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法律法规常识十篇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1

【关键词】云南边境地区；跨境犯罪；境外人员；应对策略

一、云南边境地区境外人员跨境违法犯罪的原因

第一，边境地形复杂管理难度大。云南边境两侧无天然屏障，边民非法出入境非常方便。国界线长4060公里，拥有13个国家一类口岸，7 个二类口岸。除国家一、二类口岸外，还有无数边民临时入出境通道。

第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差距拉大。我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机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云南边境地区的国家没有抓住机遇，人民生活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在如此大的反差之下，在境外人员眼中中国遍地是黄金，都挤破头往我境内挤。

二、云南边境地区境外人员跨境违法犯罪的种类

第一，偷渡。偷渡又称偷越国（边）境，由于云南边境地区没有天然的屏障，再加上历史习惯因素，双方边民相互往来十分频繁。缅、老、越边民进入我国境内按照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境外边民入境出境管理规定》、《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中方人员出入境管理暂行规定》、《云南省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人员出入境管理规定》都要持边民证进入我国境内，但是现实是他们大多是选择小道而不走协商通道、非协商通道、口岸，这种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偷渡犯罪行为。

第二，走私。走私犯罪实际是一种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通过商品倒卖而从中谋取差价的行为。其分为由境外走私入境内和由境内走私出境外两种方式。其主要以边境线上的边民为其销赃群体。以历年看，走私入我国境内的主要是电子产品、电脑软件、印刷品、物品、音像制品等；有我国走境的主要有珍贵药材、珍贵文物、黄金、艺术品和动植物制品等。

第三，。由于云南边境地区临近著名的“金三角”，再加上政治动荡，缅甸地方武装甚至是独立人民种植鸦片，以毒资来养军队。云南是运送的集散地，东进和北上的运毒路线都要经过云南。

第四，拐卖妇女。由于云南边境地区大部分居住的是跨境民族，自古就有相互通婚的传统，所以导致了很多的非法跨境婚姻。再加上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境外女性都希望嫁入中国，拐卖妇女的行当就此诞生。005年云南警方在打击边境地区跨国拐卖妇女儿童行动中，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1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其中12名为缅甸籍边民，解救被拐卖缅甸妇女58人，由此可见中缅边境地区拐卖妇女犯罪活动十分猖獗。

三、云南边境地区境外人员跨境违法犯罪的特点

第一，犯罪组织化趋势明显。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犯罪都有境内外势力相互勾结的黑社会特性，他们分工明确，共同分配所得利益，因为毕竟此类犯罪只有一两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他们甚至已经腐蚀到了边境地区的司法行政内部寻求对其保护。

第二，手段更具隐蔽性。犯罪分子活动方式和犯罪手段更具隐秘性，他们狡诈，自我保护意识和反侦查伎俩更加多样化。他们会以金钱为后盾，远程合作，幕后操纵。

第三，装备越加精良。跨境违法犯罪分子为了获取巨额暴利，通常不惜耗费巨现代化的资装备如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威力较大的枪支弹药和加工或改装犯罪目的物的装备等来武装自。

四、云南边境地区境外人员跨境违法犯罪管理中的难题

第一，法律制度不完善，国与国之间的管辖权不同，导致很多跨国异地抓捕的行为无法正常进行；由于边境地区的边民下相互间的交往很频繁，有很多非法跨国婚姻和非法移民现象，这就导致了很多犯罪分子的国籍认定存在困难的问题。为了解决犯罪分子国籍认定的问题，云南省制定了《关于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确认国籍问题的意见》，为外籍犯的身份确认问题做了规范。但这只是一般性的内部操作依据，没有法律效力，再加上这些规定自身的不完善又导致了新的矛盾和问题的出现。

第二，边境线管理难度大。云南边境地区的边境线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再加上边境线上的邻国政局混乱，管理跟不上。比如，缅甸政府对边境线的控制只有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是在地方武装的控制之下。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制订了，单边管理和双边管理。虽然老挝和越南的政局相比好一点但是这两国对边境的管理很松散，随意性很大，巡逻的频率很低。但云南边境地区较我国其他地区讲是老少边穷地区，边境管理队伍常年处于缺兵少将的境地，当地边境管理人员工作压力很大。

第三，与邻国的合作程度有待加深。由于我国与边境地区的周边邻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法律司法制度、工作习惯都不同造成了对跨境违法犯罪的重视度也不相同。就以缅甸为例，由于缅甸政府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力有限，至今国内地方武装势力林立，这些地方武装没有健全的法制机制，社会管理也相当的混乱，没有与我国建立等的协调处理机制。第四，我方边民的法律意识欠缺。由于边境线上居住的大多是跨境民族，他们同宗同源，我方有些边民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就对境外人员纵容。

五、云南边境地区境外人员跨境违法犯罪管理应对策略

第一，制定修改法律制度。对于管辖权问题，我国在《刑法》中新修订补充了管辖权原则，规定：境外人员在我国犯罪，我国同样对其有管辖权与约束力。这无疑为跨境违法犯罪的管理提供了依据；对于境外犯罪人员的国籍认定问题，要修改《国籍法》，使地方法规有参照；管理部门要依法办理，严格执法，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处理；公安、检察院、法院要新城联动机制，形成合理，协调办案，紧密合作，在合作互相监督。

第二，加强对边境的管理防范。边境的管理首先要解决人才问题，要加大财政投入，政策倾斜，吸引留住人才，充实边防力量。再有就帮助邻国提高管理水平；并建立情况通报网络，开展专项行动，制定打击跨境犯罪活动预案，及时修订调、整预案。

第三，密切与邻国的合作。开展警察外交，化解相互间的矛盾，形成共识；加强业务培训交流，互通技术，业务，经验等有无；形成情报互享机制，定期举行国内外的犯罪问题学术研讨会，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第四，对边民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在边境地区定期进行普法宣传教育，让边民懂法、知法、守法。做名事理、辩是非、顾大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时要加强边境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边境地区的发展，让边民形成一堵无形的边境防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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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琦.边境地区境外边民跨境（违法）犯罪活动研究[J].犯罪研究，2011（1）.

[3]梁道坤，宁教铭，鲁丽娟，等.云南跨境犯罪研究[J].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2）.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2

论文关键词 境外迂回偷渡 出入境法律法规 反偷渡

近年来，我国偷渡活动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反而呈上升趋势。根据数据显示当前大多数偷渡案件都以“境外迂回偷渡”为主要形式。“境外迂回偷渡”是指持用合法出入境证件出境后，在境外未持证件或换持伪造、他人及其他非法证件，利用转机、过境、停留等机会，直接进入偷渡目的国或经他国进入偷渡目的国的一种偷渡方式。因其极具隐蔽性，而被非法出入境组织者广泛采用，并呈高发趋势。由于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对此种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偷渡行为的认定上存在分歧，所以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在处罚此种形式偷渡活动中的法律适用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特点、成因等方面的分析，结合边防检查站的实际工作，为边防检查站的反偷渡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成因

（一）反偷渡力度不断加大

随着公安边防部门对福建、浙江等偷渡活动较严重的沿海省份加强了反偷渡工作的管理，偷渡活动在这些地方不断受到打击，偷渡成功的难度增大；另外，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加强了对来自我国偷渡活动“重灾区”的入境人员的检查控制。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逃避打击，提高偷渡的成功率，偷渡人员开始谋求新的偷渡手法和路线。在综合分析当前反偷渡形势和处罚依据后，偷渡人员认定“境外迂回偷渡”是当前最为安全偷渡方式，并将目光投向内陆偏远地区的出入境口岸并实施“境外迂回偷渡”活动。

（二）国外出入境政策的影响

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偷渡活动高发，引起了不少国家的警惕和反感，对我国采取了一些限制的办法。一方面，使我国出入境人员申办签证遇到困难，无论是正常劳务输出还是因私事出境都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有的国家对我国的交通运输工具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如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我国的民航飞机入境后，警察是堵在飞机舱口进行检查的，检查的对象主要是中国人，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禁止下飞机，直接原机退回。这两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对偷渡人员起到了震慑作用，从而促使偷渡人员另辟蹊径找寻更为安全易行的偷渡方法。

此外，诸如萨摩耶、马尔代夫等国家或地区对我国持用普通护照以旅游为目的公民实施单方免签政策，中国公民前往这些国家旅游时无需办理签证，这些国家的移民机关根本不对免签人员的真实出境目的予以调查核实，这在客观上也为“境外迂回偷渡”创造了便利条件。

（三）惩治“境外迂回偷渡”的法律武器相对弱化

第一，“境外迂回偷渡”这种现象，单从护照、签证的合法性来看，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是无法对当事人的出境行为加以干涉的，而且当事人的非法出入境行为往往发生在境外，目前我国并未立法将此种境外发生的偷渡行为归为犯罪。第二，目前各边防检查站在办理通过行李物品检查和人身检查发现的“境外迂回偷渡”案件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相关条款实施行政处罚。通常都对“境外迂回偷渡”人员处以阻止出境、扣留或收缴其出入境证件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协助他人实施“境外迂回偷渡”行为的人员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种处罚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二、我国“境外迂回偷渡”的特点

（一）“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区域具有集中性

“迂回偷渡因”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较高的成功率而越来越受到偷渡组织的青睐，现已呈现出“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线路丰富”的发展态势。从这几年查获的案件来看，境外迂回偷渡的主体具有相对的集中性，即我国采取境外迂回偷渡的人员大多来自沿海地区（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居多）和东三省。此外，“境外迂回偷渡”在方向上相对集中和稳定。据统计浙江籍人偷渡的方向多为西欧等国，福建籍人偷渡的方向多以日本、北美、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主，广东籍人偷渡的方向多为东南亚、北美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二）线路依赖性强

“迂回偷渡”就是偷渡组织者为了能够提高偷渡的成功率，躲避边防部门的严打地区，改变以往从就近路线偷渡到目的国的方式，绕道打击力度较为薄弱的地区或偷渡第三国再迂回到目的国的偷渡活动。长久以来由于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份属偷渡的敏感地区，当地的边防部门不仅加强了边境地区的管理，而且对此类违法活动进行更加严格的边防检查。因此从近期各边防检查站查获的“境外迂回偷渡”案件看，大多数“迂回偷渡”人员不惜放弃直航的便捷路线而选择偏远地区需要中转的航线，利用中转区存在的检查时限性强、警力薄弱、旅客流量集中、查验查缉设备短缺等不利因素，完成偷渡的第一步，在抵达目的国后换持伪假出入境证件继续进入下一步偷渡环节，达到非法偷渡第三国的目的。

（三）作案手法隐蔽

“迂回偷渡”人员均系持用合法证件从我口岸正常出境，易给我边防检查人员造成较强的迷惑性。首先，当事人均持有合法的中国普通护照及前往国签证，制造出合法出境的假象；其次，一般情况下为了使检查人员放松查验警惕，当事人会在护照上伪造出入境边防检查验讫章以企图制造经常性出入境的假象；再次，当事人均持有前往签证目的地国的短期往返机票，使偷渡行为更加符合逻辑，作案手法极具隐蔽性。

