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的作用十篇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1

关键词：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和谐社会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孔子的音乐观

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喜欢音乐，天天沉浸其中，有极高的鉴赏力。他针对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把音乐的内容称为“质”，把音乐的形式称为“文”。孔子认为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正是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所以才使他“三月不知肉味”，这从一个方面体现出孔子的音乐审美观。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音乐本质的重要问题，只有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音乐作品才具有审美价值。音乐的内容是指音乐的音响中体现出的精神内涵，音乐的形式是指音乐的各种表现手法和结构形式。过于强调音乐的内容则会失去音乐的艺术性，如同孔子所说的“野”；过于强调音乐的形式因素，则是过分炫耀技巧，使作品失去内在的审美价值。从这个角度讲，孔子的音乐审美观的确具有合理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一是音乐对个人品德修养形成的影响。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的品德形成最终是由乐来完成的。他在所从事的“私学”教学实践中，把音乐列为必修课，他说：“先进于礼，野人也，后进于礼，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人，首先要学习音乐，然后再去做官，学习礼乐是构成人的品质的重要因素；二是音乐对社会的影响，音乐有“兴”、“观”、“群”、 “怨”的作用。通过音乐活动，可以深刻了解社会生活，《论语・徽子》中记载：“齐人归女乐，季桓子授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人向鲁国赠送歌姬、，季桓子接受后三天不问朝政，因此孔子便离开了齐国。这说明孔子从季桓子的行为中看到了齐国社会的政治状况以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孔子还认为音乐可以教化民心，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孔子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期望用礼乐的结合达到“仁”，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因而，孔子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文之以礼乐”，用音乐进行培养。为人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以礼为内容，可以修身、治国、事父、事君；乐与礼相配合，可以“易使”，使等级统治得以维持。

2.孟子和荀子的音乐观

孟子提出性善论，他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发展为仁政思想。孟子认为常人与圣人“有同听”，有共同美感；作乐应体现仁、义之德，推己及人，推恩于民；用乐应“与民同乐”，使民各得其所。

荀子既有专论音乐的《乐论》，又有散见于其他篇中的论乐文字，可谓是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性、伪合”，经过后天的学习，引导改造人性，使之变恶为善、变丑为美。其途径之一就是音乐，因为音乐善于感动人心，陶冶性情

二、孔子对于音乐社会功能性的探析

孔子把音乐看得非常重要, 甚至提到了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他说:“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

作为思想家，孔子为治国平天下提出了一套音乐主张。第一，孔子既反对“质胜文”的“野”――粗陋、无文采，也反对“文胜质”的“史”――虚浮、华而不实，要求“文质彬彬”，相配得当，相得益彰，达到“尽善尽美”之极致。

孔子的音乐艺术审美准则是“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就是以礼约思、非礼勿思，就是要“思合于礼，止于礼”。要“以礼约乐”，即以礼约束音乐中思想感情的表现，使之正而不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则，认为音乐艺术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保持理性的、人道的节制性质，不要堕入卑下粗野的发泄或神秘、狂热的情绪冲动。孔子的这一观点乃是“中庸”礼乐思想的体现，礼乐的结合一直是孔子的音乐审美理想。孔子认为，音乐不能放纵，不能失去礼，否则就会成为亡国之音。他提出“郑声淫，佞人殆”，“恶郑声之乱邪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所谓“郑声”，指的是殷商之遗声，是一些绚丽多彩的民间音乐，孔子认为这些音乐不符合“礼乐”标准，人如果听到这种声音就会失去“和”，失去平衡，社会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礼之用，和为贵”，所以他认为要“放郑声”，这充分体现了他提倡中和之美、崇雅抑俗的音乐审美观。

三、中和之美与和谐之道

《礼记・中庸》有言:“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和谐, 是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核心价值。儒家不仅在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方面讲求中庸,在音乐上也是如斯。《论语・卫灵公》记载:“乐则《韶》、《舞》(‘舞’通‘武’) 放郑声, 远佞人。郑声淫, 佞人殆。”孔子认为，郑声是一种享乐的音乐。雅乐才能达到“和”的境界， 才可以移风易俗劝人向善； 郑声听多了，社会和人心都会乱，故曰“大乐必易”。孔子认为“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雅乐才能够使社会安稳，百姓幸福。他所谓的“和”的核心, 就是处理一切事物, 必须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 上下兼顾, 取其中庸。而这种中庸之道的推行就会使社会安定, 邻里和睦, 君臣同心。而在今日，这种思想一样具有借鉴意义，大到国与国相处，小到邻里之间，中国人奉行的永远都是和平共处的中庸之道。

四、结语

儒家的“和”包含了一种重要的思想“和而不同”，而这种文化观正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需要借鉴的。在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如何让有差异的文化达到共识并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和”。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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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恬. 儒家音乐功能论的现代价值思考［J］. 民族音乐, 2007,(01):61～62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2

即使中国儒家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传入到越南，但这些差异方式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说，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处。 

（一）儒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础。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础，甚至日本儒家、朝鲜儒家也如此。依笔者所知，儒家长时间在中国、越南、日本、朝鲜等国家生存下来的基础是东方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东方国家社会存在基础在于稻作农业经济与三角洲流域紧紧相连。该经济基础使社会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崇拜天地自然，社会中人尊重长辈，尊重有经验者，尊重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处等等。这是个好土地给儒家扎根生枝以及发扬自己的学说。虽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鲜，儒家都是来源于中国，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统，但是，像中国一样，在支配社会发展时，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封建社会发展。今天，儒家思想虽然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的标志仍然保留——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也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更具价值。在中国，儒家支配所有乡村和家庭关系、道德关系、教育活动等社会中人的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强烈地影响社会的所有活动。在越南，儒家长时间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动的指导思想系统，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别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会占据了独尊的地位。朝鲜李朝时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时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视儒家，儒家思想成为支配社会所有活动的思想体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会一切活动的正统思想系统，但是，儒家仍在社会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许多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 

（二）经学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时，经学经典也不断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国儒学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创作出越南儒学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书》和《五经》。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经学和中国经学是相似的。李朝时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为经典书籍。例如：13、14世纪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视《四书五经》以及儒家仁义思想和教育思想。他们的话和引用语都是来源于中国经学中的内容。十五世纪，越南儒神吴士连编撰了《大越史记全书》，15卷有174段评语，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诗》《书经》《春秋》《论语》等文献，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学者。十八世纪末，中代时期越南最有学问的大臣代表——黎贵敦进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视朱熹。在越南，到目前为止，越南儒士忠于传统儒家经学。越南儒家仍重视孔孟经学，程朱思想则是道学。潘珠贞、潘佩珠、黄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义上是民主）、抵抗君主专制制度的东京义塾运动都一直重视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编写《孔学登》也是提倡儒学价值意义。 

