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英美文学典故 翻译标准 翻译方法 影响因素

从古至今，典故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文学的金字塔中熠熠生辉，其语句简练、含义深刻，演变成呈现民族文明与文化的外在体现形式。英美文学中的典故多数始源于希腊罗马神话、《圣经》与历史事件，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颇为广泛，只有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因此掌握合适的方法来准确翻译英美文学典故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英美文学典故

英美文学中典故能够传递民族文化信息，借助简洁化的语句将冗长的生活阅历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来。英美文学典故的从目前来看有这几种起源：一是起源于源自基督徒的圣经故事；二是起源于希腊罗马神话；三是起源于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四是起源于寻常生活或历史事件，经过人们长期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世代沿袭与发展。

二、英美文学典故翻译标准与现状

“信、达、雅”均是翻译所达到的三种境界。其中，“信”是翻译的最低要求，是指译者要如实恰当地把原文所反映的意思用汉语表达出来。“达”是指在完成“信”的基础上要使译文通顺，符合原文的语法和语用习惯。“雅”是三者中最高的标准，是要在实现前两者效果的基础上，使译文生动形象、与原文的写作风格高度一致。目前，在对英美文学典故翻译过程中“信”在达成上不存在较大的难度系数，“达”与“雅”对于多数译者来说，并不容易达成，还需要译者多加了解中西方语言和文化。尤其是“雅”更是要求译者对文学作品以及中西文化背景都有深刻的了解。

三、常见的英美文学典故翻译方法

为了将英美文学中的典故精确的翻译出来，明确被译典故起源是基础，继而应用有效的方法将其寓意呈现出来。常见的英美文学典故英译汉方法有三种：直译法、套译法以及译意法。

1.直译法。直译方法在英美文学典故翻译中的应用不等于死译或硬译，其是对作品初始创作形式的尊敬，而不是对其做出冗余的批注或者是对其含义进行刻意延展，而只是参照字面意思直接翻译。该种翻译方式通常被应用在一些在汉语中就能快速搜寻到与匹配的概念的典故，这种翻译方法是在读者认可的基础上被应用的，直译方法的应用使读者快速的理解英美文学内涵，感受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风韵，同时还发挥充实本族语言体系的作用。例如Crocodile tears（鳄鱼的眼泪）；A wolf in sheep’ s clothing（披羊皮的狼）；A cat has nine lives（猫有九条命）；Pandora’s Box（潘多拉的盒子）等。

2.套译法。英美文化在本质上与中国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上文所描述的完全对应情况是极为罕见的，若译者对一些典故不假思索就采用直译方法，很多地方是令译者无法解读的，面对应用直译方法翻译出来的文章，个体总会产生别样的联想内容，削弱了英美文学中典故翻译的顺畅性，此时英美文学作品内涵精确性传达目标的实现就受到了重重阻碍。但是若某些习语和汉语存在相近的意义，套译方法的应用所取得的翻译效果还是极为可观的，即借用中文典故把其呈现出来。如Can the leopard change his spots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Better be the head of a dog than the tail of a lion（宁为鸡头，不作凤尾）；Someprefer turnips and others pears.（萝卜自菜各有所爱）；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对牛弹琴）等。

3.意译法。部分英美典故与西方本族习惯或社会风气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在汉文辞典中无法搜寻到与之相匹配的概念，套译方法应用上体现出牵强性特征，而译意方法的应用效果还是较为理想的。但是这一方法的应用前提是不能使原文自体内涵发生变动，译者也应该对典故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认识，否则译意出的典故就会贻笑大方。

例如《圣经》中的An Apple of Dis-cord，如果用直译法翻译就是“纠纷的苹果”，显然无法解释清楚，若能够对其故事有一定了解，那么再进行翻译，效果就会有显著的变化，将其正确翻译为“祸根”、“不和之因”。与之相似的例子是多样化的，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出自《伊索寓言》），若对其进行直接翻译，结果为：含着一把银勺出生，恰当性显著缺乏，在对其故事背景有一定认识以后，就能够做出准确的翻译，即生在富贵人家；又如Double Durch（胡说八道）；Take French leave（不辞而别）；To rain cats and dogs （倾盆大雨）等。

四、综合考虑典故翻g的影响因素，灵活使用翻译方法

为了提高英美文学典故翻译质量，译者在翻译英美文学典故时应注意针对不同的情况，综合考虑以下几种影响因素，灵活使用翻译方法。

一是重视对英美文学典故的文化背景的理解。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是影响英美文学典故翻译的重要因素。英美文学与东方文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及风俗习性上的不同，是东西方文学差异所形成的内在原因，同时也是导致译者对于典故理解感到困难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对典故的翻译只使用直译法而忽略了其字面之外的含义，译者应该在翻译之前对典故的起源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习惯，把英美文学中的典故的真实意思用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方式译出来。

二是考虑英汉典故的对应状况。中国文学典故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某种角度上分析其和英美文学中典故在文化内涵方面上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在对英美文学典故翻译之时应该重视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情形对应情况，使用套译的方法，这有助于最佳翻译效果的取得，强化译者对英美文学含义理解的深度；对应情况大体上可以被细化为以下两种类型：（1）基本对应的可以互做译文，也就是说英美文学中的某些典故与汉语典故在内涵、表达方式及使用范围上基本一致，这为互译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性条件，但是基本对应绝非是完全对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但是在翻译标准不苛刻的情况下可以互译。例如“burn one’s boat”和“破釜沉舟”。burn one’s boat起源于古代从海路侵袭他国的将军，抵达目的地之后会把使用过的船只拖到岸上烧毁，其目的在于告诫别的士兵已经没有退路可寻了；“破釜沉舟”典故起源于《史记项羽本纪》。两个故事场景与内涵上基本一致，所以译者可以认为其是一种基本对应的状态。（2）局部对应的视情况互译，是指英汉典故只有内涵、表达方式或使用范围中的一至两项相对应，即可以在两者间探寻出共同点，两者只是局部的对应，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参照不同场景应用多样化翻译方法，灵活互译。

三是注意典故翻译应符合其所在语境的整体性。典故在英美文学中的应用通常起到凸显主旨或者是强化文采的作用，所以译者在对其翻译过程中，不要一味地套译或孤立地意译，还要注意结合全文语境，准确把握其含义，不要死板地套用翻译方法，应该以维护文章翻译的整体效果为基点，选择一种合适的翻译方法或将多种译法相结合。

五、结束语

文化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生成的，不同的地理历史环境存造就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英美文学典故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晶，是其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英美文学中的典故翻译的方法是多样化的，本文受篇幅的限制只是浅浅而谈，译者在实践中应该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提高翻译水平，将英美文化的深层含义深入浅出地翻译成汉语，用读者易于理解的方式完美呈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王丽，邓桂华.英美文学中典故的翻译考虑因素及技巧分析[J].语文建设，2014，08：73-74.

