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十篇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1

【摘要】本文从婚姻档案查询中的困惑入手，继而提出关于完善婚姻档案查询的几点建议，希望能为维护婚姻档案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贡献一份力量。

关键词 婚姻登记档案；查询；困惑

对婚姻档案查询工作不满意的群众，不是因为我们的服务态度不好、工作不认真、不尽责，而是因为普通群众对婚姻档案查询工作的非正确认识。婚姻档案虽然没有被国家机关认定为秘密文件，但也不是完全开放的文档，不是任何人或者机关可以随意查询的，这点是婚姻档案与其他普通文书、科技档案相区别的地方，也是大多数婚姻档案查询群众不满意我们工作的根本原因。

一、婚姻档案查询中的困惑

民政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的《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档案查询利用方面的内容。但是各民政部门对于该法律文件的理解和贯彻不同，造成了不同地方标准不同，给查询者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在多年的实践工作中，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本文就下面几个方面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

（一）婚姻当事人授权委托他人代为查询婚姻档案。在日常生活中，婚姻当事人因故或者嫌麻烦，本人不亲自去民政机关查询婚姻档案，常常授权委托他人代为查询。这种情况下，被委托人通常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持婚姻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到民政机关查询或者利用婚姻档案。这几年的接待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只要被委托人是律师，且他们持律师证和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他们就认为民政机关就理所应当地为他们提供婚姻档案的查询或服务。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授权委托书都是没有经过公证的，但是查询的权利意识很强。《婚姻登记管理办法》对于这种情况既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特别授权。但是根据该部法律第十五条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婚姻当事人给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只要是未经过公证机关公证，那么其就是无效的委托。

（二）案件尚未立案，婚姻当事人一方作为被告，原告方律师要求查阅被告方婚姻档案。根据《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公权力机关，因案件需要，须确认当事人婚姻关系的，持单位介绍信可以到民政部门查询婚姻档案；在诉讼过程中，律师等案件诉讼人持相关法院的证明材料及其本人相关有效证件可到民政部门查询与诉讼有关的婚姻登记档案。故案件尚未立案，无相关法院的证明材料且未在诉讼过程中，为了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告方律师持起诉书和律师证查询被告方婚姻档案的，民政部门不提供查询服务。

（三）婚姻当事人一方为原告，向法院起诉离婚，委托律师查询婚姻档案。这种情况下，原告方委托的律师通常持起诉状、原告方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律师证、身份证，要求民政部门提供婚姻档案查询服务。此时，如果原告方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是经过公证的，那么民政部门应该提供查询服务。如果没有经过公证，则按照《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不提供相关查询工作。如律师能够提供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再加上其他必备证件和委托书，我们在实践中可以间接认定该份委托的真实性，为该律师提供婚姻档案的查询服务。

（四）婚姻当事人要求民政部门提供特定时间段的婚姻状况证明。在给当事人进行财产继承、财产确认公证时，公证机关通常需要当事人提供特定时间段内的婚姻状况的证明。本文认为，此种情况下，不应提供该证明。因为，有些婚姻档案资料因为历史原因，收集不完整，并未全部归档。有的群众，即使结婚了，也没有建立婚姻档案。不能因为没有婚姻档案的存档，就简单认为当事人没有结婚。

二、完善婚姻登记档案查询的建议

由于大家对《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的理解有差异，部分地区的民政部门对于上文提及的几种情况提供了查询服务或者相关证明。当遇到不给这些群众提供相关服务时，就会发生冲突。为保护婚姻档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本文认为，相关领导机关应对如何贯彻执行好《婚姻登记管理办法》进行认真研究，制定一个在全市内可操作的、统一的实施办法。这样民政部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统一《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三、四项规定。在全市范围内，各民政部门统一《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三、四项的操作标准并严格执行。对于被委托人的书面委托书没有经过公证但其持有委托人身份证原件的情形，明确其是否可以是婚姻档案查询的合法手续。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2

与边民通婚问题的严重状况相比，目前对滇越边民通婚的法律制度规制相当欠缺，其对实践问题的反应速度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目前，规范边民通婚问题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婚姻登记条例》（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②、《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③、《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1995年2月17日施行）④。从法律效力层级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其中法律效力最高，是制定其他三份法律规范的依据，《婚姻登记条例》在性质上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和《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则是民政部制定的部门规章。

（一）相关婚姻法律规范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称《婚姻法》）是专门调整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定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婚姻与家庭关系的基本制度。其中并没有特别针对边民通婚或涉外婚姻问题作具体规范，只是在第五十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有制定变通规定的权力，这为民族自治地方应对本地区特殊情况提供了立法的依据。《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称《登记条例》）是为保障《婚姻法》的有效实施，规范婚姻登记过程而出台的行政法规。其中涉及涉外婚姻的规范内容有：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其确定的机关为涉外婚姻登记机关；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外国人应当出具的证明材料，包括：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经过法定程序认证的无配偶证明。《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以下称《登记规范》）是为加强婚姻登记规范化管理，指导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关的日常工作而制定的规范。其中涉及涉外婚姻的内容有：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涉外婚姻登记的机关是我国公民一方住所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第二十八条规定涉外婚姻登记应当提供的证明材料，与《登记条例》的规定一致，只是补充规定了如果该外国人所在国与中国无外交关系，则该国所出具的无配偶证明需要经过法定的第三国认证。《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称《登记办法》）是为规范边民⑤通婚而制定的特别规范，对边民通婚的条件及程序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全文都是对边民通婚问题的规制，在此重点选取其与上列规范相差异处做介绍和分析，主要有：第五条规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是《登记条例》和《登记规范》中所规定的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而是中国边境县（市、区）的民政部门；第六条规定的申请结婚登记的证明材料也与《登记条例》和《登记规范》不同，边民登记可以持护照，也可以用合法的边境通行证替代；此外，边民还需出具其本国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其本国边境县政府机关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需经公证）、其本国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同意书和中国边境县医院提供的健康检查证明。《登记办法》是对边民通婚登记最直接的规制，该法明确了非法入境的越南边民不予结婚登记。

（二）对现行婚姻法律规范的分析与反思

以上法律规范在全国范围内（特别行政区除外）普遍施行，都是规制边民通婚问题的依据。其别为规制边民通婚问题而制定的《登记办法》，受到法学界与实务界的一致关注，大量关于边民通婚问题的文章都以该办法作为论述的依据⑥。但是，该法律规范自身存在着一些需要理清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该规范与《登记条例》和《登记规范》就相同问题做出的不同规定在实践中应该如何处理，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对婚姻登记办理机关的规定。《登记条例》规定的是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其确定的机关，《登记规范》的规定与该条例一致，但是《登记办法》规定的是中国边境县（市、区）民政部门，将《登记条例》中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民政部门的职责，直接下放到了边境县的民政部门。第二，对办理婚姻登记所需证明文件的要求。根据《登记条例》的规定，涉外婚姻登记中，外国人应当出具的证明材料仅为有效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和无配偶证明（经公证）两种，而根据《登记办法》的规定，边民通婚的，外国人一方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除了有效护照（或代替护照使用的边民通行证）和无配偶证明外，还需要提供本国合法身份证明和本国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此外，还要到中国边境县的医院进行体检，获得健康证明。边民申请结婚登记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似乎要更复杂些。上文提及的学者文章采取的都是适用《登记办法》的立场，然而相关管理部门实践中的做法却不尽然。笔者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边境县的民政部门并不办理边民结婚登记，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称要到省民政厅办理，而民政厅的发文显示，办理的机关应该是地州市的民政部门⑦。民政厅的该文件明显依据的是《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而不是《登记办法》的规定。依据《立法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法律的效力高于国务院行政法规，所以《登记条例》的法律效力低于《婚姻法》；国务院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部门规章，所以，《登记条例》的效力高于《暂行规范》和《登记办法》；《暂行规范》和《登记办法》同属于民政部部门规章，在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上是同等的。所以，效力层级依次是《婚姻法》——《登记条例》——《暂行规范》/《登记办法》。再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三条，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暂行规范》和《登记办法》都是由民政部制定，《登记办法》属于特别法，依“特别法优先”原则应当优先适用，但是《暂行规范》于2003年10月1日实施，而《登记办法》1995年2月17日即已开始实施，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当优先适用《暂行规范》。那么，作为“旧法”同时又是特别法的《登记办法》究竟可否优先适用仍然存疑。再由《立法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同一个机关制定的（规章）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也就是说，《登记办法》究竟是否优先适用，要由民政部来裁决，就笔者掌握的情况看，民政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就此状况作出明确裁决。根据笔者调查的结果，实际的做法是需提供的证明文件适用了《登记办法》的规定，而登记机关的规定则适用了《登记条例》，学界对跨境通婚问题的研究，则多数是以《登记办法》为依据，这一法律适用上的混乱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法律规范体系的分析，是完善对滇越边民通婚问题规制的必要基础，不厘清对该问题做出规制所应当遵循的法律规范，势必带来实际管理过程中的混乱，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是不允许的。当然，因为地理环境、经济因素、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大多数的跨境通婚边民并没有积极实施婚姻登记，因此管理规范中的冲突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其严重后果。但是随着边民通婚问题规制乏力导致的消极影响日盛，对这一问题的法律规制势在必行，若没有高水平的立法作为依据，问题的解决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现行婚姻法律规范对滇越边民通婚问题的规制效果

在实践中，现行婚姻法律规范体系没有能够完成规制边民通婚关系的任务，导致边境地区存在并继续产生着大量的非法事实婚姻，使得本应该通过婚姻法律规制得以确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处在一种不稳定状态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纽带和核心，婚姻家庭关系如果处于非法与不稳定的状态，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滇越边境地区相关管理部门遭遇的一些现实困难，其根源就在于现行婚姻法律规范规制的不力。

