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十篇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1

北京语言大学学科建设的总体布局

50年来，学校在保持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优势的同时，着力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积极发展相关学科，已经由一个以教授留学生汉语为主的单科性学校，发展成为以语言教学与研究为鲜明特色，兼备外语类院校与人文社科类院校双重特征的多科性国际型大学。学科是教学、科研的平台。学科建设是体现办学特色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是聚集和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大学，在学科建设中，学校不求盲目的做大、做全，而是突出重点，发展内涵，初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学科结构，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在充分发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群、“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家重点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先后获得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形成了语言为体(即语言教学与研究为特色和优势)，中外（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比翼齐飞、相互支撑，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格局。学校目前拥有本科专业25个，硕士专业30个，博士专业15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学科门类涵盖文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工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国家重点学科1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0个。

围绕国家示范基地的建设目标 构筑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群

近年来，学校提出以特色创一流的理念，旨在以学校的个性特征为基础，结合社会需求，以特色学科、高素质师资队伍为支撑，不断升华办学理念，凝练办学特色，坚持可持续发展。学校的办学特色就是要立足在汉语国际教育和弘扬中华文化上，在国家汉语国际教育战略的指导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实践推进和学科建设提供更为全面而有力的支撑。为此，学校在提升各重点学科建设力度的同时，整合相关力量，着力建设跨学科、应用型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群，着力开展了三大课题：一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群建设”，以特色学科建设为重点，着力建设跨学科、跨文化、应用型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群；二是“以培养高精尖汉语人才为目标的留学生汉语教育研究”，以留学生汉语本科教育与教学为基点，连通留学生短期教育、进修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以国际汉语教学基地为依托，整合留学生汉语教育各个层次的教学模式和理论研究的优势，进一步加深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三是“海外孔子学院教学模式研究”，是为了提供可供推广的教学范式，在规范性汉语教学中起到规范教学和保证质量的作用，目的在于为海外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提供一套适应海外实际、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式。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群建设

北京语言大学是全国第一批设立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院校之一，也是全国最早设有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点院校之一。学校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正是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为中心而凝练学术方向的，在我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有着显著的优势和特色，于2001年被确立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在全国重点学科“十五”建设成就考核评估中取得学科第一的优异成绩。围绕该学科构建的学科群，现有5个研究方向：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习得与认知、语言测试、语言信息处理。

学校不仅特别重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在学校总体发展和学科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高度重视它在我国同类学科发展中所肩负的引领作用，下大力气整合多种资源，为本学科的发展搭建了宽广而坚实的学术平台。该学科学术平台有以下几个重要组成部分：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对外汉语研究中心；4个校级实体研究所——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中心、应用语言学研究所、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所；2个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对外汉语实验教学中心；两种语言学核心期刊——《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该学科现已形成一支专业结构完善、年龄分布合理、人员精整、协作精神强的学术团队。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它是整个学科群的核心，涉及到汉语言文字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对外汉语教学在研究方向上可分为“道”和“术”两个层次。前者是这个学科的基础研究，后者是这个学科的应用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以下4个方面，而每个方面又包含不同的学科方向，围绕对外汉语教学这样一个研究核心，构建出放射状学科群落：一是本体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包括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音研究、汉语语法研究、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词汇研究、汉字研究、语义研究、篇章研究等。二是认识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研究。不仅要了解所教的语言，而且还应该了解教学对象。具体包括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汉语二语习得过程的研究、具体个案的专题研究、学习策略的研究、学习动机的研究等。三是教学论——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教学法研究。目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的手段来提高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语言运用能力。四是工具论——对外汉语教学手段与教学工具研究。对外汉语教学除了研究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学之外，还应该研究各种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工具，学校把这个层次称作“器”的层次。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2

【关键词】语义研究；语法研究；语义转向研究；汉语言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116-04

作为语义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也作为体验者和参与者，而对这场语义上的转向，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坚定立场和价值体现，并且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理论的高度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中延伸出来这次语义的转变进行客观的、公正的认识。这对此种情况，本文对汉语语法研究语义的转变及演变主要从四个方而进行论述及探讨，包括形式出发、意义出发、强调形式和意义的结合这四个阶段来对语义转向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同时，还针对现代汉语语义转向的方法进行相关总结，并整理出汉语语法研究向语义研究转向的各种原因，包括人们对语法、语义特点的特殊需求，语义对现在人们的生活文化交流的影响等。最后，现代汉语的语义转向对传统语法的冲击、继承和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形意结合、语义转向的方向指出表明。

随着语义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在逻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当中语义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语义的研究已经上升成为了时代进步的标志，在现当代的语言体系当中，语义逐渐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一一语义的转向，正因为如此，语义才被越来越多的领域所关注。在对语法的研究中，对意义和形式的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关注的，但是对于语义来说，各个领域的研究者还一直被其困扰着。从近百年的现代汉语发展的历史来说，对语义取向的转向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从语法分析、排斥语义到与语义的结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语法要进行进一步发展时，又碰到了语义转向问题。所以，这对这样的情况，对应当如何正确的处理语义问题成为现代语言学家们着重探讨的话题之一。

对于语义的研究，在整个语法体系当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语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语法科学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著作对语义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解释，更重要的是，很多用语义作为论述基础的语法理论已经得到了全而发展。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要更加有理由的相信，对于语义的转向时期已经到来，而且正在深入到每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当中。通过本篇文章的论述，对语义的转向期间所表现的种种特点加以分析探讨，同时还包括语义转向的原因和对语义转向的正确认识等等。这样透彻的了解，对于把握汉语言的研究历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结出一整套适合汉语言特点的发展道路和研究方法。

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义取向的嬗变

在语法体系中，语义所处的地位会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研究者整体的改变而产生发生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语义的变化大致发生了以下几种转变：

（一）从语义的层次角度，意义处于次要地位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时期，主义理论已经开始广泛的影响着中国的很多学者，特别是在文法革新阶段，广为流传的两种理论就对开始吸收分布理论加以改造，这两重理论为“方光焘的‘广义形态’和陈望道所提出的‘功能中心”’这些学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当时的语法构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就算是影响较为广泛的两说学说都没有对语言构架形成系统化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语法的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其中赵元任的著作《国语入门》-书是第一个全而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的。这当中对语句的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且针对相应的位置去确定了主宾语，并总结出了几种简单的造句语法。

但是这当中着重强调的是对结构的分析，相反，对于语法所表明的意义却没有进行多少谈论，这和传统的语法从意义出发的根本角度差别很大，同时，还较为注重证实方法论和同质语言关，并且两者的关系还较为密切。回避或者是排斥意义的异质要素的必然因素是对语言系统内部同质要素的注重和对其构成结构主义的考察和证实，为了全而的保证研究的严密性和可行性，就对意义进行了研究范围的缩小和牺牲，这从根本上加大了研究的可能性。我国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有一部关于汉语言语法的著作，它就是成功的把结构主义中国先列，在整个语法研究中的，对汉语言语法研究体系都带来的深远影响，这部著作出发点跟别的著作有很大的差别，它是以形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整个句子的层次和次序包括成份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句法的成份和确定主宾语的关系都是以位置来确定。这部著作的横空出世，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到一九五五年五月；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两个阶段期间引起了争议较大的两次讨论，这两次的讨论主要是针对词类和主宾语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讨论之后，得出了“从形式出发、同时结合意义”的语法研究共识。但是由于当时学者的认识和意识不够，对于语义的问题却没有展开相应的讨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从形式出发”的这一研究理念再后来的语法研究中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此后的很多学者，对汉语言语法的细致探索和深入描述都成功的运用了这一方式。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结构主义在语法中取得了相应的地位并得到认可的著作是熙的《语法讲义》，这让语法研究增加了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使语法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同时也让结构主义在语法研究中取得了可支配的地位。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四十余年的研究，对于语法的形式分析已经由浅入深，最终成为了主流理论，这样的突破，对推动我国语言的发展，推动我国语法研究更加的现代化和精密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语法结构主义已经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体系，但是对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也做了相应的揭示和分析。但是处于当时形式主义作为主要潮流的社会背景中，加上白身的理论和概括的能力不足，纵然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没有改变形式主义成为社会形式的结果，所以，在语法的研究领域中，语义依然处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

