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案例及分析十篇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1

寇海侠，女，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研究方向：民族法、知识产权法。

摘 要：诈骗犯罪已经深入到社会中，通过14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提出相应结论和建议，以保证有效的打击诈骗犯罪和预防诈骗犯罪。

关键词：诈骗；犯罪；实证分析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经济纠纷及经济犯罪不断涌现，财产性犯罪中诈骗犯罪较为突出，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和威胁公民的财产安全。刑法的目的是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预防诈骗型经济犯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合北京法院系统近年办理多起件诈骗案，通过对诈骗犯罪实证分析，在预防诈骗型犯罪方面提出相应具体对策，从而减少诈骗型经济犯罪，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一、14个诈骗案件归类

二、诈骗案件的法律分析

选取14个诈骗犯罪案例未必完全具备典型性，但所有案例均按照北京法院网站上报道的先后顺序进行的，事实上已经具备新颖性和典型性，可能无法达到概率与排列组合方面要求。从刑法上对这些案例进行归类分析：

（一）从犯罪主体角度分析：14个案例中，案例2、案例3由两人组成的共同犯罪，其他12个案例中均是由个人单独实施诈骗。这12个案例中，有三例系男性个体实施诈骗行为，诈骗对象均为女性，带有感彩。剩余9例诈骗犯罪主体均为个体，基本与个人感情无关，不具备区分的意义。

（二）从被害人的角度分析：案例1、案例11、案例12被害人的性别均为女性；案例2、案例7被害人为男性‘案例6被害人为单位；案例2、案例4、案例8案例9案例12案例14受害人均为多人，且案例12的被害人为多名女性。可以看出，被害人的身份不同，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方式不同，对被害人身份具有一定选择性。

（三）从犯罪主体的诈骗手段分析：

1、冒称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诈骗行为。案例1、案例8、案例14三个案例中，案例1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案例8、案例14冒充国有企业职工；案例1中，以为被害人解决婚姻纠纷为由，告诉受害人其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存在亲密关系，使受害人自愿多次交出金钱请托。案例8，以理财为名进行诈骗。案例14，以解决北京户口为名实施诈骗行为。

2、冒充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诈骗行为。案例4、案例12两个案例中，案例4以假冒 “方太”公司维修人员名义实施诈骗活动，而案例12以假冒“周易大师”的名义实施诈骗活动。

3、通过婚恋、交友等带有感彩的诈骗行为。案例2、案例7、案例11 三个案例中，案例2以“介绍婚恋女友的名义”进行诈骗，案例7以微信交友名义实施诈骗，案例11以结婚、投资为诱饵进行诈骗活动。

4、商业经济交易活动中实施诈骗行为。案例2、案例5、案例8、案例10四个案例中，案例2以介绍婚恋女友而收取中介服务费用的诈骗行为，案例5通过办理假证方式冒用车主名义抵押租赁车的诈骗行为，案例8以帮人办理理财产品，能获取高额回报为诱饵的诈骗行为，案例10以试车名义，将卖车人的摩托车骑走的诈骗行为。

5、司法诈骗行为。案例1、案例13两个案例，案例1以帮助他人诉讼离婚的方式实施诈骗行为，案例13以 “捞人”的名义实施诈骗行为。

（四）从定罪角度分析

14个案例中，除两个案件未决外，其他12个案犯罪主体均被认定构成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被害人财产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

三、结论与建议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2

一、 集资诈骗罪 vs. 诈骗罪

1.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抽象比较：

犯罪人的角度

被害人的角度

诈骗方法的角度

2.案例分析与评论

案例一：河南省银企贸易集团集资诈骗案

非法集资

诈骗行为和非法占有目的

数额条件

案例二：兰州徐继兰、徐继峰特大集资诈骗案

三种行为方法的考察

与案例一的比较分析

结论

二、 集资诈骗罪 vs.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抽象比较

非法占有目的

侵害的客体

2.案例分析与评论（附表）

四点一线的判断标准：资金需求、资金用途、投资回报、逾期返还

整个诈骗行为过程的综合判断

三、 集资诈骗罪与其他犯罪的综合比较

1.集资诈骗罪 vs. 合同诈骗罪

2.集资诈骗罪 vs. 擅自/欺诈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3.刑事法网中的各类非法集资类犯罪

引言：

90年代初曾经发生过两起轰动全国的非法集资诈骗案件，同时这两个案件的始作俑者——邓斌和沈太福也成为掀起一场集资狂潮的传奇式人物。如果抛开案件中复杂的权钱交易、内部集团组织、政治斗争不谈，它们使用的集资工具和诈骗手段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邓斌一案是以“联合经营”为名，以月利息5％的高额利润为饵，吸引公众出资并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沈太福一案是以“开发节能电机”为由，以年利息24％的高额回报为饵，吸引投资者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两个集资团伙都采取了虚造经营利润、假借荣誉光环、新资还旧债等欺诈方法来赢得投资者的信赖，以及滚雪球般增长的集资数额。于是在“一本万利”的逐利冲动之下，无数人近乎疯狂的把这自己的积蓄和家产投入到这场集资狂潮之中，最终堆积为一个在现在看来仍然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截至案发邓斌在五年的时间内非法集资32亿元，沈太福非法集资10亿元之巨！面对这一连串来势汹汹、规模强大、组织严密的集资诈骗活动，法律似乎没有发挥什么积极的应对作用，甚至到了诉讼阶段公诉机关都无法在当年的刑法典中找到关于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任何规定，最终法院也只好以贪污罪、行贿受贿罪，甚至投机倒把罪来处置这两场集资诈骗犯罪的主角邓斌和沈太福。

也许正是经过了这场风波的考验，才有了痛定思痛之后的“亡羊补牢”。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出台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下文简称为《决定》），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集资类犯罪的刑法适用规范，并且被后来的97刑法典基本吸收和沿用。但是集资诈骗巨额所得的利益驱动并没有因为法律定罪量刑的威慑而消失，相反贪利的犯罪人会利用金融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机会，变幻出更多的集资花招和新型集资工具，来打法律的擦边球或者钻法律的空挡。因此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和实践挑战，如何完善和严密集资犯罪类刑事法网，将是刑法适用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将以集资诈骗罪为切入点，以相关案例为线索，试图从此罪彼罪的观察和比较中，说明有关刑法适用的一些难点问题以及现有刑法规定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集资诈骗罪 vs. 诈骗罪

1.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抽象比较

一般教科书中对两罪的定义分别为：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而集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可见集资诈骗犯罪实际上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诈骗行为，但是它仍然必须具备诈骗犯罪在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之故意，和客观方面用诈骗方法来取财之行为。可以说这是它们的共性所在。

但是集资诈骗罪独立成罪之后，与普通诈骗罪之间就不再是包容关系，而应该是排除于普通法适用范围的、独立的特别法。具体说来这种特别属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犯罪人的角度出发，集资诈骗的行为人是以各种诈骗的方法，诱使单个的投资人参加到集体性的融资活动中来并自愿出资，从而非法占有多个出资人累积的集资数额的全部或者一部分。采用的各种诈骗方法只是为了让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公众相信，集资活动的盈利前景和因投资行为带来的预期利润。而在普通诈骗罪中行为人只是通过欺诈手段使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自愿交出财物。行为人并不一定要以未来的收益来骗取被害人的相信，也不一定要面对更加广泛性的公众发出要约，甚至也不一定在口头上或者书面上承担返还利益的承诺责任。

其次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集资诈骗犯罪的被害人由于相信了诈骗者的高额回报承诺，而希望通过自己的投资行为在未来赚取可观的利润。因而参与到集资活动中的被害人往往具有投机性和盈利性的特点，甚至由于这种强烈的投机渴望而丧失了一般谨慎的商业判断头脑。当然突出被害人的投机心理并不是认为被害人对自己的财产损失也具有过失，实际上在投资领域中这种投机和盈利的心理倾向不仅是中性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普通诈骗罪中被害人并不是出于投机和盈利的动机而参与投资活动，也没有预期会得到本金及其增值利润的返还，甚至可能是因为误信了自己亏欠行为人的某种财产利益而自愿交出财物作为补偿。因此判断被害人交出财物是否出于投资盈利，是区别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关键。

最后，从诈骗方法来看。虽然两种诈骗犯罪都可能采取各式各样、变化多端的诈骗手段，但是采取具体诈骗手段的目的并不相同。在集资犯罪中不管是虚构资金用途、假借金融机构或公司企业的名义，还是虚造利润、隐瞒资金真实用途，几乎所有的诈骗手段都是让被害人和潜在的被害人相信集资项目的盈利可能和参与投资的稳定收益。但是在诈骗罪中的诈骗手段只需要达到骗取对方自愿交出财物的目的即可，不需要对出资后的资金回报作欺诈性的承诺和担保。

此外一般教科书在比较这两种罪名时，通常还会提出以下两点区别：其一犯罪客体不同，集资诈骗罪侵害的是复杂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是单一的，仅指公私财产的所有权。[1] 其二侵害的对象不同，集资诈骗罪侵害的对象是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资金；而诈骗罪针对的是某一特定人员的金钱和财物。[2] 但是笔者认为在一些非典型性的案件中这两种犯罪的以上两点不同往往是很难区分的。首先，我们并不能认为只要涉及金融机构和金融体制的犯罪都一定属于刑法体例中的金融犯罪。实际上法律体例中所归纳的“金融犯罪”只是一个狭义的、典型意义的，破坏和影响金融管理秩序类的犯罪，而其他传统犯罪，例如盗窃和抢劫银行资金，通过假挂失骗领他人存款等等，也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和金融管理秩序的稳定，也就可能同时侵犯公司财产和金融秩序这两个客体。[3] 因此所谓复杂客体和单一客体的区别并不能涵盖实践中很多诈骗犯罪的非典型性发展和变异。其次，从诈骗罪的定义来看并没有把行骗过程限制在特定当事人“单对单”的关系中，实际上更加高级的骗子完全可以设计一个完美的圈套来蒙骗不知情的大多数人。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只要相对人承受不了行为人的多方怂恿和诱惑而自投罗网，就会成为众多被害人之一员。所以诈骗罪完全可以是“一对多”的关系，而不仅仅把欺骗对象局限于特点的当事人。因此把侵害对象的宽窄范围作为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区别之一，在笔者看来也是有失公允的。

