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原理十篇

网络传播原理篇1

关键词：网络传播；网络伦理；产生原因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053-02

一、网络传播中的网络伦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国防部的一些人士意识到未来的战争必将依赖于通讯，设想建立一种类似 “蜘蛛网”的信息系统。随之，1969年夏，ARPA网络——“互联网”的雏形应运而生。从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到现在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也因网络的丰富而变的精彩。人们彼此交流，在相互沟通中产生多种多样的关系，形成了社会。“网络社会”亦是如此，网民之间的互动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任何人都可以具有信息接受者与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我们迎来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兼有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特性的网络传播，是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的传播形式。它打破了一对一或一对多传播中的局限，是一种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网络以其信息的海量化、传播的快捷化、资源的共享化越来越多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而网络这把“双刃剑”，在方便人们浏览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不确定的信息，甚至充满色情暴力等不健康的内容，由此引发了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网络伦理”成为专家学者的关注点。网络伦理，是指人们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交流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道德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媒体对象等等之间的关系[1]。

二、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计算机的发明是第五次信息革命的产物，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结合缔造了网络，使其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最为广泛、最为活跃的信息传播载体，在网络传播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传播内容的泛滥

习惯刷微博看新闻，习惯MSN上互问几句，习惯左键来买需要的物品……现代人的生活似乎离不开网络，海量的信息流通、简易的信息获取是网络让人着迷的地方。信息生产、传播的过多过快，生产、传播价值取向的复杂性以及网络信息把关者的相对缺失，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的不真实，使网络传播的公信力备受质疑[2]。在浩瀚无比的信息海洋中，网民一方面讶异于如此浩大的信息，同时，也要忍受资讯一拥而入的痛苦。在“眼球经济”的推动下，网站大方赚取“点击率”，绞尽脑汁只为提高人气，良莠不齐的信息繁衍而出。真实是媒介赖以生存的保证，却在网络中显得很脆弱。娱乐新闻中虚假信息泛滥，也有艺人及其经纪公司的炒作之嫌；网络经济信息中证劵信息和经营性的商业信息造假现象濒繁。商业利益的驱使，也为了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网络上亦存在着以不同形式传播的黄色图片、色情文学及不健康影片等，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以垃圾邮件为最的网络垃圾信息也是网络传播内容泛滥的表现之一。虚假信息、垃圾信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受众面前导致信息诈骗，目前网络诈骗主要通过网络购物、网上聊天、网络游戏等手段。北京市海淀公安还专门建立了“预防诈骗专题网”。

（二）个人隐私的泄露

隐私问题在网络传播中尤为值得注意。匿名使得人们的交往范围无限扩大，交往更具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匿名性是网络传播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保护网民个人隐私的有效途径，出于网络信息安全的考虑，管理者们不得不对网络信息进行监视，定期审查、以及必要时的公开，而这些势必对个人隐私权有所侵犯。在邮件、论坛、聊天等网络功能中，各种昵称、ID不胜枚举，匿名被广泛使用。通过网络匿名，网络中的侵权、诽谤等不安全事件也频频发生，匿名的滥用，不可避免的给网络犯罪造成可乘之机，给隐私权的管理造成混乱。

人们开始普遍关心个人信息与信息隐私的披露，是网络传播成熟的表现之一。如何在保护网络匿名权与尊重网络隐私权之间取得平衡，是目前面临的道德问题。我国自2002年11月15日起施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并记录有关上网信息”，即网吧实名制。时下火热的微博也要求实名制；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于2011年12月16日施行，采取“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网易等各大网站微博于2012年3月16日实行实名制。

（三）传播信息不对称

网络传播原理篇2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①近年来，总局一直把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当作媒体业务来管理，核心的把握有三点：一是始终把内容管理作为媒体管理的重中之重；二是在内容管理上，对网上网下的节目实行同一尺度、同一标准；三是考虑到网络视听发展实际，针对不同的节目形态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和原则，2012年以来，总局针对网络视听节目形态的发展变化，及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政策。从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到网上境外影视剧，再到网络视听节目直播以及社交互动平台节目，一套涵盖不同节目业态的视听新媒体内容管理体系初步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全面加强网络原创节目管理近五年来，专门为互联网制作的网络原创视听节目（或称“网络自制节目”）数量越来越多，网络剧、网络电影（包括网络大电影和微电影）、网络原创专业类栏目（节目）的成长十分迅速。以网络剧为例，可谓经历了一个爆发式增长过程。2013年和2014年，全国备案播出的网络剧分别为213部和166部，2015年则比2014年增长7倍多，近两年每年生产数量都达到1万多集。为应对网络原创节目生产播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总局对网络原创节目的管理逐步加强，主要经历了三个时间节点。一是2012年，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对网络原创节目进行自审自播、先审后播和播前备案，解决了节目播前审核的问题。总局指导行业协会以创新思路开展网络视听节目审核员培训，解决了“谁来审核”的问题；建立完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总编辑负责制，明确了总编辑为该机构节目内容管理的总负责人，明确了总编辑的主要职责、工作权限及岗位资格要求。二是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基础上，2014年出台《补充通知》，进一步规范网络原创节目制作机构的管理，并细化了对问题节目的处理措施。三是2016年12月，针对部分网络原创节目质量良莠不齐、内容低俗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总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原创视听节目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通知》。这一文件的核心思路是网上网下内容同一标准，管理措施主要是在前几年“事后”管理较为集中的基础上，明确了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的管理要求，特别是要求重点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栏目在创作规划阶段就要进行节目信息备案。可以说，总局对网络原创节目的管理政策是紧跟业界发展情况层层递进、不断加强的。目前，总局对网络视听节目的导向管理、内容审核标准、重大题材拍摄和播出要求等，都与对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要求保持一致。在传统媒体不能播出的节目，在视听新媒体平台也不能播发。2.出台网上引进剧管理规定与传统影视节目管理一样，引进节目管理也是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重要内容。2014年，针对网上引进剧播出存在的一些问题，总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网上境外影视剧引进管理规定，确定了“总量调控、内容审查、发放许可、统一登记”的管理思路。从2015年4月1日起，未经统一登记的境外影视剧不得上网传播。近几年来，总局每年年初对各网站申报的境外剧引进计划、年中对各网站调整的引进计划逐部进行题材和内容审核，并进行总量和产地调控。新的管理措施成效明显，网上新引进播出的境外影视剧均经过了行政部门的事前审查，内容质量得以保证，产地结构更加多元。据统计，2015年，全国所有网站网上境外影视剧年引进总量为4345集；2016年，全国共引进了765部4961集专供网上播出的境外影视剧。3.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针对网络直播迅速发展、不少网络直播平台开始涉足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的情况，总局于2016年9月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强化该项业务的准入管理，明确开展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应具备的条件，并对直播备案、弹幕和主持人管理等提出要求。4.加强网络社交互动平台传播视听节目的管理针对社交互动平台上传播的违规视听节目内容，2016年，总局多次组织相关网站对节目进行清理和整改。为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2016年11月，总局印发《关于加强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传播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明确开展该项业务的网络平台应当取得相应资质，并按照视听节目管理的各项要求，对传播的节目履行内容把关等各项管理责任。

二、坚持主体准入、分类施策，持续推进各类视听新媒体业态规范发展

网络视听节目根据业务形态不同可分为公网和专网两块业务。公网主要指向公众提供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活动；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指的是“以电视机、各类手持电子设备等为接收终端，通过局域网络及利用互联网架设虚拟专网或者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定向传输通道，向公众定向提供广播电视节目等视听节目服务活动”②。近几年来，总局针对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这两方面业务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促进了相关业务健康规范发展。对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专网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实施以集成播控平台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由广电播出机构主导、主控节目内容集成播出，确保面向各类终端的内容绿色安全、可管可控，相关管理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出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管理规定》（“6号令”）6号令的“前身”为总局2004年出台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39号）。近几年来，随着三网融合全面推广，IPTV、专网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各种视听新业务发展迅速，39号令的内容已经不适应发展和管理的需要。为了规范IPTV、专网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新业态发展，为老百姓提供更多优质节目内容，同时有效防止不良内容传播，2016年4月25日，总局《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管理规定》，并于6月1日起施行，原39号令同时废止。2.着力推动IPTV业务规范发展IPTV是三网融合的重要业务。根据国务院三网融合相关文件，由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负责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与管理，由电信企业负责节目传输；集成播控平台采取“统一管理、分级建设”的模式，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由中央电视台负责建设和管理，分平台由中央电视台与省（区、市）电视合建设与运营。目前，全国IPTV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辽宁、广东、重庆和湖南等地的IPTV集成播控平台已经实现与IPTV传输系统的“双认证、双计费”对接。3.力促互联网电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总局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媒体阵地管理、确保电视绿色安全的要求，制定出台互联网电视管理法规文件，加强主流媒体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对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重拳出击，逐步建立起以7家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和22家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平台为核心的智能电视产业规范发展模式。据2017年7月份的统计，由中央电视台等7家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主导其内容的智能电视终端设备，市场保有量已超过1亿台，整体市场状况发生了显著改变，合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在市场上占据了绝对份额。

三、坚持正导向提品质，着力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建设引导扶持

让主旋律和正能量主导网络视听空间，推动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是网络视听行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来，总局一直高度重视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建设引导，采取多种措施正导向提品质，努力推动各类精品节目创作播出。1.开展“中国梦”主题节目评选展播活动从2014年开始，总局每年在全国范围开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筑中国梦”主题网络视听原创作品评选展播活动，并指导行业协会开展优秀原创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得到行业的积极响应。2016年的“中国梦”主题优秀作品评选展播活动共征集到648部作品，72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展播总播放量达8.39亿。2017年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主旋律强劲、正能量饱满，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从多个视角生动诠释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主题，无论从优秀作品数量还是整体质量上，与上年相比都有明显进步。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业界广大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网络视听节目的整体内容品质不断攀升，越来越多传播主流价值、制作精良、受到网民广泛欢迎的精品力作涌现出来。2.组织重大主题网络视听专项宣传2017年以来，总局积极组织开展迎接党的网络视听宣传工作，召开重点视听节目网站迎接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创作播出座谈会，组织打造一批迎接的重点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各视听节目网站推出一批重点原创节目。其中，有讲述亲民爱民故事、展现十以来我国各方面建设成就的微纪录片，有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国大美河山的纪录片、动画片，还有展现各行各业中国人追求中国梦故事的纪录片、综艺栏目，从形式到内容都很丰富。全国各视听节目网站积极转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迎接相关节目，购买播出总局推出的迎重点电视剧等，并在首页设立迎接专区，为迎接党的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3.组织开展专项资金扶持和节目评议总局设立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建设专项扶持资金，对网络视听领域的优秀原创节目、重大宣传项目、传播创新产品、重点推广项目等进行扶持，大力引导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指导行业协会对热播网络原创节目进行评议，为节目创作播出提供权威参考；注重发挥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的作用，开展积极的网络文艺批评，引领网络视听节目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导向，等等。通过多种手段，扶持网络视听优秀节目创作生产和传播，推动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品质不断迈上新台阶。