（二）从意义出发阶段

在汉语言语法研究的前其，并没进行改革和创新，依旧是在传统的语法理论下进行，这当中出现了两个较为特殊的时期，分别是初创期和革新期，这两个时期均是源于罗马合和古希腊的传统语言学。异质观一直是当时所坚持的语言理论，包括对语言的注重和其外在的联系等，所以，在我国早起进行语法研究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来白于西方传统语法的影响，这就导致了早期的语法研究有从“意义”出发这一特点，以此作为后期句法和词类的主要依据。我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一部著作，是以语义和逻辑作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和完整的描写白话文语法的著作，这部著作是黎锦熙所作的《新著国语文法》。这部著作用意义来划分词类，但是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处境。这本著作的主语和宾语之间存在着“变式”的情况，在很多语句上，都有“受事等同于宾语”的状况。而后来的《中国文法要略》则是根据词语的概念意义用于划分词类的，对语法的说明和挖掘都较为注重。在词类划分上，根据意义的实质，主要把词类分为两类：实词和辅助词。实词一般是包括句子中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这些具有实际意义的词语，而这些实词还有下而的分支结构，分为：无形、事件、人物和物质这四个小类；而辅助词就是一个句子当中没有实质意义的组成部分，比如“的、地、得、和”等都属于辅肋词，以便使句子的结构和所表达的意思更加的完整。这本著作，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少用到主语和谓语这两个概念，形式到意义和意义到形式开创了汉语研究的格局。

总的来说，传统的汉语语法的研究对我国的语法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在一定形式上，为语法的研究指明了道路，同时也为语法的研究提供利理论和技术支持。但是，如果从意义这一观念来对语法进行系统分析，那么施受语义的关系就会和主宾语句法处于一样的地位，这是因为词类的划分主要用概念意义作为划分依据。

（三）强调形式和意义结合阶段

随着结构分析法在语法的研究中占据了重大的地位之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弊端所产生的局限性已经逐渐地被众多学者所清楚的认识。意义的牺牲来换实证性，由于语言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体系，只是从结构形式来分析，而把语义关系排除在外，这对语法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针对语法中的语义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比较新颖的一个想法，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基础。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探究，同时很多学者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阐述，最后使语法分析和形式分析都处于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几经沉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语义终于在语法研究中得到了一个确立的地位，人们不再只是针对形式分析、注重形式和意义的相结合为探讨的主流，而是逐渐把精力转移到语义当中。

（四）转向语义阶段

语义在语法研究中得到一定的地位之后，通过后来的发展，语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语义的转向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那个时候的学者甚至说道：对语法中的语义探讨是八十年代语法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说语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形式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针对意义的语法研究已经在国内起步。

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转向语义的表现特征

（一）研究方法向语义的倾斜

在上文已经谈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语义的研究就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主要趋势。而到了九十年代，语义格、语义特征和语义价等和语义有关的研究已经在语法研究领域全而展开，达到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二）研究对象向语义倾斜

语义探讨已经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这个过程长达十多年，这当中包含了语义范畴的研究和意义系统的构建和描写，其中探讨较为深入的是对句法语义的探讨，这充分表明了研究的对象已经偏向于语义研究领域。同时，当时定期举办的语法研讨会也研究过关于语义的问题，其中一九九四年举办的语法研讨会就以“句法结构中的予以问题”作为这次研讨会所研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为语义分析成为研究的主流铺平了道路。

（三）语法理论向语义倾斜

从外国引进的配价语法、格语法、生成语义学语法等这些相关的理论较为偏重于理论，是语法研究理论向语义倾斜的具体体现。同时原创性的语义侧重也决定了向语义的倾向。通过语义十余年的研究高峰期研究，可以发现在研究的方法、理论和对象这二而都已经显露出对语义转向的特征。所以，汉语言语义研究的转向是语法研究的以此重大变革，同时表明了我国的语法研究正在跟随现代语言学的节奏，打破了传统的以研究分析形势的模式，确立了语义的研究成为现今语法研究的只要方向。

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转向语义的原因

在语法研究领域中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之后，我们应该进行一定的分析，任何学术的诞生都需要适合的研究土壤，也就是说，一种思想诞生就必须要有有社会的需求和潜在的动力。那么针对语法研究完成向转向语义的转向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而进行分析：

（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存在着深入的内在需求

语义发生转向一定需要一个内因，也就是内在需求，这种需求就是语法研究白身的需要，这里存在两个条件，一个是可能条件，另一个则是必然的条件。

首先是可能条件，语义发生转向的可能是语义的独立地位确定的。一直以来，由于对形式结构的研究较为深入，语义没有得到独立的堤外。但是在过往的语法研究中，又时常会出现语义的影子，句子和语义不能很明确的却别开来，甚至有时候，会把语义作为句法的附属物。所以根本上区分句法和语义的方法，只能是使语义得到独立的地位。从而分别出语法机构有语法的结构，语义结构有语义的结构，这两者虽然有区别也有联系，根本上杜绝了混合不清的状况。同时，语义的独立，为全而的进行语法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语义转型的必然源于语义研究的薄弱。再通过对语义和句法之间的明确区分后，对于语义研究的欠缺就暴露无遗，这使得整个研究系统显得不协调、不自然，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研究是相对而言的，语法形式的研究在经历了许多的分析法之后为句法结构层次的分析和汉语语法单位的提取分类提供了严密的分析程序。当对形式分析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研究者再回过头来针对语义，却发现语义没有和他们多研究的体系处于一个平而上，也即照样还是停留在词义逻辑分析阶段。这导致了语义研究环节的薄弱，为了使语法的研究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明确，对语义的研究也就随之成为了必然。尤其在九十年代以后，之前对语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的情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观，语义的独立地位没有得到体现，所以在具备了一系列的语义转向条件之后，语义的转向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无可阻挡。

（二）现代汉语语法应用的要求

现代汉语语法的要求成为语法研究语义转向的另一个原因，改革开放之前的语法仅仅是作为我国母语的学习，是为了帮助学习者对中国语言的基本了解和语言规则，用以使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长此以往，人们对语言形式和句子成分分析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语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但是对于基本的过于教育需求还能够得到满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涌入了大量的外国人，为了保证外汉语的教学能够顺利进行，现代汉语所偏重的形式和意义研究导致的薄弱问题就显露无疑，语法的研究受到外汉语教学的严峻挑战。同时，在句法和表现形式等问题上，中文信息处理的实践也表现出了较大的不足。所以，而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不足这两个问题的挑战，是中国的语法研究者强烈的感觉到，语义研究在整个语法研究中是最为需要突破的一个关隘。

（三）受到外国哲学思潮的语法理论的影响

语言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不可能独立于其他国家的语言研究理论之外，中国汉语确实有它特别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不仅仅是用于彰显民族的特征和软实力，这样过于片而的拒绝国外的理论也不是真正的研究，同时要把世界的语言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发现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所以，国外的语言对于国语来说也具备一定的解说能力，同时也有很多值得汉语语法研究值得借鉴的理论，广外收纳国外较好的语言经验，对自身语言的完善发展和深化研究都会得到较大的帮助。在汉语语法的研究过程中，外来的理论，比如系统功能语言法、切夫语法、配价语法等等这些理论都对我国的语法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理论的引进，强调了语义分析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我国汉语语义研究。

（四）现代汉语语法所具备的的引导作用

如果较为片而的强调西方国家语言的影响力，从而对白己语言的民族特征进行忽视，这在语法研究领域也是极为不正确的，所以，现代汉语的引导作用就是汉语言的特点，其对语法理论和方法的引导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语法特点的引导和国外理论的推动从根本上促使汉语语法转向语义的研究行为，使之成为后来的研究发展趋势。

四、对现代汉语语法转向语义的认识

（一）语义的转向与传统语法研究的关系

回顾汉语语法研究的种种历史，会发现语法的研究终究与意义、个性和共之间存在着联系。汉语语法语义转向是在一定的基础上，是通过对传统的语法研究的结果进行接纳传承和一定形式否定的基础上决定汉语语法转向的，而并不是对传统汉语语法的简单回归，汉语语法语义的转向，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步入一个全新的台阶，是其对语义的分析进行形式化和精细化的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语义转向与形意结合原则的关系

语义的转向和形式形意的结合之间并没有存在任何矛盾，而是对其坚持实行结合的原则。在汉语言体系里而，形式和形意本来就存在，任何一方都不能也不会进行单独行事的存在，它们是独立和结合的统一。之所在语法语义转向之后再次强调两者的统一，不仅是为了形式与意义结合这一原则的普遍和重要，更是为了另一个值得我们考虑和反思的问题：“当今语法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一些要抛开一切句法而只从语义系统求解释的提法”值得深思。

五、结语

不管从哪一个方而来说，对现代汉语语法转向都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对传统的理论应该借鉴，这对我国的汉语言研究有着重大作用。现今，我国的语法语义的转向，是汉语语法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实现的以质的飞跃，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语法研究中语义处于薄弱环节的尴尬局而。对我国语法研究的深入和精细化的研究方向在形式化和可行性的追求上，将极力的推动者我国语法研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同时，也应该清楚的看到，在语法研究日趋成熟的今天，对语义研究的热潮依旧不减，应该再这样的潮流中，结合多种模式和研究途径，对汉语特点的方法和理论进行积极的努力的探索，以求取得更好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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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3

