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如何治理十篇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1

一、养殖业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

1.畜牧业由分散经营转为集约经营。随着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动物饲养方式由自然放牧向舍饲半舍饲转变、经营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畜牧业逐渐转为集约化,饲养规模较大。产生的粪尿等排泄物数量大,不及时处理,随时都能对人类和畜禽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2.畜牧场地由农牧区向城郊区转移。为了便于畜产品的产、供、销一条龙的配套,使畜牧业由农区、牧区逐渐向城镇郊区转移,造成农牧脱节,家畜粪肥不能及时施用于农田而造成污染。

3.农业有机肥逐渐转向化肥。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化肥生产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低,包装越来越好,运输、贮存、使用都较方便,故农业上由有机肥逐渐转向化肥,导致大量畜禽粪便等有机肥积压浪费、造成公害。

4.兽药、饲料添加剂使用不当。由于规模化、集约化畜牧业的发展,使用抗生素、维生素、激素、金属微量元素已成为畜禽防病治病、保健促长的需要,经济利益驱动和科学知识的不足,滥用上述药物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畜产品的药物残留及环境污染。

二、养殖业环境污染的治理对策

1.治理污染有法可依

为控制畜禽养殖业产生的废水、废渣和恶臭对环境的污染,促进养殖业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进步,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先后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详细规定了畜禽养殖场的选址要求、场区布局与清粪工艺、畜禽粪便贮存、污水处理、固体粪肥的处理利用、饲料和饲养管理、病死畜禽尸体处理与处置、污染物监测等污染防治的基本技术要求。

2.采用综合治理

(1)减少臭气产生。粪便在湿的时候更易腐败产生臭气,使粪便迅速干燥可以减少臭气的产生。减少粪便中的水分和臭气,可在饲料或畜舍垫料中添加各类除臭剂,如天然沸石、硫酸亚铁、酶制剂和微生物制剂等。

(2)用做有机肥料。畜禽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对改善土壤极为有利,只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完全能够变废为宝。可采用高温快速干燥或堆积发酵的方法,把畜禽粪便制成粮食作物、果树、花卉、蔬菜、牧草的专用肥。

(3)作为饲料资源重新加以利用。鸡粪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较高的能量,采用干燥、发酵、青贮等方法加工处理后,可用做猪饲料。

(4)发酵处理产生沼气。在畜禽圈舍附近建设沼气池,将畜禽粪便投入沼气池中,经过发酵处理,产生的沼气用来取暖、照明,粪渣用来为蔬菜田地施肥。这样通过对沼气的利用实现无废物、无污染的畜牧生产。

(5)通过营养调控降低畜禽排泄物对环境的污染。在配制饲料时要综合考虑动物的生产性能、环境污染和资源利用情况,采用“理想蛋白质模型”平衡饲料中的各种营养成分,以有效地提高饲料转化率,减少粪便中氮的排出。在饲料中加入植酸酶也可以提高畜禽对磷的利用率,减少粪便中磷的含量。

(6)规范各类药物添加剂和消毒剂的使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反对滥用兽药和添加剂。要有效控制微量元素添加剂的使用量,严格禁止使用对人体有害的兽药和添加剂,提倡使用益生素、酶制剂、天然中草药等。要使用高效、低毒、广谱的消毒药物,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对环境易造成污染的消毒药物,如强碱、强酸、醛类等。

(7)加强对病死畜禽的处理。病死畜禽尸体容易滋生蚊蝇、繁殖细菌、传染疾病,从而造成生物源的污染。因此,对病死畜禽的尸体不能到处乱扔,一定要焚烧深埋,进行无害化处理。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2

[关键词]重金属污染；污染损害评估；生态环境损害补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中图分类号]D1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07

近些年，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如2005年广东北江韶关段和2006年湘江湖南株洲段发生的镉污染事故，2009年陕西凤翔和2010年湖南多地发生的儿童血铅超标事件，2011年云南曲靖和2012年广西龙江发生的镉污染事件，以及2013年江苏沭阳天能集团的重金属污染与广州的“大米铬超标”事件等。这类重金属污染事件给当地带来严重的经济与环境损失，其所暴露的很多潜在社会性问题应当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其中，2012年春节期间广西龙江发生的镉污染事件的污染程度令人震惊，曾令广西河池龙江两岸及下游柳州的当地群众不得不直面饮用水危机。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虽已过去两年多时间，但我们需痛定思痛，重新审视该事件，诸如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背后的地方产业发展价值取向、企业污染治理、政府环境责任、生态保护、民生权益维护等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公众环境权益的维护

公众环境权益如何维护？虽然每一次重大环境公害事件后此问题都会被提起，但从现实来看，目前仍然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来切实维护众多深受环境公害事件影响的公众的环境权益。在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中，当地因镉污染直接导致133万尾鱼苗和4万公斤成鱼死亡，涉及养殖户237户、网箱758箱[1]。虽然当地政府在污染事故发生后就宣称将会对污染水域的鱼类资源和水产养殖资源损失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估，并在评估基础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污染主体对损失进行全面赔偿[2]，但具体的补偿情况至今依然未见诸报道。实践中，目前很多在环境事故中实施的直接性损失补偿程序与认定标准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比如，在很多水污染事故中对渔民赔偿最通行的方式是主要根据死鱼数量和网箱拆除情况的简单补偿，渔民除非能证明自己的损失高于目前的赔偿金额，否则不能获得预期的赔偿数额，而对于普通渔民来说，很难维权。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发生之前，当地很多渔民采用网箱养殖大规格的草鱼、竹鱼、银鱼和罗非鱼等，其养殖周期常常需要3年，污染事故发生时很多渔民养殖的鱼类是两年前投苗，鱼类本身生长还没能达到预期，且前期投放的饲料、鱼苗成本巨大，诸如此类的渔业养殖纯投入期间的成本如何估算、认定，国家还没有出台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导致在污染事故赔偿实践中争议不断、无所适从。福建省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一年后的有关调查显示，事发后的污染企业即紫金矿业虽委托当地政府对当地渔民因污染事件导致的死鱼以6元/斤的价格进行收购补偿，对渔民购置的网箱养殖工具按40元/平方米进行赔偿，但按照此补偿标准获赔后的众多渔民发现，其获赔款甚至不及养殖投入的饲料成本。另外，由于众多污染受害者在资金、知识背景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普通渔民想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司法程序获取预期赔偿的难度也很大。[3]

每次重大环境事故发生后，除了官方认定的经济损失外，还会涉及公众各种潜在的利益问题，如渔民转型生产的高昂成本、各种潜在的健康隐患等，这些潜在的利益损害赔偿如何界定、以何标准进行赔偿？从现有法律中似乎难以找到明确答案，亟需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并制定完善的对策。为切实推动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顺利开展，2011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2011〕60号文件），其总体目标是：围绕环境保护中心工作，制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组建鉴定评估专业队伍，健全工作机制，为环境行政管理、环境污染案件审理与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与修复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但是，该意见总体上是原则性的，并且其要求全面推进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完善相关评估技术与管理规范、推进相关立法进程及基本形成覆盖全国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能力的目标，将实施时间定为2016―2020年，无法应对、解决现实中频繁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实中，如何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积极探索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并有效应对现实中的重污染损害评估问题，已成为考验政府执政理念、检验政府执政效果的重要内容。因为，公众环境权益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维护，不仅会影响公众参与环保实践的积极性，而且会进一步激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二、企业防治污染动力的调动

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与行为、对环境问题的预防与解决，具有重要作用。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正是由于广西金河公司冶化厂未依法建设渣厂而将严重超标的高浓度镉废液汇集后通过天然溶洞排入龙江河，同时将不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污水通过管道排入龙江河，以及鸿泉立德粉厂在进行碳酸锌、铟等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污染防治措施直接将含镉废水偷偷排进龙江河而造成的。诸如此类的企业违法排污在其他污染事故中也屡见不鲜，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些现象在拷问着我国污染防治制度的同时，也会让人思索现实中该如何调动企业防治污染的内驱力这一根本性问题。

针对我国环境法治实践中守法和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不正常现象，我国环保法规正在进行积极的修改完善。就我国《水污染防治法》而言，在2008年修订之前，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其第83条第2款只规定要求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因而，在2005年松花江发生特大水污染事故之后，国家需要投入数百亿元来治理其所造成的损害，但对其责任人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的罚款仅为100万元。2008年我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的重点内容之一则是加大水污染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强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取消了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的罚款限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过罚相当”的法治基本理念。[4]行政处罚数额的提高，不仅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本质规定，即“在经济观点上一开始不只是费用负担的分配问题，而且是为了达到一定经济上诱因的作用，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定污染之制造者有产生吓阻之作用”[5]，同时也能极大地提高公众对于环境法律和环保部门的信心。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很多污染事故所导致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官方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还有诸如对当地渔业养殖行业的危害、影响当地民众健康的潜在危害与造成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现有法律制度下的行政处罚数额仍然很难对污染型企业形成实质性威慑，对大部分污染企业来说，其得到的更多只是告诫，而远非严厉惩罚。如依据2008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 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福建汀江事件中，福建省环保厅对紫金矿业做出了罚款956.313万元的行政处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罚数额最高的一次环境执法行动，被认为是我国环境执法历史中的一座里程碑。但紫金矿业在2009年实现净利润约35.41亿元，2010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7.07亿元，而对于对公众造成严重损失、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紫金矿业来说，所领到的只不过是一张千万元罚单而已，仅是其利润的九牛之一毛。现实中，企业对环境监督水平与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的估算会促使企业采取守法行为，但在较低处罚额度的条件下，则常常会出现违法行为。[6]基于此，2014年4月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针对那些责令其限期整改却屡教不改的企业，规定了自责令之日起按日计算罚款的措施，且罚款数额上不封顶，这对违法企业将会产生极大的震慑力，促使污染者在付费与治污之间认真权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违法成本低而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在其他的环境保护立法保障措施中，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也正在逐渐地得到纠正。例如，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较大修改，对比前后条文，该条款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这显然将会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即只要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将“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据此，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都被列入了有害物质的范畴，无需再通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适用范围。[7]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3年6月公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首先降低了环境犯罪的定罪量刑门槛，如过去污染环境定罪标准为造成1人以上死亡，现改为1人以上重伤；过去加重处罚标准为造成3人以上死亡，现在只要求造成1人以上死亡；认定环境污染犯罪标准过去都要求有结果，现在不少标准规定只要求有相应的行为。我们相信，相关法律规定的修订与完善会进一步调动企业防治污染的内驱力。

三、政府环境监管责任的加强

对广西镉污染所在地河池而言，这个有着“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美誉的地方，近年来却成为重金属污染事件的高发地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河池的有色金属污染形势近些年一直相当严峻，无论是河池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地理因素，还是企业散、乱的现实原因，无疑都要求政府的监管和治理应更加有力。而在龙江镉污染事件爆发之前，河池有色金属行业一直处于整顿治理之中：2006年河池市因未完成节能减排任务于2008年被国家实行“区域限批”，要求严肃整顿治理，暂停新项目审批；南丹众多儿童被检测出高铅血症事件之后，河池也被要求对有色金属行业进行全面整顿治理；2010年11月17日，国家环保部向媒体公布2010年环境保护部第二批挂牌督办案件，其中南丹县3家重金属排放企业就被挂牌督办，再次被要求整顿治理。因此，在河池市这种环境污染一直处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导致龙江镉污染事件发生的诸如部分企业偷排、污染物洞渗漏进入地下河再流到地表河等情况，无法再继续掩盖当地政府及其环境监管部门监管与治理乏力的事实。

