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发展战略十篇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1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战略

一、新阶段面临的新任务和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为，我国己经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提出要到2020年，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七大顺应形势发展和人民意愿，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对2020年的奋斗目标进行了充实完善，并作出了重要部署。如，实现人均gdp翻两番，显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等，这些任务只能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这是因为，新阶段中国还面临许多突出的问题：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主要包括需求结构不协调、产业结构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以及地区发展差距、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和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二是需要破解存在的一些“两难”的矛盾，如在新阶段需要解决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矛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高投入的矛盾、保持经济稳定安全与深化改革开放的矛盾；三是面临国外强有力的挑战，特别是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廉价劳动力的挑战；同时，在我国社会总体形势平稳的同时，一些不稳定因素还长期存在并有所增加。面对这些不和谐问题，应该用发展的方法予以解决，这既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经过艰辛探索所积累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

如果把上述经济社会问题从经济战略方面予以归纳，可以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战略举措和相关的一些经济战略，往往是针对当时显露的一些突出问题而提出的。这样一来，提出的某些经济战略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有些经济战略虽然很有针对性，但由于对经济的运行及其长远发展缺乏系统的分析，往往存在脚痛医脚、头痛治头的现象。二是有些经济战略虽然设想很好，但在实际中却很难执行，使存在的问题不但没能得到更好地解决，有的甚至进一步加深了。三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老问题依然非常突出，说明原有的经济战略仍然在执行。四是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突出问题。比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己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瓶颈约束日益增大等。

上述存在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也不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因此，很有必要从整体的高度系统地分析中国经济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其需要调整的走向。我们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发展战略”向“新的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

二、科学发展观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战略的调整指明了方向

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呢？这就要从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谈起。

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发展一切将无从谈起。而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中，必须辩证地理解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而贯彻科学发展观又必须坚持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因此，只有使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党执政兴国才有稳固根基，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才有雄厚基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根本前提。

这样一来，科学发展观就成为了我国制定正确的经济战略的指导观。那它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又指明了什么样的方向呢？

一是科学发展观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显而易见的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原则。对于这些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显然要坚持全面协调的原则。“单打一”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时间内不一定有效。例如，三次基本产业结构不够协调，长期存在农业相对滞后、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过低的状况。这是在片面工业化战略指导下出现的结果。如果认为解决服务业比重低的问题只要增加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即可，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解决服务业比重过低的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需要对“三农”问题、工业问题和服务业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才能做出统筹安排——确立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战略。又如，解决个人收入过分悬殊问题，在中国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它与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这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是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靠“单打一”也是行不通的，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确立可行的发展战略，做到统筹兼顾，方能得到切实解决；二是科学发展观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两难矛盾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比如，解决提高增长质量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矛盾，必须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加以解决；三是科学发展观为应对国际挑战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例如，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的挑战，科学发展观提出，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就应当正确处理好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自主开发与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关系。总的来说，确立或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方能解决经济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战略问题。

总体上来讲，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经济战略，就是要推动实施以人为本的经济战略、全面发展的经济战略、协调发展的经济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战略。

以人为本的中国经济战略，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这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不能要求过急。现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不可能完全做到。要注意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所以，应当从现在的具体事情做起，把以人为本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

正确的经济战略要求全面的、协调的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经济战略应该把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贯穿始终。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几个统筹兼顾既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对全面发展经济战略的具体解释。协调发展的中国经济战略应由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合力的一系列具体战略所组成，这些具体战略结合在一起，追求的是综合效率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不断上升。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战略，就是要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要从主要注重物质资料的增长转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从单纯追求数量扩张到数量、质量、结构、效益兼顾；从主要注重静态资源配置转到注重动态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经济战略的重大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着眼中国又面向世界提出的重大理论成果，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经济战略的选择与调整本身就是理论创新。