（三）思想体系相同。从诞生到发展和传播的过程，儒家和儒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并被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空间所支配；换句话说，中国历史阶段，历史背景和地域空间的不同，引起中国儒家思想不同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历史中没有一种统一和纯粹的儒家”（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中没有一种同一宗教形式），更没有一种纯朝鲜儒家、纯日本儒家、纯越南儒家。展开其观点，可看出没有确定何为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划分标准。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儒家都有异同之处，但总体来说能称它们为儒家思想。因为在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儒家都要依靠一个基础、一种不可改变的哲学体系。儒家诞生与发展于中国后才蔓延到东北亚地区，可见儒家的基础即是中国儒家。确定在丰富多样的中国儒家思想系统中哪里是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点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有三种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并支配该地区的所有活动，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统。2.汉儒思想系统（董仲舒为代表）。3.宋儒思想系统（程朱为代表）。上述三种中国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关于哲学、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鲜儒家的基本依据。无论发展在自己的家乡中国还是发展在异国（越南、日本、韩国），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可儒家仍然还背着它的基本思想内容。因此，中国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鲜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称，为“儒家”。当认识到儒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基础”和“不变”因素，我们才能了解到各国儒家的差异之处。 

二、中越儒家的差异 

除了相同之处外，越南儒家、中国儒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儒家也有许多差异之处，最凸显的是儒家学者队伍和思想风格。 

（一）越南儒士与农民和农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亲近农民，他们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紧紧相连。据史料记载，17世纪，越南都市已发展到一定的繁华程度了。升龙、蒲献、会安和顺化是越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但蒲献儒士寥寥无几，只有三贡生、没有进士，17-18世纪的会安也有如此状况。19世纪，绝大部分贡生（举人）和进士都出身于农村。比如说，自19世纪初至1919年，阮朝时期，39届考试的555位进士，47届考试的5226位举人大多都出身于农村。当官者在位时被调动到全国各地，他们退隐之后仍然选择回归农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农村儒士，农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对越南儒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農村儒士阶层当老师、当大夫，同时也将儒家传播到农村。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儒家与越南有不同之处。中国清明时期，华南地区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时教授讲到：“清明时期，商人开始当官，他们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势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环境是城市生活环境。朝鲜韩国的儒士是社会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学的专家或寻求儒学作为个人道德学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阶层生活与农村乡村生活紧紧相连，因此诸多儒家观点，特别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组织渗透进农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据黎贵敦在《乔文小录》中所统计获悉，在山南镇，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纪，考生数量猛增，朝廷必须通过指定名额来限制报考者数量，如：乙酉年届（1765）大城市考生名额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额为50名，小乡镇考生名额为40名。自红河三角洲枝清艺地区的考生数额也达到上万人。根据上述数据获悉，乡村中，系统学习儒学的儒生数量繁多，直到21世纪初。在19世纪，阮朝主张通过儒学教育、科举考试和训条加强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维风格。研究越南儒家学者的认识和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南儒家与其他的国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面向实际与功利。面向实际与功利体首先体现在学习目的。绝大部分越南儒生设定自己学习目的，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享荣华富贵的生活，完成学习目标标志着结束学习过程。极少人有远大的志向，学习是为了探讨地区热门问题，学习是为了服务社会或为了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此外，儒家学者的学术态度也是该关注的问题。客观分析可见有一些儒家学者关注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常关注政治道德问题，少讨论玄学或高级思维领域，其中隐藏在内深刻的认识和创新的能力。甚至，他们将无形变成有形，运用于实践活动中。例如：天地人关系中“天”的概念，他们不考虑作为一种自然实体、“天”的本质怎样，或不考虑作为一种精神实体、超自然实体、“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只从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如：“天”运行得有“时”、人要知道天时、种植耕作才能丰收，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要如何对待天才能享福，从而主张“敬天”“顺天”“奉天”等。另一个例子，《易经》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越南儒家学者并不关心到底何为“太极”“两仪”和“四象”，而是对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感兴趣。他们关注到能带来给他们直接利益的东西。因持有如此的学习方法和思想，他们很少做出大贡献。高榜提名的成千上万举人和进士，很少有人能创作出国家和民族能记住的工程和光荣的事业。当然，越南儒家也有伟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谦、黎贵敦，阮攸。但是这是罕见的。2.习惯性地简化内容。越南知识渊博诸子在中国巨大渊博的儒家宝藏前都会有意识地简单化，选择主要内容，编辑成简单、明了又易懂的教学教材。例如，在中国已有关于某问题的完整书籍，如：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书大全》，到越南就变成“说约”（学说简约）和“约解”（简约注解）；或明朝胡广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为“节要”。该现象并不是一个朝代特有的现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四书》的简化工作，陈朝有朱文安《四书说约》，黎郑朝有黎贵敦的《四书约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书选讲》；黎郑朝裴辉壁的《性理节要》仍被阮朝视为经典教材。简单明了的优点是易懂、容易记住、容易传授和学习。简单明了却是学术的局限，因为简洁等于要删略学说的许多观点，失去许多潜在的暗示教义，删除学说中丰富多彩的含蓄内容。更不用说简略和节要很可能将核心内容减去而留下来次要的。传授知识者满足于简单明了的内容，学习者也如此，这样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语 

总之，儒家传入越南后，在越南领土上存在和发展几百年了，虽然有时达到顶峰，有时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越南人民和社会。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封建阶级以其建设封建社会制度，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对原有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改变，并成功运用到处理朝廷内部事务以及抗外敌事业。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当时越南社会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为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相比，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存在诸多异同之处，越南儒家有着本国特有的风格，包括儒家在社会发挥的作用不同，儒家运动方向和发展动力不同，思考风格不同；越南儒家远离超形、崇拜利益的现象，越南儒家与人民实际生活紧紧相连，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为人民的利益而考虑。 

【参考文献】 

[1]潘文阁.新时代新地区背景下越南儒家之研究[J].哲学期刊，1999（3）. 

