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与税收十篇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1

[关键词]税收征管；财政收入；误差修正模型

[DOI]10.13939/ki.zgsc.2015.23.023

1 我国财政收入与税收的关系

1.1 我国财政收入现状

2014年以来，我国多数省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前一年，近十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从2007年开始回调。构成这种形势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由于我国宏观经济的下行使得与之密切相关的财政收入也会下行；其二，与我国宏观经济下行相对应的作为宏观调控中的财政政策方面的调整是适度降低税率以支持我国经济增长。预计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将大幅放缓，地方及国家性的财政收入将出现同比负增长。

1.2 我国税收征管现状

在2015年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草案中将给自然人终身不变的“纳税识别号”，这将为税收改革铺路。该修订使买房买车缴社保都要登记纳税人识别号、“灰色收入”无法逃税、依据消费监管收入将成为可能、个人网店收税将不再有障碍。

1.3 我国财政决算收入与税收的理论关系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得到1978年到2013年国家财政决算收入和与之对应的各项税收这两组时间序列。国家财政收入和各项税收总额随着年份的变化折线图见图1。

为使这两组时间序列更平稳且消除异方差，故先对其取自然对数。对处理后的这两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两组数据都非平稳，对其进行一阶差分，数据平稳，故这两组数据都是一阶单整。接下来进行协整性分析，首先作两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结果表明该序列平稳，这说明两者具有协整性关系，即两者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现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将我国财政收入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最终得到的长期均衡模型――误差修正模型为：

InY1=-0.035773+0.9244191nYt-1+0.3310341nXt-0.2401191nXt-1

其中：x-国家财政决算收入中各项税收

Y-国家财政决算收入

其修正的可决系数达到0.999295，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非常好，模型的F检验以及各系数的t检验均通过，DW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

该模型说明，不仅税收的当期波动对我国财政收入有显著性影响，前一期税收收入与前一期财政收入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同样显著。

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通过前一期的税收收入、财政收入以及当期的税收收入来预测当期我国财政收入。

2 税收征管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可以说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力军，我国只有认真落实税收征收管理法才能使财政收入达到甚至超过预期的目标。税收征管制度是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一个税制设置合理、税种构造科学、税负适度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实现我国财政收入目标的必要条件。没有好的税收征管制度支撑，再好的财政政策也难以有效地实施。西方经济学认为，实施机制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具有完善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外，更主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有效的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因此，税收征管是实现我国财政收入目标的前提和保证。在上述的误差修正模型中，我国当期的财政收入取决于当期的税收收入、上一期的财政收入以及上一期的税收，并且上一期的税收收入与我国当期财政收入呈现负相关。这说明我国当期的税收收入并不能完全决定我国当期的财政收入，上一期我国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对其也有显著影响，并且从系数上看，上一期我国的财政收入对当期我国的财政收入影响最大。综上所述，认真落实税收征管制度是实现我国财政收入目标的前提。

3 当前我国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3.1 纳税人不了解缴税的意义

征收制度在当代这个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大背景下不断修改和完善，是为了更好地调节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促进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合理的税制，统一的税法，公平的税负，对于理顺和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对于理顺和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在制定和完善的过程中所召开的听证会波及范围小，并没有广泛地征求纳税人的意见，这样一来，自觉缴税没能在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中落下烙印，人民群众对于为什么要缴税，缴税对国家及自己有什么重要意义等一系列问题都不太了解，因此人民群众对缴税的积极性普遍偏低，这严重地影响了税款征收的效率。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2

论文关键词：从价税，CPI，通货膨胀

 

一、引言

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研究方向，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文献大都集中在货币供给、投资、CPI及PPI等因素，但对于更为本质的财政税收增加、特别是对间接税转嫁因素的研究却鲜有涉及，这使得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事实上,过于偏重货币理论的分析，容易忽视财政政策中税收和政府支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且关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还集中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关系的方面。Barro (1976)提出,如果债券存量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导致通货膨胀[1]。Sarg-ent,Wallace(1981)也认为持续的债券融资赤字将最终被货币化[2]。中国的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许雄奇、张宗益(2004)采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对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在我国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通货膨胀水平[3]。

新疆试行资源税从价征收是政府支持区域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资源税属于间接税，是可以转嫁的税种，实际上由卖方和买方共同负担税收，而负担税收的多少取决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需求弹性越大CPI，供给弹性越小，税负越倾向于由供给方负担；需求弹性越小，供给弹性越大，税负越倾向于由需求方负担。因此石油、天然气类的资源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和供给弹性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二、新疆财政收入通货膨胀效应的经验分析

我们以1978—2009年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因变量（1978年为100）,以财政收入的规模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此外,投资率、对外开放性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也都是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作为截距项论文提纲怎么写。数据主要是根据相应历年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用SPSS17.0进行曲线估计，三次方程的拟合效果最好。

图：新疆财政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三次曲线拟合

我们构建时间序列模型：yi =β1 x +β2 x2 +β3 x3 +εi

式中yi为第i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X表示财政收入（亿元）；ε为截距项。具体来讲,当β3 ≠0 时, 模型刻画了财政收入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之间呈现N 型或倒N 型曲线关系；当β2 ≠0 且β3 = 0 时, 财政收入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之间呈现U 型或倒U型曲线关系；而当β1 ≠0、β2 = 0 且β3 = 0 时，模型反映出财政收入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单调变化特征。我们用SPSS17.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方程：

y=7.182x -0.037 x2 +5.719*10-5x3 +78.549

（R2=0.939，F=143.365，sig=0.000）

模型中系数都异于零，且拟合程度很高呈现比较明显的N型趋势，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先是迅速上升，然后保持一定的水平或略微下降，而后又快速上升，表明在不同时期，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影响程度不同。从曲线特征上来看，自1978年至1997年，曲线迅速上升；1998年至2003年，曲线比较平缓；2004年后曲线又有快速上升的势头。经验表明，财政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存在比较明显的N 型曲线关系，改革开放后的20年，CPI随着财政收入的上升而快速上涨，曲线较为陡峭，斜率较大，本文认为这和市场经济下价格机制发挥正常作用CPI，价格扭曲现象得到纠正有一定的关系，不排除期间出现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中国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足问题凸显出来，尽管财政收入保持一定的增收速度，但是 CPI上升平缓甚至略有下降。2004年后经济走向过热发展的阶段，CPI指数有快速上升的趋势。

三、从价税对财政收入增长影响及CPI预测

对资源税进行从价征收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但是税负可能由此转移到下游部门最终由消费者承受，引发CPI指数上升。资源类产品特别是不可再生的上游类产品，是属于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的商品。因此，对石油、天然气、煤炭计征的大部分资源税都会转移到下游产业中并最终由消费者负担，通过PPI影响到CPI，最终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商品需求弹性表示需求量对价格的变动的敏感程度，需求弹性低的产品，价格的变动对需求量变动的影响小，税负更容易转嫁。同时，作为工业上游产品，石油、天然气的供给弹性较大，生产商是垄断供给，为保证超额利润，税负可以转嫁到下游产业。因此资源税从价征收的结果是下游产品的大幅涨价、消费者剩余减少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必然带来财政支出的扩张，进一步会推动物价上涨。而据现行资源税率，新疆地区从量计征的原油资源税为30元/吨，天然气资源税额为每千立方米9元。若国内原油价格以每吨4000元计算，按5%的税率征收，原油资源税每吨税额将达200元。目前CPI，国产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已提高，新疆各油田所产天然气供应工业用燃气的基准价为每千立方米1200元左右，供应化肥生产和非工业城市燃气基准价为每千立方米790元。改革后，新疆天然气资源税相应税额将提高至每千立方米60元、39.5元。新疆有克拉玛依、塔里木、吐哈三大油田，以2009年生产原油2518万吨计算，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后，仅石油每年可为当地政府增收42.8亿元。由于天然气计价因购买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暂不做深入研究论文提纲怎么写。在这里仅仅分析42.8亿的财政增收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按上述三次方程来预测，假设原油生产量维持2009年水平，自实行从价税的今后一年里（自2010年6月1日开始实行），年财政收入增加x=42.8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y=304.5，CPI指数环比上升50%，2009年为579.3，2011年将达到883.8，涨幅十分巨大，通货膨胀预期十分强烈，这只是计算了对石油征收从价税引发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如果考虑天然气对财政增收的影响，按照模型估算的CPI指数还将大幅增加。由于新疆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不排除生产商减少新疆当地生产量而加大新疆以外地区的产量，通胀预期减弱的同时容易引发失业问题。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新疆地方财政收入和CPI指数之间符合三次函数的特征。目前，伴随着财政收入的上涨，CPI指数有加速上行的趋势。

二是资源税从价征收会加大地方财政收入，即政府的经济租增加CPI，但同时会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大幅上升，通胀预期更加浓烈。

由于石油、天然气的垄断供给，属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富有弹性产品。生产厂商掌握着定价权。在节约资源利用的同时推高价格在所难免，改变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是缓解通胀的途径之一。改变需求弹性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使用替代产品，发展新能源及战略性新型产业，从这个角度上分析，战略性新型产业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对传统能源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改变供给弹性可以从破除垄断生产的角度出发，长期以来石油、天然气的开发、炼制和批发销售环节以法定的专营权形式固定下来。寡头垄断经营下油气产业缺乏竞争机制，必须打破垄断机制，放开准入领域并放宽准入条件才能使产品供给弹性下降，价格转入市场定价模式。

The AdvaloremDuty, the Financial Revenue and Xinjiang Inflation Anticipated Analyze

FuMing

(Xinjiang University ofFinance & Economics 830012)

Abstract: The advalorem duty hasimplemented in Xinjiang.This reform measure may increase the local financeincome largely, which is advantageous in enlarging the expenditure, promotes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ut we must be vigilant the influence of advaloremduty that may pass the tax burden to the downstream industry and the residentconsumable price. This article began from the angle of relations between financialrevenue's increase and the CPI, analyzing the conduction mechanism for advaloremduty to PPI and the CPI,wit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or relations between the advaloremduty and CPI.The article has proven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theimplementation of advalorem duty will promote the Xinjiang price leveluniversal which exist strong inflation expectations.

