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法律法规十篇

边境法律法规篇1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以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边境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迅猛增长，边境贸易在对外贸易的中比重却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以云南省为例，同比2007年的边境贸易占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2008年下降了3.1%；2009年再次下降了百分制2.8%；2010年仍然下降了3.05%。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了一般贸易加工等其他对外贸易形式取得了极大地进步，也说明了边境贸易中存在着一定的阻碍其快速发展的因素。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境，边境地区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边境贸易给少数民族群众带来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但近年来似乎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与没有统一的完善的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本文将从法律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究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立法的依据和必要性。

二、目前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法律现状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法律现状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政出多门”。许多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这方面都有所规定，却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规定了对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贸易应提供便利，采取灵活的措施，具体的规定却没有说明，只是交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只是规定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可以开展边境贸易并享受优惠政策，也没有具体的规定；而国务院却只有在距今29年前（1984年）制定了一部《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条例》，至今也没有根据新形势新状况进行修订；9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一些给予处理的边境贸易问题，国务院曾先后制定了以下几种文件作为地方执行时的依据：《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边境小额贸易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实施办法》、《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办法》；再有就是国务院各部委临时的边境贸易的规定和文件通知；同时，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的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本地区的关于边境贸易的一系列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范围内，这些名目众多的规定、通知、文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此众多却混乱的法律现状，在新形势下已经跟不上边境贸易发展的速度。形成一部专门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法律，从而能够做出统一而清晰的规范，已经迫在眉睫。

三、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的立法依据

总体来说，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的立法依据有三：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条例。宪法也规定了民族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有权自主性地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活动，这里面当然包括边境贸易。宪法还规定了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在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采取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了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可以开展边境贸易并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边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可以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贸易活动以立法的形式进行规范，明确相关的政策、责任和义务。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法规定了对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贸易应提供便利，采取灵活的措施，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那么国务院就可以由此出发，结合新形势下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贸易活动的实际情况，出台统一的专门性法规或条例，对此进行规范和引导，促进边境贸易的蓬勃发展。

总之，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有充足的立法依据，国家立法机关、国务院和民族自治地区的立法机关都有充足的依据对边境贸易活动进行专门性的立法活动，以解决目前边境贸易发展的瓶颈。

四、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说，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来维护，对外贸易活动也是如此。具体到少数民族地区的边境贸易活动，现行的法律环境存在着政出多门、不统一、不专业等诸多问题，那么就需要有这样一部专门的法律至少是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边境贸易活动。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说，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既会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对我国经济贸易法律制度的重要完善。对这一问题进行立法，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符合走法治化建设的法律大环境的需要。

具体的说，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立法的必要性还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实现边境贸易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引导。我国从古到今的边境贸易一直存在，管理经验丰富，可以将这些经验与具体贸易活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第二，我国现有的众多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政策、法规、条例、文件等，已经为我们的专门立法提供了很多实际操作的经验，我们要做的是要把其中已经不符合时展、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不符合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规定剔除，整合对未来发展有益的方面，为立法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第三，这部法律并不会是一部孤立的法律，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其他基本法、经济法和民族法律都会相互配合，实现法律的目的。

第四，依法治国是我国的重要的发展战略。在法制化的建设之路上，尚需要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完善，边境贸易法将会是一项重要的补充。

第五，这部法律也会是对民族法的有力补充，对于我国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也会是有力的保障。（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法学）

参考文献：

[1]陈小华. 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立法相关问题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3（03）.

[2]李竹青，石通扬. 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

[3]任庆安，汪太贤.边境贸易法学[M].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年.

边境法律法规篇2

近年来，对我国境内存在的大量中越跨国婚姻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这些成果，主要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通过个案访谈、实证研究等方法，对中越跨国婚姻的现状、产生原因及其流变问题的解决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尤其偏重和关注跨国婚姻中妇女和儿童的生活现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有个别学者运用了我国法学的一些理论和知识对此类问题进行了面上的探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上述研究要么偏重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单学科研究，跨学科的研究不够。二是从法社会学角度来说，此类成果研究的结论仍有待商榷。本文所探讨的中越跨国婚姻是指越南妇女入境与中国男子结婚，并且没有按我国法律履行结婚登记手续的婚姻。对于此类婚姻，其性质究竟是是违法婚姻、事实婚姻还是同居关系?它产生的原因何在?该不该一律不加区分地保护和确认此类婚姻的法律效力?应如何通过规制好它?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一、一种存在的事实———中越跨国婚姻

广西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与邻国越南有着较长的陆地边境线，约1000多公里。20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随着广西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快速发展，山水相依的两国边民交往更加密切，在中国边境地区原有基础上又产生了大量的跨国事实婚姻。据有关调查，广西凭祥市边民与毗邻的越南边民存在不办理结婚登记就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有1434对，共生育子女2190人;自1980年至2006年6月底，与越南山水相连、边界线长达184公里的龙州县，非法入境通婚的越南妇女人数达1154人，在中国成婚以后，生育子女共1441人。另据笔者2008级法学本科班学生徐顺海等同学于2010年8月到广西宁明县爱店镇丈鸡、岑么屯实地调研，他们统计发现在上述两屯定居的瑶族人群共55户人家，234人。而这两个屯目前存在跨国婚姻数量的情况是:丈鸡屯总户数31户，跨国婚姻家庭为25户，占丈鸡屯总户数的80.65﹪;而岑么屯总户数是24户，跨国婚姻家庭为14户，占本屯总户数的50.83﹪。应该说上述数据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中越边境存在大量跨国婚姻的事实。但严格来说，现在广西境内的跨国婚姻确切数据应该远远不止这些。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们当前可能难以获得100%的准确数据。但上述实地调研的资料足已证明:中越边境的中方境内存在大量的跨国婚姻，它并没有随着学界关注度的提高而消失，而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着。

二、中越跨国婚姻的性质———是非法婚姻还是事实婚姻对于中越边境，中方境内存在的大量的跨国婚姻，究竟如何给它定性?是一律认定其为非法婚姻还是认定为事实婚姻?对于此问题，大量的官方人士，通常认为此类婚姻为非法婚姻。因为此类跨国婚姻中的一方(通常是女方)属于没有正当手续，非法入境的“三非”人士。他们没有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而此类婚姻就是非法的。笔者认为，此类婚姻不能一律否定其婚姻的有效性，可有条件地承认其为事实婚姻。因为一个婚姻的成立与否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婚姻的有效与否则是一个法律价值判断问题。中越跨国婚姻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不可否认。其中有些婚姻是符合我国事实婚姻的情形，因而应为有效婚姻。对于事实婚姻问题，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都将结婚登记作为婚姻缔结的唯一法定要件，从未明确规定事实婚姻问题。它只在我国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出现。比如最早出现事实婚姻的含义界定，是在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现已失效)，该意见中首次对事实婚姻作了解释。其中规定:事实婚姻是指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学术界后来在讨论此问题时，进一步把它科学化、规范化。学界通常理解事实婚姻为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而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亦认为其是夫妻关系的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例，通常也是根据上述学理解释来认定它。判断一个婚姻是否为事实婚姻，主要依据要件有四:一是当事人双方都是无配偶并达成结婚的一致意思表示;二是对外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是周边群众也公认他们是夫妻关系。四、符合结婚法上规定公民结婚的实质条件，只是欠缺法定的结婚形式要件。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婚姻处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

(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上述解释也就意味着，我国从1994年2月1日起不再认可事实婚姻。法律认不认可一个婚姻是法律的价值判断，但实践中人人往往会因各种缘由不想或不能按法律的规定去实施自己的民事行为。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大量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法律不认可其效力，不等于这样的婚姻不存在，它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必须正面看待和应对它，婚姻的成立还涉及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因此，如何应对和处理此类问题，从而达到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直是困扰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难题。据此，笔者认为，以上中越跨国婚姻应属于事实婚姻。

三、中越跨国事实婚姻大量存在的原因

综观中越边境中方境内所存在的大量跨国事实婚姻，究其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法律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主要从法社会学角度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两国边境线长，无法完全阻止两国边民的交流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就较为频繁，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清实录》记载:“署两广总督策楞奏称:粤西南境，地接交夷，土苗错处，各边封禁隘口，时有夷匪、汉奸潜出窜入，屡经设法查禁，而奸民出入如故，盖因商民出口贸易，并佣工觅食，俱乐隘口出入近便，又多娶有番妇，留恋往来，是以偷度不能禁止。”①当代为规范管理，维护我国边境的安全。我国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对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结婚的外籍人员，一经发现都要遣送回其本国。按照这个原则，我国边境地区的公安部门多次对这些越南妇女采取遣返措施。但由于中越两国边界线较长，约1000多公里，两国村与村之间相距较近，民间小道又比较多，上午遣送非法入境的妇女回到越南，晚上她们又会回到中国家庭。法律难以对这些边民产生最佳实施效果，他们就是这样游走于法律之外。因而，这类跨国事实婚姻的就这样大量存在了。

