标之一，危机期间尤其如此。单纯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央行。如欧洲央行，在应对危机时明显犹豫不决、政策乏力。

在本次金融危机前，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普遍采取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管理通胀预期，以维护金融系统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一致。大家对于中央银行的工作的普遍认知即是。有一项政策目标即通胀率，有一种工具即利率政策，利用利率工具控制通胀目标就是货币政策。

然而。在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政策制定面临了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目标的权衡问题，取得价格稳定的同时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单纯的利率工具和通胀目标制在经济高度虚拟化的发达国家是远远不够的。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也不是错误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引发的实际利率走低和资产价格膨胀、金融过度创新导致的规制和监管缺位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系统过高的杠杆率、“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导致的风险系统性低估和信贷扩张。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8

关键词：补充货币；社区货币；“保姆券”；另类货币；消费券

在金融危机深度影响我国的情势下，经济成长如何从“外需型”的增长向“内生型”的发展转变，是政策实施的重点，也是难点；而启动和扩大居民消费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又更是瓶颈；于是，消费券被作为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工具或举措。本文基于若干文献的解读，在“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视域下，沿着“保姆券一另类货币一消费券”的研究路线，落脚于试图以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提供扩大消费、扩充内需的建设性思路。

一、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必要性与功能定位

早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许多地方政府就发行过一种代用钞“scrip”用以发放工资，如今，美国人开始通过“社元”――如底特律市12个社区的“Detroit Cheers”，“自己帮自己”；泰国讪滴戌村村民早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就自制货币“merit”，政府从公开反对到逐步默认，现在又流通起来；2008年9月，英国东苏塞克斯郡刘易斯市发行“刘易斯镑”以临时取代英镑；我国台湾地区某些社区出现了一种用于劳务交换的“花币”；日本创设了“在自己的社区创造自己的小型价值流通循环”的好办法――发行称作“R”的“代用券”。从初期的社区式救济逐步发展为应对经济衰退的一项社区对策；阿根廷有社区另类货币等。

以上“山寨货币”，林林总总、叫法各异，但其实可统称为补充货币――由社区志愿者、慈善机构、地方政府、甚至私人公司提供并管理的。旨在提供就业、通过刺激社区居民消费而扶持本地经济或进行会员互助或济贫的一种区域货币。

补充货币是由社区中的一群人达成协议。接受非传统的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以商业交换系统、社区易货系统、消费者商业圈、借据货币系统、时间银行系统、地方交换交易系统、自由美元、互助信贷、凭单货币系统等几种模式，开展交易活动。可见，补充货币是以“社区”为活动半径并以此为圆心向四周扩散的；或者说，社区货币构成补充货币的核心内容或主要形式。当前全世界有5000多种不同的补充货币在实验运行，足以验证其生命力。

关于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存在的必要性。列特尔、哈耶克的有关文献给出了各具影响又清晰的解读。

列特尔，他的《货币的未来》借用中国古代先哲的“阴一阳”观作为核心概念。同时主要吸收了盖塞尔的征收滞纳金的“加印货币”理论，阐述了形形的补充货币。其论证以“货币是丰裕的，因而应该有负利率。也就是未来的钱总比今天的钱更有价值”为假设。盖塞尔在1890年代就提出要定期征收“持币税”，以刺激人们花钱而不是存钱。凯恩斯以此获得应对流动性陷阱的有益启发。如今。货币处于人类活动的中心，但其结构却越来越脆弱。为迎战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金融危机，进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遗憾的是，很多改革建议都把视野局限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内部，陷入了“以内求内”的封闭循环。列特尔则独到性地从外部切入，提出了关于内外两种货币体系“阴阳互补”的大胆设想，而这设想已化作全球数千种补充货币体系的生动实践。补充货币与国家货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其一。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对于促消费、扩需求的固有功能，已得到历史发展进程的证实。其二，正是由于自身具有的特别功能――由商品或服务支持并直接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不计息、不会引起任何加速创造货币的作用，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就成为一种地方货币而非全国货币，成为一种内部货币而非法定货币；因而它也不是一种替代货币。只是国家正式货币体系的一种补充。这正是关于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功能定位的基本共识。

