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犯罪范文10篇

诈骗犯罪范文篇1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立案认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现行的法律文件对于数额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从而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混淆。本文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认定、适用问题阐明看法。在金融诈骗个人犯罪中，应当区别犯罪既、未遂两种情形，在既遂犯中，应当以所得数额作认定，适用中注意对具有返还、非法使用处分、行政机关已经单独处理过等情形的具体适用。犯罪在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则应当分别定罪和量刑两种情形作认定。

「关键词」金融诈骗所得数额指向数额认定适用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查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2001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追诉标准的规定》），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和经济犯罪中涉及到“数额”的犯罪基本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达到这一数额的，才能构成刑事犯罪立案、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的，不构成刑事犯罪，只能作为一般违法行为追究相应的民事或行政责任。《追诉标准的规定》意在解决由于缺乏对一些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工作中出现掌握尺度不尽一致的情况，影响到案件的查处工作，从而给办案实践提供一个明确、统一的执法规范。但是，这一规定对于金融诈骗数额和其他经济犯罪追诉数额的规定，仍然有含糊之处，使得实践中仍然不宜操作。举例来说，在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案件中，“二陈”涉及到的诈骗数额共达8877万元，用后吸收的集资款兑付先前的集资款本息为6467万元，无法返还的集资款共计2400万元，如果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究竟适用哪一个数额进行认定，该规定没有说明，从而给实践中的适用带来混淆；而这一问题在金融诈骗犯罪，乃至经济犯罪的认定中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在下文中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适用问题阐明看法，为公安机关司法实践作一参考。

一、金融诈骗个人犯罪

对于金融诈骗个人犯罪的犯罪数额具体所指，在学理上有多种认识，包括：指向数额，是指诈骗犯罪的指向的公私财物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所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想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交付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的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侵害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我们认为，对认定金融诈骗罪的数额问题应当首先分别犯罪是否既遂的情形。因为行为人在预备、未遂、中止的状态下，可能只存在指向数额，所得数额、交付数额、侵害数额都无从谈起。

（一）金融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

在金融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以上述的所得数额予以认定。理由如下：

首先，指向数额虽然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但在具体实施诈骗犯罪中，由于种种客观因素，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可能没有全部得以实现，以指向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失之过严。同时，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行为人主观上的意图，在取证上存在难度：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最直接的证据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如果希冀通过口供发现线索，获取其他间接证据来认定，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通过口供缩小、隐瞒自己的罪责，司法机关同样难以顺利取证、追究犯罪。何况，在许多犯罪中，行为人对于自己主观上希望诈骗所得的数额，并没有明确的意图，这样，在司法认定上，就会陷入数额不明、无法认定的尴尬局面。

其次，就交付数额来说，也不宜成为认定的犯罪数额的标准，这是由于在诈骗犯罪实施过程中，行为人为达到最终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往往会有先期兑现的行为，有时甚至是高于本金的高额返还。如在以“标会”方式进行的集资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为引诱更多的社会公众的参与，会对先期参与的被集资者兑现高息（并还本）的许诺，在犯罪实施的过程中，行为人也会定期进行返还，这些返还的数额不应当计算在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中，但在交付数额中就无法得以体现。

再次，就侵害数额来说，一些论者主张将其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我们认为采纳侵害数额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以侵害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除了会将行为人非法所得计算进去，还会将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其他直接损失计算在内，这样一来，认定的标准就难以界定。尤其是在被害者为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诈骗犯罪中，如集资诈骗犯罪，由于涉及面广，人数众多，被害者自身情况多种多样，造成的直接损害就多种多样，有的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有的企业濒临破产，所以，以侵害数额为标准认定犯罪数额，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并不具有可行性。

最后，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也应当以所得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中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金融诈骗中可以视为合同诈骗的特殊类型，根据《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在金融诈骗中，犯罪行为人与受骗方仍然表现为合同交易的形式，而且大部分是书面合同的形式，如集资诈骗中的有价证券、融资凭证、贷款诈骗中的贷款合同、票据诈骗中的金融票据、信用证诈骗中的附随合同、单据、文件等，保险诈骗中的保险合同等。所以，针对以经济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犯罪其数额以所得数额认定的这一司法解释，其内容应当贯彻于金融诈骗犯罪中。

所得数额，如上所述，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在具体认定所得数额时，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注意：

第一，犯罪人有返还情节时应当据实扣除返还的数额。一般地，在诈骗行为中，行骗人非法占有受害者的财物，或大肆挥霍，或席卷而逃，在案发前并不存在返还的问题。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诈骗形式中，行骗人为使自己的诈骗得逞，手段更加隐蔽，形式更为复杂，在实施诈骗行为中的过程中，为了骗取更多公众的信任，以便将数目更大的款物据为己有，在诈骗行为开始之初，往往会兑现自己高额回报的许诺，向先期的投资者支付高额本息。实际上，犯罪人仍然不会自己受损，用以返还的资金是后期受害者的资金。如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中，先期自己掏钱垫付20%的月息，以蒙骗更多的群众参与。在一些贷款诈骗中，也会出现诈骗犯罪人有返还的情形。根据所得数额的涵义，犯罪人用以返还的部分不属于实际骗取得到的部分，不应被认定进来。

由此，对于连环诈骗的情形中，认定犯罪数额时也应当将返还的数额累计

后排除在外。所谓连环诈骗，是指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多次实施诈骗行为，期间多次以后一次诈骗所得返还给前一次的受骗者。这种连环诈骗的行为，如果从形式上把每一次诈骗行为孤立起来看，其每次行为都能单独构罪，如果以此认定犯罪数额，必然得出按累计诈骗所得计算的结论。但是，由于这种“拆东补西”式的连环诈骗行为是在行为人统一的主观故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前后连环的单个诈骗行为，是一个诈骗犯罪整体行为的组成，所以对此类案件犯罪数额的认定，其实际所得的数额应将累计诈骗所得总额减去累计归还的数额，以实际骗取的所得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是肯定这种做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第二，犯罪人非法使用、处分的部分应当计算在内。在诈骗犯罪中犯罪人实际占有他人款物后，往往有非法处分他人款物的行为，包括个人的挥霍，为掩盖诈骗实质而进行的虚构性的投资经营，付行贿等好处费、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等等，这部分资金应当计算在犯罪数额之内。有论者反对以所得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主要理由之一就在于认为所得数额不能包括犯罪人对集资款非法进行使用的部分.我们认为对于“所得”的理解并不能从字面上狭隘地理解，不能将“所得”只限定为尚未使用处分的占有状态，行为人占有、使用、处分集资款都是“所得”的当然含义，一般地，行为人占有他人财物，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使用、处分，所以，犯罪人非法使用、处分诈骗来的财物部分应认定为犯罪数额，这也是所得数额所涵盖的部分。以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案为例，二陈共诈骗金额8877万元，还本付息6467万元，其余的2400万元都被“二陈”用于个人挥霍，则以2400万元挥霍用款认定“二陈”集资诈骗犯罪所得。

第三，已经被行政机关单独处理过的部分不再计算。实践中，犯罪人在实施集资诈骗等金融犯罪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些还表现为徐行犯、连续犯等，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人的一些违法行为已经被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过，并进行了对违法所得的追缴。行为人因为集资诈骗等犯罪案发，在未超过追诉时效的期间内，其实施的行为都应当被追诉，这时已经被行政机关处理过的部分是否应当计入，有不同的观点，有主张应当计入，因为行政处理与刑罚处罚性质不同。我们认为，不应当再次计算在内。因为尽管行政处理在性质上不同于刑罚处罚，但都是一种否定的法律评价，根据“一行为不再罚”的法理，不应当对同一个违法行为进行重复评价，所以不应再次计算在内。

（二）在金融诈骗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

在金融诈骗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只有指向数额最齐备，这时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具体犯罪中，指向数额有不同的体现，如贷款金融诈骗犯罪中体现为行为人申请的贷款数额，票据金融诈骗犯罪体现为票面数额。当然，在案件的具体处理中，如果综合全案，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根据刑法总则的原则规定，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

二、金融诈骗共同犯罪

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如何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也是理论和实践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也存在多个数额，如各犯罪人分赃所得的数额、在实施犯罪中参与分担的数额、共同犯罪所得的总额等，在理论上对于这一数额的认定也有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综合说等不同的观点，莫衷一是；目前司法实践主要参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第1条中所作的规定，即“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但在这一司法解释中，词义也很模糊：“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究竟是指参与的共同犯罪总额还是指行为人所实行的犯罪的数额，含义不清。如果是指参与的共同犯罪总额，以此作为对行为人处罚的数额标准，有违罪责自负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因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不同，如为集资诈骗犯罪提供方便、进行帮助的犯罪人与组织并直接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人在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上都有差异，都以犯罪总额作为处罚标准，就不能体现出刑罚与所犯罪行相适应。如果是指行为人实行犯罪的数额，以此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又有不妥。因为共同犯罪绝不是各个犯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在共同犯罪中，尽管各个行为人分工可能不同，但都围绕着诈骗这一共同目标进行活动，各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共同犯罪理论，毋庸置疑，共同犯罪行为人均为对犯罪的结果负责，而不是只对各人实行犯罪的数额负责。否则，共同犯罪与单人犯罪就没有区别了。