Keywords: Advalorem duty,The CPI,Inflation

现在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库尔勒市、克拉玛依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编写组成员

[1] Barro, R·J·Reply to Feldstein and Buchanan [J]·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 1976, (82 ): 1095 -1117·

[2] Sargent, T·J·and N·Wallace·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1981, (5): 1-17·

[3] 许雄奇,张宗益.财政赤字、金融深化与通货膨胀———理论分析和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1978-2002)[J].管理世界, 2004, (9)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3

【关键词】 财政收入能力；财政自给能力；财政收入结构；分税制

河南分税制自1994年建立后，历经三次比较大的调整。1996年和2004年的分税制调整是为了缓解因分税制实施致使财力上移、事权不变给基层财政带来的收支压力，实现财力下移。2009年的分税制调整是为了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财政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分析了分税制调整对河南财政收入总量和纵向财政关系的影响，设计了实现财政自给能力均等化的分税制改革路径。

一、河南各级财政收入能力的总体性衡量

由于财政支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财政收入是财政能力形成的基础，因而，河南地方财政收入在政府间如何划分就决定了各级财政能力的高低。

（一）河南各级财政的收入规模

财政收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各级财政收入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直接关系着各级政府辖区内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尽管上级的转移支付也可作为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但一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由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解决。衡量财政收入规模的绝对量指标为一级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量指标为一级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于GDP是地区概念，而这里论述的是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因而就不能使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度量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少，只能采用衡量财政收入规模的绝对指标。

1995年，省级财政收入为16.4162亿元，比1994年增长了39.36%，比全省财政收入增长率高5.85个百分点。市级为46.4307亿元，县级为32.8480亿元，乡级为28.9346亿元。

2003年，河南财政收入为338.0535亿元，比1996年增长108.6%。省级收入为55.7122亿元，增长了177.21%；市级收入为108.9385亿元，增长了89.69%；县级收入为74.1262亿元，增长82.59%；乡级收入74.1262亿元，增长了82.59%。就财政收入增长率而言，1996年分税制调整未能实现政府财力的下移。

2008年，河南地方财政收入为1 008.9009亿元，比2004年增长135.3%。省级财政收入为79.5497亿元，增长了87.07%；市级财政收入为363.9637亿元，增长了118.5%；县级财政收入为397.9414亿元，增长了178.55%；乡级财政收入为167.4461亿元，增长了117.98%。市、县、乡三级财政收入增长率均高于省级，2004年分税制调整增加基层财力的效果明显。

2010年，河南财政收入为1 381.32亿元，比2009年增长22.67%。省级财政收入为107.26亿元，增长了24.14%；市级财政收入为514.74亿元，增长了26.81%。县级财政收入为529.68亿元，增长了20.03%；乡级财政收入为229.65亿元，增长了19.34%。由于2009年省级财政对增值税、资源税和非税收入分成收入的增加，2010年省级财政收入增长率比2004年有所提高。

1995—2010年，河南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11.08倍，省级增长了6.53倍，市级增长了11.09倍，县级增长了18.31倍，乡级增长了7.94倍。财政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公共服务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但市、县级财政收入增长得快，省级、乡级财政收入增长得慢，省级增长得最慢。各级财政依靠本级收入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并不均等，省级、乡级财政需要上级的转移支付来履行政府职能。

（二）河南各级财政收入结构

财政收入结构是财政收入中税收与非税收入的比重。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税收比重越大；相反，税收比重越小。财政收入中税收比重的高低就成为衡量财政收入质量的重要指标。

1995年，河南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2.99%，省、市、乡级税收比重分别为94.52%、89.36%、86.59%。县级税收比重为62.59%，居四级财政之末。

随着1996年分税制调整，地市以上企业增值25%部分的增量省级不再分成，各地市也不再集中县市增值税25%部分的增量。1996—2003年，省、市级税收比重由94.51%和83.99%分别下降到74.41%和76.94%，财政收入质量下降；县乡级税收比重由57.65%和83.67%上升到69.44%和94.7%，财政收入质量提高。

2004年河南省财政对地市下放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当年省级税收比重下降为39.8%，2008年也仅为40.57%。市县乡级税收比重由2004年的76.63%、64.88%、90.95%分别上升为2008年的77.17%、69.05%、92.19%，财政收入质量提高。

2009年河南省级财政提高了增值税和资源税类税收的分成比例，税收比重提高到49.29%，市县乡级税收比重下降到76.93%、66.53%、89.94%。2010年省市级税收比重下降为38.69%、76.68%，县乡级上升为69.77%、91.79%。

1995—2010年，省市级税收比重下降，县乡级税收比重上升。省市政府需要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保障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三）河南地方财政收入中各级财政收入的比重

地方财政收入中各级财政收入的比重是反映各级财政从分税制中直接获得的财力水平，影响各级财政的自主程度，受制于分税制的集权和分权设计。

1996年、2004年和2009年的分税制调整都没有改变省级、乡级财政收入比重比较低，市级、县级财政收入比重比较高的状况。省级财政收入比重最低，2003年之前略高于10%，2004年起低于10%，并从2004年的9.92%下降到2008年的7.89%，2009年再下降到7.67%，2010年回升为7.77%。乡级财政收入比重2004年前略高于20%，2004年后明显下降，从2004年的17.91%下降到2008—2010年的16.59%、17.09%、16.62%。2008年前，市级财政收入比重最高，均在30%～40%之间徘徊；自2008年起，市级财政收入比重低于县级财政收入比重，市级略高于36%，县级略高于38%。

1995—2010年，省级、乡级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市级、县级财政收入比重上升。省级、乡级财政需要上级的转移支付提供公共服务。

二、河南政府间财政收入能力的纵向均衡性判断

判断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需借助于财政自给能力的概念，而财政自给能力是各级政府独立筹措收入的能力，通常以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来表示。

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本级负责征收的收入÷本级公共支出

如果系数等于1，该级政府刚好具有财政自给能力，没有能力向其他级别政府提供转移支付，也不需要接受其他政府的转移支付和举债。如果系数大于1，该级政府具有充分的财政自给能力，除了满足本级政府支出外，还可向其他级别的政府提供转移支付。如果系数小于1，该级政府需要其他级别政府的转移支付，或举债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由于2011年之前我国地方政府无权举债，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小于1，意味着需要接受其他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提供公共服务。

1995年，省级财政自给能力为0.38，居于河南四级财政之末；乡级财政自给能力为0.84，居于河南财政之首；市级财政自给能力为0.69，高于县级财政的0.53。各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显不足。

1996—1997年，各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有所提高。2002—2003年，县级财政自给能力低于省级，乡级依然最强，市级位居第二。2004年之后，各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对比关系又恢复了1995年的状况，表明2004年和2008年的分税制调整对各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相同。特别是2008年后，四级财政自给能力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更加明显。例如，2010年，省级财政自给能力系数为0.17，县级为0.3，市级为0.66，乡级为1.04。

1995—2010年，除乡级财政自给能力是上升的并在2010年超过1外，省、市、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是下降的并小于1。

三、政府间税收划分的国际经验及河南税收配置的缺陷

（一）河南税收在政府间的错位分配

一般而言，政府层次越高，税收占政府总税收的比例越大；反之，税收比例越小。2007年联邦制国家中，澳大利亚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为81.93%、15.3%、2.94%，加拿大为48.04%、42.19%、9.78%，德国为49.44%、37.3%、13.26%。2007年单一制国家中，匈牙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为82.98%、17.02%，挪威为84.27%、15.73%，法国为81.59%、18.41%①。

2010年，税收占河南财政收入的73.6%，其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并不均匀。市级税收占全省税收的比重超过38.83%，税收比重位居各级政府之首；省级税收比重为4.08%，税收比重最低；县级税收比重为36.36%；乡级税收比重为20.73%。与上述国家相比，河南省市县乡政府的税收比例与其政府层次高低不相适应，省级政府②的税收比重太低。

（二）税种在政府间的错位配置

一般来说，高层次政府的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比重较大，较低层次政府的财产税比重较大。2007年联邦制国家中，澳大利亚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81.98%、18.06%、0%，财产税的比例为0.05%、67.87%、32.12%，中央政府占有所得税的100%。加拿大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39.15%、60.14%、0.71%，所得税的比例为62.8%、37.2%、0%，财产税比例为0%、19.17%、80.83%，地方政府拥有其他税种的100%。德国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63.56%、34.73%、1.72%，财产税的比例为0%、54.17%、45.83%，所得税的比例为40.87%、38.33%、20.8%。2007年单一制国家中，匈牙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86.84%、13.16%，财产税比例为37.72%、62.23%，所得税比例为80.44%、19.56%。挪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99.21%、0.79%，财产税比例为52.26%、47.74%，所得税比例为77.1%、22.9%，其他税比例为100%、0%。法国中央政府拥有所得税、商品税的100%，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产税比例为20.5%、79.51%。

2010年，河南省、市、县、乡政府分别拥有商品税③的2.77%、39.56%、34.83%、22.84%，所得税的14.64%、39.85%、29.16%、16.35%，财产税的0%、39.44%、42.8%、17.76%，其他税种的0%、26.04%、48.97%、24.99%。与上述国家相比，河南省级政府的商品税、所得税与其他税种的比例较小。

四、增强河南各级财政收入能力的财税制度

河南省级财政收入增长率、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省级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和省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是最低的，河南地方财力严重向县级市倾斜。而2012年全面实行的省管县体制也包含着省级财政对县级的支持。为此，必须扭转河南省级财政的收入能力，以更多的财力增加对县级的支持。由于河南“乡财县管”体制的推进，乡级政府将虚化，政府层次将由四级变为三级。本文以2009年的分税制为依据，构建增强省市县财政收入能力和均等化水平的财税制度。

一是营业税。河南范围内的中央企业、省级企业营业税为省级固定收入，取消除省投资的跨市经营企业营业税归属省级财政外其他企业营业税下划市县的规定，逐步使营业税成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而县市企业营业税仍归县市所有。

二是企业所得税。河南范围内的中央企业和省级企业所得税（40%部分）为省级固定收入，市县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的增量部分继续执行省与市县15∶85的分成比例，促进县市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企业效益。

三是个人所得税。下划县市的个人所得税（40%部分）仍以2003年为基数，增量部分省与市县分成比例由2∶8改为6∶4。这一比例与省级分成个人所得税按当年增量的60%奖励市县的转移支付相一致。

四是增值税。改河南范围的中央企业和省级企业增值税（25%部分）为省级固定收入，继续执行市县增值税收入（25%部分）以2008年为基数，增量部分省级分成20%的规定，实现经济增长由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二、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

五是保留资源类税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和非税收入的省市县分配办法、税收返还比例、市县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分类激励性财政政策和转移支付制度。除资源税类、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以外的其他税种收入全部下放市县。

上述方案提高了省级商品税、所得税的分成比例和省级税收比例，形成了省级政府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重要税种的收入体系，实现了省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商品税和所得税收入与省级政府作为中间层次政府的一致。县市政府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分成比例虽比以前下降了，但除资源税类、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以外的其他税种收入均属县市所有后，县市税收收入不减反增。

