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特点十篇

儒学思想特点篇1

关键词：儒家； 政治哲学； 时代性； 制度； 文化； 返“道”开新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7-0107-08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1。曾经作为“肉食者谋之”的政治问题，如今与每个人都切身相关，大家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这使得我们在探讨思想的发展时，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维度考查它的现实价值和意义。而对于有着现实关切传统的儒家来说，这种考量和审视是自近代以来未曾间断过的。它不仅是新的社会政治对儒学的思想期待，更是儒学自身寻求与时代“和解”以延续民族精神生命的努力。

一、儒学“时代性”价值的自我确证

儒学与时代的“和解”，归根结底是儒学价值的“时代性”问题。因此对“时代性”的理解是认识儒学及其价值的观念前提。“时代性”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时空描述，它不仅是依赖各种实践数据作为支撑的事实判断，更是依托理性内涵丰富的价值判断。当代学界对“时代性”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将“时代性”等同于“（西方）现代性”；第二个阶段是“西方”这一限定词遭到质疑并解构，对“时代性”的界定出现了基于不同文化的多维度特征；第三个阶段，“时代性”的界定呈现出具象化，即主要以人类面临的具体而共性的问题作为标尺。与此相应，儒学的现当展也了三个特征比较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追随“现代性”改造传统。正如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所总结的，“自西学东渐以来，民主、自由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的‘共法’”，而取法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也被赋予了普世的价值，一切类似于儒学的“传统的价值，则‘必须在现代性面前为自己辩护，表明自己不是现代性的敌人，才有翻身重新当家作主的机会’”1。为此，在这一阶段，儒学发展总体上是追随西方现代性价值的规定性，对儒学思想自身进行检讨、发掘与改造：一方面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力求捍卫儒学思想的价值和尊严；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承认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具有普遍的、优先的价值，努力寻求儒学思想的“自由主义解说”。出于这种既渴望“先进性”又谋求“主体性”的复杂心态，研究和论证主要围绕儒家思想在核心精神上与自由主义的一致性或相融性展开。即一边检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现代”资源，一边着手改造儒学，努力使之与现代、人权、自由、法治、相结合。这种“发展”儒家思想的思路是儒学直面现实进行自我塑造和再次成长的重要表现，当然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近代以来的儒学研究始终被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性”所挟持，难以摆脱实质上的弱者与后进者的自卑情绪和依附倾向，因而也就难以发现儒学真正之于现代的立足根基，难以彰明其自身的独立价值。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无论是对儒家政治思想“现代性”的批评还是维护，事实上都是基于同一价值尺度――西方现代民主范式的“抑”与“扬”。一方面，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且至今仍然在中华文化圈发挥引领作用的伟大思想，儒学的价值不可能被轻易否定；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曾经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治理范式，儒学是否具有相对于现代社会的普适性与合理性也确实需要加以论证、澄明。其中“抑者”更多地是看到儒学与这一价值尺度相背离的地方，而“扬者”则更多地是看到儒学与这一价值尺度相协调的地方。二者似乎保持着某种秘而不宣的合作，看似相克实则相生地打造着儒学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暗道。

第二阶段，回归儒学立场，自证合法性。要使儒学真正实现现代回归，必须完成儒家政治思想与传统政治实践关系的清理与剥离工作，解除儒学与传统政治实践的从属名分，揭示其独立的思想地位和实践价值，以证明儒家政治理念能够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价值指引。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界有三股力量相互作用推动了儒学的这一新发展：一是西方后现代学术思潮。通过彻底地解构现代性要素，西方后现代学术思潮突破了理性设置的既有框架，拆除了西方现代性所固执的基础，创造了人与社会发展新的可能性。这一思潮国内儒学界挣脱“现代性”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国外汉学界及港台新儒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汉学界和港台新儒家在研究立场和方法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否定地批判转向温情地认同，从外部观审转向内在考量2。他们开始重视从儒学自身的理路而非西方文化视域来发掘支撑民主的自由主义精神，揭示思想照应现实的内在理据，从而将儒学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关联较好地呈现出来。他们对儒学进行的重新发现对于国内儒学界来说产生了类似于“旁观者清”的效果，非常具有启发性；三是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借力于官方对激进西化的文化路线的打压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探索，“不少文化人开始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反思‘五四’以来激进反传统的文化革命、重估‘现代性’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西方启蒙话语”3，由此，以回归传统为基本立场，选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当代文化保守主义逐渐壮大起来。如李翔海教授所说，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从一个侧面表征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从注重‘破’到注重‘立’之转变的全民性的整体自觉”1。所谓“破”既包括破除传统儒学权威，也包括破除西方现代性权威；所谓“立”，就是挺立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价值，这一破一立的立场转换标志着儒学研究过渡到证成自身价值、回归主体性的阶段。

第三阶段，“返本开新”宣示话语权。所谓“返本开新”是指返回儒家经典思想之本，重新发掘、梳理儒家思想，以应对当今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建立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架构。其目的在于确立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解决当下时代性问题的独立价值。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和沉潜，在与港台及海外儒家不断交流对话的过程中，近十年来大陆儒学研究力量不断壮大和成熟。与港台及海外儒家不同，大陆儒家有一种“天然”的本位意识，更加注重以“固本”为基础的儒学现代化研究，致力于呼唤儒学之本真精神、开显儒学之普遍价值。为了确立儒学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他们不仅针对近代以来对儒学时代性的质疑，为儒学“做无罪辩护或轻罪辩护，以及为自身具备回应现实挑战的能力做辩护”2，而且对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要素进行反思，不仅反思其内涵，对其内涵进行儒学的分析与解构，而且反思它们在已有的政治实践当中所呈现出的与理想目标的偏离，进而反思它们作为当代政治问题之浓缩的合理性。经过他们解构和重置后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政治要素的内涵在许多层面发生了可喜的改变，具有了儒家气质，这为建立符合儒学精神的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必要的范畴基础。

尽管第三个阶段的研究方向还处于不断校正和完善中，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当代儒学研究的推进，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龃龉难入，儒学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价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各方认同。如果说过去儒学的时代性问题可以化约为如何处理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之间的问题，那么在当下它则主要表现为儒学的普遍性问题，即儒学能否以及如何回应当前世界面临的时代性问题。杜维明先生将这种普遍性的具体特征解释为既“能继承启蒙理性（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的基本价值）而又超越启蒙心态（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进化论的抗衡冲突粗暴地强加于人、自我的无限膨胀），并充分证成个人、群体、自然与天道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之坦途”3。陈来先生认为，一种思想的普遍性，“取决于此思想中是否面对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人生的问题提出具有普遍性的思考”4，而在当代，政治之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普遍的决定意义，这使得关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问题的普遍性思考成为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最为根本的决定要素。因此，有学者指出：“今天的儒学必须回到政治问题，首先应该是面向我们过去的经典，从经典中、从经学本身出发，从经学本身的问题意识出发，来考虑我们的政治安排。但不是说我们要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要开出这样一个路数。”5这个路数就是跳出眼前这些被西方话语权设定好的当代问题或者说主题，去发现或许“人类的目标不再是西方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面貌，而是孔子已经在经典里描述出来的那个世界”6。

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的体系化探索

关注和推动现实政治的完善是儒学的一贯立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进展同样是与儒学价值的现实化问题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代国内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大陆儒家学者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理论探索，逐步尝试新的体系化建构。根据工作重点与成效的不同，我们将这一建构大致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即从1978年到1996年近二十年的时间。1期间大陆儒学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全面了解、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启蒙工作，思考如何在大陆开启传统与现代的接续问题上。研究姿态是谨慎和谦逊的，虽然观点还处于沉潜酝酿当中，较系统的理论建构比较少见，但也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后期的现代新儒家研究奠定了基础，培养出了一批专注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专家学者，同时激发了学界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兴趣。

第二个时期大约是从1997年到2005年左右。2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一部分思想敏锐者开始跃跃欲试。这一时期，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炽盛，并在与大陆自由主义展开的思想交锋中逐渐分流出两股理论倾向。一股是以陈明、盛洪、刘军宁等为代表，他们致力于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观点鲜明的理论。这股力量占据了当时大陆儒学界的主要地位；另一股是以蒋庆、康晓光等为代表，反对西方民主、自由等现代性价值，致力于从儒学本位出发构建现代王道政治模式。这股力量由于观点激进、特立独行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和质疑，但奇妙的是它不仅顽强地占据着大陆儒学的一席之地，而且其坚守儒学本体价值的思路启发着后续儒学在发展中突破“现代性”思维禁锢，寻求矫正和超越现代民主政治的可能途径。