[2]王珊.英美文学中典故的阅读技巧分析[J].语文建O，2015， 1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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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会产生一种学术上的迫切感，那就是这种研究不能总是囿限在传统的文献范围做文章，新一代学人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从历史角度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由近而远地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应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来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触及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像。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这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协调、相接轨的必要途径。

虽说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但像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外播如此广泛而持久、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者，实在并不多见。也许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庶几可比，——不过，照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的话说：“希腊衰微了，罗马倾覆了，中国却跟我们同在，而且它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现着……”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历程，不难看出，实际存在着近播邻国和远播欧美两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响所及，也正是所谓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领域。

中国文学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学的外播一样，始自与近邻的文化交流。韩国史书有箕子入朝、诗书从焉的记载(《东国通鉴》)，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车马舟楫之便，传入了山水毗连的邻邦。此后它又东渡扶桑，南至菲越缅泰诸国，对于远东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学在邻国的播扬之中，以东渐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公元三世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经籍由百济传入了日本，这是它东播的肇始(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那时，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从外舶来的中国文学便成了惟一的书面文学，也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文学”的催生剂。关于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有所描述：“用这一帝国的共通语——汉语，来表现人类世界所共通的思想与感情，是日本知识阶层理所当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日本文学不仅借用语言符号，而且还刻意模仿中国古代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随着文学思潮的兴替，汉文学作家追随中国文苑新说，步入文坛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应制、聚饮唱和、登临抒怀、伤时感事等等文人习尚，也以中国为摹本。在假名出现以后，日本的和文学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本土文学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国文学通过训读本、训译本和意译本，而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学纷至沓来，中国文学的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传播，却借助现代学术而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总而言之，它对日本和其他邻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未能像汉语对远东的影响那样，占据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孔雅瑟《亚洲文学》)。

中国与欧美相距迢遥，其间且有关山阻隔，中国文学的西播自然起步较晚。一方面，我国汉代曾经开拓西域，发使“黎轩”(《史记·大宛传》)，但并没有把文学带到欧洲去。另一方面，虽然早在公元前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及中国，后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报导也给西方人民以多种遐想，但直到十六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撰写《大史》之时，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成了明代童蒙读物《明心宝鉴》的西译，迄今所知，这是中国文学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得以亲身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学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现了许多趣闻和佳话，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移植中国戏剧，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称赞中国小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诗经》，均直接间接地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所关联。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信念的震撼，中国作为独立之邦的复兴，西方现代派对异国艺术的孜孜追求，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隆然崛起等等——这一切，均给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运，使它继而影响到了西方的现代文学。诸如意象派、垮掉派、赛珍珠、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缘，便是它在西播历程中的新篇章。异质文学姿态别具，彼此间易于截长补短，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鉴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一定会日益广泛，日益深入。

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几乎无不是通过学者的译介、注释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与传入国的学术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国外首先形成了综合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 (Sinology)；后来渐渐分化，甚至文史、语文的综合研究也渐渐解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横向来看，如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堪称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尽管这些学术实体有历史久暂之分，成果多寡之别，但它们无不是既重视译介，又重视研究。两者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使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国古典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学者们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细地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国外汉学界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均撰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明显具有若干特色。第一，这一研究在将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互相比照、证同辨异之时，便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跨越国界追寻中外文学间的实际联系，辨认中外文学间的似与不似，是比较研究关注的焦点。平行学派倡导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二，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田。本世纪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冲击着各国的学术论坛，中国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诸如意象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创作主张和批评理论，都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也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积极地开展起来。凡此种种，无不丰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国外学者的批评方法、分析角度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多变，其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又与我们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做的结论，很多在国内论坛实属罕见。第四，这一研究经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均早于国人的同类著作，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又如国外佚书的著录和考证，国内学者往往不得其便，这是一种占尽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诗、寒山诗研究，则又常常以不同于国内的文化心态进行观照。第五，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国外绝少关门闭牖做学问的现象，学者们很注意参考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在着手做某一课题之前，务求资料详备而后止。他们重视从国际学术的背景上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料的疏漏、观点的偏颇或者劳动的重复。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各个学术板块相互比较，也可见出不同的特点。日韩的治学方法受我国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们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仍以传统眼光大量做注释、考证、校勘、索引等学问，并且做得又深又细。西方学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前苏联和东欧学者坚持文艺观，特别重视进步文学的研究，多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欧诸国(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喜欢尝试新方法，每每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蕴，他们明显有追随新文艺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倾向。总之，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观念、试验新方法、开辟新领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学术品格具备了现代性与国际性。

既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是一种历时悠久、横贯东西、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考察，才能窥见其全貌，捕捉其精蕴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呢?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而又系统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应该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种方法。所谓历时研究，就是从纵向角度去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质文化圈和异质文化圈里的传播情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对象应该不同对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无论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采用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的视角，分别描绘出外播的热点与重心、触媒与契机、途径与方式、际遇与影响。民族文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件，而是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理性认识。因此，任何一种有关文学外播历史的描述，都必然与文化观、历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体察世界文化与文学如百川汇海、既见融合又见分立的总体趋势，才能明辨异国他邦对中国文学何以采取亲疏、迎拒态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过文学与文化交流那种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其潜在的客观规律。

所谓共时研究，就是从横向角度去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由于国外学者的主客观条件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必然会对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学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也常常采用中国古今学者的定论成说，但即使如此，即使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那种特殊的学术环境里，也不管其独有的真知灼见、弘论博识、以及可备一说的论断。显而易见，如果单纯地依靠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总结这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设立专题，分门别类，横向加以归纳、整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当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该说针对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辩明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全面还是片面，公允还是偏颇，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际上还具有披沙拣金、采珠集玉的性质。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相应地分成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系列。前者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历史的梳理，按照学术板块分别加以描述。但为了说明某一影响的性质，也不排斥通过横向比较进行阐说。后者主要是以文学体裁为单位，整理、归纳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也用一定篇幅来概括说明某一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纵一横、纵横交织的探索，最终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文化现象，做出系统深入、全面细致的描述。

这是一项特殊的信息反馈工作，我们坚信，它能够带来多方面的报偿。首先，它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无中国文学这块瑰宝，便不得世界文学全璧”的共识，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矢志破除“东归东、西归西”这一顽固观念的试图和伟业，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各国文学衬托之中的鲜明形象。这些信息不仅启迪着我们长久弘扬中华文明的设想，而且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和地位，提供客观公正、准确无误的参照和标准。其次，它可以带我们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氛围，使我们得以窥见形形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总总的具体观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说，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时引进，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实际进展。因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观点，正如中国文学之补益于外国文学，无疑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成为我们积久成习的思维模式的重要补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切磋研讨国际化，自然可得兼听的好处。所以，对我们而言，学术交流更是文学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再次，它可为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当代文学创作不可能孤立而存，总要受源远流长、势能强大的传统的制约与激发。而对于传统，我们又习惯于采取因循的态度，有时竟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国外的研究，因为换了透视的角度，对传统多有新见。例如，在《诗经》里寻找意识流手法，在梦窗词里分辨现代派的跳跃式思维，或者否认所谓传统小说心理描写不足的说法，而认为它以言谈举止写心理，更写得心机毕露，情志昭然……这些探索和观点，如达于当代作家的视听，想必会改变对古典文学的传统看去，或许会促使他们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最后，它可以反馈多种有关的学术信息，如每外佚书、汉学机构、学者生平、学术会议、研究计划等等。这些情况或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它附属性的种种侧面，若对此有所了解，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外学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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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影响