【参考文献】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4

【关键词】 分税制 地方财政 财税体制

一、分税制以来山东省财力变化状况分析

1、山东财力总量分析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反映，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这是财政与经济关系的一般原理。1994年以来，我国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对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整个财政体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山东省在这近10年中，经济得到了较好发展，通过大量相关数据显示，近10年是山东省经济与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其财政收入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显示的数据结果看，山东省2000―2009年财政收入总体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山东省地方财政收入总量膨胀迅速，2009年山东省的财政收入是2000年的4.75倍，年平均增长24.7%，高出全国财政收入17.9%的增长水平，而且有很多年份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水平（如表2所示）。

第二，山东省财政总收入占省GDP的比重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山东地方财政收入占山东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1年达到6.26%，随后开始下降，到2004年降到“谷底”，2005年以后又上升，2009年达到最高6.5%。

2、财政收入结构分析

从表3数据所显示的结果表明：第一，山东省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是逐年增加的，从2000年的332.29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198.53亿元；并且税收收入占主体地位，符合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形式现状，但税收所占比重低于全国水平。第二，受国家政策影响，山东省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增长，财政结构不断优化，非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2000―2009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所占比重从28.3%降到21.7%，这充分表明山东财政收入结构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各地重税收增长、重财力增加的意识开始加强。

3、地方财政收入与其他发达省份的横向对比分析

山东、广东、江苏和浙江四省同是我国沿海的经济大省，在我国的经济格局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比较山东省与这几个省份，对于山东省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财力的逐步增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上述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山东省经济总量虽然位居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也位居全国前列，但与其他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山东省地方财政收入的绝对数量与其他经济发达省份相比明显偏低。通过对比可以看出，2004―2007年，在山东比江苏在地区生产总值方面增多的情况下，山东与江苏在地方财政收入方面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在山东与广东的对比中，从地区生产总值数值来看，山东省与广东省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是逐渐拉大的，而且地方财政收入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在山东与浙江的对比中，在山东经济总量高出浙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收入差距却没有明显变化。2007年山东省比浙江省多出7150亿元的经济总量，体现到地方财政收入上只有24.5亿元。

从表6可以看出，在各项主要税收项目中，山东省真正占优势的项目不多。在资源税方面山东省占优势，农业各税四省差距不是很大，山东省在其他税上也不占优势。但是，在主要税种上，如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方面，山东省税收收入明显低于广东、江苏和浙江。在以上四项税收收入上，山东与广东就相差805亿元，与江苏相差355.2亿元，与浙江相差212.1亿元。我国目前的税收主要是以流转税或商品税为主体，山东税收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说明了山东在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以至于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与其他三省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二、分税制改革以来山东省财力存在的问题

1、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权限

在中央和山东地方立法机构之间对税收立法权进行合理划分，这对于税收法制化建设和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山东省的进一步完善是大有裨益的。在保持中央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赋予山东省地方一定的税收管理权限，对山东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地方有调整权、减免权，对次要税种有立法权，必将调动地方政府财政工作的积极性。但是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法解释权、税收调整权、税收立法权，这对山东省财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要使山东省财力状况得到更快增长，山东地方政府必须具备必要的税收权限。

2、地方税收入规模不高，地方税制改革滞后

地方税收收入一般占本级财政收入的80%左右，这是一个在世界上普遍公认的比较科学的比重，而山东省近年来地方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都维持在75%上下，这明显揭示了地方税收入对地方财力的满足程度不足，不利于山东省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实现。尽管多年来山东省税收规模在不断扩大，从2000年的332.29亿增长到2009年的1720.25亿，但还是显然低于中央税收的增长速度。一个原因是由于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多项税收政策收缩了地方税源，从而抑制了山东税收规模的扩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山东省税制改革滞后，大大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

3、税收征管存在技术问题

山东省地方税收入的特点是税源分散、收入隐蔽、难于征管。为了建立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高效严密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山东省地方税征收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必须要强化地方税收的征管。1994年的税制改革确立了国税和地税两个税收征管系统，而且并对国税、地税的征管范围作出了明确的划分。由于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些新政策，改变了某些税种的征税范围，这使得国税、地税的合作产生了障碍。这是与建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征管机构的初衷不相符的，没能符合预定的目标。

4、中央与山东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模糊，财政与事权不匹配

分税制虽然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都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财权与事权不统一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比如有些应由中央承担的事务却让地方承担支付，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安排专项资金的事项上存在不合理的交叉现象。新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却无意识地使各个地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地扩大。

5、山东省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山东省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除存在转移支付审批的程序不规范、项目的审批不严格、主观随意性较大等弊端以外，还存在以下的主要问题：转移支付的结构不合理，这使地方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也使得在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容易产生挤占挪用专款的情况；山东省政府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查力度不够，从而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下降，这主要由于我国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尤其是目前《财政转移支付法》还没有产生，这使得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监管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三、影响山东省税收收入变动的因素分析

1、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

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收入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表1说明山东省税收增长与山东省GDP增长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GDP总量的不断增长，税收收入也是在不断增长着的。2000―2009年的十年间，山东省GDP增长了25468亿元，年均增长2500多亿元；同期税收收入增长了1388亿元，年均增长1000亿元，这说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收入是随着GDP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的。

2、税收征管的加强促进了山东省税收收入的增长

税收征管十分弱化是分税制改革前我国财政收入落后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山东省坚持依法治税，各级税务机关认真提高税收管理水平，确保应交的税收全部交齐。2007年，山东省国税和地税系统的入库率都超过了95%，比分税制改革之初有明显提高。税收征管工作的改进和征管力度的加大，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大大提高了山东省税收收入的效率。

3、财政体制的优化调整促进了山东省税收收入的增长

分税制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山东省的财政体制较稳定，但最近几年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式，山东省进行了财政体制调整。山东在调整财政体制时，各级都曾使用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即利益调整一般只针对超基数部分。自然而然地，山东各地为减少损失，增加利益，都努力在财政体制变化前尽快增加有关收入，做大基数。这是2000、2001两年山东省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较多的一个原因。

四、完善分税制，增强山东省财力的对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基本法律法规

（1）完善具有指导作用的税收基本法律法规。山东省应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式，不断完善分税制的基本法律法规，用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和地方税收管理的权限，进一步明确地方税的性质、原则、管理体制等，使地方税体系建立与完善有相应的法律保障，确保在税收制实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在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划分上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在税收管理权限上实行分级管理，做到中央税和共享税的税收立法权、征收权和管理权完全集中于中央，流转税、所得税等全国性的主体地方税种税权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在立法权归中央的前提下可以对财产税类等全国性的辅助地方税种确定实施细则和具体征收办法，地方有决定开征某些地方税的权力等。

2、优化山东省税制结构

优化地方税体系，必须合理选择主体税种。山东现行地方税带有明显过渡性，虽然税种较多，但缺乏主体税种。主体税种来源应该较为丰富、稳定、征收管理方便、经济调控能力强。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主体税种应作相应调整，不应绝对化。近期地方主体税种、中期地方税主体税种和远期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确立、选择的重点不同。设置地方税的意义在于使地方政府能够具有一部分较为稳定的收入以便提供这种公共服务。在分税财政体制中，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收能力是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

3、积极推进费改税

合理确定地方税收规模是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础，也是地方政府履行职能的基本保障。通过推行有选择的费改税，提高地方税占山东省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大地方税的规模。税收和收费的不同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在山东省的财政收支活动中，只能以税收作为主要手段，把收费作为辅助手段。然而，随着收费规模的膨胀，出现了“以费代税”局面，扰乱了社会分配秩序，分散了山东省政府财力。目前，相当一部分收费本身就具有税收的性质，山东省应该积极推进费改税，增加地方税收入规模。

4、明确财权与事权

（1）明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财权与事权相统一，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山东省与中央事权划分应符合以下原则：遵循国家宪法规定，进一步完善单一制税制形式；中央集中与山东地方自主相结合，进一步扩大山东地方政府事权；事权划分以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以明确中央与山东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

（2）建立在分税制基础上的分级预算。为促进山东省财力的增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借鉴国外的42分级预算管理体制。分级预算应具有如下特点：收入实行各级政府分税体制；建立规范的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分立，进行转移支付后自求平衡。因此，山东省应参照国际上处理上下级财政关系的一般做法，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基础上，实行分级预算管理体制。

（3）逐步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山东各个地区间的差距。山东省、市财政要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根据各县（市、区）可用财力、标准财政收入、标准财政支出、标准财政供养人数以及少数民族、革命老区等综合因素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由省直接计算分配到县（市、区），同时对现有专项资金进行整合，逐步扩大财力性转移支付范围，规范资金分配办法，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山东省在财政体制调整的过程中要注意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照顾，以缩小地区间差距，促使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运行情况与政策建议[J].财政研究，2008（12）.

[2] 樊丽明：分税制对地方财政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当代财经，1994（1）.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5

关键词：辽宁；财政收入质量；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084-02

地方财政收入作为地方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的集中体现，是检验地方整个经济运行质效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几年来，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呈“超常规”、“跳跃性”发展，大大超过地方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喜人的局面。但就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和运行状况分析，其隐患严重。本文重点分析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概述及考核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提出中国地方财政收入质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概述

地方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为满足其职能的需要而通过一定形式集中起来的货币资金。所谓的财政收入质量是指财政收入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以及财政职能在组织收入中实现的程度。主要从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三个维度进行评价，同时兼顾财政职能实现的程度。地方财政收入质量问题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其一，财政收入的质量是政府管理和服务质量的保证。合法性收入下的生活才是高质量的。其二，财政收入的取得方式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比如果实要合理采摘，不能以折断树枝或砍树的方式摘果子。其三，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执法行为具有导向效应。政府行为对私人具有导向效应。

地方财政收入的质量高低主要看其收入规模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其收入结构是否合理、其资金是否是真正可用的政府财力。也就是说，没有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也就无从谈财政收入的质量；在财政收入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果财政收入的结构不合理，也会影响财政收入的质量；而财政收入是否真实地代表有使用价值的社会产品并是否真正成为政府的可用财力，这是财政收入质量的直接体现。

二、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考核指标体系

（一）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考核的合法性指标

所谓的地方财政收入合法性是指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是否执行了相关的税法，税收征管法、行政法规和行政处罚法规等。以征税为例就是有无“收过头税”、“有税下征”、“寅吃卯粮”、“应退不退”、“应减不减”等违法的情况。考核方式通常采取抽样方式检查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办法措施条例等的执行情况。一般有执法准确率、执法执行质量等。