第三个时期是从2005年至今。其特点是伴随着政治哲学研究的热潮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兴起，大陆儒学研究者虽然还未形成有切实影响的理论，但也提出了一些相ο低车闹髡拧4庸内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矛盾突显、自然生态恶化，特别是体制机制不完善、民主法治不健全等都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迫切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基础。因此，究竟什么样的政治理论和文化传统能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提供价值支撑，成为理论界必须审慎思考的课题；从全球来看，传统的“建立在权利捍卫和利益瓜分基础上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政治发展趋势”，迫切需要重新确立一种“事关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3。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需求下，以考察人类共同利益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儒家思想对以张扬个体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造成的实践悖论和畸形发展所具有的矫正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阶段大陆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研究者逐渐摆脱了对港台及海外儒学研究的学习和依赖，开始形成自主的学术立场，同时有意识地对“现代性意识形态”展开突围，着力伸张儒学本体理论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及世界政治发展的资鉴意义。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构更加活跃，一部分是学者对前期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另一部分则是一些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形成了“若干颇为系统的表达”4。具体来看，当前儒家政治哲学系统的理论建构主要沿两个进路切入：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文化。

从制度切入是着力于儒学之实用价值，意在探究儒家当代之新外王之路，这条思路客观地说是受到港台新儒家的启发，但是又表现出与他们不同的立场。港台新儒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正如曾亦所说“有一个价值的出发点，即‘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因此，新儒家虽然试图珍重和继承传统思想的某些部分，但这只不过是‘抽象继承’，与中国古代的制度无关，其最终目标还是要投入西方世界的怀抱，即认为只有西方价值才是普世价值，西方世界才是中国的未来。他们对中国思想的部分肯定，不过是从中找到西方价值的某种胚胎而已”1。也就是说，港台新儒家从根本上来看是否定儒家政治思想的自足性的，认为儒学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要么必须由内及外，通过“坎陷”内圣来矫正和平衡，由“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民主科学”，要么由外烁内，通过向“现代化学习”和“文化的互动与融通”，来“重新调理”，“以调剂民主科学”2。很明显，他们对儒学的研究具有实用性目的，是将儒学作为一种优化现实政治的思想资源而加以利用，是以一种预先认可并且外在的利益性评价标准来“裁剪”儒学，使儒学服务于人为设计的社会目标。然而这种研究遵循的不是儒学本身由天道及人道的社会发展思路，不是以思想引导现实，由思想与现实的自然历史互动来实现社会的发展，而是反其道而行，以人的理性的阶段性创造物来束缚人的精神，并局限社会的发展路径。

相比而言，一些大陆儒学研究者的理论建构更加具有切实的历史与文化担当。他们首先以承认儒学思想之自足性为前提，肯定儒家所言说的“道”具有指导现实社会发展的普遍价值，并且能够对历史情境下的儒家政治思想理论及其社会政治实践进行理性地分析和评价。在当代制度建构方面，他们主张应当由儒学内在启动并整合相应的思想资源，包括内部资源（如公羊学、儒教等）与外部资源（如自由主义、公民宗教等），以建立符合儒家本质的新型的民主制度。其中主张整合内部资源而生成外王之制度的被认为是从康有为一脉相承的新康有为主义或儒教主义。为了避免对西方理论与实践的“简单的移植和笨拙的嫁接”，他们考察并重视儒教精神与理念对于古代中国政治实践的积极影响，希望通过重新确立儒教在国家社会生活当中的政治威权和文化威权，使儒家政治思想得以成为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并建构贯穿儒教精神与理念的中国式制度。这一系的知名学者有蒋庆、康晓光、唐文明等；而主张整合外部资源生成外王之制度的被认为是从梁启超一脉相承的新梁启超主义或儒家主义3。这一系的学者大多对儒学发展坚持一种开放的、与自由主义相融合的原则，努力从理论上论证西方的主义精神――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正义理论及其价值体系，宪法必须是源于民意公心，并对代行公共权力的政府进行规定与制约的，而就是对这样一种宪法的制度落实――与儒家礼治政治传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共通性。他们认为，较之以自由主义片面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儒学更能为建立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制度提供理论支撑4。这一系代表性的学者有陈明、盛洪、秋风等。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意义上的，如有学者指出，蒋庆对儒教的设计思路实际上就是借助了基督教参与现实政治的发展经验。尽管两系进路不同，但是都对儒家政治思想本身充满信心，特别是对这一思想超越“现代性”局限而生成对于当代及未来社会生活的更好的“整体规划”充满期待。

从文化切入是着力于儒学之普遍价值，意在探究儒学存在与发展之根本，即儒学既关照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价值根据，以寻求儒学作为具有普适性的世界哲学的发展路径。与政治儒学关注儒家政治思想所阐述之大道如何行之天下的致思方向不同，文化儒学更为注重揭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精神或理论旨趣，探讨大道何以能行之天下。以文化作为儒学发展进路，海外新儒家中杜维明先生是主力。长期以来，杜维明先生致力于向全世界推介儒学及其价值，发掘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接合点，主张通过文明对话不仅实现儒学自身的现展，而且展现儒学对促进当代人类与社会发展的思想价值。他提出并推进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具有非常明确的文化指向。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对儒学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全球性的，他更加看重儒学的世界文化意义，而民族性的历史性的情怀相对较少，因此他与生活在儒学发育生长之地的大陆儒家在研究立场上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大陆儒家的研究具有更加明确的维护儒学自身的理论特质，并从这种理论特质出发寻求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的民族性立场。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黄玉顺、干春松、张祥龙等。

黄玉顺认为在当代推进儒学发展必须完成思想方法的转变，从其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来看，这种转变更类似于某种回归。他认为，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就是关注现实、切中生活，讲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因此，儒学在当代的发展或许不在于坚持哪一种价值立场（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而在于如何从生活现象背后所揭示的本质问题出发，寻求符合儒学之道的解决方法。这是其生活儒学思想体系的主要立场。1而干春松对于儒学的研究看似围绕“制度”“秩序”问题，但是实质上却不是政治儒学意义上的对政治制度的理论设计。从2003年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到2006年的《制度儒学》，再到2012年的《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个“制度”更多是用来表征儒学的理论特质或者说存在方式的，是对儒家思想进行的政治文化解读。他为当代儒学的发展所提出的路径是儒学的再制度化，这种再制度化是在传统的制度化儒学解体的背景下，寻求儒家政治理念在现实情境下的制度重构，“对于古代的王道政治的‘回想’，并非是说那些具体的政治设计能够搬运到现代政治的架构中，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王道政治原理的肯认”2。张祥龙对儒学的现象学研究进路与他提出的“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使其在当代儒学界独树一帜。就其理论思路来看，他对儒W当展的设想应当是基于当代世界的共同现实问题，通过现象学方法的运用，摆脱中西思想观念在理论源头上的差异性，实现求同存异。而其“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则是基于儒学当下的文化弱势，为“保存比较纯粹的古朴活种”，避免在中西对话中丧失思想主体性而有必要建立相应的保障儒学恢复与强大的支持体系。3

这些理论体系或许在研究视角、思想方法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以激活儒学内在生命力，确立思想价值之普遍性，探索儒学真正复活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研究目的，因此与政治儒学进路形成区别。当然，制度与文化进路的区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派必然需要以文化考察作支撑，而文化派也必然不能脱离现实的制度考量，比如为世界政治制度的优化提供儒学的发展方案。但是总体来说，这两条进路还是各有侧重。而且恰恰由于这样的差异，才使得大陆儒学研究能够将现实政治的发展面向更多地囊括进来，从而促成了对儒学未来发展更全局性、更合理、更具有可行性的规划。

三、应乎现实返“道”开新之展望

近现代及当代儒学的发展大多是围绕儒学的“时代性”问题展开的，不论是相对于时代的适应性还是对时代的贡献力，这种思想发展的视野，“既无法（也不能）摆脱现代性的情感表达，更不能无视当代性问题的现实需求，现代性问题与当代性问题在新世纪大陆新儒家处形成了纠结，此纠结也被学者表述为‘两歧性’”4。当前儒学界普遍认为，儒学的当代及未来发展需要在思想与现实互相确证的过程中展开。现实是庞大而复杂的，因此思想也当然是多维而错综的。此即儒学研究在当代呈现出不同层面和不同路径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且确实很难说有哪一种思想进路提出了化解“两歧性”纠结的理想方案。

