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现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经济现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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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风”现象

韩国人把韩国国内掀起的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和留学中国的浪潮叫做“汉风”。近年来，一股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热潮席卷韩国。自从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以来，韩国各大学逐步开设中文系，目前有中文系的大学多达200多所，每年报考汉语水平考试的学生和自学汉语的社会人士也在急速增加。2002年的入学人数大约有5000人，和中韩建交以前相比，约增加了80％左右。中国教育部在韩国举办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得到各界认同，成为衡量学生入学、毕业、企业录用人才和晋升考试的一个重要标准。参加这项考试的人逐年上升。

近年来到中国内地留学成为韩国教育领域的一大热点。2000年到中国留学的韩国留学生达到2万多人，首次超过日本，居各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之首。目前在中国各大学读书的韩国学生累计约四五万人，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全中国大致有20多万韩国人在商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工作。韩国留学生的专业也不仅仅局限于中文和医疗等少数专业，现在已扩大到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趋向于多样化、专业化。

二、韩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韩国留学生按留学时间长短分为短期研修学生和长期留学学生。短期研修学生一般是两国大学之间的交流学生和企业派到中国学校进行技术培训的职员。长期学生包括在韩国大学毕业以后到中国读本科或者硕士以及在中国读高中和大学的小留学生。

韩国长期留学生群体认同感很强。韩国留学生电设立了留学生会之类的组织，但这种组织很多人不愿意参加。一是这种组织听起来比较正规，需要在中国学校申请才能建立；二是这个组织刚开始有很多活动，到后来渐渐没有什么活动。韩国留学生各自有其相对稳定封闭的人际圈子，这一人际关系网络非常发达。韩国留学生在学校附近租房的现象很普遍。一是因为中国的物价和房价远远低于韩国，在外租房不会带来经济负担。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普遍反映想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在这个生活空间里他们可以保持在韩国时的生活习惯，每周邀请好朋友一起来聚会。此外，韩国留学生的宗教聚会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现象。宗教在韩国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到韩国的话，生活区中见得最多的是教堂。天主教和基督教是韩国青年主要信仰的宗教，他们到中国留学以后，通过各种网络找到中国的教堂和宗教团体，继续定期过宗教的集体生活。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可以结识更多的教友，通过集体聚会或私下聚会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和成熟的留学生文化。

韩国留学生不愿意在学校留学生宿舍住，愿意在外面租房子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想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中国的小区里住，通过与房东的接触，了解到中国老百姓的普通生活。生活小区中的百姓生活往往是中国社会真实的写照，在这些生活氛围中，留学生加深了对诸如“下岗再就业”、“社区建设”、“业主委员会”等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词汇和新短语的理解。此外还有一小部分留学生在中国韩资企业里担任翻译和外联工作，还有一些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做服装等小生意。这部分人经常与中国的工商和税务等部门打交道，对中国社会有更真切的感受。

三、从阶层意识来反思“汉风”与“韩流”

韩国留学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主要群体，他们长期在中国生活，既保留了一些韩国的生活方式，又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在生活层面上对中韩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韩国留学生带来的文化理念不是“韩流”包含的内容。“韩流”现象是指韩国的“热舞”、“劲歌”、韩国电视剧、韩国服装、化妆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并深深影响中国青少年生活方式和审美消费行为的现象。“韩流”的实质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商业文化。各种歌唱组合和电视剧作为文化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对青少年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而我们来看待韩国留学生群体的时候，他们带来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应该是占韩国社会主导地位的中产阶层的生活文化。这与韩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韩国在60年代朴正熙倡导出口替代战略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上进入了消费时代。韩国的中产阶层意识依然深深影响和指导人们的行动。首先韩国的民众有较强的中等阶层的阶级认同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中，就有61．6％的民众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现在的韩国大学生竞争激烈，希望过上稳定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尽量积累自己的各种技能和获取各种能力认证。因此，大批韩国学生毕业后延缓就业时间自费留学中国，其直接原因就是在汉语学习热潮中获取汉语水平考试能力证书作为以后到三星、LG、SK等国际大公司就业的一个重要砝码。由此可以看出，在韩国风靡一时的“汉风”文化现象，其实质是韩国社会发展的结果，更是经济低迷时期韩国社会结构防止阶层分化，继续扩大中产阶层的内在要求。

从微观角度看，到中国的韩国留学生，其家庭背景大部分是中产阶层家庭，他们大部分是已经在国内大学毕业，年龄在22到27岁之间的年轻人。这部分人群的文化显然与那些年龄在18到20岁之间宣泄个性、情感、骚动的“韩流”文化不同，韩国留学生在中国的生活不自觉地传播的是一种中产阶层生活观念。在韩国，城市和农村是一体化的，韩国的城市化程度比较高。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没有成熟的发展，阶层意识缺乏以前旧中产阶层的积淀，没有形成健康稳定的中产阶层意识。中国社会正在转型，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中产阶层，也没有形成中产阶层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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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吉祥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传统吉祥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华民族传统习俗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其大多承载着中国人追求幸福、平安、美好的强烈愿望。传统文化以文字、图形、符号等艺术形式体现着吉祥意识，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历史的积累和变迁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吉祥文化最初的艺术雏形是象征着神祗的远古图腾，这些古老的图腾是一个民族最初凝聚力的象征。随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渐渐延伸至动植物、天体等，对人类社会的美好希冀扩展到长寿、团圆、品格等。传统吉祥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也愈加丰富，从天文，生物到人时令，凡是人们认为好的事物都会体现在吉祥文化之中。如龙图腾，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复合虚构的形象，组合了多种动物的不同身体部位，寓意尊贵祥瑞，作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恒定认同的民族象征流传至今。