科学发展观借鉴了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及认识成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观的不断演变和逐渐趋于成熟合理，这些国家的经济战略也随之调整并逐渐完善，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水平提高。科学发展观吸纳了人类历史上关于人的学说的有益成果，以人为本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意蕴。同时，科学发展观汲取了世界各国关于社会建设的经验和成果。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强调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和基本制度，善于独立自主地搞建设，又强调要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充分运用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和成果来发展自己；既强调要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来发展自己，又强调要负起对世界应有的责任，让世界受益于中国的发展；既强调中国选择自己政治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又强调要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既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强调要大力学习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既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又强调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归结起来，科学发展观不是经济发展的单赢发展观，而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与时俱进，也是对西方工业化国家传统发展观的根本性创新。由此可知，科学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发展，所以，由此制定的经济战略也是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

第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中国经济战略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目前我国社会两大突出矛盾又演化为一系列具体矛盾，即不和谐，诸如“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收入差距大”等社会问题，铁路、电力、石油、电信、民航、邮政、盐业和市政等行业垄断问题，官员权力腐败严重、干群关系紧张、弱势群体权益缺乏保障等焦点问题。这些不和谐如果得不到有效缓解和妥善应对，必然成为改革攻坚阶段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在上述不和谐中，因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引发的利益矛盾已经是社会矛盾的主流形态，这种矛盾不仅是最复杂、最普遍和最突出的矛盾，同时也是令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矛盾。而根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经济战略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保障：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始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为人民群众谋取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为人民群众素质的提高和人的潜能的发挥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全面发展的经济战略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建设；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始终要以“统筹兼顾”来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制度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相协调，确保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在现代建设中，将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和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2

[论文摘　要]3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是突破中国发展面临的发展困境，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战略途径是渐进式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战略手段是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改革开放战略的经验在于：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阶段性与长远性相统一；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在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应顺应形势发展要求实现战略升级。

三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不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同时催生了独具风格的“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质言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国家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战略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从国家战略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于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在发展新阶段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基于战略学分析进路，对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战略构成、战略经验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突破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文革”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毛泽东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3

关键词：经济型酒店 市场细分 产品差异化战略 必要性 实施建议

经济型酒店（Economy / Budget Hotel）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相对于星级酒店这种传统全服务型酒店（Full Service Hotel ）而言的一种新型酒店形态，目前在欧美国家已成为相当成熟的酒店业形式。经济型酒店只重视提供客房和早餐以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因而又称为“有限服务酒店”。在服务对象上，以中低端商务者、休闲旅游者、学生、社会大众等为主；在产品和服务上，以客房为灵魂，突出清洁卫生、舒适方便、简单实用的特点；在价格设置上，从100到300元/天不等，以突出“经济”的特点；在经营模式上，以连锁和特许经营为主。目前在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经济型酒店品牌有：如家、汉庭、锦江之星、莫泰和七天连锁等。

一、经济型酒店发展现状：

我国经济型酒店在发展历程中，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市场原始驱动阶段。1997年，锦江之星酒店在上海建立，标志着国内经济型连锁酒店的诞生。在市场需求尚未明确分化的情况下，此阶段中大多数经济型酒店把主要目标客户模糊定位为商务人士和休闲旅游者。第二，产品成本控制阶段。自2002年如家酒店连锁成立后，经济型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纷纷围绕价格、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进行同质化竞争。第三，品牌建设扩张阶段。该阶段，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绝大多数经济型酒店以连锁、特许经营的方式综合各种营销手段创建品牌，采用上市手段融资，扩大市场份额。

然而，在经历了这三个发展阶段后，发展初期在市场原始驱动下模糊定位的消费群体已发生明显分化，商务人士、休闲旅游者、学生等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呈现显著差异；产品和成本控制上的同质化竞争日益白热化。如何把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在产品差异化战略上扩大市场份额推动着经济型酒店的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市场细分和产品差异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市场细分战略的实施是重点。

二、市场细分战略的必要性：

1、产品定位模糊，发展空间紧张

现阶段，绝大多数经济型酒店把关注重点放在市场份额和数量的扩张上，在客户群体细分和产品设计上关注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开发的产品单一，将目标消费群体定位为商务人士，对休闲自助游客、背包客等重要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关注不够，缺乏针对性产品。总体上看，当前的服务差异性也仅仅围绕产品的价格和服务质量，尚未形成针对细分市场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需求的一套合理、完整的产品服务体系。面对着高端商务型酒店和低端社会旅馆分化客户群体的双重挤压，市场发展空间日趋紧张，直接体现在业绩增长乏力。

