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十篇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1

作为从“进口替代战略”过渡到“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如何提升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同样依赖于出口导向路径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十分值得思考。 一、韩国的贸易品技术结构及其变动趋势 关于贸易品技术结构，Lall（2000）在三位数的基础上，将SITC0～9类共三百多种产品按照技术含量分为五大类：初级产品（PP）、资源性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和高技术产品（HT），然后仍按照技术含量将后四类产品进一步分为9个小类。这一方法被研究者广泛认同。本文采用这一方法，统计出韩国各技术层次的主要产品（见表1）及贸易品技术结构的变动趋势（见图1至图4）。①其中，图1和图3分别是较低技术层次产品（含初级产品、资源性产品RB1∕RB2、低技术产品LT1∕LT2）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图2和图4分别是较高技术层次产品（含中技术产品MT1∕MT2∕MT3、高技术产品HT1∕HT2）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图中每一“柱体”的长度是该图所涉各类产品在韩国总出口或总进口中的占比之和，而每一“柱体”中各种“图案”的长度，则表示各类产品各自的占比。图1表明，韩国较低技术层次的五种产品在出口中的总占比，从期初的46％降至期末的26％，其中，RB2出口比重显著增长，LT1出口比重显著降低。图2显示，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从期初的51％升至期末的70％，其中，MT1、MT3和出口比重增长尤为显著。可见，韩国出口结构呈现升级趋势。图3和图4中，技术含量较低的五类产品的进口比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动，但技术含量较高的HT2和MT3进口比重呈现较明显的降低趋势。韩国贸易结构的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待验证。 二、计量检验与结论解析 （一）计量检验 1．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从前述理论分析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通过改变要素比例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影响母国贸易结构，由此可以推出，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存在滞后因素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当年贸易的影响可能是不显著的，因此本文构建模型如下：其中，被解释变量tRD表示韩国的贸易结构，解释变量fd表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考虑到直接投资存量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滞后性，本文采用其一阶滞后序列；解释变量ex表示韩元的实际汇率；β为参数，ε为随机误差。式（1）中，λ分别取ex或im，表示出口或进口；tech分别取PP、RB1、RB2、LT1、LT2、MT1、MT2、MT3、HT1、HT2，表示贸易结构的10个技术分类（见表1），因此该式实际上包含了20个模型。具体而言，被解释变量TrdPPex表示韩国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韩国总出口额的比重，被解释变量TrdPPim表示韩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额占韩国总进口额的比重，以此类推。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1991～2010年度数据，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韩国进出口银行网站数据库，按照表1技术分类的产品进出口数据来自韩国贸易协会数据库，实际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 2．检验结果 对于上述模型的计量检验分为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三个步骤。①首先，单位根检验的相关序列包括20个表示贸易结构被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和两个解释变量时间序列，检验结果为：在5％的显著性程度下，22个序列的水平值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其次，对20个被解释变量和两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20组协整检验，结果发现，除了TrdPPim、FD、EX之间以及TrdRB2im、FD、EX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外，其它18组变量之间均在5％的显著性程度下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这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第三，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结果，对上述具有协整关系的18组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总体来看，在18个模型中，除了以TrdPPim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解释力不佳外，其余17个模型的统计量都是显著的。同时，这17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小值为0．347，最大值达到0．948，均值为0．683，说明总体上这17个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具体来看，在出口方面，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FD）对于RB1、RB2、LT1和LT2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MT1、MT2、MT3、HT1和HT2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进口方面，在5％的显著性程度下，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FD）对于RB1、LT1、LT2、MT1、MT2和HT2类产品的进口比重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实证检验显示，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的提升。对于低技术层次的RB1、LT1、LT2类产品，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进口和出口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于较高技术层次的MT1、MT2、MT3和HT1、HT2类产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它们的出口，并抑制了其中MT1、MT2和HT2类产品的进口。这与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低技术层次产品制造业的对外转移，从而降低了该类产品的本国出口和与此相关的进口，表现为贸易替代效应；同时，国内重点发展高技术含量产品制造业，较高技术层次产品的自主制造能力得以加强，增强了该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并减弱了其进口需求，表现为出口创造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 （二）实证结论解析 对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观察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要素寻求特征，从中获得进一步的事实佐证。首先，从韩国对于不同经济体的投资行业模式来看。表4选列了接受韩国直接投资存量居于前16位的经济体，韩国对它们的投资存量占总存量的比重超过3／4，因此这些投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按照投资行业集中度的特征，16个经济体可分成四组。不难发现，韩国对于具有不同要素禀赋条件地区的投资模式不同，表明了其要素寻求的多重性，既包括对低成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的寻求，也包括对国际销售渠道、技术、标准、品牌、全球企业网络等高级要素的寻求。特别是对于中、印、俄和美、德、荷的“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的投资模式，反映了韩国对成熟市场与潜在不成熟市场的需求并存。其次，从对不同技术层次产品制造业的投资来看。对于处于较低技术层次的石化业（RB2类）、纺织业（LT1类）和钢铁业（LT2类），韩国的海外投资集中于中国、印度、越南等劳动力、自然资源成本低且市场需求大的地区。而对于较高技术层次产品制造的行业，汽车业（MT1类）在西欧、北美、东欧、中亚和大洋洲等地广泛建立生产基地，藉此带动国内生产的整车和汽车零部件出口，并实现海外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营销网络；造船业（MT3类）的投资，一类是土地岸线、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中国、菲律宾等国，另一类是国内需求亟待释放的巴西、俄罗斯等海洋油气资源大国。一方面可将较低附加值项目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则可在国内集中力量开发液化天然气船等高附加值船型；电子业（HT1类）的海外投资布局同样反映了其对低成本和市场要素的寻求：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以组装厂为主、选择发达国家附近工资比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以零件厂为主①。最后，从对外投资主体规模来看。韩国的大型综合商社凭借其较为成熟的国际经营经验和雄厚资本，多在发达地区进行资金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开发，而中小型企业（SMEs）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从事技术等级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比如韩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中小企业及个人投资在项目数上占83．0％，在投资金额上占40．6％①。不同规模投资主体的组合，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相对比较优势，从而提高要素寻求的有效性。综上所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寻求方式，使其位于韩国总部的母公司得以整合全球资源，改变了韩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国际分工地位，乃至提升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p#分页标题#e#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要素结构相对失衡，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充裕，而资金、技术和一些自然资源类的要素短缺，那么，中国又是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去实现全球范围的要素配置的呢？在数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居全球第五位。但2003～2010年，中国流入国际避税港②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据当年总流量的年平均比重达到76．94％。③这一结果，既可能是因为外汇管制条件下的热钱流动，也可能来自于为了享受外国直接投资种种好处的“迂回投资”———在境外注册再回到国内的国内资本。不妨推断，这些投资源于扭曲性因素。同时，2005～2010年中国流入欧美地区④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据当年总流量的比重年平均为4．58％；而该期间流入东盟地区的流量年平均比重为3．75％。如果说，流入欧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寻求技术、国际销售渠道等高级要素的动机，流入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寻求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低级要素的动机，那么，这种具有明显要素寻求特征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总流量中的占比显然过小。因此，从区位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寻求特征并不明晰。 然而，从投资主体构成及其投资行业来看，在中国对外投资中，寻求自然资源输入的投资行为占很大比重。特别是居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地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近年来频频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海外资源，且不乏“不计成本”的并购竞价案例。可以说，中国国有经济巨头的海外投资不单纯是商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性。同时，中国当前的出口结构仍然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LT1类产品方面，虽然高技术产品HT1类产品的出口比重明显上升，但更多从事的是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环节，而最能反映技术深度的MT类产品、具有较高技术层次的自动化产品MT1类，以及要求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研发投入的高技术HT2类产品，在中国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低（齐俊妍，2008）。由此表明，中国以对外直接投资提升贸易结构恐怕尚不具备条件。基于现状，韩国经验的借鉴首先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寻找对外直接投资中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均衡点。政府与企业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主体，政府应考虑如何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宏观战略目标下不断调整双方利益均衡点，政府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介入和支持，应尽可能采取政策引导和法律支持服务等形式，同时应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更市场化。 第二，趋于市场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考虑，当得自于政府的异质性资源不可持续时，如何通过合理的投资区位选择，去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向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产业的“梯度转移”；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地区，建立研发机构和技术密集型合资企业，以达到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乃至贸易结构升级的效果；鼓励拥有小规模适应性技术的中小企业，通过海外生产和销售，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国产技术、设备、材料和半成品的出口。 第三，消除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扭曲因素。如前所述，占年均流量3／4的资金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明，不仅容易引起人们对数据的误判，更反映出中国资金运用低效的现状。对此，应考虑改善国内相关制度设计，比如消除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消除对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完善资本市场等，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效率，为贸易结构的提升创造条件。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2

