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税法的区别十篇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1

各国的土地税制，是一个包括许多税种的复杂体系，既有中央税，也有地方税；既有财产税，也有所得税；既有个人税，也有法人税。此外，还与遗产税、继承税、赠与税相联系。总的来说，各国的土地税制是以土地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制度。土地包括农业用地、住宅用地、经营用地、林地等。各国的土地税制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土地保有课税；（2）土地有偿转移和增值课税；（3）土地取得和无偿转移课税。

一、土地保育课制的国际比较

土地保有税是一定时期或一定时点上对个人或法人所拥有的土地资源课征的税。课征土地保有税的目的在于平抑地价上涨，确保土地保有的负担公平，降低土地作为资产保有的有利性。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对土地保有课税的范围、税种设置、计税依据、税率设计以及征收管理等，差别很大，特别是许多国家的土地税是作为地方税税种，即使在一国之内，各地方之间也不一样。

（一）课税范围

各国对土地税的课税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1）广义的土地税，把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均包括在土地税之内。（2）狭义的土地税，只是单指对土地的课税。

（二）税种设置

各国对土地保有课税的税种设置，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情况：

1．合并在其他财产税中征收

由于土地与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都属于财产的存量，目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这些财产合并在一个税种中征收，合并征收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合并在一般财产税内征收，一般财产税是对有选择的几类财产综合课征的一种税。如美国、新加坡等的一般财产税，把土地等不动产和动产合并征收。

（2）合并在不动产税内征收。由于土地是一种主要的不动产，如加拿大、法国、英国、荷兰等，都把土地归入不动产税内征收。加拿大不动产税的税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土地，另一部分是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法国不动产税的征收对象分为已建筑土地税和未建筑土地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差饷税相当于不动产税，对拥有土地、房屋、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的所有人课征。

（3）合并在财产净值税内征收。财产净值税的课税对象是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的净值。财产净值是从财产总额中扣除纳税人债务后的余额。印度、挪威、秘鲁、墨西哥等国，都把土地合并在财产净值税中征收。

（4）合并在房地产税中征收。房地产税是土地税和房屋税的总称。因为房屋往往附着于土地之上，密不可分，有些国家和地区将土地与房屋合并在房地产税中征收，如泰国对房屋及其占用的土地征收房地产税；巴西对城镇土地连同上面的房屋建筑物征收城市房地产税。

（5）合并在其他税种中征收。日本的土地保有税由地价税、固定资产税、城市规划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等4个税种组成，其中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2个税种是对土地与其他不动产合并征收的税种。固定资产税，是把土地、房屋及折旧资产等固定资产作为课税对象，其中土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城市规划税是为了确保城市、特别是城市规划事业所需资金而课征的税。课税对象是位于被指定为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市街化区域内的土地和房屋。法定纳税人是此类土地和房屋的所有者。城市规划税与其他土地保有税的区别在于，它是专门用于城市规划事业或土地规划整理事业开支的目的税。而固定资产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则属于普通税。

2．单独设置土地保有税税种，分别课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把土地保有单列税种征收的国家和地区大约有30个，所用税种名称也多种多样。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巴西，一直征收土地税，包括对农业土地征收的农村土地税，对城市土地及房屋建筑物征收的城市财产税。印度的州政府对农业耕地征收土地税。我国台湾地区有地价税，还有荒地税、空地税、不在地主税（即土地所有人离开土地所在地达到一定期限），这些税都是带惩罚性质的特殊性土地税，都是以地价税为基础加增若干倍征收的，而非经常性的土地税。泰国对所有土地征收地方发展税。韩国征收综合土地税。新西兰的土地税，是对非农业用地征收，由土地所有者缴纳。日本的土地保有税税种，除合并在其他税种中征收的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规划税外，还有单列税种征收的地价税（国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地方税）。

（三）计税依据

各国土地税的计税依据，基本上可以分为从量计征和从价计征两种。

从量计征的土地税，是按土地的面积、土地生产物的产量课征。这种从量计征的土地税，因为计征简便，税额确实，在古代曾被普遍采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级差地租的扩大，如果再按土地面积或生产物的产量征收，不但有失公平，且不合理。所以，近代各国已少采用，以从价计征取而代之。

从价计征的土地税，是以土地的价值或价格为课税标准所课征的土地税。1873年首先由加拿大始征，后来各国相继仿行。从价计征的关键是土地的计价。各国的土地计价方法不尽相同，大多数国家是根据土地的估价课征，也有少数国家按年度租金价值课征。美国的土地税一般是根据专门机构确定的“估定价”为标准课征。德国的应税财产价值也是根据“估价法”确定。瑞典财产净值税中土地等不动产的净值由官方评估确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估价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包括每年公告一次的“公告现值”和每3年公告一次的“公告地价”，税务机关按“公告现值”征收土地增值税，按“公告地价”征收地价税。日本作为国税征收的“地价税”，对土地的价额是以征税期的“时价”计算的。作为市町村征收的“特别土地保有税”（保有部分）的课税标准为该土地的取得价格。

（四）税率设计

各国土地税税率的形式较多，总的来说，有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两种。有少数国家对农业土地实行从量定额课征。

美国、德国、日本等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对土地课税一般采用比例税率。美国的税率由各地方政府逐年自行规定。德国对个人和公司分别适用0．5％和0.6％的比例税率。日本的地价税税率为0．3％，特别土地保有税税率为1．4％。新西兰的土地税税率为2％。

许多国家和地区，根据以下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税率：

1．根据土地用途不同，采用不同税率。

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不同用途的土地采用不同税率，农业用地低于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低于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低于营业用地，宗教、社会福利、教育、体育用地低于其他用途的土地。如我国台湾地区地价税税率，分为一般税率和优惠税率两种，对限额内的自用地、工业用地、公共设施保留地和公有土地均实行优惠税率。公共设施保留地税率为1％，公有土地税率为1．5％。菲律宾、牙买加、利比里亚等国，也按土地的不同用途采用不同税率。

2．根据土地所处地理位置不同，采用不同税率。

美国包括土地在内的一般财产税的税率，各州都不一样，一般在3％-10％之间。大城市如纽约、芝加哥等地的税率比其他地区要高。丹麦依土地位置的不同，将税率定为l％——5．5％，首都哥本哈根的税率最高。

3．根据土地开发程度不同，采用不同税率。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不动产税税率，原则上是17％，新开辟地区为11％，但对供应不过滤水的地区为16％，无水道的地区为15％，新开辟区为9％。新加坡为了适应经济开发政策的需要，原将全国地区分为发达地区、半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3类，采用不同的税率，分别为36％、18％和12％。从1984年起修改为全国23％的统一税率。

4．对空地或闲置土地，采用较高税率。

如日本对闲置土地的所有人征收特别土地保有税。奥地利征收闲置土地价值税。我国台湾地区对私有空地（所谓空地是指已完成道路、排水及电力设施，而仍未依规定建筑，或虽已建筑但建筑改良物价值不及所占基地申报地价15％的土地）按该宗土地地价税的3——5倍征收。对空地或闲置土地课征较高税率，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税多数采用累进税率，这主要是因为累进税率对限制私人占有土地数量有重要意义，在土地公有情况下，可防止土地盲目占用和浪费土地资源，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如巴西的农村土地税实行22个级次（从0．2％——3．5％不等）的累进税率。泰国的土地发展税税率按土地中间价值大小，课以一定税额，分34个级次。我国台湾地区的地价税税率，按地价总额和土地用途不同，分别适用基本税率、累进税率和特别税率：凡地价总额未超过累进起点地价的，适用10％的基本税率；超过累进起点地价的，按超倍累进税率征收；对某些用途的土地如名胜古迹占地，适用10％的特别税率。韩国综合土地税税率比较复杂，分为一般税率、特别税率和个别税率3类：一般税率适用于法律规定的作为一般课税对象的土地，一般税率和特别税率都设有9个级别，最低级次的税率分别为0．2％和0．3％，最高级次的税率分别为5％和2％；个别税率的应税土地为旱田、水田、果园和森林，税率为0．1％；工厂厂址、牧场、电力公司用地、土地开发公司出售、出租的土地，税率为0．3%；高尔夫球场、别墅、娱乐用高档设施用地的税率为0．5%。

（五）征收管理

土地课税的征收管理权限，多数国家归地方政府，只有少数国家的少数税种作为中央税或中央、地方共享税。土地课税由于作为课税对象的土地其位置固定不变，不会发生税基的地区转移，而且税源分散和纳税面宽等特点，由地方征管便于掌握和控制税源。所以许多实行分税制的国家，都把土地课税归入地方税体系。如美国，土地课税是财产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财产税则是美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把直接涉及土地课税的税种划归地方税体系。日本现行土地税制，除1992年1月1日起开征的地价税属于国税，由国税局负责征收外，其余有关土地保有税种的收入分别归道府县和市町村地方预算，属于道府县的有固定资产税和不动产取得税，属于市町村的有特别土地保有税、都市规划税，土地税在日本地方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巴西涉及土地的征税，实行联邦、州和市3级划分税种分别征收的体制，3级政府都有相应的征收管理权限：土地税（农村土地）归联邦政府征收，收入的80％归当地政府；动产税（城市土地）归市政府征收；不动产转让税归州政府征收。

二、土地有偿转移和增值课税的国际比较

对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增值额课征的税，称作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可分为土地有偿转让增值和土地定期增值两种。前者是土地买卖或交易时的价格超过其原来入账时价格的增值部分；后者是指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因地价上涨而形成的增值部分。在土地的增值中，有一部分是土地的自然增值（指这部分土地增值并非是土地所有者私人劳动或投资得到的，而完全是由于社会发展、土地需求的增长而形成的），这部分增值有人主张应该全部归公，以体现财富的公平分配，并限制土地投机，抑制土地兼并。土地是一种资本资产，对资本资产的增值所课征的税，实质上是属于资本利得税的范畴。

（一）课税范围

土地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包括对土地及建筑物增值的课税，如我国现行的土地增值税和意大利的不动产增值税。另一种是只对土地的增值课税，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增值税和韩国的土地超额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是土地的增值额，一般包括土地转让时发生的增值额和土地非转移定期发生的涨价形成的增值额。德国、英国、日本原先实行过的土地增值税，对以上两种情况下的增值都课税。意大利现行的不动产增值税的课税对象，也包括这两个部分的增值额。我国和日本等国的现行土地增值税只对土地转移时发生的增值课税。韩国的土地超额增值税，只对纳税人拥有的闲置土地或非营业用地的增值征税。在日本，对个人和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分别课征：对个人的土地转让收入课征的税种，由个人所得税、个人事业税和个人居民税3个税种构成；对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税，由法人税、法人事业税和法人居民税3个税种构成。

（二）课征方式

许多国家对土地转让或定期增值的收入，同其他收入一样征收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的课税方式，可分为两种：

1．综合征收。就是把土地增值收入归并到一般财产收益中，统一征收所得税。美国、英国等国的土地转让收入并入个人或法人的综合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加拿大将土地转让收入的四分之三计入所得，进行综合征税。法国对持有期只有2年以内的短期土地转让收入与其他收入一起合并征税；超过5年的长期土地转让收入用五分五乘方式征税。

2．单独征收。就是把土地增值收入从所得税中分离出来，单独课征。日本对个人的土地转让收入的课税，核心是单独计算，分离课税，对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在1991年以前，是并入法人的全部事业年度收入课征普通法人税的，在1991年的土地税制改革中，进一步强化了对法人土地转让收入的课征，对超短期土地转让收入按67．5％的税率实行分离课税，不再与其他法人税综合计算，从而使法人企业在其他收入出现赤字时，无法用土地转让收入予以弥补。德国、意大利两国，除非投机买卖，原则上不征税。

（三）计税基础

土地增值税的计税基础是土地的增值额。土地有偿转移的增值额是土地的售价减去其原价（原来购入价或取得使用权的支付价）和各项成本费用以后的余额。我国台湾地区以每年政府公布一次的“土地公告现值”为计税基础，纳税人按公告现值的80％——120％申报纳税。对不发生转移的土地，定期估价一次，按增加价值课税，允许扣除为增值而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

（四）税率设计

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基本上分为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两种。

1．比例税率。

韩国的土地超额增值税，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日本、法国等对土地转让收入的税率，因土地持有期长短而设计高低不同的差另比例税率，土地持有期长的实行轻税率，短的实行高税率。如日本，对个人的土地转让，分为长期转让、短期转让和超短期转让3种，“长期转让”是指自获得土地所有权至出让土地的时间超过5年的；“短期转让”是指持有的时间2一5年的；“超短期转让”是指土地拥有期在2年以下的。对这3种长短不同转让收入分别实行10％——20%、40％和50％的不同税率，以抑制土地投机，合理分配土地的增值。日本对法人土地转让收入除征收普通法人税外，另征附加税，如从1973年起，对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在普通法人税以外，对拥有期在5年以下的短期转让收入，加征20％的法人税。1987年规定，对土地拥有期2年以下的超短期土地转让收入，加征10％——30％的附加税。1991年，对5年以上的长期转让收入，也实行了加征10％的附加税制度。

2．累进税率。

有些国家和地区按照土地价格增长幅度采用累进税率征收。当土地转移时，不论土地面积大小，涨价数额多少，一律以超过原价倍数累进课征。如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土地增值税税率，按土地涨价倍数实行3级超额累，进税率，具体计算为：土地涨价总额超过原规。定地价或前次转移时申报现值但未达100％者，就其涨价总额按税率40％征收；超过100％而未达200%者，就其超过部分按50％的税率征收；超过200％以上者，就其超过部分按60％的税率征收。在计征土地增值税时，对以前转移时申报的土地现值，都按物价指数进行调整，以体现税负公平。意大利的不动产增值税是将房地产从买入到转让时的价格上涨部分作为征税对象，按照价格增长幅度采用累进税制，按3％——30％的税率征收。价格上涨部分是指地价超过基准价格的部分（具体征税标准和税率见表1）。

三、土地取得和无偿转移课税的国际比较

土地取得税是对个人或法人在通过购买、接受赠与或继承财产等方式取得土地时课征的税，分为因购买、交换等有偿转移取得土地时课征的税和因接受赠与或继承遗产等元偿转移取得土地时课征的税两种情况。

