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的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收筹划的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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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筹划 基本特征 思考

对企业税收筹划的特征的认识，实质上是税收筹划的定位问题。目前关于税收筹划究竟具备哪些特征，众说纷纭。这种认识的不统一，往往会导致实践中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操作。在企业税收筹划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应充分认识税收筹划的四个基本特征。

一、不违法性

这是税收筹划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区别于偷、骗、抗税等不法行为的重要特征。但是不违法不等于合法，我认为在报刊、杂志、专著或网站上，大多将税收筹划定位在“合法性”上，这是不妥的。虽然从宏观方面讲，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利益上，两者是有差别的。在纳税方面，国家要依法征税，纳税人要依法纳税这是毫无疑义的。而纳税人在纳税的过程中则希望尽可能地少纳税，如何才能尽可能地少纳税呢？这就需要筹划，在筹划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首选合法手段，以迎合国家在税收方面的立法精神和意图，这也是筹划的要义所在。但是如果法律没有明令禁止，即税法的漏洞，筹划时显然也不能放弃，因为这些漏洞对纳税人来说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从法律角度来看，利用法律法规的漏洞很显然既不违法，也不合法。

二、税收筹划具有超前性

税收筹划的超前性是由企业的经济行为与税收行为的特性共同决定的。众所周知，筹划过程本身是企业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导向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布局和安排。从经济活动和纳税义务的逻辑关系来看，纳税行为依附于经济行为，纳税行为相对经济行为而言具有滞后性，只有当经济行为发生后才会产生纳税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不断创新与税法相对稳定性的矛盾不可避免、以及企业对经济行为的掌控自由，在客观上为企业提供了事先做出纳税筹划的可能。譬如某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用分得的税后利润1000万元，再投资兴建了一家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该投资者决定将新企业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经营期为10年，新建企业所需厂房以租赁经营的方式解决，而把主要资金投入购买设备。经比较，在性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选购国产设备。这项经济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和一般的经济行为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它是税收筹划具有超前性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根据现行的税法规定，该投资者这一决策行为，可以享受下列税收优惠:（1）沿海经济开发区税率优惠；（2）再投资退税；（3）购买国产设备的税收抵免；（4）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已经颁布，但具体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增值税改革将由试点走向推广，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超前筹划的时间和空间。总之，税收筹划必须强调超前性，当经济行为发生后，进行筹划的空间就会十分狭小，甚至完全丧失。

三、税收筹划具有综合性

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是使纳税人税后利润最大化，但是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为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当费用或损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就是失败方案。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必须综合考虑。例如某企业在创业初期需筹资5000万元，有两种筹资方法可供选择，即发行公司股票或企业债券。假定债券利率为5％，股息收益率为3％，均约定每年计息一次。企业不考虑债券利息的应纳税所得额为500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企业最终应选择哪种方式进行筹资呢?从税负的角度分析，按规定，企业发行债券所支付的利息，在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范围内，允许税前扣除，股息则不能。假定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为4％，企业利用发行债券方式筹资可以少交企业所得税66（万元）＝5000×4％×33％，企业为实现最小税收负担，应选择发行债券方式筹资。从企业收益的角度看：

如果企业发行债券，其净收益为：500－5000×5％－（500-5000×4%）33%＝151（万元）。

如果企业发行股票，其净收益为：500－500×33％－5000×3％＝185（万元）

从上述比较中不难看出，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资，虽然可以少支付企业所得税66万元，但企业却少得净利34万元（185-151），节税与获取企业总体利益最大化未能取得统一。

因此，税收筹划需要综合考虑，不能只注重个别税种税负的降低，或某一纳税期限内少缴或不缴税款，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应进行长远性的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税收筹划是企业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降低税收负担不应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税收筹划时还应考虑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其他因素，做到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兼顾。如选择坏账处理办法时，既要进行筹划，也要考虑企业的声誉（尤其是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投资时，既要看到股息红利可以享受不征所得税的优惠，更应看到股市投资的风险等等。

四、税收筹划具有时效性

税收筹划时应注意时效性问题。虽然税收政策一般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会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而变化，也会随着纳税人的税收筹划的状况而变化。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对税收政策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估计，并随着税收政策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调整，确保税收筹划的时效性。比如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企业把高新技术开发区、国际避税地等作为载体，采取“区内注册，区外经营”，“返程投资”等方式进行筹划，但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生效后，这类筹划将失效或受到遏制。因此税收筹划需要研究涉税事件的发展进程，设计替代方案。即针对涉税事件变化的事实和问题，制定出若干可供选择的对策与计划，随着时间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税收筹划就会由不违法变为违法。

【参考文献】

[1] 盖地主编：《企业税收筹划理论与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计金标主编：《税收筹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范忠山：《企业税务风险与化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2003年。

[4] 宋献中：《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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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整体的房地产市场来看，商业类房地产是所有房地产类型中最复杂、最具风险、盈利性最高的不动产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包括多种类型地产项目的综合物业，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商业街、购物大厦、地下商场、电影院、写字楼大型超市等属于商业类房地产的范畴。房地产企业，对商业类房地产进行的税收筹划，本质上是一种事先设计安排的经营活动，可以说是企业财务管理战略的一部分，通过使用巧妙、合法的会计技巧，优化财务管理组合、提升效益，减少或延期缴纳相关税款，以此降低企业付税额。在企业实际运行操作过程中，商业类房地产的税收筹划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最基本的特点是其具备合法性，这也是税收筹划可以实现的法律保障。第二，事前预测性，企业在确定基本纳税方案时，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投资计划，进行事前准备，调整相关活动项目，以设计最合理的纳税方案。第三，税收筹划本身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现阶段我国的税收政策、税法环境等还处于快速发展变革之中，对商业类房地产企业的税收筹划适应了新的环境需要，及时与新的政策法规接轨，具备一定的时效性。第四，税收筹划体现出的整体综合全局性特征较强。

1 商业类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

房地产业近年来多次被国家税务总局列为税务专项检点行业，以下是几类比较常见的重点问题：

1.1 目前，商业类房地产企业的税收筹划仍然存在较高的风险 从房地产业的基本属性来看，商业类房地产企业所涉及到的项目一般都比较大，其资金规模也相对庞大，需要缴纳的税款种类比较多。一般来说，商业类房地产企的税负在25%-30%之间，相对来讲，这是一个很高的税负比例。基于这种基本情况，对于税收筹划的进行，商业类房地产企业是十分迫切的。但是，由于目前相关税收筹划的政策法规没有清晰明确的规定，而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常常会发生超越法律、法规的界限，潜在隐藏着许多风险。而过高的税收筹划风险，意味着企业税收筹划活动失败的可能性的增加。这不仅使企业无法实现预期的财务目标，还会使企业面临税务机关的处罚，甚至可能还会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1.2 企业会计核算制度不健全制约税收筹划实际效果的发挥 商业类房地产企业税收繁琐复杂，对财务管理的水平要求很高，但是，在实际的企业内部，大多缺少与之配套的会计核算制度。对于商业类房地产，比较常见的会计核算跨期摊派，收入的确认，成本的计算冲销会计期内的损益等，不健全的会计核算制度，影响企业真实税收筹划效果。

1.3 企业配备的税收筹划人员水平不高 税收筹划是一种很专业的税务工作，涉及到财务、税务、税法、公司法等多方面的知识，对负责人员和具体执行人员的专业性要求很高。企业人员对税收政策执行不到位或在综合性的税收筹划过程过程中，对于企业的整体性和相关税收政策的宏观性把握不恰当，会造成税收筹划执行效果的不理想。同时，具体执行负责人员的经验不足，也不利于税收筹划的顺利开展。在具体操作环节，有的企业税收筹划人员，为了尽可能的降低企业税负，可能使用一些特别技巧，容易导致企业的故意偷税、漏税，过于急功近利的税收筹划，使得企业偏离了税收筹划的本质，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1.4 现阶段的税务行政执法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影响了税收筹划的实施 国家税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主要是从收税的角度考虑的，在企业税收筹划方面的一些细则不够明确，而相关约束性条款又卡得过严、过死。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税收的形式和征税的政策，跟不上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日益多元，企业组织形式越来越灵活，而现阶段的税务行政法的诸多条款依然比较滞后，参照标准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这些不合理之处，阻碍了企业税收筹划的正常开展，不利于企业降低税务负担。

2 商业类房地产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相关对策分析

2.1 提高对税收风险因素的防范力度 首先加强对营业税纳税风险的防范，根据房地产企业纳税的一般条件，可以得知，营业税纳税风险主要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开发产品的处理方式。二是开发产品的销售价格。三是开发产品的转让方式。以上这三个因素是决定房地产企业营业税税负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是税务风险控制的关键环节，必须进行税负测算和方案选择以降低税收负担及纳税风险。其次加强土地增值税纳税风险防范，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影响土地增值税纳税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种：一是开发产品的处理方式。二是开发产品的销售价格。三是开发产品的转让方式。四是开发产品的成本。五是共同成本的分摊方法。因此，要从这五个方面，加大对土地增值税纳税风险的防范。第三，企业所得税纳税风险的防范。企业所得税是对房地产企业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而征收的一种税。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无论是销售还是持有，无论是有偿转让还是受托代建或投资入股，均需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经营所得征收的，因此，影响经营所得的收入以及成本水平就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关键因素，所以要加大对企业所得税纳税风险的防范。