四、坚持引导与管理并重，不断增强网络视听从业机构责任感使命感

网络传播原理篇3

论文关键词：网络信息；信息安全；信息传播；保障体系

随着网络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垃圾信息和不健康信息也在迅速增加，计算机病毒、垃圾邮件、网络攻击、系统漏洞、网络窃密、网络违法犯罪、著作权保护等问题日渐突出，而监管体制机制又相对落后。如何让优秀的、积极的、先进的信息占领网络传播阵地，如何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紧迫课题。然而，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不够完善。本文在分析了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应遵循的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分析研究实际情况，提出并系统地分析了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结构框架及其工作流程图。

1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遵循的原则

1．1实用性原则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最终目的是“用”，应本着旨在破解网络信息传播存在的难题的目的，向此目标努力，尽可能发挥体系的重要作用，注重体系实施的实际效用。因此，要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方法，结合实际情况，分析网络信息传播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措施。

1．2平衡性原则

网络信息传播具有的强大的威力和威胁就是信息的自由性。所以，在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应考虑在管理和控制网络信息的传播时要保持信息的“自由”与“平衡”，即尽量保持信息“自由”与“管理”的平衡。

1．3多层性、多样性原则

任何安全保护措施都不是绝对安全的，都可能被攻破，所以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不应只依赖一种安全机制，应建立多层安全机制、多种防御体系，各防御层及体系相互补充保护，相互支撑以达到尽可能安全的目的。

1．4整体性、综合性原则

一个保障体系包括个人、设备、软件等环节，它们在网络信息传播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作用，只有从系统的整体角度去看待和分析，才可能获得有效、可行的措施。

而且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保障方法和工作程序的综合协调一致。为了实现网络信息传播全方位保障，建立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必须考虑技术保障、管理保障、法律保障、人才保障、主观认知保障的综合作用，同时，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与提升信息安全防护与保障能力。

1．5协调性、协同性原则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网络信息开放共享，而在信息的开放共享和保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将部分信息公开披露，既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又会带来一系列实际问题。因此在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注意解决网络信息的披露与保密之间的矛盾，坚持网络信息开放共享和保密相协调的原则。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构建不是哪一个体单独努力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及司法等多方协调配合、全方位努力。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坚持政府、企业、个人分工合作、协同作战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必须明确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2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及工作流程图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购买技术或开发信息安全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体系建设过程，这个体系主要包括检测体系，安全防护体系和管理体系，主要内容有政策、法律法规建设、管理、技术、产品、人才培训、资金保障、领导重视、人们的认知观念等内容。在构建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认知是前提，技术是基础，管理是生命线，法律是保证，还要需要政策、资金、人才的支持。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见图1。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个各体系之间、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相互配合协调工作的呢?本文根据申农通信系统模型原理，借鉴国内外对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模型的研究成果，提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工作流程图，见图2。

3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及工作流程图分析

下面分别从检测体系、安全防护体系和管理体系三个方面，依照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工作流程的顺序，结合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中各个要素，对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及工作流程图进行分析阐述。

3．1检测体系

检测中心数据库主要存储两大类信息记录：黑客、病毒等的入侵记录，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安全策略。

3．1．1黑客、病毒等的入侵记录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首先要对网络信息传播进行风险分析与评估，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合同、法律等安全标准，将历史性和新出现的黑客人侵记录以及病毒、垃圾信息等记录形成相应的安全策略，并存储于检测中心的数据库中。从信源发出的网络信息进入保障体系时，首先要通过监测体系得检测，如果该信息与检测中心数据库中的某信息特征匹配，则予以拦截；反之，数据库中无此相似记录，则要通过保障体系的安全防护体系的进一步检测防护。

3．1．2安全策略的规划

网络信息传播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的过程，所以安全策略的制定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不可能制定一个安全策略就能够永远符合、完全适应某个网络环境和信息系统的需求，所以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其动态性和可操作性。

3．2安全防护技术体系

安全防护体系对网络信息进行检测，如果发现为异常的信息则给予拦截，反之则再由管理体系进行检测。安全防护技术体系主要应用信息安全技术对网络信息进行防护。

(1)基于PKI／PMI的信任体系和授权体系：公钥基础设施技术(PKI)以公开密钥技术为基础，以数据及密性、完整性、身份认证和行为的不可否认为安全目的。

(2)访问控制机制：包括防止非法用户的非法访问和合法用户的非授权访问2个方面。

(3)防火墙：防火墙系统主要目标是控制人、出一个网络的权限，它迫使所有的连接都通过防火墙，以便接受检查。

(4)入侵检测系统：对透过防火墙的攻击进行实时检测并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

(5)安全审计系统：网络安全审计系统是一种基于信息流的数据采集、分析、识别和资源审计封锁软件。通过实时审计网络数据流，根据用户设定的安全控制策略，对受控对象的活动进行审计。

(6)网络病毒防治体系：针对网络上病毒、蠕虫、木马和恶意代码的危害性大并且传播迅速的现状，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应采用相应的整改措施。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安全防护技术体系也会随之更新，它是网络信息进入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门槛”。

3．3管理体系

检测体系和安全防护体系均采用必要的信息安全技术对网络信息给予硬性的安全防护，管理体系则在人的参与下对网络信息进行管理，对于技术不能发现和拦截的网络信息，则通过人为手段进行防护。根据信息的接受者的反馈，如果得到他们的满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则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取得实效；反之，则通过事故响应及补救机制给予补救，并修改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

3．3．1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政策、法律法规等的建立规范必须建立在支持和鼓励网络信息传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和监督，打击和淘汰违规网络信息传播者，创建的良好的信息法制环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更好地维护网络信息传播的发展。

(1)网络信息传播立法。如今，网络立法应更加注重于对网络信息安全即对网络信息传播行为的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立法，在网络有害信息的责任认定问题及可操作性等立法质量上，尚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如何发挥网络媒体传播优势，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以充分实现，同时又不至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是网络信息传播立法的根本所在。

在立法原则上，我国的网络立法与其他国家一样，就是承认现行的传统法律原则都适应于网络传播环境。“互联网立法的前提就是承认现行的传统的法律原则都应该适用于互联网空间。互联网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现实社会基本制度以及受这个制度保护的基本社会关系。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是从现实世界生成的，并且无时不在对现实世界发生影响，所以虚拟世界说到底还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虚拟世界里的关系无非是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的延伸，仍然要受现实世界中现行法律的规范和调整”。

网络信息传播法制的主要内容：“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备案制度；开办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实行专项申请、备案制度；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实行审批制度；网络信息传播禁载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责任等”。

(2)网络信息传播规章制度。网站信息安全的管理，除了采用必要的技术措施以外，还需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责任。网络信息传播安全管理规范包括：确定安全管理等级和安全管理范围；制定有关网络操作使用规程和人员出入机房管理制度；制定网络系统的维护制度和应急措施等。

(3)网络道德规范。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对思想境界不同的个体，设立层次不同的规范，结合网络的特点对传统道德规范进行适当改造再植入网络空间，如诚信规范、公平规范、平等规范等都可以经过改造后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中重要的道德规范。如诚信规范的建立，传播及使用网络信息就有了一把诚信评判的标尺，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对网络信息活动参加者的诚信程度进行评价和判断。同时，也就树立了开展网络信息活动的行为准则，促使人们在网络信息活动过程中更好的遵守网络信息活动规则，可以有效减少诚信缺失现象的发生。另外，网络道德规范还必须推陈出新，适应网络的发展。

3．3．2网络“把关”体系

任何网络信息传播活动都是一个信息搜集、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人的劳动，无法由某一技术或者程序自动完成。而传播活动中只要有人的参与，就一定会有人为因素的影响，网络“把关入”作用也就不可能消失。因此作为传播者个人或者组织机构的“把关人”作用也始终存在于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之中。

网络中的把关体系主要从宏观层面的把关和微观层面的把关进行。

(1)宏观层面的把关。宏观层面的把关，仍是政府的直接把关。网站进行信息传播，实际是获得了网络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的权利。例如，对于恶意网站要用技术手段对其“封杀”。

(2)微观层面的把关。微观层面的把关，即一个网站的把关以及受众的把关。对信息内容的把关，主要工作有：①分析传播内容短期或中长期的发展趋势；②研究传播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规和政策；研究传媒借助传播内容实现的宣传策略、宣传方法以及某一方使用的宣传战术；③了解和解决科技、文化等特殊信息在传播中的问题和困难，兼及受传者的类型和数量等。

3．3．3事故响应及补救机制

安全的相对性注定了事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建立一个事故响应小组，建立数据备份、制定不同的紧急响应计划和操作流程，能够对发生的事故再第一时间作处理，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点。

当黑客、病毒或垃圾信息等成功传播到信宿或对系统造成破坏时，此时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补救机制将采取补救措施，补救措施包括：使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使用备份系统对丢失或损害的数据进行恢复，或使用临时的动态站点替代当前被破坏的信息系统等。之后，再将这些病毒、垃圾信息、系统漏洞和脆弱点等形成分析报告，反馈给检测中心数据库，进行必要的总结回顾，修改安全策略，更新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补救机制是整个保障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减小损失和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网络传播原理篇4

中国网络版权从2001年确立至今已步入及笄之年，全民版权意识的提高促使ISP适应了“先授权后传播”的版权传播秩序，初步形成了版权作品的授权市场。

伴随着数字网络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网络版权在挑战中破茧成蝶，经历了15年的锦瑟年华。 确立时期

2001年至2008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立法上，《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先后颁布为司法实践中保护网络版权提供了法律支撑。

2001年第一次修订的《著作权法》，在借鉴了TRIPs协议等国际条约的基础上，第10条第12项规定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一规定标志着网络版权保护在中国的正式确立。但2001年《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适用起来比较困难。接下来的五年里，主要是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对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了补充规定。

行政法规方面，2002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明确了《著作权法》所指的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2005年《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对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侵犯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行为及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作了细化规定。

司法解释方面，最高法2003年对《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修订，规定了保护技术措施。

部门规章方面，国家版权局、原信息产业部2005年4月30日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第一次吸收了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的“红旗标准”，确定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政责任，明确了行政管辖原则及相应处罚规定。

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颁布，是我国网络版权保护的重要里程碑，《保护条例》全文27条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了全面规定。一、第26条明确界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该界定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从2001年《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扩大到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二、第13条至第17条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的协助义务，比较之前的立法规定，《保护条例》首次对ISP有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三、第20条至第23条正式确立了DMCA法案中的“避风港原则”，规定了四类ISP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其中，第23条但书部分援引“红旗标准”，确定了ISP的共同侵权责任。

