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范文10篇

诈骗范文篇1

一、票据诈骗的类型与常用犯罪手段分析

1.伪造票据。它的表现形式是无权限的人假冒他人或者以虚构的人的名义进行不正当的票据行为，一般分为伪造票据与伪造票据上的印签两种情况。而犯罪份子惯常使用的是伪造银行汇票与银行承兑汇票达到非法占有银行资金或他人财物的目的。

2.变造票据。表现为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或内容进行变更的行为。犯罪分子往往会采取高科技手段进行票据的变造，令人不易察觉。防不胜防。

3.犯罪分子在非法取得他人票据后，对根据正常商品交易签发出的合法有效票据，办理非正常止付手续，骗取销货方的货物或银行资金。犯罪分子一惯常用的做法是向银行申请签发一份银行汇票。随后以“该汇票丢失”为由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通过后就会向出票行出具止付通知。如果止付成功，受损失的是销货方；如果止付失败，则有相当大的因素是付款收不到止付通知。如此一来责任就得银行来负。

4.冒充身份非法提款。有调查发现，某些票据诈骗分子在非法取得他人票据后。利用事先伪造或者盗窃等非法途径得来的票据合法持有人的身份证件、印章或其他身份证明材料。冒充持票人到银行行使付款请求权，进行非法提款。

二、票据诈骗的形成因素

1.金融业对票据的相关法制体系尚未完善。目前我国现行的票据法制体系主要有《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过于笼统，并没有明晰的防治规范，漏洞甚多，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尤其是对贴现、转贴现、再贴现业务中涉及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法规根本不到位，不仅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而且监管不易，难以把握。

2.社会对银行票据诈骗的防范意识较差。由于对银行票据防伪、防诈骗的宣传力度不够，人们对相关诈骗防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导致风险意识的淡薄。尤其是一些金融机构对票据的风险管理存在侥幸心理，平时不主动学习票据反假知识，识假能力差；管理松懈。甚至存在与不法分子内外勾结这样的恶性管理事故。这些都给不法分子制造了宽松的犯罪环境。

3.银行机构账户管理工作不到位，有章不循，违规操作；且相关部门在某些证件办理的环节中存在漏洞。某些银行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轻视规章制度，只凭经验办理业务的问题，往往容易让不法分子有犯罪空子可钻。我们讲，业务的灵活处理并不是指无视规章制度，而是要在工作过程中在遵章守制的情况下灵活谨慎地运用相关的业务手段。同样的，相关部门在办理业务时需要个人或单位提供有效证件时，也应严格按规章制度与合法程序来进行。比如，相关部门在对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前也需要对公民所持证件——进行多部门的仔细审核，不让相关法规程序流于形式，断绝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

4.银行的相关技术手段落后，票据辨别防伪水平不高，且票据查询程序不规范。银行对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虽然日臻成熟。但从许多的票据犯罪案例来看，银行对票据的辨别技术手段仍处于低水平阶段。而且票据的相关处理过程中由于查询等方面电子化程度的低下，不仅易导致银行与客户业务上的纠纷，也更轻易让犯罪分子惯常使用高科技手段达到非法目的。

三、票据犯罪的相关防范措施

1.建立健全相关的票据管理法制法规。法律制度是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强后盾，完善的法制法规可减小不法犯罪的机率。一方面要根据目前票据的实际发展特点与票据犯罪的主要特点、手段及成因进行法制法规的建立健全，坚持实际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双向并重的原则，对现有的与票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与完善。另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关于票据管理方面先进制度的优点，对如何更好更全而地防范票据风险有一个全局的把握，构筑坚固的法律平台。

2.在全社会进行银行票据诈骗的防范意识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骗防范意识与认知水平。比如，可利用报纸、电视与网络等大众传媒结合实际的相关案例对与票据相关的知识进行广泛全面地宣传教育。银行等金融机构可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通报会、培训班等。向员工与客户通报宣布典型的票据诈骗案件，并介绍诈骗风险易发环节。传授如何鉴别真假票据的技巧等，长期坚持不松懈地进行全民式的教育宣传与提醒，营造良好的防范氛围。

诈骗范文篇2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高科技的发展,金融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铁马金戈,纵横捭阖的时代英雄。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信用支付工具,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结算采用信用证方式都已占很大比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结算的50%以上采用信用证方式。但是,信用证业务自身的复杂性和游离于基础合同的独立抽象性加重了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难度。世界各国不时有信用证诈骗案的发生,发展中国家更成为信用证诈骗的多发地区。信用证诈骗案数额巨大,危害严重,教训深刻。因此,有必要对信用证诈骗的原因、危害与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信用证(LetterofCredit简称L/C)诈骗,是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其产生与信用证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伴随着信用证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国际犯罪形式。信用证诈骗犯罪既离不开信用证这个犯罪对象,也离不开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这个特定的犯罪领域。所以,要研究信用证诈骗犯罪,必须首先了解信用证及其在赖以生存的金融市场中的运作程序。

信用证方式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异地、异国间贸易中存在的双方不信任与欺诈行为,但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项制度可以完全防止欺诈,因为总会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信用证方式本身也不能完全避免欺诈。因为信用证的作用,仅是在双方有“信用”的前提下给以保障:对卖方是获得出口项下的货款,对买方是得到与合同相符的货物。而“信用”、是不能防止欺诈的。

一、信用证诈骗的原因

信用证自身存在的理论上的缺陷(即“独立抽象性”原则)是造成信用证诈骗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证是针对单证文件而非货物。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UCP500(国际商会1993年修订本《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的简称)第4条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有关各方所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或其他行为。”但单据文件极易伪造。在印刷业发达、便利的今天,伪造美钞、名画已能以假乱真,伪造与信用证要求相一致的提单等单证文件则更为容易,也更容易成功。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所以,有人形容提单是一把打开浮动黄金仓库的钥匙,而伪造提单比伪造名画容易得多。那么,在信用证方式下,卖方以假单证特别是提单行骗,说明货物已经付运,其实没有这回事,银行仅机械地“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其表面上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UCP500第3条)后即支付货款,毫无义务核对受益人(卖方)所提供的单据的实际真实性,这对买方是很危险的。

根据UCP500,对单据的正确与否,银行只要认定其“表面相符”便没有任何责任。UCP500第15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别条件,概不负责;对于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货、价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诚信或行为及/或不行为,清偿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也不负责。”这一免责条文清楚强调银行对于假单证不负任何“把关”责任。除非是单证表面已可看出有“假”,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银行也没有能力认证单证的真假。毕竟银行不懂外贸,不知道单证上各种商品货物的合理价格,不知道信用证受益人是否有可靠的货源,等等。除非和约要求银行“把关”,银行不会自找麻烦。国内、国际社会法律制裁不力,骗子容易逃避罪责。由于信用证诈骗是一种非暴力犯罪,其危害性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各国有关立法及打击措施不力且差距较大。加之信用证诈骗犯罪的跨国性,涉及国际管辖、法律适用等问题,程序复杂,费用较高,追究难度较大,即使追究处罚也较轻。例如在古巴通过伪造信用证附随的提单而诈骗了900万美元的案犯,在美国迈阿密州只被判了2个月的监禁。正由于此类犯罪低风险高回报,国际上许多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如贩毒集团)已大规模进入此领域,信用证诈骗犯罪更为严重。1993年,俄罗斯有关银行一次被黑势力内外勾结,通过信用证诈骗损失4000万美元。

受害者的警觉性与素质不高。在信用证诈骗中,行骗者始终围绕着信用证自身的特点和利用被害人自身的弱点进行诈骗。我国是外国卖方利用假单证行骗的主要受害国,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水平不高,不懂信用证业务,不懂航运,消息也不灵通,甚至缺少一般的常识与警觉,给骗子以可乘之机。

因此,国际商会银行技术与实务委员会主席B.S.惠布尔指出:“我们应该注意目前存在的欺诈这个重要问题,清楚地认识到欺诈的起因,首先是由于商业一方与一个无赖签订合同,但是跟单信用证只是为商业交易而办理付款,它不可能当警察来控制欺诈的发生。”2所以,防止欺诈的关键是买方要“知道信任谁,信任到什么程度,应在某情况下跟谁打交道。”3