（一）规制不力的两个例证

1.“三非”人员问题红河州自1994年以来，每一年都在搞清遣“三非”人员行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效果不佳，甚至还引起我国边民的抵触，认为遣返越南妇女的行动是赶走其妻子，使其孩子无人照料⑧。文山州各边境县也积极开展了边境地区的“三非”人员清遣行动（此情况是在边境地区派出所调查所知）。根据调查情况来看，这些行动效果甚微。笔者在边境某村走访时，发现每一村中都有大量的越南媳妇，有些人家是兄弟多人，甚至叔侄皆娶越南妇女为妻。因为婚姻的联系，对通婚边民的“三非”清遣注定不可能成为长效的解决办法，往往沦为形式。所以，有些地方实际上采取了一定的宽容和变通做法。笔者在边境某村对村民的访谈中发现，该村民的越南妻子（已育两子，第二个孩子在笔者访谈时有1岁多）曾经应当地边防派出所⑨的要求到派出所进行了拍照和登记，但是并没有对该妇女实施遣返。笔者调查时，该越南妇女正在离家不远的茶场劳作。依照我国出入境管理法的规定，外国人入境必须持有相关证件，并且对居留时间有所限制。根据《云南省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人员出入境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边民入境须凭本国主管机关签发的《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并且要从双方规定的口岸或者通道入出境。对入境停留的时间也做了规定，期限不超过一个月，超过一个月不到三个月的，要向边境县级公安机关或其授权的派出所申办《入境停留许可证》；如果需停留三个月以上、一年以内的，则要凭其有效证件向居留地县（市）公安机关申请办理《云南省边境地区境外边民临时居留证》。实际情况是由于边境通道众多，边民往来往往选择最方便的道路，对于入境停留的期限和超期需办理的手续也并不严格遵守。笔者调查中就几次遇到越南媳妇从越南过来探亲的亲戚，其中一个小女孩年仅12岁，甚至连边民通行证也没有，这在当地已习以为常，当地边防管理部门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和精力对这些人员一一清查处理。不过调查中笔者获得一个信息，笔者调查地的县政法委，已经委派专人（名称是综合治理专门干事，简称综治专干）对边境一线各村寨的边民跨境通婚状况进行调查和统计，以掌握实际状况，这或许能够为政府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困境提供支持。2.对非法通婚所生子女身份的认定依照我国国籍法中国籍取得的血统主义，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是中国人，那么其在中国所生的子女就可以具有中国国籍。调查中获得的情况是，只要交纳800元到2000元不等的罚款，孩子可以非婚生子女身份落户，但对于数额差异的原因，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另外，即使孩子落户后，父亲户口册上的“婚姻状况”一栏仍标注为“未婚”。也就是说，这些非法通婚所生的子女其实等同于“私生子”身份，虽然我国法律对于私生子给予等同于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但是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在今后就学、就业的过程中，很可能因身份的特殊遭遇某些歧视。此外，当这些孩子总有一天得知，家中抚育自己成长的母亲，竟然不具有“合法”的母亲身份，这种超出了他们“地方性知识”（格尔茨语）的状况，会不会导致他们产生对国家、政府的疏离感甚至是敌视态度？结合当前学者提出的认同淡化现象,对这个问题做防微杜渐的考虑和应对实属必要。

（二）规制不力的直接原因及其实质

从以上两个规制不力的例证来看，其实质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合法的婚姻登记。如果边民依法办理了合法的婚姻登记，那么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能够让入境的越南妇女享有合法的长期居留权，也能够“名正言顺”地成为其子女的合法母亲。这样看来，似乎一切的困境是来自于边民不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是其不守法行为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不利地位。但调查中发现的实际情况是，边民并非抵制合法形式的婚姻，相反，走访的所有边民都希望能够完成婚姻登记，使入境的越南妇女能够取得中国身份证，以便外出打工挣钱。他们往往是因为种种障碍导致“不能”登记，一方面是因为越南妇女难以获得登记所需的证明文件。按照《登记办法》的规定，越南妇女要提供的证明文件有：1.本国护照或代替护照使用的经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的边境地区出入境证件；2，本国有效居民身份证件；3.本国边境县（市、区）政府机关出具的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4.中国边境县（市、区）指定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边民反映，曾向越南有关方面提出过申请，但是越方拒绝提供相关证明，据说越南方面因为不赞成这种跨国婚姻，因此不愿意出具相关证明。还有很大部分的边民甚至根本不清楚究竟需要些什么证明才能办理结婚登记。另一方面是因为进行登记极不方便而且花费太多。依照云南省的规定和实际的做法，要到州一级的民政部门才能够办理登记，往来花费对于贫困的边民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再加上现在孩子的落户和上学并没有因为非法婚姻而受任何影响，当地一些非跨境通婚的家庭也照样不进行结婚登记，所以困难面前边民们选择了放弃。

三、反思与建议

现行婚姻法律规范所设置的合法婚姻要件，远远超出了边民的负担能力，导致其在跨境通婚时，只能选择非法的事实婚姻形式，这是目前边民通婚问题法律规制的现实状况。规制边民通婚问题的法律规范存在滞后与不适应，这已经成为共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呢？

（一）反思

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点：1.婚姻法律规范立法技术的欠缺。规范同一领域问题的法律规范间应该协调一致，立新法过程中也应该对旧法进行必要的梳理，以避免冲突，且发现了冲突之后，则应当采取法律允许的方式及时补救。《立法法》已经为可能出现的规范冲突提出了解决的途径并明确了责任机关，该矛盾的解决应该不具备立法技术上的难题。2.我国在制定相关管理规范的时候，对越南的情况重视不够，对越南法律的研究也不足。作为具有涉外因素的规范，应该对对方的法律有一个较充分的掌握，在规范制定中有意识地有所应对，才能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3.立法过程中，应当对规范所涉对象的实际状况有真实深入的了解，不能仅凭理论的构建和理想的模型来立法。这样所制定的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因为与当地实际情况的不适应而遭遇障碍。社会研究应该成为立法的基础，尤其对于规制边民通婚的法律规范来说，所涉地区情况差异相对较小，应该有可能做得到“因地制宜”。

（二）建议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3

关键词：婚姻法 夫妻财产 无效婚姻 民事检察监督权……

一、案情介绍

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婚后财产和王某名下存款，双方各得一半。二人均不服该判决，分别上诉至二审法院。罗某请求将分居及诉讼期间王某的工资收入列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王某仍主张该婚姻无效且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其财产。

二审法院认为：王某所称罗某婚前隐瞒精神病，此婚姻应属无效婚姻一节，无法律依据，不予认定，对其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因罗某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对其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人仍不服终审判决，先后持上诉理由到检察机关申诉。

检察机关的审查结果：经审查认为，申诉人罗某对该婚姻的缔结有过错，且对自己主张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罗某予以认可并主动撤回其申诉；申诉人王某在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同时还向市高级法院提出申诉且已被受理，根据申诉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同时在检、法两家申诉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终止审查。

本案是在修订婚姻法实施前夕，终审判决的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虽说是普通的离婚案件，但它却涉及了我国婚姻立法中的两大制度即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而制度构建上的缺陷，是导致本案当事人申诉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此案开启并非是想以案论案，而是借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判决所持态度，对我国婚姻立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修订婚姻法在制度构建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一粗浅论述。并兼论婚姻法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以期对婚姻立法的完善及民事检察实践有所裨益。

二、关于夫妻财产制度

（一）我国婚姻立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与变化

夫妻财产制 (Matrimonial regime) 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始终受到包括立法、司法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950年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该法所确定的是夫妻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制，即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婚姻法对此做了重大调整，根据该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80年婚姻法确立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夫妻财产制度在调整婚姻家庭财产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总之，修订婚姻法较之80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其在制度结构的设计上仍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非常夫妻财产制度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制度体系

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个人特有财产制构筑了我国“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体系，那么，本文所引用的案例却反映出这一结构体系仍存在欠缺。

本案申诉人罗某能否主张将王某在其二人分居期间以及离婚诉讼期间的工资收入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按80年婚姻法及修订婚姻法答案均是肯定的。因为80年婚姻法和修订婚姻法都确立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在此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所得如没有特别约定就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所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从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的期间，即合法取得结婚证之时到离婚判决生效或因一方、双方死亡，婚姻自然终止之日的期间。它包括当事人领取结婚证后，双方尚未共同生活期间；因闹离婚分居期间；在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尚未判决离婚或虽经判决准予离婚，但离婚判决尚未生效之前的期间。也就是说，在上述期间内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对于申诉人罗某的主张，根据现行立法的规定，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试问：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概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合乎法律的一般原理吗？合乎立法的基本原则吗？经过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因感情不合而分居以及进行离婚诉讼都是夫妻关系的非正常状态，法律不应将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一方所得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如下：第一、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不应仅以夫妻关系是否存在的形式为标准，夫妻间的是否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也应做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使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如分居或进行离婚诉讼等。在这种情况下，将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即缺乏理论依据，也有悖于公平合理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第二、在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以及夫妻间的家事权势必会有所变化，而法律对这种变化却熟视无睹，仍然视其为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恐怕有违财产所有权人的意愿。第三、现行婚姻立法虽然将这种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审判实践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却常常因受举证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真正实现，不宜于解决纠纷。笔者以为这应当是本案申诉人罗某不断进行申诉，反映在立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原因吧。因为，根据现行婚姻立法，我国只有夫妻关系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而无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缺陷。

