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管理法律法规十篇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云南边境地区；三非；法律制度；管理制度

一、法律法规存在缺陷

（二）法律法规缺乏统一

边境管理法律制度混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立法的技术和水平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正因为如此，现行的边境管理法律法规之间经常会发生抵触冲突的现象。

比如，对于偷越国（边）境行为，《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中方人员出入境管理暂行规定》、《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境外边民入境出境管理规定》、《云南省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人员出入境管理规定》、《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出入境管理法》、《刑法》、都作出了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决定。但是对于罚款的金额、拘留的时间规定各不相同，这给公安机关在进行处罚时难以选择该适用的法律，也使公民对执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有损法律的尊严。

（二）法律法规滞后

颁布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两法”以及“三个规定”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云南边境地区出入境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无疑使得部分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已经与现实脱节。与此同时地方性的管理规章是根据地方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修改，但是《出入境管理法》却还是墨守成规，这样一来地方性法规与《出入境管理法》之间出现了相互抵触。《出入境管理法》已经不能很好的指导边境地区出入境管理工作。例如，云南省政府的考虑到当时缅方对边境线的实际控制能力制定《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境外边民入境出境管理规定》，我方实行了双边管理和单边管理的模式，但是，《出入境管理实施细则》的修订以及中缅两国政府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中缅边境管理与合作的协定明确了双边管理的精神，这种与地方实际不相符的协定对边境地区的管理是没有多大意义。

（三）法律形式散乱

我国表面上是在对边境管理这块制定了体系健全的法律制度，但是所制定的法律种类繁杂，内容庞大，不成体系，散见于各种各种法律、补充规定、实施细则、例当中，似乎每一个具体的事项都能找到与之相应的法律，但是实际用的多的还是云南省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文件。

二、现行云南边境地区的管理制度落后

现行云南边境地区的管理主要依据的法律有：第一，《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境外边民出入境管理暂行规定》、第二，《云南省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人员出入境管理规定》、第三，《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中方人员出入境管理暂行规定》。以这些法律为依据实行的管理制度是单边管理和双边管理两种。对于双边管理模式，主要是指中老，中越以及中缅部分地区；中缅边境线大部分是在民族武装的控制下，比较混乱，所以是实行我国单边管理模式。由于不同的管理制度，边民出入所持的证件五花八门，管理十分混乱。

从我国境内的管理角度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管理机构不够完善由于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进入我国境内的境外人员成几何数增长这给我云南边境地区出入境管理部门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由于边境地区条件较差，吸引不来人才，检查站（点）、边防派出所、基层出入境管理部门往往是处于人手紧缺状态；一方面，公安部出台的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进行“8+3”改革，很多县级出入境管理机构被撤并，这给本来就处于人手不够的边境地区基层出入境管理部门更捉襟见肘。

2、部门职权重叠。现行的边境管理实行的是点、线、面结合的管理模式，即“军队管线、边防管点、公安管面”除此之外还有外事、边防、海关、卫检等部门。边境管理部门是多头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很容易造成认识不一，相互夺权，互相推卸责任，不能形成联动机制，工作形不成合理。从公安内部看，出入境管理工作分属多家，公安边防部门管出入境检查，给边民发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管国内公民非公务出国（境）的审批发证和对入境人员的入出境、居留、签证管理等；交警部门管理出入境车辆；刑警管涉外案件侦破；出入境管理一般归在政保部门。这样的职能配备很容易形成权力的交叉，资源的争夺，无法实现工作的最佳状态。

3、管理处罚力度较轻。境外人员的非法越境属于典型的偷越国（ 边） 境犯罪行为，按我国的《刑法》规定，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 边） 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但是云南边境地区对境外三非人员的处理主要是依据云南省政府的“三个规定”来处理，一般都是处罚很轻，要么警告要么罚款，形成了抓了放、放了抓、抓了又放的局面，抓到最后形成以以罚代刑的现象。就算罚款也是10元以上100元以下，其处罚力度明显偏轻，这对进入中国境内的境外三非人员来讲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因为他们随便做啥一个月最少也能挣一千来元。

4、邻国边境管理制度严重落后。中缅边境线一段由于缅甸政府不能很好的管理边境线，中缅双方实行的是两套管理模式，尤其是只由我国单方面管理的这段由于缅甸一边政治格局十分混乱，地方民族武装多如牛毛，除驻有缅政府军、警察局、移民局外，还驻有缅南坎库弄傈僳族自卫队、掸族武装、克钦军、等少数民族武装。这些地方武装时常与政府军发生冲突，我国与缅甸政府签订的双边管理协定不能落到实处，这给我方在出入境证件办理和出入境检查工作带来很大压力。至于中老中越、中老边境虽然实行的是双边管理，但是由于越南。老挝两国的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原因，对边境的管理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给非法入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参考文献】

[1]李琦.吉林中朝边境地区境外边民“三非”问题研究[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2）.

[2]李玉洁.德宏边境地区“三非”外国人现状的思考与对策[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2（5）.

[3]张爱华.中缅边境云南段外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探析――以德宏边境地区为例[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2（5）.

[4]何跃.云南境内的外国流动人口态势与边疆社会问题探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5]罗秉森，莫关耀，杨斌，等.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J].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

[6]罗刚.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人口非法流动法治对策研究[J].河北法学，2011（9）.

[7]孙淦，刘达成.重视跨境民族研究[N].人民日报，2001-11-02（7）.

[8]鲁刚.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9]冯庆夫，李延慧，张辉.边境管理学[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158.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2

一、基本案情

2007年8月初的一天，犯罪嫌疑人舒某因帮朋友程某预订机票，从程某处获得了其户口薄和身份证。同年8月6日犯罪嫌疑人舒某以上述户口薄和身份证，还有自己的照片在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了去香港、澳门的通行证。随后犯罪嫌疑人舒某持冒用的通行证于2007年8月19日至22日期间，分别从广东省中山、拱北口岸先后四次出入境到香港、澳门旅游。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舒某的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下简称《出入境管理法》）第6章附则中第17条“中国公民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制订。”以及《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第26条“持用伪造、涂改等无效的或者冒用他人的前往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港澳同胞回乡证、入出境通行证的，除可以没收证件外，并视情节轻重，处以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以下简称《暂行管理办法》第26条）的规定，舒某的行为按行政处罚处理即可，不以犯罪论处。

 

第二种观点：舒某的行为构成偷越边境罪。理由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港澳地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规定的边境范畴，舒某冒用他人名义办理通行证4次出入边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偷越国（边）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322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二）偷越国（边）境三次以上的”的规定，其行为完全符合偷越边境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该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舒某的行为已构成偷越边境罪。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刑法条文的逻辑性来看，刑法中关于偷越国（边）境罪的表述按照逻辑结构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有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存在。本案中，舒某持他人身份证、户口薄并使用自己照片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先后四次偷越港澳地区，不论是按照《出入境管理法》、《暂行管理办法》（特别是第26条），还是其他一些涉及到出入境管理制度的单行法律的规定，这种行为都是被明文禁止的。毫无疑问，舒某的行为符合该逻辑结构第一部分的要求；其次，要构成犯罪，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还必须到达“情节严重”的程度，按照解释的规定，偷越次数达3次以上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情节严重”，因此舒某的行为也符合这一条件；最后，刑法第322条没有规定但书或是特别限定，这是一层隐含的内容，因为纵观刑法条文，针对特定情形规定了特殊法条的也很常见，比如刑法第357七条，就对毒品的范围进行了划分；刑法第367条，就专门对淫秽物品作了明确定义，同时还对某一类或某几类物品进行了排除。而偷越国（边）境罪条款中并没有将偷越港澳地区的行为单列出来予以规定，因此，按照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舒某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第二，从立法权限角度来看，第一种观点所依据的《暂行管理办法》是公安部于1986年12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的一个部门规章，其中第26条的表述，在逻辑上已对某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甚至应该如何处理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中“犯罪和刑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的内容，诚然，立法法的颁布晚于暂行管理办法，表面上看，不应受立法法约束。但笔者发现，为了不使定罪和量刑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暴行的工具，从本质上来说，刑法和刑罚应该公开、及时，而且必须由法律规定。这样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各国立法先驱在制定本国基本法律时不约而同遵守的一条普遍公理，这可以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立法进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虽然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受政治气候以及立法技术影响制定并颁布了一些已经生效的规范性文件，但随着法制进程的加快，在更为完备和先进的法律制定并生效以后，司法人员应该自觉适用新的法律，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综上，笔者认为暂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冒用他人名义偷越港澳地区只作行政处罚处理的条款已经不符合立法法中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虽然尚未失效，但作为负责刑事案件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应该对舒某的行为大胆地适用偷越边境罪的条款，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

 