二、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很多应用都是简单地将传统吉祥文化元素照搬，很难与现代环境相协调，给人以刻板的印象。由于传统吉祥文化具有独特性和隐性语言，因此需要研究传统吉祥文化的组成元素，需要深入挖掘传传统吉祥文化的内涵，将其隐藏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思想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指导思想，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和谐自然地相融合。

（一）图形的重构

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图形、纹饰和符号。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需要以创新性的形式运用吉祥图案元素，重新构图整合成新的图形，以融入时代特性。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吉祥图案的主要手法有分解转化、打散再构和变形。分解转化是指，根据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主题，将吉祥图案进行分解、提炼，创造出新的图案；打散再构是对吉祥图案的原型进行分解、移动、切割、变换位置，重新构成图案；变形是指，运用现代审美观对图案进行整体或局部改造。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将传统吉祥图案按照现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重构，以满足现代设计的使用需求和审美需求。如家居设计中最常见的玄关，通常采用回纹以起到装饰、分隔空间的。回纹在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中代表富贵不断。玄关中的回纹经过了放大变形，以减少材料使用，同时满足玄关的功能要求，并且富贵不断的寓意也表达了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融合吉祥思想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在运用吉祥图案的同时也需要传承传统吉祥文化，从文化的角度出发，传承吉祥文化中的价值观、哲学思想和审美。吉祥思想融合现代艺术设计主要有两个方向：与整体环境的融合和吉祥色彩的应用。吉祥思想与整体环境融合时，应当避免大量运用吉祥图案元素，而是将吉祥思想融入到设计当中，如建筑环境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符合建筑风水理论，被人们视为吉祥。如北京香山饭店，巧妙地融入吉祥思想，堪称传统与现代紧密融合的典范。室内引入江南水乡设计理念，建有庭院、假山，种有绿植，透明屋顶，整个环境很好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吉祥理念，让人们在封闭的室内空间中，享受大自然的妙趣。颜色是能够带来强烈视觉感受的元素，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传统吉祥文化中，黑白代表朴素庄重、红色代表喜庆、紫色代表清丽脱俗等。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颜色仍表现出其独特的吉祥文化内涵。如黄色代表土地，经常被用于室内地板的颜色，让居者感觉回到了大地的怀抱，感受到安宁和放松。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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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村落;古民居;水环境;城市化;水景设计

一、水环境与古民居群落的依存关系

（一）水环境文化和古民居总体布局的相互协调。按照一般村落或者古民居群落的发展规律，发展初期，主要以因水而定的择居因素引导下，无序自由的形成原始聚落，并不断完善。在这一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水环境网络则是村落扩张发展的重要引导因素。其形态格局的不同对古民居群落空间结构和肌理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反映着这种水与古民居群落空间的协调关系[1]。

（二）日常生活中的水形态与古民居空间格局的相互融合。从古时候对自然水环境的被动利用，到现代对自然水环境的主动改造;从因水而定的择居法则到设坝建渠、户户联水的便利生活，都无不体现出人类对水的依赖性。而这种依赖又通过人类聚落自身发展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反之也促使着古民居群落自身水环境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三）商业发展背景下水形态与古民居空间层次的相互完善。人们择水而居的聚落发展不仅满足了生活的需要，也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从最初的生活取水，到农耕灌溉，在到利用水上交通进行商业贸易。这个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其中伴随着的也是人类对水环境不断利用与改造的发展过程。而人类对水环境不断的利用与改造的初衷，也是为了使其能够更好的造福苍生，满足人们生活生产的需要。无论是良田灌溉还是水上交通，他们所反映的客观实质都是人对自然水环境资源的运用。在生活生产和交通贸易因素相互激励的作用下，让人们更加注重对水环境的合理利用，使得古民居群落水环境文化日益丰富。

（四）伦理体制下的水形态与古民居总体布局的相互升华。随着村落经济实力的累积，宗族也逐渐强大起来，各方面的需求随之而来，住宅中辟出专门的书斋、花厅;住宅群中修建宗族祠堂等等，村落的规模由此不断膨胀。在快速生长的阶段，村落整体形态的变化就会遇到限制条件，制约的力量来自宗族管理，而制约的依据就是风水中的趋吉理想。在这种宗法伦理的暗指下，不仅指导着古民居群落水环境文化和总体布局的形成与发展，而且也提升了水环境文化在古民居群落总体规划布局中的人文哲学内涵[2]。

（五）风俗民情下的水形态与古民居空间格局的相互拓展。在民间，不同的节日常伴随着有多样的纪念性活动，比如端午节赛龙舟等。农业社会中，大型的群众性游行活动往往伴随着具有地方色彩的庆祝活动。因此，人们为了满足这些传统风俗活动对使用场地的要求，在古民居群落内部保留宽敞的水道和集会的广场。让这些社会习俗也促使着古民居群落水环境与空间格局的发展。

二、古民居群落水环境文化在现代城市中的运用

（一）水环境对现代城市的实际功能作用。在快节奏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似乎已经抛弃了养育我们的母亲河，遗忘了河流、水系和湖泊等等水环境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城市发展和人们“返璞归真”的生活追求促使下，又重新赋予了水环境新的实际功能作用：

生态廊道：城市河流是水和各种营养物质的流动通道，是各种乡土物种的栖息地，在现代景观生态学意义上，河流廊道具有维护大地景观系统连续性和完整性的重要意义。遗产廊道：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常常和城市河流密不可分，历史故事与名胜古迹往往都是沿河而生。休闲通道：城市河道是未来城市居民步行和自行车的最佳通道，也是未来郊游的最佳场所。景观界面：城市河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城市与自然交流的场所，从视觉和景观认知的意义上讲，是一条不可或缺的边框，如同一幅风景画，绿色的河流廊道使得城市有一个清晰的画框，她也使美丽的城市有了边幅和生动。

