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十篇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1

【关健词】合同诈骗；经济合同纠纷；欺诈；主观目的；客观行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合同作为经济交往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日趋重要，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成为现实生活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定及处理，长期以来争执不休，是司法界和理论界的难点和热点，是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和研究的难题。把握和区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现行刑法在修改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以诈骗罪进行处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此类犯罪数量急剧增加。它不仅侵犯了财产权而且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其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了普通诈骗犯罪。199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修改刑法时，将合同诈骗罪成为新的罪名[1]。根据我国刑法第274条之规定，合同诈骗是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利用各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情形。而经济合同纠纷是人们在签订、履行经济经济合同中发生的权利和义务的争议。与合同诈骗容易混淆之处，就是经济合同纠纷过程中的民事欺诈行为。

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相同点是：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中，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经济合同存在。根据法律规定都属于无效经济合同；两者在客观上都采取一定的欺诈手段。

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的不同点是：合同诈骗的含义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它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即正常的市场经济管理制度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侵犯的对象是合同当事人的财物。经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通过欺诈或隐瞒真实情况等手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获得非法利益行为。

因此，在办理合同诈骗案件中，如何区分某一行为究竟是合同诈骗还是经济合同纠纷，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一个非常明显本质的区别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经济合同纠纷中有时主观上虽然也有欺诈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

二、客观方面不同：利用合同与其它诈骗一样，在客观上都离不开一个“骗”字[2]。行为人既有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时也就必然会采取欺诈手段，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从而“自愿”地将款物交付于他们。在实践中，欺诈手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手段不同。合同诈骗中的行为经常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或者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与对方签订合同，或者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一般可以认定其有合同诈骗的故意。但是，经济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虽然有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一般无假冒合法身份。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对某种事作了不实陈述，如夸大自己的资信程度或履行能力，但订立合同后，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实际上也未影响其对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且未逃避的，则足以表明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所以，判断欺诈行为能否构成犯罪，还应看欺诈的性质以及欺诈手段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

2.欺骗的程度不同。合同诈骗所骗的货物的数量通常较大或次数较多，而经济合同纠纷的当事人的欺诈所获得的数额是较少或者不是有形的财产。

3.行为人履行经济合同的态度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根本无履行经济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经济合同的能力[3]。由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利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而无偿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因而一旦定金、预付款、或者合同标的物到手后，行为人对合同约定自己一方的义务就不问不管。而经济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一般有一定履行合同的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的行为。只是履行经济合同上有瑕疵或者认为对方没有履行而处在延迟履行阶段；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4.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没有将取得的款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而是用于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导致财物无法返还。而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将财物一般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

三、侵犯的客体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侵犯的是他人的债权。

四、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触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其民事责任也不能免除。而经济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只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返还、支付违约金等民事责任。

在很多合同诈骗的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往往对合同诈骗的故意和目的拒不承认，以经济合同纠纷为辩解内容，以逃避刑事上的追究[4]。然而，在纷繁复杂、众多的经济合同纠纷中，一些企业为了追回财物往往就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司法机关往往插手经济纠纷，将正常的经济合同纠纷视为是合同诈骗，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名义达到追回现实债权的目的，有时也造成了一些冤案。

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区别到底是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经济合同纠纷？通过以上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区别，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区分和把握。

首先，区分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关键是主观目的上。必须要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前提和基础，即要看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自己没有履行经济合同的能力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当事人的信任，还是行为人有部分经济合同履行能力的方法，故意夸大事实，使对方产生错觉，以达到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而经济合同纠纷过程中虽然也有欺骗，行为人通常是为了经营，诱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了经济合同，在签订和履行经济合同的过程中，并没有非法把他人的财物据为己有的目的。

其次，要审查客观方面。行为人争取了什么样的手段。同样是欺诈的手段，却有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的欺诈之分。在合同诈骗上，行为人往往使用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经济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经济合同或者部分履行经济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经济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出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物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此外，还要审查行为人在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的态度。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因本身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伪装成经济经济合同纠纷，故意制造矛盾[5]。其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是能够表现出来的。而经济合同纠纷中，当事人一般有固定的住所和一定的资产，人员稳定，管理秩序正常，一般将财物用于约定的用途或者正常的生产经营中。

综上所述，在合同诈骗与经济经济合同纠纷进行区分时，要注重围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一本质特征，结合具体个案的事实证据，对以上几个方面全面、认真、细致地综合审查，正确认定行为人的性质。同时，要严防公安机关利用侦查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刑讯逼供，造成冤案的发生。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决不能片面地以行为人签订或者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暂时的无履行能力或未返还当事人的财物等，以某一个孤立的客观因素为依据，来轻率地推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同时，也不能将一些表面为经济经济合同纠纷实质是合同诈骗的行为所掩盖，而放纵了犯罪，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正常的合法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使人们对法律丧失信心。

参考文献：

[1]曾斌.刑事司法统一罪名的理解与适用[Z].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1998，2.

[2]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刑事办案手册（2004年第4版）[M].法律出版社，2004，5.

[3]祝铭山.合同诈骗罪[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8.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2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仅履行合同小部分，而对合同义务的绝大部分无履行诚意以骗取财物的行为。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做到既严厉打击合同诈骗活动，又及时调整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划清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根据法律规定，都可导致合同无效；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包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不存在过失问题；行为人都可能对特定的财物处于不法占有状态，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能交付的“标的物”。 两者的区别： 首先是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其次是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①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②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③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④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 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由于诈骗分子近年来常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往往使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①主观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真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②履约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没有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后，行为人会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已遭受的损失。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3