第三，从法律适用角度来看，刑法的效力远高于部门规章。按照国际以及我国法学界的通说，不同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不同的效力位置和等级，以此可以分为上位法、下位法和同位法。上位法是指相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法的位阶中处于较高效力位置和等级的那些规范性文件，按理逐次递减。我国立法法根据法的效力原理详细规定了属于不同位阶的上位法与下位法和属于同一位阶的同位法之间的效力关系。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作为国家法律体系重要基石的的刑法相对于暂行管理办法而言，明显属于效力高的上位法。因此，如果两部法律就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规定出现矛盾时，应当优先适用刑法中的规定，刑法明确指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暂行管理办法置刑法条文于不顾，依据在刑法面前同样属于下位法的出入境管理法明确规定涉及到是否犯罪及刑罚的条款，本身就是不合理也是违反立法权限的。因此，即使以前刑法与暂行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出现矛盾，导致司法人员出现适用法律不规范、不统一的情形，但在立法法这部针对法律之间效力大小的专门法律出台以后，司法人员就应该站在“规范司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高度，坚定不移的在案件办理中不再引用暂行管理办法相关条款，认定舒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第四，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办理来看，各地公检法机关在面对类似本案中舒某的行为时也多以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处理。经笔者查询，比较典型的案例有2006年佛山市禅城区法院以偷越边境罪对借用他人身份证、户口薄办理港澳通行证后78次出入香港、澳门地区的欧某作出有罪判决；2011年12月，浙江海盐县公安局以涉嫌偷越边境罪对偷用妹夫身份证办理港澳通行证6次出入澳门地区的周某立案侦查；市内的案例有2010年巫山县人民法院以偷越国（边）境罪对冒用他人信息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后120次出入澳门、香港及泰国的小芬（化名）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因此，笔者认为，尽管我国不是英美法系国家，没有依据判例来适用法律的传统，但是由于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定，既然在司法实务界已经对类似案件的定性大致达成构成犯罪的共识，如果在最高国家机关没有颁布相应法律或是立法、司法解释来对本案中类似行为明确排除在犯罪以外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在司法层面上不宜贸然加以更改，以免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3

近年来，对我国境内存在的大量中越跨国婚姻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这些成果，主要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通过个案访谈、实证研究等方法，对中越跨国婚姻的现状、产生原因及其流变问题的解决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尤其偏重和关注跨国婚姻中妇女和儿童的生活现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有个别学者运用了我国法学的一些理论和知识对此类问题进行了面上的探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上述研究要么偏重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单学科研究，跨学科的研究不够。二是从法社会学角度来说，此类成果研究的结论仍有待商榷。本文所探讨的中越跨国婚姻是指越南妇女入境与中国男子结婚，并且没有按我国法律履行结婚登记手续的婚姻。对于此类婚姻，其性质究竟是是违法婚姻、事实婚姻还是同居关系?它产生的原因何在?该不该一律不加区分地保护和确认此类婚姻的法律效力?应如何通过规制好它?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一、一种存在的事实———中越跨国婚姻

广西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与邻国越南有着较长的陆地边境线，约1000多公里。20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随着广西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快速发展，山水相依的两国边民交往更加密切，在中国边境地区原有基础上又产生了大量的跨国事实婚姻。据有关调查，广西凭祥市边民与毗邻的越南边民存在不办理结婚登记就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有1434对，共生育子女2190人;自1980年至2006年6月底，与越南山水相连、边界线长达184公里的龙州县，非法入境通婚的越南妇女人数达1154人，在中国成婚以后，生育子女共1441人。另据笔者2008级法学本科班学生徐顺海等同学于2010年8月到广西宁明县爱店镇丈鸡、岑么屯实地调研，他们统计发现在上述两屯定居的瑶族人群共55户人家，234人。而这两个屯目前存在跨国婚姻数量的情况是:丈鸡屯总户数31户，跨国婚姻家庭为25户，占丈鸡屯总户数的80.65﹪;而岑么屯总户数是24户，跨国婚姻家庭为14户，占本屯总户数的50.83﹪。应该说上述数据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中越边境存在大量跨国婚姻的事实。但严格来说，现在广西境内的跨国婚姻确切数据应该远远不止这些。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们当前可能难以获得100%的准确数据。但上述实地调研的资料足已证明:中越边境的中方境内存在大量的跨国婚姻，它并没有随着学界关注度的提高而消失，而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着。

二、中越跨国婚姻的性质———是非法婚姻还是事实婚姻对于中越边境，中方境内存在的大量的跨国婚姻，究竟如何给它定性?是一律认定其为非法婚姻还是认定为事实婚姻?对于此问题，大量的官方人士，通常认为此类婚姻为非法婚姻。因为此类跨国婚姻中的一方(通常是女方)属于没有正当手续，非法入境的“三非”人士。他们没有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而此类婚姻就是非法的。笔者认为，此类婚姻不能一律否定其婚姻的有效性，可有条件地承认其为事实婚姻。因为一个婚姻的成立与否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婚姻的有效与否则是一个法律价值判断问题。中越跨国婚姻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不可否认。其中有些婚姻是符合我国事实婚姻的情形，因而应为有效婚姻。对于事实婚姻问题，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都将结婚登记作为婚姻缔结的唯一法定要件，从未明确规定事实婚姻问题。它只在我国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出现。比如最早出现事实婚姻的含义界定，是在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现已失效)，该意见中首次对事实婚姻作了解释。其中规定:事实婚姻是指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学术界后来在讨论此问题时，进一步把它科学化、规范化。学界通常理解事实婚姻为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而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亦认为其是夫妻关系的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例，通常也是根据上述学理解释来认定它。判断一个婚姻是否为事实婚姻，主要依据要件有四:一是当事人双方都是无配偶并达成结婚的一致意思表示;二是对外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是周边群众也公认他们是夫妻关系。四、符合结婚法上规定公民结婚的实质条件，只是欠缺法定的结婚形式要件。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婚姻处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

(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上述解释也就意味着，我国从1994年2月1日起不再认可事实婚姻。法律认不认可一个婚姻是法律的价值判断，但实践中人人往往会因各种缘由不想或不能按法律的规定去实施自己的民事行为。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大量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法律不认可其效力，不等于这样的婚姻不存在，它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必须正面看待和应对它，婚姻的成立还涉及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因此，如何应对和处理此类问题，从而达到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直是困扰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难题。据此，笔者认为，以上中越跨国婚姻应属于事实婚姻。

三、中越跨国事实婚姻大量存在的原因

综观中越边境中方境内所存在的大量跨国事实婚姻，究其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法律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主要从法社会学角度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两国边境线长，无法完全阻止两国边民的交流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就较为频繁，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清实录》记载:“署两广总督策楞奏称:粤西南境，地接交夷，土苗错处，各边封禁隘口，时有夷匪、汉奸潜出窜入，屡经设法查禁，而奸民出入如故，盖因商民出口贸易，并佣工觅食，俱乐隘口出入近便，又多娶有番妇，留恋往来，是以偷度不能禁止。”①当代为规范管理，维护我国边境的安全。我国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对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结婚的外籍人员，一经发现都要遣送回其本国。按照这个原则，我国边境地区的公安部门多次对这些越南妇女采取遣返措施。但由于中越两国边界线较长，约1000多公里，两国村与村之间相距较近，民间小道又比较多，上午遣送非法入境的妇女回到越南，晚上她们又会回到中国家庭。法律难以对这些边民产生最佳实施效果，他们就是这样游走于法律之外。因而，这类跨国事实婚姻的就这样大量存在了。

(二)民间传统习俗影响较为深刻中越两国陆地边境主要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有着相同的习俗、语言和生活习惯。自古以来这些民族同胞就有通婚的习俗，并不因为一条人为的国界而阻隔他们之间的互通往来。据调研资料显示，大部分的边境家庭都有跨国亲戚关系。而且由于边境地区远离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国家控制力相对较弱的地方，因而，国家法律的实施在这些地方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自古以来，边境居民通婚就没有完全按国家法律来履行，祖祖辈辈们实行的婚姻模式给后辈带来一定的示范作用。再有，受当地民族习俗习惯的影响。如宁明爱店当地瑶族仍实行族内婚制，即将适婚者的婚姻对象严格限制在同一族群中，只允许瑶族内部人员通婚，而反对与外族成员通婚。在笔者学生调研的宁明爱店村，只有丈鸡屯、岑么屯和禄旭屯的居民是瑶族同胞聚居的村屯，总人口在三百人左右，其中焦姓人家6户，黄姓1户，其他为赵姓人家，因为这里的瑶族不仅实行族内婚，而且同姓不能通婚，这意味着占人口比例多数的赵姓家族在婚姻对象选择上，存在严重困难。①这样他们不得不考虑跨国婚姻。同时，调查中还发现，当一个家族中有一对跨国婚姻的夫妇，其家族的其他成员中也同时存在这样的跨国婚姻。正是由于存续多年的跨国婚姻及各种远近亲属的存在与交往，一代又一代的适婚青年选择跨国婚姻，有时看起来似乎本身即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三)法律不能提供便利，涉外结婚法律成本高根据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因此，中越跨国婚姻，在我国要能取得合法化，应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来办理。我国关于涉外婚姻登记的相关法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995年2月17日民政部的《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边民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国边境县(市、区)民政部门。”第六条规定:“边民申请结婚登记，毗邻国边民必须持有下列证件和证明:(1)本国护照或代替护照使用的经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的边境地区出入境证件;(2)本国有效居民身份证件;(3)本国边境县(市、区)政府机关出具的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4)中国边境县(市、区)指定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民政部2003年10月生效的《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关。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办理结婚登记的外国人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二)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该国驻华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或者所在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另外，即使办理了一个合法的婚姻手续，越方边民还不能长期定居中国。因为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并且“遵守中国法律，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可以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由上可见，对于中越涉外婚姻要能在我国合法化、稳定化，必须按上述有关法律执行。而上述法律法规对于一个边境村民来说，成本是比较高，手续也比较繁杂，周期也较长，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边民按法律去履行结婚登记的意愿。面对中越边境存在的大量跨国事实婚姻，社会上有几种看法:一是维持现状，不管它，顺其自然就行了;二是不承认此类婚姻，我国有关部门要主动干预，严格依法办事，把这些非法入境的越南妇女驱除出境;三是国家应不加区分地承认此类婚姻的合法性。笔者认为上述看法都有偏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管是维持现状、听之任之，还是严格依现行法律把非法入境的妇女驱除出境，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一是中方边民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受影响，从而影响到我国边境的稳定;二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三是影响到我国法律的权威、易造成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运用法律手段进一步规范此类婚姻，并有条件地承认现有的跨国事实婚姻。