可以说，当地政府在环保方面不作为、干预执法与决策失误是造成环境顽疾久治不愈的主要根源，而近些年不断涌现的重大环境公害事件的产生大多与某些地方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深层次来看，这些问题也暴露出某些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决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对环境因素的忽视，以及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的缺位。然而，我国立法早已经明文规定了政府部门在社会发展进程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的法定义务，如我国1982年《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他一些具体的环保立法，也都遵循上述规定，在立法内容上，明确地规定了各级政府综合决策中有环境考量的法定义务。与单个环境污染事件相比，政府的决策与规划对环境影响范围更广、历时更久，且影响发生之后更难处置，如果不从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的源头去预防环境问题的发生，我们必将付出更大的经济与政治代价。[8]

为强化地方政府的环保监管责任，我国已陆续颁布《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等文件，尝试在我国实行环境保护问责制，加大环境行政责任追究的力度，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目前我国立法中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和具体、可操作的责任追究机制的缺乏，导致政府环保责任形同虚设，影响力有限。因而，未来我国污染防治综合性机制构建中的一个重点应是，在立法中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污染防治监管的法律责任，强化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意识，避免再现镉污染事件频发所呈现出来的非科学发展之痛。而这一点已经在2014年新修订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中得到反映，该法针对因监管缺位、越位、不到位及其他一些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影响或者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形，明确规定应责令其地方政府分管领导与环境监管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以确保其积极履行法律规定的环保职责。

四、生态环境的补偿

公正的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激励机制，使人们积极参与自身生活的改善，最终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9]现实中，污染肇事企业往往仅赔偿直接性的经济损失，对耗资巨大、修复时间较长的污染区域生态环境的损失则往往漠视。现行立法中污染行为生态补偿、恢复责任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现有生态损害估算方法、技术的不成熟，导致目前我国生态补偿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同时，在生态恢复期间，被治理的污染区域常常不能够正常利用，这也造成一定的潜在经济损失。这些相关损失目前在我国通常是由受害群众、地方政府乃至全社会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围绕着众多重大环境事故所导致的生态损失补偿问题，我国学界也进行了多方探讨，其中尝试在我国推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成为主流。但囿于现有法律条款对环境侵权诉讼主体资格与条件的限制、环保意识参差不齐、一些地方政府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等因素，公益诉讼的实践在中国仍处于步履维艰的状态。但从长远看，随着科技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公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公益诉讼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与实施的条件也正在逐步得到改善。一方面，我国很多地方司法机关开始尝试建立环保法庭，开始专门性地处置环境纠纷与各种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解决检察机关与环保机关、环保检察与环保监察在环境案件中的分工协作与职能界定，以及法律监督与审判活动之间的配合制约等实践难题。另一方面，我国相关的立法规定也在进行修改完善，以适应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法律需要。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2014年新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针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增加了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具体规定，从而在现有立法中明确赋予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对消费者权益和环境污染等案件的诉权资格，不仅增设和完善了我国的当事人制度，还进一步建立了包括生态环境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司法保障机制。但应看到，《民事诉讼法》新的公益诉讼条款仍然过于原则，对可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即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还没能进行清晰的范围界定。显然，要让公益诉讼概念真正走入司法实践，还需要细化有关规范，制定配套的执行细则。

除了环境公益诉讼之外，还需要考虑一些行之有效的其他替代性措施。考虑到众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中受害人数众多、生态环境损害严重、环境治理艰巨等特点，虽然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而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需要赔偿的数额巨大，企业即使破产也很难给予全面赔偿。同时，面对众多的环境事故，政府进行事后补偿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并不能满足众多受害人的要求。为此，探讨符合市场规律、体现社会公正的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性措施就成为现实需要。目前来看，在存在潜在环境事故风险的企业中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这一措施也是很多国家应对企业环境风险的有效措施，如依据德国的环境责任立法，存在重大环境责任风险的“特定设施”的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定的履行预先保障义务的措施，包括与保险公司签订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合同，或由州、联邦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财务保证或担保；同时，德国的环境责任立法还直接以附件方式列举“特定设施”名录，名录覆盖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行业，对于高环境风险的“特定设施”，不管其规模和容量如何，都要求其所有者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法国和英国则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则须强制投保。我国虽然没有强制性的制度要求，有些企业为了应对不确定的环境事故风险，已经开始积极尝试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08年9月28日，湖南省株洲市昊华公司发生氯化氢气体泄漏事件，导致周边农田受到污染，但由于这家企业于2008年7月投保了由中国平安集团旗下平安产险承保的环境污染责任险，依据保险条款，平安产险与村民们达成赔偿协议，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就将赔偿款给付到120多户村民手中。该实例对于环境事故中的公民权利救济与生态环境损害补偿问题显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2011年环保部了《关于加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推行铅蓄电池和再生铅行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特别是位于重点区域的重点企业和环境风险较大的生产企业应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政府也在积极尝试符合市场规律、适应环保需求、体现社会公正的环境损害补偿性措施。

五、结语

从理论上看，任何一项重要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会涉及人类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因为它总会涉及人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的重大突破。[10]因而，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措施必然也会涉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科技与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战略等诸多方面。但作为规范社会主体之间基本行为、维持人们之间有序关系的基础性规范，法律制度因其自身具有的规范性和强制性特点，已成为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由于重金属污染防治领域涉及的社会主体范围广泛且利益需求众多，加之以往缺乏系统、全面、公平的立法应对体系，因此其实践效果很难达到理想状态。为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解决应诉诸立法，要为重金属污染防治实践的开展、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明确、可靠的法律保障。

[参 考 文 献]

[1] 新浪新闻.广西龙江133万尾鱼苗4万公斤成鱼因镉污染死亡[EB/OL].（2012-02-02）[2014-09-20].http：//.cn/c/2012-02-02/215623873533.shtml.

[2] 王利.从监管机制入手遏制重金属污染事件[J].环境保护，2012（12）：50.

[3] 吕忠梅.理想与现实：中国环境侵权纠纷现状及救济机制构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23.

[4] 汪劲.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1.

[5] 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81.

[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守法保障体系的国别比较研究[M].曹颖，曹国志，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25.

[7] 赵衡.龙江镉污染：关注问责 更关注权利救济[N].检察日报，2012-02-04（003）.

[8] 杨东平.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5.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3

关键词：农业用地；土壤污染；污染防治；法律问题

前言

农业用地是指农、林、牧等各种土地资源的总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的基础。1我国是农业用地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随着土壤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农业用地资源质量和数量的匮乏已成为限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农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化学制品在农业生产中的集约使用，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短期行为”的不断增多，我国的农业用地污染情况日趋严重，并呈发展之势。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导致农产品品质不断下降，同时也给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埋下了严重隐患，直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一、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现状及危害

（一）我国农业用地污染的现状

据报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1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

污水灌溉等废弃物对农田已造成大面积的土壤污染。如沈阳张士灌区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污染耕地2500多公顷，造成了严重的镉污染，稻田含镉5-7mg/kg。天津近郊因污水灌溉导致2.3万公顷农田受到污染物。广州近郊因为污水灌溉而污染农田2700公顷，因施用含污染物的底泥造成1333公顷的土壤被污染，污染面积占郊区耕地面积的46%。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大约60%的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全国有1300-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除耕地污染之外，我国的工矿区、城市也还存在土壤（或土地）污染问题。

（二）我国农业用地污染的危害

总的来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形成，一个是人为因素，发生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不当使用农药以及其他人类活动中如工业污水流经的土地引起的土壤污染或用工业废水灌溉，不合理的使用地膜等；另一个就是自然因素所造成的污染，自然因素造成的土壤污染其因果关系和机理较为复杂，就我国农业用地的污染主要来自不当的农业种植方式如滥用农药、化肥等和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超过国家和世界标准许可的范围。

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一是粮食及农产品安全受到威胁，进而影响人类自身健康；二是耕地的生产能力下降，造成产量、效益的下滑；三是耕地的复种能力下降，部分耕地有可能丧失耕作能力；四是对我国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严重损害，耕地的生态功能和农村景观会受到侵害。

2．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植(作)物体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危害人畜健康,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等。

3．耕地被放射性物质污染后，通过放射性衰变，能产生a、β、γ射线，这些射线能穿透人体组织，对机体既可造成外照射损伤，又可通过饮食或呼吸进入人体，造成内照射损伤。

4．被有机废弃物污染的土壤还容易腐败分解，散发出恶臭，污染空气。有机废弃物或有毒化学物质又能阻塞土壤孔隙，破坏土壤结构，影响土壤的自净能力；有时还能使土壤处于潮湿污秽状态。 

二、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已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的国家法律有6部，资源保护的法律有9部，国家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30多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行政规章有400多个。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主要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包括农业环境保护、防治环境（包括土地）污染的规定和特殊区域的特别保护措施等方面。但是，目前在此方面不仅没有专门性单行法律、法规，而且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也只有些零散规定，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基本上是一项空白，缺乏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具体问题如下：

1．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条款都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虽成体系但缺乏对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性，针对性和系统性规定。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条款只是概括性地指出要“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壤”。对于如何保障土壤不被污染，如何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改良,并未作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2．不能满足保障公众健康和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并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充分说明了我国防治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法律、法规没有达到法律的目的。　3．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预防性措施缺乏规范化、可操作性强的规定，主要倚重事后救济。现行的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土壤污染的预防作用并不明显，事后性突出，这样一来就很难真正达到立法的目的。有学者就土壤污染的现状提出了土壤污染的预警制度，这是一个极好的创制，但如何实施，特别是如何以法律的形式作为可操作的制度加以明确仍有一定困难。

4．现行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中缺乏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律责任是实现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目标的重要保障。现行有关的法律规范中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主体，也没有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致使一些严重污染土壤的行为得不到法律追究。

三、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使土壤污染防治有法可依，需要健全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应当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综合性立法与单行性立法相结合、土壤环境保护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结合、实体性立法与程序性立法相结合，各层次、各部分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达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总体目标。

   （二）树立农业用地保护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这一原则和国际环境组织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协调发展”着重从横向关系上，即制约发展的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对发展提出要求，“可持续发展”则是从纵向历史发展过程，即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的关系上提出要求。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4

【关键词】农村 环境污染 治理 思考

0引言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有效的环境治理，其带来的环境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其中，农村作为我国发展的资源之本，其环境的优劣在对于能否在国内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要想真正建设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是之根本所在。

1现阶段国内农村环境的污染治理

1.1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方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点污染源污染，第二类是面污染源污染。从污染源的查找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来看，点污染源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对于点污染源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我们依然可以采用“谁污染、谁治理”的农村环境治理理念。但是对于面污染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其真正地污染是非常难于治理的，其包含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常常包含有：农村生活产生的垃圾污染、生活产生的污水污染以及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带来的非常严重的生产污染等。这些污染源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往往具有“由点连成线、有线连成面”的污染趋势，其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往往的非常严重，并且具有很大的持续性。其中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农药以及相关的化学制剂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往往带有非常大的危害性。当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于使用农药以及相关的化学制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对于使用过程中剂量以及使用方法的选择。