(二)民间传统习俗影响较为深刻中越两国陆地边境主要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有着相同的习俗、语言和生活习惯。自古以来这些民族同胞就有通婚的习俗，并不因为一条人为的国界而阻隔他们之间的互通往来。据调研资料显示，大部分的边境家庭都有跨国亲戚关系。而且由于边境地区远离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国家控制力相对较弱的地方，因而，国家法律的实施在这些地方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自古以来，边境居民通婚就没有完全按国家法律来履行，祖祖辈辈们实行的婚姻模式给后辈带来一定的示范作用。再有，受当地民族习俗习惯的影响。如宁明爱店当地瑶族仍实行族内婚制，即将适婚者的婚姻对象严格限制在同一族群中，只允许瑶族内部人员通婚，而反对与外族成员通婚。在笔者学生调研的宁明爱店村，只有丈鸡屯、岑么屯和禄旭屯的居民是瑶族同胞聚居的村屯，总人口在三百人左右，其中焦姓人家6户，黄姓1户，其他为赵姓人家，因为这里的瑶族不仅实行族内婚，而且同姓不能通婚，这意味着占人口比例多数的赵姓家族在婚姻对象选择上，存在严重困难。①这样他们不得不考虑跨国婚姻。同时，调查中还发现，当一个家族中有一对跨国婚姻的夫妇，其家族的其他成员中也同时存在这样的跨国婚姻。正是由于存续多年的跨国婚姻及各种远近亲属的存在与交往，一代又一代的适婚青年选择跨国婚姻，有时看起来似乎本身即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三)法律不能提供便利，涉外结婚法律成本高根据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因此，中越跨国婚姻，在我国要能取得合法化，应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来办理。我国关于涉外婚姻登记的相关法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995年2月17日民政部的《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边民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国边境县(市、区)民政部门。”第六条规定:“边民申请结婚登记，毗邻国边民必须持有下列证件和证明:(1)本国护照或代替护照使用的经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的边境地区出入境证件;(2)本国有效居民身份证件;(3)本国边境县(市、区)政府机关出具的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4)中国边境县(市、区)指定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民政部2003年10月生效的《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关。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办理结婚登记的外国人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二)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该国驻华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或者所在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另外，即使办理了一个合法的婚姻手续，越方边民还不能长期定居中国。因为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并且“遵守中国法律，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可以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由上可见，对于中越涉外婚姻要能在我国合法化、稳定化，必须按上述有关法律执行。而上述法律法规对于一个边境村民来说，成本是比较高，手续也比较繁杂，周期也较长，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边民按法律去履行结婚登记的意愿。面对中越边境存在的大量跨国事实婚姻，社会上有几种看法:一是维持现状，不管它，顺其自然就行了;二是不承认此类婚姻，我国有关部门要主动干预，严格依法办事，把这些非法入境的越南妇女驱除出境;三是国家应不加区分地承认此类婚姻的合法性。笔者认为上述看法都有偏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管是维持现状、听之任之，还是严格依现行法律把非法入境的妇女驱除出境，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一是中方边民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受影响，从而影响到我国边境的稳定;二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三是影响到我国法律的权威、易造成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运用法律手段进一步规范此类婚姻，并有条件地承认现有的跨国事实婚姻。

四、解决中越跨国事实婚姻的建议

在众多的社会控制方式中，法律具有正义性、稳定性、明确性等特点，法律自身包含的正义、自由、秩序、等价值，使得人们最终选择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制定法律，是为了让法律能够起到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关系的作用;为了让法律成为维护一定秩序和保护人与社会利益的社会规范。一个法治社会，应像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定义那样“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所以说，人们要遵守法律，首先就要看这个法律本身是否是良法，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的实际。如果一部法律与当地社会实际相差很远，必定会出现人们规避或对抗法律的情形，法律将会形同虚设，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如前所述，中越边境中方境内存在大量跨国婚姻，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应重视此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而不是回避或强行驱除这些妇女出境。事实证明这样做，只会有害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变通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这类跨国婚姻有效的治理。具体做法:

(一)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力量对此问题展开充分而全面的调研当前对中越跨国婚姻的研究和探讨，主要来源于学术界单方的声音。学者们从自己专业视角切入，通过田野调查或个案分析等方法，研究提示了一个个真实的跨国婚姻家庭状况，社会公众才得以了解中越跨国婚姻这样特殊的家庭。但这种研究都是局部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份全面的来自官方的材料。因此，当前跨国婚姻到底有多少?这些婚姻是不是都没获得我国法律的认可?如周建新教授研究发现，中国边境地区各级政府曾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尽可能照顾到跨国民族婚姻的历史传统，对不同时期入境的妇女及其所生子女，有区别地解决了部分人员的国籍和户口问题。但对近五年入境的妇女实行严格控制和遣返政策。有些地区采取的政策是:1.1978年以前入境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贯，给予补办婚姻登记手续和户口登记手续;2.1979年以后入境的，通过外交行径与越南政府协商，应准许他们到越南办理边境出入证件，证件齐全后由民政局补办结婚证，公安局办理户口登记;3.如无法取得越南证明和证件的人员，居住满5年以上的，民政局给予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户口管理部门给予落户4、居住不满5年的视为流动人口，严格管理，原则上做好工作，遗送回原籍。只有充分调研此类跨国婚姻问题，才能更好地做出全面细致的解决对策。

边境法律法规篇3

对海外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规制，应采取以国内法规制为主，国际法规制补充的方式。首先，从法制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看，条约规范投资行为符合国际社会法制化的发展方向。但从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政局不稳，国内动荡，双边投资条约将对中资公司的规制从道义责任演变成法律责任，如果企业受政局影响没有很好地履行条约义务而要承担各种不利后果，则明显违反了国际投资法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其次，为履行条约义务，东道国要对本国的国内法进行修订，增加了东道国招商引资的成本。再次，国内法规制更灵活，也更能体现中国的国家意志。

(一)中国保护海外投资地环境的立法规制

目前我国规制海外投资行为还是以政策指导为主。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2013 年商务部和环境部联合印发《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这是中国首个对走出去的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的指导性意见，虽然其不具有强制约束性，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投资地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指南》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的环境责任规制分成几个层次：首先，企业要主动遵守东道国有关环境的法律法规，这是最基本的责任;其次，要求企业履行国际上通行的环保法律义务，如环境影响评价、达标排放、应急管理等;再次，倡导企业主动加强与当地民众的沟通机制，遵守社会、文化、民族风俗，促进就业。这些方面，虽然东道国法律没有规定，但却是对企业发展影响很大的因素;最后，鼓励企业绿色生产，积极实施先进的环保理念和做法，如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绿色采购等。对海外投资行为的规范采取立法的方式更为理想。从法理角度来讲，中国作为投资母国，由投资母国对海外投资进行规制的法律依据是，属人管辖。虽然在国际法上的管辖权以属地管辖权优先，但不妨碍投资母国根据国籍对本国公司行使管辖权。另外，对投资地环境进行保护，有助于减少投资摩擦，维护中国的形象，维护中资的海外经济利益。

中国入世以来，大规模修改了国内法，《对外贸易法》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知识产权等法律都作了修改，但我国一直没有制定《对外投资法》。虽然一带一路战略中贸易依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对外投资同样也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专门的立法来约束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行为，颁布专门的对外投资法很有必要。在《对外投资法》中应该专门就环境保护作出规定。《对外投资法》应该是和《对外贸贸易法》一样的投资母法，其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同样也是概括性的规定。为了更好地规范企业行业，还应当将《指南》由指导性文件上升为《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法》，且要修改《指南》中一些具体规定。例如，在《指南》当中没有规定走出去的企业要遵守较高的环境标准，只要求企业遵守东道国的环境法律，但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环保标准低或者根本没有环保方面的要求，这是导致中国企业污染当地环境的主要原因。《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法》当中应该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适用投资母国环境标准的规定，还要增加对违规企业的惩罚措施，要求企业应承担污染东道国环境的法律责任，在海外投资活动中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尽量避免或减少破坏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除加强对海外投资行为的规范外，还要对国内的诉讼制度进行调整。虽然《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拒绝案件的受理，但在实践中法院确有适用不方便原则不受理案件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 年公布的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第7 条中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一方当事人就其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另一方当事人往往以中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为由要求中国法院不行使管辖权。如果人民法院依据中国法律规定对某涉外商事案件具有管辖权，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当事人，主要案件事实与中国没有任何联系，人民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且需要到外国执行的，人民法院不必一定行使管辖权，可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放弃行使司法管辖权。从这条规定来看，我国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条件是：(1) 一方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2)双方当事人为外国人;(3) 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4)判决需要到外国执行。即人民法院决定中国是否方便法院是根据法院工作的难度和判决执行的难度，而不是采用英美等国以是否存在替代法院作为审查条件的标准。对于发生在海外的环境侵权事故，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和调查取证方面明显存在困难，从方便当事人原则出发，人民法院不应受理这类案件。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国作为被告的住所地，人民法院拥有管辖权。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例是否受理还应当以是否存在可替代法院为依据进行审查更为合理。如果以是否方便当事人为条件，这类案件必然会被驳回，如果东道国法制不完善也不受理此类案件，将使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污染行为得不到任何制裁，受害人也无处伸张正义。因此，笔者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应当就不_方便法院作出明确规定，且应将是否存在替代法院列为受理的条件之一。