（一）有偿转移取得土地时的课税

韩国对购置不动产所取得的土地设立不动产购置税，按所购项目价值2％的标准税率课征，或按购置不动产的年度分期付款额的比例征收。

日本的土地取得税制除了赠与税和继承税外，还有不动产取得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取得部分）。不动产取得税是由都道府县对取得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的个人和法人课征的税，不论有偿、无偿包括买卖、交换、赠与、捐赠、实物出资、填地等原始取得或继承取得的土地与房屋，都是不动产取得税的征税对象。土地取得税的免征点是10万日元，征税标准是购买时的价格，标准税率为4％。学校、特定医疗法人、道路等一定用途购置的土地不征税。特别土地保有税（取得部分）由市町村征收，目的是抑制土地投机性取得和促进已取得土地的有效利用，内容包括保有课税和取得课税两个部分。

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都设有“登记许可税”，在土地所有权转移书立登记凭证时，按土地的转让价格计算纳税。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土地等不动产在产权发生转移变动时，就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对不动产取得人征收契税或印花税。契税和印花税表面上是对契约征税，实际上是对不动产取得者课征的税收。

（二）无偿转移取得土地时的课税

对土地等财产无偿转移时课征的税，称为财产转移税，包括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与税。广义的遗产税包括对财产继承者继承的财产课征的税和对死者遗留的财产课征的税。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课征的税，是遗产税的补充税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配合方式，各国的做法不同，包括两个税种课征制度的配合和两个税种税率的配合

1．两个税种课征制度的配合。国际上通常有3种方式：（1）单一税制，即在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与税3种税中，只设立其中一个税种，如新加坡、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在财产转让税制中只有一个遗产税，而没有继承税和赠与税；英国是将一部分生前赠与财产归入遗产额中课征遗产税，不单设赠与税；伊朗、冰岛、马来西亚只设继承税，未征收赠与税；加纳，秘鲁只征收赠与税，不征收遗产税。（2）分设两税，并行征收，这种方式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如美国既征遗产税同时又征赠与税；日本、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均实行继承税和赠与税相结合的制度。（3）分设两税，交叉合并课征，即对生前赠与财产除按年或按次课征赠与税外，在财产所有人死亡后，均将生前赠与总额（或受赠总额）并入遗产总额（或继承总额）中一并课税，原先已纳的赠与税额准予扣除，如意大利、新西兰等采用这种方式。

2．税率的配合方式，有两税分设税率和两税合一税率两种做法，如美国联邦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英国的遗产继承税，从1988——1989年度起，税率由超额累进税率改为统一的比例税率；德国按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赠与人与被赠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设计税率，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日本对继承税和赠与税分别设计税率表，都采用超额累进税率。

主要参考资料：

（1）尾崎护（日）《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税制》（中国税务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

（2）孙执中主编《战后日本税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2

【关键词】月薪；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取得的月薪按照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按月计算个人所得税；而年终取得的一次性奖金则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对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采取“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然后奖金的全部数额按照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税。个人从单位取得的所得，既可以月薪的形式取得，又可以一次性奖金的形式取得，收入在月薪和一次性奖金之间分配的不同，税负也是有差别的。

一、月薪所得和年终奖金的节税设计原理

由于每月薪金和年终一次性奖金均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分项计税，对于个人来说，在工薪和年终奖金总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为工资薪金发放的节税设计提供了空间。如果月工资偏高，会使月工资适用较高的税率，而可能放弃将工薪转化为年终奖金适用低税率的机会，加重个人的税收负担；相反，如果一次性奖金过高，会使奖金适用高税率，而可能放弃将一次性奖金转化为月薪适用低税率的机会，也会增加个人所得税负担。尤其是全年一次性奖金在确定税率时类似全额累进税率，在税率临界点附近时，只要税率高于某一档次，其全部数额都要适用更高一个级次的税率。既使不考虑月工资，仅仅从一次性奖金本身来看，也需要在发放时很好地筹划奖金的数额，避免出现奖金数额增加不多，而税率适用更高级次，税负增加较多甚至税负增加超过奖金增加的税负偏重现象。与月工资综合起来考虑，问题会更复杂，需要综合规划月薪与一次性奖金的分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个人总收入在月薪与一次性奖金之间进行合理地划分，是有效降低工资薪金和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降低个人所得税负担的重要筹划方法。

为简化起见，节税设计的假设前提是：个人的年收入是可预测的，至少可以预测收入在某一区间；个人收入可以通过月薪和一次性奖金两种方式获得，并且两种报酬的比例可以根据节税的需要作出安排；月薪的发放是均匀的，即每月月薪相同；个人的收入中不包括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等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项目；充分考虑职工的利益，比如当工薪发放与一次性奖金发放税负相同时，选择按月薪发放。

二、月薪的区间分界点

（一）税率变化的拐点

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的税率表中，税法给出了应纳税所得额的范围，超过这些范围的上限，税率提高一档，低于下限，税率降低一档；在确定年终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时，商数超过适用某档次税率级距的上限数额，税率也要提高一个档次。根据引起税率变化的这些点，将个人的月薪划分为不同的区间，在每个区间都可以找到收益与纳税的最佳配比。从税率表上看，能够引起税率升降的调整数为500元、1500元、3000元、15000元、20000元（调整五档）等，姑且把这几个数称为寻找各区间分界点的的调整数。月工资与一次性奖金适用同一税率表，其税率的调整数相同，每一个调整数既可以使工资税率提高，也可以使一次性奖金税率提高，所以根据每一个调整数都可以找到2个拐点。引起税率变化的第一个拐点是2000元，以2000元为始点，顺序加上调整数500元得到2500元构成一个拐点，再加上调整数500元得出3000元又构成一个拐点，下一级距以3000元为基础加上调整数1500元得出4500元，再加一次调整数1500元得出6000元，又得到2个拐点。依次计算，可以得出2000元2500元、3000元、4500元、6000元、9000元、12000元、23000元等19个拐点，这些拐点也是月薪的区间分界点。

（二）纳税无差别点

上述19个拐点中的8个拐点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总收入基础上若增加部分收入，增加的收入作为一次性奖金发放，一次性奖金在突破应纳税所得额的上限时，全额适用高税率，使原本适用下一级税率的奖金也适用高税率而使税负增加；如果将增加的这部分奖金作为月工资发放，即使增加的工薪适用更高一档税率，总体税负也会相对较低。这时，会出现放弃一次性奖金低税率而选择月薪高税率的情况，理由是适用低税率的代价较高。但是，收入额增加到一定规模，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增加的收入按月薪纳税的税负高于按一次性奖金纳税的税负，这时应改按一次性奖金纳税。这里就存在一个纳税无差别点，即由按工资纳税改按年终奖纳税的转折点收入额，这个收入额中的增加部分按工资纳税和按年奖金纳税税负是相同的，所以将这个收入额称为纳税无差别点。在纳税无差别点以内，增加的收入额以工资形式发放可以节税，超过纳税无差别点，增加的收入以一次性奖金发放对职工有利。九级税率中从5%开始，每两个税率之间均有一个纳税无差点，共8个纳税无差别点，这些纳税无差别点也是划分总收入的分界点。

以分界点4500元为例，总收入分解为月薪4000元和一次性奖金6000元可以节税。若收入增加，增加部分随工薪发放适用税率15%，增加的部分若作为一次性奖金发放，适用税率为10%，表面上看后者税率低，可节税5%，但是后者是以放弃原奖金6000元的低税率5%为代价，全额适用10%，相当于全额累进税率，使原来的6000元多纳了5%的税款，全年多纳税300元，相当于适用低税率的固定成本，只有在节约的税款大于固定成本时，后者才是可行的。这里就存在一个纳税无差别点，其能够使增加的收入按工薪纳税与按一次性奖金纳税的税负相同。设年总收入的增加额为X，根据两种方式的年纳税相等，可列出方程：

15%X=（X＋6000）×10%－25－6000×5%

解得：X=5500月奖金=5500÷12=458

在原来的分界点4500元基础上，得到新的分界点4958，在平均月收入4958元以内，原来一次性奖金6000元的不变，新增的458元并入月薪发放可节税；超过4958元时，每月发放的工薪4000元不变，增加的收入全部以一次性奖金的形式发放可以节税。利用同一原理，可以找到4958、10833、31583等8个纳税无差别点，这些纳税无差别点都是总收入的区间分界点。

根据19个引起税率变化的拐点和8个纳税无差别点构成的27个总收入的分界点，可将每月的总收入划分为28个区间，根据每一个区间的税率特点进行合理的节税设计。

三、各区间的节税设计

根据税率变化的拐点和纳税无差别点，将个人的年收入划分为若干个区间，每个纳税区间，月薪与一次性奖金的分配以税负最低为原则，从第一个区间开始，采用因素分析法，依次找出下一区间的分配方案。

第一区间：0—24000元/年收入

全部作为月薪发放，每月2000元，减除费用后无应纳税所得额，不纳税。

第二区间：24000—30000元/年收入

寻找第二区间的分配方案，要对第一个区间的最佳方案进行因素分析，每月2000元月薪不变，年增加0—6000元收入有两种选择。

选择一：月薪增加0—500元，年终奖为0，每月减除法定扣除费用2000元，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0—500元，适用5%的税率，月税额0—25元，奖金税额为0，年税额0—300。

选择二：增加的0—6000元，一部分作为工薪发放，其余作为一次性奖金发放。由于月薪超过2000元，年终奖除以12的商数适用税率5%，工薪超过2000的部分也适用5%的税率，所以税负同第一个选择相同，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择其一。本文从员工利益考虑，选择第一个方案。

第三区间：30000—36000元/年收入

根据第二个区间的结论，30000元按工薪发放，每月2500元，增加的0—6000元再以工薪发放，则税率提高到10%；而增加的部分作为一次性奖金发放，一次性奖金除以12的商数不过500，适用5%的税率，显然后者节税。也就是说，在这一区间，要将税率控制在5%以内，所以选择的方案是每月2500元，一次性奖金0—6000元。

第四区间：36000—54000元/年收入

在第三个区间每月2500元，一次性奖金6000元的基础上，年收入又增加了0—18000元，增加部分作为工薪发放适用10%的税率，增加部分无论拿出多少作为一次性奖金发放，加上原来的奖金6000，商数已过500，奖金要全数按10%缴个人所得税，原来的6000元奖金适用税率会从原来的5%，上升到10%，显然税负增加，所以在这一区间，增加的年收入0—18000元作为月薪发放可节税，所以这一区间方案是每月2500—4000元，一次性奖金6000元。

第五区间：54000—59496元/年收入

在第四区间每月4000元，一次性奖金6000元的基础上，根据纳税无差别点的原理，每年新增的5496元以月薪的形式发放，适用15%的税率，以一次性奖金的形式发放适用10%的税率，但却是以放弃原奖金6000元的5%税率为代价，从节税角度，得到新的拐点59496元，年收入在54000—59496元，月薪4000—4458元，一次性奖金6000元可以节税。

第六区间：59496—72000元/年收入

年收入超过纳税无差别点59496元，可以重新考虑分配方案，在年收入54000元以上的部分，以月薪发放的15%税率，将成为加重税负的主要原因，如果以一次奖金发放，全部适用10%的税率，虽然是以放弃原奖金6000元的低税率5%为代价，但是会带来总体税负的降低。所以这一区间的设计是每月月薪4000元，其余为一次性奖金。

根据同样的推理，可以得出其他各区间的节税设计。将前12个区间的节税设计及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汇入上页表1。

四、工薪与一次性奖金设计的节税效果

在表1中，一区间与二区间、四区间与五区间、七区间与八区间、十区间与十一区间的设计方案相同，因此，表1中的12个区间就形成了8种节税设计。在实践中，存在工薪偏高奖金偏低或者奖金偏高工薪偏低现象，从节税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以个人收入全部按月薪形式取得为例，其所负担的个人所得税与节税方案的税负相比，其节税效果如上页表2。

从表2的比较可以看出，在收入的不同区间有不同程度的节税，总收入越高，节税额越大，越应该进行节税设计。根据月薪与一次性奖金的的纳税规律所做的节税设计可以在实践中广泛运用。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单位可以根据职工年收入所属的区间，选择相应的设计方案。职工收入差别较小的单位，可在一个或几个较少的区间内作出选择；对于职工收入差别较大的单位，则要区分不同的职工收入，分别对应多个不同的收入区间，寻找相应的方案；对于职工收入不确定的企业，采用这一设计之前要合理估计职工收入，再按估计的收入所对应的区间寻找设计方案，而纳税风险的大小与估计的准确性成反比。

【主要参考文献】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3

[关键词]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中国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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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4

[关键词]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中国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助性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5

第一部分：绪论。本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文献综述。

第二部分：政府间税收竞争相关理论解析。对政府税收竞争的内涵，分类及效应进行了分析。

第三部分：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现状分析。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形成条件和基本框架进行了说明，并就现阶段政府税收竞争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

第四部分：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对策。文章从政府职能、政府间财政关系、税收计划管理、税收竞争规制四方面提出了些意见。

关键词：政府 税收竞争 分税制 税收计划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建国以来到80年代，我国主要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上缴中央，财政支出由中央下放，地方政府既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没有可以运用的财权以吸引其他地区税源流入本地区。因此，在统一的财政中央集权制度下基本上不存在税收竞争问题。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在地区性事物中的自主能力得到强化。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关系，同时硬化了政府间资金上解、下拨的预算约束关系，各级政府当家理财、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动力明显增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利益进一步得到承认和章显，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决定权越来越大。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就必然要取得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的税收，自然成为政府间经济利益竞争的中心，而以经济增长为考量的政绩评价体制更让地方政府间竞争不断加剧。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地方政府间对经济资源的竞争有很长的历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为投资项目而展开的竞争一直比较激烈。在转轨时期，地方政府间对资源的争夺更加白热化。同时，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分权改革逐渐展开，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资源方面的竞争也日益凸现出来。而在政府间的竞争过程中，国内税收竞争日渐凸现出来，并对经济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化和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尤其是财政分权体制的建立，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为实现各自利益边界的最大化而展开的对税收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府针对相对落后地区制定了诸多税收优惠政策，加上税收体制不规范，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名目繁多的减免税费的优惠措施，而以经济增长为考量的政绩评价体制更加剧了地方地方政府间的争夺，引起了理论界对税收竞争效应的关注和对有害税收竞争的讨论。