作为儒学之于当代最重要的存在形态，儒家政治思想是儒学对现实政治改革及其发展给予的正面回应。近三十年来，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取得了不断的突破，从80年代的“学大于思”到90年代的“思大于学”，再到新世纪的思与创齐头并进，儒家政治思想乃至整个儒学的研究都进入到一个从纯粹的学术研究逐渐过渡到积极的现实参与的阶段。不仅如此，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在当代的地位突显既不是异军突起，也不是孤军深入，它依赖于整个儒学体系提供的思想支撑，是儒学各个面向上的密切配合和一致行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围绕儒家政治思想这一主线，儒学研究领域，包括经学、礼学、史学、考古文献学等近十年来也都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它们都从各自的研究方向为儒家政治思想的当代演绎提供了论证和说明，产生了如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郭沂的道哲学、吴光的民主仁学、梁涛的新道统等体系。同时这些新产生的理论体系及其所提出的观点主张又为其他儒学研究者所研究和分析，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如彭师永捷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应当“重视从古代来认识和解释当代”的维度，通过研究儒家政治思想史，一方面“让我们了解和理解古代思想家如何思考和处理政治问题，了解他们的问题、话语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尝试以古代思想家的致思方式和价值立场，来理解、看待、评价当代的政治问题”1。再如被称为“战斗的保守主义者”的“海上新儒家”曾亦、郭晓东等学者，他们站在超越政治儒学的“制度化焦虑”的立场，试图从新的视角考察传统儒学与传统政治实践，发掘儒家政治思想与现实政治制度之间所具有的自洽关系，从而完成对传统政治制度正当性辩护――这种辩护自然也就成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价值辩护。从这些思想争鸣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儒家政治思想研究正在发生某种转向，一种超越时代性、追求儒学价值之根本依据的转向，同时也可能是一种真正有利于实现儒学思想与时代和解的转向。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总有一个潜在的观念前提，即往往将儒学与现实政治运作结合起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西方自由主义者，都视二者之间为一种血肉联系：或者是思想寄生并因此迎合实践需要，或者是实践催生并因此决定思想性质。总之，二者之间相互嵌入、支撑，难以剥离。因此，当我们认识和评价传统儒学的价值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将它与传统的政治实践相联系：既然传统的历史性的时空境遇丧失了2，作为支撑传统政治实践的政治理论也就当然会遭遇现代社会政治条件或环境的不适应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思维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难以为以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社会建制提供可靠的学理支撑；一方面是以儒家礼制为基础的王权社会，是等级特权滋生的温床，即使有民本的思想资源也难以有效扼制专制和极权主义的倾向。显然这种理论是以具有现实性的政治体系来规定儒学的质性的，是将儒学作为服务于现实政治体系的理论工具来认识的。如今这种认识前提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儒学的存在质性被重新定义。儒学被指认为首先是一种思想，虽然在具体内容上表现出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但是其根本的立足点却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寻求建立一种更加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关系。现实的政治体系对儒学的“利用”是有选择性的、有功利目的的，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断章取义、有失偏颇的。因此当我们讨论儒家政治思想的时代性问题时，所对应的应当是儒学当中具有一贯性的、终极性的、普遍性的主张，这些主张着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某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特殊问题，并且“这样的一贯性只是治理之道，而非具体的治理之术”3。我们不能把现实政治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性利用作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张本身。

事实上，思想的价值即在于其对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之道的揭示，在于其为这种揭示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找到了一个根本且独特的视角，在于其恰当地（与时偕行地）呈现“道”本身。同理，儒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要成为时代的思想，其根本在于它应当是“道”的呈现。“道”是普映万川之月，儒学之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在任何时代驳杂的现实中抽丝剥茧，找到现象背后的问题，问题背后的根源，根源背后的道之运行，然后将它呈现出来。这既是儒学的存在价值，也是一切人类理性的存在价值。所以说儒学的本质就是弘道之学，而儒家政治思想当下所讲“返本开新”，其实质应当是返“道”开新，是使“道”在新的时代现实中以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制度体系呈现，是为“道”赋予新的理论和制度载体。这里不妨借用佛教对语言的利用立场来帮助理解。在佛教中，世俗语言与佛之第一义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同一的，Z言的利用必须依据对义谛的更好传达。而这种更好的传达又是因时、因人而不拘一格的。因此我们谈论儒学的发展、研究儒家政治思想，绝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了让它看起来趋向某种预先确立的好的标准，比如西方的现代化标准或民主政治标准，而“是为仁义之道寻求实现自身的当代方式”1。

C上，儒家政治思想未来的发展恐怕首先要打破现实的囿限――不仅是以现实作为思想评价标准的囿限，而且是以现实作为思想存在意义的囿限。现实与思想各有其发展线索，并不是完全同一，也不必要完全同一，它们之间更像是一种相互追赶的关系。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生成关系，而非思想自由地选择现实或者现实必然地决定思想。所以，思想应当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不应当只是为一时之政治而服务或存在的，它的理论旨趣应当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之“用”不可能涵盖甚至代替不易之道“体”。因此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之“用”，也只是道“体”曾经的存在方式，而不能为当代社会提供现成且恰到好处的指引。儒学之发展就在于为不易之“道体”于变易之“实用”中的呈现提供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的当展更多的不是深度上的，而是广度上的――是为了在当代出现的更广泛的“事物”中为人们揭示道之流行。也就是说，当代儒学包括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真实且更好地呈现儒学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大智慧，以作为世界观念意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一种切实的价值选择。至于它能否与现代社会生活以至未来社会生活相融洽，那应当是一个思想成长的过程，是思想与现实相互贯通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国内外学术思想之间、哲学各学科之间、中国哲学各个方向之间的相互砥砺，大陆儒学研究将会迎来一个思想不断产生、分歧逐渐弥合、研究重点相对突出、研究力量日趋集中的新阶段。

Th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Approach t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Study

Zhang Zhihong

儒学思想特点篇2

关键词：陆贾；新语；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史学思想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6-03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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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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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倩.陆贾思想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05.

〔8〕刘志霞.陆贾《新语》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0.

〔9〕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10〕刘德贵.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2）.

〔11〕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2〕任怀国.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3〕李禹阶.陆贾新“无为”论探析――论汉初新儒家的援道人儒思想[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儒学思想特点篇3

关键字：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应用与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在我国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这一文件之后，全国教育人员开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准，尝试再一次展现我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文化魅力，从不同角度丰富我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创新性发展。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现状及原因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不断加深的改革开放政策之下，虽然带来的更多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思想危机，导致长期传承着我国传统历史道德精神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作为传统道德起源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出现衔接断层，严重影响了我国悠久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笔者通过查找大量资料以及问卷调查，为读者朋友总结如下几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原因：

（1） 高校学生受到社会飞速进步与发展的影响，出现重视享受，重视物质生活，忽视精神追求，缺乏必要的个人修养，出现道德下滑。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内容。

（3） 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参差不齐。

（4） 国家及社会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宣传不够，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形的高校学生不能得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5） 高校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评估体系不完善，导致培养出了很多缺失基本道德标准道德理念的高分无德人才。

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作用

历经几千年的风霜雪雨，几经历史变迁，儒家文化一直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传承，其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顽强屹立着，可见其价值的弥足珍贵。不仅我国如此，日本，新加坡，韩国等诸个国家，也是在文化交流之际，在获知我国儒家文化之后，将儒家思想核心中的“德”与“仁”吸纳入自己国家的治国理念当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承与研究才得到“爱国主义”等民族口号。可见我国儒家思想的艺术文化魅力。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为此，笔者为读者总结几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在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1） 在经久不衰的文化传承中，获得民族发展的持续动力。由于文化是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更是具有时展特点。所以，为了响应建设中国特色注意国家的政策号召，需要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加入文化精神的传承，只有这样我国才更有凝聚力，才更有向心力，才更有民族责任感。

（2） 人才的培养需要基本道德约束。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大染缸，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人人都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借助个人手段实现生存发展的目的，但是有国才有家，只有有了基本的道德约束，高校学生才能在这个社会舞台上尽情通过个人能力获得成功，而不是处处潜规则，处处黑手段。

（3） 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可以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时候，提高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人员的教育理念，净化思想道德教育环境，推进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实现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

（4） 先秦儒家伦理道德结合社会需要可以通过“三观建设、三个主义”的道德观培养的同时，提高高校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减少高分低能、高分无德的高校大学生。

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方法策略研究

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知识积累，并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查找，为读者朋友总结以下九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方法，供读者朋友参考借鉴。

（1）通过提高高校大学生道德评估标准来提高高校大学生自身道德素质。

（2）国家需要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重视，组织并号召实行全社会总动员，提倡家庭与学校双向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加强对高校学生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价值培养。

（3）提高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具体可以实行定期培训，定期学术讨论等活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

（4）国家或地方政府开展活动号召全社会重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学习与培养，为高校学生创造一个社会总动员的良好环境。

（5）国家为各大高校设立一个统一、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资源库，加强全国高校对先秦儒家道德观的重视。

（6）加强对高校教师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知识教育，只有提高了思想道德教育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修养，才能在为高校学生进行授课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

（7）加学校培养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文化熏陶，建立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可以在高校为学生定期开展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讲座，或者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方面的知识竞赛问答等活动。

（8）重视并开展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宣传，结合网络等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教育。

（9）在进行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教育的同时，注意加强活动组织，多多开展高校学生道德价值体现的活动。可以在高校开展最孝儿女，敬老院义务服务等活动提高高校学生参与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热情。

四、 结论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绵绵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的历史文明都被作为标准，作为典范被效仿。如今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也在现实的生活中为人们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及社会道德实践方面进行着现实指导与教育研究。为了推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着传承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发展，也为了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学习值得保留的优良文化精神，需要借助国家乃至全社会的力量，在摒弃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中封建落后的部分内容后，重新塑造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向着中国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儒学思想特点篇4

关键词：新儒家；政治思想；意义

一、引言

从当代的中国看来，聚集了各式各样的思潮，人们自身的思想在中国从古便有的思想以及其它国家比较开放的思想影响之下显得更加的丰富。新儒家思想是其间非常重要的一种。新儒家思潮将中国所具备的传统型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相互整合，产生了一种满足当前时代不断高涨的需求，却又比较保守的社会思想。