1.前言

现代文学是时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受传统的民族文化影响而自然形成的。鲁迅先生曾经评价现代文学说：“符合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禁锢中国的民族性。”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诗歌、小说、散文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爱国明理、诚信守礼、勇敢自强的核心是历经时代幻化而永恒不变的，是文学歌颂和赞扬的主题。现代文学的产生对古典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和内容与形式上的革新的关系，在保持古典文学内涵不变的情况下，又为其增添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内容。现代文学从优秀的古典文学中汲取精华发展自身，因此说古典文学为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诗歌产生的影响

我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歌成就斐然，有着自身独特的韵味和意义。自之后，白话文得到了大力提倡，涌现出了大批的现代诗人，他们使用白话文作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但是现代诗从诗歌的意境、韵律、形式上看，大多却来自传统的古典诗歌。

2.1对现代文学诗歌意境的影响

意境是指诗歌创造中通过语言文字构建的诗歌环境，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可在精神层次上引起共鸣。古典诗歌尤为重视对意境构造，诗仙李白、诗鬼李贺、诗圣杜甫可谓是对意境的描写达到一定境界的高手，王维更是被人称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比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营造了一种山间秋夜宁静而有生机的意境，石上流动的清泉，松间照耀的明月，归来的泛舟渔人，表达了作者高洁的情怀和脱俗的精神追求，读者仿佛是路过的游人，此种意境很容易与人产生共鸣。受古典诗歌的影响，现代诗人对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的运用成就了现代诗歌的意境美。比如冰心的现代诗《成功的花》，“人们只羡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通过营造花儿绽放背后的苦楚，表达人们成功的得来不易。徐志摩的诗句“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简单的几句写景，意境和心情便全然而出。这中创作手法以是古典诗歌的意境创作为基础，进行了现代的创新和改变。

2.2对现代文学诗歌韵律的影响

古典诗歌对韵律要求非常严格，有其必须要遵守的规律，对音调的搭配、字词的协调十分讲究，盛唐之后的格律诗在社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对押韵和对偶的运用也较为讲究。比如杜甫的《三绝句》，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每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押韵的，“飞”和“稀”同属平水韵，在今天读来不押韵，但其实是押韵的。俞平伯和闻一多创作的现代诗歌最具古典诗歌的韵律美，俞平伯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来自古典诗词的。湖畔诗人也曾经创作过一些具有格律特点的诗歌。与传统的古典诗歌相比，现代诗歌对韵律的要求更加灵活多变，更加注重实用美。除此之外，在诗歌的创作的形式上也受到了古典诗歌的影响，现代诗歌继承了古典诗歌的简短形式，以宗白华的诗歌为例，特点尤为显著，简短凝练，琅琅上口，蕴含着丰富的含义。

3.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小说产生的影响

古典小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对现代文学小说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当时古典小说的一些主题表达和小说结构被沿袭了下来，甚至古典小说的内容也被现代人津津乐道，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翻版和创新。

3.1对现代文学小说主题的影响

在古典小说中“仁义礼智”、“爱国思想”等是小说永恒的主题，是当时社会人们追求境界的一种反应和体现，通过作家的笔赞扬了社会的传统风气，讽刺了不良的社会现象。比如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儒林外史》以讽刺的手法表达对当社会黑暗的控诉。现代作家鲁迅的《故事新编》受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影响，以暗喻和讽刺的手法表现时代的主题，给人以深刻得反思。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从诞生一直到今天，依旧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热捧。小说里详细阐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展现了一个家族从繁荣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浓缩了历史的变迁。对封建贵族的制度进行了批判，提倡人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进步。《红楼梦》的主题在现代小说中经常有所体现。老舍的《家》、《春》、《秋》等都吸收了古典小说的主题内涵。

3.2对现代文学小说结构的影响

小说的结构对表达小说的主题有着重要作用，古典小说的结构特点尤为明显，比如《红楼梦》采用的章回体的结构，其他小说的特点在现代小说中经常被模仿。比如张爱玲的《沉香屑》、《倾城之恋》在古典小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但是人物说话的语气、描写的场景极易使人联想到古典小说中的情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运用的白描和故事性的记叙手法都来自古典小说，《金粉世家》、《吕梁英雄传》的小说结构则继承了章回体的手法，

4.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散文产生的影响

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散文，至今都被不断的传诵和研究，如先秦时期儒家的《论语》、历史散文《左传》，两汉司马迁的《试剂》，唐宋时期的《古文观止》等。现代作家受到了古典散文的熏陶和影响，对现代散文进行创作时，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借鉴了古典散文的创作风格和内涵。

4.1对现代文学散文风格的影响

散文风格是文章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呈现出的一种和谐统一的艺术特性，与作者的个性和表现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典的散文风格受当时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在表达上较为含蓄，语言大多较为清新秀气，情感细腻，书生气质浓厚。现代散文继承了古典文学的清新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冰心的散文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典散文的影响，并将这种风格特点与西方的典范相融合，创造了独特的散文风格。除此之外，著名散文家林语堂在创作散文时经常用到文言词和古典散文的句法，排偶、对仗等方式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现代散文深受古典散文风格的影响。

4.2对现代文学散文体制的影响

散文体制是指文章的类型，根据文章所表达中心思想的方式将散文分成几种类别。先秦时期便创立了我国文学的议论与叙事的散文体制，汉朝以哲理性散文著称，唐宋的情景散文尤其引人重视，明清的小品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古代散文体制的不断发展，逐渐走向成熟。比如古典散文《桃花源记》，属于情景交融式的散文，通过对环境的夸张渲染，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大同社会的追求。现代散文依旧保留着议论散文、叙事散文、写景散文等体制，并集古典散文之众长，融合了百家散文体制的特点，发挥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比如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春》、《荷塘月色》，张晓风的议论散文《行道树》等。在古典散文的基础上对现代散文的体制进行了创新，但归根到底，离不开古典散文的影响。

5.结束语：

古典文学成就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宝，也是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用之不尽的文化遗产。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众多学者长久以来共同研究的话题，探讨古典文学的构成因素和精神内涵对发展现代文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除了本文阐述的在诗歌、小说、散文方面的影响之外，对话剧、戏剧等均有影响作用，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仍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和实践。

参考文献：

[1]刘莹. 浅谈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J]. 学理论，2013，02：164-165.