以当今行业排名第一的如家连锁酒店为例。如家在产品开发设计上，只制定不同价位等级，提供标准房、商务房、大床房等产品，然而不同产品间服务差别不大，没有针对不同消费人群设计的差异化产品。尽管如家当前已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场份额位居榜首，然而从2011年一季度公布的财务数据看，公司实现净利润3250万元，与上年同期下滑70%，入住率85.1%，同比下降5.4个百分点，创八个季度以来最低。同时，相关研究数据表明，2007年，经济型酒店单店年回报率由两年前的30%～50% 下降到20%～30%，加上成本压力日益加剧，导致利润率不断缩水。因而，可以看到，在当前市场竞争态势下，未来发展空间日益紧张。

2、同质化竞争严重，价格战日益白热化

在当今发展空间日益紧张的情势下，经济型酒店没有实行市场细分战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十分雷同，不同酒店都提供一样的客房，同样强调舒适方便、经济实用，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而面对较低的行业进入壁垒，市场拥有众多的潜在进入者，据统计，仅2007年，全国经济型酒店的数量就从727家，增长到至少1000家。这无疑使当前的同质化竞争渐趋白热化。从波特五力模型角度分析，经济型酒店面临巨大新进入者的威胁、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以及来自社会旅馆和招待所的替代品威胁，因而缺乏核心竞争力，这必然导致激烈的价格战。

价格战是指为了抢占市场，把对手彻底挤出竞争市场，通过降低自身产品价格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目前，经济型酒店的行业利润率已经下降，面对通货膨胀和地价上涨导致的高成本压力，激烈的价格战必然导致两败俱伤。从长期来看，收支的不平衡、现金流的不畅都会对其未来发展造成阻碍。由此可见，使用价格战不是经济型酒店竞争的长久之计，寻求市场细分下的产品差异化战略才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如家的创始人，汉庭酒店董事长兼CEO引季琦所讲：“当年如家快捷和锦江之星旅馆的成功是定位的成功。而现阶段，经济型酒店的成功应该是产品细分的成功。”自引季琦在离开如家后，成功利用产品差异化战略创建了新的品牌---汉庭，囊括了为商务者提供的“汉庭全季”酒店、为休闲旅游者提供的“汉庭快捷”酒店以及为青年背包客提供的“汉庭客栈”。 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市场细分战略的推进使汉庭名列经济型酒店排行榜前五位。

因而，在市场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经济型酒店只有依靠市场细分，开发差异化新产品才能抢占新“蓝海”。

三、市场细分战略实施建议：

1、开发差异化新产品：

市场细分战略的实施首先必须明确不同目标客户的需求动机、购买行为、消费模式，然后依据企业自身的资源与能力选择适当的目标客户，开发具有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以求在差异化基础上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我国依据市场细分战略开发差异化产品可以从新市场及已有市场两个方面入手：⑴ 开拓新的目标市场，将更多的客户群体纳入目标客户群。长久以来，我国经济型酒店多定位于满足商务人士和休闲旅游者两大群体需求为主，忽视了其他消费群体的需求。而老年旅游者、青年学生和自驾车游客群体的规模日益壮大，开发针对性的服务产品必将抢先在新的市场中占领制高点。例如，伴随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及老年人的对晚年生活质量 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老年人多选择同龄人团体出游或家庭一起出游，因此可以开发出针对老年旅游者需求特征的旅馆。我国公路网的建设渐趋完善，根据国外发展经验，汽车旅馆这一细分市场极具发展潜力。⑵ 发展主题式经济型酒店：对于传统的商务、旅游市场，其发展已较为成熟，经济型酒店可以选择结合当地文化和地域特征对店面进行设计、装饰，赋予酒店某些特色主题与元素，让消费者在入住的同时体验到浓厚的特色文化氛围。目前，南苑e家商务连锁酒店已初步显现经济型主题酒店的雏形，其内部装饰融合了欧洲时尚元素和中国传统元素，初步体现了主题体验的概念。市场细分战略下的主体化发展模式使南苑e家这个新品牌在当前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依然保持增长势头。