2.案例分析与评论

案例一：河南省银企贸易集团集资诈骗案[4]

案情介绍：银企集团先于1994年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 ，以一年期投资交易利润为本金的30％和半年期投资交易利润为本金的12％为诱饵，以和社会上不特定对象签订《全权委托期货台约交易合同书》及《期货台约交易合同书》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期间挪用部分集资款项用于对外宣传和提高“企业形象”，并用虚假数字编制《企业资产负债表》和《企业资产损益表》误导广大投资者。1998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许昌分行曾通知银企集团立即停止非法集资活动，但该集团不但不遵守执行，反而借助国家“863”计划高科技生物工程（转基因羊）项目，以年利润不低于股金18％的高息与社会不特定对象签订《河南省许昌银企贸易集团投资发展股份合作经营协议书》，继续以吸收股金的形式非法集资。截至2000年3月15日，许昌银企贸易集团以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总额达人民币6.84亿余元；用新诈骗的集资款兑付先前集资的本金人民币4.56亿余元；用新诈骗的集资款兑付先前集资的高额利息人民币9450万余元；用于挥霍性投资和非法随意处分集资款人民币2.06亿余元（其中用于招待、广告、购车、购房费共人民币781万余元）；造成社会公众集资款人民币2.13亿余元无法兑付和人民币1440万元银行贷款无法偿还；河南省高级法院于2002年11月11日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单位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追究单位直接主管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其他被告集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通过这一典型的集资诈骗案件，我们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该罪的适用条件。

1） 属于非法集资

按照国务院1998年6月30日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第四条和第六条，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同时根据此后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取缔通知》）（银发[1999]41号），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很明显被告单位银企集团在未经金融主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先后以签订合同、集资入股的方式，以超过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数十倍畸高的利润回报率为饵，吸引社会公众投资的行为已构成非法集资，而这一点正是区分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关键。

2）使用了诈骗方法，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5]

正因为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而来，它也必须具有“诈骗”在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中的基本特点。本案中银企集团的主管人员先行授意财务人员将集资款项分帐处理，然后挪用大量资金用于企业内部开支、对外宣传，借以提高形象，进一步吸引投资者；既而又指使财务人员制作假帐，虚造利润，隐瞒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逃避监管；同时采用流动吸资，以新还旧，虚构集资用途的方法持续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甚至将集资款项近1/3的资金进行挥霍性投资和随意性处置，致使大量集资款无法返还。很明显被告公司及其主管人员知假造假，占有和随意处分集资款项的行为已经能够证明他们非法占有的目的。

3）符合数额条件

刑法第192条明确规定了集资诈骗罪成罪要件中必须包括的数额条件，也就是说即便符合了主客观的种种要件，但是达不到数额标准的，也不作为犯罪处理。本案中的银企集团非法集资数额已高达人民币6.84亿余元，除去兑付前笔集资款本金和利息的部分以及被挥霍和随意处置的部分，最终造成社会公众集资款人民币2.13亿余元无法兑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该案已经符合了集资诈骗罪中“数额特别巨大”的条件。

把三个层次的分析结果放在一起，也就自然可以得出本案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结论。

案例二：兰州徐继兰、徐继峰特大集资诈骗案[6]

案情介绍： 1998年11月至2000年11月，甘肃永盛商贸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继兰在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以甘肃永盛商贸有限公司和海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义非法进行“证券交易”。秘密设立模拟股票交易的上线机房，并以提供电脑、融资等优惠条件，诈骗150多名被害人的近千万元资金在该公司进行所谓“股票交易”。徐继峰在该公司负责上线机房期间，明知该公司股票交易虚假，却积极参与股票交易的报单，结算手续费和融资利息、填报虚假的股票交割单等。徐继兰以收取手续费、融资利息及强行平仓等非法手段，非法占有150名被害人资金704余万元。案发后，追回人民币246万余元，美金19783元及捷达轿车一辆和电脑等办公用品，其余赃款被徐继兰等被告人挥霍。2003年4月20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徐继兰、徐继峰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徐继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徐继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7]

从兰州证券黑市丑闻被舆论界首次曝光以来，先后9起虚设股票交易市场，骗取公众投资者资金的恶性案件接连被新闻媒体、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发现并揭穿。徐继兰、徐继峰一案正是其中经过法院审判的首例案件，并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在讨论和分析此类案件时，都无一例外的使用了“集资诈骗罪”的帽子。但是笔者下文的分析将从本案的行为方式入手，对这种“形式重于实质”的定罪结果提出一点质疑。

根据法院的判决理由和有关学者的分析，这一起“集资诈骗”案件的犯罪人主要使用了以下三种方法来骗取投资者的资金。

第一种方法是劝诱投资者过量交易，从中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而且由于这些股票交易并没有向交易所报单，所以不用上缴税款。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骗来的手续费和漏交的税款并不是非法集资意义上的非法所得。首先，行为人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模拟股票交易系统是非法的，在这个非法的“交易场所”内进行的所有交易也都是非法的。而且每一宗交易都没有向交易所报单，可见交易结果也是虚拟的，即交易并没有发生。行为人只是以欺诈的手段骗取投资者相信该交易是合法的，而且确实发生了的，从而可以名正言顺的按照合法交易那样收取手续费。可见本案被害人被骗交的手续费并不是出于未来增值的目的，或者说作为一种投资而自愿交纳的本金，而是作为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客户提供给服务者一定比例的报酬，当然也就不属于非法集资的所得。其次，行为人未上缴的税款也非集资诈骗的所得。未缴税款的受损方是国家税务部门，并不是受骗的出资者。况且，交易都是虚拟的、违法的，根本没有进入国家正规的股票交易结算系统，又怎么能够像合法收入那样上税呢？

第二种方法是提供虚假融资，并收取高额利息。既然提供的“融资”只不过是“股民”帐户上的数字符号而已，即开设交易系统的人并没有真正借钱给投资者，实际上连违法的“信用交易”都算不上。行为人只是通过虚拟的融资骗取“交易者”交纳高额的利息。这种利息所得同样也不是非法集资行为中从出资人手中骗来的资金，而是通过虚拟的交易、虚拟的融资使被害人误信自己作为融资关系的债务人而应该交纳的利息。

第三种方法是“强行平仓”、“封涨杀跌”。强行平仓是对于接受了“融资”的投资人而言的，当股价下跌，客户帐户中没有融资资金的充足保证时，非法券商就可以强行平仓，即低价卖掉投资人持有的股票，令投资人损失惨重。如果当初的交易和融资本来就是虚拟的，所谓的投资盈亏也是虚拟的话，那么这种强行平仓就是让投资人在自认投资失败后，不但承担投资风险，而且偿还当初借来的“融资”款项的欺骗手段。而投资人所偿还的投资亏损额和融资贷款，也不是交给被告人的募集资金。

如果我们把这个案例与前文分析的“银企集团集资诈骗案”相比较，也会发现有一些重大的不同。首先两案被告诈骗的手段和行为不同。银企集团以签订合同和集资入股的名义，虚拟集资用途、虚造利润，并以高额回报吸引公众投资；而兰州一案的行骗者并没有因为承诺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回报，而收受他人投资；而仅仅提供炒股的场所、设备和其他中介性服务，并利用虚拟股票交易结算系统和虚假融资来骗取“股民”的手续费、利息和投资损失补偿。其次，两案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原因也不同。银企集团一案中的出资人是因为亲信了融资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出于投资目的自愿投资；而兰州一案的被害者并不是出于未来盈利的目的而自愿交出财物，也不是非法集资活动的股权或者债权享有者，而是作为非法券商骗局中的客户，向对方提供的中介和融资服务，交纳手续费和利息，并承担虚拟交易的投资损失。可见被告虚设股市、虚拟交易的诈骗活动并不是集资诈骗意义上欺骗并占有他人出资资金的非法行为，而是非法设立证券公司，而后又用种种欺诈手段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可以说证券黑市只是一个大的骗局，其中种种提供融资，收取利息、强行平仓等手段又是套在其中的小骗局。

根据《取缔办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取缔通知》中对非法集资的定义来看，所谓集资是指投资者为了未来的收益而将资金投入到集资项目中，而由融资者承担“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回报”债务负担的资金融通活动；而非法集资就是未经有权机关批准，擅自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进行的集资活动。从上文的分析来看，笔者认为兰州一案的交易实质中根本就没有发生非法集资的行为，当然也就谈不上集资诈骗罪了，而应该按照普通诈骗罪来处理。应该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被骗入证券黑市的被害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特定性，或者因为这种连环诈骗在侵害股民财产权利的同时也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就认为本案一定属于金融犯罪中的“集资诈骗罪”。实际上所谓对象和客体上的一般区别，仅仅是形式上归纳出来的典型表现，并不能周延诈骗罪的所有非典型表现。像本案这样涉及多数人、危机金融秩序和安全的复杂诈骗案件，我们只能从交易行为的实质上，从被害和加害互动关系上，来判断是否发生了非法集资中的诈骗行为，而不应该局限于抽象比较的形式区别。

二、集资诈骗罪 vs.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比较

根据《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它们可以视为广义上的非法集资活动，同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应予取缔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把这些违法金融业务活动上升为刑法上的犯罪，它们在犯罪构成上同样保持原有的“非法集资”属性，只不过在犯罪目的和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还有以下区别。