[2]卢晓霞. 论中国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09：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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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室内设计；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分析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连续延展的中国，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元素的底蕴和内容都异常的丰富，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与精神的体现。在室内设计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可以有效的拓展设计专业设计师的创新思维，不但提高了他们的民族归属感与自豪感，还有助于丰富他们的审美水平[1]。随着室内设计多样化的进展，全球范围内不同元素相互糅杂，碰撞，国内的室内设计要着重加强中国风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构建具有中华特色的室内设计风格体系。

一、当代室内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联系

虽然在当前的设计领域对传统文化应用频率比较高，然而，对传统文化的界定却始终比较模糊。传统文化其实就是通过历史积淀与传承保留的文化综合体，包括思想、知识、风俗、价值观、道德以及制度等多个层次，此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复合体。传统文化本身存在一定沉淀与传承机制，由此才能够在时间长河中获得延续，从而保存与实现了社会内在精神特征。相对当代室内设计来说，传统文化是室内设计的发展基石，而室内设计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哪种设计风格，均可以将特定文化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体现出来。因此，室内设计也是不同审美观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不管是哪个时代的室内设计都和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文化为室内设计的母体，同时也是大众参照传统和历史展开存在印象的一种深加工。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历史的设计其实就是设计的历史。

二、国内室内设计的发展现状

（一）室内设计的理念落后

中国的理念的室内设计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更注重培养设计师的室内设计技能，轻视理论知识；设计师的专业知识，忽视文化知识。落后的理念，不仅制约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也造成了设计师知识的不平衡，不利于设计师的全面发展。

（二）室内设计缺少正确的认知

中国的室内设计行业起步较晚，仍存在室内设计的主体认识不足的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室内设计将等于甚至片面的绘画，室内设计的基本知识绘画。这种认识与绘画与室内设计的直接联系是混淆的，它是对室内设计的误解，因此，加强对室内设计理念的正确认识是任务中的重中之重。

（三）不看重中国传统元素

虽然近年来的室内设计内容改革以后，中国的室内设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忽视对民族传统文化应用的现象仍旧很严重。目前，国内外许多设计师都追捧西式的风格或室内设计的盲目追求西方元素，错认为西方的标准和风格才符合现代的审美，搁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这一现象的室内设计是不正常的，也是对中国室内设计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途径

（一）借b传统文化符号

中国传统符号主要包括纹样和图案两种，将传统比喻意义和象征内涵直接体现出来，古代图腾纹饰和传统宗教纹饰符号等。室内设计中合理应用这些传统符号，能够营造一个极具传统文化意境的室内环境，对传统符号应用的方法主要包括：首先展开抽象简约处理，通过艺术加工提炼和抽象简化处理传统形式的局部或者整体，注意传统之形可失，但传统之韵不可失，基于现代设计功能和技术，与中国传统儒、禅、道文化相融合；其次展开符号拼贴，对于传统构建展开裂解、抽象以及变相，确保其能够转化成象征意义比较独特的符号，在室内设计中应用拼贴，完成古今、新旧以及现代和传统的关联。最后展开移植和嫁接工作，在室内设计理念中移植中国传统儒、禅、道文化，展现一种现代化艺术形象。

（二）融合中国画元素

室内设计专业涉及到的知识极其的丰富，并不是一个结构单一的专业，室内设计必须重视室内设计专业课与周边学科之间的互动融合。具体从理论知识、技能和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分类和总结，归纳各个学科之间审美观念的异同，提高室内设计的广度和深度，全方位多层次地设置室内设计的内容。拿中国水墨画举例子，中国水墨画中的构图、构思讲究虚实相见、黑白对照辩证性的形式，这种思想与室内设计所重视的烘托与对比、均衡与对称等构思设计原则有着相同的审美思想、哲学特点与设计技巧。因此，在国内室内设计的任务中，设计老师要广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促进设计师更多地应用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充分吸收民族的养分，并融入到现代的室内设计中，展示室内设计的民族文化特征。

（三）参考中国古典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文字形式，室内设计专业设计师可以依托这些文字来对中国古典设计的风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引导设计师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求室内设计的创新点，引导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进行观察和敏感性分析。把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构思和现代的室内设计原则有机结合，在进行室内设计的时候，自主的融入中国风，促进文化氛围、民族特色的交融。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室内设计教师可以组织设计师参照一些实际的古典建筑，进行设计锻炼，为设计师提供涉及到室内布局的古典文学作品，让设计师从中寻找亮点以及有用的元素，并与当代的一些设计理念尽行结合。

四、结语

总之，现代室内设计中，不仅应该继承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部分，同时还应该基于中国风进行创新，与时俱进，顺应社会和审美发展趋势，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把现代元素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建立现代市场发展的室内设计概念，推动室内设计行业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品牌，这对推动产业发展、传统文化的创新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殷欢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5（35）：111-112.

篇5

如果现代舞是一种语言，那林怀民就是写下20世纪东方舞蹈文法的那个人。

他革命了一辈子，探索了一辈子，已成为传奇，但面对“没有林怀民的云门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他也没有答案。

“每一个艺术家都在创造自己的法典。”

――邓肯

第一场冬雪初霁，林怀民站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偌大讲厅中，从容布道。即将满63岁的老人，个子并不高大，清癯嶙峋，手脚仍轻快灵动，还是他自己笑言的“多动儿”，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比着手势，看上去温和、好奇。谈论概念和理论之前会先问：“耽误大家赏雪了吧？”语气是抱歉的，可看他闪亮的眼神，你还是会意识到，这是一个设问句，不需要回答。

三十六年前的秋天，林怀民坐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旁，决定从文学和新闻中抽身而出，做一个舞者。他像邓肯女士每每登台似的，也赤足，嘴里嚷出那个新鲜而让人感动的中文词：“舞者”。

1967年，台北的一个深夜，澳洲芭蕾舞团的一场《天鹅湖》。身旁一位女士的一句评价：“因为腿短，我们永远做不到！”于是有了林怀民长达四十二年的反驳：“等着瞧吧，我们一定会做到！”六年后，他创办了云门舞团，名字取自《吕氏春秋》中黄帝时的一支舞。1973年，“舞者”一词在中文词汇中还是新词，距离中国大陆第一个现代舞团创立还有十九年，距离香港现代舞热潮迸发还有十五年。今天再看，“第一个”的地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事人一早就明白，须向现代舞这一西方舞种探讨东方属性。