[摘要] 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往往容易混淆，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认真把握两者的性质与具体特征，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准确高效地司法、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合同诈骗 经济合同纠纷 全面分析 性质 特征 法制建设 [正文] 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持及当事人利益的调节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施行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实施，与此同时，立法部门也在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然而，依旧有一部分不法份子无视国家法律，利用合同进行各式各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经济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形形色色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中，经济合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经济合同纠纷往往容易与合同诈骗相混淆，有的案件甚至连司法部门都难以作出准确区分。在实践中，不少与此有关的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勉强的，这不但影响了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还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因为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两者各自的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 （一）性质不同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违法，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是债权，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1）。这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二）特征不同 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有三种观点：1）客观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就构成合同诈骗。2）履行能力论：认为签定合同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3）主观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相比之下，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采取与事实有孛的方法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并已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在这里，笔者认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依据。签定合同时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未必不具备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没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未必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的只是想借用，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借鸡生蛋”。并非想非法占有。因此，以履行能力论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依据显存不妥。我们应该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 这里主要是看行为人签定合同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即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其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所以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只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便利或在经营上受益，采取了一些带欺诈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方法，致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受到阻碍或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纠纷。这是两者在主观上的重要区别。 2、行为人签定合同的手段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一 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经济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相对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性行为。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3、行为人欺骗的程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次要合同上弄虚作假，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4、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合同诈骗犯罪份子往往是签定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的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当目的达到时，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当违约责任。 5、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 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更为离奇的是有的将财物用于重复诈骗。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挥霍掉财物。 （三）其他不同 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我国《刑法》第224条及第231条对此罪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2）。显然，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但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其违法行为进一步加重，则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就是说，经济合同纠纷可以转化成合同诈骗，而合同诈骗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转化。 综上所述，尽管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有着很多的相似且容易混淆的地方，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首先应当从本质上去区分两者，把违法和犯罪区分开来，其次再从基本特征上去比较两者，分析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骗程度、履约态度、处置财物的方式等。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实践中的案件是各不相同的，我们的法学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用死的理论来作为评判分析案件的永恒依据，我们必须不断发展我们的法学理论，进一步分析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相似相异之处，为司法活动提供更加准确的评判标准，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4

关键词 法条规定 法律竞合 界定标准 罪名区别

中图分类号：DF418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刑法第224条以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对合同诈骗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合同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列举了合同诈骗罪的五种客观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人声称的其代表的单位或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但并未授权，对方当事人信以为真而签订合同，行为人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及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中实际没有可做担保的财物，对方当事人与其订立合同的担保实际是不存在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这是一种障眼法，在签订合同后，行为人为了防止对方当事人产生怀疑，而先主动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从而使对方当事人对行为人的履行能力产生信心，对方当事人继续了才行合同，行为人便以小骗大、以少骗多。（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一半存在先履行义务的合同中这种行为比较常见，在签订合同后，行为人作为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先收受对方当事人所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就携款逃匿，行为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并且逃匿才构成本罪。同时衡量双方履行义务的多少同样对是否构成本罪有影响。（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在实践中，虽然该概括性的弹性条款是为适应合同诈骗罪的多样性、复杂性，这种情形形式多样，但都存在通过骗的手段，达到使对方当事人处分财物的共同特点。

笔者在办理合同诈骗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目前合同诈骗案件存在与民事欺诈、民事纠纷越来越多的竞合，边缘化趋势明显。但是合同诈骗罪作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与民事欺诈、民事纠纷还是存在质的区别，不能用民法宗旨界定，但是又需要民法指引操作实践。

一、合同的界定

合同诈骗罪被刑法纳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扰乱市场秩序罪，也就是说刑法中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合同”是与市场秩序相关的，只要是可能对市场秩序法益造成损害的合同都应当属于该罪所指合同。但是同时必须证明该合同存在，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承担证明构成犯罪的举证责任。目前出现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口头协议，从而出现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该合同无法见，有关条款的约定只是根据侧面佐证加以证实，在约定详细条款方面，很可能存在差异，从举证的难度来说，很难详细加以证实，因此刑法实践中一般将口头合同不列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但是有时合同约定比较简单，证据之间都相互印证存在口头协议且约定的内容明确，是否可以认定合同诈骗罪呢， 笔者认为，刑法将合同诈骗罪区别于诈骗罪单列出来，是为保护特殊法益，只要能证明合同存在和合同的真实内容，且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行为人利用该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对市场秩序造成损害的，都是该罪的指导范畴，该合同也应该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重的合同。

二、主观故意的界定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以及民事纠纷行为的区别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如果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采取骗取的手段，主观上积极追求占有、获得对方当事人财物结果的发生，就是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这种故意可以发生在不同阶段，可以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已具有，也可以产生在签订合同之后，履行合同中的各个阶段才产生。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的故意，行为人谋取的利益是通过意图履行合同实现的，主观上具有履行合同的意图。民事纠纷更是如此，只是双方的合同签订或履行没有达到预期而已。在实践中，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却存在一定的难度。俗话说“人心难测”，人的主观心理活动看不见、摸不着，具有一定的无法确定性。一些证据只能从某个侧面反映，不能如客观行为那样，直观、实际的反应出来。但是主观故意并非完全不可把握，可以从客观推断主观，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客观方面进行判断：

1、主体资格判断。行为人以虚构的或是冒用的身份与他人签订合同，隐瞒未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以虚构、假冒不实身份与他人签订合同的，或行为人假称具有某种身份作为签订合同的担保。

2、履行合同的能力及行为判断。其一，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实践中通常表现为负债或是缺少履行合同需要的必须资质、条件、设备等，合同签订后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为了能履行合同，积极筹备、积极投入、积极运作，只是由于经营失误、不可抗力或第三方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就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二，行为人具备履行合同的部分或全部能力。实践中即使行为人拥有能力，但是只做出小部分的努力、履行小部分合同或是假装履行合同，不作为或以小作为骗取对方大作为的行为，反映了非法占有的故意。但是行为人如果是因为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原因造成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就需要仔细斟酌，结合行为人的其他行为，但如果有证据显示行为人在没有隐瞒真实情况的前提下，积极尝试继续履行合同，就不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3、事后行为判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如果行为人通过签订合同或小部分履行合同而取得对方财物后，任意挥霍，随意处分，投入与合同无关的活动，如用于非法活动、以明显低于市场价销售、用于抵偿个人债务、转移资金逃避返还义务等，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二是行为人“携款潜逃”，这种逃匿伴随隐匿、销毁账目、更换联系方式、前往他处躲避，就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法律规定标准的界定。

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客观上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履行合同的行为，从法益上说，是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同时一种财产犯罪，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适用刑法调整。而民事欺诈中不以受欺诈方的财产损失为必要条件，不以数额大小为标准。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诈骗罪作了相应的修改，增设了刑法第224条，将合同诈骗罪单独成罪，第231条规定了单位亦可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从而达到骗得财物的目的。但是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还是存在区别的，两者可以界定：

1、在刑法条款中，诈骗罪被列为侵犯财产的犯罪，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犯罪。合同诈骗罪虽然和普通诈骗罪一样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但主要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管理制度和诚实信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要从规范国家的经济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抓住在签订、履行合同段过程中，利用合同诈骗其分辨；