[关键词]文化研究；外向、具体化的路向；内向、深刻化的路向

人的行为皆有个实现什么目标及采用何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为交流方便，可简称为路向问题。学术研究是人的一种高层次的智力劳动，但同最简单的走路一样，同属人的行为的一种，也存在研究旨趣、目标及研究方式这一路向问题。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化研究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也必然有个路向问题，只是目前人们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而已。近来读了由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生、河北工程大学社科部教授杨英法所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1]这部学术专著后，笔者对文化研究上“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与“内向、深刻化的路向”这两种路向的差别豁然洞明，真有酣畅淋漓之感，现结合此书，对文化研究上的路向与转向问题试做分析，以期能对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完善略尽绵薄之力。

一、当前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基本是“外向、具体化的路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原先潜藏于心底的精神文化需求被释放出来，导致文化日趋兴旺，日益普及到普通大众，日渐与经济融合，作用和地位日渐提高，目前已成一个企业、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最主要因素。[2]1在此形势下，对文化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相关研究论文、著作层出不穷，但其基本路向是外向、具体化的，主要研究怎样把文化资源化为现实财富，怎样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既是政府的推动，企业的选择，也是学着自己的旨趣转换所在。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图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乃至企业的共识。为贯彻落实文化图强战略，将其付诸实践，“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兴市”、“文化立市”、“文化强县”、“文化兴县”、“文化强镇”、“文化兴镇”及“文化兴企”等一系列具体战略又被纷纷提出。先是省级党委、政府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等战略；而后，地市级党委、政府则提出了“文化强市”、“建设文化大市”、“文化立市”、“文化兴市”等战略；随之，县及乡镇党委、政府又提出了“文化强县”、“文化强镇”等战略；最后，企业又提出了“文化兴企”等战略。[3]6“文化图强”战略逐步得到贯彻落实，一步步得到实践，文化产业日渐崛起，正成为国民经济、地方发经济新的增长点，研究文化产业、文化创意、文化经济所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立项的课题乃至召开的学术会议，都层出不起，汗牛充栋，不可胜计。

二、杨英法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开辟了文化研究“内向、深刻化的路向”

杨英法的学术专著《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以探究文化与语言间的密切关系为切入点，从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对大中华文化作了全新探讨，将文化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天地。这明显开辟了文化研究不同于通常“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代表了文化研究的深化和转向。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上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语与包括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这一大中华文化圈间的密切关系日益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的体认，学术界都已普遍体认到：汉语是大中华文化的根基，也即汉字、汉语是大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信息记录者，承载着全球华人的文化基因，框定着华人的思维方式，蕴含着华人的哲学观念、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生活习俗、称呼称谓、人际交往方式等诸多文化信息，把握中华文化就必须了解汉语和准确把握汉语与中华文化间的关系，在世界上推广汉语就是传播中华文化，就是提高中国、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我国的林宝卿、邱崇丙、申小龙、郭锦桴、杜晓庄等学者具有开拓先行之功，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不过，目前这个路向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很多方面只有框架、轮廓，尚待深入、细化；主要研讨汉语对大中华文化的影响，而对文化对汉语的影响，探讨还不足；主要研讨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对汉语与近现代文化，尤其是汉语与网络文化的关系等，探讨还不常见；主要针对整体的汉语立论，对于方言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鲜有涉猎。杨英法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把文化研究的重点由外向、具体化的路向转为内向、深刻化的路向，着力探究大中华文化与汉语间的关系，阐明汉语对大中华文化的根基性作用，并把西学东渐、网络文化对汉语、中国文化的影响及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等，纳入研讨范围，在学术上具有拾遗补缺、理论升华之功，在实践上又可从深化理解、练好内功的角度间接促进文化创意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语言的准确应用，并可促进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有效促进我国软实力的提升。

当今社会已经入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地区，乃至企业，竞争力高低、生死荣衰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势下，文化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日渐深入。语言是文化建构和传承的工具，是文化存在的重要标志符号，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语言的面貌、特征深刻影响着文化的面貌、特征，文化的发展变化又深深影响着语言的演变。因此，随着对文化研究的深入，势必涉及语言问题，有必要将语言和文化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汉语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语言，其面貌、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国民族文化的面貌、特征，不洞透汉语就很难真正把握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随着传统文化在凝聚人心、增进和谐、纯正风俗、提升国家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逐渐被人们认知，有必要对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做综合性研究，对汉语背后丰厚的文化意蕴进行探究。杨英法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先行一步，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其多年来这方面的相关感想、体会，试图探究汉语背后所蕴藏的中国历史上包括生产、生活、政治、军事、思想观念、民俗风情等在内的诸多文化信息，不仅可深化对文化的研究，加深对汉语的了解，还可推进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兴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一份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书可谓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力作，尤其是文化研究“内向、深刻化的路向”上的开山奠基之作，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种观点：

语言是文化建构和传承的工具，是文化存在的重要标志符号，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语言的面貌、特征深刻影响着文化的面貌、特征，文化的发展变化又深深影响着语言的演变。因此，随着对文化研究的深入，势必涉及语言问题，有必要将语言和文化综合起来加以研究。

汉语是包括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在内的大中华文化圈的主体语言，是大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信息记录者，其面貌、特征深刻影响着大中华文化的面貌、特征，承载着全球华人的文化基因，框定着华人的思维方式，蕴含着华人的哲学观念、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生活习俗、称呼称谓、人际交往方式等诸多文化信息，完全可以说，汉语是大中华文化的根基。

思维借助语言的材料（词的声音、意义，句子及其组织结构）方可进行，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理的展开都要借助语言才能形成并固定下来，思维的成果也要依赖语言来表达。因此，语言虽是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特点的体现，受民族思维方式的制约，但又构成一种思维框架，规范着民族思维的运作和发展。作为用于记录和传播汉语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是方块字，不仅表音，而且以形表义，具有形象性、立体感，由此造成华人善于形象思维、整体思维而弱于抽象思维、分析思维，重直觉顿悟而轻逻辑推理，喜直观类比而疏于抽象论证，进而造成华人在哲学上，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哲学和道德哲学兴盛，而本体论、认识论的研究薄弱；在科学上，经验科学发达，而理论科学薄弱；在语言文字使用上，讲究意合，“形入心通”，而忽视规则标志；喜欢从个别事物来观察、思索，习惯于用具体、形象的词汇，用意象组合的方法而使语言表述富于图像化，即使在论述抽象的概念和道理时，也常用相应的具体形象，使概念生动可感。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并占居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大量外来词汇，如克隆、拷贝、可口可乐、卡拉OK、OK、GDP等大量进入汉语体系，不仅改变着汉语的面貌，而且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由重人文而轻科技一改为重科技而轻人文，由崇尚忍让一改为崇尚斗争，由重义轻利、耻于言利一改为极强的功利主义、唯利是图。

汉语除了普通话之外，还存在大量的方言。方言是各地居民日常交流的习用语言，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远较普通话为大。方言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具有很强的民俗文化意义，蕴含着一个地方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在内的诸多文化信息。不研究方言就很难真正通透华人文化。

本书不再把对汉语、中华文化的视角局限于大陆，而是扩展到港澳台和海外华人；把当今学界关于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学术专著尚较少纳入的西学东渐、网络文化对汉语的影响及方言与地域文化间的关系等，也纳入了自己的研究体系，这是颇有创新性的，大大拓展了语言研究、文化研究的视野。本书不仅在文化研究的“内化、深刻化”这一路向上具有开山奠基之功，而且可从深化理解、练好内功的角度间接促进文化创意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语言的准确应用，并可促进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有效促进我国软实力的提升，十分有价值的。当然，就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对文化的研究而论，本书的研究毕竟还处于初创阶段，轮廓虽然已显而细节毕竟未备，还需要在具体化上下功夫。

三、两种路向的互补共存、互促共进是文化研究的必然态势

文化研究上“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与“内向、深刻化的路向”，这两种路向具有明显的区别，不容混同，但两种路向毕竟又是互相依存、无法独进的[4]34，没有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研究的深入，外向、具体化这一路向的研究也会受到制约，导致文化产业推进的乏力；同样，没有外向、具体化这一路向上的研究的推进，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的研究也会缺少现实需求和工具支撑而踯躅难行。因此，两种路向的互补共存、互促共进[5]15，才能保证文化研究深刻而顺畅地推进，在学术研究完满化追求的推动下，此也会成为文化研究的必然态势。因此，对文化进行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的研究，已成将文化研究引入新天地的迫切需要。“外向、具体化的路向”居外居明，“内向、深刻化的路向”居内居暗，二者互补共存、互促共进，共同推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当然，因为二者“内向、深刻化的路向”的研究明显不足，已出的成果在数量上与“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上的相比差距犹如天壤之别，需重点推进，着重加强。