二、信用证诈骗的危害

信用证方式本身不能防止欺诈,非但如此,它脱离于实体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的交易规则与程式反而给不法分子进行信用证诈骗提供了可以利用的间隙。信用证业务在促进国际贸易中起重大作用的同时,亦显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尤其是二战以来,国际金融风波迭起,信用证欺诈案时有发生,且诈骗数目惊人,所造成的损失日趋严重。虽然无法精确统计究竟发生了多少起信用证欺诈案,但毋庸置疑,利用信用证欺诈,每年可使犯罪分子获取数亿美元的纯利。1992年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一起精心策划的信用证欺诈案中被诈骗了4.36亿美元。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受害人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被欺诈之事。更有美国人格兰兹所为的“90年代的杰作”,其自称是“欧洲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票券私人发行员”,编造一个只存在于世界各大银行之间的信用证市场,买进或押出信用证骗钱,据估计总“营业额”可能超过5亿美元,其中英国救世军被骗1000万美元,全美教堂理事会被骗了800万美元,芝加哥住宅局被骗1900万美元,连远在南太平洋的岛国瑙鲁都跑不掉,被骗1300万美元。数额之巨,惊动了美国联邦机构包括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国际商会的商业犯罪局和美国证管会。5俄罗斯、英国、古巴等许多国家也不时有信用证诈骗案披露于报端。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更是成为骗子行骗的主要目标。例如1984年我国有关部门与外商签订进口钢材合同,并租用意大利某航运公司的“欧洲快车”号轮承运,船东签发假提单诈骗,给我国造成1400万美元的损失。1993年李文凯化名高桥秀雄在海外黑势力操纵下,诈骗我国国内多家单位信用证开证费、手续费2300万元,致使近百个生产厂家蒙受直接经济损失6000万元。而同年又发生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该案虽经多方努力,未造成对外支付,但为此已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信用证诈骗案屡屡发生,触目惊心,危害极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信用证诈骗犯罪不仅给受害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也必然给银行带来影响,尤其是其信誉受到伤害。信誉是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一家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银行来说,信誉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在金融诈骗案中受到牵连,不管该银行本身是否遭到经济损失,其信誉必然会受到影响,将使外界感到该银行内部管理不严,经营不善,从而使人们对其失去信心。如果是西方国家大银行,其上市股票价格往往下跌,严重的还会导致储户挤兑,使银行的整体经营受到沉重打击。另外还会连锁引起国际金融界对其信用证不信任如不议付,不保兑或要求第三家银行为其保兑等不良反应。

近几年,日益严重的信用证欺诈案,特别是备用信用证欺诈问题,已引起了有关部门和国际司法机构的关注。1994年1月,国际商会商业犯罪局发表了一篇有关“银行投资欺诈”的特别报告,引述了备用信用证欺诈在世界范围的发生率。对此问题,国际银行法律及惯例协会还制作发行了一盘录像带和一份长达200页的资料。6专门从事反国际海事犯罪的伦敦国际海事局也积极致力于反信用证欺诈,为商业界提供有关海事欺诈的咨询服务、侦察服务、谈判调解服务及鉴定分析有关单据服务。据悉国际海事局每年为中国银行鉴定单据金额达1800万美元以上。各国也都纷纷采取措施,有些西方国家制定了专门的防止国际贸易及金融欺诈犯罪的法律,有的国家专门成立了防止国际贸易和金融欺诈的机构,打击此类犯罪。

我国立法机关针对我国日益突出的金融诈骗犯罪活动,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首次规定了信用证诈骗罪,并规定了较重的处罚,以加强对诈骗者的刑事制裁。1997年新刑法肯定了这一规定。同时我国海事法院也开始受理诸如预借提单、伪造提单等信用证诈骗案件的侵权诉讼,以期从民事上追究侵权者的责任,求得经济补偿。同时亦有国内受害者被迫向外国法院起诉。

三、信用证诈骗的特点

(一)国际性

信用证支付是国际贸易支付的主要方式之一。国际贸易是在世界各国间进行的,跨洋越界,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一般涉及两个以上国家,若是转手贸易或转租船舶,则要涉及多个国家。由此发生的信用证诈骗案件自然也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而且行骗者和受害者往往处于不同国度,诉讼必然带有涉外因素,涉及到国家间法律冲突与司法协助问题。信用证诈骗的这种跨国性使得受害方跨越国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受到很大限制,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因为一旦诈骗出现,行骗者往往已携款物逃之夭夭,跨国追索付出的人力、物力等各项支出巨大,往往接近甚至超出诈骗所造成的损失,而且,追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的受害人基于“家丑不外扬”及自身利益与信誉考虑,遭欺诈也不报案、不通告。近年来,信用证诈骗活动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二)复杂性

信用证业务不仅涉及到众多处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而且涉及到众多的环节以及国际惯例、法律和复杂的专业技术知识。例如一项进口业务涉及许多单证,包括运输单据、保险单据、商业发票及其它单据以及这些单据下面的租船、商检、配载、卸载、管理和交付等行为,还涉及到对卖方及船方的资信、货物数量和质量、船舶状况及船员配备的了解和贸易程序、水文气象、国际法等知识。对一般商人来说,全面了解和掌握这些繁琐的程序和实际情况并作出精确判断是有困难的,而且在这些环节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间隙与漏洞。因银行付款时只审单不看货,一些不法商人乘机而入,编造各种骗局不发货、少发货或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而提交假提单相欺诈,风险时常出现。随着电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诈骗手段也不断更换翻新,且时常各种手段交织在一起,更具隐蔽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给防范和侦查增加了难度,调查处理更为艰难。

(三)多重非法性

通常,信用证诈骗都具有一定的贸易背景,发生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信用证诈骗不仅具有犯罪性质,而且具有民商法意义上的违约和侵权性质,构成多重的非法性。由于诈骗者只是利用合同和信用证作掩护,通过非法手段取得他人或银行的财产,丝毫没有履约的本意,其结果必然是造成违约和侵权。尽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信用证诈骗并非都涉及到刑事,而且实践中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只占极少数,但从每一宗信用证诈骗所涉及的触目惊心的数额及危害后果看,几乎都已构成犯罪。可以说,信用证诈骗在法律上的违约、侵权以及犯罪是并存的。对此,施以单一的方式来打击和防范是不够的,应从不同角度,多种方式综合运用,既要采取民事处理的方式,为受害方挽回经济损失,不让诈骗者在经济上占便宜,又要采取刑事处理的方式,严厉惩罚诈骗者。

四、信用证诈骗的防范措施

诈骗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信用证诈骗国际支付

信用证，英文称为documentarycrdits(跟单信用证)lettersofcredit(信用证)或commercialcredits(商业信用证)。国际商会统一惯例(UCP)简单地称之为“credits''''’。实际上他们都是指一种有银行应买方申请而向卖方(受益方)发出的由银行保证在收到符合要求的单证时支付货款的信用函件。实是一种付款的安排，也是当今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最普遍的支付工具之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逐渐繁荣，信用证结算的应用也日渐频繁。与之伴随而来的是信用证诈骗犯罪也不断增加，给国家和经济组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众所周知“中国是外国卖方利用假证行骗的主要受害国”，所以对信用证诈骗的犯罪做出系统研究十分必要，以利于对其进行有效防范和打击。本文拟对此做出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一、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界定

关于对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界定，学界并无太大分歧，学者较多的是将其核心内容界定为“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或是“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界定应首先考虑刑法的相关规定，并以之为依据。我国《刑法》第195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可见《刑法》基本是用“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与“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意思是极为相似的。笔者认为二者有细微的差别仍需引起注意，“利用信用证”的前提是“有信用证”。无论其信用证是真是假，至少形式上是有信用证，然后才能谈到如何“利用”信用证。如果依照“利用信用证”的思路来界定信用证诈骗活动就有可能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比如：某一出口商谎称由买方需要的资源，骗的买方信用证，但没有利用此信用证去进行其他诈骗活动。此种情形是否属于信用证诈骗犯罪?显然是的因为我国《刑法》第195条规定的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第三项便是“骗取信用证的”，所以通过诈骗取得信用证的行为本身就已是信用证诈骗犯罪行为。

而且，“利用信用证的诈骗活动”并不一定都是单纯的信用证诈骗犯罪。比如前述案例中出口商取得信用证后，又以此信用证为抵押去骗取银行的货款。那么其后一个骗取货款的行为是千真万确地“利用信用证”了，但很明显单看其后一个行为的话，应属“货款诈骗罪”，而非信用证诈骗罪。

可见，依“利用信用证”的思路来定义信用证诈骗罪是不够严密的。笔者认为，纯粹的信用证诈骗犯罪是，在信用证结算贸易中，单位或个人使用伪造、编造的信用证或其附随单据、文件的：使用作废的信用证、骗取信用证，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纯粹的信用证诈骗犯罪必须是在信用证结算贸易中进行的，至少表面上应该如此。也许并不存在真实的贸易，一切都是行为时所编造虚构的，但在形式上其应该是在进行信用证结算贸易的过程中。对于此问题下文中将详细讨论，在此不作过多阐释。必须注意的是笔者在此非常谨慎地用了“纯粹”一词，因为在此以外的情形下也可能出现与信用证有牵连的犯罪，但能否将其界定为信用证诈骗犯罪是值得研究的。

