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货币政策十篇

扩张货币政策篇1

[关键词]扩张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无效性

积极的或扩张性货币政策危害极大，在舆论界也广受诟病，然而在经济增长遇到困难时仍然广为使用。西方经济学货币政策作用原理亦即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包括利率渠道、利率渠道基础上的投资效应和财富效应即资产价格渠道、信贷渠道、汇率渠道等，认为货币政策有效的观点主要是认为货币政策短期有效。本文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短期效应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遇到困难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和副作用。

一、关于利率渠道或借贷成本

利率渠道理论认为，降低利率可以使企业利润率增加，从而刺激投资。这个似为常识的道理其实只是抽象的推论，在政策实践中未必能实现。

（一）不想扩大生产的企业，不会因为利率下降而扩大生产规模

按常理，预期增产能够实现盈利目标的企业不降息也会扩大生产，预期悲观的企业不会因为利率下降而会预期实现目标盈利。逻辑上，因降息而增加投资只能发生在那些产品有市场，但因利率高而不能盈利或盈利过低，降低了利率就能实现预期盈利目标的微利微亏企业，事实上这种情形几乎是不可能发生。首先，在经济下滑和明显停滞时期，企业是否扩大生产规模，取决于有无订单或预期能否增加销售，而微利微亏企业预期销售较难乐观；其次，新增投资所要求的利润率与维持生产所要求的利润率完全不同，扩大投资所要求的利润率是高于或不低于正常情况下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一般都是两位数，投资学或财务学称之为基准收益率，一般指正常情况下的行业利润率。再者，降息两三个百分点难以使利润增加两三个百分点：通常负债是资产的一半，而负债项目有20多种，付息的贷款和债券可能又往往不到总负债的一半。这意味着就算贷款利率下降5成，企业利息负担也只能降低两三成，利润只可能增一成。

（二）央行降息难以使市场利率充分下降

央行控制的是基准利率，基准利率不可能无限降低，而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要加上自己的经营成本和盈利，尤其是还要加上风险溢价，越是困难企业贷款利率越高。2008年10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2008年12月又将该目标基准利率下调至0—0.25%，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符合资格的30年期抵押贷款的利率原来是6.64%，后来是5.28%；与目标基准利率同属联邦基金利率的3个月期银行同业拆借利率10月初比，目标基金利率要高3个百分点，而通常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要比拆人利率高出3个百分点左右。到2009年5月22日，1年期浮动利率国债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仍达4.82%，信用贷款或抵押不充分的抵押贷款、长期贷款、企业债券，尤其是高风险企业的贷款利率自然比这更高。当时评级为“BB”的垃圾债券的收益率竟然较同期美国国债高14个百分点以上，经济下滑时还会出现通货紧缩，造成实际利率上升。

（三）央行难以控制长期利率

央行再贴现率是短期利率，再贷款期限也较短，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最主要的是隔夜拆借利率，而长期市场利率是由未来利率预期、通胀预期、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决定的。美国有观点认为，承诺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有助于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但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巨额货币量，社会必然预期通胀，长期利率很难充分下降，因此央行只能承诺自己的短期利率。实际上，经济衰退期间市场利率会自发下降，这一下降是否有以及有多少央行调控的贡献，很难鉴别。

（四）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手段是增加基础货币，而央行增加基础货币不一定能增加总货币量，难以对利率形成冲击

货币主义者的研究认为，1893—1960年间利率与货币流通量的相关性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各国降息实践，尤其是危机期间的降息实践未能证实利率贷款渠道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3个月的国债利率1929年为5%，到1932年已下降到1%以下，央行又把贴现率从6%降低到1.5%，还通过数倍收购黄金储备以增加基础货币，但对刺激投资和消费毫无效果。原因是货币政策未能传导到金融市场中去，1932年5月份Baa级的公司债券收益率仍高达11.63%；BAA债券和AAA债券之间的利差1932年中期达5%，考虑到通缩，实际利率更高；同时货币总量呈持续下降趋势。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贷款基准利率1999年比1996年下降了42%，但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91—1995年的34.7%下降为1996-2000年的11.2%，而1990-2005年为20.8%，消费增速明显放缓，零售物价1998-2002年连续4年、工业生产者价格1997—1999年连续3年处于通缩状态，股价指数背离利率先升后降。日本央行从1995年9月开始政策利率就保持在0.5%的水平，1999年2月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中间略有变化，至2012年，央行基准利率还维持在0—0.1%之间，由于通胀的存在，利率已经为负，降无可降。日本央行从2001年3月19日-2006年3月又推行定量扩张货币政策，但在2011年之前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充分说明扩张性货币政策未能把经济刺激起来。在计量分析方面，西方回归分析结论不一，一些结论认为利率对经济的影响微不足道，有的认为利率上升GDP增速就加快。刘明志指出，在我国目前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虽近期有研究认为存款名义利率对GDP有负影响，但影响投资的是贷款利率而不是存款利率。

二、关于信贷渠道

信贷渠道理论认为，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使商业银行贷款供应量上升，或可以改善企业财务状况（资产负债表效应），甚至可以增加个人收入而使银行贷款增加，进而推动投资和消费。这一机制在萧条时期是无效的，央行增加基础货币不一定能够增加银行对企业的贷款。

（一）经济危机期间商业银行不缺乏货币

由于大量企业生产萎缩，使用的资金减少，许多资金滞留在银行，造成借贷资本即超额准备金大量增加，如美国2008年下半年开始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从几乎为零急剧增加，到2011年达到18000亿元。由于银行不缺乏资金，即使央行降低再融资利率，银行也无需向央行贷款。2008年再贷款曾达7000亿美元，2010年中期降为1000亿美元左右，2011年中期以后商业银行几乎不通过再融资获得资金。

（二）实体企业整体上也并不缺乏资金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学者指出，美国公司坐在堆积如山的现金之上，公司积累的储蓄已超过6000亿美元，但同时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机会，投资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穆迪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美国非金融公司现金持有量已经达到1.24万亿美元（日本则达2.4万亿美元），2012年1月31日公布的路透调查显示，标普500企业持有现金9986亿美元，占市值11.48%，比5年前增长63%，比10年前的3423亿美元增长近两倍。根据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的数据，美国企业现金无处可去，2011年提升股息回购股票的现金增长了35%。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即使增发货币企业也不会向银行贷款。

（三）危机期间商业银行不愿把增加的货币借给急需资金的企业和个人，货币流通总量难以增长

央行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可直接增加商业银行超额储备，但迫切需要资金的恰恰是那些风险较大的企业和偿还能力不足的个人，这些企业或所在行业产品过剩，或前途未卜，因而商业银行宁愿把超额准备金投向金融市场，甚至宁愿存回央行也不愿意把钱借给他们，使信贷机制受阻。美国2008年下半年基础货币增加一倍多，到2009年6月增加两倍多，但M竞平稳变化，2008年6月末为76872亿美元，2008年底为79345亿美元，2009年6月末只有83570亿美元，原因即贷款不能增加，无法创造派生存款。我国贷款也是顺周期。

（四）即使货币供应量增加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

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采用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即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能参与的、绕过商业银行直接向借款人和投资者提供信用的金融市场贷款机制和大规模资产收购计划，这些做法的缘由是因为商业银行贷款意愿下降。Ait—Sahalia的研究表明，资产收购计划在整个危机期间都是无效的。实际上，美联储释放的货币基本上没有送到实体经济之中去，自然不会推动GDP的增加。观察下图可以看到，美国2007-2008年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GDP增速却迅速下降；2008-2009年间M2增速迅速下降，而其后一段时间GDP增速却明显回升。另外，美国2001-2003年间M2增速大幅下降十几个月之后，GDP增速却同步回升，1994、1995、1998、2005年也都出现GDP与M2反向变动情况。