1.2现阶段国内农村环境污染采用的治理方式

众所周知，对于农村环境带来污染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农民日常生活带来的生活垃圾污染，这里所述的生活垃圾包含：气体污染物、水体污染物以及相关的固体污染物。其二是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主要指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由于农村污染具有上述两种污染源的形式，这就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不适合采用我们传统采用的“末端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因为常用的“末端环境治理”主要是针对城市之中一些大中型厂房带来的环境污染。如果我们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采用“末端环境污染治理”模式，这查找发现环境污染源是非常困难的。况且这类末端治理技术的采用对农村面源污染也是难以奏效的。因此，为了更好的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途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相关的工作。现分述如下：

1.2.1国家应当逐步完善国内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国家的相关立法单位应当对现阶段的环境保护法进行定期的审核和修改，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其给环境污染治理带来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等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所以相关环境保护立法单位实现对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动态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个过程中也应当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可行性进行科学的研究，防止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

1.2.2在农村内部应当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机制，对于现阶段农村实际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及相关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动态的跟进，最后对于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的程度进行合理的计算，最后确定出合理的环境污染治理体制。

1.2.3要优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要讲究社会效益，摒弃经济效益为主的做法，以国家为主，用市场价格调节为重要手段，大力推行生态化的现代农业技术替代传统农业技术，执行最严格的环境污染控制标准，合理设定使用量标准，坚决降低化肥、农药的总耗用量。

1.3现阶段我国农村污染治理的重点方面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阶段引起国内农村环境污染的因素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对于不同的农村地区，影响其内部环境污染的因素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相关的环境保护工作技术人员，对于不同的地区农村环境污染的具体原因进行全面的勘测，最后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此外，对于各个地区农村环境污染的因素在进行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应当分清主次，对于主要的因素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理工作。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农民职业化，让农民掌握最好的现代农业技术，在“不降低农业产出总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国家足额补贴”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化肥、农药以及农膜的使用量，减少与约束农村环境污染源头。

同时在进行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对于农村内部畜牧业的限制，对于农村内部畜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此外，对于有些农村地区的水产养殖业我们也应当进行全面的控制，因为农村水资源环境的保护与农村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矛盾体，在进行农村环境污染以及保护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农村内部的水产养殖业与水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逐步全面的做到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双丰收，是现阶段治理农村水资源环境污染的重要方面。

2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国家以及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将会不断增加，其中农村环境作为整个生态环境的基础，其污染治理一定要到位。这就需要相关的环境治理技术人员一定要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艰巨的责任和义务，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逐步增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国锋，张祝平.论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对部级生态示范区浙江丽水市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调查与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06：84-88.

[2]陈恒彬.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二维”框架的路径选择――以邹平县张高村的环境状况为例[J].大连干部学刊，2007，07：25-27.

[3]李平.永兴县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对策探析――基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视角[J].梧州学院学报，2014，01：36-41.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5

关键词：船舶污染 海洋环境 立法

海洋运输承担了90%的国际贸易量，由海洋运输引起的环境污染主要是船舶污染。为此，国际海事组织先后制定了《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和相关各类补充文件。《1973年国际船舶污染预防公约》是为保护海洋环境，由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有关防止和限制船舶排放油类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海洋方面的安全规定的国际公约，是旨在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重要国际公约，也是人类保护海洋环境的主要国际公约。它包括6个技术性附则： 附则I---防止油污规则；附则II---控制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规则；附则III---防止海运包装形式有害物质污染规则；附则IV---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附则V---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附则VI---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基本涵盖了主要类型的船舶污染，包括油污、有毒液体、有害包装物、污水和垃圾等。后来的《关于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主要是对1973年公约的《附则Ⅰ防止油污规则》进行实质性修政和补充，其他几个附则没有多大变化。该公约以其详细和全面的船舶污染防治规范，成为各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的典范。

法案出台背景

澳大利亚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其海岸线长达37521公里，其对外贸易运输主要依靠海运，海洋就是澳大利亚的生命线，因此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海洋环境保护。澳大利亚制定了大量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并不断修改完善，仅仅自2010年以来，澳大利亚就在联邦和州的层次上修订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多次。

2010年11月9日，澳大利亚联邦通过了《2010海洋保护法修正案》，该法修正了《2008海洋保护（船用油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法》和《1983海洋保护（船舶污染预防）法》，给2008海洋保护法增加了一节新的内容---响应者免责，以保护那些在燃油溢出事故中给污染受害者提供了合理帮助，并因此而拥有良好信誉的人员。而对1983海洋保护法则修订了一些条款，如对含硫燃油的使用要比指定限值更高；要求澳大利亚海事部门同意安排一个在船上以外的地方，专门放置船上燃油供应簿。还要制定相关条款，要求保存关于损害臭氧层物质的记录，并在记录本中规定虚假或误导性条目的惩罚。此外，维多利亚州也在2010年9月28日通过了《2010海洋安全法》，该法修订了1988年的《海洋法》，目的是以一种更现代的安全管制方式改善海洋安全状况，其中包括防治海洋污染造成的安全问题。

同时，这也是新南威尔士州（以下简称新州）加强环境保护，严格防治环境污染的一个大趋势所致。2011年11月，新南威尔士州通过了《2011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该法案针对那些有引发污染事件风险的组织应该准备遵守法案所带来的变化，包括增加报告义务，应对增大的处罚，要求制定污染事件应急反应计划和公开环境监测数据等等。

法案主要内容

2012年3月7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通过了新的《2011海洋污染法》，这部法律借鉴了《1973年国际船舶污染预防公约》、澳大利亚联邦2010年刚刚修订的《2010海洋保护法修正案》和新州刚刚修订的《2011环境保护法修正案》。法案的主要修订内容是禁止向国家水域排放有害包装物，排放污水和垃圾，如果有这些违法行为，则公司可能面临最高数百万美元的罚款。这部新法律也引入了一种更为全面的紧急计划和海洋污染报告制度，使得海洋污染事故反应和岸上污染事故的反应机制更为一致。

思考和借鉴

对由于海洋运输船舶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加入了《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遣成污染公约》和《关于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73/8防污公约”，73/78MARPOL）等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国际公约。

目前我国最新的海洋船舶污染防治法是交通运输部颁布的《中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该规定是中国政府履行《73/78防污公约》，确保公约的各项要求得以严格执行，使现行规定与公约最新要求相一致，与公约全面接轨的具体实施，对提高我国的履约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船舶污染预防制度体系，包括船舶污染物的排放与接收、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及其有关作业、船舶拆解、打捞、修造和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和违法的相应法律责任等内容。明确了海事机构管理职能和船舶有关作业活动范围。明确了船舶污染防治管理的一般要求。建立了完善的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管理制度。明确了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管理要求。明确了船舶油料供受作业的管理要求。明确了船舶拆解、打捞、修造等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污染防治管理要求。明确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尽管该法在2010年颁布并在2011年得以实施，但我国的船舶造成的海洋污染事故仍然非常严重，考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颁布的最新海洋污染法，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和借鉴：

1、程序和实体并重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立法中同样重要

我国船舶污染海洋立法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轻程序，重实体。《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均设定了防治船舶污染的相关制度，但没有明确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所必须的操作性规定，《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弥补了这些不足，制定和完善了操作性规定，但这些规定多为实体性规定，对程序性规制明显不足。如对船舶污染物的接收，该规定只明确“船舶应当将不符合规定排放要求以及禁止向海域排放的污染物排入具备相应接收能力的港口接收设施或委托具备相应接收能力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单位应当落实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进行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规程，并采取有效的防污染措施，防止污染物溢漏。”但审视该条规定，对船舶和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之间的污染物交接程序并未规制，从而可能导致交接上的混乱，以致污染物遗漏。而澳大利亚新州《海洋污染法》要求船舶针对造成的石油和有毒液体紧急污染事故制定应急预案并随船携带。该应急计划的必备条款中就包含报告紧急事件必须遵循的程序、和主管机构合作应对的程序，特别是和船上负责通讯的人。在法定的垃圾处理计划中，也包括收集、储存、处理和处置垃圾的程序，包括使用船上设备来执行这些程序。

2、信息披露：污染船舶负责报告，全程信息公开

在澳大利亚新州的海洋污染法针对船舶污染的防治规定中，关于信息披露和公开的法律规范非常多，特别是关于污染紧急事件应急反应中的信息公开。如对船舶污染海洋事故的报告义务：不仅要求污染船舶报告涉及石油污染和有毒液体污染事故，还要求船舶必须报告涉及丢弃废弃包装物，或者大船舶污水处理系统出现故障或失灵，导致未经处理或者未充分处理的污水排放。污染船舶报告的时间要求从“一旦有条件就报告”转变为“无条件的立即报告”；而且必须把污染事件从始至终的最新信息告知最高可达6个相关的主管当局；同时，设定政府的通告义务。如该法案授权部长发出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通告，包括：海洋污染清除通告、海洋污染预防通告和海洋污染禁止通告。

我国虽然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任何船舶和民用航空器对海上排污或污染事件的报告义务，并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应当立即就近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其后又专章规定了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其中也专门规定了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制度，交通运输部的《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重复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船舶污染的报告义务，但这种表面上宽泛的报告主体范围，实际上导致报告主体的不明确，同时由于没有明确报告的污染物种类，也造成善良的可能报告人无法确定是否属于该报告的污染。信息披露的主要责任是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尤其是在污染的处理阶段，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应该成为主要的信息公开来源，这也是我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中，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立法缺位。

3、法律实施：对污染船舶的处罚力度和对政府的监督

船舶污染海洋防治法的有效实施，主要依靠命令-控制手段，即一方面依靠政府严格公正执法，另一方面依靠强有力的处罚。然而，政府是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组成，政府官员也可能权力寻租，或为机构俘获，因此，对监管者必须设立有效的制约，同时要有力震慑潜在的违法者，处罚必须充分引起被处罚者的充分重视，这只能依靠加大处罚力度。澳大利亚新州海洋污染法为保证政府的监管效率，在立法中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如通知义务、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再如对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的监管内容公开，以接受公众监督，即环境保护机构必须在其公报上公布与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相关的数据内容：包括强制性的环境审计内容，污染研究和污染减轻方案，和/或发给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的处罚通知等。

而我国针对船舶污染海洋监管的立法明显缺乏对监管主体的制约，且对船舶违反污染防治法的处罚较轻，不利于海洋环境的充分保护。如《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中，都没有对监管主体不作为或不正确作为的法律规制，《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虽然规定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人员、、，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规定明显将监管人员的责任界定为结果犯而非行为犯，即必须是造成严重后果的（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才追究责任，而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只是从事违法行为的则不追究责任。更重要的是，在法律中没有对监管机关信息披露义务等义务的更详细的规制，这就使得监管机关有可能行政不当作为而不受法律追究，监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6