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通过对政府间税收竞争一般理论分析，揭示政府间税收竞争产生的根源，并具体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规范展开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规范和限制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提出一定的建议，找到促进地区间良胜税收竞争和避免恶性税收竞争的方法和对策。

1.3 文献综述

关于税收竞争的研究，国外的文献已经非常丰富。自蒂伯特以来，国外经济学家己经从各种角度拓展了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

蒂伯特（tiebout 1956）是最早研究税收竞争问题的。他认为，个人的“用脚投票”给地方政府很大的约束力，迫使各地政府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收支效率，在课征尽可能少的税收条件下提供最优的公共服务。蒂伯特实际上强调了地区间的竞争对促进政府效率提高的重要作用 。奥茨（0ates 1972）则直接指出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公共选择的税收竞争理论在拓展了税收功能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可以通过建立约束机制，发挥税收竞争在效率提高上的作用。并着重研究了如何消除政府间竞争障碍 。后续的一些研究则开始关注非同质地区的税收竞争中的博弈问题（mintz and tulkens1986；wildasin1988），资本在地区间的配置不仅取决于本地税率，还会受到周边其它地区税收政策的影响，即地区间会在税收市场上进行博弈，而地方政府利用税率手段的博弈行为，不仅对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要素的区域配置产生影响，而且会使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产生差异，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 。

最近几年，国内学者也有一些关于税收竞争方面的研究文章。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国内各地方辖区之间的税收竞争的研究文献也越来越多。

国内学者对我国国内税收竞争成因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陈志阳（2002）认为，中央在财力上的集权和事权上的下放，使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配套，为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税收竞争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而真正引发税收竞争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 。王文波认为，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根源在于经济性分权与地方资源的饱和利用。他指出，地区税收竞争的存在有其内在规律，地方政府的内在利益驱动导致地方税收竞争不可能消失 。

国内学者对国内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西方学者税收竞争理论，结合我国的情况所作的分析，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也对如何协调我国国内政府间税收竞争做了一定的分析。薛刚等认为推进和规范我国的税收竞争，中央政府要注意四个方面:即按照市场竞争体制的要求进行财政分权；弱化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干预，使各级政府决策的经济结果内部化；强化法制与民主的监督机制；建立起政府间合理规模的公平补偿机制 。王文波则认为，中央政府的作用在于:限制各地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信息充分、政策透明化；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实现财权和事权的相对统一；给予地方一定的立法权；完善法制，使我国税收制度更加透明、公平、规范；保护各地培养财源的积极性 。

第二章 政府间税收竞争相关理论解析

2.1 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内涵

政府间税收竞争是当今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的话题，但学术界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国外研究政府间税收竞争的重要代表人物wilson（2001）对政府间税收竞争进行了广义、中义、狭义三个不同层次的界定 。

第一，广义的税收竞争。指独立性的政府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

第二，中义的税收竞争。指在广义税收竞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限定条件，即要求每一个政府的税收政策能够影响税收收入在政府间的分配。如果政府非合作的税制设定行为不在于影响税收收入在政府间的分配，或它根本不能影响其分配，将不被视为政府间税收竞争活动 。

第三，狭义的税收竞争。指各个独立性政府非合作税制的设定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政府的政策选择将会影响流动性税基在这些政府所代表的地区之间的分配。特别是政府之间可能会在争取劳动力、企业、资本或消费者等方面展开竞争。

综合而言所谓政府间税收竞争是指在实行财政分权的多级政府体系中，相对独立且具有一定竞争性的政府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增进辖区福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采取多样化的税收竞争手段，争夺经济资源及税收资源的政府自利行为。政府间税收竞争需要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

第一，存在一个多层政府结构，有两个以上竞争性政府主体。

第二，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从而激励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多样化。

第三，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本辖区；而非依赖转移支付。

第四，地方政府有一定的税收自主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税基或税率。

第五，课税对象（居民、厂商或资本）可以跨区域流动，并且对税收比较敏感。

它也包含以下两个合理的扩张解释:

第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手段是降低有效税率而非名义税率，对纳税人而言，是广义的税收而非狭义的税收。

第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内容，除了通过优惠性的税收政策争夺经济资源外，还包括通过税负输出直接争夺财政资源 。

2.2 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基本分类

第一，从空间上可分为横向税收竞争（horizontal competition）和纵向税收竞争（vertical competition）。横向税收竞争是指同一级别、不同地域的政府之间为争夺流动性资源而展开的税收竞争，这是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形态。纵向税收竞争是指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主要表现为某一级别政府的税收政策对另一级别政府的税收收入产生影响。

第二，从效果上可分为有益税收竞争（beneficial competition）和有害税收竞争（harmful competition）。这种划分是从对税收竞争效果的不同评价中得来的，将税收竞争作为整体接受评价，对税收竞争产生的效应进行区分。

第三，从性质上可分为制度内的合法竞争（formal tax competition）和制度外的非法竞争（informal tax competition）。合法的税收竞争又称正式的税收竞争，是在现行税收制度框架内，地方政府运用依法享有的税收自主权展开的竞争；非法的税收竞争又称非正式的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突破现行税收制度安排，采取违法的或者变通的方法进行的税收竞争。

2.3 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

2.3.1 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

第一，减轻了税收对经济活动的扭曲，有利于贯彻税收中性的原则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个政府纷纷开展减税竞争、降低税率，以低税率的优惠吸引辖区外投资。从这一角度看，它能够均衡各地区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并使各地区税收负担的水平趋于公平、合理，从而减轻税收对经济活动的扭曲，有利于贯彻税收中性的原则。

第二，有利于增加“纳税人剩余”，减少“政府剩余”所谓“纳税者剩余”，是指居民愿意并且能够支付的公共物品的税收价格与其实际支付的公共物品的税收价格之间的差额。政府间税收竞争能够降低公共产品及服务的税收价格，保护纳税人和居民免受辖区政治家和官僚的掠夺。居民的“以足投票”或“以手投票”不仅会限制辖区政府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促使政府更好地了解辖区居民的偏好，而且使得居民可以多元化选择地公共产品的收益水平及其税收价格，并且可以实现自身对政府转移支付额的最小化从而享受到“纳税者剩余”。

所谓“政府剩余”，是指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其愿意并且实际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缺口所产生的政府保留，也可以称为“政府的租金”。在存在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情况下，政府取得收入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这将促使政府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导致“政府剩余”趋近于零。这是辖区内政府、居民和企业三者博弈的必然结果。

第三，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使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政府通过税收竞争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本辖区，从而促进辖区经济的发展。另外，政府通过采取一定的税收竞争措施，可以弥补其在某些方面如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地理位置、人才、技术等等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其他辖区的比较优势，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有利于促进要素的流动，促使政府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政府间税收竞争客观上加速了要素在地区间的横向流动，各地区增收和保收的的压力增大。要素的流动（流入和流出某个辖区）不仅取决于该地区的税率变化，还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情况，这必然促使政府更加注重公共产品的供给，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

2.3.2 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消极效应

第一，侵蚀税基，降低公共服务水平。政府间税收竞争往往是以降低有效税率为主要表现形式，但这是以侵蚀税基，减少政府可支配收入的为代价的。随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开展，在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税收优惠的程度会不断升级，最终会导致税收竞争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竞争双方陷入“囚徒的困境”，从而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政府最终将无法为公共产品筹资，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辖区的福利下降 。

第二，扭曲税收分配的负担水平，违背税收的公平原则。一方面，政府间税收竞争减少了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要素流动性增强，政府又不能对流动性强的要素过度征税。为了保证其财源的相对稳定，政府必然采取其它的弥补措施，这就导致了税收负担的不合理转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税收负担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上转移到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上；二是税收负担从国外投资者身上转嫁到国内投资者身上。这种税收负担的不合理转移既不符合横向公平，也不符合纵向公平，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

第三，扭曲了资源的配置，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间的税收竞争都是从维护本辖区的利益出发，以税收优惠为主要手段吸引要素的流入，而漠视了地区间税收优惠政策的协调，使得资源流动违背了正常的经济规律，扭曲了资源的配置。由于这种经常性的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诱导资源的行为，使资源从能够得到有效使用的地区流向使用效率不高但有税收优惠的地区，资源配置的效率受到损害 。[论/文/网]

第四，导致税制复杂化，缺乏透明度。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存在和发展促使各地区纷纷制定层次多、范围广的税收优惠政策，使税制过于复杂化，税收优惠政策的透明度降低，并容易导致恶性税收竞争。

第三章 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现状分析

3.1 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概况

3.1.1 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是在单一制国家内实行财政分权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总的趋势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政自主权。前三次改革有一定共性，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后一次则是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财政包干体制确认了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所谓“地方产权”，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则使我国走向了真正意义上财政分权的道路。

随着财政分权的推进，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一个纵向依赖的行政组织，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目标和资源配置权限的经济组织，税收竞争本身就是地方政府运用中央赋予的资源配置权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目标的过程。可以说，1994年税制改革稳固地确立了促成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利益格局 。如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由国税和地税管理，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的运费支出，可按取得的货运发票所载金额7%的扣除率进行进项抵扣，在地税货运发票管理不规范的情况下，就可能对中央税收产生影响，导致纵向税收竞争，这也是最近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一系列文件规范货运发票管理的原因。分税制作为政府间税收分配的整体安排，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具体内容的激烈争论，也是税收竞争的具体体现，对税种划分、分享税类、分成比例的争论即是纵向的税收竞争，而对纳税环节、纳税地点的争论即是横向的税收竞争。但我国在推行财政分权的同时，在行政上仍然实行高度集权，财政上各级政府相对独立，行政上下级要服从上级，纵向税收竞争缺乏平等的竞争主体，横向税收竞争可以由中央政府进行强有力的协调，这是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最为重要的制度特征 。

3.1.2 要素流动性的局限是我国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的制约条件

流动性要素是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对象，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是政府间税收竞争的重要前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素的流动服从指令性计划的安排，不能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不同的辖区之间进行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家放松政策束缚，鼓励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政府间争夺人才、技术、资本等稀缺资源的税收竞争创造了条件。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最近几年逐步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纷纷把总部从最早开始创业的中小城市迁移到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如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江苏的春兰，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等将总部迁往上海，山东的浪潮集团、湖南长沙的创智、远大将总部迁往北京等。[论/文/网 lunwennet/com]

但要素尤其是居民的流动在我国还受到比较明显的限制。首先，严格的户籍制度虽然逐渐松绑，但主要是针对高学历者或极少数私人资本拥有者，一般居民仍然未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其次，居民收入没有实现完全的货币化，某些非货币化收入，如住房，以及一些非货币化的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盈余分配权等，仍然和原住辖区捆绑在一起。再次，分散的社保体系妨碍居民的流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远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资金统筹程度低，居民的社会保障依赖于原住辖区，且地区差别很大。再次，企业的迁移也不是自由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还比较多，即便地方政府不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其迁移也受到地方政府的种种牵制和阻挠。最后，由于民主机制不健全、政府信息不透明、迁移成本高等原因，我国地方政府辖区内居民和厂商还缺乏有效的偏好表露和以足投票机制，从而制约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规范开展。

3.1.3 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是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体制渠道

我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税收管理体制，中央税和在全国范围统一开征的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即便对享有完全的征管权和收入权的税种，也没有决定税基和税率的权力（除屠宰税、筵席税、土地使用税外）。因此，从法理上讲，我国地方政府没有通过降低税率、提供税收优惠进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权力。这固然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税收秩序，但显然不符合我国面积广袤、地区差别极大、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情，不利于各个地区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或实现特定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因此，中央政府根据不同地区地理位置、资源察赋、经济发展程度、特殊需要等情况，实施了有差别的税收政策，如促进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政策、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老少边穷地区扶贫开发的政策、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等，这些政策都包含了实行税收优惠的内容。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可以看作是对政府间税收竞争政策的替代，这些政策除在形式上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以外，和标准意义上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政策毫无二致，同样是为了吸引流动性要素特别是资本进入特定辖区，地方政府必然会为这些政策“花落谁家”进行激烈竞争 。最近中央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出台了相应的财税政策，重庆等老工业基地也跃跃欲试，希望能分享政策收益，这说明地方政府在自身的税收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通过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竞争的积极姿态。

3.1.4 对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

高度中央集权的税收管理体制限制了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的能力，但“急用先行”、“宜粗不宜细”一直是我国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我国法律文件的特色，具体到财政分权方案来说，就是分税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并没有十分镇密地限定各级政府的税收行为，而是给了地方政府足够大的弹性空间。从立法意图上说，地方政府不具有税收自主权，无权设定或变更税率，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在税收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比理论上所允许的要宽泛得多，而地方政府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对税收法律法规进行有利于本辖区的解释或操作的机会，于是经常出现“中央决定名义税率、地方决定实际税率”的现象。如对国内上市公司1996年至2006年各年度分地区实际所得税税率的统计和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地区上市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集中在一个狭小的、明显低于33%的法定名义税率的范围内，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我国地区之间存在着在资本市场上争夺流动性资本的税收竞争。最近，大连、北京、广州等城市相继通过扩大扣除范围或扣除额的方法，变相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降低了实际的适用税率，也是一种税收竞争行为。

不仅如此，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体制和收入形式很不规范，在正式的财政制度之外存在预算外收入、体制外收入等非正式的财政关系，在税收之外存在政府基金、规费、一般性收费、乱收费等对纳税人而言具有同等效果的收入形式，它们通常构成广义的税收负担。通过清费、减费进行竞争，可以收到与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竞争完全等同的效果。因此，从广义税收的角度考虑，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应该包括政府收费的因素。

3.2 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表现形式

第一，优惠税率或定期减免税。它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辖区外经济资源的流入，承诺对满足条件的特定纳税人实行低于法定名义税率的优惠税率，或者免除或减少纳税人一定期限内应当缴纳的税款。一般是针对存续性税源的竞争，目的在于通过让渡短期的税收利益而谋取长期的经济税收利益。按照现行税法规定，减免税政策的决定权在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给予政策性减免的权力，因此，这种承诺从法律上讲是无效的。但我国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观念不强，擅自设立开发区对企业实行优惠税率的现象，经常见诸报端，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税收执法实质上的干预能力及税收政策的弹性，擅自减免税的承诺往往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兑现。如:地方政府可以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出具虚假手续骗取税收优惠资格（假福利企业、假高科技企业）；税务机关因在诸多方面受制于当地政府，可能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想方设法按其指定的税率征税。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中曾这样通报批评:“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所得税若干政策的通知》（沪财税收（1996）2号）的有关规定，批准上海市松江电子仪器厂等4户企业享受免征18%企业所得税的优惠，2000年度免征上述4户企业1999年的企业所得税2124亿元。 ”