增加货币供应或增加银行贷款会缓解经济危机不等于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危机期间，一些经济主体资金链断裂或接近断裂，向一些有救助价值的经济主体注入资金有助于减缓经济连锁性下滑，但这并非是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三、关于股市投资效应

股市投资效应意指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可以刺激股价上升，致使股票市场价值高于资本的重置成本，或企业可以发行较少的股票而买到较多的投资品，企业因之愿意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支出因之增加。

（一）从事实看

虽然市场利率是促进股市行情反向变动的因素，但股市涨跌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增长预期对股市的影响比利率的影响大得多，而降息往往发生在经济下滑或停滞的过程中，因而降息往往与股市下滑相伴随。美国基准利率2007年末处于最高点，股市2008年走到峰顶，2008年底基准利率基本降为零，股市2009年跌入谷底，指数跌了一半多。回顾我国历次降息，股市多次在第二天高开低走，股市受心理因素的影响极大，在几个月和一两年乃至两三年的较短时期中完全随机行走，往往跟利率没直接关系。

（二）从计量研究看

关于股票市场对投资的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相关研究结论不一，国外研究认为股市与投资正相关的较多，国内研究认为二者相关性很小甚至负相关的较多。其实，用计量研究验证股价与投资或经济相关性的方法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随着投资的波动，股价也总是在波动，从股价上涨到企业股市融资决策、审批和实施需要不确定的相当的时间，自变量和因变量相隔多少时间为宜，靠数据无法确定。现有计量研究一般采用投资增量而非股市融资增量作为因变量，而投资效应指的是股价对股市融资的影响，投资却受股市融资之外的更多因素影响。企业股市融资增加能否由股价所决定，不经过大量的企业实地调研就不能确定。

（三）从道理看

企业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是投资项目本身的可行性，而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诸多因素并不包括股价高低这一项，一些时候股价上升确实伴随着投资的增加，但投资增加的基本原因是经济本身在回升，而不是股市在上涨。实际上，除处于穷途末路的企业和极少数时间外，总是在净资产之上，股票市场价值总是高于重置成本，若不考虑其他因素，任何时候在股市融资都有利可图，而不在于股价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如2009年年初西方股市陷入谷底时，各国股市市净率还普遍高于1，美国三大股指市净率分别为2.18、1.9、1.69倍。2012年初中国股市低迷，蓝筹股显示历史罕见投资机会，市净率还有2倍多。

四、关于财富效应

财富效应理论认为，政府降低利率可推动股票或不动产等资产价格上升，使个人财富增加，当人们预期这一变化将长期持续时，拥有这些财富的人将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学术界关于是否存在“财富效应”以及财富效应的水平有多高存在着很大争议。

其实，股市财富效应的推理完全不符合股市与消费间的复杂关系与生活现实。首先，如果经济衰退明显，公众信心不足，对股票、房地产的需求不会太高，股票与房地产价格难以因降息而上涨。其次，股价上涨不会使股民整体获得分文的财富。一个投资学基本原理是，股民整体从股市得到的唯一回报是分红，分红是股票价值计量公式的唯一基本变量，股价上涨可能使低买高卖者获得财富，但如果股票不卖出就只是“浮盈”，要卖出股票且不再购买而获得财富，必须有另一个付出等量货币的人去购买。再次，股价上涨不会带来消费增加。在经济衰退期间，消费者不能确定短期内经济会走向繁荣，甚至预期未来收入水平将继续下降，即使资产价格上涨，消费者也会压低消费增加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会随之下降。股市总是处于波动之中，由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股市上涨是虚拟资本增值而没有真实财富增加，没有可持续性，盈利的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其盈利额大都滞留于金融市场循环投资投机，不会用于扩大消费开支，股市上涨时带动更多资金入市，且更高的股价需要更多的资金与之相匹配，所以股市上涨消费不会随之增加反而会减少。最后，有人消费增加不等于总消费增加。假设有几个百分点的个人持续盈利较多且确信不会再输回去，可以想象他们的消费量会增加，但那是以其他股民的消费减少为代价的，因为一部分股民获得多少差价收益，另一些股民就会损失多少差价收益。中国股票分红数量多年没有交易佣金和交易税数量大，股民整体上亏损，减少了股市投资者的总消费。据万解秋等研究，股市上涨在短期内对消费、投资、产出都是负影响，长期中恢复均衡。

舆论界学术界普遍认为靠房价带动经济不现实、不可取。如武康平、胡谍的研究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影响房价和房地产投资短期变动的最主要因素，其实证结果发现：房地产市场“繁荣”在我国更多地表现出其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而不是财富效应和拉动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房价大幅上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总效应不一定是正的，而房价大幅下降对经济的冲击则必定是不小的。美国2007年以前房价上涨，对新购房者挤出了其它消费，而握有多套住房者是有钱人，他们的消费早已满足，虽然预期房价将持续上涨的人靠房价增值部分抵押增加贷款从而增加支出，但却为房贷危机埋下伏笔。

五、关于汇率渠道

货币政策汇率机制原理是指：扩张j生货币政策一货币供应量增加一利率下降一资本外流、物价上升一汇率下降一净出口上升一国民收入增加。

由于汇率影响宏观经济的机制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研究其作用十分困难，所以西方关于汇率传导机制的学术研究一般隐含在其他相关理论中。我国一些学者实证研究了中国汇率机制的作用，认为作用不大。其实这种研究无需进行，因为我国利率没有自由浮动，缺乏中间传导机制，结售汇制度和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结果是未形成自由竞争的外汇市场，大量外汇没有投入市场，外汇就难以贬值即本币难以升值，因而不存在由供求关系自发决定的市场汇率，汇率机制不可能灵活发挥作用。在浮动汇率制度中虽然存在汇率机制，但也难以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郭梅军、蔡跃洲指出，影响最广泛的泰勒规则很好地描述了美联储以及其他国家央行的行为，其反应函数竟然没有出现汇率。

国家调控对外经济的基本目标公认是国际收支平衡，如果经济的内在因素及政府对经济的内在因素的调整不足以实现基本平衡，常识就是，市场汇率的波动将使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如果汇率受政府控制，政府则应进行相应调整，即国际收支逆差时本币贬值，国际收支顺差时本币升值。非世界货币供应国如果持续出现大额顺差，都是汇率不能自由波动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当今外汇储备大国日本政府在1991-2004年期间一直大量购入美元，目的是防止美元贬值即日元升值阻碍出口。如果顺差严重时汇率不能下浮，造成廉价出口和高价利用外资，结果是极其巨大的本国资源和财富被外国利用，从而会保护落后，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结构升级，同时还面临外汇贬值风险。因此如果不是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绝不应当通过高汇率刺激经济。此外，通过降低利率以压低本币币值也不一定能够刺激经济，比如降低利率将促使资本外流，本币币值下浮，增加进口成本，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本币贬值虽增加出口但导致外汇增加，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又会促进外汇在本国贬值即本币升值从而抑制本国出口。