首先，集资诈骗罪的成立以当事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前提，这是集资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的基本犯意要求，也是区别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所在。在犯罪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的目的体现为集资诈骗犯罪的直接故意，而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只要在吸收存款行为时没有非法占有该存款的直接故意，即便最终由于当事人经营不当、损失惨重而无法归还所有出资人的本金，也不能视为集资诈骗罪。当然这种非法占有的目的及其反应的直接故意都只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不能直接把握和判断，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行为人的外在行为是否采用了诱骗出资人的诈骗手法来推定他的主观故意，除非被告人可以作出合理的辩解。[8] 根据1996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第三条，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一项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集资活动如果又具备了上述几种行为的表现之一的，一般就可以认定其主观故意和客观诈骗行为，从而确定为集资诈骗罪，而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其次，两罪侵害的客体不同。有学者认为集资诈骗罪侵害的是公私财产利益和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即复杂客体；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往往侵害的只是国家金融信贷管理秩序这一简单客体。[9]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其实大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也实际造成了公众存款者的严重经济损失。非法集资者要么是根本不具有金融业务能力的单位或个人，要么是打着金融机构名义从事违规违法操作的内部人，他们没有分析和降低风险、有效运作资金的足够能力和激励，往往将大量集资款项投放于风险更加不确定的经营项目中，再加上要承受比一般银行存款利息更高的回报责任，十之有九是在发生了财产利益损失之后才发案处理的。因此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一样，都侵害了复杂客体。所不同的是，集资诈骗罪侵害的“金融管理秩序”应该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害的“金融信贷秩序”的范围要更广一些。所谓存款，包括变相存款，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由商业银行操作的，面向社会公众还本付息的债权债务发生经过。但是除了“存贷关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集资方法，例如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发行其他受益权证、认股权证的；签订联销、联营、合作开发等经济投资合同的；甚至以传销、发行、民间“抬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无论是那一种集资方法，只要是非法的，采用了诈骗手段的，而且能够证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达到数额要求的，都可以构成集资诈骗罪。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能调整非法信贷集资活动，在范围上要窄得多。

2.案例分析与评论[10]

案例

名称

简要事实和判决理由

案例一

四川省某县副食合作商店及其经理曹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未经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于1995年6月至1997年10月间，以高于银行的存款利息擅自向公众吸收存款99万元人民币，用于发展和拓展该店经营业务活动。存款到期后，绝大部分不能返回，造成了众多出资人的经济损失。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3

论文关键词 论诈骗罪 盗窃罪 犯罪手段

一、盗窃罪与诈骗罪概述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者均属于侵犯财产利益的犯罪，主体均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皆为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盗窃采取的是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得财物，而诈骗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使受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基于该错误认识，被害人自愿处分财产。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很多犯罪行为融合了秘密窃取与诈骗的手段，在现实生活中容易混淆，难以区分，给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二、处分行为的关键作用

盗窃行为是趁被害人不备，将财物秘密窃取，占为己有。即盗窃行为是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被害人直到犯罪行为结束后才发现自己的财产损失，却为时已晚。而诈骗行为是在被害人明知自己将丧失对财产占有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财产作出了处分行为，犯罪嫌疑人取得财产并不违背被害人的意志的行为。也就是说，盗窃罪与诈骗罪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被害人是否作出了处分财产的行为，因此，是否存在处分行为以及处分行为的认定对于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意义重大。

受害人的处分行为在整个事件中是否起到关键作用是判断是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核心，也是认定是否存在处分行为的依据。处分行为是取得的财产的关键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欺骗受害人之后，无须采取其他违法行为，受害人即自愿将财产交付给自己。如果犯罪嫌疑人取得财产的关键是处分行为，则认定为诈骗罪。如果犯罪嫌疑人取得财产的关键是秘密窃取行为，则认定为盗窃罪。

三、处分行为的认定

（一）处分行为的主体

受骗者应当具有对于处分行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例如，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人一般不能成为受骗对象，欺骗他们只能构成盗窃罪。但对于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相符的处分行为时，也应认定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因此，不是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

另一方面，诈骗罪的受骗者应当是处于正常状态，如果行为人是在被害人处于严重醉酒、吸毒后意识不清的状态下取得财物的，不能认定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

（二）处分行为的意思

诈骗中的处分行为应当基于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事人应当对其处分财物的后果有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被害人对于财物的数量、质量、颜色、体积等因素的认识，即对于财物主要外观形态的认识，被害人在这一层面产生了认识错误，心甘情愿的处分了财产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此种情况下发生的诈骗型盗窃应定性为诈骗罪。例如，董某在超市将装有20袋牛奶的箱子打开，私自加入5袋牛奶，又将箱子封好，随后拿着本应装20袋但实际装了25袋的牛奶箱到收银台结账，收银员小贾扫过条形码后只收了董某20袋牛奶的钱。此时收银员小贾对25袋牛奶的出卖行为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只是由于董某的欺诈行为而使小贾对于牛奶的数量产生了错误认识，即产生了第一层面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对25袋牛奶作出了处分行为，该处分行为系小贾自愿作出，存在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

第二个层面的认识是对于财物的种类及价值的认识。如果被害人对于财物的本质产生了错误认识，就可以理解为被害人处分的是不同种类的财物，违背了其真实意愿，此种诈骗型盗窃就不能认定为诈骗罪，而应认定为盗窃罪。如果将上述案例假设成董某在超市里将一箱牛奶拆开拿出其中几袋，放入一瓶价值两千元的红酒，再将箱子封好，到收银台结账，收银员小贾不知道董某将牛奶换成红酒的行为，只是单纯的扫描条形码，收了董某一箱牛奶的钱。此案例与上述案例看似雷同，但仔细分析却大有不同。收银员小贾只具有出卖牛奶的意思表示，而不具有将红酒卖给董某的意思表示，只是受了董某欺诈行为的蒙蔽，而产生了第二层面的错误认识，因此，小贾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的处分行为，董某构成盗窃罪。

（三）处分行为的内容

诈骗中的处分行为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而使被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从而自动自愿地将财物转移给第三人占有。处分行为的有无是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也是认定诈骗型盗窃行为的核心。例如韩某在饭店吃饭时，邻桌的汪某称自己电话没电了，想借韩某电话一用，愿意支付电话费，韩某便将电话借与汪某，但汪某称信号不好，要到饭店外面打电话，趁机逃跑，将手机据为己有。此案例中韩某虽然将电话借给了汪某，但其将电话借给汪某的行为只具有借与的意思而不具有处分的意思，也没有作出处分手机的行为，汪某的欺诈行为只是秘密窃取的手段，只是为了使韩某产生借与的错误认识而已，因此董某的诈骗型盗窃行为不成立诈骗罪，成立盗窃罪。

同时，该处分行为须是被害人错误认识的内容，被害人是基于自身的错误认识，才自愿转移了财产的占有，也就是说，错误认识与处分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例如犯罪嫌疑人的欺骗手段被识破，被害人基于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同情而给予一定钱财的处分行为，不能成立诈骗罪的处分行为，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上述借手机案例中韩某由于汪某的欺诈行为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就是其借手机的行为，而不是处分手机的行为，因此只能认定为盗窃罪。此种错误认识包括：被害人认为自己应当将其占有的财物转移给他人；或者自己占有的财物本身就是属于他人所有，应当归还；或者自己将财物转移给他人之后会获得更大的回报；或者将自己的财物转移给他人后，他人会按承诺时间返还。

（四）处分行为的权限

1.被骗人与受害人为不同人

随着犯罪行为和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受骗人与被害人分离的三角诈骗行为越来越多见。在这一诈骗形式下，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界限略显模糊。

案例一：王某得知同事李某新买了一部手机，便生歹心，趁王某上班之际，到王某家对其保姆刘某说，李某上班匆忙忘带了手机，让他顺路带去，刘某知道平日王某与李某关系较好，便信以为真，将手机交给王某，王某随后将手机卖出，将手机款据为己有。

案例二：一日，开小卖店的小张见停在自己小卖店门前的电动车又新性能又好，就趁车主离开之际，让小卖店的收银员小谢将电动车推到自家后院，告诉小谢说这是自己新买的电动车。

以上两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均采取欺诈的手段，但是欺诈的对象却有所不同。案例一中，王某欺骗的是与李某关系密切的保姆刘某，因刘某的工作性质，其对李某的财物是有一定的处分权限的，由于王某的欺骗，使刘某产生了错误认识，误以为是李某让王某帮其把手机带到工作单位，而自愿将手机交付给王某，对手机进行了处分行为，因此王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案例二中，小张欺骗的是自己的雇员小谢，小谢对于电动车是没有处分权限的，小谢错误的认为电动车是小张新买的才实施了将电动车推到后院的盗窃行为，实际上小张的行为是利用了小谢的不知情，因此构成盗窃罪的间接正犯。也就是说诈骗型盗窃的对象为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时，应定性为诈骗罪，诈骗型盗窃的对象为没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时，应定性为盗窃罪。

因此，受骗人是否具有处分权限是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重要依据。对于处分权限的认定不能仅仅依据法律上的规定来判断，还应考虑事实情况，即依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受骗人是否得到了受害人的概括授权，包括受骗者是否属于被害人阵营、是否为财产的占有者或者辅助占有者、其转移财产的行为是否得到社会的一般观念的认可、受骗者是否经常代替受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进行判断。 即不能以民法上的处分权限来评价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权限。

2.被骗人与受害人为同一人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4

摘要：集资诈骗的利率高，诱惑力强。公司法人诈骗，危害愈烈。诈骗方法名目繁多。分析了集资诈骗的四个特征，提出了预防的措施。

关键词 ：利率高 诱惑力强 预防措施

一、集资诈骗的特征

1.利率高，诱惑力强。经过对几十起集资诈骗案的调查分析，发现所有的集资诈骗都是以高利率作为诱饵，这是集资诈骗共同的特征。有所差别的是，诈骗人向集资人承诺的利息率在高低上有所不同。有的承诺年利息率为24%；有的承诺年利息率为20%。集资利率最高的是辽宁陈浚兰、陈浚英集资诈骗案，她们向集资人承诺的月利息率是20%，经过计算之后可以知道，按照这个利息率，如果一个集资人拿一万元去集资，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取得利息两千元，这要比把钱存到银行所得到的利息高出好多倍。高利率造成的强大诱惑力，使许多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快速致富，将自己的钱甚至是向别人借来的钱用来集资，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2.公司法人诈骗，危害愈烈。从集资诈骗的犯罪主体来看，公司法人诈骗的案件数量很大，所占比例很高，公司法人诈骗已经成为集资诈骗犯罪的主体特征。在90年代初期集资诈骗起步阶段，以个人为犯罪主体的集资诈骗比较多。个人从事集资的可信程度比较低，容易被人们识破，所以实施诈骗的难度较大。以公司法人名义所从事的集资活动，其可信度比较高，而法人集资诈骗恰好利用了人们对公司法人的信任，即误以为公司法人不会从事诈骗活动的心理，来实施诈骗。法人诈骗具有更强的欺骗性和诱惑力，使投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其所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如上海市发生的某公司，以出售原始股股票为名的集资诈骗案，涉案金额达4000万元。这些都是以公司法人为名从事的集资诈骗活动。