如何解决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问题呢？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别居制度，并以此解决分居期间的财产关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别居制度不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所谓别居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况而无法进行同居时，通过法院判决或双方合意，配偶双方暂时或永久的免除同居义务 。可见，别居制度是在法定事由出现时解除夫妻间同居义务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它当然会涉及夫妻在别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但这项制度并不是解决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其次，建立别居制度不能完全解决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分居只是非正常状态下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而别居制度的建立只能解决分居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对其他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爱莫能助。所以，以建立别居制度来解决此类夫妻财产关系问题的设想不足为取。为此，笔者认为立法上首先应当承认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的存在，并针对这种状态设立相应制度即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才是真正解决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关系的有效做法。

所谓非常法定财产制，在瑞士婚姻立法中又称为特别财产制，在法国和德国的立法中则称为共同财产制之撤消制度，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以法定或约定而设立的共同财产制的一项财产制度。 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的一项制度，对这项制度世界各国不乏立法例，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此规定的较为全面，其中《瑞士民法典》最具有代表性，《瑞士民法典》第185—189条规定了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而且对各自适用的法定事由分别做了规定，较为完备，可以参考。

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是完善婚姻立法和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中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结构上，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中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过去仅有共同财产的规定而无个人财产规定的立法缺陷，那么，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建立将再次弥补现行婚姻立法只有“通常法定财产制”的规定，而无“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漏洞，使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在结构上更加严谨、科学。其次，从内容上，修订婚姻法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修订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即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并以此作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和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和依据。但对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因此，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建立正能弥补这一内容上的欠缺。再有，从功能上，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当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或出现其他一些特殊情况时，如夫妻一方个人破产时允许债权人申请法院宣告将共同财产制改行为分别财产制。能更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使婚姻立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更加健全。最后，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婚姻关系一经成立并非一成不变，夫妻财产的构成也并非一成不变，针对这种变化下的情况，设立相应制度才符合客观规律，涵盖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以及夫妻财产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满足现实生活需要。总之，在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基础上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即建立“四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要比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好得多。

三、关于无效婚姻制度

（一）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所谓无效婚姻(Void Marriage)，也称违法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形式 。无效婚姻制度起源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到了近现代，各国立法都有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

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无效婚姻的问题，在基本法的层面上始终未作明确规定，而仅见于行政规章和某些司法解释。在我国，首次提到无效婚姻的法律文件是6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而86年《婚姻登记办法》和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虽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但根据该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婚姻无效只能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确认并宣告，而无法院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规定。所以，长期以来法院对于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都不予受理，而根据1989年最高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将一些不适法的婚姻或本属无效婚姻的情形都作为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标准，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将涉及无效婚姻的诉讼按离婚案件处理，而不直接宣布该婚姻无效。本文所引案例，就是法院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所做出的“王某主张婚姻无效于法无据，准予双方离婚”判决的。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无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本文案例中，王某对婚姻无效的问题只能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请求，由婚姻登记机关做出处理。倘若王某不服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还将引发行政诉讼，而离婚案件只能等到行政处理或行政诉讼终了，才能恢复，这样的立法模式，不仅削弱了人民法院对婚姻效力纠纷的司法权，而且等于以行政诉权代替了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更大大地增加了婚姻纠纷的解决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同时，这种立法也不利于从民法上保护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修订婚姻法在总结司法实践和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新增了无效婚姻制度，从而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中正式确立起了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采取的是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即采取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结构。同时，修订婚姻法还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效力、财产、子女及时效等问题做出了规定。《若干解释》对请求婚姻无效、可撤销的主体范围、适用程序等也做出规定，但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所需完善之处

第一、关于宣告无效婚姻的机关有待进一步明确。

如上文所述，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院直接确认和宣告婚姻关系无效的审判权，而是将确认婚姻关系无效的权利交由行政机关即民政部门行使，由婚姻登记机关在履行婚姻登记职责过程中对婚姻关系无效的情形加以确认并宣告。修订婚姻法虽然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但对无效婚姻是否必须经过法院做出宣告其无效之判决却未明确规定。法院有权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只是从最高法院《若干解释》第七条关于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之主体的规定及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中了解到我国婚姻无效之诉的存在。因此，修订婚姻法实际上赋予了法院对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审判权。但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仍有权对无效婚姻做出确认和宣告。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都具有确认和宣告无效婚姻的职权，即我国对请求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实行的是行政和诉讼两种程序并行的双轨制。而对于由哪个机关、适用何种程序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理论界却存在着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应仅限于法院，即宣告程序应采用单一的诉讼程序。第二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即可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处理，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处理 。我国目前采取的就是这种双轨制。但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首先，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只是具体行政行为，婚姻登记只是标志着婚姻的成立，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缔结婚姻的行为在登记环节的监督管理，因此其只能负责婚姻的形式审查，即使婚姻登记机关认为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也只能是撤销该行为即注销该婚姻登记，但不能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更不应对婚姻效力的有无做出宣告。其次，婚姻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的确认不仅关系到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的人身、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还关系到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障，对于这些问题婚姻登记机关都无力解决，且超出其职权范围。再有，从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性质上来看，无效婚姻之诉为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婚姻事实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的确认之诉 ，对于确认之诉只能由法院主管。此外，从国外立法看，多数国家采取单一的由法院依诉讼程序来确认婚姻关系无效，而没有行政机关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立法例。因此，对婚姻效力的确认及宣告的权利只能由法院行使。同时，笔者还认为：关于无效婚姻确认和宣告已经由过去单一的由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做出发展到目前的双轨制也虽说是一个进步。但不可否认，这种双轨制的存在同修订婚姻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不统一不无关系。由法院对无效婚姻行使审判权，须由婚姻立法对此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应加强婚姻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对相关法律做出必要的调整。

第二、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过于单一。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4

关键词：婚姻法  夫妻财产  无效婚姻  民事检察监督权……

一、案情介绍

王某，男，某外国公司驻京代表。罗某，女，无业。二人于96年10月经婚姻介绍所介绍相识，97年4月登记结婚，罗某从89年起就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精神疾病且婚后也未治愈，但罗某及其家人对王某及婚姻登记机关均隐瞒了该事实。婚后不久，二人因无法共同生活而分居，2000年1月罗某起诉至法院要求与王某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王某在得知罗某患有精神病后，遂请求法院确认该婚姻无效。经一审法院鉴定：罗某在本次诉讼中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婚后财产和王某名下存款，双方各得一半。二人均不服该判决，分别上诉至二审法院。罗某请求将分居及诉讼期间王某的工资收入列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王某仍主张该婚姻无效且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其财产。

二审法院认为：王某所称罗某婚前隐瞒精神病，此婚姻应属无效婚姻一节，无法律依据，不予认定，对其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因罗某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对其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人仍不服终审判决，先后持上诉理由到检察机关申诉。

检察机关的审查结果：经审查认为，申诉人罗某对该婚姻的缔结有过错，且对自己主张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罗某予以认可并主动撤回其申诉；申诉人王某在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同时还向市高级法院提出申诉且已被受理，根据申诉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同时在检、法两家申诉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终止审查。  

本案是在修订婚姻法实施前夕，终审判决的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虽说是普通的离婚案件，但它却涉及了我国婚姻立法中的两大制度即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而制度构建上的缺陷，是导致本案当事人申诉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此案开启并非是想以案论案，而是借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判决所持态度，对我国婚姻立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修订婚姻法在制度构建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一粗浅论述。并兼论婚姻法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以期对婚姻立法的完善及民事检察实践有所裨益。

二、关于夫妻财产制度  

（一）我国婚姻立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与变化

夫妻财产制  (Matrimonial  regime)  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始终受到包括立法、司法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950年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该法所确定的是夫妻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制，即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婚姻法对此做了重大调整，根据该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80年婚姻法确立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夫妻财产制度在调整婚姻家庭财产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夫妻财产日益多样化，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显露出其不足之处。为此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修订婚姻法及同年12月27日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对夫妻财产制度再次做出重大修改与完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制度结构上趋于完整。为论述方便，笔者将80年婚姻法所确定的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称为“二元制结构”，修订婚姻法虽予以沿用。但同时，第十八条又以列举的方式明确将：一方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它应归一方的财产，规定为夫妻个人财产。由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夫妻特有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从而，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无个人财产的不足，较之80年婚姻法无疑是一大进步。第二、在财产范围上更加明确。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条规定却未具体列明夫妻财产的范围，尽管93年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规定了夫妻财产的范围，但仍不尽合理。修订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和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应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同时，如上所述第十八条，也以列举的方式对个人财产做出规定，从而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人们的财产状况。第三、在内容上更加符合物权法要求。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夫妻个人财产转化制度”的确立，并不符合我国物权法基本理论。为此，《若干解释》第19条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解释的出台，标志着修订婚姻法废除了不合理的“转化制度”，使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更加符合物权法的要求，是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第四、提高了约定财产制度的法律地位。80年婚姻法虽然确立约定财产制度，但仍以共同财产制为主，以约定财产制为辅。同时，立法对约定财产制度并没有具体规范，所以，在实践中该制度形同虚设，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为此，修订婚姻法第19条在对约定财产制专门做出规定的同时还对约定的内容、范围、方式、及效力等内容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从而完善了约定财产制度，提高了其法律地位。第五、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上有所突破。婚姻立法对交易安全的关注应具体体现在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上，但纵观8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几乎没有涉及。而修订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就夫妻财产与交易安全作了的规定。该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第一次将夫妻财产制度与维护交易安全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若干解释》第18条还进一步规定：婚姻法第19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从而加重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突出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的功能，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