2、合同诈骗罪必须要体现利用合同客观手段，即没有合同就不行。笔者认为，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就产生了要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故意，利用虚假的理由向让对方处分财物，在此过程中，比如以借为名的诈骗，虽然后来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但是行为人并没有利用该借款协议进行诈骗，所以应该定性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3、刑法中还明确规定了多种特殊诈骗犯罪，如集资诈骗、贷款诈骗、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按照刑法规定，一个行为同时符合两个以上犯罪构成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处罚原则是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实践中引起争议的往往是行为人出于一种犯罪故意，实施了一系列行为，比如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是就使用诈骗的手段，使被害人信以为真并交出财物，之后行为人又利用非法、无效票据的，这种情形下，合同诈骗实际已完成，利用非法、无效的票据支付被害人，目的并非诈骗财物，所以应当考虑犯罪构成和完结状态，只已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但是如果使用票据行为也对被害人交出财物产生作用就应当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5

    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使对方受到损失，并且后者一方在签订合同时可能有某些欺骗性的因素，则前者是合同诈骗罪；而后者则是经济合同纠纷，二者有本质不同。然而，在实践中，区别二者分界线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二者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行为人有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也就是说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一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因遇天灾人祸或市场变化等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使当事人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只能定性为经济合同纠纷。比如，在签订合同时有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的行为既可能是合同诈骗罪的一种形式，也可能是经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纠纷。又如，合同签订后不履行合同的行为，既可能是行为人出于经营困难造成的，也可能是行为人见财起意，在履行中滋生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拒绝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既可能是经济合同纠纷，也可能是合同诈骗罪。

    经济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经济合同纠纷，以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为前提，其侵害的是合同产生的债权。而是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两者区分的关键是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亦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或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但对行为人主观目的的认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虚设担保固然是合同诈骗的一种手段，但不能据此认为凡是虚设担保的行为都是合同诈骗罪。行为人虽然虚设了担保，但目的是为了通过合同的履行来实现商业上利润的，则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围；行为人签订合同以后，事实上没有履行，但没有履行并不一定是合同诈骗，可能是行为人的经营困难造成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①主观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真实真象，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②履约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③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象、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④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了一定的义务。

    因此对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分析、判断。

    1、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能力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动，而不是虚假的行为。（1）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①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②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和物品。③即使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

    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且也根本不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非法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仅仅以此为根据去下判断，也会有失偏颇。因为履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制约的，并且处于一种可变状态。（2）因此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非常复杂的，必须从案件的主客观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对二者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其手段一般是：①无中生有，编造虚伪的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所需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价格优惠，能及时供应；根本没有经营资格或条件，却设置集资合营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②有意隐瞒真象，以假充真。如假冒厂长、经理、采购员、促销员等身份，甚至打着名人、“高干家属”等招牌欺骗对方，伪造工作证、介绍信、银行凭证等证件和印章使对方上当。③规避法律，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人、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通过这些手法，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实质。

    在经济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也会有某些虚假的成分或者可能存在某些欺骗因素，只是在履行合同中违反合同的个别条款，但行为人客观上有一定的履约能力。

    3、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合同签订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会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的，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为了骗取对方信任。签订合同后得到的财物一到手，即逃之夭夭，或大肆挥霍，根本不履行合同，或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他用途，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况，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标的物的处置情况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固然无实际意义。但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的处置也必然不同。合同诈骗犯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来说，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经对方提出自己违约时，虽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可能进行辩解，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在自己违约确凿无疑之后，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并有一定的承担责任行为。而利用合同进行欺骗的人，由于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也根本没有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后，行为人往往会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已遭受的损失。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6

关键词：合同诈骗 非法占有目的 防治措施

案情介绍：

2010年11月8日，巢湖华泰公司股东李某某到原巢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2009年12月以来，巢湖华泰公司法人代表许之和先后骗取其投资共计3000万元，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许之和作为巢湖华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操控人在其公司办理变更注册资本登记的过程中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3800万，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变更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在为公司融资过程中伪造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现金缴款单，进账单等银行结算凭证66张，金额共计1亿多元。情节特别严重，其利用巢湖华泰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李某，鲁某，张某三人共计财物1818.7万。其行为应当分别以虚报注册资本罪，伪造金融票据罪，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被告人许之和的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系单位犯罪，非个人犯罪。2.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应当认定为违规披露公司重要信息罪。3.许之和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收取的投资款用于项目建设和融资，指控许之和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

法院法官认为，许之和的公司华泰公司一开始在市工商局登记成立的时候注册资金是100万元，其中许之和出资为90万元，许之和的儿子出资为10万元。实际上，公司全部由许之和出资和操控。被告人对外显示公司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融资需要，在无自有资金的情况下，通过与他人介绍联系的方式寻求办理增加注册资本业务。于是就有了叶某等人将3800万元资金转入许的个人账户，随即转入巢湖华泰公司开设的验资账户中，在取得工商部门的变更登记之后，也就是说在华泰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900万元之后，同一天内，增资的3800万元，全部转走，此种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伪造金融票证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在刑法修正案中，对主题添加了限制，即“依法负有披露信心义务的公司，企业”这里主要是指上市公司和发行人，也包括依法应当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披露信息的其他人。许之和在华泰公司融资行为过程中伪造的那些银行结算票据，应当构成伪造金融票据证。

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许之和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实体案件审理过程中，既要避免单纯的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主观供述。

关于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时间，学术界虽然鲜有专门的深入分析，但一些论著中也注意到了非法占有目的形成的时间点与犯意确立直到定罪的复杂关联性，大致归纳一下：观点一认为，本罪的故意只能产生在签订合同时或之前。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无任何欺诈行为，则合同是有效的。如果说有故意，那么它或是民法上不履行债的故意，或是侵占罪的故意，而不是诈骗的故意，因而不会构成合同诈骗罪。[1]观点二认为，一般情况下，本罪的直接故意产生于签订合同前或者签订合同时，但也不排除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避免损失或觉得对方有疏忽大意之处，产生将对方财物据为己有或归他人所有的犯罪意图，想骗取对方财产。[2]观点三认为，合同诈骗的故意可以产生于事实行为之前（事前故意）、事实行为，过程之中（事中故意）、事实行为过程后期（事后故意）三种场合。所谓事后故意，是指行为人根据合同规定“先期”占有了定金，这种占有还是有法律根据的，即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法律认可其行为的合法性。行为人处分了钱财后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3]