二、信用证诈骗犯罪的主要形式

依我国《刑法》第195条之规定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其附随单据文件

此种形式的犯罪变现为，行为人冒用银行名义，甚至以虚构的银行名义开据信用证。或是编造、更改信用证条款进行诈骗活动。也可以表现为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其附随的单据的文件，用以骗取信用证下的款项。值得注意的是，必须是行为人使用了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其附随的单据、文件，才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笔者认为此议不妥，如果只有伪造、变造行为而无使用行为，也未指使、策划、参与他人的使用行为，应属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范畴。其次，必须注意“使用”的范围。必须是用于结算过程中(至少形式上是)才能确定是纯粹的信用证诈骗罪。否则即使使用也不一定构成此罪，甚至不一定属于犯罪。例如，行为人对信用证进行挖补、描绘、复制等活动，将其用于工艺品制作或者纯粹是为了自我欣赏，显然不能视为其为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伪造、变造信用证后送给他人或卖给他人，也不宜将其定为信用证诈骗罪。如果行为人没有“伪造、变造”行为而只有“使用”行为，而使用的范围有脱离了贸易结算过程，比如使用经过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支抵押货款。这确定是诈骗行为，且与信用证有关，但此种行为与骗取信用证下款项的行为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且《刑法》对“货款诈骗罪”也已有专章规定，所以也不宜将其简单的归入信用证诈骗犯罪之中。

还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若行为人不以真正的信用证为蓝本，而自行设计、制造出我国金融体系中根本存在的所谓“信用证”，用以实施骗取钱财的活动行为，则不能以伪造、变造信用证论处，也只能构成诈骗罪。0此种行为不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此时的所谓“信用证”根本不可能用于贸易结算过程中，到银行骗取货款也是不可能的。从实质上讲，此类型的案件根本与信用证无关，因而只能构成普通的诈骗罪。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证

作废的信用证，主要是指已过期的信用证、无效的信用证。有学者主张经他人涂改的信用证也归入作废的信用证，0笔者认为经他人涂改的信用证归入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比较适宜。使用作废的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的是信用证诈骗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骗取信用证

属于信用证诈骗犯罪的骗取信用证的行为主要有两类：一是虚构交易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欺骗银行，骗取银行为其开具信用证。此类行为主要是申请人在申请信用证时采取了欺负手段。另一类是作为卖方的行为人采用欺诈的手段，诱使他人开具自己为受益人的信用证行为。此种情况下的行为人大多以骗的信用证上的受益人身份为目的。从而利用信用证进行其他犯罪活动。如果脱离了贸易结算过程或者说行为人不是以贸易行为作为掩护，而在其他情形下骗取信用证，则不应将其界定为信用证诈骗罪了。例如，甲是信用证的受益人，在其持有信用证期间，乙用其他的欺诈手段取得了甲的信用证。乙的行为能否认为是信用证诈骗罪呢?笔者认为将其认定为～股诈骗行为较为适宜。

(四)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

其他形式的信用证诈骗活动主要是指申请人在开具信用证时设置“陷阱”，制造一些隐蔽性条款。是申请人或开证银行具有单方面的主动权，能够阻止信用证生效或能够阻挠基础合同的正常履行。这就是所谓的“软条款”信用证。利用“软条款”信用证大多以骗取保证金、佣金、双倍返还定金等为目的。

三、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特征

(一)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特征

首先，信用证诈骗犯行为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作为诈骗犯罪的一种，行为人实施信用证诈骗的目的便是非法骗取公私财物。银行或公司、企业的财物被骗必将给国家、企业或个人的经济利益带来损失。所以其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是无需多论的。

其次，信用证诈骗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国际贸易结算制度。信用证是银行开具的承诺付款的保证，实际是银行信用对商业信用的一种补充。其目的在于通过运用一个或多个银行的金融技能及信誉，加速国际间付款的进行。。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极为重要的付款方式，信用证诈骗活动使信用证本省的信誉受到破坏也就造成了对信用证结算这种支付方式的破坏。同时也有损银行信用和银行的正常业务程序和管理秩序。

(二)信用证诈骗犯罪主观上应为直接故意

有的学者主张应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信用证诈骗犯罪的主观要件，有的学者主张不必要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需将直接故意作为其主观要件。笔者也支持有后一种观点。《刑法》中既然并未要求信用证诈骗犯罪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只要其实直接故意地实施了信用证诈骗行为，就可以认定其构成本罪。至于其主观目的则完全不是罪与非罪的标准了。

四、关于信用证诈骗犯罪的防范的一点看法

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大。信用证结算的金额都比较高，所以一旦被骗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信用证的结算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所以一旦遭到诈骗就难以补救。因此说“这种不幸事件必然是预防胜于治疗”。

但信用证制度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要从制度上防止信用证诈骗实际是不可能的。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银行能在防止诈骗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银行对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虚假性或法律效力，或对于单据中载明或附加的一般及特殊条件，概不负责：银行对任何单据中有关货物的描述或对货物发货人、承运人、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诚信或行为或清偿能力、行为能力或资信状况，概不负责”所以要防范信用证诈骗犯罪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身。

首先，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部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必须对信用证制度有准确地把握，有足够的航运知识，有可疑的情况下，能够利用航运技巧来避免风险。

其次，要注重收集信息，建立起便捷、时效的信息通道。尤其是对国际商会翻出的避开某些公司、某些货源的警告，以及与之交易的公司的资信状况或船舶公司的运营状况都必须收集到足够的及时的信息，并对之做出准确地分析。

诈骗范文篇4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或复杂客体，理论界对此没有异议。该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这里的对方当事人，即与之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财物的种类多种多样，诸如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动产、有形财产、多数无形财产、合法取得的财产、非违禁品都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不动产、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非法取得的财产、违禁品是否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问题。

对于不动产能否成为包括诈骗罪在内的财产犯罪的对象问题，自古罗马法以来就是刑法理论争议的问题，但从近现代以来各国刑事立法发展情况看，将不动产纳入财产犯罪之对象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如《日本刑法》第235条之2专门规定了侵夺不动产罪；《意大利刑法典》第631条将“意图占有他人不动产之全部或一部，而移动或变动境界者”规定为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20条第2项也规定了窃占不动产罪。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盗窃、抢劫罪犯罪对象一般说来不能包括房屋等不动产，而诈骗、侵占的犯罪对象则包括不动产。（注：周振想主编：《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页。）应该说，尽管在司法实践中骗取不动产犯罪案件极其少见，但从理论上说，骗取不动产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刑法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合同诈骗罪对象之外，所以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包括不动产。

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因为这类财产虽然也要依附于一种有形的载体之上，但是行为人骗取了有形的知识产权载体，却并不意味着权利原有人就失去了对这些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至于行为人骗取这些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识产权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而骗取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数量较大拒不退还的，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处罚，但这时的犯罪对象已变为作为有形物品的载体。（注：赵秉志、于志刚：“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2期。）至于专有技术，过去有关司法解释曾一度将之规定为财产犯罪的侵犯对象。（注：如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曾规定盗窃罪的对象包括重要技术成果。）应该说，在1979年刑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将专有技术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过去也有论者指出，对于非法占有企业技术成果的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是比较适当的。（注：王作富、韩耀元：“论侵占罪”，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也正因为如此，现行《刑法》第219条专门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按该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因此，专有技术已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的对象。

对于由走私、诈骗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物是否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如有的论者认为，公民个人的财物限于公民个人的合法财物，即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注：欧阳涛等：《经济犯罪的定罪与量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张穹主编：《中国经济犯罪罪刑论》，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另有论者则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就公民个人对该财物的这种实际占有关系而言，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或财物所有人的同意，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因而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就这种财物本身而言，其背后仍然存在权利关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公民个人的财物，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均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侵犯对象。（注：高铭暄、王作富主编：《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4页。）笔者认为肯定说的观点更为妥当，当然这并不是出于对财物持有人非法行为的保护，而是因为行为人无权占有该项财物。因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入应当没收归公、非法占有他人非法取得的财物，实质上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对此国家当然要进行刑事追究。