六、关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短期效应

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有效的观点一般是认为货币政策长期中性而短期有效果，实际上，货币政策短期效应也是靠不住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启动经济，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政策没有针对经济衰退的根源。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可以证伪。由于在经济衰退时期大量企业生产能力未被充分利用，如果企业认为利率降低或央行货币供应增加之后扩大生产规模有利可图，那么它很快就应采取行动，一两个月就会见到成效，如果3、4个月产值还没有显著提升，那就说明这种政策没有效果。扩张的货币政策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能熨平周期，缓解失业，在企业生产设施利用不足背景下短期生产规模的扩大，一般不以增雇职工为条件。观察近年美国经济可知，GDP增加两、三个百分点，失业率可能无变化，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难以证实。经济回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剩产品的消化、经济本身的波动和财政政策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收入政策、对外经济关系等都可影响GDP的波动，这些因素并非数学公式所能分得清。此外，大量的回归分析都没有采用难以获得的实际的市场贷款利率数据。更重要的是，在事先不知道政策实施后多长时间发挥作用，多长时间后GDP增长加快就认定政策发挥了作用，那等于是在研究之前就确定政策有效为已知。事实上货币政策时滞的时间却多年说不清楚，西方的货币政策外部时滞，依据各种模型测算结果差异甚大，最短的为1个月，最长的可达20个月之久，我国的货币政策外部时滞，研究结果短的为2—3个月，平均为9—10个月，有的更长。那些证明扩张性货币政策有效的计量研究，说政策在5、6个月以后甚至一、两年之后才起作用，根本不能证明其观点。

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宏观调控在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较快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科技革命、战后重建、社会保障在其中的作用明显确切，而宏观调控的作用仅为推测而已。一批学者用信贷和经济的关系证明我国信贷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是同义反复，需要证实的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促进了信贷的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首先，扩张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虽然人们谈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只能逐渐停止而根本无法“退出”：放出去的货币已经进入经济循环，与各种经济变量相融合，将其收回就会使经济受挫，货币增速稍有减缓都会发生“贷款难”的强烈反弹。央行收购的资产到期兑现或出售也只能随着其它途径货币的增发而进行，在经济过热时期收紧货币供应，只能回收部分繁荣时期多创造的货币。其次，即使假定萧条时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有时能够增加产量，大多也是中间生产，并不会给民众带来需要的满足，加剧生产能力过剩，造成资源浪费，拖延危机的消解。最后，在长期中是负效应而非中性。通货膨胀使财富和收入由一般群众向高财富人群转移，加剧财产分化，进而抑制消费，通胀可能造成信用萎缩、税负累进、生产紊乱、价格混乱及相应的资源错配，从而破坏经济。鼓励银行放贷增加呆坏账，可能使经济陷入新的衰退和困难。基础货币与货币量、社会融资总量、国际资本流动、地下经济、电子货币、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与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所以增减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的目标不易把握，从而增加经济波动。

七、合理的货币政策

正确的货币政策原则只能是适应性的货币政策：适当调节货币量、利率和汇率使之与经济运行相协调。相适应相协调就是在宏观市场需求和资源环境约束满足的条件下，金融变量和货币供给结构符合宏观实体经济需要。

适应性的货币流通量就是与流通支付和金融投资的正常需要相符合的货币流通量。判断货币流通量是否符合经济交易和投融资的正常需要，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一定的货币流通量能否造成明显的通胀或通缩压力。判断货币量是否正常不能仅仅关注当前的通胀率，监测的经济指标不仅要有物价变动率，还应当有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货币需求态势变化、商品供求态势变化等。保证货币合理供应必须事先计划与事后调节相结合。在事先计划中，基础货币供应增量=新增CDP/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乘数，货币乘数=社会融资总量（最广义货币）/基础货币。或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年经济增长率×（流通支付货币总额/社会融资总量）+资本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资本市场规模/社会融资总量）。如果出现通胀和通缩迹象，则对按计划供应的基础货币进行一定的调整。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在增加货币供应时，不以部分企业缺乏货币判定整个社会货币不足，信用扩张的两个前提约束条件是：第一，存在宏观市场需求，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较多的产品库存；第二，资源状况允许，社会对环境状况满意。

适应性的利率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并加以一定计划调控的利率。出现或预期出现通胀提高利率，出现或预期出现通缩降低利率。

扩张货币政策篇2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

三，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

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四、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扩张货币政策篇3

积极财政政策本意是要通过加大支出来保增长。为此，国家财政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应考虑适度控制支出扩张度。其中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在减税增支的背景下，增支的资金来源只能主要依靠发债，但政府举债毕竟是权宜之计，应尽力控制债务规模。

一、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要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各年财政支出增长率保持在16%以上，1997年财政赤字达到582亿元（当时历史最高点）。前几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长率年均高达19%，20xx年～20xx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xx多亿元。指出这点，是想强调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反而倒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的是如何做到财政收支相对平衡，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现在所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国家财政要着眼全局和长远而更加“积极”，要承担更多的财政风险。同时，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一方面延续稳健财政政策的着力点，继续加大对事关百姓生存和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的投入，另一方面则要较大幅度增加经济调控性支出。换言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绝不意味着放弃支出结构调整，反而是要通过再度加大支出规模扩张来加速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薄弱环节中的问题。

二、适度扩张财政支出当前我国运用支出扩张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本意就是要让支出超过收入，就是要承受赤字可能带来的“成本”。但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支出扩张的“度”。为此，有必要确立从全局着眼分析支出扩张可行性的思维模式。所谓从大局着眼，是指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具体说，当前我国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四大手段同时取向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自然连带出各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事实上，这些手段同时启动后，内在的呼应性已经产生，这是一种客观规律。因此，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其他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其他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1．货币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货币供应扩张和财政支出扩张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两大手段。当总供求处于较低水平时，这两大手段的共同目标是把需求先行拉高，反推供给扩张，最终把总供求抬到高点。但是，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货币供给扩张与财政支出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谁也承受不起。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财政支出的扩张从初始角度看，是对存量货币的调动，其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费，二是发债。特别是后者，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

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有两点优势：一是见效快。货币政策扩张时，货币供应扩张要有一定的时滞，因为贷款需求受多种因素制约不一定能立刻膨胀，特别是在经济下调期，投资者预期利润率偏低时，即便利率下调，也不会即刻贷款投资，同时消费者预期收入增长慢也不会即刻贷款消费。相比而言，财政政策来得快，因为支出一旦扩张，资金随即落到项目上和消费主体身上，很快会转化为投资品和消费品。二是针对性强。货币供给扩张时，所有经济主体都有可能利用利率下调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即便是不受产业政策鼓励的投资，也享受同等的优惠。但财政支出扩张则不然，支出是有倾斜点、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经济主体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也就是说支出扩张是一种结构性刺激。可见，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致基础货币供给扩张

当前我国力度空前的货币政策，直接释放了大量货币。20xx年12月贷款增长7800多亿元。截至20xx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46.62万亿元，释放1个百分点就是4600亿元。20xx年贷款余额达30.35万亿元。就目前的货币存量推算，如果20xx年 贷款余额增长20%，那么，新释放出的货币至少上6万亿元，贷款规模将达近40万亿元。中国一直是一个流动性充裕的国家，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100%以上，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高达150%以上。按照现在的政策思路，这两个比重数值在20xx年不会降低。显然，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

货币供给的大幅度扩张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作用。首先，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冲动从未减弱，前期贷款利率高达7.47%时，贷款需求仍在增长，当前利率下调恰好迎合了投资主体的要求。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根本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其次，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股票发行、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利率下调恰好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

再其次，货币供给急剧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现在我国为刺激消费大幅下调消费信贷利率，已经显现出了刺激消费扩张的效力。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总之，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显然，货币政策不是没有作用空间。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这不能说是弊多利少的事情，恰好能够自动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