但是，仅仅将非法占有的目的形成时间局限于合同签订前或者合同签订时，是十分片面的。首先，就《刑法》第224条的规定来看，明确合同诈骗犯罪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就是说，既可以发生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履行合同的场合。单纯认为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只能发生在签订合同前或者签订合同时，排斥履行合同时的诈骗，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其次，行为人签订合同时虽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合同实际履行以前或者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履行合同的故意转变为非法占有的故意，以履行合同的假象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交付财物，他人交付财物仍然是受了欺骗所致，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特征，没有理由限制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能是产生在签订合同前或签订合同时。

一、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本案中许之和是否采用了欺诈手段？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主观心理的内容，必须通过具体行为方式及行为的实践效果去判断。手段的非法性是认定主观目的的重要依据。但是合同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都含有欺骗的成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非常相似，例如：两者都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现，行为人都存在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规定的意外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往往很难区分。但两者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区分：

（一）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是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前提。[4]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或者只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却与对方签订超越自己履行能力的合同，我们可以看出行为人签订合同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骗取对方利益。

在行为人出于非占有目的与他人签订合同时，对履行合同的态度可能存在着三种态度：一是行为人根本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缔约时明知合同不能履行，仍签订合同；二是行为人虽然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不打算履行合同任何内容，虽有实际能力但没有履行的诚意，只把此当做诱饵，骗取对方信任，非法牟取对方财物。而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一般都具有履约能力或担保，尽管在履约能力的大小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但其前提是具有大部分履约能力或履约可能。三是行为人打算以部分履行合同为诱饵。行为人本身并无全面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诚意，却与他人签订合同，先付给小额货款或少量货物，表示出准备履约的态度，骗出全部货物或货款后，然后用其他手段制造“经济合同纠纷”或“债务纠纷”的意外假相，打算不履行合同的其余义务。值得注意的是，签订合同只是骗取财物的一个步骤，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与他人签订合同以后，必须与实际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相联系才能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签订合同以后，故意内容发生了变化，接受对方财物时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按照合同的内容全面履行了合同，仍然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范围。有的行为人虽然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支配下与他人签订合同，但是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实施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一般也不必以犯罪论处。

（二）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关键所在。[5]

不能以自己的主观臆断或者仅挺一方当事人的供述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来看。

（l）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无实施欺诈行为

在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既然有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那么在签订，履行合同时也就必然会采取欺诈的手段，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从而让对方自愿地将款物交付于他们。

（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为履行合同而努力，即使履行一小部分合同，也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其目的是要把定金、预付款或合同标的物骗到手，行为人编造了一个幌子，其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合同，因此也不会积极配合。“意外”频发，完全没有履行诚意。而合同纠纷的当事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签订合同后，一般都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努力履行合同，即使因某些原因不能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也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的损失。

（3）行为人收到定金、预付款、货款及货物后处置情况。

在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期待利益到手之后，可能采取以下几种处理方式：一是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款逃跑；二是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款，致使货款无法返还；三是隐匿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款，拒不返还。[6]而在合法的经营活动之中，双方当事人为在合同期限内都会为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努力。

关于本案，许之和通过招商引资进入巢湖注册成立了巢湖华泰公司，所经营的专利项目前景良好，也与北京化工大学研究所签订购买了设备合同并预付了175万设备款。但公司关于厂房，科技楼，住宿楼，别墅楼等设计不切实际，造成资金严重紧张，许之和与李某、鲁某、张某分别以借款或入股的方式进行融资，在融资过程中，许之和提供了虚假的律师尽职报告，夸大了购买设备合同金额以及公司实有资产。

本案中许之和不能履约的原因在于自有资金量小，而企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过大，在融资过程中资金链断裂，导致公司经营的专利项目未能及时启动。其中与许之和本人的资金不足，经营决策失误的问题，也有相关政府承诺协调贷款无法兑现有关。许之和在事发之后，态度和表现都是分厂愿意承担责任的。

所以，笔者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许之和犯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被告人虽然在企业融资，签订合同过程中，使用了欺诈手段，但客观上依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土地和公司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对于解决本案相关问题的建议

（一）完善合同诈骗罪的法制建设

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围”“合同形式”“非法目的占有”等方面的认定还存在分歧，因此，我们寄希望于有权解释机关能够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其法律界限，给司法工作予以指导，以便能够及时解决法律适用问题。

（二）加强企业内部合同管理，提高单位和个人的防范能力

提高市场主体的缔约能力，加强自我防范的意识。要防止合同诈骗，市场主体对缔约对方的资信状况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在签订合同之前，合同当事人要谨慎从事，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对方的主体资格、经营状况、履约能力、信用情况等，核准对方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等，有问题不清楚时，最好咨询专业人士或者律师。然后再确定是否与对方签订合同。上述情况确定之后，与对方签订合同时要细心，认真，严格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合同条款要准确完备，最好不要存在歧义。签订重大合同可以请律师帮忙，必要时也可请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同时还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对于签订合同的预付款、定金等，实行会计监督，制度化，透明化，规范化的财务工作能够预防诈骗犯罪。

参考文献：

[1] 吴巍，黄河.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形式新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4）.

[2] 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册）[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814.

[3] 陈瑞林.合同诈骗犯罪故意初探[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2）

[4] 温敏.林东升合同诈骗案的案例分析[D]

[5]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组织编写：5刑事法专论6，第1174页.

[6] 刘中发：5论合同诈骗罪的罪过形式及定罪界限6，载于5合同诈骗罪专题整理6，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7

要

目前犯罪行为的近似，使很多犯罪行为难以定性。本文通过四个方面进行论友述：首先划清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手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为、是否采取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三、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所导致的，这是区分诈骗罪的关键。通过对若干案例的分析以及对几种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比较，认为几种犯罪行为的区别在于：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结果。如果被害人最终的财产损失是由于自己的处分行为，则行为人构成诈骗罪，反之亦然。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一、划清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鉴定、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仅履行合同小部分，而对合同义务的绝大部分无履行诚意以骗取财物的行为。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做到既严厉打击合同诈骗活动，又及时调整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根据法律规定，都属于无效经济合同；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包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不存在过失问题；行为人都可能对特定的财物处于不法占有状态，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能交付的“标的物”。

两者的区别是：首先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其次是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a．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b．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

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c．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d．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

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由于诈骗分子近年来常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往往使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①主观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真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②履约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③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④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了一定的义务。

上述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

1．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①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②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

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和物品。③即使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