参考文献：

[1]杨英法.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杨英法.文化图强正相宜――兼论邯郸市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径[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3]杜献宁，杨英法.文化大都――邯郸推进“文化强市”的合理追求[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4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薜戎??д撸??橇斓剂擞镅运?缙诘暮河镉锓ㄑ芯俊⒑河锓窖匝芯俊⒑河镆粼涎芯俊⑸偈?褡逵镅匝芯俊⒑河镉镆粞芯康妊Э频墓ぷ鳌?/P>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文革”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钡摹堵硎衔耐ㄓ胫泄?锓ㄑА?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傅懋勋、罗季光 1978 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蕖⒅芏ㄒ弧⒄攀倏怠⒙奚饕侵鞅 1984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 1989 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 1989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 1956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 1992 《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 1981，1982，1984，1985，1986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5

在国内汉语方言的大面积普查告一段落之后，近年汉语方言研究有向国外拓展之势。2008年7月4-7日由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在广州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正好代表并及时反映了这一发展势头。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台湾、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本届会议围绕“海外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研究”、“海外汉语方言与中国大陆母体方言的比较研究”、“海外汉语方言与方言流行国外族人语言的比较研究”、“海外汉语方言与华人华侨历史文化语言生活等其他研究”四个主题展开，著名方言学家张双庆、张振兴、詹伯慧、李如龙等作了学术发言并参加了圆桌研讨。

由于东南亚是世界华人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暨大作为侨校的主要海外学术交往联系之地，因此，本次会议的研究主要围绕东南亚汉语方言展开。如作为主办单位的暨大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教授陈晓锦早有专著《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被誉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先声”，本次会议她把研究拓展到有百年乃至数百年华人生活的中南半岛（含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五国）的14个方言点，涉及当地广府话、潮州话、福建话、台山话、客家话、云南话，其调查范围最为广泛。

中亚汉语方言，由于其形成的历史、使用的民族、生存的多语环境和发展演变的趋势都有其特殊性而成为国内学者的另一关注重点，与会学者周磊、刘俐李和林涛等特别探讨了中亚汉语方言的命名方式（东干语、中亚回族话还是中亚汉语方言）、它的历史形成原因、目前的生存环境和已经形成的族际现象，出于对其发展态势的忧虑，赵晓娟呼吁要“抢救中亚回族语言，保护中亚回族文化”。

由于海外汉语方言与华人移民史、华族所在国多语生存环境以及故国文化密切相关，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与本土汉语方言研究有所不同，因此，李如龙、张振兴等学者特别提出要吸收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并注意与本土方言进行比较研究，结合移民史和当地社区的语言特点开展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影响研究。张双庆《菲律宾闽南方言的借词》、邵敬敏《港式中文与语言接触理论》、杨启光《印尼语闽南话借词及其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林素娥《新加坡华语句法特征及其底层方言成因初探》、甘于恩、《漫谈新加坡华语的混杂性》、严修鸿《新加坡客话要略》、冼伟国《印尼语闽南话借词及其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思考》、孙玉卿、张赛英《汉语方言对印尼城市中文名称影响的语音分析》、刘镇发、袁方《泰国北部的西南官话方言》、苏轩正《台中东势客家话的归属初探》、施其生《台中方言的结构助词“讲”》、汤翠兰《澳门土生葡人粤语特点初探》、伍巍《马来西亚吉隆坡粤语浊上归去探讨》、邵宜《吉隆坡现代粤语阳上变阴去现象解因》、张屏生《大陆福建、新加坡、台湾三地同安腔闽南话的比较》、以及周清海《海外华人在多语背景下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态度――兼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意义》等，都在各自具体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研究视角、方法和理论上的自觉。

本次会议还有学者特别关注到海外汉语共同语的实际存在形态的问题。汤智祥《论华语区域词语与汉语方言词语的相互关系》认为，“华语”是一个在当代全球范围内比“汉语”、“国语”、“普通话”、“中文”等名称更为概括、更为准确、从而更具代表性的名称。刘新中和韩慧灵《闽粤客三大方言对通俗华语的影响》则把在东南亚受闽粤客影响下形成的华人共同语称为通俗华语。陶原珂《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多伦多粤语》则指出，全球华语的通用情况可能存在区域性差异，就多伦多而言，华族通用的共同语其实是Cantonese，无论是华人的服务行业还是汉语学术，人们要求使用的都是粤语而不是Mandarin（国语、普通话）。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6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偏重

收稿日期：2007―11―20

作者简介：程书秋（1970―）,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一、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一种语言，必须同时学习该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从教学的角度看，教授一种语言，同时也在教授一种文化。我们可以认为有纯粹的文化教学……但没有完全排除文化的语言教学，比如不可能有与法国文化完全无关的法语教学。所以，我们认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既不可分，又相辅相成。可以这样认为：不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很难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很难真正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

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也表明，成功的语言教学往往伴随着成功的文化教学，文化教学不到位，语言教学的效果也将直接受到影响。下面是笔者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案例：一个刚来中国才一年半的韩国留学生由于学习刻苦、努力，在第一次参加HSK考试时就取得了7级的好成绩，作为他的汉语教师，笔者由衷地称赞他“你真棒！”，这个学生也极为真诚地对老师说：“老师，你真会拍马屁！”这个小小的案例告诉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忽视文化教学，只注重纯语言教学是行不通的，语言教学必须与文化教学同时进行，只有将语言教学放在文化教学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避免出现“文化休克”现象。

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现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功能法的引进以及国际“汉语热”、“文化热”的兴起，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围绕着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如何进行文化教学进行了热烈、持久而有意义的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问题

语言教学中要不要渗入文化教学？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尚且还是一个有待肯定的问题。受传统教学法的影响，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普遍将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看成是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目的，而把文化看成是历史、地理、哲学等非语言专业的教学内容。这种纯语言教学的观念和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低下。以后，随着熊文华、朱文俊（1980）、吕必松（1981）、张占一（1984）等学者先后提出在语言教学中应重视文化背景知识教学的观点，我国语言教学界逐渐走出了“就语言教语言”的传统教学模式的藩篱，并迅速在语言教学中必须进行文化教学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二）文化教学的内容与分类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必须渗入文化教学，这已成为公论。但文化的内容浩如烟海，究竟哪些文化内容该纳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范畴，哪些文化内容不该纳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范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给文化教学准确定位。1984年，张占一先生在《汉语个别教学及其教材》中首次提出了“交际文化”的概念，他从功能的角度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容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认为：“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在交际时，由于缺乏有关某词、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识而发生误解。这种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知识就属于交际文化。”后又在1990年发表的《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一文中对“交际文化”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补充，增加了“非语言”的内容，扩大为“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交际文化”的概念一经提出，热烈响应者有之，严厉批判者也有之。但不管怎样，事实证明，后来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定量、分类以及文化导入方法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这个概念的认同和深化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赵贤州（1989，1992）、陈光磊（1992）、林国立（1996）、魏春木、卞觉非（1992）、孟子敏（1992）、胡明扬（1993）、梅立崇（1994）、葛中华（1994）等。可以说“交际文化”作为一种语言教学理论已经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正在日趋成熟和完善。

（三）文化教学的方法与原则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除了对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定量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外，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另一个研究热点就是关于文化因素教学的方法与原则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共出现过四种观点，即“文化导入说”、“文化揭示说”、“文化融合说”、“文化语言有机化合说”（苏金智1992），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文化导入说”和“文化揭示说”。赵贤州先生最先提出“文化导入说”，并对文化导入的原则作了探讨，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文化知识的同步导入时必须遵循“阶段性、适度性、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此后，魏春木、卞觉非（1992）、陈光磊（1992）、张英（1994）等人也先后对文化导入的内容、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陈光磊提出文化导入有四种方法，即“直接阐释法、交互融合法、交际实践法和异同比较法”。张英则认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比重在整个预科教育阶段是个‘变量’，它的规律是：由少到多，逐步增加”。并规定“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比重，在初级约为5∶1，中级阶段约为4∶1，高级阶段则要上升到3∶1”。“文化揭示说”的主要倡导者是张占一和吕必松等学者，其核心理论就是“交际文化”，即主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揭示那些隐含在语言系统中的能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文化因素。

（四）文化教学的大纲与教材问题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文化因素教学的重视和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文化教学大纲的构建与教材编写问题。林国立（1997）指出：“和语音、词汇、语法、功能一样，文化因素的教学要遵循（因此要构建）汉语的文化因素体系，要制定文化大纲。”“文化大纲的基本内容是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民族心理、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吴晓露（1993）则对语言文化教材中如何直接介绍交际文化进行了探讨。总起来说，上个世纪90年代对文化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讨论基本都是围绕着文化因素的教学来进行的。2000年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张英（2004）和赵宏勃（2005）在严格区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突破了仅在语言课教学范围内进行文化因素教学研究的局限，主张重视专门的对外汉语文化课的教材和大纲的研究。