四、解决中越跨国事实婚姻的建议

在众多的社会控制方式中，法律具有正义性、稳定性、明确性等特点，法律自身包含的正义、自由、秩序、等价值，使得人们最终选择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制定法律，是为了让法律能够起到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关系的作用;为了让法律成为维护一定秩序和保护人与社会利益的社会规范。一个法治社会，应像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定义那样“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所以说，人们要遵守法律，首先就要看这个法律本身是否是良法，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的实际。如果一部法律与当地社会实际相差很远，必定会出现人们规避或对抗法律的情形，法律将会形同虚设，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如前所述，中越边境中方境内存在大量跨国婚姻，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应重视此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而不是回避或强行驱除这些妇女出境。事实证明这样做，只会有害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变通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这类跨国婚姻有效的治理。具体做法:

(一)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力量对此问题展开充分而全面的调研当前对中越跨国婚姻的研究和探讨，主要来源于学术界单方的声音。学者们从自己专业视角切入，通过田野调查或个案分析等方法，研究提示了一个个真实的跨国婚姻家庭状况，社会公众才得以了解中越跨国婚姻这样特殊的家庭。但这种研究都是局部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份全面的来自官方的材料。因此，当前跨国婚姻到底有多少?这些婚姻是不是都没获得我国法律的认可?如周建新教授研究发现，中国边境地区各级政府曾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尽可能照顾到跨国民族婚姻的历史传统，对不同时期入境的妇女及其所生子女，有区别地解决了部分人员的国籍和户口问题。但对近五年入境的妇女实行严格控制和遣返政策。有些地区采取的政策是:1.1978年以前入境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贯，给予补办婚姻登记手续和户口登记手续;2.1979年以后入境的，通过外交行径与越南政府协商，应准许他们到越南办理边境出入证件，证件齐全后由民政局补办结婚证，公安局办理户口登记;3.如无法取得越南证明和证件的人员，居住满5年以上的，民政局给予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户口管理部门给予落户4、居住不满5年的视为流动人口，严格管理，原则上做好工作，遗送回原籍。只有充分调研此类跨国婚姻问题，才能更好地做出全面细致的解决对策。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4

一、完善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制度的必要性

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是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首要环节和基础，完善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制度，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定位边防检查机关的职责，有利于规范边防检查行政执法行为，有利于保障和监督边检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

(一)完善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制度是边防检查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行政许可设定是一种创设行政权的立法活动，设定权规范与否，设定制度是否科学合理，将影响到行政许可的依法实施。有的机关从部门或者地方利益出发，滥施行政许可，违背依法行政的本质要求。如何充分发挥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调控功能和维护安全的功能，如何保持边检机关行政执法活动所需要的灵活性，必须首先完善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制度，从源头上保障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二)完善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制度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必要前提行政许可设定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方式之一，是以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某方面的自由和权利为前提的。边防检查行政许可一经设定，出入境边防检查行政相对人在涉边检领域的自由活动将会被普遍禁止，只有边防检查机关才享有对本领域内相关出入境活动解除禁止的特权。如果对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置得当，可以达到促进对外交往、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反之，如果对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置不当，既可能对边防检查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也可能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严密监管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权，既可以控制边检机关行政许可权的恣意扩张，又可以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制度是解决当前边防检查行政许可领域存在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当前，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瑕疵。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和边防检查中央事权的属性，设定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依据只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但在实践中，一些部门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成为了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的依据。因此，需要不断优化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制度，增强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

二、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应遵循的原则

对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进行规范，使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有章可循，必须明确设定原则。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应当遵循的原则，某些是属于与其他行政机关所共有的设定原则，某些则是属于边防检查行政许可领域内所特有的设定原则。

（一）科学设定原则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是有权机关对出入境秩序的设计和调整，《行政许可法》要求设定行政许可必须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必须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实际上是对科学设定原则的肯定。对于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范围、条件和标准、程序等事项的规定,应当根据“控制危险”和“市场机制优先”两个原则,对边防检查每项行政许可的必要性进行认真调研。

（二）秩序保障原则行政许可设定是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有效利用资源和促进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在出入境边防检查领域设定行政许可是维护良好的出入境秩序、保障快速通关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边防检查行政许可对各种证照颁发条件的设置都是为了防止不合格的主体、不合格的行为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场合出现。例如登陆证即是对外国人的临时入境做出限制的许可，它对外国人的临时入境行为进行了规范和管控，也对港口口岸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比例原则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既要保证边检机关对特定行业、人员活动的监管，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又不能过度干涉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必须兼顾边防检查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和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两方面的要求，在决定是否设定行政许可、设定何种许可时应当选择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不得以过度损害相对人权益的方式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四）对等原则对等原则是外国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或主管机关采取了限制或减损个别国家公民正当入出境权益的不平等措施，内国有权对相应的外国人采取相同或相似的措施。对等原则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平等原则。边防检查工作具有涉外性，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申请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为了保护我国公民在国外的正当权益，维护我国国家尊严，在对外国人的设立行政许可事项时，应考虑到对等原则。

三、合理调整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的事项

如何合理确定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事关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初衷的实现。如果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过窄，则不利于国家对出入境秩序的有效管控，难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如果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过宽，则会限制出入境活动主体的自由，难以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正常的对外交流的积极性。

（一）现存的边防检查行政许可事项根据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的决定等有关规定，边防检查行政许可主要有以下六类：第一，外国人过境离开机场停留许可。第二，船员及其随行家属登陆住宿许可。第三，枪支（弹药）出入境携运许可。第四，登外轮许可。第五，搭靠外轮许可。第六，临时入境许可。

（二）需依法设立的边防检查行政许可事项结合边防检查的工作实践，部分边防检查行政许可尽管也缺少法律依据，但却现实地存在着，而且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1．口岸限定区域准入许可所谓口岸限定区域,是指为了满足出入境边防检查工作的需要，边检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经商议相关口岸管理运营部门，在国家开放口岸所划定的一定区域,它是边检机关对口岸实施管理、维护出入境秩序的主要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草案现已公布,边检机关对口岸限定区域进行管理的法律渊源即将从行政法规上升至法律。边检机关对口岸限定区域的准入许可进行审批与发放，当然说明其属于行政机关；而边防检查行政相对人从事特定的口岸出入境活动、进出口岸限定区域则是需申请批准的行为。发放口岸限定区域准入许可证件，是一种具体的外部行政行为，符合《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行政许可的要件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颁布实施以后，国务院可先以决定的形式设定口岸限定区域准入许可，待立法时机成熟时，再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设定口岸限定区域准入许可。

2．外轮资格许可《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三）项规定了“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外轮是服务口岸通关和对外交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行业本身具有涉外性、专业性和特殊性，其特殊的资质需要由边防检查站来认可。同时，外轮是联系外籍船舶和边防检查机关的纽带，其沟通协调作用发挥的好与坏，对港口口岸边防检查工作的有效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轮单位和人员从事边防检查相关手续申办工作设立许可，规范外轮的行业标准，加强对外轮单位和人员的管控，有利于提高行业服务水平，维护正常的港口口岸出入境秩序，服务经济发展。

四、建立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程序的控制机制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程序进行了重点关注，并对行政许可设定的程序进行了规定。对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设定程序予以规制，有利于保证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一）建立听证会、论证会制度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和地方行政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有关起草机关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果在设定边防检查行政许可时，通过召开听证会、论证会，或者通过在互联网、媒体上“开门纳谏”，使广大行政相对人的意愿能够充分反映上来。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的合理性论证，提高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设定的科学性。

（二）建立说明理由制度建立说明理由制度，符合行政程序法律的要求。在设定边防检查行政许可时，由起草单位公开向社会上的广大群众特别是行政相对人说明设定某项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适法性和必要性，收集社会舆论的反馈意见，特别是应当尊重边检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诉求。设定边检行政许可的理由只有经过充分说明，才能赢得相对人的支持，为边检机关顺利实施行政许可开辟道路。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5

口岸限定区域，是指根据出入境边防检查、监护、管理等工作的需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在出入境口岸划定的一定区域，是边检机关实施出入境管理的主要场所。当今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新形势对国门一线负责维护国家安全与的边检机关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以往的监管模式，不断研究和探讨新形势下加强口岸限定区域管理工作的新思路，确保通关顺畅和口岸安全稳定。本文结合常州口岸现状，分析当前口岸区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形势下加强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的方法。