此外，2006年修正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认定与管辖问题。2007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属于侵犯著作权犯罪，及网络传播侵权行为的刑罚标准。

这段时期，司法实践中网络版权保护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是2007年“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MP3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案”、“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MP3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案”、2008年“疯狂的石头案”。雅虎MP3案与百度MP3案两案案情十分相似，均是唱片公司诉 MP3 搜索引擎服务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但两案的终审判决结果大相径庭。北京高院认为雅虎网的MP3 搜索引擎服务帮助了第三方网站的侵权行为，因此败诉;百度公司不成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而原告又未诉请认定百度是否构成间接侵权，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因此胜诉。

2008年疯狂的石头案中，土豆网的注册用户将“疯狂的石头”上传至土豆网在线播放。土豆网作为专业网站，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理应知道影片著作权人一般不会许可他人在互联网上传影片供公众无偿观看，但土豆网对用户擅自涉案电影未采取必要措施，上海市高院认定土豆网侵犯该电影的网络信息传播权。 中国网络版权从2001 年确立至今已步入及笄之年 转型时期

2009年至2012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处于转型调整时期。从文化产业的整体环境而言，国家开始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权利人也对知识产权保护引起了重视。从立法状况而言，2009年《侵权责任法》及2012年最高法《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对网络版权保护的规定。

2010年，“剑网行动”在全国正式启动，重点围绕热播影视剧、新近出版的图书、网游动漫、音乐作品、软件等，严厉打击未经许可非法上载、传播他人作品以及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兜售盗版音像、软件制品等的违法犯罪活动。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开始通过加大对版权采购的投入、建立维权平台等方式丰富版权保护模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各行业协会积极履行职能，保护会员合法权益，调动整合相关领域的产业资源，推动版权立体全面的联合保护。

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的主体是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ISP承担的侵权责任，包括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前者是其利用网络直接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责任，后者是用户借助网络服务实施直接侵权行为而代为承担的责任。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位阶高于2006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因此将影响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的审理。2011年三机关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细化了网络侵权的刑事责任，规定了定罪处罚的标准。

这段时期，司法实践中网络版权保护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是2011年“韩寒诉百度文库侵犯著作权纠纷案”。该案中，法院运用了“红旗标准”，认为百度文库作为提供上传《像少年啦飞驰》一书的信息存储空间的ISP，虽然没有直接实施上传涉案作品行为，但从韩寒两次公证保全涉案文档的行为，可以明显看出该文档侵权。百度公司对因显而易见的因素应当知道的侵权文档，除了履行针对一般侵权文档的注意义务外，还需主动履行更高的注意义务。但百度文库在原告多次致函停止侵权下仍未删除涉案文档，显然存在过错。此外，百度文库帮助网络用户上传、存储并分享涉案文档的行为为该侵权文档的广泛传播提供可行性和便利条件，其行为与韩寒所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判决被告百度文库对涉案文档的传播承担侵权责任。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这一阶段司法实践中的成果上升为司法解释，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活动，推动网络版权保护的发展。该司法解释第2条明确了信息网络的含义并划分了ISP的教唆侵权行为与帮助侵权行为，对ISP的注意义务作出了更进一步规定。 发展时期

2013年以来，随着全民版权意识的提高，ISP逐渐加大对版权采购的投入，腾讯、百度、酷我等ISP已经进入出资购买影视剧、图书、网游、动漫、音乐作品版权的正轨。2014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新目标。在新的网络传播环境下，未经许可通过网络转载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有所减少，网络转载许可付酬机制初步建立，版权正版化的比例明显上升，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在打击侵权盗版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发挥，“先授权后传播”的网络版权传播秩序正在形成。

文化产业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版权纠纷呈上升趋势，网络视频的著作权纠纷仍然是此时法院审理网络版权案件的重点，同时网络文学和图片的著作权纠纷有所增多。科技的进步带动数字网络环境的发展，作品创作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著作权传统保护制度面临新的挑战。2014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将现行法律的6章61条修订为8章90条，旨在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完善版权法律保护体系。同年出台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明确了数字或网络环境下使用文字作品付酬标准，该办法对著作权人与ISP协商付酬标准和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送审稿普遍增加了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在相关权部分，增加表演者的出租权以及其对视听表演的获酬权，增加录音制作者对他人以表演和播放的方式使用其录音制品的获酬权，将广播电台电视台享有的权利由“禁止权”修改为“许可权”。送审稿将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作品，以解决实践中网络的定时播放和直播等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没有变化，仍然是适用于交互式传播作品。

随着三网融合的到来，数字传播步伐的加快，交互式传播的界定已经阻碍了法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同样是网络电视侵权案，“奋斗案”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而“霍元甲案”因为交互式界定的限制，被告定时在线传播影片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是侵犯了原告对该影片享有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考虑到理论上区分播放权（即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难度，以及实物中操作的复杂性，将播放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起来，取消交互式限制的界定，将更有利于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

此外，版权意识愈发强烈的今天，ISP已经很难以不知“无授权不能传播”为由使自己免责，“避风港原则”、“红旗标准”的内容需要得到新的建构与诠释。“先授权后传播”作为著作权作品正版化的发展模式，草案第50条的规定结合了著作权法定许可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解决数字网络中海量作品的使用传播问题，但无法解决类似于作品“首播权”之类的特殊问题，因此还需要完善网络版权的授权许可制度。授权要约模式，即权利人自愿向公众发出要约，要约中具体规定公众能以何种条件及方式使用该作品，任何个人或机构只要愿意接受该条件即可自动达成与权利人的合同关系，并按照约定的方式合法使用本作品。授权许可制度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也能解决实践中著作权作品需要个别授权的问题。

送审稿第76条规定了权利人可以选择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或者100万元以下数额请求赔偿。该条规定将赔偿额的上限从50万元增至100万元，第四款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还降级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充分体现出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以及净化网络版权传播发展环境的决心。

网络传播原理篇5

当前，在我国积极推进网络文化建设的形势下，借鉴国外网络伦理理论及实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西方学者在把西方社会认可的一般伦理价值观念，应用到计算机信息与网络伦理分析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网络伦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问题。

对于具体网络编辑而言，信息技术应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责任问题应该是最直接而且最无可回避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对立的方面。网络信息的责任可以举要如下：网络传播过程中，个人信息自由权利必须与个人的道德义务相一致。如在重视保护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他人的信息隐私权，应当遵守本国和别国的基本法律和文化习俗。作为编辑，尊重网络作者的自由与责任原则的同时，对其他行为主体的权利和自由给以同样的尊重，这才是真正的传播“公正性”的体现。

网络与现实环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行为主体的匿名性，这给网络使用者提供了不用顾忌后果而任意宣泄的途径。在社交匿名的环境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个体的心理呈现出明显的去个性化和去抑制性特点。

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主要是一种以文本交流为主的交流，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场景相比大为简化，这样，个体对事物的判断缺乏源于事物本身的感官线索的直接参与，因而可能是歪曲的、感情用事的，就会表现出更少的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个体不必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被迫接受世俗、规范或准则的约束。正是这种去抑制性影响了传播者的心理反应。

由上述对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考察，可以大致看出网络恶意传播的心理机制。在实际生活中，恶意传播的传者和接受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是一种“双赢”的关系，这或许是恶意传播效应巨大的深层次根源。这一观点，符合大众传播理论研究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

网络恶意传播问题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个人的心理问题来解决，也不可能仅仅（或主要）通过对个性的心理学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批评的声音便提倡“抵制’’、“遏制”、“封杀”之类。如何阻止恶意传播现象也涉及了多元的因素。因此，在堵绝、遏制、封杀不可能奏效的情况下，应该提倡的是编辑责任的到位，编辑的道德伦理职守的到位。以下，笔者就传播过程中的个体接受心理或道德规范提出几点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方面：

1.提倡把握道德底线。应该在网络传播中把握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网络传播的这个底线就是：对社会整体的普遍公众或某个具体的个体是否有伤害。上位的传播追求的是有益，低端的传播标准是无害。

2.提倡对网络传播者的道德教育。网络恶意传播暴露出的问题，是道德规范的缺位。网络传播者的人格水平、道德意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在网络活动中的行为，失控的公众传播在侵犯私人领域时，一旦侵犯者自认为抓住了被侵犯者的某种“把柄”，由于人多势众的“暴民心理”和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完善或适用先例的缺乏，被侵犯者往往处于极端弱势地位。因此对于网络传播者的道德教育、培养其健康人格成为重要的部分。

3.提倡网络的社会责任。上述道德教育还涉及规范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建设，即以法律法规来约束恶意传播的人与事。网络经营的商业竞争中，采取各类极端手段去争取受众是正当的，但是，只能在法律规范的限制之内。在网络媒体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态势，应该接受网络传播就是媒体传播的事实，网络传播同样应该使用传统新闻的法律法规规范。

4.提倡网络传播的分级管理。对于不同情景下网络传播的内容和行为，要确立唯一的标准和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在不同的传播情景当中，可以根据传播的影响、范围的不同，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比如，对于传播范围广、影响大的传播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对于那些传播范围不大、影响也较小的传播者，可以实行相应的间接的实名制;至于个人沟通，则是可以放开的。

5.提倡网络分众传播。由于大众传播中的受众是一个具有分散性、匿名性、流动性和无组织性的未分化的群体，大众传媒很难满足他们作为组成群体的个体的需求。应该提倡从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的转化。

网络传播原理篇6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权利比较研究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订时新增的一种著作权，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1]这一权利的规定，迎接了网络技术发展给著作权法律关系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弥补了原《著作权法》缺乏专门调整网络著作权法律关系的空白，[2]堪称是“与时俱进”之作。但是由于该权利在法律中规定甚为简略，尚有许多问题值得从学理上进一步探讨，其中之一便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相关著作权的关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为调整作品的网上传播产生的法律关系而设计的。一般而言，作品的网上传播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传统作品（指非数字化的作品，下同）的数字化；其次，是数字化作品上网即上载进入ISP（InternetServiceProvider）的计算机系统；最后，是社会公众成员通过与ISP相连的计算机终端浏览或下载数字化作品。这个过程涉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上载、传输、下载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分别类似于传统作品的翻译、发行或广播、复制。因此，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的权利主要有翻译权、发行权、广播权、复制权。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这些权利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相关著作权的理解。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