我们认为，解决金融诈骗共同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分别定罪和量刑两种情形（其中定罪上与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有更直接的联系）。首先，在认定犯罪时，应当以共同犯罪所得总额作为标准，而不应当以各个犯罪人所参与实行的犯罪所得数额为标准。例如，数人共同实施集资诈骗罪，共同犯罪总额达到“数额较大”，即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而其每个人各自实行的犯罪数额部分都不够该数额标准，这种情况下对每个犯罪人构成犯罪，并应在“数额较大”的基本构成的法定刑档次内量刑。其次，在对共犯各犯罪人量刑时，应当结合共同犯罪总额所达到的量刑幅度和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综合考量，依法认定。如共同犯罪的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而每个共犯实施犯罪的数额都不够“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而仅达到“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这种情况下对每个共犯认定犯罪时都在“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的加重构成范围内定罪量刑，而不应在“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的范畴内定罪量刑。同时，刑法总则中对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的处罚原则，都是应当参照的法定标准和法定依据。如刑法第26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第4款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注释」

参见《最高检、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就〈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答记者问》[N]，载法制日报2001年4月30日第3版

参见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54页

诈骗犯罪范文篇2

与此同时,时任河松街支行行长的高山潜逃到加拿大。数日后,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因涉嫌票据诈骗犯罪被捕。后警方查明,北京世纪绿洲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东哲与高山、张晓光均为好友,李东哲行贿张晓光,后者指令东北高速在高山分管的河松街支行开户,而所存资金大部分被高山转与李东哲使用。2004年12月31日前后,李东哲、高山先后逃至加拿大。

2005年1月,东北高速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此案最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2008年3月17日,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由于河松街支行对东北高速的存款监管不力,使得东北高速存款丢失,造成东北高速合法权益受损,河松街支行应承担法律后果,全额赔付存款以及相应利息。中行随后提起上诉。200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河松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公司存款293973160.51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自2004年1月4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1476525.38元由河松街支行负担。

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对外披露,发生在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的案件“是一起涉嫌内外勾结的票据诈骗案件”,涉及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的数亿元款项。有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共立金融票证类犯罪案件38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自2004年3月至8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金融票证类犯罪案件2954余起,涉案金额24.83亿元;侦破案件208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77亿元。从个案情况看,近两年发生的几起银行重大票据诈骗案件是触目惊心的,损失非常严重,影响极为恶劣。

1当前金融票据诈骗犯罪的特点

1.1犯罪手段呈多样化、智能化

诈骗手段多样化,如伪造存款单位预留银行印鉴和采用计算机高清晰度扫描技术伪造他人签章,或“克隆”票据,伪造投递假汇款电报;或买通邮局工作人员拍发假查复电报等。犯罪分子在实施票据犯罪时,不仅运用专业知识而且利用技术手段,智能犯罪特征明显,其突出的表现有二:一是熟谙票据知识。几乎所有票据犯罪分子都了解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程序,而且对银行的票据结算规章制度有一定的研究。因为各种票据从出票到持票人收款入账,都或长或短地要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商业汇票,从出票到收款最长可持续6个月之久,期间若发生假票诈骗行为,很难及时发现。所以,有的“打时间差”开具空头支票;有的“钻银行规章制度空子”从事票据诈骗。二是伪造票据手段高超。目前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变造进行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多,范围广。犯罪分子往往利用电脑、传真、彩色复印、机器篆刻等等现代技术设备伪造票据以及印鉴,伪造的票据制作精细,伪造的印鉴高度逼真,往往能够以假乱真。在银行业务实践中,金融票据的防伪印制、防伪检测等技术应继续加强,违规、失误业务及非正常现象的智能识别监控、预警系统应完整建立等,显得尤其重要。

1.2作案职业化、团伙化、规模化,内外勾结严重

一些企业或者诈骗分子为了增加诈骗成功的几率和金额,往往通过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组织或机构来策划和实施诈骗。在票据团伙犯罪中,犯罪呈现成员固定化和分工明确化特点,有负责伪造票据的,有负责运送票据的,有负责游说贿赂银行部门及其官员的,有负责前往银行具体办理票据事务的。票据大案要案都为团伙作案。

内外勾结型的票据犯罪突出是当前令人关注的现象。从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票据诈骗案来看,尤其是那些金额巨大的诈骗案,往往有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参与诈骗,如引例中的“高山案”,或者因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导致诈骗发生的问题。一般来说,内外勾结型的票据犯罪以非金融机构人员为主,以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辅。他们往往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储户帐号、密码等相关资料,然后与社会人员勾结,伪造存单,冒领存款。大量的案件表明,金融诈骗犯罪往往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共同犯罪或者贪污、挪用、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交织在一起,案中有案,案外有案。首先是犯罪金额越来越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造成的损失惊人,潜藏巨大的金融风险;其次是涉及面广,受骗人多,善后处理难,容易引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从目前已经结案的金融诈骗犯罪来看,如果没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内部参与,许多金融诈骗犯罪是很难得逞的。

1.3形式复杂化

在票据犯罪过程中,往往出现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相互交织。许多票据犯罪常常借着票据当事人的合法身份和票据流通的正常形式实施,令人混淆不清,上当受骗。签发空头支票和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都是票据当事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称为空户欺诈。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出票人的身份合法,在银行有帐户,其非法使用票据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不易暴露。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冒用他人名义对真实的票据进行虚假的出票、背书,往往也因真假参杂,增加了鉴别的难度。

1.4票据诈骗出现国际化趋势

目前境外票据诈骗分子主要来自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美国、日本等地,近年我国与尼日利亚的经贸关系发展较快,但来自尼日利亚的票据诈骗骤然升温,国内不少单位受骗上当。诈骗分子伪造的票据多来自国外,在票据上标有外国银行的字样。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境外罪犯往往是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合法或者非法途径出境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人,他们了解国内情况。在里应外合型的票据犯罪中,通常是由境外的罪犯预谋策划,境内的罪犯具体实施。

2防范票据诈骗风险的对策

2.1注意易发票据诈骗案件的业务环节

主要是指票据的背书转让、大额贴现、转账业务等。诈骗分子采用欺骗手段,骗取票据后,往往通过背书转让作案。因此,在办理票据解付、贴现业务时,特别要注意审查票据背书前后手之间商品交易或劳务供应的合理性,及审查持票人与其前手的增殖税发票或免税证明和持票人合法的身份证件。一般情况是诈骗分子在对公网点解付票据后,往往将票据划转储蓄账户提现。为此,银行机构应重视控制对公网点与储蓄所的汇路,注意控制和监督大额提取和频繁提取现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防止在短时间内取走现金。

2.2采用先进的防伪技术和高科技印刷手段,加强技防要重视先进科技手段在防范票据中的积极作用,采用先进的防伪技术和高科技印刷手段。一是对银行票据统一制版、统一编号,使各种票据既利于识别,又难以伪造。人民银行应加强对商业银行票据印刷的监督和管理,把好票据印制质量关。二是配备先进防假、辨假、识假的专用设备,改善依人识假、辨假的现状。三是积极探索现有网络技术在票据审核、辨认中的运用。特别是仿真印鉴已构成了对预留银行印鉴的最大威胁,尽快变革传统的、易被伪造的票据业务规则,积极推广和应用支付密码,和客户约定在支票、汇兑凭证和汇票申请书上加填支付密码,作为支付款项的条件。

2.3加强业务学习,强化内部管理,健全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银行业务人员,特别是一线票据业务人员,要强化业务学习,不仅要学习票据业务处理手续,更要熟练掌握各种票据的票面特征,尤其是各项防伪标识,更要牢记在心,提高识假能力。同时,各营业机构要健全内控制度,强化内部制约,防范内外勾结作假诈骗。要严格支付结算操作程序,加强空白重要凭证管理,将空白汇兑凭证、汇票申请书等纳入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建立票据审核责任制,固定专人审核票据;建立防伪、防诈骗的激励机制,设立银行票据防伪、防诈骗专项奖励基金,专门用于奖励在银行票据防伪、防诈骗工作中的有功人员,充分调动其防范票据诈骗的积极性;建立银企联防制度,对大额款项的支付或受理中有疑问的票据和银行汇票申请书等结算凭证,主动与相关人员沟通,做好查询查工作。

必须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做到严格按规章制度,严格按操作规程处理票据业务,彻底杜绝有章不循,有法不依的现象。要建立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定期检查制度和对重要业务岗位及其内部业务往来环节的不定期检查制度。