2005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603.3亿美元，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的人数达到1245万人，约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4.55%，外商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逐渐加大。笔者对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作了区分，并把外商投资的存量引入计量模型度量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

一、文献回顾

Raveendra N. Bartera(1986)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表明，在一个资本缺乏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外商投资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在投资时又不带有技术转让，那么会导致东道国总体就业水平的下降。Edward F. Buffie(1993)把外商投资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的结论表明，只有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足够高的税，外商投资才能起到带动国内投资和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否则对东道国的就业就有负效应。

《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把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分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就是直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雇用的员工所产生的就业效应。影响直接就业效应的因素有：外商投资进入的方式、进入的行业以及外商投资的经营战略等。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是指通过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消费、人员流动等相联系的方式，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就业产生的影响。间接就业效应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影响：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前后连锁联系、竞争关系以及对东道国产业经济的促进作用等，因此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是外商投资影响就业的长期方式。该报告强调，以上影响外商投资就业效应的因素都有可能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可能较小，而且可能为负。

实证方面的文献集中在对外商投资直接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上。江绮萍(2002)、曹小艳(2002)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数量与每年的外商投资量作了计量分析，她们认为，1990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高于1990年以后的就业吸纳能力。方小军(2002)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投资对广东省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外商投资量每增加1%，将带来0.123%的就业人数的增加。

以上的分析表明，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同等重要，而且必须认真分析影响外商投资就业效应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但是，目前的实证研究只考虑了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没有把间接就业效应考虑在内。笔者把外商投资的存量引入计量模型，以求全面地反应外商投资的就业效应。

二、分析外商投资就业效应的模型

(一)外商投资对东道国总体就业影响的定量模型

笔者采用于津平(2004)的基本模型假设，东道国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用资本和劳动生产同类产品，采用规模收益不变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d和Qf分别表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Ad和Af分别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技术。Ld和Lf分别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投入。设总的劳动力需求为L，则L=Ld+Lf。Kd和Kf分别表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存量。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外国资本市场，利率为r*，国内企业的资金来源于东道国国内资本市场，利率为r。假设东道国的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水平都为W。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求出总的劳动力需求的表达式：

(二)外商投资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效应的度量

根据外商投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的特点，引进与之相对应的外商投资流量和外商投资存量两种度量外商投资数量的方式。

外商投资流量对就业的影响方式为新增加的外商投资直接增加了多少单位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其就业效应主要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影响外商投资流量就业效应的因素主要是外商投资进入的方式、进入的行业和经营战略等短期因素，因此笔者把外商投资流量对就业的影响定义为外商投资流量的直接就业效应。

在第三部分，笔者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为因变量，以外商投资流量及其滞后变量为自变量，回归出外商投资流量的系数，定义为外商投资流量的直接就业效应。在第四部分，以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因变量，外商投资流量作为其中的一个自变量，也回归出一个外商投资流量的系数，它度量的是外商投资流量对城镇总体就业的直接影响，把它定义为外商投资流量(对总体就业)的直接就业效应：

外商投资存量山历年的外商投资流量按一定的比率折旧后加总起来，反映了东道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生产规模与技术水平。影响外商投资存量就业效应的因素有：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前后连锁联系；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竞争关系；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道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这些因素都与东道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实力密切相关，因此，笔者把外商投资存量对就业的影响定义为外商投资存量的间接就业效应。

三、外商投资流量直接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为因变量，考虑到外商投资在较长时期内都可能吸纳就业人员，把外商投资流量及其滞后变量都引入下面的模型：

为了便于比较，将国内投资分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等四类，分别回归出它们的直接就业效应，模型与(4)相类似。

(二)数据说明

样本的取值为1984-2005年，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集体企业是指城镇集体企业，不含乡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包括城镇私营企业和城镇个体企业。

(三)计量方法与结果

用Almon提出的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以1993年为分界点，分段回归结果见表1。

(四)结论解释

从表1中可以看到，除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之外，在1984—1993年期间各种类型投资的就业系数分别大于各自在1993-2005年期间的就业系数，这表明1993年以前各种类型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分别大于各自在1993年以后的直接就业效应。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大，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已经不能显著地推动就业的增长。在1993～2005年这段时期之内，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系数为负数-0.91212，这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减员增效，大量工人下岗导致。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系数都是负数，其原因在于：(1)集体企业不断地私有化和变卖导致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减员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1984-1993年这段时期之内，外商投资流量的就业系数为2.83377；而1993～2005年这段时期内，外商投资流量的就业系数下降为1.08050，下降了1倍多。1993年以后外商投资流量的就业效应下降的主要原因：(1)外资投资进入方式的转变。1993年以前，中国的投资多数是“绿地投资”；1993年以后，以并购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越来越多，直接就业效应减弱。(2)外商投资类型的转变。1993年以前，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以中小型的港澳台投资为主，约占中国外商投资总额的75%，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比较大，直接就业效应显著。1993年以后，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因此直接就业效应减弱。(3)外商投资进入行业的转变。1993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电子元件、箱包、塑料、皮革制品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行业，直接就业效应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外商投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并不大，因此直接就业效应有所减弱。

四、外商投资对中国总体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第t年的外商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用表示，其中表示从1979年起到t-1年的外商投资流量折旧后求和。把国内资本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存量，分别用表示。

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减少摩擦性失业。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表现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从业人员的城镇化，笔者用城镇化水平代表劳动力的流动性引入计量模型。由于模型中有的变量具有时间趋势，存在谬误回归的可能性，但是对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模型中不必剔除时间趋势，可以直接回归分析。计量模型如下：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3

目前学界有一种消极观望的观点认为，不宜大规模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理由是：目前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处于国内急需建设资金的状况，如果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减少这种国内资金的存量，从而不利国内经济建设；同时，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在较低的水平，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我国将长期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即起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2000美元，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负值，且负值有扩大趋势”，而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人为超越这种经济规律。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制度并不健全，若放开对外直接投资，将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如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国有资产大幅流失等等。对此，笔者则认为我国无论当前还是以后都应大规模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理由如下：