三、打击当前我国“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对策

“境外迂回偷渡”活动以其隐蔽的作案手法使得偷渡的成功机率大大提高，它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巨大危害性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要想对其进行有效的预防、打击，笔者认为，应在针对偷渡活动的法律制度上完善，加大处罚力度，起到绝对的震慑作用；作为出入境管理部门在此役中更是处于中心位置，应大力提高综合执法能力；“境外迂回偷渡”是一种典型的偷渡犯罪活动，应加大与国际间的密切合作，双管齐下才能有效遏制“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势头。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惩治违法犯罪的锐利武器，为了制止偷渡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必须在实践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解释具体化，为打击偷渡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中，对处罚对象应区别对待，对于那些故意违反出入境法律，协助、组织、运送他人进行偷渡的偷渡人员，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如提高罚款金额和加强刑罚力度，并加大对其本人的教育力度；对于那些法律意识淡薄，属于不是故意违反出入境法律的偷渡人员，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可酌情处理。

边防检查站作为工作在边防检查一线的单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处理“境外迂回偷渡”的案件。边防检查站可以对已办理的“境外迂回偷渡”案件进行整理，总结其违法手段及其危害性，结合边防检查工作实际需要，针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完善我国关于打击偷渡活动方面的立法提供现实依据。笔者认为应根据“境外迂回偷渡”案件的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款或者补充规定，通过立法解释将“迂回型”非法出入境行为明确纳入妨害国（边）境罪中，并适当将原有条款中“依情节严重”加以具体说明，以更好的指导边防检查站实施处罚。

（二）大力发展经济，改善国内就业环境，疏通劳务输出渠道

改善国内就业环境，疏通劳务输出渠道是一种防控非法出入国（边）境活动的根本措施。偷渡产生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一点是经济原因。而“境外迂回偷渡”也是在国家各职能部门严打偷渡行为下应运而生的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偷渡问题，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是根本之策。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同时还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整顿出国中介机构，规范和拓展国际劳务市场，疏通正常的出国务工渠道。最近一份欧盟专家委员会的报告表明近几年欧洲人口的实际增长率为零，再接下来二十年整个欧洲将步入老龄化社会，为了配合经济发展，移民数量应该在目前的5到10倍之间。由此可见，加强同有关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疏通正常的移民通道是完全可行的措施，正常的劳务输出必将是减少“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有力措施。

（三）加强边检站的内部管理

1.提高检查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政治素质是出入境边防检查人员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强调政治思想素质，是出入境边防检查人员所担负的特殊任务所决定的。加强检查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个人道德修养，把经常性思想教育和集中式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保持优良的思想风气。进一步严格队伍管理，加强对检查人员的勤政廉政教育，提高其拒腐防变的能力，建设一支严格、高效的边防队伍。

2.提高检查员的业务素质。边防检查人员是反偷渡工作中的实施者，对打击偷渡犯罪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加强人员的专业学习和培训，提高边防人员整体素质做到长抓不懈。“境外迂回偷渡”人员虽然在出入境过程中手续正常，可是大多数偷渡人员神情警惕，在回答检查员的问题时答非所问，前后话语矛盾，面部表情极不自然，这些都是需要检查员在日常工作中长期积累查验经验才能作出判断的。检查员只有通过利用所掌握的相关理论、移民政策、人文地理等专业知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通过巧妙询问、察颜观色判断旅客身份和心理活动、认真分析旅客行程，严把一线关，培养和锻炼检查人员识别伪假证件及查获偷渡分子的能力，做到眼明、耳灵、手勤、脑精，才能提高检查人员的业务素质，进而提高边防检查执法水平。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3

论文关键词：trips;acta;贸易自由;中国

边境措施是各国海关普遍适用的一种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它可以及时阻止侵权商品从货物进出口环节进入一国流通领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极为有效的行政救济方法”。《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公约》（trips）虽然规定了各成员普遍采用边境措施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但是其规则比较原则性。这样的多边规则已不能满足发达国家通过边境措施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因此，在《反假冒协议》（acta）中，对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做出了比trips更详尽的规定，突出了边境措施保护知识产权的功能。那么，这些规定相比于trips怎样强化了对权利持有人的保护？新规定会产生哪些影响？中国会遭遇哪些影响，又该如何应对？

1 acta边境措施对权利持有人保护的强化

1.1 边境措施适用范围的扩大

首先，在强制适用的知识产权种类方面，acta比trips增加了对著作邻接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强制适用。

其次，在两者都适用的商标权和版权方面，trips只针对假冒商标和盗版行为，而acta则针对所有侵犯这两种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此基础上，acta将判断货物是否为侵权的依据从进口国法律扩大到程序实施国的法律。程序实施国与进口国不同的部分主要是过境中的货物。过境中的货物指的是在海关过境中或者在转运过程中的货物。此时货物虽然在该海关领土内经过或者转运，但并不意味着在该海关领土内流通，因此通常不认为过境国为其进口国，如果海关依据海关所在国的法律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过境货物采取措施，就是依据程序实施国而不是进口国法律。

最后，acta将边境措施从trips的进口扩大到进出口。通常情况下，因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利用海关措施来制止侵权产品的出口“可能是有困难”的。而要求一国海关了解一知识产权在其他国家的获权情况无疑会给该国海关的执法增加的负担。acta则突破了trips的顾虑，强制要求各缔约国对出口也实施海关措施，这是对知识产权执法水平要求的一大提高。

1.2 可享受边境措施豁免的货物范围的缩小

acta将小件托运物品和行李的边境措施从进口扩大到进出口。而对于小件托运物品，acta再次强调了“应当将小件托运中的商业属性之货物包含入本节之适用”。而至于小件托运物品中的非商业属性之货物，acta不置一词。

1.3 海关依职权执法的要求的提高

acta赋予了海关自行采取行动的权力。trips不强制要求成员方提供海关依职权行动的权力。而acta则要求对于进出口货物海关应当有权依职权采取行动，对于过境中或者其他情况下的海关控制下的嫌疑货物，海关可以有权依职权采取行动。同时，acta还增加了非强制性的权利持有人主动提供信息的权利。这也是便利权利持有人的手段之一。

1.4 权利持有人申请程序的完善

首先，acta要求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更合理。acta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该商品的足够详细的说明”，只要求提供“可以合理期待为其所知范围内的、充足的信息”。同时，acta对“信息的要求不得无理阻止援用程序”。这两项要求都使权利持有人获得申请更容易。

其次，acta扩大了权利持有人可申请的货物的范围。根据acta第17条（2），若一缔约国采纳或者维持过境中或者其他情况下的海关控制下的嫌疑货物的程序，则缔约方可以赋予权利持有人申请中止放行或扣押海关辖区包括多种运输中和海关领土内任意地点内的所有嫌疑货物的权利。这一突破虽不是强制的，但是体现了acta严格的执法特征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

1.5 更有利于权利持有人的担保制度

在申请人提交担保的形式方面，acta新增保函（bond）的担保形式，是acta对权利持有人的要求的进一步放松。同时，acta也规定了更严格的被告交保获释条件。trips第53条为工业设计等的货物规定了详细的交保获释的条件，使其在符合一定程序的情况下，存在交保获释的可能。但是，acta几乎完全否定了交保获释的可能——“除例外情况或依据司法裁决”才允许交保获释。这是对权利持有人的又一次倾斜。

1.6 对权利持有人更有利的救济方式

首先，acta中侵权货物应以销毁为主要处置方式，改变了trips对于侵权商品销毁或者排除出商业渠道并行的处置方式。销毁使得侵权货物彻底从物质形态上消灭，比排除出商业渠道的对权利持有人的救济更彻底。其次，acta对于假冒商标货物的处理更严格。trips第59条只是要求侵权商品不得“按照原封不动的状态重新出口，或者以不同的海关程序处理该商品”。而acta第20条要求“除例外情形外，简单地去除非法加贴的商标不足以允许放行该货物进入商业渠道”。“去除非法加贴的商标”相比于“原封不动”的是一个更实质的改变，可见acta对放行假冒商标商品进入商业渠道的要求更高了。最后，acta增加了在裁决货物侵权后，主管机关可以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的规定。这是对侵权的更严厉打击，对知识产权权利持有人的更好维护。

1.7 海关信息披露的权限的扩大

acta从可以进行信息披露的时间、强制性和范围三方面扩大了海关进行信息披露的权限。首先，trips规定货物已被裁决侵权后才能进行信息披露；acta则规定除在货物已扣押或裁决侵权后进行信息披露外，还规定在发现阶段和裁决中也可以进行信息披露。其次，acta将trips非强制的向权利持有人进行信息披露的义务改为强制的在已经扣押或裁决侵权后的信息披露义务。最后，范围方面，除发现阶段外，acta规定可以披露包括但不限于trips规定的发货人、进口商和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及所涉货物的数量。获知更多的相关信息对于权利持有人制止侵权行为当然是有益的。

1.8 其他有利于权利持有人规定

acta还增加了关于边境措施费用无理阻止对边境措施的援用的规定，以保障边境措施为权利持有人正常援用。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acta通过边境措施的强化适用大大提高了对权利持有人的保护，但这只是其对权利持有人利益保护的一方面。另一方面，acta也因其对进口人等利害关系人救济程序的缺失而间接突出对权利持有人利益保护的强化。首先，acta未纳入trips中的进口人在货物被中止放行后获得通知的权利，被告在救济措施采取前和司法诉讼中获得复审的权利以及进口人和货物所有权人获得赔偿的权利。这就造成了acta本身正当程序的缺失，使程序双方之间权利的失衡。虽然短期来看，目前acta的签字国都是wto的成员，这些未保留条款仍然存在于各国的国内法中，但是对于今后成为acta缔约国的非wto成员，acta的边境措施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立法范例。其次，现有国内法中救济规定的存在也难以平衡acta新增的权利持有人权利和公权力干涉，使进口人等利害关系人相应的程序救济出现空白。

2 acta新规定的影响

acta现处于等待签字国批准生效阶段。若acta生效，则其规定就会成为各缔约国立法的基础；若其不能生效，也会为各缔约国的立法提供范例。而acta对知识产权提供“有效充分的保护”的倾向则必然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产生冲突，具体来看，笔者认为，acta会从如下两个方面影响国际贸易自由化。

2.1 贸易便利化程度降低

贸易便利化通常是指通过简化程序、协调法律法规等方法清除或减少资源跨国流动和配置的障碍，提高全球供应链的运作效率，从而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和开放的过程。海关措施作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的法律手续，是贸易便利化的过程中的关键环节。acta边境保护范围的扩大和更便利权利持有人获得中止放行的程序都会使海关措施便利化程度降低，不利于贸易的便利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从边境保护的范围来看，首先，acta的新增客体均为侵权特征不易侦察的客体，这与边境执法中，“物流时间高度浓缩，……边境当局很难依据……‘表面理由’或者货物所呈现的外在特征去快速判定……有较高判定难度的侵权形态”的特征不符，从而会增加执法的难度，降低执法的效率，不利于通关便利和贸易便利。其次，acta要求各缔约国控制侵权货物的出口，并可以对过境中的侵权货物的监管的规定将给各缔约国海关加大执法困难，提高成本投入，一定程度上造成通关障碍，与各国边境执法的旨在通过通关便利化而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背道而驰。