2.4加大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建立覆盖整个金融系统的防御体系

(1)建立跨系统票据转由系统内查询的制度。对大额或可疑的,属异地结算的银行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由收款行或贴现行交由当地与出票行或承兑行为同一系统的行处代为办理查询手续。克服现行跨系统行之间相互办理查询所形成的不易与被查行联系和查复不认真的弊端。(2)采取电传卡片联的方法,完善查复手续。即银行收到有关票据业务的查询书以后,除对所查问题如实进行答复以外,还要将票据的原始留底卡片联电传给查询行,供其借以辨别票据的真伪。(3)由各地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定期通报假票信息和定期开展反假经验交流活动的制度。各地、各行及时搜集和掌握本地、本行发现的假票信息及其新的特点和趋向,及时总结反假经验。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在整个金融系统进行通报和交流,相互提供信息,交流经验,切磋技能,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票据反假防假的能力。

诈骗犯罪范文篇3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一般会通过各种方式向保险人报案。有的案件，如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投保人、受益人在向保险人报案的同时，还会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保险人接到报案后认为其中有诈，再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登记与谈话认真、细致与否直接关系到侦查工作的成败。在这一阶段，由于案发不久，即使行为人有意诈骗，也不可避免地会留有漏洞，而来不及弥补。而对于出险真正原因、经过可在日后通过有关部门的调查、鉴定加以证明。因此，报案时陈述的案情可能与事后的调查结果或鉴定结论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识破保险诈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可能为侦查人员查明保险诈骗事实提供线索。所以报案登记、报案时所作的登记与谈话记录，对于侦查工作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及时收集证据，固定出险经过，不仅无法全面掌握案情，而且会使骗赔者有了任意改变陈述的机会，使以后的侦查工作陷于被动，甚至导致骗赔得逞。

二、认真勘查出险现场

出险现场是证据的可靠来源地，勘查现场是收集证据、识别诈骗的重要途径。现场勘查的任务，一是查明事故的原因及有情况；二是收集、记录、固定现场的有关证据。对于具有保险诈骗嫌疑的保险事故现场应重点勘查。正常的出险现场与当事人陈述的出险经过相吻合，而且痕迹物证的分布排列也符合客观规律。而骗赔案件，不仅出险情节反常，而且现场布设离奇，并且常有顾此失彼的破绽。[1]如某杀人骗赔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初某以自己为受益人，为其母亲投保意外伤害险，随后趁其母亲熟睡时，将她放火烧死。向保险公司报案索赔时，初某称因为前一天烧热水渍酸菜，炕烧得很热，才导致被褥被烤着，其母亲被烧死。经仔细勘查，发现炕头位置的地板革表面被烧焦，但背面却无过火痕迹，说明火不是自下而上燃烧起来的，因炕热失火的理由并不充分。另外，从屋内被烧烤的程度看，瞬间火势很强，好象是汽油酒精等易燃物突然爆燃所致。对此，初某不能自圆其说。经侦查，证实了其杀人骗赔的犯罪事实。[2]

三、严格审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和卷宗

在保险诈骗案件侦查中，对有关证明文件的审查是重要环节之一。受益人提供的证明文件因险种不同而各不相同，无论何种证明文件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审查证明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审查中须注意证明文件的内容与报案时提供的情况有无矛盾；证明文件的各项内容之间有无矛盾；各种证明文件之间有无矛盾。如对医疗保险索赔证明文件的审查主要看用药处方及其治疗药物是否符合病（伤）情诊断，如果符合病（伤）情诊断，则要进一步审查所用的药物是否超过正常用药量、药品价格是否符合规定等有关事项。此外，还应结合案情，对诊断书和病历作全面分析，必要时可对伤病的部位进行复查。

（二）审查证明文件有无伪造、变造迹象。在审查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关单证各联的编号是否连续；二是证明有无涂改；三是证明文件上的印鉴是否清晰。

如美籍华人张某在美国某保险公司为自己及全家投保了意外伤害险，随后其受益人谎称张某及全家在中国遭遇车祸身亡，向保险公司索赔并提供了相关证明文件。美保险公司委托中国一商业调查机构对此案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审查证明文件时发现以下几点疑点：1、“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所用印鉴为“XX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印鉴中，将“交通警察”缩写，违反常规。2、“死亡报告单”中所用印鉴中心为红“十”字，而不是红“五角星”，这在中国，同样是不可能有的。3、“火化证明”中的字迹比较模糊，并有涂改痕迹，这也非常可疑。后经深入调查，真相大白：1、“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印鉴系伪造，经证实该交通大队并未处理过这样的交通事故。2、“死亡报告单”及印鉴系伪造件，经核实该医院根本没有治疗过因车祸而送来抢救的一家三口，另外医院的公章中间是“红五角星”而不是“红十字架”。3、“火化证明”是用他人证明的复印件篡改而成。至此，投保人张某及受益人的保险诈骗事实被彻底揭露。[3]

（三）审查理赔卷宗，发现内外勾结骗赔线索。保险诈骗案件除了不法分子刻意而为，还有相当数量的案件是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内外勾结作案。这类诈骗案件通常是在诈骗得逞之后通过复查才会被发现。全面审查理赔卷宗，是发现这类案件的重要方法。[4]涉嫌骗赔的理赔卷宗有下列特点：一是重要情节模糊不清。如出险、报案、勘查的确切时间不明；出险的具体地点和详细经过不明；不登记出险损失的细目情况等。二是卷内材料矛盾和漏洞较多。如出险情节不合逻辑；材料内容自相矛盾。三是证明文件明显虚假。如应由多部门、多人完成的文件却只有一人笔迹；材料制作不规范，数量不配套；印鉴模糊等。

四、研究投保、索赔经过，发现骗赔征象

骗赔征象，是指保险诈骗犯罪在初期所暴露出的疑点。在保险诈骗案件中，尽管行为人采用各种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但仍会暴露出蛛丝马迹，只要抓住疑点，认真核查，多数保险诈骗犯罪是能够揭露的。

（一）主动投保

即投保人主动到保险公司或找保险人投保，或详细了解索赔事项及要求。目前，一般人的风险意识还不强，对保险了解不多，绝大多数投保人在保险人反复动员下才决定投保（当然确实有一部分投保人文化素质、经济地位较高，具有风险意识而主动投保），但意图实施诈骗的人则往往主动上门投保。因此，虽然主动投保的不一定都有道德风险，但具有道德危险的保单往往是主动投保的。

（二）超额投保

对于财产保险而言，超额投保是指投保人所投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投保人夸大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或将别人的财产冒充自己的财产投保，并提供虚拟的证明文件，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即可获取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赔偿。对于人身保险而言，超额保险是指所投保险保费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衡量是否为超额投保，是以投保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为标准的。如果投保人的收入较高，其投保的高额保险也不一定是超额保险，而是正常的投保。也有些超额投保是未考虑周密，只想到要有保障，但没想到自己的经济能力。但无论怎样，超额投保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因为保险诈骗也大多表现为超额投保。

（三）高额保险

即保险金额畸高。高额保险中未超过投保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的部分，道德风险相对较小；而超过其经济承受力的超额保险，则蕴藏着较高的道德风险。

（四）集中购买

即在多个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保险利益的保险标的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只为其中的一个购买了高额保险，表现出保险标的集中、投保时间集中、投保金额较高的特征。集中购买的保险，通常蕴藏较高的道德风险。

（五）分散投保

即为了避免保险金额超过保险公司核保调查的标准，分别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中小额保险，从而获得高额保险。

（六）重复投保

即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二个或二个以上保险人投保。重复投保虽不为《保险法》所禁止，但须将重复投保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且保险事故发生后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如果投保人违反上述规定，不将重复投保情况通知保险人，则有欺诈之嫌。

（七）隐瞒情况

即对于保险人承保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保险标的的实际情况。如投保人身保险，当保险公司提出体检要求时，起先是坚决反对，百般阻拦，当阻拦不成时，又可能转而欺骗被保险人接受体检，或者找替身接受体检。

（八）保险利益可疑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为表亲、干妈、干女儿、未婚妻（夫）等非直系亲属投保，而且保险金额较高；抚养者、赡养者为被抚养者、赡养者投保高额保险，且投保人与受益人为同一人，而被保险人并不知情。

（九）投保人有酗酒、吸毒、等恶习或有诈骗等前科

这类人具有实施保险诈骗的可能性。

（十）增加保险金额

投保时属于正常投保，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投保人要求增加保险金额，变更后的保单如果出现集中、超额、高额的特点，则要特别注意是否存在诈骗的可能。

（十一）变更受益人

人身保险在保险期间变更受益人的情况下，要注意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看是否存在道德风险，被保险人同意书是否有疑点。

（十二）保险单质押

在保险期间，受益人将保险单质押，也可能导致道德风险。《保险法》第55条明确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质押。

（十三）索赔时表现可疑

保险诈骗案件侦查中，如果发现受益人在索赔时出现以下反常表现，应进行进一步查明原因：

一是索赔要求异常迫切。有的受益人经常打电话，并威胁要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请律师催办。