（一）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21世纪前10年，国际直接投资出现停滞或下降的可能性不大，其规模将会继续扩大。理由有二：一是尽管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经济全球化仍会继续向前推进，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会继续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根据WTO有关协议，在21世纪前10年，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过渡期也将基本结束，这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二是一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内部成员之间的直接投资可能会不断扩大。既然国际直接投资的未来趋势是继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组成部分，也应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二）未超越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律

前文消极观点称我国未来仍应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的定位并不十分准确，它不是在科学预测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诚然，目前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在1300美元左右，但我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果能保持在8％左右，21世纪初期的20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望超过2000美元，并进而达到300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则可能处于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负值呈下降的趋势”。在这种科学的定位下，近期和未来大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超越“投资发展周期论”的阶段定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

（三）我国有必要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推动我国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资源配置更加国际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比例极不平衡，但若以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可保持一个合理比例，我国也能在国际资源配置上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二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三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开各种壁垒，促使我国产品更多地进入别国市场。目前，我国出口遭遇别国反倾销和进口壁垒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设在别国，可以有效地绕开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四）我国具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

一是国内经济和体制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格局良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加，2005年对外贸易额居世界第三位，这些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物质条件。此外，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积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建立、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服务体系，可以预测将来对外直接投资的体制环境会进一步得到改善。二是宏观资金环境的根本改善也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前文所述的消极观点理由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国内资金的存量，而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稳中有升，2005年底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国际收支方面常年保持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这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不会过多减少国内资金的存量；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国内引进外资的流量也可以弥补资金的外流。此外，一些行业和企业已积累了相当充实的资金，国际融资能力也大幅提高，加之国内市场上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游资，这些都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的资金条件。三是其他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我国的一些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以及一些制造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备比较优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结构

在大规模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定位基础上，针对其现状及问题，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和优化。这种调整和优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来发展的具体趋势：

（一）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仍会呈现目前的多元化趋势，但国家应采取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并举的策略，优化这些多元化主体，使其在保持合理比例的基础上，形成最优结构，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具体而言，“优化”有两个要求：

1.各类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应保持合理比例。这种合理比例通常表现为某类主体居主要地位，而其他主体为次要地位。究竟哪类主体应处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学界观点各异。一种观点认为，应主要依靠大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与中小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有规模、技术、设备、资金等优势，并有生产、科研、贸易、金融、信息、服务等多功能经营能力，能迅速在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成为跨国经营的主力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重点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从带动出口的角度出发，更容易成功的不是大型的企业，而是中小型企业。而我国的比较优势正是中小型企业，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

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因为要扭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不高的局面，就应该鼓励有各方面竞争优势的大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但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容忽视，它可能在带动我国产品出口方面作出其独特贡献，因为中小型海外企业生产成本较低，其产品的价格更容易被东道国接受；而且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会带动半成品、机械设备等出口。如果从所有制而言，民营企业应取代国有企业，成为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的主力军。因为我国国有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内部产权不清、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在没有彻底改革之前很难指望它们担负起资本输出的重任。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概率也不高，国有资产由此浪费不少。而世界经验表明，民营企业往往产权清晰，有着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完整的营销网，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生命力很强。我国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成功的案例。因此，我国政府应引导、扶持民营企业走向海外，通过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让其担当对外直接投资的重任。

2.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并举。市场竞争表明，独立投资难成气候，势单力薄最终会败北于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因此，从长远来看，我国投资主体应适度向集团化、联合化转换，提高“集团军”作战的规模效益。措施主要有：一是将现有的海外投资企业重组成企业集团，造就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联合舰队”；二是将对外投资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融合起来，组建银企集团。我国可充分利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中信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国际上信誉较好、资金雄厚等优势，搭台组建生产、金融、贸易和科研为一体的大型多功能中国银企集团，通过各种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并给对外投资企业以金融上的支持。

当然，在集团化、联合化的过程中要防止“定指标”和“拉郎配”的做法，避免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例如一些具备自身特色的中小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就没有必要予以联合化和集团化，保持其个体分散投资方式对其更加有利。

（二）优化投资地区结构

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就是使我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直接投资保持合理的比例，既避免投资国家过分集中，同时也要注重重点区位。简言之，我国投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应合理、适当。但怎样的比例才算“合理、适当”？对此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维持现有的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局面，不必过分强调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因为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后转移出来的产业，而这类产品往往需要大规模的市场才能充分发挥经济优势，因此经济势力强、市场容量大的发达国家才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厂的首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主；同时不鼓励企业到发达国家投资，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激烈，我国的企业尚没有足够的实力进入。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尽妥当。究

竟投资于哪类国家才合适，应结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目的来判断。如果投资目的在于“销售产品”（保证销售市场），投资于有庞大市场容量的发达国家是首选；而如果投资目的在于“产品生产”（建立生产基地），则投资于各种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是首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具有二元性：“销售产品”和“产品生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同样会具备二元化特征，即部分投资于发达国家，部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我国企业生产水平普遍不高，以建立生产基地为目的的投资仍会占主要地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位应是发展中国家。近两年我国的投资流向集中于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说明了这一趋势，以后还应大力拓展对非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此外，我国也应在巩固北美等发达国家的现有海外企业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寻求在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新的投资机会。

（三）优化投资行业结构

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就是合理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并达到一个合理的分布比例，以最大限度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取向不够合理，主要集中于贸易性行业，许多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对外投资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未来如何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学界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应以生产加工和资源行业对外投资为主；有人认为应以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为主。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不尽全面，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应同时从三方面着手：

1.减小贸易性行业对外投资的比重。由于我国未来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区域是发展中国家，以建立生产基地为主，因此在这类国家进行生产加工行业和资源行业的投资前景广阔，应扩大非贸易性行业的对外投资。近年来，我国这两类非贸易性行业的对外投资已经有了迅速发展，以后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2.前瞻性地鼓励部分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国际直接投资行业的重点已从资源开发、初级产品加工业向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转移，高科技产业和金融等服务业正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虽说我国目前还不是完全处于此阶段，但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鼓励部分企业从事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当然，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域应是发展中国家，因为我国主要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才具备资金、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

3.扩大我国特色产业的对外投资。所谓特色产业，主要是指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食品、瓷器、手工艺品等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具备独特的国际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优化投资方式结构

在优化投资方式结构方面，以下内容学界意见一致：一是扩大并购方式的运用。由于并购方式具有成本低且迅速便捷的优点，我国应采取体面倾斜政策，重点扶持一批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并给予必要的财政金融支持。在具体操作上，并购对象可选择一些小型企业，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进行再融资、再并购，逐步扩大规模，以降低并购成本，减少东道国政府的抵制；在并购方式上，可多采取协议式的善意并购，以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在并购目标企业所属行业的选择上，应优先选择有利于带动我国产品出口的行业。二是扩大实物与无形资产的投资，货币投资的资金来源则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解决，币种选择应达到防范外汇风险的目的。在具体操作上，实物投资方式应注意选择国内经济发展所不急需的实物作为输出资本；工业产权投资方式也应选择技术差距相对较小的产业进行；货币投资方式的资金可通过国际贷款或发行国际债券等多种渠道筹集，币种选择上或增加硬币投放比重或实行货币构成多元化或以符合货币保值。