总之，修订婚姻法较之80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其在制度结构的设计上仍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非常夫妻财产制度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制度体系

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个人特有财产制构筑了我国“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体系，那么，本文所引用的案例却反映出这一结构体系仍存在欠缺。

本案申诉人罗某能否主张将王某在其二人分居期间以及离婚诉讼期间的工资收入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按80年婚姻法及修订婚姻法答案均是肯定的。因为80年婚姻法和修订婚姻法都确立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在此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所得如没有特别约定就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所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从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的期间，即合法取得结婚证之时到离婚判决生效或因一方、双方死亡，婚姻自然终止之日的期间。它包括当事人领取结婚证后，双方尚未共同生活期间；因闹离婚分居期间；在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尚未判决离婚或虽经判决准予离婚，但离婚判决尚未生效之前的期间。也就是说，在上述期间内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对于申诉人罗某的主张，根据现行立法的规定，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试问：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概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合乎法律的一般原理吗？合乎立法的基本原则吗？经过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因感情不合而分居以及进行离婚诉讼都是夫妻关系的非正常状态，法律不应将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一方所得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如下：第一、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不应仅以夫妻关系是否存在的形式为标准，夫妻间的是否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也应做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使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如分居或进行离婚诉讼等。在这种情况下，将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即缺乏理论依据，也有悖于公平合理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第二、在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以及夫妻间的家事权势必会有所变化，而法律对这种变化却熟视无睹，仍然视其为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恐怕有违财产所有权人的意愿。第三、现行婚姻立法虽然将这种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审判实践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却常常因受举证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真正实现，不宜于解决纠纷。笔者以为这应当是本案申诉人罗某不断进行申诉，反映在立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原因吧。因为，根据现行婚姻立法，我国只有夫妻关系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而无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缺陷。

如何解决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问题呢？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别居制度，并以此解决分居期间的财产关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别居制度不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所谓别居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况而无法进行同居时，通过法院判决或双方合意，配偶双方暂时或永久的免除同居义务  。可见，别居制度是在法定事由出现时解除夫妻间同居义务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它当然会涉及夫妻在别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但这项制度并不是解决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其次，建立别居制度不能完全解决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分居只是非正常状态下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而别居制度的建立只能解决分居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对其他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爱莫能助。所以，以建立别居制度来解决此类夫妻财产关系问题的设想不足为取。为此，笔者认为立法上首先应当承认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的存在，并针对这种状态设立相应制度即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才是真正解决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关系的有效做法。

所谓非常法定财产制，在瑞士婚姻立法中又称为特别财产制，在法国和德国的立法中则称为共同财产制之撤消制度，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以法定或约定而设立的共同财产制的一项财产制度。  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的一项制度，对这项制度世界各国不乏立法例，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此规定的较为全面，其中《瑞士民法典》最具有代表性，《瑞士民法典》第185—189条规定了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而且对各自适用的法定事由分别做了规定，较为完备，可以参考。

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是完善婚姻立法和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中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结构上，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中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过去仅有共同财产的规定而无个人财产规定的立法缺陷，那么，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建立将再次弥补现行婚姻立法只有“通常法定财产制”的规定，而无“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漏洞，使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在结构上更加严谨、科学。其次，从内容上，修订婚姻法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修订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即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并以此作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和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和依据。但对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因此，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建立正能弥补这一内容上的欠缺。再有，从功能上，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当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或出现其他一些特殊情况时，如夫妻一方个人破产时允许债权人申请法院宣告将共同财产制改行为分别财产制。能更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使婚姻立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更加健全。最后，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婚姻关系一经成立并非一成不变，夫妻财产的构成也并非一成不变，针对这种变化下的情况，设立相应制度才符合客观规律，涵盖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以及夫妻财产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满足现实生活需要。

对于如何设立我国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笔者认为：该制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应当规定该制度的适用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由法院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申请而适用。其次、应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包括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情形。即法院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可以不依当事人的申请而直接适用的情形和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必须经当事人的申请方可依法宣告适用的情形。第三、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的关键在于规范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对于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因各国立法不同而有所差别，如《瑞士民法典》第185条将配偶他方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或其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已被扣押；配偶他方危害到申请人或婚姻共同生活的利益；配偶他方以无理方式拒绝给予处分共同财产之必要同意；配偶他方拒绝向申请人报告其收入、财产及债务或共同财产状况；如配偶一方持续无判断能力；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中一方的个人债务开始强制执行，且其在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被扣押等规定为依申请而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第188条则将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中一方开始破产程序规定为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情形  ；而《法国民法典》则只将分居规定为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我国应规定哪些事由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立法情况而定。有学者将下列九种情形作为法院当然或宣告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1）夫妻感情不和连续分居满一年的；（2）夫妻一方受对方虐待、遗弃的；（3）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清偿个人债务的；（4）夫妻一方拒不履行抚养、扶养义务的；（4）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5）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查找不到的；（6）夫妻一方基于正当理由处分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而遭另一方无理干涉或拒绝的；（7）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8）夫妻一方有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行为的；（9）夫妻一方受破产宣告，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对此笔者不持异议。但结合本案，笔者还认为：“离婚诉讼”应成为法院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并在离婚诉讼中依职权宣告将诉讼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改行分别财产制。最后，还应严格限制请求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的范围，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申请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应仅限定为夫或妻一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夫或妻一方受破产宣告时，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才有资格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其他人则无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请求。

总之，在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基础上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即建立“四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要比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好得多。

三、关于无效婚姻制度

（一）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所谓无效婚姻(Void  Marriage)，也称违法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形式  。无效婚姻制度起源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到了近现代，各国立法都有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

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无效婚姻的问题，在基本法的层面上始终未作明确规定，而仅见于行政规章和某些司法解释。在我国，首次提到无效婚姻的法律文件是6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而86年《婚姻登记办法》和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虽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但根据该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婚姻无效只能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确认并宣告，而无法院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规定。所以，长期以来法院对于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都不予受理，而根据1989年最高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将一些不适法的婚姻或本属无效婚姻的情形都作为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标准，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将涉及无效婚姻的诉讼按离婚案件处理，而不直接宣布该婚姻无效。本文所引案例，就是法院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所做出的“王某主张婚姻无效于法无据，准予双方离婚”判决的。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无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本文案例中，王某对婚姻无效的问题只能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请求，由婚姻登记机关做出处理。倘若王某不服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还将引发行政诉讼，而离婚案件只能等到行政处理或行政诉讼终了，才能恢复，这样的立法模式，不仅削弱了人民法院对婚姻效力纠纷的司法权，而且等于以行政诉权代替了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更大大地增加了婚姻纠纷的解决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同时，这种立法也不利于从民法上保护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修订婚姻法在总结司法实践和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新增了无效婚姻制度，从而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中正式确立起了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采取的是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即采取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结构。同时，修订婚姻法还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效力、财产、子女及时效等问题做出了规定。《若干解释》对请求婚姻无效、可撤销的主体范围、适用程序等也做出规定，但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所需完善之处

第一、关于宣告无效婚姻的机关有待进一步明确。

如上文所述，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院直接确认和宣告婚姻关系无效的审判权，而是将确认婚姻关系无效的权利交由行政机关即民政部门行使，由婚姻登记机关在履行婚姻登记职责过程中对婚姻关系无效的情形加以确认并宣告。修订婚姻法虽然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但对无效婚姻是否必须经过法院做出宣告其无效之判决却未明确规定。法院有权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只是从最高法院《若干解释》第七条关于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之主体的规定及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中了解到我国婚姻无效之诉的存在。因此，修订婚姻法实际上赋予了法院对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审判权。但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仍有权对无效婚姻做出确认和宣告。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都具有确认和宣告无效婚姻的职权，即我国对请求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实行的是行政和诉讼两种程序并行的双轨制。而对于由哪个机关、适用何种程序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理论界却存在着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应仅限于法院，即宣告程序应采用单一的诉讼程序。第二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即可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处理，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处理  。我国目前采取的就是这种双轨制。但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首先，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只是具体行政行为，婚姻登记只是标志着婚姻的成立，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缔结婚姻的行为在登记环节的监督管理，因此其只能负责婚姻的形式审查，即使婚姻登记机关认为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也只能是撤销该行为即注销该婚姻登记，但不能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更不应对婚姻效力的有无做出宣告。其次，婚姻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的确认不仅关系到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的人身、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还关系到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障，对于这些问题婚姻登记机关都无力解决，且超出其职权范围。再有，从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性质上来看，无效婚姻之诉为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婚姻事实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的确认之诉  ，对于确认之诉只能由法院主管。此外，从国外立法看，多数国家采取单一的由法院依诉讼程序来确认婚姻关系无效，而没有行政机关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立法例。因此，对婚姻效力的确认及宣告的权利只能由法院行使。同时，笔者还认为：关于无效婚姻确认和宣告已经由过去单一的由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做出发展到目前的双轨制也虽说是一个进步。但不可否认，这种双轨制的存在同修订婚姻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不统一不无关系。由法院对无效婚姻行使审判权，须由婚姻立法对此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应加强婚姻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对相关法律做出必要的调整。

第二、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过于单一。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5

论文关键词 准婚姻关系 婚前协议 共同财产 第三者之损害赔偿

一、准婚姻关系的概念

要定义准婚姻关系，首先必须明确婚姻的概念。通说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是婚姻主体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所缔结的身份性契约。或者说，婚姻是为法律所承认的，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男女两性的结合。