二是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疑点。如事故原因、性质不明；事故发生日期距离索赔日期较远；事故发生日期距离投保日期较近或距保险合同终止日期较近。

三是索赔前表现反常。索赔前不久向保险公司查询保单是否有效；索赔前不久向保险公司咨询索赔事宜；索赔前不久变更受益人。

四是索赔时对出险经过的陈述自相矛盾。

五、围绕案件关键问题进行技术鉴定

保险诈骗案件中涉及到的技术问题较多。通过技术鉴定，能够有力地揭露作案人实施的诈骗行为。在查明发案经过，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针对案件的不同特点，可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案件中涉及的专门问题进行技术鉴定，以揭露假象。常用的鉴定有有痕迹鉴定、笔迹鉴定、法医鉴定。通过痕迹鉴定，根据遗留痕迹的数量、方向、形态、距离、角度可推断形成痕迹的工具种类和痕迹形成原因；通过笔迹鉴定，可以查明证明文件是否原始书证，字迹是谁所写，内容有无添加、涂改和伪造，印章是否为私刻；通过法医学鉴定，可以确认病（伤）情是否存在，是否自伤等。

在侦查中，如果发现受益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涉嫌保险诈骗，而因无确凿证据，其拒不承认实施诈骗的情况下，可委托司法机关对其进行“测谎”，以判断其是否实施了诈骗。如河南某市郭某于1997年11月30日在当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他身患重病的儿子投保了99鸿福终身保险。2000年8月，其子猝死。保险公司在调查中发现其为儿子带病投保，但郭某拒绝承认。保险公司即通过当地司法机关用“测谎仪”对郭某进行测试，结果表明郭某在儿子投保前是否生病的问题上说了谎。郭某被迫承认了诈骗事实。

六、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案件线索

保险诈骗犯罪的知情面较窄，广泛开辟线索来源显得尤其必要。实践中，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现犯罪线索：

（一）与保险公司联合设立举报电话，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利用合理的物质奖励，鼓励知情人提供保险诈骗线索。

（二）根据特定案件侦查的需要，物建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人作为耳目收集线索。需要注意的是，所物色关系人应具备知情条件，并且愿意为公安机关收集线索。如有必要，应给予关系人一定的物质鼓励。

（三）与有关单位建立固定联系。根据保险诈骗案件侦查的需要，加强与医院、药店、检察机关、法院等单位的联系，从中获取可资利用的线索。

（四）广泛走访有关知情人员。走访的范围：一是通过事故现场周围群众，了解事故发生的详细经过及反常现象；二是通过当事人的工作单位，了解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经营状况、平常表现等；三是通过与事故有不同利益关系的其他人，收集他们对事故的看法及其依据。

七、加强与保险公司的联系，主动挖掘保险诈骗线索

对于保险诈骗而言，惩治是一种最好的防范。因为通过惩治不仅剥夺了违法犯罪分子再次实施保险诈骗的能力，而且对于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使其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目前，一些保险企业对于惩治保险诈骗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担心司法机关介入会影响企业形象，吓跑客户，减少自己的市场份额，因而对保险诈骗一味姑息，仅拒赔了事，而不向公安机关报案。这种做法实际上纵容了违法犯罪分子，助长其侥幸心理，使其变本加厉地进行保险诈骗。从长远来看，还将导致保险市场环境恶化，进而损害保险业自身的利益。因此，公安机关应加强与保险公司的联系，主动挖掘保险诈骗线索，严厉打击保险诈骗犯罪。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动员保险公司在发现保险诈骗线索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应向其宣传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8条，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2．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标准是公安机关的立案标准，但不是报案的标准。对于未达到上述标准的，也应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理。另外，对于在实施保险诈骗过程中被及时发现，未能得逞的不法分子，也应报告公安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险诈骗未遂能否按犯罪处理问题的答复》，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是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只要发现保险诈骗行为，无论是否骗取保险金，都应报告公安机关。二是向保险公司调取有关证据材料。在接到保险公司报案时，应让其将掌握的有关证据材料提供给公安机关，以便对对案件性质做出判断，并开展进一步的调查。三是布置保险公司配合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应交代保险理赔人员，在报案前设法稳住涉嫌诈骗的行为人，以免其逃跑、毁证；在侦查阶段，应充分利用保险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丰富及对当事人情况熟悉的优势，由其帮助调查取证，向咨询保险业务及相关法律问题。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系，共同防范和打击保险诈骗。如有些地方保险企业与当地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了“防诈骗侦破小组”，联合调查有疑点的理赔案件，查处骗赔案件，有力地打击了骗赔违法犯罪，维护了保险企业的合法权益。[5]这一做法值得在实践中推广。

【摘要】保险诈骗犯罪对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保险诈骗案件侦查应把握好以下环节：做好报案登记与谈话，详细了解发案经过；认真勘查出险现场；严格审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和卷宗；研究投保、索赔经过，发现骗赔征象；围绕案件关键问题进行技术鉴定；加强与保险公司的联系，主动挖掘保险诈骗线索。

【英文摘要】Insurancefraudthreatenshealthydevelopmentofinsuranceindustryseriously.Tocrackainsurancefraudcase，thefollowingpointsshouldbegrasped:registerofreportingacaseshouldbemadeindetail;thesceneofaccidentshouldbesearchedseriously;thedocumentshouldbeexaminedstrictly;theprocessofinsuringandclaimingforcompensationshouldbeanalyzed;technicalauthenticationisalsoneeded

【关键词】保险诈骗；侦查

【注释】

[1]李玉泉．保险欺诈及其法律对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55．

[2]中国保险网：故意纵火烧死生母骗取保险金案[EB/OL]．/juan/newslist.asp？id=14950，2000-09-05．

[3]中国保险网：境外出险理赔调查的最佳途径/juan/newslist.asp？id=23483，2001-03-19．

诈骗犯罪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犯罪司法认定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迅速发展，涉及信用长诈骗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从而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并予以处罚带来了新的挑战。曾出现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利用工作之便，修改银行ATM机程序，从中获取了他人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随后又利用这些信息大量制作伪造的信用卡并使用。对于这类情况，司法实践中就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以确保执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分歧

刑法理论上，盗窃犯罪乍骗犯罪的根本区别在于客观方面，盗窃犯罪具有秘密性，被害人的贝寸产损失并非出于其错误认识和“自愿”行为；诈骗犯罪则通常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被害人由此产生错觉，并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处分财产。但司法实践中，针对客观方面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定性认识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如就上述案例而言，至少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等同于”盗窃信用并使用”，构成盗窃罪。因为信用卡的卡号、密码是一定财产价值的载体，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信息，即表明持卡人对信用卡的安全性处于失控状态，故盗窃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卡号、密码作为信用卡真实性的核心要素，只要输入符合要求，对ATM机而占就是张”真”的信用卡，其确认交易、履行付款义务并无过错，银行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交际被害人是那些真正的持人，其损失系行为人秘密窃取造成的，而并非陷入错误认识后被人骗取。此外，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在整个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导致持卡人的实际损失，而伪造信用卡并使用只是实现非法占有的手段次要行为，不影响丰行为秘密窃取性质的认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构成信用乍骗罪。理由是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以及伪造信用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获取非法利益，属于”伪造信用卡使用”，其数行为之间具有牟连父系，同时触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由于刑法分则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故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但伪造金融票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不存在轻重之分，故应以其结果行为即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二、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信用卡诈骗与盗窃罪的界定，特别是类似上述犯罪行为的定性，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二是犯罪行为方式的本质属性。上述问题均直接影响到罪名界定。

1、从犯罪结果分析直接受到侵害的对象

正确界定信用卡乍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首先在于被害人的确定。如果直接受害的是持卡人，无疑符合盗窃犯罪的特征；如果直接受害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则符合诈骗犯罪的特征。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讨论：

第一，如何看待涉案各方的法律关系?《合同法》确立了契约领域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这种归责体系下，违约的构成要件是一的，即客观上的违约行为，而无需过错这一要件。持人与金融机卡句之问存在契约关系，根据契约的相对性原则，持卡人直接与金融机构发牛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持人没有违约行为(已尽注意义务)，其账户损失应当完仝归责于金融机构，而不论其在主观是否存在过错。这种法律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应当先行赔付持人损失，至于金融机构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最终责任主体追偿。

第二，犯罪行为所造成损失的直接承受主体为何?如果卡号、密码的失窃并非出于持人凸身因素，而且持人对此事先无法预见并难以避免，显然不需要承担责任。金融机构则不然，即使其同样不知情，但倘若客户信息资料在金融机构范围内被窃，就其与持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应当认为其违法了约定的保密义务，即主观上无过错不能作为向持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免责理由。此外，根据刑法规定，在金融机构保管之下的持人尚未提取的账户钱款，应当以公共财产论而并非公民私人财产，故金融机构须直接承受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即成为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