三、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不足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不足从整体上表现为研究取向失衡，具体来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偏重语言课中的文化因素教学研究，专门的文化课教学研究不够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体现在语言课中的文化因素教学，一方面是专门的文化课教学。前者是以分散的形式隐含在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中，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分散式文化教学”；后者则以集中的形式体现在专门的文化课教学中，我们姑且将其称为“集中式文化教学”。两种文化教学无论在形式、内容、教学方法还是在教学途径与手段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分散式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中级阶段占据主导地位，但学生从这种教学形式中所得到的文化知识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到了中高级阶段，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他们必然对这种零散的文化获取方式产生不满足感，这时就应该适时地给他们开设专门的文化课，集中地、系统地向他们传授中国文化知识。在分散式文化教学形式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是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辅，文化教学的任务是向学生传授跟语言密切相关的那些表层的物质文化，目的是让学生知道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某种场合该说什么话”，也就是使学生“知其然”。而在集中式文化教学形式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则表现为以文化教学为主，语言教学为辅，文化教学的任务不但要系统地向学生传授表层的物质文化，还要传授深层的精神文化，目的是让学生知道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那种场合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也就是使学生“知其所以然”。

目前，关于语言课中的文化因素教学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专门的文化课教学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今后应加强专门的文化课教学的内容、方法、途径以及手段等方面的研究。

（二）偏重语言交际文化研究，非语言交际文化研究不够

“语言交际文化”与“非语言交际文化”是吕必松（1992）先生给“交际文化”所做出的下位分类。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语言交际文化的研究成果所占比重很大，而非语言交际文化的研究成果尚不够丰富。对“非语言交际文化”给予较多关注的是毕继万先生，他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研究及其与对外汉语教学之间关系》、《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等文章以及专著《跨文化非语言交际》一书都对“非语言交际文化”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三）偏重文化差异研究，文化共性研究不够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克服不同文化之间交际障碍与文化冲突的最好办法是进行文化对比，“对比的重点是差异和冲突，目的是遏止负迁移；对比的原则是只比异同，不论褒贬，以共时对比为重点，着眼于解决交际中的现实问题，对比的应是主导（体）文化”。（毕继万、张德鑫1994）毋庸置疑，在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中，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造成交际障碍的主要因素，研究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对第二语言和文化的习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正如语言有个性也有共性一样，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尽管存在显著的个性差异，但由于不同民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因此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肯定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即所谓的“文化偶合现象”。“文化偶合现象”在第二语言和文化习得过程中将起到“正迁移”的积极作用，它对指导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同样十分重要。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该问题尚未引起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应有重视。

（四）偏重主体文化研究，亚文化研究不够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的文化粗略地分为主体文化和亚文化两大类，主体文化指那些最能代表和体现一个国家文化特色的主流文化；而亚文化则包括由地域、民族、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各种地方文化、都市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等。主体文化实际上是对亚文化的一种概括和抽象。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其主体文化和亚文化的区别可能不太明显，因而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不必过多关注亚文化对第二语言习得造成的影响，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尚存在城乡差别的国家来说，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却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亚文化的存在以及它对汉语习得所造成的影响。

受历史的、地理的、自然的、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尽管同样生活在中华民族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文化风貌却迥然不同，有时甚至会出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巨大文化差异。所以，在诸多的亚文化中，我们认为地方文化对汉语习得的影响最大，也最值得关注。充分重视并研究地方文化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尽量发掘地方文化对留学生习得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积极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我国目前现状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四、小结

本文对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目前我国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认为这些不足从整体上表现为研究取向失衡，实际上是呼吁我们应该重视以下这些方面的研究，即专门的文化课教学的研究、非语言交际文化的研究、文化共性的研究、亚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毕继万,张德鑫.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文化研究的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1994，（2）.

〔2〕陈光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3〕程棠.关于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4〕葛中华.文化考察的新视角――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J］.汉语学习，第1994，（3）.

〔5〕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4）.

〔6〕梅立崇.试谈陈述性文化知识和程序性文化知识［J］.汉语学习，1994，（1）.

〔7〕孟子敏.交际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1）.

〔8〕林国立.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与定量问题刍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1）.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7

关键词：性别语言差异 ；概况；原因；问题

1 汉语性别差异研究概况

性别语言学的研究，国外开展得比较早，进行得比较充分；汉语的研究起步则比较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涉及这一课题的语言学著作较早的有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近期的有祝蜿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王德春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等。专门研究性别语言的专著较少，除了孙汝建《性别与语言》，就是白解红《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这些研究是从社会学、心理学、词汇学、语用学、修辞学及跨文化交际学等角度入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国外相比，我国对性别语言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第一，汉字方面的研究。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沉淀着丰富的社会文化，透过对汉字的分析，我们会看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所从事的主要活动。目前关于此类汉字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于对女部字的研究，大多学者是从《说文解字》的角度来分析女部所反映的社会性别文化，如王宁《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第三章第三小节的《女性意象》、学位论文如王燕的《说文女部字与中国传统文化》、苏庆红的《说文女部字研究》、戴红亮的《女部字语义与文化内涵透析》、王琳琳《女娲与汉字文化――从汉字的女部字看古代妇女地位演变》等。

第二，语音方面的研究。语音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直接的记录思维活动的符号体系，是人类最重要和最方便的交际工具之一。我国性别语言研究在此方面的研究比较早，现代语音学的开创者赵元任先生早期就提出“女国音”现象。而到目前为止，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高、音长、音色、音准四个方面。如，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注意到了男女在语音和升调上可能造成的差异，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中提到了语音与社会方言中的男女性别差异，曹耘的《北京话语音里的性别差异》、胡明扬的《北京话“女国音”调查等》。

第三，词汇方面的研究。词汇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浓缩，反映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两性用词自然就反映着文化群体的状况，因此便会有存在差异现象。白解红的《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中指出女性更喜欢使用情态词语、特殊的色彩词、委婉语等，而男性在交际时往往会夹带一些禁忌语、咒骂语等。曹志耘的《语气词运用的性别差异》、钱进的《成语和俗语性别差异的文化透视》、阿民的《汉语称谓中的性别歧视》、吴晓燕的《汉语譬语使用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第四，语法方面的研究。曹志耘的《语气词运用的性别差异》提到女性较多使用感叹句、疑问句，尤其是反问句；男性更多地使用祈使句和陈述句。杨春的《性别语言研究》中指出词序上存在“男尊女卑”性别观。

第五，言语交际方面的研究。根据语言学家们对社会交往中话语状况的考察显示，在话题的选择、话题量的大小、话语策略等方面，男女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如许力生的《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研究》（1997）、李颖的《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研究》（2004）；在言语行为方面的研究论文如丁讽的《汉语请求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2002）、潘小燕的《汉语道歉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张洪莲的《会话中打断现象的性别差异探析》（2009）；在非言语交际的性别差异方面也有一些人进行了研究，如吴定芳的《从非言语交流的性别差异看女性的地位》（2008）；近年来研究交际失误的论文也陆续出现，如吴淑琼的《会话中性别语言差异及其对跨性别文化交际的影响》（2003）、王菊娥和张琳的《性别文化差异给跨性别文化交际带来的矛盾与困惑》（2006）。语言学家们对社会交往中话语状况的考察显示，在话题的选择、话题量的大小、话语策略等方面，男女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总的来看，女性谈论较多的话题是涉及个人、当前关系；而男性喜欢的话题则相反，较少直接袒露自我，与即时情景常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交谈过程中，女性往往表现的相对比较合作，比较注意听者的反映与参与；而男性则常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倾向于由自己来控制话题的选择和说话的机会，不肯轻易向别人让出发言权。

2 语言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

（1）生理原因。

与生俱来的性别特征把人分成了男性和女性，生理特征确立了人们要经历的性别社会化过程。生理原因所造成的两性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这是由于两性发音器官的解剖构造不同而直接导致的。

（2）心理原因。

两性不仅是在生理上存在先天的不同，在个性心理上也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也会影响到言语交际中的话题选择及风格等。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对声音的辨别、颜色的感知能力相对比较强，因此对于颜色、服装等话题要比男性知道得更多。而由于受到社会的影响，使女性的心理比较敏感、脆弱，而男性的心理则比较强势，因此男性讲话往往比较干脆、利落、简明，用词肯定，常使用一些咒骂语；而女性用语往往较为含蓄、委婉，用词模糊。

（3）社会文化原因。

两性用语之所以会存在着这么多的差异，其最主要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由于在原始社会中，几乎一切都是需要靠手工获得的，因此在社会分工中，男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和社会工作，女性则多是照顾家庭，男性就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形成了中国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男性文化就成了主流文化，男性是社会历史的发展主体，而女性则只是男性主题关照下的对象化客体。而且儒家文化也促使人们就对女性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子从”的刻板印象。这种种因素就从本质上影响了男女两性的用语差异。