2.2 及时关注税法变动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要做到学法、懂法、守法。只有对税收法律法规的变化了如指掌，才能立足于企业的实际情况，对税收筹划方案及时作出调整；企业应该深刻领会立法精神，全面掌握税收规定，准确把握税收政策内涵，严格按照税法来进行筹划，严守税收筹划合法的底线，正确处理税收筹划与避税、偷税、漏税的关系。

2.3 提升企业税收筹划人员素养 企业税收筹划人员的素养包括道德素养和专业素养。第一，商业类房地产企业的税收筹划人员要提升职业道德素养。企业税收筹划人员自身必须要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情操，因为企业的纳税行为不仅关系企业自身的利益，也涉及到国家的利益。任何税收筹划方案的设计，要以现行国家税收政策、税收法规为底线，在法律框架内，通过科学合理的财务运作，降低企业的财务负担，提升企业的税负结构质量。第二，企业内部的税收筹划负责人员要切实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增强实践经验。税收筹划需要综合很多学科的知识，其中税务，法律、金融等学科为主，这就需要税收筹划相关负责人员必须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同时在实际企业内部税收筹划设计时，不断丰富实践经验。学习业内先进的税收筹划设计方案，提升税收筹划设计的科学性。

2.4 建立良好的税企关系 税法的具体执行者是税务机关，许多法规条文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在税务机关。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往往在征税范围、税收优惠、税收减免、税收处罚等方面留有一定的余地，税务机关可以凭借实际操作的经验和对不同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灵活的操作。同时，税务机关会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采取适合本地的税收征管方法，导致各地税收征管情况存在差异，而房地产企业的业务往往又遍及各省，税收筹划受当地实际情况的影响很大。因此房地产企业应加强与当地税务机关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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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税收筹划，国际上尚无统一，权威的定义。不过，以下几种解释颇具代表性：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IBFD）。在其编著的《国际税收辞汇》中下的定义是“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1]

印度税务专家NJ雅萨斯威在《个人投资和税收筹划》一书中称“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财务活动的安排，以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从而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2]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WB梅格斯博土在与RF梅格斯合著的，已发行多版的《会计学》中写道“人们合理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可能最低的税收，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之为税收筹划……少交税和递延交纳税收是税收筹划的目标所在”。另外他还说“在纳税发生之前，有系统地对企业经营或投资行为作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尽量地少缴所得税，这个过程就是税收筹划”。[3]

综合以上几种意见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对税收筹划具体含义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都认可了税收筹划具有三个共同特性：第一，税收筹划的前提是遵守或者说至少不违反现行税收法律规范，如梅格斯博士在其定义中使用“合理而又合法”进行描述；第二，税收筹划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交纳最低的税收”，或者“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第三，税收筹划具有事前筹划性，它通过对公司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的事先规划和安排，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当然，对税收筹划仅做以上理解还远远不够。实际上，要把握税收筹划的内涵，就必须弄清楚税收筹划和与其具有同样目的性的偷税、避税、节税等几个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偷税，即逃税（taxevasion）或称税收欺诈（taxfraud），国际财政文献局《国际税收辞汇》上的解释为“偷税一词指的是以非法手段（unlawfulmeans）逃避税收负担，即纳税人缴纳的税少于他按规定应纳的税收。偷税可能采取匿报应税所得或应税交易项目，不提供纳税申报，伪造交易事项，或者采取欺诈手段假报正确的数额”。[4]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偷税”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非法性，即偷税是一种违法行为；二是欺诈性，也就是说，偷税的手段往往是不正当的。这与税收筹划完全不同。税收筹划是通过事前安排避免应税行为的发生，其本身不具有欺诈性。而偷税却是在应税行为发生以后，纳税人未如实履行支付税款的义务，偷税属于欺诈行为。

避税（taxavoidance）与税收筹划关系密切。联合国税收专家小组对避税的解释是“避税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不明确的概念，很难利用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措辞对它作出定义。但是，一般地说，避税可以认为是纳税人采取利用某种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处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事务，以减少其本应承担的纳税数额，虽然避税行为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避税使用的方式是合法的，而且不具有欺诈性质”。[5]从这个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避税具有和税收筹划相似的特征；即合法性（避税的方式是合法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合法的，“而且不具有欺诈性质”）；事前筹划性（避税是在应税义务发生以前事先安排自己的事务）和目的性（减轻税收负担或延迟纳税）。

对避税和税收筹划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试图从是否符合立法精神来进行区分。他们认为税收筹划与政府立法意图一致，而避税则与政府立法意图相悖，二者之间是并列关系，不存在交叉。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原因有三：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税收筹划和避税具有共同的特征，虽然其表述形式有所差别，但经济实质相同，都是纳税人为减轻税负而进行的事前筹划行为，都没有违背现行税收法律法规。

其次，避税和税收筹划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避税指向的行为就是税收筹划行为。只不过税收筹划是从纳税人角度进行的界定；侧重点在于减轻税收负担，而避税则是从政府角度定义，侧重点在于回避纳税义务。由于征纳双方立场不同，纳税人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在降低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而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会尽量利用现行税法，当然不排斥钻法律漏洞；而税务当局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贯彻立法精神，必然反对纳税人避税筹划的行为。但这种反对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只要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完善税法，就不能禁止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展此类活动。因此可以说，对税收筹划和避税的严格区分，仅仅是体现了一方当事人即政府的意志。如果考虑另一方当事人，则这种区分不仅变得毫无意义，反而会限制税收筹划的开展。

再次，假使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将二者区分开来，在实际中也难以操作。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由于避税和税收筹划之间界限相当模糊，对于一项节约税收计划中是否有避税因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税务当局总是倾向于认定存在避税，而纳税人则极力反驳。结果常常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税收筹划应理解为纳税人在法律框架内开展的一切旨在节约税收的计划，而避税则应理解为政府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进一步划分。避税是税收筹划的一个子集，是其中不符合立法精神的行为，是政府下一步完善税法的重点。只不过由于避税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它所利用的税法漏洞可能在近期税法修订中得以修补，从而使其由合法行为变为违法行为。因此，避税不是税收筹划的首选。如果通过其他手段也可以达到目的的话，纳税人不应当选择避税。

节税（taxsaving），亦称税收节减，是指以遵循税收法规和政策的合法方式少交纳税收的合理行为。所谓的合理行为是指符合法律精神的行为。[6]多数人认为，节税与避税的区别在于节税符合政府的法律意图和政策导向，是应当鼓励的一种税收行为，而避税相反。节税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其实现途径是利用税法中的优惠政策和减免税政策。由于节税与税收筹划特征相同，因此有些人就把税收筹划狭义地理解为节税。目前国内学者多持这种看法。鉴于上文对税收筹划与避税关系的分析，我们认为节税也只是税收筹划的一个子集。

通过对以上与税收筹划相关的概念阐述，我们认识到，税收筹划的内涵，实际上就是纳税人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通过对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的事前安排，实现减轻纳税义务目的的行为。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纳税人的税收筹划，可以将其分为节税与避税。

二、各国立法对税收筹划的评价

税收的存在给市场经济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扭曲。为减少这一影响，必须根据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确定其纳税地位。不同的纳税地位对应不同的纳税义务。因为税收筹划的本质是纳税人通过特定的安排使其纳税地位最低，所以对税收筹划行为法律界定的关键问题，在于明确可能的纳税义务人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纳税地位。节税因其与政府立法精神一致而受到各国政府的一致赞同，因此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如何看待避税。

世界各国立法对避税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即肯定评价、否定评价和未作评价。

英国、美国、德国、阿根廷、巴西、日本、墨西哥、挪威等国认可纳税人拥有进行税收筹划（包括避税）的权利。1935年，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案”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交税。”[7]汤姆林爵士的观点赢得了法律界的普遍认可。此后，许多国家在税收判例中都援引这一原则。正如1947年，美国著名法官汉德说的那样“法院一直认为，人们安排自己的活动以达到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不论他是富翁，还是穷光蛋。而且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税收；税收是强制课征的，而不是靠自愿捐献的。以道德的名义要求税收，不过是奢谈空论而已。”[8]美国大法官GSuthorland也曾郑重宣告“纳税人以法律许可的手段减少应纳税额，甚至避免纳税，是他们的合法权利，这一点不容怀疑。”[9]不过，尽管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在这些国家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却并不意味着政府会对一切税收筹划行为听之任之。事实上，各国政府在承认税收筹划整体合法的前提下，往往针对一些频繁发生且危害严重的避税行为制定专门的反避税法规，如转让定价税制、避税港税制等等。通过反避税法规的不断完善，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大大缩小了利用避税方式来进行筹划的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家法律意图的实现。