2．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有着多重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既会通过贸易结算价格体现出来，也会通过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状况的约束体现出来。步入本世纪之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现已达到60％多，财政对外依存度相应提高，20xx年进出口环节税收占税收总额比重达15％。

近年来，人民币总体上说处于升值势态。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础货币膨胀压力，对实体经济运行也产生了多重约束作用，并传导到了财政运行，对财政收支已经形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同比提高了出口货物价格，在当前世界各国经济普遍萎缩的形势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口困难。就出口而言，人民币升值直接形成了两种减收：一是货物出口下降会减少出口企业的部分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二是在出口下降的形势下，为了刺激出口，我国连续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实际上是要抵消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形成的出口价格上升效应。为此，财政要减收5000亿元以上。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我国一些产品对外出口占总销量的比重高达40％以上。如果外向型企业的出口产品找不到出路，那么数千万人的就业就会受到冲击。为此，我国必须运用财政支出手段来支持外向型企业的产品转为内销。当前“家电下乡”正在全国推开，政策着力点就是扩大内需，客观效应则体现在为家电企业外销转内销创造条件。

其次，人民币全面升值致使用美元、欧元、加元、澳元等各种国际化货币结算商品的进口价格同比例下降，这将直接导致进口环节流转税减收。20xx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调，但货物进口规模仍处于扩张势态，达1万多亿美元。从货物进口结构角度看，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商品是能源、资源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前期进口环节税收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狂涨。20xx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加速回落，现在有些商品价格已被“打回原形”。但此时，人民币升值开始全面化，原来处于低汇率的货币如欧元、英镑、加元等开始加速升值。必须肯定，这一基调与保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是高度吻合的，但客观上却造成了进口环节税收的减少。此外，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又强烈刺激了服务贸易的进口。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人民币升值会加大逆差额。从财政角度看，服务贸易进口额扩大，会使一部分税收流到国外，反过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服务贸易出口。突出的表现是人民币升值刺激了国外旅游人数和留学人数增加，从而使消费性税收流到外国。

显然，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长难以再依靠人民币对外币的低比值，而是要寄希望于进口增长形成的消费进步和供给增长。同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还要加大力度支持出口结构调整，使中国占领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目标市场。

3．投资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下滑，我国再一次走上了主要依靠投资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本轮投资扩张政策有三大特点：一是规模大。继20xx年11月中央政府宣布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后，各省纷纷跟进，目前宣布的投资规划已突破20万亿元。二是结构转变明确，向公共产品供给倾斜。三是把宏观调控和长期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比如铁路建设投资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投资。

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显然不是政府独家能完成的。现在利率下调、放松价格管理、调整利率政策实际上表明政府希望引导社会投资尽快跟上，遗憾的是按照市场动向办事的社会投资主体并未“奉命行事”，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

就目前宣布的政府投资规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有四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调整支出结构，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四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从现在的制度安排主基调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三个途径。

从现实情况看，通过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扩张投资性支出余地很小。目前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接近40%，其中80%多用于公共产品供给，直接流入企业产品制造和销售的资金很少。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出路难寻。在债务发行方面，我国一直比较谨慎，1998年采行积极财政政策，随后几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急剧扩张，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使国债依存度超过了10%。应该承认，当时这种主动扩张债务的决策确实是理财观的转变，因为之前总是被动举债，这次明确说要利用债务扩张来调节经济。如果说积极财政政策有何新意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新意，表明中国政府抛弃了年度平衡的理财观念。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以内。这个赤字规模创出了新中国60年的最高记录。政府报告还指出，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xx亿元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

扩张货币政策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扩张紧缩

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悖论

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并行，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用了被称之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且成功地于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即不必以经济的大幅度下滑来纠正经济连年超高速增长的结构失衡和通货膨胀。紧缩的货币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同时还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被称为“中国的奇迹”。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IS-LM模型，还是AD-AS模型，缺少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的。我国1993年至1998年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具有浓郁的紧缩意味，有学者得出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我国货币政策的深层次分析

表1列出了从1992年至2002年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从中不难看出，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紧缩政策。所谓“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适度从松”，即使从年增长率上来讲，也有1/4的年份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较上年递增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会把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称之为紧缩的呢？笔者认为：这是人们把政策的方向与力度混淆在一起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期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都是扩张性的，所不同的只是扩张的力度问题。正由于这样，我国已经在其货币政策中默认了扩张这个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才有扩张力度的“适度从紧”。具体说来，1992年以后，全国经济出现过热，因此，中央政府有意适当降低经济的增长率，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现实经济增长率还低于潜在增长率（对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学者估算大致在8%~10%之间），因此我国事实上没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实施的却是“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简言之，单纯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决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扩张与紧缩有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绝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是方向性的。另一种划分方式则是相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也就是比较各年增长率的变化，如果当年的增长率较去年的增长率低，就称之为紧缩，反之则称为扩张，这也是我国所采用的说法。但就习惯上，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紧缩与扩张都是指绝对量意义上的，而且这种提法也很符合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和货币总量上都呈现一个增长的走势。还有，我们在提到GDP或是其它经济指标的时候，通常都是将当年的数值与上年度的数值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增长率的变化值当作是增长或是下降的标准。由此，我国的货币政策给人的印象是：始终缺乏方向感，明明一直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被冠以“适度从紧”，而近些年更是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何谓积极，其含义很不明朗。笔者认为，可以模仿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划分模式，将货币政策首先划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区间，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划分为温和的（一位数的年增长率）、高速的（二位数的年增长率）和超级的（三位数的年增长率）。

结合我国国情的模型说明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在基本达到或接近达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运行，因此，经济增长率较低。而对我国而言，经济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中，这一转轨过程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相当巨大的，此外，我国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失业人口，现实经济增长率还明显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下面结合图1进行分析，使用AD-AS模型，针对我国“软着陆”期间的发展实际情况，以M1的增长率变化为例，对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做一说明。

扩张货币政策篇5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市场运行的实证分析，探讨投资拉动等政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影响， 论证转变经济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对政策制定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货币流通速度 政策制度扩大内需

研究背景综述

2008年11月5日，总理提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在后续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保持增长。巨额投资之初，对于该政策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争论，经济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把通货膨胀看作货币供给对货币需求的偏移，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由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较低，V较小对物价水平P产生抑制作用，大量信贷扩张并不会立即形成明显的物价水平上涨。但现实经济运行中，短期物价水平仍然存在较多的波动；投资计划实施近两年后，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2009年7月降至-1.80%触底以来，已快速上升至2010年11月的5.10%。因此，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价格水平的提升，也同时影响了扩张性政策对经济总量的推动作用。另外，经济上升期内，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短期内有所加快，通货膨胀影响随之被放大。

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制度性因素，从而独立于货币供给行为和短期经济波动。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关于英美货币史的研究中，从经验证据的角度证明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英美两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从而为主张稳定货币来稳定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情况是建国以来均匀下降，且下降速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有必要探究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偏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以及该制度因素的短期作用机制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市场运行的实证分析，讨论投资拉动等政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影响，以此论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对政策制定提出相关建议。