当前口岸限定区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常州边检站积极适应口岸管控信息化形势需要，充分发挥三级综合指挥平台能效，全面实施“卡口监护、巡查巡视、闭路监控、警企联动”四位一体的口岸管控模式。这样的勤务模式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便利了交通运输工具及其员工的入出境，提高了该站的用警效率。由于勤务模式启用时间较短，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区域认识不清，制约管理深度

在日常的口岸管理中，我们发现一些人员常常无视边检提醒标示通过港区大门进入口岸限定区域，通过盘查了解到大多数人员对口岸限定区域的概念不是很清楚，仅仅认为登上外轮以后才算进入口岸限定区域。通常这样的情况，我们执勤官兵主要以教育为主，帮助他们理清口岸限定区域概念，强化法律意识。但是，有些抱有不法企图的人员，蒙混在人群中，容易使执勤人员的判断发生失误，这给我们的检查和管理带来了混乱和隐患。

2、管理职能交叉，制约执法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进入口岸的限定区域或者进入后不服从管理，扰乱口岸管理秩序的，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目前，边检、海关、检验检疫、海事等口岸查验单位各自依照职责和法规，对口岸限定区域及出入境人员、交通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等进行查验、监督和管理，客观上造成了各自为阵、业务交叉、职责不清、管理环节多、手续复杂的问题，边检站对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的主体地位不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通关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3、卡口管理疏松，制约管理力度

目前，常州通用码头、录安洲码头以及建滔石化码头都已划分了边检口岸限定区域，并在港区显著位置设置口岸限定区域相关提醒标示。但由于边检编制滞后，现在口岸限定区域的进出人员和车辆大多是由码头公司的保卫部门在码头入口负责管理的，由于码头的门卫不直接受边检机关管理，没有隶属关系，这就致使边检机关对保卫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不能直接有效地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管理不力的漏洞。

4、处罚力度不足，削弱威慑目的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于1995年9月1日开始施行，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的处罚额度明显过低，对在口岸限定区域内违规或违反登轮规定的处罚金额基本在500元幅度内，一般情况下只有50元，按照目前常州市的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水平，违规成本过低，处罚力度明显不足，教育作用不大。对于一些无证登轮人员，对他们处以五百元以下的处罚，相对于他们无证登轮后所能得到的价值回报，根本无法起到处罚与警示的作用。

问题的解决对策

加强口岸限定区域管理工作，进一步盘活口岸管理局面，对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出入境环境有着重要意义。针对以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要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强化对限定区域的管理。对此，经过认真观察考虑，本文提出以下几个策略：

1、加强宣传深度，提高人员“主人翁”意识

一方面，加大“硬性”公示宣传工作，在码头入口处设置警务公开栏、公告牌等一系列公示、告知设施，告知进入限定区域的资格，以及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使一些“不知道是限定区域”或者“不知道外轮不可上”的借口不能成立。另一方面作好“软性”宣传教育，必要时可对经常有员工进出口岸限定区域的公司单位进行集中教育宣传，让员工自觉守法的同时更好的配合边检工作，及时将可疑情况向边检机关报告。同时还要加强社会宣传工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加强社会层面上边检法律法规和口岸管理规定的宣传力度，进一步赢得群众对边检工作的配合、理解和支持。

2、创新管理模式，筑牢口岸安全屏障

在当前警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设想可采取聘用口岸限定区域协管员作为卡口保卫人员的方法，协助开展口岸限定区域周边警戒及通道管理工作，以更好地配合监护和巡查处警工作。由边检站对协管员进行任免和直接监督，统一管理和分工，保卫人员脱离了厂方和港务公司的编制，有利于他们专职于边检工作，严格执法，提高防范和打击查处非法出入境活动的能力。

3、加强处罚力度，确保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在明确执法依据，规范执法程序，统一违规认定和处罚标准的前提下，必须加大违章处罚力度。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送审稿)》大幅度提高了处罚金额, 并且引入了罚款与拘留并处的规定,该法对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特别是边检执法主体地位、区域划定、地方口岸管理部门的配合等问题有了更明确、清晰的要求。同时，对违反边检法律者给予行政处罚，更应强调教育，提高边检法制观念，使广大公民自觉地遵守、维护边检法律，从而使口岸限定区域形成一种人人守法，互相监督，和谐而又安全稳定的良好氛围。

4、寻找管理与服务平衡点，树立边检新形象

要把口岸限定区域管理与提高服务水平以及“大通关”、“模范码头” 建设紧密结合，不断提高管控、通关效率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执法地位和窗口形象。一是要善于归纳总结、宣传推广加强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的成功做法和取得成效，让地方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到加强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的必要性；二是要善于把握通关效率和通关秩序这两个方面的重点，在汇报争取支持和加强口岸限定区域边检勤务时，找准结合点，紧密结合“大通关”、“模范码头”建设来做文章，体现作为；三是要充分发挥部队管理严格、纪律严明、行动迅速的优势，在口岸处突、防暴、通关、服务等各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体现优势，彰显作为，赢得地位。

总结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涉外警务法；立法现状；展望

一、涉外警务法的概念

涉外警务法是调整国家警务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涉外警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涉外警务法规定国家警察机关行使涉外行政刑事职能的组织、权限和基本原则；规定国家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实施法律法规的内容、范围、程序和工作制度；规定国家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在进行涉外管理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不服国家警察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或依照刑事诉讼法行使的辅助刑事司法行为，有权提出申诉，要求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并提请国家赔偿。广义上的涉外警务法其管理权限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例如：国籍管理、户籍管理、身份证管理、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管理、公共安全及社会秩序管理、交通安全管理、消防安全管理，还有涉及国际刑事活动中的侦查、讯问、取证、引渡、互相承认和送达司法文书和涉外罪犯的拘留和监禁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制度等等。涉外警务法如从广义的角度去考察理解，除了户籍管理和身份证管理制度外，几乎所有的警务活动都可能与涉外警务活动有关，例如：交通安全管理的规定，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应该遵守。交通警察无论对什么人只要违反交通规则，都可以对之进行管理和处罚。同时，从狭义的角度上理解，涉外警务法是专门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出入境的中国人或外国人的警务管理。由于目前我国狭义上的警务管理角度太窄，涉及面不宽，思维仍局限于此前提及的国籍、出入境管理和边防检查和少数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活动等这几项职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本文拟就广义上的警务活动对涉外警务法作粗浅的探讨。

二、涉外警务法的特征

涉外警务法除了具有国家创制性、特殊规范性、普遍适用性及国家强制性等基本法律所具有的特征之外，有其自身的特征，表现在：

1、涉外警务法没有统一的法典，其法律规范散见于宪法、法律和为数众多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指示、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以及中国参加或批准加入、缔结的国际条约中。

2、涉外警务法内容庞杂、范围广泛，几乎涉及到警务活动、国家警察职能及管理权限的各个领域。包括警察行政职能活动、警察刑事职能活动及警务司法行政职能活动（比如对外籍犯的管理，涉外狱政工作、在押犯与国外通信和接受国外汇款等内容）

3、涉外警务不同与国内公安职能活动的最显著的特点是这些事务的涉外性。它往往涉及中国与有关外国的关系，具有国际社会关系的性质，有些则属于国际事务，由此决定了涉外警务管理活动不仅仅限于国家警察部门，外交和外事机关也承担着某些涉外警务管理的职能，如：根据我国有关出入境管理的法律规定，外交部和外交部授权的地方外事部门以及中国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和外交部授权的其他驻外机关和国家公安部和公安部授权的地方公安机关，均是出入境的管理机关。这些机关的职能主要是负责出入境的证件管理。

4、涉外警务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基本原则、管辖等内容带有国际通行的做法和规则，是社会关系国际化的产物，体现了涉外警务管理在国际范围内的趋同化。目前，各国在涉外警务管理方面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机制，虽然由于各国的国情、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正在加速相互融合贯通。相关制度具有了国际统一的趋势，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相关国际公约不久将有望出现。

有人质疑：涉外警务法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地位？这个问题在现实中会找到正确的答案，现在的问题是首先把涉外警务法从我国法律体系中找出来加以研究，发现这门学科的规律或探讨其出现的法律现象。涉外警务法律的渊源即涉外警务发的外在表现形式。目前我国由于涉外警务法律没有一个统一的成文化法典，因此涉外警务法散布于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当中，加上为数不多的几部单行法律法规，除了国内法律法规以外，也涉及到相关国际条约等国际法律渊源。就目前国内法立法来看，涉外警务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1、宪法。宪法是涉外警务法的重要渊源。我国宪法所包含的涉外警务法律规范主要有如下内容：（1）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规范；（2）关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组织和职权的规范，如：制定行政法规、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或协定以及管理华侨事务等等；（3）外商投资的规范；（4）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的规范；（5）对政治避难的外国人，给予庇护的规范和关于、人身安全与财产保证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职能的规范。由于宪法具有根本大法的性质和地位，宪法中的涉外警务法律规范大都是原则规定，需要通过其他法律、法规具体化。