(二)政府推进企业的社会责任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战略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其中社会责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走出去的企业和境外合作项目，要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目前我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性文件基本是以政策引导为主，2008 年国务院国资委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商务部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通知》、《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员工管理指引》、《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都不具有法律强制力。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于用工方面的社会责任的规定，《公司法》笼统地规定公司要遵守社会责任，没有就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2015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没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因此，我国立法中关于社会责任的规定明显不足。发达国家对海外投资的环境监管，多以社会责任法律来调整。例如，美国通过逐渐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来规范美国的海外投资，其联邦法律《反海外腐败法》、《清洁空气法》、《水污染法》等明确规定了企业在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一种道德约束，还具有法律责任的性质，从根本上讲法律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仅靠企业自觉提高道德水平或为追求长期利益、市场竞争的压力等内在动力，则进程缓慢。社会责任的实现还要依靠外部动力，如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公众等的推动。即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需要企业内在动力与外部动力相结合。在企业的外部动力中，最重要的推动者是政府。这是因为政府是市场最重要的监管者，且具有绝对权威。政府依法监督和管理市场主体及其行为，通过制度建设、宣传鼓励、沟通合作、加强监管等手段来推进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制度建设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即在制度层面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企业的行为，确定企业最低的社会责任标准，运用法律强制力迫使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其次，通过积极宣传和各种税收减免手段来刺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再次，通过加强与东道国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合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保护自然环境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最后，政府还要建立惩罚机制，对不履行社会责任或履行状况差的企业通过罚款或提高税率等手段进行处罚，以便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别是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政府还可以通过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行政处罚的方式来增加惩罚手段的威慑性。我国的《公司法》对社会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建议在分则中增加一章公司对社会的责任，使公司对社会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加具体，让走出去的企业承担较高标准的社会责任，在做决策时能够将社会责任考虑进去，尽量减少对当地环境污染，同时也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真正实现一带一路造福当地人民的战略目标。

二、一带一路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规制

对海外投资的规范虽以国内法制为主，还可以通过国际层面上的制度安排来督促企业更好地实现其环境保护的目标。

(一)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柱。其建立的宗旨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是一带一路优先建设领域。虽然目前亚投行尚未投入运行，但可以预见，亚投行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的融资机构。因此亚投行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保护方面可大有作为。亚投行在向成员国贷款时，可要求申请人将项目是否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考量指标。由于向亚投行申请贷款都在项目建设之前或项目建设前期，因此亚投行可以要求各成员国谨慎注意，尽量采取预防措施，来防止或减少环境损害的发生。具体做法是：将拟贷款支持的项目进行分类，明确列出要求环境影响评估的项目类型。在具体审核时，要求申请者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就可能导致不良环境影响提交预防、减轻及补偿方案或替代方案。对当地环境有明显不良影响的项目，应当拒绝提供贷款，对于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项目，就采取全程监测的方式，对其投资过程进行监督，以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另外，亚投行还可效仿世界银行的环境措施。世界银行从上世纪50 年代开始就关注环境保护，其了环境发展指导方针，在业务手册、业务指令、业务政策、良好操作中都列出环境政策。世界银行的环境政策并不限于减轻环境损害，还包括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保护气候、水源、森林、生物多样性等人类共同所有的资源。且世界银行的环境政策不是只以环境为目的，还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贫困问题，帮助东道国进行能力建设、政策改革、人员培训等来提高当地的环境保护水平，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亚投行未来的业务运作中，亦应当将促进贷款国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努力的目标。

边境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云南边境地区；三非；概念；应对策略

一、“三非”问题相关概念界定

“三非”外国人引发的社会问题由来已久，过去国人并未对此问题并未很多的关注。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外国人对国人来讲越来越不陌生，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逐渐消失。在这样的环境下，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受到关注，国人对有些外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容忍度在降低，“三非”外国人问题就是其中的典型，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许多外国人把中国当成了机遇，来中国淘金的人络绎不绝。这对中国的影响是两方面，即带来了人才，劳动力，同时其中的一些人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这些人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多无稳定住所、无正当职业、无生活来源、，有的甚至专门来华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这些人给我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他们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角―“三非”外国人。那何为“三非”外国人呢？是指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外国人“非入境”是指外国人未持有中国主管机关签发的有效入境签证或合法有效的入境证件、或未从我对外开放、指定的口岸入境、或未经边防检查站查验而进入我国国境的违法行为。近年来，非法入境的主要为毗邻国家人员。“非法就业”是指未取得在华合法就业身份，私自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行为。“非法居留”是指在中国居（停）留的外国人，未在签证或居留许可规定的有效停留期内办理签证或居留许可证件的违法行为。“三非”问题不仅给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同时也给我国边境地区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二、完善法律法规

随着云南边境出入境工作所面临的新变化，亟待理顺管理法律法规中形式散乱、规范滞后、内容不统一等问题，具体的完善因该是：第一，从边境的实际需求出发。从大局着想修改出入境管理法使之更好的结合地方的需求，实现地方法规和出入境管理法的统一协调。在修订过程中要加入有无协议的内容，有协议的按照协议执行，没协议的按照我国的规定执行。第二，细化偷越国边境罪的规定。对于非法越境行为的处罚要明确标准和尺度，为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提供明确的标准。第三，进一步完善“三个规定”。要根据修订的出入境管理法对其进行修改，明确其中的程序和执行条件使执法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切实维护边境的安全。

三、理顺出入境管理机构

出入境管理机构的改革主要是理顺各职能部门的权利与责任，使各部门能合理分工又能形成很好的联动机制。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关系，使出入境管理工作的中央属性回归中央，与此同时协调好地方各部门的关系，形成很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的管理归属和分流。具体来讲就是过渡时期：第一步，明确公安与外部的关系。即明确公安与劳动、海关、卫检等部门的权责分属工作。第二步，处理好公安部门内部的关系。如，公安边防部门，公安出入境部门，公安交管部门，公安刑事侦查部门，公安政保部门，公安治安管理部门的权限和职责，各行其是，同时又能形成联动机制，相互之间形成沟通网络，互享情报信息。第三步，做好出入境管理部门与公安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打破现有的三级管理模式，将出入境管理工作从公安工作中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体。形成中央，省，地市，县及以下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使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加速我国出入境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

四、加大处罚力度

要想彻底解决三非问题首先就要把三非人员堵在国门之外，那如何才能堵住呢，那就要实习“严刑峻法”加大查处力度，提高非法越境者的入境成本。首先出入境边防检查部门要严格边境出入境检查，加强对边民证件发放的审核与检查工作，定期的加强警戒巡逻，对边民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实行爱国固边战略，群策群力。对不听劝的非法越境者要依据《刑法》、《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以及“三个规定”进行处罚，严惩不贷。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提高法律对境外三非人员的震慑作用。

五、加强与邻国合作

境外人员三非问题是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要从这些三非人员的来源国入手，双方要达成共识，相互理解，签订有助于改善双边边境管理的条约，协议，加强执法合作，技术交流，信息共享。坚决打击非法越境的犯罪行为，因为这是跨界犯罪，侵犯的是两国共同的利益，对双边的法律都形成了挑战。

六、提高我国境内边民的法律意识和国家意识

由于边境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跨境民族，境外三非的到来免不了也是因为境内同民族人员的支持、理解、同情。对于这部分人我们要加强国家意识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要加深与他们的关系，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形成牢不可破却又无形的人民群组成的边境防线。使人民群众发现情况后能够第一时间想到公安边防部门，真正做到人民群众自发守边、自主护边，真正达到群防群治的目的。

七、结束语

“三非”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云南边境地区局势变化， 邻国“三非”人员问题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云南边境地区相关管理部门必须警钟长鸣， 常抓不懈， 不断总结经验， 研究打击对策， 并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联动，形成合力，及时有效地遏止境外人员非法越境我国， 在我国境内非法就业、非法居留的势头， 保障我国边境地区的稳定，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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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淦，刘达成.重视跨境民族研究[N].人民日报，2001-11-02（7）

[3]鲁刚.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4]冯庆夫，李延慧，张辉.边境管理学[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158.

边境法律法规篇5

论文关键词 境外迂回偷渡 出入境法律法规 反偷渡

近年来，我国偷渡活动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反而呈上升趋势。根据数据显示当前大多数偷渡案件都以“境外迂回偷渡”为主要形式。“境外迂回偷渡”是指持用合法出入境证件出境后，在境外未持证件或换持伪造、他人及其他非法证件，利用转机、过境、停留等机会，直接进入偷渡目的国或经他国进入偷渡目的国的一种偷渡方式。因其极具隐蔽性，而被非法出入境组织者广泛采用，并呈高发趋势。由于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对此种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偷渡行为的认定上存在分歧，所以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在处罚此种形式偷渡活动中的法律适用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特点、成因等方面的分析，结合边防检查站的实际工作，为边防检查站的反偷渡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成因

（一）反偷渡力度不断加大

随着公安边防部门对福建、浙江等偷渡活动较严重的沿海省份加强了反偷渡工作的管理，偷渡活动在这些地方不断受到打击，偷渡成功的难度增大；另外，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加强了对来自我国偷渡活动“重灾区”的入境人员的检查控制。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逃避打击，提高偷渡的成功率，偷渡人员开始谋求新的偷渡手法和路线。在综合分析当前反偷渡形势和处罚依据后，偷渡人员认定“境外迂回偷渡”是当前最为安全偷渡方式，并将目光投向内陆偏远地区的出入境口岸并实施“境外迂回偷渡”活动。