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且也根本不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非法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仅仅以此为根据去下判断，也会有失偏颇。因为履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制约的，并且处于一种可变状态。因此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还必须考察其他因素。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其手段一般是：①无中生有，编造虚伪的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所需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价格优惠，能及时供应；根本没有经营资格或条件，却设置集资合营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②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真。如假冒厂长、经理、采购员、促销员等身份，甚至打着名人、“高干家属”等招牌欺骗对方，伪造工作证、介绍信、银行凭证等证件和印章使对方上当。③规避法律，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人、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通过这些手法，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实质。

3．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合同签订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签订合同后得到的财物一到手，即逃之

夭夭，或大肆挥霍，或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他用途，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况，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固然无实际意义。但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的处置也必然不同。合同诈骗犯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一般来说，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经对方提出自己违约时，虽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可能进行辩解，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在自己违约确凿无疑之后，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并有一定的承担责任行为。而利用合同进行欺骗的人，由于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也根本没有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后，行为人往往会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已遭受的损失。

三、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窃取是指以非暴力胁迫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首先，窃取的手段是和平的，窃取行为只针对财物而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以此与抢夺、抢劫等取财行为相区别。其次，行为人取得财物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即被害人是不愿让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至于窃取行为是否秘密则在所不问。通常情况下，行为人窃取财物时多不为被害人察觉，但并不是所有窃取行为都是在被害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保安人员在监视器中看到窃贼窃取财物。再次，窃取行为是排除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和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的过程，倘若只是破坏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关系而未能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便不是窃取行为。

诈骗罪和盗窃罪是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的两种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犯罪，这两种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客观方面。通常情况下，诈骗罪和盗窃罪是比较容易分辨的，但是在二者彼此交织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加以区分。

被告人陈某，女，30岁，河南某市人，小学教师。

被告人陈某在广州市买得假金项链一条，于1998年3月15日来到上海。当天她在上海商场金店，见柜台里放有一条重24.09克，价值人民币4600.30元的金项链，与她买的假金项链式样相同，遂产生以假换真的邪念。她随即到黄埔商业大厦买得金坠一个，签字笔一支，并将金坠的重量标签涂改为24.09克系在假金项链上。然后又返回上海商场金店，以挑选金项链为名，乘售货员不备之机，用自己的假金项链换了真金项链。次日，陈某将金项链卖掉，获赃款1000元。尔后，陈又前往广州买得假金项链11条、假金戒指9枚及涂改液等物品，于同年3月26日返沪。3月28日陈再次来到上海商场金店，采用上述手段，以假换真换得一条重11.09克、价值1218.30元的金项链。当天，陈又以同样手段调换一条重19.78克、价值2213.90元的金项链时，被售货员发觉，当场将其抓获。案发后，陈某认罪态度尚好，能积极退还赃款。

陈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陈某用假金项链换取真金项链，是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装购买金项链，在挑选时乘售货员不备，以假换真，秘密窃取金项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第三种观点认为，陈某为非法占有金项链，既采取了欺骗行为，又采取了窃取行为，两种行为分别构成了诈骗罪和盗窃罪。其中诈骗是手段，盗窃是目的，两者具有牵连关系，按照处理牵连犯从一罪处断的原则，应以其中法定刑较高的盗窃罪定罪处罚。（上述内容引自陈兴良主编《刑事疑难案例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在本案中，被告人陈某虽然实施了欺诈行为把金坠的重量标签加以涂改，系在假金项链 上，用以“偷龙转风”，换取真的金项链，但陈某最终取得金项链的手段是乘售货员不备自行调换，假金项链所起的作用是为陈某的盗窃行为作掩护，使得盗窃行为发生后不会被即时发觉。真金项链占有关系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售货员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于陈某，而是在没有防备情况下，被陈某乘机调包。因此，窃取行为才是陈某犯罪目的得以实现的关键，陈某的行为应定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以及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所导致的，这是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关键。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界定，就不难区分。即使是在诈骗行为和盗窃行为相交织的犯罪活动中，只要看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的过程中其关键作用的手段是什么，也不难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有学者认为，“被害人是否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是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笔者认为，“陷于错误认识”是成立诈骗罪的前提条件，是界定诈骗行为罪与非罪的一个要素。如果不是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自己的财产的，则相对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诈骗罪。本文探讨的是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陷于认识错误”是被害人处分行为题中应有之意，无需再特别加以表述。否则，会把人们注意的重点转移到“错误认识”上去，而事实上关键在于处分行为。

在一般的诈骗行为中，通常只涉及到加害方和被害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处分”的含义不会产生太大的分歧。笔者认为但是在遇到下列情形就需要对“处分”的含义作进一步的解释了。例如：甲经常出入超市，发现购物者付款后，总是丢弃发票或收据。某日，甲在超市捡起妇女乙的购物收据，要求乙把所购之物交还，乙怒斥，与甲争吵。超市召警，警察无法分辨真相，要求乙交出所购物品给甲，因为甲有购物凭证。事后有人指出，甲曾在其他超市，使用同一手段，多次不法获得财物。有学者认为，甲成立盗窃的间接正犯。甲利用不知情的警察在处理事端时，对于乙形成心理压力而交出财物。乙在此种情况下交出财物，没有同意的效力。乙的持有被破坏，甲就此建立了自己的持有。甲不成立诈欺罪，是因为乙的“内在的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交出财物不是处分财产。笔者认为，甲和乙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仅凭甲手中的购物凭证，乙是不会交出财物的，也就是说，甲的欺诈行为对乙不起任何作用，但是甲利用了毫不知情的警察。虽然在本案中，警察没有权力决定财物的归属，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警察是公权力的代表，警察的介入或多或少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乙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即使明知事情的真相也只有无奈的交出财物。问题的关键在于乙交出财物的行为是否是对财物的处分？“处分”应当如何理解？有学者认为，不构成诈骗罪的理由是，乙的“内在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交出财物是迫于警察造成的心理压力，而不是乙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这种交出财物的行为不是对财产的处分，因此也就不成立诈骗罪。处分权是所有权四项权能中的一项，它的行使攸关财产的命运，传统民法认为这一权能只能由所有人自己行使，非所有人不得处分他人的财产。处分财产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要求行为人做出这一行为时其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本案中，乙交出财物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心理压力不得不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因此，乙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其“处分”行为是无效的。笔者认为，处分行为有效要求的是意思表示真实，只要当事人对自己交出财物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基于这个清楚的认识交出了财物，那么他的意思表示就是真实的，处分行为也是有效的。本案中，尽管乙处分财产的行为是由于警察的介入而被迫做出的，不符合其内心情感，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为乙对自己的行为是在处分财产是有清楚的认识的，并且自愿做出了处分的行为。其实，只要对处分行为及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基于这个认识做出了处分行为，哪怕这种处分是有违内心情感的，都应该认为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处分行为是有效的。总之，关键不是“愿不愿意”，而是“知不知道”，当然，“知道”的前提是对事实真相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在对处分行为没有认识时，如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其处分行为无效。行为人从没有处分能力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那里取得财产的，因为被害人没有处分行为，所以行为人取得财产的行为与盗窃无异，只成立盗窃罪。