3 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性别语言的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还是存在着有待改善的地方：

首先，本土化的研究还有待加强。由于参与性别语言研究的人员中有大量的学者是研究外语方面的，他们在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将汉语和外语研究结合起来的道路，但是对于如何挖掘汉语中存在的性别问题，汉语中两性在语言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的表现如何，仍是今后语言学者努力的方向。

其次，还需大量的研究汉语性别语言的专著出版。虽然有许多的著作有专门介绍性别语言问题，但是真正的针对汉语中的性别问题进行研究的专著还太少，而且其成果还基本上停留在引介的阶段，深刻的独立研究还需要大量的语言学者进行深入的探讨。

最后，还需不断地壮大研究队伍。由于真正研究汉语性别语言的汉语学者还不多。所以还需要从事汉语研究的大批学者带领他们的学生对汉语性别语言的现状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杨春.性别语言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2]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许力生.跨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8

1.存在的问题

1.1专业课程实际分布不均衡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理论课程学习时间是三年，而在这三年中，大学一年级主要开设的是公共课程，几乎没有安排专业课程的学习。对于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刚刚入学的大学生而言，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感受这个专业的魅力，甚至没有了学习的兴趣。很多专业课程需要两个或三个学期才能上完，比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等。还有一些课程从时间上是连贯的，循序渐进的，需要上完一门课程才能开始另外一门课程，比如上完古代文学才能上现当代文学，理论课程必须放在语言、文学类课程之后等等。由于大学一年级没有开设专业课程，大学二年级才开设，所以很多专业课程都集中在大学三年级，这对于即将进行实习或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压力。

1.2课程设置单一化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培养方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一共三大块：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而课程设置的主要部分（课堂教学的重点）是专业课。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大多局限于文学类和语言类课程，比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这种知识结构已经不适应90后大学生的知识需求，也不适应未来市场发展的需求。在实践课这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目前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课安排方面，只是局限于中小学语文教育和秘书实务两个方向，也已经不适应未来市场发展的需求。

2.改革建议

2.1文理渗透，形成通识教育思想

我们现有的教学培养方案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以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论、文学理论等作为主干课程，课程结构中基础理论所占的比例较大，实践课程相对偏少，“宽口径”特色实践能力的培养突出不够。此外专业方向课程少，如只根据师资力量开设了文学语言类基础课程，其他如唐诗研究、宋词研究、古代小说研究、修辞学和鲁迅研究、新诗研究和海派文学等课程，则没有开设；因此，专业特色就显得不够鲜明。课程建设方面应以“课程开放”为标准，开设新课，改造老课，既保留传统专业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又形成突出能力运用为目标，按“通识课”思路、“适应性”原则、“多接口”模式，建设便于自学、实用性强、适应面广、学以致用的新课，并改造原有的传统老课，最终实现“课程开放”。课程类别应包含通识教育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公选课程以及实践环节课程等。还应贯彻落实“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理念，调整课程体系，将重视知识点传授、以培养知识型人才为主的教学模式调整为以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主的能力型教学模式。

2.2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提高学生的汉语言应用能力

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是理论课程教学。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历年来招生人数有增无减，社会需求虽然也在不断增大，但总体来说是趋于饱和，所以该专业的一般人才面临着就业难的严峻考验。如何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培养方案，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问题，应注重理论课程和应用课程的结合，进一步强化听、说、读、写类应用课程以及办公自动化等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能力的课程，在教学中把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结合起来，强化学生应用能力、操作能力的培养，这是我们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此外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展文学采风与创作实习也是实践教学的很好途径。我们可以充分利用陕西这个文化大省的优势，以古今作家的故里或者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作为实习基地。首先由专业教师讲课，进行专业认识教育，要求学生在第一线深入理解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本专业基本理论或技能等。再通过深入民间采访、请专家介绍、座谈会讨论等形式，最终要求学生或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加工，或对著名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或者写出调查报告，从而达到提高学生文学创作或文学鉴赏以及批评的能力。

2.3实行学分制，多开选修课

目前主要是以课内必修课学习为主，选修课非常有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有宽厚的知识面，应该多开选修课，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其研究能力。课程设置应既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课程，又具有可供学生就业选择的方向课程，同时更具有开阔学生视野和拓展知识面的公选课程，形成课程设置“宽”和“厚”的鲜明特色。可开设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欧洲文学专题研究、美国文学专题研究、中国话剧研究；美学、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与批评专题研究、比较文学、民俗学等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侧重某一方向修读专业选修课学分；建议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学生选修2-3门历史学课程、2-3门政治学、哲学课程、1-2门社会学课程，以完善知识结构。

2.4增加实用性课程，重视就业培训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9

从13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远涉重洋，以“世界一大奇书”《东方见闻录》揭开元帝国神秘的面纱，到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利马窦等人率先以拉丁文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向西方推介孔子的儒家学说，到法国文豪伏尔泰醉心地将中国京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五幕话剧《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都有汉学家的功劳在里面。几年来，与欧洲的汉学家接触得越来越多，来往得越来越密切，切实感受到欧洲汉学家对中国的情感和他们在中国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与贡献。

欧洲汉学家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双向桥梁

雪后的冷雨中，穿过开阔而碧绿的草地，走进明黄色古堡式的波恩大学汉学系大楼，迎面扑来的浓郁书香和亲切的汉语问候，使我们感到格外欢悦与温馨。

顾彬（Wolfgang Kubin）先生，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中等身材，花白头发，步履稳健。棱角分明的脸庞，透出凝重而坚毅的神情。他用厚重的大手与我们紧紧相握，随后逐一介绍了自己的年轻同事与助手，包括一位中国的合作伙伴，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教授王平女士。顾彬先生以浑厚而略带沙哑的喉音，吐出了清晰的汉语，介绍了波恩大学的汉语言文化教学和研究成果。

波恩大学成立于1818年，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建于1904年，而汉学系则是1954年从东方语言学院分立出来的。目前，该系与大学的中文系合作，共同培养通晓汉语言文化的人才。中文系重在培养汉语翻译专业本科生，汉学系重在培养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两系学员共计500余人。顾彬教授和他的助手除了培养学生外，还办了两种介绍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术期刊《袖珍汉学》和《当代亚洲文学》，并且编撰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前4卷。他们还把台湾省出版的画册《台湾故宫国宝展》，从繁体汉字译成德文，在德国孜孜不倦地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何谓汉学？人们对有些看似非常熟悉的概念了解得还不是很确切。一般而言，国外称汉学为Sinology，Sino指“秦”，以历史朝代指称中国。《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对“汉学”的定义是：“对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Sinology译为现代汉语的称谓，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称“海外汉学”，指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另一种认为应称为“中国学”，即国外对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研究。

海外汉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有明显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史上的海外汉学是一门以古代汉语、文学和哲学、历史为主的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外汉学的内容逐渐拓展。目前海外汉学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汉学或中国学，是一门研究中国所有方面的学科，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囊括中国方方面面的综合性整体学科。欧洲汉学家犹如一座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双向桥梁，在增进中欧沟通与了解，加强中欧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过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中国学者王平教授高度评价波恩大学和顾彬教授，她说：波恩大学汉学系是华东师范大学在德国认真考察一圈后才选定的合作伙伴。波恩大学汉学系自1985年起，坚持每年邀请中国大陆学者来此访问和授课，顾彬教授本人则每年抽出60天访问中国，除了完成本人的学术研究课题外，还到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院校用汉语讲授德国文学史。

顾彬教授在汉学系图书馆资料室与我们会谈，10多个人围坐在一张椭圆形桌边，我们的背后四周都是摆满各类研究中国专著的高大书架。顾彬教授还引我们参观了他及其助手的办公室，每间不过18～19m2，也都是四壁皆书，像是在不同的小书库中间摆了一张办公桌，而桌上也是叠床架屋般的古今中外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不乏《四部丛刊》《淮南子》、《史记》等令当代中国青年都视为畏途的大部头中文古籍。难怪王平女士感叹：“波恩大学汉学系的教师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研究人才，埋头苦干，以一当十。在当今整个德国汉学界都在为钱和利奔忙时，只有顾彬教授筑造的这个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象牙之塔’还卓然屹立。”

不过，顾彬教授的两位德国助教对于“象牙之塔”所可能隐含的“守旧”内涵并不认同，他们补充介绍说：波恩大学汉学系和中文系也非常重视研究当代中国，他们两系合作每隔两个月举办一次有关中国情况的演讲，曾经邀请前驻华使节来此介绍当代中国经济情况，还准备近年在校内举办中国电影节。