二、当代新儒家概述

（一）当代新儒学的产生

新儒家思想又被叫做“新儒学”，其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新儒家其是对于宋明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儒家所具有的心性之学当作最为重要的思想。新儒学所重视是儒家所具备的心性之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同时提出了需要将它和现代化的民主科学事业相互融合。从某种意义层面而言，新儒家所重点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优越性质，其指出由孔孟之道至程朱理学有其相互连通的优越之处；儒家所重点关注的是人文主义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其与道法自然相互统一；中国文化的不断进步需要创建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足够认可的基础之上，唯有认可本土的文化，才可以更加好的汲取西方的现代文明1。

（二）新儒家的含义

从一般意义层面而言，当代新儒家所代表的是民国之后在当代社会环境之下所形成的以当今社会不断发展现代化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潮流。其往往涵盖了民国初期便逐渐开始的大陆新儒家与中国爆发内战以后存在于香港、台湾等其它区域的新儒家学派。伴随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与台湾实施民选政治之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背景渐渐放款，国内与国外的新儒家渐渐开始发展，同时逐渐促进了大陆部分专业人士对于社会实际和儒家文化关联的思考。

（三）当代新儒家的学术特点

当代新儒家具备着部分共相性的学术特点其大致涵盖了立本于儒学、融合中西学术、构建本体论以及推崇直觉等。

当代新儒学为什么被叫做当代新儒学的重要原因便是其立本于儒学，维护儒学所具备的基础价值观念。梁漱溟学说的中心便是中国文化复兴说，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儒学特别是研究如何将孔孟思想进行现代化发展，并对比人的直觉与孔子和孟子所提的良知、良能的关系，这一学说认为直觉是一种人的本能行为，与人的理智构成对立关系，属于人进行求善的行为。为了引导人们按照自身的直觉去生活，需要发扬孔子的孝梯和礼乐观念，从而促使社会中的各种人都能够生活在一个仁的精神氛围中。

当代新儒学所具有的“新”字大都展示在其结合了中西学术。能够这么说，当代新儒家的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中西文化结合论者，其均具备着开放性的学术胸怀，高度关注西方哲学在中国文化构建环节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中的部分学者将中西方的学术融合在一起，构建起了中西合璧全新的学术体系。梁漱溟通过研究西方文化，提出西方文化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已经遇到了障碍，但是他没有因此全面否决西方文化的特定历史价值，并认为其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中，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自由与人的个性可以较好的弥补中国在物质文明方面的欠缺。

当代新儒家的学者大部分均具备着非常深厚的哲学素质，其间并不缺少哲学巨匠。其和西方实证主义与胡适经验论排斥形上学的理路完全不一样，大多数都守护着哲学“站脚得住”的本体论2。非本体化的哲学观念来自于西方的自经验批判主义。当代中国哲学的实证派主要是胡适提出的以美国绝对自然经验主义为基础，综合了自然、人、思想的内涵，尝试突破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两者间的对峙关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冲突性，而没有过于关注经验的发生和本体论证明。

科学实证是西方实证主义的基础，这与现代新儒家研究者对于科学理性的宽容过程中不断推崇直觉形成鲜明对比。其中，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式一般采用科学实证法。在中国的当代哲学中，属于科学实证派的人物主要是陈独秀，他提出了“科学实证之法，归纳论理之术，必代圣教而兴”的思想。之后，胡适实践了上述预言，改变了传统方式的思维模式，为哲学研究的创新手段构建了科学的工具。

三、当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想

（一）当代新儒家的“新外王”的民主追求

“新外王”说所指的意在由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圣”的道德价值里面创新出中国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怎样经过对于儒学的再次研究、阐述，以寻找出能够当作当代民主理论的起源，使得中国在现有儒学的基础上，迈出较为混乱的历史轨辙，进而长治久安的生活之中，始终都是最为主要的思潮之一。当代新儒家指出传统的儒家思想里面存在着非常深厚的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精神，然而在长时间专制政治压制背景下，儒家思想融进了反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组分，甚至转变成了专制的护身符，所以针对儒家思想，不可以笼统性的进行反对或者是接受，然而是需要理清其间种种联系。当代新儒家始终都在尝试在民主和儒学之间实施理论的梳理与建设，为此做出较多贡献的便是徐复观与牟宗三。

牟宗三提出的哲学理论融合了F代儒学思想和西方的科学民主理念。跟道德主体相比较，政治主体与认知主体属于同一层次。牟宗三认为，当前中国尚未形成真正的民主政治主要在于历史因缘的原因，其中，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的“职业殊途，伦理本位”理念中没有形成对立阶级。但从西方社会发展看，其历史发展中存在相互对立的阶级，而民主政治对于对立阶级而言是比较合适的，因此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项较为重要的历史原因。同时也需注意，如果只是存在阶级对立现象而没有良好的个性自觉，那么民主政治与当代健全的国家法律政治也一样无法形成。因此，阶级对立只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基础因缘，但不是根本原因。个性的自觉才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因素，这使得西方形成“分析过程的尽理精神”，而中国文化则得出“综合性的尽理精神’一这也是中国文化不能形成民主政治的本质原因。

（二）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困境

当代新儒家致力于达到马克思主义、新儒学以及西方思潮的良性互动，同时预估中国的文化将来的发展方向。然而从当前看来是无法达到的。当前人们所研究的非常多的命题，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中国当前的社会即使已经迈入了现代化，然而前现代与后现代要素共同存在，当前恰好是社会价值结构重新组合的重要阶段――因此，新儒家所具有的迫切感与使命感显得更加的沉重。

新儒家所提倡的“内圣”，是以心性论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儒学并不是一个宗教，然而有着宗教的狂热性，特别是在道德伦理方面，展示的更加显著。即使通过了新儒家的重重解构与较多阐述，新儒学所倡导的依然是宗教性的道德，此和当代社会的理性化相互违背。前者是公德，是当代社会生活所期望的状态，后者是私德，是个人自身的理想信念与最终关怀。其不但把“天地国亲师”的信仰系统当作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同时承认了以个人自身为主是社会历史不断发展所获得的产物，同时将其当作当代社会发展的基石，进而将社会当作契约来创建现代化的民主法治。使得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发生混论，最终只能造成伪善――既然将孔孟之道当作行为的标准，便需要根据宗教性的道德规范本身的言行。若没有办法达到，仅仅求取形式层面的完善――不管是谁都不会愿意去承担被人们看做是另类的危险。这样的伪善在近千年的封建官场中比比皆是。当前，依然有其它国家的学者由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层面去寻找伪善的痕迹。

四、当代新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

新儒家中所涵盖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但能够达到社会公道，同时能够推动民族经济的逐渐进步，其所主张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背景之下能够继续保留自己的私有财产，涵盖着私有经济的不断发展，提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的设想，这样的主张在当今依然是非常合理的。其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重视国家计划对于公私经济的调控与国家对于经营权的把控，重点体现出了他们国家民族至上的理念，同样也显示出了国家宏观调控对于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价值。这样的主张在当前仍然有非常大的作用。新儒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其指出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并不冲突，其所强调的政治，依然是民主的政治。其指出能够民主政治的背景下，经过改善相关方式，渐渐迈入社会主义道路。在民主政治里面引进社会主义要素，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公道经济相互结合。

当前人们所执行的依然是市场经济构建，新儒家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主张显明有点不合时宜，然而其所提出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设想以及重视国家、政府在经济不断发展环节中的重要价值的观点仍然有着非常积极意义。其所提出的社会公道思想和当前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同样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环节正义、公平需求是一致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需要充分的社会平等，政治权利体系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人们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对国家与社会所有事项进行管理，享有法律所给予的权力，享有民主的权利，人权能够获得足够的尊敬与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平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展现，产生民主、和谐的政治关联。新儒家是一个自由的主义者，其所提出的非常多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民主政治构建的价值目的是完全一样的，新儒家所重视的法治思想c提出的政治制度对于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制度构建均具备着非常积极的参考作用与较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儒学思想特点篇5

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关于当时的各个学派，学界号称“九流十家”甚至是“诸子百家”。司马炎对其总结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说，先秦的这几家学派，虽然其主张有所不同，学说各异，但从根本上来说，目的都是为了治理社会，使社会回归正常的运转轨道，因此各家学说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治哲学，儒学也不例外。首先从儒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来看。孔子当时面临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称霸，国与国之间战争不断，社会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清醒和自觉的认识。正是现实世界的这种秩序失衡造成的混乱局面，和孔子拯民众于水火的担当意识，才促使其一生都在周游列国与著书讲学中度过。也就是说，儒学的产生，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世界，所以其最终的关注点也是社会现实，是国家的治理和政治秩序的重建。儒学从其产生之初就是一种政治哲学，是高度关注现实政治世界的。

虽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但战国时的孟子却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孟子生活战国时代，在社会混乱无序上相比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孟子在谈论时政和制度设计方面，就显得更加丰富和具体。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周游列国，以图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不同的是，孟子不仅更加系统化地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而且有多次机会直接面对各国国君进行自己政治思想的阐述。关于孟子“仁政”的具体思想，萧公权先生认为:“似可以教养二大端概之。而其养民之论，尤深切详明，为先秦所仅见。七篇之中，孟子所注重者为裕民生、薄赋税、止争战、正经界诸事。”［1］(P82)