参考文献：

① 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页。

② 陈兴良主编：《刑事疑难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

③ 林东茂：《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8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

所谓占有，一般是指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不同于持有，它必须是一种自主的占有，亦即是以行为人的意志而占有某项财产。非法占有是既无法律依据又无合同依据而进行的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虚假合同，由于该合同是无效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行为人依据该合同而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自然属于非法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是有效成立的，那么当合同履行期届满，行为人继续占有对方当事人财产而不按合同规定支付相应的代价，同样属于非法。

对“非法占有之目的”的理解在刑法理论界存在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个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对于客观上有骗取财物的行为，而主观上缺乏非法占有目的的，如解决资金困难而有意签订假合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生产经营或发放工资，甚至偿还债务的，都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否则，就会犯客观归罪的错误，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第二种意见认为，非法占有既包括行为人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或第三人等对非法所得的占有。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本质在于占有的非法性。只要占有财物的手段是诈骗的或其他非法的手段，不管占有财物后作何用途，都符合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的特征。如果“为公行骗”不是非法占有，只有为个人行骗占有他人财物才算犯罪，那么，当前一些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或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诈骗活动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都可以逃避刑事制裁。这对于制止和打击当前经济领域的较为猖獗的合同诈骗犯罪活动是十分不利的。其次，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有本质的区别。犯罪动机是行为人实施犯罪活动的内心起因，而犯罪目的则是犯罪人主观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的某种危害结果。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为什么签订假合同骗取他人钱财，属于犯罪动机问题。不论是为应生产之需，或是为发放工人工资，还是为还欠债，都只是骗取他人财物的内心起因，而其行为的目的仍然是希望或追求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犯罪动机不能决定行为的性质，只是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因素之一。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法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二）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

在合同诈骗犯罪中，一般情况下行为人诈骗的故意只能产生在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之时，即行为人在签订虚假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之时就已经具有非法占有对方钱财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合法、正当的经济交往，主观上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履行合同的诚意，签订合同只不过是其骗取对方钱财的手段。许多学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是存在于签订合同之前，即犯罪主体一开始就无履行合同的诚意，而只是想通过签订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第二种是在签订合同之时，行为人内心是不确定的，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对行为人来说尚处于朦胧不清的状态。如果后来行为人通过合同约定取得了对方财物，但是没有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这时可以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种是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双方签订合同时希望通过履行实现利益的意图是确定的，但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促成了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转变，行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财物。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的故意可能产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例如，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最初，并无骗取对方钱财的故意，但是，合同签订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如货源、销路、市场行情变化等，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或者行为人不愿归还已经到手的对方的钱财，产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进而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对方，以达到侵吞对方钱财的目的，这种情况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这种情形下区别合同诈骗罪与侵占罪的关键是看行为人客观上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

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关键是要把握好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所谓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状态。所谓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基于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的认识而选择是实施或不实施这种行为的心理状态。如果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会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仍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可确认行为人具有诈骗的故意。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应当通过行为人的客观外在表现行为来认定。笔者认为，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存在与否，主要应注意弄清以下几方面的事实：

1、 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首先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与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密切相关。一般说来，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却与他人签订合同，可以认定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实际履行能力”应当如何认定？履行能力可以分为完全履行能力、无履行能力和部分履行能力三种。前两种情况好界定，但是部分履行能力的情况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履行能力”？理论界一般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履行能力的现实可能性，就应当视为有“实际履行能力”，不能要求过于苛刻，否则有违市场经济规律。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履行能力”，一般应当考虑以下因素：（1）行为人的资信程度；（2）资金来源；（3）相关的、可信的、并且在相关期限内是可以实现的“连环合同”；（4）客观行为与主观能力的具体表现。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通常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足够的资金、充足的货源，或者没有可靠的资金、货物来源，或者没有足以抵付债务的固定资产及其他可靠的担保。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应当以签订合同时行为人的资信或货源情况作依据。

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包括现实性和现实可能性两种情况。具有实现合同规定的商品交换能力的“现实性”自然没有问题，但“现实可能性”同样也应作为履约能力的组成部分看待，它同样符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的内在规律。当然，履行合同能力不论是以现实性为前提，还是以现实可能性为前提，行为人都必须是在订立合同的当时即为其自身所具备，并能与客观事实相印证，方可确定。履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着主、客观各种因素制约的，并且处于一种可变状态。有的人在签订合同时并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但在签订合同以后经过积极努力，争取到了履行合同的条件，使合同全部或基本得到了履行；有的人在签订合同时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但在签订合同以后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失去了履行合同的条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还有的人虽然完全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但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因此，履行合同的能力是衡量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纠纷，还必须考察其他因素。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

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如违反当事人的本意而与之签订的合同，有意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而签订的合同，在恐吓、胁迫下签订的合同， 在一方人与他方恶意串通下签订的合同，利用他人急需或重大误解而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等，都是无效合同。由此可见，欺骗手段往往与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分不开。但不是凡以欺骗手段造成的合同纠纷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关键是要对欺骗手段及其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及造成的后果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为人在某种事实上有虚假的成份，但并非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事实，而且实际上也未能影响其对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的，足以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按合同纠纷处理。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往往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货源，结果必然要采取伪造证件，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编造谎言，以虚假的身份和虚假的担保等手段，掩盖其根本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诚意的真相，骗取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事实上则根本不去履行合同，或者故意制造障碍，破坏履行合同的条件，把责任推给对方，致使合同不能履行，从而给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种情况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履行合同的行为与履行合同的能力并非同一概念，有履约能力不一定有履约行为，没有履约能力也不一定没有履约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常常以不履约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合同已全面履行，自然无合同诈骗罪可言。所以，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履行的，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不会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签订合同后得到的财物一到手，即逃之夭夭，或大肆挥霍，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9