（二）传统与现代水环境设计的融合与渗透。在当代的文化、文化、景观设计发生质的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景观空间模式并没有被完全否定，传统意义的文化观念、文化构建方式仍是当代景观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环境文化的历史沿袭性，倡导环境文化必须遵循时空与地域的限制，承认审美活动中的怀旧成分。对于传统元素的运用应该辩证的去理解，把传统的精华通过一种“精炼”的方式延续下来，使传统的景观环境与现代极简式手法融为一体。现代水景设计既有对传统理论及方法的继承，也突破了传统水环境的形式及内涵，体现出现代环境文化的成就，体现了现代人的哲理思考、精神状态、生态及人文关注。

（三）古民居群落水环境对城市水景设计的启迪。（1）因地制宜。大水体虽然在视线上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它前期的设计、施工，后期养护之困难可能是设计师在设计之初所没有考虑到的。由于水量大，水体一旦发生污染，就会变成“死水”，另外耗电量也是相当惊人的，出于经济考虑，有些水景在建成之后几乎没有使用过，大多数仅在节日期间开放一两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另一种“环境的破坏”。而小水体正好弥补了以上缺点，易于满足人们亲水的需求，更能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2）师法自然。我们古典园林营建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师法自然”，尤其是在居住区中更易于设计成仿自然的曲水，让居于其间的人们感受到自然美。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人工规则式水体以其简洁的几何形赢得人们的青睐。（3）因势利导。设计的水景最好遵循自然中的万有引力的作用，用尽可能少的能量与资源来形成尽可能美的景观。这是需要考验设计师创新能力的。（4）虚实相生。在水资源缺乏的地区，虚的水景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此处的虚的水景是相对于实际水体而言的，它是一种意向性的水景，是用具有地域特征的造园要素如石块、沙粒、野草等仿照大自然中自然水体的形状而成的。对于如何在缺水的今天去营建美好、宜人的水景是我们每一个景观设计师的责任，正如约翰・U・西蒙兹先生所言：“我们可以说，景观设计师的终生目标和工作就是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物、社区、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同生活的地球和谐共处。

总之，人类对水有着特殊的情感，而且水的美感也逐渐被人类认识、强调和运用。人类在建筑作品中表达对水的依恋和热爱，水也逐渐成为人类进行建筑文化创造的重要使用元素。本文对古民居群落的水系的研究，主要是希望从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通过对古民居群落水系的分析，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对自然生态因素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逯海勇.徽州古村落水系形态设计的审美特色―黯县宏村水环境探析[J].华中建筑，2005（1）：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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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思想；改变；交融

中图分类号：J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094-01

一个国家不同时代的艺术设计风格，总是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与时代的需求发生共鸣，产生新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设计形态，同样也会成为未来的传统，并在这种循环中不断变化发展。我国自加入WTO 以来，经济全球化、文化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日益加大，科学技术发展，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都影响着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变化发展，没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设计作品难以在世界立足。如何将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结合促进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发展，成为当代设计艺术家关注的焦点。

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环境艺术设计风格是指设计艺术家在创作上总体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鲜明的艺术特色。通过艺术形式表现为对时代文化观念的理解，反映社会大众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除了受到设计艺术家个人的性格、气质等内在心理特征和独特的人生道路、生活阅历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到深刻的客观社会因素影响。客观社会因素就包含了国家的民族文化特色、时代精神、民族特性等多方面，它们共同影响艺术家个体的性格、气质形成，进而影响艺术设计家设计风格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养料为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形成、变化、发展都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物质要素(社会经济、生产技术)、精神要素(包括先秦哲人的“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中国古代的审美理念和审美追求)、表现形式要素(语言、姿势、表情、动作、声音、图形、标志)等，共同作用并影响着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物质要素是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发展的基础。每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技术条件制约着环境艺术设计建造的规模、建造技术、新材料开发使用等。艺术设计的民族风格离不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总之，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就是要体现出本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体现出民族的文化、风俗和习惯，体现出民族的审美理想和美学传统。不少现代设计师自觉地在自己的设计中融入了传统的因素。英国设计师吉尔设计的新英文字体就是基于传统字体的造型。

在我国的传统审美系统中，禅宗意识有其极重要的地位。我国的禅宗，渗入了浓烈的审美成分，具有深厚的审美追求的内涵，成为审美追求的创构，培养了设计师独特的审美观，因而，形成了“禅意”风格的当代众多设计艺术流派。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除了考虑设计师个人审美理想外，还必须要考虑到人们的审美特点，有意识地从传统审美韵味中吸取其精粹，合理应用在现代设计的思维之中，这样才能设计出具有浓郁民族精神的、意境深邃的设计作品，才能形成独特审美情趣的艺术风格。

培植现代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土壤，构建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形成的文化氛围。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处在文化国际化时代，文化的国际性催生了新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和审美需求等，改变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文化环境，同时传统文化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设计中自然运用到传统的因素，这就需要培植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土壤，才能促进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现代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就能让二者融为一体，共同促进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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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现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大到解决国际争端，小到处理家庭关系，无不提倡使用“对话”的方式进行。正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材、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

二、课堂提问的意义

那么如何实现师生之间、生本之间的有效对话呢？笔者认为，课堂当中师生间的提问是践行对话教育理论的最重要手段。一个好的问题，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激发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让学生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1.激趣功能