3.诈骗手段多样化，识别更加困难。为了迷惑投资人，集资诈骗的犯罪人运用了许多新的诈骗方法，使人们难以识破，防不胜防。从利用股票进行集资诈骗，发展到利用信用卡、优惠卡进行集资诈骗。从利用签订商品购销合同进行集资诈骗，发展到利用房地产、发行从事诈骗。从利用民间会社组织的诈骗，发展到利用传销、秘密串联的方法从事诈骗。近年来，国家加快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深入农村改革，不法分子就利用承包果园、农庄的方法从事集资诈骗。例如，天津永基房地产公司以发售“永基花园”房地产项目为名进行集资，约定年利息为15%-17%，这起案件共集资14亿元，而“永基花园”项目实属编造。

4.受骗者众多，引发社会动荡。在高利率的诱惑下，成千上万的投资人将集资款“送到”诈骗人手里，希望能够“借鸡下蛋”，本利双收。当诈骗人用后面人的集资款支付前面人的利息达到金额很大，不可能支付时，诈骗人往往携款潜逃，使得成千上万的投资人血本无归。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常常完全丧失了理智，为追回投资款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甚至用绑架人质的办法追回投资款，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如浙江省集资诈骗案，几个大会主的会款发生额，达到4亿元，20万名会脚遍及各地。当会主们发现无法支付高额会款利息时，携款潜逃。会脚们为向会主们索要会款，不惜采用绑架、非法拘禁等手段，社会秩序几乎完全失控。

二、对策

1.清除贪欲，恢复理智。经过对几十起集资诈骗案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所有的集资诈骗，都是以高利率作为诱饵，这是集资诈骗共同的特征。高利率，是引发集资诈骗最根本的经济动力。可以说，集资诈骗的设计者，就是利用人们贪婪的欲望进行诈骗活动。古往今来，贪利之心，人人都有。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小利，受大骗，这是集资诈骗能够实现的经典模式。这是造成前一轮集资诈骗刚刚落幕，后一轮集资诈骗又粉墨登场的原因。是造成集资诈骗不能杜绝，不断上演，周期性循环的原因。所以，对于那些有贪图小便宜习惯的人来说，集资诈骗的诱惑力是十分巨大的。那些有贪图小便宜习惯的人，就是资诈骗案的后备军。对于有贪图小便宜习惯的人来说，清除贪欲，恢复理智，就是预防集资诈骗的优良药方。

2.慧眼独具，警惕公司法人诈骗。经过对大量集资诈骗案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所有的集资诈骗，从从事集资诈骗的犯罪主体来分析，集资诈骗分为个人集资诈骗和公司法人集资诈骗。这两种集资诈骗，具有不同的特征。个人集资诈骗是，以个人作为实施集资诈骗的主体，特征表现在，个人集资诈骗的经济实力不高，承诺的返还利率不高，能够支撑的诈骗周期不长。造成对人们的欺骗性比较低。所以，个人集资诈骗比公司法人集资诈骗更容易识别。在集资诈骗活动刚刚开始的历史阶段，个人集资诈骗曾经是集资诈骗是主力军，后来，比重有所下降。公司法人集资诈骗，特征表现在，公司法人集资诈骗的经济实力更强，承诺的返还利率更高，能够支撑的诈骗周期更长，造成对人们的欺骗性特别强。在集资诈骗发生后，人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表面上经济实力强大，信用良好的大公司，也在从事集资诈骗活动。

3.识别花样翻新的诈骗方法。诈骗方法多样化，识别更加困难。为了适应集资诈骗活动的需要，诈骗分子用心良苦地，设计出了一系列的诈骗方法。从原始简单的方法，到复杂多变的方法。从科技含量低的方法，到科技含量高的方法。从欺骗性低的方法，到欺骗性高的方法。而且，随着集资诈骗方法的更新换代，集资诈骗发生的行业在不断增加。从传统的行业，发展到新兴产业。从利用股票债券的传统行业进行集资诈骗，发展到利用信用卡、优惠卡进行集资诈骗。从利用签订购销合同的传统行业进行集资诈骗，发展到利用房地产、发行等新兴产业从事集资诈骗。在集资诈骗不断泛滥的情况下，必须能够识别花样翻新的诈骗方法，才能够避免上当受骗。

4.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监督。只有建立起良好的监督机制，才能从制度上防止集资诈骗的发生。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实现了对集资诈骗的由乱到治，成功地遏制了集资诈骗的发生，保护了被骗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消除集资诈骗，不能单纯依靠人们的自我约束，自我防范，必须建立强力有效的监督制度。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集资诈骗监督制度。既要加强集资诈骗的国家监督，还要加强集资诈骗的社会监督。通过税务，审计和银行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建立有效的监督手段，对集资诈骗起到预防作用。

5.加强法制教育。集资诈骗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法制教育薄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法制教育，必须让人们更新观念。提高人们的防骗意识。集资诈骗是一种违法行为，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集资诈骗既损害了他人的经济利益，也破坏了公平互利、诚实信用的市场理念。集资诈骗的泛滥，是对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破坏。加强法制教育，更重要的是对董事长、总经理的教育。因为实施集资诈骗，董事长总经理是决策者，只有让决策者认识到集资诈骗的危害性，才能起到预防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爽.法治进步的晴雨表[J].法律与生活,2012(3下)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5

[案情]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收黄豆后再到收购点卖黄豆时，趁购买人不注意把购买人的流水帐上的百位或千位的1改成7或4、9（此时流水账仍在购买人的控制下），共骗取人民币20000余元，侦查机关以诈骗罪提请逮捕，问是否正确？

[分歧]对该案如何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应定诈骗罪，其理由是：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了欺骗手段，受害人对其财产处分是自愿的，即基于错误的认识，他是被骗了，而不是被偷了，所以应当定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该案应定盗窃罪，其理由是：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尽管使用了欺骗手段，但最终是通过实施秘密窃取行为，实现了对财物的非法占有，所以应当以盗窃罪定罪。

诈骗与盗窃本身就存在着交叉，是历来争论的焦点。两罪同属侵财型犯罪，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犯罪的主体均为一般主体，侵犯的客体同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主观方面都是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以上三个要件完全相同，区别在于客观方面嫌疑人究竟实施了何种犯罪行为，即在本案中财物的非法取得究竟是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的还是违背被害人意志取得财产的，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①也就是说，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对事实真相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出于真实的内心意思而自愿处分财产。但是并非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进而取得了财产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犯也可能实施欺骗行为。②例如，胡某打电话欺骗在家休息的老人张某：“您的女儿在前面马路上出车祸了，您赶快去。”张某连门也没有锁便急忙赶到马路边，胡某趁机取走了张某的财物。虽然胡某实施了欺骗行为，但张某没有因为受骗而产生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更没有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只是由于外出导致对财物占有的弛缓；胡某取走该财产的行为，只能成立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窃取是指以非暴力胁迫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首先，窃取的手段是和平的，窃取行为只针对财物而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以此与抢夺、抢劫等取财行为相区别。其次，行为人取得财物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即被害人是不愿让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至于窃取行为是否秘密则在所不问。通常情况下，行为人窃取财物时多不为被害人察觉，但并不是所有窃取行为都是在被害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保安人员在监视器中看到窃贼窃取财物。再次，窃取行为是排除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和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的过程，倘若只是破坏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关系而未能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便不是窃取行为。

本案中，笔者秉持第二种意见，即构成盗窃罪。嫌疑人刘某某虽然实施了欺诈行为把购买人的流水帐上的数字加以涂改，把百位或千位的1改成7或4、9，用以“偷梁换柱”，以少换多，但刘某某最终取得价款的手段是乘购买人不备偷偷涂改的，其偷改行为并没有被发觉。多出来的黄豆价款的取得并不是因为购买人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于刘某某，而是在没有防备情况下，被刘某某乘机涂改的，购买人并未放弃对多付出价款的所有权。因此，窃取行为才是刘某某犯罪目的得以实现的关键，刘某某的行为应定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以及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有意识地处分财产的行为所致，是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关键。这也符合著名学者陈兴良教授“被害人是否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是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的观点。③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诈骗罪与盗窃罪不易区分的情形，这主要是指行为人以欺骗手段为掩护或者制造假象，其目的在于趁人不备秘密取财的行为。对此行为，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对两者加以区分：一是要分析行为人所采取的行为的性质。盗窃罪中行为人选择“秘密窃取”作为占有公私财物的直接手段，而诈骗罪表现为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弄虚作假等方法使受骗人陷入圈套，进而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而处分财物；二是要分析受骗人在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影响下的主观认识。在犯盗窃罪的场所，被害人对自己财物的占有或控制关系之破坏毫不知情，而在犯诈骗罪的场所，被害人是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识进而“自愿”地处分其财物，是一种有瑕疵的意识表示；三是要分析被害人是否实施了处分其财物的行为。只要不是被害人因受蒙蔽而“自愿”交付财物给行为人，就不构成诈骗罪，而只能构成盗窃罪。如果处分行为是受骗人在因受欺骗而产生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自愿”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则构成诈骗罪。

注释：

① 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页。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6

关键词：网络诈骗；安全教育；高校大学生

现代网络化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知识的重要途径，网络已和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然而网络诈骗现象却源源不断，以各种形式和手段损害着人们的利益，近些年，网络诈骗更是走向校园，给高校安全教育带来严重的隐患。

一、网络诈骗侵蚀校园的原因分析

校园是人们眼中最圣洁的地方，那里是象牙塔的顶端，那里正孕育着祖国的未来，然而随着网络繁荣时代的到来，网络逐渐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像一把双刃剑“刺向”了大学生的眼球，她带来了便捷的同时，也给校园安全带来了无形的隐患――网络诈骗。分析近些年大学生网络受骗的案件，不难发现其中有以下原因：