不过，哈耶克的主张，似乎与这一共识相悖且更激进。哈耶克，在他晚年最后的经济学专著《货币的非国家化》，就颠覆了正统的货币制度观念：赋予个人或机构发放货币的权力，打破国家对发行货币权的垄断。由私人或企业与政府分享法定货币发行权。乍闻而大惊失色，仔细琢磨而稍释然：政府垄断之“门”其实已经有了小小的缺口――一些网络社区的虚拟货币(如腾讯Q币、网易泡币、新浪U币、魔兽币、盛大点券)正逐渐摆脱虚拟世界领域，突破虚拟世界空间，跃身为现实社会的镜像，进入了人们的实体生活，用虚拟货币已经可以购买只有人民币才能买到的实物产品或服务。鉴于网络货币目前的现实――形成与传统货币等同的购买力，与真实货币的界限逐渐模糊，从而可能对既有的金融、经济体系造成大的冲击，因此需要疏导与监管并重。通过把握这种特殊货币的运行节奏、加快建立第三方支付体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政策举措。便可将其限定在“补充货币”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看。哈耶克的主张与列特尔的观点是殊途同归。

二、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适用性之一：兼具社区互济和应对经济衰退功能的“保姆券”

“保姆券”源于“国会山保姆券”。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对“国会山保姆券”做了通俗又精到的介绍，克氏认为，萧条经济学旨在研究“免费午餐”――“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正统经济学的金科玉律；然而，世界上确实存在免费的午餐：“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时，可以看到到处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为更好地调整在家看孩子和出门休假的矛盾，在国会工作的150对年轻夫妇成立的互助的“国会山保姆公司”，印制了一种临时票券，规定每做一小时保姆工作可得一张券，每请人看管孩子一小时就付一张券。但此举却遭遇“国会山保姆公司危机”。由于先期票券印制量一定，有人试图为将来的旅行积攒更多的票券。就意味着他人的备券相应减少，到一定时间，流通券就无法满足会员需求，这使公司进入衰退。为此，公司加印票券，员工慷慨使用，公司又步入良性轨道。但增印票券又不可能无限制，公司就开始控制其流通：当难以找到保姆。就提高票券的税率。以鼓励会员少外出而增加他们照顾孩子的机会；相反，就降低票券的税率，让会员增加外出。显然，“保姆券”实为一种面向中高阶层的社区货币。

“保姆券”的基本启示：其一。“保姆券”等社区货币可以实施有效的社区式互济。其二，其延伸意义在于，“保姆券”等社区货币是积极应对经济衰退的一项有效的社区对策。其三。“保姆券”蕴含着时间经济、时间银行、时间货币的深刻道理。其实，“社区货币”本就缘起于一种“时间经济”，它建立在社区成员“等值交换”基础上。是一种新型的“服务信用”。正如瑞士社会学家特里尔所言，随着闲暇的增加，未来将出现一种“工作文化”。它将使“非薪金工作”在货币

领域里享有同“薪金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全然不同于现在所谓的业余嗜好，而是集创造性和娱乐性于一身的社区或环境服务，通过社区直接交易或合作体制来实现。艾德加在1980年发明了“时间银行”的概念，认为“时间货币是金钱经济和社区经济的桥梁”；1986年，卡恩教授创立了“时间美元”，社区内达成了“1小时=1个时间美元”的协议，“时间美元”作为“相互帮助点数”运用于社区的各种志愿者服务；2002年，纽约的伊萨卡社区推出了以时间“小时”为单位的社区货币。目前，时间经济正在全世界发酵。我国《理财》杂志主编林伟，以《全球统一时间货币猜想》对时间货币、时问银行做了有价值的大胆猜想。广州、杭州、南京、重庆等城市社区正趋红火的“时间货币”，它们就像传统社区的“以工代赈”，不是“白给钱”――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公益劳动利人利己，是“自给自足”的交换，既免税又无“利润”或“利息”，但可积累。可见，在货币既是目标也是手段的“货币文化”时代。“货币的时间价值”正悄然向“时间的货币价值”嬗变：时间货币成为一个颠覆传统金钱货币价值的“新兴”概念，时间银行成为一个颠覆性的“商业模式”(经营的是时间本身)。一句话，时间货币正从“影子货币”走向前台。