另外，acta在申请中止放行的各个环节给予了权利持有人最大的方便，使货物更容易被中止放行。这就会使国际贸易中货物流通的效率降低，从而不利于国际贸易的自由和开放。

2.2 新的国际合法贸易的壁垒出现

acta对海关信息披露权限的扩大固然有利于权利持有人维护自己的权利，帮助主管机关执法，但在发现侵权货物阶段和裁决货物是否侵权的过程中，货物尚未定性，如果最终货物被裁决未侵权并进入商业流通，那么在此期间的信息披露就会造成货物商业秘密的泄露，给货物的进口人、所有人等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这一程序若为一国政府滥用，则可以通过向国内相关权利持有人披露进口货物的信息这一法律手段来打击他国货物，制造合法贸易的壁垒。

3 acta对中国的影响

3.1 中国加入acta的可能性

acta的目标是最大化保护知识产权。而这一目标必然是以高昂的执法成本和知识产权使用人利益弱化为代价的。笔者认为，这与中国现阶段的利益诉求不符。中国现阶段“很多产业还处于知识产权原始积累阶段”，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窒息而非促进创新，因而加入acta，接受其严格的执法措施目前不利于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不应加入acta。

3.2 acta影响中国

然而，即便中国不加入acta，中国也会因其贸易伙伴的加入而在对外贸易中受到其影响。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4

关键词：TRIPS协议；边境措施；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边境措施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一种，是指海关在进出境的监督管理过程中，依法制止侵犯受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境的措施。我国已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经济联合体的一员，作为在国际事务中一向勇于承担责任的大国，如何切实履行WTO各项协议，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中国海关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有关条款，应当切实履行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职责。因此，对中国海关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现状进行全面研究，发现问题，特别是与TRIPS协议不相适应之处，并进一步提出改进方法与对策，对提高我国海关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执法水平、严格履行TRIPS协议，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TRIPS边境措施的概念

根据TRIPS协议第5l条的规定，边境措施制度，是指一成员方的海关根据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在进出关境的监督管理过程中，通过依法制止侵犯知识产权货物进出关境，对受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采取的一种行政保护。由于边境措施的实施主要是由海关进行，所以边境措施又被称为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制度。该制度要求各成员方的海关当局对有合法理由怀疑假冒商标的商品或盗版商品、对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以及对意图从地域内出口的侵权商品应中止放行。对确系侵权产品，TRIPS协议规定主管当局有权责令销毁或处置侵权商品。在知识产权日益受到重视、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措施，不仅可以从源头上制止侵权现象的发生，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重要制度．

2．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我国海关保护范围客体的范围较窄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范围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广泛一些，但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范围仍需拓展。TRIPS协议规定的边境措施的主要对象是假冒商标和盗版商品。但同时规定，各成员方可将边境措施适用于侵犯其他知识产权的各类商品。在各国的边境措施立法中，扩大海关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的国家很多。如美国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范围就很宽。据美国贸易法337条款，ITC调查并签发禁令的案件范围涵盖了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产品外观、虚假原产地、平行进口、反托拉斯等领域。可以说，ITC几乎对所有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进口行为均可禁令，让海关采取有效的边境措施。而我国在《海关保护条例》中也明确规定边境措施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为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但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外观设计、植物新品种、涉及到基因等生物技术的相关发明等，以及目前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传统文化知识如中国的中药文化等也可看作知识产权的新类型，尚未纳人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范围。

2．2配套措施缺乏导致权利人权利滥用

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用知识产权优势牟取合法范围以外的利益就构成了知识产权权利的滥用。在知识产权边境措施执法实践中，海关通过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达到了防止利用侵权手段进行的不正当竞争，维护正常的进出口贸易秩序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目的，同时通过制止侵权产品出口，维护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利益等国家利益。但在执法实践中，也不乏权利人利用海关保护知识产权执法，滥用权利，甚至从中牟取不当利益的情形，如权利人怠于配合海关查处侵权案件、屡屡放弃海关保护浪费海关有限的执法资源、与侵权人私下和解干扰海关正常执法、或利用自身的知识产权阻碍竞争企业进出口相关的货物从而达到垄断的目的等。在海关执法中，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权利，海关缺乏相应的制约措施。

2．3平行进口问题仍为执法空白

所谓平行进口，是指一国未经授权的进口商从国外知识产权人手中购得商品并未经批准而输入本国，而该知识产权在此之前已在本国得到了保护。享有进口权的知识产权人自己的进口称为先行进口，而未经知识产权人授权的进口商的进口则是平行进口。由于平行进口的商品是在一个地域范围内，获得了合法许可制造、销售的商品，其生产是有着地域性特点的权利，当合法生产销售的产品进入另一国家，是否仍然合法就受到了置疑。对于平行进口商品海关是否应当履行中止放行职责，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是否有相关的立法认定平行进口为侵权行为。二是相关法律、法规在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上应当如何界定平行进口行为。根据协议规定，成员方没有义务适用边境措施制度保护“权利持有人本人或经其许可而投放另一国家市场的商品进口或商品运输”，即对平行进口的商品，协议并不要求适用边境措施。在欧盟海关保护制度里，也明确规定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措施“不适用于由权利持有人投放市场或经其许可投放市场的进口商品，即使商品输入欧盟并未经权利持有人的同意，或产品的制造违反了与权利持有人所签订的许可协议的规定，也同样如此，即不适用于平行进口”。美国法律也规定海关无权对平行进口予以采取边境保护措施。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看，我国有关知识产权的专门立法中均没有出现认定平行进口为侵权行为的规定，海关对平行进口货物的中止放行没有明确的执法依据。

2．4实体法上相关规定不明确，海关具体执法机制缺失

如侵权货物的证明标准不够明确，侵权货物案值和处罚数额如何确定对于海关是否决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未规定明确的期限对于侵权已有定论，海关是否应将侵权者的相关信息提供给权利所有人未做规定对于海关依职权采取边境措施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未做规定等等。

2．5对双方和解与临时授权问题没有规定

在海关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过程中，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侵权嫌疑货物的收发货人达成和解这一问题《海关保护条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当事人和解后，临时授予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权利，一旦授权，该批货物也就不属于侵权货物，海关也就不应当予以查处了。知识产权属于一种私权利，权利人在不违法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有着自由处置的权利，他可以授权收发货人使用其知识产权，这种授权应当包括追加授权。然而知识产权虽然是私权，但其产生、内容、期限、维持与救济等都是由国家公权直接授予和作用的，其规范具有强烈的公法色彩。知识产权边境措施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手段，不应完全按照当事人的意愿进行，不因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而停止。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求修改或撤回其采取保护措施申请的，应当向海关说明原因，并经过海关审查同意。如果仅仅是达成和解，那是对当事人之间民事责任的约定，不影响海关追究侵权货物收发货人的责任。但如果是通过临时授权取得合法权利，海关应从临时授权的目的、双方当事人获得的利益、获得临时授权的货物进出口后可能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是否予以准许。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要得到权利人的协助，但海关也可依职权主动进行，在处理双方当事人和解及临时授权问题时，既要考虑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照顾到国家和公共利益。

3．我国知识产权边境措施的完善

3．1根据客观实际适当扩大知识产权边境保护范围

地理标志是指识别某商品来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的标护，而且只限于域内保护，我国现行《海关保护条例》没有涉及这类保护。我国地大物博，拥有较多的地方特产，在对外贸易领域有效地保护地理标志，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此，这方面的边境保护应当积极稳步地发展。从立法方面来看，我国已经具有了相关国内立法的基础，在对外贸易领域的地理标志保护问题上，可以在建立统一执法体系的基础上，采用专门立法的方式特别授权海关对其采取边境保护措施。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是一个新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目前我国拥有这类权利的个人或企业数量有限，且基础不稳定，不同于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美、日等发达国家；而且我国在这方面的国内立法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对这类知识产权采取边境保护措施，在我国尚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我国在不违背TRIPs的条件下，可以考虑暂缓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关于“未披露信息”的保护，因其作为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范畴，在实践和立法两个方面都还缺乏相应的基础，亦应当属于不急于扩展的方面。

3．2进一步简化海关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效率

可以借鉴美国和欧盟海关的做法，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只要向海关提交一次申请，就可获得海关对其知识产权的持续保护，至少在一年内，权利人不必就个案再次提交扣留货物的申请，由海关主动实施扣留措施。

另外，应当建立被扣货物提前处理制度，海关可以停止调查和侵权认定程序。具体操作如下：侵权嫌疑货物被扣留后，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自行确定存在侵权，不再需要海关或法院对货物的侵权事实进行认定，货物可以依法在海关监督下转让给权利人，或者予以销毁等。但是，对于双方达成协议，认为不存在侵权，或虽然存在侵权、但双方达成和解的情况，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海关仍然应当依法办案，而不能根据双方的协议随意放行货物。

3．3取消“备案”作为海关依职权启动边境保护的前提条件

建议修改《海关保护条例》第16条的规定，规定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知识产权嫌疑的(无论备案与否)，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同时，为了鼓励备案、发挥权利人维护知识产权的主动性，可以规定，如果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的，没有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除非有不可抗力；如果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未备案知识产权嫌疑的，没有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减轻或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

3．4进一步降低权利人寻求海关保护的负担

传统知识产权理论认为，知识产权属于私权，保护知识产权应当更多地走民事救济途径，权利人应当自行承担维权成本。但随着知识产权与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科问题远远超出了私权保护的范畴。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是国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打击不正当竞争、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应当承当更多的责任，权利人不应承担过多的义务。所以，在海关保护程序中，法律也应当减轻权利人寻求海关保护的负担，一方面，取消或降低权利人申请海关保护时递交的担保；另一方面，由国家承担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所需的有关费用。

3．5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是保护知识产权人权益的一种制度，知识产权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避免自己行为不当或滥用知识产权从而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故我国现行《海关保护条例》应当明确规定：权利人如果因为申请不当而给收、发货人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在向海关提取货样后因过错造成货样被损坏或丢失的以及泄露或非法使用收发货人商业秘密的，应当受到包括损害赔偿、罚款、中止保护其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相应处罚。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5

由此，笔者认为，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要充分理解并引入“数学化”的概念。那么，何谓数学化呢？那就是人们在观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运用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客观世界的种种现象并加以整理和组织的过程。简单地说，数学地组织现实世界的过程就是数学化。数学化分为两个层次，即横向数学化和纵向数学化，横向数学化包括从真实生活走进符号世界，而纵向数学化是指在符号世界中进行移动。接下来，笔者将根据教学片断来阐释教学中的“数学化”。

我们以教学“运算律”为例说明教师的教学方式，给出下图展开教学：

教学片断一：

教师：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快到了，王阿姨准备买一些衣服作为节日礼物送给福利院的孩子们，请看图片。仔细观察，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哪些信息？要解决什么问题？根据这些信息，你会列式解答吗？

在学生独立思考之后，得出两种解题思路：

学生1：分别买5套夹克和5套裤子，再算出总价。

65 × 5 + 45 × 5

= 325 + 225

= 550（元）

学生2：先算出一套衣服的价钱，再算出总价。

（65 + 45）× 5

= 110 × 5

= 550（元）

教师：同学们请看，大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有的同学是先算买夹克衫和买裤子各用了多少元，还有的同学是先算买一套衣服用多少元，所以列出的算式就不同。