然而在新建海外企业的组织形式方面，学者的建议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应选择合资的形式，而大型企业选择独资形式较好。因为合资的优点是可获得当地财政、金融、物资供应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条件，并利于当地政治风险的减少或避免，故这种形式适合能力有限又希望获取更多利益的中小企业。有人认为，在海外企业的组织形式上一律以采用合资为宜。也有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要尽可能避免独资的形式。因为一切从头开始的做法并没有贯彻“优势互补”原则。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大型企业有时更看中风险，适宜选择合资形式，而中小企业的投资多数是抓住市场机会，灵活的独资形式可能更适合。第二种观点则太笼统，因为合资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应吸收其他的组织形式。第三种观点只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采用非独资方式的重要性，但究竟采取何种形式，未作进一步分析。总之，笔者认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更为合理，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应结合投资主体的所有制性质、规模、发展阶段和投资地区等多种因素做出最后判断。

参考文献：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4

中图分类号：F273；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66-04

The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Logit Model of Multiple Choice

SONG Yongc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 In consideration of valueadded ability and embedding positio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GVCstatu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points out the various constraint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and designs the investment mode for these constraints. These modes are as follows： the market penetration mode，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mode，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common value mode.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179 Chinese OFDI activities during 2005 to 2014， conclud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different investment mode. Fin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has been drew.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obal value chain；multiple logit model

1 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也反映了中国正逐步迈入引领全球经贸格局的新时期。“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环境有其特殊性，涵盖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1]。“一带一路”战略有别于中国既有的开放战略和投资布局，国内企业应当找准利益契合点，积极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2]。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怎样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优化投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投资绩效与影响因素方面。Dikova和Witteloostuijn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模式[3]，在此基础上，Brouthers和Hennart研究了不同投资模式的绩效，并认为绿地投资的长期投资绩效最高，并购次之，合资模式的投资绩效最低[4]。汝毅和吕萍认为，跨国并购初期绩效较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绿地投资绩效提升更为明显[5]。Myachin等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环境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6]。Kyrkilis和Koboti 以投资失败率作为变量，研究了并购、新建独资和合资三种模式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建独资的失败率最低，并购最高[7]。余官胜和都斌认为跨国并购更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8]。

现有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分析框架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指导意义有待商榷；第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实证研究很多，但缺乏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具体路径；第三，主要从进入方式和股权结构的视角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较少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展开研究。本文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刻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针对其制约因素，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理论分析

全球价值链理论从组织分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价值链活动。各国要素禀赋不同使跨国公司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一国的价值链地位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本文借鉴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衡量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9]。两个维度将对外投资企业分为四类：①上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上游，且增值能力较强（如设计、研发企业），我国此类企业存在着研发水平较低的困境。②下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下游且附加值较高（如营销、售后服务类企业），此类企业竞争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③下游低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最终需求且增值能力弱（如加工装配企业），此类企业附加值过低，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关系复杂，投资风险高，投资效益有限。④上游低附加值。此类企业嵌入位置位于上游但附加值较低，原材料及中间品制造商多属于此种情况，虽然位于上游，但盈利能力不强，此类企业产能过剩，对沿线地区的投资领域单一、产业链条短，且投资摩擦大，在东道国负面影响相对较多。

针对上述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遇到的困境，本文有针对性地设计如下四种投资模式：①多元发展投资模式。以设计、研发为代表的第Ⅰ类（上游高附加值）企业，存在研发水平落后的现象，企业很难依靠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在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本文提出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同时在多个行业进行经营，通过进入与现有产品有一定关联的领域，以实现企业规模扩张。②市场渗透投资模式。以营销、服务为代表的第Ⅱ类（下游高附加值）企业，其竞争力普遍较弱，在投资过程中??采用逐步扩张的投资模式。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拓展销售渠道等组合策略，在利用现有产品不断开辟新市场的同时，也向现有市场提供新的产品，以实现市场的逐步扩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③纵向整合投资模式。以加工装配为代表的第Ⅲ类（下游低附加值）企业，增值能力弱，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投资效益有限，我国企业应充分利用上下游产业链的作用，整合优势资源，同时加强和相关企业的相互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竞争力。④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以原材料及中间品生产商为代表的第Ⅳ类（上游低附加值）企业，产能过剩，产业链条短，容易同东道国发生摩擦，宜采取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不仅关注本国企业的利益，同时应当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3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3.1 基本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为因变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自变量，通过多元Logit模型，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企业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第j种投资模式的概率为：

其中，yi代表第i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选择的投资类型；xi代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生产效率、东道国市场规模等；βj是待估计参数。

本文选择第四种投资模式（即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为对照组，将其他模式与其进行比对，从而建立n-1个（n为投资模式种类）Logit模型。假设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市场渗透投资模式、纵向整合投资模式和共同价值投资模式的概率分别为P1、P2、P3和P4，对于m个自变量拟合三个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多元Logit模型，并使用迭代法得到参数的估计量，进而考察价值链位置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

3.2 变量及说明

3.2.1 核心变量

GVC：价值链地位。本文研究价值链地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该变量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核心变量。参照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9]，构建体现嵌入位置和附加值的价值链地位评价指数。假设存在M个国家，N个产业，将第i个国家第k产业的GVC指数定义为：

GVCi，k=dvai，k+∑Mi，j=1∑Nk，l=1dik，jlYj，lYi，kGVCj，l（3）

其中，GVCi，k表示i国k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GVCj，l表示j国l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dvai，k表示i国k产业的直接价值增值系数，Yi，k表示i国k产业总产出，Yj，l表示j国l产业总产出，dik，jl表示j国l产业对i国k产业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所限，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处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来代替企业价值链地位。

3.2.2 控制变量

SMA：东道国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具备市场潜力的地区进行生产，通过规模经济和较低的边际成本，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本文使用东道国实际GDP衡量市场规模。

EFF：企业生产效率。只有当生产效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跨国公司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使用企业人均产值（即总产值/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人均产值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数量，因此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企业效率，但在将资本密集度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二者具有严格的正向关系[10]，因此本文使用人均总产值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替代变量。

CAP：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保护，所以企业更愿意到与中国签订有保护协定的国家进行投资。本文将同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赋值为1，否则为0。

EXP：企业国际经验。国际经验是形成所有权优势的重要因素，同时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学习效应，降低海外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本文使用样本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记录衡量海外投资经验，如果样本企业在之前有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则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为0。

OWN：所有制形式。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享受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大，融资能力更强。而民营企业受到准入限制与融资约束的制约，因此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将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哑变量表示企业所有制类型，国有企业赋值为1，民营企业赋值为0。

CAP：资本密集度。Antràs认为跨国公司容易同东道国的上游企业在实物投资上开展合作，但在雇佣员工协作上却难以实现，因此资本密集度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11]。借鉴周茂等的方法[21]，本文使用人均资本（即样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员工人数）核算企业资本密集度。

3.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到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主要来自Zephyr并购数据库，然后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比对，最后筛选出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79次直接投资活动。企业特征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避免该数据库存在的指标缺失、样本异常等问题，本文剔除了总产值、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明显过小的不合理样本。企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均调整为2005年不变价格。其中，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分别按照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价值链地位所使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和直接增加值系数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东道国GDP数据来自EPS数据库，然后使用2005年不变价进行平减。双边投资协定数据来源于UNCTAD的双边投资协定数据库，并同商务部中我国签订BIT一览表进行了比对。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之前，先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为检验多元Logit 模型中是否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都为0，本文对实证模型进行了似然比检验，最终模型和不含自变量只含常数项的模型相比，χ2值为224.589，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系数不为0，该模型有意义。伪决定系数检验显示，McFadden系数为0.869，模型拟合良好。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设定符合IIA假定，即不同投资模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进一步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知：