2、从犯罪过程分析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正确界定信用阼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关键在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本质。盗窃与诈骗犯罪的行为结构、行为方式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区分二者界限主要从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欺骗于段、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否基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加以考察。以该案为例，行为人获取信息、伪造信用卡只是为了其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非法占有钱款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并等于已经实际占有了相应财产，因为作为财产保管者的金融机构，此时依然实际控制财，行为人犯罪目的能否真正实现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关键还要取决：使剐伪造的信用卡能否欺骗成功。如果无法取款，那么此前的窃取、伪造行为部将成为徒劳。显然，该行为对于财产的保管者即金融机构柬说，并不具有秘密性的特征，而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使其“自愿”交付钱款的欺骗性特征。

这里还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ATM机等机器能否作为适格的诈骗行为的对象?传统观点认为诈骗的对象仪限于能够产生思想的生物，如果不存在思想能力，则根本不可能对事实有所认识，也就谈不上认识错误和被骗的问题。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电腑的作用，机器也可以接受人所传递给它的信息并作出人所予哽期的反应，在一定范围内，机器的思想能力与作用方式和人是一样的，而日．可以通过人输入一定的程式加以控制。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机器系人意志的延仲，或者说是所有者的，对其不当使用已经影响到其所有人的意思活动，对其实施的欺诈行为应受到欺诈罪的规范，故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对象。

3、从犯罪构成分析受到侵犯的客体

诈骗犯罪范文篇5

信用卡自1950年由美国人富兰克林·麦克创建的大莱公司开创以来便在全球引发了一场足以影响人类货币历史进程的变革，产生了推动金融业各项业务开展的良好效应。信用卡是当今世界广泛流行的一种先进的新型支付手段和消费信贷结算工具，是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发给用户（包括个人和单位）用于购买商品、取得服务或提取现金的信用凭证。以此凭证持卡人就可以在暂不支付现金的情况下得到某些商品或服务，进行消费活动，在以后一定时间内再补足所欠款项。信用卡因其具有快捷便利等优点而被广泛地采用，然而由于信用卡业务是以持卡人的个人信用为基础，因而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信用卡运作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给银行或特约商户及信用卡持卡人造成经济损失。信用卡在我国出现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信用卡诈骗活动却不少。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信用卡诈骗的案件在1994年达到近万起，造成银行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犯罪分子的非法获利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类犯罪不仅侵犯了银行、特约商户及信用卡持有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还严重地扰乱了金融秩序，因此《刑法》规定对这类犯罪行为应予以严惩。

根据《刑法》第196条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其特征是：

1.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一般主体，即已满16周岁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2.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所有权。

3.客观方面表现为信用卡诈骗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即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进行消费购物提取现金等行为；（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行为。即使用已超过有效使用期限的信用卡或使用已挂失而无效的信用卡等行为；（3）冒用他人信用卡，即非持卡人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骗取财物的行为；（4）恶意透支。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透支骗取财物金额5000元以上，逃避侦查或经银行进行还款催告超过3个月仍未归还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证金的，其恶意透支金额以超出保证书的数额计算。

4.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二）对信用卡诈骗罪立法的思考

信用卡诈骗罪，首见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1997年《刑法》修订将其收入刑法典时，除对恶意透支增加解释外，未作其他的变动与修改。但是值得指出的是，“97刑法”的规定并不是令人满意的。

1.未规定单位犯罪。信用卡有个人卡和单位卡之分，因此利用信用卡诈骗，尤其是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不仅自然人会实施，法人也会实施，这就不能排除单位实施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可能性。信用卡诈骗活动涉及的金额并非都是小数额的。否则《刑法》也没有必要规定无期徒刑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了，而通常情况下单位犯罪所涉及金额往往要大于自然人犯罪所涉及金额。对于单位持卡人按照单位意志实施的信用卡诈骗行为，依刑法第196条的规定只能对具体负责人施以刑罚而对单位却不能实施以罚金刑，导致单位的刑事责任无法追究。

2.列举式规定疏纵犯罪。1997年修订《刑法》时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对一些原来比较笼统原则的规定，尽量把犯罪行为研究清楚做出具体规定”。“97刑法”196条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行为方式就采用了列举式规定的模式。列举式规定的好处是显然易见的，那就是大大加强了司法的可操作性，但前提是这样的列举必须能够涵盖相关的全部的危害行为。《刑法》中规定了四种诈骗方式也就意味着一旦出现新的利用信用卡诈骗的危害行为，若严格依罪刑法定原则，对之只能以普通诈骗罪评价。对此和196条临近的193条贷款诈骗罪和195条信用证诈骗罪在采用列举式规定之外均加上了“以其他方法……”这样的兜底条款以避免疏纵罪犯，196条的这样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存在疏漏的。

（三）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原因及其防治

和国外通行的“后付卡”制度（可先办卡使用以后再补足款项）不同，我国银行开办的信用卡一直实行“先付卡”制度，即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时需要在信用卡账户上存入一定数量的起用金以备进行一般的消费和支取。这种制度本身已经降低了信用卡诈骗的风险，而且有的信用卡在使用时还要求出示持卡人的身份证件，这又对信用卡诈骗行为起了很大的防范作用，但为什么在我国还有大量这样的犯罪发生呢？

信用卡诈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从犯罪人的方面说，贪欲是人类本性的潜在的一个弱点，只要遇到适当的时机，贪欲之心就会超越人的理性和理智，使人产生犯罪之心。信用卡本身以个人信用为基本，具有非及时结算和可以透支的特点容易使犯罪人轻易得手。这种特点结合贪欲就会动摇人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可能走向犯罪之路。

2.发卡行和特约商户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信用卡的使用具有跨国界和地区的特性，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极具流窜性，而且往往打时间差。在我国一些信用卡管理系统不完备的地方，从用户传递信用卡挂失的申请到特约商户接到止付令有时需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因此产生一个时间差，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有人在特约商户那里持卡消费，商户必然接受，这样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同时由于信息沟通的不及时。对于信用卡的真伪、是否存在恶意透支的情况，发卡机关和特约商户之间也难以迅速进行信息交换从而对潜在的风险难以发觉，以至产生巨大的隐患。

3.发卡行管理疏忽。一些银行经办人员在受理办卡申请业务时，由于熟人介绍或经验不足、业务不熟练、警惕性不高没有对申请人按规定进行详细的资信调查就核准发卡。还有一些特约商户利用银行对其监管不严，同不法分子相勾结欺诈银行，甚至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同不法分子内外勾结进行诈骗活动，更加导致信用卡欺诈的风险的增加。同时不少发卡行防范意识不强，认为信用卡发出了，银行多了一份信用卡使用手续费的收入，但却很少主动对持卡人进行随后的资金流动情况的监管和跟踪服务，这样都导致信用卡欺诈风险的增加。再有，一些发卡行为了多发展客户，扩大业务还有有意放松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往往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也会对银行造成很大的损失。

尽管《刑法》明确把信用卡诈骗规定为犯罪，并且还将其最高法定刑设置为无期徒刑，但“信用卡欺诈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违法犯罪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制定多少法律来保护发卡银行和合法持卡人的利益，信用卡欺诈仍然层出不穷。这是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客观现实，即使发卡银行对此作再多的宣传工作也很难从根本上抑制信用卡欺诈”。控制信用卡诈骗根本方法就是相关制度的建立和相关技术措施的采取来进行防范，遏制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发生。具体来说：

1.加强技术措施提高信用卡使用的安全性

在鉴别持卡人身份反面，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如使用照片卡、激光签名、个人身份识别代码以及生物性识别技术，准确认定审查出持卡人是否是发卡行登记的真正用户。在鉴别卡的真实性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全面推广带有微电脑芯片的智能卡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信用卡使用的安全程度。

发卡行和特约商户之间可以通过在线网络建立迅速及时的联系，沟通反馈信息，由发卡行最终审查是否授权交易，实时清算，实现信用卡的电子化。这样将能大幅度减少信用卡欺诈的发生。另外，发卡行还可采取一系列加密措施，如可在ATM上增设验卡装置，持卡人提款时需输入密码和本人身份证号，否则交易将无法成功，这种办法对防范信用卡诈骗也有较大帮助。

2、发卡行之间、发卡行和警方之间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事

各个发卡行之间协力建造共享的网络系统，定期交换情报资料，通报不良持卡人的情况及交易活动，提出相关的建议对之加强防范，同交换信用卡欺诈的信息，实现信息数据共享。

另外，发卡行要和警方密切合作，及时将可能发生和已发生的欺诈事件通报警方以便防范和及时打击犯罪。同时，警方也要通过警方和发卡行之间的在线网络及时通报自己所掌握的情报信息，做到及时的沟通联络，确保信息交流的通畅和准确，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3.加强发卡行内部管理，提高工作人员责任感和风险意识

银行一方面要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加强业务技能培训，设立完善的内部监管制度，建立专门的稽核工作体系，还可以借鉴国外信用卡公司的做法建立内部调查制度，如“万事达，维萨和欧洲国际（EuropayInternational）等组织建立自己的调查员，帮助执法机构从各国收集证据，提供线索，甚至在审判犯罪分子是提供专家证人。”