第二，税收先征后返或财政返还。指地方政府在取得税收收入后，直接或者以财政支出的形式，把一定比例或者全部的收入再返还给纳税人。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先征后返或者财政返还，减少可支配的税收收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类似于向纳税人提供了减免税的优惠。尤其是税收先征后返，被中央政府视为变相的减免税，2001年1月1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检查纠正各种自行出台的税收先征后返政策，并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对财政返还，由于以财政支出为中介，在地方政府财政自治的范围之内，不仅没有被禁止，而且实际上被允许或默许。因此，地方政府对地方骨干企业和新投资于本地的企业通过财政返还进行税收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如上海市各区为吸引投资，对进入本地的企业当年地方税纳税额超过一定数量的，给予40%一70%的财政返还 。

第三，人情引税。人情引税主要指无直接利益交换关系的引税，因为税收折扣、财政返回都可以成为引税的手段，而“人情引税”则是指一个辖区的政府并不向纳税人提供任何优惠，而是凭借人情关系，游说、拉拢辖区外的税源流入。“不向纳税人提供任何优惠”是指税收方面的直接优惠，并不意味着纳税人得不到任何好处，纳税人通过转移税源可以赢得流入地政府的感情，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关照，可以在此后的纳税或其他经济行为中得到补偿，它所提供的优惠类似于“期权”。在基层一些地方，税务人员乃至其他公职人员工资奖金的发放，往往和分解到人头的税收任务的完成紧密相关，为保“吃饭钱”而利用关系拉税的现象屡见不鲜。

第四，买卖税款。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引税演化为买税卖税，即对把税源拉入本辖区的中介人给予税款总额的一定比例作为报酬，辖区政府取得剩余部分。“买卖税款”的行为大多发生在经济落后或财政入不敷出的地区，一般是在地方政府默许的情况下，由基层财税机构操作买卖地方性税种。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域外买卖。由乡镇财政机构以列支方式提供经费，地方税务所将本应向其他地区财税机构缴纳的税款买到本地，完成税收计划；二是域内买卖。有的地方税务所利用其自身机构按经济区划设置的优势，对所辖范围若干个乡镇的税收收入进行调控，视本辖区乡镇或辖区外乡镇为其提供经费的多少，来确定分配给该乡镇税收的数额 。

第五，税收“打折”。税收折扣是税务机关对依法应当取得的税收收入不足额征收，而是把一定的折扣额让渡给纳税人，从而达到减轻纳税人税负、吸引辖区外税收资源流入的目的 。如河南省统一规定对建筑安装营业税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代开建筑安装营业税专用发票时，以票面所载营业额为计税依据按照3%的法定税率征收营业税，并随征2%的所得税，连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应征税费为营业额的5.3%。但有的地方政府为引入异地税源，不随征所得税，而按3.3%的比率征收，等于使纳税人享受了应征消费税37.7%的折扣额。在实行随征的其他税种，如交通运输业营业税，也存在为吸引税源流入而擅自不随征的现象。此外，在税收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开大头小尾票、用白条打折收税等现象，都是税收折扣的具体体现。这种税收竞争方法一般是针对临时性税源或者是一次性税源的争夺，直接以取得税收收入为目的。

第六，税收自由裁量权滥用。我国税法中存在大量授权税务机关实行核定征收的规定，这在大多数纳税人会计核算不规范的情况下，不失为防止税收流失的权宜之计，但在缺乏客观且科学的税负核定公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很有弹性地决定企业的实际税负。譬如，分税制否定了税收承包的做法，但现实中仍然存在协商办税的情况，即“包税”、“定税”或“变相包税”，具体缴纳多少税，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谈判能力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需要。又如，对大量存在的个体双定户，地方政府更是可以运用定税权，对进入本辖区经营的商户确定较低的纳税定额，降低商户营业成本，形成“漏斗集聚效应”，吸引辖区外商业资源的流入，通过跨界购买，进行税负输出。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国税务稽查的计算机化程度很低，税务审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稽查人员的素质、稽查力量的配备、稽查的态度和决心等主观因素，在俄罗斯存在的地方政府通过放松税务审计进行非正式的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情况，在我国同样存在。

第七，增加特定支出。按照税收价格论的观点，辖区政府向辖区内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与它所做出的税收贡献成比例，尽管这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辖区外资本的流入，通常会将一般税收收入用于特定投资项目和特定对象，进行基础设施改善，或对企业提供补贴，使企业承担的税收价格和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对称。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项目，在没有足够财力对企业提供优惠的情况下，展开地价竞争，即以较你的甚至是低于土地开发成本的价格，提供给土地给特定的投资项目或特定的厂商。

第八，减少规费收取。地方政府还运用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进行竞争，尤其是各辖区政府普遍收取的规费，如排污费，降低企业为获得公共服务而做出的实际支付，达到和降低税率同样的效果。如通过降低车辆规费的收取标准，大城市周围的小城市往往能够吸引在大城市辖区内运营的车辆在本地落籍，从而取得相当可观的税费收入。非税收入在我国各级政府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通过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进行竞争，是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

第四章 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对策

当前我国各个地区通过税收竞争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有很大差异，通过税收竞争已经获得利益的地区总是想方设法保住胜势，扩大优势，在首先保住本地区经济资源的同时，想法设法提升税收竞争力去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区无论如何会采取更进一步的竞争措施，争取扭转局势。这样税收竞争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初期适度有序的税收竞争终将被过度失控的税收竞争所取代，这样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正面效应会被负面效应代替。鉴于税收竞争的双重效应，为实现趋利避害，需要建立和维持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税收竞争规则体系和框架。

4.1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下的法治政府

4.1.1 政府职能公共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介入的范围应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特征主要是有明显的外部性、巨额的固定成本限制了私营经济的竞争、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的考虑、国家利益需要政府提供这些服务。要按照以上原则，对现有的财政供给范围进行清理。财政要坚决退出一般性生产建设领域，除对基础设施等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农业、工业幼稚产业等战略性项目的投资外，禁止面向特定企业的财政补贴或投资，截断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应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创设制度环境进行。

在转变和界定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应根据政府职能设立精干、高效的政府机构。倘若地方政府不被赋予过多的经济责任，我国存在着大规模压缩政府规模的可能。如我国宪法中没有市管县的体制，而乡镇是职能残缺的政权机构，多数事务由县级政权派出机构承担，因此，完全可以取消地级市及乡镇政权设置，县由省直管，乡镇事务由居民自治 。跨区域公共工程可由相关政府直接协商或由上级政府进行协调。实际上我国的地级市星罗棋布，很难形成具有辐射作用的区域经济中心，何况城市的经济地位无需通过提高政府的行政级别来肯定，这种做法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观念的延续。乡镇政府被证明是中国最不规范、问题最多、造成负担最大的政府机构，按照市场经济对公共财政的定位，乡镇政府所起作用极为有限，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完全可以由县级政府派出机构承担。

4.1.2 政府行为法治化

第一，法律应该成为政府行为的最高准绳和最初依据，未经法律明确授予的权力，应该视为对政府的禁止，即不明示的权力归国民，这是约束政府行为的基础。

第二，任何法律均不应当包含对政府进行无限授权的规定，如“应该由xx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这种规定往往成为政府任意行为的借口。

第三，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必须遵循法定的民主程序。政府间恶性税收竞争往往是个别政府领导拍板的事情，政府决策的程序化将提高做出不当决策或达成违规协议的成本。

第四，政府决策必须面向社会公示才能具有法律效力。“暗箱操作”是政府间恶性税收竞争的基本特点，政府决策的公开化可以使居民和厂商享有更多的信息，使政府的承诺更加公平和可信，而且使辖区政府间更能预见彼此的行为，减少囚徒困境式博弈。

4.1.3 政府收入规范化

第一，将一些经常性的税性非税收入转化为税收。例如，将各种教育费附加归并改征教育税，与城市建设有关的收费、基金、附加等合并到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将社会保障基金改为社会保障税，将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育林基金等并入相应的资源税，将交通部门征收的养路费、车辆通行费、运输管理费、公路建设基金等改征统一的燃油税，将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污水处理费等合并改征环境保护税等。

第二，坚决清理乱收费性的非税收入。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应该主要通过税收补偿，居民是作为整体支付税收价格，并个别地享受公共产品的，不能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借口向居民收费；对具有有限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以及向特定居民提供的服务，可以采取使用者收费的方法补偿，但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不能收取超过供给成本的费用；治理乱收费不应依靠政府，应赋予居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力 。

第三，实行收费预算管理。对于强制性非税收入的立项必须由相应级别的权力机关审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不能决定收费事项，尤其是面向全体居民的收费；现行的“收支两条线”规定，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方法，应把依法收取的规费纳入预算，统一安排收支，切断政府及其部门与规费收入之间直接的利益关系，并建立权力机关对收费的全过程监督 。

政府职能公共化和政府机构精简，将压缩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减小政府间恶性税收竞争的经济动机，也可以减少税收竞争的主体及政务信息传递的层次和环节，使政府的决策更加清晰可辨。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和政府收入的规范化，将提高政府财政政策的透明度和受控性，限制地方政府利用非税收入展开恶性竞争的空间，并为更加精确地考察和评价政府间税收竞争奠定基础。

4.2 深化分税制改革，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

4.2.1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

我国现行的税权过于高度集中，地方拥有的权限过小，造成一方面不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发挥接收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地方通过制定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基金等，形成了名为中央集权，实为地方滥权、越权，这加剧了国内税收竞争的恶化，并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有效性。针对这种情况应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利益关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权。

按照马斯格雷夫、巴哈、麦克鲁尔等人提出的最优分税原则（optimal tax assignment），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税权应划分为:①地方政府不能征收税负转移到其他地区的税种。对于具有高度流动性要素的课税，其税权应该集中于中央，非流动性要素的课税，税权应保留在地方。比如，产地原则下的增值税应划归中央，而以居住地为基础征收的工薪税、零售税或其他间接税则适合作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②不能让地方政府控制对宏观稳定政策和收入再分配具有重大影响的收入来源，如累进的所得税，宜由中央政府课征；③不把某级政府不能在其相应的级别上有效地评估、征收的税种归其所有。如财产税，中央政府掌握的信息没有地方政府充分，故应由地方政府征收；④具有收入周期不稳定性的税种，如公司所得税、资源税，宜划归中央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支出多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补贴家庭以及不能推迟的工资发放等，需要依靠周期敏感性小的收入；⑤类似于对私人部门定价的使用者收费（user charges）各级政府都适合征收 。

按照上述原则，应对我国现行的税种分割做适当调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不应作为共享税，资源税应当作为中央税或共享税。个人所得税符合财政支出收益和纳税负担本土化两条基本效率原则，应采取“税基共享”的方法，由中央征税机关负责征收。如果中央政府决定采用比例税率，地方政府可以简单地在此基础上叠加一个附加税率；如果中央政府决定保留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结构，地方政府可以在应纳税额上附加征收一个比例。

在税种分割的基础上，应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

第一，中央税和共享税的全部立法权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对自己征收的共享税（目前指由地税机关负责管理的部分企业的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不享有解释权。

第二，全国统一开征，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税，如营业税，由中央制定基本法规和实施办法，而部分政策调整权、税目注释权下放到地方 。

第三，全国统一开征、税源较为普遍、税基不易转移，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税种，以及涉及维护地方基础设施的税种，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农业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中央只负责制定这些税种的基本税法，其实施办法、政策解释、税目税率调整、税收减免及其征收管理等权限应赋予地方。

第四，税源零星分散、纳税环节不易掌握、征收成本大，且对宏观经济不发生直接影响的税种，如契税、屠宰税等全部立法权放给地方 。

第五，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当地经济资源优势和社会发展状况，对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税源自行设立地方性税种，并制定具体征税办法，但要报上级政府备案.对它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决定使用者收费的水平。

通过更加合理的税收分割和税收立法权分配，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将被限制在财政外部性很小的税种上，而有了自主确定财政收入规模的正常渠道，地方政府也就无须开展恶性税收竞争。

4.2.2 依法稳定政府间财政关系

第一，政府间财政分权方案的出台应充分体现民主、公开、公平的原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边谈判，应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之间的多边谈判，最终的分权方案应该体现各种利益的碰撞和妥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现行体制下不是反映各省力量制衡的适当场合，应由各省派出代表，组成专门的委员会，就财政分权方案进行研究和辩论，并达成全体一致的协议。

第二，对专门委员会达成的方案，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如果不违背上述财政分权的基本原则，不会削弱中央权威危及国家统一、造成地区分割，则可以接受为法律草案。

第三，对政府间分权方案应以较高位阶的法律加以固定，即便不使其成为宪法条款，也应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公布实施。

第四，对上升为法律的财权分配方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必须严格遵循。在充分协商和经由法定程序批准之前，任何级别的政府均无权单方面做出改变可调整。对通过法律划定的分权界限，任何一方都不能突破，属于哪级政府的权限，其他级别的政府尤其上级政府不能越权做出规定。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稳定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将减少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和商业化倾向，以及由此而生的政府间恶性税收竞争 。

4.2.3 加强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

第一，地方政府预算应当完全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和批准，而无须取得上级政府的同意，对地方政府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做出的预算决策，上级政府不应干预。

第二，在税收权限己经作适当划分的前提下，中央政府不能做出涉及地方税的税式支出决定，如果需要对在全国统一征收的地方税规定税收优惠，则应当在中央政府主持下由地方政府讨论，并一致接受，以免给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造成冲击。

第三，除非对下级有专项转移支付，上级政府不能做出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的决策，对于跨区域的公共工程项目，中央政府可以居中协调，但更大程度上应由相关的地方政府谈判决定，对于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大体一致标准的支出项目，也应当在充分征求地方政府意见后做出决定，以免造成地方政府的额外财政负担 。

第四，由于地方政府的收入缺乏足够的弹性，而财政支出中包含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出现财政赤字在所难免，因此，除非中央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弥补财政缺口，应当允许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发债权，至于地方政府的债券的种类、额度、控制指标、偿还方式等，可以通过法律规定，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公开授予地方发债权，要比地方政府通过不正当渠道发生隐性债务更为安全 。