（1）价值链地位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该指标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价值链地位在三个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139、-0.384和0.745，说明价值链地位指数越高，企业越容易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才是共同价值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的产品升级，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地位，而且价值链地位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前两个模型中该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第三个回归模型中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316、0.179和0.429，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越愿意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是市场渗透模式。这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部分优势产业在国内市场出现过剩，这些产业具有市场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3）双边投资协定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上述两个模型中该指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小于0。这说明在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投资过程中，企业首选的模式是共同价值模式，其次才是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注的不仅仅是企业收益，更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4）生产效率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因素，但不是影响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因素。从回归系数分别为0.249、-0.005和0.001可以看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多元发展模式，通过进入异质市场或增加产品种类，开展多元化经营来规避投资风险和实现资源共享；对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而言，更容易采用价格竞争策略进行市场渗透。

（5）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因素，且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多元发展和纵向整合由于具有盈利点多、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受到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青睐。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之后，跨国公司将逐渐从单一产业向多元化发展转型，拓宽了公司发展方向，分散了行业市场风险，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6）企业所有制形式和资本密集度在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多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并非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当前虽然中国民营企业仍存在着缺乏资金、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但是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民营企业更加灵活的应变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开始占据优势，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资本密集度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小。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以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多元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不同投资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多元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生产效率、企业国际经验和双边投资协定；市场渗透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双边投资协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国际经验、双边投资协定和所有制类型。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企业，选择差异化的投资模式。从组织分工角度来看，企业竞争优势源自价值链活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不同，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有所差异。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榱嘶袢【赫?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企业所在的价值链位置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因此，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地位，选择适合的投资模式，才能获取预期效益。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5

一、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解决一个国家资金不足问题，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招商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策略，大量吸纳国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伴随着国外资金大量涌入可能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挤出效应会带来负的外部性;挤入效应会带来正的外部性。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在大量引进外资后是为国内的经济带来了正的投资效应还是负的投资效应值得引起关注与研究。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及俄罗斯产生的投资效应。

二、 模型与方法

本文运用ManuelR.Agosin等人(2000)使用新古典理论模型构建的一个投资方程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模型建立如下：为评估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建立总投资模型。一国的总投资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国内投资;一类是国外投资通常将其看作为FDI：

I=Id+If(1)

在模型中近似的将国外投资看作FDI忽略国外投资超过FDI的部分。而国外直接投资不仅依赖于当期FDI还依赖于滞后项，所以可以将模型写为：这里我们将国内投资看作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差额的函数：

Id，t=(K*d，t-Kd，t)(3)根据索罗模型t期与t-1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t-1期的投资：

Kd，t=(1-d)Kd，t-1+Id，t-1(5)

其中d为资本折旧率由(3)和(5)式得其中′0=0+2(1-d)2Kd，t-2

由于本期的经济增长预期依赖于前几期的经济增长，可以得到：将(8)式带入(7)式，两边同除以Gt得 其中i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 f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FDI占GDP的比重;g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GDP的增长率;下标i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此基础上采用b来测度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①?茁j=1，即长期中，FDI/P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变成IP/GDP的1个百分点的提高，说明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内投资是平行的，不存在挤出效应。

②?茁j>1，即长期中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1个单位的FDI变成了超过1个单位的总投资，存在挤入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6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SDAP优势论　价值链的全球布局

目前，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企业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特有优势，向资源禀赋类型相近的临近地域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点的基础上，本文探索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型投资模式，并提出了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及其理论框架――“SDAP优势论”。这种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思想的投资模式，由创造性资产寻求型与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共同构成，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SDAP优势论”明确规定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实行该模式所应具备的四个关键因素。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长期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全球投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表明，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体现了邓宁在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Theory)中提出的一国投资流量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密切相关的论断；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兴起时间和发展程度却又超出了该理论所划分的第一、二阶段中投资的预计水平。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兴起的超前化现象说明，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并非是经济高度发达下资本过剩的产物，而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使各国企业要同时面对国内、国外企业的“双重竞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使各国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进一步开拓了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意识。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非资本过剩型对外直接投资。

(二)企业竞争优势体现在与生产制造环节相关的领域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相应地，企业的竞争优势则集中在与生产制造环节相关的领域，这种竞争优势的流动性较差，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旦离开母国的生产区位”便难以发挥。因此，与发达国家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如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只是一种相对优势。

(三)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调查结果显示，约51％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将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最首要的动机归为寻求海外市场。该动机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发展中国家某些行业的企业面对已经趋于饱和的国内市场不得不转向海外开拓新市场。其次，为了避开贸易壁垒，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来顺利获得海外市场。最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机遇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与国外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寻求和开辟新市场，以改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四)投资对象多为资源禀赋类型相近的临近地域发展中国家

“南南”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大，尤其是地理位置相互临近的国家(或经济体)之间。这一特点是由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内在动机、外在驱动因素以及企业特有优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是由于地理位置相互临近的国家之间在消费者市场、技术水平以及资源禀赋类型等方面存在的相似性或对东道国当地经济、文化较高的熟识程度使得市场寻求型的投资模式可以更好地进行。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多表现为“南南”投资。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特有优势，多以资源禀赋类型相近的临近地域发展中国家为投资对象的，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但是，这种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相对优势的投资模式会导致资源禀赋利用的局限，进而制约生产要素重组与配置的效果。此外，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持续创新能力成为全球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其局限性以及制约程度将进一步突显和加剧，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寻求一种适应当今经济环境变化，突破资源禀赋利用的局限，使重组后的生产要素达到优化配置效果的新型投资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型投资的理论分析

(一)“南南”投资的局限性是推动逆向型投资模式的内因

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通过使构成一国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跨越国界与构成东道国比较优势(即区位优势)的生产要素相互结合，从而达到高层次合理化的配置。这种配置效果将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物质载体――产品体现出来，即生产成本下降，而内含的附加值上升。因此，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这种模式是否使重组后的生产要素达到优化的配置效果。

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传统资产利用型投资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模式。一国企业以获得海外市场为目的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身的特有优势，使构成特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在全球移动并与构成区位优势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而产生新的配置效果。这种新的配置效果与企业特有优势的性质密切相关。如果企业的特有优势属于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如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由于这类优势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默示性，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如自然资源、廉

价的劳动力等，使构成这两类优势的生产要素经过重组产生优化的配置效果。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特有优势由于流动性较差，难以在具有不同类型优势的投资区位上得到发挥。并且，基于不同比较优势建立的产业结构与该投资区位难以匹配，使企业在区位优势的利用和保值方面存在困难，“区位优势甚至会转变为区位劣势”。因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利用型投资只有局限于具有相同比较优势的“南南”投资中才能使企业的特有优势得以发挥，但生产要素经过重组后并未达到优化配制的效果。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单一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不能适应生产要素通过跨国界移动和重组达到高层次合理化配置的发展。

(二)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转变是推动逆向型投资模式的外因

在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影响下，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逐渐从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以及市场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持续创新能力转变，如何获得这种创新能力并使其与企业原有竞争优势相结合，从而构建新的竞争优势并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未来在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上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改善目前由于企业特有优势的局限性而导致的发展中国家资产利用型投资不能使生产要素通过跨国界移动和重组达到高层次合理化配置效果的关键。

这种基于知识的持续创新能力被称为创造性资产。它取代了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而能够提供创造性资产的区位则相对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由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所决定的。随着国际生产网络的快速扩张，国际产业转移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专注于研发、管理、财务运作、营销等价值增值环节中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创造性资产，使其转化为企业特有的所有权优势，维护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因此，同样处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也需要具备价值链全球布局的意识，并以此作为选择对外投资模式的依据。