4.防止特约商户携同不法分子进行诈骗

特约商户在反信用卡诈骗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其直接同不法分子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若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认真执行相关规章制度就能从很大程度上防止信用卡诈骗的发生，从而在反信用卡诈骗中构筑起第一道防线。但若商户同不法分子相勾结，则必然会大大增加诈骗得手的可能性。因此发卡行要对特约商户加强监管，对其涉及信用卡使用的日常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对异常交易情况及时发现并做出迅速的分析评价，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这类行为的发生。

5.持卡人自身也要加强防范意识

对于持卡人来说，在持卡消费或是在ATM上提款时缺乏防范意识被不法分子获悉自己的密码、签名及其他个人信息资料后烧卡诈骗，会给合法持卡人带来相当的损失。另外，在我国许多人为了使用信用卡方便，往往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结果经常造成信用卡与身份证同时丢失的情况，这就给拾得或盗得信用卡的人创造了冒用的机会。尽管有的银行在信用卡的使用上规定由加密措施，但我国许多人的信用卡的密码往往与其出生年月，电话号码或汽车牌照等数字有关，这样就更增大了信用卡被冒用的危险。所以持卡人必须改变这样的习惯，加强防范，避免信用卡被别人冒用以减少自己的损失。

参考文献

[1）孙军工。金融诈骗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2]白建军。金融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S].

[5]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的报告[R]，

诈骗犯罪范文篇6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量刑

一、电信网络诈骗概述

2016年，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3万起，同比上升49．6%，为群众挽回损失25亿元。电信网络诈骗在我国目前并不是一项独立罪名，它是《刑法》规定的诈骗罪中的一种特别的可类型化的方式或手段，即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现达的电话、网络平台或电子信息等非接触性的方式，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2016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九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体现了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与打击力度。但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二、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困境与措施

(一)社会管理缺陷:头痛医头，过度倚重刑法的威慑作用。刑法因为其严厉性和强制性对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具有重要作用，但不是所有的不法行为都适宜用刑法来威慑。因此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刑法之最后手段性的说法，认为刑法规定的法律效果系所有法律规范中最为严厉，而具痛苦性、强制性与杀伤性的法律手段。所以，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还应当考虑造成它屡禁不止的其它根源。首先，网络电信部门监管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这是导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起因。2016年9月23日，六部门了《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要求电信企业要严格落实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制度，这一制度有利于填补信息安全的漏洞。但同时，应逐渐推广网络实名制，通过实名上网确认身份。韩国政府从2002年起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要求网民在主要网站信息，必须先输入个人身份证号码接受身份认证，在经过验证后方可以代码替代真实姓名留言。这样，有助于打消不法分子通过隐藏身份或伪造身份来逃避法律责任的侥幸心理。因此，对于电信网络诈骗，除了运用刑法来定罪处罚外，还应运用各方面的社会管理措施来综合治理，树立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单单是哪个部门一家的事。其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逐渐成公司化、组织化的特点，人数众多且多为共同犯罪，使得抓捕更加困难，单靠公安机关一方难度大。因此，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展蔓延，必须在合作与协作上下功夫，不能仅仅依靠刑法的威慑作用，还应大力构建和完善合作作战机制、联动协作机制和警务合作机制，切实提升整体作战、共同打击犯罪的效能。同时，针对此类犯罪新动向、新特点，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深入开展重点地区整治，着力提升打击能力水平。(二)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立法方面比较滞后，存在很多缺失。2016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骗得财物的，以诈骗罪(既遂)定罪处罚。”并且司法实践中，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般都是以诈骗罪定罪。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2010－2016年电信诈骗案判决罪名列表来看，综合462份判决书的判决(含数罪并罚)情况，其中有419起是以诈骗罪来定罪，可见诈骗罪(含未遂)仍是定罪最多的类型。有33起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有11起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有10起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余还有盗窃罪、招摇撞骗罪、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等。可见，电信网络诈骗往往还触犯了其它法益，因此还应充分考虑与其他犯罪的关联，考虑犯罪的罪数与竞合问题，所以应尽快弥补相关立法的不足。其次，量刑方面，一般也是比照诈骗罪的量刑幅度。因此应当尽快出台此类犯罪的量刑指导性案例，填补量刑的空白。

目前，只有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九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但是具体的量刑规则并没有细化规定，量刑指导意见也没有针对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的具体规定，这不利于法官在量刑时把握，也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这对于司法公正是非常不利的。指导性案例具有示范性、规范性和引导性。最高人民法院应加强审判指导，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为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益，有效维护电信网络秩序，最大限度地维护个案的司法公正，并且如此还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参考文献］

［1］李运才．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关系［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23(5):34．

［2］张明楷．刑法学(上)(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544．

［3］施了兵．网络诈骗犯罪的预防［D］．湖南大学，2009．41．

诈骗犯罪范文篇7

票据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汇兑、信用、支付、结算、融资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商品交易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血液”。票据诈骗犯罪,即违反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票据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票据诈骗犯罪既违反了票据法又违反了刑法,其违反刑法是以违反票据法为前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理解票据诈骗犯罪特征,就是结合票据法及行政刑法的相关理论来解读刑法相关规定。

一、行政刑法的基本原理

行政刑法发源于德国,以与“刑事犯”相对应的“警察犯”的出现为标志。行政刑法之父哥特斯密特认为: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与人的意思领域,为达此目的,其所采用的手段是持续的宣誓与法律的规定等;在这些宣誓与规定中,一定要具有强制力的刑法,作为达成司法目的的强制手段,这就是“司法刑法”之意旨;与之相对,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通无阻,此即行政刑法之意旨。①哥特斯密特的行政刑法理论得以付诸实施,体现为德国1949年的《经济刑法》和1952年的《秩序违反法》将违警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并划归到行政法的范畴之中,形成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相分立的立法模式。继受德国行政刑法理论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多将行政刑法作为特别刑法来对待,即从刑法的角度,研究附属于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著名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是国家为达到行政上的目的,课人民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而于其违反义务时课以刑罚制裁的行政刑事法规的总称。”台湾地区也有类似观点,如林山田就认为“行政刑法是附属刑法”,“附属刑法与核心刑法同样以刑事刑罚为制裁手段,其本质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②在我国大陆,行政刑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走的主要是建构理性主义的道路,目前形成了刑事法说的模式,即将行政刑法作为刑法的一部分,规定于普通刑法典(第3、6等章)中。此外,还包括劳动教养制度。有学者将行政刑法定位为“独立的第三学科”,既不属于刑法也不属于行政法。但鉴于行政刑法的本质特征在于行政和刑事两种责任的竞合,不具备独立的调控机制,所以不宜将其定位为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行政刑法还是比单纯的刑法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某些犯罪,本文试从行政刑法的角度分析票据诈骗犯罪的特征。

二、票据诈骗犯罪客体的特征

票据诈骗犯罪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假冒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等虚假票据行为,行为本身侵害了票据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票据诈骗行为骗取了或旨在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行为结果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由于票据诈骗犯罪同时直接侵害了两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具有双重客体。票据诈骗犯罪的双重客体中,票据管理制度是主要客体。本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金融诈骗罪一节,足见立法原意更重视其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属性。此外,这也是本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犯罪的重要特征。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本罪不仅侵犯具体的财产权,而且侵犯无形的抽象的票据管理制度。而票据管理制度是我国金融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市场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票据的信用基础,妨碍了票据的正常流通,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信用经济正在构建之中,其危害性更为严重。

三、票据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

根据《刑法》第194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冒用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签发无资金保证的票据,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结合《票据法》第103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主要是:

(一)伪造票据刑法上的票据伪造是广义上的。③票据的特性在于其是设权性证券,区别于证权性证券。这决定了票据法上的伪造包括两种手段:一是伪造已格式化了的空白票据;二是利用银行真实的格式化了的票据,在其载明的文义、事项上进行伪造行为。行为人仅仅伪造空白票据是不能诈骗的,其还必须在伪造的空白票据上进行虚假的票据行为。两种伪造手段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时候是先后依次进行的。狭义的票据伪造仅指伪造出票人签章,广义的票据伪造不仅指伪造出票人签章,还包括出票的伪造和其他票据行为的伪造(如背书、承兑、保证),而伪造签章是二者都不可或缺的。

(二)变造票据变造票据是指在有效的票据上,非法变更票据上除签章之外的记载事项的行为。票据变造的前提是该票据在变造前须为形式上有效的票据,而在变造后仍为形式上有效的票据。票据变造的具体方式是行为人在真实的票据基础之上,或者以真实的票据为基本材料,通过剪接、挖补、起层、覆盖、涂改等方法改变票据内容,使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改变。变造票据最常见的是非法涂改票据上的金额。