2、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都是涉外警务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等等，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若干规范性法律文件，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取缔组织、防范和惩治活动的决定》、和《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等等，也含有一定数量的涉外警务行为规范。

3、行政法规。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是涉外警务法的主要渊源之一。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等等，这些行政法规确认和调整了广泛的涉外警务关系。

4、行政规章。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规章和国务院各直属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也是涉外警务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例如，公安部外交部于1986年12月2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1986年12月26日公安部外交部和交通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1981年公安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公安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的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也专门对涉外案件的处理作了一些规定。

5、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体运用法律的问题的解释是涉外警务法的渊源之一。例如，1991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1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侦查羁押期限从何时起算问题的联合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有关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等。

6、国际条约。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除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也是涉外警务法的重要的表现形式。国际条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以及其他在国际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实体之间确立、变更或解除相互之间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各国相互交往的方方面面，比如反走私、禁毒、反偷渡、反劫机、制止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行为、维护国际邮政秩序以及国际刑事管辖、引渡等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相继签订和加入许多国际条约和双边多边协定。涉及到警务方面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作为涉外警务法律的渊源，具有较国内立法优先适用的特点。目前主要表现为刑事法律文件，它是指国际公约中旨在制裁国际犯罪、维护各国共同利益的各种刑事法规范，包括刑法适用范围中的空间效力问题、即国内刑法中与国际相关的内容，以及各国为避免刑事管辖权的冲突而缔结的国际公约，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也包括刑事程序法规范。比如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规定，是刑事诉讼法国际化的反映。国际条约或双边多边协定中有关刑事立法的内容是世界各国同国际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世界各国在处理涉及国际违法犯罪的刑事案件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而为了使这样的行为准则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共同遵守，它就必须是世界各国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必须表现为通过国际造法程序签订的、各国承诺信守的国际条约或协定。

展望未来我国涉外警务立法，本人认为：首先，应当对涉外警务法的基本问题和法律制度的内容加强理论研究。其次，在丰富的实践中发展和完善涉外警务法的理论。再次，在适当的时候，就涉外警务法的具体内容在公安部部门规章或地方立法中得到体现和实施。等到理论和实践成熟之际，再用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涉外警务法进行提升和加强。在这里，本人就涉外警务法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拙见，意在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警察法论纲》，法律出版社。

［2］《公安行政诉讼解析、判例、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3］《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意］杜里奥.帕多瓦尼著，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

［4］《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张智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9年出版。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中越边境 跨国婚姻 少数民族 和谐稳定 女性

中越两国有绵延2449公里的陆地边界，按我国己划分的民族身份来看，有苗、瑶、汉、壮、傣、彝、京、回、布依、哈尼、拉枯、讫佬等12个民族跨国境而居。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瑶山乡是国境而居的典型代表之一，这里长期留有中越非法跨国婚姻现象。非法跨国婚姻，不仅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法律在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权威，而且损害了跨国婚姻主体利益，还影响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稳定。

一、中越边境非法跨国婚姻滋生点基本情况

河口瑶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隶属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管辖，是云南省少数民族瑶族的主要聚居地。瑶山乡位于河口县北部，距县城67公里。北依屏边苗族自治县，西接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南隔红河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街省相邻，国境线长10公里，国土总面积256.03平方公里。截至2016年，全乡有5个村委会，49个自然村，5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1554人，境内长期居住着瑶、苗、壮、汉等9个民族，其中瑶族占总人口的85%，苗族占总人口的14%，其他民族占1%。

瑶山乡是云南省100个边境民族贫困乡之一，属民族“直过区”，是集边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四位一体的民族聚居乡，当地群众思想观念落后、法律意识淡薄，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于国内，但又比越南相对优越，加之边境地区民族文化相同或相似，民间来往频繁等客观事实，为边境非法跨国婚姻的滋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中越边境非法跨国婚姻形成的原因

（一）中越边境社会历史变迁形成界定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婚姻的产生有三次变迁，一是因为某个历史时期中越之间边界划定的变动，把婚姻双方原本意义上的家庭分隔在不同的各界内，为此，出现被动的“跨国婚姻”。二是在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期间，边境老百姓为了逃难而到中国或越南亲朋好友家，战争结束后未及时反家，久而久之在中国或越南产生了家庭，形成家庭后又到中国或留在中国，但又无法取得中国公民的合法身份，故而产生“跨国婚姻”。三是在1885年《中法越南条约》的签订，中越宗藩关系终结，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确立，跨界婚姻的往来转变性质而成为“跨国婚姻”。

（二）中越边境男女比例失调形成互补

在客观上，我国存在一定的男女比例失调现象。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瑶山乡男女比例失调高达158：100。这造成男性婚配拥挤现象，而越南在经历长期战争后，国内男性青壮年人口大量损失，致使男女人口比例出现另一种严重失调，即女多男少，女多男少的现状恰好能够填补边境一线的需求。为此，当地百姓话语中的“讨越南媳”、“讨越南妹”、“讨越南婆”等伴带歧视性的“跨国婚姻”应运而生。

（三）中越边境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互通

中越边境少数民族历史习俗的传承，民族文化同源，相互地域相连，民族语言互通，民族文化相同或相似，民间交流频繁，往来历史悠久，以及较强的民族认同感，促使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绵延不断。2015年，河口县共有跨国婚姻638例，其中635例为越南妇女嫁入中国河口，嫁入他国3例。跨国婚姻中办理结婚登记证的仅有110例，占跨国婚姻总数的17.2%，未办理结婚登记证的有525例，占跨国婚姻总数82.2%。

（四）中越边境民间贸易往来形成互利

由于中越两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民族关系等因素，为两国经济贸易互市、边境来往、民间交流和出入境务工等活动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而双边贸易往来在相互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两国人民建立良好的人脉关系奠定了基础，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存在的社会问题

（一）越南妇女身份认同的困境

越南妇女嫁入中国，她们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不陌生，同时对自己加入家庭所属的族群文化也不陌生。生活中，她们与当地居民语言、习俗相通，与当地“媳妇”相差无几，因此，她们在族群文化适应方而并没有障碍。可是，当她们成为中国男子的妻子和中国孩子的母亲后，由于现代国家社会的法律制度，以及基于国家认同而产生的社会排斥力量的存在，使得她们在自我身份的认同上出现了困境。当这些越南妇女作为越南边民在中越边境进行贸易往来时，她们的身份是合法的；而当她们嫁入中国，身份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了非法婚姻，故而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困惑。

（二）跨国婚姻所生子女的国籍问题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的国籍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随越南妇女“嫁入”中国，而随迁过来的子女，这类子女没有中国国籍，也无法享受“两国”惠民政策；另一类是与中国男性与越南女性“结婚”后所生育的子女，这类子女一般都有中国国籍，但因越方提供不了身份证、户口簿等证件，导致不能持《生育服务证》生育，子女落户难度有一定的难度。这两类子女虽然有所不同，但在有关认同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困惑、疑虑。

（三）随迁子女入学难、就业难

随越南妇女“嫁入”中国而随迁过来的子女无户籍、无身份证等一切属于“无证”，使得通婚子女入学难、难就业，从而大大增加社会安全隐患。通婚适龄所生子女因家庭、社会等种种原因，一定程度上缺乏管教，容易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平安”的建设。

四、中越边境非法跨国婚姻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和谐稳定的影响

（一）挑战中国法律底线，为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机会

虽然边境一线管控力度有所加强，但这并没能完全阻隔“跨国婚姻”的滋生，特别是在节庆或春节，边民更是亲如一家，探望亲戚来去自如。如今，中越边境地区非法跨国婚姻的客观存在，已严重冲击了户籍管理、婚姻登记管理以及计划生育管理等制度，基层政权对她们的管理难以实现，其违法性已公然挑战中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精神，一定程度上影响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稳定。

（二）干扰正常社会秩序，给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带来阻力

跨国婚姻中，“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往往都是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干扰正常社会秩序，加之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和法律意识缺乏，给予子女的教育有所缺失，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役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社会变迁速度急剧加快，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跨国婚姻”也必将成为社会变迁进程中必然面临的课题。

（三）公民合法权益难以维护，致使家庭幸福指数一度低迷

“身份模糊”使得越南女性在中国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越南女性去留自如、中国男性取舍自便，“婚姻”既是违法、更是一场买卖，庭暴力普遍存在，“婚姻”质量不高。双方合法权益受侵害无力、无法维权，强烈的被剥夺感、被排斥感、不公平感、不完整感和无助感使他（她）们成为中越边民中幸福感最低的群体。

（四）“唯利”的个人价值观，干扰边境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受国籍政治力量影响，越南边民价值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多种并存的价值观念相互作用，成为边民价值观中普遍存在的 “无国家”、“无政府”、“个人至上”、“财产至上”等观念，经常有意避开边境关口，通过边境一线的“小道”、“便道”、“渡河”非法出入境，使之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边民经常为偷越国境者或走私不法分子“带路”以换取经济利益。值得深思的是，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将此举视为“好玩游戏”挑战法律的底线和“找钱”的便道途径，倘若长期下去，将干扰中国少数民族青少年边民的国家认同。