关键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公私合作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49-0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201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明确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目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践在我国很多地方开展，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内涵、参与主体、功能等并无法律规范予以明确，以致相关实践面临许多困境。鉴于此，本文探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法律制度完善，以期为相关实践提供支撑和引导。

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产生与发展

国际上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PPP原则的确立。PPP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即“谁污染，谁治理”的污染者负担原则。该原则将过去由国家与社会承担的一部分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转移给污染者，由污染者补偿其行为导致的环境损害和资源浪费。该原则在1972年提出后，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我国也将其纳入环境法中，并据此建立了排污收费、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进而形成了以政府管制为主导的环境行政模式，由行政机关通过设置环境标准、实施环境行政许可等措施监管排污企业及其他环境污染主体承担污染治理责任。这种污染治理模式在短期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推动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及环境损害的减少。然而，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及污染物种类和总量的增加，这种模式的一元性、单向性弊端逐渐暴露。一方面，这种模式极度依赖政府的治污意志：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视越深，环境管制就越严，反之则越弱。政府对环境污染的认知有限、财政能力有限，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监管。另一方面，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常常漠视或回避污染治理。并且，不同企业的经济实力与技术水平以及排污种类与数量不同，不加区分地要求其自力治污，会导致企业负担较重且治污效率较低。由于缺乏正常的利益诉求与反馈渠道，企业往往致力于“虏获”政府或与之合谋，治污效果更难保证。在这种情势下，环境

污染治理模式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即由PPP原则转向PPP模式。PPP模式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通称“公私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使企业、专业化机构等非政府主体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促进政府部门履行公共职能的同时使民营部门获益。在这种模式下，公私双方以契约形式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政府在管制中纳入社会与市场因素，私人主体从纯粹的市场逐利型向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型转换。PPP模式是世界各国环境治理的主要探索方向，我国也有所尝试。如2002年12月原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允许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污水与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项目中公平竞争。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PPP模式的典型体现，指排污者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由第三方（通常是专业化的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包括政府委托第三方治理与排污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两种类型。通过与环境服务公司合作，社会资本和市场因素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与排污企业都超越了自力治污的不足。政府委托治理使污染治理市场化，排污企业委托治理使工业污染治理向“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的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理论上讲，第三方力量的引入可以解决环境污染治理行政管制模式的一元性与单向性问题，有利于提高政府执行力与公信力，保证治污效果。同时，由环境服务公司提供专门、有偿的污染治理服务，使得政府与排污企业的直接治污责任转变为经济责任，政府因此减轻了治污压力，排污企业因此走出了被动守法及自力治污投入大、效果差的困局。环境服务公司基于市场竞争压力与利益最大化追求，会不断改进技术，从而推动环保科技创新，带动环保服务业发展。实践中，政府委托第三方治理产生较早，正蓬勃发展。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主要包括委托治污与托管运营两类，多适用于大型工业企业及工业集中园区的污染治理，目前已有多个成功案例。

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内涵与主体

1.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内涵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以契约为基础，通过合同来确定当事各方的污染治理权责。根据当事方的不同，可以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分为环境服务行政合同与环境服务民事合同两大类。前者是政府为治理环境污染，通过行政委托、特许经营、政府采购等方式与环境服务公司签订的合同；后者是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就污染防治或生态保护与修复签订的合同。从实践中这两类合同的签订及其内容来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以合作为核心。由于专业治污第三方的介入，环境污染治理从传统的单向管制模式向多元合作模式转变。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当事各方基于自愿与合意而订约，合同的目的与政府欲达成的环境治理目标相一致。由于环境利益的公共性，这种合作有三大特点：一是污染治理义务主要由环境服务公司承担；二是在常规的履约与合作之外，环境服务公司与排污企业要遵守特定的管理、规制规则，并接受行政机关的检查与监督；三是在一定程度上，环境服务公司与排污企业还要执行公法上约束公权力的相关规定，如行为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等。

其次，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以利益均衡为保障。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采用合同形式达到公益目的，试图保障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平衡。一方面，环境利益在第三方治理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第三方治理合同的目的并决定企业利益的范围。另一方面，第三方治理必须保证企业有一定的盈利空间。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都以获得利润为驱动，如果利益空间被过度挤压，就不利于污染治理及环境服务市场发展。简言之，国家的环境治理行为必须得到私主体的配合才能达到目的，私主体必须担负公共环境保护责任才能获得合法利益。如果在第三方治理的过程中，利益均衡状态未能形成或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环境损害。

最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以多元共治为导向。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基于公私合作，给私人资本、社会力量提供了参与污染治理的渠道，第三方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环境管理职责。环境服务公司与政府及排污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合同各方与公众之间的合同外部社会关系，有助于实现污染治理目标，同时规范公权力运行，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和活力，促进环境保护模式从依靠国家与企业进行管理向发动社会合力进行治理转型。现代行政法以公私合作为基础进行契约式管制的进路，就体现了多元共治的导向。

2.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主体

对主体及其角色的认定是建立系统性制度的基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拓展了污染治理的主体范围，政府、排污企业、环境服务公司、公众在污染治理中的角色都将重新配置。

政府从过去单一的行政管制者向监督引导者与合同当事方转变，其作用更为积极，角色与功能更加灵活多样。在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中，政府主要承担监督者、指导者、政策推动者、关系协调者的角色。我国环境服务市场的发展尚不充分，严格的政府监督是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履约的主要外部驱动力。政府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要通过行使环境管理权，对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如定期检查治污效果，监督治污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对因环境服务瑕疵导致环境污染的情况进行处置等。同时，政府要制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规则，为环境服务合同的履行及第三方治理的推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政府还要帮助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理顺关系，调解二者之间的纠纷。在政府委托第三方治理中，政府既是监督者、引导者，又是合同相对方。尽管政府在此类合同中起主导作用，但其仍需遵守市场规则与合同原则，如履行承诺、支付对价、兼顾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进行违约救济和实际补偿等。

排污企业从被管理者和责任承担者向更为丰富的角色转变，既是合同当事方又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作为合同当事方，排污企业承担委托者和监督者的角色，通过签订合同将自己应承担的污染治理责任委托给环境服务公司履行，根据治理效果支付相应的费用。基于责任共担关系，排污企业将对环境服务公司的治污水平、治污效果、经营状况等进行监督，防止对方骗取合同利益或虚假治理。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排污企业要接受政府的管制，遵守相关法律政策，并对因污染治理不当所产生的二次污染承担相应的责任。相较于传统的环境管制模式，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下排污企业的治污方式选择更加多样化。目前我国对第三方治污并无强制性要求，环境服务合同以当事方自愿缔结为前提，由污染治理成本与效益决定的内生动力是影响排污企业进行角色选择的主要因素。

环境服务公司作为新的参与主体，与排污企业的角色类似，既是合同当事方又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承担主要治污责任。作为合同当事方，环境服务公司是被委托者和监督者。其接受排污企业或政府的委托，利用专业技术治理环境污染并根据污染治理效果收取相应的费用。在污染治理过程中，环境服务公司监督排污企业是否依合同约定的数量、种类、浓度等排放污染物，并采取措施防止排污企业偷排漏排。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环境服务公司要依法接受政府监管。

公众从环境风险与损失承担者向污染治理参与者转变。从污染治理的角度看，公众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环境污染直接涉及的人群，另一类是普通公民。前者是某一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受害者，后者是理论上环境风险的承受者。在传统治污模式中，普通公民一般作为被动的结果接受者，有时转变为污染受害者追索损害赔偿。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尤其是政府委托治理）中，公众除拥有诉权外，还作为参与者在污染治理过程中享有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并有权对政府、排污企业、环境服务公司的治理方案及治理成效进行监督。

以上分析展示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政府、排污企业、环境服务公司、公众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可以发现，相关主体的角色更加明确合理，彼此间的监督与合作增强，有利于治理取得实效。

三、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困境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滞后，要在现实层面实现上述主体的污染治理角色转变，还面临诸多困境。

1.环境服务市场竞争机制尚不成熟

我国环境服务市场起步较晚，目前尚不成熟，亟须法律的引导与支持。在目前的法制架构下，环境服务市场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市场准入条件过低。我国第三方治污企业主要是从环境污染防治设备生产商转型而来，一些企业集团的专业化治污子公司占据了主要的治污市场份额，外资企业以其治污技术和资本优势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为了发展国内独立的治污企业，环保部于2014年7月《关于废止〈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废止了相关行政许可审批手续，降低了环境服务公司的准入门槛。目前，环境服务公司良莠不齐，环境污染治理价格体系尚未形成，极易出现低价恶性竞争，进而大大增加委托治理方与被委托方的法律风险。第二，第三方治污企业融资困难。根据“三同时”原则，我国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治污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闲置。实践中环境服务公司的治污设施往往附着于排污企业的主体设施，不能用于抵押贷款。对于前期投入巨大的环境服务公司而言，融资困难是其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第三，信息交流机制缺失。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委托方与环境服务公司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任何一方如果不了解对方的经营能力和管理状况，都将面临合同目的落空的风险。相对于政府委托治理，企业委托治理中各方面临的风险更大。由于信息交流机制缺失，环境服务公司的治污技术水平与融资状况，排污企业的经营与信用状况，对彼此而言都是未知的。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双方都有可能采取自利性措施，如排污企业超排偷排，环境服务公司虚假治理等，由此不可避免引发纠纷。在不成熟的环境服务市场中，因信息辨别与传递而增加的污染治理成本及法律风险，将对第三方污染治理的推广产生较大影响。

2.政府监管机制存在漏洞

在环境服务市场发展成熟、合理的价格体系形成之前，第三方治污的内生动力不足，政府监管是合同双方履约的重要推动力。另外，基于理性经济人理论，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有可能采取合谋的形式，少治理或不治理污染并逃避政府监管。新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政府监管机制却未随之转型，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监管的一致性与有效性不足。过去存在的环境监管手段单一、监管效力不足等问题，随着2015年我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有所改善，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在不同时段对污染治理有不同要求，惩罚措施存而不用的情况并不罕见。第二，事后监管使政府负担过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虽然有助于政府加强集中监管，但环境服务公司的引入增加了监管的复杂性与工作量。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合作治污有利于互相监督，但双方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有可能合谋而增加监管的难度。目前，政府环境监管手段以事后惩罚与补救为主，监管压力较大。第三，个别监管措施不当。我国既有的环境污染监管措施还未随着治污模式的转型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如在排污费的收取上，根据国务院2003年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排污者自建治污设施的，无须缴纳排污费，除此之外无须缴纳排污费的情况仅有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进行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而不包括其他环境服务。但在第三方治理模式下，排污费的收取是否应以委托治理后的最终排放情况为依据，现有排污费制度未予明确。第四，缺少对政府监管的监督。目前，政府监管缺位、执法不力问题频繁发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被排污企业和环境服务公司“虏获”的现象并不罕见，但法律制度层面对政府监管尚缺乏必要的监督手段。第五，政府监管角色需转换。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政府不仅是管理者，还是合同当事方，如何理顺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的职能转变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3.委托治理责任划分不清