这其中，不仅有爱民、重民的原则性思想，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制度性设计———井田制，具有深刻的意义。战国后期的另一位大儒荀子，虽然其理论学说与孟子有很大的差异，并且曾把孟子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与孟子一样，他也很好地继承了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荀子的政治思想大致可概括为“隆礼重法”，而这一思想则是以“性恶论”为前提和基础的。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也就是说，人性本来是“恶”的，并非绝对的善，善只不过是后天人为教化而来。由此，便很自然的逻辑推导出重视后天教化的礼治思想。荀子认为礼的产生，就是因为人性本来的欲望会导致不断的争夺，从而造成社会混乱。因此只有以礼来节制人欲，社会才能重建归于和谐稳定。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荀子的“隆礼”思想后来被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进一步发挥，强调“一断于法”，遂产生了法家思想。荀子的思想虽与孟子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却共同钟情于儒家的王道理想，都以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为己任，这与孔子以来的儒家传统是完全一致的。由此看来，儒学从其产生之日起，便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而出现的，是以现实社会政治为对象和目标的。不但如此，在传统社会中，儒学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与调适，却始终保持着其最初的这种特质。

二

秦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后，由于秦始皇奉行严酷的法家思想，注重对思想的控制，在焚书坑儒后，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但由于秦朝的速亡，代之而起的汉代初期实行的是自由无为的黄老思想，儒学得到一个缓慢复苏的机会。在这期间，先后有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者发展了儒学，将其运用于汉代的社会政治，使儒学与汉代的政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经过汉初的恢复，到汉武帝时期，儒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汉武帝起用了一大批儒士，赵绾、王臧等儒士得到重用，同时增设“五经博士”，“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在武帝一朝中，最能代表当时儒学特色，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无疑是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可见，其著作都是经邦济世之用，虽然现在大部分均已失传，但流传下来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董仲舒的思想。与先秦儒学相比，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思想无疑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董仲舒为了适应汉代的社会，对儒学做了一些调适和变通。它充分吸收、消化了阴阳、道、法等学说，引入阴阳、五行来论证和构建其理论结构，最终形成了其“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但无论其具体内容有何变化，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现实的政治世界。这可以从以下几点看的出来。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通过人副天数、天人交感来论证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首先，他认为天地生万物，上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天者，群物之祖也。”《汉书•董仲舒传》其次，他运用人副天数的理论，认为现实中的帝王都是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来统治社会、教化人民，这就充分说明了君权和等级秩序的现实合理性。“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最后，根据天人交感的理论，董仲舒认为帝王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行为活动，上天都会有所反映，如果社会治理不好，就会通过灾异来遣告统治者，“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相反，如果社会治理的好，阴阳调和，上天就会降下祥瑞来证明统治的合理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教化的统治思想。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在为皇帝统治的合理性做了辩护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一些行为，为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董仲舒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进而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的文化控制思想。这也直接导致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

董仲舒借《春秋》阐发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影响深远。它不仅巩固了当时的社会统治，而且浸润到中华民族的思想深处，成为我国优良的传统政治价值取向。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虽然其中有过短暂的分裂和混战，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最终都完成了统一大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古到今一脉相连的文明古国。另外，董仲舒“经”“权”配合、“常”“变”相融的中和政治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发展观等思想，也都是其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与以上思想一样，都是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的。因此，周桂钿先生认为“董学是政治哲学，它是用天人感应的神学形式包装起来的政治哲学”［2］。此论可谓至当。换句话说，以董仲舒思想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一样，从根本上来看实际也是作为政治哲学而存在的。

三

东汉以后，由于周边民族的内侵和连年的征战，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混乱的年代，儒学的发展陷入了低潮。与此同时，佛、道两教则乘势崛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就连隋唐统一全国、社会重新归于统一安定之后，由于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提倡，儒学始终没有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这一时期，儒学虽然陷入低潮，但其发展并没有完全断绝，由于与宗法社会的先天性亲缘关系，儒学在民间一直延续着。加之期间一些儒者的努力，儒学始终在酝酿着再次的复兴。

隋唐之间，王通、韩愈等人通过著书立说、教授弟子等，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以儒者的姿态自觉而为的。韩愈生当中唐，一生致力于儒学，力辟佛老。而他对后来儒学贡献最大的则在于他所建立的儒家“道统”说，他认为儒家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原道》这实为后来北宋儒学复兴时尊崇孟子奠定了基调。在经历了之前的低落和酝酿之后，到北宋时期，儒学复兴的时机终于成熟。但与之前的先秦儒学和汉代儒学相比，北宋时期产生的新儒学在形态与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学界一般称之为宋明理学或宋代新儒学。客观来讲，与之前的儒学不同，宋代新儒学确实以道德心性之学为其主要特色，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但这些并不足以概括宋代新儒学的全貌。

它之所以是新儒学而不是佛道两教，不仅仅是因为它将自己归本于孔孟，沿袭儒家的主要经典，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继承的是先秦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以积极入世、实现王道理想为其最终目标，而不是消极避世甚至是出世。首先，从北宋新儒学产生初期来看，它并不是以道德心性修养为主要内容，后者只不过是在后来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新儒学主流的。钱穆先生认为，宋学的兴起应该推源于胡瑗和孙复，而不是朱熹所推崇的“北宋五子”;并认为范仲淹在朝为官，与前者共同推动了儒学的新开展。他说:“盖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3］(P4)可以说，宋初的儒学是以胡瑗、孙复、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宋儒学复兴之初，并不是以道德心性之学为主要内容，而是以经典和时务为主，以重建尧、舜、三王之道为最终目标。如范仲淹不仅全力为朝廷举荐人才，而且兴办学校、整顿吏治、筹措边防，积极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则“对‘内圣’之学采取了相当消极的态度”［4］(P39)，反对空言心性的虚言高论，认为“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李诩第二书》)，提倡实际的关乎国治民安的政治活动。总之，宋初的儒学，注意力还没有贯注在“道德性命”的“内圣”之学上，仍然是以社会践履、政治实行为特色，并且为整个宋代儒学奠定了“回向三代”的基调。其次，就整个两宋儒学来看，在以程朱为代表的“道学”传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以经世致用为特色的传统，史称“事功学派”或者“功利”派。该派的特点在于“斥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1］(P414)，其代表人物北宋有李觏、王安石等，南宋则有薛季宣、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王安石和陈亮、叶适。

王安石当政时期，由于宋神宗的支持，大力推行新政，实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者“王安石变法”。这场运动无疑是当时儒家士大夫所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代表了当时儒学的主要动向。王安石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王安石全集》卷一《上时政书》)因而认为“变风俗、立法度，是方今当务之急也。”(《宋史》卷327《王安石传》)其目的则是重建“尧、舜之道”。之后，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对当时及其后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把当时的整个士大夫阶层———包括司马光、三苏以及道学中的二程，都调动了起来，参与到这场改革的讨论之中，使其真正成为北宋中期儒学发展的焦点。

儒学思想特点篇6

摘要：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赖于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韩国传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讲“仁”重孝伦理思想、尚贤重教思想以及谦逊礼仪观等，不仅对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要借鉴韩国经验，领会其本质，从政府、教育、传媒等入手，引导人们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探索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 ：韩国；儒家文化；传承；启示

韩国作为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家之一，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完整的集成与进一步发扬。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的“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孝忠为本”思想已融入韩国人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们正确价值观的精神能源。儒家思想对韩国当代现代化进程、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等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韩国发展的原因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比其他国家更重视，韩国是儒教的“优等生”国家。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韩国得到较好传承和发扬，除地缘外，还受到本土文化影响。

1.历史背景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一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尤其是古代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由于地缘关系，儒家学说最先传入的国家就是古代朝鲜。据文献记载，远古时期，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不断移居朝鲜，相互来往。《史记》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称其为“古朝鲜”。1 儒家思想先后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它们都以各种形式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传承。进入李朝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时，不仅创造了韩国文字，还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为韩民族精神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纵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形式和内容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已深深根植于韩国文化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基石。

2.文化背景

韩国地处半岛，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历史上又屡遭外族入侵。保持民族团结和稳定，关系到韩国民族生死存亡。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中央集权加强了社会稳定，受到韩国统治阶级推崇。儒家文化已成为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文化。到了近现代，又虚心学习日本科学技术和美国文化。韩国提出世界化的同时，又注重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把本民族文化发展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是韩国传承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韩国，儒教既具有官方性质，又具有民间特点，对儒学的保护和复兴起到很大作用，也促使韩国能成为儒家思想保存较为完好的国家。由于对儒教的重视，韩国政府大力倡导人们对儒学的推广应用，鼓励学者积极探索和发掘儒家思想内涵。

1.韩国对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容

韩国传承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伦理道德、社会教育、社会礼仪等，并将它应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促进韩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讲“仁”重孝的伦理观。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仁”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韩国把“忠恕之道”作为“仁”的准则，把公民权利、义务教育与忠孝教育有机衔接起来，有利于人们形成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儒家文化倡导大家庭和等级制度，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长期以来，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按家族与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君、臣、父、子”的服从关系。这是“忠孝一致”的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以此为基础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构成家族内部生活伦理秩序。儒家文化思想已成为韩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尚贤重教的教育观。儒家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教育思想，在韩国影响深远。韩国非常重视儒家思想教育，李朝太祖六年成立的一所以教授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即成均馆大学，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至今，成均馆大学在韩国依然是政府重视的教育基地。韩国儒学教育除成均馆大学、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外，成均馆下属的“儒道会”等组织，还举办各种讲习班以宣传儒学思想。