所谓激趣，即激发学生兴趣。在中职语文课堂当中，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一些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对话的有效性。

2.思维功能

课堂提问能够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当然，这一功能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语文课堂对话来实现。

3.提醒注意功能

中职学生在语文课堂会时常出现走神的现象，这样的情况下适时地穿插一些问题，能够起到提醒学生注意课堂内容的作用。

4.表达功能

课堂提问，不仅是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同时也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

三、课堂提问的现状

记得不久前，笔者在一次中职语文优质课评比听课过程当中听到教师问了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在写作方面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啊？”学生当中，应者寥寥。不能怪我们的学生对话不积极，而是教师设计的问题让学生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大而不当，再加上中职学生知识基础薄弱，在他们的认知能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提出这些深奥的问题，不仅会让学生失去对话的兴趣，更会挫伤他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这样的对话，是无效的对话。

四、课堂提问的有效策略

有效的课堂提问，应该突出中职语文的课程意义，凸显问题的教学价值以及情境的意义，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精心设疑，有效发问。笔者依据现代对话教学理论，在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提问环节做了一些尝试性的设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建立民主、和谐的课堂对话氛围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往往带有一种不平等的功利关系，总是摆脱不了教师讲、学生记的套路，学生也已经习惯了以教师所讲即为标准答案，不敢稍有疑问。这样的课堂氛围，何谈对话。正如保罗・弗莱曼所说：“没有平等，就成了教训与被教训、灌输与被灌输，就好像水遇到了油，谈不到对话和交流，也撞不出美丽的火花。”所以，在中职语文课堂中，应该以对话精神为指导，在教师、学生、文本、教学情境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信任和互相尊重的民主、平等的氛围，通过交流、沟通、分享、反思等多种对话方式，促进师生、生生、生本之间的双边甚至是多边的对话。

2.精心设计问题，让提问成为帮助学生成长的“翅膀”

（1）问题要促成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深层对话

笔者认为，教师课堂提问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问题有没有促成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有没有在不经意间为学生走进文本世界打开一扇“小门”。例如，有位教师在上《情真意切释猜嫌》时就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

①“猜嫌”在文中具体指什么？“猜嫌”从何而来？

②宝钗怎样做才能释“猜嫌”？

③如何“情真意切”？

④从文中哪些地方看出“嫌”已“释”？

几个问题都围绕课堂教学的主题设计，学生在解决几个问题之后已经将文本完整解读，形成了自己对文本的最本真的体验，很好地实现了有效对话，提升了课堂的效率。

（2）问题要“适度”

所谓“适度”，就是要控制问题的大小和数量。中职学生语文基础比较薄弱，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也不高，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笔者在设计问题的时候，就考虑到学生这些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问。一是注意问题的难度，让学生既能解决，又不能轻易解决，而是够一够，摘到桃子，让学生既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又能感受成功的不易。记得于漪老师在教《孔乙己》一文时问了学生这样一个问题“孔乙己姓甚名谁”。这样简单的问题，很多语文教师在课堂中可能不屑提出，但深思之后发现于老师这个简单的发问竟有诸多妙处：难度不大，激发学生阅读文本找寻答案的兴趣；能够使学生认识到了孔乙己没有名字的深刻意义。只有提出这种能让双方产生互动的问题，我们的中职语文课堂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对话。二是根据教学内容来分解问题，化大为小。比如，在上《我有一个梦想》时，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马丁・路德金有怎样的梦想？为何会有这样的梦想？他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样一组问题，让基础差异较大的学生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获得最大的提高。又如，笔者在上《南州六月荔枝丹》时，为了激起学生的兴趣，笔者让学生去观察并品尝荔枝，然后介绍荔枝与其他水果的与众不同之处。学生通过观察，都能讲出很多东西，不必完全依赖原先知识的积累，不仅回答积极，而且也对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3）问题的“广度”

一个好的问题，不仅要有针对性，也要有迁移性。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教是为了不教。”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才能改变以往被动学习的状态。相反，如果将学生的思维限定在一个“方框”当中，剪掉越出“方框”的“出墙红杏”，学生怎能产生新的思维火花？

一个有思维广度的问题，要杜绝“是不是”“对不对”等压迫式的提问方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还有什么新的见解？”“如果……那么会怎样？”等极具引导性、发散式的提问方式，旨在启发学生从各个角度、层面进行思维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4）抓住“课眼”提问，有效展开教学对话

正如文章的文眼，每一堂课都有一个“课眼”，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抓住这个“课眼”并以之作为话题展开互动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课堂对话集中、有效地开展。如，笔者在上《石缝间的生命》一课时，围绕“倔强”这一话题，设计了“什么是倔强”“为什么说这些生命是倔强的”“作者对‘倔强’的态度如何”“面对生活的‘石缝’，你也能如此‘倔强’吗”等一系列问题，阐释了文章的主旨，并将话题由花草树木向人延伸。

3.对学生提问的引导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提出问题是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所以鼓励学生在课堂当中提问，不仅能够反馈课堂教学效果，也会使学生对已有的知识产生新的价值认识。中职学生可能在刚开始并没有很好的提问习惯，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针对文本标题、关键句、主旨句、矛盾处等地方质疑，提出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当然，这一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要耗费巨大的精力，但这种能力一旦形成，对学生的未来发展将有莫大的帮助。

4.善于倾听，收集反馈，有效评价

（1）认真倾听

倾听学生的回答，不仅能够让学生体会到自身思维的价值，也让教师收集到更多学生对问题的反馈。学生懂了没有？对文本的解读是不是存在偏差？这样的提问方式是否有效？……这些都是教师最为关心的东西。这些信息从何而来？绝大部分是要从学生的回答中总结概括。这些反馈回来的信息，能够有效地帮助教师调整教学思路，促进与学生更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样的倾听，也是衡量一次教学活动是否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2）有效的评价