[2]潘大尹，阮玉琼.关于阮朝官制的一些问[M].顺化出版社，1998：118.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付依菱.明清社会经济历史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3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1.1研究目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单单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为人品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及国民素质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文化价值。儒家思想甚至远传海外，进一步宣扬了我国声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到现在为止，东亚诸国也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国家的重要思想文化，将儒家文化当作重要的思想教育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课改的逐步实施，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在逐步加强，如何将儒家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所有大专院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1.2研究意义。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对我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儒家思想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1]，不仅仅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也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知儒家思想，便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儒家思想当中的教育思想符合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突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将儒家思想和当今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学生知行合一。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孔子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极具代表性，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并且其所撰写的《尚书》《周易》等书籍也成为了儒家文化中最初的经典典籍。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分裂开来，其中以孟子和荀子的观点最被世人所赞扬，他们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两种思想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人性的探讨，而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帮助汉武帝统一封建社会，他就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又融入进儒家学说中。这使儒家思想在帮助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

宋朝时期的儒家文化经过了张载和二程的发展，开始形成理学，南宋时期的朱熹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念相融合，理学观点发展到顶峰，而明代的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多种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使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并发展下来。

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 高校思想教育所获得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历来重视的工作重心，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一个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的作用[2]，而且伴随着种中央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等文件的下发，表现了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这对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

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方针，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教育会议的开展，提出了“育人为本”和“德育为先”等教育理念，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2高校思想教育师资力量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中央和学校高度重视，两者开始加大对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学校开始建立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实功底和教学能力突出的专业师资队伍，这些教师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和学校的重重考核才确定下来的，这种高校的师资力量能够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保障。同时党中央也开始将党和团组织在高校中普遍传播和建立，这种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品质建设，定期在校园内开展思想政治品质的宣传和定期发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宣传页和书册。

（二） 高校思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教育太过限制于书本和一些空洞的说教，这种课堂上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即便拥有教学系统的理论学说也无法将其真正的刻入学生的脑海中。而且高校思想教育的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和学生在施教和学习过程中也缺少哦相对的激情。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学生在学习思想教育建设这些主流文化时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开始只注重短期内的经济交易而不重视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学生也受其影响，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没有金钱重要。这种风气的形成也表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在逐渐的缺失。

四、 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4.1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校园文化活动。儒家思想能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应当加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视，经常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将文化与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儒家思想对自身的影响。

4.2汲取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德行”的培养，儒家思想注重个人的内在德行，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相符合，将儒家思想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自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改变，也可以将儒家思想通过高校这一大平台进行传播和发展[3]，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4

［关键词］儒学复兴；公民儒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志码］A

中国传统儒学发展面临深层危机因而试图实现创造性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在今天不期而遇。一方面，在二者实现内在对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它辩证地吸取并融合了传统儒学的思想精髓，对之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进行了批判性改造，为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开启了新的方向，使传统儒学在自我拓展、自我生成中获得了一次文化复兴的机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荡涤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旧灰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则使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生长成为可能，使传统中极具价值的思想学说通过并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而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并在科学改造中实现现代转型。

事实上，近代以来，学界对于儒学复兴的争论从未间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西化派、现代新儒家等在内的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曾从政治儒学的困境、儒学创生的条件、儒学返本开新的可能等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论述。鉴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本文拟以此为背景，从儒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缺乏生活场域基础——切入，分析儒学复兴之可能及未来走势，探讨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一、儒学复兴的困境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儒学在近代百年沿革中，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了末学的式微状态。在此尴尬境遇中，欲使儒学再度复兴，谈何容易。对此，有人从儒学自身找原因，认为：一是面临多元思想撞击的反复挤压和多重解构，在边缘化、碎片化、隐匿化的衰变中，儒学的农耕基础和宗法基础已然崩裂，其文化原典与叙事结构遭到颠覆，在当代中国主流思想论坛上处于失语状态；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意识形态批判的强大压力下，传统儒学的知识体系全面崩溃、屏障全失，其主导性价值原则几近气丧命绝，或作为断裂的文化碎片散落在人文学科的边缘，或作为失去活性的精神因子沉寂于史学研究领域的隐层；三是在场域收缩和思想游弋的当代文化语境下，传统儒学的生命活力已然丧失殆尽，它早已变成漂浮的观念、思想的碎片和文化的点缀；四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市场化、商品化、工业化、都市化浪潮的狂飙，使得儒学的生活基础日益贫瘠，其身份因无所依归而趋于模糊，只得遁入书斋，自我放逐。［1］也有人从儒学之外找原因，认为：本来，儒学创造了对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而深刻的独特理解模式，塑造了复杂而微妙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然而，现代中国学人在对传统儒学进行理性反思时，不管如何评价和怎样表述它，几乎都要采用西方思想框架和平台来进行诠释，力图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2］结果就造成了当代儒学的尴尬处境。

关于儒学复兴何以可能的研究，当前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的派别，还是坚持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论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正统主张，还是强调中国文化后现代主义转向的激进探索，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现代西方的理论范式并以之为圭臬，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学人已习惯于用西方的现代性镜子来鉴照自己。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当代中国学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念的代言人。这种集体性精神误认严重损害了中国儒学的思想意义和理论力度，破坏了它本来的文化性能和学理价值，它的观念和问题也被荒诞化、泡沫化、边缘化，中国儒学原本和谐的概念系统被支解，那些最有解释力和支配力的儒学范畴，如仁、道、天、理等，一经西学阐释便变得意义轻薄、空洞无物甚至相互冲突。

显而易见，一方面，西学观念的大量涌入唤起了中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压缩了中国学人自己的问题领域，使中学丧失了自我规定性而显得不伦不类；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只有通过中西融通才能摆脱这一理论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西文化传统是这个世界上同样高度发达而范式又相差甚远的思想体系，而且各自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发展又完全不同，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共同点可以实现二者的会通。要实现不同思想体系之间观念的会通只能通过思想创新，而不可能通过机械性拼接和简单性比附等各种伪创新的举措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搭建什么“真诚的对话平台”来完成。对话或交流的确可以促进彼此一定程度的理解，但理解并不意味着必然接受，只能产生有距离的承认。异质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要成为可能，显然还需要一种基于共同生活需求而产生的共识。