2、发展多品牌战略：

如前所述，我国经济型酒店目前正处于品牌建设扩张阶段。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通过消费者对其的忠诚度为企业占领市场份额，获得竞争优势。然而，当前经济型酒店的品牌战略多停留在单一品牌上，在市场细分和产品差异化的发展阶段，只有采用多品牌组合经营模式才能满足各个细分市场的需求，利用产品差异化战略提高市场覆盖率，从而在同质化的激烈竞争中占领新的“蓝海”。

多品牌战略是指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根据细分市场的不同需求，利用当前已创立的知名品牌，开发出多个品牌，以形成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战略。多品牌战略为经济型酒店未来发展带来很多优势。第一，多品牌战略支持产品多元化，在细分市场时代有利于企业赢得市场份额。企业依据市场细分得到的不同目标客户群体，针对其不同需求开发出差异化新产品，使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提高市场覆盖率。第二，多品牌战略有利于经济型酒店制定营销策略。通过不同的品牌向消费者传递不同风格的企业文化、特色服务，从而通过网络和口口相传等方式进行营销。

在细分市场战略发展较好的欧美市场，经济型酒店的多品牌战略已发展成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高集团。雅高集团开发的多品牌囊括有针对商务人士的较高端的宜必思(IBIS)品牌、针对延时居住性顾客而提供厨房设施的套房6（Studio 6）品牌、针对青年背包客的大众品牌方程式1（Formula 1）和针对休闲旅行者开发的易塔普（Etap）品牌等。然而，在中国经济型酒店市场，多品牌战略仍处于探索阶段。随着汉庭在多品牌战略上的成功，一向以连锁扩张著称的锦江之星也逐步开始探索开发较高端的商务酒店“白玉兰”和针对大众客户的“百时快捷”。因此，多品牌战略成为市场细分时代经济型酒店发展的必然选择。

3、抓住城市发展新契机：

市场细分战略的实施前提是市场发展处于上升阶段，多元化产品需求不断增长。这不仅要求经济型酒店企业在市场细分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开发新的差异化产品、建立企业的多品牌经营，同时也要及时把握住城市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诸多新契机。

以上海市为例，针对上海市场，经济型酒店产业在制定当前的市场细分战略时可以充分利用以下发展机遇：首先，“两个国际中心”的建设。随着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规划的逐步实施，在不断加大的开放力度带动下，国际商务会展业、油轮旅游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必将对国际商务、旅游业起到巨大拉动作用；其次，迪士尼乐园落户上海。凭借上海世博会强劲的后续效应，上海力图在未来五年以迪斯尼为核心，推进建设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重点项目。据有关机构估计，随着迪士尼落户上海，中国内地可能将有80%以上的游客被吸引到上海来，更有可能吸引到大量亚洲游客前来观光。适时打造针对商务人士的“延时居住型”品牌以及适合来自于不同国家、文化游客的“主题式酒店”品牌必定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它城市如深港合作建设三大国际中心，天津建设“部级中心城市”等城市发展中的有利契机，都将对经济型酒店差异化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

结语：

在依次经历过规模急剧扩张的市场原始驱动阶段，以及同质化竞争激烈的成本控制阶段之后，经济型酒店市场目前已经进入了以细化市场、推行差异化产品实现核心竞争力的新阶段。能否成功地将竞争方式从过去的打价格战转移到建立一套系统的服务提供体系，提供满足更广阔客户群体自身特点的产品，关系到企业未来的生存发展大计，值得每个参与者的深思。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4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聚发展 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纵深阶段，为继续保持并提升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为“中国梦”增添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国家顶层设计将重要着力点之一放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希望经过国家政策层面和企业发展层面的共同推动，造就一大批支柱性、先导性产业。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强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经济的巨大支柱和推动作用，同时结合一系列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以及标准化发展规划，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寄予了厚望。基于此，结合战略发展和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本文拟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演进模式进行分析，希望明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为其效能发挥和效益实现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要数时任国家总理在2009年11月3日所作的《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其间总理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义为“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从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承载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2年，中央颁布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3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编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化发展规划》等文件。目前，借助国家顶层设计的契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正以风起云涌之势，在省级规划和政策、资金扶持外，以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各种产业园区等为载体，将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政策引领、政府推动、利益驱动的方式，进行集中经营、集聚发展，较好地发挥出了规模和示范效应，也体现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丰富内涵。