目前有许多学者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制度成因作了分析。夏斌、高善文（2003）基于黑箱理论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趋势作出分析，李治国、唐国兴（2005）提出产业结构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较大影响，唐国兴、徐健刚（2006）指出外资的引进对流通速度存在的变动机制。刘曦和贺学春（2006）分析指出，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证券市场的发展、金融制度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都有很大影响。吴建军（2004）在论文中指出，收入差距扩大是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之一。吴兴旺、张富祥（2009）提出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是造成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显著下降的重要成因。上述各学者的分析具有充分的理论价值，对货币流通理论的深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依照货币主义的观点，货币流通速度主要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分析着眼于制度本身而不是经济现象。目前尚未发现基于财政、货币政策因素出发分析货币流通速度的讨论。在当前许多论文中，往往从“现象”出发对货币流通速度作出分析，如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的上升等等。但究其“现象”背后变动的深层次原因，大多可归为“重增长，轻民生”的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因此，本文从“制度因素”出发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机制予以分析。

在货币主义理论体系中，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制度性因素，从而独立于货币供给行为和短期经济波动。然而，由于金融创新等制度因素的深层次变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各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开始呈现不稳定态势，从而在政策操作层面上为稳定货币的主张带来困难。我国货币市场体系自改革开放后得到逐步完善。但长期以来，货币市场运行呈现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脱离经济增长率；即衡量货币流通速度的三个经济指标的现存关系是：货币供应量M的增速大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Y增速和物价水平P增速之和。该现象的背后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不断下降，货币扩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而被削弱。与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横向比较，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V2（名义GDP/M2）在一个世纪内逐步从3.3下降到1.1，但我国仅在半个世纪内即从建国之初的6.7下降到目前的0.63。因此，高速下降的表象之下必然存在我国异于西方主要市场的特殊制度性因素。

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影响因素

本文推定利率、通货膨胀率与货币流通速度正向相关，GDP中投资比例与货币流通速度反向相关（见图1）。

（一）现金交易数量说以及现金余额数量说

费雪提出货币交易方程式MV=PT，V为流通速度,T为各种商品的交易量。马歇尔、庇古等剑桥经济学家提出M=KPR，R为“真实资源”，K为R中货币形式持有比例，K取决于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如果认定T≈R，则可推导出K=V-1。，若r及π上升，由于利率r和通货膨胀率π均为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则理性选择为减少货币形式的资产比例，故K下降，而V上升。因此，货币流通速度V与利率r及通货膨胀率π正向相关。

（二） 货币主义理论对通货膨胀影响机制的分析

弗里德曼于1970年发表了《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随后发表《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构建了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体系。其中，货币流通速度的表达式：

其中β为名义收入增长率适应性预期常数，S为货币流通速度对利率的敏感性，M为货币量增长率，y*为预期名义收入增长率。正常情况下0

（三）资本周转时间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W-G-W’的资本周转时间包括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即可分为生产过程W-G和销售过程G-W’两部分。按照现有情况，我国投资形成总额中大约四分之三为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可以选取房地产企业作为投资的样本。如将封闭经济简化为消费和投资两部门，消费品生产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无论在生产周期和销售周期均呈现明显不同，消费领域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均较短，资本周转时间大大短于投资领域。因此，经济结构中投资比例越高，资本周转时间越长，货币流通速度越慢。

（四）资本回报率分析

货币流通速度的一个微观衡量指标为资产周转次数，该指标可以应用于如下财务分析公式中：资本回报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次数。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遵循“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因此市场均衡条件下资本回报率相同，而具有较高资本回报率的部门必然周转次数较低。对比投资和消费两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销售净利率一般高于快速消费品部门，因此投资部门的资产周转次数较低，货币流通速度较慢，故投资比例与货币流通速度正相关。

基于我国1980-2008年度货币市场数据的实证分析

长期回归模型。由于我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选择中，长期倾向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且主要依赖财政支出的方式扩大投资以扩张经济规模，因此本文选择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指标（简称IP）。另外，选择与实际利率直接相关的两个指标：名义利率及通货膨胀率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自变量，以货币流通速度作为因变量，并定义为V2=名义GDP/M2。根据我国1980-2008年度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该实证分析的结果为：货币流通速度与名义利率r、通货膨胀率π正向相关，与投资占GDP的比重IP反向相关。按照残差一阶自相关模型，可以建立多元线性方程如下：

其中，（Adjusted R2=0.9946，所有自变量t检验值均大于2， F检验值为1253.63，S.E=0.0327，DW=1.5736，且自变量IP对因变量V2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其F检验值为5.77591>2）。

短期误差修正模型。根据以上多元线性方程，可以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ecm）用以分析短期影响：

其中，各自变量的t检验值均大于2，S.E=0.0338，DW=1.5654。该短期模型ecm项的系数小于0，符合反向纠正机制，即上一期的非均衡误差在本期以0.5733的比率得到修正。

结论

“高积累，低消费”式的传统投资拉动型经济扩张路径必然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从而削弱财政政策的作用。为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扩大消费需求；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落实扩大内需战略。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科学搭配

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为实现投资扩大经济总量的政策目的，需充分重视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扩张性政策如能发挥作用，理论上需要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或逐步提高。而鉴于前文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同向变动机制，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可以考虑配合稳健或紧缩的货币政策，维持利率r在一定水平以平抑投资增加对货币流通速度V的减缓作用。

（二）货币政策需考虑流通速度短期波动的影响

根据以上短期模型，通货膨胀率π、投资比例IP两变量对货币流通速度V的作用方向相反。其中，π变动较为频繁，月度间常常发生较大变化，而IP属于长期变量，需要数年才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比较短期模型中两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到，与投资比例相比，通货膨胀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波动存在明显影响。这在经济行为中表现为货币贬值促使居民将储蓄转为消费，从而在短期内提高流通速度。在货币供应缺乏弹性的条件下，流通速度的加快将会迅速放大通货膨胀的影响。

因而央行在确定货币投放总量时，需充分考虑流通速度短期波动的影响，该机制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提出了稳健审慎、灵活机动的要求。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制度因素的范畴不仅仅包括政府主导的货币及财政政策，还包括文化传统、金融深化、外界冲击、政务效率等诸多方面。

参考文献：

1.夏斌，高善文，陈道富.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与经济波动―从黑箱理论看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金融研究，2003（12）

2.李治国，唐国兴.货币流通速度模型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之谜[J].上海金融，2005（6）

3.刘曦，贺学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株洲工业学院学报，2006（2）

4.唐国兴，徐剑刚.引进外资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0）

5.吴建军.我国M2/GDP过高的原因―基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分析[J].经济学家，2004（1）

扩张货币政策篇6

【关键词】经济危机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面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当月出口额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对经济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国务院迅速作出调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由2008年初的“防通胀、防过热”转为“保增长,促内需”,财政货币政策也由年初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微调为七月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可见,宏观决策层对此次危机及其对我国经济影响程度认识明确,措施出台迅速及时,意义重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模式

(1)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发展不景气,出现萧条,同时又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应对经济萧条;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2)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采取“双紧”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等方式压缩社会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缓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

(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较多而民间投资不够旺盛时,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紧缩性财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压缩财政赤字;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银根松驰,刺激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

(4)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经济严重衰退、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采取“双松”政策,在财政减收增支的同时,抑制利率上升,扩大信贷,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缓和衰退,刺激经济复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

二、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1、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举措

(1)在财政收入方面,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8年实施的税费减免措施主要包括实施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多次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等。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举措,这些政策全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以上。

(2)在财政支出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此带动和引导投资与消费需求。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拟增加政府公共投资1.18万亿元,加上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约4万亿元。此外,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等途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有五点。一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四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五是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