1960年以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施行伦理教育，还根据各级学校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道德伦理科目。小学学习《家庭》科目，讲述“正经的生活之道”。培养学生养成端正、诚信、节制、尊重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爱国家、爱民族、爱家庭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初中学习“道德”科目。主要是培养学生养成懂礼节、重孝道、尚和平、善合作等正确的道德观。高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以培养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注重民本思想、重视修身养性等，以更好地传承民族的伦理传统。大学继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内容包括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实学思想等。让学生深入了解本民族发展史，从而热爱国家，更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韩国，除了课堂教育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孤儿院和养老院等进行社会实践，将所学的道德科目内容运用到社会生活中。

(3)谦逊的礼仪观。儒家文化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观念已在韩国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韩国父母从小就开始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懂礼节，学校从幼儿园开始教孩子基本社交礼仪。韩国学校礼仪教育包含在系统的道德教育中，教授系统的礼仪知识包括国家、社会、家庭、学校、个人等。韩国还利用政府在各个地方办乡校书院，积极向社会开展儒家文化礼节教育。如梁山乡校每年面向社会免费进行韩国传统礼仪教育，还开设书法、茶道、祭祀、韩服等礼仪。

2.韩国对儒家思想传承的方式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主要通过教育实现。这种教育方式既有学校的正规教育，也有社会组织的非正式教育。教育乃百年大计，横向上教育传播面广，纵向上教育影响深远，教育模式具有简约性、整体性、延续性等特点，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除正规学校教育传授儒家思想外，韩国一些非正式组织也会宣传儒家思想。如儒道会、传播媒体等。儒道会主要通过举办学术和文化交流宣传伦理道德和忠孝思想。韩国国家电视台坚持定期播放《论语》讲座宣传儒家思想。

3.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青少年的影响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重要影响。讲“仁”重孝的伦理观教育，能促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的伦理观。尚贤重教的教育观，能促使青少年养成诚信、节制、热爱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也能促使青少年爱国家、爱社会、爱民族、有责任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形成。谦逊的礼仪观教育，有利于青少年养成懂礼貌、乐于助人、文明友善的正确道德观。

三、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思想虽源于中国，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比中国还要好。韩国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使得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一种不自觉的历史认同形式存在。儒家文化成为推动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精神动力。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1.正确看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吸收儒家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国情，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做到了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积极引导。这些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

首先，我国要足够重视传统儒家文化。中国目前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之路，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建设。其次，我国应该对儒家传统文化给予积极的探索和挖掘。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却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我们应该挖掘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探索如何将消极的影响转化为积极的影响，使积极的影响发扬光大。

2.学习韩国设立专门的儒教大学

近年来，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也已相继建立。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加大对以传授儒家文化为办学理念的学校的创建，尤其是孔子学院的建设。

在韩国，中央设有专门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在地方普遍设立公私教育机构，如乡校、书院等，主要以儒家经典教育、儒家文化传播为教育宗旨。这也是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普遍认同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及借鉴韩国办学经验，探索建立有特色办学理念的学校，以更好、更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层面增加《论语》精华部分诸如诚、信、仁、爱、孝、悌、礼、仪等“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和科目，借用儒家文化的道德资源对青少年进行启蒙式道德教育。学校除了学习儒家思想理论外，还应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志愿活动，比如，到养老院、孤儿所等志愿服务，把学到的儒家思想精神应用到实践中去。

3.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

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我国可以借助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内容可以多样化，除了《论语》《大学》等理论知识外，还可以大力宣传孔庙、孔府、孔林这些世界文化遗产。让人们通过参观，亲身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产生崇敬之情。还应该重视影视节目对人们的影响，影视题材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内容要反映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等，这些都有利于儒家文化更好地推广与传承。

引文注释

1 文思和.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97-398.

参考文献

[1]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

[2]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3]蔡茂松.韩国现代的儒学[J].华学月刊,1975（10）.

[4]史丽萍.中韩儒家文化比较研究：韩国儒家文化继承对中国的启示[D].2004.

儒学思想特点篇7

【关键词】博山窑儒家文化民间陶瓷艺术文化内涵审美理念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76－03

博山窑亦称“淄博窑”，是中国古代名窑之一，以琉璃和陶器见著。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美学思想以及民间艺术独特的造型审美观念，它所表现的是多层面、立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始于汉，北朝时烧制青瓷，有青黄、青褐等色，制作粗糙。唐代盛烧黑釉瓷，釉质晶莹滋润、色黑如漆。宋代烧制白瓷、黑釉陶等，黑釉陶以“雨点釉”和“茶叶末釉”名传于世。而后各种陶瓷器物的质地、造形、装饰手法，基本与宋代的窑村窑相似，大部分是碗、盘、杯、罐、枕、盏等民间生活用品，造形一般都朴实厚重、富有变化。釉色以黑釉、青釉为主，也有白釉以及用化妆土剔刻纹饰或白地黑花纹胎等装饰。其中工艺成熟的青瓷叠花，以浅浮雕方式将各种图案纹样巧妙地印制在碗、盘器皿的内部，釉色明快，线条清晰，具有简朴健美、流畅活泼的装饰艺术效果。从明到清，是博山窑的昌盛时期，博山藉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原料、燃料资源，制瓷技术的积累和进步，又因“饮食之器，天下之大用”从而发展成为陶瓷业的中心。博山窑民间陶瓷带有粗厚色浓的特点，让人们从中感受到自然和谐统一的内蕴，传递着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儒家文化思想。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文化性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民间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它是一种立体的民间文化载体。这些民间陶瓷艺术作品，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摄人心魄的博山窑陶瓷文化大型史诗。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凝聚着民间艺术创作的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儒家文化美学思想；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同时，给人的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立足于儒家文化思想，用“和谐”理念指导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创作，让这一承载着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的古老载体再次得以传承与发扬。

一、儒家文化思想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核心理念

儒家文化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窑陶瓷艺术审美理念具有整合作用

儒家文化思想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理论基础，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儒家文化思想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广泛吸收了其它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也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审美思想使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美学思想等精神文化方面得到整合。使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和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完美融合，形成一种独具魅力的陶瓷美学思想，也树立了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艺术风格，内容上的真实、健康以及臆想的以物寄情，反映出浓郁的儒家思想的人文特征。

儒学是以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为人之本的人学，儒家始终是围绕社会理性与个体感性的关系来思考审美问题。儒家文化认为强调美的实质是社会理性，只有社会理性化育出来的感性、积淀而成的感性，才称其为美。儒家美学思想的根据在于人，在于人的伦理人格，当这种伦理人格具有了一定的感性形式，能够给人一定情感体验的时候就构成了美。儒家文化审美的基本观点是美的本质——理义；美的形态——中和；美的功能——成德，这是儒家美学体系的主体结构。博山民间陶瓷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儒家美学观点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到陶瓷艺术创作的审美观念中，其审美形式充分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如博山窑黑、酱釉类作品（模印鱼纹罐、福寿纹扁形酒壶、黑釉猫枕、双鱼形扁壶、龙首葫芦形模印纹扁形壶）。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是儒家美学思想各种美的形式在民间所表现的形态，其作为一种与生活紧密相连的造物形式，它直接充实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反映了人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它不仅表现在功能与审美的一体化，其审美形态创作思维模式，艺术风格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博山窑陶瓷艺术审美本质具有质朴的语言风格，有着儒家之美的审美诉求，在取材、加工时遵照自然规律的态度，不过分修饰，不做作，流露自然本色，质朴、纯真的心灵是民间陶瓷艺术形成风格特征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根源。这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陶瓷艺术的根本整合作用。

2．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陶瓷艺术审美理念具有社会作用

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在满足传统艺术审美情趣的前提下，还肩负着对社会需求的功能性满足和对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的责任，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作品外表形式的粗犷、简洁或是细密繁缛总是与百姓内心的纯真一致。它所显示的是民间陶瓷自身的内在特征，是率真心灵的自然流露。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是象征化的以物寄情，艺术表现题材、纹样、色彩等成为特定观念内涵的替代物，而具有儒家思想审美象征寓意的“符号”在民间艺术作品中最为普遍。其寓意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字：“福、禄、寿、喜、财、吉、和”，寓意手法为“谐音”、“象征”，常见的动植物题材图案纹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而被赋予象征寓意，如：龟、鹤、龙、凤、梅、竹、松、柏等，还有像连（莲）年有余、吉（鸡）庆有余（鱼），三阳（羊）开泰、喜（鹊）上眉（梅）梢等，都是取谐音，讨吉利。作为自然界的视觉色彩也同样具有寓意吉祥的象征意义：黑、白、赤、黄、青五色被视为“正色”，与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灵（龙、凤、龟、麟）并称，也可反映出人们与客观现实的实践关系以及蕴含的儒家文化思想内涵。因此，儒家美学思想在民间艺术中的人文导向，就是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实现。在博山窑民间艺术中常常赋予作品以吉祥寓意，无论从元素内容到精神功能，从立意到实用主题分配，从本身的表义内涵到陶瓷之间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陶瓷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儒家传统文化底蕴。儒家文化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博山窑陶瓷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也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作为博山窑民间陶瓷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合的烧造方式，并力求保持一个合乎儒家文化审美情理的制陶工艺流程。儒家文化中的“礼乐”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同产生于自己意识之外的“文化存在物”之间的沟通，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便是“有秩序”，“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也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在博山窑民间陶瓷中既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严格的遵循了这些儒家思想文化的理念，同时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窑陶瓷艺术审美特征起了决定性的社会整合作用。