空间集聚。不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如何，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抱团、扎堆等已成为了集聚发展的普遍现象。美国硅谷101公路附近，8000多家电子科技和软件企业集聚于此。我国中关村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电子一条街”，通过三十年的创新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园区内拥有各级各类顶尖高等院校41所，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所属院所为代表的科研院所206所；拥有部级重点实验室6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拥有大学科技园2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34家；集聚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从而形成了以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以及轨道交通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高端发展的现代服务业。这就是产业集聚的魅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借助空间集聚，企业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成本，实现资源共享，提升发展效率，这也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致。①

创新驱动。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签。如果没有创新，仅仅只是简单的生产、加工、制造，那只能属于传统产业的范畴。基于创新的裂变效应和巨大生产力，我国赋予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以“重大技术突破”为支点，从微观技术创新、中观产业发展、宏观战略目标等方面进行了规划和部署。一般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同样需要集聚创新的各种要素，如上文述及的中关村，其涵盖了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诸多创新元素，这些元素彼此之间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链形成战略联盟或各种合作，从而展现出了创新驱动下的集聚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强大效能。

产业融合。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事物是普通联系的一个整体。我国目前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行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要有其他相关行业的支撑和推动。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赢取更大的发展，仅靠一已之力会显得困难重重，而采取联合、协同的方式，则是现实的应然选择。由此我们审视国内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其大都催生出“一主多副”或多个主体协同发展的新兴产业集聚模式，如中关村由最初的电子行业，除了向信息和网络技术方面发展外，也逐渐集聚起了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轨道交通、新材料、高端装备与通用航空、新能源等行业，再配之高端服务业的跟进，一个超大集群、共生共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就逐渐显露出了集聚效应，从而引领整个集聚区得以放大，产业规模得到快速扩大，创新效益大幅度提升。因此，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来说，产业融合是产业集聚的必然结果，也是集聚发展的必然要求。②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特征

基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尽管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并且正在向纵深推进，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核心技术创新支撑还远远不够，在集聚发展模式创新方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具有一些鲜明的“中国特色”或主要特征：

政府政策的外在推动。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作用就更显得重要而且必要，主要表现在：一是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并出台了诸多的政策为之配套和支撑，如前文述及的一系列决定、规划、标准等，都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主动作为；二是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促进企业发展；三是建立诸多的工业园区，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更为集中；四是建立交易市场，举办产品博览会与商贸会，引导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加强中介服务，实施积极的人才战略等，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撑。当然，这只是我国在当前特定阶段的特别措施，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市场经济事物的发展，最终还得依靠其自身的内生能量演进。

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好迎合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实际需求。从我国当前实际来看，尽管政策的推动作用非常强大，但能够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生根本的质的变化，还得依靠市场的内在作用的提升。据观察，我国不少地方在中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鼓舞下，上马了一大批主要由政府意志主导的所谓新兴产业工业园区，但最终由于招不到核心企业、相关配套服务措施跟不上、集聚效应不明显而只好作罢。因此，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是我国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技术路径。

文化传统的重要依托。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内在属性，一般不会因为某个偶然事件就会促成并壮大集群，而是深深地根植在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底蕴上。如前文述及的中关村，也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初的“电子一条街”，才造就成为目前我国信息网络技术的技术创新高地。据研究表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企业更容易集聚发展，因为在共同价值观引领下，企业之间能够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与承诺”，从而使得沟通的距离日益缩短，交易的成本大大降低，深度分工的默契更容易达成，最终实现集群内的企业共生、共荣、共赢。③

创新能力的持续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创新立足，并且同样以创新求得更大的发展。而在区域集聚方面，通过一个个企业个体的创新汇集，能够产生出“1+1>2”的效应。例如在中关村，目前不仅仅只是少数几家高科技企业的个体表演，而是园区内众多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创新共舞，再加上政府管理者管理能力的创新跟进，进而产生了扩散效应，吸引其他行业的战略性新兴企业也汇集于此，共享资源，协同发展。