五、规范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中越政府间的协商

1949年以前，中越国家对边境社会的管理属放任型，边境跨国婚姻处于自流状态，只受民间习惯法的约束。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发展，边民的国家边界和领土意识不断增强，跨国民族的通婚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及国家关系的影响较大。加强中越政府间的协商，既是维护两国边民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又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进一步规范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妥善处理边境非法跨国婚姻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扎实推动两国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和谐稳定的“稳定器”。

（二）健全跨国婚姻立法进程

边境跨国婚姻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直接关系到边境地区管理施展的效度及范围。当前，我国已颁布一系列国家及地方性的边境管理法律法规和条例，但是仍缺乏整一套完整的《边境边防管理法》，有关边境管理立法的建设整体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以至于出现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无法可依的状况，不适宜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进一步加强国家对边境管理法律体系亟待修改与完善。

（三）大力发展经济，铲除贫困土壤上的“贫上加贫”现象

非法跨国婚姻往往是源于中国男性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边民贫困家庭中，而娶了越南媳妇后，因非法跨境婚姻“落户难”、“身份模糊”，使得越籍女性无法享受中国惠民政策、出门不便，甚至因非法跨国婚姻违法的存在导致中国男性也涉及违法，在某些惠民政策上无从享受。从而，促使贫困土壤滋生“贫上加贫”现象严重。为此，进一步加大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给予政策倾斜，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凝心聚力、创新举措，努力开拓一条符合当地发展特色的新路子，着力深化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新趋势、新特征、新机遇，争取边民早日脱贫致富，是解决边非法境跨国婚姻的根本所在。

（四）普及法律法规，增强边民的政治法律认知度

相当一部分边民长期生活在边境一线的贫困地区，他们的思想陈旧、观念落后，他们认为办不办《结婚登记证》、加不加入中国国籍都无所谓，只要子女能落户、能读书就行，并未能认清非法跨国婚姻对国家安全生产的危害。诚然，跨国婚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边民对相关政治法律意识的欠缺，边民不仅对婚姻关系缺乏法律认识，而且对自身合法权益保障也有所欠缺。

结语

在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和民族关系等因素中，造就了中越边境少数民族地^非法跨国婚姻的形成。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发展，边民的国家边界和领土意识不断增强，跨国婚姻逐步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及国家关系变化的影响，加之，现代国家法律与传统社会习俗在边境地区的“亲密接触”，矛盾冲突变成为制约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健康发展与和谐稳定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单纯依靠宣传和教育已不足以解决边境民族社会出现的问题。为此，切实加大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力度，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有利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吴南.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人口流动的经济和生态因素分析――以麻栗坡县A瑶族村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报，2012.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8

    论文关键词 海岛及周边海域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海洋综合管理 风险预防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岛屿或岛是指四面环水并在涨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我国拥有6536个面积大于500m2的海岛,海岛总面积约80km2。海岛四周被海水包围,成因、形态和价值各不相同,但都与其周边相关海域一起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由于偏重海岛海域的经济开发,而忽视了对海岛海域环境的保护,造成目前海岛海域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局面。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近40年来,与海洋相关的法制建设已得到重视,在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基础上,我国关于海洋的综合立法和单独立法陆续出台。一些海洋、海岛和海域环境保护立法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研究成果逐步为各级立法机关所采纳,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与主要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尤其是在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上仍相对落后。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环境保护立法中出现了一些适应海洋发展需要的新原则和新理论,例如风险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海洋综合管理理论、环境影响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修复原则等。但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对上述原则和理论的借鉴和体现还显不足。我国需要将海岛及其周边海域作为整体,综合考虑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建立立足国情并与世界接轨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一、我国海岛及周边海域的环境问题

    由于海岛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稳定性差、易遭到损害且被认知度不足,一旦受到人为的破坏,就难以或根本不能得到恢复。目前我国海岛及其周边海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有:第一,资源开发无序。很多无居民海岛上存在掠夺式的开采现象,采石、挖沙、挖掘珊瑚礁和贝壳堤、砍伐树木和捕捉岛鸟等,都严重干扰和破坏海岛资源。第二,海岛海域生态失衡严重。由于非法开发及陆源污染物的影响,在华东、华南的海岛周围海域赤潮频发,不顾及海岛的环境容量,超负荷接待游客,加剧了海岛及周边海域污染、干扰海岛生物的繁衍栖息和生存、造成了海岛及周边海域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失衡。第三,监管不力。海岛具有四面环水的自然特点,这也就决定其与大陆之间交通不便,经济交流不畅,国家对海岛进行法制监管存在困难。我国相当一部分海岛仍存在着炸岛、炸礁,修建实体连岛坝和海岛大面积围垦等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

    二、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海岛资源全面开发中,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海洋和海岛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加强了海洋、海岛相关立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于1994制定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我国第一部关于海岛保护与管理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以下简称海岛保护法)于2010年3月1日开始施行,这填补了我国海岛保护法律体系的立法空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一道初步建立起海岛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规范海洋环境保护行为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国海岛及海域环境保护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方面尚未成熟,表现在立法上就会出现一些立法空白,例如,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海岛及周边海域自然矿产资源的勘探,鱼类资源开发及合理捕捞,旅游资源的开发等影响海岛海域环境的问题都亟需法规制度建设。

    三、思考与探究

    在海岛和海洋环境保护领域,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已明显不能满足海岛海域环境保护对立法的需求。在国际层面,一些理念和原则被逐渐引入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因此,应该放眼世界,针对我国海岛海域环境的现状,在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先进的立法原则和技术来改良整个海岛及海洋保护立法体系,以达到国内海岛海域环境立法与国际相关先进立法的无缝对接。

    第一,在我国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中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以弥补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性。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并逐渐发展到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在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获得共识并被采纳,会后发表的《伦敦宣言》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风险预防原则。1992年《里约宣言》中的第十五项原则对风险预防作了最为权威的表达 。1990年以后生效的所有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几乎都就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例如《波罗的海海域环境保护协定》及《联合国跨界与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约》等。随着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及各国立法中逐步被借鉴和采纳,其适用范围也从海洋环境保护领域逐步扩展到环境法的其他领域,并日渐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是近二十几年来国际环境立法中最具创新性,最具影响力,且最重要的新兴概念和原则,现今许多国家在国内海洋环境立法中都引入风险预防原则,例如《比利时海洋保护法》、《加拿大海洋法》、《英国防止石油污染法》及《澳大利亚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等。然而,在我国现行环境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岛保护法中都还没有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但在2002年10月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风险预防原则已有体现,该法规定建立环境预测和评估机制,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国内法学界,尤其是在环境法学研究领域,对风险预防原则不乏探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们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基本内容、基本构成和内在逻辑性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阐述和分析。也有学者提出,未来我国有必要在对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时引入风险预防原则。但我国传统“治理已造成损害的环境污染”的环境价值理念与该原则有所冲突,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出“以法为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基本政策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

    第二,探讨将海洋综合管理理论应用于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之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海域环境保护立法。海洋综合管理是政府对特定海域涉海事务进行管理的高层次形态,20世纪30年代起源于美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指出,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有学者对其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因为海洋难以用一种单一的海洋综合管理系统来管理。我国学者最早于1997年阐述了海洋综合管理的概念、客观基础及其与行业管理的关系。海洋综合管理的“综合”是把海洋区域作为一个资源和使用者的完善系统来管理,是国家通过各级政府对海洋的空间资源环境和权益等进行的全面的统筹协调的管理活动,以在整个国家或地区建立起海洋综合管理的立法框架。此外,对海洋综合管理模式的选择应适合各个国家自身的特点,例如,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海岛管理中存在一些职责交叉、条块分割以及权力和义务混乱的局面,因而我国有必要调整国家海洋管理模式,建立并实行以综合管理为主,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第三,要充分考虑海岛及海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海岛海域环境劣化的现实,开展海岛海域环境修复的立法。我国海岛保护法已提及对遭受建设工程项目破坏的海岛进行修复,但是在海岛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没有涉及海岛及海洋环境生态修复的规定。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应政策提出加强海岛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的同时,应尽早将生态修复作为保护海岛及海洋环境的重点内容进行立法,使得我国海岛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有法律的保障。当然,在海岛海域生态修复的立法过程中,必然面临着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选择何种方式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修复需要跨学科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要保障相关法律有效施行,制定法律法规的目的还是在于并付诸实施。未来的法律要在加大整治和修复力度,推进景观保护,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大海岛监管力度,打击非法活动,促进海岛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配合行政法律规定,明确相应机关的权力和责任,切实推进海岛及其海域生态修复。

    世界离不开中国,海岛海域环境保护是国际责任,割裂中国与世界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的关系无疑是非理性选择。因此,我国在研究制定海岛海域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时,应充分考虑国际公约的各项原则,也要借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海岛及海洋立法的成功先例,以国际的视角,从立法到执法尽可能多的和国际环境法形成协调一致。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9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发展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所确定的治国方略。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是否做到依法行政，其中作为行政权核心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应用则是关键中的关键。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中的一员，边检机关对出入境口岸进行行政管理中同样应该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必须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以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运用。本文作者试着立足边防检查有关法律和实践，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正确运用问题作初步地探讨。

一、出入境边防检查行政自由裁量权涵义及其表现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自行判断行为的条件，自行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力。主要指在具体的范围幅度做出决定的权力。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边检机关在行政管理中拥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如《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等相关的规定。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都进行了规定，但是有些规定并不具体，只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做了一个范围。