从儒家文化审美思想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关系中，看到了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审美的不断自我完善和升华，最终成为自然情趣与儒家文化思想相融合的产物，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审美理念中看到了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社会人伦观的体现；看到了儒家文化思想对其审美理念的整合作用和社会作用。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陶瓷艺术博大精深的文化力量，体会到了儒家文化思想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审美的核心理念，积淀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还将为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二、儒家文化思想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中的美学思想特征

1．儒家文化精髓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美善相乐之美

儒家文化审美思想为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审美进行了文化奠基，架构了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美学方向。儒家美学经常把美善密切联系在一起，要求艺术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所以“礼乐相济”、“美善相乐”，便是儒家审美的中心话题。善是对人性的普遍要求，善而达到美的程度，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称之为“美德”，美德是带有理想成分的人格精神。善表达的是人的内在美，也是理想人格的最终体现；美则是其形式表现，只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是最高境界。（《乐论》）在“美善相乐”的境界中，心志与行动，情感与理智，生理与心理，个体与社会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乐”是一种审美属性，“善”而达到“乐”也就具有美的性质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也是荀子所说的“美善相乐”的高尚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美善合一，给“善”赋予具体的生动的美感形式，需要一种艺术风格的美来贯彻，强调一种质朴自然、平淡有味的风格美，反对华丽纤巧，刻意造作。博山民间陶瓷艺术含有自然而然的韵味，强调将给人精神愉悦的感性形式与内在伦理道德的理性要求和谐统一。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充分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文化思想的造型审美特征，注重美与善密不可分，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感。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形式，除了对美的追求外，都表现出对善的强烈诉求。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是通过具有深刻象征寓意的造型、图案、色彩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注重的是传情达意的形式美。它通过造型与色彩、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将生活、艺术、社会文化、民俗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儒家文化思想中“美善相乐”的追求。例如，“黑花青黄彩带盘花鸟纹合碗”呈现出一幅变形较甚的“喜鹊登枝”纹图案，后来在某些县乡成为邻里乡亲为新人“送饭”的专用器皿；“白底黑花蝙蝠纹碗”是件白釉黑彩纹大碗，手拉坯成型，内底留色圈，外壁绘大写意蝙蝠纹，蝙蝠形象抽象概括，如撇兰竹，只三两笔便成，表现出画工的大胆和自信；“青花黑彩花开富贵纹酒坛”全器满绘梅、兰、竹、菊及牡丹等各式花纹，层层叠叠，绘制用心，这是博山陶瓷审美意趣上极贴近民众心理的产品，这种“美善相乐”之美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道。

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重视审美对象的象征意义，立足于寻找有意味的外观造型，在外观造型和色彩设计的创新过程中，力求从传统器物造型和民间色彩中寻求灵感，这样既能满足大众对美的特殊要求，又有助于建立和丰富设计风格。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崇尚能够陶冶情操、催人奋进的审美精神，对高雅与高尚之美的形式情有独钟，创造了儒家文化思想“美善相乐”的崇高之美。

2．儒家文化根植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自然朴素之美

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体现了就地取材、朴实无华的艺术特色，是儒家文化平民化、生活化的标志，给人以强烈震撼，具有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器物的材质能给人的欣赏带来美妙、丰富的心理和审美感受，因此历代的能工巧匠，在对器物的表面进行加工处理时，既注意保持材料的自然质地和纹理，又巧妙的通过多种工艺手法，丰富材料质感和纹理的变化，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材质美。它浓郁的山野民俗气息，给人以“自然”、“评说”、“平易”的意味，集中展现了当时民间生活风貌在博山窑民间瓷器传统审美理念中，只有自然、朴素之美才是美的最高境界，例如：陶艺作品“青釉双鱼变形壶”是用粗陶制成的鱼的形式，一股浓重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寓意着“年年有余”，和民间的吉语风俗融合在一起，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人性的渴望与眷恋，带来一种愉悦的审美感受。面对以民间传统文化为主题创作的作品，博山窑陶瓷民间文化中的凤戏牡丹、喜鹊登梅、鲤鱼闹莲、莲生贵子等象征阴阳相生的手法，多表现为一种繁衍、生殖、联姻的思想，在陶艺作品中强化那种对生命繁衍的意象崇拜。陶艺作品《阿福》充分体现了民间艺术中写意创造的根本，以写意传神为宗旨，形成一个具有民间喜庆、吉祥色彩的娃娃形象，这也是儒家文化根植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特征和体现。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从用料到造型，无一不体现质朴的风格特征，由于对材料自然特性的格外尊崇，朴素反而使它们更具有生命力，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有崇尚自然的传统，体现到造型设计上，就是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到民间使用者的地域特征、生活习惯和审美需求，崇尚自然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设计创新的源泉。

自然、朴素是指万物的非人为的本然状态，而雕琢是指人为进行的装饰，儒家文化思想崇尚自然与朴素的审美原则，它认为一切美皆出于自然朴素，认为美是事物本身未加修饰的自然纯粹之形态，让质地本身放光彩，才是真正的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审美是重内容、轻形式，追求朴素适宜之美的审美特性，保持事物的本质特征，就是儒家文化根植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自然朴素之美。

3．儒家文化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和谐统一之美

和谐统一之美的追求是贯穿中国美学自始至终的特点，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儒家学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始终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之中。董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其实这些理论思想实质上都是在统一“和谐”原则下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严格遵循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之美。儒家的“天道”“人道”合一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天道”指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人道”指人应遵守的社会规范，儒家学说认为不仅要实现社会内部的协调，而且社会应与自然相和谐，儒家的文化思想内涵对博山窑民间陶瓷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

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中表现为追求“人——陶瓷——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民间陶瓷艺术与自然的有机美，要求博山窑陶瓷与民间的自然空间环境融为一体，主张在形式和功能上有机结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观念在博山窑民间陶瓷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①顺应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之美，在于大自然之美，人类能“得天地之美”，就是要顺应自然，按照四季之变和万物生长的规律，实现人体之美和生命之美。博山窑民间陶瓷从选材制作到民间应用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将深沉的对自然谦逊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其他文化都未能超越的造型、纹饰及图案。博山窑陶瓷在和谐统一之美的创作方面，无论是形式还是技艺，都有新的探索、新的汲取、新的时尚、新的变化。彩绘方面更出现了色彩艳丽、对比强烈、成本低廉、迎合当时兴起的市民阶层喜爱的新手绘。博山窑陶瓷最醒目之处莫过于它浓郁的山野民俗气息，集中展现了当时民间自然、自由、和谐的生活风貌。活蹦乱跳的游鱼、悠闲自得的牧童、负重如牛的农人樵夫，以至育儿的婆婆、纳凉的瓷枕、烟花柳巷的三寸金莲、水烟袋等全都表现着百姓生活的实况和大众对和谐之美的向往。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于百余年间山乡村落生活的历史长河，似乎能听到犬吠蓬户、鸡鸣于埘、女喧溪岸、蛙噪池塘，看到男耕女织、婚嫁迎娶、豆棚瓜架、请神送鬼。那横扫千军的线条笔画，无所顾忌的色彩对比，坚如磐石的块面结构，简约传神的形象描绘，处处洋溢着一股冲天豪情。从画面看，它虽然没有南方窑系的精致俏丽、妩媚淡雅，但是其宏大的气度、遒劲的风格、恣肆的想象及天马行空的笔触，却是同时期其他窑系所不能望尘的。这构成了博山艺术和谐之美的特色，并使之傲然屹立于世界陶艺之林。董仲舒的以自然为美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博山窑陶瓷艺术的发展，同时儒家美学思想对自然的关注，对天地自然形态之美的追求也无不影响着博山窑陶瓷。②师法自然：即模仿自然，巧妙地吸取自然的形式，使博山窑陶瓷艺术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作为陶瓷装饰主要装饰手法的陶瓷绘画，利用中国绘画的成就，在陶瓷表面开辟了不同于颜色釉的另一种美的境界。祥瑞题材是一种民族心理的表现，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都热爱生活，追求幸福与和谐。因此，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自古及今，一直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一个重要题材和基本的文化特征。儒家文化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和的关系，赋予花、鸟、虫、鱼、兽等以祥瑞寓意，这便是儒家文化思想亲和关系的特征表现。要欣赏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就需要了解传统文化和儒家美学思想精神，否则，很难把握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审美特性。