首先，大学生思想单纯，容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现如今的大学生大多都是1995年左右的一代，他们刚刚从高中的课堂走入大学校门，与社会接触少，缺乏社会阅历，即便有些同学也会暑期实践和打工，也是暂时的，时间持续不长，接触范围不广，比起久经社会的职场人士，大学生对待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思想单纯，思维方式更简单直接。因此，大学生群体更容易相信他人，安全防范意识薄弱，不法分子抓住了大学生的这些心理，把“魔爪”伸向校园。其次，大学生对网络的需求性强，安全意识薄弱。高校校园是我国网络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大学生是网络主要使用者，他们较多的接触网络，更多的是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网络游戏、网络购物、浏览网页、网络交友视频等方式逐渐占据着大学生的生活空间。常有大学生感叹，“没有网我们怎么活”！大学生较强的网络依赖性，使他们成为不法分子“下手”的主要对象，给网络诈骗提供可乘之机。最后、网络诈骗的隐蔽性，不易被大学生识别。网络诈骗的隐蔽性表现出犯罪工具智能化、手段多样化、专业性强等等现象，计算机比起传统的作案工具，本身就具有智能化和专业性强的特点。如今的网络不法分子具有熟练的计算机技能，具备一定的网络专业知识，经常使用网络聊天和电子通信工具，有的甚至还是网络黑客和金融知识的高技术人员。犯罪手段更加多样，窃取银行账号、信用卡账号，采用电子邮件转发账单、远程登录等手段篡改用户信息，这些智能化、专业化的犯罪手段往往被大学生忽视，很难被识破。

二、当前我国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现状

现今，大部分高校为保证网络安全，都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在网络硬件和技术上进行技术开发和建设。网络安全教育作为高校安全教育的重要部分，经常被忽视，网络欺诈行为时常侵蚀校园的现象给高校安全教育带来新的隐患。

（1）高校网络安全教育发展滞后。网络速度的不断更新，网络欺诈手段层出不穷，网络安全隐患也随之变换新衣。解决层见叠出的网络欺诈问题，几次普法知识讲座是无法治疗根本性问题的。根据当下高校的安全教育形势来看，对于网络安全教育的意识显然是滞后的。从教育内容来看，我国现行的教材中提及的网络安全教育，落后于当前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赶不上学生群体电脑使用脚步。从教育方式来看，高校对于网络安全教育，更多的是采用已发生的案例，讲解网络安全案例发生的原因、分析案件造成的后果。由于教材中的案例发生日期过于久远，根本起不到预防作用，产生失效滞后的影响。

（2）高校对网络安全教育效果不明显。网络安全教育并没有作为重要内容出现在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中，只是以短短的篇幅呈现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本的章节里，所描述的内容也并不是整本教材的重点，在教学过程中往往被剪短的略过。由于目前高校没有创新网络安全教育方法，依然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灌输给学生的是枯燥的理论知识，并不能从本质上提高学生们对于网络诈骗案的认识以及预防意识。在设置教学计划的时候，很少将其纳入教学目标之中，从而没有引起重视，以至学生的不在乎，课堂的不严谨等等导致了网络安全教育效果不显著。

三、加强高校网络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预防网络诈骗意识

提高大学生预防网络诈骗意识，是高校开展网络安全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高校应提高对网络安全教育的重视度，把它列入学生工作的一部分，才能从根源上有效的预防网络诈骗案件再次侵袭校园。

（1）更新网络安全教育的内容，加强预防网络诈骗的宣传。网络安全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也会发生新的变化，需要注意和预防的问题也会应运而生。高校安全管理不应该坐以待毙，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的网络安全挑战，及时更新网络安全教育内容。首先，应认识到网络教育对于和谐校园的重要性，把它纳入教学计划之一，提高网络安全教育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其次，高校应结合社会实际现状，融入当下校园中遇到的网络诈骗案件，增加网络教育的内容，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宣传。最后，在教学内容中，更新网络安全技术。例如，如何预防和处理黑客和计算机病毒的攻击等等。

（2）改进网络安全教育方法，提高大学生预防网络诈骗的意识。防御网络诈骗的意识的方法多种多样，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堂理论教学这一种形式上，应结合课堂理论知识，加强实践活动教学，提高学生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多开展些趣味性的宣传活动，组织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例如法制知识竞赛，拍摄网络诈骗主题微电影，组织攻克计算机病毒兴趣组，创立网络安全教育社团等等。这些寓教于乐的活动成为理论教学的第二课堂，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随着网络安全教育方法的改进和推广，有更多的学生会主动了解网络安全知识，从而提高了预防网络诈骗的意识。

预防网络诈骗是高校安全教育的重要课题，高校应与时俱进，联系社会实际，跟新网络安全教育内容改进网络安全教育方法，提高大学生预防网络诈骗意识。防范网络诈骗侵蚀校园，构建安全、和谐、稳定的高校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7

[关键词] 商业保险；保险欺诈；反欺诈；对策

[中图分类号] F620 [文献标识码] B

HIAA对保险欺诈的界定是：“在与保险合同相关的要保、费率制定、保费支付、保单签发、核保理赔、复效等各环节中，一切通过故意误述、隐瞒信息，颠倒是非，而导致合同另一方受到损失或放弃权利的行为。”

一、新形势下我国保险欺诈的变化趋势

自从商业保险产生之日，保险欺诈便如影随形。不管是保险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保险欺诈一直是保险业发展中的痼疾。近年来，保险欺诈现象越来越严重，欺诈的方式和手段不断翻新，涉案金额不断刷新。商业保险公司因保险欺诈导致的非正常支出也在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每年因保险欺诈产生的费用高达上千亿美元，比例占到保费收入的10%―30%，最高甚至达到50%。而在我国，保险欺诈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据保监会数据，2013年各级稽查部门共累计查实违法违规资金23亿元、违法违规行为118项，对639家机构和820人实施1764项次行政处罚，指导协调保险公司完成责任追究172起案件，组织行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车险欺诈案件2375起，涉案金额1.37亿元，挽回经济损失7580万元；对6.7亿元股本资金来源、4531家新设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反洗钱制度进行反洗钱审查，对1万多名高管进行反洗钱培训测试。保险欺诈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业不得不面对的共同难题。近年来，保险欺诈手段和方式不断翻新，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征。

（一）利用新《保险法》的漏洞进行欺诈的现象日增

《保险法》诸多条款的修订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但相关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其中部分条款给了欺诈者的可趁之机。新《保险法》第十六条“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该条款就是俗称的“不可抗辩条款”，该条款旨在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但是同时也给了保险欺诈可趁之机。30天与两年“抗辩期”的设置，激发了投保人欺骗保险公司的侥幸心理，增加了保险公司反欺诈的成本和难度。这样一来，投保人带病投保或者隐瞒财产风险，只需隐瞒超过两年，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将近乎无条件赔付。近年，类似案件有直线上升趋势。同时，对于如实告知方面，要求保险人承担举证义务，这同样也加大了保险公司反欺诈的困难。

（二）车险欺诈案数量激增，涉案金额屡创新高

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保险赔案大幅增加，涉嫌欺诈的案件也与日俱增。据保守统计，2013年全国发生车险欺诈案就有2375起，涉案金额达到1.37亿元。以江苏为例，2014年7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公安厅、江苏保监局联合召开新闻会，公布2007年至2013年江苏十大典型保险诈骗犯罪案例。据统计，当前江苏95%的保险诈骗案件发生在车险领域，且呈骗取资金小额化的趋势。十大诈骗案中有9个涉及车险，单次骗赔金额一般在5万元以下，有酒驾顶包、倒签单、人伤诈骗、套牌等类型。2013年，江苏机动车保有量为1600余万辆，发生交强险赔案180余万件，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事故多发等因素使车险领域成为保险诈骗的重灾区。2014年8月，江西九江瑞昌市公安局破获一起骗取车辆保险案，嫌犯涉嫌策划事故现场骗保60余万元。这是江西目前破获的涉案金额最大的车险骗保案。据经侦部门粗略统计，在江西的保险类诈骗中，车险诈骗也占到近90%。此外，车险欺诈开始向团伙化、专业化、职业化转变。

（三）利用网络信息平台进行保险欺诈

互联网保险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近期中保协的《互联网保险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一季度，已有47家人身险公司开展了互联网渠道销售（以下简称网销）经营业务，网销年化规模保费共计27.12亿元，占一季度人身险行业保费总收入的千分之五点三，也就是说每1000元人身险保费中有5.3元是通过网销实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投保后诈骗保险金、利用互联网非法经营保险业务以及在网络支付环节盗划、侵占保险客户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也随之出现。互联网保险同样也使得“逆选择”有加重趋势，比如由于家族病史等原因，很多觉得自己患病几率高的客户会通过互联网主动来买重疾险等健康保险，类似的逆选择行为让保险公司的核赔部门极为棘手。

（四）跨境保险诈骗案增加且金额巨大

近几年，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加，民众跨境流动频繁。涉及跨境保险诈骗的案件也剧增，且往往涉案金额巨大。以香港为例，2013年香港廉署捣破一宗诈骗集团跨境行骗香港保险公司案，涉及赔偿金额达1800万元。诈骗集团在内地招揽“卖眼”人，刺瞎他们的眼睛，然后安排他们到香港冒充保人追讨工伤或交通意外赔偿，两年来成功诈骗980万元保险赔偿。

二、反保险欺诈的对策与建议

保险欺诈是一个产生原因复杂、表现形式多样、甄别困难、影响恶劣的顽疾。要彻底根除绝非易事，只能通过全社会尤其是保险行业自身加以足够的重视，并在保险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创新反欺诈的机制、完善相关的策略和方式手段，以期降低保险欺诈发生的概率、减少因欺诈造成的损失。

（一）进一步完善《保险法》

《保险法》中协调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关系的诸多条款，大多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为主，这类条款的实施，固然可以带来积极影响，但在实务中难免失之偏颇。例如，《保险法》中所涉及的用来约束保险人的“不可抗辩条款”的2年“抗辩期”有些短了，可以考虑增加期限，增加至3年甚至更多，这样可以减低保险欺诈的风险；《保险法》第30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一条常在保险纠纷中被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当做挡箭牌加以滥用，一旦当事人以欺诈为目的，保险人相当被动。对于这样的条款，可以考虑在下次修订时加一些约束条件，平衡双方关系；《保险法》第22条第2款：“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一次性”的要求过于苛刻和片面，因为不同的案件，所需提供的资料千差万别，保险人也不能对所有的证明材料和法律文件都完全熟悉，而且案情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该条款容易给有意欺诈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借口，成功隐瞒部分对其不利的事实；《保险法》第27条第3款：“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一条对于保险欺诈者基本上没有任何惩罚性措施，换句话说，保险欺诈实施者几乎没有任何违法成本，极为不合理。从反欺诈的角度来看，应该增加惩罚性的内容。