欺诈性抚养关系应认定为侵权关系，被欺诈方有权要求欺诈方返还抚养费、教育费等财产损失，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

【案情】

北村某某（男，日本国籍）与任某某（女）于2005年2月结婚，任某某于2006年1月生育一子。2010年夫妻双方以感情不和离婚，儿子随北村某某一起生活并由其抚养。2012年北村某某怀疑儿子不是其亲生，经做“亲子鉴定”证实确不存在血缘关系。2012年4月，北村某某将任某某至法院，请求判令任某某返还抚养费、教育费并赔偿精神损失。

【分歧】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就任某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范围形成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任某某隐瞒真相，双方共同抚养了其与他人所生子女，北村某某虽无法定抚养义务，但由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财产为共同共有，其各自支出的抚养费金额无法计算，因此北村某某无权主张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抚养费用，精神损害赔偿也理应不予支持。

另一种意见认为：任某某采取欺骗手段，让北村某某相信该子为其亲生子，并为之提供抚养费用，侵害了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财产权和人格权，应对其承担侵权民事赔偿责任，即应返还抚养费、教育费，并赔偿精神损失。

【分析】

就本案的分歧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但在分析前，先厘清本案涉及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认定问题。

（一）欺诈性抚养的概念

如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婚外情”，“”等社会不良风气越来越猖獗。有婚外的妇女可能会因婚外而怀上婚外第三人的子女，这样就导致了该妇女的配偶同妻子所生子女无血缘关系。但由于妇女有意或是无意的对无血缘关系事实进行了隐瞒，夫妻双方仍然将该子女均作为亲生子女抚养了一段时间或抚养成人，后来被男方发现，双方产生法律纠纷。学者们就将这种丈夫不知情而对妻子同婚外第三人所生子女进行抚养的行为，称为欺诈性抚养。

对于欺诈性抚养的概念，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最权威的属杨立新教授的论述，他认为：“欺诈性抚养是指在婚姻存续期间乃至夫妻离婚后，妻明知其在婚内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仍采取隐瞒欺诈等手段，使夫相信该子女为婚生子女，而使夫承担对该子女的抚养义务”。

（二）欺诈性抚养的法律认定

欺诈性抚养纠纷是近几年我国发生频率较高的诉讼纠纷，目前我国没有针对欺诈性抚养的立法，只有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才能够女方追索抚育费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该复函指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同他人通奸所生子女，另一方受欺骗而抚养的，其离婚后支付的抚养费，受欺骗方要求返还的，可酌情返还；至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受欺骗方支付的抚养费是否应当返还，由于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尚需进一步研究。”据此复函，最高法院对被欺诈方在离婚后支付的抚养费的返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本文也不作探讨），但对婚姻存续期间抚养费的返还并未作明确界定。而且对于欺诈方返还抚养费的法律依据，也没有涉及。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欺诈性抚养的研究，争议也逐渐的增多，特别是对该行为的法律认定，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在肯定说范畴内也产生了行为无效说、无因管理说、不当得利说、侵权损害赔偿说等，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使得法官在实务中处理此类问题时产生了困难。但经过20多年的争议讨论，在近几年学者们逐渐趋向于同意肯定说，且同意肯定说中的侵权赔偿说。其中最权威的还属杨立新教授，他认为：“欺诈性抚养中的纠纷貌似为抚养费返还纠纷，实际上却是一种复合型侵权行为，是对被欺诈方作为丈夫及父亲身份利益的侵害，返还抚养费只是该行为应当承担的赔偿义务。欺诈方的行为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其中，侵权的行为包括被抚养人的生父及生母，不只有生母一人；生母与生父采取隐瞒欺诈等手段，使他人承担子女的抚养义务，而自己逃避抚养义务的行为是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违法行为；正是由于生父生母的隐瞒欺诈行为，被欺诈方才对该子女予以抚养，从而支付抚养费，生父与生母的欺诈行为和被欺诈方受到损失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同时，抚养人的生母采用隐瞒欺诈的手段，使被欺诈方的权利受到损害，主观上具有过错。因此，欺诈性抚养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构成所要求的侵权行为的违法性、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及侵权行为人具有过错的四要件。”

（三）欺诈方赔偿的范围

有侵害才有赔偿。对于欺诈性抚养诉讼纠纷中，欺诈方侵害了被欺诈方的财产权，即支付的抚育费、教育费等，被欺诈方要求返还，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不存在争议，且《复函》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对被欺诈方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请求依据及法院支持的论据，是存在争议的。笔者认为，被欺诈方请求的依据及法院支持的论据均是是基于被欺诈方人格权遭受了侵害。

人格权是指根据某种渊源或基础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其外延范围较广，就本案来说，笔者着重分析与之最为切身的二项权利以支持观点。

第一，配偶权。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专属支配，其他人均不得侵犯。包括夫妻双方相互尊重权、配偶人身自由权、姓名权、婚姻住所决定权、同居义务、忠实义务以及日常事务权。本案中，欺诈方侵害的就是配偶权中夫妻双方的忠实义务。忠实义务，又称作配偶性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配偶双方都有对对方忠实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同他人为婚外。夫妻忠实义务是法定义务，夫妻一方违反忠实，同他人发生婚外将会对另一方的名誉、地位、尊严产生巨大的伤害。任某某与他人的婚外，形成了怀孕并生育小孩的结果，对北村某某名誉和尊严均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篇10

关键词：法务会计经济纠纷有效途径

一、法务会计在国外经济纠纷中的应用领域

就目前而言，法务会计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本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开展法务会计业务（或相似业务但不称之为法务会计业务）的112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抽样调查，得出国际法务会计的服务范围主要涉及合同、企业、税收、交通、海事、保险等诸多公共领域。业务重点一般是发现舞弊，欺诈分析，调查、预防各类损失，赔偿的计算，制定诉讼策略，协助律师工作以及作为专家证人出具报告和出庭作证等。目前国际法务会计的具体应用领域及占业务总量的百分比如下页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国际法务会计的应用范围主要涉及调查会计、损失计量、税收理算和诉讼支持这四个方面。