对于违禁品，我国法律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拥有，也禁止自由流通。但是违禁品作为一种“黑色”商品存在是有经济价值的，法律越禁，其利润就越高。违禁品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的司法实践大致持肯定的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8项关于“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的规定。从理论上说，违禁品尽管为法律所禁止非法持有，但是这种禁止并不等于任何人可以任意非法取得并加以占有。因为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但其同样仍然存在合法的所有人。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的行为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因而都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主体在我国刑法中有一个发展过程。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构成诈骗罪的只能是自然人。但随着形势发展，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法人或单位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情况。为此，《解释》中对单位合同诈骗犯罪的形式予以了肯定，但在处罚上仍规定只处罚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现行刑法总结司法实践经验，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单位亦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经单位决策机关或决策人同意，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注：王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35—236页。）单位作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合同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基本归单位所有，如用于发放工资、奖金、集体福利或进行其他经济活动，或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认定单位合同诈骗中应分别不同情况具体分析，主要有三种情况：1.法人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单位合同诈骗；假冒法人或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2.法人或单位组织内的自然人在职务范围内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非职务行为、非授权行为，法人或单位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3.自然人经法人或单位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以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或者无权的自然人以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后经法人或单位追认，且犯罪所得归法人或单位所有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盗用、冒用、伪造法人、单位公文、证件、印章，或以终止后的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属个人合同诈骗。对于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案件的处理，在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同时，对法人或单位也应作必要的刑事处罚，并让其承担行政的和民事的或经济的责任。因为这种犯罪是以法人或单位整体意志进行的活动，非法所得也全部或基本归法人或单位所有，理应对法人或单位进行惩罚。从实践情况看，大多数合同诈骗犯罪案件都是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都以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如果是个人为实施合同诈骗违法犯罪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以及盗用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个人私分的，均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按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个人承包中以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活动的，要根据承包方式，承包性质及承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于定额上交承包，除了上缴一定基数外，其余收益都归承包个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个人诈骗处理；对于责任制承包，资产、场地、流动资金等都属于单位所有，承包人只有根据企业效益提成，按比例拿奖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单位诈骗处理。但是，如果发包方只派人挂承包单位的名，并不直接参与管理、经营的，或者赃款全部或大部分归承包经营者个人的，则应认定为个人合同诈骗。

三、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这里的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既包括意图将财物非法据为己有，也包括意图将财物非法据为单位或者第三人占有。至于将财物非法占有之后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用于发展生产、为职工解决福利待遇等用途，并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

对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问题，刑法学界存在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签订合同之前，即犯罪主体本无履行合同的诚意，而只是想通过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第二、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内心是不确定的，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对行为人来说尚处于朦胧的状态，如果后来行为人通过合同约定取得了对方财物，但是没有机会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这时可以认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双方签订合同时希望通过履行实现利益的意图是确定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促成了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转变，行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财物。这是行为人主观意图从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转化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的情况。（注：李卫红、王广兴：“论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的目的只有产生在签订合同之前或之时，不存在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转化形式。（注：梁华仁、张先中：“略论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1期。）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合同诈骗罪是目的型犯罪，按照目的型犯罪的一般原理，犯罪分子先有确定一定的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的心理活动，然后在犯罪目的的支配下，着手准备或者实施犯罪行为。因而是犯罪目的的确立先于犯罪手段的选择。目的相同，选择的手段不同，构成的犯罪就会不同；犯罪手段一样，目的不同，构成的犯罪也不一样。就合同诈骗罪而言，行为人是先有骗取他人财物的内心起因，进而希望或追求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后在此目的的支配下选择合同这一形式达到诈骗目的。如果先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又生所谓“非法占有的目的”，则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因其违背了目的型犯罪的一般原理，此其一。其二，所有权是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之一。如果在签订合同时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无任何欺诈行为，则合同是有效的。此时，一方当事人依有效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是合法占有，并未侵犯财产所有权，行为人不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的行为，只应承担民事上的违约责任，而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在行为人既无诈骗故意，又未采取欺骗手段而签订了合同的情况下，合同即合法、有效地成立，行为人有从合同对方当事人处取得合同项下财物的权利，其取得财物为合法占有，不可能再生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诈骗范文篇5

关键词：网络诈骗；刑法规制；立法沿革；立法特点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快速发展，人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便利的同时，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在日常生活中，网络诈骗行为随时可能发生。根据《2014年中国网站可信验证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31.8%有网络购物经历的网民曾在网购过程中直接碰到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网购遇骗网民的规模达6169万，超过39.7%的网民损失额度超过500万，保守估算每年因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给网民造成的损失不低于308亿。[1]面对这样的事实，如何既能有效打击网络诈骗犯罪，又能最小限度的阻碍网络技术的发展，成为刑法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

一、网络诈骗的刑事立法沿革

（一）1949年-1996年：无网络诈骗立法时期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现代科技比较落后的国家，各方面的资源几乎都是空白的，在计算机网络方面更是没有一点基础，平常百姓对现代化的网络几乎是没有概念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互联网才开始发展。中国最早的网络是在1994年由中国邮电部投资建设的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其目的是为中国公众用户提供INTERNET的各种服务，推进信息化产业的发展，而且个人电脑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2000年后才开始普及。在1949-1996年期间，普通家庭几乎没有接触过电脑，也没有关于利用网络实施诈骗的案例发生，所以，1979年刑法典并没有任何关于规制网络诈骗行为的条文，国家也没有制定其他的法律法规对网络诈骗进行规制。

（二）1997年-至今：网络诈骗的规制和立法完善时期

中国的网络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网络的大发展和网民的大增长，中国网络研究进入大发展时期。[2]我国为了促进网络的健康发展，于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并在1997年3月通过的《刑法》中专门增加第285条、第286条、第287条等惩处计算机犯罪的相关条款。其中第287条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这是首次明确将以网络为工具实施的诈骗行为规定为犯罪的依据。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成为了犯罪领域的新态势，其社会危害性日渐严重，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无法有效打击网络诈骗犯罪。及至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设计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条款：一是规定从严惩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达到相应标准的，应当分别认定为诈骗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在上一个量刑幅度量刑；二是规定对诈骗数额难以查证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以根据群发短信、群拨电话的数量、诈骗手段及危害等，以诈骗罪未遂论处；三是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共同犯罪问题做出了原则规定。[3]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又对网络诈骗犯罪的规定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表现在刑法第287条后增加两条作为第287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完善的主要内容是：（1）将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行为和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信息的行为直接按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而不是按照诈骗罪的预备形态处理。（2）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网络存储等技术支持的行为按照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而不是按照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处理。

二、网络诈骗刑事立法的特点

（一）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

根据1997年《刑法》第287条的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诈骗犯罪的，按照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因此，为诈骗犯罪做准备的发送诈骗信息，设立群组等行为都只能按照诈骗罪的预备形态处罚。而《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该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诈骗等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信息的行为，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即只要是为实施诈骗活动而利用信息网络做准备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不再作为诈骗罪的预备犯处理，而是直接按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加大了惩处力度。《刑法修正案（九）》将诈骗罪的预备行为作为一种实行行为进行定罪处罚，从法律的保护角度来讲，将会更加有利于打击网络犯罪，为网络交易提供一个更安全的平台。然而，将预备行为作为一种实行行为进行定罪处罚必定需要投入更多的司法资源，并且利用信息网络信息的行为难以辨别是用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还是用于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完全依赖《刑法》是否能彻底解决网络诈骗问题？《刑法》对网络诈骗犯罪扩大了打击面能否有效打击网络诈骗犯罪行为，从而达到预防与惩治犯罪的效果还值得我们深思。

（二）犯罪主体扩充化

根据1997年《刑法》第30条规定，单位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单位不能构成诈骗罪的主体，若单位实施诈骗犯罪，只能按照自然人犯罪进行处罚。但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单位可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这表明，虽然单位为实施诈骗犯罪而进行的信息或设立群组、网站等行为不直接按照诈骗罪的预备形态进行处理，而是按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但是至少表明单位也能成为利用网络实施诈骗犯罪的犯罪主体。在实践中存在单位实施网络诈骗的情况已是不争的事实，《刑法修正案（九）》及时规定单位实施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是根据网络犯罪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立法的趋势的必然选择。另外，实施网络诈骗犯罪需要相当的网络技术，而当今科技社会中不乏一些“网络神童”，他们可能是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少年，其实施网络诈骗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可能比《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单纯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已不足以规制这部分主体实施网络诈骗行为。能否将这部分实施网络诈骗的青少年规定为犯罪主体引起了我们的再思考。

（三）非纯正数额犯趋势化

根据1997年的《刑法》第287条的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的金融诈骗犯罪或一般诈骗犯罪的，按照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可见当时网络诈骗行为欲构成犯罪仍要求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即要求达到一定的犯罪数额。在近几年的利用网络实施诈骗的案件中，行为人一般都是以拨打电话、群发短信或者在网上诈骗信息等方式进行诈骗，被害人具有分布广、数量庞大等特点，按传统的犯罪证成方式需要寻访大量的被害人并查证全案诈骗数额才能证明该行为构成诈骗罪，这不仅让部分被害人因损失数额未达到相应的立案标准而难以主张其权利，而且也会给司法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4]2011年《解释》第5条第2款、第3款规定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的，如果发送诈骗短信五千条以上的，或者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就可以按照诈骗罪（未遂）处理。此条司法解释在原本第266条诈骗罪、第287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犯罪的基础上突破了诈骗罪必须满足一定犯罪数额的要求，突破了诈骗罪是纯正数额犯的单一性质，给诈骗罪增添了一抹行为犯的色彩，因此，诈骗罪兼具了数额犯与行为犯的双重性质。