但吊诡的是，建立双方共识并形成互惠交往的困难恰恰在于，以什么生活场域为基础、通过什么样的问答逻辑而产生怎样的视界融合，是“中体西用”抑或“西体中用”？是“援儒入马”抑或“以西非马”？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儒学的思想内涵层面分析，认为儒学的心性之学对人学意义的追寻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提升，它以心性之学与“内圣”追求的交融为内涵，将人对存在意义的领悟与存在价值的体认提升到了引人瞩目的地位，空前地突出了人性的精神自觉，内在地体现了人性化存在的当代意向；但从心性本体的视域出发去考察人之存在的意义世界及精神境界的提升，却同时使之陷入画地为牢和固步自封的困境中，而未能充分关注意义世界的丰富性及人性的多面性。［3］因而，心性儒学只注重意义世界内在形态或观念形态的建构，而忽视对其现实语境、外在形态的基础建设。这既泯灭了人学之意义世界本身的当代性，也使其意义追寻呈现出抽象性特征，往往以抽象心性之维的虚假存在消解了对象世界的客观实际。所以，儒学因隔绝于现实认知和实践过程，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而沦为封闭、玄虚的精神，如此要实现其“当代复兴”，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

二、儒学复兴的可能及其未来走势

其实，传统儒学是由历史传承下来、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质的思想纽带，它渗透于广大民众的思想道德、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语言文字中，具有极为宽泛的理性内涵与文化底蕴，深刻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学界一般将儒学划分为三个层面：政治制度层面（即政治儒学）、日常生活层面（即公民儒学）、精神信仰层面（即信仰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它的制度规训功能及其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儒学，它的当代建构也难以实现。看来，复兴儒学的最好路径就是从公民儒学、生活儒学、道德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和公共伦理层面的教化作用。若从儒学的延续性、超越性、大众性、时代性等方面分析，儒学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它能够包容过去、启示现在并开拓未来，在价值选择与文化认同方面铸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凸显我们的文化特质，在当代的确存在着复兴的契机，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然而，在它的社会基础严重崩塌、文化观念彻底断层，受到异质多元思想猛烈冲击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态势的强力推进中，传统儒学的当代复兴的确面临着诸多困境。

事实上，儒学复兴之所以在现代遭遇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必需的宗教支持，而是因为它缺乏公民儒学之生活基础，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冷漠和疏离。因此，儒学在现代要发挥教化作用、实现意义创生，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观念，成为民众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之不可或缺的东西。为此，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生活化的途径向普世化、时代化的公民儒学转化。如此，就不能如传统儒家所主张的那样，从内在超越的心性层面发掘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展，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大众世俗价值的贵族化倾向，重新激活并发扬传统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意蕴，尊重普通大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理解并自觉顺应人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生活实践，将儒学彻底大众化、时代化、生活化，由羞于口、弊于言的“内丹学”转化为与现代生活需求和情感认同合拍的“外丹学”，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和真信念。时至今日，重新确立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已决无可能，而从生活场域来重构其思想进而实现平民儒学的复兴倒是可能的。

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形态的彻底变革和家庭伦理的根本转型。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根性，被市场化的各种物欲裹挟的现代人真的容易挣脱现代生活的藩篱而主动趋向传统儒学的心灵救赎吗？恐怕未必。连重建日常生活基础尤其是重构家庭伦理生活场域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公民儒学的真正复兴了。传统儒学作为封建社会中农耕文明、宗法制度下的血缘文化和以心性修养为主的“内圣”之学，它的影响与作用向来具有两面性，它既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公共心理和共同人格，又造就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和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自贱品格，其消极影响一旦通过平民儒学而死灰复燃，就会毒化人们的心灵、污染社会环境，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科学构建。可见，儒学既积淀着精华又充满着糟粕，其复兴之路既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而使民众普遍接纳，也不能执行“全盘西化”而使其彻底颠覆，只能采取视域融通和实践整合的创新之路，通过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改造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简单拼凑抑或单纯移植，既无法充分汲取和创新利用儒学的丰富资源，也不利于新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新塑造。

三、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要真正实现儒学的复兴，传统儒学还必须进行一次真正的义理革命，以摆脱传统儒学固守抽象研思的旧理路，而与当代思想集体开展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其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系能否为人类的文化创新开出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原理，为我们提供当代中国文化所凝聚的多元智慧与精神发展的广阔空间，才是值得我们认真省思的。

时下，我们正处于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复兴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因而需要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重新走向新生。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于21世纪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获得新的发展、实现复兴是很有可能的，但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从内容看，儒学复兴必须是能为当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支撑的生生之学，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和合之学，是返本开新、奋力开拓、与时俱进的创新之学。从时代需要看，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儒学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弘扬中华文化、融汇古今中西，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努力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境界。从文明发展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分不和谐的状态之中，有许多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共同难题，诸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由于过分注重物欲与感官享受而导致的身心失调、人格分裂与身份迷失等。［4］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只有在对人类宇宙根源与人性道德根源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切身体悟中，才能洞察人文危机、存在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形成新的天人合一观并以此培植出新的国民意识。［5］这些都表明，儒学作为一种曾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早已随着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而终结［6］，并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代替，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儒学经过自我变革后，则有可能作为内在精神变量而再度复兴，并成为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变量之一，而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主导形态。［7］复兴后的新儒学即“后现代儒学”，将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提供新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教化人的品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精神塑造作用。

当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大潮中，儒学复兴不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方向，只有实现当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儒学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天，我们要解决与儒学复兴相关的任何现实问题，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框架而抽象地、教条地对待儒学复兴，必须系统地研究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学的糟粕，探寻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中的积淀及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和模式，提炼儒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从新的视角审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生相融关系，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儒学的民族特性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实现整合的可能道路，发掘出其中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念，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实施。［8］

［参 考 文 献］

［1］ 景海峰.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J］.学术研究，2008（3）:46.

［2］ 赵汀阳.哲学的中国表述［C］//论证（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92.

［3］ 杨国荣.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J］.河北学刊，2008（1）：35.

［4］ 朱荣英.物化的时代与哲学的使命［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4.

［5］ 成中英.儒学之本与儒学的当代意义［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9.