在传统污染治理模式中，排污企业作为环境污染治理责任承担者，在出现环境侵权现象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其违法行为接受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第三方治污模式改变了传统模式中的单向责任关系，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与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之外引入了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使法律责任问题更为复杂。问题的焦点在于，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新主体（环境服务公司）违约时，其与排污企业之间的环境侵权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如何划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侵权法律关系中，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对受害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因环境服务公司的过错造成损害的，排污企业赔偿后可向环境服务公司追偿。这种责任划分虽然便于受害者确认责任承担者且有利于降低排污企业逃避监管、违法排污的可能性，但存在明显的问题。排污企业不管是否履行环境服务合同，均需承担不利后果，即使环境损害是由环境服务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排污企业也只能事后追偿，这使排污企业承担的责任风险过大。在环境服务市场发展尚不成熟的阶段，过高的责任风险不利于排污企业选择第三方治污模式。另外，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环境服务公司应因其环境损害行为而接受处罚，但没有对其环境行政责任进行详细规定。实践中对于同一违法事实，环境服务公司与排污企业的行政责任应如何划分，出现重复行政处罚问题时如何处理等，相关问题亟待依法解决。

4.公众参与权利未充分落实

公众参与是多元共治理念的体现，我国201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设有专章保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但实践中公众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公众监督渠道不明。在传统环境污染治理模式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处于主导地位，公众参与主要以行使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方面造成公众对政府保护环境的过度依赖，使政府以有限的资源承担无限的环境治理责任，极易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另一方面导致政府环境行政缺少监督与制约，可能出现执法不力、被私主体“虏获”或向企业“设租”的现象，从而使环境治理效果得不到保证。二是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调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将社会资本引入环境治理中，是对社会资源加以利用的表现，但要构建以市场化、社会化为基础的污染治理制度，仅此远远不够。在科学技术创新、人才智力支撑等方面，环保NGO、专业协会、高校等机构的参与还存在较大空间。

四、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法律制度完善

我国可以考虑从市场培育、政府监管、责任划分、公众参与四个方面完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立法，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1.完善环境服务市场的配套制度

第一，改进环境服务市场准入机制。针对当前第三方治污企业准入门槛过低的现实，为避免鱼龙混杂、无序竞争导致虚假治污、治污效果不达标等情况出现，要通过立法重新设计环境服务公司的市场准入条件与标准，包括对其资质、技术、经济状况、信用状况等方面进行审查，保证其运营成本与利润维持在合理水平内，促进环境服务市场良性发展。第二，完善环境服务资金扶持机制。对于前期投资较大、业务量较少、具有一定公共属性的第三方治污企业，政府要在经济上予以扶持。如允许环境服务公司以治污合同中的收费权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设立专项污染治理基金为环境服务公司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给予环境服务公司一定的税收优惠等。第三，构建环境服务信用评价机制。对环境服务公司的技术水平及治污能力进行评价，有利于政府和排污企业选择适当的合作对象，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与法律风险。具体措施包括：建立诚信档案和信用名单，对环境服务公司的治污成效进行记录并定期公开，将治污效果好、信誉有保障的企业纳入白名单予以公布，将服务质量差、有多次违法行为的环境服务企业降低信用等级或列入黑名单予以公布，并限制其获得资金扶持、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同样，还可以建立排污企业的评价体系，对排污企业的信用及其是否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记录并予以公布。

2.建立适应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监管体系

第一，建立统一的污染治理标准。国家层面要出台统一、完整的第三方污染治理标准，各地据此进行监管。为避免政府对污染治理的过度影响，可由民间对污染监测具有专业技术和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对治污效果进行监督评价。第二，强化环境监管的事前性与指导性。针对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政府要改变管制思维，增强指导者的角色意识。例如，可以第三方污染治理合同蓝本，对特定污染物的种类、排污总量以及污染治理期限、违约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其他事项由订约双方根据自身情况协议确定。第三，改进环境监管措施。为了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发展，政府要对部分环境监管措施作适当调整。例如，在排污费制度中将委托第三方治理的情况纳入免缴或少缴的情形并调整收费方法，在“三同时”制度中将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合作作为防治污染的适当手段。第四，协调政府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应作为监督者、指导者、政策推动者对环境服务市场和第三方治污企业进行引导；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尊重市场规律，根据污染治理成效支付相应的报酬。

3.明确环境服务合同的责任划分

第一，平衡排污企业与第三方治污企业的责任风险。针对排污企业承担的责任风险过高的问题，有学者主张适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8条的规定，即“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环境服务公司赔偿由其造成的损害。这有利于平衡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的责任风险，有利于环境服务市场的发展。然而在现实中，受害者很难区分损害是由排污企业还是由环境服务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的。鉴于此，笔者建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适当放宽“污染者”的范围，规定在具体污染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受害者可向排污企业或环境服务公司任何一方提讼，被诉方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对于委托治理方与环境服务公司的具体责任范围，应以法规的形式予以细化。第二，明确环境服务公司的行政责任。建议环保部制定配套规范，对《环境保护法》第65条予以细化，明确环境服务公司的行政责任范围及其与排污企业的责任划分，强化对环境服务公司的监管。

4.构建体现共治理念的公众环境参与机制

第一，拓宽公众环保监督渠道。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3条规定公众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加拿大的立法经验，进一步赋予公众成立环境自治组织的权利，并增设政府与公众共同进行环境监测等公私合作制度。对于政府委托第三方治理污染，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环境基本法及专项污染防治法中设立协商式参与程序，落实公众提出环境建议、参与环境决策等权利。针对现行《环境保护法》第57条规定的公众环境举报权，应配套建立举报人信息保密、督促查办等制度，明确举报的受理、审查、办理、答复的程序与期限。第二，促进环保NGO参与环境治理。针对目前环保NGO数量过少、设立与登记门槛过高的情况，可在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设置特别条款，适当放宽环保NGO的核准登记条件，对不参与商业经营的环保NGO采用备案制度。第三，政府与高校等机构合作，加强环境教育。环境污染治理对参与各方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因此，我国要制定专门的环境教育法，对环保专业教育的开展进行特别扶持，保证教材、师资和课时，培养污染治理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参考文献

[1]贾康，孙洁.公私伙伴关系（PPP）的概念、起源、特征与功能[J].财政研究，2009，（10）.

[2]田千山.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概念与建构[J].行政论坛，2013，（3）.

[3]骆建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发展及完善建议[J].环境保护，2014，（20）.

[4]张宇庆.环境服务合同的概念演进与类型分化[J].河北法学，2013，（10）.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7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公害主要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社会性危害。可以说环境法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污染现象的出现，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厂与城市的公害事件就不断涌现，而突出的“公害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深深地提醒世人警惕过度使用农药的恶果。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环境法的研究也正于此而愈发繁荣。

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更是严峻，考察我国97到99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愈发严重。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多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相当多的城市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仍较严重；中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辽河、海河污染严重，准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比上年增加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吨，比上年减少4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近海环境状况总体较差，海洋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数特大城市属煤烟与汽车尾气污染并重类型；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占用大量土地，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故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的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是指调整在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当前，根据我国污染物存在的形态，我国污染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以液态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湖泊、河流等淡水污染和海洋污染；（2）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农药污染及有毒化学物品污染；（3）以气态形式或依气体为媒介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和光污染。（4）其它公害污染。相应地，调整这些污染及公害防治法的体系可以分为：液态污染防治法、固体污染防治法、气态污染防治法及公害防治法四个部分。

1、液态污染防治法

液态污染防治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包括基本的水污染防治法、江、河流域、湖泊的水污染防治法、生产过程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有水污染及防治的标准规定等。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暂行条例》；《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制订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等。

2、固体污染防治法

固体污染防治法涉及固体污染物防治法，包括固体污染物防治管理体制，固体污染物监督管理，固体污染综合利用制度；工业固体污染物的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法；危险污染物防治法；固体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标准法；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管理法等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的通知》、《生产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工业固体废物十一种污染成分污染控制标准》、《有色金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含氰污染物控制标准》、《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3、气态污染防治法

气态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对大气污染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生产过程大气污染的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防治法、废气排放标准法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包括：噪声防治的管理体制，防止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环境噪声的标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试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

4、公害防治法

公害污染是指对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三大类：化学物质、农药、放射性物质等。许多国家都对这三类物质的控制和防治进行立法。我国公害防治法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法、放射性物质管理法、电磁辐射管理法等。例如：《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防止含多录联苯电力装置加强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登记规定》、《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放射环境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核电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电磁辐射环境办法管理办法》、《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等。

三、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为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从法律上来说，是指能够供人们生产或生活中利用并作为所有权、使用权客体的自然物质，目前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野生动植物）、海洋资源、草原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等。”不管如何，都突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又是一个人口泱泱大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基于前期人们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造成自然资源状况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严重，耕地锐减，农业分摊水量降低，城市严重缺水，森林覆盖率萎缩，草地退化，物种濒危面扩大，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明显，如何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目前，已有学者就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角度、法律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制定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并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现实条件、立法方案及框架方案等，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制定迫切性也正反映了自然资源法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位置。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用、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各种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自然资源法保护对象即自然资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法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针对的是现有的资源环境，贯穿于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的全过程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则包括资源权属关系、资源流转关系、资源管理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内在有机联系便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首先，在存在形态上是相连的，森林、草原、矿藏、水都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下；其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连锁性、结构性的变化效应，并形成各种资源的多种功能。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从个别资源的效益出发，还必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必须要求一部自然资源母法来规范，协调相关的子法，使立法、执行、守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达成一致，实现整体自然资源系统的高效运作，该母法正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轰轰列列的自然资源基本法。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基本法和自然资源部门法两部分组成。

自然资源基本法应将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其中，将自然资源法中共性的规定进行规范。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法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及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的原则：对自然资合理、适度开发的原则，源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原则，自然资源利用与营造相结合原则，自然资源保护原则；自然资源的保护范围；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主体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自然资源的公众保护；自然资源的国际保护和合作开发；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等。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法的体系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生物资源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旅游资源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规章等。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远没遏制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任务。

生态环境法是环境资源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局保护，保持生态（包括物种）的多样性，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和兴起源自人们对生态学的认识之发展，生态学“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二战后国际生态科学蓬勃发展，至60年代，生态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生态学科），它的出现使生态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改观，生态系统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是人类认识自然生态的系统的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对该学科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满足了社会在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下，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该学科与法学的结合，在时代的蕴育下，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出现充实了现代环境法的内容，“现代环境法是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这些都是传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之所以必须得以提出和构建，盖系本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生态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的100年里获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却正是20世纪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衰败的祸首，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究其原因，唯“技术只重视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即分解论方法，生态系统恰恰与技术不同，生态系统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划分成可随意处置的几个部分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处理方式之不同使得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正确处理方法，使生态环境保破坏愈演愈烈，而生态环境保护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概念及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称谓上，生态环境法与环境法并不对立，所谓生态环境法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因而生态环境法亦可简称为环境法。”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最大化的解释，也即实际上为环境法，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俄罗斯法学界对“生态法”的界定相类似.