（二）国外出入境政策的影响

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偷渡活动高发，引起了不少国家的警惕和反感，对我国采取了一些限制的办法。一方面，使我国出入境人员申办签证遇到困难，无论是正常劳务输出还是因私事出境都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有的国家对我国的交通运输工具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如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我国的民航飞机入境后，警察是堵在飞机舱口进行检查的，检查的对象主要是中国人，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禁止下飞机，直接原机退回。这两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对偷渡人员起到了震慑作用，从而促使偷渡人员另辟蹊径找寻更为安全易行的偷渡方法。

此外，诸如萨摩耶、马尔代夫等国家或地区对我国持用普通护照以旅游为目的公民实施单方免签政策，中国公民前往这些国家旅游时无需办理签证，这些国家的移民机关根本不对免签人员的真实出境目的予以调查核实，这在客观上也为“境外迂回偷渡”创造了便利条件。

（三）惩治“境外迂回偷渡”的法律武器相对弱化

第一，“境外迂回偷渡”这种现象，单从护照、签证的合法性来看，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是无法对当事人的出境行为加以干涉的，而且当事人的非法出入境行为往往发生在境外，目前我国并未立法将此种境外发生的偷渡行为归为犯罪。第二，目前各边防检查站在办理通过行李物品检查和人身检查发现的“境外迂回偷渡”案件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相关条款实施行政处罚。通常都对“境外迂回偷渡”人员处以阻止出境、扣留或收缴其出入境证件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协助他人实施“境外迂回偷渡”行为的人员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种处罚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二、我国“境外迂回偷渡”的特点

（一）“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区域具有集中性

“迂回偷渡因”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较高的成功率而越来越受到偷渡组织的青睐，现已呈现出“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线路丰富”的发展态势。从这几年查获的案件来看，境外迂回偷渡的主体具有相对的集中性，即我国采取境外迂回偷渡的人员大多来自沿海地区（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居多）和东三省。此外，“境外迂回偷渡”在方向上相对集中和稳定。据统计浙江籍人偷渡的方向多为西欧等国，福建籍人偷渡的方向多以日本、北美、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主，广东籍人偷渡的方向多为东南亚、北美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二）线路依赖性强

“迂回偷渡”就是偷渡组织者为了能够提高偷渡的成功率，躲避边防部门的严打地区，改变以往从就近路线偷渡到目的国的方式，绕道打击力度较为薄弱的地区或偷渡第三国再迂回到目的国的偷渡活动。长久以来由于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份属偷渡的敏感地区，当地的边防部门不仅加强了边境地区的管理，而且对此类违法活动进行更加严格的边防检查。因此从近期各边防检查站查获的“境外迂回偷渡”案件看，大多数“迂回偷渡”人员不惜放弃直航的便捷路线而选择偏远地区需要中转的航线，利用中转区存在的检查时限性强、警力薄弱、旅客流量集中、查验查缉设备短缺等不利因素，完成偷渡的第一步，在抵达目的国后换持伪假出入境证件继续进入下一步偷渡环节，达到非法偷渡第三国的目的。

（三）作案手法隐蔽

“迂回偷渡”人员均系持用合法证件从我口岸正常出境，易给我边防检查人员造成较强的迷惑性。首先，当事人均持有合法的中国普通护照及前往国签证，制造出合法出境的假象；其次，一般情况下为了使检查人员放松查验警惕，当事人会在护照上伪造出入境边防检查验讫章以企图制造经常性出入境的假象；再次，当事人均持有前往签证目的地国的短期往返机票，使偷渡行为更加符合逻辑，作案手法极具隐蔽性。

三、打击当前我国“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对策

“境外迂回偷渡”活动以其隐蔽的作案手法使得偷渡的成功机率大大提高，它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巨大危害性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要想对其进行有效的预防、打击，笔者认为，应在针对偷渡活动的法律制度上完善，加大处罚力度，起到绝对的震慑作用；作为出入境管理部门在此役中更是处于中心位置，应大力提高综合执法能力；“境外迂回偷渡”是一种典型的偷渡犯罪活动，应加大与国际间的密切合作，双管齐下才能有效遏制“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势头。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惩治违法犯罪的锐利武器，为了制止偷渡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必须在实践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解释具体化，为打击偷渡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中，对处罚对象应区别对待，对于那些故意违反出入境法律，协助、组织、运送他人进行偷渡的偷渡人员，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如提高罚款金额和加强刑罚力度，并加大对其本人的教育力度；对于那些法律意识淡薄，属于不是故意违反出入境法律的偷渡人员，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可酌情处理。

边防检查站作为工作在边防检查一线的单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处理“境外迂回偷渡”的案件。边防检查站可以对已办理的“境外迂回偷渡”案件进行整理，总结其违法手段及其危害性，结合边防检查工作实际需要，针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完善我国关于打击偷渡活动方面的立法提供现实依据。笔者认为应根据“境外迂回偷渡”案件的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款或者补充规定，通过立法解释将“迂回型”非法出入境行为明确纳入妨害国（边）境罪中，并适当将原有条款中“依情节严重”加以具体说明，以更好的指导边防检查站实施处罚。

（二）大力发展经济，改善国内就业环境，疏通劳务输出渠道

改善国内就业环境，疏通劳务输出渠道是一种防控非法出入国（边）境活动的根本措施。偷渡产生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一点是经济原因。而“境外迂回偷渡”也是在国家各职能部门严打偷渡行为下应运而生的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偷渡问题，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是根本之策。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同时还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整顿出国中介机构，规范和拓展国际劳务市场，疏通正常的出国务工渠道。最近一份欧盟专家委员会的报告表明近几年欧洲人口的实际增长率为零，再接下来二十年整个欧洲将步入老龄化社会，为了配合经济发展，移民数量应该在目前的5到10倍之间。由此可见，加强同有关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疏通正常的移民通道是完全可行的措施，正常的劳务输出必将是减少“境外迂回偷渡”活动的有力措施。

（三）加强边检站的内部管理

1.提高检查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政治素质是出入境边防检查人员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强调政治思想素质，是出入境边防检查人员所担负的特殊任务所决定的。加强检查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个人道德修养，把经常性思想教育和集中式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保持优良的思想风气。进一步严格队伍管理，加强对检查人员的勤政廉政教育，提高其拒腐防变的能力，建设一支严格、高效的边防队伍。

2.提高检查员的业务素质。边防检查人员是反偷渡工作中的实施者，对打击偷渡犯罪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加强人员的专业学习和培训，提高边防人员整体素质做到长抓不懈。“境外迂回偷渡”人员虽然在出入境过程中手续正常，可是大多数偷渡人员神情警惕，在回答检查员的问题时答非所问，前后话语矛盾，面部表情极不自然，这些都是需要检查员在日常工作中长期积累查验经验才能作出判断的。检查员只有通过利用所掌握的相关理论、移民政策、人文地理等专业知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通过巧妙询问、察颜观色判断旅客身份和心理活动、认真分析旅客行程，严把一线关，培养和锻炼检查人员识别伪假证件及查获偷渡分子的能力，做到眼明、耳灵、手勤、脑精，才能提高检查人员的业务素质，进而提高边防检查执法水平。

边境法律法规篇6

论文关键词 边境地区 明细产权 林业执法

森林公安机关作为环境保护和社会治安的守护者，在边境地区发挥着重要的职能和作用，各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狠抓队伍建设和“三基”建设，对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始终保持较高的警惕度，切实维护林区社会持续稳定，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一、相关理论探析

（一）林业执法的概念

新的《森林法》于1998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是适应保护生态环境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需要完善森林法律制度的一项重大措施，是有效保护、培育和利用森林资源，鼓舞和调动全社会力量造林营林，加快林业发展的有力法律武器。与此同时，建立了林业公安、林政为主体的执法队伍，初步形成了较好完备的林业行政管理和执法体系。

林业执法主要是指林业的执法主体依照相关的法律，为了维护林业的安全及林区的治安秩序，依法对辖区所进行的管理和对相关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它包括林业行政许可、森林资源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林业行政确认、生态安全保护、林业行政检查、林业行政处罚、林业行政管理、林业行政强制等。

（二）森林公安的工作职责

首先，森林公安应依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公安、林业部门有关森林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研究、部署、指导开展本县辖区森林公安工作，负责抓好县森林公安队伍的教育管理，不断加强森林公安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建设。

其次，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全面开展森林刑事案件、林区治安案件、林业行政案件的查处，保护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区治安秩序，保障林业生产建设顺利进行。

最后，掌握信息，分析预测辖区林区治安形势，处置林区突发事件，组织开展林区治安重点整治，推行林区治安综合治理，组织落实森林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建立健全防范机制，指导、检查、监督森林派出所的执法等业务活动。

二、云南省边境地区林业执法中出现的新问题

森林公安作为涉林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最重要的主体，其保护森林资源的任务更加繁重了，森林公安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云南省边境地区森林公安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在具体的执法和保护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具体法律法规适用方面的难题和困惑。

（一）林业执法中存在的法律空白及漏洞

法律、法规不健全，立法、司法解释滞后，就会造成形成法律上的“真空”。由于林业执法的特殊性，其中存在大量的交叉型案件，法律依据分布于林业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规和环境法律等多方面，这样多方法律竞合会引起概念、术语、解释和条文规定的不明确或相互矛盾，影响了森林公安机关对林业执法尺度的准确把握。