①激励性评价

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过：“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当一个学生对学习产生热情时，对他最好的褒奖就是真诚的赞美。学生在教师的鼓励下，将会从内心里产生对学习的热爱之情，这种热爱，是任何神奇的教学手段都不能替代的。所以，在课堂教学对话中，教师针对学生的回答做出评价时，要注意激励性原则，当学生的回答方向正确时，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即使学生的回答没有合乎标准要求，也请你指出学生值得赞扬的地方，哪怕是很小的一个优点！这些小小的赞扬能让学生真正体验到成功之乐，特别是对学习有困难的中职学生，更应该如此。

②评价的方式

在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评价的时候，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呈现答案，这种机械的方式不仅对学生理解问题无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学生与教师对话的热情。所以，在评价方式上，教师要注意多样性，同时也应该以委婉的口吻指出学生回答中哪些地方是不合理的，鼓励学生再进行思考、回答。

古人云：疑是思之始、学之端，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中职语文课堂提问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设计、评价的有效性。从这一层面意义上说，课堂提问不仅是一种教学手段，更是一种教学的综合艺术。善教者，必善问。在这里，我们向语文教师呼吁：精心设计，认真评价，让有效的课堂提问促成师生、生本之间的深层对话，让课堂提问成为帮助学生飞向成功的青天之翼！

参考文献：

[1]保罗・弗莱曼.被压迫者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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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第一，阳光式平等沟通。与以往传统面对面式的单一性说教不同，微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开拓了一种新方法、新思路。微文化不再强调单纯的灌输，它更引导、鼓励大学生们大胆地畅谈所想、吐露心扉。在微文化平台上，教师与学生们不仅仅是“师生”，更是“良友”。双方通过这个对话平台主动进行沟通与交流，人生感悟、学习体会这些满载正能量的余暇小谈自然而然倾吐而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轻松建立。第二，裂变式快速传播。对于一切新鲜事物秉怀无比的热情是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一大特点。青年大学生们喜欢时时了解、掌握自己周边的最新动态，并对各类新闻及时表达见解。微文化平台中瞬时的爆炸式信息量势必吸引大学生的眼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要充分利用微文化平台“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行为的去中心化，传播频率的几何级数化，传播架构的超级链接化”这一特点，随时随地了解学生的最新动态，从而有针对性地增强相应思想政治教育。

（二）消极影响。第一，良莠信息难辨。在享用微文化平台的同时，如何完善大学生网络监控系统也成为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心中不小的难题。当前大学生很容易受到非正确外来信息的干扰，这势必会加大大学生正确观念的导向难度，降低大学生思想的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同样，微文化平台的建立也大大减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控地位，教育者所教授、传播的价值思想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第二，传统教学难赢。当下，在传统式课堂授课为主体趋势的各大高校，传统教学受到了微文化平台的极大挑战，“网络文化的综合性削弱了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各种新型电子媒体工具降低了传统授课应有的教学效果，传统教育的单方面“填鸭式”讲授，使部分学生产生抵触情绪，使无数缺乏自我约束力的学生沉溺于虚拟微文化无法自拔。

二、微文化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微文化的覆盖度。部分高校至今依然维持原有的传统式“单方向”教育，教育者在耗费大量精力搜集有效信息之后，以“面对面”的方式授于受教育者，这不但使原本的及时信息延滞，更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而且也没有达到应有的交流平等化。

（二）微文化的目的性。某高校对思政教育工作者随机访问调查的结果表明，能及时响应学校要求，积极配合开通各微文化平台的主要原因是“能够及时了解身边朋友近期状态”，而以“为了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开展”为目的的思政教育工作者却只是总体中很少的一部分。

在这种困境下，各高校对于上述问题合理地提出针对性、可行性对策，是解决当前“微文化教育难以深入学生”这一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的唯一途径。

三、微文化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路径研究

（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水平。信息传播大师尼葛洛庞蒂指出：“信息社会，最大的鸿沟横亘在两代人之间，当孩子们霸占了全球的信息资源时，需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的是成年人。对教育者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微文化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的文化代沟和观念代沟，但在交流中，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和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紧密互动，打造服务式信息平台。通过微文化平台对大学生状态的实时动态了解，及时、精准地从细微之处掌握大学生内心深处的所悟所感，并对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各项思想政治教育，以此来提高教育工作的效率。通过师生信息亲密分享、互动，共同享受提升与进步所带来的愉悦心情，“小”互动形成“大”风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之间也可以通过“互相关注”，有效地增进老师们之间的感情，随时随地进行工作心得交流，这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打造鲜明特色的校园微文化平台。把微文化建设与当代校园文化的建设结合在一起，主动利用微文化平台开展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均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门微平台，比如“红旗在线”（北京大学）、“觉悟网”（南开大学）、“求是潮”（浙江大学）等。

利用微文化传播平台，广泛开展有关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活动。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微”校园、“微”文化建设，强化同学们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使大学生们能够对正确的价值观念有坚定地认知，努力创造文明和谐的微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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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主要缺陷，文化分析，民族视野，话语反抗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36-05