产业结构的内部提升。纵观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一般都会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实行与其他产业园区有所差异的产业集群。基于地域限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有其一定的容量，而产业集群的范畴也比较大，因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内，一般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产业进行支撑。如中关村基于其相对较大的体量，其产业结构相对宽泛一些，而诸如江苏泰州中国医药城，则将产业结构的主攻方向定位为医药产业。因此，加大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打造优势和拳头产业，依靠产业发展的内生力量，配之一定的政策扶持和市场培育，有利于新兴产业的战略发展和集群效应。④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演进模式

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风起云涌，产生出了集聚发展的良好效能，但也还存在一些“软肋”，主要体现在缺乏核心技术支撑，并且大都还停留在“中国制造”路径上，离“中国创造”的发展趋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综观国际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如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技园、日本筑波生物科技产业、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等，它们更多的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来演进，政府主要是从宏观上进行政策扶持和人才促进。而我国由于相对特殊的国情，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初期发展时，政府的作用相对要强化一些，但中后期的舞台则一定要交给企业，这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培育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结合现有的产业发展资源，政府对一些初具规模或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进行引导，实现生产要素的集中发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企业基于内生发展动力，即从成本、质量、效益、品牌等要素进行考量，逐渐建立起企业在地区或行业的优势地位，产生出做大做强的原始动力。与此同时，按照现代公共治理和服务型政府理念，我国政府主要扮演引导和扶持角色，但在培育阶段，政府角色一般比较淡化，毕竟从市场经济中自然形成的产业更具群众基础和经济原发动力，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一旦产业发展方向和战略出现失误，不仅会对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造成伤害，企业和社会公众也会承担苦果，这与科学发展观是背道而驰的。

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依托现有或正在建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创新资源，进行创新升级并集聚发展。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升级型集聚的模式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二是企业主体。这是我国在当前特定环境下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从宏观的产业政策方面，集聚并优化政府的资源、信息、财税政策优势，给予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集聚发展有力地推动和促进。而对于企业来讲，则主要是从微观角度，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整体规划，将企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有机地融入其中，然后制定出适合企业自身实际的技术创新与发展战略，即实现大环境下的企业个体发展，并进一步做大、做强。

目前，我国各省市利用现有或正在建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升级提档，将其优化、整合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也是我国当前技术创新不明显、产业集聚能力不强、市场核心竞争力不足等现实环境的必然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政府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都得到了成长与历练，特别是当在政府培育下的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后，这时就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政府要逐渐退出经济的第一线，交由企业来展现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聚变和裂变魅力，向自主产业创新阶段发展。

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创新发展需求，主动进行市场合作式的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作用将逐渐退居幕后，企业基于自身发展而走向前台。这也是企业回归市场经济属性的一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前文述及的中关村目前发展模式，基本上处于产业创新战略联盟驱动型集聚发展阶段。近年来，四川攀钢集团为了占领钒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制高点，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组织了18个相关企业和科研单位，建立了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也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当前，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大型企业集团的创新能力也日益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这种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集聚发展，必将引领我国创新经济向纵深发展。⑤

高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形成具有市场和社会引领性的突破性技术和创新技术，造就并促进跨区域、跨国界的技术创新驱动。基于这种集聚发展模式定位为突破性技术创新驱动，对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变革作用，因此对国家的意义重大，对企业的要求也很高。在这方面，美国硅谷电子信息产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其通过计算机工业的硬件和软件的创新联动，给整个美国包括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技术革命，引领世界计算机工业发展的未来。

相对来说，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整体上还比较弱，离突破性技术创新驱动型集聚发展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世界开放经济的形成，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距离在逐渐缩小，并且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在光学、新能源、新技术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机遇把握得当并进展顺利，创新驱动下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会扮演“弯道超车”的引擎，带领中国经济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迈进。

展望未来，乘着党的十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尽管目前的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前进的道路充满坎坷，但发展的机遇同样存在，发展的成果更是需要我们以持续创新和创造为抓手，开拓奋进，去实现产业报国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江南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刘艳：“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变动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第40～51页。