这样的数学活动，就是鼓励学生将知识从具体的情境中分离抽象出来，是将生活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朝学科知识逐渐靠近。在教学中设置情境能够帮助学生打通从生活走向数学的通道，理解问题变得不再困难。因此，笔者认为，要让学生经历数学化的过程，首先要设置情境，注重情境的运用，通过数学的现实性来实现数学化。当学生对此问题列出不同的算式并准备解答，这就是利用数学的现实性进行横向数学化的过程，而横向数学化的主要手段就是抽象和概括。但是教学是不是就仅此而已完成了任务？学生思维又该如何向纵深发展呢？针对这一课，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对于乘法分配律这个知识点，学生理解的难点在哪里？

我们知道，对于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由于等式左右两边的数并没有因为交换和结合而发生改变，学生理解起来难度并不大，但是对于乘法分配律来说，等号左右两边的数的个数发生了变化，由形式上的三个变成了四个，并且既有加法运算又有乘法运算，这两个变化是学生理解的难点。因此，对于“乘法分配律”这个规律的前提，即“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以及两个数分别与这个数相乘”在算式中的特征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影响着能否理解规律。如果仅凭一个算式就让学生观察算式的特点显得过于单薄，教师需要变化算式的条件引起学生的注意。

教学片断二：

教师：如果还是买上衣和裤子，不过要买8套，你会怎么解决？接着引导学生列出（65+45）×8=65×8+45×8的算式。（这个例子是加数不变，只变化乘数，目的就是聚焦乘数的变化给等号两侧算式带来的变化）

接着，教师继续问道：如果现在将短袖和裤子配成一套，买这样的5套，你能列式解决吗？（32+45）×5=32×5+45×5（这个例子是乘数不变，只变化加数，看看这种变化对算式带来的影响）

这样，屏幕上就出现了三道等式，学生在初次尝试建立等式，继而变化乘数、变化加数的过程中，结合具体情境初步体验到等式左右结构变化的规律。随后，教师让学生抛开情境，尝试用数学语言来表述，这是帮助学生从横向数学化走向纵向数学化的一个桥梁。从这个环节开始，学生就可以将重点聚焦在对算式内部特征的研究了。

然后，教师提问：观察3道算式，等号左右两边有几个不同的数？在进行什么运算？

（65+45）×5=65×5+45×5

（65+45）×8=65×8+45×8

（32+45）×5=32×5+45×5

学生：有三个数，加法和乘法

教师：等号两边的算式都在进行加法和乘法运算，他们的运算顺序一样吗？

学生：不一样，左边是先加后乘，右边是两部分，是先乘后加。

教师：能具体说一说它们的运算顺序吗？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作出如下的表述：

学生1：左边算的是“65与45的和乘5”，右边算的是“65乘5的积与45乘5的积相加”（65和45分别乘5，再相加）结果相等。

学生2：左边算的是“65与45的和乘8”，右边算的是“65乘8的积与45乘8的积相加”，结果相等。

教师：通过大家的发言，我们发现，等号左边的算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先算“两个数的和，再乘一个数”，等号右边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把这两个数分别乘上这个数再相加，结果相等。

在这个环节中，我们把数学问题从具体情境中剥离了出来，不再依附于情境，直接利用数学的符号研究数学的规律。教师设计了几个不同思维要求的数学活动引导学生用数学的思维思考、总结规律，目的是要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模仿，其次是不完全归纳，再次是形成规律，这个过程是学生的认知水平由事实性水平向概念性、方法性水平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纵向数学化深入的结果，这是数学活动所期许达成的目标。因此，关注活动的指向、体验数学的抽象性、实现数学化是我们目前应关注的问题。

在学习了这堂课以后，学生会猜测：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有这样的规律，那么三个数、四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也有这样的规律吗？乘法有分配律，除法有吗？如果把括号里的加号改成减号，这个等式还成立吗？由前面的结论引申出的这些新问题，是否还有必要借助于情境来说明道理？通过这样的猜测和思考，能够促进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6

教材内容分析：本节内容的核心是库仑定律，它是静电学的第一个实验定律，是学习电场强度的基础。本节教学内容主线有两条：第一条为知识层面上的，掌握真空中点电荷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即库仑定律；第二条为方法层面上的，即如何研究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方法，如何间接测量一些不易测量物理量，如何研究物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教材的处理：本单元内容可分为两节课处理，本节为第一课时，主要是库仑定律的建立和库仑定律的简单运用，侧重点为体会研究物理的方法和研究物理规律建立的一般过程；第二课时为库仑定律的加深理解和运用。

二、学生分析

知识基础分析：（1）掌握电荷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且同性相斥，异性相吸。（2）掌握电荷守恒定律，并会简单地运用。（3）会处理共点力作用下物体的平衡，并通过偏转角度的变化判断受力的变化。

学习能力分析：（1）学生的观察水平不断提高，能够初步独立发现事物的本质及各个主要细节，发现事物的因果关系。（2）具有初步的归纳重点，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3）已经初步具备基础的实验操作和实验观察能力。

学法分析：自主探究，观察分析，分组实验，讨论交流，类比总结，习题巩固。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1）知道点电荷的概念；（2）理解库仑定律；（3）会计算真空中点电荷之间的库仑力；（4）初步了解人类对电荷间相互作用的探究过程。

过程与方法：（1）通过实验演示培养学生的实验、观察、分析和总结能力；（2）通过对实验方案的制定和操作，加深对研究物理问题一些常用方法，如控制变量法、放大法等实验方法的理解。

教学重点难点：重点：（1）学生会用库仑定律计算真空中点电荷间的相互作用力；（2）让学生初步掌握研究物理的一些常用基本方法。难点：静电实验的操作和对实验现象的分析归纳。

四、教学环境

交互式多媒体教学环境。

五、教学流程设计

（一）旧知回顾。

教师活动：精心设计本节课涉及的已学内容。课件展示答案。及时对学生回答给出有效评价。

学生活动：学生自主复习完成问题，为新课学习做好准备。

设计意图：通过课件简单呈现相关知识点，承接前面所学电荷的相关内容以便为库仑定律的学习做好知识储备。

（二）设计情境，提出课题。

教师活动：（趣味小实验）请一位同学站到绝缘地毯上，带上粘有铝箔纸的铅丝环。用一个手抓住起电机的一个金属球，教师则慢慢摇动起电机手柄，引导学生观察现象并思考原因。

学生活动：观察这位学生身上发生的情景，分析得出电荷之间的作用力。

设计意图：通过自制实验让学生亲身体验，为学生创设轻松有趣、新奇不解的情境，在提高兴趣、激发学习动力的同时，顺势提出课题，促使学生手脑并用，让学生在简单层次上“主动发现”。

（三）启发分析，寻找相关量。

教师活动：（演示实验）用实验定性探究，用感应起电机让两球同时带上电，观察现象。（1）移动铁架台靠近右边带电小球，观察左边小球选线与竖直方向的角度。（2）保持铁架台与右边金属球位置不变，用一不带电金属球接触左边铝箔求，观察悬线与竖直方向的角度。

设置引导学生思考电荷之间作用力有哪些影响因素。

问题1：移动铁架台靠近右边的小球时，实验现象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

问题2：保持铁架台与右边金属球位置不变，用一不带电金属球接触左边铝箔球，小球的摆角是否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

问题3：当保持铁架台与右边金属球位置不变，用一不带电金属球接触左边铝箔球，然后移走金属球，摆角如何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

问题4：该实验表明哪些因素影响电荷间的相互作用力？这些因素对相互作用力的大小有什么影响？该实验采用了什么科学方法？

学生活动：学生观察实验现象，通过思考，分析得出实验的本质。

设计意图：通过引导学生掌握观察的基本方法，适当点拨，让学生透过实物的表象，抓住本质，让学生自主分析归纳出静电力大小与电荷量和电荷间距之间的定性关系，促进学生对物理规律意义的深刻理解。

（四）引导探究，寻找规律。

教师活动：（分组实验）教师展示实验装置，提出问题，引导说明实验方法，进行实验设计，完成实验操作，并最终根据数据得出实验结论。

1.试说明探究方法及分步实施方案？

2.怎样通过观察判断小球所受库仑力的大小？

3.怎样通过改变小球间的距离寻找库仑力与电荷间距r的定量关系？

4.怎样改变小球的带电量？

学生活动：学生根据实验器材和相关问题通过交流讨论得出实验设计思路，并说明相关步骤。学生分组合作完成实验探究，填写数据表格，得出实验结论，投影展示实验结果并讲解。

设计意图：通过自制实验器材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最终使学生在熟悉物理规律生成的过程中，体会常见物理方法及实验设计的分析思路。

（五）类比分析，归纳总结。

教师活动：（视频实验）教师播放库仑定律实验视频，引导学生类比万有引力定律得出库仑定律内容，适用条件。

学生活动：类比万有引力定律适用条件及引力常量测量方法给出库仑定律适用条件，并分析测量k值的实验设计原理及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观看“库仑定律实验”视频，一方面让学生体验科学家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维过程，另一方面类比万有引力常量的测量强化常用的物理思想及方法。

（六）知识建构。

教师活动：教师对学生的表达进行修正和完善，使其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学生活动：学生自主完成知识建构内容。

设计意图：课件展示知识框架，给出学生本节知识系统和物理方法。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7

论文关键词 边境地区 明细产权 林业执法

森林公安机关作为环境保护和社会治安的守护者，在边境地区发挥着重要的职能和作用，各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狠抓队伍建设和“三基”建设，对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始终保持较高的警惕度，切实维护林区社会持续稳定，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一、相关理论探析

（一）林业执法的概念

新的《森林法》于1998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是适应保护生态环境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需要完善森林法律制度的一项重大措施，是有效保护、培育和利用森林资源，鼓舞和调动全社会力量造林营林，加快林业发展的有力法律武器。与此同时，建立了林业公安、林政为主体的执法队伍，初步形成了较好完备的林业行政管理和执法体系。

林业执法主要是指林业的执法主体依照相关的法律，为了维护林业的安全及林区的治安秩序，依法对辖区所进行的管理和对相关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它包括林业行政许可、森林资源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林业行政确认、生态安全保护、林业行政检查、林业行政处罚、林业行政管理、林业行政强制等。

（二）森林公安的工作职责

首先，森林公安应依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公安、林业部门有关森林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研究、部署、指导开展本县辖区森林公安工作，负责抓好县森林公安队伍的教育管理，不断加强森林公安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建设。

其次，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全面开展森林刑事案件、林区治安案件、林业行政案件的查处，保护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区治安秩序，保障林业生产建设顺利进行。

最后，掌握信息，分析预测辖区林区治安形势，处置林区突发事件，组织开展林区治安重点整治，推行林区治安综合治理，组织落实森林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建立健全防范机制，指导、检查、监督森林派出所的执法等业务活动。

二、云南省边境地区林业执法中出现的新问题

森林公安作为涉林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最重要的主体，其保护森林资源的任务更加繁重了，森林公安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云南省边境地区森林公安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在具体的执法和保护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具体法律法规适用方面的难题和困惑。

（一）林业执法中存在的法律空白及漏洞

法律、法规不健全，立法、司法解释滞后，就会造成形成法律上的“真空”。由于林业执法的特殊性，其中存在大量的交叉型案件，法律依据分布于林业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规和环境法律等多方面，这样多方法律竞合会引起概念、术语、解释和条文规定的不明确或相互矛盾，影响了森林公安机关对林业执法尺度的准确把握。