三、预防和惩治网络诈骗犯罪的几点思考

（一）注重技术防护与刑法规制相互协调

鉴于当前网络犯罪的高发态势和现有立法的滞后性，要想解决网络诈骗问题，我们应该坚持技术与刑法相互协调的治理模式。一方面，通过完善当前的刑法体系，为网络犯罪的治理模式提供法律保障与后盾；另一方面，要秉持“全程控制”的核心思想，在技术设计上注重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并减少技术负效应。理论上有学者只强调技术对抗技术的有效性，而忽略法律的预防和惩罚作用，认为法律制度很难禁止网络犯罪行为，相比之下，过滤不正当信息的屏蔽软件则明显有效得多。也有学者只强调刑法规则在调控技术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张网络犯罪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越发频繁，技术防控已经不能对其进行规制。任何只强调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的方法都是难以彻底解决问题的，或许在短期内会有显著效果，但长久以往将不利于网络发展。惩治网络犯罪，技术防护是必要的，它是解决网络犯罪的技术保障，刑法规范是重之又重的，它是扼制网络犯罪的规范保障。技术规则从技术层面上规范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减少由于技术缺陷而导致的犯罪问题，刑法规范则是在网络技术应用过程中对恶意的技术操作或网络使用进行调整和干预。

（二）注重多种社会调控手段相结合

一般情况下，技术对社会的危害影响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危害后果之后才会引起社会的重视，并在一系列的规则制定完毕后，立法者才会采取刑法规则对该行为进行规制。[5]近年来，随着网络诈骗团伙作案手段的不断升级，分工的不断精细，给司法机关侦破网络诈骗案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给很多网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千呼万唤中，2011年《解释》的出台和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才表现了立法者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增强的态度。这些新规定无疑有利于打击网络诈骗犯罪，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规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单单依靠刑法并不能有效预防和解决网络诈骗行为。不能因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而将所有的预备或相关行为都规定为犯罪，因为刑法的过渡干涉必然会阻碍网络技术的发展。在能通过群众举报、行业自律或行政处罚解决相关问题的前提下，不应将该行为纳入犯罪范围。通过群众举报、行业自律、行政处罚、刑罚处罚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净化网络空间。

（三）注重完善网络诈骗犯罪构成的规定

近十年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对广大青少年群体而言更是熟悉万分。全国各省也出现了很多“网络神童”、“少年黑客”，他们的求知欲望和好奇心让他们在网络空间里开辟了一片自己的天地，其中很多行为已经构成了网络诈骗犯罪。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人除八种罪行外，不受刑事处罚。因此，对造成特别严重社会危害的少年网络诈骗犯罪也只能作一般行政处罚或不处罚，无法对其进行刑事制裁。然而，网络诈骗犯罪主体的低龄化趋势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网络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6]一味地放纵网络“神童”不利于有效打击网络诈骗犯罪，我国应考虑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的网络诈骗犯罪纳入《刑法》第17条第2款，将其作为犯罪处理。此外，我国《刑法》第287条规定，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根据相关规定定罪处罚。例如，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犯罪就依照第266条诈骗罪定罪处罚。而第266条诈骗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是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客体不仅仅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破坏了网络公共秩序等，根据《解释》的规定，对网络诈骗犯罪依照第266条酌情从严惩处并不能充分体现网络诈骗犯罪的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我国应将网络犯罪单设一节，制定妥当的刑罚，以更有效打击网络犯罪。[7]

四、结语

根据第3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我国有6.32亿网民，互联网的普及率达46.9%。大部分网民每天平均有五六个小时生活在网络中，衣食住行、学习工作几乎都通过网络进行。随着人们对网络技术的不断依赖，更多网民的利益也随时可能受到各方面的侵害。不仅仅是网络诈骗犯罪，所有的网络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法定犯，在今后的日子里，它还会处于不断的修改和发展之中。我们应该加强对网络犯罪的重视程度，从技术规则、行政处罚、刑罚处罚各方面完善对恶意使用网络行为的规制，净化网络空间，构建健康网络。

作者:胥献文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可信电子商务推进中心、中国可信网站应用推进联盟和可信网站验证管理机构中心网：《2012年中国网站可信验证行业发展报告》.

［2］彭跃辉.网络发展与精神文明［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5.

［3］胡云腾.《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01，（9）：22-24.

［4］秦新承.电子支付方式下诈骗罪的非纯正数额犯趋势［J］.政治与法律，2012，（2）：45-47.

［5］赵秉志.于志刚.计算机犯罪及其立法和理论之回应［J］.中国法学，2005，（1）：148-149.

诈骗范文篇6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用目的

一、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之争论

观点一认为：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观点二认为：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1)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因为“不言自明”的，对这些犯罪，条文都使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非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第一种观点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各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二种观点虽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似与第一种观点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观点，但其认为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有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理论基础——行为理论

当今刑法中，“行为的观念处于犯罪概念的核心”。古典学派重视个别犯罪行为的客观意义，确立了“无行为则无犯罪的原则”；近代学派虽然提出“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但是，行为概念在刑法体系上具有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分类的意义，即行为对刑法的所有现象而言是最高统一体；第二重意义是定义的意义，即所有的犯罪要素都是作为形容词而添加在行为这一名词之前的。德国刑法学家迈霍弗尔认为行为具有三种机能，即作为基本要素的机能、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和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所谓基本要素的机能是指在刑法性判断的范围之内作为记述性确认和规范性评价来考虑的所有附加语都必须回溯到行为这一共同的基础概念之上；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是指在构筑犯罪论体系时把不法的、有责的、可罚的无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的是行为；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指把刑法上不重要的行为一开始就不视为行为、将其置于刑法的考察范围之外。从行为概念所具有的机能来看，行为概念是刑法上不可能放弃的概念，因为正是行为是刑法规制的对象，行为给刑事归责划定了最外在的界限。因此，在构成要件论以前的阶段所讨论的一般行为是犯罪概念的基石。

（一）包容型法条竞合的特征决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要件

我国现行刑法除了规定诈骗罪（刑法第266条，又有人将之称为普通诈骗罪）之外，还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以及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用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犯罪是指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由此分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和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诈骗罪与其他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包容关系。而决定这种包容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诈骗”这一因素，因为，无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无不具有“诈骗”这一内在因素或特征。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金融诈骗行为首先应符合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诈骗罪是一种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因此其主观本质特征就必然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

（二）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未作规定是立法技术在刑法立法中的运用

刑法之所以对大部分金融诈骗罪在法条上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技术在刑法制定中的运用，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法律是以其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们有无所适从之叹。我们知道，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虽然在盗窃罪、诈骗罪的条文中未得到体现，但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认为，盗窃罪、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包括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就很难将盗窃罪和一般的盗用行为、诈骗罪和一般的欺诈行为相区别。对此，司法实务界均予以认可而并无异议。这说明，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某犯罪之构成须具备某种要件，但可能因为该要件众所周知，出于立法的简洁性而对之未进行规定，这种要素实际上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在一些刑法明确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此时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亦如规定于条文中的构成要件要素一样对认定犯罪起决定作用。

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的非法占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应该理解为非法所有。有学者提出金融领域内采用欺诈手段的非法占用行为也可构成金融诈骗罪，我们认为这混淆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的界限，所谓“占用型金融诈骗”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行为。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我们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刑法教科书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阐释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这种观点精确地概括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指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在于获取公私财物，其内在的科学性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广泛认同。

我们应注意把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和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加以区别。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这里的非法占有和非法所有在实际理解上是相通的。因为财产犯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但事实上没有一个诈骗犯仅仅满足于占有，现实中每个诈骗犯都企图使某些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完全地为己所有，任意支配。同时应将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区别开来。占用并非占有。非法占有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而非法占用只侵犯了财产使用权。在刑法上，占有他人财物与占用他人财物的行为性质是有区别的。例如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分，就在于前者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后者仅仅为了非法使用公款。

（二）占用型金融诈骗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

在实践中，行为人为了顺利获取银行贷款，常采取相互勾结的方式，分别以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名义，由前者向银行开立根本无交易基础的空信用证，然后，再由后者持之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在贷款到期之前设法予以偿还。这种行为，单从客观方面看，完全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特征，但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因行为人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无法以该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利用这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话，还可构成刑法第175条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但如果行为人只是占用该贷款临时周转，则不能以犯罪论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信用证诈骗罪不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该种情况可以信用证诈骗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应该说是有违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文笔者已经论及，从刑法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进行分别规定，可得出金融诈骗罪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为部分金融诈骗罪不需该目的，那么它所危害的仅仅是金融管理秩序，根本谈不上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立法者完全可以把该类犯罪放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这一节，根本用不着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罪。