信息网络传播的第一阶段往往是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即将传统作品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适合上网的形式。[3]传统作品数字化过程的实质是将以人类常用的语言文字表现的作品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以计算机语言记载的作品。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翻译是指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所以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过程表面上看就是一种“翻译”。然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是指特定的人们无须借助任何仪器即理解其含义的文字符号或语言。”翻译“是指这些语言文字间的相互转换。计算机语言不能为人们直接理解，必须通过计算机转换成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方可为人们所理解，所以计算机语言不是传统的语言文字，将传统作品转换为数字化作品，不能算是”翻译“。此外，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翻译产生的作品，会产生新的著作权，其著作权归翻译人。其原因在于”翻译“并非一个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一个需要翻译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换的过程，它需要翻译人的创造性劳动，是一种”再创作“。传统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完全是由计算机运用程序完成的，是一个纯机械化的转换过程，不需要操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不是一种”再创作“，因此操作者不会也不应该享有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事实上，数字化作品只是适合通过计算机再现的作品，与原作品仅发生了载体的变化。因此，信息网络传播过程涉及的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不属翻译权的”覆盖“范围，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应为相互独立的权利。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发行权是指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4]修订前的《著作权法》未明确规定发行的含义，而是由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其义为“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5]可见“发行”指的是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无论是有偿提供（出售或出租）还是无偿提供（赠与），其结果都是使公众获得了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但问题是何谓“原件”，何谓“复制件”？修订前和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以为，所谓作品“原件”通常是指首次完整记载作品内容的载体，包括纸张、胶卷、录音磁带、计算机磁盘等等；所谓作品“复制件”是指原件以外的能够传达与原件相同信息的载体，同样包括纸张、书籍胶卷、录音磁带、磁盘、光盘等等。

传统知识产权法理论认为，作品的发行必须包括作品载体（原件或复制件）的转移，即书籍、报刊、磁盘、光盘等记载作品的“物质材料”的转移。[6]仅能为公众感知，而不向他们提供复制件的行为不构成发行。[7]作品经数字化以后，在网络上传播，仅为作品的数字化传输，经计算机终端转换再现作品内容，从而为公众欣赏，并未发生作品载体的转移，因此，有学者认为，要把传输归入发行的概念之中，恐怕很难。[8]然而，在国外也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计算机程序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多台计算机，当传输结束时，尽管计算机程序的原件仍然保留在发送该程序的计算机中，但是接收了传输的计算机内存或存储装置中却各形成了一份该程序的复制件。因此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和以其他更传统的形式向公众发行作品没有区别，最终的结果都是让公众获得了作品的有形（tangible）复制件。[9]这一观点，虽然有对“发行”作扩张性解释之嫌疑，将其解释为“让公众获得作品的有形复制件”。然而这一扩张性解释并没有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如果对“载体”作这样的理解即载体是指能够记载作品并且无论是否借助仪器均可再现的物质材料，那么就可将计算机内存或其他存储装置视为载体，首次完整记载作品内容的计算机存储装置就是作品的数字化原件，此外的记载装置就是作品的数字化复制件。尽管发送作品的计算机存储装置没有发生位移，但作品信息通过网络发生了位移，以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可以理解为作品载体发生了转移。因此，数字化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发行。

2000年11月2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虽然规定“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但修订前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包括“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那么，网络传播是其中一种呢，还是与这些使用方式并列的一种呢？如果是其中一种，是哪一种呢？《解释》语焉不详。从本质特征上分析，网络传播更多地类似于发行（关于网络传播与播放的关系，下文将进行分析）。因此，在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以前，我国司法实践如果类推适用发行权“覆盖”信息网络传播并未出现法律适用错误。[10]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

《著作权法》修订以前，规范广播作品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权利被规定为“播放权”，其义为“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的权利。“播放”是作品的使用方式之一，特指以无线电波或者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很明显，“播放”不包括网络传输，因为其仅限于有线电视系统，而网络通常不包括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修订前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播放权”不能“覆盖”网络传播。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规范广播作品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权利规定为“广播权”，其义为“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11]从该项规定分析，广播的形式包括：（1）以无线即电磁波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公众通过特定的接收装置可以欣赏到作品。这是广播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广播可能通过音频方式，也可能通过视频方式。（2）以有线即电缆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12]这种形式的广播在我国农村大量存在，另外，饭店、商场、公众娱乐场所、某些交通工具等也有这种形式的广播。（3）通过扩音器或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这是关于广播方式的“口袋”型规定，以备科技发展出现新的广播手段而致法律不敷适用。

从广播的形式分析，在著作权法领域，广播的实质是以能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工具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如果作这样的理解，网络传播也应包括在其中，因为网络也是能够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工具。网络传播与传统广播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而后者不能，公众无法控制广播节目的播放时间，一旦错过节目播放时间便无法再接收到。但笔者以为，这种差异，仅仅是技术含量的差异，并无本质区别。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广播不包括公众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传播形式。因此，将网络归入法律规定的“类似工具”似乎无可非议。

正因为广播与“网络传播”不存在不可协调的本质性的差异，所以某些国家干脆将二者合并规定，构成一种“公众传播”，著作权人享有的控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就是所谓“公众传播权”。如2001年5月22日由欧洲议会通过，同年6月22日颁布实施的《关于信息社会的著作权及有关权指令》就规定了这种权利，它指著作权人享有的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专有权，包括让公众中的成员以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作品的方式获得作品的权利。[13]欧盟的这种规定，是将传统的广播（或播放）与网络传输进行整合，对原广播权内容作了明确的扩充。这种整合并非毫无道理。[14]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分别进行规定，在外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权

复制是指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复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复制既包括以与原件相同或相近的形式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如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抄写等（我们可以称为“同形复制”），也包括以与原件完全不同的形式再现作品的行为，如将工程设计等平面图形作品制作成立体的工程模型或建造成工程（我们可以称为“异形复制”）。狭义的复制仅指“同形复制”。无论是“同形复制”还是“异形复制”，其作用都在于使人们可以欣赏到原作以外但又不丢失原作所载信息量的“作品”。所以复制的本质功能在于再现原作，能够再现原作的行为均为复制。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作品上载以后，人们通过计算机欣赏作品所获得的信息量不会比欣赏原件获得的信息量少（美术作品可能例外，比如运笔、着色等不如欣赏原件感受真切，但这种信息量的减少，与人们欣赏同形复制件信息量减少的程度应该大致相同）。就数字化作品的上载而言，上载在ISP的计算机系统内产生了作品的备份，并通过计算机可以再现，因此上载是一种复制行为。同理，社会公众通过计算机终端上网浏览（不下载）网上作品，作品在终端机屏幕上为用户所欣赏，同样是一种再现，应属于“复制”，因为此时在计算机内存中产生了作品的复制件，尽管这只是临时复制；下载网上作品，以期通过计算机再现，在本地计算机存储设备中产生了作品复制件并被固定下来，更是将作品制作成“备份”的行为，是一种复制行为。有人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的复制与传统意义上的复制有区别，因为后者同时伴随了载体的“再现”，而前者不会产生载体的“再生”，关机后该信息不会“再现”。[15]笔者以为，计算机及其存储设备共同构成网络作品的“载体”，如果将信息存在硬盘或其他存储设备中，虽然关机后该信息不会“再现”，但这与一本书只有在打开后方可获取其中作品的信息并无二致。网上浏览的确没有将信息固定于计算机终端的存储设备上，但可以视为终端与远程主机共用存储设备，只要公众愿意，可以再次上网欣赏该作品，因此临时的再现也不失为一种复制。

由此可见，信息网络传播过程必然涉及复制过程，网络传播权如果不是单指“传输权”，即数字化作品从一计算机传往另一计算机的权利的话，就必然包含复制权的内容。只是权利人在权利受损时，主张了网络传播权，就没有必要另行主张复制权了。

综上所述，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涉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数字化作品的上载、网络传输、公众浏览或下载数字化作品等过程。与传统的翻译权、发行权、广播权、复制权比较，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相互独立，与复制权关系密切，与发行权和广播权的内容非常接近，虽然也存在这样的区别即能否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但这种区别不是本质的。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通过扩张性解释发行权和广播权解决涉及作品的网络传播纠纷不会出现法律适用错误。我国现行法律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单独规定，显然与发行权和广播权有一定交叉，但还不会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未来我国《著作权法》再次修订时，如果整合现行发行、广播、播放、信息网络传播等传播方式，创立一种能够覆盖各种传播方式的“传播权”，即亲自或许可他人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包括让公众中的成员以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作品的方式获得作品的专有权利，则著作权权利体系设计逻辑将更为周延。[16]

注释；

[1]《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之（十二）。

[2]据统计，仅1998年和1999年两年，我国发生的与网络传播有关的著作权纠纷案提交法院审理的就有几十起，由于缺乏相关规定，某些法院是通过扩张解释现行法律有关规定进行判决的。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8页。

[3]对于直接通过计算机创作产生的作品，已是数字化作品，不需要另行数字化。

[4]参见《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之（六）。

[5]参见原《著作权法实施条例》》（1991年颁布，已失效）第5条之（五）。

[6]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7]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年版，第61页。

[8]参见马克·戴维生：“计算机网络通过与美国版权法的新动向”，王源扩译，载《外国法评译》1996年第5期。

[9]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10]典型案例可见1999年北京海滨区法院审理的王蒙等六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该案一审判决认为，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待传播方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者是为了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二审法院也认为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的使用仍属《著作权法》规范的使用方式。简单介绍参见胡唯嵘：“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初探”，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1月10日第3版；详细介绍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8页。

[11]《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之（十一）。

[12]法律规定中“广播的作品”一语令人费解，不知是“已被广播的作品”，还是“适于广播的作品”，如果是前者，则“有线广播”不能直接使用作品，而必须使用已经广播的作品。这似乎是说，“广播”只有一种，即无线广播，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是后者，则直接用“作品‘，岂不更简洁？本文作后一种理解。

[13]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4]相反意见认为网络传输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对传统版权法的扩大解释予以解决。参见吴汉东、胡开忠等：《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网络传播原理篇7

关键词：网络剧；太子妃升职记；4C；4I；营销传播策略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网络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上海戏剧学院的钱钰首先提出网络剧概念：“网剧是通过互联网传送、接收、实时、互动进行戏剧演出的新戏剧形式。”①题材贴近大众生活、娱乐互动性强、内容简短、成本低廉是网络剧的特色。随着网络剧行业的日趋成熟，网络剧的发展不得不面临来自市场竞争、政策规制等方面的考验。从竞争环境来说，网络剧制作成本小、周期短，行业准入壁垒较低，使得近几年网络剧的数量呈小批量态势涌入市场，产品间竞争也愈发激烈；从政策规定来看，网络剧作为影视的表达形式之一，属于文化娱乐产品，兼具大众传播和商品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它要符合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政策要求，既跳出低俗趣味发挥大众娱乐功能，又要向社会和观众传输正能量，另一方面它作为商品必须要为视频播放平台创造利润。在众多网络剧中，能够被大众津津乐道又实现自身商业价值的只有少数几部作品。大多“名利双收”的网络剧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是切实凭着精心制作、高品质内容打动观众的“内容为王”之路，观众的忠诚度越高收视率自然就越好；二是以“渠道为王”，精心制定营销计划和多渠道传播策略，不断吸引受众的好奇心从而黏住用户。《太子妃》是一部改编自网络小说、总成本2000万、耗时仅2个月就完成的网络自制剧。如果从这部剧的制作、题材方面评价，它与同类型影片相比并无十分突出的优势，反而可能因制作粗陋、情节跳跃而被市场淘汰，但若以最终的收视率为标准，它却惊艳于同时期播放的其他网络剧，当属其中的佼佼者。《太子妃》取得这样的成绩既出乎意料亦可喜可贺，这归功于《太子妃》团队借渠道优势进行的营销策略。