1.零星林木的概念不清

《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山、自留地种植的木，归个人所有”，《云南省森林条例》第三十五条对归个人所有的林木规定为“房前屋后、自留地、非基本农田承包地上种植的和基本农田上原由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何为“零星林木”无法把握，因为缺少量化标准，零星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房前屋后”的地域也同样没有量化，很多村民的房前屋后面积较大，树木较多，但是也不办理采伐许可证，这给森林公安的执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2.树木移植缺少标准

对于树木移植也同样存在概念模糊的问题，移植树苗时树苗的大小，生长年限，树种等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很多时候存在移植树木时，森林公安缺乏法律依据进行处罚。城镇园林部门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对其填写格式是否规范，许可证版本是否合法，以及采伐限额的管理，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检查。对其未按规定填写发放的采伐许可证的行为，以及采伐量的统计，是否醋政主管部门去管理，法律和法规方面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国家应出台对园林主管部门采伐以及城市内林地的管理方面之有关法规制度。

3.处罚方式不明确

执行过程中对于已经存在的违法情形的处罚也存在难题，法律中规定了对于破坏森林后恢复原状的处罚，但是恢复原状一词过于抽象，难以具体实施。恢复原状的方式方法不明，在村民已经毁林开荒后重新种植的作物无法处理，恢复原状就要铲除非法种植的作物，但是又于法无据，这给森林公安执法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并且这些林农和执法部门的矛盾也会直接影响到地方的安定团结问题。

（二）森林权属问题

如果森林、林木、林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林业也就无从发展，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因此，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管理是林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是森林资源管理的核心。?云南自2006年起开展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明晰地方林业权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在林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云南省的省情而言，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两点：

1.自然保护区和原林地权属出现重合

就云南省的具体情况而言，存在自然保护区面积扩大后，很多农用地和集体或者个人林地被划归到自然保护区内，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保护区内的所有树木均不能毁坏，核心区更是不得进入，但是对于这部分后期划入保护区的林地或者农用地，村民享有合法的采伐证或使用许可证，如何才能协调这两者间的矛盾成为了难题。

2.“林下造林”造成权属新问题

目前，云南省边境林区“林下造林”问题十分严重，很多村民进入山林并不破坏已经成材的树木，仅仅把较矮的灌木砍伐，继而种上喜阴的树苗，待树苗成材后，整片树林的权属问题就存在了问题，林木间混成一片，难以区分权属，则很多村民直接占用了该片树林。这一问题目前有扩大化的趋势，但是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给未来林地权属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也给林业执法人员带来了难题。

（三）执法标准未能统一

边境地区大多国际往来频繁，很多是普通边民的日常小规模经济互易行为。但是由于各国间的国情不同，相关的法律规定不一，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大边境森林公安执法的难度。如云南省河口县，很多越南边民在中国贩卖国家保护动物，由于国情不同，很多在越南不算违法的野生动物贩卖活动，在中国要按照刑法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越南边民常常以不知道该动物在中国是保护动物为由逃避处罚。因为国情及法律规定不同，确实也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给予部分确实不知道所售动物为保护动物的边民严厉的刑事或者行政处罚，这样就造成了具体的处罚方式和定罪标准出现困难。

三、对边境地区林业执法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思考

本次调研，通过走访和问卷的方式了解了一线林业执法部门和人员，在林业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难点与动态趋势，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对河口县林业执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以期能够解决地方林业执法难题。

（一）填补法律空白及漏洞

目前，《云南省施行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若干规定》、《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云南省森林消防条例》、《云南省绿化造林条例》和《云南省林地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虽然已经颁布，但是依然存在诸多的法律空白和漏洞，尤其对于林业执法的具体实施细则和概念的确定化方面，在未来应当进一步细化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具体的执法问题制定明确具体的实施细则，填补法律真空，避免出现无法可依或者法律竞合的现象。

（二）明晰产权

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权具有经济实体性、产权具有可分离性、产权流动具有独立性。产权的功能包括：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协调功能。明晰产权的意义在于确定所有权归属，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只有产权确定后才可以在此条件下进行有序的流转和处分行为。

首先，针对“林下造林”行为，应加强和规范森林权属管理问题，明确相关部门及时解决权属有争议的山林。只有林地权属明确，才能更好的规范侵权行为。对于已经确定权属的山林，不因“林下造林”行为而改变权属，针对恶意栽种树苗意欲混淆权属的行为及时给予制止和处罚。其次，针对自然保护区和原林地权属出现重合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实地进行调查并及时变更权属，及时回收采伐和使用许可证，并给予村民经济赔偿或补偿。

（三）加强林业宣传，严格执法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8

关键词：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锰三角”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54-03

环境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对环境行政管理相对人采取的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或者对环境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行为。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政党、公民对各级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进行监督、审查以及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的总称[1]。在行政边界区域，如“锰三角”地区，由于跨行政区立法、管辖权、监督权的差异，环境行政执法监督面临诸多法律困境。

一、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特殊性

就单一行政区域而言，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相对容易界定。在单一行政区域内，由于监督主体范围――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主体范围――相对确定；监督对象――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相对确定；以及监督内容――本行政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主体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与评价――相对确定，这些因素使得单一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相对易于分辨与实施。而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则不同，更多地体现了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特殊性。

首先，监督主体的范围不易确定。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主体，应当是对边界行政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行为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组织和公民等。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往往涉及到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区的环境保护监管部门，由于行政区划对自然环境的人为分割，相邻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区的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管辖权以及执法权很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导致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主体范围不易确定。

其次，监督对象的差异性。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对象是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主体作出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依据常常由于行政上的条块分割而不同。而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主体对这些有差异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很难按照统一的标准对其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与评价。

最后，监督行为的复杂性。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复杂性是由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复杂性决定的。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较其他行政执法的法规体系庞杂，执法依据复杂多样，而且常呈现区域性差异。

二、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必要性和法律困境

“锰三角”地带位于湘渝黔三省市交界处，主要是指湖南湘西州花垣县、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和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电解锰企业集中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电解锰生产基地[2]。近年来，由于当地锰业迅速扩张，“锰三角”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同时也带来了“锰三角”环境污染治理难题和“锰三角”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法律困境。

（一）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必要性

以“锰三角”地区为例，首先，“锰三角”地区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对自然环境进行了人为分割，但是一衣带水的环境整体性关系使得该地区的环境治理不再只是一个县的环保监管部门的责任。其次，“锰三角”环境治理中存在着环境行政执法的简单、粗暴做法，环保监管部门对于企业的排污行为作出收取高额排污费、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环境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存疑。最后，“锰三角”地区的环境行政执法由于缺乏综合性的区域环境法律和统一的标准，行政执法的规范程度不高。可见，建立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困境

我国虽然有不少关于跨行政区的区域环境法律规范，但均分散于法律法规之中，缺乏综合性的区域环境法律[3]。各行政区地方立法主体都有权对本行政辖区内环境事务进行立法，这会产生相邻行政区环境立法差异甚至冲突，如2007年实施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在全国首次明确规定了“倍罚制”和“日罚制”，可是，湖南省和贵州省却并没有类似规定，这样，对同一性质和程度的违法排污行为的执法和司法，三省市边界的“锰三角”区域会产生差异悬殊的结果[4]。类似的，由于湖南、贵州、重庆三省市对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规定各有所异，也为有关机关、个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监督权设置了障碍。

“锰三角”地区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法律困境，从根本上来说是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特殊性在特定区域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监督主体的确定。对于“锰三角”地区某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作出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哪些主体有监督权？其次是对监督对象的评价标准。如前所述，与重庆市不同，湖南省和贵州省并没有制定“倍罚制”和“日罚制”等类似规定。假设依照重庆市的规定，对湖南省境内的企业作出“倍罚”或“日罚”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有监督权的机关、个人和其他组织对此应如何评价？最后是对监督行为的界定。对于“锰三角”地区某一具体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主体应作出怎样的监督行为？

三、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本质属性

《环境保护法》第20条虽然在法律上为行政边界区域的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作了原则性规定，同时也为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突破法律困境提供了思路。2011年，在环保部环境监察局的推动下，湖南、贵州、重庆三省市环保部门共同见证了“锰三角”地区三县人民政府《“锰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治理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共同应对区域性环境问题。

（一）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程序性

《“锰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治理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是三县人民政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的举措。其中，定期联席会商机制要求，建立三县人民政府区域环境联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每年轮流由三县人民政府举办和主持至少一次。交流经验，通报信息，共同对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解决。这不仅为三县联合治理“锰三角”环境问题提供了程序保障，同时，“交流经验，通报信息”也可以作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获取、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监督的重要途径。

因而，在该《协议》下，可以通过程序上的设置以完善“锰三角”地区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程序性。比如，会议上应当列席三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及要求对“锰三角”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进行监督的相关监督主体。

（二）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建议性

2012年4月13日新华社“新华视点”发表新闻调查文章称，当时花垣县共有14家电解锰企业，其中6家尾矿库存在无资质设计、施工的问题，占总数的43%；有11家尾矿库无排洪泄渗设施，占总数的86%；尾矿库坝体偏薄、外坡坡度比达不到要求占总数50%以上；3家尾矿库坝址选择不合理，尾矿库建在村庄和居民区上游；半数以上的尾矿库已满库，无调洪库容，隐患突出。对于这种现状，下游的松桃县环保监管部门预见到汛期将至，立即向花垣县环保监管部门发出了行政建议，督促其进行环境行政执法，切实保证电解锰企业在汛期来临前排除安全隐患，避免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对花垣县及下游的松桃县造成损失。

联防联控长效机制旨在通过三县环境保护监管部门的合作治理“锰三角”环境问题，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建议性表明，当行政边界区域发生环境问题，而当地环境保护监管部门对此没有管辖权时，通过行政建议的形式监督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监管部门进行环境行政执法，是合法而有效的。

（三）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协商性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上，主要表现为协商性。根据该《协议》建立跨界生态环境事故协商处置机制，“积极协调处理纠纷，跨界水污染纠纷发生后，应立即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处理，并按照协商处理意见予以落实”。另外，根据湘渝黔三省（市）行政执法监督的一般性规定中均有关于行政执法监督协商性的规定。

2012年5月，重庆秀山县某电解锰企业发生尾矿泄露事故，造成严重水污染，直接影响到下游湖南花垣县水质。事故发生后，三县决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处理，会议决定由秀山县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处置此次事故，花垣县和松桃县的环境保护监管部门联合监督秀山县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最终此次事故在花垣县和松桃县的联合监督指导以及秀山县环境行政执法部门正确处置下得到妥善处理。

四、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的构建

综上所述，“锰三角”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应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之下，以《“锰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治理合作框架协议》为核心，遵循建议性、程序性、协商性的特点，从而发挥其监督作用。以“锰三角”为引例，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推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立法

在我国，行政相对人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立法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上级环境行政机关对其下级环境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以及社会团体和公众对环境执法行为的监督[5]。如果不明确彼此的职责，众多的监督主体便难以形成合力。为解决这一问题，从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大环境上看，应制定统一的《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法》，为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其别包括：监督机关及其职责权限；监督的内容和形式；监督程序；相关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健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体系