(三)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逆向型投资模式

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对外投资模式并非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型投资来实现单一的资产扩大型投资(即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因为通过创造性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模式获得创造性资产来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力是一项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时间跨度长，投资后短期内往往不能得到资金报酬，因而需要发展中国家企业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此外，具备对创造性资产的吸收和运用能力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利用创造性资产，使其与企业原有竞争优势相结合用以构建新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所以，单一的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并不适合目前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中国家企业需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并在价值链全球布局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充分认识和利用本国与他国的比较优势，以构建和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因此，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只是构成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投资模式的一部分。

而构成对发达国家投资模式的另一部分则是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两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一方面，资产利用型投资是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目的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采用资产利用型投资模式，即通过“南南”投资实现生产低成本化，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特有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利用这种投资模式在初期获得的效果，如成本的降低、市场的扩大等来确保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的持续进展。同时，开展市场寻求型投资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增强对创造性资产的认知、吸收和运用能力的重要过程。另一方面，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是使资产利用型投资得以发展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即通过“南北”投资获得所需的创造性资产，用以提升与构建新的企业特有优势，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从而推动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模式的改进，并使其成为下一轮开展创造型资产寻求型投资的更有力保障。同时，创造性资产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特有优势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构成企业特有优势的生产要素通过与构成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产生资源优化配置效果的过程。因此，这种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对外投资模式可以适应生产要素通过跨国界移动和重组达到高层次合理化配置的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将这种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投资模式命名为“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三、“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模式”的理论依据

针对上文所论述的“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本文在借鉴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IL综合优势论”和国内学者杜群阳、朱勤的技术获取型海外直接投资“MAL三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SDAP优势论”作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理论框架。

其中，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所形成的低成本规模优势；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的动机；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能够吸收、消化创造性资产的前提下管理、学习、模仿、应用这些资产的能力；创造性资产的区位持有性与企业持有性是由创造性资产“按照产权特征的分类”演变而来的。区位持有性是指那些依赖于特定区位不可流动的创造性资产，如人力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通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政府政策等；企业持有性主要是指由特定企业使用的所有权优势，如熟练的专业化员工、企业专利和版权、品牌商标和标志、专有技术等。创造性资产的区位持有性≥企业持有性意味着在企业需要获取的创造性资产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大于企业持有性；相反，区位持有性≤企业持有性则表示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小于企业持有性。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某个企业同时具备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和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就具备了开展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的保障条件，当其进一步具备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并且在寻求创造性资产的过程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大于企业持有性时，该企业就可以采用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某个企业只具备基于生产制

造环节的规模优势，而没有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以及吸收和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并且在寻求创造性资产的过程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小于企业持有性时，该企业则应采用直接引进或购买的方式获得需要的创造性资产；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某个企业同时具备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和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但缺乏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并且在寻求创造性资产的过程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小于企业持有性时，该企业可以选择与持有创造性资产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开展研发合作，以获得需要的创造性资产。因此，“SDAP优势论”表明，寻求以区位持有性为主的创造性资产并同时具备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和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选择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标准。

四、发展中国家企业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投资的实践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全球性调查中，将获取创造性资产作为目前重要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仅占调查总数的14％，尤其在南非和印度的跨国公司中，该动机与其他投资动机相比，所占比例更低。这一数据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未认识到创造性资产在构建和提升企业特有优势，增强全球竞争力进而改善资产利用型投资效果方面的重要作用，或是虽然已经意识到创造性资产的重要性，但在获取创造性资产投资模式的选择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对处于上述状况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SDAP优势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尚未将这一投资模式应用于实践中，但是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性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尤其是电气电子、化学、基础建设等行业的企业将获取创造性资产视为继开拓海外市场后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里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实践的主要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及2000年以来，中国家电行业与IT、通讯等高科技行业的企业先后成为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实践者，并涌现出一批成功实现企业国际化，在海内外极具影响力的集团企业，如海尔、联想、宏基、华为等。这些在国际化进程中取得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同时具备了“SDAP优势论”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与之相对的生产制造规模使中国企业具备了规模优势；二是由于国内市场存在众多来自国内外企业的激烈竞争，为了改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国内企业产生了寻求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动机。三是在先期进行的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中，中国企业一方面确立并发挥了企业的特有优势，同时利用这种投资模式在资金方面相对较快的回报效果使自身具备了开展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的保障条件。四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吸收、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为获得区位持有的创造性资产，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做出必要准备。

以中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为例，公司于2005年6月在荷兰埃因霍芬设立Haier Netherlands B，V，作为欧洲IT业务总部的投资就是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实践。家电行业是中国市场竞争最为充分的行业，在国内市场渐趋饱和的情况下，海尔把新的市场目标定位于欧洲。在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进程中，海尔一方面通过市场寻求型投资实施产品差异化和品牌战略，在国内外确立了其特有的企业优势。另一方面，海尔利用荷兰的地理位置优势，将其作为开拓欧洲市场的立足点，通过在埃因霍芬获得的区位持有性创造性资产，如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高效先进的物流体系以及本地员工的营销技能和语言水平，与企业自身特有优势相结合，共同推动市场寻求型投资，顺利打开欧洲的主要市场。

同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设立HuaweiTechnologies(Nederlands)B.V.作为欧洲运营中心的实例也是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运用的体现。通过2004年12月中荷在电信领域的首次合作，华为进入荷兰市场，并充分利用荷兰发达的通讯、电信基础设施，强大的信息、通信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源开发，以及优惠的投资政策等区位持有性创造性资产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电信设备供应商的技术差距，最终占领了荷兰国内一半以上电信设备供应市场。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7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资本丰富的国家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但是，现实情况中的美国的贸易状况与理论直接相反。作为资本密集型国家，它也会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作为劳动密集型国家的中国，也会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说明，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上会出现偏差，文章以此为例，从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结构、公司成本收益以及国内市场绩效等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以及对国际进出口贸易及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的选择。 

一、从市场结构角度分析 

产业经济中所提到的市场结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企业的规模及分布、壁垒和进入条件、产品差异以及企业成本结构和政府管制的程度。市场结构一般用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的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来衡量。 

由于规模经济鼓励一个国家生产一种具有优势的产品，不同国家的企业生产专业化产品之后进行进出口贸易。通过这种方式，将全世界有效资源进行整合，从而达到效益最大化。但产品差别化生产是一种对产品进行多角度开发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一种产品拥有更多种生产的可能。因此，由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的结合分析得出，国际贸易更加容易被选择，而对外直接投资被选择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一个受到政策保护国内的公司，在国际上将要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因此，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提高其商品的竞争力，会在国外市场确定比国内市场更加低廉的价格。这种情况在贸易规则中是不允许出现的，这是典型的倾销策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这类公司的首选。此外，若这类外国工厂供给低成本并且有差异产品，这种产品的产生容易造成“价格歧视”，这也是贸易规则所不允许的，那么它们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会变得更大。 

二、从公司成本收益角度分析 

成立一家公司需要投入研发成本、管理成本、宣传成本以及人力资源成本。一家进行对外贸易的公司，除了以上成本之外还得承担进出口所需要的关税和运费。若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公司就可以节省进出口所需要的关税和运费，但这也同时会增加海外工厂运营的固定成本，如国外的信息成本及政策性费用。因此，对外贸易或者直接投资的选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與微观层面的公司直接相关。因此，利润的高低成为决定选择重要参考因素。 