我认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上述所谓的占用型金融诈骗行为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的范畴。金融欺诈是民事欺诈的一种，方法可以是虚假陈述，以假乱真，也可以是消极沉默，不透露真情。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的行为除了少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严重已达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由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如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集资也就是占用型非法集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余大多数金融欺诈行为由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利用欺诈的方法骗取资金，在一段时间内供自己使用，属于一种民事欺诈，所侵犯的主要是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仅可作为民事侵权行为处理。正如司法实践中，有些人利用伪造、变造、作废的金融票据作抵押，骗取银行的贷款，供自己使用或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在获利后再归还银行的贷款，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用”资金，而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资金，因此我们不能对其以票据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而应该按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处理。

四、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一）司法推定的认定

如果刑法条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则其客观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这种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行为人通过诈骗方法非法获取资金，可以区分为非法占有和非法占用，如果行为人获利后马上归还资金，则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实施了刑法未明文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中所规定的客观行为，而且造成较大数额资金不能归还的，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就认定行为人这客观行为已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构成金融诈骗罪。例如，利用骗取的信用证进行融资的行为，行为人骗取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待获利后还钱，这是以欺骗的方法，暂时获得资金的使用权。其中无非法占有目的，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比如。如果按照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客观行为就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这很可能会导致客观归罪。我们认为，在认定诈骗罪非法占有这一主观目的上，无论刑法上对该目的进行规定还是未对之进行规定的标准都应该是一样的。

上述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或学者提出的从一些“无法返还”、“拒不返还”的事实来推定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推思维模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推定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个“因”与未返还这个“果”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必然导致未返还的结果；但仅根据没返还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亦即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未返还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未返还完全有可能是非法占有目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也就是没有排除其他可能。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而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尤其是未返还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行为人将骗取来的资金从事高风险营利活动没有造成亏损就是一种非法占用资金的行为，如果造成亏损就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难道不是一种依结果定罪的典型表现形式吗？

（二）主客观相统一——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模式

所有的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也即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必要要件。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行权威教科书在论述犯罪主观心理态度时提出：根据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反映主观的基本原则，判断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的根据只能是其实施的活动及其他相关情况，因为人的活动由其主观心理支配，活动的性质由其主观心理决定；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思想的外向化、客观化，因而它反映人的思想。因此，在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综合所有事实，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可能，得出正确结论。这是很有道理的，确定人的心理状态只能从人的行为入手，综合所有相关事实，周密论证，并排除其他可能。

诈骗范文篇7

轻刑是指对已经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尽量不采用相对较重的刑罚方法，而提倡采用相对较轻的刑罚处罚，来防控该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对轻刑化的态度主要反映在自由刑、罚金、缓刑假释的扩大适用，以及刑罚科处量和严厉性有所降低上。轻刑化仅仅对犯罪行为进行一种非刑罚化的评价，并非是对已触犯刑律行为的非犯罪化。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1、刑罚的轻刑化必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前提。轻刑化不能一味的强调“轻刑”，而偏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犯罪情节和结果进行总体评价，在能够实现预防和惩戒犯罪的目的基础上尽可能对犯罪行为科处相对较轻的刑罚。2、刑罚的轻刑化与重刑的适用并不冲突。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惩戒和预防犯罪，有的犯罪必须要重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有的犯罪只要轻刑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能盲目追求轻刑化的目标而不适用重刑。

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可行性分析

(一)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轻刑化可能。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刑法处罚的尺度，只要是能用其它法律手段可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刑法来处理。①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实质上也是金融市场的运营秩序，在进行刑法规制前，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也能够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对加害者产生一定的威慑力，督促其积极履行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稳定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诈骗罪存在着较为宽裕的轻刑化空间。(二)基于金融风险不可避免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由于引发原因不同，风险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风险，即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是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完全性所带来，但该种风险会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的减小。内生风险是指由于私人信息的产生，一些信息由于仅掌握在少数的私人手中，由于逆向选择有意将交易客体的质量信息加以隐藏，从而使价格机制无法作用于交易客体的质量维度，由此引发的损失或获利的可能性②。金融诈骗罪其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外化的体现，这种风险所带来的结果是付出资本的一方必然蒙受损害，因为金融机构资金供求关系的中间媒介，必然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从而导致金融行业的风险性较为高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金融风险不可避免，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具备一定可能性。(三)基于金融诈骗侵害法益特殊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人类就无法以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和发展。”③“而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规范，一定的社会秩序总同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刑法有时会牺牲一定的公民权利，但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最后也是为了保护全人类的生活秩序，因此，公民权利是更为优先的，如果是非必要的，不容侵犯。从犯罪的理论分类来看，相较强盗、暴行等伦理犯而言，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虽然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更主要的侵害客体其实是法秩序，否则单诈骗罪就可以对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作出司法评价，无需再单独规定金融诈骗罪。

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实证考量

诈骗范文篇8

一、利用手机、网络等工具进行诈骗的种类

一是冒充亲友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套出受害人的亲友，并以其亲友身份称将于近日来拜访，后又以途中有意外（如车祸善后、就医、被抓缴纳罚款）需要资金为由，让受害人向其汇款。二是冒充特定身分诈骗。通过获取受害人单位领导、子女或亲友的详细资料，犯罪分子冒充领导、老师、医生等特定身分，编造理由（如：领导生病、子女在学校受伤、被绑架等），让受害人向其提供的账户上汇款。三是冒充银行信用卡中心诈骗。犯罪分子通过捏造受害人在商场刷卡消费事由，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受害人。当受害人回电后，再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帮忙升级信用卡，骗取受害人密码并骗转存款。四是虚假网上购物诈骗。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以极低价格贩卖商品，骗取受害人汇款。五是虚构“中奖”信息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电子邮件、短信、qq、msn等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以风险抵押金、税款、代办费等诸多名义实施诈骗。六是虚构招聘、婚介等诈骗。犯罪分子以短信或在网络上刊登招聘、婚介等信息，以报名费、面试费、服装费、介绍费等名义，骗取钱财。七是虚构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业务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短信、qq、msn等方式谎称可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业务，以提前交纳手续费、税款、利息等名义实施诈骗。八是利用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散布可快速致富、技术资料转让等虚假信息，以提前支付定金、转让费、公证费等名义，要求受害人汇款。九是以虚构信息对受害人进行威胁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短信或电话，以公布隐私、绑架、爆炸等虚构信息要挟，要求受害人汇款。

二、侦破难点

首先，该类案件是跨空间作案，大多数无犯罪现场。其次，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手机号码、银行帐户和网络等开户资料大多为虚假信息。再次，犯罪分子往往采取甲地开办手机卡、银行帐户，乙地实施诈骗，丙地取款，丁地分赃等跨地域多点作案，调查取证工作难度极大。第四，犯罪分子作案所用手机、电脑基本是“专机专用”，常规侦控手段很难有所突破。第五，犯罪分子在诈骗得手后，大多数变换作案手机卡及银行卡，对公安机关串并案侦查极为不利，增加了顺线追踪的难度。第六，案件涉及多地域、多部门、多警种，若无法形成合力将难于突破。第七，案件涉及的团伙成员及分工时有变化，对明确团伙结构、成员分工情况带来困难。第八，犯罪分子大量向不特定地区和对象虚假信息，对查找受害人、深挖团伙案件的难度较大。第九，犯罪证据调取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给警方在警力、财力和能否按时办结案件上造成一定的压力。

三、采取的对策

目前，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的打防控工作还处于摸索阶段，尚未形成较为稳定有效的打防机制。为扭转当前我们侦破此类案件的被动局面，变“一案一打”为“主动出击”，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刑侦、技侦、网侦等相关职能部门要落实专人研判，积极探索建立联手打击，快速出击，多点追击，抢占先机的侦破工作机制。如：今年5月上海陆续发生以汶川地震赈灾捐款为名的短信诈骗，上海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刑侦、技侦、网侦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仅用了2天的时间，赶在犯罪分子尚未换机换号之前，就在贵阳市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

二是利用公安机关经保部门管理优势，加强同银行的沟通，建立银行卡号段归属地数据库，掌握各家银行的查询功能。如：根据初步调研，建设银行的查询系统能够查询全国的借记卡开卡资料及交易明细等。所以如何利用部门优势开展侦查工作极为重要。