为适应环境保护任务不断加重的形势，加强规范环境行政行为，应健全系统内部监督机制[6]。首先，通过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监督。其次，加强行政监察遏止环保违法。通过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依纪办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深行政监察权是法律赋予的公权力的认识，必须依法行使，放弃行使是失职行为，要承法律和行政责任。最后，要完善环境行政系统外部监督机制。深化政务公开，扩大公众参与；完善环境执法的司法监督机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探索构建我国非政府组织外部监督机制。

（三）探索建立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机制

“锰三角”地区可以区域环境联合治理联席会议为契机，研究设立“锰三角”地区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小组，确定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专门机构和人员。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小组组长由三县环保监察部门负责人轮流担任，每届任期一年，负责牵头制定当年三县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计划并组织、协调实施。在每年的区域环境联合治理联席会议期间，“锰三角”地区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小组应组织召开工作会议，通报、交流三县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有关监督主体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监督意见。经共同研究决定，对“锰三角”地区具体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确有监督必要的，确定监督主体，明确监督方式，如下达行政命令，向环保监管部门提供行政建议，提起行政诉讼等，务求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落到实处[7]。

在保障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锰三角”地区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小组可以根据相对人的实际需要，召开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听证会；对于具体环境行政执法行为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建议其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建立和完善环境执法监督部门联动机制和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区域、流域环境执法监督协作机制，完善与其他相关行政执法监督部门的联合执法，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密切配合与协作。

建立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构建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密切专业执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之间的配合。加大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信息公开力度，健全环境投诉举报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健全环境听证制度。建立重大环境违法案件新闻会制度，在舆论监督方面完善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环保履职的监督检查机制。新闻媒体可以全程参与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过程，对环境行政执法进行全程实时报道，必要时这些报道内容可以作为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证据。最后，应加大行政执法监督法制宣传力度，树立环境行政相对人维权意识，营造良好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社会氛围，充分调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力量的积极性，形成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社会监督的强大合力。

参考文献：

〔1〕〔5〕李祝才.加强和改善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监督初探[N].闽西日报，2005-11-14（1）.

〔2〕蒋辉.民族地区跨域治理之道：基于湘渝黔边区“锰三角”环境治理的实证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2，（3）：74-79.

〔3〕肖爱.区域环境法治：困境与对策[J].求索，2011，（3）：164-166.

〔4〕肖爱.论区域环境法治中的权力结构[J].法学杂志，2011，（9）：118-120.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9

一、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广阔

法理学上，一般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是以法律调整的对象为首要标准，以法律的调整方法为辅助标准，基于这一标准，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刑法是关于犯罪与刑事责任的法律，属于刑事法律部门。其调整的对象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社会关系，特殊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性质上特别重要的权利;二是程度上较为重大的权利。出入境行政法是调整出入境行政管理关系、出入境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出入境行政救济关系、出入境内部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属于行政法律部门。

本隶属于两个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刑法和出入境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存在交叉或重合。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界限并非固定，而是动态转化的，既表现为出入境违法行为适时犯罪化，也表现为出入境犯罪行为的非犯罪化形态：

第一，基于社会发展和犯罪治理的需要，一些严重危害出入境管理秩序的行为不断被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1979年刑法典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了偷越国(边)境罪(第176条)与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第177条)，将情节严重的偷越国(边)境行为、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单行刑法《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增加了5个罪名，分别将骗取出境证件、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出入境证件、倒卖出入境证件、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办理出入境证件以及非法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

1997年刑法典未增加入罪的出入境违法行为，而在内容和立法技术上进行了调整：刑法典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单设一节，规定了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共8个罪名。涉及出入境犯罪的有6个罪名，即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第318条)、骗取出境证件罪(第319条)、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第320条)、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第320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第321条)及偷越国(边)境罪(第322条)。

第二，出入境行政法立法的蓬勃发展，客观上限缩了刑法中出入境犯罪行为范围，出入境行政法将原本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部分数额相对较小、情节较轻的行为纳入其调整范围，立法旨在用行政手段代替刑事手段来调整此类行为，在调整对象上出现了原本规定为犯罪的刑事违法行为向行政违法行为转化的情况，从而引发了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呈现出交叉或重合的现象，其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带来的问题将在下文中阐述。

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或重合，实质上是出入境行政不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变化引起法律治理手段选择的结果。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出入境现状，国家动用行政、司法手段协同解决危害出入境管理秩序的问题是依法治国的方向。为了规范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包括往来内地、港澳台四地)、外国人入境出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的管理，保护中外人员的出境入境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国家必须运用行政法律手段来维持正常的出入境行政活动，履行组织、执行、控制、监督等各种行政管理职能，制定出入境行政法。出入境违法行为属于具有较弱反伦理性的行为，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出入境违法行为由出入境行政法调整。当某种或某些出入境违法行为严重危害正常的出入境行政管理活动，出入境行政法不能顺利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不能有效地抑制危害发生时，就需要调整手段更强的法律来规制。刑法是出入境行政法的保护法，担负起维护国家正常出入境行政管理活动的部分职能。因此，在调整对象上，必然会将那些违反出入境行政法规、严重危害正常出入境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

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或重合，形式上表现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包含的关系。在刑法规范里，出入境行政法律规范和出入境行政不法行为均可以成为认定犯罪的前提，是犯罪构成要素之一，同时相当多的出入境行政法律规范里设立刑事责任条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集状态。学理上，将这种违反行政法规，严重危害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依照法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称为行政犯罪。我国的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刑法，是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与其他法律中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的刑法，仅指刑法典。在行政犯罪的学科归属上，学术界存在行政法说、刑事法说、独立法说。学术上的分歧在于它们各自对于行政刑法概念与界限的认识不一致。我国并没有制定行政刑法典，却有上述关于行政犯罪方面的规定，本文并不探讨行政刑法及其学科归属问题，而是关注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如何有机协调与衔接。

刑法和出入境行政法的交叉领域是广泛的，需要层次性、立体性、整体性地研究两个不同部门法的关系，而且应当从广义刑法角度进行。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如上所述，我国1979年刑法典仅规定了两种出入境行政犯罪，此后颁布的单行刑法新增了一些出入境行政犯罪，1997年刑法典全面修订时，对1979年刑法典和单行刑法规定进行了兼容并蓄地吸纳与调整，这必然要求将刑法典结合单行刑法的规定来审视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关系;二是我国出入境行政法律规范中大量的刑事责任条款，形式上是出入境行政法的组成部分，实质上是刑事法律规范，其立法形式与内容上的合理安排是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良好衔接的重要命题之一。

二、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衔接的具体方式

刑法作为出入境行政法的保护法地位，决定了刑法应与出入境行政法保持良好的衔接。具体而言，我国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衔接体现在两个方面：现有法律规范上的静态衔接和法律调整范围上的互动转化。

(一)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规范上的衔接

从法律规范看，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刑事与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上的衔接。

1.行为模式的衔接。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上，法律规范由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要素组成。行为模式是法律规范的核心要素，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我国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在行为模式上的基本衔接方式是：出入境行政法律规范作为刑法的前提性规范，与刑法保持衔接。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刑法采用空白罪状的方式明确地将出入境行政法作为其规范的前提。空白罪状一般采用违反法规、违反管理规定的表述方式，参照援引的非刑事法律规范来补充说明犯罪构成。我国《刑法》第322条即采用此种方式与出入境行政法衔接，该条规定：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此条文中的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即是行政法规，只有比照国(边)境管理法规中的细则条文，在确定违反其内容的前提下，才能构成该罪所规定的偷越国(边)境罪，否则即便行为人越过国(边)境，也不认定构成该罪。

第二，刑法暗示性地将出入境行政法作为其规范的前提。即刑法条文虽然没有明确将出入境行政法作为认定犯罪的前提，但隐含了这一内容。例如，我国《刑法》第318条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从本罪的客观方面上分析，行为人实施领导、策划、指挥、煽动、串联、拉拢、联络、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违反国(边)境管理行政法规在先。刑法学界虽然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概念上有分歧，但均将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视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成立的前提条件。与之类似，我国《刑法》第319条规定的骗取出境证件罪、第320条规定的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第321条规定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等4个罪名也都暗示性地将违反相应的国(边)境管理行政法规为成立的前置条件。

第三，出入境行政法作为附属刑法。相当多的出入境行政法中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的附属刑法规范，采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散在型立法模式与刑法相互结合。就《护照法》和《刑法》的立法衔接形式而言，《护照法》通过附属刑法的形式把严重违反护照申请、签发和管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法律条文共3个条款。例如，《护照法》第17条规定：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的，由护照签发机关收缴护照或者宣布护照作废，由公安机关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中国公民因私往来香港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等出入境行政法律规范中均有类似的规定。

2.法律后果的衔接。法律后果是法律规范中规定的、人们在作出符合或者违反该规范行为时，会带来什么法律后果的部分，即法律责任。法律后果分为肯定式后果和否定式后果。前者对合乎法律规则行为的允许、保护或奖励等;后者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所给予的法律制裁。刑法作为惩罚法，主要表现为对犯罪行为否定式后果。从否定式后果的内容上看，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衔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制裁类型的衔接。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主要界限在于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前者的危害性要大于后者。严重的行政违法可以构成刑事犯罪。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生成后，随之而来的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在性质上，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都属于公法责任，体现了国家对行为人权利的限制或者剥夺。我国出入境的制裁方式主要有剥夺自由(行政拘留)、剥夺财产(罚款)、剥夺资格(收缴护照、注销或收缴签证、驱逐出境)。一般来说，出入境行政责任要比刑事责任轻，针对的是违法情节和后果较轻或者某些特定性质的违法行为，目的在于对破坏出入境管理和秩序和公共利益行为的预防;我国刑事的制裁方式主要有生命刑(死刑)、自由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限制自由刑(管制)、财产刑(没收财产和罚金)和剥夺资格(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是对违法情节和行为后果严重或者某些特定性质的违法行为的制裁，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罚，达到以罚止罪的目的。从一般出入境违法行为到严重的妨害国(边)境管理的犯罪行为，相应地，责任形式亦从较轻的行政责任向较重的刑事责任过渡，体现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制裁方式上的有序衔接。

第二，制裁责任方式的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刑事责任向行政责任的转化。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如果综合全部案件分析，对一些出入境犯罪行为认为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选择对行为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下适用行政处罚，能起到同等制裁效果，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二)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调整范围上的动态转化

1.法律规范上的动态转化。从内容上说，一定的刑法规定一定的犯罪与刑事责任，如经济刑法规定经济犯罪及其处罚，军事刑法规定军事犯罪及其犯罪，同理，行政刑法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处罚;另一方面，出现了某种犯罪，就应当有相应的刑法进行规制，出现了出入境行政犯(罪)，就需要刑法规定相应的刑事规范。因此，刑法对出入境犯罪圈划定的大小是与人们对出入境犯(罪)的认识密切相关。

以时间阶段划分，我国出入境行政法调整的对象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出境或入境前的行为。包括护照的申请与签发、签证的申请与签发、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或者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申请与签发、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或者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申请与签发;第二类是出入国(边)境的行为。包括中国公民的出境入境、外国人入境出境、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地区、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地区、交通运输工具出入国(边)境;第三类是出入国(边)境后的行为。包括外国人在华停留居留与永久居留、中国公民在境外停留居留、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停留居留、港澳居民在内地的停留居留等。违反了出入境行政法，依据出入境行政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构成了行政违法。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了出入境行政犯罪呢?