同时，公司所经营的商品类型也会直接影响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单位售价较低的大宗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煤矿等，无论是选择何种运输方式，运输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同时，单位产品售价虽然高，如化妆品、酒水等产品，但含较高关税成本；以上两种均不适宜出口而适宜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此，生产此类商品的公司一般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此外，如果一个海外工厂的运营固定成本比较小，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可以提高利润。例如，中国为吸引外资所给予的外商优惠政策，减少外国投资者的海外工厂运营成本。当公司的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等日常费用相对于价格来说较高时，这些无形资产的支出鼓励企业拓展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运营，例如手机、汽车、电脑等产品。 

三、从国内市场绩效角度分析 

研究表明，受教育时间越长的劳动力，它的人力资本能力越强。美国拥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因此它出口那些要求具有熟练劳动力的产品的机率越大。这就使得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占有比较优势，它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然而，当别国超越了此种优势之后，美国又以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大的比较优势，这就出现了一直被追赶却难以被超越的现象。 

由此可见，人力资本高质量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提高产品的不可替代性。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受破坏程度最低的国家就是那些拥有大量科研人员和大批熟练技术工人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稳定性较强。而这些人力资本能力十分强盛国家，更倾向于进行进出口贸易。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8

【关键词】在华直接投资 中美贸易 失衡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贸易迅速发展。1993年,中国第一次产生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62.76亿美元。自此之后,中美贸易顺差额不断扩大,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诱因。而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因此,分析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寻求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失衡概况

1、美在华直接投资概况

美在华直接投资始于1980年,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改善,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1993年之前投资规模整体偏低,199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5.11亿美元。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中共十四大确立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利用外资中的政策障碍,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如表1所示,1993年美在华直接投资20.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3.72%。此后,直到200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除1997年外,都呈现上升趋势,200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增加到54.24亿美元。2003―2007年,美在华直接投资额不断下降。但自2008年,美在华直接投资额又开始上升,2009年,美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588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5.76亿美元,在对华投资前10位国家/地区中,排名第五(前4位依次为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

美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投资行业分布宽,重点在机械、冶金、化工等制造业,但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发展迅速。根据投资的动机,美在华直接投资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自然资源导向型。这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获得并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在我国建立资源开发型企业,如石油、矿产等,所生产产品可由美国进口,也可以在中国当地市场销售,还可以由中国出口至其他国家。第二,市场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目的在于维护和扩大出口规模。即当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某一种商品达到一定程度,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市场已经开辟到一定程度,在中国建立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对美国企业更为有利。第三,生产要素导向型。此类型投资的直接目的在于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大多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受到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种种限制,而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则完全没有流动性。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是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第四,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全球性的生产与营销网络,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加以实施。

2、中美贸易失衡概况

中美自建交以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表2展示了中美贸易顺差的情况。由表2可知,自1993年中美贸易首次出现顺差62.76亿美元以来,中美贸易顺差额除2001年较上年下降16.56亿美元外,其他年份都是增长,顺差年增长率绝大部分超过15%,1997和2002年顺差年增长率分别达到55.72%、52.09%。到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1710.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4%。

二、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1、美在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美出口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即美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将产品部分返销而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当美国企业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一般都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有部分返销到美国,从而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由美在华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的,即美在华直接投资导致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的持续增加。另外,根据中国商务部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美国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外销比例达到了5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返销美国市场。

间接效应是指美在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其他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其一,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技巧,通过技术外溢、转移和吸收,中国相关企业可从中获益,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出口,包括对美国的出口。其二,美在华直接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采取合资形式,合资经营可带动中国相关产业成长,增强其竞争力,扩大出口,尤其是对投资母国(美国)的出口。其三,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往往拥有比较完善的全球销售网络和渠道,而国内相关企业可利用其渠道扩大与国外相关企业的联系,创造贸易的机会,扩大出口,主要是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出口。

综上所述,美在华直接投资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有关学者实证分析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增加约7.5美元。

从理论分析的全面性考虑,不得不提的是美在华直接投资也存在减少中国对美出口的一面,即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一些原材料和零部件,在美对华直接投资后,就不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交易,而只需在中国国内采购。但事实上,由于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源和零部件的供应大国,例如在原油、钢铁等生产投入品上,反而是全球的主要需求国。因此,美在华直接投资引起的资源采购内部化是微乎其微的,从而美在华直接投资对降低中国向美出口的作用是比较小的。

2、美在华直接投资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美在华直接投资会使一部分原本由美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变为在中国生产,然后在中国销售,即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此外,美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除了制造业占据多数之外,近年来金融保险等服务业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这种类型的企业来讲,如果他们没有进行对中国的投资,那么他们与中国客户的交易往来将被记入中美两国的国际贸易项下,算作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而当这些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其业务发生之后,算作中国的国内贸易,即将原本中美之间的贸易转化为中国本国国内的贸易,这样就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从分析的全面性考虑,美在华直接投资也存在增加中国从美进口的一面。如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促进了美国中间产品、技术的对华出口;美在华直接投资会带动其相关或配套的资本品、零部件及服务的对华出口。据有关学者实证分析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会增加约2.5美元。

3、美在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综上所述,美在华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样的一增一减,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这意味着美在华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三、针对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的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正常发展,而从本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美在华直接投资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非常有必要从美在华直接投资的角度,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1、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中国现行的贸易差额是基于国境和居民来统计的,若基于所有权来进行统计,则可减少中美贸易顺差额。即将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返销美国的产品收益以所有权形式统计,不再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所得,则可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降低中美贸易失衡的程度。中国对美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很大的比重,2002年达到55.3%。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收益为外资企业所有,中国只获得微薄的加工费。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华美资企业返销美国的收益却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

2、完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正确引导

美在华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与中国现行的引资模式和外资政策密切相关。中国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亚太地区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是其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表现,而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这些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其对美国的出口就转变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中国应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的优惠水平,逐渐降低直至取消超国民待遇,尤其是注意控制来自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3、加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活动

积极倡导和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一方面,鼓励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用更为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来完成原先在我国境内完成的生产加工环节和产品组装,这样可以减小中美贸易中占比巨大的加工贸易部分,有助于间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状况。另一方面,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创造一些有利条件鼓励企业到美国市场投资,从而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部分转移,从而直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状况。

【参考文献】

[1] 付强、朱竹颖: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2] 陈艳林、方齐云:美国FDI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市场经纬,2007(2).