三是深度剖析诈骗团伙作案时的分工和作案规律。如：2007年7月安徽省天长市居民刘某被诈骗，经工作发现诈骗人作案地点在福建漳州，而受害人将钱汇入对方账户后，在5分钟内就被人在福建厦门取走。侦查员利用厦门、漳州两地手机基站数据碰撞，成功突破全案。又如：今年3月天长市居民符某被人诈骗，经工作发现诈骗人同取款人虽在同一城市，但处于不同的手机基站，侦查员利用取款银行所在点同诈骗人所在点开展手机基站数据碰撞，也突破了案件。剖析这两起案件发现，负责实施诈骗的人与取款人在取款前后往往有多次电话联系，以确定其诈骗所得钱款是否到账，从而为侦查破案留下了关键线索。

四是通过研究犯罪分子在诈骗得手后丢弃的手机号、银行卡号、qq号等信息，发现作案的潜在规律性。如：犯罪分子可能会在同一个销售点同时购买多个手机卡，在同一个ip下申请多个qq号，可以将其列为侦控目标深入调查；犯罪分子可能持同一张虚假身份证明在多家银行开户，我们要注意扩展侦查方向，发现犯罪分子其他作案用卡情况。

五是在侦查中大胆创新，捕获有价值的信息。如：哈尔滨市公安局在2006年5月侦办了一起以虚假绑架信息为名的诈骗案件。侦查员在犯罪分子取款地厦门工作多日未果，但在乘坐出租车时发现该市出租车都装有gps定位器，便以此为切入点，成功捕获犯罪分子落脚点的信息，通过守候抓获犯罪嫌疑人。

诈骗范文篇9

信用证(LetterofCredit简称L/C)诈骗,是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其产生与信用证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伴随着信用证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国际犯罪形式。信用证诈骗犯罪既离不开信用证这个犯罪对象,也离不开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这个特定的犯罪领域。所以,要研究信用证诈骗犯罪,必须首先了解信用证及其在赖以生存的金融市场中的运作程序。

信用证方式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异地、异国间贸易中存在的双方不信任与欺诈行为,但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项制度可以完全防止欺诈,因为总会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信用证方式本身也不能完全避免欺诈。因为信用证的作用,仅是在双方有“信用”的前提下给以保障:对卖方是获得出口项下的货款,对买方是得到与合同相符的货物。而“信用”、是不能防止欺诈的。

一、信用证诈骗的原因

信用证自身存在的理论上的缺陷(即“独立抽象性”原则)是造成信用证诈骗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证是针对单证文件而非货物。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UCP500(国际商会1993年修订本《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的简称)第4条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有关各方所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或其他行为。”但单据文件极易伪造。在印刷业发达、便利的今天,伪造美钞、名画已能以假乱真,伪造与信用证要求相一致的提单等单证文件则更为容易,也更容易成功。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所以,有人形容提单是一把打开浮动黄金仓库的钥匙,而伪造提单比伪造名画容易得多。那么,在信用证方式下,卖方以假单证特别是提单行骗,说明货物已经付运,其实没有这回事,银行仅机械地“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其表面上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UCP500第3条)后即支付货款,毫无义务核对受益人(卖方)所提供的单据的实际真实性,这对买方是很危险的。

根据UCP500,对单据的正确与否,银行只要认定其“表面相符”便没有任何责任。UCP500第15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别条件,概不负责;对于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货、价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诚信或行为及/或不行为,清偿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也不负责。”这一免责条文清楚强调银行对于假单证不负任何“把关”责任。除非是单证表面已可看出有“假”,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银行也没有能力认证单证的真假。毕竟银行不懂外贸,不知道单证上各种商品货物的合理价格,不知道信用证受益人是否有可靠的货源,等等。除非和约要求银行“把关”,银行不会自找麻烦。国内、国际社会法律制裁不力,骗子容易逃避罪责。由于信用证诈骗是一种非暴力犯罪,其危害性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各国有关立法及打击措施不力且差距较大。加之信用证诈骗犯罪的跨国性,涉及国际管辖、法律适用等问题,程序复杂,费用较高,追究难度较大,即使追究处罚也较轻。例如在古巴通过伪造信用证附随的提单而诈骗了900万美元的案犯,在美国迈阿密州只被判了2个月的监禁。正由于此类犯罪低风险高回报,国际上许多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如贩毒集团)已大规模进入此领域,信用证诈骗犯罪更为严重。1993年,俄罗斯有关银行一次被黑势力内外勾结,通过信用证诈骗损失4000万美元。

受害者的警觉性与素质不高。在信用证诈骗中,行骗者始终围绕着信用证自身的特点和利用被害人自身的弱点进行诈骗。我国是外国卖方利用假单证行骗的主要受害国,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水平不高,不懂信用证业务,不懂航运,消息也不灵通,甚至缺少一般的常识与警觉,给骗子以可乘之机。

因此,国际商会银行技术与实务委员会主席B.S.惠布尔指出:“我们应该注意目前存在的欺诈这个重要问题,清楚地认识到欺诈的起因,首先是由于商业一方与一个无赖签订合同,但是跟单信用证只是为商业交易而办理付款,它不可能当警察来控制欺诈的发生。”2所以,防止欺诈的关键是买方要“知道信任谁,信任到什么程度,应在某情况下跟谁打交道。”3

二、信用证诈骗的危害

信用证方式本身不能防止欺诈,非但如此,它脱离于实体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的交易规则与程式反而给不法分子进行信用证诈骗提供了可以利用的间隙。信用证业务在促进国际贸易中起重大作用的同时,亦显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尤其是二战以来,国际金融风波迭起,信用证欺诈案时有发生,且诈骗数目惊人,所造成的损失日趋严重。虽然无法精确统计究竟发生了多少起信用证欺诈案,但毋庸置疑,利用信用证欺诈,每年可使犯罪分子获取数亿美元的纯利。1992年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一起精心策划的信用证欺诈案中被诈骗了4.36亿美元。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受害人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被欺诈之事。更有美国人格兰兹所为的“90年代的杰作”,其自称是“欧洲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票券私人发行员”,编造一个只存在于世界各大银行之间的信用证市场,买进或押出信用证骗钱,据估计总“营业额”可能超过5亿美元,其中英国救世军被骗1000万美元,全美教堂理事会被骗了800万美元,芝加哥住宅局被骗1900万美元,连远在南太平洋的岛国瑙鲁都跑不掉,被骗1300万美元。数额之巨,惊动了美国联邦机构包括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国际商会的商业犯罪局和美国证管会。5俄罗斯、英国、古巴等许多国家也不时有信用证诈骗案披露于报端。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更是成为骗子行骗的主要目标。例如1984年我国有关部门与外商签订进口钢材合同,并租用意大利某航运公司的“欧洲快车”号轮承运,船东签发假提单诈骗,给我国造成1400万美元的损失。1993年李文凯化名高桥秀雄在海外黑势力操纵下,诈骗我国国内多家单位信用证开证费、手续费2300万元,致使近百个生产厂家蒙受直接经济损失6000万元。而同年又发生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该案虽经多方努力,未造成对外支付,但为此已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信用证诈骗案屡屡发生,触目惊心,危害极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信用证诈骗犯罪不仅给受害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也必然给银行带来影响,尤其是其信誉受到伤害。信誉是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一家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银行来说,信誉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在金融诈骗案中受到牵连,不管该银行本身是否遭到经济损失,其信誉必然会受到影响,将使外界感到该银行内部管理不严,经营不善,从而使人们对其失去信心。如果是西方国家大银行,其上市股票价格往往下跌,严重的还会导致储户挤兑,使银行的整体经营受到沉重打击。另外还会连锁引起国际金融界对其信用证不信任如不议付,不保兑或要求第三家银行为其保兑等不良反应。

近几年,日益严重的信用证欺诈案,特别是备用信用证欺诈问题,已引起了有关部门和国际司法机构的关注。1994年1月,国际商会商业犯罪局发表了一篇有关“银行投资欺诈”的特别报告,引述了备用信用证欺诈在世界范围的发生率。对此问题,国际银行法律及惯例协会还制作发行了一盘录像带和一份长达200页的资料。6专门从事反国际海事犯罪的伦敦国际海事局也积极致力于反信用证欺诈,为商业界提供有关海事欺诈的咨询服务、侦察服务、谈判调解服务及鉴定分析有关单据服务。据悉国际海事局每年为中国银行鉴定单据金额达1800万美元以上。各国也都纷纷采取措施,有些西方国家制定了专门的防止国际贸易及金融欺诈犯罪的法律,有的国家专门成立了防止国际贸易和金融欺诈的机构,打击此类犯罪。

我国立法机关针对我国日益突出的金融诈骗犯罪活动,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首次规定了信用证诈骗罪,并规定了较重的处罚,以加强对诈骗者的刑事制裁。1997年新刑法肯定了这一规定。同时我国海事法院也开始受理诸如预借提单、伪造提单等信用证诈骗案件的侵权诉讼,以期从民事上追究侵权者的责任,求得经济补偿。同时亦有国内受害者被迫向外国法院起诉。