本文此处所指生态环境保护法系指调整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环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为生态环境保护法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必然要体现和遵守相关的生态规律，如物物相关规律、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规律、多样稳定规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等等。它通常是在各个自然资源法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部门，有时往往要通过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部门来实现，这些法律部门相互联系、有机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生态环境法的重要内容，但生态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仍各不失其独立性，二者有质的区别。

生态环境建设要求防止土地资源的被破坏（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多基于此）、水土得以保持，防治沙化、水资源污染的防治以及发展生态农业，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确保有限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更要坚决杜绝掠夺性、破坏性经济营，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防止资源开发正在造成的生态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有效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我国环境法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国务院在2000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印发了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结合前述我国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法组成。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宗旨。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合作战略，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原则，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原则等。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内容：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生态环境保护负责。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级环保部门做好综合协调与监管工作；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建设等部门，要加强自然资源考核和规划和管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包括：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重要渔业水域等）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及地（市）级的生态功能区，跨省域和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跨地（市）和县（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采取的保护措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监督。

对重点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森林、草原资源开发利用、生物物种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对生态良好地区特别是物种丰富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公共绿地和生态用地，开展公共绿化和家庭绿化，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的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鼓励科技创新，加强生态科技经费的投入，推动生态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完善生态破坏的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处罚制度。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赔偿和刑事处罚。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部门法包括：国土防治法、土地荒漠化防治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自然遗迹保护法、人文遗迹保护法和国家公园保护法、风景名胜区保护法、防洪减灾法，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有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另外还有全局性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法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等。

五、涉外环境资源法

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还应包括涉外环境资源法。因为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所谓国际环境问题，又称全球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或人类环境问题，是指超越一国国界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化的产物。

当前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耗损）、酸雨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淡水短缺、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和破坏、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国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并导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发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口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的新开端。

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必然是参与解决国际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力量，我国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和有关公约的制订。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我国发起并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部长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等。我国在与他国共同处理国际环境资源问题、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属我国涉外环境法调整的内容。因此，涉外环境资源法是指调整我国与他国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遵守国际环境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的国际合作与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等。

关于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我国目前较薄弱，我国法律对这方面的规定仅在《宪法》中涉及涉外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保护法》中涉及的有关条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涉及的涉外环境保护条款，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涉外环境资源法，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在制订涉外环境资源法中，须贯彻我国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包括经济全球化必须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的原则；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处理环境问题应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国际间合作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原则等。

涉外环境法要充实的内容还需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相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应我国国情的绿色关税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生态标志认证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检疫制度等环保市场准入制度。此外还需对我国一些陈旧环保制度和措施进行改革，取而代之国际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污染权交易制度、总量排污收费制度。这些都为涉外环境法制建设的“重头戏”。再者，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又会面临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多承担保护全球环境之责的更大压力，从而使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难度不断增加，加大了我国涉外环境法的执行难度。这些都需要涉外环境资源法加以研究解决。

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据有关资料，至1999年5月，我国与美国、日本、朝鲜及各周边国家签订了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25项，包括环境保护的合作议定书、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

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据统计至1999年5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约50多项。其中涉及臭氧层保护公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气候变化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生物多样性变化公约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公约例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公约例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核污染防治公约例如《核安全公约》等；南极保护条约例如《南极条约》等；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危险废物控制公约例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公约例如《化学品在工作中的使用安全公约》等；环境权的国际法规定公约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其它国际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关于例如《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等。这些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构成了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8

关键词：新形势；煤矿企业；环保；措施

引言

随着现代化工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煤矿企业的生产与环保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以资源为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工业企业，其本身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环境问题，而且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环保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尤其是对于那些环境污染状况严重的企业来讲，政府部门更是提出了要求其限期治理以达到相关标准的规定。煤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要十分重视《环保法》的相关规定[1]，以法律规定的环保标准为准则，积极开展多项环保管理工作，落实责任，健全管理基本制度，最大化降低环境污染程度。

1　加强煤矿企业环保意识的培养

1.1　科学合理解决企业经济利润与环保工作之间的关系

煤矿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二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只有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的环保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企业向效益型企业方向发展，进而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比如部分煤矿企业通过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进行治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员工的生活环境质量，同时对废渣废料的二次利用又节约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负担，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最终促进了企业内部和谐员工关系与人人为环保做贡献的良好企业文化氛围。

1.2　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

环境保护工作人员作为实际推动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要不断增强自身工作的主动性，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不断加强自身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才能有效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企业也只有不断对员工进行相关方面的培训，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展开，进而促进企业环保工作的持续性发展。

1.3　增强对相关管理阶层的环保意识培养

煤矿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在短期内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但从企业持续性发展角度看，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因此要不断提高管理阶层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领导的前瞻性，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角度遇见企业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将企业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推动管理者阶层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保证环保工作的无碍发展。

2　煤矿企业环保管理措施探究

2.1　环保资金持续化投入

环境保护工作在煤炭生产企业中可谓一项长期的工作，尤其是在现阶段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要保证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就需要对其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有限的污染治理经费进行统一安排，以推动重点污染源治理等工作的开展[2]，并在此基础上，带动企业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2.2　环保管理机构稳定化工作管理

煤炭企业要想充分做好污染治理工作，首先要保证有一支强大的污染治理队伍，包括精通污染治理业务的工作人员与管理人员，从而从根本上保证污染治理工作的持续性发展。这就要求煤炭企业要充分稳定污染治理队伍内部的恒定性，保证机构稳定与人员充分发展，另外还需要赋予环境保护工作部门一定的管理职能，以突出其权威性特点。同时还需要不断加强对环境保护队伍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与科学管理方面的培训，突出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持续化发展方向。

2.3　环境污染科学化治理

现阶段，虽然很多煤炭企业已经开始配置了关于如何有效做到环境保护的设备，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现，很多设备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处理效果达不到相应的标准，设备运行故障，设备维护环节缺失等，这些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企业内部资源的浪费，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应不断加强企业对自身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监督与管理。

首先，要科学严谨的选择环保工艺设备。环境保护工作反映在工业生产领域尤其是煤矿生产领域，是一个集技术性与管理性为一体的内容，目前中国工业生产领域中关于环保技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环保市场设备繁杂，较少有针对煤炭企业生产特点所涉及的环保设备，有些厂家为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还提供诱导性假广告。因此煤炭企业自身要想从根本上做好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必须从自身企业生产状况出发，有针对性的对环保工艺设备市场展开深入调研，从设备的技术含量、处理效果以及性价比方面选择真正合适自身环境保护工作的设备[3]。

其次，不断促进企业污染治理的科学有效运行与管理。煤炭企业本身在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合标准处理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煤炭排污设备的良性运行。另外在煤炭企业排污治理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够，或者管理人员缺乏环境保护等相关方面的管理经验，或者缺乏对污染治理设备的有效维护知识等，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污染治理的效果。因此煤炭企业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污染治理制度，在实际污染治理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并补充和完善相应的标准与规定，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及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适当对工作人员与管理人员进行有关的技能培训，并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力量，提高技术因素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保证污染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3　结论

煤矿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科学开展，对于煤矿企业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机遇，煤矿企业自身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培养意识，并逐步进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与产品生产规划调整，来不断降低高污染产品的生产，提高以先进科技为指导的资源节约型产品的生产规模，按照从污染治理到污染防治、从生产末端治理到生产过程治理的原则，不断降低企业环境污染程度，进而降低企业负担，推动企业以新科技、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为指导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另外企业还要不断加强对废弃物的再利用，变废为宝，促进企业良性循环与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清洁生产，进而提高企业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王元琴.浅议在新形势下如何搞好煤矿环保工作[J].煤矿安全，2003，34（3）：52-53.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9

关键词：大气污染防治；制度；命令—控制；市场诱导；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18-02

一、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现状

（一）命令—控制制度执行无保障

命令—控制手段是世界公认的、比较有效的、且应用最广泛的污染控制手段。这种模式强化行政监管机构的权力和执行手段，赋予行政机构强有力的执行权和处罚权，主要通过设定综合性或单行的环境标准、制定环境规划、高效的行政处罚、多样化的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检查和限期治理、突发性环境污染应急预案等方法实施。

中国在采用命令—控制手段防治大气污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在该制度的执行上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环保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不够。中国环保机关在财政和人事安排上都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各地空气污染大户往往也是地方政府的利税大户，有些本身就是国有企业，实施处罚的主体和被处罚的对象都归属于政府，这使得环保行政机关在严格执行空气质量标准上处于两难境地；二是环保行政机关处罚所依据的环境标准不能满足环境质量的要求。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目前有不少环境质量标准比较滞后。以空气质量标准为例，中国在新制定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中增加了PM2.5的数据，但是与其配套的监测方法标准、规范却无法满足需要，由于缺乏仪器适用性检测技术要求，中国在规范PM2.5的监测工作方面存在很大的纰漏。目前中国还没有针对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的相关标准[1] ；三是缺乏对环境行政机关的监督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涉及到企业、政府和公众的利益博弈，作为监管者同样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同样会“权力寻租”或为“机构俘获”，需要建立广泛的环境行政监督制约制度，在环境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时，由监督机关督促其履行职责。中国的环境行政机关一方面权力配置不够，影响了其职责的发挥，另一方面，也有行政不作为。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例，中国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里并没有明确将政府机关列为监督的对象 [2]。

（二）市场诱导制度不够健全

命令控制手段作为一种最早和应用最广泛的防治手段，在长期的适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弊端。最典型的是由于其强制性，无法激发出被监管者的积极性，不考虑污染防治成本的个体差异，实行统一的环境标准，造成防治成本高的污染者尽量逃避监管，与监管者“躲猫猫”，而对防治成本低的污染者也缺乏激励。尤其是在中国以GDP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对环境与经济的博弈，政府倾向于经济优先，但环境污染又不得不治理，折中的结果是实行较低的环境标准，污染成本要远远小于预防成本，造成企事业单位宁可缴纳排污费和罚款，也不进行环境预防治理。

（三）公众无法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制度严重不足

在环境治理领域中，既可能出现政府失灵，也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会造成监管者为被监管者“俘获”，出现权力寻租，而环境污染的形成本身就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因此，对污染治理，需要独立于政府、市场的第三方参与。第三方主体因其公益性、独立性、草根性而避免了政府的权力寻租，因其特定的维护环境公益的宗旨和目标、成员的专业性和敬业精神避免了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利性。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公众参与的典型规定是“任何人和单位”都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却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规制检举和控告的对象、程序等实施条款，导致该条规定成为无法实施的空中楼阁。比如，公众参与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获得充分的环境信息，但在实践中，政府不公布甚至拒绝公布环境信息很常见。2012年11月，北京市志愿者由于无法获得广州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信息而广州市环保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3]。

二、欧美发达国家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一）实行严刑峻法

欧美大气污染防治法最典型的特征是对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以PM2.5为例，中国的是年均35μg/m3，美国原执行的是年均15μg/m3，但美国联邦环保局在2012年12月，进一步降低该标准为 12μg/m3。美国还不断修订工业锅炉、焚化炉和水泥窑等污染设施需要达到的清洁空气标准，以及工业锅炉最大可行控制技术标准等，以切实实现空气质量标准。在执法上，欧美对大气污染实行刑事处罚、禁令、高额罚金等制度，处罚对象极其广泛，被惩罚的对象小到个人，大到巨型跨国公司，乃至市县、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都可能受到美国环保部门或者司法部门的巨额罚款。如2011年3月，根据《清洁空气法》、《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以及《综合环境反应法》等，美国政府向通用汽车公司罚款5 100万美元。而中国的大气污染事故很少有受到重罚的，以2009年福建仙游血铅污染案造成多达203人血铅超标的情况下，罚金总额也才2 750万元人民币[4]。