少数国家认为避税行为是非法的。如澳大利亚，通常将避税和偷税等同。该国《所得税征收法》第231条规定“通过恶意的行为，通过不履行或疏忽纳税义务，通过欺诈或诡计”来避免纳税，均属违法行为。1980年颁布的《制止违反税法法案》又进一步规定，妨碍公司或受托人交纳所得税、销售税的行为，或唆使、协助、商议或介绍上述行为者，均属违法。[10]在这些国家，任何使法律意图落空的做法都被视为触犯法律。他们否认避税的具体理由是，如果避税合法，那么税收的公平原则将被破坏。澳大利亚政府对避税非法的认定，尤其是将其与偷税并列的作法，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

有些国家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说明避税是否合法。如我国新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避税或税收筹划的概念在法律上未作任何表述。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编著的《2002中国税收实务手册》认为“对于逃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逃税，指纳税人采用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一种是狭义的逃税，指纳税人采用非法手段少交税或不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通常认为，采用合法手段减轻税负或不履行纳税义务的为‘避税’，采用非法手段少交税或不履行纳税义务的为‘逃税’。”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税收基本法，而在宪法第56条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因此税收筹划（包括避税）在法律上处于空白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税收筹划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税收筹划的法理分析

对税收筹划法律界定不明确，一直以来影响着税收筹划在国内的发展。在法律未作说明的情况下，税收筹划尤其是避税究竟应被视为合法还是违法呢？对此，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避税具有社会危害性，虽然没有直接违法，但却违背了税法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精神，因此不能视为合法；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避税合法，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对这个问题应如何看待，让我们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说起。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最早产生于英国。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任意征税是非法的，只有国会通过法律才能向人民征税。此后，这一原则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宪法或法律接受，成为保障人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法律依据。一般认为，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采取强制手段从企业和公民手中取得财政收入的活动。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三个特征。也就是说，从个体来看，税收是财富的转移，是一种负担。作为税法当事人的政府和纳税人地位不平等，征税是国家的权利而纳税是公民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纳税人的财产权免遭非法侵害，避免税务机关任意执法，必须要求税收严格依法课征，这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实质。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容包括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和课税程序合法。通俗地讲，就是一切税种的开征、停征、征税范围，包括征税的程序，都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表现，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许多国家将这一原则作为宪法原则予以确认。我国虽然未把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引入宪法，但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的决定。”这实际上是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承认与采用。另外，在近些年颁布实施的一系列实体法中，也都明确规定了各种课税要素，充分体现了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尊重。

以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为基本立足点，我们可以推出以下结论：

首先，为防止税法被滥用而导致人民财产权被侵害，对税法解释应作严格限制。原则上只能采用字面解释的方法，不得作任意扩张，也不得类推，以加重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也就是说，当出现“有利国库推定”和“有利纳税人推定”两种解释时，应采用“有利纳税人推定”。当税法有欠缺或存在法律漏洞时，不得采用补充解释的方法使纳税人发生新的纳税义务。税收立法的过失、欠缺与不足应由立法机关通过合法程序来解决，在法律未经修改之前，一切责任和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国家负责，不能转嫁到纳税人身上。

其次，国民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税收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国民不应承担纳税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过度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法律不禁止的一切行为均为合法行为。避税即属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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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纳税筹划 中小企业 经济效益 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得到了持续高速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国中小企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小觑的。而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与大型企业相比处于很不利的竞争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企业内部管理以及国家政策等多方面的限制。所以，我们的中小企业必须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合理的利用外部资源和政策环境，以使自身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合理、成功的纳税筹划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更好的了解国家政策动向，帮助中小企业减少纳税支出，还可以更好的帮助企业了解行业发展动向，帮助企业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财务管理体系。

一、纳税筹划的基本特征

1.合法性

纳税筹划与逃税、偷税以及漏税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的，纳税筹划是一种合法的企业行为。纳税筹划是企业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针对企业的自身情况做出的有利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国家与地方政府对纳税筹划是相当支持的，原因在于纳税筹划在企业中的实施是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的，有利于企业了解和体会税法和国家的相关法律精神。

2.超前性

纳税筹划对于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其计划的实施和筹划都需要在实践上提前进行。要顺利的开展纳税筹划，企业纳税人需要在具体的经济业务发生之前，需要准确的把握和了解从事的这项业务涉及到我国当前实行的哪些税种？是否有税收优惠？牵涉到的税收法规中是否有存在的立法空间？掌握和了解了以上情况之后，企业纳税人就能够利用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以达到节税的最终目的。

3.整体性

纳税筹划的整体性特征，第一反映的是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其二反映的是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我们不但要考虑到纳税人的所得增长，并且要充分的考虑到纳税人的资本增值。不但要考虑到纳税人的税后收益最大化，同时还需要把纳税人因此所承担的风险尽量的降到最低。总体说来，纳税筹划唯有从纳税人的企业计划以及财务计划等因素，从企业的整体利益出发，综合决策、趋利避害，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最终的目的。

二、纳税筹划对中小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

1.有利于中小企业尽可能得到国家的税收优惠

纳税筹划有助于中小企业从长远的方向去规划自身的纳税规划，可以使中小企业充分的利用国家的税收政策，尽其可能的获得政策上的税收优惠。可以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中小企业增加税后利润，灵活的应对市场变化；对那些刚才成立的中小企业来说，有助于它们顺利的度过发展的困难时期，促进企业的顺利、健康发展。可以这样说，纳税筹划对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以及取得国家的税收优惠都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2. 有利于中小企业加强财务管理

中小企业要想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必须要建立合理、系统的财务管理体系。所以在进行纳税筹划之前，中小企业必须要改革自身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自身的会计管理水平，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中小企业加强财务管理都有很大帮助。以此来达到使自身的财富达到最大化的目的。

3.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纳税筹划的主要操作过程是谋划企业资金流程。所以，中小企业的纳税筹划自然也离不开会计核算和管理。纳税筹划要求我们的企业会计人员不仅仅要精通会计法、准则和制度，还需要深知现行的税收以及税法相关的规定。于此同时，还要求中小企业必须要有规范、合理的财会制度、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源以及健全的企业管理体制。所以，我们要想让纳税筹划确实可行，就要求中小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创造条件来满足纳税筹划的具体要求，这在很大一个方面来说，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4.有利于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纳税筹划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中小企业通常在规模和管理上都落后于大型企业，其利润较低，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体系中，处于很不利的状态。所以，进行税收筹划对中小企业发现自身的不足，增强市场竞争力有很大帮助。

5.有利于中小企业规避风险

当前，中小企业纳税人普遍意义上的都认为只要进行税收筹划就能够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税收收益。他们几乎不会去考虑纳税筹划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问题。不过，从纳税筹划所产生的具体实际效果来看，有部分中小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做好全面、合理的财务安排，最终虽然可能取得税收负担的减轻等经济利益。追查造成这种风险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企业没有进行好合理的纳税筹划，从而造成企业运营风险。只有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才有可能真正的规避风险。所以说纳税筹划对于规避企业风险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三、结语

当前，纳税筹划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来说，仍然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不论是学者的理论研究还是纳税筹划的具体实务操作，都处于摸索的实践状态。所以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在实践上增加实践，不断探索出可行的纳税筹划措施，对中小企业在纳税筹划过程中更要加强政府的引导。只有这样，纳税筹划才能取得最终增加中小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国华，张美中．纳税筹划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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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会计基本特征 税务会计原则

一、税务会计基本特征

1、税务会计的特点包括法律性、广泛性、统一性、独立性。法律性表现为税务会计要严格按照税收法规和会计法规的规定核算和监督税款的形成、缴纳等行为；广泛性表现为税务会计适用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统一性表现为不同的纳税人所执行的税务会计是相同的；独立性表现为其会计处理方法与财务会计有着不同，例如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视同销售收入的认定等等。

2、税务会计的目标，即纳税人通过税务会计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的使用者有不同的要求：企业经营者，要求得到准确、及时的纳税信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并为经营决策提供依据；企业资产所有者和债权人要求得到税务资金运转的信息，以最大限度利用货币的时间价值；税务管理部门要求了解纳税人的税收计缴情况，以进行监督调控，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

3、税务会计的任务。税务会计的任务是双方面的，既要以税法为标准，促使纳税人认真履行纳税义务，又要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保护纳税人的合法利益。具体包括：按照国家税法规定核算纳税人各税种的税款；正确编制、报送会计报表和纳税申报表；进行纳税人税务活动的分析，保证正确执行税法，维护企业的利益。

4、税务会计的作用。有利于纳税人贯彻税法，保证财政收入，发挥税法作用；督促纳税人认真履行义务；促进企业正确处理分配关系；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等等。

二、税务会计的一般原则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密切相关，财务会计中的核算原则，大部分或墓本上也都适用于税务会计。但又因税务会计与税法的特定联系，税收理论和立法中的实际支付能力原则、公平税负原则、程序优先于实体原则等，也会非常明显地影响税务会计。税务会计上的特定原则可以归纳如下：