（二）借助外力，建立保险业反欺诈联盟

保险欺诈在几乎所有的保险业务类型中都存在，涉及医疗、交通安全、财产损失评估、技术检测等各个领域。而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不可能设置所有相关的专业技术机构和专业人员。这就需要保险行业机构合理的借助外力。

一是加强跟其他部门的合作。在医疗保险欺诈中，涉及到带病投保、医疗费用在不同疾病之间混搭、医患串通骗保等诸多问题。这就需要保险公司找到可行性的方式加强与医院的沟通和协作，加大对涉赔案件中医患的监督力度。在机动车辆保险中，交强险连年亏损，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保险欺诈的频繁发生。对于防欺诈的前线部门，交通执法部门的处理事故的原则和惯例对保险理赔的影响非常大，执法不严、徇私案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导致了许多问题，因此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机制是保险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是与有关商业机构建立合理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反欺诈模式。

对于商业机构来说，首要目的是追求利润，在这个过程中，监管不力、制度设计缺陷都有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案件的滋生。在保险理赔案件中，也时有发生。以机动车辆保险的理赔为例，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和亲身经历，发生交通事故和车辆受损之后，汽车“4s”店和修理厂是欺诈的主要共同实施者，由于保险公司对于非人员伤亡的案件一般不会派人亲自前往查勘定损及监督维修。为了方便快捷的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与汽车修理厂之间通常都有类似于“空中理赔”这样的远程定损理赔模式。在利益的驱使下，夸大车损程度、伪造事故证明成为家常便饭。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保险公司与有关商业机构建立合理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反欺诈模式。

三是深化完善黑名单制度。近年来，针对保险欺诈的愈演愈烈，江西、甘肃、江苏、四川等省市开始建立“黑名单“制度。以江西为例，2013年12月9日，江西保监局建立了保险欺诈黑名单，首批名单共15人全部录入系统。省保险业收集整理近年来保险欺诈案件涉及的违法违规单位、人员名单，经审核后录入江西保险从业人员管理系统实现行业共享。该黑名单主要包括理赔过程中索要贿赂、弄虚作假受到多次有效投诉的查勘员和实施保险欺诈的汽车修理厂和投保人。“黑名单”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使其成为反保险欺诈的利器。

四是跨境的反保险欺诈协作。随着跨境欺诈案件的增加，加强境内外保险反欺诈的协作显得愈加重要。网络信息时代，境内外的相关机构可以进行保险欺诈与反欺诈的沟通交流与信息互换。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是为了打破信息壁垒，数据在集合形成合力后才能发挥重大作用。以欧洲保险及再保险联盟建立的“理赔与承保交换网”（CUE）为例，该网络通过在投保和理赔两个环节进行审查，发现并制止恶意投保、确认诚实保户，建立理赔的历史档案以防范潜在的欺诈者。2014年9月2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反保险欺诈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两岸四地的保险界同仁齐聚一堂，就反保险欺诈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总结了近年来两岸反保险欺诈工作成效、保险欺诈犯罪形式分析与技术应用、两岸保险业反欺诈实践及其经验。这种模式是保险反欺诈的有效途径，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扩展。

（三）进一步加强商业保险公司内部的反欺诈力度

在该层面进行反欺诈的主体是保险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具体而言，这一微观层面的工作包括：

一是加强对反欺诈人员的业务培训。以高新强责为抓手，培养一支职业道德可靠、业务水平过硬的反欺诈专业队伍。

二是提高核赔的质量，把好欺诈风险控制的第一关。

1.在商业保险公司内部设立专职反欺诈的部门，即“SIUs”（special investigative units）。这在美国等国家已成为普遍现象。

2.引入“red flag systems”，在该系统中，凡具有欺诈倾向的要保和索赔行为都会被标注为“redflag”，从而可以引起核保理赔人员的注意，及时捕捉欺诈行为。当然，这是需要建立在前期各种欺诈行为的收集、积累基础上的。

三是完善理赔程序。

1.引入“provider profiling systems”，该系统能监督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及时发现客户在接受医疗服务时，医疗方有无滥用药品等费用上的欺诈行为。

2.引入“advanced data analysis”，该系统着眼于前期的大量理赔案件，并通过长期的调查，能检查出有组织和预谋的欺诈行为，使得欺诈者故伎重演时难以得逞。

[参 考 文 献]

[1]高青.保险公司车险理赔风险管理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S1）

[2]洪旭斌.保险欺诈及对策探讨[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4（3）

[3]张键，臧笛名.保险欺诈类型分析及防范对策――基于对吉林省保险欺诈现状的的调研[J].吉林金融研究，2014（4）

[4]纪超丽.浅议保险欺诈中的证明责任[J].现代经济信息，2014（14）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8

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以信息资源为载体的智能化、科技化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尤其是近些年来电话诈骗犯罪在全国各地呈爆发式发展态势，严重侵害了公私财产，影响了社会稳定。而透过电信诈骗案，又可以清楚地看到，诈骗类犯罪的源头在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犯罪与日俱增，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而且对于公民的财产权利的保护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一、电信诈骗案例简介

案例1：冒充老师称学生抢救急需钱 电话诈骗被判刑

2010年10月，被告人董克勇、董昌桥、杨勇、杨雄飞（另案）等人通过电脑在网上搜索查找到某学生信息。随后，他们在湖北省利川市以老师和医生名义打电话给家住酉阳县桃花源镇城北车站的冉某（该学生的母亲），谎称其孩子因患急性脑膜炎在重庆市西南医院动手术，急需用钱，并要求冉某向其指定的账户内汇款30000元。接到电话后，冉某信以为真，心急如焚，将30000元人民币汇入该团伙指定的账户，后被被告人取走其中的19000元。得手后三被告还不满足，从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三被告人又采取同样的手段在湖北省利川市分别对被害人廖某等人实施诈骗，共骗取被害人现金821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董克勇、董昌桥、杨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故判处被告人董克勇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判处被告人杨勇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判处被告人董昌桥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案例2：网上购买个人信息冒充电视购物诈骗 千余人上当

近日，在河北公安部门破获的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购买个人信息，打着电视购物中心回馈赠品的名义实施诈骗，案件涉及全国4400多名消费者。2012年12月11日，秦皇岛市抚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留守营派出所在对当地一个临时搭建房屋例行检查时发现，犯罪嫌疑人赵某伙同邢某等15人，在这家出租房内通过架设虚假电话号码，以北京电视购物中心回馈物品为名骗取被害人邮寄费、包装费、广告拓展费。据犯罪嫌疑人赵某交代，他通过网络购买个人信息的名单，有的两分钱，有的两毛钱。根据公民的准确的个人信息给机主打电话以取得机主的信任，继而实施诈骗行为。截至本文截稿时，此案尚在审理之中，暂无审判结果。

以上两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此类案件的看法大家说法不一，争论的热点主要在于被用于电信诈骗的公民个人信息是如何泄露的？公民的个人信息究竟包含哪些信息？在电信诈骗过程中所触犯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否应当数罪并罚？

二、电信诈骗背后的思考

1.电信诈骗案源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

（1）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

以上两个案例其犯罪模式和手法有很多的相似处，都是通过先获取公民的准确个人信息，以打消受害者的怀疑，而受害者都是出于对犯罪分子的信任而自动处分财物。而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笔者比较赞同如下观点：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与公民个人信息存在关联并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种族、肤色、肖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情况、、思想观点、爱好、受教育情况、财产状况、血型、指纹、病历、职业经历、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都属于他的个人信息。

（2）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社会危害性

“诈骗案件，有七成以上与公民信息泄露有关。”针对当前各类诈骗案件频发的现象，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李昌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据统计，同安区法院近三年来共受理诈骗案件78件，其中涉及公民信息泄露的案件就有60件。由于获取公民信息成本比较低，多数诈骗嫌疑人运用网络搜索，寻找到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的人员，支付几块钱就能快捷地获取大量公民信息。当前因出售个人信息而引发犯罪的现象层出不穷，呈现出分工协作、产业链完整、团伙作案的特征，并且有蔓延的趋势。相关资料显示，湖南公安机关日前查获了一家非法调查公司，名字相当唬人，叫做“中国资源部”。该公司收集的公民信息更是惊人，初步估计总量超过1.5亿条。其中一个名为“浙江富豪20万”的数据包内，详细列出了“富豪”们的家产、手机号、住址等，受害者的隐私一览无余。

2.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途径

针对个人信息的泄露途径问题，笔者进行了社会调查，总结如下：（1）因持有个人信息的单位保密不严导致泄露。一些需要登记、保存个人信息的单位、部门由于缺乏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存在泄露客户身份资料现象。（2 ）因个别单位、人员从事个人信息非法交易故意泄露。如今，个人信息如同商品，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诈骗集团为了得到个人信息资料，常常以高价从各种渠道买来各类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交易逐渐成为一种黑色产业链在全国蔓延开来。 （3）因现实生活中使用的个人信息的各种途径导致泄露。我们在求职应聘、购房办证、银行开卡等各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个人信息，其中一些环节就会轻易地泄露自己的信息。 （4）因网上留存个人信息保密性差导致泄露。个人在上网时往往需要注册一些账号，填写一些个人信息，而这些上网所留下的个人信息资料保密安全性极低，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途径。（5）职业黑客为获取高额利益窃取个人信息导致泄露。一些黑客为了谋取利益，利用木马程序等黑客手段直接从个人电脑或者单位网站上大量获取网络个人信息资料，并将其转手倒卖，再用很低廉的价格在网上出售，极易引发相关诈骗犯罪。