三、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保增长,促内需”,为此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运用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可以达到收入效应和扩张效应。从收入效应来看,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如减税、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费等举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又减轻企业负担,如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减轻企业负担,还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长时间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转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如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等。还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直接拉动我国农村的消费,扩大内需。从扩张效应来看,增加政府投资不仅能直接、迅速地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具有促进全社会投资的扩张效应,能带动企业和民间投资。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进一步活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扩张效应和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从扩张效应来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资金供应扩张,自2008年9月份以来,连续多次下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货币信贷扩张趋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的机会和便利。包括加快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股票市场平衡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展示平台。从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来看,通过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资金投向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分析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的效应已逐步显现。宏观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已得到抑制,总体来看,经济运行呈现出筑底回升的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已显现出积极效应。从社会发展来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性支出,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性支出,社会就业形势得以好转,社会稳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产生大的变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总之,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我国及时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了“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积极效应。

四、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其他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009年以来,地价高涨,国企频当地王就是一个例证。美联物业根据北京土地储备中心公布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计拍卖涉及住宅类地块为69块,其中有30块地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获得,占市场总比例43%。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国企高价拿地频繁,明显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块住宅地块中更有18块由国企拍得,占到了市场的60%。地王的频繁出现与楼市过火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国企地王过多的情况,与今年4万亿的投资不无关系。还有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小城市、城镇、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匮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但与银行放开信贷闸门“结伴而行”的是,A股市场牛气冲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沪指上涨幅度最高超过90%;还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国不少大中城市,房地产商们纷纷斥巨资“跑马圈地”,地价、房价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国社科院金融专家彭兴韵指出:“这说明,新增信贷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而悄悄进入了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推动了这些领域的‘虚热’。”因此,相关部门要严查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确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而不是助推虚拟经济的火热。

3、“双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在本轮财政货币政策运作之前,我国国内刚刚经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上涨4.8%,2008年前三个季度CPI同比上涨7.0%,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变、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重大问题的背景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再次发生。当经济复苏,走出萧条的阴影时,就要考虑“双松”政策的逐步调整,如果担心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可以对“双松”政策进行微调,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以确保扩内需、调结构。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要微调,如果担心利率上调加重企业负担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回收流动性,以预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赵红梅、李景霞: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 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潘正彦:如何协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J].财会研究,2009(1).

[4] 马洪范: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中国金融,2008(24).

扩张货币政策篇7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业率；通货紧缩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货币政策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零利率政策，其二是扭曲操作货币政策，其三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总体上讲是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基础货币投放。由于2008年12月之后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0-0.25%，已经没有继续下调的空间，而扭曲操作货币政策实施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货币政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1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基础货币的扩张，最终目标是刺激经济复苏、降低失业水平和抑制通货紧缩，我们可以通过回顾FOMC在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中得出这一结论。2008年11月25日，FOMC正式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指出：FOMC将通过购买GSE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和由GSE所担保的MBS，以增加购买房屋可以获得的信用，进而支持房地产市场，让金融市场的形势得以好转。2009年3月FOMC的会议纪要指出：基于2009年1月开始出现的失业率上升、股市和房产价值的下滑及紧缩的信贷状况，有必要对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行拓展以利于经济复苏和物价稳定。2010年11月4日，FOMC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指出：此轮货币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压低长期利率，借此提振美国经济，特别是避免通货紧缩，并降低高达9.6%的失业率。2012年9月14日，FOMC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指出：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压低长期利率，对抵押贷款市场形成支撑，改善金融市场。2012年12月13日，FOMC启动加强版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指出：该政策目标是进一步支持经济复苏和降低失业水平。

2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重要经济指标的影响

很显然，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初衷是试图通过基础货币的扩张刺激经济复苏、降低失业水平和抑制通货紧缩， 但是美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却与美联储预期的目标相去甚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既没有刺激经济的复苏，也没有抑制失业率的上升，就连通货紧缩的局面也没有因为基础货币的扩张得到改善。

表1对2000-2012年美国的GDP增长率、失业率和CPI变化率进行了描述，其中GDP增长率是指实际GDP增长率，CPI变化率是年度平均数据，失业率也是年度平均数据。对表1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以下三个特征：

表1 2000-2012年美国GDP增长率、失业率和

CPI变化率

（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http：//）

1）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美国的GDP增长率没有按照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预期运行。

首先，尽管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和2009两年美国经济仍然出现了连续的负增长，2009年的衰退水平甚至高达3.07%。其次，虽然2010-2012年连续三年正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建立在经济已经大幅下行的基础上，而且幅度有限，所以美国经济并没有真正的复苏。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的实际GDP为132，064亿美元，2012年美国的实际GDP为135，888亿美元，五年的年均增幅仅仅只有0.57%，仅为2000-2007年年均增速2.58%的五分之一，美国实际上出现了第一个“失去的五年”。再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3年和2014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10%和2.94%。由于不确定性逐渐增强，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也许过于乐观，所以判断美国经济已经走出困境为时尚早。

2）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不降反升。

正常情况下，美国的失业率大致上都在5%上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后，美国的失业率快速上升，2010年全年接近10%，是正常水平的两倍。虽然2011年和2012年的失业率略有下降，但仍然远远超过正常水平，所以降低失业率成为最近3年美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如果我们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失业率与基础货币投放进行模拟，会得出基础货币投放与失业水平正相关的结论，即基础货币投放越多，失业水平越高。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正确的解释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基础货币的扩张没有使美国的就业状况得到改善，虽然2012年美国的失业水平有所下降，它应该是就业结构改变的结果而不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

3）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美国消费物价指数的运行不符合常理。

逻辑上讲，消费物价指数是货币的正函数。货币主义认为，商品价格是一种货币现象，所以理论上讲与基础货币扩张相对应的应该是通货膨胀，但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的CPI指数运行却明显有悖于传统理论。总体上看，正常年份美国的CPI指数大致上都在3%左右。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的五年中，只有2008年和2011年CPI指数超过3%，其余3年都低于3%，2009年甚至出现显著的通货紧缩，而2008年和2011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国际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致，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没有直接推动美国CPI的上涨。事实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认为到2015年美国都有可能面临通缩压力，正因为这样，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推出加强版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才有可能将2.5%的通胀率作为控制目标。

3 简要结论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刺激经济复苏、降低失业水平和抑制通货紧缩，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银行体系投放了庞大的基础货币，但美国重要的经济指标显示，美国仍然没有走出经济衰退、失业高企和通货紧缩困局，可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显著失灵。

参考文献：

[1] 王晓雷，刘昊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国的消费投资与全球流[J].财经科学，2011（2），P1-9.

[2] 李石凯，黄剑.美国金融生态的恶化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失灵[J].财经科学，2011（6），P9-17.

[3] 向松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根源、机制和效果[J].中国金融，2012（20），P16-18.