②刘洪昌：“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原则及培育政策取向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年第3期，第87～92页。

③涂文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的发展路径与实践模式”，《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9期，第54～59页。

④李晓华，吕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与政策导向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第20～26页。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5

［关键词］国际战略格局；和平发展战略；重大战略机遇期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4－0050－02

一、当前国际战略格局及其走向

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剧变、冷战结束，持续近50年的“两极对峙”格局宣告结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一超多强、多边共生”。“一超多强”形容的是力量对比，即当今世界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同时还存在若干世界或地区性强国。“多边共生”反映的是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当今大国之间平等独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

“多边共生”的大国关系，其形成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这一世界大环境、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美国的经济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经济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到美国。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总统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但他没有意识到在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加深、经济合作日益重要的新时代，要“遏制”一个国家谈何容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共同发展，只有互利才能共赢。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当今世界追求、拥护和支持国际政治民主化已形成共识。国际政治民主化主张世界各国通过彼此协调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任何国家不能独断专行，不能动辄诉诸于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形成“多边共生”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大国关系是不难理解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11”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大国之间合作这一趋势。“9・11”事件之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其国家安全观和安全战略实际上沿袭了冷战时期的惯性思维，努力在大国中寻找敌人，尽力防范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出现。但是“9・11”事件充分暴露了这种安全观和安全战略的漏洞。“9・11”事件充分说明，非国家主体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构成要素，恐怖主义不会因某国的某一政府或某一组织的内部瓦解而结束，只要它的产生根源（种族）仇恨存在它就不会消亡，而且对付恐怖主义不能简单用军事打击。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9・11”事件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一个国家要维护本国安全，除了维持必要的军力外，还需要尊重别国的安全，少树敌、不树敌，只有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平等、友好地对待别国、尊重别国的安全和，不搞干涉、欺侮、侵略别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才是对本国安全的最好保障。可以说，“9・11”事件后，世界大国之间合作多于对抗，国际环境趋于好转。

尽管现在是“一超多强”格局，但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是大势所趋。多极化趋势的判断一方面是基于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五大经济中心：美、欧、俄、日、中，美国地位在下降而其余四者在上升。美国强权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迷失。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俄、印、巴、东盟等非西方力量在经过理性反思和审时度势之后大体找到了符合国情的复兴之路，特别是中国，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下，美国“一超”的单极格局也是难以长久的。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自不用说，美国已经意识到南北差距问题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今天，各大国都力求在国际事务中具备发言权。毋庸讳言，当今世界任何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只有美国的参与才能解决，但美国要解决任何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也离不开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和合作。“9・11”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正是在各相关国家的支持和合作下才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而它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之所以长期拖延，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这种支持和合作，正所谓“失道寡助”。单极格局形成不仅需要存在一个唯一超级大国，而且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还必须承认它具有中心地位，服从其领导。然而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今天，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既不承认美国的中心地位也不服从其领导。由此可见，“一超多强”的战略格局最终将会被多极化所代替。

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处于历史上难得一遇的较好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合作多于对抗。同时，这一段时间也是新格局即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孕育时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预见性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在长时间内打不起来，“世界格局将来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1］。也正是基于此种战略格局，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那么怎样才能紧紧抓住这百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党的十七大给出了和平发展战略。

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国际战略，亦称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对外关系中制定的带全局性的策略谋略。国际战略的制定，一方面受制于该国的性质和一定时期的国内形势，并服从于国内的战略任务；另一方面，它必须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正是中国可以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前提。

和平发展战略，发展是终极目标。之所以把发展定为终极目标，一方面是基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顺应世界时代主题和国际战略格局的要求。如前所述，在当前“一超多强，多边共生”的战略格局下，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下，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世界各国均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特别是“9・11”事件后，世界各国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恐怖主义，因此合作多于对抗，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机遇大于挑战，可以说是国家发展的一段绝佳时期。正是基于此，我们党中央提出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论断。