3.本文案例的罪刑法定问题

由于我国刑法的滞后性，我国现有刑法并没有规制电信诈骗行为的条文，而基于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现行判决都是根据诈骗罪来判决的。而在实际操作中，电信诈骗罪与诈骗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电信诈骗罪主要是以电话短信的方式骗取当事人钱财数额较大的行为，而我国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由此看出，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明显要比电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丰富。因而，针对电信诈骗的行为，直接按诈骗罪进行处罚，笔者认为有些欠妥。笔者建议成立电信诈骗罪，针对通过电信手段诈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进行详细的立法规制，以至更好地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与秩序价值的统一。

通过案例1的判决结果可知，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同电信诈骗进行数罪并罚，而是只以诈骗罪进行的处罚，学界有的观点认为本案中所体现的电信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行为目的和手段上具有牵连关系，择一重罪处断。还有观点认为，本案中所涉及的两罪存在吸收关系，诈骗罪吸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仅成立诈骗罪。

笔者不赞同以上的观点。首先，购买信息的行为和实施电信诈骗的行为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并不存在吸收的关系。而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此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随着信息处理和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兜售房主信息、股民信息、商务人士信息、车主信息、电信用户信息、患者信息的现象，并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因此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社会危害性同样不可小觑，笔者认为应该对两罪进行数罪并罚，这样才能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与效果的合一，彰显社会正义。

三、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

1.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保护法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为我国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专门法的出台上提供了借鉴。美国国会自 1974 年通过了《隐私权法》这部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最重要的基本法律之后，又陆续通过了《电信通讯隐私法》、《电话消费者保护法》、《驾驶人隐私法》等十几项单行法律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保护。1984 年英国的《数据保护法》就是代表性的立法，该法案基本上承袭了欧盟理事会 1981 年的《有关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协定》的内容，该法案就取得、持有、使用或者披露有关个人信息的处理过程做出了规定。另外，英国的 1992 年《犯法案》和 1999 年《青少年审判和犯罪证据法案》也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德国立法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高度重视，不仅在普通法中有着明确、详细的规定，而且还制定了一些特别法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如 1977 年制定的《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信息与通讯服务法》及 G-10 法案等等。

鉴于刑法保护的最终性和局限性，仅仅依靠目前刑法规定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是不能有效的应对纷繁复杂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的。并且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文，本身还有一点法律空白点是有由于刑法的谦抑性而不能详尽规定的，比如犯罪主体的认定，行为方式的认定，情节严重的认定等待。这就需要我国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来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专项保护。

2.提高执法力度，为公众信息开启“防护盾”

在刑法介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前，我国相关行政部门也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对本类行为进行管理，但是多因管理主体不明确、具体措施力度小等导致效果差强人意。即便如此，笔者认为并不能就此认定行政手段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不发生作用，相反笔者认为在保护公民和人信息体系方面，行政手段具备不可替代的地位，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对于此，笔者对相关行政部门有如下建议：（1）加大打击力度针对此类案件高发态势，应加强打击力度，提高破案效率，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及时消除社会影响并挽回经济损失，对其他犯罪分子也能起敲山震虎的作用。（2）加强部门协作由于此类案件往往通过网络、电话等媒介进行犯罪活动，因此，应加强与网络、电信等部门的协作，第一时间掌握犯罪线索。（3）强化对外宣传。通过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宣传打击此类犯罪的行动和成果，揭露此类犯罪的作案手法，教育引导群众提高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和能力。

3.加强社会教育与监督，提高公民自身防范意识

除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公民也要有个人信息的保密意识，在填写个人信息资料时并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除了填写必须要填写的内容外，应尽量不要提供与个人相关的任何敏感信息，有必要时刻提供一些虚假的信息。如可填写虚假的姓名、真实的地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个人敏感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在向陌生人、私人机构提供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私人信息时要提高警惕性；作为消费者有权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表明需要保密的态度，要求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在提供的有关证件复印件上明确标示出专门用途等。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公民上网时，应该注意一些黑客站点和不良网站。防止这些站点对个人信息的侵害。

综上，建立一个诚信、彼此尊重的和谐社会是我们的追求，更是社会得以长远发展的基石。在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利益最大化冲击下，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更是不容忽视，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依靠刑法手段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适当是合理并切实有效的。但笔者认为应当集合立法、执法、司法、社会监督以及公民自身的自律性来多管齐下，合力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

[1]张娟娟.电话诈骗犯罪案例分析[D].重

庆大学，2012年5月.

[2]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

[3]高铭暄.刑法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4]李粤川.利用虚拟电话实施诈骗犯罪之

案例分析[J].案例分析，2010 -5.

[5]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题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吕艳滨.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几个问题

[J].当代法学.2006.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9

关键词：诈骗罪盗窃罪处分行为

诈骗罪和盗窃罪是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的两种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犯罪，这两种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客观方面。通常情况下，诈骗罪和盗窃罪是比较容易分辨的，但是在二者彼此交织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加以区分。本文通过对若干案例的分析以及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比较，认为诈骗罪和盗窃罪的的区别在于：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结果。如果被害人最终的财产损失是由于自己的处分行为，则行为人构成诈骗罪，反之则以盗窃罪论处。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女，30岁，河南南阳市人，小学教师。

被告人陈某在广州市买得假金项链一条，于1998年3月15日来到上海。当天她在上海商场金店，见柜台里放有一条重24.09克，价值人民币4600.30元的金项链，与她买的假金项链式样相同，遂产生以假换真的邪念。她随即到黄埔商业大厦买得金坠一个，签字笔一支，并将金坠的重量标签涂改为24.09克系在假金项链上。然后又返回上海商场金店，以挑选金项链为名，乘售货员不备之机，用自己的假金项链换了真金项链。次日，陈某将金项链卖掉，获赃款1000元。尔后，陈又前往广州买得假金项链11条、假金戒指9枚及涂改液等物品，于同年3月26日返沪。3月28日陈再次来到上海商场金店，采用上述手段，以假换真换得一条重11.09克、价值1218.30元的金项链。当天，陈又以同样手段调换一条重19.78克、价值2213.90元的金项链时，被售货员发觉，当场将其抓获。案发后，陈某认罪态度尚好，能积极退还赃款。

陈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陈某用假金项链换取真金项链，是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装购买金项链，在挑选时乘售货员不备，以假换真，秘密窃取金项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第三种观点认为，陈某为非法占有金项链，既采取了欺骗行为，又采取了窃取行为，两种行为分别构成了诈骗罪和盗窃罪。其中诈骗是手段，盗窃是目的，两者具有牵连关系，按照处理牵连犯从一罪处断的原则，应以其中法定刑较高的盗窃罪定罪处罚。（上述内容引自陈兴良主编《刑事疑难案例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①也就是说，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对事实真相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出于真实的内心意思而自愿处分财产。在这里形成了一系列的因果关系：由于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得被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这个错误的认识又导致被害人做出了有利于行为人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在这个因果链条上，欺诈行为是起因，是行为人所有活动的集中。错误认识不仅是连接欺诈行为与处分行为的中介，也是行为人的骗财行为能否得逞的关键。如果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不足以使被害人对事实真相产生误解，被害人自然不会做出对自己有害却对行为人有益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处分行为是结果，它实现了财产在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的转移，使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最终得逞。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窃取是指以非暴力胁迫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首先，窃取的手段是和平的，窃取行为只针对财物而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以此与抢夺、抢劫等取财行为相区别。其次，行为人取得财物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即被害人是不愿让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至于窃取行为是否秘密则在所不问。通常情况下，行为人窃取财物时多不为被害人察觉，但并不是所有窃取行为都是在被害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保安人员在监视器中看到窃贼窃取财物。再次，窃取行为是排除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和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的过程，倘若只是破坏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关系而未能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便不是窃取行为。

在本案中，被告人陈某虽然实施了欺诈行为把金坠的重量标签加以涂改，系在假金项链上，用以“偷龙转风”，换取真的金项链，但陈某最终取得金项链的手段是乘售货员不备自行调换，假金项链所起的作用是为陈某的盗窃行为作掩护，使得盗窃行为发生后不会被即时发觉。真金项链占有关系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售货员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于陈某，而是在没有防备情况下，被陈某乘机调包。因此，窃取行为才是陈某犯罪目的得以实现的关键，陈某的行为应定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此外，陈某的行为也不属于牵连犯。所谓牵连犯是指犯一罪，其方法或结果行为触犯他罪名的犯罪。具体说，行为人的目的，仅意图犯某一罪，实施的方法行为或实施的结果行为，另外触犯了其他的不同罪名，其方法行为或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这种犯罪现象就是牵连犯。②构成牵连犯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行为人实施的两个行为都必须是分别构成犯罪的行为，如果其中一个行为不能独立成罪，就不能成立牵连犯。在本案中，被告人陈某在实施盗窃犯罪行为的过程中，的确有以假乱真的欺诈行为，但这一行为并不能使售货员陷于认识错误，从而处分财产。陈某的欺诈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不能单独构成诈骗罪。因此，陈某的行为不能成立牵连犯，谈不上从一重处断的问题。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以及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所导致的，这是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关键。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界定，就不难区分。即使是在诈骗行为和盗窃行为相交织的犯罪活动中，只要看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的过程中其关键作用的手段是什么，也不难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有学者认为，“被害人是否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是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③笔者认为，“陷于错误认识”是成立诈骗罪的前提条件，是界定诈骗行为罪与非罪的一个要素。如果不是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自己的财产的，则相对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诈骗罪。本文探讨的是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陷于认识错误”是被害人处分行为题中应有之意，无需再特别加以表述。否则，会把人们注意的重点转移到“错误认识”上去，而事实上关键在于处分行为。