1.零星林木的概念不清

《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山、自留地种植的木，归个人所有”，《云南省森林条例》第三十五条对归个人所有的林木规定为“房前屋后、自留地、非基本农田承包地上种植的和基本农田上原由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何为“零星林木”无法把握，因为缺少量化标准，零星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房前屋后”的地域也同样没有量化，很多村民的房前屋后面积较大，树木较多，但是也不办理采伐许可证，这给森林公安的执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2.树木移植缺少标准

对于树木移植也同样存在概念模糊的问题，移植树苗时树苗的大小，生长年限，树种等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很多时候存在移植树木时，森林公安缺乏法律依据进行处罚。城镇园林部门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对其填写格式是否规范，许可证版本是否合法，以及采伐限额的管理，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检查。对其未按规定填写发放的采伐许可证的行为，以及采伐量的统计，是否醋政主管部门去管理，法律和法规方面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国家应出台对园林主管部门采伐以及城市内林地的管理方面之有关法规制度。

3.处罚方式不明确

执行过程中对于已经存在的违法情形的处罚也存在难题，法律中规定了对于破坏森林后恢复原状的处罚，但是恢复原状一词过于抽象，难以具体实施。恢复原状的方式方法不明，在村民已经毁林开荒后重新种植的作物无法处理，恢复原状就要铲除非法种植的作物，但是又于法无据，这给森林公安执法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并且这些林农和执法部门的矛盾也会直接影响到地方的安定团结问题。

（二）森林权属问题

如果森林、林木、林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林业也就无从发展，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因此，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管理是林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是森林资源管理的核心。豍云南自2006年起开展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明晰地方林业权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在林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云南省的省情而言，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两点：

1.自然保护区和原林地权属出现重合

就云南省的具体情况而言，存在自然保护区面积扩大后，很多农用地和集体或者个人林地被划归到自然保护区内，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保护区内的所有树木均不能毁坏，核心区更是不得进入，但是对于这部分后期划入保护区的林地或者农用地，村民享有合法的采伐证或使用许可证，如何才能协调这两者间的矛盾成为了难题。

2.“林下造林”造成权属新问题

目前，云南省边境林区“林下造林”问题十分严重，很多村民进入山林并不破坏已经成材的树木，仅仅把较矮的灌木砍伐，继而种上喜阴的树苗，待树苗成材后，整片树林的权属问题就存在了问题，林木间混成一片，难以区分权属，则很多村民直接占用了该片树林。这一问题目前有扩大化的趋势，但是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给未来林地权属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也给林业执法人员带来了难题。

（三）执法标准未能统一

边境地区大多国际往来频繁，很多是普通边民的日常小规模经济互易行为。但是由于各国间的国情不同，相关的法律规定不一，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大边境森林公安执法的难度。如云南省河口县，很多越南边民在中国贩卖国家保护动物，由于国情不同，很多在越南不算违法的野生动物贩卖活动，在中国要按照刑法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越南边民常常以不知道该动物在中国是保护动物为由逃避处罚。因为国情及法律规定不同，确实也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给予部分确实不知道所售动物为保护动物的边民严厉的刑事或者行政处罚，这样就造成了具体的处罚方式和定罪标准出现困难。

三、对边境地区林业执法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思考

本次调研，通过走访和问卷的方式了解了一线林业执法部门和人员，在林业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难点与动态趋势，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对河口县林业执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以期能够解决地方林业执法难题。

（一）填补法律空白及漏洞

目前，《云南省施行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若干规定》、《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云南省森林消防条例》、《云南省绿化造林条例》和《云南省林地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虽然已经颁布，但是依然存在诸多的法律空白和漏洞，尤其对于林业执法的具体实施细则和概念的确定化方面，在未来应当进一步细化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具体的执法问题制定明确具体的实施细则，填补法律真空，避免出现无法可依或者法律竞合的现象。

（二）明晰产权

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权具有经济实体性、产权具有可分离性、产权流动具有独立性。产权的功能包括：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协调功能。明晰产权的意义在于确定所有权归属，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只有产权确定后才可以在此条件下进行有序的流转和处分行为。

首先，针对“林下造林”行为，应加强和规范森林权属管理问题，明确相关部门及时解决权属有争议的山林。只有林地权属明确，才能更好的规范侵权行为。对于已经确定权属的山林，不因“林下造林”行为而改变权属，针对恶意栽种树苗意欲混淆权属的行为及时给予制止和处罚。其次，针对自然保护区和原林地权属出现重合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实地进行调查并及时变更权属，及时回收采伐和使用许可证，并给予村民经济赔偿或补偿。

（三）加强林业宣传，严格执法

边境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边防；职务侵权；执法环境

边防，即边界、边境或边疆的防御。保卫国家疆界安全，称之边防。随着的，边防工作的作用和功能不断扩展。边防不仅有卫疆守界的军事功能，还有发展睦邻关系的外交作用、稳定边境社会秩序的治安作用、增强民族团结的社会作用和促进边境发展的作用。因此，从广义上，边防是国家为维护领土、海洋权益和边境安全稳定而在沿边沿海地区实施的防卫、建设和管理。

一、公安边防部门职权范围阐释

公安边防部门是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和国家的授权，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刑事案件管辖权、武装管辖权和涉外处理权。鉴于本文论述需要，以下仅对行政管理权和刑事案件管辖权作一阐述。

（一）行政管理权。公安边防部门的行政管理权包括两个方面的职权，一是治安行政管理权，二是边防行政管理权。治安行政管理权，通常认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公安机关有关部门具有的行政职权。公安边防部门担负维护沿边沿海地区治安秩序的任务，其主要法律依据之一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这部分权力属于地方治安行政管理权。边防行政管理权是由有关边防法律法规赋予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管理办法》、《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定》和《渔船停泊点边防治安管理办法》等边防法律、法规和规章，从不同方面赋予了公安边防部门的边防行政管理权。

（二）刑事案件管辖权。根据《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辖分工规定》，公安边防部门负责管辖在边境管理区和沿海地区发生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案、偷越国（边）境案和破坏界碑、界桩案，以及边防管理部门在边境管理区和沿海地区查获的走私、贩卖、运输案和走私制毒物品案。根据《公安部关于公安边防部门办理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安部又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分工与协作事宜：

1、公安边防部门办理刑事案件，要在所属公安机关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要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要求，认真《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刑事法律和规定，掌握办理刑事案件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切实担负起办理刑事案件的工作任务。

2、公安边防部门要建立健全办案机制，确定以边境调查人员为主体的办案力量，增加必要的投入，以保证办案工作的实施。边境调查机构负责案件侦查工作的指导和侦查业务的基础建设。办案人员的配备，可在现有编制数额内进行调整。

3、公安边防部门管辖的一般案件由边防大队级单位负责侦办；支队级以上单位负责侦大涉外犯罪案件、重大集团犯罪案件和下级单位侦破有困难的重大犯罪案件，其中，总队以上单位主要负责组织、协调和指挥跨区域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

4、公安边防支队级以上单位在立案、侦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方面行使相应的县（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的审批权限。县（市）公安边防大队办案，由所属县（市）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地区（市、州、盟）公安边防支队（含海警支队、巡逻艇支队、广东边防五、六、七支队、特检站）办案，由支队（站）负责人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边防总队办案，由总队负责人审批；侦办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边防总队组织、指挥、协调或者直接立案侦查，报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备案；侦办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特大案件，由公安部边防管理局组织、指挥、协调或者直接立案侦查。

5、公安边防部门办理刑事案件，统一使用所属或所在地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书，以公（边）字单独编号。即县（市）边防大队使用所属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书；地区（市、州、盟）边防支队使用所属地区（市、州、盟）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书；海警支队、巡逻艇支队、广东边防五、六、七支队、特检站使用所在地的地区（市）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书；省级以上公安边防部门使用所属或所在地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书。各级公安边防部门所需法律文书，可按所属或所在地公安机关文书的格式自行印制。

6、公安边防部门在侦查办案中，对已批准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交由所属或所在地公安机关看守所羁押；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执行。

7、公安边防部门承办的刑事案件，在侦查终结时，由本部门的法制机构审核把关，以所属或所在地公安机关的名义提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

8、公安边防部门应加强同公安机关其他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为及时、有效地侦破案件，打击犯罪，对发生在边境管理区和沿海地区（包括海上）的非边防部门管辖的刑事案件，发现犯罪线索或接到报案、举报、控告的，应立即接受，并按有关程序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边境地区和沿海地区（限于地、市行政辖区）公安机关有关其他部门发现的属边防部门管辖的刑事案件，发现犯罪线索或接到报案、举报、控告的，也应立即接受，并按有关程序及时移送边防部门处理。边境地区和沿海地区边防检查站在口岸查获的偷渡案件，除涉及《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辖分工规定》规定由刑事侦查部门管辖的第98、99、100种案件外，移交当地边防部门处理。侦查协作中出现分歧时，由争议双方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协调决定。

9、各级公安边防部门要建立内部执法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办案质量。对故意或重大过失违法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和领导的责任。公安边防部门管辖、审批的案件，有关应诉、赔偿等事宜由具体办案的边防部门负责。各级公安边防部门要明确各自职责，分清责任，加强监督，保证严格、公正执法，依法、文明办案。

10、各级公安边防部门要加强刑事办案队伍建设。要根据办理刑事案件的需要，选调懂法律、懂侦查业务的人员充实到办案队伍，并对现有人员实施全员培训，提高业务素质。担负办理刑事案件任务的在职业务干部和支队、大队主管领导要统一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组织的刑事侦查人员培训和资格，取得合格证书后持证上岗。各级公安边防部门也要有计划地自行组织培训，并保持办案队伍的相对稳定。