云门甫立，就向中国传统京剧及文学汲取营养，以现代意义和舞蹈语言重新解构《白蛇》《九歌》和《红楼梦》。“以上都是一个改编传统题材、重新诠释的阶段，我将情节简化，突出隐喻。”这不够。“文字跟舞蹈是两回事。舞蹈更类似诗，它说不清楚。我仍旧感觉不安适。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洗去头脑里的文字。舞蹈，处理的是身体。要革命，原来的东西要扔掉。”介入舞蹈前，林怀民是小说家，他与白先勇等人一起混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台北西门町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馆，《蝉》等作品是六十年代台湾艺文潮的一次漂亮发声。可他毅然抛掉文字，让身体成为身体本身。

还是不够。“跳西方人发明的芭蕾舞，的确是腿长的好看。这种差别更是一种文化的差别。你看希腊和中世纪哥特建筑，都是笔直向天的，而故宫，是没完没了的长长的绵延。西方的追日神话，是伊卡罗斯带着翅膀向上飞，而我们是夸父追日，横着走。西方的芭蕾对抗的是地心引力，它是向上的，用脚尖来感觉。中国则讲求与大地合而为一，神气内敛，生生不息。干嘛要做西方长脚人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做短脚人做的事情？”

于是静坐、太极导引、拳术等老师傅被他请来，怎么学，就一个字，耗。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芭蕾的训练是，蹲下来，一、二、三，拉起来，我们就是说，蹲马步40分钟，压腿20分钟，是时间。讲到底，云门舞者不是讲技术，讲的是修为，整个中国的东西，需要用修为的心情去做。”到了云门中期的经典《水月》、晚近的《行草》三部曲，意承东方哲学、文化，形化太极导引、拳术、禅宗与书法所创造的东方人现代舞身体语言，在西方列强林立的现代舞界占据牢固一席。这一场革命，革了中国舞蹈界的命、革了自己过去文学家身份迷障的命、革了西方现代舞程式的命。

篇6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领域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可以说现代性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对于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一方面促进了新的艺术、审美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对传统艺术的审美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对文学艺术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此，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

1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定义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思维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在文学领域中，有很多学者认为，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的体现，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艺术的存在。严格的讲，文学现代性是很难定义的，总的来说，文学现代性是一个系统，具有审美、启蒙等功能，而文学现代性的中心则是审美现代性。

2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2.1审美现代性有悖论性：

对于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是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不仅考察了科学方面现代性，还从主题、审美观、言语、个人等方面考察了现代性。文学现代性是集中国人情感、梦想、生活追求、价值观等为一体的存在。在审美现代性中，具有稍纵即逝的特性，审美现代性有一面很容易就消失了，而另一面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要通过艺术处理手段留住审美现代性容易消失的一面，从而将其变成永恒的话题，与此同时，在现代技术下，传统艺术中的灵气逐渐消失，可见审美现代性是具备两面性的，它不仅能促进新审美观念的产生，还会对传统艺术审美造成打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中，存在着经验世界具体性和现代经验零碎性的特征，由于世界是由碎片组成的，因此，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碎片在文学中的地位，通过碎片的重组来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

2.2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两难性：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很大的关联，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又有很大的差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而言，不仅仅是借鉴了西方的发展成果，还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中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主要差别在于：(1)语境不同，西方的现当代文学现代性是对古典文学的反抗，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要在反传统中凸显民族特性，还会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防范现代性存在的陷阱。(2)文学表现形式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其现代性是传统理性推翻后的直接体现，是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展现出一种非理性的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生存与现实和传统的夹缝中，具有文学艺术的探索性、先进性，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表达中国人独有的民族精神面貌。(3)内在机制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由于存在的流派比较多，虽然矛盾重重，但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资本主义进程出发，对人的精神异化进行分析，寻求人类最好的归属;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以集体为主，社会现代化、民族独立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终归宿。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当代文学虽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并没有构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陷入既反对中国传统，有对西方的现代性产生质疑的两难境界。

2.3文学现代性体现的怨恨情结：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在排斥着现代性，在肯定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矛盾的看待它的落后性，我国现当代知识者不得不面对现当代文学优点与缺点并存的局面，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审美体验归结为“怨恨”。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这种怨恨紧密相连。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它不是自身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现代化与传统冲突的怨恨，也体现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怨恨。

2.4文学现代性的转型：

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是从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始的，从实际创作看，鲁迅是从精神感受、文学观念等方面来体现文学现代的。此外茅盾在《蚀》中，通过知识青年的情绪感受来体现文学现代性，在《子夜》中，通过火车、轮船、烟囱来体现出主人公对“现代”的向往。在、鲁迅、茅盾等作家的带领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逐渐发生了转型，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带向了“现代性”的，也逐步去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弊端。

3总结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产生于西方现代性的压迫，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存在两难性，并且有一定的怨恨情结，同时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性中的审美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王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问题探讨[J].才智，2015(01)：325-326.

篇7

金庸对武侠的想像色彩缤纷，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

究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实现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皇帝的生活，乃是中国人所能想像的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不过金庸又替我们创造了一个比皇帝还幸福的角色，那就是大侠。

皇帝还有许多不自由，有上早朝的义务，处理公文的义务，不能睡懒觉，不能自由出入民间，被迫忍受许多约束。明朝的正德皇帝就因此深感痛苦，与朝臣们闹了一生。大侠没有这些烦人的事。这是一个既摆脱了讨厌的义务，又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角色。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总之，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改良版的皇帝梦。

其实，做改良版的皇帝梦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就很喜欢做。皇帝梦中的许多东西，也是人类普遍的幻想和渴望。譬如公正、强大、受人尊敬、衣食不愁、美女如云、安全、有成就感、匡扶正义、偷懒、不受管束和约束，不干没有意思的苦工等等。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来，这些幻想不仅简单幼稚，而且自相矛盾。但我们愿意梦想的恰恰是这种简单幼稚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愿意不愿意，而在于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譬如皇帝享受的一夫多妻制度，扣到女性头上显然不公道，当代男人也不敢再拿这种制度当真，于是金庸笔下就飘出了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下的爱情的气息。

与几百年前的《水浒传》和《三侠五义》比起来，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西方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出现了。经过这些调整，金庸编织的梦境就更对当代人的胃口，更容易通过具有当代口味的良知或“超我”的审查。

为什么对武侠的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环境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枪杆子的幻想，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类似的先例。孙悟空、梁山好汉……都是超力的拥有者。他们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只有平民是不值得一提的。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百姓的功能。

我们可以对比当下，假如换一个社会和时代，幻想的对象大概就不再是武侠，而是亿万富翁，似乎那才是西方男人的幻想中心。体现这些幻想的作品有《百万英镑》《基督山恩仇记》，还有那些畅销的巨富们的传记。

篇8

关键词：诗话；体兼说部；论诗记事；论诗及辞

诗话起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最初是一种非正式文类。

一、诗话概说

自从欧阳修将其“退居汝阴, 而集以资闲谈”的小册子命名为《诗话》之后，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就此开启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样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认为古代论文之作，凡有五类，诗话即为其一。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成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其作者之甲乙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时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