三、信用证诈骗的特点

(一)国际性

信用证支付是国际贸易支付的主要方式之一。国际贸易是在世界各国间进行的,跨洋越界,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一般涉及两个以上国家,若是转手贸易或转租船舶,则要涉及多个国家。由此发生的信用证诈骗案件自然也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而且行骗者和受害者往往处于不同国度,诉讼必然带有涉外因素,涉及到国家间法律冲突与司法协助问题。信用证诈骗的这种跨国性使得受害方跨越国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受到很大限制,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因为一旦诈骗出现,行骗者往往已携款物逃之夭夭,跨国追索付出的人力、物力等各项支出巨大,往往接近甚至超出诈骗所造成的损失,而且,追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的受害人基于“家丑不外扬”及自身利益与信誉考虑,遭欺诈也不报案、不通告。近年来,信用证诈骗活动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二)复杂性

信用证业务不仅涉及到众多处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而且涉及到众多的环节以及国际惯例、法律和复杂的专业技术知识。例如一项进口业务涉及许多单证,包括运输单据、保险单据、商业发票及其它单据以及这些单据下面的租船、商检、配载、卸载、管理和交付等行为,还涉及到对卖方及船方的资信、货物数量和质量、船舶状况及船员配备的了解和贸易程序、水文气象、国际法等知识。对一般商人来说,全面了解和掌握这些繁琐的程序和实际情况并作出精确判断是有困难的,而且在这些环节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间隙与漏洞。因银行付款时只审单不看货,一些不法商人乘机而入,编造各种骗局不发货、少发货或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而提交假提单相欺诈,风险时常出现。随着电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诈骗手段也不断更换翻新,且时常各种手段交织在一起,更具隐蔽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给防范和侦查增加了难度,调查处理更为艰难。

(三)多重非法性

通常,信用证诈骗都具有一定的贸易背景,发生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信用证诈骗不仅具有犯罪性质,而且具有民商法意义上的违约和侵权性质,构成多重的非法性。由于诈骗者只是利用合同和信用证作掩护,通过非法手段取得他人或银行的财产,丝毫没有履约的本意,其结果必然是造成违约和侵权。尽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信用证诈骗并非都涉及到刑事,而且实践中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只占极少数,但从每一宗信用证诈骗所涉及的触目惊心的数额及危害后果看,几乎都已构成犯罪。可以说,信用证诈骗在法律上的违约、侵权以及犯罪是并存的。对此,施以单一的方式来打击和防范是不够的,应从不同角度,多种方式综合运用,既要采取民事处理的方式,为受害方挽回经济损失,不让诈骗者在经济上占便宜,又要采取刑事处理的方式,严厉惩罚诈骗者。

四、信用证诈骗的防范措施

诈骗范文篇10

关键词：金融诈骗；刑法；非法占有

一、金融诈骗案件并不一定只是经济纠纷

在现实中，金融诈骗案件大多数作为经济纠纷来处理。一般而言，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向法院的经济庭起诉实施金融诈骗的人，法院最后虽然判决被告人败诉，但此时被告人早已挥霍或转移走了诈骗的财物。结果不仅使受害人无法追回经济损失，反而耗费了漫长的诉讼时间以及昂贵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等。

实际上，很多金融诈骗的案件，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纠纷，而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罪的规定。将金融诈骗的犯罪行为按照经济纠纷来处理，不仅使犯罪分子轻易地逍遥法外，有损刑法的权威，而且还让犯罪分子充分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的滞后性和缓和性的弱点，从容地游离于刑法与经济法的空隙之间，保留住了诈骗的果实。相反，如果用刑法来处理金融诈骗案件，不仅使犯罪行为“罪有应得”，而且会减少受害人或受害单位的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司法部门之所以将现实中发生的大量的金融诈骗案件简单地界定为经济纠纷，毕业论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受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所以，对于金融诈骗首先应该考虑运用经济法的手段来处理。第二，没有从法益侵害和具体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角度对金融诈骗的性质进行具体的分析，其结果不仅模糊了刑法作为公法的意义，而且也使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流于口头。

金融诈骗是否只应该以经济的手段来防范和调控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误区。民法经济法等私法维护的是私法的秩序，而刑法维护的是公法秩序。私法与公法共同组成和维护着整个法律秩序。刑法的性质决定了刑法有自身调控的范围和根据，刑罚有着与经济制裁不同的目的与任务，两者在功能上常常具有不可替换性。如果认为只有当经济制裁等手段不足以抗制某种行为时才运用刑罚手段，实际上是否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事实上，当某种行为对法秩序和法益的危害程度接近社会一般的犯罪与刑罚观念的时候，该行为就有了成为犯罪以及受刑罚处罚的理由。至于如何恢复被侵害的法益与法秩序，民事制裁手段并不排斥刑罚。用刑罚来处理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基于对刑罚的恐惧，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往往也容易挽回经济损失。

刑法总是将对法秩序和法益的危害程度接近社会一般的犯罪与刑罚观念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以构成要件来描述这种不法的类型。换句话说，当某种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该根据刑法来调整。因此，对于金融诈骗行为的处理，应该看金融诈骗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

二、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

强调加强对金融诈骗行为的刑法防范和调控，并不是说凡是金融纠纷都应该一律以刑法来处理。刑罚手段关系到人的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所以要严格控制刑法的适用。只有当金融诈骗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一社会调控手段，否则，就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侵犯人的基本权利。根据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这也是司法实践在认定金融诈骗罪时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

由于对金融诈骗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存在着理解上的根本分歧，硕士论文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内涵的看法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笔者认为，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排除财物的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而且金融诈骗罪中所有的作为主观要素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其内涵都是相同的。理由是：第一，金融诈骗犯罪归根到底是对财产法益的侵害。其本质的特征就是永久性地非法剥夺他人对财物的权利，自己以财物所有人的身份取而代之。只有将“意图排除财物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作为“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中心意思，才符合取得型财产犯罪（相对于毁坏型的财产犯罪而言）的本来面目。第二，笔者之所以不认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排除“权利人”行使权利，也没有将金融诈骗罪的法益表述为财物的所有权，是因为在金融诈骗罪中，可能存在基于不法原因或者非法债务而仍然构成犯罪的情形。例如，甲受贿了人民币100万元，乙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集资为名将甲受贿来的100万元骗走。假如乙同时以相同的手段从不特定的多数人处非法集资，乙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在该案例中，虽然甲并不是这100万元的权利人，相应地乙的行为也没有侵犯甲对这100万元的所有权。但是即使受害人并不是财物的权利人，并不拥有对财物的所有权，但这并不妨碍行为人非法取得意图的形成和实现，其行为仍然对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他人财产造成侵害。因此，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永久性地排除财物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对财物占有、处分、收益的事实。第三，排他性只是非法占有意图的一个特性，并非是非法占有意图的本质或全部内容。因为占有的实质是对财物的支配或控制，行为人剥夺或排除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乃至所有权，并不意味着他支配、控制了财物。例如，将所有人的财物直接砸毁，以及将别人鱼塘中的鱼放走的行为，虽然排除了所有者对财物的所有权，却不能说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如果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理论上尚且存在模糊之处，在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显得尤为复杂，在金融诈骗罪中更是如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毕竟形成和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世界，不可能像“事实”一样容易被人们掌握或者客观化；而且，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些重罪与轻罪（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与非罪（如盗窃罪与盗用行为）的分水岭。犯罪嫌疑人为了尽可能地逃避法律的制裁，总是会避重就轻不承认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应该十分谨慎和严肃。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以事实主义为基本立场，对客观情况作实质性、综合性的考量，通过推理回溯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当判断的目光往返流转于事实与行为人主观心理之间时，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描述的核心内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媒介。

在将案件归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不法类型的时候，判断者需要对表现出来的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客观情状作各种不同种类的判断。医学论文从方法论上而言，包括判断者个人的感知、正常的程序或逻辑推理、对目的性行为的考量、一般的经验法则的藉助等等。判断者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内涵为基础，透过各种肤浅的表象以抓住事实的本质。

针对司法实践部门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认定上的困惑，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通过列举几种典型的欺诈行为以塑造非法占有目的的不法类型：1．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2．肆意挥霍资金的；3．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资金或者致使资金无法返还的。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列举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全部现实。司法解释的运行是带有规范属性而非纯粹描述属性的。这种司法解释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该解释为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提供了可供比较的不法类型。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还是应该立足于事实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内涵，根据其实质对现实发生的案件进行类型化的思维，逐步形成案件事实，然后才可能将其归摄于法条之下。在这个应然与实然相对应的过程中，法官善良的感知和一般的社会经验法则在规范与事实的不断往返流转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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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储槐植,梁根林．贪污罪论要[J]中国法学.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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