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婚姻关系受到了较为强烈的挑战。同性婚姻的出现，使得婚姻不再局限于男女异性之间，且在国外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德国于2001年颁布的《同性生活伴侣关系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已登记的同性生活伴侣在民事身份、财产及继承等法律领域的行为具有相当于婚姻的效力。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实则也是对传统婚姻关系的挑战。

准婚姻关系是一种婚前关系，即结婚之前的关系状态，亦可称之为缔结婚姻契约之前的一个关系状态。笔者认为，从契约的角度来看，既然婚姻被视为缔结契约，那么婚前关系便可视为要约。

准婚姻关系也称为亚婚姻关系，是指未婚男女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的两性结合关系的事实状态，亦称为不婚同居或非法同居关系。《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就将其称之为非法同居。?这样的称谓很大程度上具有强烈的谴责性，而对于准婚姻关系来讲并不存在法律的谴责问题，它仅仅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未婚男女所选择的一种新的婚姻关系形式，就其性质来讲是一种类似于婚姻的事实状态。

二、建议对准婚姻关系立法保护的理由

（一）必要性

未婚同居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默许甚至认可，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目前我国对准婚姻关系采取的态度是不予保护，并将它称为非法同居。

异性当事人同居生活，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产生如非婚生子女问题、财产问题、继承问题等问题，在我国的婚姻法和亲属法中并未得到体现。若发生民事纠纷，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可依据致使法院未能妥善解决纠纷，则会激化矛盾，甚至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不能保护准婚姻关系中的弱者的权利，因而亟需对其予以立法。

（二）迫切性

近年来，因为解除未婚同居关系而走上法庭要求分割财产的人不在少数，并呈上升趋势，“不婚同居族”日益壮大。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既说明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对婚姻的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法律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此做出新的规定。

我国刑法中对重婚罪的认定标准，实质是按照民事关系中的非法同居认定的，在民事关系中的非法同居，在刑法中却按照重婚对待，因而存在着民事关系认定和刑事认定相矛盾的问题，亟需对准婚姻关系予以立法上的界定与保护。

三、准婚姻关系的界定

笔者认为，首先应从民法基础上来界定准婚姻关系，即准婚姻关系应当具有一定的民法基础，最主要的便是自愿原则和尊重个体的原则。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律就应当对准婚姻关系予以明确并加以保护。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的构成要件应当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准婚姻关系的主体应为符合法定婚龄的未婚异性。准婚姻关系主体的适格年龄必须符合法定婚龄，没有达到法定婚龄的，法律不应当承认其准婚姻关系的状态。准婚姻关系的主体应为异性而非同性，这点与我国的文化背景和传统道德观相关，而且我国法律尚未承认同性恋合法化，故而准婚姻关系不包括未婚同性恋。同时，准婚姻关系的主体应当是未婚，而不是一方或双方均有配偶，否则便对抗了《婚姻法》。

2.准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应具有明确的合意。这种合意不以是否具有建立婚姻关系的目的为基础，只要具有共同生活的合意即可，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并没有要求。同时，该合意可以仅通过自己的行为使外界知道，并不一定要公示。

3.准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应有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的客观事实。所谓共同生活，应当包括共同的性生活，共同的社会生活以及共同的经济生活等。

四、准婚姻关系协议

准婚姻关系协议应当是婚前协议的一种。婚前协议，也称为婚前契约或婚前合同，是指由将要结婚的当事人对于婚姻关系开始之前或婚姻过程中及婚姻关系结束时的财产及其他事项的安排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婚前协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限制过错方违反协议，是自我保护的有效方式。相关的规定只是散见于一些法律文件中。

准婚姻关系协议，是指结婚目的不确定的双方当事人在准婚姻关系状态中就关于该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权利义务、财产及其他事项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对于准婚姻关系的婚前协议的签订、效力及法律适用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与一般婚前协议相同。我国现行法中还没有一般规定，所以应尽快从立法上予以保护。婚姻是一种包含了特定人身关系的特殊契约，互相忠实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当然的义务，对于准婚姻关系亦如此。婚前协议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忠实义务而达成的一个协议，其性质即为合同。协议并未设定人身关系，不是身份协议。此外，准婚姻关系协议应当经过公证才发生法律效力。

五、准婚姻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身份上来说，准婚姻关系当事人并不发生配偶的亲属身份，不享有配偶权，不论当事人是否有子女，均不构成配偶关系。准婚姻关系当事人所生的子女，应当适用亲属法关于亲子关系的一切规定。笔者认为婚姻关系的姻亲关系也是适合准婚姻关系的，准婚姻关系当事人与对方近亲属之间具有姻亲的权利义务关系。

从财产关系上来讲，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未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不具有约定财产的主体资格。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虽然类属于未依法缔结婚姻关系，但当事人对其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处理所订立的协议，在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情况下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对该期间的财产应按共同共有由当事人协议处理。该协议并不是基于配偶身份，而是对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的清算行为，其效力的确定应当依照一般民事行为的有效和生效条件，而不应受婚姻与否的影响。此外，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财产协议应必须经过公证后具有法律效力，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财产约定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

六、准婚姻关系的损害赔偿

无救济即无权利。准婚姻关系中比较普遍的侵权主要有暴力和第三者等，这些问题与婚姻关系中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当事人所处的关系状态不同，因而对其权益的保护也略有不同。笔者认为在暴力侵权方面，对准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救济应与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救济无异，在立法上均应制定明确的认定和制裁条款，尤其对精神损害赔偿应有明确的认定；而在第三者之损害赔偿方面，因为准婚姻关系当事人并不具有配偶身份，其权益保护应不同于婚姻关系的保护。对于准婚姻关系的第三者损害之赔偿，应首先从立法上确认准婚姻关系当事人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适用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准婚姻关系的第三者损害之赔偿，可以适用民事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

七、准婚姻关系的解除

所谓准婚姻关系的解除，就是解除双方当事人的同居关系。其解决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准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准婚姻关系，解除准婚姻关系的效果为终止准婚姻关系。若一方要求解除关系而另一方不同意而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裁断。

第二，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伦理义务。准婚姻关系终止后，当事人之间原则上互不负责任。但在其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能对相互之间的生活扶持义务适用绝对排除，但基于准婚姻关系的性质也必须对此有所限制：在准婚姻关系存续满一定时间之后，一方对另一方就应当开始适当承担扶养义务。

第三，准婚姻关系的解除对人身关系的影响。当事人不能达成解除准婚姻关系的合意时，一般应当判决解除准婚姻关系，并警告无理纠缠一方其行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若是准婚姻关系持续时间较长，如超过五年，为了保护弱者一方的权利，可以酌情适用婚姻法关于离婚后扶养义务的规定。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可参照适用我国《婚姻法》关于法定婚姻形式中的财产关系的规定。只要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对于财产关系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认可其法律效力，按照其约定处理相关纠纷。如果准婚姻关系破裂，则财产共有关系的基础即告消灭。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6

    问：1991年，我与一离异女子在没有领取结婚证的情况下，组建了家庭。2003年8月，我与她终因感情不和而分手。现在的问题是，在以往的人口普查中，我们在“婚姻状况”一栏都填写了对方的名字，派出所据此填写了我们的户口簿。由于我们没有结婚证，民政部门不办理离婚手续，法院也不受理离婚诉讼；而没有离婚证，派出所不予变更我的“婚姻状况”。这使我很尴尬———从户口簿上看，我仍然是一个有配偶的已婚者，而实际上我已经是单身。请问，民政部门与法院的做法有法律依据吗？我该怎么办？

    答：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就是说，只有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并领取结婚证，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才受法律保护。由于竺先生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没有领取结婚证，因此民政部门无法给他办理离婚手续。这是因为，《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对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这样的规定，除了应当出示户口证明、居民身份证、离婚协议书外，还应当出示结婚证。没有结婚证，自然就不能办理协议离婚手续。

    我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5日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5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8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是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是《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之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是，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1条规定：除了婚姻法第3条、第32条、第46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外，“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与“解释（一）”的“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规定，是有矛盾的。但是，“解释（二）”最后有一说明：“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可见，法院不受理竺先生的离婚诉讼，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看来，竺先生要更改户口簿上的婚姻状况，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先补办结婚登记手续，然后再办理协议离婚的手续.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7

一、我国农村婚姻中的各项问题

（一）婚姻成本分析

对于日照市岚山区而言，家庭尤其重视孩子的婚姻大事，同样也是父母的一种重要使命。一旦孩子出生之后，父母总会有着较为复杂的心理，虽然后继有人，但是更要做好未来孩子的娶妻准备。在孩子较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了艰难的劳作，并对孩子的婚事进行准备。对于当前的日照市岚山区而言，在农村的结婚中，女方基本上要求为楼房，并结合卧室、厨房和客厅，总价值大概为15万元，而对于家具而言，总体的费用基本上为20万元作用。同时也有的农村男女结婚，并在城里买房娶妻生子。装修家具的费用，逐渐增加，基本上控制为35万元。对于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而言，结婚的支付相对而言较为沉重。但是对于女方而言，一般男方没有房子，女方家长并不同意女儿出嫁。同时在结婚之后，新郎步入婚姻中，基本上处于一种负债累累的状态，并外出打工赚取生计，以至于结婚的新房更是空置，家具也是闲置状态，在生儿育女中，有着艰辛的路程。基于婚姻的成本分析中，婚姻独家成本更是结合青春进行弥补，在婚姻的代价中，相对而言也是较为沉重的。