1、修正的应计制原则。收付实现制（亦称现金制）突出地反映了税务会计的重要原则――现金流动原则。该原则是确保纳税人有能力支付应纳税款而使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基础。但由于现金制不符合财务会计准则的规定，一般只适用于个人和不从事商品购销业务的中小企业的纳税申报。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税务当局都接受应计制原则。当它被用于税务会计时，与财务会计的应计制存在某些差异：第一，必须考虑支付能力原则，使得纳税人在最有能力支付时支付税款；第二，确定性的需要，使得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实现具有确定性；第三，保护政府财政税收收入。

2、与财务会计日常核算方法相一致原则。由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密切关系，税务会计一般应遵循各项财务会计准则。只有当某一事项按会计准则、制度在财务会计报告日确认以后，才能确认该事项按税法规定确认的应纳税款；依据会计准则、制度在财务会计报告日尚未确认的事项可能影响到当日已确认的其他事项的最终应纳税款，但只有在根据会计准则、制度确认导致征税效应的事项之后，才能确认这些征税效应，这就是“与日常核算方法相一致”的原则。

3、配比原则。配比原则是财务会计的一般原则。将其应用于所得税会计，便成为支持“所得税跨期摊配”的重要指导思想。将所得税视为一种费用的观点意味着，如果所得税符合确认与计量这两个标准，则应计会计对于费用就是适宜的。应用应计会计和与之相联系的配比原则，就意味着要根据该会计期间内为会计目的所报告的收入和费用来确定所得税费用，而不考虑为纳税目的所确认的收入和费用的时间性。

4、确定性原则。确定性原则是指在所得税会计处理过程中，按所得税法的规定，在纳税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实现上应具有确定性的特点，这一原则具体体现在递延法的处理中。在递延法下，当初的所得税税率是可确证的，递延所得税是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历史交易事项造成的结果。按当初税率报告递延所得税，符合会计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报告绝大部分经济事项的特点，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信性。这一原则也用于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凡税前扣除的费用，其金额必须是确定的。

三、我国税务会计的发展前景

企业设置专门的税务会计岗位，是与国际税收征管接轨的需要，是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差别日趋明显的必然要求，是企业税收筹划的有效途径。这将是我国会计改革的重点。

1、与国际税收接轨的需要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范围逐步扩大，而跨国公司的偷、逃、骗、税行为、手段越来越多，涉税案件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趋势，增加了执法部门税收征管的难度。为了使企业会计信息具有国际可比性，有必要对我国税收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制度化创新。同时，为了防止国际避税，维护我国经济利益，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使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更加符合国际惯例，进一步扩大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的地位，企业有必要设置专门的税务会计岗位。

2、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差别日趋明显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企业纳税主要依据会计账簿记录和会计报表，会计人员一方面缺乏税务会计方面的系统知识，无法准确计算应缴税额并进行纳税申报，另一方面也缺乏工作主动性，对纳税方面的工作只是机械地接受税务机关的指示进行税务处理，要求会计人员主动做好税收筹划工作困难重重。现行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日趋完善，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差别日趋明显，强求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一致，使会计核算兼顾税法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要求，不仅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必然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微观决策价值，甚至损害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只有将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才能充分展现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职能，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8-24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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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节税；偷税；避税；区别

当前在中国普遍存在着对节税认识上的偏见。那么，节税到底是什么，与偷税、避税有无区别，应否提倡节税？本文将对此作一番分析。

1.节税、偷税和避税的概念及其特征

节税又称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背税法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税法中固有的起征点、减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纳税人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以及经营活动的巧妙安排，达到少缴或不缴税的目的。节税有以下特征：合法性；政策导向性；策划性。

偷税，是在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并能够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不正当或不合法手段以逃脱其纳税义务的行为。偷税有两个基本特征：非法性；欺诈性。主要表现为纳税义务人有意识的违反税收法规，用隐瞒或欺骗等手段逃避纳税义务。

避税，是指纳税人在充分了解现行税法的前提下，对经济活动的筹资、投资、经营等活动做出巧妙的安排，这种安排手段处在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达到规避或减轻税负的行为。避税是以非违法的手段来达到少缴税或不缴税的目的，因此避税筹划既不违法，也不合法，而是处在两者之间，所以称之为“非违法”。避税有以下特征：非违法性；策划性。避税者通过对现行税法的了解甚至研究，找出其中的漏洞，加以巧妙利用；权利性。避税筹划实质上就是纳税人在履行法律义务的前提下，运用税法赋予的权利，维护既得利益的手段；规范性。

2.节税与偷税、避税的区别

2.1行为目的上的区别

从节税、偷税、避税的结果上看，都表现出所缴税额的直接减少，因此不少人认为三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所采用的手段合法性不同而已。其实不然。

和偷税、避税相比，节税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缴纳最少的税额，而是要实现整体的税后利益最大化。有些经济活动可以使税额降到最低，但未必能保证纳税人的利益最大，那么，对这类经济活动的选择就不能说是成功的节税。如，我国税法规定了对符合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企业自投产年度起还可免征所得税2年的政策（一般企业所得税率为33%）。如果只是考虑减税的目的，纳税人便贸然投资于自己并不熟悉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一方面可能会因企业家对该行业的陌生而出现经营管理不善的情况，导致企业整体利润率下滑；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往往也是高风险行业，产品的市场前景带有高度不确定性，一旦项目选择失败，也会带来巨大损失。尽管有税收上的优惠，但不足以弥补由此而造成的利润损失，更何况，对于低利甚至亏损的企业而言，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节税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要成功地实现节税的最终目标，纳税人必须对自己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统筹考虑，以便寻求节税和增收的最佳结合点。

2.2行为计划性和长期性的区别

节税具有计划性，属于事前的经济活动。即纳税人在开展筹资、投资、利润分配等经济活动之前，就需要把纳税作为影响决策的一个主要因素来考虑，根据税法规定测算各种备选方案的应纳税额，再据此计算各方案的税后收益，最后按税后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最优方案。

节税的事先计划性决定了它必然同时带有长期性。具体是指在进行节税时不能只依据当前的税法条款来作出决策，还需要对其未来的变化趋势做较深入的研究分析。因为节税中所涉及的企业经济活动往往持续周期较长，如对一条大型生产线的投资决策，企业长期资金的筹资决策等。在其持续期间，如果税法做出了相反的变化调整，那么原来的节税优势就有可能消失甚至转化为企业的额外负担。这就要求筹划者必须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正确处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尽可能把节税的风险降至最小。当然，如果节税是成功的，则可以为纳税人带来长期的节税效益。

相反的，偷税则是一种短期的事后行为，是在涉税的经济活动发生之后，纳税义务已然确定的情况下，纳税人通过前述的各种非法手段掩盖、歪曲、篡改应纳税事实，属于事后的欺诈行为。从其短期性来看，一次“成功的”偷税行为只能在当期产生减税效果，不可能持续到以后期间。

避税的计划性和长期性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它可能是事前就已进行的筹划。例如，有些内资企业为了享受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而搞假合资。所谓的外资其实是国内投资人假借某个外商的名义投入的资金，该外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只是一个摆设，并不真正参与经营决策。由于这种情况很难进行查证核实，税务部门也只能将其认定为外资企业来征税。这种具有事前谋划性的避税往往也具有长期性。而另一些避税活动则可以是事后才进行的。例如，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项目，其实行的是按当月实际发放额超额累进计算的办法。有些纳税人的各月收入起伏较大，为避免适用高税率，当某个月的收入较高时，往往采取将该月的部分收入延期分摊至其他收入较低月份的做法，使被摊薄的收入得以用较低的税率来计税，从而达到了避税的目的。类似这种事后的避税行为一般具有短期性，即其效果只限于当期。

3.对中国开展节税的展望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节税与偷税、避税有着本质区别，是国家应该大力提倡，纳税人应该积极推进的一种行为。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此仍是羞于提及，尤其是一些节税做得较成功的企业。究其原因，除了担心遭遇误解惹来非议以外，更多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缺乏对节税的道德认同感，总觉得向国家少缴税，是一件不光荣的事情。这与我们过去极力宣传纳税光荣，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其权利的做法有关。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不再是国家行政机构延伸的一部分，衡量企业家贡献大小的标准也不再是各年上缴税额的多少。而是从社会总体财富的角度，看他是否能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从短期来看，节税确实使国家财政收入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将国家减收的税金留在纳税人手中，往往可以获得更高的资金使用效率。有人担心财政减收会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一个国家在制定其税收法律时，必然已经对其财政支出进行周密预算，即便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与预算有所偏差，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短期公债来弥补。而国家让渡的税收资金，通过纳税人的扩大再投资，可以培育出更广泛、更坚实的税源，因此，从长远来看，国家不仅没有减收，相反可以不断地增加财政收入。

鉴于此，国家应该加大对节税的宣传力度，使节税观念深入人心，税务部门也应主动与纳税人加强沟通，积极向纳税人介绍相关的税法条款，为纳税人的节税出谋献策。相关的专业中介机构如税务、会计师事务所则应加强涉税业务的拓展力度。只有多方合作，我国的节税才能真正走上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编.税收筹划[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蔡昌.税收筹划方法与案例[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3]杨默如.偷税、避税与税务筹划——概念界定的国际借鉴及法律建议[J].经济视角（下），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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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保险；保险公司；转让定价；关联交易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必要性