二、公安边防部门职务侵权行为

（一）侵权行为含义概说

什么是侵权行为，各国学者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国外学者的各种观点中，比较典型的有三种学说，即过错说、违反法定义务说和责任说。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全面地概括出侵权行为的和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保护的权益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传统侵权行为法仅仅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绝对权，而现在司法实践中，侵权行为法对其他一些合法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也提供保护。学者一般认为，权利与其他法益有划分之必要，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作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其他法益。基于此，侵权行为的概念可界定为：侵权行为是违法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二）职务侵权行为含义及其分类

所谓职务侵权行为，是指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过程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只有以国家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才为执行职务的行为；只有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才为职务侵权行为。由于职务侵权是在行使国家权力中发生的侵权行为，行为人与受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非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因而它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属于一种特殊侵权行为。

根据职务侵权行为发生的职务行为性质，职务侵权行为可分为行政职务侵权行为、司法职务侵权行为和其他职务侵权行为。其一，行政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行政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它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违法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引起的违法行为。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针对特定的社会事实或特定的对象所采取的具体行为，如工商管理行为、税务行为、管理行为、土地管理行为、治安管理行为、市政管理行为，等等。行政侵权行为一般或者说基本上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发生的。所谓抽象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立法行为。行政立法是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活动，是行政机关活动的重要内容。如果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而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那么就发生抽象行政行为中的侵权行为。其二，司法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工作的各级公安机关（国家安全部门在某些情况下也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侦查职能）、行使监狱管理职能的劳改机关等司法机关执行司法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例如，因冤假错案给公民造成损害，因保管不善使依法扣押的财产受损给法人造成损害。其三，其他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除行政、司法机关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尽管国家权力机关和军事机关一般不会实施职务侵权行为，但不排除发生职务侵权行为的可能性。

（三）公安边防部门职务侵权行为构成

其一，公安边防部门职务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在我国传统中，职务侵权行为本质上是违法行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或禁止性规定，当然是违法。另外，在法治的环境中，一个客观上对他人造成侵害的职务行为，只要没有合法的根据，就可以认定是违法行为。因为职务侵权责任就是对职务违法行为的制裁，所以，公安边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某一个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才能构成侵权。而过错不是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行为人没有过错，也应承担停止侵害等侵权责任。

其二，公安边防部门职务侵权行为构成对他人财产权、人身权等绝对权利的侵害。职务侵权行为是给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职务行为，但并不是说侵害他人权利的职务行为都一定是侵权行为，职务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是特定的。各国立法和实践都将职务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限制在特定方面，我国法律也基本遵循此例。但是随着的，职务侵权行为的对象范围正在逐渐扩大，受侵权行为法保护的对象除了财产权和人身权以外，还包括其他合法权益。

其三，公安边防部门职务侵权行为是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根据。职务侵权行为是一种能引起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事实，因此是承担责任的根据。一般来说，公安边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过错而致他人损害，便具有负责任的根据，但是否必须承担责任，还要看行为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责任条件。公安边防部门职务侵权行为不仅导致损害赔偿责任，还包括其他各种形式的侵权责任。何种行为构成侵权，并应负何种形式的侵权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专设了“民事责任”一章，另外我国《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些都是公安边防部门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

三、公安边防部门职务侵权责任承担

（一）《民法通则》和《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同日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我国《国家赔偿法》后于《民法通则》制定，但立法者并不认为该法是根据《民法通则》制定的，而是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1条）；也没有规定在国家赔偿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准用民法。实际上，我国《国家赔偿法》关于侵害之构成、赔偿范围、赔偿请求人和赔偿责任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程序、赔偿方式和标准等的规定，较之《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更为详细。公安边防部门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和刑事侦查职权中，违法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遭受损害的，当然可以适用《国家赔偿法》承担侵权责任。

（二）公安边防部门职务侵权承担的各种赔偿责任

1、对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公安边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2、对侵害公民健康权的赔偿。公安边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造成受害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如果职务侵权造成受害人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3、死亡赔偿。公安边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4、对受抚养的无劳动能力人生活费之支付。如果公安边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造成受害人死亡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抚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18周岁止；被抚养人为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5、对侵犯财产权的赔偿。公安边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害他人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1）处罚款、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2）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灭失的，予以赔偿；（3）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4）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5）财产已经拍卖的，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6）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7）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四、结语

侵权责任原则上不具有惩罚性，只是要求侵权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予以填补，损失多少填补多少。尽管如此，我们公安边防部门承担职务侵权责任仍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利后果：其一，在法律上其行为获得否定评价，被确认为违法行为，行为人也必然因此而获得社会的某种否定评价。作为边防工作人员，这种否定评价不利于其人格尊严也不利于其未来的社会交往。作为公安边防部门，则不利于其执法信誉以及未来的执法活动。一个连续在执法诉讼中败诉的被告单位，很难使人相信其执法是安全的。其二，公安边防部门要为其侵权行为履行一定的义务，或为财产上的给付（如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或为非财产上的义务性作为（如消除、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通过损害赔偿、恢复原状等责任方式使受害人遭受损害的财产或人身尽可能恢复到收获前的状况，也借此我们的边防工作人员：没有法律依据侵犯他人权利和利益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任何人不得忽视他人的法定权利和利益，否则侵权责任将发挥其作用，救济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我们的边防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切实认识到严格、公正执法的重要性，减少职务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边防执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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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泽鉴。侵权行为法。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二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边境法律法规篇8

 

一、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变迁与确立：从《984年范本》到《2004年范本》

 

美国从1982年起就开始关注其投资条约范本的制定。截至2012年，美国正式形成了《198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1984年范本》)、《199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1994年范本》)、《200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2004年范本》)和《2012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2012年范本》)。这些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经历了“无环境规则一抽象的环境规则一具体的环境规则”的发展过程。其中，《2004年范本》以较为成熟的立法模式和较为完善的环境规则确立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章(目标)第104条(与环境和保护协定的关系)和第11章(投资)第1106条(履行要求)第6款、第1110条(征收和补偿)第1款、第1114条(环境措施)就涉及了环境问题。可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2004年范本》环境规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1994年范本》到《2004年范本》，随着环境规则立法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演进，环境规则的内容也得以确立，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明确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比《1994年范本》“序言”中“同意不放松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或标准实施的目标”的表述，《2004年范本》“序言”中“迫切希望通过与保护国民健康、安全和自然环境以及推动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相一致的方式”实现促进缔约双方经济合作和投资的目标的表述无疑强化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明确了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的关系。《1994年范本》仅以“序言”中的“目的”或“宗旨”的表述来体现美国双边投资条约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涉及“环境”的表述。而10年之后的《2004年范本》对环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环境规则多达4条，包括“序言”、第6条“征收和补偿”第1款(a)项、第8条“履行要求”第3款(c)项和第12条“投资和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的关系，虽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第1110条第1款和《2004年范本》第6条第1款均规定，为公共目的措施不属于缔约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征收或国有化措施对合格投资进行征收或国有化的范畴，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明确一项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标准，而《2004年范本》附件B专门对“间接征收”的认定作了规定，即“……间接征收，指缔约一方具有与直接征收相同的效果，但未发生正式产权让渡或公开占领的行为。

 

(a)决定缔约一方的行为在一个具体案件中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应当逐案分析、以事实为依据并考虑以下因素：(i)政府行为的经济影响，但缔约一方的行为仅仅对投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不能构成间接征收;(ii)政府行为对投资预期有明显、合理的影响的程度;(iii)政府管理行为的性质。(b)除在特殊情况下，缔约一方旨在保护合法公共利益(如公众健康、重大安全和自然环境)的非歧视性规范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这一规定有利于仲裁庭确定东道国的环境措施是否构成征收。(3)明确了环境与投资的关系。《2004年范本》更注重投资与环境的关系，专门制订了“投资和环境”条款，并以2款规定细化缔约双方在“投资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协调，即《2004年范本》第12条规定：“(a)缔约双方认识到通过降低和减少国内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来鼓励投资是不可取的，因此，缔约双方承诺不通过放弃或减损这些法律的方式来作为对其境内设立、并购、扩大投资的鼓励。如果缔约一方认为另一方采取了类似的鼓励措施，可以要求与另一方进行磋商。双方应当力求避免采取类似措施。(b)缔约方可以采取、维持或执行其认为与本条约相一致的、能保证其境内的投资活动意识到保护环境重要性的措施”。可以说，《2004年范本》确立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基本框架和理念，使投资者在投资时不得不考虑环境因素和东道国的环境立法，同时也使得东道国的环境立法能无歧视地适用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促进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

 

二、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仲裁实践经验：以涉美环境措施投资争端案为例

 