4.2.4 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财政的均等化，一方面要维持地区间一定的财政能力梯度，而不能完全消灭地区间财政差异，从而形成一种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要控制税收竞争的确效果，不能将财政能力差异搞得太大以至于影响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总的来说，转移支付要平衡税收竞争的效率性和公平性，保证社会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第一，实行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用“因素法”替代“基数法”。因素法的基本特点是，选取一些不易受到人为控制的、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性因素，如人口数量、城市化程度、人均gdp、人口密度等。根据因素来衡量各地的财政地位，以公式化的形式确定各地的转移支付额，从而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避免讨价还价现象，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程度。

第二，选择适当的转移支付形式，建立复合型转移支付模式。一般而言，转移支付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特殊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不附带使用条件，不指定用途，其目标重点解决各级政府之间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的不对称问题，使接受转移支付的地区能有足够的财力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与其他地区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是定向性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大多带有定向支援、定向加强和委托办理的性质和特点。特殊性转移支付则是对特大自然灾害及重大事件造成损失等给予的补助。就我国近中期的实际情况看，应建立一种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专项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性转移支付作补充的复合型转移支付模式。

第三，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财政能力的横向公平。一方面，要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目前，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度相对较小，特别是过渡期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不能满足均衡地区间财力的要求。以过渡期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例，1995年仅为21亿元，2000年达到85亿元，到2001年为138亿元（仅为2001年财政支出18902亿元的0.73%）。另一方面，要加强地方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特别是省级政府要增加对市县政府的转移支付。目前，县级财政特别困难，而自身发展能力有限，引税或买卖税款等问题严重，需要省级政府增加转移支付资金。

第四，加强转移支付法制建设，实现转移支付的规范化。要通过立法形式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规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又包括规范地方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能够保证地区间财力的基本不平衡，消除基本经济机会的歧视，又能够减少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体制竞争，减少无谓的社会经济损失 。

4.3 树立经济税收观，改进税收计划管理

4.3.1 任务服从税源，增强税收能力估算

税收能力估算（tax capacity estimation）是指在既定税制下，对某地区某税种在一定时期内经济中产生的应征税收进行的估算。税收能力表明经济运行中产生的税收储量，是一个税收潜在能力的概念。税收能力取决于四个因素:经济发达程度、经济效益、税收政策以及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税收能力的大小与前三个因素呈正相关关系，与最后一个因素呈负相关关系。税收能力通常要分地区、分税种估算，一般通过估算标准化税率和标准化税基来完成；或以法定税率为标准化税率，通过估算标准化税基来完成。税收能力估算工作具有六个方面的意义:①通过税收能力估算，评价税源的质量状况和变动趋势；②掌握税收能力的规模，改进税收收入计划管理方法，挖掘税收收入的潜力；③为客观、公平地评价税收管理工作业绩提供标准；④为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提供准确的数量依据；⑤为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造条件；⑥在征收资金、税务机构、人力资源等税收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参考价值 。

科学的税收计划必须以准确的税收能力估算为前提，而税收能力估算又以税基的测定为基础。税基的测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国民经济统计的各个部门，任何一个部门信息失真都会影响到税收能力估算的准确性。当前，没有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规模庞大，统计数字弄虚作假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准确的税收能力估算必须从完善统计方法和统计纪律开始。

4.3.2 讲究科学方法，准确预测税收收入

税收收入预测是指一定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根据经济和税收统计资料，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定量方法，对未来税收收入总量和结构等发展趋势所做出的分析、判断和推测。税收预测是税收计划管理的基础性工作，税收计划就是税收收入预测结果的文件化。税收收入预测方法是否科学，使税收计划的准确性存在很大差别。由于我国的财税体制是以支定收，税收计划是根据财政部门的收入预算制定的，而且在征收税收收入计划是必须完成的，所以，长期以来税务部门一直未开展系统性的税收收入的预测工作；对收入的预测多是短期性的，以月度或季度预测为主，并且预测方法往往是经验性的推断，没有建立在丰富的税源信息和严密的数理统计技术之上，预测的结果与预测人员个人的素质、经验、占有的信息量紧密相关，很容易产生预测偏差，以此为基础编制的税收计划往往和经济税源有很大出入。为提高税收收入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必须:

第一，建立税源信息管理库。以专职预测分析人员为主干，以基础税源管理人员为辅助，采集丰富、详实的经济税源信息，使税收收入预测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第二，建立高素质预测队伍。税收收入预测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预测人员需要掌握税收政策、税源管理、征管状况、统计分析等多方面的知识，具有缤密的思维能力，因此，必须重视预测队伍的建设，配备具有综合素质、经验丰富的专职人员。

第三，建立科学的税收预测模型。税收预测模型是运用经济数学原理，建立起来的税收收入与相关级济变量的数量关系.利用各种经济数学模型对税收收入进行预测，比单纯靠经验预测税收收入的传统做法，其科学性和可靠性要提高许多，预测误差相对较小。因此，在每个政府级别上，都应该探索建立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反映本辖区税收与经济相关关系的预测模型，以此作为编制税收计划的主要工具 。

4.3.3 坚持依法治税，弱化税收计划指令

第一，正确处理依法治税与组织收入特别是税收计划的关系。依法治税是组织收入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税收计划顺利完成的保障。没有税法做依据，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就成了无木之末。税收决定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充分发挥税收的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的职能 。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力维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为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创造经济条件。因此，要始终将依法治税贯穿于组织收入和税收计划的全过程。

第二，改革税收计划分配办法。要在充分吸取基数加增长分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在参考各类经济指标的基础上，运用纳税能力估算税源预测方法，以各地的税源情况为依据分配税收计划，使税收计划更加趋于科学合理，完不成税收任务不应成为对税务部门“一票否决”的理由。

第三，建立税收计划调整机制。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增减收因素变化较快，要根据各地重要税源的变化情况，适当调整各地的税收计划，允许税收计划和实际完成数之间有一定的波动幅度，正确对待税收进度问题，月度计划不应是年度计划的简单数学平均，不能强求绝对的“均衡入库”，努力使税收计划与税源相符。

第四，加大对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组织收入工作的考核，要由对量的考核逐步转变为对质的考核，正确处理完成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关系，逐步弱化税收计划，变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实现由考核税收任务向考核征管质量的过渡。

4.3.4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税收努力程度

税收努力程度即征收率，是实际入库数与税收能力的比值。征收率的高低说明税收征管水平的高低和征管力度的大小。它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税收工作业绩的综合标准。在指令性税收计划体制下，实际的税收收入任务完成情况往往成为税收努力程度的最主要标志，为避免由此引起的恶性税收竞争，应改变“任务决定一切”的做法:

第一，税收计划完成情况可以作为税务努力程度的参照标准。科学制定的税收计划体现了经济对税收的决定作用，是税收努力程度的数量化反映，如果放弃税收计划标准，就会使组织收入工作失去了基本的参照系和具体的努力方向。

第二，征管质量应该成为税收努力程度的衡量标准。依法征收、应收尽收，是税收征管的最高追求，应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征管质量考核办法，审慎选择相关因素，保证征管信息的真实性，建立经济数学模型，运用计算机技术，得出具有客观性、可比性的数值，以此作为对税务部门进行评价的标准 。

第三，推进征管改革和增强税务人员素质是提高税收努力程度的根本途径。在客观条件既定的情况下，税收努力程度实际上是对征管成本和征管效率的衡量，而征管成本和征管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税务机构的管理模式和税务人员的素质，从目前情况看，推进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的税收征管改革、重新设计管理流程、设置税务机构、建立高素质的税务干部队伍，对提高税收努力程度的意义，要比片面强调税收计划更为深远和重大。

4.4 创造规范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基础条件

西方学者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研究往往基于一系列假设，如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而且迁移成本很小，居民和厂商对不同辖区的税收和公共支出组合有充分信息，政府根据居民和厂商的偏好做出决策等，这些假设在有关国家一般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在我国，尽管政府间税收竞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可以设想，在地方政府被赋予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之后，政府间税收竞争将更为普遍，但这些基础条件仍不很具备，这是研究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4.4.1 建立统一的竟争规则

税收竞争不是简单的政治竞争，也不是一般的经济竞争，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因此，要取得良好的效果，税收竞争必须建构统一的竞争规则。首先，必须建立和完善一般市场竞争规则，让大多数市场竞争者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市场规则的形成和完善，一是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经验，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二是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发博弈，通过哈耶克的所谓“自发秩序”来完成。通常来讲，一般规则的形成可以采取前者的方法，因为它一般都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而具体规则的形成则主要依靠市场中的具体行为者之间的博弈行动，通过这种不断的博弈行为能够产生最为有效的竞争规则 。

其次，要逐渐建立和完善税收竞争规则。建立和完善税收竞争规则，实质上是要对政府行为规则进行界定和规范。目前，各级各地政府在开展政务活动时大多缺乏竞争规则观念，各自为政，缺乏公平竞争的理念。税收竞争规则的形成，一方面要鼓励各级各地政府开展税收竟争活动，引导要素资源的流动；另一方面要引导各级各地政府开展税收竞争活动，推动政府行政服务职能的转变及效率的提高。在这种竞争活动中，中央政府要将有效的竞争规则固定下来，以之指导政府间的税收竞争。

4.4.2 推进民主决策

政府间税收竞争实际是税收价格与相应的公共服务的竞争，税收竞争的有效开展必须以居民能够充分地表达对税收和公共支出组合的偏好为基础。因此，应建立适当机制，提高居民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和监督:

第一，加强人大机构和制度建设。扩大基层直接选举，使得选出的人大代表真正代表广大选民的利益，使得人大代表不再只是荣誉职称，使得人大不再仅仅是“橡皮图章”。一些重大事务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必须掌握在真正代表广大选民(也就是人民)的人大代表手里。在此基础上，可以在人大设立一个地区委员会，负责省及省以下事务与问题的协调和反映工作。另外，在我国还可设立类似于美国国会预算局那样的机构，负责批准政府预算并监督预算的执行。

第二，政府的全部财政收支预算均应由同级人大审议批准，必要的调整必须由人大常委会批准，政府负责人掌握的预算机动资金的额度不能太大，并且对资金使用应该规定明确的范围和原则。

第三，细化政府预算，特别是支出应具体到本级政府的每个部门、每一项目，使人大对政府收支活动能够全面掌控。

第四，对非固定性的特别支出，如公共工程，必须另行单独编制细化预算，定期向人大报告。

第五，对重要性决策，应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吸收居民参与；对特别重大的决策，应提交全体居民讨论。

4.4.3 消除地区壁垒

第一，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对居民流动的不合理限制。除政府部门公务人员可以限定由本辖区居民担任外，地方政府对进入本辖区非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不能附加任何歧视性条件。居民迁移到某一辖区满一定期限，并有合法、稳定的收入来源或财产时，应该享有本地居民全部的权利。

第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行居民收入的完全货币化割断居民和特定地区的人身依附关系。

第三，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提高社保资金统筹级别(至少到省级)，建立社保资金跨区域流动和调配的制度，使居民可以享受全国大致统一标准的基本社会保障。

第四，消除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产品)流动的地区封锁，除国家管制的资源外，资源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地方政府不能擅自出台限制本辖区资源流出的政策，不能为资源流动设置人为障碍。

第五，消除对国内资本流动的控制。政府不应当直接为资本的流动指定特定的区域，为实施区域开发战略而确需调整资本区域构成时，应该通过财政投资、税收政策等引导资本流向，也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特定地区改善投资环境，提高辖区竞争力。目前特别要做的是减少公有资本占总资本的份额，因为公有资本总是和特定的地区相联系，这是社会资本流动性差的主要原因 。

4.4.4 推行政府官员“守土”负责制

加拿大财政学家理查德.伯德说:“促进好的税收竞争的根本机制，一是居民能够对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和税收价格进行比较，二是居民能够影响和改变政府的决策。”因此，必须建立政府官员对当地居民的“守土”负责制:一是取消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事实上的任免权，政府官员应该完全由本地居民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二是改变地区回避和异地为官的做法，政府官员应该从在本地居住满一定期限并将继续居住的人士中选举产生:三是对依法任命的政府官员，在任期未届满之前，除非读职或犯罪，不得擅自罢免、撤职或调任；四是建立制度化、可操作的政府官员述职、弹劫制度，让居民能够重新选择他们的人；五是政府官员公务行为公开化，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应依法进行，以发挥“第四种权力”的监督作用，弥补居民信息的不足。

4.4.5 健全官僚绩效考评机制

计划经济时代及行政性分权阶段实行领导干部行政任命制，地方社会总产值指标、经济增幅、招商引资数量等成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是造成地方政府不正当竟争、利益膨胀、重速度轻效益、重形式轻内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本着局部效益和全局利益、重点任务和全面工作、短期目标和长远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全面、科学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考核办法及激励措施，并尽可能地形成规范化的官僚绩效考核和升迁制度，要彻底改变片面关注数量性经济指标的做法，不仅关注数字，而且关注数字背后的东西，不仅关注财政收人和gdp的增长情况，而且关注结构调整、劳动就业、居民收人、社会稳定等可持续发展情况，不仅关注官僚任职期间的经济指标，而且关注发展经济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即依法行政指标、社会文明指标，形成正确的导向，不能引诱或促动官僚追求不正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政府经济学[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2]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

[3]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税法[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年版.

[5]周振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6]岳数民.中国税制优化理论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厉以宁.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8]许善达，胡彦伟.国家税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

[9]岳数民.中国税制优化理论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版.

[10]刘荣沧.中国财政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1]李军鹏.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政区竞争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2]姚凤民.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问题及其规范[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7,(11).

[13]闫海.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宪政治理[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14]张欣杰.建立新型税收竞争模式的博弈分析[j].西部财会,2007,(4).

[15]孙玉栋.税收竞争、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政策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5).

[16]叶子荣,林翰.我国的税收竞争异化与税权制度创新[j].税务研究,2007,(2).

[17]贾康,阎坤,鄢晓发.总部经济、地区间税收竞争与税收转移[j].税务研究,2007,(2).

[18]沈坤荣,付文林.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06,(6).

[19]林翰,刘鸿渊.论分税制框架下的税收竞争异化[j].经济体制改革,2006,(5).

[20]蒋荣富,毛杰.税收法治:规范我国税收竞争的利器[j].税务研究,2006,(6).