（二）择偶范围分析

在农村的择偶范围中，不仅仅存在等级通婚圈，同时也存在地理通婚圈。对于等级通婚圈而言，主要是对和自己处于一种层级的另一方进行择偶。对于地理通婚圈，主要是在一定的通婚地域环境中进行的一种通婚过程。对于日照市岚山区的择偶而言，主要是选择一种地理通婚的形式，同时也存在农村外出小伙子把外地的姑娘带回来，并结婚。但是这种婚姻现象不常见。在农村中，同样也存在男性入赘外地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更是不常见。在经济的发展中，当前通讯更是处于一种发达的状态，农村人们思想逐渐解放，并有着越来越大的择偶范围。

（三）男性女性择偶困难度分析

对于农村而言，男性的数量明显多于女性，人们思想处于较为封建的阶段中，有着重男轻女的一种思想。而婚姻市场中，女性往往存在较高的价值，在对自己的配偶选择中，有着较好的出嫁优势。但是在农村家庭的生育观逐渐改变中，更是注重女儿的价值，并逐渐改善男女不良比例的情况。

（四）婚姻自由情况分析

所谓的婚姻自由主要是一种自由结婚的状态，男女双方在自主自愿结婚的过程中，是一种自由恋爱的状态。对于农村的婚姻而言，多为相亲结婚，男性婚姻在预中，明显高于女性。1000份的调查问卷中，其中75%的人表示是通过相亲结婚的。由于当地年轻人主要是外出打工的状态，并在男性和女性工作岗位中，异性之间将会产生一种自由恋爱的过程，但是一旦工作岗位均为同性，将会使得自由恋爱的机会逐渐减少。同时在当地风俗情况的结合中，春节时农村人相亲的一种高峰季节，自由恋爱结婚的过程，逐渐成为一种风俗，并被当地的民众逐渐的接受。

（五）早婚和婚姻登记现象分析

农村中的早婚现象更是有着较多的比例，在农村的早婚中，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缺乏相关的重视度，而当地学生在婚姻中，更是没有到法定年龄就结婚了。在农村的早婚现象中，男性大于22岁和女性大于22岁，基本上为大龄青年。婚姻登记作为我国的一种特定结婚法定程序，在婚姻的生效中，受到我国法律的基本承认和保护。但是对于农村的婚姻登记而言，难以得到有效性的落实。当地农民结婚中，由于法定年龄不到，难以做好婚姻的登记，仅仅结合结婚的过场，对婚宴举办，并在计划生育的躲避中，更是不进行登记，以至于婚姻登记现象不容乐观。

二、我国农村婚姻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实施

（一）完善和加强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1.改革法律援助体制，加大立法力度。2.修订和完善《法律援助条例》的条文。3.完善农村法律援助资金保障制度。4.完善管理和服务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作用；加强各级部门与社会团体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高校的作用，为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大力倡导社会团体和志愿者工作。

（二）加强农村中男女平等原则的基本贯彻

对于农村的婚姻而言，在法律援助中，就要保证有着相对完善性的工作，而男性婚姻的成本控制中，就要做好男女平等基本原则的融入。通过将传统封建观念思想进行纠正，并在择偶范围的不断拓宽中，做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男女平等权利的法律实施，在妇女权利利益的基础保障中，结合男女同工同酬的过程，将男女平等原则逐渐加大，而基于现实生活中，实现男女平等相关法律的基本援助。通过将女性的地位提高，并将女性的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女童的教育过程中，就要做好特殊教育的根本保护，并将一些学杂费适当的减免，将录取分数线有效降低。在农村妇女的格外照顾中，做好双女家庭养老金支付额度的不断增加，实现农村女性经济地位的全面提高，注重农村妇女干部的综合培养和提拔，将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显著提升。始终本着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保证有着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在宣传墙上的基本宣传中，加强宣传力度，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的丰富。

（三）对传统婚姻习俗尊重并规范

农村婚姻的结构中，难以做到婚姻的有效登记，同时也存在较多的早婚现象，而在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下，农业的生产往往更加注重劳动力的获取，在国家军队的发展中，同样也重视男性劳动力的培养，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发展。但是在现代胡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更要注重现代化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将女性的主体地位全面凸显。在农村早婚的法律制度完善中，真正意义上得到落实。通过对传统婚姻习俗进行尊重，并在现行的法律基础上，将法律的执行力度不断增强，在法律的基础上，保证公民有着法律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并在婚姻关系产生之后，对婚姻家庭责任进行有效性的承担。基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就要做好结婚的基础登记，并将婚姻登记的效力提高。

（四）做好农村妇女儿童权益的合法保障

农村离婚纠纷的产生现象，就要将女性法律观念意识不断增强，而协议离婚的过程中，女性往往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在财产的分割中，同样也难以得到根本有效性的保障，这种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发展中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同时对于社会的利益也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基于婚姻登记相关职责的履行中，更要对法律的严肃性进行全面的维护，注重正常社会秩序的根本维护过程，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全面的保护，对协议离婚的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定。在双方当事人的离婚自愿中，就要对子女抚养和实际财产分割进行书面协议的规定，并赋予双方对子女探视的权利。探望权的顺利实施中，就要结合法律相关规定的角度，结合法律的明文规定，并在法律的制裁中，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科学的规范，在相应的责任承担中，做好子女探望权的一种司法救济过程。

（五）深化法律援助的基本思想认识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8

论文摘要：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制度和夫妻财产制度弥补了原婚姻法中的不足，更好地适应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与原婚姻法相比，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原《婚姻法》对于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和发展家庭关系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旧婚姻法的缺陷日益显露，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新婚姻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出，它的出台较好地弥补了1日婚姻法中的不足之处，作出了一些符合杜会要求的新规定，可以说新婚姻法是一部更为科学、更为系统的法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本文主要就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离婚制度及夫妻财产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提出拙议，以求教于大家。

一、夫l的离婚制度

传统上我国的婚姻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对于婚姻的聚合与解体已经很难茼单地评判好或不好。因此，新《婚姻法》对离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面向2l世纪的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首先就离婚的法定条件进行论述。

(一)修改前的离婚法定条件

1980年实施的婚姻法对离婚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进行调解；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应予离婚也就是说，法院在对要求离婚的当事^进行判决时，是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准于离婚的唯一标准。这一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因为它一方面沿用了I950年制订婚姻法中的“自由离婚”原则；另一方面又确立了“破裂主义”原则。同时，在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方面，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这已为十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

但是，髓着时间的推进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尤其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薪体制转轨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这一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婚姻的法律特征看，单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不能体现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2)从立法形式上看，它是采取概括式规定，不利于法律的适用和遵守。(3)在内容上单以“感情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唯一标准，具有超前性．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当前的婚蛔状况。

(二)修改后我国的离婚形式和离婚法定条件

为了适应当今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新《婚姻法》本着保障离婚自由，但又反对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总结了20年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离婚制度从立法上加以确认和补充。

1．关于协议离婚制度

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4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于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应即发给离婚证”但由于此条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须到”二字力度不够；另则“适当处理的古义摸糊不清，不利于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也不利于督促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因此，为维护协议离婚的严肃性，保护当事^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针对以上两点作如下规定：(I)进一步规定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重申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双方就离婚后对子女的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双方就离婚后有关共同财产的分割，共屙债务的清偿，一方是否需要另一方予以经济帮助等事项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2)强调了协议离婚的形式要件。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原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改为“……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其中强调必须”二字，有其一定古义：申请离婚登记，不适用有关的规定。申请离婚登记，夫妻双方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都不适用协议离婚。以上有关协议离婚的重申与补充，有利于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便于双方当事人较自觉遵守和履行。

2．关于判决离婚制度

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5条第2款规定“^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蛔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破裂主义在诉讼离婚的法定条件中只有原则性的概括，没有具体的列举，给执法带来困难和主观随意性，“感情破裂”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的不足之处也显露出来。对此新《婚姻法》在原基础上作如下补充：(I)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男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于离婚。

笔者认为，修改后的《婚姻法》使离婚条件具体化这不仅在立法技巧上，采取概括性规定

与具体倒示相结合的办法，而且使判决离婚的条款更科学、更规范、更具有操作性。其理由有：(1)采取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相结音，是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儿国外离婚立法看．有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一方法，在实际运用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2)从婚姻的本质来看，婚姻是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感情的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括的一部分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掏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方面。婚姻的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哮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3)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话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将“夫妻感情破裂”与具体理由相结合，我们就不再是用主观标准评价婚姻关系，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对应否准予离婚作出正确的判断。(4)将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结合起来，可减少审判人员判案的随意性，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的婚姻权益由此可见耐离婚制度进一步的确认和补充．填补了过去立法中的空白，提高了《婚姻法》的可操作性。

二、夫妻时产制

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家庭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改后的《婚姻法》儿不同的角度对夫妻财产制的构建怍出了很多增补规定。笔者针对修改前后的我国夫妻财产制谈几点看法。

(一)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

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是杜会主义计划经蒋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城乡家庭时产关系的实际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我国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198o年颁布的婚姻法，一方面继承了195o年婚姻法中贯穿的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原有法律的局限性应当指出，经过20年的社会变迁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原《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经逐一显现出来。

(二)修改后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婚姻法''''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总结历来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许多补充规定，笔者在此就修改后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四十方面进行说明。

1．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

保护婚姻和家庭、保障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步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夸天，新《婚姻法''''根据宪法的规定更加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I)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紧紧地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一方面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化的情况下．采取了尊重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意思自诒。(2)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与婚姻家庭观念现代化的结合。在婚姻家庭领域中，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杜会的进步，用现代化的婚姻家庭观念引导人们建立互爱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同时．它鼓励婚姻家庭成员从事刨造性的劳动，否定不劳而获的观念。承认家务劳动在夫妻财产价值构成中的贡献，这是与劳动创造财富的时代精神相配套的一十价值观念