二、边检机关行使自由裁量中权目前存在的问题

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符合国家行政管理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改革开放。但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伸缩性，使得在运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就边检机关而言，在运用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可能存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对相同性质、相同情节的行政违法行为，却给予了不同的处罚。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的不当，不正当使用自由裁量权。立法者的意图或目的是各方利益综合、协调和妥协的结果，在法律规则没有严格规定处罚方式、程度的时候，执法者的自由裁量应当以立法目的为指导，从而能够在体现出灵活性的同时，适宜地调节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的关系。然而在实践中，边检机关可能对立法目的产生偏颇，或以其它不适当的目的取代立法目的。

第二，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不正确，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如果成文法律规则并没有授予边检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而边检机关认为被授予了这种权力，并按它的理解进行了自由裁量，这就是错误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另外，在法律明示或暗示边检机关有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除非极特殊的情形，有时附有条件，而有些条件十分严格或者有比较确定的内容，但由于边检人员理解上的偏差，超越了这些条件，同样导致了权力的使用错误。

第三，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或者过分强调或轻视了一个相关因素。法律准许边检站自由裁量，主要为了使边检人员能够不受成文法律固有局限性的束缚，在做处罚决定时考虑立法者无法预见的各种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以及为公正、合理的行政处罚所必须考虑的相关因素，并且这种考虑决非简单地把这些因素机械地反映于思维中，而是要将各种因素，尤其是相互冲突又各具价值意义的因素进行综合权衡。

第四，受外部压力或影响。自由裁量主体虽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但法律的容许是寄希望于该主体自主地斟酌和决定，如果该主体接受外部强加意志，就违背了法律授权的初衷。尤其是在边检行政处罚过程中边检人员更不能屈从外部施加的压力，否则的话边防检查行政处罚的公正性、合理性就有可能丧失。

第五，不行使或疏忽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行使或疏忽行使自由裁量权有两种情形：（1）边检机关没有行使或疏忽行使行政处罚的权力，即未出现权力行使的结果和表现形式；（2）边检机关虽然行使处罚权力，但并不是经过仔细慎重的理性思考与衡量过程，而是凭着主观臆断做出的。如果法律允许边检人员只在作为之间进行选择，那么，边检人员的不作为就是明显地不行使自由裁量权，凭主观臆断来自由裁量案件可能会导致违背法律或正义。

三、如何正确使用边检行政自由裁量权

如何正确行使好边检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当前边防法制建设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边检站行政处罚在遵从行政自由裁量权一般原则的同时，为了加强对边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和控制，应结合边检站自身的实际情况，从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完善司法控制，规范边检行政处罚程序等多种手段对边检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加以控制和制约。

（一）必须明确有效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标准。这主要有：

1．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目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由法律明示或默示授予的。立法机关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而授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法律授权的目的是对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限制。立法机关授权的目的，为行政人员的行为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授权目的的行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上违反法律授权目的的行为，另一类是在程序上违反法律授权目的的行为。所谓在实体上违反法律授权目的的行为，是指依照不正当的目的做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任何法律、法规在授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时都有其内在的目的。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必须正确理解授权法的立法意图和精神实质。如果自由裁量行为违背了授权法的意图，就是不当的行为。与授权法的目的不符的不当行政行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机关自身或者个人利益取代法定的公共利益；另一种是虽然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但违反法定的特殊目的。从自由裁量行为的目的分析其适当性有一种情况是比较困难的，那就是双重目的或多种目的的混合。行政机关容易以合法的目的为借口，掩盖其不适当的目的。对于这种情况判定其行为的适当性是比较困难的，必须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全过程进行细致的调查和分析。而在程序上违反法律授权目的的行为，主要是指违反相关的程序性规定或违反相关的程序性规定。

2．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做出行政行为，须建立在正当考虑基础上并合乎情理。所谓正当考虑是指在做出行政行为时，对相关因素应当考虑，对不相关因素应排除。如进行处罚时，当事人过错产生的客观原因、危害程度和当事人的认错态度、经济状况以及法律、法规做出的特殊规定等因素应当考虑。而对于人情关、各种“关照”等则应当排除。此外，运用自由裁量权做出行政行为，还必须符合情理。这里的情理，是指事物的客观规律以及大多数人普遍认为的公平合理的标准。

3．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以使其做出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具有可预见性，也就是所谓“遵循先例”原则。行政机关一旦确定了某些标准、原则，它本身也必须遵循，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定这些标准和原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坚持同等情况要同等对待，不同的情况要不同对待。这样，个人就可以依据行政机关已做出的行政自由裁量的决定预见他们自己的行为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们对行政机关的期待，如果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结果与公众的期待相差较远，公众就无法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结果建立期待，这时就可能出现不公正的自由裁量行为。

（二）加强立法控制，是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关键

边检法律法规是国家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边防检查工作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边防检查法律体系，是我国边防检查工作走向正规化、法制化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法律法规体系很不完善，法制建设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发展，一些法律法规正逐渐滞后。只有不断完善边防检查法制建设，才能适应在改革中前进的边防检查工作的需要。

（三）加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法制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的重点工程。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司法监督。即行政权必须受到司法权的制约。战后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控制。出入境边防检查行政自由裁量权应受到司法审查，即人民法院通过行使行政审判权，对滥用自由裁量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予以撤消或者变更，并可以判决被告边检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法院审查边防检查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通常应审查相应行为的四个方面：行为根据、行为目的、行为内容、行为程序。

A.行为根据审查。法院审查自由裁量行为的根据是指审查行为的法律根据。审查法律根据首先要审查边检机关实施的自由裁量行为是否有法律、法规授权，没有法律、法规授权的自由裁量行为自然是无效的。其次，要审查行为是否超越法律法规授予的自由裁量权范围。

B.行为目的的审查。法律法规授予边检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为了使边检机关能更好的履行其出入境管理职能，完成出入境管理任务。边检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如果不是为了实现法律法规授权的目的，其行为参与了个人的非法动机，即构成滥用自由裁量权。法院审查边检机关实施自由裁量权行为的目的，应严格依据授予边检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审查该行为的目的是否偏离立法目的。

C．行为内容审查。法院审查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内容，首先，要审查相应行为是否违反法定明示条件。边检机关只有在法定条件具备时，才能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法院要审查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否违反法定暗示条件。最后，法院审查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内容还应包括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对法律弹性用语滥加解释。

D．行为程序审查。程序审查是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司法审查的重要环节。法律法规授权边检机关就作边防检查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时，要求其裁量遵守程序。边检机关行使自由裁量行为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如果违反法定程序，那么该裁量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应认真审查边检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另外，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参与行政诉讼和抗诉等监督方式间接制约边检机关的行政执法，纠正错误自由裁量。

2．行政监督。一方面是上级边检机关发现下级边检机关不正确的自由裁量，及时予以矫正并付诸救济手段；

A.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行政机关根据依法行政要求，以明确执法主体职责为前提，以促进执法行为合法规范为基本内容的行政执法工作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其相关内容包括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重大行政处罚行为备案、执法反馈、举报投诉、执法督办、过错责任追究、执法争议等工作制度。边检机关应在已有的检查、考评、目标管理、奖罚制度的基础上，把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运行情况和违法责任追究情况作为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对执法活动，尤其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运用的监督；B.建立和健全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将边检执法的依据、内容、程序、时限、权利、义务等方面公开化，不断纠正错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保障依法行政。c.建立和健全法制督察制度。法制督察制度是一种较为新型的监督制度，它把制度建设与队伍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法制督察员的操作实施，使各项督察制度得到具体的落实。边检机关已建立专门的督察队伍，其督察制度也较为完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适当地引进法制督察，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纳入督察范围，约束和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行为，防止权力的滥用。

3.发挥公民监督作用。即以权利制衡权力，扩大权利的广度，以抗衡权力的强度。一是向边检机关及其边检人员直接提出批评、建议；二是通过渠道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三是通过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审查，依法撤消或变更不当的自由裁量。

(四)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1.是要通过培训，严格持证上岗制度，加强执法队伍的思想政治、业务、职业作风等方面的建设，使执法人员熟悉边防检查工作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系统地掌握执法的范围、对象、权限和手段，明确“法无规定皆禁止”、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符合立法意图的法制原则，克服因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而形成的“官本位”思想，提高实际执法能力。2.是加强执法工作的专业化建设。这方面的建设更为迫切，因为它是针对我边检执勤中缺少专门执法队伍的现状提出的。边检工作具有很强专业性、政策性、法制性，这要求边检机关建立一支高素质、综合性的专业法制队，为各级领导依法决策提供服务，作为依法行政的参谋助手作用；对各基层执法队伍进行指导、监督，以保证执法活动的统一性；负责因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面的各项工作，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权威。通过完善、整理、制定详细的工作指南、内部规定等措施，使主办人员没有恣意妄断余地。同时加强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同级机关及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对范围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分权，达到监督制约的目的。