［6］ 汤一介.论儒学的复兴［N］.人民政协报，2009-10-12(4).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5

【关键词】“仁爱”思想；路径；现实价值

一、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文化起源于先秦，是以儒家、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流派，是伴随着中国的历史脉络积累和流传下来的，至今对当代生活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传统文化。它以物化和精神两种形式存在：物化方面包括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精神方面包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它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道德规范、人生理想、政治、哲学、宗教等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德育的影响也是颇为深刻的。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首先提出“仁”的思想，后来为历代儒家学者所接受并传承，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核心理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被“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所淹没，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很好地挖掘它的当代价值。而今天反观历史，重新审视“仁”的意义，尤其是在高校德育中的价值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何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为当代高德育服务，是值得重视并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路径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以“仁爱”为核心，以个体品德结构的知、情、意、行四个层面的培养为主线，强调情感育人的作用，有助于高校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侧重德育的文化内涵，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与人格独立；树立大学生的礼制观念，优化其人际交往；塑造大学生的君子风范，培养其自律能力，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储备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坚力量。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方式主要表现为：

第一，引入儒家的教育理念，提高教育成效。儒家的教育思想突出表现为因材施教，同时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高校德育面对的是个性心理与心智发展程度千差万别的客体，更需要因材施教。重点是关注学生的情商、兴趣和个性，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也要注重儒家教育思想中的身教重于言传，教育主体要德才兼备，在具备专业的知识的基础上，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以身作则，重视教育的示范作用，做到“慎独”与“内省”。还要做到教学相长，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主体不能局限与书本知识的汲取与传授，还要发现学生的优点与发展潜能，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

第二，塑造“仁爱”的理想人格，实现教育目标。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追求真理和坚定人生目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内容，实现人生价值应以推崇人的道德品质为先，淡化物欲，以大体为重。在现代德育中，我们应继续弘扬爱国、爱民的思想，完善自我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当代大学生面对国内外多种价值思潮的影响与冲击，“仁爱”思想是培养大学生完善的人格与高尚的品格的思想基础。加大“仁爱” 思想宣传教育与教育的融合力度，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大学生具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气节和道德情操，使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三、儒家“仁爱”思想对高校德育的现实价值

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源泉。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儒家“仁爱”思想对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坚定大学生的人生信仰，塑造大学生利他的价值观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有利于高校德育内容的完善。高校德育的目标是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自我超越，因此大学生不仅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还要兼具良好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儒家“仁爱”思想为高校德育的内容注入了丰富的内涵，让大学生从情感养成角度达到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与接受，从而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的言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德育不仅要在内容上顺应时代的潮流，还要完美的诠释儒家“仁爱”思想中的有益内容，才能完善高校德育的内容体系。比如，儒家“仁爱”思想提倡诚信教育，教育人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因此，我们的教育内容可以扩展到大学生的信仰、信念、信心与信任等方面品质的培养，真正做到汲取儒家“仁爱”思想中的精髓。

第二，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创新。儒家“仁爱”思想是高校德育工作创新的重要源泉与精神动力，高校德育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内涵、培养其完善的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为工作重点，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要以人为核心，而创新的关键在于对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吸收与弘扬，并且进行理性的转化。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理念的转换，工作的内容的充实，工作模式的构建，工作环境的塑造，都要做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内在需求与精神渴望，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要始终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指导才能实现教育工作的创新与教育理念的超越。

第三，提有利于教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同志指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发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注重提高教师素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就高校德育过程本身而言，施教主体的人格品质与内在修养会深深影响大学生的个性心理与性格的养成。高校德育的施教主体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懂得人生的价值与人之为人的意义。因此，高校教师的道德修养不仅关乎个人发展与社会评价，更加会影响学生道德观念的形成。高校教师作为智慧的代表，理想人格的化身，其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与完善。儒家“仁爱”思想具体到教育工作者身上就是，作为教师要关心自己的学生，传授有益的人生哲学，体察学生的心灵，充分发挥施教主体对大学生的人生指引作用。

四、结论

高校德育不能缺少传统文化的推动，儒家“仁爱”思想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与人文底蕴为解决高校德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解决路径，即“仁爱与信任”。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的融合将有利于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中国高校德育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最终形成体系完善的高校德育模式。总而言之，儒家的“仁爱”等伦理思想对于中国现代高校德育内容的丰富、教育方法的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现代德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3]汪泽青、庆格乐.儒家思想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意义[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6

关键词：梁漱溟;儒家文化;儒学复兴观;现实可能性;非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97-02

有学者认为，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构架中并加以平等地讨论都要归功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它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现在的时代，虽然世界各地都有孔子学院，但是普通民众对于儒学的认知还是停留在最浅显的层面，而且传统儒学的很多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仍值得当代人学习。梁漱溟在20世纪初就提出辩证地看待儒学，复兴儒学。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儒学成为探讨的重点。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概述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

首先，梁漱溟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生活的样式。“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无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充斥着生活……”文化是满足意欲的方式。“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农业生产、社会治安、国家政治、伦理法则、教育设施、……”这些便强调了意欲产生文化的整体性。

其次，梁漱溟认为，意欲面对着三种“器界”，由此引发了人生的三种问题，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即人与物的问题，人对社会关系的需求，即人与人的问题;以及人与自身的问题。

最后，文化就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意欲的不同流向又形成了民族生活的样法。并且梁漱溟由意欲的不同，将世界文化分为三大文化系统，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将意欲调和持中作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将意欲反身向后作为根本精神，西洋文化将意欲向前作为其根本精神。

（二）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及评价

1.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中国当代社会深受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其中凸显文化的民族本位主义思想的由他的文化思想所体现和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的主旨精神，感召和影响了众多的热心人士，他本人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同。

梁漱溟在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进程和指导思想以后，提出复兴传统儒学，维护文化的民族主体地位和自尊精神，民族的、传统的东西逐渐在失去自己的生存土壤深深地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由此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便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与此同时，许多孔子学院出现在世界各地。

2.对梁漱溟文化哲学的评价。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虽然对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和贡献，但是在他的思想和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首先，是其具有现代性。他的文化观具有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的一面，认同新文化运动和世界文化，并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反省。这是其思想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体现。其次，是其具有保守性。梁漱溟想在承接西方成就的同时又期望避免西方文化的弊病;他在批评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的同时又力图从中挖掘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梁漱溟文化哲学是一种兼备保守性和现代性具有内在矛盾的思想体系。

二、梁漱溟的儒学复兴在于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儒家文化，其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功能都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在近代中国，传统儒学开始凋零，其普适性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传统社会解体重构的影响。

梁漱溟所思考的儒学价值观重建，既试图让儒学能够从新的政治制度中生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也重视儒学与西方化的态度之间的互补，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既坚持传统文化的改变与更新，也尽可能地吸取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如此，传统儒学便能在现代延伸新的力量，焕发新的生机。

梁漱溟认为儒学有其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他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承担形式，就他而言关于东西文化价值的思考，是通过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转换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建立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解释系统。他所建构的文化儒学思路很好地说明一个民族可以在本民族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文化的交流，按照本民族现时需要，借助其他民族的思维框架，形成新的思维框架，以便达到世界同时代的思维水平，但是，又不能完全照搬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应该依托本民族的思维特点，有选择性地吸取。

三、认识传统儒学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儒学，则儒学可以分为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