在后殖民理论研究领域，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无疑处于中心地位。萨义德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实际开创者，对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对世俗批评的阐释与实践，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与揭示，对文化抵抗模式的探讨与思考等，无疑为我们正确处理全球化进程中强势文化的一体化企图与弱势文化的多样性坚持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某些深刻的启示。萨义德从文化角度解读西方的殖民主义，使人们窥见了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霸权的运作方式，促进了人们对西方关于东方知识的反思和重写， 其“广泛的人文主义”理念凸显出东方民族文化的多元价值，也唤起了东方民众对西方文化殖民的警惕和个人心理层面的微观抵抗，具有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然而，由于萨义德侧重于文化分析，忽视了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没有揭示出文化殖民现象的经济根源，从而导致他既没有看到抵抗文化殖民的阶级力量，也没有提出抵抗文化殖民的有效途径。

一、侧重文化分析，未揭示文化殖民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

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诸种现象及其本质的探究中，有两种明显的错误论调是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抵制的。一种是经济决定论。其错误在于把经济因素看作阐释一切历史现象的绝对因素，而将其他因素完全排除在外，从而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呈现为单向性、单线性和必然性；另一种是文化决定论。其错误在于认为精神、意识、价值等文化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从而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具有多向性、多线性和偶然性。辩证唯物史观则超越了上述两种观点的片面性和绝对性，将经济决定作用和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强调经济基础对文化发展变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文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的、初始的条件；另一方面指出文化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表现为文化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不平衡性以及其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这是我们在解释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现象时应当坚持的正确方法和根本观点。具体到考察西方的殖民扩张历史，正确的做法必然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然而，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在对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文化解析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经济因素的深入考察，因而没有能够揭示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现象产生的深刻的经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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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认识文化现象

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其中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怎样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没有的。文化生活无论从整体单元结构安排，还是从很多具体文化现象分析，都渗透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思想。

从单元框架看，文化及其意义、文化传播、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是从一般意义上讲述文化的有关专题；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内容则立足中国、着眼特色，是从个性意义上讲述中华文化发展、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相关知识。从内容呈现的顺序上遵循了在普遍性指导下认识特殊性的方法。

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也体现在对许多具体文化现象的分析中。如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由于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实践有其共性，有普遍的规律，所以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民族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但是，各民族间经济、政治、历史、地理等多重因素的不同，又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又是世界的，文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二、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理解文化现象

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因此，文化无论其产生、发展、创新还是其作用意义无不体现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从文化的产生来看，文化是人所创造的，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从文化的发展和意义来看，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文化创新。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是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也是检验文化创新的根本标准。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引导、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此，生活与哲学在“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的内容中，也从文化角度作了分析：创新推动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创新实现的，社会主义文化也不例外。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理解文化知识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它包括：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2.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正确地预见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3.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这有助于学生理解文化的作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在文化力量的分析中就强调：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不同。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这正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哲学思想。又如，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这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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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以外的其他条件，只不过是“经济要件的支流”。“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则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而变化。“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如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所以，他认为，经济是促使旧文化向新文化转换的一个条件。这一观点散见于其所撰写的几篇文章，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自然伦理观与孔子》、《研究历史的任务》等等。

（一）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旧文化的衰亡

中国的经济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组织形式就是家族。“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是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孔子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结构，“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所以它能够支配二千余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但是，随着农业经济的破坏，大家族制度的崩毁，孔子主义也必然跟着“崩颓粉碎”。“时代变了！西洋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的伦理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可以说，伴随农业经济基础动摇，建立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各种表层构造必然发生巨大的变迁，其中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对于旧文化覆灭的经济原因作了详细的阐述，经济的发展使旧文化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只有自行灭亡。因为文化的发展如同“宇宙进化的大路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

（二）新文化是适应新文明而产生的

一是经济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条件之一。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生时，就探讨过这个的问题。他在《动的生活和静的生活》一文中指出，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在这里，的“生活”指的就是经济的作用，经济对文化的促进作用。近代西方经济以工商业为主要形态，“西方之生计以商业为主，惟其营商，故利于流通。”在流动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原来固定的宗族制度逐渐瓦解，同进也改变了封建的人生依附关系，形成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思想观念。“倾于自由，贵乎平等。”认为，建立在近代先进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是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二是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认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中国的农业经济遭受重大的压迫而渐趋动摇、崩溃。这就决定旧文化的崩溃和新文化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他指出：“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就是说，新的文化的产生是在经济的促进下产生的，旧文化的覆灭也是由于经济的作用。接着，他又在《新纪元》一文中表明了这一观点，“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也就是说，在生产制度的变动催生新的文化模式，正是由于对这种必然性的坚信不疑，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认为中国未来的文化是实行社会主义文化。

二、东西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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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代主流经济学 范式 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062-10

一、引论：问题意识与中国经济学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来自经验事实又高于经验事实，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这就是冯友兰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此，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包括现实问题意识和理论问题意识两大方面。其中，前者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注重理论的解释力；后者是对经济理论问题的反省，涉及理论的逻辑性。显然，问题意识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和高超的知性力，同时又具有包容性的学术态度和多元化的学术思维，从而能够跳出常规范式的桎梏，从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反思既有理论。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具有强烈的方法导向特性，主要是在凯恩斯一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并形成了提出问题、文献综述、建立模型、理论推导或经验检验的八股格式。同时，方法导向式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往往不是源于理论本身的逻辑或者见微知著的现实，而主要来自其他文献，这种基于单一思维体系所自我繁衍出来的问题往往只是个伪问题。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学术界貌似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却微乎其微，大量的现实问题都无法根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加以解决。

林毅夫指出，“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因此，要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现象以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就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必须突破西方主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观念，必须契合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特征，并由此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当然，这种本土化研究范式在短期内往往很难被主流杂志所接受.这就需要敢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林毅夫强调，“经济学家最重要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地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本文就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基础和基本思路作一剖析。