（五）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重要作用。《行政复议法》以及公安机关处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行政诉讼法》主要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此外，只有当行政机关时，人民法院才可以撤消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行政诉讼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运用是否公正合理的监督作用十分有限。相对而言，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重要监督机制，它除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外，对具体的个体行为的合理性同样进行审查，能有效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行政复议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在60日的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条例》中规定，被处罚人对边防检查站做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然而，在实际的执勤工作中边检机关并没有充分发挥行政复议重要作用。这与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制部门有很大关系。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公民的法制观念不断提高，因不服具体行政行为提起复议、诉讼的案件将不可避免越来越多，对正确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建立专门的法制部门，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重要作用也日显迫切。

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篇10

摘要：作为出入境权的组成部分，外国人具有出境权，但同时出境权必将受到一定限制。在我国，外国人的出境可分为正常出境和非正常出境。强制出境作为非正常出境的下位概念，其称谓及范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强制出境应为限期出境、遣送出境和驱逐出境的上位概念。

关键词 ：外国人出境管理 外国人出境权 强制出境 遣返

在我国，外国人出境，顾名思义，就是外国人离开我国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外国人出境制度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利于出入境管理机关的正确执法，并有利于保护外国人在华的合法权益。

一、外国人出境的基础理论

（一）外国人的出境权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明确了出入境权。《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随着出入境权法学的发展，出入境权被定义为，人人不受歧视和根据自己的意志离开任何国家和返回本国的权利。出入境权根据目的和主体不同，出入境权利可以被划分为公民出国权、公民回国权和外国人出境权。外国人出境权作为出入境权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实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1966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在其它权利中规定有权离去任何国家。在最权威的国际法专家论著中也不乏有充足论据支持离开任何国家的权利这一命题。弗兰西斯卡·维多利亚主张，“任何一个人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是本就应被允许的”。格老秀斯将该项权利特征化为“国际法最具体最无可指责的公理”。维特用同样直接的措辞对该项权利进行了界定。

无论是从国际公约的规定还是专家学者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出，外国人的出境权作为出入境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已被国际社会认可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各国立法来看，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在本国居留的外国人享有出境权。

依据国际法，一个合法入境的外国人，只要他不违反该国的出境规定，履行了法定的离境手续，就不能禁止他出境，对于大多数遵守我国法律的外国人来说，出境是自由的，他们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进行选择，不受出境时间、地点及方式的限制。

（二）外国人出境权的限制

边防检查机关和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必须像德沃金所说的那样“认真对待权利”，但“法律并不创造无限或绝对的权利，是否难以兑现”。外国人的出境权也是一种相对的权利。

《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须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外国人享有的出境权不是绝对权利，可以对外国人的出境权实施许可性限制，许可性限制是关于外国人在居留国的义务而不是权利的规定，体现为各国制定的不准出境制度。目前各国对外国人出境控制力度不同，有的国家对外国人出境的控制力度小，但大多数国家都对外国人不准出境制度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外国人出境权的限制只能是可接受的原由，例如：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履行公共义务等。

日本对外国人出境进行限制的主要情形有：一是可能被处以死刑、拘禁、三年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诉讼被告，是拘捕或者通缉的对象；二是已经被判处拘禁等刑事处罚和刑其未满的外国人；三是根据《日本引渡法》相关规定被签发监禁令的外国人。

二、外国人出境情形之分析

《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外国人，是指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外国人按法律地位的不同分为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和不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的有刑事、民事、行政豁免权。作为出入境管理的相对人，外国人是指不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具有其他国家国籍人或无国人。外国人出境可分为正常出境和非正常出境两种情形。

（一）正常出境

《出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外国人出境，应当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履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出境”。

此条规定了外国人在我国正常出境的情形，在中国境内的合法的外国人，持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接受边防检查机关的查验，经准许，即可出境。

（二）非正常出境

外国人非正常出境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不准出境，一种是强制出境。

1、不准出境

除因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等正当理由外，不能禁止外国人出境。由于其对外国人限制出境之侵害程度比对本国人严重，甚至已是限制其“返乡权”，故应予重视，应该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审查限制外国人出境之法令。

《出入境管理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出境：（一）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但是按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有关协议，移管被判刑人的除外；（二）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决定不准出境的；（三）拖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不准出境的；（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

2、强制出境

我国对入境后外国人的管理主要是对外国人的停留居留实施管理，包括住宿登记管理、居留管理、日常管理、旅行管理、涉外案件的处置等。通过对境内外国人的管理，对于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外国人，可以依法强制其出境。强制出境制度是我国对违反我国相关法律的外国人，强制其离开中国国境的行为。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强制外国人出境的方式主要有：限期出境、遣送出境和驱逐出境三种。

(1)限期出境

限期出境是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公众健康的需要，对于违反出入境管理法或移民法的外国人规定其在特定的时间内离开某国的行为。限期出境属于责令自行离境。

我国《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外国人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或者有其他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在中国境内继续停留居留情形的，可以处限期出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外管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外国人被决定限期出境的，作出决定的机关应当在注销或者收缴其原出境入境证件后，为其补办停留手续并限定出境的期限。限定出境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日。”

(2)遣送出境

《出入境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遣送出境：（一）被处限期出境，未在规定期限内离境的；（二）有不准入境情形的；（三）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四）违反本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需要遣送出境的。”

(3)驱逐出境

在我国，驱逐出境分为行政性驱逐出境和刑事性驱逐出境制度。刑事性的驱逐出境主要在我国刑法中得到体现。中国《刑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我国刑事性驱逐出境制度建立比较早，也比较成熟。我国学界对刑事性驱逐出境的界定开始的也比较早，到现在也已经形成了统一见解。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性驱逐出境是一种将犯罪的外国人强迫逐出国（边）境的一种刑罚方法。而且是只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剥夺其在中国居留或停留的资格的特殊刑罚。

行政性驱逐出境，主要见诸于《出入境管理法》、《国家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外国人违反本法规定，情节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部可以处驱逐出境。公安部的处罚决定为最终决定。”《国家安全法》第三十条规定：“境外人员违反本法的，可以限期离境或者驱逐出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驱逐出境是强制出境中的第三道关口，也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如果说限期出境比较温和的话，那么驱逐出境就属于是相对比较“强硬”，需要由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将其强制押解出境。

三、外国人出境管理制度存在的争议问题

在外国人出境管理制度中，限期出境、遣送出境和驱逐出境的上位概念的界定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观点一是认为上位概念应是“遣返”。遣返是指一国政府主管机关根据本国法律或双边协议，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以及其他不宜在本国居留的外国人强行送出国境、令其返回的行政措施，是世界各国处理非法移民的主要行政手段。

观点二是认为上位概念应是“驱逐出境”。

观点三是认为上位概念应是“强制出境”。翁里在《国际移民法理论与与实践》一书中指出“根据国际移民法理论和我国对外国人管理的实践，目前把强制出境分成遣送出境、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三类”。

笔者更为赞成观点三，除因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相同，容易混淆外，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遣返形式多样

在我国出入境管理实践中，依遣返对象之不同，可分为接收遣返和遣送出境。接收遣返是接收被其他国家和地区遣送出境的中国国籍者；遣送出境则是指将外国人强制送出我国国境。一个国家对外国人的管理，包括三个阶段，分别为人境前的审查、入境时的检查及入境后的管理。依外国人是否已进入中国国境，又可分为口岸遣返和遣送出境，口岸遣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并不属于强制出境的情形。因从口岸被遣返的外国人，边防检查机关并不在其护照上加盖验讫章，缺少在一般情况下的入境要件。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政府的法律规定，入境许可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签证机关发给的入境签证，二是口岸边防检查机关签发的入境查验证明。也就是说，我国签证机关发给的入境签证是一种允许入境的最初许可，而边防检查机关加盖的入境查验证明，则是最终许可。签证本身并不等于准许入境，入境许可的颁发，需要在入境时审查后决定。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获得入境签证并不表明最终能够获准进入中国国境。经中国边防检查机关查验，对其入境资格进行确认后，方能许可入境，特别是对一些免办签证的外国人来说，边防检查机关的查验证明，才是他们获得进入中国国境的许可证明。

无入境何谈出境。有些国家将口岸遣返称之为不过庭遣返或快速遣返，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对于口岸遣返并不给予救济。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五第二款规定：“对不准入境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可以不说明理由”，我国对于在口岸被遣送出境也是不给予救济的。其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下的外国人没有入境的权利，无权利即无救济。但对于已进入我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遣送出境是要给予救济的，其根据是外国人享有出境的权利。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将口岸遣返称之为遣返，将在国境内外国人的强制出境称之为驱逐出境，并对在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强制出境，规定了强制出境的对象、客观事实、程序、阻却事由及救济等。

（二）下位概念存在不同

强制出境的下位概念由限期出境、遣送出境（即对在中国境内外国人的遣送出境）和驱逐出境构成，三者在行为性质、救济方式、实施机关等方面存在差异。

1、行为性质不同

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是行政处罚，而遣送出境的性质为行政强制措施。

2、救济方式不同

《出入境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外国人对依法规定对其实施的遣送出境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并该行政复议为最终决定。

限期出境是对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外国人采取的强令其离开中国国境的处罚形式。而行政处罚作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中都以法条第一款的方式规定的可以被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

《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对驱逐出境进行了规定，并指出“公安部的处罚决定为最终决定”。

3、决定机关不同

限期出境和遣送出境的决定机关是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驱逐出境的决定机关是公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