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区分标准，理论上存在质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和质量区别说之争。其中多数学者持质量区别说，认为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主要界限在于行为侵害法益的量和程度的不同，即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差异，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可以构成犯罪行为。同时，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别还在于行为类型的差异，存在质的不同，有些行为自产生就内生出刑事违法性。这种思想在刑法典中出入境管理领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从1979年刑法典规定偷越国(边)境罪 (第176条)与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第177条)，到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单行刑法《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最终至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订，均是基于社会危害性的加剧，刑法典适时将妨害出入境管理的违法行为升格，并规定为刑事犯罪，最终确定了5个罪名，即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偷越国(边)境罪，体现了出入境违法行为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过程。但在犯罪基本构成的立法形式上有所不同：其一是现行刑法典对某种或某些犯罪的成立未规定数额、情节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如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其二是现行刑法典对某种犯罪的成立规定了数额、情节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如偷越国(边)境罪。另一方面，我国立法者对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定性，似乎认为自始便是一种刑事犯罪。不论是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居民)，还是外国人、无国籍人，抑或中外公民相互勾结，也不管行为人是一次还是数次组织他人偷越(边)境，是专门从事还是偶尔为之，只有实施了以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均构成本罪，体现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与其他违反出入境违法行为质的区别。

2.司法适用中的动态转化。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刑事犯罪向行政违法转化的现象。如上所述，我国刑法典对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四种犯罪的基本构成未规定数额、情节等方面的限制条件，但这并不意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该四种犯罪下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往往还要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第13条但书部分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即使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符合该四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果综合全部案件分析，确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处。

三、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之间协调不畅的体现

总体上，我国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关系协调，但也存在一些衔接不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法的入罪不均衡，重典治出境而轻入境犯罪我国在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治理手段运用上，入境犯罪入刑不及时，未能构建适用司法需要的惩治与防范妨害国家主权与出入境管理秩序的刑事法体系。

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地区的妨害出入境管理犯罪罪名体系的治理对象是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不同，我国刑事立法主要是将非法出境行为入罪化，重点打击非法出境犯罪及其组织行为。严厉打击中国公民出境犯罪之所以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点，原因是刑法典制定时特殊的出入境状况与犯罪治理的需要：其一，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沿海地区大规范中国非法移民和猖獗的偷渡活动，严重影响了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损害了我国的形象和声誉;其二，有关国家因中国偷渡活动对中国公民出国正常交往存有戒心，采取各种限制措施，极大影响了我国正常的国际交流与贸易往来;其三，偷渡活动给中国非法移民和偷渡者造成经济上和人身上极为严重的损失或后果。另外，偷渡活动的蔓延引发了多种腐败犯罪，一些部门或单位为了谋取暴利，与偷渡组织者或偷渡者相互勾结，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签证等出境证件;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获取利益，给非法出境者提供假材料或非法颁发护照;还有的边防、海关检查人员私放偷渡者甚至参与偷渡活动。

然而，1997年刑法典制定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出入境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从主要偷渡犯罪的出境国，演变成既是偷渡犯罪的出境国，又是偷渡犯罪的过境国和目的国。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境内外企事业单位、个人单独或相互勾结，弄虚作假，采用欺骗的手段，以劳务输入、经贸往来或者其他名义，使出入境管理的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发生错误认识，从而骗取签证、签注等入境证件的行为。另外，骗取国内的邀请函件及其他申请材料的现象也层出不穷，针对如此种种情况，现行刑法并没有作出合理规制。

(二)刑法的前提性规范模糊

刑法是出入境行政法的保障法，出入境犯罪的前提是违反了相关的行政法律规范。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援引的行政法律规范本身都是明确的。同时，哪些行政法律规范成为刑法的前提性规范指示应当明确。从目前出入境行政规范立法情况来看，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入罪的出入境行政违法行为指示不明。如《出境入境管理法》第88条对刑事责任条款的规定不规范。该法第8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采取了原则性规范的立法形式，原则性地规定了如果某一行为违反了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情节严重或性质恶劣，危害了刑法所调整的范围和保护的社会关系，将转化为行政犯罪行为，但并未指明具体适用条款。这种立法方式在其他行政法规亦有体现，如《公路法》第84条规定：违反本法有关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它的最大特点是模糊性。正如我国有学者所言对于公民而言，无从预测哪些行为是违法行为、哪些行为是犯罪行为从而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于行政执法者而言，不明确哪一条款的哪一行为可能构成犯罪，依法应当移送给司法机关进行犯罪追究。立法的模糊导致了执法的任意，最终直接导致行政犯罪行为与刑法的沟通不畅，刑事责任条款难以适用并成为形同虚设的稻草人。

第二，部分出入境行政犯罪的行政违法性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置性的行政法律规范相同，对应的出入境行政犯罪罪名不同。例如，在我国《刑法》中，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与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完全相同，总体来看，前者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后者，因此两者所受到的刑法评价也不相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而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十年有期徒刑。但是，作为对两种犯罪的前置性评价的行政处罚，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1条的规定却完全相同，即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两种在行政法上受到相同评价的行为在刑法规范上受到了不同的评价，表明对这两类行为刑事评价的不均衡。二是行政犯罪罪名相同，对应的前置性行政法律规范不同。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322条规定， 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对达不到情节严重情节的，则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境入境管理法》或《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给予行政处罚。三部行政法律规范都对偷越国(边)境行为(非法出境入境行为与之同质)进行了规定，均可以作为实施行政处罚的有效法律依据，而该三部行政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处罚类型与额度却相差较大。在行政执法实践中，究竟适用哪部法律困扰着执法机关。究其原因，是因为近年来出入境行政法立法蓬勃发展同时，对先后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内容、调整范围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梳理与衔接。

(三)法律后果衔接不畅

法律后果衔接不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上以刑代行，刑事制裁过度膨胀挤压了行政制裁的空间;二是司法上的以罚代行的泛滥，对外国人司法适用上过度礼遇，制裁效果难以有效抑制出入境违法的再生。

1.立法上以刑代行，挤压了出入境行政法适用的合理空间。所谓以刑代行，是指本属于出入境行政法调整范围内的案件归于了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依照刑事诉讼程序来处置出入境违法行为。导致这种现象主要由立法上刑事制裁适用的膨胀与出入境行政法立法的博兴冲突造成的。

在法律后果上，如前所述，行政后果与刑事后果之间是一种层递衔接关系。一些危害性较小的出入境违法行为，应当由行政法调整，对违法行为人依照行政程序进行受案、调查、取证与处罚;只有行政管理与惩罚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治理效果时，才动用刑事制裁力量，依照刑事程序进行立案、调查、取证与刑罚。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典对部分出入境违法行为的刑事制裁，明显缺乏必要的过渡，有妄用刑事制裁之嫌，造成了以刑代行的现象。

现行刑法典对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基本构成没有规定犯罪数额、犯罪情节等方面的限制条件，这意味着，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上述罪名下的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需要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对其进行立案侦查。换言之，从立案管辖上，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的行为、出售出入境证件的行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统统归于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排斥了其他法律的调整。至于经过刑事侦查后的案件处置与责任承担是有区分的。这种立法理念及其规定实际上否定了出入境行政法对上述非法出入境违法行为的管辖权，包括受案、调查、处置权，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以刑代行的现象。例如，行为人以提供1本伪造的出入境证件的方式协助他人非法出入境，依照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20条规定：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现行刑法典对基本构成的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的成立未规定数额、情节等方面的限制条件，行为实施该行为即触犯了刑事法律，应当立案侦查。但行为人同时触犯了《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2条规定应受到该法的调整，包括受案、调查、取证、处罚等行政程序。并且《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2条还根据违法情节分别制定了两个量刑幅度，表明该法的立法理念并没有将提供伪造出入境证件的直接定性为刑事违法，而是根据数额、情节等法益损害程度不同，分别由出入境行政法与刑事法律协调治理，这也符合行政犯罪的法理。

2.司法实践中以罚代刑大行其道。所谓以罚代刑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出入境行政执法人员对依法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送，以出入境行政处罚或出入境强制措施代替刑事处罚的行为。实践中，公安机关对自发或被蛇头 (偷越国(边)境的组织者)组织多次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一般适用遣送出境的强制措施，一遣了之，鲜有判处偷越国(边)境罪的。公安部有关资料显示：从1995至2013年18年间，中国警方共遣返三非外国人十几余万人，其中很多外国人多次非法入境或者三人以上结伙非法入境， 有的甚至被公安机关多次遣送出境的。如果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322条规定，偷越国(边)境三次以上或者三人以上结伙偷越国(边)境的，属于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而对于中国公民触犯偷越国(边)境罪的罪行承担形式，一般并没有以罚代刑，这种现象也导致了我国在防治外国人非法移民上有边无防。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如前所述，1997年刑法典中妨害国(边)境管理立法理念和司法实践在于防控与打击本国公民非法出境为主，对外国人入境犯罪问题较少关注;二是司法实践中往往对外国犯罪人给予超国民待遇的惯性使然。外事无小事的观念依然存在，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对外国犯罪人适用刑罚时谨小慎微，诸多考虑，难免在刑事司法上给予外国人过度礼遇。

四、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协调

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协调，司法上坚持法律适用中的平等，戒除外国人犯罪适用法律时超国民待遇。此外，重点加强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在立法上的衔接，保持两者在调整范围上的动态平衡，具体调适措施如下：

(一)完善妨害出入境管理犯罪的体系

设置与出入境现实相适应的妨害出入境管理犯罪体系，是中国应对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与犯罪治理的客观需要。

1.规范与统一法律用语。当前我国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法律用语的冲突，突出表现在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及其体系下罪名与出入境行政法用语的差异。建议将本节的罪名修改为妨害出入境管理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修改为组织他人非法出入境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修改为运送他人非法出入境罪。理由是：其一，现有的犯罪罪名易引发司法实践中行为认定的争议。司法实践对迂回偷渡、持骗取出入境证件偷渡等偷渡方式是否属于偷越范围存在争议，各执一词。为此，201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对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作了解释，平抑了司法界的争议及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从根本上说，实践中争议的产生是由于偷越国(边)境的罪名不恰当引起的。其二，从上述司法解释对偷越国(边)境行为类型来看，偷越国(边)境罪的行为与《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的非法出入境行为方式一致，只有情节上的差异。这种法律用语上的差异显然有损于刑法与《出境入境管理法》等出入境行政法的协调关系，应当予以完善。

2.适时除罪化，适当限缩出入境犯罪的制裁范围。适当限缩刑法对出入境犯罪的制裁范围，为出入境行政法发挥其行政调控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间。具体而言，为《刑法》第6章第3节规定的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基本构成设置犯罪数额、犯罪情节等方面的限制条件。数额较少、情节较轻的行为由出入境行政法调整，而数额较大、情节较重的行为方纳入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这样以来，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在各自的调整空间中协调发挥规制作用。

3.适度犯罪化，合理扩大非法出入境行为入罪的范围。中国从偷渡犯罪的出境国转变为出境国、过境国和目的国并存的状态，迫切要求刑事立法顺应国际人口流动的规律和趋势，构建兼顾打击非法出境与非法入境犯罪罪名体系。具体而言，完善我国《刑法》第六章第三节的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做出如下调整：