二、经济学的基本特性与本土化要求

一般地，以增进社会福利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学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面对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面对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同时，经济学必须关注内在于经济现象中“人”这一因素，其原因在于：（1）任何人类行动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都必然涉及后一方面内容；（2）随着社会性资源在生产中日益重要，后一方面内容的研究日益重要。事实上，就本体论而言，经济学研究的本身就是人类行为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显然，这一研究对象具有这样两大基本特点：（1）浓郁的人文性，人类行为内含了文化的、心理的意识，对经济现象的改造也往往内涵了人的主观认知和社会理想；（2）强烈的本土性，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机理是不同的，从而不同时空下产生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经济学科本身就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和强烈的本土性，其理论构建必须嵌入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机理之中，理论发展也必须与社会现实同步演化；不同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差异的，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实现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逐利视为人类的本能，是不言而喻的，并依此来解释人类行为以及分析所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实际上，人类的偏好以及偏好实现的方式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性，都受社会心理和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响。韦伯就写道：“利益（物质的和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相应地，作为一门研究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构成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和行为机理就应该体现出某种本土特性。经济学学说史就表明，经济学的本土化一直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非常突出的现象：英国和法国就因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风格，德国也因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官房学派、历史学派和社会市场主义，更不要说更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基于不同本土特质所形成的经济学流派，相互竞争和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即使在形成了统一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现代经济学界，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制度、文化、心理等社会性因素也重新被引入其中，从而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等新学科的勃兴，并再次引发了对经济学本土化的重新探讨。_

当然，尽管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存在表明了西方各国在文化和语言上所存在的差异，但它们的文明特质大体上却是相通的，其思维意识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究其原因，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文明而言，它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来信仰，并经历了基督教文明和自然主义思维的长期洗炼。事实上，正是由于有相通的社会认知和思维方式，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才可以统一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才会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从而最终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夯实了文化心理这一微观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的，不仅是因为它发源于西方社会，而且，迄今还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文化心理和认知思维与儒家社会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因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在很多领域的面貌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化和心理结构却很难短期内被更换，儒家的传统文化和思维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

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学的本土化发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起步。事实上，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两大分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它们无论在分析框架、研究思维、行为机理乃是研究内容上都体现了“西方”特征，从而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就研究思维而言，它们都继承李嘉图的抽象分析而拓展了西方的自然主义思维，从而都在不同程度上难以剖析真实世界中人们的互动行为。正是基于这种倾向，由此所构建出的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而不会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同时，由于两者都将研究对象局限在物质领域而忽视了人类福利的变化，这已滞后于当今社会，而无法对当今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这也意味着，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面临着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需要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思维结合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本质上仅仅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基本上也都是由西方学者或者完全西方化的学者所推动，而中国经济学人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则很难做出实质性贡献。林毅夫曾指出：“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经济学家。”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对源于西方社会的“纯理论”的阐释和发展，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将国内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正因为儒家人性观、社会观等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就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

三、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

当前，大部分经济学人热衷于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标准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现象，解决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总体上，他们所推出的经济政策并无建树。究其原因，当前中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国情和文化思维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些经济学人所接受的思维和理论往往注重普遍性而拒绝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特殊性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并规定了不同的政策需求。为说明这一点，这里以公共交通的定价原则为例作一比较分析。

第一，就现实国情而言。当前中西方社会对公共交通的投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不同的定价机制。一般地，在西方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由私人投资的，其定价以公司效益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消费者的个人效用而作差别定价，早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所付价格往往只有临时买票的几分之一甚至是1/10。相反，在中国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的，其定价是以社会福利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生产者的投资成本而作统一定价，无论是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还是临时买票上车所付的价格几乎都是相同的。

第二，就文化思维而言。即使都是私人投资，文化上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定价原则，并表现为不同的促销形态。由于西方社会的定价基础主要是基于社会需求和个人效用，因此，定票日期越早，能够获得的价格往往也就越低。究其原因，提前订票的消费者往往有更多的选择，从而价格需求弹性高。相反，由于中国社会的定价基础主要是基于成本分担和总收益，因此，最后时刻临时买票的消费者往往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低价优惠。究其原因，供给者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地使已经投入的沉淀成本发挥最大效益，而在票价高于可变成本的情况下新增一个顾客都是有利的。

上述差异的表现和认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社会经济现象，还可以从不同巴士路线的票价差异来获得更进一步理解。一般地，在中国社会，乘客稀少的那些路线往往票价较高，这是因为分摊到单人的运输成本较高；而在西方社会，乘客有固定需求的那些路线往往票价较高，这是因为此类乘客的选择机会较少。相应地，在西方社会，人越多、车越拥挤，票价相应地往往也会越高。这符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弹性定价原则，也与二级定价的价格歧视原则相一致。然而，为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定价机制，在儒家思维里却并不必然是合理的。究其原因，在繁忙路线上，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并没有增加，甚至分摊的人均成本反而更少了。因此，此时需要做的应该是增加班车的数量而不是涨价。事实上，中国各城市开往机场的单位里程价与其他长途巴士乃至城市公交的价格大致都差不多，很多城市都开设有机场的城市公交路线。而且，中国政府每每在节日要求加开车辆并坚持查处涨价行为，在“十一”长假还实施所有的高速公路对7人以下轿车免费通行的政策。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思维和认知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从而也就与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逻辑不符合，与最大化个人效用这一基本原则相背。为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回答这样两大问题。