一、4C、4I理论基础

4C营销理论是在1990年进入大众视野的，彼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各行各业囿于因生产过剩导致的困境之中，麦卡锡的4P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者，大大小小的企业正致力从传统的规模化生产向差异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生产迈进。美国学者罗伯特•劳特朋在《4P退休，4C登场》一书中提出4C营销理论。4C分别代表顾客需求（Consumer）、消费成本（Cost）、双向沟通（Communication）和顾客获取的便利性（Convenience）。简单而言，4C营销理论的重点是把顾客放在首要位置，将有效服务消费者、考虑消费者的利益视为企业成长和发展的根本基石。在网络整合营销的基础上，学者刘明东进一步提出更适合社会化媒体营销的4I原则，即趣味原则（Interesting）、利益原则（Interests）、互动原则（Interaction）和个性原则（Individuality）。②趣味原则有趣味、兴趣之意，是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的重要指标之一，也为营销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利益原则阐释产品商品属性的同时整合联结了营销传播活动中的各资源，成为营销活动的终极目标；互动原则作为全媒体时代营销和传播的关键，是将消费者注意力转化为“利”的有效途径；个性原则强调创意、精准、焦点和差异，今天我们常常提到的小众、分众甚至“一对一”就是个性原则的表现。将4C营销理论和4I营销原则聚合成“CI”应用，是分析《太子妃》营销传播策略的重要理论基础。第一，传统市场生产产品要综合考虑成本、市场等诸多因素，而在传媒市场中传媒产品生产最重视的因素就是大众的需求，只有拥有受众的传媒文化产品才能持续生存。4C营销理论倡导的“以消费者为指南”理念恰如其分地回答了“该为谁生产、生产怎样的传媒产品”这一问题，《太子妃》团队秉持4C营销理论的顾客导向理念有的放矢，让观众通过简单的点击按键和浏览网站就获得了满足自己需要的网络剧作品。第二，移动互联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多种网络传播渠道相互交织，能够最大化利用渠道将产品信息快速、有效地传播给特定受众成为一部网络剧作品迈向成功的必要条件。4I原则适应网络环境，整合社交媒体资源，能够有效指引网络剧的营销，《太子妃》团队把握4I原则的核心，以社交媒体为渠道支撑量身定制出来诸多营销传播策略。

二、《太子妃》营销传播策略

（一）《太子妃》的热播状况

《太子妃》剧情走的是“女儿身男儿心”的超常颠覆路线。现代花心男子张芃芃为逃避女友们的报复被迫跳入泳池逃跑，意外头部受到重伤，醒来时竟已变作女儿身---皇宫里的太子妃。此时的太子妃怀着“女儿身男人心”极其矛盾的心情，上演着如何对太子从厌恶到深爱，又如何在后宫的尔虞我诈中求得生存的系列故事。该剧采用会员每天更新2集和非会员每天更新1集的方式独家播放，自播放伊始一路高歌迅速走红，被网友和粉丝们称为“毒剧”。据乐视网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15日，《太子妃》的点击量已达到20.2亿次，弹幕评论累计达114.8万条；该剧播出前并不知名的剧中各主角随着该剧的火爆也受到网友们的热烈追捧：男一号盛一伦的微博粉丝数量已达170万以上，女主角张天爱的微博粉丝数则已达226万之多；新浪微博中有关《太子妃》的热点讨论话题更是在播出期间直居榜首；该剧在评分严谨、苛刻的豆瓣影评里也斩获8.2的高分；社交媒体中的社区、贴吧、朋友圈都充满了对《太子妃》的讨论和评价，例如开播初期百度搜索指数就达27万；甚至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们也纷纷表示：“太子妃没看过？你太OUT了吧。”

（二）《太子妃》的营销策略

《太子妃》收视率的连续增长得益于适当的营销传播策略。乐视结合自身产品特点，灵活把握现有的网络渠道优势，把个性、趣味、利益、互动原则串联，拉开了传播营销活动的序幕。

1.基于个性原则的精准定位营销传播策略

据《2015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指出，2009-2013年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以15%-20%的速度稳步增长，近两年速度有所放缓，仍保持稳中上升。与整体网民相比，呈现年轻化、高学历、高收入等特征。③面对如此规模的用户群体，产品是否能准确投放到相应的消费市场成为首要问题。数据覆盖是当下网络时代新的生态环境，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营销活动的精准传播提供了可能性。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说，“真正的革命不在于分析数据的机器，而在于数据本身和我们如何运用数据。”④网络视频用户本身就是数据源泉，《太子妃》团队根据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留下的每个节点，通过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定位了受众市场和内容走向。在市场方面，乐视相关负责人透露，制作团队以大数据分析结果为依据定位到90后受众市场；内容方面则是有重点地选取了年轻受众感兴趣的小说《太子妃》，在原版基础上结合90后乐于接收新事物、喜欢刺激冒险的特点进行大胆改编和包装。《太子妃》基于个性原则的精准定位营销传播策略为后续大量的、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指明了方向，同时为网络剧的营销传播向高效、规范的发展道路迈进提供了借鉴。

2.基于趣味原则的娱乐化营销传播策略

对网络剧作品而言，趣味指的是内容有趣，它带给观众快乐，引起观众共鸣，而对营销传播策略来说，趣味代表着充满乐趣的营销信息和生动活泼的营销形式。互联网带来了更丰富的资讯和多种类的节目，为大众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大众对趣味的消费需要也逐渐以娱乐化形式表现出来。基于趣味原则的娱乐化营销传播策略瞄准的就是大众的这种娱乐消费心理。传播内容娱乐化营销。《太子妃》制作方在创作初通过多次市场调研和会议研讨，把趣味和娱乐融为一体安排在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情节中。例如《太子妃》第1集中，前女友为找到男主角进行报复，竟是在城市的柏油路上骑马来的，观众们看后不禁一片哑然；再如剧中一直提到“皇帝”这个角色，所以粉丝们苦苦等待皇帝的出场，没想到出品方至始至终根本没有安排“皇帝”出现……该剧的情节多以荒唐、幽默等戏剧化形式出现，不但未受到观众冷落，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和兴趣。营销形式娱乐化体现。《太子妃》采用多种简洁、有趣的推广方法制造相关热点。幕后花絮、笑点动态图是观众乐于接受的主要形式。幕后花絮经过后期剪辑再现拍摄现场让受众获得身临其境之感；笑点动态图把美好、悲伤、搞笑等一瞬间的表情动态化吸引了大量眼球。《太子妃》深谙消费者心理，通过对传播内容和营销形式趣味性的把握，将娱乐化营销传播策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大众生活中，而受众的注意力则衍变为强烈的影响力推动《太子妃》走向成功。

3.基于利益原则的协同效用营销传播策略

协同指企业从资源配置和经营范围的决策中寻求多方努力达到“1+1>2”的效果。以利益原则为主的协同式营销就是合作者在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各自的目标。《太子妃》的协同式营销传播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播一体化。《太子妃》由乐漾影视承制、乐视网发行，虽然两个公司非子母公司关系，但实际上版权本就属于乐视网，且两家公司关系密切，所以在制播上趋于一体化，相比视频平台在控制成本方面省去专门购买影视剧这一环节来说，已发挥了协同作用。二是跨界平台直播。《太子妃》不但在乐视全球云直播，同时在弹幕领先和拥有大规模年轻受众的斗鱼TV进行内容直播和主创见面会。乐视通过直播方式推出《太子妃》不但属于网络剧行业内创新的网络营销方式，还借助斗鱼平台俘获了一批本是动漫、游戏领域的观众。

4.基于互动原则的社交媒体营销传播策略

传播是传受双方通过信息传递和反馈进行的一种互动行为，任何营销传播活动都离不开沟通和互动，特别是在以社交、互动、开放为特性的移动互联时代。《太子妃》整合社交媒体进行议题设置，掀起全网讨论太子妃的信息潮流，成功地占领了舆论高地。基于互动原则的社交媒体营销传播一方面需要适当的营销方法，另一方面要具有渠道优势。《太子妃》互动原则的核心营销方法在于实时更新话题和保持宣传的连续性。从上映到结束，营销团队时刻保持有话题可谈，有热点爆料，例如在大结局时刻，官方微博“观众决定结局”的通知，受众通过投票能够决定最后的结局，这引起了粉丝们的强烈参与。在营销手段上微博和虚拟社区成为《太子妃》开展营销、引导舆论的主战场。微博营销。微博作为《太子妃》团队首先攻占的社交阵地，其开放、交互、弱关系的特点为商业性营销信息的裂变式传播提供便利。团队以官方微博、主创人员微博、演员微博等多方共同发起的有关《太子妃》的热点话题，构建议程，微博用户经过选择性理解和认知进而作出转发和讨论的行为。剧中演员微博传递的文字、剧照图片等信息不仅起到“意见领袖”的功能，同时发挥了“宣传氧气”的作用，即演员在抒感或吐槽剧情的同时，对《太子妃》也起到了间接宣传和暗示情节搞笑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太子妃饰演者张天爱通过微博的“剧组穷得榴莲壳用完要再贴回去”引发了微博粉丝的大规模转发和评论。网络社区营销。瑞格尔德最早定义网络社区为“一群主要媒介为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和信息，相当程度上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所形成的团体，并具有某种规范的共识。”⑤概括而言，网络社区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交流兴趣爱好或者分享经验，如知乎定位于分享知识、经验和见解，而豆瓣更侧重文化、电影、娱乐。网络社区营销是借助社区的空间引起用户对自己的关注进而达到营销的目的。《太子妃》在知乎社区抛出的话题主要围绕“《太子妃》为什么如此火？”展开，开播后就有5000多的关注度，其中有132篇精华帖给出回答；在豆瓣小组中，《太子妃》团队更是根据每集剧情给出了大量分析《太子妃》看点的帖子，连续引起大家的评论，赢得关注度。

三、结语

基于《太子妃》的营销活动分析，我们看到，目标明确、形式恰当的营销传播策略为一部网络剧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虽然《太子妃》的内容存在零散、过渡性太强等问题，但它依然凭借出色的传播营销在众多网络自制剧中获得受众青睐。随着网络剧市场的规范和成熟，网络剧逐渐成为推动视频平台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未来网络剧更有成为影视剧后备军的潜质，输出到电视台进行播放。在这一趋势下，网络剧的营销传播还应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投放平台。尽管目前只有极少数网络剧通过电视渠道播放，但这种网络剧反向输出趋势日渐明显，投放平台不同，传播渠道的优势自然不同，这需要经营者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是把握受众导向理念，万变的是发挥投放平台的优势进行传播营销。二是内容品质。网络剧的内容一向主打搞笑、幽默，但随着时间推移，网络剧难免落入低俗、同质化的窠臼，这就要求网络剧制作方不断提高内容品质，把网络剧发展引领到精品路线上来，同时为网络剧后续的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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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若琳.网剧《太子妃》话题热度超“芈月传”乐视网直接收入超千万元[N].证券日报,2016-01-11.