保险业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成为必要。保险的自由化表现为保险险种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创新，新险种打破保险与金融、寿险与非寿险业务的界限，保险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如银行信贷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呈现出很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发展趋势。发展

(一)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借贷业务

融资对保险公司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从监管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具备一定的保险偿还准备金，满足监管部门规定的偿付能力标准；从评级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保持一定的风险准备金，以获取稳定或者更好的评级；从经营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对此，保险公司关联方一般通过集团内部的借贷款业务实现资金的国际流动，这也使得借贷业务成为保险公司进行税收筹划、转移税负的一种常见手段之一。

直接签订借贷款合同是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之间借贷业务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实践操作中存在着许多隐性的方式，这些方式也应该归类于借贷业务。常见的隐性借贷业务比如：母公司授权子公司可以使用其资金，使得子公司可以得到更优惠利息的银行贷款；母公司声明子公司可以使用母公司的评级结果，但是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子公司必须为此付给母公司一定的费用。除此之外，财务再保险也是借贷业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保险集团内部的财务再保险是指母公司与子公司双方约定，一方支付再保险费给另外一方，收取再保险费的一方为另外一方提供财务融通，并对于原保险一方因风险所致损失，负担赔偿责任的行为。因为再保险人融通的资金与保险人整体财务状况有显著关系，且其现金流量应大于保险人传统再保险安排的现金流量，所以实际操作中一般母公司为再保险人，子公司为原保险人。将融资为目的的再保险归类于借贷业务，是因为从目的、手段和效果来看，财务再保险都具有显著的借贷业务特点。

通常来讲，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借贷业务的定价都不同于无关联企业间的借贷业务定价。这种差异使得合理避税成为可能，但是合理避税的前提同样要求定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借贷业务中可以通过运用以下因素进行审核与监管，即假设无关联贷方的贷款价值(stand-alone basis)、贷款货币、贷款时 间、还款方式、信用风险和其他权利(比如优先还款约定)等。

(二)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

再保险主要是指传统的再保险业务，即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再保险的合同关系中，再保险分出人分出一定的保费给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接受人对再保险分出人由原保险合同所引起的赔付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进行补偿。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税制存在着许多差别，利用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交易无疑可以优化保险集团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可以调整集团内部的财务结构，降低责任准备金压力，甚至可以将仲裁地转移到监管更为有利的地区。

如何界定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再保险交易定价的合理性是保险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的难题。因为大量的临时再保险合同都是针对特定的风险进行定价，使得运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方法难度较大。国际经合组织《讨论初稿》将再保险的功能定义为无关联两方确保通过一个再保险合同来保证必要的人力和财力，实现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利用这一定义实现对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再保险业务定价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从税收中性原则看很难以通过第三方来证明在什么条件下的人力和在什么条件下的物力对于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为充分的。

实践中采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的设想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即不考虑自己投入必要人力和财力的费用，而是考虑转移风险的费用(即预期的可预算风险资金值)。监管部门可要求保险公司提供关联企业间基于风险资金值翔实的，可利于比较的建档定价文件，用于确认转移定价的合理性。

(三)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的使用费

无形资产对所有服务性企业都有着无可或缺的意义。所谓无形资产包括：使用工业资产(如专利、商标、商号、设计或模型)的权利，文学和艺术财产权利和诸如专有技术、行业秘密之类的知识产权。就保险公司而言，典型的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交易物包括代表着公司整体实力和信誉统一的商号，使子公司可以更有效地控制风险和保证集团的最大利益的由母公司依借其丰厚实力与经验制定的《保险指南》，母公司设计的用于风险评估、定价等软件程序或者保险合同的样本。

子保险公司使用母公司的无形资产，通常都是有偿的。但是对转让的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应该如何定价，是实务中的难点。在无形资产交易中，一方面很难找到可比交易，另一方面即使找到可比交易，由于无形资产交易时价值难以确定，并且即便当时是确定的，在其后的转让期间中也很可能发生变化，使得其正常交易价格难以确定。无形资产一般缺乏可比财产或交易，评估相当困难，而跨国关联企业为了实现集团内部目标，可以随意地确定无形资产的价格，使得利润来源国税收可能流失。

对保险公司关联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监管，可以参照各国和国际组织近年来发展的新转让定价方法——比较利润法。比较利润法的基本特征是根据可比的无关联企业之间独立交易的利润水平，而并不是根据价格水平，来决定关联企业内部交易中应得的利润。可比利润法的理论基础是，尽管可比交易的价格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但其利润水平却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关联企业利润水平的确定，德国学者knoppe提出关于许可证使用费在许可证所有人和许可证使用人之间利润分配比例公式。该公式认为，支付给许可证所有人的费用应当介于许可证使用人在扣除支付许可证特许费之前利润的1/3到1/4之间。该结论已经被许多实证数据证明是可行的。

(四)保险公司中心服务费

跨国公司习惯于由母公司统一提供某种服务，以节省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典型的中心服务包括定期的会计处理、税务和法律的咨询、信息技术、市场营销和企业运营等管理活动。对于直接单一的服务，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内部都不难用传统的转让定价方法确定交易成本。

保险公司的中心服务还包括保险业务直接由海外关联企业进行承保。对于信用保险、运输保险、d&o保险(director & officer insurance)、非传统风险转移(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和巨灾保险等业务，跨国公司内部往往设有专门统一负责处理承保和索赔业务的机构，为投保人提供最优化的保险方案。基于跨国公司专门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他们所提供的保险方案一般都综合考虑了财务风险转移和税收筹划等因素。

对该类费用的转让定价监管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税收的归属权和价格的确定问题。由于主要的保险业务都由海外的专门机构完成，而利润来源国的保险公司仅仅负责市场的推广和交易过程的协调，利润来源国如何依据现有法律或国际惯例对本国利润实施征税是问题的症结。许多国家均采用利润来源地征税原则，那么应该将利润来源国的关联企业方看作是跨国保险公司的常设机构。参照《oecd国际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的规定，利润来源国有权对常设机构在该国取得的利润进行征税。由于风险转移主要通过海外专门机构完成，因此看作常设机构的保险公司实际上扮演着保险经纪人的角色。对常设机构利润额确定的合理性，监管部门可以参照国际保险经纪人对相关风险收取的佣金予以评估。

四、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常规监管措施

上文分析了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重要业务和定价合理性监管的主要方法。本部分将重点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如何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进行常规监管。基于保险业的特殊性，监管部门转让定价常规监管措施主要包括跨国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转让定价指南、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与保险公司内部的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报告。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

监管部门必须首先要求保险公司建立关联方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将定价体系标准化、定价依据合理化。规范转让定价指南是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基础。关联方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应当首先将跨国保险公司内部可能出现的各种交易业务进行分类汇总，根据分类汇总的各项业务分析其无关联第三方定价，即规定计价依据，并且保证计价依据与同行业无关联第三方的定价具备可比性。作为转让定价监管的依据，定价指南必须规定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内容，并且保证关联方内部在实践操作中能够易于执行，保险和税收监管部门在审核环节中有据可依。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业务形式各异，总体来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业务：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投保业务、关联企业间再保险业务、母公司总部精算业务、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会计业务、法律与税务和计算机信息业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业务，对于内部转让定价指南没有涉及到的业务，保险公司应该通过单独建档加以说明。

(二)单一业务建档义务

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单一业务建档义务的规范。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主要针对大规模的再保险合同或者大型融资交易。单一建档义务的目的是便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外部审计、税务监管部门的税务稽查和保险监管。单一业务建档需要说明交易双方在法律上和商业往来中的关系，具体采用的定价标准和定价 是否与无关联第三方具有可比性。

具体而言，大规模再保险合同的建档需要披露以下要件：包含再保险详细内容的再保险合同、标准的原保险合同、精算定价模型和保费的具体计算方法、足以证明定价具备与无关联第三方交易价格可比性的各项指标。如果保险公司自身存在着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的再保险交易，应该将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交易的价格模型和合同也一并存档。对于大型融资交易，建档内容应该至少包括以下要件：融资交易合同、公司之间的法律结构和股权结构、交易的基本数据和交易价格具有第三方可比性的各项指标。

(三)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披露

监管部门必须规范保险公司订立内部费用分摊协定和要求严格执行该协定并且予以披露。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包括母公司用于子公司的专属费用或共同费用。专属费用是指专门为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能够全部归属于该归属对象的费用。共同费用是指并非为专门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其费用也不能全部归属于某归属对象的费用。典型的保险公司共同费用例如由母公司开发的集团保险指南(undewriting guideline)、索赔处理软件、公司评级等开销。这些费用一般都由母公司先予以支付，但是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都可以从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要求保险公司建立费用分摊系统并且予以披露，就是要确立共同费用在跨国保险公司内部合理化地分摊，规范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利润分配，提供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的基本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分摊目的和管理水平的不同，认定的分摊结果也会因之不同，即同一项费用在不同的分摊目的下会认定为不同的属性。此外，保险公司管理和核算水平不同，费用的细分程度就会不同，费用认定结果也会不同。所以，保险监管中必须要求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系统至少应该包含以下要件：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重点分析可分摊共同费用的特点、种类和会计科目归类；共同费用的分摊程序和标准，重点分析母公司承担费用比例的界限，扣除母公司承担费用后子公司间可分摊费用的核算、费用的分摊标准和分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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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年金；特征；作用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9-0156-02