（二）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考核的合理性指标

所谓的地方财政收入合理性是指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各项指标是否在合理的区间内。具体包括规模分析指标、构成分析指标、趋势分析指标和效果分析指标等包括规模分析（财政收入总量）、构成分析（如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主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例等）、趋势分析（如税收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弹性等）、效果分析（如税收收入产业比率、税收收入行业比率等）等指标。如A、B两市2012税收收入分别为80亿元和56亿元，财政收入分别为100亿元和80亿元；A、B两市2013年税收收入分别为104亿元和61.6亿元，财政收入分别为125亿元和100亿元。从总量来看2013年较比2012年A、B两市税收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0%和10%，财政收入增长率都是25%，A市税收收入增长超过B市质量指标优于B市，而B市2013年非税收收入对财政贡献大，说明财政收入质量不佳。

（三）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考核的真实性指标

所谓的地方财政收入真实性是指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各项指标是否真实可靠，有无虚构、虚假入库、空转”和“买税”等情况。 财政收入的信息质量主要是考察财政收入数据信息的真实性。财政收入直观地表现为一定数量货币收入的数据信息，而这些数据信息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必须保证财政收入数据是不存在虚假现象，这种虚假又可以分为财政收入的虚增和虚减。

三、辽宁地方财政收入质量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财政存在着收入规模“虚涨”的问题

所谓的收入规模“虚涨”是指财政总收入增幅高，可用财力增幅低，财政收入高增长与拖部职工工资问题同时并存，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地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比例失调。成地方财政收人规模虚涨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上的原因，包括地方财源建设枯竭，发展的自然基础差，制约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二是主观上的原因，包热括列收列支收入项目增多、数量大，行政干预，争排名、争虚荣以及收入“空转”等。

（二）税收“流失”问题依然突出

虽然近些年执法力度加强，收入“流失”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相比较而言，问题依然突出。具体包括：一是由于征管工作不到位，造成财政收入流失。如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全省乃至全国约有80%的县市征收不到位。二是征管人员素质不高，有税却难以收缴入库。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依法征收，突出表现在中央“两税”（消费税、增值税），地方完成上级收入任务，能得到税收返还基数后，便责令税务部门罢手不收。四是随意越权减免税收。

（三）财政收入构成不尽合理

在较为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地方固定收入应占总收入的较大比重，才能保证地方正常的预算支出。在部分地方的财政收入构成中，列收列支收入与地方工商税收收入并驾齐驱，加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列收列支的收入比重，几乎超过了地方工商税收入的比重。这种畸形的财政收入结构，如果任其发展，最终将会使地方财政逐步丧失引导和调节地方宏观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巩固。

（四）个别地方存在着盗转税收、索要回扣的现象

盗转税收问题，虽超收，发展到奖励变回扣、回扣变索要。以回扣比例要挟地方政府，最高的回扣率达60%，致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类似情况，在不少地方征收部门存在着。有的单位和个人存在着有税不收、无奖励政策不收、无回扣不收问题，严重扰乱税收征管法的贯彻执行，造成大量财政收入流失。

四、提高辽宁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建议

（一）加大对财政收入质量的监管力度

由于追求增长的短期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收入质量监管在质量监督失控问题，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监督是首要问题，应加大监督力度。具体包括：一是要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监控和检查，严格控制财政部门设立收入过渡户的数量，加强过渡户缴库情况的检查。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和税务检查，从违规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审批，查补税款等方面进行税务工作检查，进一步核实税基，强化税源监控，狠抓税收征管，做到应收尽收。三是创新监督模式，采用异地交叉、上下联动等方式开展财政收入质量检查，提高检查成效。

（二）加强征收监控，规范征管行为

加强征收监控，规范执法行为对于提高财政收入质量非常重要。具体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要彻底改革现行的以税收专管员管户征收为主要的征管方式为纳税申报征收。在发达国家，税收征纳均以纳税人申报缴税为主要征收形式，辅之以严格的稽查惩处措施，形成系统的申报、缴纳、稽查、征处体系，改少、管人治为依法治税、依法征纳、依法管理。这样，才能根治税收征管中的违法行为。二是要全面提高税收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训手段，努力提高现有财税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提高工作、服务质量，坚决堵塞因财税干部队伍素质因素而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的漏洞。

（三）规范收费制度，把非税收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政府性收费是满足政府职能需要的一种筹资方式，但不能简单地把弥补地方财力不足作为政府收费的依据。为了使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更为合理，必须规范税与费的关系，把非税收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应清理地方收费项目，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对凭借政府权力、行政管理职能或社会管理职能收取的行政事业性费用和基金，因为与税收性质基本相同，可通过“费改税”来切断收费与部门利益的联系，如开征燃油税、教育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对必须保留的收费项目实行规范化管理，如实行目录管理、收费公示制度、统一票据制度、“收支两条线”管理等。

（四）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依法追纠责任

对国家财政收入管理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加大打击力度。打击不力，是税收征管中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止、犯罪分子胆大妄为的诱因之一：现行的国家税收法律法令、法规，其内容较为完善，问题在于如何严格执法、严肃执法对违反国家税收法规、触犯刑津的行为，要做到定期专项打击与长期严格执法、违法必究相结合，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不姑息、不保护、不手软，要真正做到执法必严、打击有力、预警有效。这样，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把规范管理、依法管理与严厉打击有力结合起来，加强地方财政收入管理，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参考文献：

[1] 弯海川.地方财政收入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235-240.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6

一、近年来广西非税收入增长现状

(一)非税收入增速快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近年来,广西非税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除2007年受政策调整因素影响,增幅低于20%外,从2004年起全区非税收入增幅均超过24%,且均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幅(见图1)。2004~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年均递增24?6%,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5?8个百分点。非税收入规模也随之逐年增大,2008年达到了171?93亿元,比2004年的74?2亿元增长2?3倍。

(二)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居于高位。2004年以来,广西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一直居高不下,每年均在31%以上(2003年以前,仅有2000年比重为30?2%,其余年份均低于30%),高出同期全国地方平均比重均超过13个百分点(见图2)。这几年,广西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全国排位均比较靠前,基本上处于前三名位置,比重排位最低的2008年,也达到第四名。

(三)非税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增大。2004~2008年,广西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分别为16?8%、19%、21%、22?3%和23?8%,其中依靠非税收入拉动增长分别为8?3个、7?6个、8?9个、5?5个和8?5个百分点,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9?4%、40%、42?4%、24?7%和35?7%,非税收入除2007年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较小外,其余年份均超过了1/3。

(四)非税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比重总体上升。随着中央对非税收入预算管理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广西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规模不断扩大,从2001年的39?2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71?93亿元,增长4?4倍;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占全部非税收入总量的比重总体上升,由2001年的23?2%上升到2008年30?1%,尤其是2004年以后(2007年除外)这一比重均保持在30%以上(见表1)。二、非税收入比重过高的原因分析

(一)地方税收收入增长比较缓慢。

2004~2008年,广西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5%,其中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8?8%,非税收入年均增长24?6%。通过比较发现,地方税收收入年均增速不仅低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低于非税收入增速。我们分析认为,造成地方税收收入增长比较缓慢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税制制约了地方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将增值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现行比例为75∶25);在北京集中缴纳的铁道、金融企业的营业税、所得税作为中央固定收入,中石油、中石化所得税由共享税改为中央固定收入,跨省区经营企业所得税也先100%缴入中央金库;消费税全额上缴中央;2002年,国家又对所得税实行分享改革,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共享收入,当年中央与地方实行五五分成,2003年又改为分成。一系列的税制改革,使得总量大且较易征收的税种以较高的比例缴入中央,地方主要负责征收数额较小且难于征收的税种,由此形成了税收收入大头在中央而地方留存较少的局面。从广西情况看,2001年地方税收收入139?44亿元,上划中央税收收入84?37亿元;至2008年,地方税收收入346?49亿元,比2001年增长2?5倍,而上划中央税收收入324?88亿元,比2001年增长3?9倍,地方税收收入总量增长明显偏低。

2?广西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对税收增长贡献率偏低。一般来说,相同的经济总量中第一产业对税收收入的直接贡献最小,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大。特别是国家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第一产业直接对税收收入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2007年,广西第一产业的税收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为0?05%,第二、第三产业则为14?6%和11?5%,对税收的贡献分别为0?1%、56?3%和43?6%。广西第一产业比重过大而第二产业比重偏低,制约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

3?各项减税政策直接减少地方税收收入。一是国家实施的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使地方可征税收收入减少。2003年以来,除了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部分矿产品资源税以及2007年6月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之外,国家没有开征新税,也没有提高主要税种的税率,而是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改革和发展的税收减免政策。这些减税政策主要有: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起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5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2003年广西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收入17?97亿元);2008年起企业所得税实行“两法合并”(减少广西当年企业所得税收入约6?6亿元);2008年3月起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少广西当年个人所得税1亿元左右)。从2009年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税收收入影响更大,初步预测减少税收收入33亿元。二是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应减少了税收收入。主要有:以降低所得税为主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税收优惠政策等。据统计,由于执行西部大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2005年广西减免企业所得税15?54亿元,2006年为18?56亿元,2007年超过20亿元,呈逐年上升态势。虽然从长远看,实行减税政策,有利于优化环境,发展经济,为税收收入提供经济基础和税源保障,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将势必对税收收入增收带来影响。

(二)非税收入快速扩张。

在地方税收收入缓慢增长的同时,非税收入(指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则呈现快速扩张态势。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达到了171?93亿元,比2001年的39?23亿元增长4?4倍,而同期地方税收收入仅增长2?5倍。2004~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年均增幅为24?6%,高出同期地方税收收入年均增幅5?8个百分点,也高出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幅4?1个百分点。造成广西非税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

1?不少地方政府把非税收入作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手段。

近几年来,广西各地不断加大经济建设力度,在经济发展加快的同时,财政收支矛盾也越来越突出。2004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尚达到47%,之后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40%,也就是说,2008年60%的地方财政支出需要靠转移支付维持,并且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由于地方预算内财力无法满足规模庞大的政府支出日益增长的需要,加之上级转移支付的力度不足,不少地方财政支出缺口很大,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想方设法税外收费,将矛盾的解决偏向各类非税收入上来,千方百计增加非税收入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增加开支财源的无奈选择,最终导致非税收入规模不断扩大。