网络传播原理篇8

[关键词]微博客　信息传播　社会网络分析

[分类号]G206 TP393

微博客是一种被定义为书写文字不超过140个字符，记录用户当前活动、意见和状态，通过关注、粉丝、评论、转发等功能实现信息传播和共享的博客变体。微博客较其他互联工具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更为快速地传播信息，其快速传播信息的原因除了发送方式的多样化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它具有转发功能，并且转发贴能通过“粉丝”的“粉丝”迅速传播扩散。当某一原创贴后，它通常被原创作者的粉丝发现并可能转发，转发贴又可能被粉丝的粉丝发现并可能转发，以此层层传播扩散，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级联传播网络。为了考察微博客的传播规律，本文以新浪微博客为研究平台，跟踪了事件在研究周期内被传播的路径，绘制了节点和路径形成的传播网络结构图，最后对影响信息传播网络结构及路径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1　数据选择与处理

数据选择与处理通过以下步骤完成：

1.1　微博客平台的选择

由于新浪微博客是目前我国用户数最多，也是最有影响的微博客，因此，本研究确定在新浪微博中选择研究样本。

1.2　传播事件的选择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本研究避免选择被过份热捧或有商业炒作嫌疑的事件，而是随机选择一条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话题(以下称原创贴)，原创作者为薛晓棠，地址为：http：//t.省略/1554014995/k4CeUoLKt.话题以文字配发图片的形式出现，图片显示一个满脸皱纹、衣着破旧的农民工半蹲着吃干粮的图片，文字对农民工艰苦的生活状态表示了同情。

1.3　确定转发原创贴的用户集，并采集每个用户信息

转发用户及其信息按以下步骤采集：①以原创贴为起点，采集原创贴页面的评论信息，包括：评论用户名，评论用户名的ID，评论中引用的用户名，评论内容，评论时间；②搜索评论中所引用的用户的ID；如“@老沉：盟国//@USMBA：有机会要去感受一下这种友谊”这条评论中取老沉和USMBA的ID；③获取上述两类用户(一类是评论用户，一类是评沦用户引用的用户)的关注和粉丝(由于系统限制，粉丝至多只能取到前1000位)。④搜索上述用户的微博客(截止到原创内容发表的时问)，观察是否转发了原创内容，如果转发，记录该用户，该用户即为本研究要找的转发用户，再取其关注和粉丝，循环上面过程，直到无新的转发者。

在搜索转发原创贴用户的同时，采集该用户7项信息：用户ID、关注数、粉丝数、发表的微博文数、是否认证用户、被转发数、传播级别。其中，被转发数是指用户或转发该原创贴后，被其他用户转发的次数，传播级别是本研究中为了考察信息传播的路径而设定的参数，在某条传播路径上，根据用户转发时间的先后划分为不同的传播等级，转发原创节点的节点A设为1级，转发节点A的节点B设为2级，以此类推。

原创贴时间2010年3月8日23点55分，采集时间从3月25日13点整到3月29日13点整，即数据存在时间域为3月8日23点55分―3月29日13时。共获取转发数为2530次，其中2 340个用户转发了，1次，61个用户转发了2次，11个用户转发了3次，转发4次和9次的各1个用户，转发5次和6次的各2个用户，也就是说，2351个用户参与转发，这些用户即为转发原创贴的用户集，用户集中每个用户的7项信息被采集入库，以备分析所用。

2　微博客信息传播网络结构与路径

首先定义传播图G=|V，E，W|来描述微博客信息传播网络，其中，V是微博客的节点集合，将微博客用户及其微博客页面统一看作微博客网络的节点，本研究的节点即传播该农民工贴的所有微博客用户及其微博站点。节点a，转发了原创节点1的原创贴，则生成一条由1指向a，的有向链，a.称为一级传播节点，当a，又转发了a，所转发的贴，则又生成一条由a。指向a，的有向链，a：称为二级传播节点，以前类推，于是形成了从1a1a2……的传播链，节点与节点的转发路径数称为距离，例如，节点a2到原创节点1的距离为2，节点到原创点的距离称为链长，当一条传播链传播到5级传播节点后，再没有被转发，则称该传播链链长为5；E为由原创节点出发，所有转发原创贴的用户及微博站点形成的所有路径集合；在所有转发节点中，由于不同节点的粉丝数、关注数、性别、地域、是否是认证用户均不相同，用户的某些特征可能会造成节点影响力不同，将节点的影响力集合记为w。电就是说，整个传播网络由节点、路径以及节点的影响力所构成。此外，为了叙述方便，根据一个节点被转发次数的多寡，该节点被称为强势节点、次强势节点及弱势节点。

利用社会网络工具Netdraw绘制信息传播网络图。Netdraw的文本文件程序为(部分)：

文本文件中的节点“*node data”不仅给出了节点ID，I司时给出了各节点的属性信息，即包括传播级别(1evel)、被转发次数(forward)、关注数(focus)、粉丝数(fans)、发表的微博文数(blogs)以及是否是认证用户(vip)。这样做的优点在于，当使用Netdraw，绘制原创贴传播的网络图时，鼠标放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点击右键，即可看到每个节点的属性信息，便于进行数据观察和分析，更重要的是，可以任意选择节点的某一项属性显示传播网络，使图形更易于观察，如选择节点粉丝数这一属性显示网络时，粉丝数量大的用户的节点尺寸大于粉丝数量小的用户的节点尺寸，一般根据研究的目的及观察的需要，确定选择何种属性显示网络。

文本文件中的“*tie data”中，第一列与第二列都是节点的ID，根据第二列节点到原点(原点ID为1554014995)的链长(dl’stanee)分为若干组，如第一组的链氏为l，说明第一组中第二列节点都是到原点链长为1的节点，即在原创贴后最早转发的一级传播节点；第二组的链长为2，以此类推。

调用Netdraw，绘制原创贴传播的网络图(见图1)，为了图形的清晰，图1未显示每个节点的ID，但在重要的节点标记了数字(如原创节点命名为节点1)。此外，在软件中设置了节点属性，根据节点被其他用户转发的次数多寡显示节点的大小(如节点3被转发了77次，图1中显示节点3的面积最大)，以便从图中可以清楚地观测到被转发次数多的用户节点，即所谓强势节点；图1中省略了对原创节点仅进行了一级传播

和二级传播便无进一步传播的节点，由于原创节点附近有大量这类节点，省略这部分节点，可以更为清楚地观测信息传播的主要路径，但对于大于或等于三级传播的路径，图中保留从1级到最终的路径，以保证信息传播路径的完整显示。

图1也清楚地显示了微博客信息传播是一个从原创贴为中心层层扩散的级联传播结构，在数据采集周期内，从原创节点出发，最长传播路径链长为12，即最后一次传播为12级传播，以下将对传播过程中的几种典型类型进行分析：

第1种类型：偶发型。仅发生一级传播，没有其他用户再次传播上一次的传播。它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对原创节点的一级传播，即A转发了原创节点后再没有其他用户转发A的转发，从而中断了传播链。在2351个参与转发的用户中，有1770个用户一次传播原创贴后再未被其他用户转发，说明微博客的偶发性传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第二种情况是在二级(包括二级)以上传播链中，B又转发了上一个用户的转发，但没有其他用户再次传播B(如节点8)，图1中可以看到大量这类只有一个分支的情况，这种偶发型的用户通常是在网络中没有影响力的用户，因为没有影响力，信息到此难以继续被传播。

第2种类型：偶遇机会型。在传播过程中，偶遇强势节点，扩大了传播的面积及传播的链长。如原创节点1经过节点2、3到节点4的分支，如果根据新浪微博的用户ID排序，该分支按以下用户逐级传播：1554014995(节点1)―1404971935―1662345577―1212040547(节点2)―1253531973(节点3)―1699941995―1698108537―16817171lO(节点4)。该分支在传播过程中，到了第4级时，遇到节点3，该用户有很强的传染力，引发了大量转发，扩大了转发的宽度，将传播延长到7级，如果未遇到节点3，传播可能在5级时就中断。同样分支1―9―10―11也属此类型，该分支最长距离为9；分支1―14―15情况类似，但由于节点14在后面又遇到较为强势的节点，导致传播链长达11。

第3种类型：强势节点相互呼应型。从节点5发出以下分支：分支1―5―6―7―8，分支1―5―6―18―19，分支15―12―13。该子网主要由上述三个分支网络组成，是整个传播网络中传播面积最大且传播链最长(链长为12)的一个子网。该传播网络强势的原因在于：①在数据采集时间域，节点5(ID为1641428154)的粉丝数高达24 655个(可通过http：／／t.省略／1641428154访问)，并且不同于第二种类型的是，在第二种类型中，虽然节点3(ID为1253531973)和节点lO(ID为1680313495)的粉丝分别高达108627和42734，但是由于该两个节点分别处于第4级和第5级传播，传播级别高于节点5的传播级别(节点5的传播级别为1级)，从转发发生的时间看，节点5比节点3和节点10分别早6小时41分和10小时34分(节点5是3月25日零点31分，而节点3和节点10的转发时间分别是3月25日7点12分和3月25日11点05分)。在常舰情况下，节点转发时问相差6―10小时并不会明显地影响传播效率，但对传播量较为密集的时间段(如突发事件往往在短时间快速传播)，则会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原创贴传播虽然时间周期界定在3月8日23点55分―3月29日13点，但大量的转发均密集地发生在3月25日这天(原因将在第4节分忻)，因此，在25日这一天时间周期里传播提早6―10小时，就占据了传播E的优势，尽管节点5的粉丝量低于节点3和节点10，但由于在传播级别及传播时间上占据优势，从而使其传播具有更大的扩散面积及更长的传播链。②强势节点相互承接配合。继节点5后，又有6，18，12等强势节点在不同的时刻逐步扩散。从图l中可以看到，还有其他次强势节点也在网络中不断承接扩散，形成一个强势、次强势节点逐层承接、均匀地分布较大的传播网络，其中最大链氏达到12。分支1―16―17(见图1第4象限)的情况，属第2型与第3型中间状态，由于节点16属2级传播节点，边上又有两个次强势节点配合，使早期传播的面积扩散较快，但整个子网络后面缺乏强势节点承接，分布不够均匀，因此传播网络从面积上弱于第3型。