（二）采取多种市场手段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最早就是在空气污染防治领域实施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控制酸雨、降低空气污染又不影响发展经济，首创了泡泡政策、容量结余、银行储备、排放抵销等，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成为各国争相借鉴的典范。排污权交易可以提高污染防治资源的使用效率，给由于技术改进等方法而超量减排的厂商以出售剩余的排污权的激励，而治理污染成本较高的企业，也可以通过从市场上购买排污权指标达到降低污染排放的目标。欧盟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另一个经实践证明比较成功的环境经济法律制度，该制度的原理正是借鉴了排污权交易制度。除此以外，欧美还广泛实行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空气污染税，通过市场价格杠杆控制污染的排放。

（三）公众普遍能够参与大气污染防治

首先，欧美立法赋予公众有大气环境治理的参与权，如美国《清洁空气法》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赋予任何公民可以就空气污染向任何“人”，包括厂商、州县、联邦政府等的权利；欧盟制定的《奥尔胡斯公约》（《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公约》）明确赋予各国民众与NGO团体对未履行公约的政府机构可提出控诉；其次，实行广泛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保证公众能够获得环境监管所需要的信息。美国有《信息公开法》、《国家环境政策法》、《行政程序法》等；欧盟颁布了《情报开放指令》、德国有《环境信息法》、英国有《信息公开法》等。再次，欧美国家政府支持和发展了数量庞大的环境NGO，这些环境团体以其专业性强、组织周密、财力雄厚等优势，成为公众参与的主力军。

三、完善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行政监管手段

在中国这样一个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市场程度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大气污染的基本防治手段仍然是行政监管，应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监管制度和方法，实行大气污染防治的严刑峻法。一是加重大气污染的处罚力度。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对污染者实行重罚，迫使污染者不敢违法，从思想上主动杜绝靠污染转嫁和降低成本的苗头；二是实行多样化的行政监管方法。不断完善现场检查、限期治理、环境标准、行政指导、环境监测、突发性大气污染应急处理等命令—控制手段，不断优化和提高监管指标水平，完善监管配套技术法规；三是加大监督力度。把负有大气污染防治职责官员的履责情况同其职位变动挂钩，实行严格的环境行政监管问责制，对行政不作为和不当作为的官员要依法追究其渎职等法律责任。

（二）注重构建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的市场诱导手段

市场诱导手段是大气污染防治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要不断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机制，引诱大气污染企事业单位主动积极地预防和治理大气污染。一是构建广泛的大气污染税费制度，逐步建立主要污染气体税收制度，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等；二是不断完善大气污染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总量控制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产权市场交易制度；三是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绿色信贷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环境保险制度、绿色产品制度、绿色证券制度等。

（三）强化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制度建设

一是强化空气环境信息公开。应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断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方法，可采取在环保部门网站主动公示，接受公民申请告知，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公布等多种方式环境信息。除了涉及保密和知识产权外，相关环境信息都应该依法公开；二是支持和促进环境NGO的设立和发展。特别是降低和简化环境草根社团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完善环境NGO的组织建设，形成民主决策的体制和机制，强化其公益性、专业性；三是构建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已经在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宣告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对于哪些组织和机关享有环境公益诉权还没有明确，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予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郄建荣.PM2.5监测方法标准规范欠缺 环保部拟发6项新标[EB/OL].http：///fzdt/newshtml/fzjd/20121112125311.

htm，2012-11-12.

[2] 张式军，曹甜.略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不足及其完善[C].2007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

环境污染如何治理篇10

看了汪部长在水利学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学术报告“水环境承载能力分析与调控”，颇有感触，认为报告语言朴实、思路广阔、内容实在、目的明确，将问题及治理方向论述得很透彻，让人感到明朗、广阔、深远、清透，对前景一目了然。报告明确指出水污染治理是将来面临的最严重、难度最大的问题，比解决洪涝灾害、水资源不足更困难，一语中的、确实如此。

难忘7月13日，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大激动的日子，我们自豪的获取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治理环境，迎接奥运”从此成为北京市的一项急迫而重要的任务，北环水系就是重点治理对象之一。

北环水系是一条小河，东西走向，横贯北京闹市区，是中南海的水源地，也是未来奥运村的水源地。目前，北环水系水流不畅，污染严重，水质不断恶化，严重影响北京形象，与首都地位极不协调。它虽然尺度不大，但因为作用重要，所以当之无愧地被市政府列为重点治理对象。

很荣幸，作者参与了北环水系治理的前期工作，近期对水系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沿线访问了数以百计的居民及河道管理者、旅游业者、公园管理者，对水环境现状及污染源特征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总的感觉是，水系虽然规模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污染严重，污染源花样繁多，治理难度很大。

本文对北环水系的水环境现状、污染源特征、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描述，对治理工程进行了简介，对如何治理污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北环水系只是一个特例，它具有普遍性，代表了城市水系环境污染所共有的特征。本文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充分了解城市水系污染的特征，了解因污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了解城市治污的艰巨性，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一、何谓北环水系

1.1北环水系是什么？

北环水系位于北京市市区偏北侧，横贯东西，自西至东跨越海淀、西城、东城、朝阳四区，由长河、北护城河、亮马河等组成，全长约20km，河道宽度约15～40m，水源来自于京密引水渠。

历史上，北环水系连同相连的湖泊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然而，在60～70年代的城市建设中，水系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河湖被填平或被改为暗沟，使得北环水系支离破碎，难以全线贯通。

1.2与水系相连的湖泊有哪些？

与北环水系相连的湖泊甚多，从西到东有紫竹院湖、动物园湖、展览馆后湖、市中心区的“六海”、筒子河、金水河，还有北郊的人定湖、青年湖、土城沟遗址公园，东郊的工人体育场、水碓湖、红领巾湖等共有16处之多。“六海”是由六个湖泊串联组成的水域，位于北京市正中心，总面积约150万m2，上游至下游依次是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其中，北海是著名的公园，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地，都是很重要的水面。筒子河是环绕故宫的河道，金水河是从天安门脚下流过的河。可见北环水系对北京城区的生态环境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规划设计中的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北京北部，开辟有一定面积的水面，其水源也来自北环水系。因此北环水系是城市由西向北、向东发展园林建设、美化环境的重要条件，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3水系的功能、作用是什么？

北环水系的基本功能是：城市泄洪；为湖泊和工、农业输水；美化城市环境；供旅游、休闲、观赏。此外还有改善区域小气候、补充涵养地下水等功能。

根据规划，治理后的北环水系为风景观赏河道，将成为重要的城市景观走廊，规划还赋予其旅游通航的功能。

1.4水系沿线城市建设情况怎么样？

北护城河南侧是繁忙的交通主干道—北二环路，河道北侧高楼大厦一栋接一栋，主要是高层住宅楼、高档写字楼、办公楼，也有少部分高楼正在建设中，此外还有几处漂亮的公园。

亮马河沿线是重要的商业、居住、办公、使馆区。北侧有渔洋饭店、京城大厦、昆仑饭店、燕莎商城、光明公寓等；南侧有大量的高层居民楼、写字楼，还有十几家大使馆在这里一字摆开。象胡家园小区、东苑公寓等都是高级住宅小区。

二、北环水系水环境存在哪些问题?

北环水系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环境问题，然而，水环境污染依然是最大的问题。根据2001年夏、秋两个节的水质监测结果，按《地表水环境评价标准》(GHZB1-1999)评价，位于上游的长河水质较好，夏秋两季都为Ⅲ类水，满足水域功能划分要求；北护城河水质较差，夏季CODMn超标严重，为V类水，不能满足IV类的水域功能要求；亮马河下游不管是夏季还是秋季，CODMn超标严重，为V类水，不能满足水域功能要求；中南海为IV类水，勉强满足要求。

从水质参数来看，北环水系的污染很严重，然而，水环境污染隐含的问题是水质参数所不能表述的。

2.1形形的污染源

根据调查，水系主要污染源仍是生活污水，沿线部分住户（特别是平房住户）污/雨不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尤其是亮马河最为严重，沿线可以看到黑洞洞的排污口直通河道，密密麻麻、数不胜数，阵阵浊流涌入河中，令人心寒。

此外还有河道淤泥、工地弃渣弃污、餐馆弃污，行人、小吃经营者投入垃圾，垃圾车、大粪车倾倒等。春天的大风将尘土、垃圾扬起抛入河道，夏天的雨水将四面八方的泥沙、垃圾冲入河道，还有行人将河沿当厕所。污染源形形、种类繁多，防不胜防。小小的河流显得多么脆弱，似乎人类及大自然都敌视它的存在，故意与它为敌，想尽千方百计要把它搞脏搞臭。

2.2秋风扫落叶—富有诗情画意的污染源

北京的秋天美不胜收，沿河高大的垂柳在微风中摇摆，树叶黄了，令人心旷神怡。寒流来了，在强风中，树叶纷纷扬扬、飘飘洒洒，落在水面，厚厚的一层将水面覆盖。这秋风扫落叶的景色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然而，为大自然的美丽做过贡献的树叶们一旦落入水体就会变成污染物。树叶在水面飘浮数日后就会沉入水底，逐渐腐烂发酵，变黑形成有机底泥，营养物质释放于水中。

2.3环卫工人有“黑客”

北护城河及亮马河附近不少居民反映，个别环卫工人为了偷懒，不原将垃圾、粪便运至远处，竟将垃圾车、抽粪车中的污物偷偷倾入河道，造成水质严重污染，充当了河水污染的“黑客”。

2.4污染源也搞游击战

偷弃污者神出鬼没自不必说，污染“游击战”有许多方式。北护城河及亮马河有若干雨水管流入河道，从这些雨水管中不时地有生活污水流入，时有时无，难以查证这些污水来自何处。考察时还发现，北护河水深褐色里呈现淡淡的乳白色，散发着刺激味道，可以判断肯定有工业污水流入，但管理人员也搞不清除来自何处，据说这种现象也不是总有。看来，污染源也搞游击战。

高粱桥与下游的北护城河之间是一段暗管，长约1km。附近北下关一带有约1000户平房居民。该居民区雨/污不分、直通暗管，平日的生活污水全部流入暗管。当河水不流动时，污水全部积蓄、隐藏在暗管内，好像在积蓄力量，等待着一举成名的那一天。当水闸开启，河水开始流动时，隐藏在暗管内的污水夹带着各类垃圾会一古脑儿地涌出来，争先恐后地流入北护城河，颇有千军万马的气势。北护城河顿时浊流滚滚、垃圾遍布。

只有亮马河的排污口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潺潺流淌的污水似乎有着不可撼动的背景，似乎理直气壮地在说:“我就这样，你能耐我何？”。其实，污水排放者也是污染受害者，他们也很痛心，要求治理的愿望很强烈，只是无奈罢了，生活污水总需要有一个去处。