2?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观念共同作用,使得非税收入增长无序。

我国在非税收入管理方面至今尚未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或行政法规,造成各级财政部门在监管非税收入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难以严肃查处非税收入管理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同时,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及职能划分,存在相互交叉、多头管理的运行机制,政府行政职能上“缺位”与“越位”的现象并存,使非税收入存在收费主体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门等不规范现象。再加上目前“收支两条线”改革不彻底,仍没有实行规范的完全的收支脱钩,“谁收谁支、多收多返(还)”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是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明脱暗挂现象仍普遍存在。由于管理制度不够规范和完善,客观上助长了执收执罚部门和单位通过扩张非税收入来寻求小团体利益,随意增加收费罚款项目,扩大收费罚款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乱支滥用、截留挪用等现象屡禁不止。执收款项的多少,甚至还影响到执收单位在地方政府中的话语权,各个执收单位之间收费收入互相攀比竞争,最终导致非税收入增长无序。

3?部分地方过度依赖非税收入拉动财政收入增长。

近年来,广西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进入了10年来发展的最好时期。受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广西财政收入也实现了较快稳定增长。尤其是2004~2008年,广西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8%,一般预算收入更是突破20%,达到了20?5%。然而,如此快速的增长毕竟难以长期维持,特别是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缺乏新的收入增长点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面临着很大压力。有些地方政府为完成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任务,在企业效益低迷、主要税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把非税收入当做“蓄水池”,“堤外损失堤内补”,支持、默许有关部门从非税收入中挖掘增收空间,甚至将政府性基金收入、本应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挤进一般预算收入,以确保完成当地财政收入增长任务。这些不规范的做法,既影响了财政收入质量,造成财政收入“虚胖”,又增加了非税收入的比重。

4?一次性或不可比性收入因素支撑了非税收入较快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8年,中央共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项目近500项。按理说,非税收入增势总体应有所减缓。实际上,广西非税收入除2007年受政策调整因素影响,增幅低于20%外,从2004年起其余年份增幅均超过24%,2004~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年均递增24?6%,且均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增幅。造成非税收入不降反增的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将非税收入征收重点从常规性收入转到一次性收入上来,如通过加快企业改制步伐、加大国有资源管理力度等手段,获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或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以及按照规定将一些预算外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使非税收入大幅增收。从广西非税收入构成情况看,近年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2007年起分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占非税收入比重逐年提高,2004年为22?6%,2008年上升到31?3%,2009年更是高达42?3%,大大高于同期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2009年起停止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等经常性非税收入项目的比重(见表2)。

三、合理控制广西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对策

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做到应收尽收。尤其是广西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财政收入总量较小,收支矛盾比较突出,更有必要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客观地说,近几年广西非税收入占比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8?4%,随后逐年上升至2008年的11?6%,广西非税收入占比则基本保持在18%~20%之间,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也基本保持在31%左右,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从增幅看,近年来虽然广西非税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但总体上仍然低于全国增速,增幅在全国排位也处于中等水平。但也应看到,广西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以及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总体偏高,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比重在全国排位均在前四名以内。由于非税收入大都列收列支,真正能够增加可用财力的部分并不多,广西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占财政收入比重过高,将会导致税源的分化和减弱,造成财政收入质量不高,收入结构不合理,地方财政实力总体不强。同时,非税收入中的一些收费超越了正常的范围,使企业和经营者效益受损,加重了企业和居民负担,侵蚀了税基,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乃至经济发展。因此,必须重视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问题,一方面,要切实加强非税收入的征管,确保应收尽收,另一方面,要努力采取措施,控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

(一)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

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按照财力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以及国家与企业的财政分配关系,完善税制,逐步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如中央财政应加大对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使地方有较充足的财力来承担相应的事权。这样,既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又可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履行本级事权的积极性,使地方政府不再靠设法税外收费,增加非税收入来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

(二)促进经济加快发展,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经济基础和财源保障。

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最终要靠于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应立足广西实际,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大力支持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将其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级和广西财政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适合广西资源、市场、区位优势的工业产业和产品,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积极培植县域财源;创新管理体制,加强对非公企业的服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非税收入管理机制。

一是制定全国统一的非税收入管理办法,以法律的形式界定非税收入的征管范围、征收标准、收缴方式、程序及管理办法,使乱收乱罚、形成执收单位“小金库”、“坐收坐支”非税收入款项、截留挪用非税收入资金等行为的处理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快推进税费体制改革,加快“费改税”的步伐,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减少政府行政性收费项目,将部分行政性收费改为征税。三是完善非税收入征管体制,建立专门的非税收入征管机构,实现征收主体的单一化,统一管理模式。四是实行综合预算,适时削减非税收入财政专户的规模,将非税收入按类型不同分别列入“一般预算”或“基金预算”管理,逐步把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最终实现非税收入全部缴入国库。五是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收入全额上缴国库,收入多少与单位及人员的利益彻底脱钩,逐步废除收费养人的体制。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7

一、财政收入风险主要特点分析

（一）财政收入风险的认知评价

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支出的需要，以税收和非税收入等形式筹集、占有的一部分社会产品或社会产品价值。为了保证各级政府职能的行使就必须集中必要规模的财政收入，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能否实现预期的财政收入目标是不确定的，这便是财政收入风险。因此，财政收入风险是指财政收入的未来不确定性。比如，如果税收制度不健全，可能导致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预期的税收收入目标能否实现是不确定的。

财政收入风险具体体现在收入规模、收入真实性、收入稳定性问题以及收入结构和质量问题等方面。

（二）财政收入风险的界定

一般而言，地方财政收入风险是指地方政府在组织收入的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本身的缺陷和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困难和损失的不确定性。地方财政收入风险是地方财政矛盾激化的反映，风险的大小是随着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变动而上下波动。这些不确定因素既可能是财政内部的机制不完善或错误行为所致，也可能是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使财政政策和相关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发生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的偏差甚至背离，由此产生了财政收入风险。

（三）财政收入风险的特点

1．财政收入风险的扩散性和传导性

财政收入风险扩散比其他任何风险都更加明显。它不仅体现在一定财政体制下的财政系统内部的各级财政之间，即国家财政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任何二级财政产生风险，都会迅速在上级财政和下级财政之间迅速传播，并很快扩散到整个财政系统，从而呈现为风险共担的局面，而且由于财政系统的开放性和与整个社会经济的紧密关联与互为依存性，使得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迅速转化为财政收入风险，如自然灾害必然导致财政减收增支，社会失业会使财政支出迅速增加等。

2．财政收入风险的隐蔽性

从财政收入风险产生和存在的形态来看，既有显性风险，又有隐性风险，而且以隐性风险居多，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是由于财政收入风险来源广、领域宽，往往不容易被及时察觉。二是财政显性风险更易于利用技术手段被处理成隐性风险。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财政收入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大部分财政收入风险通常都处于潜伏蔽状态，表面上财政运行良好，但实际上风险因素已经存在，并对财政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当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由隐性转变为显性，直接影响财政的稳定与平衡，则可破坏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财政收入风险的危害性大

财政是一种宏观经济活动，所产生风险的危害是全方位的。财政收入风险的出现会导致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增长减缓，严重的还会引发局部财政危机，直接影响政治及社会的稳定。同时，财政收入风险的危害具有时效性，对财政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发生作用，进而阻碍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风险总是和一定的损失联系在一起的，风险越高，损失也越大。

二、财政收入风险的表现和危害

（一）财政收入风险的表现

1．税收虚增，影响收入真实性

现阶段，为了完成目标任务或“政绩”的需要，税收收入中含有一定的“水分”，特别是县（区）、乡虚增现象比较严重，部分地区采取违规技术手段，人为地扩大收入规模，搞“数字税收”。

2．公有资源的廉价出让

在各级政府日趋激烈的招商引资大战中，地方政府纷纷采用行政手段引资，层层下达招商指标，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各级政府互相攀比出台优惠政策，开展“让利竞赛”，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突破。导致的后果是既牺牲了眼前财政收入，未来的长远利益也难于保证，甚至给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留下隐患。

3．税收政策的漏洞

税收管理中，由于制定的部分税收政策不严密、不科学，产生政策漏洞。如：现行民政福利企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效果差，成为一些企业避税“漏洞”，导致社会的不公平竞争；废品回收行业与房地产行业税收政策漏洞大，税收流失严重。

4．税收征管的漏洞

在实际的税收管理中，征管体制不完善，执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仍待进一步加强，主要反映在：一是征管基础工作薄弱，征管质量不高；二是管理脱节，岗位间、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不到位；三是发票管理不严格，造成发票管理和税收征管的混乱；四是根据利益调整税收行为，破坏财政秩序，影响法律尊严。

5．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规范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协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手段，其目标是实现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一致性，由于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规范，影响地方各级政府体制性财政收入的稳定，对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和调整各地区的财政能力和财政需要之间的差距作用非常有限。

（二）财政收入风险带来的危害

1．破坏税负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提供统一的市场竞争条件，市场经济的灵魂之一是公平竞争，税收政策对社会每个成员都应该是公平的。税收管理中的征“探头税”、收过头税等行为侵犯了纳税人权益，增加纳税人负担，虚增当年税收，同时，形成年度间组织收入的“恶性循环”，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2．造成税收大量流失

财政收入风险的存在造成财政收入中的税收大量流失，如：税收政策的漏洞，使企业和个人加以利用；“引税”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最终都是以低税率吸引纳税人，以回扣方式奖励中介人；收“人情税”、“关系税”、“变相包税”等不正常现象，其结果造成税收的流失。

3．误导财政转移支付

现行的上对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上与地方财力水平挂钩，地方财力不实，直接影响上对下转移支付规模，对各级财政影响很大，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4．降低税法尊严

税收区别于其他收入的特征是其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不依法治税现象，使税收的“三性”大打折扣。如：打着“扶持企业发展，涵养税源”的旗号，违背“应收尽收”原则，有税不收或少收；违反规定减税、免税、退税。这些现象严重干扰了国家统一税收政策的实施，破坏了税收的严肃性，损害了税法的尊严，降低了税法的地位。

5．降低政府财政资金调控效率

由于财政收入的真实性、稳定性以及收入质量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对财政形势、财政增收能力的判断，使得财政调控效率明显降低。

三、财政收入风险的成因

一是“风险大锅饭”的存在，各级政府避险动机和风险意识不强；二是民众改变现状的外在压力和领导干部谋求政绩的内在冲动导致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三是未树立科学发展观，对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不科学；四是财政体制不完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五是制度缺欠与管理约束弱化，监督制约不力；六是地方税收征管体系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相脱节；七是各级政府收入权利不平等，财力向上层层集中，基层财政实惠越来越少，风险越来越大；八是网络经济加剧税收征管困难。