1　企业年金的基本特征

1.1　激励性

企业年金计划是企业为雇员提供的退休保障，无论是给付固定型还是缴费固定型，企业年金的归属都是属于雇员的。这一特点要求其与个人贡献挂钩，对雇员有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雇员的积极性，留住优秀员工，为企业长期服务。

1.2　私属性

企业年金从建立账户开始就是以个人账户名义建立的，因此它的归属是完全个人化的，这与基本养老保险是根本不同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现了再分配的功能，为了体现社会公平，通过全社会的统筹进行再分配。而企业年金账户由企业和个人建立，账户属于个人，通过市场化的管理和运作，获得增值，增值部分也属于个人。

1.3　累积性

累积性是企业年金与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的主要区别之一。企业年金的累积性还体现在它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通常情况下，企业年金计划的参与者从第一次缴费开始，到第一次领取养老金，资产的积累期最长可以达到三十至四十年。通过累积，企业年金的参与者可以以合理的积累储蓄为退休阶段的消费做好准备，避免了由于个人的短视或信息不充分造成的保险不足。另一方面，累积产生的巨大资产，通过专业机构的长期投资获得的收益会远远大于个人积累的效果，有资产的规模效应。

1.4　保障性

企业年金制度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职能。通过积累功能，企业年金制度分担了国家承担的养老保障的重任，降低养老金支付的风险，一定程度上防范了老年化危机，解决了养老的后顾之忧，对社会经济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年金制度调动了政府、雇员和雇主三方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的良性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因为企业年金的保障性特点，所以在资产运行和管理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譬如在资产管理方面，企业年金资产和其他资产要严格分离，并且严格控制防止提前领取；在资产投资方面则强调安全第一，严格控制风险，防止为追求过高的收益而冒更大风险等。

1.5　税惠性

200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针对性地出台了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其中第35条规定：企业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内，准予扣除。

2　企业年金的主要作用分析

2.1　合理降低人工成本，增加职工收益

企业雇佣一名员工需要承担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职工的福利费用等，这三者不论如何划分、企业财务会计如何处理，本质上都是企业雇佣员工所需承担的人工成本。

企业给职工增加同样的劳动报酬，采用企业年金的方式可以承担更少的劳动保险费用。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是按上年度在岗职工的社会月平工资收入作为本年度缴费基数，最高不得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00％，最低不得低于60％；企业年金的缴费，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是按上年度职工的工资总额作为本年度缴费基数的，但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一般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如此，企业可以选择缴适当比例的社会保险费，再补充一定额度的企业年金，达到企业和职工双赢的效果。

2.2　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效益

根据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的有关规定，企业并不能按照实际支出的多少而只能按照计税工资标准列入成本予以税前扣除。在现有计税工资限制下，企业在支付职工工资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工资超过标准部分所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而对于企业年金中的企业缴费，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第二条第十项规定，试点地区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以从成本中列支。大部分省市已相继出台了关于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部分予以税前扣除的相应比例。正是我国企业所得税制这种对计税工资的限制和对企业年金的优惠使企业年金具备了税收筹划的作用。

2.3　留住优秀人才，改善劳动关系

建立企业年金计划是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实施人才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中，如何保持职工队伍的稳定性和忠诚度，吸引企业发展所需的优秀人才，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已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将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部分及其投资增值部分按照事先约定的受益比例确定3－5年的锁定期，实现职工报酬的“抵押部分”，增加职工离职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企业还可以通过变奖金为年金的方式，给优秀管理者、技术人才、为企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员工奖励更多的企业年金缴费，而不再采用以工资或是现金方式直接奖励，如此不仅为员工提供更多更丰厚的保障，也为职工坚定不移地长期留在企业努力工作提供激励。总之，建立企业年金计划，有助于改善员工的薪酬结构，建立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体系，增强企业凝聚力，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激励员工奋发向上，稳和改善定劳动关系。

2.4　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健全保障体系

养老保险体系这一保障方式的有效进行关键依赖于缴费者和受益者能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结构关系。而现实情况是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各国养老金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采用提高缴费比例或延长退休年龄的办法比较被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存在着严重的资金缺口和支付压力。此外，单一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着责任过度集中和制度单一化的弊端，导致养老保障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的难度加大。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企业年金的建立有助于克服上述弊端，能够使养老金制度既有统一性和普遍性，又有灵活性和适应性。这样，就降低了国家制定和调整养老保障政策的难度，有利于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化。

2.5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篇9

1.关于国际税法的基本特征

（1）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税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其调整对象，这是该学科研究的起点。我国学者对此历来持广义说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还调整国家与跨国纳税人间的税收征纳关系。[1]

（2）国际税法的客体。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国际税法中的征税对象，它不仅包括跨国所得，还包括涉外性的特定财产、遗产以及进出口商品流转额等。[2]第二层面的客体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收入或称国际税收利益。[3]

（3）国际税法的主体。有学者认为，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国际税法的主体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4]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税法的主体有三方，即跨国纳税人、收入来源国和跨国纳税人的居住国。[5]

（4）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既包括国际法规范，又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或冲突法规范。此外，国际税法中实体法规范和冲突法规范的并存还决定了其在调整方法上必然具有“兼备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方法”的特征。[6]

（5）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对涉外税法的基本原则，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主要包括三条：①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②坚持平等互利；③参照国际税收惯例。而关于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学界的意见也较统一，认为主要有两条：①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②公平原则。只是有学者认为，将公平原则总结为“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平等互利原则”[7]，或仅指“征税公平原则”[8]是有失全面的。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应包括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分配公平原则”）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征纳公平原则”）。[9]

2.国际税法与税法、涉外税法间的关系

在国际税法与国内税法、涉外税法间的关系上，我国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1）按照税法的主体和适用范围不同，将税法分为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法，这是最普遍的观点。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主张涉外税法是国内税法的一部分，不属于国际税法；[10]同属此种但又稍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按其实施范围可分为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涉外税法是国际税法产生的基础，但又在法律关系主体、制定者与实施方法、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区别于国际税法。[11]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采国际税法狭义说的。另一种则认为涉外税法既是国内税法的一部分，又是国际税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大部分国际税法学者都持这一观点，[12]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2）按税法的适用范围划分为国内税法、涉外税法、国际税法、外国税法等，并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并可以相互转化的。[13]这种分类方法的偏误在于所划分的税法的制定主体不统一，对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而言，其所划分的是单个国家的税法；对国际税法而言，针对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间具有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国家；对外国税法，又是从单个国家与除其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间的关系来说的。

我们主张：（1）税法是指一国所有有关税收的法律规范，从法律渊源看，包括该国国内税法（具体又有税收宪法性规范、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税收法规等）和该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是国际税收条约和其他国际条约中有关税收条款的统称）以及该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还有相应效力等级的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税收的条款。（2）涉外税法是指一国国内税法中具有涉外因素的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涉外税收实体法和涉外税收程序法等，它与所对应的非涉外税法的交叉部分即为既适用于涉外纳税人又适用于非涉外纳税人的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也就是所谓的“相对的涉外税法”。[14]（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针对单个国家而言，包括该国的涉外税法、该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该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税法完全包括国际税法，因为一国国际税法之正式法律渊源必同时亦为该国税法之法律渊源。国际税法也可以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而言，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各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各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国际税法和其中任一国的税法是交叉关系，其所交叉部分即为“该国的国际税法”。[15]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国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法的划分，其所交叉部分为“该国的涉外税法”。[16]

以上是就部门法的角度而言的，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看，税法学应完全包括国际税法学。而法学研究的范围必然超过具体部门法的法律规范的内容，所以，国际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和国际税法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是不同的，后者的研究范围大大超过前者规范体系的内容。[17]

（二）WTO与中国涉外税法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开始引起法学界的重视。但是由于税法学本身的力量不足，目前对“WTO与中国涉外税法”研究十分深入的成果不多。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税收学界、特别是国际税收学界对此十分重视，并相继有一批成果面世。鉴于两个学科紧密的关联度，我们在本部分评述中的视野已经合理地超出了国际税法的学科界限。

中国加入WTO除了对经济体制产生影响外，对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而深远的。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每一个成员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WTO协定及其所附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而中国目前的国内相关立法在不少领域都与其存在差距甚至冲突，因此，修改与WTO规则相冲突的国内立法，尽快制定WTO所要求的相关法律已是刻不容缓。

与WTO对上述法律部门全方位的直接冲击相比，中国加入WTO对税法的影响除了关税法之外相对间接得多。研究如何利用WTO的现有规则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关税在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的作用，是关税法改革面临的重大议题。

有的学者认为，关税减免既不符合国际经贸惯例，也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国民待遇原则，且造成了国内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应逐步取消各种减免优惠政策，在此前提下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名义税率与关税实际征收率之间的差距，同时优化关税结构，以体现我国的产业政策。另外，应当改变中国原有单一的关税结构，建立包括从价税、从量税、季节税、复合关税、紧急关税等在内的特殊关税制度，建立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法律体系，以期达到对本国产业、产品和国内市场适度保护的目的。[18]