第4种类型：以节点1―20―21―22为主支及临近4个支干形成的子网，该子网没有明显的强势传播节点，但是在图1中可以看到传播早期有一些次强势节点较为均匀地分布着，中期和后期又有几个次强势节点承接，导致整个网络的面积较大，且传播链长也达到11。

从上述四种类型可以看到，当传播中强势节点在传播的早期传播，并目，网络中强势节点均匀分布时，传播的面积及链长较为理想。这点在网络传播及营销方面有重要意义，合理设置、增加或改变强势节点及其节点合理布局，会改善网络传播结构、速度、面积及链长。

3　网络结构及路径形成的影响因素

传播网络的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除了偶发因素外，发现以下因素对网络的结构及路径的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

3.1　高影响力用户数量影响网络规模及结构

在事件传播网络巾，转发是信息传播的关键，当网络中有较多的高被转发的用户时，才易形成较大规模的网络，那么用户被转发与哪些因素有关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为此，从转发用户集中提取各用户的ID、所处的传播级别、被转发的数量，转发时间，关注数、粉丝数、发表的微博数量、足否是认证用户，再将用户被转发数分别与其他字段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用户被转发的数量与该用户的粉丝数存在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0.7040，与该用户是否是认证用户存在低度相关，而与所发表的微博客条数等没有相关性，如表1、表2所示：

注：用厂ID-新浪微博客给予的用户标识；传播级―从原创节点开始发散的一条路径中，各节点按传播的先后命名为传播级，原点本应是零传播级，但为了相关系数计算的方便，将原点设置为1级，其它节点相应均增加一级；是否认证-记0为非认证用户，1为认证用户。

上述研究说明，刚户被转发的数量只与用户的粉丝量高度相关，即拥有粉丝数多的用户所或转发的贴子才易于被他人发现并继续转发，拥有较多粉丝的用户被称为有影响力的用户，当网络中拥有较多的有影响力用户时，才能吸引更多的关注，从而引起信息的持续传播，形成更大的网络规模，这些有影响力的用户则成了网络的信息中枢。从图1中也可以看到重要的传播链中都有高影响力的用户。

3.2　传播时间、传播级别及高影响力用户的合理分布决定传播的路径

从信息传播的周期看，一般来说，信息传播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信息的早期较易受到关注或引发兴趣，即使是有影响力的用户，如果是在传播的晚期介入，也会影响传播效果，如节点3，虽然他吸

引了大量的转发，但却难以为继，而节点5，由于节点5是高影响力用户，尽管影响力低于节点5，但由于在传播的早期，易形成更大的网络，高影响力用户传播级别越小、传播时间越早、高影响力用户之间相互承接配合的越好，越容易形成较大的传播网络和较长的传播路径。

3.3　外部因素会干扰或改变传播网络

一般认为，一条原创贴后，渐渐被传播开来，在一定时间积聚达到峰点，最后再慢慢衰减。本研究中考察的农民工贴却反映了一个很奇怪的再现，即在3月8日和9日分别被转发1次和5次后，似乎从此销声匿迹，再无一次转发，但在24日却突然被转发，25日达到转发的高潮，如表3所示：

进一步考察发现，原因在于微博客场外事件的影响，3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签署医保改革法案，24日在白宫举行新闻会，25正式宣布该法案。由于累卯是原创作者薛绍裳的粉丝，是第一个转原创贴的人(于3月9日转发)，风之子又是是累卵的粉丝，当累卵转发了薛绍裳后，风之子又于3月24日转发了累卵的这条转发贴，并评论说“奥巴马完成了为美国96％的人争取医疗保障的工作。这一个业绩，足以名垂青史!――”，此贴掀 起了24日和25日转发、评价或回复该贴的高潮，内容均是关于养老、医保及农民工生活的话题。

由于该外部因素的影响，将一个普通的、几乎无人讨论的话题上升到民生问题的高度，吸引了大量关注民生问题的用户参与，不仅放大的网络的规模，也延长了网络传播的路径。

网络传播原理篇9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迅猛发展，将人类文明带入一个新的信息时代。国际互联网络是数字技术与计算机通讯技术日益发展和密切结合的产物，作为一个巨大的通信网，其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在网络环境下，版权所保护的作品有了新的传播方式，公众获得创造性文化产品的途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更，这对传统的版权保护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由于网络传输对版权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因而该问题引起国际知识产权界的关注与兴趣。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组织专家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并找出相应的对策，如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加拿大等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于1996年底推出了两个新公约，解决网络传输纳入版权保护体系的问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Internet上网计算机已达74.7万台，用户达210万。且目前其发展极为迅速，因此网络传输对我国传统版权保护体系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版权制度是随着新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完善的，我国的著作权法也应予以调整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从重新界定合理使用和加强集体管理的角度，找出保护网络传输权利的对策，并提出对我国著作权法相应的修改建议，以期促进网络环境下对版权的保护。

二、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

计算机网络化给以往的作品传播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传统传媒介质的作品都可以通过二进制数字编码在网络上传播，通过网络交换得到的作品与原始作品有完全一致的效果，且使用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于数字化后的信息很容易地改变或加工其内容，或插入其他信息。这种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对著作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从本质上说，其仅仅是为权利人增加了一种传播作品的方式而已，并未动摇著作权保护的基础──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其思想内容本身。因而要使网络运行规范化，也不必对著作权法作根本的变更，只是应对现有规定作适当调整和补充。其中，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问题是规范网络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对于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学者多有论及。但大体有以下三种见解：

1、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的规定，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的行为。而网络传输中，与传输的网络联网的用户即可从其计算机终端上卸载作品进行阅览、储存、打印或以其他方式进行使用。因此这种向公众传输的结果和经济影响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有相似之处。计算机程序可以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十台计算机，当传输结束时，原件保留在发出传输的计算机中，复制件则存在于每一台计算机的内存或存储装置之中，传输的结果本质上与发行十个复制件相同。以网络传输向公众发行作品复制件与以其他传统方式发行并无区别，因此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美国1995年公布的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关于知识产权的报告”，即通称的“白皮书”就建议，美国的版权法明确承认网络传输属于向公众发行，在版权人专有的发行权之内。我国有的学者也持此观点，认为网络传输事实上是在社会公众中发行作品的一种新方式。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与传统的发行行为的内涵不符。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看，发行是与复制行为相联系的，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成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这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复制，此外还存在意义更加广泛的广义复制。这种广义复制实质上可以把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全部经济权利的行使方式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可以认为一切“再现”原始作品的行为都是复制，而不仅仅是原封不动的复制，翻译、改编、录制等都是作品的再现，只是改变了表现方式。但这种广义复制在著作权法上意义不大，且易造成权利混淆，故一般并不采用。对于网络传输，有的学者认为也存在复制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暂时复制”。暂时复制是指作品仅进入了计算机内存，没有固定在任何有形媒体上，这在网络传输中是广泛存在的。美国的白皮书就认为暂时复制是一种复制行为，此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外交会议，由于暂时复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在版权条约的最终文本中删去了包括暂时复制的复制权的内容。关于暂时复制的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复制，这种主张并无太大的积极意义，相反还易导致网络运行各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不确定，且其对于作品的使用，对于信息的流通，都会构成不同程度的障碍。因此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不是发行行为。再者，即使将网络传输行为看作是发行行为，也会产生与“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应对该原则作例外规定。因为传统的作品的有形物经发行后，该有形物的发行权便用尽，而网络传输的作品是与有形物相脱离的，再适用该原则就会产生矛盾。

2、网络传输是一种类似广播的行为

网络传输是与广播相类似的公共传播行为，其同有线电视传输没有本质的区别。家庭录制设备的出现同样遇到网络传输今天遇到的个人大量复制的问题，但是对于个人复制广播电视节目，并未将广播权解释为发行权；而且采用公共传播理论，可以避免“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但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播放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播放方式包括无线播放和有线播放两种。依该规定及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只有有限种类的作品和有限种类的传播方式能包容进去。因此可以通过对播放权含义的扩充，从性质上确认网络传输是一种公众传播行为，是属于作者的一种专有权利。但需对播放的范围予以扩展，从播放对象看，既包括现场的表演和展出，也包括音响作品、动画作品、电影电视作品、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各类作品的数字形式；从采用的技术上说，既包括通过无线电波和有线电视系统的播放，也包括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的播放；从传输方式上说，既包括一对多的播放，也包括一对一的播放，即点到点的传输。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网络传输与有线电视传输确有技术上的相似之处；但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在运行主体、传输内容、传输目的、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将网络传输作为类似广播的行为予以保护，亦不甚可取。

3、 网络传输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

网络传输具有不同于其他作品使用方式的特点，它通过联结千家万户的网络，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速度快、效率高、范围广的特点，向公众信息，传输作品，使得信息的流通产生了质的飞跃，因而应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目前国内有些专家学者持这种观点。且1996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版权条约、表演和唱片条约规定了作者在网络上的权利，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这两个新条约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即网络传输权。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根据传统的理解，作品传播给公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开传播，二是发行。网络传输行为尽管与这两种方式有某些可比之处，但不能将其简单地定性为公开传播或发行行为。只是可以作为立法上的参考，在司法实践中，在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之前，甚至可作某些类推适用。但从本质上说，网络传输行为与传统的传播方式完全不同，因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新条约中规定了网络传输权，也就是说，作品的传播目前应有三种方式，传统的公开传播、发行和涉及网络传输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作品在网络上向公众传输，属著作权人对作品实现经济权利的使用方式之一，具有和“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计算机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众传输，可能会成为作者使用作品的主要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经济价值会越来越大，甚至会超过传统的作品使用方式。把作品搭载到计算机网络上向公众传播作为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并在法律中规定，是计算机网络化健康、规范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目前国内网络传输的情况看，在版权保护方面基本上是无序状态。如果不尽快在著作权法中增加网络传输权的内容，司法机关会因法律的不明确而无法操作，侵权行为也得不到制止，长此以往，会使公众误以为任何作品都可以随意上网并免费使用，这种习俗一旦形成，将难于纠正。这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增加网络传输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公开传播，包括将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其作品的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网络传输行为既不是发行行为，也不是类似广播的行为，而应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予以规范和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应尽快增设网络传输权，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但同时也要注意维持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三、网络传输与合理使用