[21]黄桦.我国地域间税收竞争的规范与协调[j].经济研究参考,2005,(94).

[22]陈浩,林霞.浅议我国税权划分与税收竞争规范[j].商场现代化,2005,(30).

[23]刘蓉,颜小玲.我国正式制度外的税收竞争[j].经济研究参考,2005,(63).

[24]刘蓉,杨杨.恶性税收竞争的法律控制[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1).

[25]阳举谋,曾令鹤.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j].涉外税务,2005,(1).

[26]刘笑萍.国内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分析[j].税务研究,2005,(2).

[27]刘蓉,黄长明.税收竞争的效率与规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2).

[28]王跃军.辖区间税收竞争与对策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

[29]何毅.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现状分析[j].福建税务,2003,(12).

[30]周克清.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及实践基础[j].财经科学,2003,(s1).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6

【关键词】税收筹划 原则 方法

税收筹划行业在国外早已合理合法地普遍存在，它涵盖了对个人的税收筹划、区域性的税收筹划和跨国投资的税收筹划服务。而在国内，税务筹划却一向是令税务管理部门反感的字眼，税务局想多收税，而税收筹划则是为了帮助企业少纳税。正因如此，税收筹划在我国并没有走上社会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既定的税法和税制框架内，在完全不违背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当存在多种纳税方案时进行优化选择，实现税负减轻、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狭义的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为了规避或减轻自身税收负担而利用税法漏洞或缺陷进行的非违法的避税法律行为，利用税法特例（税法中因政策等需要对特殊情况所做出的某种优惠规定）进行的节税法律行为，以及为转嫁税收负担所进行的转税纯经济行为。广义的纳税筹划则是指为了规避或减轻自身税负和缴纳费用，防范、减轻甚至化解纳税风险，以及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充分保障而进行的一切筹谋、策划活动。

二、税收筹划与偷税、避税的区别

1、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

（1）税收筹划与偷税有着本质的区别。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收法规、税收政策上做文章，在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降低税负，多获利益。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不损害国家利益，相反，通过节税促进企业发展，增强企业后劲，从而使税收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偷税是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偷税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2）二者在时间上也有差别。偷税是在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应税行为）已经发生并且能够确定的情况下的行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事先进行筹划和安排，从而取得节约税收成本的行为。

2、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区别

避税是指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的形式、方法和手段，规避、降低或延迟纳税义务的行为。避税是一种合法的行为。那么税收筹划和避税的有何区别？

（1）道义区别。一般认为，税收筹划是充分利用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符合国家调整产业导向的行为，是正当的行为。避税则是利用税收立法上存在的漏洞或不完善之处，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在道义上通常有不正当之嫌。

（2）立法导向区别。避税是用合法手段以减少税收负担，但其手段通常是钻税法上的漏洞、反常和缺陷，谋取不是立法者原来所期望的税收利益，与立法者的立法本意、立法导向是相违背的。税收筹划也是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但其税收利益是立法者所期望的，或至少是立法者能接受的，符合或至少不违背立法者本意和立法导向。

（3）政府反映区别。政府对避税行为一般采取种种反避税措施，包括完善立法甚至设置避税陷阱等，以达到打击和杜绝避税行为。税收筹划是政府予以引导和鼓励的，政府甚至会积极指导或辅导纳税人调整产业政策，并针对实际情况，颁布一系列为纳税人落实税收优惠利益的政策、法规。

三、税收筹划应遵循的原则和主要方法

1、税收筹划的原则

企业税收筹划从根本上应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其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确定税收筹划方案时，不能一味地仅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而忽略因该筹划方案的实施引发的其他费用的增加或收入的减少，必须综合考虑采取该税收筹划方案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绝对的收益。因此，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第一，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违反税收法律规定，逃避税收负担。第二，企业税收筹划不能违背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及其他经济法规。第三，企业税收筹划必须密切关注国家法律法规环境的变更。企业税收筹划方案是在一定时间、一定法律环境下，以一定的企业经营活动为背景来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更，企业财务管理者就必须对税收筹划方案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完善。在筹划实务中坚持合法性原则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全面、准确地理解税收条款，不能断章取义。例如某网络公司设有网络新闻为了达到节税目的，把员工工资收入分解为工资收入和稿酬收入，从而降低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表面上看好像稿酬收入可以减征30％，符合法律规定，但是税法里的稿酬收入是特指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支出报酬，而不包括网络媒体等向作者支付的报酬，因此这项税收筹划就违背合法性原则，而属于一种典型偷税行为。二是要准确分析判断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税收法律规定。例如，某酒店各服务项目采取分别核算办法进行财务税收核算，但为了降低税收负担，对练歌厅收入采取开具餐饮服务业发票的形式来达到节税目的，那么，这一节税措施由于违反税收法律、法规，显然这种“税收筹划”就是非法的。三是要注意把握税收筹划的时机，要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选择通过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周密精细的筹划来达到节税目的，而不能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之后采取所谓补救措施来推迟或逃避纳税义务。

（2）服从于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原则。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是使企业实现其财务管理的目标即税后利润最大化，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低税负，即降低税收成本，提高资本回收率；二是延迟纳税。不管是哪一种，其结果都可以实现税收支出的节约。要进一步考虑的是，税收筹划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企业总体成本的降低和收益水平的提高。例如，税法规定企业负债利息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因而负债融资对企业具有节税的财务杠杆效应，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及融资风险成本也随之增加，当负债成本超过了息前的投资收益率，负债融资就会呈现出负的杠杆效应，这时权益资本的收益率就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如不考虑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只以税负轻重作为选择纳税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可能会影响到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3）服务于财务决策过程的原则。企业的税收筹划不能独立于企业财务决策，必须服务于企业的财务决策。如果企业的税收筹划脱离企业财务决策，必然会影响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甚至会诱导企业做出错误的财务决策。例如，税法规定企业出口的产品可以享受退税的优惠政策，企业选择开放式的出口经营策略，必然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税收利益。但是，如果撇开国际市场对企业产品的吸纳能力和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片面追求出口经营带来的税收利益，那就可能诱导企业做出错误甚至是致命的营销决策。

（4）成本效益原则。税收筹划的根本目标就为了取得效益。但是，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为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必须综合考虑。一方面，企业税收筹划必须着眼于企业整体税负的降低，不能只盯在个别税种的负担上，一种税少缴了，另一种税可能就要多缴；另一方面，企业的税收筹划不是企业税收负担的简单比较，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因为一个能降低当前税收负担的纳税方案可能会增加企业未来的税收负担，这就要求企业财务管理者在评估纳税方案时，要引进资金时间价值观念，把不同纳税方案、同一纳税方案中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折算成现值来加以比较。

（5）事先筹划原则。事先筹划原则要求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在国家和企业税收法律关系形成以前，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差异性，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减少应税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才能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如果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已经形成，纳税义务已经产生，再想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就只能进行偷税、欠税，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税收筹划。

2、税收筹划的方法

税收筹划是一项实用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业务，涉及财务决策、会计核算、投资融资、生产、经营以及法律等多个领域，因此，有必要对税收筹划的方法做一些了解。税收筹划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1）分税种筹划法。分税种筹划法是针对具体税种的筹划法。在运用此筹划法时，一要抓住几个重要的税种进行筹划，例如增值税、所得税的税收筹划；二要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筹划。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是条目清晰，实用性强，而且容易深入研究，因为无论针对怎样复杂的过程、怎样复杂的行业进行的筹划都是单个税种筹划的总和。但这种筹划方法很难把握要领，而且对于每个具体的企业来说，每一生产经营环节都会涉及很多税种，仅对一种税进行考虑，很难从总体上把握。

（2）分行业筹划法。分行业筹划法是针对某个具体行业进行筹划的方法。运用分行业筹划法的最大优点就是将某个行业所涉及的所有税收问题都分析清楚，并充分地了解国家针对该行业的所有税收优惠政策，用足税收优惠。但也需要注意运用分行业筹划法进行税收筹划时，不能忽视相关行业税收政策的变化。这种筹划法存在的最大缺陷是，研究人员所做出的筹划方案，只能对某个特定的行业适用，一般只在具体的经济主体内部运行，这不利于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

（3）经营活动筹划法。经营活动筹划法是指围绕经营活动的不同方式而进行的筹划，如公司融资的税收筹划、证券投资的税收筹划、跨国经营的税收筹划等。无论某个行业、某个企业怎样复杂，总是会涉及具体的经营活动，这样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的筹划就可以对很多纳税人适用。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筹划，需要筹划人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同时要把眼光放在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上，要注意与企业其他的生产经营活动相互协调。由于每个行业的经营活动都会存在特殊性，因此，用这种筹划方法进行筹划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只能是针对每种生产经营活动比较普遍的行为进行筹划。

总之，正确的税收筹划无论在维护国家的利益还是在促进企业经营发展上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在企业现代财务管理中应该得到提倡。从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促进企业经营发展来看，进行正确合法的税收筹划也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方卫平：税收筹划[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 赵连志：税收筹划操作实务[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7

关键词：国际避税  法律特征  反避税  法律措施

一. “国际避税”及其法律特征

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采取各种合法手段，跨越国境或税境以谋求最大限度的减轻其国际税收负担的行为。具体分析可从一下几个方面理解国际避税的含义。

第一，国际避税的主体是跨国义务纳税人。即就是指税法上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跨国纳税人为了减轻或解除税收负担，事先往往经过周密的安排和决策，对税法的缺陷及固有漏洞有着深入了解，利用税法的不完善、不健全达到尽可能少纳税的目的。

第二，国际避税以不违反各国税法为前提。跨国纳税人虽然减轻或解除了税收负担，有效地避开了纳税义务，但这种行为又是在遵守税法，依法纳税前提下进行。

第三，国际避税的行为是跨越国境和税境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由于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跨国纳税人利用这种差别规避税收的行为。

第四，国际避税的目的是为了税收负担的最小化。从跨国纳税人角度看，避税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跨国纳税人的利润额与纳税额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纳税人就必然设法使纳税数额最少而使其利润额最大。

从以上几方面的法律定义及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国际避税行为有以下法律特征：

（1）国际避税是一种非违法行为，纳税人采用的避税手段是税收法规未明确禁止的，往往利用了某种合法的形式，并不直接触犯国家的有关税收法规。

（2）国家政府对于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只能采取修改与完善有关的税收法规，堵塞可能为纳税人再次利用的漏洞，而不能象对待逃税、偷税或抗税那样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避税的非违法性。

（3）国际避税是纳税人主观故意采取的行为。纳税人就是为了避免或者减少税收负担，钻有关税收法规的空子，预先精心安排税收筹划，这点与偷、逃税行为有明显的区别。

（4）国际避税行为成功的前提是：一是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异，税率及征收依据和方法的不同。二是各国税法及有关法律方面的不完善、不健全和规章制度中的缺陷；也就是说当税法规定漏洞过多或不够严密时，纳税人主观避税愿望可能通过对这些税法的不足之处的利用得以实现。

（5）国际避税行为成功的主观前提是：跨国纳税人对各国政府征收税款的具体方法有很深的了解，同时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能够掌握合法与非法的临界线。

以上这几点是国际避税行为的一般法律特征，是在实践中区别国际避税与有关税收行为的主要依据。

二. 国际避税的本质及其与国际逃税的法律区别

国际避税的主体是应纳税义务人，它所规避的不仅是应纳税额的多少，从更深的层次上讲是纳税义务的大小。应纳税义务人如果具有税法规定的应税事实则应据此事实依法纳税，亦即有了实际的纳税义务。当然各个应纳税人由于应税事实不同因而他们的实际纳税义务也是不同的。而国际避税的本质就在于：当税收法律存在着一种可能，即应纳税义务人能够对其纳税地位做出选择时，应纳税义务人在他成为纳税人时就选择税收负担的最小化。这也就是说，国际避税行为实质上就是纳税人在履行强制性法律义务的前提下，运用税法及各国税法的差距和漏洞保护既得利益的手段。

国际避税、逃税是性质不同的概念。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的差别和漏洞，通过人或资财的国际流动或不流动，减轻或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逃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管理合作的困难和漏洞，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种种隐蔽的欺诈的手段，偷漏国家税收的行为。虽然避税与逃税的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财政利益及扭曲公平税负，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1） 减轻纳税义务行为所依托的条件不同。避税主要是以各国税法的差别和漏洞为依托；逃税主要是以各国税务合作的困难和漏洞为依托。（2） 运用的手段不同。避税一般是运用如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通过人或资财移动等等较公开的手段进行；而逃税一般是通过欺骗、迷惑、不陈述、隐匿等等较隐蔽且欺诈的手段进行。（3） 法律的判定与处理不同。对避税行为，各国基于本国财政经济政策及法律标准，合法与违法的判定兼有之，但在处理上，对避税一般是补税而不加以惩罚；而对逃税各国都判定为违法行为，除补税外还要依法加以处罚。由此可见，避税与逃税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

三. 国际避税产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

任何事物的出现总是有其内在原因和外在客观条件的，国际避税行为的产生也同样是内部和外部两种原因作用的结果。

内在原因：主要是跨国纳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强烈欲望。众所周知，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其国家权力，运用法律手段，无偿地征收实物或货币，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它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的特征。所谓无偿性就是指国家征税的时候，既不向纳税人支付任何报酬，也不向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或者某种特许权利；并且，税款一经征收，即转归国家所有和支配，而不再直接归还给纳税人。正为列宁说的：“所谓赋税，就是国家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东西。”因此，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纳税使他“损失”了一部分收入，而并没有得到相应直接的“回报”，所以许多纳税者都有减轻自己纳税义务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跨国纳税人就有两种不同的选择：逃税或者避税。在这两种方式中，无疑“国际避税”不失为一种最为可靠和保险的办法。因为逃税是违法的，要受到税法的制裁。而避税相对风险就小的多，由于其非违法性，不会受到法律的严格制裁。

外在原因：第一，各国的税收制度的差异，如税收管辖权的不同运用，各国征税的客观依据不一及税率水平，税率形式的不同。 第二， 随着全球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国际经济交往活动日益增加，各国的税收立法并不能跟上这种经济发展的步伐，难免出现一些能为跨国纳税人利用的漏洞空隙。 第三，各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办法的差异，不同的方法会使纳税人税负失衡，象国际上常用的免税法，抵免法以及饶让抵免法等。 第四，各国征管水平及其他非税因素的差异。由于各国税务当局及其官员的征收管理水平不一，也会导致纳税人的税负不同，产生国际避税。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8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完善