扩张货币政策篇8

    关键词:国际收支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我国国际收支及调节政策的现状分析

    我国国际收支多年来呈现双顺差的局面。2008年上半年延续2007年的经济形势,经济快速增长,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2008年下半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以及地震等一系列经济自然环境的打击,经济从增长期转入衰退期。

    2005-2008年上半年,由于局部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采取稳中有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由于经济形势的要求,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也走向扩张。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实现了重大变革,放弃盯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放开了人民币的管理程度。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由于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人民币呈现持续升值的态势,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呈现一定的波动,未来贬值预期较大。

    当前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

    蒙代尔认为,可以用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货币政策调节外部均衡。根据2007年的情况,可以用紧缩的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解外部经济。而我们所采取的是稳中有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其中的原因是财政货币政策用来调节内部经济。在局部价格过高的情况下,要维持国内价格的稳定就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就要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而这两者根本无法兼得。

    针对目前的外部经济顺差同时内部经济衰退的现象,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可以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节外部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

    (二)支出转换和支出增减政策搭配

    斯旺认为,可以用支出增减政策谋求内部均衡,支出转换政策谋求外部均衡。根据2007年的情况,内部均衡可以采用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同时,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国际收支顺差。实践中的调节方式是:稳健财政+紧缩货币+人民币升值。

    从斯旺理论的角度来看,以上的调节方式搭配似乎比较合理。但是,通过进一步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是以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作为代价的,而我国贸易结构极不合理,出口的减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进口,这正好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增加。因此,这一政策的净效果是出口减少和进口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成本就太大了。而且,人民币升值也会带来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加大。因而,鉴于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人民币升值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国国内经济紧缩和国际收支顺差同时存在,按照斯旺的理论可以采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进行调节,同样的道理,人民币升值仍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国际收支调节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实践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的主要目标是内部经济,很少考虑到国际收支的因素。笔者认为: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二者缺一不可。在调节国内经济的同时应重视国际收支调节。可选择的措施有三种:

    第一,按照蒙代尔的理论,货币政策调节外部均衡,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为辅助。即: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主要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节国际收支顺差,扩张的财政政策调节国内经济衰退。这种方式的重大缺陷就是放弃了货币政策调解内部经济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全球金融市场衰退的环境下,单纯用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所产生的效果不如双管齐下见效快,因此,这种方式在目前的环境下是不可取的。

    第二,按照斯旺的理论,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汇率政策调解外部均衡,基于前面的分析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调节顺差对我国来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一选择也不可取。

    第三,财政和货币政策着重调节内部均衡,关税政策、直接管制政策、产业和科技政策着重调节外部均衡。即: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经济衰退;加强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采取“走出去”的战略扩大对外竞争实力,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人民币升值过快。这种方式是我国现在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选择的最优方式。

    参考文献:

    1.姜波克,杨长江.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金人庆.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银行家,2006

扩张货币政策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建议

一、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就有这样的经验：经济不景气时，扩张的货币政策难以使经济摆脱困境；经济过热时，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有效地抑制通胀趋势。也就是货币政策在促使经济由萧条走向繁荣与在抑制过热回复正常时的作用截然不同，即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直接的实证支持则是在近10余年才出现。Cover(1992)对美国1951~1987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负的货币冲击(紧缩)对产出有显著作用，而正的冲击(扩张)没有显著影响。D.P.Morgan(1993)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角度，运用了美国1963~1992年的样本数据，采用了Boschen＆mill(1993)的Boschen-mill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对产出的影响很大且高度显著，而基金利率下降对产出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但不等于零。Karras(1993)对18个欧洲国家1953~199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说明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存在。Kim＆Ratti(1998)等人运用金融加速假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政策是紧缩的还是扩张的，再次证明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存在。Rhee6。Rich(1995)、Karras&Stocks(1999)等都陆续得到类似的结果。国内一些学者对此问题也予以了关注，赵进文闵捷(2005)采用LSTR模型和LM检验统计量的研究表明：在1993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在效果上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王解秋和徐涛(2001)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方面入手，指出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效果方面，货币供给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陆军和舒元(2002)使用两步OLS方法研究了货币供应量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指出未预期到的正的货币冲击有正的影响，负的冲击有负的影响，但由于负的冲击系数大于正的冲击系数，所以，紧缩的效应大于扩张的效应。冯春平(2002)货币供给产出方程，陈德伟、徐琼(2003)预测方差分解法，刘金全、刘兆波(2003)GARCH模型等，均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属性的存在。曹家和(2004)更是在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各项经济制度、措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相去甚远，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虽然相关的实证研究从数据上支持了非对称性，但仍需从作用机理上给出解释，并验证一些经济理论在我国特定阶段的适用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的前提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一些经济学家主张货币政策无效论，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古典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将直接导致物价水平的同比例变化(MV=PY)，货币呈中性，由此可以判断货币政策无效。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效，长期里无效。同时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问题，所以他们认为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无效，甚至有害，主张以单一的货币规则来实施货币政策保持固定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的自发均衡和理性预期假说

为基本假设，认为在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有效，而预料之中的无效。

二、货币政策的目标及政策工具

要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实证进行分析，就必须说清两个问题：货币政策的目标(包括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

(一)货币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指中央银行制定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并运用各种措施调节货币信用量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它是货币政策的具体体现和归宿。在现代经济社会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表现为国门生产总值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物价稳定，表现为物价总水平在一定时期里不发生显著剧烈的变动。充分就业，即在一定工资水平下，凡有工作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国际收支平衡，即一国的外汇收支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此外，也有学者把金融安全作为货币政策的第五大目标。

在实现货币政策四大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内涵上的不同，各个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因此，中央银行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在不同的时期侧重不同的目标。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指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制定是以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从1992年到1994年，我国经济中物价水平上涨较快，当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但从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局面，同时，由于新一轮的国企大改革，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因此，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转向反通货紧缩与促进就业。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设置的可供观测和直接调控的并与最终目标关系密切的金融指标。在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应考虑所选中介目标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适应性、抗干扰性，其中，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最为重要。

1.西方金融理论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主张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他们认为，货币供给量能够为中央银行所监督和控制，同时又与实际经济运行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是最适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正是受这种货币政策思想的影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采用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英国的卡尔、多温特劳布和美国的本杰、莫尔伪的水平理论把“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该理论认为：一方面，把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是难以计量的，货币供给量的计量范围存在很大争议(是以m0、m1、m2或m3作为货币供给量呢？);另一发面，他们认为，利率是决定货币需求的关键，因为利率的高低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成本，利率下降，企业的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企业就会扩大生产规模，货币需求相应增加;反之，货币需求相应减少。在这个意义上，调节了利率，也就调节了货币需求，进而调节了货币供给，这样，利率也就成为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有其前提的，那就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很高。近年来，在经历了货币供给量调控效果下降后，一些国家又重新把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转向利率。美国从1993年以来，就把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转向利率。以银行信贷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了，在六七十年代，这一目标被人们所忽略，但是，80年代以后，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银行信贷量是一个比较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他们认为，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机构一般对贷款对象采取配给行为，而这种配给行为往往使中央银行控制利率或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效果为零或完全相反的效果。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把汇率股票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2.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下，大多数学者认为，利率不宜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是因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仍然是“官定利率”。汇率也不宜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汇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常是发生在小国开放经济和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正逐步弱化，贷款规模在1994年以前对调控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发挥了巨大的作业，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基础正逐步弱化，政策效果也在降低。者也正是1998年政府有关部门正式取消贷款规模管制的重要原因。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给量最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二)货币政策工具

学界一般把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证券市场信贷、消费信贷、不动产信贷、优惠利率等。此外，还有诸如信用配给、利率限制、道义劝告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关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选择，综合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不同，具体情况下面分析。

三、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实证分析：以中国1993年到2003为例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

(一)1993~1997年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从1993年开始，货币政策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并始终把稳定币值放在首位，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即紧缩性货币政策。针对1992年以来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和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1993年两次调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同时减少货币供给量；1994年，对专业银行实行了贷款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责比例管理，并采取措施，严格控制信贷总量，将各项贷款均控制在固定资产贷款规模之内；1995年又上调贷款利率，并对金融机构开办特种存款和发行融资券，以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1995年，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明显，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回落到较合理区间。1996年，我国国民经济实行了软着陆。