综观三点基本启示发现：“保姆券”等社区货币作为社区互济以及积极应对经济衰退的杠杆。是时间经济的有效应用；尤其是，在当前的特殊时期，“保姆券”等社区货币更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即以社区成员公益活动的“货币性”积累为动力驱使。建立或重建“社员”对社区的认同、“家”的回归以及社区对于“社员”就业的扶持。进而也是对社会的支持――“社员”有事可做并且觉得有价值；进一步指出，现在流行的消费券实质上是“保姆券”等社区货币的中国式应用，换句话说，“保姆券”等社区货币是以一种服务于特定的人群即中高阶层的特别券证的形式，来促消费、扩内需。

三、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适用性之二：旨在扶贫济困的另类货币

我国的党爱民等，以《过剩经济学》挑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以埃及经济学家阿明对其的“现代社会的巫术”之喻为佐证。他借助耗散理论、涌现价值等系统科学观。提出了“货币耗散”一说：既然货币是衰减的。为维持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就要持续不断地补充货币，以让社会代替政府自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此，哈耶克的自由货币理论得到借鉴。不过，哈氏的“私人货币，自由竞争”的惊世骇俗之说。在党那里还是“拐了一个弯”：按人发钱，即实行货币配给制，就是央行根据社会初次分配后的剩余生产力的多少，印制钞票，再按人头平均发给个人或家庭。以解决需求不足、就业等问题。其后，党以《试探讨透过金融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可行性》，深入探讨了透过按人发钱而消化产能过剩的可行性。另外，罗运贵以《宏观价值调控论》提出了“货币先行规律”等类似观点，认为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党罗二人“发钱”之说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罗强调发给政府搞建设，党强调发给个人增消费。对于启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来讲，党爱民的建议更具现实意义。

基于党爱民等人的“穷人阶层的货币由于不断向富人阶层流动而导致耗尽”的命题。可以领悟到：资本与资本的交换是畅通无阻的；而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不充分；至于劳动与劳动的交换，由于货币耗尽，穷人无法开展基本的分工和合作。补充货币的出现无疑是“雪中送炭”。原因在于它对穷人具有一种特有功能――不求所赚，但求能够进入自己的“圈子”。这在阿根廷的另类货币(或称社区信用券)上表现最为突出。自1995年出现第一个“社区货币俱乐部”，阿根廷一度使用过500多种另类货币，高峰期约有600万人参与这种非官方金融工具的交易活动。另类货币及其民间交易体系虽曾在2001年发生的阿根廷严重信用危机时几乎被摧毁，但随着2003年后的经济逐渐复苏，由于其具有的社区自治、妇女权益、民众生计、贫民救济等功能。其信用又逐渐恢复起来。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最缺的应是钱，最不缺的应是时间和劳动，如此，设计一种信用券证，以劳动替代货币支付，便可以其余而补其缺。

“按人发钱”的建议，很容易想到米德的“社会分红”的著名主张。当下。人们提出基于“社会分红”的各种政策建议或实施方案时，无不或明或隐地有米德的“影子”。

四、消费券是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功能重要的实现路径

米德，最早于1938年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其后，他的《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将其明确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此：“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美国阿拉斯加州“每人一张支票”的社会分红已广为人知：新加坡、香港也有给国民“发红包”或“派糖”之举。我国内地，先有崔之元关于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倡议；后有陈志武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成立国民权益基金而“民有民享”的建议、邢普提交的“全民均发1000元”的上海两会提案以及恒进的“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刘海波的建立“公民基本收入账户制度”的建议；近有谢国忠和张维迎的“全民均分国企股票或部分外汇储备”的主张。

现在看来，讨论社会分红的“必要”已无必要，正如米德所言，重点不仅在于“分”，更在于分红的资金从哪里来；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然而，归根到底，社会分红问题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问题。近来一种以各种名目繁多的消费券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红改革试验正在四处展开，显示出社会分红以至全民分红在中国逐渐推广的重要迹象。消费券正成为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在现时经济环境下实现其社区互济、应对经济衰退功能以及扶贫济困功能的重要路径。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影响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篇10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