(三)作废的票据刑法上的“作废的票据”是个广义的概念,涵盖票据法上的作废票据、过期票据、实现请求权的票据,这已是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至于是否包括自始无效的票据则有待探讨。大多数观点认为,作废的票据包括无效的票据。④但也有学者提出作废的票据不应包括自始无效的票据,并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做出了论证。⑤笔者赞成后者的观点,但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予以论证。因为票据具有形式性的特点,而票据法上的无效票据多是因欠缺形式要件而归于自始无效的,如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它不是利用票据的形式有效性进行诈骗,而是与一般诈骗罪原理相通,宜以诈骗罪处理。

(四)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进行诈骗“诈骗”是本罪客观行为的本质特征,它使本罪区别于单纯的伪造、变造票据罪等。伪造、变造票据仅是本罪的手段行为,仅有伪造、变造行为不用以诈骗的不构成本罪;利用他人伪造、变造的票据进行诈骗的却同样成立本罪。此外,行为人既实施了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又以此诈骗的,属于牵连犯,按照“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构成票据诈骗罪的以本罪论处,达不到数额较大的,以伪造变造票据罪论处。从票据法原理和便于刑法操作两个方面,此处的使用仅指“直接使用”,而不应扩大解释为包括担保在内的广义的“使用”。首先,票据担保并不涉及票据关系和票据权利,其所指向的是被担保的经济关系。所以,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虚假的产权证明提供担保的行为的实施,侵犯的并不是票据权利和正常的票据管理秩序这一票据诈骗罪的主要犯罪客体,而是票据担保的经济关系,这种行为不能以票据诈骗罪论处,只能以其实际侵犯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结合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认定。例如,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虚假的产权证明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的,以合同诈骗罪定罪;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产权证明文件进行担保诈骗银行贷款的,应以贷款诈骗罪定性处理;等等。⑥其次,取其广义的学者,在论及本罪与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关系时,又有想象竞合、法条竞合,法条交叉竞合之争,使得刑法的理论错综复杂,司法人员在办案时无所适从,导致法制不统一的局面。综上,将“使用”定位为直接使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有理有利的。

(五)冒用他人票据进行诈骗所谓冒用他人票据,是指非票据权利人假冒票据权利人,行使其票据权利骗取其票据财产的行为。而冒用的对象,从刑法体系解释的角度,只能是行为人认为是他人合法有效的票据,否则便同其他票据诈骗行为发生重叠。此处的“合法有效”必须强调要以行为人的主观标准为依据,以免漏罚行为人对客观上是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无认识而冒用的情形。

(六)签发空头支票所谓“空头支票”,根据我国《票据法》第88条的规定,是指出票人签发的,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存款金额的支票。一般认为,空头支票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没有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账户内没有存款余额、付款银行又未答应垫付而签发的支票;二是超过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的票面金额超过账户存款金额的支票,或者签发的支票金额超过付款银行允许垫付的余额的支票;三是提回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支票后提走付款银行内的支票账户存款使支票不能支付的支票。

(七)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所谓“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是指支票出票人在其签发的支票上加盖与其预先留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处的印鉴不一致的财务公章。印鉴不符的支票,包括全部不符和部分不符两种情形。根据票据法原理,这将直接导致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得不到兑现,所以为法律所禁止。但我国刑法上的规定与票据法上的规定有所不同,刑法仅规定了“与其预留印鉴不符”,而未涉及票据法上的“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不符”,这就缩小了刑法打击的范围,不利于全面保护票据权利人的权利。而且故意签发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不符的支票的行为与故意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的行为,在危害性上并无确定的差别。这就体现了行政刑法宜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出现的优势,毕竟票据法是专门性很强的法律,而且发展变化相对较快,刑法的非专业性和稳定性难免有保护不周之虞。

(八)签发无资金保证的票据或出票时作虚假记载根据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74条的规定,出票时具有可靠的资金保证,是汇票、本票的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即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的基础。所谓“资金保证”,指票据的出票人在承兑汇票本票时具有按票据支付的能力;签发时无资金保证,而承兑时具备支付能力的,不应当成立此处的票据诈骗罪。此外,关于票据诈骗犯罪的对象。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新的金融凭证不断出现,如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和银行存单,外国银行的票据、支票卡、贷记凭证、借记凭证、商业消费券卡,等等,这些金融凭证能否成为票据诈骗犯罪的对象,值得研究。从行政刑法的特性出发,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理解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规定保持一致,当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解应该同步,以新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这也正是在刑法中设立行政犯的空白罪状的优势所在。

四、票据诈骗犯罪主观方面的特征

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票据诈骗犯罪是法定犯,决定了行为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本罪是直接故意犯罪,间接故意不成立本罪;本罪是目的犯,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一)认识因素首先,行为人对自己票据行为的欺诈性具有明确认识。在票据故意犯罪中,对行为欺诈性的认识等于对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例如,没有票据印制许可的人印制票据,没有出票权利的人签发票据,非票据当事人冒用票据当事人的票据,账户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违法签发空头票据等。上述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时,对自己的无权状态应该是明知的,明知无权而为,行为的欺诈性显而易见。行为的欺诈性无须依据刑法认定,只要依据一般经济生活伦理即可认定。对于票据犯罪来说,主要依据票据使用规则或者惯例进行认定。其次,行为人对自己票据行为的危害性具有明确认识,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可能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或合法票据当事人带来经济损失。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会扰乱金融秩序,行为人在犯罪时一般不会考虑那么多。所以,认定行为人对自己的票据行为的危害性具有明确认识,应该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给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合法的票据当事人带来经济损失,而非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

诈骗犯罪范文篇8

假币诈骗犯罪一般是指行为人先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假人民币，后利用假人民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假币诈骗侵害的对象范围大。假币诈骗犯罪不仅仅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中等城市，而且开始渗透到农村集市等偏僻的角落，被侵害的对象大都是经济状况较差的低收入群体。

（二）作案时对受害人诱惑性大。如有的假币诈骗犯罪成员诱骗购买假币的客户时，先将真币出示给客户，并声称是科技含量高的假币，甚至邀请客户一起到银行验币。在取得客户的信任后，让提客户用真币换取高比例的假币。此种作案手法诱惑性大，很容易使人上当。

（三）假币诈骗犯罪日趋团伙化、职业化。假币诈骗犯罪是一个系列性的犯罪，从非法获取假币、诱骗受害人购买假币以及到实施诈骗，整个过程环节多，涉及范围广，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往往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在诈骗活动开始交易时，往往是团伙成员中的两个人前往交易，其余在附近观察可疑情况，一旦情况有变，即掩护他人逃匿。犯罪活动结束后，迅速切断联系，团伙成员各奔东西。

二、打击假币诈骗犯罪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控制案源难。假币诈骗犯罪是一项十分隐蔽的犯罪，不法分子为避免打击，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来掩盖其违法犯罪活动，这使得公安经侦部门很难直接涉及案源，深挖此类犯罪的难度较大。

（二）缉捕作案成员难。假币诈骗犯罪团伙成员组织严密，单线联系居多，抓获的现行犯罪分子，大都拒不交待犯罪事实和其他成员的藏匿地点，侦查中较难掌握其“上线”和“下线”。

（三）调查取证难。假币诈骗犯罪往往是跨县、市甚至跨省的流窜犯罪，在调查取证上有一定的难度。由于此类犯罪的受害人是购买假币者，购买假币同样是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受害人被骗后都不愿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在侦破案件后，受害人怕受处理，大都不承认被骗事实，这给打击假币诈骗犯罪增加了难度。

三、打击假币诈骗犯罪的对策

（一）主动出击，获取假币诈骗案件线索。一是调查摸底，建立档案。对本地区假币诈骗犯罪容易侵害的群体，尤其是假币犯罪案件多发地，要摸清底数，建立档案。二是加强“两库”资料建设，积累假币诈骗的犯罪资料。对所有已经结案的假币诈骗案件及其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要分类建档，科学管理，逐步形成假币诈骗犯罪资料库，同时逐步提高发现、控制假币诈骗犯罪的能力。三是加强专门力量建设。一般应在辖区内的公共场所物建，对重大、复杂团伙犯罪要注意物建专案力量。

（二）深追细查，追溯根源。鉴于此类案件往往单线联系，同案犯难以全部归案的情况，侦查工作要综合运用侦查措施和手段，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力度，深挖余罪，查清同案犯，争取将团伙成员一网打尽。