自1994年美国投资条约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开始，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争端解决机制下，外国投资者和美国政府之间、美国投资者与外国政府之间发生了5起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这些争端既有在《2004年范本》之前发生的，也有在《2004年范本》之后发生的。这些争端比较直观地体现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效果。通过对这5起投资争端的考察，不难发现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东道国的环境措施与征收的关系是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的核心问题。虽然这5起争端均涉及环境措施与征收的关系问题，但对于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上述5起争端的仲裁庭裁决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仲裁庭判断一项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标准是不同的。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仲裁庭的仲裁员认为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标准是非歧视、符合目的与效果原则且科学证据确凿、充分。例如，在1997年“艾斯利公司诉加拿大案”②(以下简称“艾斯利公司案”中，加拿大政府最后也承认，没有证据显示低量甲基环戊二烯三羰基锰(汽油抗爆剂)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损害，因而其承担了有关征收的赔偿责任。在2000年“梅耶公司诉加拿大案”®(以下简称“梅耶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认为，其有从东道国政府实施的限制或禁止措施的目的和效果进行审查的权力，加拿大政府采取的废物出口禁令措施属于政府规制权力，因而不构成征收。在2005年“梅赛尼亚斯公司诉美国案”④(以下简称“梅赛尼亚斯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认为，基于公共目的的一项非歧视性措施，符合正当程序、对外国投资者或投资产生影响，不认为是征收和可补偿的。而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仲裁庭的仲裁员则认为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判断依据是该措施对投资者或投资合理预期的经济利益是否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1997年“马塔卡拉德公司诉墨西哥案”⑤(以下简称“马塔卡拉德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以东道国政府采取的限制或禁止措施的实施效果为标准，认为“如果东道国政府不针对外国投资者采取及时有序的行动，则征收就已经发生了，因为这种混乱和不确定性，会使该投资者的合理预期投资经济利益被剥夺”。在2007年“格拉米斯黄金公司诉美国案”®(以下简称“格拉米斯黄金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也有针对性地指出，要求矿区回填措施对于申请人的投资没有产生具有足够经济影响的征收效果。由上述案件的仲裁不难发现，无论在哪种标准之下，仲裁庭对环境措施是否构成征收经历了从早期的认定构成间接征收到近期不构成间接征收这样一种发展过程：20世纪末，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艾斯利公司案”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的“马塔卡拉德公司案”中，两个仲裁庭的仲裁员认定被申请人——加拿大政府和墨西哥政府——所采取的环境措施构成间接征收;进入21世纪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梅赛尼亚斯公司案”、“梅耶公司案”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格拉米斯黄金公司案”个仲裁庭的仲裁员均认为东道国采取的环境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从这3起案件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环境规则，仲裁机构已接受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的理念。

 

2.美国完善的国内环境立法为美国政府或投资者的胜诉奠定了法律基础。上述5起涉美环境措施投资争端案中以美国当事人(包括美国政府)胜诉的居多，仅“梅耶公司案”的美国申请人梅耶公司败诉。即使在“梅耶公司案”中，美国申请人梅耶公司也是“虽败犹荣”。因为该案仲裁庭的仲裁员指出：没有正当环境事由可以引入该项禁令……作为案件证据的材料显示，暂时禁令和最终禁令主要是试图保护加拿大的印制电路板废物处置产业以防止美国企业竞争;所涉禁令是暂时的，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待遇和国民待遇，不构成征收”。可以说，完善的美国国内环境立法、财产法以及征收法等为征收行为和政府规制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判断标准。虽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应当依赖国际法，但当国际法对间接征收缺乏明确规定时，国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往往会使具有完善国内法律制度的国家占据上风。换言之，国内环境规则对于判定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也体现了《2004年范本》第12条规定的理念。

 

3.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衔接有利于协调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规则下，除引发涉及美国(人)投资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争端外，还引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问题。虽然有学者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04条的规定有效解决了该协定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问题，⑦但事实上该条仅规定了当两义务相冲突时优先承担多边环境条约的义务，而不能解决实践中具体问题。例如，针对加拿大政府采取禁止印制电路板跨境运送的禁令，“梅耶公司案”仲裁庭的仲裁员指出：《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尔公约》)并没有允许加拿大禁止印制电路板跨境运送。其实，在《巴塞尔公约》生效时，印制电路板是否属危险废弃物尚无定论，但仲裁庭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否定了加拿大的环境规制权，显然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04条没有明确解决其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有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该案为美国修订《2004年范本》并在《2012年范本》中明确双边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新发展：《2012年范本》

 

2012年4月，美国了《2012年范本》。就环境规则而言，《2012年范本》在《2004年范本》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订，进一步明确、细化和强化了环境规则。

 

(―)修订背景

 

在21世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环境保护的重要议题。随着《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开始生效，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自此，美国加大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内立法和碳减排义务的实施步伐。其具体措施如下：(1)重视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内法律。2005年8月8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签署了新的能源法案即《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这部法案的基本宗旨是确保美国的能源供应、保护环境、维护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奥巴马当选为总统后延续了美国重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内立法政策，先后出台了《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电力法案(草案)》，这两部法案的关键目标即在于环境保护。⑧虽然这两部法案尚未生效，但显现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坚定信心。(2)切实推动全球碳减排义务的履行。美国认为，在投资条约中明确加入遵守多边环境条约的义务有助于解决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的冲突，更加有利于甄别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切实推动全球碳减排义务的实施，“缔约国政府当局通过在投资条约中寻求其他方式的推动气候政策目标，如通过对清洁、低碳能源方面投资的保护，可以促进环境保护的目标。如果新兴的美国气候政策能涉及参与清洁发展机制或为美国公司参与国际补偿计划创造机会，则美国政府应当保证有关此类交易的合约的实施，特别是涉及投资内容的项目能够从投资条约保护中受惠。另外，投资者与国家、国家对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条款同样对环境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国际投资在清洁能源和碳减排领域能够对全球环境问题做出贡献，特别是诸如全球环境变化问题”。⑨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美国已经通过国内法中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有效推动了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碳排放交易。然而，这还不够，美国还期望通过修订《2004年范本》来激发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的积极性。《2004年范本》中的环境规则虽然确立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立法模式和较为完善的具体规则，但因其对国内环境措施以及多边环境公约义务履行的定位不明确，已经很难适应美国国内环境立法的发展以及其对国际社会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认同的现实，也不利于美国环境政策的实现，有进一步修订的必要。

 

(二)修订内容

 

与《2004年范本》相比，《2012年范本》虽然延续了《2004年范本》的环境规则立法模式，但在环境规则的具体内容上再次进行了明确、细化和强化。其具体表现如下：

 

1.明确环境法律和政策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2012年范本》将国内环境法律和政策明确为既包括专门规范环境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其他含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虽然《2012年范本》脚注16规定，《2012年范本》涉及的环境法律、法规是指“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或为了实施国会制定的法律而由中央政府颁布的规章”，仅限定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包括地方立法机关或政府部门制定的环境法规，但《2012年范本》第12条(投资与环境)第4款“或者”的规定又将中央和地方与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纳入“环境法”的范畴中。在国际层面，《012年范本》第12条第1款为协调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冲突，专门将缔约国国内环境法律和政策与缔约双方共同参加的多边环境条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并明确规定：“缔约方认识到，其各自的环境法律和政策，以及双方参加的多边环境协定在环境保护中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规定把多边环境条约与投资条约进行了有机结合，有利于解决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的冲突问题。不仅如此，这一规定还利于提高缔约各国国内环境法律、标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明确环境法律和政策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拓宽了东道国执行环境措施的范围。

 

2.强调国内外资监管机构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规制权是国家主权的一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确立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的核心原则”之六的规定，规制权是每个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减少潜在负面影响而享有的对外国投资的设定准入与经营条件的主权权力。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首次把其作为国家制定投资政策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的方式来确立规制权，足见该权力的重要性。与《2004年范本》未就投资条约缔约国国内外资监管机构的环境保护规制权作出规定不同的是，《2012年范本》赋予了双边投资条约缔约国国内外资监管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例如，《2012年范本》第12条第3款要求缔约双方作出承诺，相互认可对方外资监管机构对于外国投资在监管、合规、调查等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权，并对资源分配享有权力。更为重要的是，《2012年范本》第12条第4款还特别强调缔约国政府在处理、管理环境事务方面享有优先权，并通过列举的方式将缔约国在投资与环境问题上的规制权加以明晰，从而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加上《2012年范本》第12条第2款的规定防止了缔约国为吸引外资而放宽本国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的“逐次”现象。如此一来，可以有效化解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3.拓展和强化了环境保护要求。《2012年范本》在《2004年范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强化了环境保护要求。其具体内容如下：1)环境规则更加细化。如果说《2004年范本》第12条“投资和环境”以“一条两款”模式强调了国际投资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那么《2012年范本》第12条“投资和环境”则以“一条七款”模式细化了国际投资中环境保护所涉及的若干问题，并结合其他条款在履行要求、征收和补偿、争端解决机制等各个环节作了规定。(2)环境规则更加硬化。从表面上看，《2012年范本》第12条第2款与《2004年范本》第12条第1款规定的内容相同，均要求缔约国要保证在引进投资中不“减损”或“放弃”各自国内环境法规的实施来吸引投资，但在语言表述上存在明显的不同。《2012年范本》第12条第2款要求缔约国“要确保”不通过放弃或减损国内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来鼓励投资，而《2004年范本》第12条第1款则要求缔约国“要力求避免”通过放弃或减损国内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来鼓励投资。“要确保”强调“要承诺”，“要力求避免”则隐含“尽量保证”。语言表述的不同说明美国开始重视投资条约缔约国在防止“逐次”竞争行为方面作出“明确的承诺”，而不仅是作出“努力”。