四、控制财政收入风险的有效对策

通过财政风险表现及成因分析，我认为，财政风险贯穿于财政活动全过程，是当前地方财政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防范与控制财政风险，涉及面广，解决难度大，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结合其成因，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一）强化风险意识，规范决策机制，提高抗风险能力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部门，地方财政风险不仅仅是财政系统内部的风险，它实质上是一种政府的经济风险，如果不认真对待，风险的积聚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化解，最终将会引发财政危机，导致地方经济萎缩，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财政风险的危害性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重要性，强化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断完善和认真执行制度化的决策程序，使财政政策的制定和重大收支项目的安排都要经过科学的论证和规范的决策，要针对本地实际，加紧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有效措施，坚决消除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

（二）壮大地方经济，实现经济与财政收入协调发展

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加快经济发展，壮大地方财力，实现经济与财政收入协调发展，是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基础，也是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地方财政的前提。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增强企业自身活力，壮大骨干财源，培育经济增长点，不断提高经济总量和质量，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要树立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正确处理发展和政绩的辨证关系，通过实行科学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不断提高各级干部在实践中谋正确的政绩、正确地谋政绩的自觉性。一是政绩评价的主体要由少数人或上级领导为主，向以人民大众为主转变；二是评价的方法要由注重开小型座谈会、作定性评语，向注重公开的、多种形式的、量化的评价转变；三是评价的内容或指标体系，要由较单一、较短期向综合性、长期性转变；四是干部的提拔任用，必须以德、能、勤、绩的综合状况为依据，不能以“绩”代替其他方面。

（四）打破“风险大锅饭”

一是在明确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基础上，清晰界定各级政府的风险责任，本级政府责任内的风险要由本级政府承担，上级政府没有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防止下级政府随意向上级政府传导自身应当承担的财政风险；二是建立风险责任追究制度，对产生后果的风险追究责任，具体到那一届政府、那个部门、那个人应承担多大责任，并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以制约上下届政府风险转移以及无具体风险责任人等行为；三是对于引发财政危机必须上级政府救助的，应建立一种制度安排，让下级政府清楚地了解何种情况下上级政府才会救助，以强化各级政府防范风险的动机，提高其防范风险的努力程度。

（五）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规范各级政府的分配关系，构筑防范财政风险的“防火墙”

规范、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既能从体制上有效地控制财政风险，又能明晰地界定政府间风险责任。先确定事权，按照提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确定哪些事权划归中央政府，哪些事权划归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事权交叉的领域，应按照受益与付费相对称的原则，积极配合、主动协调，以实现有效管理。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划分财权，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对称、效率和公平相结合、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统筹兼顾原则，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主要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配，重构中央税与地方税体系，适当扩大地方税规模，增强地方以自我财力来防范财政风险的能力。

（六）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

建立规范的财政收入机制。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将全部财政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稳步推进税制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统一税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以因素法取代基数法，摒弃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统一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提高转移支付的规范化、均等化水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基数不平等问题；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开展收费管理制度改革，规范非税收入资金管理，实行收缴分离；规范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实行源头控收。

（七）建立地方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一是要建立信息充分披露制度，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和财政风险的透明度。二是要设计一套符合地方实际的财政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准确地反映地方财政风险程度和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对地方财政风险状况做出及时的预测。三是对重大政府收支行为决策，要加入财政风险评估环节，将财政风险作为约束条件，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要先进行财政成本评估。

（八）建立地方财政风险应急反映与管理机制

面对永远存在且日益频繁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迫切需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中建立应急反应与管理机制，提供制度化的财政资源保障，这也是公共财政框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建立行之有效税收征管制度，推进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建立规范有效的纳税申报制度；规范税源监控，加强税源管理；建立高效的征管机构，进一步明确岗责，优化整合各种资源，实现税收征管各环节的协调统一，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改进征管方式，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征管电子化，用先进的手段进行征前、征中、征后的管理。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8

关键词：印尼；财产税改革；收入目标；税收管理

中图分类号：F81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72—06

财产税是最古老的税种之一，但其制度及结构却是随着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逐步成熟和完善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了财产税制度，并使之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二战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也从两个方面促使发展中国家进行财产税改革，试图将其作为潜在的收入来源：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及以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增长使人们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地方政府预算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城市及工业的发展也使高价值住宅、工业财产等新财富形式大量涌现，政府有可能从这些财富形式中获得新的收入来源。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分权化浪潮也加快了发展中国家财产税改革的步伐。尽管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财产税对地方政府财力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并着手进行了财产税改革，但许多国家的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在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实践中，1986年印度尼西亚进行的财产税改革被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最成功的改革范例。这次改革简化了税制，创新了管理流程，并最终为印尼地方政府提供了长期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一、印尼财产税改革的成效

1986年，印尼对财产税进行了改革，颁布了《土地与房产税法》。该税法规定，以所有土地及建筑物的资本市场价值为税基；所有财产适用0.5%的单一税率。这种不再根据财产所属行业、位置及规模使用差别税率，单一税率及单一评估率减少了税收管理的随意性。在税收减免及优惠方面规定，非营利性的宗教、社会、卫生、教育及国民文化组织的财产，用于森林、墓地、国家公园、外交代表和国际组织的财产，市场价值在350万印尼盾（1899美元）以下的建筑物，可获得税收减免或优惠。另外，财政部长有在自然灾害及纳税人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授予税收减免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做使税收减免受到严格控制，中央、地方政府财产也要课税，财政官员减免税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到限制，扩大了税基，对低价值财产的税收减免增加了财产税制度的累进性。在财产评估方面规定，按财产的资本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率不低于财产资本市场价值的20%；财政部每三年对各区域内的财产价值重新评估，而在快速发展的区域内则每年重估；除特别高价值财产外，所有城市和农村财产都通过一个简单的大规模评估系统估价。每三年一次的价值重估使财产税基具有伴随经济增长的浮动性。财产价值评估经由大规模评估系统进行，大大减少了财产税管理成本。在财产税征收方面要求，财产税官员向纳税人下发《税收测评通知单》后，纳税人有6个月的支付时限。若纳税人未能及时交税，则会被征收最长24个月、每月2%的罚款。若仍未能完全支付则会收到税收催缴单，税收催缴单发出一个月后，会采取更严厉的征收措施，如没收并拍卖资产以清偿纳税人纳税义务。在财产税的征收过程中，引入了支付点系统，银行成为财产税的指定支付点，提升了对纳税人的服务水平，增进了税收遵从度。同时，便利了税收的强制执行，提高了征收率。财政部下设财产税的主管部门，由他们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这样保持了税收政策的统一、简明，使税收带来的经济扭曲效应最小化。

总体看，印尼财产税改革取得较好的成效。根据罗斯加德、凯里、罗伊斯等（Rosengard，Kelly，B.D.Lewis）提出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财产税改革绩效的标准，本文对印尼财产税改革绩效的衡量主要采用收入指标和管理指标。收入指标主要指财产税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是否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甚至超过经济增长。如果财产税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就意味着财产税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地位下降。反之，则意味着地方政府对财产税的依赖逐步上升，财产税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管理指标包括征收率、覆盖率等指标，用以衡量财产税征管当局的管理绩效。征收率（collection ratio）是实际征收的财产税收人与财产税法定纳税义务之比。该指标用于衡量征收效率，如果税收当局对纳税人拖欠税收、逃避税收等违法行为采取没收、拍卖其财产以清偿纳税义务等强制征收措施，那么财产税征收率就会上升；如果税收当局迫于政治压力（一般来说，财产税的逃税大户是当地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影响力的纳税人）而无法强制征收，那么征收率就会下降，而财产税的公平性也会被削弱。覆盖率（cover—age ratio）是可征税财产市场价值与全部财产市场价值之比。这既反映了税基中减免和优惠条款的影响，也反映了政府识别新财产并将其纳入税收清单的能力。覆盖率越高，财产税基越大，从而财产税收入也相对更高。印尼的财产税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增长速度很快。1986年以来财产税的名义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3%，而实际增长也超过了10%，远高于同时期4.5%的GDP实际增长率。同时，印尼财产税的管理指标也出现大幅改进（见表1）。城市和农村财产税的综合征收率和覆盖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80%以上，这表明印尼的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政府强制执行能力、税收征收的技术手段等都得到显著增强。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23，227—239（2003）。

从横向比较看，印尼财产税改革的绩效也非常突出。表2所列国家是与印尼差不多同时期改革财产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出，在进行财产税改革的这些发展中国家中，1980—1990年间牙买加的实际财产税收入平均每年下降5.5%，而同期印尼的财产税收入却年均增长10.2%。将财产税收入与一般经济绩效相比较，印尼的财产税表现仍然最佳。这十年间，印尼财产税名义收入年均增长19.3%，高于GDP增长速度（15.6%）；牙买加的财产税名义收入年均增长10.5%，只是GDP年均增长率（17.9%）的一半多一点。就征收效率而言，印尼由于高度重视税收征收的强制性，进行了税收管理方面的相应变革，所以在表2所列的发展中国家中表现最为突出，征收率达80%。而菲律宾和牙买加对财产税征管活动的忽视，使其征收率不尽如人意，都只在60%左右波动。

二、印尼财严税改革的做法

印尼在颁布1986年《土地与房产税法》（PBB）进行财产税改革前，国内已存在7种与财产相关的税法，这些法律的税基大致相同，但税率差异大，并由不同的机构和不同层级的政府管理。财产税的征收率低于60%，财产的评估值大大低于真实市场价值，评估价值约是市场价值的四分之一，而有效税率的变动幅度则为市场价值的0.01%～0.4%。可见，这一时期印尼的财产税制度问题严重，难以成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政府将财产税作为中央政府综合税改的一部分，启动了财产税改革进程。印尼财产税改革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其设计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税收制度，也在于政府在实施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对改革战略、步骤的合理把握。

（一）财产税制度的设计符合本国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和管理能力有限的国情

印尼财产税制度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并规定了对所有地区和各类财产一致的法定税率和评估率，这与其国土面积广阔但区域差异大、人口和工业高度集中、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特点相适应。印尼是一个有着190.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群岛国家，1989年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0%，而全部城市人口的80%都集中于爪哇——巴厘地区的城市走廊。爪哇岛只占国土面积的7%，却集中了印尼全国人口的60%（1990年）。同时，制造业也高度集中，1985年爪哇岛集中了印尼全部工业就业机会的70%。这意味着如果印尼由中央政府实施差别税率、差别评估率或赋予其地方政府在税率、评估率、税收减免方面的自，可能会加剧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并扭曲资源配置。而中央政府规定单一税率和评估率则简化了税收管理及其对经济的扭曲。