1. 针对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改革税收优惠方式、方法，进行优惠方向

1.1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税收优惠是国家对某些人和课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而减免税收负担的制度。国家在税收程度中规定减免税，一是体现量能负担原则，二是贯彻国家方针政策，达到调节经济、保护环境的目的，但在当前实施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却难以体现以上两个原侧。

(1)税收优惠多、乱、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措施，遍及税利、减免税、应税所得计算扣除等各个方面，范围广、种类多，且变动繁、金额大、透明度高。每年各类、各项减免税实际金额究竟有多少，很难统计，各类、各项减免税取得何种实际效益更难测算。这不但导致税负不公，也影响财政收入，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

(2)税收优惠的方向、目标不够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现行对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是侧重在社会福利、劳动就业、环境保护、校办企业、劳动服务和“老、少、边、穷”地区以及遭受自然灾害等方面，多系照顾扶住性质，属于产业激励方面的优惠较少，外资经营所得税优惠，则是在普遍优惠的基础上，把优惠的重点放在特定不同地区的投资。虽然也结合实施了产业优惠，但却未能较好的区别不同类别不同的产业、规模风险进行区别对待。

（3）现行税收优惠不适应WTO规则，列入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保险公司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实施“先征后返”的所得税优惠，是一种专项性补贴，对其他企业包括外资经营企业在内都不适应，这是不公平待遇，也与WTO规则不符。

1.2针对以上矛盾，调整优惠方向，改革税收优惠方式、方法

（1）贯彻以产业性政策为主，以区域性政策为辅的原侧。税收优惠是税制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应该贯彻产业政权为主，也就是说要按国家产业政策的序列要求对投资数额大、投资回收期限长的能源、交通、通讯、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像一些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产品出口企业等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应主要向“老少边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这样才能取到鼓励扶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2)优惠政策应尽量减少。对一部分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多数企业的不公平，这样不利益企业的公平竞争。对取消优惠后存在困难而又必须扶植的社会福利等企业事业，改为财政拨款形式，效果肯能更好一些。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避免震动过大，对新税法颁布前成立的外资经营企业，过去已承诺的减免税优惠，可规定一个过渡期。外商是否投资，决定于一国政治、经济、资源、交通、信息等多方面的投资环境因素，税收只是其中一个次要因素。应该减少区域性优惠。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应当向“老少边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这样才能取到鼓励扶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3）借鉴国际通行做法，要把现行基本上是直接减免税优惠方式，逐渐改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专项扣抵、税前扣除等间接优惠方式。其中加速折旧的优惠方式，要特别重视应用，它有利益针对性地促进技术进步创新，更新技术设备产业升级换代；而且从长期来看，它只是一定期间内的延缓收税，而不减少税收收入。

（4）单独制定公布统一的税收优惠规定，定期调整。鉴于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有关政策，要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调整，并且税收如何贯彻有关政策、实施优惠，需要明确具体，而税收法力具有较长期间的稳定性，不宜频繁修改。

2. 针对我国企业较弱的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利，促使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2.1企业在既定环境下各方面的条件难以支撑目前的税收水平，企业所得税税利偏高

我国当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均实行33％的比列税利。单纯从税利比较来看，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利并不比其他国家高，多数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税利仍在33％。但是，具体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结论就不同了。从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和基本结构都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资金来源除了少部分依靠自我积累外，大部分都是通过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形成的，而西方国家由于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融资主要依靠证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因而在资本结构中，股权比重较大。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资本负债率大大低于我国同类企业，还贷包袱较轻，税后发展能力较强。，由此可见，在我国企业所得税利与西方国家企业所得税税利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税后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弱于西方国家的企业。

降低公司所得税税利已是国际税制改革的趋势

从西方国家税制发展趋势看，欧盟的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以及东欧的许多国家几经制定了或正在制定进一步降低公司所得税税利的方案，公司所得税的弱化已成为大势所趋。由于所得税和其他直接税在理论上不会影响价格，所以一般不应许出口国对所得税等直接税实施出口退税。然而，在现实中所得税又不可能一点不影响产品价格。这样，过高的企业所得税必然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3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将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采取低税负政策，不论在吸引外资方面，还是在鼓励国人投资方面，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根据国外企业所得税的负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实际，改革后的企业所得税实行20％的单一比列税率是比较合适的，税率低了，税基宽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有可能增加西方很多国家的减税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对于税收政策的效果应从税收体系总体的功能、作用角度来看，不能局限于一个税收收入的多寡。

3. 针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规范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加强税收刚性，调整应税收入和税前费用的列支范围

3.1 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有较大的伸缩性。现行税制虽然规定了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与企业财会制度适当分离，也就是说企业按照财会制度计算出来的利润还要按照税法规定做纳税调整以后才是计税所得额。但整个税基的确定对企业财会制度的依附性仍然很大，致使应纳税所得额是以企业核算的利润总额为基础，加减纳税调整后得出的。由于企业成本核算的复杂性和可算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企业核算的利润总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伸缩性，加上现行企业所得说税收政策比较复杂，税前扣除规定缺乏刚性，操作起来弹性较大，因此，对政策理解程度不同、计算方法不同，都可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各不相同的计算结果。

（2）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企业的清产核资，资产中古增值的税务处理，现行制度规定一方面可以继续提起折旧，另一方面增值部分又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而转入资本公积，这样减少国家税收。再如企业的固定资产在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后不得再提折旧，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又不能在税前扣除，企业将受到一定的损失。

3.2 进一步完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办法

（1）应坚持由税法来规定应纳税所得额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确定更加严格、具体的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制定更具操作性和更加合理的征管办法，规范企业的帐薄对企业税基确定的干预。

（2）提高工资、薪金税前扣除标准。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税工资的人均月扣除最高限额为800元，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确需提高限额标准的，应在不高于20％的幅度内报财政部审定，这个标准有些偏低。两税合并以后税前扣除计税工资标准应上调，从我国目前消费实际情况来看，以1500元左右为宜。

（3）改革、规范现行折旧办法，提高直线折旧发的折旧率，对鼓励发展的行业、技术升级换代较快的行业及高科技行业应实行加速折旧。对于企业用于技术研究开发的费用应当按更为优惠的办法予以扣除，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

4. 针对内外企业所得税并存存在的问题，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新税制

4.1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存中存在的问题

（1）外资企业过多的税收优惠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外资经营企业是实施普遍优惠，优惠的范围广，种类多，期限长，力度大;而对比内资企业则是差距很大。由于外资企业税收负担远低于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使内资企业长期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形成了事实上的“对内歧视”，印制了内资企业的发展。

（2）对外资企业给予普遍优惠的基础上实行区域性优惠，而且现行的区域 性优惠多集中在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利益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发展，也不利益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投资，这不利益当前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3）外资企业不恰当的税收优惠不仅直接减少了税收收入，还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利用税收优惠进行偷税、避免的行为，进一步减少了税收收入。如假外资企业，以及国内资本专成国外资本“回流”享受优惠待遇等，而且还由此带来了税制复杂化以及税收征管成本的增加。

4.2 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公司所得税

（1）统一纳税人。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规定，内资经营、实行独立核算的各种经济成分和别的企业以及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但由于有产生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质，造成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列无法在这些领域实施。因此，新的企业所得税应该把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排除在纳税之外，其纳税人就可以定义为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内、外资企业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资企业。

（2）统一税率。在新的企业所得税中，不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应实行统一的比例税率。

（3）统一税所得额的确认方法，再现性两套所得税税制下，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的费用列支范围比内资企业所得税规定的费用列支范围要广一些，因税所得额的确认方法存在明显差异，可把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的费用列支范围稍加调整后作为统一的费用列支范围。

（4）统一税收优惠。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应该要一致。不要在区分什么内资、外资，不能搞成“一税两制”但是对一部分外资的优惠政策，有期限的可以作为过渡执行到满期为止。

5. 针对按行政奴属关系划分税收管理权限存在的问题，完善分税制的体制，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5.1 按行政奴属关系划分税收管理权限存在的问题

（1）将企业按奴属关系分类，本身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把企业当做政府机关附属物的表现形式，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是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背道而驰。所得税收入不同于产前收益，因而就不能以产权归属来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能够与产前归属划分的只是产前收益或投资收益，既所得税后的利润分配问题。现在把产前收益与所得税混为一体，实际还是利润不分，必然会强化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促成地区割据的诸侯经济，也导致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不稳定。

（2）企业所得税分属国、地税两套机构管理，不利益保证地方基期年既得利润。根据分享改革后国家税务局确定的征管范围，新版企业所得税征管权归属于国家税务局。而“新老更替”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发展也不列外，往往是新办企业在无限增多，老、旧企业将逐步萎缩、退出经济舞台。按照这一客观规律，国家税务局的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将越来越大，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税源越来越窄，完成收入基数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最终将可能因完不成收入基数而导致地方基期年既得利益的损失，进而长期影响地方可用财力。

（3）实际执行中，国、地税征管范围的划分比较困难。按照国税发收管理而由原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的情况除外。我们认为，文件所表达的情况还不是很全面，具体执行中遇到的情形还有很多，操作的难度很大。僻如原由地税部门征管理的个体工商户、个人投资和合伙企业，由于长生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而吸收新成员组建的公司。

5.2 国外划分所得税管理权限的做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所得税管理权限。国外经验可供鉴证。具美国库帕斯和里伯兰德国际税收网统计，在92个征收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中，无地方所得税的71个，占77.2％；中央和地方都征收所得税的15个，占16.3％。在中央和地方都征收所得税的国家中，中央和地方所得税的纳税人都是一致的，即公司一律按税法分别缴纳中央税和地方税，并无按公司形式或“奴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分所得税的情况，在中央或地方都征收所得税的国家中，中央税和地方税一般由中央和地方分别管理，有的国家由中央地方税，但没有由地方中央税的情况。如加拿大的公司所得税分为联邦公司所得税和省公司所得税，省公司所得税一般均由联邦税务部并给予返还。

5.3 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所得税管理权限

在改变了按企业奴属关系划分管理权限的做法后，应如何划分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权限，可以有两种方法。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9

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社会需要人人遵纪守法，和谐社会更需要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公正执法。在现实的税收环境中，因税收政策自身因素、“用税人”、“征税人”、“纳税人”因素等不和谐的音符侵蚀着税收的法制环境。其主要表现在：

一、政策制定的不严肃性。税收政策的本身是用来约束广大的纳税人，但税收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不稳定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营业税起征点对越是贫穷地区越是实行低标准，似乎是在交通不便、经济滞后的边远山区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状况、经营利润的空间要好于发达地区；个人所得税的个人“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上，法律规定了一定的弹性，有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上调，标准执行普遍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贫穷的地区标准要高；对资源税中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征收权下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税源基础薄弱的省份当然不愿放弃合法取得财政收入的机会，连“毛石、沾土”等都要实行“燕过拔毛”政策等等。税务处罚更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营造了弹性空间。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什么情况下免于处罚，什么情况下从轻处罚，什么情况下减轻处罚都作了明确的界定，除此以外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比例或额度内进行自由裁量。在执“罚”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与否、罚多罚少本应视其违法情节，却为当地经济环境所左右：对经济宽余的地区一般是实行不罚或少罚政策；对经济拮据的地方，执法机关也为了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处罚是“就高不就低”。如此一松一紧的不公正待遇，必然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得身处劣势的贫穷地区更加举步维艰，而身处得天独厚条件的富蔗地区还要“放水养鱼”，必然“筑巢引凤”，外来投资一边倒。“自然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加大“城乡差距”。

二、政策执行的不公正性。依法征税是税务人员的天职，但“征税”在有的时候难以做到“依法”，其中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

1、税务人员“面情”观点严重，法纪观念淡薄。税收政策最终是要依靠税务人员来落实，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是生活在现实社会，而非真空中。所以在执法的过程中很难真正的实现自我“超脱”。在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领域，是行政执法机关的天下。虽然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只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法律成了其个人行使权力的工具，“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知法犯法”。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有的时候演变为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固定性”税收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法律“灵活性”。如：税务机关内部人员的“私人税收”、“亲戚税收”实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策，因为“要合群”、“要兄弟感情”；对有头脸的政界要员的“沾亲带故”税收，则看其“脸色”和“管事”的大小行事，因为单位要“生存”、领导要“位子”，不得不“瞻前顾后”、“察言观色”。剩下的就是“无牵无挂”的纳税人，要么“死缠硬磨”、耍狠施泼，要么实行“感情投入”，要么老老实实的听话。对这一类的弱势群体，税务执法人员总是铁面无私：严格依法行政、应收尽收、应罚尽罚。还有一类明智的纳税人：按规定履行义务、按规定享有权利，不惜代价请“高手”进行税收筹划。最终是“老实的、不懂政策的纳税人吃亏”。

2、地方行政干预。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独立依法行使税收执法权，但现有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地税机关，税务经费收入有求于地方、领导的任免地方有“建议权”，所以执法受地方政府的牵制，极大影响了税务机关正常的依法行政活动。如：地方政府对纳税人上访，尤其是对集体上访，总是从稳定大局出发，出面干涉税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怂恿了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纳税人从中“受益”后，形成了遇事找政府的恶性循环，而不去寻求复议或诉讼的正当救济途径。又如：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将税收作为营造宽松环境的突破口，实行税收“打包”或违背税收政策搞减免等等。

3、地区间的税务执法大相径廷。特别是在个体、私营企业以及个人的税收上，由于这一类的纳税人普遍未建账，收入很难核实，所以在税款的核定上地区间的悬殊较大，并且其基本的走势是农村高于县城，县城高于城市。甚至于在财政收入形势好的个别地方，对车辆税收、私房出租等个体（或个人）税收几乎无人问津或收个“毛皮”，形成大量的漏征漏管。如：某县当地的个体运输业户的车辆20%都已不在本地上户，并且车辆的营运证也不是业户本人。纳税人为什么要如此作？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税务机关是严格依法征收，相对于外地税负过重；又如纳税人利用税务机关为了收入任务的心理和管理上的漏洞，对建安等劳务的圆票上，利用地区的政策差别与税务机关蔸圈子。