《四库》此处论诗话有三点可值得注意：一、诗话为古代文学批评五体之一；二、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之源头；三、诗话具有“体兼说部”的性质（第二、第三点留待后文讨论）。《四库》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总结，代表了满清后期对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的总认识和总评价。其对于诗文评总括性的介绍，也就是对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理解。这种认识得到后人越来越多的认可。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里面说道：

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平等的地位。[1]

诗文评既然是文学批评，那么诗话毫无疑问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了，而且还是宋元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的主要样式。其影响所及，日本、朝鲜等国亦有数百年的诗话批评实践。

二、诗话渊源

前文已述，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但这一命名究竟是欧阳修的独创呢，还是因袭前人的成名？因此，有必要追述诗话之起源。

关于诗话的起源，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种说法。

1．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序》曾云：

诗话于何乎？庚歌记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2]

所谓“庚歌”，指的是《尚书•虞书•皋陶谟》中关于帝舜作歌、皋陶庚和的记载；所谓“六义”，则是指“风、雅、颂、赋、比、兴”，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后来《毛诗序》作了进一步阐发（需要指出的是，《毛诗序》乃是汉儒的手笔，非先秦之作）；孔子和孟子则有许多关于《诗经》的具体论述：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影响极为深远；“《春秋》赋答” 是指《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当时外交场合中大量的赋诗酬答的情况，虽多属断章取义，但在“论诗及事”上与后世诗话有相似之处。

2.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虽曰本之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也。《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3]

章氏开首即言《诗品》乃后世诗话的源头，接着又讲不能完全归原于《诗品》。章氏认为诗话有两种形式：或“论诗而及于事也”、或“论诗而及于辞也”，而这两种形式早已见之于《论语》、《孟子》等先秦经传之中了。可以看出，在诗话的起源上，章学诚以其所持之多元论，比何文焕开通。

《四库》认为诗话“体兼说部”，即与小说在体制上有着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存在的。诗话与小说的确有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其中有谢安叔侄雪天论诗高逸之事，无论是从形式、性质、还是内容上看，都非常接近后世诗话。都是论诗、都是闲谈、都是文人雅士。魏晋人物风流自赏，向来为士林所称道，宋人仿效前贤，品评诗词，以此相高，自由漫谈式的随笔或许是最合适的文体了。或许，这则故事直接启发了欧阳修。

《四库》论诗话之源，将刘《中山诗话》置于《六一诗话》之前，不知出于何故。《方法研究》称，刘在其诗话中已经引用司马光的《续诗话》，而司马光则明确表示续写欧阳修的《诗话》。从现有资料来看，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的《诗话》。此后，仿作纷起，后人为了便于征引和区分，便以其号加之于前。[4]

三、诗话之流变

诚如章学诚所言，诗话或主于“论事”、或主于“论辞”。宋代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宗，论诗及事，于叙事之中间现作者一己偶的之见，多为“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两宋之际的诗话，闲谈性、资料性的记事随笔居绝对多数，纯粹理批评性的诗论专著则比较少见，象《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极具理论色彩的著作，还是难得一见的。受宋代诗话创作倾向的影响，金元诗话仍遵循闲谈随笔的体系，走模拟宋代诗话之路。

明代诗话则以“论辞”类为主。有明一代，诗坛热闹非凡，争论不断。影响波及诗话，遂为繁富。拟古、反拟古；宗唐、宗宋；各派间为一争高下，都比较注重从诗歌内部探讨其创作规律。明代诗话的针对性、批评性、知识性明显有所增加。如徐祯卿的《谈艺录》、谢榛的《四溟诗话》、胡应麟的《诗薮》等，都着重论述其个人诗学见解，品评诗人诗作，显露出理论的色彩。

清代大兴考据之风，诗话受其影响，考证是非、辨别真伪。在当时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影响下，清代诗话家都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从事诗话创作。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士《带经堂诗话》、沈德潜《说诗语》、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叶燮《原诗》等等，都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且都入选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第一辑。清代诗学理论的三大思潮：“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即见之于诗话之中。

以来，随着旧体诗词创作的日趋衰落，以“辩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资闲谈”为宗旨的诗话创作也江河日下、风光不再。

四、诗话之弊

章学诚考查诗话之弊，论述前人，“作诗话以党同伐异”、“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党同伐异，自然失去是非公论。如北宋熙宁、元党争之际，蔡在蔡京授意下撰成《西清诗话》一书，其中多处引述苏、黄等元诸公之语，以伺机寻隙而攻讦之。宋人诗话，确实有此弊端。流弊所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托姓。”甚而至于“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章氏分诗话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所谓不可凭云云，即指前者而言。

所谓“今人诗话”，特指袁枚《随园诗话》而言（见叶瑛注《文史通义•诗话》）。祝伊湄在《章学诚对的批评》一文中指出，章氏“颇能客观的评人论学”，但对袁枚的议论“却是心气颇不平和”。考其原因，章氏是对袁枚在当时文坛之盛名“由羡生妒, 由妒转恨矣”；同时，“性情不同, 识见各异, 是章袁龃龉的一个重要原因”。章氏认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故主教化；而袁枚“于道统文统、则一笑置之。”[6]章氏既对袁枚《随园诗话》评价不公，则“今人诗话”有害世道人心之说，亦难公允。

西学东渐之前，国人对诗话所做的反思与检讨，都是在传统的思路中进行的。倘若置身于现代批评意识之下，对诗话消亡的原因或许可以认识的更充分。

五、诗话消亡辨

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肇始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其全新的风格与论述结构，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批评模式。

《〈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代表了某种断裂：在内容方面，它运用了外来的理论、美学观念和文献材料，在形式上也表现出现代批评的诸多特征，如章节的划分，引文的使用，全文结束时附以结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与古典诗话迥异的现代批评的表述方式。“它所产生的冲击波促使人们开始思索：文学批评看来确实有各不相同的路数，传统批评是否应当拓展自己的视野？”[7]该文对于包括诗话在内的传统批评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得到了回应。朱光潜先生曾说：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不成系统，有事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是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8]

王国维从中西语言的不同，发现了中西思想方法的不同。王氏此处的概括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然在大体上指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即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已经失去对思想精确而深刻的描述力和表达力了。由此，王氏认为，新学语的输入、创造新学语非常之必要，应该重视哲学和形而上学，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落后与进步等二元对立正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立场的起点，也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甚至象王国维这样的旧式学者也同样把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看作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方法上、思维方式上以及体验生活的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也是他们思考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起点。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起点就是弃过去，就是对传统的否决。在他们看来，现代文论取代古典诗话，正如新小说取代章回小说，新式的自由诗取代旧律诗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

结语：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包括诗话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批评的衰落，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状况所产生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同于诗话，它从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现代批评主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带有政治和社会烙印的主体，不象诗话作者那样，甘于书斋的悠闲，陶醉于自我的清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政治的话语，是社会介入的途径和手段。以诗话为代表的古典文论作为主流批评模式在二十世纪初的消亡并非历史的偶然，古典批评所赖以生存的那些社会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当前的形势下讨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新探讨诗话等极具民族形式的文学批评样式，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古籍出版社，1956. 2

[2] 何文焕. 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3

篇9

    一

    西方叙事学指的是源自法国、并在西方文化传统内发展壮大的叙事学学科,包括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一般而言,经典叙事学指的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是直接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叙事作品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产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各种跨学科流派则被称为‘后经典叙事学’”。申丹等着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郑重其事地在叙事学的名目上冠上了“西方”二字,表明叙事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很有必要区分“西方”和“东方”,具体到中国,就是区分“西方”与“中国”。“中国叙事学”依然成为国内学界强烈的理论冲动。那么,什么是中国叙事学?