波恩大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合作项目――汉字研究资讯中心，也透射出新世纪的勃勃生机。王平女士饶有兴致地为我们演示了输入计算机的汉字数据库，一个“房”字，牵连出北京的新老十大建筑的雄姿，故宫的三大殿，城市新民居，以至草原的蒙古包、傣家的竹楼和藏族的石屋……图文并茂、神采粲然。王平女士不无振奋地说：德国统一后，波恩仍是经济和文化中心，我们与波恩大学汉学同行有志于在此建立汉字博物馆，辐射和吸引整个欧洲，以汉字为媒，介绍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对此，顾彬教授颔首微笑，眼里流露出赞许和热切的目光。

走出汉学系的古堡式建筑，已近薄暮，天空墨云洇染，冷雨依然，但放眼望去，门前开阔的绿茵茵的草坪，显得更加繁茂而旺盛。

一百年前国王说“学习汉语非常重要”

17世纪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einand Verbiest）曾来华传教，他是康熙皇帝非常信赖的朋友和近臣。南怀仁为清朝廷制造的6件天文仪器，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古观象台上。

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为接待我团访问设计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先参观学校图书馆和汉学系资料室，并举行小型座谈，然后陪同我团拜会鲁汶大学副校长，最后举行晚宴，在高朋满座的校办餐厅里继续自由交谈汉语言文化话题。

在汉学系资料室里，陈列着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这是1898年比利时国王亲笔写给鲁汶大学校长的信。信笺很像从学生的蓝色横格本中间的骑马钉上摘下的连体跨页，纸页已经旧得发黄，但流畅的外文手写字体却依然清晰可辨。钟鸣旦教授介绍说：“国王在信中写道，中国很重要，学习汉语非常重要。”当时的国王是谁呢？应该是利奥波德二世。据史料记载，他是一位非常重视语言运用的君主，在他之前，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只有法语，但佛兰芒地区的比利时人拒不接受法语，他们坚持说荷兰语。利奥波德二世1865年继位后，决定荷兰语成为比利时具有与法语平等地位的官方语言。一位百余年前的欧洲国家君主也如此关注汉语教学，这不仅映现出欧洲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也体现了欧洲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和历史地位。

鲁汶大学的校长先生在谦虚中透出自豪，他说：“在比利时，开展汉语教学的学校，我们不是唯一的，但我们是最好的！”

校长的热情和严谨，使我感到作为访问团长必须认真答谢，但校长接待属于临时添加的项目，我在聆听时暗暗草拟的腹稿，由谁来疏通传送呢？汉学系教授戴卡琳（Carine Defoort）女士迎难而上，主动承担起汉荷双语互译的重任。通常汉语译成外语，时间往往多出近一倍，但戴卡琳女士译得很快，句式简洁，流畅的语言在我和校长之间传递，语速快得就像我和校长在直接交谈。

回想海外汉学的萌芽时期，有些涉猎者往往不懂汉语，大多是来华商人或海关官员，如马可・波罗等。也有些翻译人员虽然懂汉语，但不是专门学者，研究中国的著述还不够精密严谨。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汉学被称为欧洲古汉学，他们的著作至今被称为欧洲汉学的“千古不朽”奠基之作。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在明清朝廷做过官，他们能够用汉语交流和写作，与中国知名学者徐光启等人来往密切。一百年前的比利时国王和今天的鲁汶大学的汉学家们，为何都热衷于汉语和汉语教学呢？在我看来，汉语和汉字是汉学或中国学的信息载体，它传承着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因，积淀和跃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是海外汉学家了解中华民族的基石。海外汉学家要深切了解中国，深入探究中华文化底蕴，必须不断提高其掌控汉语言文字的水平，舍此别无他途。

瑞士联邦主席为《瑞士人访华见闻录》亲自题词

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博士是瑞士人，现任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国语言文学部主任、教授。高高瘦瘦的冯铁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他笑盈盈地几乎是滑动着轻盈潇洒的华尔兹舞步朝我们走来，远远就伸出欢迎的手臂。

他接过我们代表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转交的《外国汉学研究学者短期访华计划》中英文资料后，爱不释手地翻阅着连声赞叹：“太好了！”

看到《计划》第二条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供“本人已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简介”后，冯铁教授迫不及待地取出了他的三个成果，一本厚厚的有500多页的论著《论鲁迅》；另外两本书，是他与瑞士苏黎世大学汉学家高思曼先生等人选编的，分别是《中国人访问瑞士见闻录》和《走近中国――瑞士人访华见闻录》。前者是从汉语译成德语，以德文版面世，后者是从德语译成汉语，以中文版发行。

出于曾多年从事对外出版管理工作的职业爱好，我对后两种书特别是《瑞士人访华见闻录》更感兴趣。这不就是我们研究外宣策略时经常探讨的“借船出海”手法吗？借用双语互译，向外国人介绍本国，向本国人介绍外国，外国汉学家正利用业务强项大展身手。

《瑞士人访华见闻录》一书虽然篇幅不多，只有300多页，但是其内容的历史跨度却很大，它选取辑录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一百多年的12篇瑞士人访华见闻，这些见闻的作者包括政府官员、记者、商人和旅游者，他们以文章、报道、消息甚至从未发表的书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瑞士人心目中的投影，其中不乏军阀混战、日军侵华以及开国大典、改革开放等重要转折、关键时刻的印迹。薄薄的一本书，涉及的中国地域也十分辽阔，从大西北的荒漠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从战火纷飞的南京到改革开放的特区……作者观察之细腻，视角之独特，感受之深切，不啻是向我们打开了一扇扇瑞士人心灵的大门，使我们活灵活现地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在瑞士人心底掀起的波澜。虽然作者对中国的某些诠释，我们不能赞同或完全赞同，但是它对于我们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外国人的对华心态，而这些心态正是我们加强和提高外宣针对性的客观依据。

瑞士政府也十分重视这本书的编辑出版，2000年该书问世之际，恰值中瑞建交50周年，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特亲笔题词：“谨以此书庆祝瑞中两国建交50周年。”看来，汉学家冯铁等先生，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瑞士人思维习惯的历史资料，而且也为瑞士政府制作了一本面向中国发行的瑞士外宣品呢！

在与海外汉学家的接触中我也有点体会，这就是新一代汉学家正在成长起来。那么，新一代汉学家与老一辈汉学家相比有何不同？我感觉主要区别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一比较。

第一，新一代汉学家注重研究当代中国。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明确提出，学校侧重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为此，专门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学提出：要以现代汉语为主，重在研究当代中国。为此，他们延请国内外客座教授，讲授现当代中国课程，如中德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等等。剑桥大学从中国当代《读书》杂志和《人民日报》中选取文章进行汉语教学，该校的试题甚至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怎么提出来的” ？即使是继续坚持古汉语教学的比利时鲁汶大学，也重视与当代中国学者的交流，提出要了解当代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最新看法。

第二，注重研究中国的经济、法律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如移民、妇女等课题。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请前外交官开讲座，介绍当代中国经济情况。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开办了面向经济商业人士的“亚洲论坛”，采取收费讲座和自由讨论的形式介绍中国，而且办了专刊，宣称：“要办成北欧地区研究中国的最好的杂志。”2004年的一期专刊，就专门介绍了我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第三，注重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汉学研究。如，瑞典隆德大学东方语言系罗斯教授运用中国的人民网内容进行汉语教学，要求学生读懂人民网内的文章，并以网内有关内容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罗斯先生还与他的夫人合作，共同开发了汉语教学的计算机软件，运用于听说读写训练。牛津大学自己开发了汉语多媒体教材并向全国推广。伦敦大学语言中心运用直接接收的中国电视节目开展汉语教学。

荷兰莱顿大学在图书馆内配备汉语光盘，供学生借阅。

第四，新一代汉学家明显年轻化了，而且大都在中国留过学。有的刚刚从中国毕业回国任教，和中国院校师生还保持着频繁的合作关系，而过去老一辈汉学家大都是到台湾学的汉语。

海外汉学家与“汉语热”交相辉映

从对外宣传的角度看，海外汉学家在向世界介绍和解析中国语言文化和经济社会情况方面而言，确实无愧于学术桥梁和专业纽带的美誉，是构筑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到中国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形象的优劣。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及传播，与我国的生存发展和利益安全密切相关。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外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海外汉学家，他们的文化取向，直接影响着本国各界人士对中国的态度。

从政治学角度看，海外汉学家往往受到本国政府决策层的重视，为外国政府制定或调整对华政策提供咨询和支持。有些外国汉学机构实际上就是政府外交部门的幕僚机构。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20世纪60年代与基辛格结识后，他的中国研究倾向就对尼克松政府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汉学家甚至有人说，美国与中国建交是费正清汉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抓住了海外汉学家就是抓住了贴近各国政府决策层的智库核心成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汉语热”、“中国热”在全球范围内也持续升温。现在的问题是：需求大于供给，尽管我们努力工作，但缺口却似乎越来越大。我觉得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总书记不久前明确指出：“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是一件大好事。”胡总书记、温总理都要求我们加强和改进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形势很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加紧制定“十一五”规划予以落实。重要的是，我们要加快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引入市场机制，创造条件，制定政策，把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产业化。无论是教材建设，师资建设，还是考试制度，教学手段，都不能只靠国家投资、政府行为，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民间教学资源，也包括海外留学人员、汉学家等国外教学资源在内。