在1993~1997年的货币政策实施中，国民经济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适度增长，GDP分别增长了13.5%，12.6%，10.5%和9.7%；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CPI到1995年12月回落到8.2%，1996年进一步回落到6.1%。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它很快将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而且总体上金融运行平稳，金融风险得到了控制和化解。

(二)1998~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受到较大打击，加上国内各项措施的影响(许多改革是消费者的预期发生改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例如：住房货币化，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等)，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针对这种宏观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框架为以公开市场业务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抑制通货紧缩和促进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采取了如下的政策措施。

1.利率政策

从1996~2002年，中央银行八次将息，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利率从8.82%降到了1.89%，再贴现利率(1年期)从10.98降到了3.24%，商业银行居民储蓄存款利率(1年期)从9.18%降到了1.98%，并征收个人利息所得税；活期储蓄存款利率从2.97%降到了0.72%，商业银行短期贷款利率(1年期)从10.98%降到了5.31%，中长期贷款利率(3年期)从13.14%降到了5.49%。但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利率下调对银行贷款投资消费的影响并未达到刺激增长的预期目标，这也说明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很低。

2.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1998年5月，恢复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当年就净投放基础货币701亿元，1999年增加到1920亿元。1998年，进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设立了单一的准备金帐户，并在1998年与1999年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现由13%下调到8%，后又下调到6%，相应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进8000亿元。1998年和1999年，中央银行四次下调再贴现利率；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增加货币供给量的举措。从1998~2003年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在短期内又一定效果，但效果并不明显；此外，中央银行还实行了一些其他的货币政策，例如，放松信贷管制，发展货币市场，实行金融稳定计划，都属于扩张性货币政策，但从政策效果来讲都不明显。因此，在1997年以来的反通货紧缩中，中国政府主要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1993~1997年的反通货膨胀以及抑制经济过热的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业并取得了较理想效果；但在1998~2003年的反通货紧缩的调控中效果并不理想，中国政府在1997年以后的反通货紧缩中主要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从实证发面说明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四、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原因

(一)预期效应

预期机制和方法的不同将导致经济的整体运行状态发生变化，从而促进货币政策作业方向和强度发生改变。如果企业和消费者在经济繁荣时刻的乐观情绪比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的悲观程度低，或者企业和消费者在经济萧条期间投资和消费更为谨慎，则可能产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这些心里因素的形成可能归因为经济行为主体的风险态度，即大多数经济主体是风险厌恶者，而不是风险爱好者。而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是由于公众预期的非对称性造成的(2004，李国疆)。

(二)信贷约束效应

信贷约束与信贷需求之间相互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需求旺盛，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水平，增强了对某些借款人的信贷约束，有效地限制了他们的支出水平，货币政策影响扩大；在经济萧条时期，虽然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了市场利率、放松了信贷约束，但由于信贷需求减少，所以，并不一定引起贷款和支出的增加，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不明显。

(三)价格刚性

如果价格的下降时期比上升时期缺乏灵活性，货币政策将对实际产出形成非对称性影响，即价格刚性会造成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则从“菜单成本”，“工会垄断”等方面说明了价格在短期里存在价格刚性现象。

五、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启示

通过一些学者的分析研究以及对我国1993~2003年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说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进行反经济周期的货币调控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具体做法是：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重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作为辅助；在反通货紧缩和促进经济增长时，重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运用货币政策时，要加大力度，微调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佳。

参考文献

[1]刘金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2]楚尔鸣.货币政策效果非对称性的理论分析[J].金融研究，2002.3

[3]范方志，赵明勋.当代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M].上海三联书店，2004

扩张货币政策篇10

3月6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新闻会上对中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解读是：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处理好宽松货币政策与通胀预期的关系。而对于近期是否加息的提问，周小川避而不答。这恐怕背后另有玄机。

无独有偶，自今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后，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再度上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随之，中国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上调利率的可能性增强，在关于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意图日益明显的热议中，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备受各界关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依据是什么?处理好货币政策与通胀预期的关系，则需要的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前瞻性。

宽松货币政策趋于“适度”

自2008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财政和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进一步显现出来。但从货币政策的另一方面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2009年货币投放量屡创造新高。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期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银行系统新增人民币贷款共计9.59万亿元，同比上年的4.9万亿元多增4.69万亿元，增幅约95.3％，其中去年11月底较上年同期多增14.99％，12月底多增11.77％。尽管，中国货币当局采取了诸多措施，去年11月、12月份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为2950亿元和3798亿元，与去年前三个季度的“天量”相比，显然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新增贷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紧，但今年1月份信贷最终投放仍接近1.4万亿，比正常值高出3000亿元左右，2月份骤降5成至7001亿元，新增贷款规模再度收紧。

尽管，2月份中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规模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后几个月反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如果信贷控制还是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热钱流入等原因导致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就成为控制信贷合理投放的手段。同时，预计2010年上半年，一方面中国将主要运用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供给总量；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情况下适时上调利率，以进一步缓解通胀预期。

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回升，以及楼市和股市灼手可热的情况下，中国监管层不断对银行放贷规模发出警示，要求银行系统控制放贷规模，使人民币贷款规模更加合理和适度，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防止经济过热，以及避免因流动性过剩带来楼市和股市膨胀。

从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监管层货币政策的变化来看，今年中国银行系统扩大放贷空间将十分有限，其中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进一步限制和上调利率的可能性，将使银行系统控制放贷规模进一步收缩。由此可见，当下中国货币政策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既不能理解为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将一成不变。

货币政策取向的适时考虑

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中国信贷增长规模正在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我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其为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一方面表明目前我国整体经济复苏仍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股市和楼市的火爆形成巨大的反差。显然，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面“倾向”了我国的股市和楼市，并未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实惠”，资本市场的扩张与实体经济的收缩形成的鲜明比对，意味着资本市场泡沫正在不断聚集，而实体经济则不尽人意。因此，我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但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中国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是从防范国际“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国内流动性不断扩展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出发点可以概括为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

目前，多数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仍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持续复苏的关键。虽然当前金融风险已经大幅度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拖累和影响也相对有限，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有望在2010年进一步恢复，但受已经出台的各项经济刺激政策的“惯性”和时效等因素影响，即使中国货币政策向理性回归也不能没有必要的过渡，而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未来货币政策的导向

尽管，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频繁上调央行票据收益率及存款准备金率，收紧流动性的意图十分明显，但体现的是货币政策调整的针对性在进一步加强，这与中国决策层的多次表示货币政策将更加富有弹性并不冲突。

未来，在中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仍显必要，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产业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巩固经济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撑点；对增强市场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解除、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将出现较长和曲折过程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着诸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将如何体现致关重要。应该看到，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发展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货币政策的宽松和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尽管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是：首先是有利于稳固经济回升的成果；其次是消除了通货紧缩预期；三是稳定了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四是推动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企业存货周期调整进入常态有利于企业生产的恢复，将促进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但另一方面，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度宽松，通胀预期已经在上升，规避未来通胀风险也需要考虑。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确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巩固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取向将考虑到向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倾斜，并在宽松货币政策不改的情况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提高我国货币当局把握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能力。

另外，发展消费信贷的关键是未来收入预期，目前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以保证就业和消费增长已成为中国货币政策重点考虑的问题。从去年12月中国中央工作会议的主导思路看，鼓励发展消费将是今后中国货币政策和信贷结构调整的重要心。从信贷结构调整上看，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有助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从而有效防止经济下行的复出。

未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合理安排，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的倾斜力度，继续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相对充裕，维持货币市场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也需要对通胀预期提高警惕。因此，依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和政策的效应，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引导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防范通胀风险依然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