    对“中国叙事学”的态度,国内学界有三种观点:一、必须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叙事学,这是大多数学者诚挚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最典型的代表是杨义,他说:“在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同时,返回中国叙事文学的本体,从作为中国文化之优势中开拓思路,以期发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也许相当一些侧面为西方理论家陌生的领域。”他的《中国叙事学》直接以“中国叙事学”命名,“中国”一词代表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民族特色。二、认为建立中国叙事学为时尚早,但前景乐观。相当一部分学者持这种观点。如徐德明认为,“专门讨论中西叙事诗学的整合,进入纯粹理论探讨为时尚早。”青年学者罗书华在《中国叙事之学》中提到,“现在谈论与建构界限清楚的‘中国叙事学’的条件还不够充分”,但应该为它的建构“做些有益的铺垫”。三、认为作为一门世界通用之学,叙事学是没有国界的。比如董小英在其《叙述学》中认为,“叙述学就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所以“文化可以各个不同,但是只要使用文字或者艺术方式表现了某种意义、意味的话,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叙述方式,应该是可以借鉴,是没有国界的。”态度不同,表明中国叙事学界对一些问题认识尚有暧昧不清之处。譬如对叙事学学科本身的认识。国内对“叙事学”的界定尚未统一,徐岱认为“应该是对叙事现象的理论研究”,董小英认为“叙述学就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谭君强认为“就是关于叙事文本或叙事作品的理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还是叙事学源头——西方叙事学界对叙事学的界定也有多种,“或曰,‘叙事学是对叙事形式和功能的研究’;或曰,叙事学是‘叙事文的结构研究’;或日,‘叙事学是叙事文本的理论。’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给叙事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性的理论。’”这就更导致了人们对这一学科认识的含混。另外,国内关于“叙述”还是“叙事”的讨论,也说明国内对这一学科的认识尚待进一步廓清。1999年傅修延考释“叙事”,认为“叙事”有动词和名词二意:作为动词是“讲述故事”,作为名词是“对故事或事件的叙述”;“叙事”与“叙述”有时候可以互换,如“叙述学”和“叙事学”。2001年董小英解释其着作《叙述学》的命名时简单提到过“叙述学”和“叙事学”的问题:“故事其实是被叙述的内容;叙事是叙述的形式,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文字组成的文本;而叙述是指叙述的方法。本书着重研究的是叙述方法。……叙述学是通过叙述形式研究叙述方法的学问。‘叙述’最能表达我们的研究目标,所以把书名定为‘叙述学’。”(粗体为原文所有——笔者注)但这并没有解决“叙事”(学)还是“叙述”(学)的问题,叙事学的命名依旧显得随意。2008年董小英本人出版的新着《超语言学——叙事学的学理及理解的原理》便弃“叙述学”而采用了“叙事学”。赵毅衡以一贯的敏锐,于2009年撰文《“叙事”还是“叙述”?——一个不能再“权宜”下去的术语混乱》,指出目前“叙述”与“叙事”的使用过于混乱,希望解决这个当代文艺学基本学科的命名问题。赵毅衡主张统一用“叙述”(包括派生词组:叙述者、叙述学、叙述化、叙述理论)。后来申丹也在同一家期刊撰文《也谈“叙事”还是“叙述”》,主张不能统一用叙述代之,而是在“叙述话语”和“所述故事”这两个不同层次对“叙事”和“叙述”这两个术语做出选择。这种商榷非常及时且必要,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国内实在过于随意了;但是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叙事学学科命名存在的问题——混乱的名称显然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叙事学”的认识和理解。

    二

    要解决什么是“中国叙事学”问题,可能还得从西方叙事学人手。只有厘清叙事学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才能真正说明“中国”叙事学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一、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从西方而来,自法国源起,途经英国等欧洲各国为一变,再到美国又一变,中国学界从欧美各国吸收了叙事学的营养;二、叙事学的各种理论迅速得到中国学界的认同,应用西方叙事学理论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论文论着迅速增长;三、在西方叙事学的参照之下,中国学者在叙事理论的拓展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四、在西方叙事理论的启发下,中国古典叙事理论得到重视。但以上只是一种表面的描述,并没有真正说明叙事学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关键还在于一个“化”字:本土化的最基本含义,就是要“化”去西方之异质,融源自西方的理论为中国的理论,使叙事学成为中国当代文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这种思路的起点是“异”。叙事学的发展路线,自法国而英国和欧洲各国而美国,从经典时代到了后经典,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离开一个共同的文化母体。也就是说,叙事学一直在一个相同的西方文化圈内发展,不同国家形态各异的叙事学研究,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在一个相同的文化语境内的理论研究,他们的关系是相继相承。但是,与西方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叙事学研究,它的个性和风貌会全然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会体现出与西方理论的根本上的差异。所以,辨析差异是吸纳西方理论最基本的工作。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直接强调的就是文化传统的差异,他对中国叙事学的建构,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的,称得上是一部叙事理论的文化研究论着。

    差异的认识需要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异”、认识“异”。于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得到强调。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读者阅读习惯与文学的叙事形式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要素的不同会直接导致文学叙事形式的民族特征,也就有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中国学者往往对国内一些论着仅仅拿中国作品作为例证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表示不满,便是基于这种文化传统之异、叙事理论之异之上。随着国内学者对西方的深入学习和翻译工作的逐步拓展,西方叙事学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国人眼前,中西比较的维度变得越来越迫切。事实上,中国学者介绍叙事学的着作,都带有比较的因素。徐德明认为整合中西叙事理论的可能途径之一,就是中西叙事理论的对应比较。很多学者在叙事学领域的中西比较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中国叙事理论与西方叙事理论的异与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提及。在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中,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与西方叙事学说相互辉映,中国叙事思想的“双子星座”(史传观念和诗骚传统)、“三驾马车”(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叙事思想)、“四大范畴”(白描、闲笔、虚写、传神)与西方叙事理论互为对照,具有深刻的中西比较意识。胡亚敏《叙事学》的附录,便是对金圣叹叙事理论的梳理,与正文的西方叙事理论介绍形成鲜明的对照。张世君在《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中辨析了多组中西叙事概念,如“间架”与“插曲”、“脱卸”与“转换”、“一线穿”与“整一性”、“间”与“障碍”等。