除区域经济差异方面的原因外，印尼在实施财产税改革时，管理上（财产信息系统、财产评估员资质等方面）的不完善及对管理成本的考虑，也使单一税率、评估率等简单的税制结构更加适合。复杂的税制结构需要密集、准确的财产数据及更多的评估人员，还要应对纳税人可能提出的更多的评估申诉，这将大为提升财产税的管理成本。而财产价值评估中本来就存在的一定的主观性与发展中国家管理不完善及税制的复杂性相结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财产税管理的随意性，给纳税人与官员合谋的逃脱、欠税行为留下巨大空间。这不仅会侵蚀税基、减少财产税收入，也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问题。因此，为更有效地利用财产税、增进公平，印尼采用了简化的税制设计和单一税率结构。

（二）定期重估制度确保了财产税收入的稳定增长

财产评估的制度设计中除对特别的高价值财产外，对所有城市和农村财产都采用了大规模评估系统进行估价。这种评估方法不需要收集每一宗应税财产的特征信息，只需要确定财产所在地价区和面积就可据此计算出财产的市场价值，简化了管理流程，减少了财产评估成本。同时，在税法中规定每三年重估一次财产价值，在快速发展的区域内则每年重估，确保了财产税基能随着印尼的经济增长和土地、房产价值的攀升而逐步增长，从而确保了税收标准的动态性。1989年印尼在全国进行了《土地与房产税法》颁布后的首次财产重估，这次重估使土地单位价格平均增加了15倍，而建筑物的单位价值大多数翻了一番。

（三）加强了“征收导向”的改革战略与创新的管理系统的结合

印尼财产税改革之初也曾将大量资源用于改进财产评估，并在1987年实行了《土地与房产税法》改良项目（PBBIP），将世界银行贷款和大量国内资源用于改进财产的数据信息和评估准确度。但印尼的财产分布高度集中：2/3城市财产的税收评估价低于5000印尼盾，它们构成了城市总评估价值的7%；与之相反，0.3%的城市财产的税收评估价高于50万印尼盾，构成了城市总评估价值的47%。这就意味着占财产数量较大比重的低价值财产所能产生的收入远低于所花费的数据和评估成本，这使在财产税数据及评估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不太可取。因此，在PBBIP实施第一阶段后的评估中，印尼政府认识到尽管财产税数据收集、处理及评估方面问题重重，但影响财产税收入增长及公平目标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征收环节不理想，所以将改革战略从改善评估转向了“征收导向”。

这一“征收导向”战略始于引进支付点系统（SISTEP）。支付点系统在1989年进行了首次实地试点，随后于1992年在印尼全国推广。SISTEP的采用对印尼财产税改革的成功起到较大作用，它从以下方面改进了纳税人服务，简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了征收效率：首先，银行承担了财产税的出纳和会计职能。作为一个顾客导向的商业网络，银行具有很强的动力去谨慎且诚实地管理PBB账户。其次，SISTEP对纳税人也提供了很强的税收遵从激励。由于广泛利用网络，加之印尼银行业系统的商业效率，纳税人服务得到极大改进；SISTEP能自动产生可信的欠税清单，税收部门根据该清单采取后续的强制征税措施，这也是对纳税人欠税行为的威慑。可见，SISTEP的长期目标不仅是增加纳税人的自愿遵从度，也是为了减轻税收征缴人员在出纳、会计方面的负担，从而能将更多的资源和人力用于改进税收数据及财产评估的质量。

（四）改革分阶段逐步推进

印尼的财产税改革存在两种阶段性：地理区域上的阶段性和征税环节上的阶段性。印尼的财产税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推向全国，而是首先选择拥有大量高价值财产的人口密集区域进行试点（比如雅加达西部的当格浪市），在试点中严密监测税收的征收、覆盖率、评估准确度、欠税情况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反应，在对这些数据做出评估并相应调整后才逐步推广到全国。财产税的征税环节主要包括：可征税财产的确认（identification）、财产评估（assessment）、征收（collection）、强制执行（enforcement），每一环节的执行都需要花费大量的财政资源。印尼政府在对实施财产税所花费的成本和所能取得的收益进行评估后，将征收和强制执行环节作为工作的重点，这对提高财产税征收率和增加财产税收收入起到重要作用。直到后期SISTEP在全国逐步推广、征收率得到改善后，印尼政府才逐渐将重心转向财产数据收集和评估环节。

（五）对财产税改革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激励降低了改革的阻力和成本

印尼在财产税改革过程中充分实施了对改革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行为激励，极大地增加了纳税人的自愿税收遵从度，提升了税收管理效率。对纳税人主要的行为激励是提高对纳税人的服务水平。印尼将财产税管理机构“财产税检查办公室”改为“财产税服务办公室”，以突出对纳税人的重视。同时，通过SISTEP系统，广泛利用银行的出纳功能、覆盖全国的网络及顾客导向的服务。中央政府通过两项政策增加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财政部将分配给自己的财产税收入直接返还给农村或城市社区，使最低层次的地方政府拥有的可自由裁量的收入大大增加；内政部也重新分配财产税征收费用，将更大的份额分配给最低层级的地方政府，以补偿他们承担的过重的管理成本。由于得到财产税参与各方的积极配合，印尼财产税改革也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六）重视公共信息宣传，增强了民众对改革的理解与支持

印尼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财产税改革的多媒体公共信息宣传。印尼的总统和副总统都高调让其私有住宅接受财产税调查员的检查，以表明他们对财产税改革的支持；地方政府官员也通过印制的卡通画和地方方言的电台剧来鼓励民众的合作。

三、启示

作为同印尼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的财富也产生了对财产税的需求，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中能否将财产税真正转变为可靠的财政收入工具，就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并借鉴他国经验来实现。我国目前也有多种与财产相关的税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这些税种的计税依据各不相同（如财产面积、租金价值、市场价值等），税率差异也较大，税种设置存在冲突和不合理之处。印尼在整合各项财产税、推行财产税改革中有很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以实现财产税收入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

财产税的改革必然面临较大阻力，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财产税制度十分健全和完善的国家，公众对财产税的反感程度也相当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在保持自身政治合法性与运用财产税达到一系列社会、经济目标之间保持平衡。这种脆弱的平衡使在发展中国家的财产税改革很难达到刺激私人投资、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目标。首先，发展中国家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均衡，落后地区工业和商业的投资决策更多取决于基础设施的状况、与供应商和主要市场的距离、要素投入的可获得性和成本等，财产税在这些地区所能提供的激励在投资者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是微不足道的，只会减少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次，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各种与财产相关的税种，但要开征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统一的财产税，在财产的信息收集和处理、价值评估等方面的经验都严重不足，这种管理上的困难使得如果要通过财产税的制度设计达成调整收入分配的目标，可能会因为数据的虚报及操纵而落空。

可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技术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运用财产税达成除收入以外的其他目标，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观印尼的财产税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尊重本国国情，确立了正确的改革目标。正是在收入目标的指导下，印尼确定了简化的税制结构和“征收导向”的改革战略。就我国而言，将收入目标作为财产税改革的主要目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目前，除分税制下能获得的各项税收收入和转移支付外，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财政和非预算收入为其不断增长的公共支出融资，这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以及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政府职能难以转变的重要原因。可见，要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首先必须为地方政府构建一个充足的、合乎制度规范的收入来源，解决地方政府长期存在的收支矛盾。在此情况下，只有强化财产税的收入目标，地方政府的收入能够通过财产税得到充分保障并加以制度化，才能从根本上优化政府职能，同时也为财政制度向公共财政转轨奠定基础。因此，如果我国要开征统一的财产税，最好先将目标定于为地方政府筹集可持续且充足的收入，尽量保持税制的简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管理手段的进步，再逐步实现其他政策目标。

（二）通过强调税收征管、简化税制来实现财产税的效率与公平

这里的效率既指管理效率又指经济效率。管理效率指在财产税征收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收集、财产评估、强制执行等各种管理成本的最小化。当然，这种最小化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小化，而是相对于所产生收入的管理成本的最小化。与印尼一样，我国也是一个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财产税征收的管理效率，最主要的做法是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主要用于城市的高价值财产的信息收集、评估及征收，而不是花费大量资源去统计分散的农村财产和低价值的城市财产，这部分财产所能产生的收入可能远远低于征收所产生的管理成本。

经济效率指财产税对经济的影响应是中性的，家庭和企业应根据经济的内在优势做出投资决策，而不是受到财产税的引导做出对整个社会而言无效或低效的决策。要实现财产税的经济效率，可借鉴印尼的经验，尽可能扩大税基并降低税率，这样就会减少纳税人逃税的动机，并将资源用于生产性投资而非向政府寻租。目前，我国财税理论界和实践操作中存在一种运用财产税达成公平收入分配目标的改革导向。有学者认为，财产税是从“财富存量”角度调节收入分配最有效的工具，我国开征财产税的理由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实践中，重庆房产税细则针对不同类型、价格的房产实施的差别税率，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公平目标。因此，我国财产税改革的第一阶段应以效率为先，在现行的管理能力下设置财产税，从而为下一阶段以公平为导向的改革奠定制度基础。改革第一阶段的公平问题则主要通过采取简单的税率设置，并通过加强税收的征管加以解决。

（三）确定合理的税基，以确保收入的增长

我国可通过定期的税基重估或指数化税基的方式，来建立一个简单、适度、可预测的价格调整机制。这对充分利用快速增长的土地价值的收入潜力非常重要，而且可以抵消高通货膨胀率对实际财产税收入的侵蚀。

（四）财产税改革必须考虑现有制度所能动员的资源

在具体设计财产税制度时，必须在理论上使最理想的制度和一国实际的制度与管理资源间寻求合适的平衡。我国要考虑改革后的新制度与现有财产税各税种、税收部门征收管理能力、财产信息系统、税收从业人员素质等各方面的兼容程度，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资源，才能更好地推进财产税改革，否则只会增加不必要的改革成本、周期和风险。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9

《新理财》：有人说，地方财政在哭穷，地方可用财源的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分税制改革不彻底，您觉得呢？

冯兴元：财政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也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名称由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各省要根据决定制定对所属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参照上级政府的做法，与下级政府划分收入，主要采取分税制、分成制或其两者的混合体制，部分仍为包干制，少数为统收统支体制。其中分税制、分成制，或者两者的混合体制，无论如何都或多或少留有包干制这种旧体制成分。当时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参照中央对地方体制的做法，从地方集中税收收入。这样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上级政府集中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径。