首先，总的来说，政统的儒学遗留在历史上问题比较多。在封建社会，儒家曾长期与政治相结合，无形之间对专制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特别重视道德教化的儒家起着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夸大道德的教化作用，那么不仅将会使道德政治化，也将会使道德逐步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其次，如果我们对道统的过分强调，不仅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甚至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

再次，我们认为儒学的学统是最重要的。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都是学统的儒学。其一，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充分地认识和了解自身文化，并对其进行保护和发扬，另外要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其二，任何文化只要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拥有新的血液和生机活力，那么便能不断地发展。同时也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其三，虽然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思想文化不断更新，但是古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及方式、理念可能是万古常新的。其四，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部分，要继续发展下去，也需要得到符合时代的新诠释。不断反思儒学的内在矛盾以及不断给儒学新的诠释在这个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四、复兴儒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复兴儒学首先要使儒学对现代社会有价值，考虑现代社会严峻的问题，根据现存的现实问题为儒学复兴提供现实基础。

那么我们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都有哪些？人为满足自身需求一味向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环境入不敷出，生态环境失衡恶化，出现生态危机;由于现代人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超于一切，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形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至于多次爆发世界战争;另外，人类过于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以致出现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的问题，甚至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当前人类社会矛盾需要解决，甚至今后一段时间需要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另外，还应注意到，我们在当代谈传统儒学的复兴，目的也不是再使传统儒学达到占据统治地位，而是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继续生长，获得新的生命力。

五、儒学复兴的可能性

以人为中心思想体系的儒学有其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首先，遵循自然规律的先进意识的中国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并且对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浮躁人心有调节作用。

其次，能够适应时局变化的儒家思想不仅能够改进自身，而且还能够容纳外来文化。从先秦发展到宋明的儒家思想，还是有很多观点能够与时俱进，有些诠释本身就是进步的表现。儒家思想在时间的打磨下和新思想的融入中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儒家思想的复兴与现代人文科学思潮异曲同工。

最后，在当代世界的很多国家中儒家思想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在中国本土，在政治和教育领域里儒家思想早已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在社会道德和民间习俗层面，它仍然发挥着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虽然儒学的影响力不可与儒学鼎盛时期相比，但儒家思想走到千年后的今天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力，说明传统儒学还有复兴甚至繁荣的可能，不可否认其价值。在不久之后，梁漱溟也预期中国文化的复兴。

六、复兴传统儒学的非现实性

虽然传统儒学还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复兴传统儒学还有一定的非现实性。

首先，自近代开始儒家思想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在中国思想、政治界的中心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且现在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儒学要复兴首先就失去了官方的支持。

其次，传统儒学在经历了20世纪的“十年”，传统的儒家思想几乎遭到很大的毁灭，及至现代各种西方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儒学已经十分缺乏立足之地。

最后，梁漱溟作为第一代近现代新儒家已经意识到了儒家思想本身存在不足，在新文化运动中认为在不放弃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可以接受西方思想，传统儒学无论其从现实还是理论上都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七、结语

时代在改变，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必要复兴以及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价值，发掘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生长点，传统儒学如何复兴是个问题，百年前梁漱溟对这个问题就有自己现代性的看法。如果我们想要在现代复兴传统儒学，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的复兴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我们可以开出新学统、政统，在加大儒家思想宣传的同时，培育、发展儒家思想的接班人，那么便能使儒家的道统薪火相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儒家思想可能在现代“复兴”，但像“独尊儒术”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传统儒学既不可能在中国重现，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

参考文献：

[1]王秋.心性学视域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析论[J].学术交流，2014（6）.

[2]王晓黎.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7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古代的礼仪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独尊于西汉武帝时期;在先秦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大行于世。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主要内容是“士”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与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第二阶段是以《天人三策》、《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而后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第四个阶段从康有为开始，是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主要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发挥作用。从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学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实际上承担了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十分相似。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开展的社会教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以人为本，儒家思想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能力，包括“自我修养”、“自省”、“慎独”、“自我完善”，还提出了“做人”的要求和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第二，注重德育，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孔子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为确立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尊重教师的实质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视。第四，崇学重教，孟子认为，教育使人懂得人伦规范，是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第五，因材施教与言传身教，孔子主张根据人的不同资质加以教育，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视教育客体，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同样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三、比较儒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教育方法，社会教化和修养两个方面的主要方法有:教化方法，主要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礼乐结合、环境陶冶、践履笃行等几个方面;自我修身方法，主要有学思结合、自省、克己、慎独、积善成德等几种方法。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有理论灌输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比较鉴别法、咨询辅导法等。从教育方法的比较结果中可以看出，教育灌输与理论灌输法相一致、践履笃行与实践锻炼法相一致、自我修身方法与自我教育法相一致、身教示范与榜样示范法相一致;比较鉴别法和心理咨询法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儒家思想中化民成俗、礼乐结合、环境陶冶等方法可以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示。

四、儒家思想育人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儒家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之道，“四书五经”中大多论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是王道政治，宣扬“君权神授”的观点，真实目的在于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同时，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仁以德”，《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以强硬的行政权力、政策法令来管理国家，使子民顺应服从;以残酷的刑罚来约束，使子民安分守己，只不过让人隐藏了一颗不知羞耻的心，暂时不表现出违法违规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平和安定;如果以礼仁之德来感化人民、以礼义之法来引导人民，那么民众就会勇于知耻，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克服不良习惯和丑恶心理，并长期保持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向民众灌输政治理念，形成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儒家思想认为，人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规约人们的道德，使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从而“克己复礼以成仁”。儒家思想强调向内扩充人性中本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坚信有成圣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可能。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培养了民众良好的道德品质，既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又达到了引导民间才智忠君报国的目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功能

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以共产主义为方向，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因此，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激励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个体和社会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即实现个体;进而通过人的发展来影响社会生活，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即实现社会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善”，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时候以善恶来评价人的行为，善恶观念是深植于人们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儒家思想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观念的发展中，给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诸多的启示。《论语•季氏》中提出，做人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见到好的、善良的，要努力思考自己的不足，争取达到同样好的程度;见到不好的、恶的，要像碰到热水一样，尽力避开”;要“省”在高处，学典明理，坚定信仰，守住良心，不为蝇头小利而鼠目寸光，不为荣耀光环而急功近利。运用儒学的语境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已在儒家思想中存在并早有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文化有着功能上的价值契合点，正确的理解运用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达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方法创新