我们认为，与普通关税法相比，WTO对反倾销税法和反补贴税法关注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19]

学者们还热烈地讨论了中国涉外税法与世贸组织规则的积极冲突以及防治对策，比较一致的结论是，WTO的各项协议和各项规则性文件中，同税收密切关联的是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此外还有关税减让原则、反补贴、反倾销原则、透明度原则、例外原则和发展中国家优惠原则。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中的确存在着若干与WTO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地方，如用税收支持“以产顶进”和“以出项进”；按出口业绩减免税；进口产品税负高于国产产品；进口项目投资抵免限于国产产品；即征即退限于某些企业的国产产品等。为此，应对现行税法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明显属于违反WTO原则和规则的规定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有的要立即主动调整、改革，有的可在过渡期内稍加缓冲，还有的如果不造成其他成员国经济损害，而又确需保留的，也可暂时保留，待有关成员申诉时再做处理。[20]

另外，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也是近年来学者们援引WTO国民待遇原则经常予以关注和批评的话题，认为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层次过多，税收优惠方法单一，对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等。[21]

最后，WTO关于法律的透明度和统一实施要求对中国税法的建设无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与中国税法发生摩擦。[22]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直接冲击并不大，除了关税法的改革必须亦步亦趋地与中国在“入世”谈判中所承诺的义务保持一致外，其余的方面可以根据形势通过微调加以解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WTO对中国税法的影响就此为止，恰恰相反，与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制度性影响相比，[23]WTO所代表的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内含的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及法治化观念对中国税法的冲击更为长远和持久。中国税法除了考虑如何修改旧法或制定新法以保持与WTO规则的一致外，更需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强化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服务，加强税收法治、促进依法治税，在努力维护税收的同时积极与国际接轨，是WTO对中国税法在观念上的最高层次的冲击。[24]

（三）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法

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网络贸易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形式。由于网络贸易与传统的交易方式大相径庭，许多活动已经从“有形”变成“无形”，从而使税法上的许多程序性要素，如纳税地点、纳税环节等非常难以确认，同时也很难确定哪个国家当然

享有税收管辖权，使税法、特别是国际税法遭受了很大的挑战。电子商务在某些方面与传统的国际税法基础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也使得世纪之交的国际税法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5]

1.关于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确定标准

常设机构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经营所得来源地的确定，以及相关主体税收管辖权的行使。在电子商务中，人们往往通过网站、服务器、远程通讯设备直接进行交易，而不一定非要在他国设立传统意义上的“常设机构。[26]而对于这类基础设施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各国往往根据本国的利益加以判断和确定。如美国、日本等技术出口强国就持否定态度，不主张由所得来源地征税，而一些技术进口国则坚决主张将这类设施视为常设机构，以保证自己拥有优先的属地税收管辖权。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传统的管辖权理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税收纠纷自然难以避免。

住所是判断自然人和法人居民身份的重要标[27]但是，跨国网络经营却动摇了传统的“住所”的基本概念。外国公司通过国际互联网在内国的活动通常不需要设立住所，因而很难对其行使管辖权。由于不需要在固定地点办理机构的设立登记，而地点本身是变动不居的，因而传统的登记地、管理控制地、总机构所在地等确定居民的标准同样难以把握，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尖锐。

2.关于征税对象的发展

信息社会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征税对象的范围，同时也会使商品与服务的区别日趋模糊，从而增加征税的难度。如文字作品、音像作品、电脑软件改变传统的书籍、磁带或光盘的形式，而在数字化后直接通过网络销售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和易于传输复制的特性更使征税机关很难确定征税对象的具体性质。一项所得究竟属于营业所得、劳务所得还是投资所得、资本利得，适用税率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对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国家无疑是一种冲击。

3.关于税收征收管理

首先，网络贸易“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而电子账簿、凭证易于篡改且不留痕迹，税收征管、稽查逐渐失去了“物化”的纸制凭证基础，难度急剧增加。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交易越来越隐秘，大大超出了现时征税机关的稽核能力。其次，网络的发展为厂商之间及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从而严重削弱商业的中介作用，也使得税法上久已形成的代扣代缴制度的作用受到削弱，对税收征管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由于无法对一些无形的凭证贴花，因而很难对这些凭证采用贴花的方式征收印花税，甚至应否对“无纸化”的交易凭证征收印花税都有人表示怀疑。

4.网络贸易征税问题

对于网络贸易应否征税，如何征税，这是当前争论较大，也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欧盟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主张不开征新税（如比特税等），[28]而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税种，对现行征税范围加以扩大。美国历来坚持网络空间的技术特点，强调对网络贸易实行宽松的税收政策，主张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对与因特网有关的商务活动广泛免税，特别是对网络贸易给予免税。我国学者对网络贸易的征税问题基本上持赞同意见，这里既有税收公平原则的考虑，更有国家利益的衡量。就前者而言，网络贸易的特殊性仅在于它是一种数据化的交易，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交易行为的本质，征税理所应当。况且，如果对一般的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征税，而对网络贸易免税，这明显是对传统贸易的税收歧视。从后者来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信息优势不强，如果顺应发达国家的要求放弃对网络贸易征税，可能会影响国家财政利益。为此，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我国对网络贸易征税应兼顾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公平原则要求不分贸易的具体形式，一视同仁地征税；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至于阻碍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在税收管辖权方面，反对单一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的适用，坚持属地管辖权原则优先，居民管辖权原则为辅。同时必须有效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完善税收征管，强化税务稽查。[29]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有关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税法挑战的著述非常多，对国外的各种学理和官方观点都有所了解，对税法面临的问题也深有体会，但是，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能够提出应对之策的较少，特别是对中国在信息技术和产业落后、急需发展电子商务的背景下如何确立电子商务课税的原则立场和具体方案研究不足。

（四）国际避税的概念与性质

国际避税与国际双重征税是国际税法研究的两大主题。对于国际双重征税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案，学者们在大的方面也无明显分歧。但从理论界的论争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国际避税的概念，特别是国际避税是否合法还很难达成一致。正是由于国际避税概念的内涵上不确定，对国际反避税的方法、手段等就难以达成共识。

有学者认为，尽管避税行为在形式上并不违反税法，但它实际上是违反税法的宗旨的，因而不是税法所鼓励和提倡的行为。该学者对转让定价这种重要的避税手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介绍，并认为我国在完善转让定价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应当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分开，对无形资产交易单独实行税法规制；（2）应扩大无形资产的范围，同时引入新的“利润分割法”；（3）应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允许特殊情况下的事后调整，尤其是在无形资产的转让所得方面；（4）由于我国境内非单一的税收管辖权并存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同样还要注意仅在国内经营的企业的转让定价问题。[30]学者们倾向于通过划清其与国际逃税、国际节税的界限，实现对国际避税概念的准确定性。如有学者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或有关税收协定的条款，采用变更其经营方式或经营地点等种种公开的合法手段以谋求最大限度减轻其国际纳税义务的行为。而国际逃税则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管理合作的困难与漏洞，采取种种隐蔽的非法手段，以谋求逃避有关国际税法或税收协定所规定应承担的纳税义务”.[31]有的学者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通过某种形式上不违法的方式，减少或躲避就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的行为。而国际逃税是指纳税人采取某种非法的手段或措施，减少或躲避应承担之纳税义务的行为。”[32]还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租税规避，依其适法性可分为合法节税行为、非违法之避税行为和违法之逃税行为，三种行为都属于避税，但法律性质不同。[33]

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角度分析了转让定价行为的法律性质，认为转让定价是行为人利用经济往来的意思自治即契约自由原则，滥用法律事实形成之自由，使法律意义上的资产、收益的受益人徒具虚名，经济成果的享用归属于他人，是一种利用法律漏洞的租税规避行为。转让定价违背了实质课税原则、税收公平负担原则、应能负担原则，但却是对租税法律主义原则的维护。故出于对国家法安定性和预测可能性的肯定，应确认转让定价在“实然”意义上是一种法无明文禁止规定的避税行为，但通过立法机关对税法的不断完善，将实现对其“应然”意义上为非法逃税行为的定位。[34]

我们认为，国际避税是避税活动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它是指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的差别，或者是一国内不同地区间、不同行业间税负的差别，采取非法律所禁止或者法律所禁止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轻其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避税不一定合法，就其性质可分为合法避税与违法避税两种情形，前者是指国际税收筹划，后者是指国际逃税，反国际避税实际上就是反国际逃税。而反国际逃税最有效的法律措施就是转让定价税制、避税港对策税制、防止国际税收协定滥用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35]

「注释

[1]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那力：《国际税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陈治东主编：《国际经济法专论》（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而狭义说则主张国际税法调整对象仅限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不包括涉外征纳关系。

[2]这是一种广义的观点，另见王传纶主编：《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页。狭义的观点则认为，国际税法的客体就是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而关税法等流转税法不包括在国际税法中。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3]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4]参见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6]参见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7]陈安：《国际税法》，鹭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8页；参见罗晓林、谭楚玲编著：《国际税收与国际税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5页。