    应该说,在中国的叙事学的研究途中,必然会有比较的维度。毕竟叙事学源自西方,是在西方文学实践和两千多年叙事理论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学说,与中国的文学实践和传统叙事思想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差距是显见的。问题是,对于叙事学学科来说,这种差距是绝对的吗?还是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学科框架和学科传统内发展学科?换句话说,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是要在中国与西方的范畴内发展叙事学,还是在叙事学的范畴下展开中国的研究?这可不是在玩语言游戏,二者的差异是显着的。前者建立在“异”的基础上,意味着中国叙事学的独立品格,意味着会出现一种与西方叙事学全然不同的中国叙事学;后者则建立在“同”的基础上,意味着中国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处于同一个学术框架内,是对西方叙事学的继承和发展。

    三

    第一种路线会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建立中国叙事学的呼声,建立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中国叙事学也是许多中国学者的愿望,而且中国叙事学界已经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不凡的成就,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出版无疑让国内叙事学界精神一振。第二种路线,撇开文化尊严和民族感情不说(那场历时十余年至今余音未歇的文论“失语症”讨论,反映出国内学者多么深刻的文化焦虑!),即使在学理上也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实际上,这第二条路线,在中国也不乏实践者,且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篇10

一、营造一个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环境氛围

我们的做法是：让幼儿与环境“对话”。走进柏庐幼儿园，有传统的古井石桥、竹园草房、昆山三宝、朱子家训、昆剧介绍。慢步走进校园：班牌、家园共育、走廊、楼梯、盥洗室，等等，随处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和幼儿园环境的有机结合：唐诗宋词，圣贤名句，成语故事，幼儿创作，字画相承，既有古韵，又具现代气息，集美、雅、趣为一体，视觉环境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充分发挥了每一寸空间的教育价值，使教育环境真正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如：小班开辟的“古诗天地”；中班首创的“三字经”专栏；大班独创的“朱子家训”墙饰，体现的是各年龄阶段的班级特色活动。特别是大班，把朱子家训中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经典名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于楼梯墙面上，幼儿每走一步都有经典相伴……极具情趣、耳濡目染，每天只要读一读，经典自然而然就背下来了。

二、在经典诵读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精髓

古典诗文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千百年间，万口传诵，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为祖国文化的命脉。在新世纪中，社会的飞速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父母注重对孩子进行各种技能的培养，但仅有这些技能是不够的，必须特别注重孩子审美情趣的培养，因为它是培养孩子优良性格、健全人格的基础。所以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开展不同类型的经典诵读活动，传承文化，提升品位。

1.从古典诗词中让幼儿感受如画般的意境

为使幼儿充分接受古典熏陶，全方位地感受、欣赏、领略古典文学的精美意境和博深道理，我们让小班的孩子以欣赏古诗词诵读，激发兴趣为主，如《春晓》、《静夜思》、《咏鹅》、《悯农》等，一开始，孩子们可能不解其中意韵，但通过反复引导孩子不断吟咏，如诗如画般的意境就展现在孩子面前。

2.从三字经中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

中国的启蒙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在众多的启蒙教学教材中，《三字经》当居首位，是中国古代流传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尤其其中的劝学、勤学部分使用著名的典故，便于幼儿学习理解。全文以三言形式出现，三个字一句，四句一组，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的特点。因此，我们尝试在中班开展三字经诵读，我们将《三字经》分段讲述，每次记背前都依据所讲内容选择一个故事，用“量经定做”的故事让儿童加深对经诗的理解，让幼儿以形象、轻松的方式了解历史上著名人物和传统文化领域的基本常识。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四句，我们为儿童讲了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我们选择了北宋仲永从神童到平凡的故事，在一个个经典的故事中使孩子们悟出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3.从朱子家训中继承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被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称道的一种美德。《朱子家训》告诫人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是教人要节俭。所以我们在大班开展了朱子家训诵读活动，因为有些句子比较难懂、难记，老师就把这些句子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出来，引导幼儿背诵，还有的老师自己给它谱曲，用歌唱的形式唱出来，也别有一番情趣，在多种形式的活动中幼儿接受了勤俭节约的教育。

4.各类经典诵读展示演出

每个班以不同的形式展示经典诵读的成果，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现代元素相结合，让经典在舞台上得到更好展示。小班以古诗为主，就连小小班的小不点也能吟诵《咏鹅》、《悯农》、《春晓》，真为他们感到骄傲；中班的孩子则以歌舞的形式把三字经演绎得淋漓尽致；大班的哥哥姐姐更是不容易，虽然朱子家训有点难懂、难记，但他们也毫不示弱，有的唱有的念，让我们深感欣慰。

三、在教学活动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在教学活动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是对幼儿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最主要内容，我们把一切符合幼儿兴趣的内容渗透进教学，如传统美德、传统佳节、传统工艺、传统音乐、民间故事、民间游戏，等等。

首先，在教育中渗透中国传统美德。我们利用一些民间故事、童谣、图片等帮助幼儿理解什么是“孝敬父母，尊师重道、团结友爱、谦虚礼貌、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等，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德育故事，还有数量众多的成语故事。并将这些美德渗透在一日活动中，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从小树立健康的道德观。

其次，利用传统节日使幼儿感受传统文化的多彩。传统佳节是我国区别于其他民族及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在幼儿教育中强调中国传统节日的意义，根据节日习俗设计教室环境布置、开展主题活动，例如在元宵节组织幼儿做元宵、猜灯谜，在端午节组织幼儿吃粽子、佩香囊，等等。

再次，组织幼儿玩中国传统民间游戏与玩具等。我国的传统游戏源远流长，传统游戏是中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组成部分，很具有民族特色，如放风筝、跳绳、踢毽子、丢手绢，等等，我们在教学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实际情况具体实施。如春暖花开之时带领幼儿去公园里放风筝；户外活动中组织幼儿玩丢手绢的游戏；寒冷的冬天里，带领幼儿踢毽子、跳绳等。

最后，使幼儿了解其他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老师无法全部掌握，所以我们将一部分传统工艺、传统艺术等文化知识展示给幼儿。比如，我们让幼儿欣赏国画、剪纸、脸谱、皮影、花灯、民族乐器、民族舞蹈；让幼儿聆听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并在区域游戏中一起剪纸，感受剪纸这一传统文化的无穷的乐趣，结合主题和孩子一起制作脸谱，了解脸谱的特征，在看看、做做、戴戴的过程中使孩子了解传统文化。

四、将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

中国现代幼儿教育是在19世纪中叶后逐步从西方引进的，它比中国传统幼儿教育更先进、更科学。因此，我们在幼儿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时利用科学的形式把传统文化同现实生活相结合，用科学的现代幼儿教育方法向幼儿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