[3] 胡丹青: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重庆;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170-02

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向FDI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重庆作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外向FDI也同样对其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达5 194万美元,但截至2008年底对外直接投资额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与此同时,重庆的出口贸易额也在逐年增长,2009年底,重庆市的出口贸易额达至77.1亿美元。可见重庆的外向FDI和出口贸易额都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为衡量重庆的外向FDI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有必要进行实证研究。

一、重庆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重庆出口贸易的现状

1.外贸出口总额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重庆市的外贸出口总额不断增长,只有1996年、1998年、2009年出现大幅度回降外,其余年份出口总额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出口依存度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重庆市开放型经济效应逐渐显现,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外贸出口市场多元化程度逐步提高。重庆积极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不断拓展贸易空间,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出口市场。近年来,重庆市外贸市场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2008年共有193个进出口市场,实现进出口总值在1亿美元以上的外贸市场有30个,其中美国和日本两个市场均突破10亿美元;5 000万美元～1亿美元的外贸市场有12个,1 000万美元～5 000万美元的外贸市场有31个。

3.外贸出口方式多样化。重庆对外贸易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仍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占到了80%以上。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走出去”对外投资企业不断增加,加工贸易、作为投资进口设备、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等其他对外贸易方式也随之发展,对外贸易方式更加灵活,效果更为明显。

4.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制成品已在重庆出口商品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但重庆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仍以低技术的初级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造环节上,尤其是掌握核心技术的高新技术产品微乎其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太小,使得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

(二)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投资主体从国有企业为主转向以民营企业为主。长期以来,重庆市境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外贸公司。进入2003年以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日趋活跃。在2003―2009年的六年间,新增境外投资民营企业52家,占同一时期新增境外投资企业总数的89%。目前,重庆境外投资民营企业的企业数及投资额已分别占总数的65.8%和71.2%。民营经济已逐步成为长期境外投资发展的主体。

2.投资地区以亚洲国家(地区)及不发达国家为主。由于长期对外投资主要依托摩托车、机电等在内的比较优势产业,对外投资地区主要以亚洲国家为主。以2009年全市经审批登记的境外投资企业为例,重庆市现有经审批的85个境外企业分布在33个国家及地区,其中,亚洲国家(地区)占68%,不发达国家占74%。

3.投资行业以摩托车及零部件为重点的机械制造业为主。重庆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共涉及十大类约27个行业,机械制造业投资额占49%,摩托车及零部件制造投资额占44.5%。可见,机械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摩托车及零部件制造业是境外投资的支柱产业。

4.投资类型从贸易型企业为主转向生产型企业为主。重庆市对外投资企业大多数经历了从贸易型到加工贸易型为特点的生产型转变。即企业先在国外建立贸易公司,打开市场销路并建立相应的销售网络后,再合资或独资设立境外加工企业,从国内进口原材料、零配件进行加工组装销售。截至2009年底,重庆境内加工贸易企业36家,占境外投资企业总数的42%,境外加工贸易持续增长。

二、外向FDI对重庆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介绍与数据说明

外向FDI对出口贸易的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一般均衡意义上的间接影响,应当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定量测量和检验。这里采用了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的OLS估计法,对2004―2009年重庆出口贸易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样本数据进行观测和处理。在该回归分析中,被解释变量EX是当年重庆市出口贸易总额,解释变量外向FDI为重庆市对外直接投资额。本文采用如下回归模型:

EX = a + bFDI (1)

(二)实证结果

用Eviews软件解析两者的相关关系,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81421。可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大于0.8。说明我们选择的变量具有代表性和显著性。

再用以上数据对式(1)进行OLS估计,最终估计结果如下:

EX = 261 506.4+30.78894* FDI

(10.47426)(6.551148)

R2=0.914744D.W=1.332484F=42.91755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模型拟合度很好,可决系数R2=0.914744,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的非常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看,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n-2=4的临界值t0.025(4)=2.776。回归结果还表明,2004―2009年期间重庆市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出口贸易总额增加30.78894%,可知重庆市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互补关系。

启示及对策

(一)启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最终还是存在一种互补关系。随着重庆市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也在日益显现,这种带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规模的扩大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出口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和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上,也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提升重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十分重要的。

(二)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未来重庆市需要大力推进和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重庆市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得到的启示主要包括:(1)需要大力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2)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产业分布需要进一步优化。(3)应鼓励那些生产环节较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4)应加强国企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参考文献:

[1]刘龚,张宗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7,(4):19-21.

[2]刘新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及对策分析[J].江苏商论,2007,(1):92-94.

[3]古广东.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分析[J].亚太经济,2008,(1):55-57.

[4]古广东.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机理分析与尝试性检验[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96-99.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篇10

[关键词] 成本导向型FDI 市场导向型FDI 区域差异

我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我国也存在着外商直接投资在各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现象,这必然会影响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因此,研究FDI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动机的类型,对于我国调整产业政策、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FDI的两个战略动机类型

以外资的战略目的和动机作为分类的标准,可把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分为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成本导向的FDI主要看重中国大陆劳动力人才的优势,保持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而市场导向型FDI主要着眼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扩展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当FDI为成本导向的战略动机时,投资和汇率成反向变动,和工资率成反向变动。而当FDI为市场导向的战略动机时,投资和汇率成正向变动,和工资率将成反向变动,当一国员工工资上升时,市场导向型FDI就会随之而下降。

二、东中西部地区的FDI两战略类型实证分析

1.实证模型

本文采取的检验各地区FDI与影响因素间的实证模型为:

LnFDI=β0+β1*Ln(GDP)+β2 *(W)+β3*Ln(E)+ε

在上式中,FDI 为东、中、西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单位:亿元),作为因变量;βn(n=0,1,2,3)为待估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变量。GDP是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市场规模的指标;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额也越大。W是地区工资水平,一个地区的工资水映了劳动力成本,工资水平越高,成本导向型的FDI的流入就越少。E是汇率,根据以上对FDI两个战略动机类型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成本导向型的FDI会随着被投资国大的币值的上升而减少,而市场导向型的FDI会随着被投资国大的币值的上升而增加。

本文将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北京、天津、浙江、河北、海南十个省份视为东部地区,将湖北、湖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吉林九个省份视为中部地区,将广西、四川、陕西、重庆、云南、内蒙、甘肃、贵州、新疆、宁夏、青海、等十二个省份视为西部地区。数据采用1992年～2008年各年的数据。将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原因是:第一,对数化模型可以将可能的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第二,可以减少变量的极端值。

2.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以上建立的实证模型,在收集到各类所需数据的基础上,通过EVIEWS软件,分别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进行OLS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的结果是:

在东部地区,变量GDP和劳动力成本(W)均对东部地区的FDI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对FDI有显著的吸引力,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FDI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说明东部地区的FDI中也有很大部分的成本导向型的FDI,因此东部地区两种战略类型的FDI都占有重要地位;汇率(E)因素的系数为正,表明东部地区FDI总体为市场导向,但该因素并不显著,说明市场导向型FDI并不突出,只是略占优势。

在中部地区,变量GDP有显著影响,该变量系数为3.51,是东部地区的3倍,说明市场因素对中部地区FDI的影响远高于东部地区,证明市场导向型FDI在中部地区的重要性也远高于东部地区;而劳动力成本(W)对中部地区FDI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成本导向型的FDI在中部不占主要地位;汇率(E)的系数为正,且影响最显著,表明中部地区FDI中,市场导向型FDI十分突出,明显比成本导向型FDI重要。

在西部地区,变量GDP对FDI有显著影响,该变量系数为3.56,比中部地区还高,说明市场规模对西部地区FDI的很有吸引力;而劳动力成本(W)对西部地区FDI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成本导向型的FDI在西部居于次要地位;汇率(E)的系数为3.49,高于东部和中部的值,且影响显著,这表明市场导向型FDI占有主导性的优势。

三、结语

鉴于我国的FDI在地区间的不均衡十分显著,并且在吸引的外资的结构上看,两种战略类型的FDI在各个地区所占的相对比重也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为实现FDI在我国各地区的平衡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改善我国各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在东部地区方面,应着重于加快引资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RMB升值的趋势已成为国内外各方的共识,同时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近年来也在不断上升,无疑会对吸引外资不利,因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转向吸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投资项目,特别是高新技术项目。在中西部地区,应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广域交通运输体系,加大开放力度,改善这两个地区投资环境,国家尽快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东部地区现有的一些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以考虑重新给予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彼得・林德特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