[8]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9]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一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10]参见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11参见邓建煦、刘文珠：《涉外税法与国内税法、国际税法的比较》，《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5期。

[12]严振生编著：《税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5页；许建国等编著：《中国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页。

[13]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14]参见张勇：《国际税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5]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国别性”相当明显，与其称之为“国际税法”，不如称之为“某一国的国际税法”。参见何江主编：《法学知识》，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页。

[16]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17]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18]参见洪慧民、陈立梅：《试论我国关税现状及其改革》，《财经研究》1999年第11期。

[19]参见本书《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基本趋势》一文。

[20]参见涂龙力、王鸿貌：《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体系的调整》，杨志清：《“入世”与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马维胜：《“入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及对策》，庞风喜：《论我国加入WTO的税收应对措施》，同载《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另见邝荣章：《中国加入WTO对我国税制的影响及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第10期；王诚尧：《WTO规则对税收的要求及调整》，《涉外税务》2000年第8期；王选汇：《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认识要准确定位》，《涉外税务》2000年第7期；吴俊培：《论我国加入WTO的税收应对措施》，王选汇：《加入WTO调整国内税收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同载《涉外税务》2000年第6期；王裕康：《WTO与各国国内税制的趋同》，《涉外税务》2000年第12期。

[21]对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可参见本书《国民待遇与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之改革》、《WTO与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改革》等文。

[22]参见涂龙力、王鸿貌：《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体系的调整》，《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23]即WTO成员不仅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受到WTO各项规则制度的拘束，而且其他相关国内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方面也受到WTO制度的影响。参见萧凯：《WTO的制度性影响及其法律分析》，《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4]参见刘剑文：《加入WTO对我国税法的影响》，《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25]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337页；廖益新：《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及对策》，《东南学术》2000年第3期；王欢：《电子商务税收中的“常设机构”原则探析》，《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朱炎生：《跨国电子商务活动对常设机构概念的挑战》，刘永伟：《论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管辖权》，同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3卷，第277－305页；王裕康：《电子商务对税收协定重要概念的影响》，《涉外税务》2000年第6、7期；许正荣、张晔：《论网络贸易中的国际税收问题及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第2期；程永昌、于君：《国际互联网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及对策》，《税务研究》1998年第3期；刘恰：《电子贸易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经济科学》1998年第6期；那力：《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收》，《当代法学》2001年第3期。

[26]指导国际间制定税收协定的《UN范本》和《OECD范本》都规定，“常设机构”是指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

[27]参见杨斌：《个人所得税法居民身份确定规则的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7期。

[28]“比特税”构想最早由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提出，其后由荷兰学者卢？索尔特于1997年正式向欧盟提出方案，建议按电脑网络中流通信息的比特量来征税，且对于在线交易和数字通信不加区分，统一征收。方案提出后，引起了学者及政府官员的广泛讨论，意见分歧较大。许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其过于草率。如从税收要素上看，该税的征税对象是什么，税目包括哪些，哪些可以征税，哪些应当免税，国际税收管辖权如何划分，重复征税如何解决等，都有待研究。参见董根泰：《国际税收面临电子商务的挑战》，《涉外税务》1998年第3期。

[29]参见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页。

[30]参见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页。

[31]参见葛惟熹主编：《国际税收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32]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33]参见陈贵端：《国际租税规避与立法管制对策》，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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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量模式 公允价值 盈余管理

公允价值的运用在我国可谓一波三折，从1998年到1999年，我国财政部在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换等项目中提倡使用公允价值。这是公允价值在中国市场上的首次出现，然而时隔不到两年，财政部重新修改会计准则时对公允价值采取了规避禁止的态度。其中主要原因是公允价值助长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并使其一发不可收拾。从那以后公允价值就不可避免得与盈余管理联系在一起。在2006年我国经济市场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基于与世界接轨的目的和会计实务的实际需要，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被重新提出。虽然这一次财政部对公允价值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在多项涉及的具体准则中明确规定了使用条件。但由于公允价值不易明确性计量和诸多界定条件模糊，依旧给企业盈余管理留有空间。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是未来会计实务中不可避免的计量模式，而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盈余是最重要的指标。所以研究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公允价值给盈余管理提供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财务状况影响程度如何？怎样限制盈余管理在合理范围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基本概念

(一)公允价值的概念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着重强调公允价值是“来自于公平交易的市场，参与市场交易理性双方充分考虑了市场信息后所达成的共识，所形成的市场交易价格”。表明了公允价值以市场交易价格定价，但有两个前提，一是公平交易的市场，二是双方自愿进行交易。

在一般会计实务中确认公允价值，如果存在活跃市场就以资产的市价计量；如果资产不具有活跃市场则以与之类似的资产的市价来确定；而该资产与类似资产都没有活跃市场时，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公允价值。

(二)盈余管理的概念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为了得到期望的财务会计结果，在遵循公认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借助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对企业会计收益信息进行调整和控制，从而使财务会计报告反映的信息达到想要水平。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公司管理当局。

第二，盈余管理的方法是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选择，是在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影响企业报表所反映的信息。

第三，盈余管理的结果并不能增减实际盈利，而是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

二、公允价值在盈余管理中的应用

(一)公允价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公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盈余管理

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具有可靠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可以及时、充分得反映企业衍生工具业务中所隐含的风险，从而防止操纵控制利润。在公允价值还没有产生时，我国的企业常常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根据深沪两市的数据显示，1997年719家上市公司中有609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方交易，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84．6％，而在2000年，增加到670家高达上市公司总数的93．2％，且涉及金额惊人。而其中交易的价格是否合理公道就不言而喻了。然而在2007年1月1日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在上市场公司实施后，这种利用关联方交易来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得到了明显的扼制。说明公允价值的出台抑制了原先历史成本计量下盈余管理行为。

2、公允价值为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新会计准则全面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多项会计实务中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比如投资性房地产、金融工具、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允价值在提高了会计信息可靠性与准确性的同时，又给予了上市公司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新的空间。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计价相比对，对计量环境与技术要求很高。显然我国的证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而且实际情况复杂多变，资产公允价值的信息很难获取。

准则中关于公允价值的很多专业判断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所以往往没有准确的数字界定，有很多需要人为的估计和判断，而这样的因素越多，给盈余管理留下的余地就会越大。

(二)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空间

1、投资性房地产在后续计量中可使用公允价值

新会计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在后续计量中既可以采用历史成本计价也可采用公允价值计价，但采用公允价值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第二个是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可以做出合理的估计。

投资性房地产业务在公允价值计价的模式下不需要计提折旧，与历史成本相比就减少了费用以此提高利润，其次我国近几年房价节节攀升因此公司可以靠公允价值变动得到大量的利润增长，以弥补短期的经营性亏损。

2、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可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是新准则中提出来，所以对于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公司可以选择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按照会计政策变更处理，将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为期初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但公司一旦选择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就不准转为成本模式。

由于差额计入权益类中的留存收益，虽然对利润没有影响，但会使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与资产都提高，相对应一系列与资产相关的经济指标都会发生改变，因次公司可以采取这种措施降低账面上的财务风险，融资能力提高，从而达到融资的目的。

3、投资性房地产用途改变时可使用公允价值

新准则规定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将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以房产转换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由于公允价值普遍高于历史成本，这样的行为相当于增加利润，提高当期收益。将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时，准则规定得较为谨慎。转换日如果房产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就将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而原账面价值大于公允价值时，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也就是企业无法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中获得利润。

三、完善盈余管理的相关建议

适当的盈余管理是可以缓解公司的短期危机，一方面利于公司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实现税收筹划的目标。但是，现实中企业往往不能很好得将盈余管理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而一旦过度盈余就会弊大于利，不但不利于财务信息的使用，还会给企业发展带来风险。就如何将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公允价值应用方面的建议

由于我国公允价值发展的还不成熟，法规监管都还不完善，给盈余管理提供了发展空间。所以进一步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在会计实务中的操作方法，是非常必要的。还要加强对公允价值应用的监督与规范。提高会计实务人员对公允价值理论理解和准确运用。降低公允价值获得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影响，从而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广泛运用提供制度与人力的支持。当公司改变为公允价值计量时，应该要求尽可能详细地披露其改变对利润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公司利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建立各种平台，数据库使资产的市价更容易客观直接的取得，虽然并不是所有时候公允价值都完全等同于市价。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司提高或降低公允价值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财政政策方面的建议

盈余管理是根据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实现对财务信息的调整，所以要控制盈余管理会计政策尤为重要。建议准则制定部门要随着经济业务的发展和新问题的出现，不断及时地修订和完善会计准则，还要与会计国际协调交流，使准则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市场环境的特点。尽量减少准则中不明确或含糊不清的规定，将规定具体化，谨慎赋予企业关于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又要将这种选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减少可供选择的会计方法，更要详细明确各种会计方法的使用情况，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只有不断得修改完善相关会计准则才能适应于不断发展的经济。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上才能将盈余管理控制在适度的范围里，从根本上抑制公司对利润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