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篇10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词汇 汉字

近几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开始朝着与汉语各语言要素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由于词汇和文化之间直接密切的联系，与语言要素相结合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论文著作大多集中在词汇教学方面，而汉字教学方面相对较少。本文从词汇、汉字两个方面对语言要素与文化教学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词汇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词汇是一个语言的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反应极为敏感，接受文化的影响也极为充分和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某种语言的词汇就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一个民族的语言中有不少词语负荷了文化意义，缺少该民族的文化体验就会给理解带来障碍，我们称这种词为“文化词语”。因此，在对外汉语文化词语教学中应当注重文化的导入。而这就涉及文化词语的界定和分类问题。

张高翔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一文中从三个方面：相对于词语直观的字面意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的附加性出发对文化词语进行了界定，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特指那些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能直接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具有固定的文化附加意义的词语。”

“文化词语的分类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①，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教师对文化词语进行区别和选取，以及针对性的备课和教学都需要词语分类的支持。孟子敏先生曾根据自己对文化意义的理解，把文化词语分成三大类，即褒义与贬义词、口语与书面语及语言意义转化或消失之后产生文化意义的文化词语。梅立崇先生在《谈文化与词汇教学》②一文中大致将汉文化沉淀丰富，会给留学生的日常交际带来影响的词汇成员分为非等值词（指不同语言中无法对译的词）和不完全等值词（指在不同语言中意义、用法、色彩不完全相同的词）两类，并举例进行了讨论，例如“饺子”、“馒头”、“久仰”、“破釜沉舟”、“看”、“谢谢”等。还指出：“语言中有些词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还渗透着文化内容的内涵义；内涵义包括象征义、联想义、补充义、伴随义、情态义等。例如鸳鸯，因为总是成双成对，所以象征忠贞的爱情和恩爱夫妻。”王国安先生③则把文化词语分为以下五类：表现中国独有的物质文化的词语，如月饼、旗袍；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文化的词语，如禅让、道；反映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词语，如上书、举人；反映中国独特自然地理的词语，如梅雨、乾坤；反映中国独特的风俗、习惯的词语，如重阳、踏青。不过目前国内文化学者多采用文化结构的四层次说，将文化词语分为物态文化词语、制度文化词语、行为文化词语和心态文化词语四类。

如何将文化因素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呢？这至少涉及文化词语的选择、文化词语的讲练方式和文化词语的测试三个方面。

目前，不少国内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都只是通过中英文对译对词语进行解释，忽略了其文化内涵及其所带来的不等值性。不少教师则在课堂上或不谈文化，或根据自己对文化词语的领悟进行区别和教学。这就使得文化词语的教学呈现一种混乱的状态。徐文静在《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从词语项的缺位、词语的概念分类范畴、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习语及习惯表达等四方面对教材中词语的英文注释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了简单对译的不足，需要将文化因素引入并进行改进。该如何改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文化因素一般包括词语的文化成因、观念文化、文化背景知识和句义预设四个方面。④对于如何将文化教学与词汇教学的关系问题，陈光友在《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提出应该注意适度原则。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必定还是语言技能的培养，文化因素的导入只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掌握汉语，而不是削弱语言课的教学。事实上“适度”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词语的选择问题，什么词必须讲，什么词无须多讲。不同的文化词有不同的教学处理方法，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标准对它们进行选择和分类。卢华岩从词语文化内涵、句义预设、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三个方面出发，对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教学对策进行了分别的讨论和研究，但仍缺乏一个量化的分类和分析。我们已经明确文化不是语言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只是辅助语言本体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汉语中的文化词语浩若烟海，如何阶段性地在它们中间进行取舍，并进行分类教学，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重点。陈树峰提出通过隐喻进行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但我认为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同一事物经过隐喻可能得出不同的隐含义。在文化词语教学中，我们需要着重讲解的是隐喻的结果，即该词所隐含的文化义，没必要非把隐喻引入词汇教学不可。另外，陈娟还研究讨论了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⑤新词语是社会生活变迁、民族文化发展对语言词汇系统产生影响的结果，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然而就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来看，新词语的教学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我们应当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改进和推进词语甚至整个语言的教学。而对文化词语的测试，大都侧重于语用功能方面，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揭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我们需要将文化词语的文化隐含义提出来并体现在测试中，使“语言教学与文化导入相得益彰”。⑥

目前对外汉语词汇文化义教学的研究朝着类别化的方向发展。称谓词、植物词、身体部位词、颜色词、数字词生肖动物词等是其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称谓词。中国重人际伦理关系的思想观念造就了汉语中庞大复杂的称谓词体系，丁夏的《称谓与文化――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看汉语称谓词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0卷第4期），周悦娜的《本是同根生――浅析汉语称谓语与中国礼仪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9月），都对称谓词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研究。岳长顺在《“同志”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中更是对“同志”一词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生肖作为中国独特的民俗文化也在汉语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都隐含着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例如中国的“龙”，它是无法用英语的“dragon”来诠释的。赵静在《小议中国的“龙”俄语中“Дракон”――从文化不可译现象谈文化词语的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对龙进行了细致深刻的研究讨论，并强调词汇教学中应当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授。毛海莹更从隐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生肖语言的文化隐含义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引用。

综上，目前文化词汇教学的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文化词汇教学方面的实践性研究成果。我们需要将文化引入词汇教学，但是怎样引入，哪些词在什么阶段引入，怎么引入，这些都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而且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强调需要把文化引入到词汇教学，但事实上国内的教材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生词表上的注释一般都采用对译的方法，而且往往是一对一的翻译，这样会使留学生形成外语和母语的词汇之间一种一对一的错觉”，⑦这对外语学习是非常不利的。

二、汉字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财富。只停留在读音、写法及意义上的汉字教学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丧失学习汉语的乐趣。我们必须将汉文化的传播与汉字教学结合起来。以下三篇关于汉字文化教学的文章都主张汉字教学中必须融入文化教学。

赵宁在《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一文中举例讨论了如何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汉字教学。例如“册”字，“形如一根绳子将几片竹子穿在一起，这就是古代‘书’的形象”。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人使用竹木作为书写材料。文中还提出：“结合文化因素讲解汉字时应该遵循‘适度、适量、适当’的原则。”尽管文中给出了“三适”的定义，但是怎样才算是适度、适量、适当，仍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哪些字需要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教学，哪些文化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都需要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讨论和分析。哪些文化内容符合现阶段学生的语言水平，更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研究讨论。

朴兴诛在《对韩汉字文化教学》一文中提出：“从汉字入手教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教汉字，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并举“姓”、“氏”、“婚”、“娶”、“墓”、“葬”字说明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内容。但是文章没有谈及如何将在汉字分析中知道的文化内容导入到汉字教学中，这些都需要对外汉语教学一线老师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

余志鸿在《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评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谜〉》一文中从另一个角度，即汉字的认知功能出发研究讨论了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汉字不仅仅反映汉语言文化，更能动地作用于汉语言文化。汉字的认知功能还体现在分类和抽象上。“汉字的部首和偏旁基本上反映了汉人划分世界的几个基本大类”，例如人类（包括人体、动作、情感、心理等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习汉字是在认识汉民族的世界。而部首和偏旁本身就是一个“类”，是抽象的结果。例如，“机”字，最早指织布的木质机械，后来抽象排除了“织布”“木质”等义项，开始形成一个范畴，“泛指一切机械而成为了准后缀”。这给解决汉字教学瓶颈问题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文中还分析了安子介先生为解决外国人学汉字难的问题而提出的“部首切除法”，指出：“这个想法固然大胆，但实行起来显然会有问题。”

学者们都认同“必须将汉字教学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这个观点，但对于如何将文化因素导入汉字教学实践、将哪些文化内容导入汉字教学则需要更多的讨论和研究，以有效地将汉语和汉文化推向世界。

注释：

①⑥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②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③王国安.论汉语文化词和文化意义.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96.

④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⑤⑦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参考文献：

［1］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2］赵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7，3.

［3］石瑛.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衔接.文学教育，2007，9.

［4］赵忠江.对外汉语“词的文化义”教学几个基本问题解析.理论界，2010，4.

［5］陈光友.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9，12.

［6］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7］徐文静.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2，6.

［8］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9］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10］陈树峰.隐喻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考试周刊，2007，26.

［11］赵宁.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语言教学研究，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