2.5中央领导的关注

2001年夏天，北环水系及市中“六海”水质严重恶化，水体发黑发臭，表层漂浮着一层脏物，藻类大量繁殖，水草横生。据说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目睹此景后大为震惊，亲自打电话给北京市水利部门，要求进行治理。为了改善中南海水质，可以说用尽了招数，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施用大量水质净化剂，放水稀释冲刷，人工打捞飘浮物，从上海调用了水质净化船（持有专利技术）等等。治理后，中南海水质有所改善，水利部门也算是向中央领导交了差，但笔者去现场调查时发现水体呈现墨绿色，水质状况仍然不能令人乐观。

“六海”的水是从北护城河流入，调查时发现，最北部的西海沿岸有一些高档饭馆经营，这些饭馆在酒足饭饱之后，严重污染着“六海”水质。

2.6污染源也有靠山

在亮马河、西海、前海，有一些沿餐馆及水上游乐城，经营者用污染公共水域的代价为自己挣来了大把钞票，附近居民对此很有意见，一再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然而居民的努力总是白费，餐馆照样营业，污水照样排放，雷打不动，稳如泰山。很明显，这些餐馆有靠山，背后有支持者，如果这些餐馆、游乐城关闭了，支持者们的财源就减少了。

据亮马河使馆区的居民反映，附近一家部队单位办了一个路边洗车场，出租给外地打工人员经营，单位收取费用。洗车场占用道路，搞的污水横流，污染河道水质，居民对此意见很大，要求有关部门查封，但是，地方政府管不了部队，只好眼睁睁看着它存在下去。

污染源有靠山，这是污染治理中最麻烦、最头痛、最难办的事情。

2.7不幸的胡家园小区

亮马河东直门外斜街～工体西侧路河段约有400m，紧靠河边南岸就是胡家园小区。胡家园小区是北京市著名的模范小区，几十栋楼房高低错落，各抱地势，十分亮丽。小区内道路平整、干净，绿草如茵，树木鲜花错落有致、配置合理，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小区，管理的井井有条，一丝不乱，胡家园小区的居民是幸福的。据说，这里还住着几个说话很管用的地方干部，显然，当初规划者是抱着“靠水而居的”心态在这里建设一个现代化小区的。然而，胡家园小区的居民也是不幸的，不幸也是因为它紧靠亮马河。这里是整个北环水系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程度之甚令人触目惊心。笔者数次来此考察，和当地居民及居委会进行了交谈。在现场看到，河内水体是全黑色，呈现粘稠状，水不流动，是死水，水面漂浮着密集的粪便块、手纸、塑料袋等垃圾，散发出臭气，水底不时有大团气体翻腾上冒。据当地居民介绍，沿河几家饭馆向河内随意仍垃圾，有别处饭店半夜将垃圾、粪便倾入河道，更有大量生活污水流入。夏天这里空气充满恶臭，蚊蝇满天飞，住在十几层高的楼上都不敢开窗子，有的住户要用很多农药灭蚊蝇，讨厌极了。居民怨气冲天，感到很无助，只好不停地向政府反映情况。居民一直不停地向市、区政府各部门，向电视、报纸新闻媒体呼吁，也不时地招来一些官员、记者来此了解情况，然而视察着最终都是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后悻悻地离去。区政府也几次投资进行过治理，但状况始终没有改变。再往后，居民打烂了电话也没人敢到这里视察了。

胡家园小区的对岸是小关村，是大片平房区，据说，原居民大都搬走了，房子租给了外来人员，其中有许多少数民族，这里是谁都不管的区域，也是河道严重的污染源。

2.8100%的污水

一般概念下，河道原本流淌着清水，只是由于污水的流入才使得整个水体变坏了，长江如此，太湖如此，淮河也是如此。然而亮马河下游（壅水闸~入坝河）并非如此，雍水闸关的很死，滴水不漏，沿岸大小28个排污口汇集着四面八方的污水，河底流淌着的是100%的污水。如果没有污水，河道将会是干底状态。污水“滋润”着亮马河。

2.9天堂与地狱

沿北环水系走过，你可以看到：两侧道路平整，桥梁、绿地、现代化居民社区、公园、写字楼、星级宾馆、高级商厦、外国使馆、国际机构等一个挨一个，环境显得美丽、干净、高档，具有现代化都市的风采。这体现了首都经济建设的成果，然而，再看河道里面确实大煞风景，水质污染严重、底泥淤积、气味难闻。河内河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个天上、一个地狱。本来应该为生态环境、为景观起重要作用的河道，反而起了负面作用。

2.10水资源匮乏—先天不足

由于北京市用水量增加，加上近几年降水量偏少，缺水严重，水资源越来越宝贵，向下游排放的环境用水量减少，水体更换周期变长，部分河段变成了死水，污物不能稀释，这也严重影响了水质。

三、北环水系治理与奥运会

奥运会申办成功，我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庄严地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改善环境，为奥运会举办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这对于根治北环水系的污染问题无疑是一个最佳锲机，北京市政府下定决心，投巨资对北环水系进行彻底治理。

3.1治理任务

此次治理工程的主要任务是截污、清淤、绿化，并新建、改建一些建筑物（船闸、节制闸、橡胶坝、码头等），还计划建2处大型天然游泳场。治理的目标是：整治河道，提高防洪、排洪、蓄洪能力，彻底改善水环境，实现“水清、流畅、岸绿、通航”。治理后，水系沿线将新增绿地约40万m2，改善绿地面积8万m2；新增水面12.33万m2，改善水面面积20.6万m2。

3.2治理意义

北环水系综合治理可改善首都生态环境，提高北京的整体美，提高北京的国际形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2008年奥运会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为首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优美的水系与首都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城市地位相适应，对北京的防洪、供水、旅游等也有重要意义。

四、城市治污何其难—浅谈污染治理方略

显然，北环水系治理的意义是重大的，愿望是美好的，决心是坚强的，气魄是雄伟的。然而笔者根据调查认为，要达到治理目的，必须采取两手：一手硬，一手软。一手硬就是采取工程措施，投入资金进行治理；一手软就是提高管理水平，进行法制建设。城市治污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工程措施并不能保证治理效果达到预期目的，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才能达到目的。

4.1资金、行政、法律保障措施

（1）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显然，资金支持是污染治理重要的条件之一，没有资金，一切治理措施就无法实施。

（2）政府的支持是后盾

城市水系污染治理涉及面很广，不但涉及到居民，还涉及到外地人员，涉及到部队系统，涉及到少数民族，也会涉及到权利持有者的利益。因此，单靠水利部门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即使再加上环保部门，力量依然是苍白无力的。需要市政府的强力支持，市政府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没有一个强大政府的支持，许多强制性措施就难以行得通。

（3）污染治理需要法制

法律法规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准绳，北京市应制定保护城市水环境的地方性法律，让水系管理部门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这样一些事情做起来会容易一些。

4.2工程保障措施

（1）必须实施彻底截污、污/雨分流

根据实地调查结果，生活污水是水系最严重的污染源，将生活污水完全截留是治污的根本。另外，由于雨水管经常被用作排污管，所以实施污/雨分流也是重要措施。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厂处理，雨水量不大的情况下则另找途径排出，洪水可以通过河道排放。

（2）对老平房区进行搬迁改造

一般来说，北京市新建居民区都有完备的下水道系统，都实施了污/雨分流。但是，老平房区房屋破旧，多数没有下水道系统，而且污/雨不分，是造成河流污染的主要来源。不管从污染治理的角度还是从城市建设的角度，都需要对老平房区进行搬迁改造。

4.3市政管理措施

（1）加强城市卫生综合管理

加强北京市的综合卫生管理，使街面保持干净，减少因风吹、雨水等因素将脏物带入河流。对自由市场、餐馆、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严格的卫生管理，对建设工地卫生实行严格监督，对产生污染的路边小生意、洗车点或进行环境改造、或取缔。

（2）环卫部门应提高管理水平

鉴于环卫部门职工向河道倾倒垃圾、大粪的情况客观存在，环卫部门应提高管理水平，严格要求职工遵守规矩，教育职工明确自己的责任，对不守规矩、擅自污染环境的职工给与相应的处罚。

（3）合理布置垃圾处理站点、公共厕所

应健全垃圾处理站点网络（尤其是公共场所），让人们垃圾有处可弃，减少因无垃圾站（箱）而导致的垃圾随意丢弃。应在沿河设置一些公共厕所，让在外活动的人们感到方便，减少因为没有厕所而将河沿当厕所的现象。

（4）拆除一切造成污染的违章建筑

对一切形成污染的沿河餐馆、水上游乐厅等应取缔。

4.4水系沿线环境管理、监督措施

（1）加强河道沿线环境监督

应成立河道环境执法监督队伍，依法行使职责，惩罚偷弃污者。

（2）加强河道保洁工作

加强河道的保洁工作，将河边的枯枝落叶、尘土、垃圾等及时清扫，将坡面进行及时护理，将飘浮在水面上的脏物、树叶等及时清出。

4.5水资源调控措施

（1）加强水源调配方面的研究

水资源不足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因素，河水不流，水质就会恶化。应加强水源调配方面的研究，如何既节约水源又保护水环境是必须研究的课题。此外，在奥运会之前，北京市计划建设一批污水处理厂，应加强处理水的应用，处理厂与输水管道应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将处理后的洁净水引入河道，这样既节约水资源又可保护水环境。

（2）加强水系协调管理

北环水系担负着向16处公园湖泊供水的任务，河流与湖泊的一体化调度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必须加强协调性。

（3）闸门群联合控制科学化

北环水系闸门过多，管理又不统一，为了达到河水“流畅”的目的，应制定闸门群的联合调度规则，设置信息化、自动化控制系统，成立联合调度指挥机构，运用科学的模式、先进的手段统一水流调度问题。

4.6公众参与措施

（1）让公众参与河道环境管理

河道管理部门应建立与沿线居民的沟通渠道，定期访问居民，公布举报电话，让居民有机会参与对污染源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处理。也可以实行“门前三包”等措施，目的是充分发挥群众保护水环境的巨大热情，对水环境实行有效的监督和保护。

（2）搞好大众教育

对大众加强保护水质的教育，沿河树立一些警示牌，呼吁人们注意保护水质。另外，新闻媒体继续对大众进行环境保护的教育。

“现代化摩天大楼的旁边流淌着一条臭水沟的”现象无法消除，美丽北京的一个污点就难以消除。

写在后面

水污染治理比防洪、抗旱难度更大，因为洪水的发生在时间上偶然性、在地域上有局限性，而水污染则是每时每地都存在。洪水、干旱是天灾，面对天灾，人类更能团结一致，更能吃苦耐劳，更能相互帮助，更能激起一股热情，1998年长江大水就是一个例证。水污染是人祸，是人引起的，治污会影响到部分人的利益，会涉及到社会中的方方面，因此，治污难度会更大。

与奔腾的长江、淮河及浩瀚的太湖相比，北环水系太藐小，太不值得一提，但是，面对如此“微不足道”的水系，拥有雄厚资金、先进技术的北京市竟然毫无办法，那么，长江、淮河、太湖的污染治理难度又会是如何？反复投入巨资治理而毫无效果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