2．关于夫妻法定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婚姻家庭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修改后夫妻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共有财产制已成为夫妻财产制的主导制度，具体而言：

第一，准确地规定婚后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

婚姻法在修改夫妻法定财产时，已将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除特有财产外)：(1)一方或双方的工资、奖金。(2)一方或双方因继承、受赠、受遗赠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面的财产除外。(3)一方或双方由知识产权获得的财产。(4)一方或双方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5)其他应当共同所有的财产。从以上5条规定可看出，修改后的夫妻法定财产制范围与修改前的相比较，缩小了规定范围．相对延长了夫妻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时问，尊重了被继承人赠与人对十人所有财产的处分权，从而与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相一致，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注重十人权利的社会价值观念。

第二．明确夫妻对共有财产的权利和义务。

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地享有共同管理、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的确认可禁止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防止因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给另一方造成财产损失。

3．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法律允许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协议的方式．将某项财产或收人，确定归一方所有的或双方分别所有的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仅以“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范方式对约定财产制作了原则规定．尚无可具体操作的条款，所以，实践中真正适用约定财产制的并不多即使有的夫妻对财产进行过约定，但一旦面临财产分割，双方往往因约定的有效性难以璃认而发生纠纷。为改变上述状况，以适应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不同需求，修改后的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要件作了以下明确规定：(1)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2)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3)投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或夫妻十人财产制。(4)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5)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新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适应我国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多样化的趋势．使婚姻当事人在处理财产时有更大的灵活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杜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婚姻家庭领域里的财产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在财产构成上出现了股票、债券、和外币等；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私营企业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用资金，其价值已远远超出通常的夫妻财产；夫妻财产客体上的变化，仅依靠笼统的另有约的除外”，已不足以反映和调整夫妻在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明确责任，切实保障各方的财产权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显得更重要。

第二，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利，维护夫妻尤其是再婚夫妻和分居两地夫妻各方的财产利益。

对夫妻约定财产作明确规定，可使当事人在结婚后仍能保持经济上的自和相对独立性，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的自强自立尤其是再婚家庭中，夫妻在对前婚所保留的财产以及对各方父母和子女承担经济义务等问题上，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由此引发夫妻双方和继父母子女问的感情冲突和财产纷争，希在再婚前“约法三章”。对那些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妻来说、无形之中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消费单位更需要通过明确约定，从而相对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

第三，适应现阶段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过耐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明确规定，可避免因夫妻感情危机或财产纠纷而危及个体和私营经济实体的生存和发展。

第四，满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与相关国家在迭一领域的法律冲突。

4．美于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个人财产(即特有财产)是指夫或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婚姻家庭立法对此都有较明确的规定。我国原婚姻珐对夫妻个人财产未作规定，因此．在这次新婚娲法的修改过程中设立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井作以下规定：(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园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其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9

论文关键词 夫妻 共同财产 婚内 分割

在我国婚姻法中，夫妻共同财产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应当由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前，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仅可以在离婚时候适用，其出台使得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成为可能。《婚姻法解释（三）》中规定，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包含两种情况：其一，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的前提下夫妻双方约定分割；其二，是指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出现特殊情形，造成其中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分权的侵害，未受侵害一方不同意通过协商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受侵害方可通过诉讼途径要求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本文主要针对第二种情况下的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进行阐述。

一、建立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的必要性及法律依据

（一）建立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的必要性

1.司法实践的需要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当事人出于种种原因并不想离婚，但又想要维护其合法权益。于是就请求在不离婚的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在过去的婚姻法中是没有可能的，导致司法实践中有三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其一，直接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其二，通过调解结案；其三，是通过变通的以婚姻关系中的“平等支配权”为依据来解决问题。但是以上三种方法都是根据不同的案情的变通做法，并没有真正的从本质上解决这一问题。而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这一规定的出台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所以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出台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2.保护婚姻中弱势一方的需要

若婚姻关系中一方不请求离婚但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另一方不同意离婚却又在秘密转移大量夫妻共有财产。这就使得一方的利益受损，这对于婚姻中的弱势一方是不公平的。法谚告诉我们有救济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但此时夫妻中的一方却因为法律的缺失使其权利得不到应有救济，这无疑让另一方的侵害行为有恃无恐。所以，在此情况下，法律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护自己财产权利提供的救济途径显得格外重要。与此同时，我国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相关规定的出台响应号召，应运而生。

（二）建立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的法律依据

我国婚姻法中一度没有关于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明确规定。直至《物权法》颁布，对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物权法有重大突破，共同共有人请求分割共同共有物的情形包括了“共有的基础丧失”和“有重大理由时”。这一立法创新，为我国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相关规定的出台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二、我国现行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举证责任不明确

我国《婚姻法解释（三）》中没有对“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中相关举证责任做出特殊规定。实践中一般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申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一方来承担。而事实上，实施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夫妻一方通常是非公开的、秘密的进行，而公开的非隐瞒的情形是极其个别的。在实践中存在较多秘密转移财产的现象，若在审判中要求申请一方举证，不利于对婚姻中弱者的保护，其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救济。

（二）对相关用语缺乏准确界定

对《婚姻法解释（三）》提到的“挥霍”、“重大疾病”、“相关医疗费用”等词的界定，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挥霍”一词，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且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实际情况也是不同的，也许在婚姻中一方认为已经构成了挥霍而另一方却觉得远远不够。对“重大疾病”的界定，实践中不好掌握，没有明确标准，是按治疗所需要的费用确定还是按照病情严重程度确定。实践当中还存在“绝症”一说，如果夫妻一方患有“绝症”，而家庭情况本就不是很好，另一方认为并无必要医治，即使医治也会使原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而患病方坚持医治的又当如何处理？不可否认“绝症”也属于“重大疾病”中的一种。这些问题都交给法官来裁量，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法律的不确定性增加，更为滋生腐败提供温床。

（三）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后相关问题

《婚姻法解释（三）》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不容许的，但如果有重大理由时可以请求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并未做后续的规定，即夫妻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后新产生的财产适用何种财产制度。就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而言，主要分为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一旦夫妻之间过法律途径请求对婚内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就证明其中一方不同意通过约定的方式分割。在一方请求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后，产生新的财产亦适用法定财产制度也即夫妻共同共有，这种情形下法律并不能彻底的将问题解决。如果每次产生新的夫妻共同财产后仍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既增加了法院的司法负担，也使得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成为一项较大开支。可如果不通过诉讼来解决后来新产生的财产，仍将其视为夫妻共同共有就使得前述行为作用大减，而且也不符合法律的宗旨。这是我国新解释出台所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此外，夫妻一方在有重大理由时请求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此后若这些重大理由已经消失，被申请方改邪归正不再转移、挥霍共同财产或重大疾病得到治疗之后，夫妻一方不同意恢复夫妻财产的共同共有，而另一方能否请求恢复夫妻财产的共有，法律中也没有明确规定。众所周知，一个和谐、稳定的夫妻关系必定是建立在一个良好的家庭财产状况之上。夫妻共有财产的存在，使得夫妻关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内部关系。法律规定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是为了使弱势一方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使其权利得到应有的救济。但如果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当初分割财产的重大理由已发生变更，而夫妻共同财产仍处于分割状态，此情形不利于夫妻婚姻关系的维系，相反会起到离间作用。所以，法律没有规定重大理由消失后另一方的救济途径是其一大缺失。

三、关于我国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再完善

（一）进一步明确双方的举证责任

在夫妻一方挥霍、转移、毁损、变卖夫妻共同财产，而另一方请求分割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下，若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定来，这无疑加大了申请方请求于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难度。所以法律不妨将此条也像许多民诉中的其他特例一样规定为举证责任倒置，由被申请方举出其没有上述事由中的一种，如果其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则推定其实施了重大理由中的一种行为。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所以规定在《婚姻法解释（三）》中就是为了保护弱势一方的利益，而如果仍按原来的举证责任归责，就使得其功效得到相当大的削弱，并不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如果实施举证责任倒置把举证责任转移到秘密实施此行为的被申请方则能更好的保护婚姻中弱势一方的利益。

（二）明确相关法律用语

对“挥霍”、“重大疾病”等的不易界定，仅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够的。所以法律应该出台新的相关解释来明确规定此类词语的范围，把界定问题法律化，而不是仅交由法官自由裁量。在我国法治环境不太健全，法官素质不过硬的现状下，把一些问题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是很有不妥之处的。我们可以减少不明确用语或在新的司法解释中做出相关规定把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来减少法律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这一缺陷是比较容易完善的，那就是使法律用语确定化，对一些法律用语给出明确的范围。

（三）借鉴国外，增设分别财产制

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后应适用何种财产制度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增设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度。在许多国外的婚姻法中夫妻法定财产制度不仅仅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度还有其他的法定财产制即分别财产制。所谓分别财产制指夫妻婚前婚后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各自独立行使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不排斥夫妻以契约形式将其个人财产的管理权交由夫或妻行使，也不排斥双方有一部分共同财产。如果我国的《婚姻法》也增设分别财产制，那么就使得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之后继续产生的财产有了更好的归宿，而不需要反复的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夫的分割。这样不仅使得夫妻关系持续稳定而且也节约了诉讼资源，减少了当事人的负累和减轻了法院的负担。所以为了使新规定更好地落实，我们应该建立以分别财产制为前提的共同财产分割，也即我国的法定财产制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夫妻是可以选择适用何种财产制的。在共同财产分割后，夫妻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这样可以使得我国的婚内夫妻财产分割制度更加完善。