明确了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如何保护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这首先涉及到重新界定合理使用的问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一项的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可以合理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所谓合理使用，是指他人依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必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而无偿地使用其作品的行为10.这对于一般传统作品来讲，是容易理解的。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作品通过网络传输，在网上以点对点的形式传播，如果依照传统著作权法，这种使用属于私人使用，应划归合理使用的范围。这样，无疑会给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在著作权法中确定网络传输权，个人在网络上获取作品固然将受到该权利的控制，但同时也应对合理使用的规定进行适当修改，应加上网络传输环境的例外规定，使之适应网络环境的要求。

四。网络传输权利的行使

即使法律规定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著作权人要真正实现这一权利也是有困难的。因为著作权人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谁利用了，如何利用了，利用了多少次，更难以发放许可和收取报酬。从现存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和国际上通行的作法来看，解决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著作权行使问题，除通过著作权人个人行使权利外，主要是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者其他权利所有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为。由于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国际化，著作权人对作品的被使用情况很难了解，因而出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从事著作权、介绍，或者信托活动，其最早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集体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监督有关作品的使用情况，与作品使用者谈判、签约，发放使用许可，收取、分配使用费和追究侵权责任等。其中通过集体管理机构行使著作权最多的是音乐作品。网络传输作品也可采取设立集体管理著作权的机构的方式，以对之有效保护。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人可将权利以信托的方式转让给管理机构，由管理机构与作品的利用者缔结合同，或由管理机构对侵权者依法采取对策。通常每一侵权行为的损害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每个权利人对这类侵权行为一一诉诸法律，事实上也十分困难。如果由管理机构将大量的权利集中，以规模化的利益为目标开展工作，则无论是监视侵权，还是进行诉讼，均成为可能。同时，从作品使用者的角度，也易知道谁是权利人，许可的条件是什么11.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适用于网络环境的。

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提及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只是在实施条例第54条中规定，“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其著作权。”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我国目前的集体管理活动受到较大的制约，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我国应在著作权法中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律地位，对著作权法予以修订。因为集体管理制度作为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有效途径，不仅表现在数字技术引起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其他新技术，如录音录像、静电复印、电缆电视等技术引起的著作权问题方面。可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应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因为毕竟集体管理在我国属全新的事物，公众乃至司法人员对之了解甚少；此外还可以针对网络传输的情况，规定网络传输权应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实现，因为这是在数字技术时代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因此，为有效保护网络传输作品作者的著作权，我国应修订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网络传输权，重新界定合理使用，并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著作权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文化、经济事业的发展。保护作者的权利，固然可以激励他们进行再创造，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著作权法还涉及作品的传播者和使用者，因此应选择一个利益平衡点，既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至于损害公众利益，阻碍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对于网络传输问题也是如此，既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能影响公众通过网络利用信息，既不能造成免费随意使用信息的习俗，又不可对著作权人进行过度保护而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且从世界范围来看，1997年8月德国开始实施全世界第一部规范计算机网络的服务和使用的单行法律──为信息与电信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12.其中第七章规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正问题，主要规定了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尽管对网络技术对著作权保护的影响基本未涉及，该法仍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探索，对各国的信息立法工作会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我国修订著作权法也可借鉴该法。

网络传播原理篇10

一、网络盗版侵权频发的原因分析

(一)网络发展加速信息传播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网络接入费用和数据存储费用的降低，网上大规模传播作品成为可能，人们可在瞬间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也可以快速、低成本地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相比以往购买纸质书籍和光盘等视频资料)，这促使人们倾向并热衷于在互联网空间实现资源的传播和共享。以百度文库为例，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从文库中下载各种文档。但同时，下载文档需持有数额不等的下载券，这种下载券的获得方式则是向百度文库上传自己拥有的文档，由此，用户的上传行为就构成百度文库文档资料的来源。

(二)网络产业与传统出版业的利益之争

网络盗版现象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数字化时代网络产业与传统出版业的行业利益之争。侵权人通过盗版行为获得的收益相当可观，如快播公司在2011年销售额为1. 3亿元，2012年达到3亿元;仅在腾讯公司投诉快播公司一案中，快播公司的获利就高达8700多万元，与快播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快播网站从中收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事实上，这种网站的建站成本极低，只需半个小时花费上百元人民币就可以建立一个专门从事盗版活动的快播网站。如此高额的回报使得众多网站纷纷效仿快播的经营模式，网络盗版现象呈现爆炸式发展，在快播倒下之后，西瓜影音、吉吉影音等迅速填补了快播留下的市场，在线观看和下载盗版视频依然很方便。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彻底关闭盗版网站非但不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著作权人也是一种损失，我们应该做的是尽快建立著作权人与网站、用户三方共赢与和谐相处的合理的、成熟的商业机制。

(三)公众版权意识淡薄

就普通网络使用者来说，大多数网络用户只关注网络带来的免费与便捷，并不知其所获取的文献或视频是未经授权的盗版资源。就单个网络用户来讲，对网络文献或者视频的使用通常是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等目的，一般不被认定为侵权;但盗版网站因整个用户群体的点击与访问所获得的流量或广告收入则构成对权利人著作权益的侵害和掠夺。

就作者群体来讲，网络盗版问题早己存在，但以往很多作者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首先，作者个人维权面临寻找证据、公证、起诉等法律问题，需要时间、精力以及专业知识，这对作者维权造成一定困难。其次，过去作者觉得自己的作品在网上传播可以提高知名度。随着网络阅读的快速发展与网络盗版的日益加剧，作者通过传统出版业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他们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已不能容忍网络盗版现象的一再发生。

二、网络盗版侵权的法律规制检视

(一)传统著作权保护机制的失灵

传统著作权的保护方法立足于物理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开发和散播传播工具的成本昂贵，作品的复制工作也需要大量投资并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大规模复制行为往往只有专业的图书出版商、唱片制作者、电影公司等机构才能胜任，从而这些专业机构只要充当好守门人角色，即阻止消费者购买侵权产品就可以预防侵权。而数字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得作品得以虚拟形式存储于虚拟空间，作品的物理独占性被打破，再加上复制成本极低、传播速度极快，在一瞬间就能够完成大批量的转载，而不论转载行为是基于慷慨的共享还是为了非法牟利。最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复制行为可能是符合合理使用的，但这一行为实际上对作者的财产权益造成了巨大冲击。鉴于此，我们亟需探寻合理的互联网版权体制的建立。

(二)盗版侵权认定的具体规则问题

1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关于两项原则的规定:一是避风港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公布的《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被学者们视为暗含避风港原则，但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的当属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关于避风港原则的规定。《条例》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等具体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自动接入服务、自动传输服务、自动存储、提供信息网络空间、提供搜索与链接服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相比2000年解释，该条例的规定更为细致，也更具操作性。尽管如此，自避风港原则确定之日起，针对该原则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如何协调避风港原则与著作权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如通知需要达到什么程度，删除需要多长时间，如何使这些法律规定更具有操作性，适用避风港原则的标准能否更加明确等。二是红旗原则。红旗原则主要侧重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条例》第23条规定，明知或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学者们对《条例》中红旗原则的垢病在于，其规定过于空洞，而且主要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要件(明知或应知)的规定，缺乏对行为人行为的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容易发生争议，不利于统一适用，也不利于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

总体来说《条例》关于两项原则的规定对于争议双方来说，都没有实质性的法律效力。因为很难确定这两条原则的范围，导致在很多情况下，著作权人认为应该适用红旗原则，而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则认为适用避风港原则。

2. 2012年司法解释的进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解释》)，该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在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原则、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构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教唆侵权和帮助侵权、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信息存储空间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判定标准，以及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等问题进行了规定。第一，明确规定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指导思想: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了司法实务对于网络版权保护机制的构思，有利于催生一种双方互利互赢的商业模式。第二，细化了侵权主体的认定情节: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提供点对点技术服务的不承担法律责任，保持了技术中立的态度;对于提供搜索、链接和空间等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判断其行为是否侵权主要考虑其对侵权行为的注意义务和控制能力;对于虽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主观上存在教唆、帮助、分工合作等行为的应当认定其构成侵权。第三，细化了红旗原则，使之适用更具有操作性。第9条规定了法院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应当考虑的因素，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3条对红旗原则进行了列举式的细化规定，即规定若干情况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知道。第四，明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不负有主动进行审查的义务;如果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权行为的，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增加了特定条件下注意义务的内容，如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等方式推荐相关作品的，可以直接认定服务商具有主观过错;再如服务商基于侵权行为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应当认定其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并具体规定了何谓直接获利。

与《条例》相比，《解释》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统一了标准、细化了规则，对于推动相关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三、网络盗版侵权的治理策略

(一)坚持知识传播与权利保护的平衡原则

著作权法的精髓是平衡著作权人和公众的利益，无论技术如何发展、著作权法如何调整，其总是试图在作品传播应用与版权保护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正如一位出版商所说:作者的敌人不是盗版，而是不为人知。治理网络盗版侵权的目的显然不在于阻断作品的网络传播，而是通过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模式的完善从而实现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互利共生，使各方主体都能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二)利用好网络这一市场之路

用户对网络资源传播与共享的需求在刺激网络盗版猖撅的同时也意味着:数字网络技术己经悄无声息地在权利所有人和终端使用者之间开通了市场之路。而在以往，权利所有者们却漠视这一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将数以亿计的使用者视为盗版者，从而将其推向了著作权保护的对立面。应当催生一种科学、合理的机制，在满足用户巨大市场需求的同时，又能予以著作权人合理的回报。这样，当用户可以通过方便并且价格合理的途径得到合法服务时，也许就会摒弃那些搜索困难，甚至可能导致病毒感染的非法文件分享途径。如由苹果公司于2003年推出的线上音乐商店成为数字零售商业模式的先驱，这种在线音乐授权服务不仅有助于使用户从非法分享转向合法服务，而且也增加了音乐创作者的收入。百度公司在遭到一系列谴责之后，相继在百度文库推出了数字版权开放平台，在百度音乐推出了资源合作开放平台，通过与版权方合作的方式，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法律治理和市场选择的期待结果应当是，主流视频网站通过良性竞争与协作，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生态圈。对版权的尊重是维系这个生态圈良性循环的核心，通过网站与政府、主管机构和版权方加强合作，增强技术手段，打击盗版盗链，共同推进网络正版化进程。

(三)当前任务

自2005年以来，国家版权局及相关部门连续9年、先后10次在国内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剑网行动，该项行动集中查办了若干大案要案，有力地打击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剑网行动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打击严重侵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并通过规范网络转载行为，推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建立合作机制，引导权利人采取多种渠道进行维权等方式，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在快播公司被处以2. 6亿元罚单之后，仍有不少网站效仿快播公司的经营模寿以技术创新之名、行侵权盗版之实。网络盗版侵权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核心原因还在于高额收益的诱惑。为此，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加大惩罚与赔偿力度，提高侵权赔付的数额，以损失补偿为主，适当惩罚作为补充。通过高额的赔偿或处罚，一方面使违法运营商再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对后来者也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使得趋之若鹜者心有余悸，不敢再以身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