儒学思想特点篇8

本单元主要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春秋时期兴起，汉武帝时成为正统思想，宋明时期发展为理学，明清之际出现思想批判，时期被改造利用，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猛烈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其统治地位被摧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获得新生。

二、知识梳理

（一）中外历史上对儒家思想的不同态度

1.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冷落。

2.秦朝时期：儒家思想遭到压制。

3.西汉时期：儒家思想处于“独尊”的地位。

4.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挑战，出现危机。

5.宋明时期：儒家思想发展为理学。

6.明清时期：儒家思想成为支柱，同时又受到挑战和批判。

7.维新变法时期:儒家思想被改造利用。

8.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抨击。

9.新中国成立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被摧毁。

10.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儒家思想获得新生。

11.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二）中国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思想与欧洲启蒙思想的不同

1.内容不同：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思想抨击封建君主制，反对儒家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如“法治”、“工商皆本”等，但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欧洲启蒙思想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教条主义，号召消灭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

2.历史条件不同：（1）经济条件：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受到封建制度阻碍而发展缓慢；欧洲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迅速。（2）政治条件：明清封建制度虽日趋没落，但封建专制却空前强化，封建统治十分稳固；欧洲已进入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封建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3）文化条件：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仍占统治地位，八股取士和文字狱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欧洲的自然科学取得很大发展。（4）阶级条件：明清时期中国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欧洲资产阶级力量已相当强大。

3.影响不同：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思想对当时的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无法动摇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欧洲启蒙思想为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大大推动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程，并由此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甚至影响到亚洲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儒家思想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原因

1.统治者需要：儒家思想宣扬天人感应，讲究道德规范，提出大一统，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2.人民需要：儒家思想强调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广大民众所追求与信仰。

3.与时俱进：儒家思想不竭的生命力还在于它能不断吸取其他思想的先进部分，也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故为统治者所喜爱，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扶植。

三、复习策略

1.把握“一条主线，两个特点”。“一条主线”是指儒家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原因；“两个特点”是指儒家思想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完善自身，每一次发展都适应了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由此总结出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是不断吸收其他思想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2.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文化的发展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状况。儒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精神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儒学思想特点篇9

关键词：儒家 比较 影响 中韩 中小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38-02

1 儒家思想对我国中小学教学内容影响分析

1.1我国中小学教学内容简介

我国中小学教学科目和课时安排严格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教育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规定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科目，包括语文、数学、道德、科学、体育、艺术和外语等不同课程，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阶段开始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高中阶段则以分科课程为主。为满足服务农村生产的要求，对农村中学教育内容单独做了要求[1]。

在各科目课时分配上，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规定，在九年教育的课时中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占7-9%、历史与社会3-4%、科学7-9%、语文20-22%、数学13-15%、外语6-8%、体育10-11%、艺术10-11%、综合实践活动及地方与学校课程16-20%[2]。

1.2 儒家思想对我国中小学教学内容影响分析

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目的设置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要包括：

首先，儒家思想重视道德教育[3]，体现了儒家思想将品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的要求。我国中小学教学科目中，从小学到中学根据不同阶段设置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和思想品德课程，而且道德教育课时占相当的比例，最高可到9%，可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与社会责任感，与儒家教育思想重视思想品德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

其次，儒家思想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特点在我国中小学科目设置中得以体现。教学科目设置注重学生综合能力提高，根据兴趣爱好差异，初中阶段开始分科，学生还可根据爱好选择部分学习科目，如可在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间选择，高中阶段教学以分科为主；另外，我国中小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具有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特点。

再次，实践教育占据一定的地位。儒家思想提倡“格物致知”，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我国中小学教育内容中已经包含实践的内容，与儒家格物致知思想一致，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实践教育仍处于劣势地位。

最后，我国中小学教育内容的具有的官方色彩。儒家思想“官” 本位思想严重，缺乏民主的精神。我国中小学教育内容一定程度上受到该思想影响，如教育内容与形式固定等，虽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效果，但固定的教学内容难以与就业和学生兴趣结合，势必会影响教育的效果。

2 儒家思想对韩国中小学教学内容影响分析

2.1韩国中小学教学内容简介

与我国中小学课程和课时安排由官方确定类似，韩国教育主管部门对韩国中小学各年级的教学科目和课时安排也做了明确要求，根据不同教育阶段的特点设置了道德、社会、数学、外语等科目以及创意性体验活动实践课程。另外，还开设的部分选修课程和选择性学习的课程[4]。

2.2 儒家思想对韩国中小学教学内容影响分析

韩国中小学教育内容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儒家思想被大量引入教育内容。韩国政府汉字教育政策要求推行儒家理念，韩国教育部在中学阶段推出了汉文课，韩国的中学汉文课本中以学习儒家经典名言为主要内容，不仅如此，还在全国性的考试中出现汉文题目。

其次，道德教育在教育中具有显著的地位。韩国现行的中小学道德教育具有四方面目标，即学生了解自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儒家思想在道德方面的诸多要求。另外，民族主义和政权意识是韩国教育的重要内容，重点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爱家的情感，强调正确的行为规范，传达儒家的忠诚、孝悌、民族自豪感的精神内容。

最后，受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实践教育是韩国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教育中开设的创意性体验活动、选修课程、学校自律性选修课程，以及技能课程等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另外，开设的技能、家庭和第二外语等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未来的就业能力，有助于毕业生更加符合当前就业的要求。

韩国中小学教育内容中同样具有逐步深入，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特点，与儒家教育思想的要求相一致。另外，韩国中小学教学内容也是受教育主管部门以法律形式确定与我国中小学教育相似。

3 比较分析

中韩两国中小学教育内容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如重视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结合、注重博与专的结合及循序渐进等特点。

但同时可以看出中韩中小学教育内容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差异，主要包括：

3.1实践教育地位不同、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自主选择性不同

虽然我国规定了实践课程，但数量未明确，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实践教育难免流于形式。我国虽然分科，但内容固定，分科时部分学生难以分清自己的兴趣爱好就选择了一个方向，而韩国的选修课程设置有多方面的选择，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修。

3.2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程度的差异

韩国注重家庭教育与学校和社会教育相结合，两者相结合的教育使学生能够从身心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而我国教育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方面，学校教育是学生获取知识和教育的主要来源。

3.3对历史与社会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存在较大差别

总之，儒家思想对中韩中小学教学都有深远的影响，但也存在较显著的差异，应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传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经验和不足，以促进教育成果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EB/OL].2001.

/20010926/3002911.shtml.

[2]教育部. 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通知[C].2011，11.

[3]初淑红. 浅谈儒家思想对学校德育教育的借鉴意义[EB/OL]].才智, 20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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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特点篇10

关键词：儒家思想；语文教学；德育

毫无疑问，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宝库。语文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应当主动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努力发掘儒家思想精髓，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让优秀的思想文化重新焕发出它的生机，融入国人的血液。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东西已经成为历史的糟粕，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并未过时。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包含许多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永恒的哲理和有益于人类文明的精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正是中华名族的民族精神所在，也是对中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包括：爱国主义、诚信守正、仁爱思想、孝亲尊师，以人为本、明荣知耻。儒家认为“天地君亲师”是最重要的人伦纲常，“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虽然物换星移，社会演进，但儒家思想，如，和谐持中、克己复礼、义利和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在现代社会依然陶冶着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启示着人们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二、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儒家思想精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

1.创设和谐的人文环境，营造儒家文化气息，创设温馨和谐的教育环境是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熏陶的重要一环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语文教师作为德育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在教学中要把言传与身教结合起来，注重自己的德性修养，在日常教学和生活实践中对儒家传统思想身体力行。“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待人接物温和自然，举止态度谦恭庄重，教学中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教师要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严于律己，严谨治学，做学生的道德楷模，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校园文化建设也属于语文教学的范畴。如，在校园路灯宣传牌上、宣传橱窗里定期张贴和更换儒家经典名句和故事。在学生中组织儒家传统文化的各种社团，营造出浓厚的儒家文化校园气息。提示语可以提醒学生向上、向善，名人格言、警句可以帮助学生审视自身。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都会受环境的影响，学生会在老师、同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2.优选国学读本，开展课外阅读

孔子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我们首先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精心选择好儒学读本，列出书目，引导学生去读。

《三字经》包容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讲学习的重要性，讲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并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学生。《弟子规》讲的就是如何做人，就是教人们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对学生学好规矩、树立做人的标准起着积极的作用。

确定书目后就要合理安排时间引导学生阅读，可以以亲子阅读的形式调动家长的积极因素，每天让孩子背诵50字左右。在学校，可在早读中抽出一定时间，让学生诵读。背经典范文会让学生受益匪浅、终身受益。也可开展读书报告会，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

除上述之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校本课程传播儒家思想，在阅读教学中渗透儒家思想。

语文教材中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作品无不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显现着儒家思想的印记，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哲理。自古以来，语文教育总是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掘儒家思想的精华对学生进行渗透教育，正顺应了这一要求，也体现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在操作中只要把握好学生的身心特点，深入探究教育方法，持之以恒，一定能收到“内化”的效果，对促进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推动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