在一般的诈骗行为中，通常只涉及到加害方和被害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处分”的含义不会产生太大的分歧。但是在遇到诈骗中的特殊情形——三角诈骗时，就需要对“处分”的含义作进一步的解释了。在三角诈骗中，除了行为人与被害人以外，又加入了没有过错的第三人，而且被行为人欺骗是第三人，不是处分财产的被害人。其中最典型的是诉讼诈骗。行为人以欺骗的手段让法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错误判决，并因此而不法得财或得物。在诉讼诈骗中，被欺骗的只有法官而已，被害人本身非常清楚事实的真相，是不会被欺骗的。行为人是利用法官手中的公权力，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这就与通说对诈骗罪的描述有了些许的差别，被害人对财产的处分不是基于错误认识，而是迫于公权力的压力。有学者这样解释诉讼诈骗：“欺诈行为的对方只要求是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的人，不要求一定是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④笔者同意这个观点。欺骗的目的是获得财物，无论被欺骗的人是否是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只要具有处分该财产的权限或地位，行为人的目的都能够实现，这与直接欺骗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并取得财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例如：甲经常出入超市，发现购物者付款后，总是丢弃发票或收据。某日，甲在超市捡起妇女乙的购物收据，要求乙把所购之物交还，乙怒斥，与甲争吵。超市召警，警察无法分辨真相，要求乙交出所购物品给甲，因为甲有购物凭证。事后有人指出，甲曾在其他超市，使用同一手段，多次不法获得财物。有学者认为，甲成立盗窃的间接正犯。甲利用不知情的警察在处理事端时，对于乙形成心理压力而交出财物。乙在此种情况下交出财物，没有同意的效力。乙的持有被破坏，甲就此建立了自己的持有。甲不成立诈欺罪，是因为乙的“内在的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交出财物不是处分财产。⑤笔者认为，本案的情况类似于诉讼诈骗。甲和乙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仅凭甲手中的购物凭证，乙是不会交出财物的，也就是说，甲的欺诈行为对乙不起任何作用，但是甲利用了毫不知情的警察。虽然在本案中，警察没有权力决定财物的归属，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警察是公权力的代表，警察的介入或多或少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乙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即使明知事情的真相也只有无奈的交出财物。问题的关键在于乙交出财物的行为是否是对财物的处分？“处分”应当如何理解？该学者认为，不构成诈骗罪的理由是，乙的“内在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交出财物是迫于警察造成的心理压力，而不是乙自己的自由

意思决定，这种交出财物的行为不是对财产的处分，因此也就不成立诈骗罪。处分权是所有权四项权能中的一项，它的行使攸关财产的命运，传统民法认为这一权能只能由所有人自己行使，非所有人不得处分他人的财产。处分财产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要求行为人做出这一行为时其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本案中，乙交出财物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心理压力不得不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因此，乙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其“处分”行为是无效的。笔者认为，处分行为有效要求的是意思表示真实，只要当事人对自己交出财物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基于这个清楚的认识交出了财物，那么他的意思表示就是真实的，处分行为也是有效的。本案中，尽管乙处分财产的行为是由于警察的介入而被迫做出的，不符合其内心情感，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为乙对自己的行为是在处分财产是有清楚的认识的，并且自愿做出了处分的行为。如果像该学者所说的，在面临心理压力情况下所做的决定是“内心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的决定，是无效的，那么所有的法院裁决，行政裁决的执行都是无效的。因为纠纷的处理结果必然损害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纠纷的任何一方都不希望自己遭受利益的损失，在执行有损自己利益的裁决时都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即“内心的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的处分行为岂非都是无效的？其实，只要对处分行为及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基于这个认识做出了处分行为，哪怕这种处分是有违内心情感的，都应该认为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处分行为是有效的。总之，关键不是“愿不愿意”，而是“知不知道”，当然，“知道”的前提是对事实真相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在对处分行为没有认识时，如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其处分行为无效。行为人从没有处分能力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那里取得财产的，因为被害人没有处分行为，所以行为人取得财产的行为与盗窃无异，只成立盗窃罪。

参考文献：

①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页。

②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0页。

③陈兴良主编：《刑事疑难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

④同①，第780页。

⑤林东茂：《诈欺或窃盗─一个案例的检讨》，《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

诈骗案例及分析篇10

记者近日从常山县公安局采访获悉，这起“1・06冒充网店客服特大网络诈骗案”，不仅是全国破获的首例冒充网店客服诈骗案，更是一次打击通讯网络诈骗案背后隐秘产业的经典案例。

网店开张当天被骗

2016年1月6日，对于40多岁的常山市民严女士来说，本该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从没在网上做过生意的她，当天在别人帮助下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店内专卖胡柚等土特产。

网店开张当天下午，严女士满心期待的第一笔“订单”就出现了。但她不知，这是一次通讯网络诈骗。

“严女士先是接到一名买家发来的消息，对方声称要买她店里的土特产，于是严女士热情地和对方进行了沟通。”专案组民警邓林飞说。

操控这个“买家”账号的，其实是一名诈骗嫌疑人。在一番假意沟通后，对方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假的“网店交易不成功”网页截图发了过来，询问和催促严女士赶紧解决，并套取了她的QQ号码。

严女士不熟悉网店操作，看到这张截图后也懵了。此时，她看到自己QQ上出现了一个“网店小二”账号的好友验证信息，对方自称是“网店客服”，并称发现严女士的网店存在一些问题，将协助解决。

操控这个所谓“网店小二”账号的，也是一名诈骗嫌疑人。当时正在着急的严女士没多想，就添加了对方为好友。接着，对方以交易不成功是因严女士的网店没有缴纳“保证金”、开通“假一赔三”和“七天包换”服务等所谓的理由，要求她支付相应费用。

从当天下午5点一直到当天晚上8点，对方先后发来了多个付费二维码，严女士都按要求扫描这些二维码付了钱。之后，对方又发来一个银行卡号，她又按要求进行了转账。

“短短4个小时里，严女士就被骗走了11万元。直至身上钱没了，她去找家人借钱准备继续向假客服转账时，才在家人的提醒下发觉可能被骗。”邓林飞说。

警方拨开层层“迷雾”

实际上，类似严女士这样的被骗经历，此前已在我国多地不断发生，衢州警方也曾多次利用各种渠道，发出过对这种通讯网络诈骗手段的防范提醒。

“从国内的发案情况看，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基本是新开网店的店主，他们被假冒网店客服身份的嫌疑人以网店经营需缴纳所谓‘保证金’等理由骗走钱财，被骗金额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常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施文杰说。

接到严女士报警后，常山警方通过初步侦查，发现严女士案件中的一名嫌疑人账号曾在全国50多起同类案件中出现，涉案总金额达300万余元，于是将这些案件串并，并组织精干警力展开侦破。

然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想要找到这起案件背后的嫌疑人谈何容易。专案组民警所要面对的，是一层又一层的“迷雾”。

经查，犯罪嫌疑人发给受害人的付费二维码，实为几家网络点卡平台上用于代付游戏点卡、话费充值卡而生成的付费二维码，受害人扫描付费等于是帮嫌疑人购买了游戏点卡或话费充值卡。受害人向嫌疑人的银行卡号转账后，资金并未被取现，而是被嫌疑人用虚拟账户购买了游戏点卡、话费充值卡。

“我们去查嫌疑人买点卡时用的虚拟账号，结果发现这些都是从中介手中批量租用、一次性使用的虚拟账号，并且不同时段使用这些虚拟账户的人频繁变动，继续追查会扰乱和误导侦查方向。”施文杰说。

于是，专案组民警又从银行卡流通渠道入手。

经查，使用这张银行卡的并非卡主本人，而是出售给中介后流向嫌疑人手中。

通过追查银行卡，警方发现这张卡经层层交易到了福建三明，但现已停止使用，说明嫌疑人可能会定期更换银行卡，因此这条线索也无法再追查下去。

但办案民警没有气馁，通过对物流、车辆、人员轨迹等基础信息分析研判后，发现了嫌疑人在福建三明的踪迹。经过对可疑地点进行持续蹲守和跟踪排查，办案民警发现了几名可疑人员身份。

在福建警方配合下，一个以福建籍男子朱某、曾某等人为首的涉案团伙浮出水面，其藏匿和作案的4处窝点也被发现。

2016年3月18日，常山警方调集警力赶赴福建展开收网行动，抓获该诈骗团伙的10名成员，当场缴获15台电脑、151张3G上网卡、228张银行卡等一批作案工具，并对其余4人展开网上追逃。

半年诈骗1.8万店主

经初步调查，该诈骗团伙的成员都是85后甚至是95后年轻人，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直至被警方抓获，他们分工合作，专门对新开网店实施诈骗，半年多时间里就让1000多名网店店主被骗，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

据交代，该团伙平均每天都会用不同虚拟账号对100多名网店店主进行诈骗，基本上是网店才开张几十分钟，他们就会接触店主开始行骗，每天都有一些警惕性不高的店主上当。半年多下来，被该团伙诈骗过的网店店主总数多达1.8万余人，涉及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

警方调查得知，原来，该团伙得到了一款专业网店筛选功能软件的技术支持。

“这款软件是按客户意愿专门开发的，可对网店按要求进行定制筛选。但该软件没有被用于正规用途，而是被不法分子用于诈骗。前面提到的嫌疑人朱某，也是通过其他诈骗团伙的介绍，认识研发这款软件的孔某。在租用该软件的网店筛选功能后，朱某开始实施诈骗。”施文杰说。

为最大限度避免网店店主受骗，常山警方决定对该软件商进行打击。

2016年4月，专案组民警在杭州将孔某抓获，并将孔某所研发的软件关停，阻止了国内其他冒充网店客服的诈骗团伙继续利用该软件功能实施诈骗。

通过对孔某的调查和对软件数据分析，专案组民警又发现和逐步摸清了分布在全国多地的20多个针对网店的通讯网络诈骗团伙。

2016年6月30日，在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指挥下，衢州及全省多地警方分赴全国多省，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对公安部督办“1・06冒充网店客服特大网络诈骗案”展开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摧毁了20多个通讯网络诈骗团伙。

与此同时，警方还对这一通讯网络诈骗手段的洗钱环节进行了追查。

“诈骗团伙利用虚拟账号诈骗得到的是大量游戏点卡或话费充值卡，要想将卡变现，其背后肯定还存在洗钱团伙。”施文杰说。

通过侦查，专案组民警发现了一个以四川籍男子易某等人为首的洗钱团伙，并于2016年5月将该团伙成员10人抓获。经查，该洗钱团伙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为多种类型的诈骗团伙洗白资金，并从中获利，其每天回收的点卡、充值卡多达几十万张。

隐秘产业是怎么形成的

“从打击过程中不难发现，每起假冒网店客服诈骗案件的发生，从选择、接触到受害人被骗、资金变现，每个环节都因为有一些隐秘力量的支撑，才让诈骗得以实施。”浙江省常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施文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