也就是说，这种财权向上集中的思维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而且在省、市、县层面都形成了从下级政府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由此导致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事权不断下移，而财权不断上收，县乡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日益背离，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财政困难。

《新理财》：也有人说分税制让财权过度集中在中央了，您对此有何看法？

冯兴元：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分税制”之名给人的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财政分权。不过，正如从上述中央收入份额的变化可见，其实际结果是财力的上收和集中。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属于半拉子工程。它强调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忽视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即财力的对称。

在以往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收入(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中的份额之和)与其支出责任并不挂钩，没有对应关系。鉴于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相关，这也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也由上级政府主导，同样存在类似的收入与支出责任、事权和财权不匹配问题。这样一来，与其说这样一种“大一统”的规定是一种事权划分安排，毋宁说是一种责任转嫁机制。它导致上一级次政府很容易把很多事权和支出责任推给下一级政府。后来的发展也确实表明，上级政府一度把教育等很多基本公共服务事权与支出责任转嫁给了县乡级政府。

可以说，当时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是一种原有体制基础上的创新，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税制”。我们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只是依据政策文件，没有正式法律，容易被中央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改变。

真正的分税制是税种分开，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的主体税种，地方立法机构有地方税种的立法权。但我国只是一个财政收入方面的集权过程，它导致的一种现象是从财政支出上看，中国是最分权的国家，但从财政收入分配和税收立法权上看又是非常集权的国家之一。这样分税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严重依赖转移支付，中央收入多，自己支出的收入并不多，大量收入通过转移支付转由地方政府支出。

《新理财》：要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源，在税制改革方面上有哪些文章可做？

冯兴元：在税制结构本身的改革上，地方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稳定的财源，有着地方自己的主体税种。比如依美国的经验，三级政府财源支柱的概况是：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类似社会保障税)归联邦(中央);销售税和公司所得税归州(相当于我国省级);财产税主要归地方(基层政府)。

那么，我国在税权归属上该如何划分呢?我国是世界上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之一，有五个政府层级，包括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如果按照各级政府在法治框架内以辖区自治管理方式提供本级公共产品与服务，那么政府级次是几级这一问题无关紧要，而各级政府有其征税权至关重要。比如中央政府通过立法只确定中央一级自身收入的增值税税率，同时确定各级地方政府可加征的地方增值税税率范围，各地具体加征的地方增值税税率(所谓加征率)由各地自行确定，这样既允许一定范围的辖区间税收竞争，又保持总体税制框架的完整性，各级地方政府均有法律上规定的独立税源，即便名称都叫增值税。其他共享税种的改造也是一样的。

此外，财产税即物业税的引入也是必要的，它属于地方税，可以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之一。但是财产税的加征，必须以减少财产环节的其他征税和收费以及其他环节的征税收费为条件。因为我国的宏观税收负担率非常高，各种政府财政性收入占GDP的比重2007年达到41.7%，2009年则膨胀为52.9%。这里的政府财政性收入包括政府的一般预算收入、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保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制度外收入、新债收入，还包括通货膨胀率，它属于通货膨胀税入的税率。我国正在试点财产税。财产税也是让地方纳税人增强纳税人意识、落实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手段，它应该首先体现纳税人支付的税价，以换取政府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但是它不应该首先是政府进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新理财》：要解决地方财源问题，还需要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改革。

冯兴元：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税费立法权高度集权。我国税收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收费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省和一些较大的市，而且最终需要中央点头，不能充分调动地方涵养税源的积极性。《预算法》甚至把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权一次性下放给了国务院，相当于一个公司的财权，从董事会移交给总经理。

二是现行地方税制体系不完善，地方税制结构不合理，缺乏地方主体税种。单个地方税种的收入规模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都比较小，导致地方自己的财源小且不稳，对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土地财政和负债依赖程度较高。实际上，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收入划分方案中，共享税部分规模过大。单单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合计占税收收入总额的份额就达41%。共享税占比越大，“分税制”就越是名不副实。

财政收入与税收篇10

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财政税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税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但是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还是存在着缺陷和漏洞，降低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对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财政税收工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家应该将目前的财政税收工作进行适当的改革，并建立健全我国的税收制度、财政税收的监督制度、财政税收预算机制以及财政税收的支付制度，将企业的偷税、漏税现象进行有效的避免和防止，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一、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与取得的成就

（一）财政支出体制的优化

财政税收工作推动了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国库集中支付的管理制度、财政绩效管理制度的建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不断推出改革措施，将以集中采购为主要特点的政府采购制度和财政绩效评估制度等进行改革，将我国的财政管理效率予以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将我国的支出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将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不断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些必要的财政支出，如：公共基础建设方面的支出、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科技创新方面的支出。在加大财政支出方面，应着重关注教育方面、卫生方面、社保方面的支出，将我国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迈入一个新的台阶。

（二）预算体制的优化

在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预算监督体制的有效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在收支两条线额度制度、单一账户制度、部门预算制度的作用之下，我国预算体制的效率得以提高，预算体制的规范性得以加强。

（三）税制转型

在所得税、增值税改革之后，我国根据增值税建立了新流转税体系，将我国计划经济特色产品税制转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流转税，为我国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提供了保证。在我国生产总值中，财政收入所占有的比例逐渐加大，将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予以有效的提高。在社会经济的要求之下，我国建立了分税制体制，并予以逐步的完善，将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管理予以有效的协调，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和财政能力进行进一步的提高。财政税收工作还将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优化与完善，加大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补助力度，在税收返还制度的作用下，将我国落后地区的财政问题进行缓解与解决。

二、财政税收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财政税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家对税收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致使财政所得税也得到了适当的调整，但是我国的税收政策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政税收工作缺少监督

在我国的税收工作中，偷税现象逃税现象不断的出现，有些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通过一些专用发票的使用进行税收的逃脱，这些现象为我国的财政收入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很多企业为了逃税，进行虚假财务信息的使用，根据数据的统计，这种行为还在不断的出现，给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我国财政税收监督措施的缺陷和漏洞，致使我国的财务工作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企业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税收的缴纳，有些企业甚至根本就不进行税收的缴纳，这不但对财政税收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对我国财政税收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二）现有的财政税收制度存在缺陷

从目前情况来看，企业面临着较多的税收种类，但是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却存在着一些缺陷和漏洞，对财政税收工作的正常进行制造了很多困难。我国税收种类虽然繁多，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对于财政税收制度而言，国家没有制定合理的标准，与此同时，税种的设置方面，出现了很多的不合理分配，不仅仅影响了企业的纳税，还对财政税收的顺利开展带来很多阻碍。因在设置税收制度时出现了不合理的分配，导致税收的调节作用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

（三）财政税收的预算机制不健全

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完善的预算机制作为铺垫。从目前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财政税收预算机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与此同时，也忽视了长期财政税收预算的重要性，此外，财政税收预算涉及的范围非常狭窄，资金挪用的现象不断发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四）各级政府的职能与支出责任不适应

目前，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地区与地区之间财力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状态，地方政府在对职能进行划分时，过于死板、僵硬，对于一般的财政事物能轻松的应付，但是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财政事务时，就呈现出了不知所措的状态，导致政府的财力和政府的职能常常出现不相符合的现象。另外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制度的结构没有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期特性过于明显，与此同时，不能将国家的横向财政和纵向财政进行相对的平衡。另外，我国的体制补助和税收返还占有比例过大，不能在横向方面实现均等化，在政府收入分布不均衡的基础之上，将区域之间的不均衡化予以扩大。从规模上进行分析，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两个极端，转移支付资金出现了不透明、不规范的分配和管理时，转移资金将会出现很强的主观随意性，给财政税收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三、财政税收工作的深化改革建议

对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建设，财政税收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为了保证财政税收工作的正常开展，我国应该对国家的财政税收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协调。国家应该加大对财政税收工作的重视，并在税收政策的基础之上将我国的财政税收工作予以适当地完善，将国家的经济利益进行有效的保证。

（一）建立完善的税收制度

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能保证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正常运行，将偷税漏税等现象进行有效的避免，将国家的经济利益予以最大程度的维护。建立完善的税收制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方面为国家的税收政策，另一方面为我国的税收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各个企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要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合理的调整税收政策，在保证企业健康长远发展的同时，也要对国家的经济利益进行维护。从目前企业的发展情况分析，我国应该将企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进行适当的调整，尽可能的减少重复纳税的现象，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证。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税收政策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将企业的纳税负担予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推动企业健康长远的发展。

（二）加强对财政税收的监督工作

目前，我国偷税漏税现象不断出现，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国家应该加强财政税收的监督工作，将国家的经济利益进行维护。第一，国家应该建立科学有效的税收监督制度；第二，安排专业人员对企业的纳税进行管理和监督。科学有效的税收监督制度能推动财政税收工作的正常开展，对企业的偷税行为和漏税行为进行有效的防止。目前，很多企业为了减少税收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常常进行虚假账目的制造，在这种情况之下，税收征管部门应该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将国家的税收损失降低到最小化，将国家经济利益进行维护。

（三）建立相应的财政税收预算机制

财政税收预算机制的建立能为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财政税收预算机制的建立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扩大财政税收预算所涉及的范围，确保财政税收预算机制能够覆盖所有的部门以及所以的企业。另一方面，国家需要进行长远财政预算机制的建立，对我国的财政税收工作进行长远的规划，为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保证。科学有效的财政税收预算机制不仅仅可以确保财政税收工作的正常开展，还能将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予以一定程度的提高。

（四）建立完善的支付制度

国家财政税收支付制度的完善不仅仅可以加快地区的统筹规划速度，还能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就目前的状况进行分析，国家应该加强对地区转移支付的支持，为资金来源提供有效的保证。国家应该将转移支付的比例进行适当的增加，将转移支付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合理的规划，不但要为资金的来源提供有效的保障，还要合理分配转移支付资金，以此来建立完善资金的转移支付制度。

（五）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我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将地方和中央的统筹关系进行科学合理的建立，通过对分权分级财政体系的运用进行合理的平衡

1.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将地方政府合理分担支出责任进行保证，在合理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基础之上，将中央的支出性责任和省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予以适当的增加，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2.完善分税制度。增加地区的财政权力，将税收立法权、债务融资券以及收税减免权等财政权力予以一定程度的增加，将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进行有效的保证。

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改革建议很多，除了以上提出的四个措施外，还需要提高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财政税收工作人员对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所以要想保证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提高财政税收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加强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的知识培训，将他们的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予以一定程度的提高，为财政税收工作的争产开展提供有效的保障，对企业的偷税现象和漏税现象进行防止，将国家的经济利益进行维护，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