边境法律法规篇9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优化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环境，打造和谐安福为目标，按照“依法行政、突出重点、标本兼治、预防为主”的原则，坚持打击处理与宣传教育相结合，集中整治与规范运行并重，坚持属地管理，切实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周边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二、目标任务

通过专项整治行动，充分听取群众的合理诉求，协调解决一批“老大难”问题，深挖一批损害企业经营环境和项目建设周边环境的典型案件，集中整治在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强揽工程、强装强卸、强行阻工、封门堵路等问题，严肃查处一批责任人员，为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三、整治重点

1.强装强卸、强买强卖、强揽工程的行为；

2.敲诈勒索、无理取闹、阻挠施工、妨害经营的行为；

3.强行参工参运、索要“保护费”的行为；

4.借故挑衅、聚众闹事、阻挠施工的行为；

5.在征地拆迁公告后，抢建抢搭违章建筑的行为；

6.偷盗、哄抢施工材料设备的行为；

7.纵容、支持、包庇、怂恿不法行为导致群体性阻工事件的行为；

8.，影响经济环境的行为；

9.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不到位，对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周边环境的问题处置不力的行为。

四、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宣传、排查阶段（8月1日-8月31日）

召开全镇优化经济环境专项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下发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在全市开展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公布举报电话，发动群众举报。在新闻媒体上开辟专栏，跟踪报道。开展一次企业周边环境专题宣传教育活动。联村干部督导参与，村（社区）支部书记负责组织，在各村（社区）召开一次户长会，大力宣传《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通则》、《条例》、《刑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通过刷写标语口号、出动宣传车、印发资料等多种形式，形成强大声势、弘扬新风正气。同时，各村、社区要对辖区内的所有企业法人代表、经营管理人员和项目法人代表开展一次《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提高依法经营的水平。

排查摸底工作由企业或项目所在地村、社区为主承担，要突出三个重点：一是群众合理诉求未解决而影响环境的；二是超越法律政策规定提不合理要求，强行阻工挠工的；三是黑恶势力介入，恶意阻工挠工，谋取非法利益的。镇党委、政府成立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深入到辖区企业和项目施工单位、施工工地、村组及周边干部群众中去进行巡查督导，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对存在的问题开展调查摸底和集中排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对排查的情况按上述三种情况分类后制定出操作性较强的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责任领导、责任人和办结时限，一并上报镇整治办。

第二阶段：集中整治阶段（9月1日-11月30日）

分类办理。对排查的线索进行梳理，分门别类处理。原则上以属地管理为主。对群众合理诉求未解决的，由镇整治办分别交由相关部门办理，集中调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净化环境，限1个月内处理完结。对超越法律政策规定提出不合理要求，强行阻工挠工的，由问题所在地村、社区落实包保责任,逐一解决。对黑恶势力介入的，交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

从严处理。集中整治要落实“五个一律”的规定，即对不听劝阻、恶意阻工，造成恶劣后果的，一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对组织阻工、殴打施工人员或工作人员，情节严重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幕后操纵、策划阻工事件或充当阻工人员保护伞的党员和公职人员一律先行停职接受调查；对阻工事件，村、社区负责人未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有效化解处置的，一律实行问责；对维护施工环境工作中失职、、组织参与“索拿卡要”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一律由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

公开曝光。深挖一批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典型案例，如村、社区党组织工作不力损害环境的，国家工作人员、村居干部暗中支持、策划组织阻工挠工的，黑恶势力破坏环境的，部门“三乱”破坏环境的，适时组织公开曝光，增强教育警示功能。

第三阶段。巩固提高阶段（12月1日-12月31日）

镇政府将组织开展一次企业和项目法人代表与村（社区）的联谊会，促进相互沟通了解，联络感情，积极探索建立警企联防机制、实行镇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地企联系会议制度、处置企业周边环境不力的责任追究等制度，逐步完善企业周边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五、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王为任办公室主任。

（二）强化工作责任。建立项目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制和属地管理责任制。镇企业办、综治办、派出所、国土所、城建站、财税所等部门作为项目建设的主要职能部门和责任单位，围绕项目建设流程，切实履行职能，明确责任人及其责任内容。镇派出所建立和落实企业生产经营与项目建设周边治安环境治理责任制，镇人大主席苏鸿专门负责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建立健全项目建设周边环境预警排查备案制度，对正在实施的项目和重点企业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并对问题和情况逐一备案，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对破坏周边环境的事件，做到及时接警、迅速处置。

边境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欧盟;边界管理;一体化边界

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欧洲不断整合，欧盟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边界管理制度，其一体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为边界立法、管理机构与运作机制的趋同。

一、边界管理法规体系化

法律规范是制度的载体。经过成员国间早期的政治推动以及后来联盟框架下的立法实践，欧盟边境管理的法律规范呈现出以《欧盟边界法》为代表，内容上包含边境检查和边境监管，形式上兼具基本立法与次级立法的规范集合形态。基本立法是成员国在欧盟框架内通过合意达成的条约。主要有确立共同外部边界，取消内部管制的《申根协定》及《申根公约》、规范避难制度的《都柏林公约》、内部警务与司法合作的《普鲁姆条约》等。次级立法是欧盟立法机构依据法定授权制定的指引性文件，分为两类:一是边境检查立法，涉及过境证件检查、免签政策、遣返程序、避难处理等。二是边境监管立法，涉及边界管理机构、边境监管信息系统、海上边境监管等内容。比较重要的次级立法有:《关于共同签证法的条例》、《建立欧洲边界监视系统的条例》、《建立外部海洋边界监视规则的条例》以及去年出台的《关于欧盟共同边界法的条例》和《欧洲边界与海岸警卫局条例》等。

二、边界管理主体二元化

自卫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要素。即便是高度整合的欧盟，其成员国也不肯将国家主权中边境自卫权能完全让渡给超国家的联盟机构，因此，在边境管理活动中存在着二元的行政主体，第一主体是成员国的边境管理部门，第二主体是盟的执行与协调机构。据欧盟边界法律和各国国内法，成员国是边界管理的首要主体，享有立法、管理上的优先权。欧盟内部与欧洲边界与海岸警卫局保持高度业务联系的有29个成员国的35个边境管理部门，如法国的边境警察局，德国的联邦警察部队。它们在各自领土的外部边界履行着管理职能，拱卫着欧盟的整体安全。为了边界管理一体化，欧盟设立了欧洲边界与海岸警卫局作为超国家的中央机构来协调各国开展边界工作，主要职能有:专业技能培训、边境情报共享、边境风险分析、协调各国采取联合行动或联合遣返，边境紧张时的迅速干预。②该机构内部设有欧洲边界与海岸警卫队，由各国边界警察和有关专家组成，负责突发事件下的联合行动和快速介入。

三、边界管理机制系统化

边界管理是欧盟安全政策的重要构成。为实现“自由、安全与公正区域”的计划，欧盟提出了建立一体化的边境管理体系。经过长期的立法和管理实践，边界管理从法律规范到协调机构初步实现了一体化，基本确定了“欧盟居中统筹，成员国通力协作，外部管理为主，内部管理为辅，边境检查与边境监管相结合”的管理体系。申根区边界分内外部边界，内部边界是成员国之间共同的陆地边界，包括用于内部航班的机场和内部摆渡的港口。外部边界是除内部边界以外的成员国所有的海陆边界，包括河界、湖界、海界、机场和港口。③严格讲，欧盟边界管理仅指共同外部边界管理，单方恢复内部边界管制是违背申根规则的，然而，彻底去除内部边界而对外部管理孤注一掷的做法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欧盟规定了内部边界管制临时重启制度，即:当成员国国家安全面临着来自国境的严重威胁时，各国有权依据法定程序在内部边界采取管理措施。这集中体现了“以外保内，内外联动”的一体化特征。边界管理方式分边境检查和边境监管。边境检查是在固定的边境口岸和法定的口岸开放时间对出入境人员以及相关交通工具、物品进行的检查。边境监管是在边境口岸之间漫长的外部边界线上实施的流动监管，以防止人员非法出入境，时间并不局限于口岸开放时间，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边境检查分最简检查和全面检查。最简检查是基本的入境资格审查，主要是对入境证件的审核，如申根签证、居住许可证等，仅适用于欧盟公民和享有欧盟自由流动权的第三国民。全面检查是针对第三国民设定的，除了证件审查外，还要进行安全检查，通过审核入境目的证明文件、交通工具、携带物品等，以确定其不会对内部安全造成威胁。安全检查可借助申根信息系统，“该系统是欧盟设立的有关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毒品与人口交易等信息的情报共享平台，能够向边境管理部门发出有关的安全警报信息。”④边境监管分边境监视、风险分析、联合行动或快速干预、移民遣返等程序。为了增强边界形势认知能力和边界风险应对能力，欧盟建立了欧洲边界监视系统，该系统由警卫局内设立的中央通讯网将散布于各成员国的国家合作通讯网联络而成，成员国边管当局将边界管理工作中捕捉到的数据输入系统并通过中心网络进行共享，从而使得警卫局和各成员国对欧盟外部边界的安全态势有了整体认识。通过对边界监视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当成员国外部边界面临高级风险时，该国可请求警卫局采取联合行动或进行快速干预，从而有效打击外部边境的偷渡移民、人口走私和跨界犯罪，并及时搜救海上遇难移民。经过盘问、识别及登记，对不符入境资格的非法移民，经主持国决定进行遣返，必要时，警卫局可以部署遣返干预队介入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