第一，将骗取签证、签注等入境证件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具体做法是：将我国《刑法》第318条修改为：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签证、签注等出入境证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罪名是骗取出入境证件罪。这里弄虚作假包括：编造出入境事由、身份信息或者相关的境内外关系，或者利用别人的信息等手段。情节严重的情形包括：(1)骗取出入境证件三份以上的;(2)非法收取费用两万元以上的;(3)明知是国家规定的不准出境、入境的人员而为其骗取出入境证件的;(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修改后的条文删除了以劳务输出、经贸往来或者其他名义，因为名义不同，既不影响罪与非罪，也不影响刑责大小。修改后的条文还删除了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目的要件，因为除上述之目的之外，骗取出入境证件的目的还包括自用、出售或提供给他人等目的。条文重点关注是耍花招，欺骗人，使出入境管理的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发生错误认识，从而骗取护照、签证、签注等出入境证件的行为。

第二，协助他人非法出入境行为全面入罪。各国刑事立法在重点打击组织他人非法出入境行为的同时，也将协助他人非法出入境的行为纳入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我国刑法对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行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进行了规制，对为他人非法出入境提供交通工具、藏匿场所、物资或资金等经济帮助，或者指示路线、偷渡方法等情节严重的协助行为没有纳入刑事法律的制裁范围，而这些行为的现实危害并不低于上述两种行为。因此，有必要增设协助他人非法出入境罪。

建议增设协助他人非法出入境罪条文为：明知是非法出入境人员或者组织者而为其提供交通工具、财物或者指示路线等行为，协助其非法出入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说明两点：一是情节严重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协助他人非法出入境三次以上或者一次协助三人以上非法出入境的;(2)因协助他人非法出入境被行政处罚后一年内又协助他人非法出入境的;(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二是协助行为不包括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运送他人等本节其他罪名规定的犯罪行为，或者采用一定的立法技术，与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合并立法，将上述两种行为纳入其中。

(二)改进出入境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的立法形式

出入境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的立法形式应当改进，但笔者不赞同学者提出的在行政刑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的方式。我国刑法理论对行政刑法的概念、学科归属等基本问题尚未形成共识，立法上也没有采取行政犯与刑事犯分别立法规制的形式，在我国并不存在行政法典，只有一部统一的刑法典。如果采用对行政法律中的刑法规范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一则破坏了行政法律的立法结构与法律性质，也势必与刑法典造成重叠或冲突，得不偿失。笔者以为，出入境行政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只具有指示功能，告诉行政机关在处理出入境行政违法案件时，如果遇到出入境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时，应当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能只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程序追究行政责任。并非要求司法机关依照行政法律中的刑法规范来判罪定刑。基于此，出入境行政法律中的刑法规范指示明确是关键。

因此，笔者建议将《出境入境管理法》第88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违反本法第6条第2款、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款、第12条、第15条、第18条、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24条、第26条、第27条、第28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9〕《出境入境管理法》上述条文规定的情形与我国现行《刑法》妨害国(边)境管理罪规定的行为相对接，只有这些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严重程度，才可以构成犯罪。

边境法律法规常识篇10

关键词：环保产业 公共政策 外部效应

前言

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该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随之而生的国内环保产业这些年发展得十分迅猛，但也存在配套措施跟不上、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得力，融资困难，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这严重制约了环保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有待公共环境政策提供进一步支持。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 环保产业

对环保产业的理解，主流意见认为是指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而进行的技术产品开发、商业流通、资源利用、工程承包等活动的总称。 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环保产业，即生产中的清洁技术、节能技术，以及产品的回收、安全处置与再利用等；而狭义的环保产业则主要指终端控制，如污染物的处理，控制和减排。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指狭义的环保产业。

（二）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环保的公共政策是指“政府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通过运用税收、财政、信贷、法律等手段，调节或影响环境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发展”。

二、环保产业发展概况

（一）发达主体环保产业发展概况

当前世界的环保产业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达主体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环保产业，有人将环保产业称为信息产业后的第五产业，环保产业是发达主体能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截止2009年全世界环保市场达3000亿美元／年，其中美国和加拿大约占1000亿美元，日本和欧洲占1000亿美元，其他国家占1000亿美元，并且世界环保市场每年以7.5％的速度增长。

纵观各发达主体的环保事业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就通过了26条涉及水污染、大气污染、废物管理等法律，使得环保执法有法可依；瑞典则从60年代就有计划地制定各种环保法规，并将其统一为一部综合性法律《瑞典环境法》。这些法律法规为发达主题发展环保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基础” 。

2、政府机关机构与工业界紧密合作，为环保产业市场化，政府为环保企业提供强大的环境技术及财政支持。如美国的环保局制定的环保技术R＆D计划，通过发展先进的环境技术和污染控制技术，刺激私人投资。而芬兰的环境产业则是除了福利以外政府支持最多的领域；瑞典成立基金会对环保产业进行支持，同时在政府的采购中优先采购环境友好型的商品和服务。

3、公民的环保意识强烈，通过长期的教育宣传，发达主体的国民已形成强烈的环保意识，从而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国内产业发展概况

中国环保产业相对发达主体发展比较晚，但是发展势头迅猛，自2007年政府环保支出被正式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国家为刺激经济加大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投入，环保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环保产品种类不断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使得国内的排污量有了明显的改观；一系列的促进环保产业的政策法规加快出台，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证监会、银监会、人民银行创建联动机制，在符合条件上市融资的企业中，优先考虑节能环保、减排、低碳技术应用的企业。中国的环保产业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三）我国环保产业存在的制约因素

在看到国内环保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主要包括：

1、 法律配套措施不健全，执法不到位

“我国先后颁行了40多部环境法律法规，70多件环境规章，400多项部级环境标准，9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与环境和资源保护相关的行政法规50余件，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660余项，国家标准800多项” 。应该说我国的环境立法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和现实的环境产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很多法律条文缺乏执行的的配套措施，一些法律法规只做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性指导，又缺乏专业的环保执法人员，致使执法随意；又如对环境污染的公益诉讼上，相关法律没有执行的配套措施，造成执法困难；此外政府部门由于利益驱动，知法犯法，容易导致权力的寻租；当前我国法律体系中缺乏对环境权的概念，使得国家和公民的许多权利得不到主张，环境破坏行为没有能有效遏制。

2、市场化不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是投资的主体，我国环保产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政府对环保产业的投入包括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营运，而成熟的主体或新兴的工业国家企业化程度一般达到50-70%。与政府相对来说，企业的运营效率更加高，更能体现现代社会的需要。政府大规模投入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挤出效应，使得民间资本对环保产业望而却步，一些优质的开发项目由于有政府背景的公有资本投入，民间资本难以介入。此外，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排污收费，因此必须加快改革投融资机制，引进社会资本对环保产业的投资。

3、公共政策稳定性相对不足，政治风险高

公共政策的稳定性意味着在政策条款中明确规定它的有效期限，在这个有效期限内，政府动员各种资源并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政策有效性和权威性；非因特殊原因不对其作重大调整或甚至废弃之，这体现了法治社会行政之诚信原则。可是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很容易产生一届政府一届政策，环保企业由于投资的回报周期长，对政府的政策改变更加敏感。如果换届后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同，或者对打击乱排污程度不力，都可能导致环保企业不能得到充足的客源而面临倒闭。

三、环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经济理论分析

企业的产量决策是由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来决定的，企业的最优产量与最佳社会效益的产量往往不一致。当企业的生产对外部有正面积极的影响时，我们称之为正外部效应，当企业生产对外部有负面的不良影响时，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效益。当企业存在外部效应时，企业的最优产量时的边际成本与社会的关系如图表 1所示[7]。

Fig.1 Simple diagram of external economic analysis

边际效应是不等同的，如图1，社会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MC=MSB），此时产量为Q，企业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MC=MEB)，产量是Q1，如图可知道当企业存在正外部效应时，企业的最佳产量小于社会需求量。此时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有义务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以使企业的最优产量与社会的最优产量相等，以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对我国现实情况而言，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

四、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环之境公共政策

1、理清投资主体关系，推进环保产业市场化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在生产关系中处于服务地位而非主导，当前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建立一个以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的多元模式，以政府作为发起人，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以金融机构作为支持促进环保产业的投融资多元化。政府在环保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定位为掌舵者，而非纯粹的“守夜人”或者“家长”。

2、实施激励性财政、信贷政策，为企业投融资提供政策支持

根据外部性理论，正外部性的企业生产规模往往达不到社会最佳效应的要求，此时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措施降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促进企业加大生产规模。“在财政方面，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加速环保企业的设备折旧；给以环保产业企业财政补贴；同时鼓励私人参与环保企业的投资，吸引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到环保产业；可以通过放宽企业上市和发债条件，在融资方面给予支持” 。

此外可尝试些金融创新工具进行融资，一些有较好的收益的环保项目可采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形式，同时也延伸多种金融创新，如BOOT、BT等。当前运用这种运营方式的主要针对大型外资企业，国内的民间企业完全有这种能力来运营，政府对内外资企业的待遇上应该更加公平。

3、完善各项环境法规，提高环境保护执法水平

制定完善法律体系，建立体系分明、符合当前国情的环境标准制度，这不仅是依法行政的依据，也将推动环保技术进步；提高污染的逃避成本，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和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为环保产业提供法律的支撑；以法律形式确定环境权，明确诉讼主体和诉讼标的合格，使得国家和公民在追究环境破坏行为有法可依。

提高执法水平，将潜在的付费者变为现实的付费者，为环保企业营造发展空间，促进环保市场的正常发展。当前我国的一些治污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客户来维持企业正常的运营，执法不力使得很多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没有受到惩罚。

推行绿色标准、及市场准入制，通过对产品流入市场的控制，促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注重使用环保技术，减少非环保的生产方式的使用。

4、建立绿色GDP绩效评估制度

治理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政府的治污决心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政府官员的升迁一般与其执政期间的GDP产值挂钩，这有可能就激励了官员为了GDP的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只有将绿色GDP真正纳入官员的考核范围，才能从根本上刺激政府去下大力气发展环保产业，这也是其他环保经济政策的创新的一个力量源泉。

5、环境教育与公众参与

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是发展环保产业的基础，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高低直接关系环保产业发展的规模。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公民在购物时会更多的考虑商品的环保问题，77%的美国公众表示企业的环保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意向，60%的英国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绿色产品。国家机关应通过多种渠道对环保进行宣传，提高公众的意识。在重大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决策上应通过公众的参与，让公众在形成环境政策发挥力量，提高主人翁意识，使环保意识形成一种普遍认同的社会意识。

五、结语

伴随国家产业政策的强有力推进，环保产业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有迅猛的发展。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公共工程，政府的公共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理清政府在环保产业形成的市场中的作用，积极推动环保法制的完善，形成开放的融资市场，确定以绿色GDP为考核指标，提高整个国民的环保意识，有利于环保产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守秋 新编环境资源法学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 陈民.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实践与启示.社会科学论坛[J].2008:91-94.

[3] 李艳红.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保法治实践[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30(7): 129-133.

[4] 寿志敏.建立中国环保产业融资体系的探索.市场经纬[J]. 2007: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