诈骗犯罪范文篇9

一、利用手机、网络等工具进行诈骗的种类

一是冒充亲友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套出受害人的亲友，并以其亲友身份称将于近日来拜访，后又以途中有意外（如车祸善后、就医、被抓缴纳罚款）需要资金为由，让受害人向其汇款。二是冒充特定身分诈骗。通过获取受害人单位领导、子女或亲友的详细资料，犯罪分子冒充领导、老师、医生等特定身分，编造理由（如：领导生病、子女在学校受伤、被绑架等），让受害人向其提供的账户上汇款。三是冒充银行信用卡中心诈骗。犯罪分子通过捏造受害人在商场刷卡消费事由，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受害人。当受害人回电后，再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帮忙升级信用卡，骗取受害人密码并骗转存款。四是虚假网上购物诈骗。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以极低价格贩卖商品，骗取受害人汇款。五是虚构“中奖”信息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电子邮件、短信、qq、msn等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以风险抵押金、税款、代办费等诸多名义实施诈骗。六是虚构招聘、婚介等诈骗。犯罪分子以短信或在网络上刊登招聘、婚介等信息，以报名费、面试费、服装费、介绍费等名义，骗取钱财。七是虚构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业务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短信、qq、msn等方式谎称可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业务，以提前交纳手续费、税款、利息等名义实施诈骗。八是利用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散布可快速致富、技术资料转让等虚假信息，以提前支付定金、转让费、公证费等名义，要求受害人汇款。九是以虚构信息对受害人进行威胁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短信或电话，以公布隐私、绑架、爆炸等虚构信息要挟，要求受害人汇款。

二、侦破难点

首先，该类案件是跨空间作案，大多数无犯罪现场。其次，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手机号码、银行帐户和网络等开户资料大多为虚假信息。再次，犯罪分子往往采取甲地开办手机卡、银行帐户，乙地实施诈骗，丙地取款，丁地分赃等跨地域多点作案，调查取证工作难度极大。第四，犯罪分子作案所用手机、电脑基本是“专机专用”，常规侦控手段很难有所突破。第五，犯罪分子在诈骗得手后，大多数变换作案手机卡及银行卡，对公安机关串并案侦查极为不利，增加了顺线追踪的难度。第六，案件涉及多地域、多部门、多警种，若无法形成合力将难于突破。第七，案件涉及的团伙成员及分工时有变化，对明确团伙结构、成员分工情况带来困难。第八，犯罪分子大量向不特定地区和对象虚假信息，对查找受害人、深挖团伙案件的难度较大。第九，犯罪证据调取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给警方在警力、财力和能否按时办结案件上造成一定的压力。

三、采取的对策

目前，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的打防控工作还处于摸索阶段，尚未形成较为稳定有效的打防机制。为扭转当前我们侦破此类案件的被动局面，变“一案一打”为“主动出击”，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刑侦、技侦、网侦等相关职能部门要落实专人研判，积极探索建立联手打击，快速出击，多点追击，抢占先机的侦破工作机制。如：今年5月上海陆续发生以汶川地震赈灾捐款为名的短信诈骗，上海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刑侦、技侦、网侦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仅用了2天的时间，赶在犯罪分子尚未换机换号之前，就在贵阳市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

二是利用公安机关经保部门管理优势，加强同银行的沟通，建立银行卡号段归属地数据库，掌握各家银行的查询功能。如：根据初步调研，建设银行的查询系统能够查询全国的借记卡开卡资料及交易明细等。所以如何利用部门优势开展侦查工作极为重要。

三是深度剖析诈骗团伙作案时的分工和作案规律。如：2007年7月安徽省天长市居民刘某被诈骗，经工作发现诈骗人作案地点在福建漳州，而受害人将钱汇入对方账户后，在5分钟内就被人在福建厦门取走。侦查员利用厦门、漳州两地手机基站数据碰撞，成功突破全案。又如：今年3月天长市居民符某被人诈骗，经工作发现诈骗人同取款人虽在同一城市，但处于不同的手机基站，侦查员利用取款银行所在点同诈骗人所在点开展手机基站数据碰撞，也突破了案件。剖析这两起案件发现，负责实施诈骗的人与取款人在取款前后往往有多次电话联系，以确定其诈骗所得钱款是否到账，从而为侦查破案留下了关键线索。

四是通过研究犯罪分子在诈骗得手后丢弃的手机号、银行卡号、qq号等信息，发现作案的潜在规律性。如：犯罪分子可能会在同一个销售点同时购买多个手机卡，在同一个ip下申请多个qq号，可以将其列为侦控目标深入调查；犯罪分子可能持同一张虚假身份证明在多家银行开户，我们要注意扩展侦查方向，发现犯罪分子其他作案用卡情况。

五是在侦查中大胆创新，捕获有价值的信息。如：哈尔滨市公安局在2006年5月侦办了一起以虚假绑架信息为名的诈骗案件。侦查员在犯罪分子取款地厦门工作多日未果，但在乘坐出租车时发现该市出租车都装有gps定位器，便以此为切入点，成功捕获犯罪分子落脚点的信息，通过守候抓获犯罪嫌疑人。

诈骗犯罪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犯罪司法认定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迅速发展，涉及信用长诈骗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从而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并予以处罚带来了新的挑战。曾出现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利用工作之便，修改银行ATM机程序，从中获取了他人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随后又利用这些信息大量制作伪造的信用卡并使用。对于这类情况，司法实践中就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以确保执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分歧

刑法理论上，盗窃犯罪乍骗犯罪的根本区别在于客观方面，盗窃犯罪具有秘密性，被害人的贝寸产损失并非出于其错误认识和“自愿”行为；诈骗犯罪则通常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被害人由此产生错觉，并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处分财产。但司法实践中，针对客观方面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定性认识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如就上述案例而言，至少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等同于“盗窃信用并使用”，构成盗窃罪。因为信用卡的卡号、密码是一定财产价值的载体，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信息，即表明持卡人对信用卡的安全性处于失控状态，故盗窃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卡号、密码作为信用卡真实性的核心要素，只要输入符合要求，对ATM机而占就是张“真”的信用卡，其确认交易、履行付款义务并无过错，银行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交际被害人是那些真正的持人，其损失系行为人秘密窃取造成的，而并非陷入错误认识后被人骗取。此外，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在整个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导致持卡人的实际损失，而伪造信用卡并使用只是实现非法占有的手段次要行为，不影响丰行为秘密窃取性质的认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构成信用乍骗罪。理由是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以及伪造信用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获取非法利益，属于“伪造信用卡使用”，其数行为之间具有牟连父系，同时触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由于刑法分则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故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但伪造金融票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不存在轻重之分，故应以其结果行为即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二、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信用卡诈骗与盗窃罪的界定，特别是类似上述犯罪行为的定性，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二是犯罪行为方式的本质属性。上述问题均直接影响到罪名界定。

1.从犯罪结果分析直接受到侵害的对象正确界定信用卡乍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首先在于被害人的确定。如果直接受害的是持卡人，无疑符合盗窃犯罪的特征；如果直接受害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则符合诈骗犯罪的特征。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讨论：第一，如何看待涉案各方的法律关系？《合同法》确立了契约领域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这种归责体系下，违约的构成要件是一的，即客观上的违约行为，而无需过错这一要件。持人与金融机卡句之问存在契约关系，根据契约的相对性原则，持卡人直接与金融机构发牛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持人没有违约行为（已尽注意义务），其账户损失应当完仝归责于金融机构，而不论其在主观是否存在过错。这种法律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应当先行赔付持人损失，至于金融机构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最终责任主体追偿。

第二，犯罪行为所造成损失的直接承受主体为何？如果卡号、密码的失窃并非出于持人凸身因素，而且持人对此事先无法预见并难以避免，显然不需要承担责任。金融机构则不然，即使其同样不知情，但倘若客户信息资料在金融机构范围内被窃，就其与持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应当认为其违法了约定的保密义务，即主观上无过错不能作为向持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免责理由。此外，根据刑法规定，在金融机构保管之下的持人尚未提取的账户钱款，应当以公共财产论而并非公民私人财产，故金融机构须直接承受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即成为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

2.从犯罪过程分析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正确界定信用阼骗罪与盗窃罪的要点，关键在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本质。盗窃与诈骗犯罪的行为结构、行为方式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区分二者界限主要从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欺骗于段、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否基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加以考察。以该案为例，行为人获取信息、伪造信用卡只是为了其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非法占有钱款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并等于已经实际占有了相应财产，因为作为财产保管者的金融机构，此时依然实际控制财，行为人犯罪目的能否真正实现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关键还要取决：使剐伪造的信用卡能否欺骗成功。如果无法取款，那么此前的窃取、伪造行为部将成为徒劳。显然，该行为对于财产的保管者即金融机构柬说，并不具有秘密性的特征，而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使其“自愿”交付钱款的欺骗性特征。公务员之家

这里还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ATM机等机器能否作为适格的诈骗行为的对象？传统观点认为诈骗的对象仪限于能够产生思想的生物，如果不存在思想能力，则根本不可能对事实有所认识，也就谈不上认识错误和被骗的问题。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电腑的作用，机器也可以接受人所传递给它的信息并作出人所予哽期的反应，在一定范围内，机器的思想能力与作用方式和人是一样的，而日。可以通过人输入一定的程式加以控制。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机器系人意志的延仲，或者说是所有者的，对其不当使用已经影响到其所有人的意思活动，对其实施的欺诈行为应受到欺诈罪的规范，故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