法律规定的婚姻状况篇10

关键词：婚姻；非婚同居；合法化；理性。

非婚同居作为个性自由、两性结合和家庭生活多元化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但为大多数年轻人接受，也是携子女再婚和老年再婚的无奈的选择。基于个人自由观念和世俗的理解和宽容，非婚同居对家庭法中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提出巨大挑战。强调权利和自由的国家应为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选择最适合个人的家庭生活方式。传统婚姻、非婚同居等所产生的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丁克家庭、同性结合等家庭形式多元化已成为各国家庭法发展的一个方向。

一、非婚同居的定义。

现代汉语中的同居包含三种含义：一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居住于一处；二是夫妻的两性生活；三是男女双方没有结婚而共同生活。本文的“非婚同居”基本上采取第三种含义，是指没有婚姻关系的双方共同生活，相互依赖，形成了包括感情、经济和性等方面的生活共同体。其外延排除了违法同居，如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同居。至于是否排除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实质性要件，未办理结婚登记的非婚同居，有两种观点：一是双方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但不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公开居住一定期限的事实状态属于非婚同居，而违反结婚实质要件而规避结婚登记制度的非婚同居，属于违法同居，不应给予法律保护；二是双方无配偶、无其他未婚同居关系的两个成年人，未经结婚登记，自愿地持续地公开居住一定期限以上的事实状态属于非婚同居，如果违反结婚实质要件的一夫一妻、近亲结合关系，而规避结婚登记制度进行非婚同居，属于违法同居，不应给予法律保护。wWW..com第一种观点对非婚同居的定义过于苛刻，第二种观点更符合非婚同居的事实，还包含同性结合、有禁婚疾病者结合、未达法定婚龄的结合。

笔者认为，非婚同居者只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即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发生的后果有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特别是同居者有相互的感情需求和共同生活需要，虽不达法定婚龄但已成年而同居生活的不在少数，如果将他们完全排除在法律规制之外，不能实现法律规制未婚同居的目的；另外，同居双方有禁止结婚疾病不能结婚，但彼此不生育、不传染而愿意共同生活的，既有利于当事人，又无害于他人，法律不应干涉；双方属同性恋者同居，法律都应当予以尊重。

二、非婚同居“合法化”的必要性分析。

非婚同居与登记结婚相比，就持续地、稳定地共同生活的实质上看没有什么不同，有的甚至生育子女。现实中的非婚同居有几种情况：一是替代单身的同居，同居者不急于组建家庭或者因为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不符合结婚条件不能结婚，选择同居这种松散的结合，这种同居者的心理更接近单身，只不过以约会和固定的性生活伴侣来替代单身生活；二是婚姻的前奏或试婚，同居者有结婚的打算，要么想更加深入了解对方，要么经济准备不充分或工作条件不允许，先同居再结婚或奉子再成婚；三是婚姻的替代，要么同居者认为同居与婚姻没什么分别，要么同居者不愿结婚而愿意以同居来组建家庭①；四是同性恋者的同居结合。我国2001年、2003年的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二）对符合事实婚姻状态下的非婚同居赋予了与登记婚姻同等的效力，而对未构成事实婚姻的同居，如果不涉及财产问题和子女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同居关系的法院不予受理。这已经改变对非婚同居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性态度，是非婚同居“合法化”的良好开端。

（一）法律未规制非婚同居易助长非婚同居现象的蔓延。婚姻应当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但现实中的婚姻不但有繁琐的人际关系和法定程序，而且产生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不仅影响个人而且影响家庭关系。而非婚同居中的性和爱同样是神圣而美丽，甚至要比充斥着责任承担和利益交易的婚姻之爱更纯粹。非婚同居一般都是以当事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所形成如同婚姻的亲密关系，并事实上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相互扶持和照顾。如果同居者以为不可能做到只有一个配偶，就不选择婚姻而选择同居，相互不忠实也彼此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不用受到任何约束，这属于规避一夫一妻制原则的行为。现实中同居双方出现暴力、不忠实、侵吞财产等违法行为，特别是那些不愿承担婚姻责任而选择同居的更为明显。如果不对非婚同居进行法律规范无异于宽容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违反现代实质正义的要求，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符合，也容易助长未婚同居现象的蔓延。

（二）未婚同居“合法化”符合私法上的“法未明文禁止即允许”原则。结婚登记是国家对当事人双方结婚意愿和婚姻行为的公示和确认，以维护良好的两性关系秩序和家庭秩序。补办结婚登记制度虽正视未婚同居的家庭生活实体的客观存在，但需要同居双方积极的补办登记的行为，否则其制度功能无法得以正常发挥。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婚姻法规定偏大的法定婚龄（男年满22周岁，女年满20周岁）。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18岁以上智力、精神健全者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性生理和性心理都很成熟的成年人不能结婚而采取未婚同居方式，法律并不禁止。而当未婚同居者同居期间受到侵害时，产生财产纠纷和子女抚养纠纷，也需要法律平衡和保护其利益。尽管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尽相同，但非婚同居从不被承认再到受保护是各国法律的较为一致的选择②。

（三）非婚同居“合法化”是对已经产生的非婚同居事实的法律后果的确认。既然法律允许当事人做出某种行为，而一旦当事人做出这种行为后法律却又不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不调整因此产生的关系，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法律有必要理性地对非婚同居定性定位，形成有效的法律规范。非婚同居合法化，不是作为一种性行为模式，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家庭生活方式的非婚同居得到法律的承认和受到法律的规范。

（四）非婚同居“合法化”是保护妇女和儿童的需要。1804年制定法国民法典时拿破仑说过：同居者无视法律，法律也无视他们。未婚同居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仍然是广大的妇女、儿童。同居的女方往往期待以后能走进合法的婚姻家庭模式，特别是女方怀孕后，而男方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性生活的需要。由于男女双方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同居关系破裂，也容易产生财产纠纷和子女抚养纠纷，而受伤的往往都是女方和未成年子女。如果同居关系仅仅是双方的感情问题，法律不予规范无可厚非。但与婚姻中一样，非婚同居涉及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费用负担、相互照顾扶持、忠实义务、子女抚育，涉及家庭暴力和女性家务劳动无价值，所以不进行法律规范无疑对女性和子女保护不利。

（五）非婚同居“合法化”是对人权的尊重。宪法上的人权原则，反映在民法上就是私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具体到婚姻法领域就是婚姻自由原则。婚姻自由应当包括结婚的自由与不婚的自由，只要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未婚同居应当受到法律保障，这样才能体现出对公民人权的尊重。法国1

999年颁布《紧密关系民事协议与同居关系法》（2000年1月生效），并相应修改民法典，将紧密关系民事协议与同居放在人法卷的最后一编。除婚姻外，法国将同居分为登记紧密关系民事协议和自由同居两种。私法上应该最大限度地赋予民事主体充分而广阔的自由空间，结婚与否，采取什么样的家庭生活方式，是否需要法定形式来记录自己的结合与分离，非婚同居“合法化”可以给民事主体的权利自由以更大的尊重。

（六）非婚同居“合法化”是完善家庭法的重要步骤，并不是对婚姻制度的冲击。非婚同居一直游离于道德、法律和社会力量的边缘，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符合什么法，遵照什么法处理同居纠纷，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不管法律承认与否，世界上许多国家非婚同居组成家庭，甚至生育子女的现象非常普遍，北欧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为45%到65%③。虽然婚姻的地位的确有所下降，但那是婚姻制度本身不完善导致。婚姻并非组织家庭的唯一方式，家庭法应当做出相应完善，不但完善婚姻制度而且规制非婚同居。非婚同居“合法化”是婚姻制度的补充。因为非婚同居“合法化”有一定的条件的，受到法律规制的非婚同居首先必须符合婚姻法规定的要件，同时放宽了婚姻法保护的对象，如要求男女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不要求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如不要求其双方或者一方无禁婚疾病，如不要求双方必须异性等，这是对婚姻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并不造成对婚姻法的冲击。实际上，婚姻不是通向家庭和性生活的惟一桥梁。现行法律规定与社会事实情况脱节时，法律的规范性作用就难以发挥，因而非婚同居合法化是补充婚姻制度的重要步骤。

三、结论。

法律根植于现实的土壤。笔者认为，应该对非婚同居给予理性的认识，给非婚同居披上“合法”的外衣；非婚同居“合法化”，给予当事人必要保护，并不是说鼓励非婚同居的男女结合方式，而是说任何人都有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任何他人不得侵犯和干涉他们的自由，人们选择非婚同居的生活方式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当一方或双方受到严重不公平待遇时，法律就会矫正这种行为，并遵循公平的原则重新分配当事人的利益，维持当事人的利益平衡④。非婚同居本身是法律既不责难也不鼓励的行为，法律对同居者的法律地位进行尊重和认可，对不危害他人利益的同居者的民事行为予以确认，但侵害另一方同居者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法律必须对其自由意志进行干预和剥夺。非婚同居“合法化”的目的并非是要取代婚姻，相反是补充现行的事实婚姻制度。婚姻的问题留给婚姻制度去解决，顾虑同居取代婚姻而不给同居者一定的法律保护，不符合法律理性思维。

[注释]

①王薇。非婚同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页。

②童付章，吴素文。非婚同居关系的立法趋势与我国的法律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2月，第196～197页。

③转引自王薇。非婚同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④汪火良。非婚同居立法的法理探析[j].行政与法，2010年第1期，第67页。

[参考文献]

[1]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0:220~223.

[2]曹诗权。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25～132.

[3]张希波。中国婚姻立法史[m].人民出版社。2004:287～315.

[4]王薇。非婚同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9: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