正是通过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梳理和剖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结论。（1）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首先具有规范性，需对事物本质进行探究，并把本质视为改革方向的理想状态，这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思维；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蜕化为解释性学说，其所设立的假设主要是作为解释的参照系。（2）古典经济学关注公共领域的建设，关注财富的创造和制度变革，而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私人领域，关注财富的配置和个体行为，因而古典经济学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3）经济学必须把基于实证的“是什么”和基于规范的“应该是什么”结合起来，并由此形成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从而有助于对现实的改造。显然，古典经济学不仅把应得权利和财富增长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发展，并且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这更值得为中国经济学所借鉴。（4）经济学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和本土性，根基于西方的自然主义思维的主流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中国的社会行为及经济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传统文化伦理，经济理论要以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为基础。（5）基于中国社会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可以把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道德人”假定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结合起来，而且可以把经验的人与超验的人类理想结合起来。这种行为机理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奠定坚实的微观行为基础，使中国经济学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并与以建设和谐社会为诉求的当今社会理念相一致。

可见，基于上述两大基本维度来探索中国经济学范式，我们不仅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夯实了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且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基于工具理性的一般分析框架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等基于价值理性的具体分析思维结合起来，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理论与现实一致性。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借鉴数学工具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了，但也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因此，部分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强调通过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充实经济学。事实上，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互排斥的二元结构在我国经济学界还依旧存在，而数理经济学的大肆深入又使得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日益相分离。特别是，将现代经济理论嵌入中国人行为机理中的研究迄今还非常之少，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人思维及行为方式之间也存在严重脱节。

六、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重要意义

肖特曾指出，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具有两类实用性需求：（1）对现实世界的直接理论化，他的工作可以直接应用于富有意义的经验性问题，这是外行人通常认为的“实用性”社会科学研究；（2）对描述现实世界的现有理论的理论化，他的工作不是致力于直接改变现实世界，而是通过改变学者中主流的理论范式来改变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那些热衷于计量实证和政策应用的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在从事第一类的实用性工作，那些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呈现明显的“工具性”。加尔布雷斯写道：“经济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每年都会通过学者和舆论之口，将实用性的经济理念灌输给千百万学生。尽管这种灌输过程效率低下，然而，它仍然可以把一整套似然具有严重缺点却便于应用的理念灌输到许多人的头脑中。绝大多数人很容易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接受那些他们原本应当予以批判的思想：那种对于经济生活可能采取的质疑和挑战的态度，会被一种更加缓和的、不温不火的立场所取代。对于那些本应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或提供指导的人来说，这种灌输立刻就会对他们产生显著的影响。虽然这种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经济社会的意象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却成为人们可以信手拈来而且津津乐道的权威性结论。”问题是，经济学的工具作用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正是由于环境和问题的变化，“那种曾被称为经济学而如今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事物及其相关术语，总是带有强烈的过时的意味。”

与流行的做法不同，本文更接近于后一类理论性工作，它通过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特性的剖析来对主流理论范式进行反思，并由此寻找与当前中国问题相适应的研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工作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加尔布雷斯就写道，“在许多人看来，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可能缺少实用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它远离了经济学的‘工具的作用’，回归到更古老、更传统、更科学、旨在探索和诠释经济现象的本源这一崇高的目标之上。”事实上，经济学本身是有关“人”的学科，人类行为具有强烈的意向性和目的性。例如，斯密就强调，人类行为不能像棋子一样任人摆布。正因为人类行为与自然事件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而两者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很大差异。相应地，如何剖析人类社会中真实行为以及衍生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特性，并由此形成一套有效的研究思维和分析框架，也就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不幸的是，当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都热衷于照搬主流范式、仓促地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来“医治”那些具体的“病症”，而很少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仔细梳理和辨析经济逻辑的基本特征，往往还把那种对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思辨和澄清视为无关于具体应用。

事实上，自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市场和政府领域的经济活动并打造成一门有关自然资源之配置的学说以来.主流经济学就日益撇开了影响个体具体行为的心理和文化等因素。同时，在“客观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旗帜感召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努力打造一种没有“人为因素”的客观而抽象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深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工具，日益偏重于形式化、技术化和数学化的分析。布罗姆利曾指出，“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然而在它获得年轻的科学称号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它已经显露出一种与它的认识方法所不相称的、无法支持的过分信心和自我肯定性。经济学之所以变得如此自信，部分原因是它把自己局限在有趣的经济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它似乎有提供答案的工具。而对那些它没有清晰意见的经济问题，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回答是：他们是‘非经济学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随着这种自信心的膨胀，经济学开始认为自己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优越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急速扩张，并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困境：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越来越难以解决现实问题。

以企业组织的治理为例，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的委托一理论把人视为具有不同偏好且理性地追求这些偏好的最大化个体，由此衍生的机制设计理论就强调，委托人应该预测人的这种理性反应并设计出一套机理使得人采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为也符合委托人利益。在这种思维下，管理就被等同于通过正确的奖惩制度来对下属进行规制，管理者的目标也就等同于一台组织“机器”，其作川仅在于制定恰当的激励制度，而不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因为下属们会发现正确地行事恰好符合自身的利益。问题是，正如米勒指出的，“下属和上级的自利行为的内在逻辑不可能使科层像一部运行平稳、有效率的机器那样持久……人们不可能涉及一种机理――控制体系同时规约上级与下属的自利。对于具有其他良好特征的各种激励制度而言，总有一些人有‘卸责’的机理――追求更狭隘的利益，从而导致在组织中每个人看来都觉得是无效率的那种均衡结果”，因此，“狭隘的、新古典的组织经济学的观点是不能自我成立的”。实际上，20世纪初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就强调，管理者的主要职责在于领导，体现为激发大家合作、冒险、创新的愿望，从而超越那种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激励分析所导向的努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