(一)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中的积淀和精华，博大精深，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与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以德润身、内圣外王”的身心和谐思想、“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人际和谐思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和谐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和谐思想。当然，任何思想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在维护和推崇“大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同时，必然会抹杀了人的个性，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因过于强调人伦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存在浓厚的“官本位”倾向且缺少民主意识，更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功利化的倾向;另外，因循守旧的思想和过于保守的作风也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鉴和吸收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认清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并树立开放的治学理念，把思想政治教育推向前进。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一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推移已不再符合时代的需求。在建国之初就向全党提出，应系统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期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任务，采用“古为今用”等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阶级性和封建性，不能全盘照搬其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而是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树立正确的、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思想启示下的方法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也与政治和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的需求，并随着几千年的发展深植于大众的思维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儒家思想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文化关联，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符合人性的观念和方法，并将其科学地运用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有效途径。

1．化民成俗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如果民众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学到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会在思想上生成道德规范、在行为上养成风俗习惯，并自觉自然地认同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礼乐结合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化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使人们实现自我完善。“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礼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也使人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还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和谐，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环境陶冶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8－0002－02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现代社会先进文化的核心，从本质上来讲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但必须看到，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时至今日，仍然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精神风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彰显出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不断得以丰富和印证，进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儒家文化如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作用，如何体现现代价值，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文化起源于先秦，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流派，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积累和流传下来，至今对当代文化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古代文化。它以物化和精神两种形式存在：物化方面包括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精神方面包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它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道德规范、人生理想、政治、哲学、宗教等的形成和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

二 儒家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地位

1．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来源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思想文化内核。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内心所有的东西，而礼则是表现在外

的种种礼节，对人要做到温、良、恭、俭、让，多为他人着想。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发展完善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人性本善，主张仁政统一天下，并且把仁学发展成为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荀子提出了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发展孔子“礼”的思想，主张“以礼为主，礼法并施”认为人性本恶，加之没有礼的约束，社会就不会稳定。这些思想都为后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孔子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依托，仁、义、礼、智、信仍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部分，这些都说明了儒家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2．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

孔子作为古代教育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后代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模式。儒家的内在观要求知行合一，学习要身体力行。儒家的教学原则如下：（1）因材施教。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认为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2）教学相长。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作为思想政治的教育者，不但要从书本中学，还要从学生身上学。因为教与学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3）身教重于言教。儒家文化强调“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注重强调教育的示范作用。教师要先做到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为学生做出表率。

3．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人文精神的支撑

儒家文化在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追求人自身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表现出的鲜明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特点，既培养了教育者的艺术气息，又提高了人生的自我修养。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人文精神支撑。因此，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应正确引导受教育者理解儒家文化，拓展受教育者的知识面，培育其高尚的情操，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借鉴儒家文化，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素质，有利于当代受教者中国梦的实现。

三 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途径

新形势下，文化已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越来越走入更多人的生活。一方面，在现代化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要在儒家文化中寻找更多合理有用的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另一方面，要把对儒家文化的合理借鉴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与社会相适应，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涵。

1．融入儒家经典思想，明确文化向度

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看，主要是对受教育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自我意识的培养，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的枯燥和讲授方式的单一，受教育者的接受效果较差，只知道儒家文化长期流传下来的固定语句，却不知道如何实践。因此，把儒家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当中，讲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讲解儒家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更新一成不变的教育内容，使学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处世态度、方法和道德情操。另外，也应将儒家文化与现实社会相联系。利用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与现实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相对比，淡化自私自利的小人思想；利用儒家文化中的“见利思义”“以义生利”，把“义”“利”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拜金主义相对比，突出道德在金钱利益中的重大作用；利用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与现代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的状况相对比，引导学生树立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

2．引入儒家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成效

儒家在古代的教育过程中，十分重视方式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借鉴儒家文化中的因材施教，最重要的是把握学生的智力、兴趣和个性等，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注重儒家文化中的身教重于言教，强调教育者要率先垂范，重视教育的示范作用，利用“慎独”教育学生的同时，先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表率；注重儒家文化中的教学相长，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者不仅是要从书本上学，实践中学，还要从学生身上学，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注重儒家文化中和谐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教育者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进而取得学生的信任，营造和谐的教学气氛，才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

3．塑造儒家理想人格思想，完善教育目标

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儒家学说强调：追求真理和理想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内容，实现人生价值应以推崇人的道德品质为先，淡化物欲，以大体为重。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应继续弘扬爱国、爱民的思想，完善自我，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首先，儒家提出的仁爱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加大仁爱在教育中的融合力度，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一是在理论知识的教学中增加更多仁爱思想的教学内容；二是在实践中组织到敬老院、孤儿院等关心他人的活动；再次，教育学生要有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培养学生维护社会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最后，培养“以和为贵”的处世原则，将儒家“信则人任焉”与现代教育中的诚实守信相结合，讲述典故与实践相结合，重点强调诚信的重要作用，促进学生更好的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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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的作用篇9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Www.lw881.com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10

关键词：韩国；儒学；儒教；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047-02

韩国是儒家文化圈中将儒家传统保留最完整的国家之一。韩国儒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为世界儒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高度现代化的韩国社会中，儒学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值得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人深思。

一、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历史

韩国的儒学传统由来已久。纵观韩国儒学史，中国儒学播至朝鲜半岛已有两千多年。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以汉字的形式传入古朝鲜。朝鲜半岛历史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儒学更是作为官方正统思想被引入。高句丽不仅在中央设立了儒学最高学府――太学以教授儒学经典，在地方还建立了扃堂以供贵族和平民学习儒学甚至汉文。百济国还有“博士”的称谓，在武宁王和圣王时期就有“五经博士”，指博通儒家经典的人。三个国家中接受儒学较晚的是新罗国，为培养出具有儒家思想的贵族青年，创立了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事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信条的花朗道。

新罗统一了三国后，在中央设立国学，讲授中国儒家的五经三史。同时，儒学已成为教育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政府设置的读书三品科制度便是以儒学经典为考试内容的制度选拔人才，委以官职。另外，新罗与大唐两国交流日益频繁，人员不断往来。这段时期大唐出现了许多由新罗人聚集的“新罗坊”、“新罗馆”等。新罗国“向羡文教”，选派了大量留学生入唐太子监学习儒学，其中不少留学生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如新罗学者崔致远18岁时即在唐朝考取进士，后留在唐朝担任过侍御史、内供奉官等职。