（一）调查会计。调查会计可以说是法务会计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法务会计是由于对经济纠纷、经济欺诈的调查需要而产生的。法务调查会计要以法律依据为准绳，主要对会计原始单据、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财务会计资料进行审查分析，对本企业的各笔款项的流动状态进行核实，以此来证明本企业是否存在欺诈舞弊、财务造假等行为。法务调查会计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发现预防企业的欺诈舞弊行为。一般是在未出现欺诈舞弊征兆或证据的情况下进行随机性的检查，目的在于预防欺诈舞弊犯罪的动机和行为，将欺诈舞弊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另一种是被动地接受法务调查的行为。一般是在投资者或股东已经发现公司发生欺诈舞弊时，或公司发生欺诈舞弊行为已被提讼，投资者或股东委托法务会计进行调查并搜集证据，公司不得不接受法务会计调查。法务调查会计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最后的调查结果应当公允合理。法务会计应当对这个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承担直接的法律责任，并形成符合法律规定的专家报告，使其可以在法庭上作为直接证据使用。

（二）损失计量。在经济纠纷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最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损失计算、赔偿金计算，这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如何计算经济纠纷中涉及到的赔偿损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专业律师是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的。损失计量包括科学地界定损失范围和合理地计算损失金额，这其中会运用到大量的会计学知识。例如选取什么方法计量损失，如何界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等。随着经济形势的复杂化，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复杂，在律师无法解决案件中的专业会计问题时，就需要法务会计师的参与，来协助律师与法官共同解决这一难题。例如在我国罗华琴大唐证券虚假陈述财务报表，致使她作出错误投资决策一案中，她的律师就表示，因无法准确计算她的投资损失和赔偿金额而数次想要放弃这场官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损失计量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关系着案件能否顺利进行，也关系着案件的最终结果。

（三）税收理算。由于税法与会计处理存在时间差异，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计算出的企业应税收入、所得税费用会出现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此外，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合理避税自然成为企业经营者的重要目标，那么如何利用会计知识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呢？这一切都离不开既精通会计专业知识又精通税法相关规定的法务会计服务人员。由于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对会计知识和法律知识掌握的同步性，使得他们可以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尽量为企业提供合理的避税方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四）诉讼支持。在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纠纷行为都必然与财务数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要深入地了解并公正地解决这些经济纠纷，单凭律师的专业知识无法胜任。此时，就需要法务会计服务人员运用会计知识对经济纠纷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案情、寻找犯罪证据、提供专业证词等，这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还原真实的内幕情况，有利于法官更好地掌握案情，保证诉讼裁决的公正性。一般而言，法务会计人员进行诉讼支持有两个目的：一种是对经济纠纷案件中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以形成可以在法庭上使用的令人信服的专业证据；另一种是就一些专业会计方面的问题，在法庭上向法官做出专业的解释和说明，帮助法官更好地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二、国外经济纠纷中对法务会计的应用

国际上从事法务会计服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使用法务会计鉴定活动处理经济纠纷时主要采用五步法。本文以卡尔涉嫌集资诈骗案涉及的相关金额为例，分析法务会计调查处理经济纠纷的具体过程。

（一）确认主要问题。在国际法务会计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认经济纠纷的具体情况，理清经济纠纷的矛盾，对问题和相关信息形成更好的理解，为下一步的工作确定好调查方向和调查领域。把一个复杂的经济纠纷案件分解为具体需要调查的可以计量的会计问题，是一个法务会计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要求。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调查卡尔涉嫌集资诈骗加会金一案中，首先应当确定的问题是：（1）涉案人员卡尔是否存在集资诈骗加会金的行为？（2）公众利益是否因为卡尔的行为受到了损害？（3）涉案金额是多少？

（二）调查问题。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获取了案件的相关资料后，应对其进行充分分析和理解，形成自己的调查逻辑思路，确认调查的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将调查目标特定化。同时，法务会计服务人员也应当对法院的相关制度、判决标准等进行事先了解。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了解了案件的具体情况之后，应当对上述确立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确认。调查过程如下：（1）收集标会会员名单；（2）查看标会明细表，内容包括参加标会时间、标底、实际加会金额、累计金额；（3）调查涉案人员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财务数据往来踪迹，制作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明细表，内容包括参加标会时间、姓名、实际加会金额、直接经济损失、卡尔确认加会金额、卡尔确认未标会金额。

（三）财务分析和综合。在这一阶段，法务会计服务人员需要真正发挥会计专业知识，通过财务数据的变化趋势、波动状况来综合分析经济纠纷。根据以上收集调查到的资料，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对此逐笔进行了分类整理，并编制了各会的“加会金额和未标会金额情况表”，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卡尔确认的加会金额及未标会金额明细表”，最后编制了“标会加会金额及未标会金额汇总表”。

（四）列报发现。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对财务数据的年份前后对比、环比以及与同类型的行业数据进行比较，发现隐含在其中的问题。也可以由法务会计服务人员自己设定标准，与收集到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对比来发现问题。对于涉案金额的确定，依据相关资料，法务会计服务人员按照经卡尔确认的每一会的每次加会金额累计数与加会会员数计算确定。具体计算如下：标会1（2006年3月30日—2009年2月28日）：105名×25535美元=2681175（美元）（1）标会2（2006年12月10日—2009年4月20日）：85名×20129美元=1710965（美元）（2）标会3（2007年9月30日—2010年6月30日）：99名×12883美元=1275417（美元）（3）标会4（2008年6月30日—2012年8月20日）：138名×6675美元=921150（美元）（4）以上标会1至标会4涉案金额合计6588707美元。

（五）得出结论。这是法务会计调查的最后一步，主要是将之前整理收集到的资料、发现的问题形成书面证据，提交法庭或作为咨询的依据。此外，法务会计服务人员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出庭陈述自己的发现。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得出以下结论：（1）4个标会涉案总金额为6588707.00美元。（2）“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明细表中受害者填列的实际加会金额合计2310029.50美元，直接经济损失（未标会金额）合计2203611.50美元。（3）“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明细表中，卡尔确认的加会金额合计2123145.50美元，未标会金额合计1785660.50美元。

三、法务会计是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社会经济环境角度。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迅猛发展，企业类型愈加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也日趋复杂，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复杂多变，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纠纷中解决各种复杂的专业会计问题的需求。如今，除了出现在证券市场上的经济纠纷案以外，企业的合并、分立、破产、重组，企业之间的交易、企业与其他机构的财务往来，甚至在税务系统、政府补贴等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纠纷。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专业，尽管律师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职业壁垒的存在，在经济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比如损失计量方面，不仅要分析实际遭受的损失，还要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等，律师仅凭法律方面的知识要解决这一系列的会计专业问题是很困难的。所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