4、有关部门对涉税减免、扣除项目等的认定的随意性加大了税收的不公平性。如对下岗、失业优惠证的办理上，个别劳动部门对在岗的、内退的、已在规定的时间以前经营的、处于领取失业金期间实现就业的等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也予以办理《优惠证》，形成了《优惠证》满天飞。又如雇佣下岗失业人员比例的认证、残疾证的办理、工效挂钩的工资基数的认定等。对这些单位来讲，办证也好，认定也好，反正也不伤害其自身利益，所以借此机会“行善积德”、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在税收政策的执行上使税务机关处于尴尬境地。

由于税务执法不公，纳税人在心里上失去平衡。特别是在个体税收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未作到应收尽收，所以，一种攀比的心理，使纳税人不是首先考法律是如何规定或该缴不该缴的问题，而更多是关注其他人缴或未缴、缴多缴少的问题，产生对税务机关执法的抵触情绪，甚至于纳税人发生抗税等过激行为。

三、偷税等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在现如今的税收法制应当是比较完善的一部法律，对纳税人的税收征管，税法上都一一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纳税人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尤其是税收法律意识,税收违法行为比较普遍。如：纳税人的建帐管理问题，税收征管法明文规定：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都应当建立健全账务，对确无建账能力的，由纳税人申请，并且必须经税务机关“行政许可”，方可建立简易收支粘贴簿，否则，税务机关就可依法予以罚款。但目前个体、私营业户既不建账又不申请的违法现象比比皆是；又比如个体运输以及私房出租的纳税人不按规定登记、不按规定申报、不按规定缴纳的现象在各地几乎是一个共性问题。以及纳税人银行开户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等等。税务机关对企业单位的纳税检查几乎是屡查屡有，个体工商户更是不言而喻。不能想象在一个偷逃税盛行、征纳双方矛盾尖锐的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能想象在一个不以偷税为耻反以为荣的社会文化中，会绽放出和谐的花朵。

四、税务执法队伍素质偏低。税务机关是执法机关，税务人员规范、准确执法的前提必须是自身要知法、懂法。近几年来，虽然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大大的提高，但由于过去在用人机制的缺陷，税务机关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基础脆弱，且年龄现亦日趋老龄化,在日常税收实践中接触的大多是一些简单税收的征收与管理，就是对简单业务甚至于还有一部分人员不能够“单打独奏”；对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方面的政策，特别是涉及查帐征收平时很少触及，对财务会计知识知之甚少，无法胜任对复杂业务的需要；对一些电脑查账、涉外税收等“高科技”涉税问题就更是无从谈起。从现有基层税务人员结构上看，精通税收政策、财务会计知识、税收相关法律以及电脑知识的尚达不到四分之一。更有少数税务干部执法不文明，在纳税人面前盛气凌人，在纳税人中吃、拿、卡、要、报等等，严重影响了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形象。

如何在税收领域中营造和谐的纳税氛围？笔者认为：

一、加强税务干部的素质教育，造就一支业务素质高、工作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进一步加大税务干部的执法培训，以尽快适应当前税务工作的需要。对于税务执法人员一律实行岗前培训，要坚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并定期组织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执法人员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对长期不能胜任岗位工作的调离执法岗位，或实行强制脱产学习。真正使每一位税务执法的人员都能做到熟练掌握税收业务本领，造就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税务执法队伍。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增强广大税务干部反腐倡廉的自觉性，要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广大税务干部，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法纪教育，不断提高法纪意识，增强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自觉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加强示范和警示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对个别等腐败干部决不能心慈手软、“养虎为患”，做到严格依法惩处，并且将处理的结果公布于众。对执法不文明等伤害纳税人的行为，税务机关要给予执法人员予以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

二、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实行公开、公正执法。1、实行政策公开，维护纳税人的知情权，提高纳税人的自我保护意识。2、对纳税人特别是“关系户”的税款征收、违法处罚，欠税等情况要置于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实行公开办税、阳光作业，主动、积极接受对纳税人缴税、处理情况的查询，进一步完善对纳税人偷税举报的奖励制度。3、以信息化技术为载体，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作用，对个体等未建账户实行电子定税、应用计算机实行“以票控税”等。4、加大个体、私营业户的建账管理工作。对确无建账能力的，必须作到商品（或产品）进、销、存的清晰明了，确保国家税收“应收尽收”。5、按照税收征管的内在要求完善征管体制、夯实管理基础，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税源监控，加大纳税评估的力度，积极发挥纳税评估的税源监控作用。

三、加大对税务人员执法违法的追究力度。1、税务机关要明确税务人员各自的岗位和责任，严格执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监督机制。2、地方“人大”要充分发挥对执法机关的监督作用，本着“权为民所用”的态度，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执法违法行为及时指正，并限期整改。3、检察机关要积极、主动介入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对税务人员有税不收或少收的犯罪行为，不论涉及到谁，不论是什么原因，要一查到底，严厉打击税务人员的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税法的严肃性。

四、加大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纳税人违法行为中，对比较普遍的管理性违法行为，在规范期初可实行提醒制，对拒不改正的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对纳税人偷、抗、骗税行为一经发生就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通过加大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让违法者得不偿失，并且要对纳税人违法犯罪行为实行公开处理，真正作到处理一个，教育一大片的震慑作用。长期的实践证明：对纳税人违法行为一味偏袒、迁就、放纵，甚至于对正当应缴的税款还要打折扣，那么税务机关的执法就永远处于被动，执法质量就永远不能提高，纳税人自觉守法的氛围就永远难以形成。增强税法的刚性还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税务机关及执法人员形成共识，对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贫困山区都要一视同仁，严格依法行政，让违法者无容身之地。

五、确保税务机关独立执法地位。1、无论是地税部门或国税部门，从人事、经费实行彻底的垂直，以排除地方对执法的干扰，打消领导顾虑，真正使执法人员放开手脚，大胆执法。2、尽量克服减免税等涉税事项的“第三者插足”的现象。对特殊群体需要照顾的，实行“先征后返”政策：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再由有关的部门有针对性的补偿，让弱势群体切身感受到国家的关爱。

六、规范“弹性”政策，确保政策一把“尺子”、一个标准。国家在出台政策是要尽量避免“双重”标准，特别是有的地区征收、有的地区不征收这一类的矛盾。既便是对“自由裁量”的行政处罚，也应当作出一个明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处1倍、什么情况下处5倍等，以便于执法人员“对号入座”，尽量杜绝执法的随意性和处罚的显失公平性。为守法的纳税人营造一个公平竟争的纳税环境。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10

我国加入WTO后，对外经济贸易激增，跨国经营企业若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更大的赢利就必须寻求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和费用的方法，如何减少国际贸易税款支出即成为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千差万别，为企业开展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都为国际税收策划提供了可能。在科技进步、通讯发达、交通便利的条件下，跨国企业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资料的流动更为便捷，这为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国际税收筹划”在国际上早已成为企业投资、理财和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在我国还是个新概念。我国企业要从维护自身整体的长远利益出发，摒弃偷、漏税等短期行为，利用国际税法规则，对生产经营活动事先进行安排和运筹，使企业既依法纳税又能充分享有国际税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优惠政策，以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

一、什么是国际税收筹划

国际税收筹划是指跨国纳税义务人利用各国税法差异，通过对跨国筹资、投资、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进行合理的事先规划和安排，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减少或消除其对政府的纳税义务。国际税收筹划是国内税收筹划在国际范围间的延伸和发展，其行为不仅跨越了国境，而且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税收政策，因此国际税收筹划较国内税收筹划更为复杂。国际税收筹划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一是国际税收筹划的主体是具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即纳税人；二是税收筹划的过程或措施必须是科学的，必须在税法规定并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精心安排，才能达到的；三是税收筹划的结果是获得节税收益。因此，偷税、漏税尽管能达到税款的节省，但由于其手段违法，不属于税收筹划的范畴。

二、国际税收策划的可行性分析

企业要进行国际税务策划，首先要对各国的税制有较深的认识。因为国际税务策划的客观基础是国际税收的差别，即各国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税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为跨国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机会。企业只有在全面掌握有关国家税收法规及其具体税制的基础上，兼顾考虑一些其它客观因素，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税务筹划方案。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各国之间税收的差异

世界各国都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符合其利益的税收制度的，因而在税收制度上各国存在一定的差别，跨国企业可利用这些差别如选择低税经营、对纳税义务确定标准的差异、税率的差异、税收基数上的差异等进行有效的税收策划。

此外，各国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的开发、能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上；而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如发达国家那么集中，税收鼓励的范围相对广泛得多。为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展中国家往往对某一地区或某些行业给予普遍优惠，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要多一些。可见，不同国家税收制度的差异为跨国经营的税收筹划提供了种种可能，跨国经营者面对的税收法规越复杂，税收负担差别越明显，其进行筹划的余地就越大。

（二）避税港的存在

避税港是指为跨国经营者取得所得或财产提供免税和低税待遇的国家和地区，为众多跨国投资者所青睐。由于避税港的税负很轻，如百慕大对所得、股息、资本利得和销售额不征收任何税收，也不开征预提和遗产税，因而成为跨国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理想场所。

（三）税收协定网络的不断拓宽

目前，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已有1000多个，我国已与63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随着贸易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所签订的税收协定将会越来越多，这将成为跨国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温床。由于税收协定对缔约国的居民纳税人提供了许多优惠待遇，所以跨国纳税人在选择投资国时一定要注意这些国家对外缔结协定的网络情况。

（四）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税收筹划的新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为跨国经营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和自由化降低了资本成本，提高了税收负担在公司决策中的重要性，因此也加强了跨国经营进行税收筹划的意识。

从上述分析可知，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就是各国税制的差异。企业只有在全面掌握有关国家税收法规及其具体税制的基础上，加以考虑一些其它客观因素，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税务筹划方案。

三、跨国公司进行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一）利用投资地点的合理选择进行国际税收筹划

1.充分利用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选择税负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在跨国经营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税收负担水平有很大差别，且各国也都规定有各种优惠政策，如加速折旧、税收抵免、差别税率和亏损结转等。选择有较多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必能长期受益，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还应考虑投资地对企业的利润汇出有无限制，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以低所得税甚至免所得税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又以对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实行限制，希望以此促使外商进行再投资。此外在跨国投资中，投资者还会遇到国际双重征税问题，规避国际双重征税也是我国跨国投资者在选择地点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应尽量选择与母公司所在国签订有国际税收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以规避国际双重征税。

2.尽量选择在国际避税地进行投资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使用三种税制模式，即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和低税制模式。实行低税制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称为“避税地”，主要有三种类型：（1）纯国际避税地，即没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净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国家和地区，如百慕大、巴哈马等；（2）只行使地域管辖权，完全放弃居民管辖权，对源于国外所得或一般财产等一律免税的国家和地区，如瑞士、香港、巴拿马等。（3）实行正常课税，但在税制中规定了外国投资者的特别优惠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荷兰等。显然，投资者若能选择在这些避税地进行投资，无疑可以免税，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二）选择有利的企业组织方式进行国际税收筹划

跨国投资者不同的企业组织方式在税收待遇上有很大的差别，如采用分公司和子公司时：子公司由于在国外是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出现，因而可享受所在国提供的包括免税期在内的税收优惠待遇，而分公司则是企业的一部分派往国外，不能享受税收优惠，但子公司的亏损不能汇入国内总公司，而分公司的亏损则可汇入总公司。因此跨国经营时，可根据所在国企业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例如，在海外公司初创期，由于亏损的可能性较大，可以采用分公司的组织形式，而当海外公司转为盈利后，若及时地将其转变为子公司形式，便能获得分公司无法获得的许多税收好处。

（三）选择有利的资本结构和投资对象进行国际税收筹划

企业的经营资本通常由自有资本（权益）和借入资本（负债）构成，各国税法一般规定股息不作为费用列支，只能在税后利润中分配，而利息则可作为费用列支，允许从应税所得中扣减。因而，企业要选择自有资本与借入资本的适当比例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如企业选择融资租赁既可以迅速获得所需资产保障企业的举债能力，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也可按规定在所得税前扣除，减少了纳税基数。对于投资对象的选择，跨国经营者应着重了解投资国有关行业性的税收优惠及不同行业的税制差别。

（四）利用关联企业交易中的转让定价进行国际税收筹划

转让定价是指关联企业之间内部转让交易确定的价格，通常不同于一般市场上的价格，转让定价可以高于、低于或等于产品成本。国际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往往受跨国公司集团利益的支配，不易于受市场一般供求关系约束。由于在现代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占有很大的比例，因而可利用高低税收差异，借助转移价格实现利润的转移，以减轻公司的总体税负，从而保证整个公司系统获取最大利润。

（五）通过避免设常设机构来进行国际税收筹划

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和作业场所等。它已成为许多缔约国判定对非居民营业利润征税与否的标准。对于跨国经营而言，避免了常设机构也就避免了立刻在非居住国的有限纳税义务。特别是当非居住国税率高于居住国税率时，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因而，跨国经营者可通过货物仓储、存货管理、广告宣传或其他辅营业活动而并非设立常设机构来达到在非居住国免税的义务优惠。

（六）通过选择有利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国际税收筹划

会计方法的多样性为税收筹划提供了保障，跨国企业应选择符合国际税务环境的会计核算方法。为减轻对外投资建立的公司的税务负担，跨国企业要注重对东道国税务会计的研究，巧妙地使用各种会计处理方法，以减轻税务或延缓纳税。如平均费用分摊是最大限度地抵销利润、减轻纳税的最佳方法。

除此之外，各项基金的提取、会计科目的使用与会计政策都是税务筹划的内容。

四、企业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时应注意的问题

跨国纳税人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气候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税收环境制定国际税收计划，其根本目的在于纳税负担最小化。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跨国经营企业在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深入了解各国税收制度及相关信息

要了解各国的税收制度、税种、税率、计税方法以及在各国的经营形态、收益的种类、经营内容、税收地点以及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民俗等，这些都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而影响着企业的财务和税务安排。

（二）要有多个备选方案

跨国经营企业应全面分析情况，从各个角度尽可能地设计多个备选方案，并从中选择最有利的方案。

（三）要有全局观念

跨国企业应站在全球宏观角度看问题，追求每项税负最小化并不等于整体纳税负担最小，追求税负最小不等于收入一定最大。如某国税收情况于己有利，但该地的经济环境和地理环境却很糟糕，利用它反而因小失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