高丽王朝初期，虽将佛教定位国教，但仍提倡修齐治平的儒学思想。高丽国内对于儒家文化的学习，除了中央的国子监和地方的乡校，崔冲在国内率先办学，开设私塾，并向学生教授《周易》、《仪礼》、《礼记》、《左传》、《尚书》、《诗经》等儒家典籍。后又有十一名儒臣效仿办私塾，史上合称“十二徒”。高丽王朝中后期，随着程朱理学的传入，理学开始了在朝鲜半岛的大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高丽末恭憨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了一直沿用至今的“成均馆”， 任命被韩国人尊为“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等一批名儒讲授讨论朱子学。于是，“学风由从来以文学为中心者，一转为以经史理论为中心的学风。”[1]

李氏朝鲜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全面贯彻了尊儒抑佛的政策。于是，确立了理学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李氏王朝历代君王都秉持着儒教建国的理念，“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1]， 朝鲜社会几乎变成了儒家社会的典型。随着“李氏王朝儒家之双臂” 李（号退溪）, 李洱（号栗谷）的出现，李朝理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包括李栗谷和李退溪两位大儒在内的一批韩国儒家学者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独到体认，形成了性理学学派，被称为韩国“朱子学”。“到了退溪、栗谷时期,退、栗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哲学思维高峰,确立了韩国儒学的独有领地。在民族睿智的至圣期,朝鲜性理学不但发挥了民族文化的轴心作用,群贤之人格与思想影响到日本和中国。由是,韩国近世的精神支柱得到建构。”[2]从朝鲜王朝开始,韩国社会思想在儒家传统的主导下，基本呈现稳定的形态，直至今日。

二、儒学在韩国的发展现状

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认为，韩国的儒学发展要比中国超前。这里且不谈文化断层对中国儒学传承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就韩国而言，儒学传统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由于汉字的通用性，加之朝鲜半岛单一民族的稳定性，使得韩国在吸收先进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同时，较为完整地引进了儒学思想并稳定地传承下来。虽然儒学在朝鲜半岛本土化发展后形成了自身一定的独特性，但是仍可以说韩国儒学的继承远大过创新。

在这个被称为“比中国还典型的儒家社会”的国家中，韩国儒教是对其儒家传统继承的最好体现。虽然儒家是否能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这点在学界仍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宗教形式上来说儒教确实存在于韩国社会。目前,韩国的儒教寺庙近三百座,教职人员近两万人，信徒人数仅次于佛教和基督教[3]。始建于高丽王朝的成均馆如今坐落于韩国首尔市的成均馆大学内，是韩国儒教组织和儒学思想的中心，也是韩国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成均馆的文庙内供奉着孔圣十哲以及中、韩两国历代著名的儒家圣贤。为了纪念孔子，这里每年都要隆重举行春秋两期的释奠大祭。韩国政府对此也相当重视，常常是教育部长以上的官员亲自出席。成均馆至今完整地保留着中国明代的释奠礼，甚至还指导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孔庙重新学回庄重的祭孔仪式。

“成均”一词源于《周礼》，“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成均馆这座效仿中国元代太学、国子监而兴建的昔日最高学府，除了以上提到的祭祀功能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其儒学教育功能。成均馆下设的地方教育机构是乡校和书院，作为儒家伦理的教育基地遍布全国。“汉城（今首尔）的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儒教的中心,也是一座孔庙的所在地,每年春秋两季在那里举行纪念仪式。韩国还有着二百多所向青年传授传统价值观和礼节的乡校,即设有孔庙的儒家学院。这些乡校想要使儒家的价值观念与现代工业社会比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成均馆大学，这所世界上唯一的一所儒教大学一直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该大学学则的第一章、第一条就写道：“本大学院根据教育法,继承我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韩国传统思想,并使其现代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使全体国民达到共识的新的伦理观和自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有能力的人才。”②

在韩国学术界，儒学仍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在1945―1992年间,有关传统哲学研究成果的著述中,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著作数量的比例约为240∶70∶4，论文数量为1100∶385∶17。除了成均馆大学外这样的高等学府外，还有众多的研究院、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从事着儒学和儒教的研究工作。这其中诸如退溪学研究院”、“国际退溪学会”、“栗谷研究会”、“栗谷思想研究院”、“圃隐思想研究院”、“茶山思想研究院”等，均是由企业支持或创办的。韩国著名的三星公司也长期向成均馆予以资金支持，并引以为荣。儒学不仅受到韩国知识精英界的认同，企业界精英也推崇备至。可见，儒学在当代韩国社会的地位仍然十分崇高。

韩国社会浓厚的儒家氛围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韩国现行货币中最常用的1 000元纸币上印的是韩国大儒李退溪先生的头像；5 000元纸币印的是另一位韩国大儒李栗谷先生的头像。不同于大部分国家将政治人物印在货币上的做法，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儒学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此外，就连韩国人的名字里也能找到儒学的踪影。历史上孔子曾在洙水讲学，孔子死后也被葬在洙水旁。由此后人都以“洙”字代表孔子学术。如今“洙”字仍频繁出现在韩国人的名字当中，这也体现出他们继承和光大儒学的愿望。

儒学在韩国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以至于他们大多已接受和认同儒家伦理教导，并形成了社会普遍的共同认知。 “在韩国,人们十分热切地、一丝不苟地接受儒教，他们把韩国称为‘东方礼仪之邦’,指的是韩国人一丝不苟地遵循教义所定的仪式的所有方面……根深蒂固的儒教行为举止和社会关系模式仍然是在韩国人想事和行事中起重大作用的因素。”[4] 传统儒教的伦理教导不仅影响着儒教教徒，更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据一项有关“韩国人的宗教意识”的调查显示，有92%的被调查者回答遵守儒教的生活道德，可见儒教的观念在韩国是深入人心的。“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现上，却具有儒家色彩。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7] 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教导和行为规范已内化为韩国人的习惯，其表现形式可谓“日用而不知”。所以，“一个典型的现代韩国青年虽然可能对儒教表示毫无兴趣,但是他照样仍然受到儒家对待工作和学习、生活和玩乐的律己习惯的约束。这样的律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①

儒学已经融入韩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几乎已成为其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韩国社会中的儒家文化，高丽大学编写的《朝鲜文化史大系》中这样写道：“儒教文化在朝鲜盛行了千年,它对朝鲜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已深深扎根于朝鲜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了……现在,儒教看起来已是历史的遗物,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儒教的长处与弊端已深深地残留在我们生活底层了。”[5]

参考文献：

[1]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傅济功,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2]黄心川.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韩国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3]刘鹏辉,郑信哲.韩国―――雾幕后的国家(第八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