相对于发展，和平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中国发展的方式诉诸于和平手段，二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发展的这一目的从的“和谐世界”理念中可以窥豹一斑。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系统地阐述了“和谐世界”新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合作共赢，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决心和信念。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关于大国崛起方式的创新之路。从世界历史来看，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和强盛，譬如英法等，都无一例外地与征伐、杀戮和资源掠夺紧密相连。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也都是由列强争夺霸权、妄图重新瓜分世界而引起。德国法西斯鼓吹拓展生存空间、日本法西斯扬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说到底都是要借侵略扩张来实现各自的大国梦想。正因为如此，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西方一些国家出于冷战思维大肆渲染“中国”，或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资源需求，渲染中国经济对世界造成威胁，或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曲解中国的发展战略。它们认为，中国一旦崛起必然会像历史上其他大国一样，伴随着战争崛起，争夺霸权，从而导致世界秩序的改变和传统大国的衰落，于是想方设法地遏制中国发展。“中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混淆视听，使西方民众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产生或增加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和疑虑，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的发展。最直接最明显的就是使中国的对外经贸受到损害。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今天，中国创新大国崛起方式，以和平方式实现中国发展的战略不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和平发展战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传统的依靠战争方式来实现本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单赢”的，代价是劳民伤财、社会动荡以及他国衰败等巨大社会成本。经济全球化讲的是互利互惠，通过和平方式，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大量机遇，利用国际政治民主化创造的平等合作舞台，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达到“双赢”的“和谐世界”绝不是梦想。

三、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2］。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根据时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和平发展”有助于打消外界的误解和疑虑，“始终不渝”彰显着中国执行这一战略的立场和决心。从中国当前外交领域的各项方针政策来看，在和平发展这一主战略的主导下，中国的各项外交战略无一不闪烁着“和平发展”的智慧之光，为中国充分抓住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世纪之交，我国与世界各国广泛建立、发展了“伙伴关系”，如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法的“全面伙伴关系”，中美的“建设性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等。各种伙伴关系的建立正是党中央和平发展战略在外交领域的具体应用，它有利于使中国避免自我孤立或公开树敌，有利于拓展中国在外交上开展活动的空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务实外交在目前国际形势下的最优化选择。同时，以和平发展战略为主导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也为中国建立和维持一个良好而稳定的周边环境，从而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和平发展战略是我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科学地判断国际形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为充分抓住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提出的战略之举。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梦想。

参考文献：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6

【关键词】对外贸易 战略

一、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1）对外贸易战略概念。对贸易战略，一般都分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类，但是事实上在讨论时不同的学者对其所赋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国际上，对贸易战略分类和定义比较有影响的有杰巴格瓦蒂和世界银行的一些学者。巴格瓦蒂是用有效汇率（EER）来区分和衡量不同战略的。他将均衡汇率加上任何出口补贴或税收优惠定义为一国出口品的有效汇率（EERx），将均衡汇率加上任何进口关税或数量限制等等定义为一国进口品的有效汇率（EERm）。

（2）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发展概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我国贸易自由化步伐逐步加快，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战略也不断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基本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混合外贸战略；1994年后，提出商品贸易与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加入WTO以后，提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进入加速发展阶段，201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36418.65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外贸总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中出口18983.81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进口17434.84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国作为贸易大国，应充分认识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提出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符合我国国情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自由化，以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提高我国整体对外贸易竞争力。

二、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条件

战略的选择是不能以抽象的优劣评判来决定的。我们认为，战略作为一种政府决策行为，是一种上层建筑的活动，其选择自然要受制于它所存在的经济基础。只有符合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一国的贸易战略才能取得实效。所以，贸易战略选择的关键首先是必须深人认识这些客观条件—国内的客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依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实行战略模式的转换。

（1）国内客观的经济条件。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是为实现本国工业化服务的，所以制约战略选择的本国经济条件也就是一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约束条件。这便是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战略选择时必须面对的国内客观经济条件的约束——投入约束和市场约束。

投人约束指对任何产业一国无法满足其要素投人要求的约束，包括资本约束、劳动力约束、自然资源约束和技术约束等；市场约束指一国国内市场太小，未达到产业规模经济要求的约束。一般而言，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生产技术要求简单，资本投资额要求低，劳动最为密集，因而投人约束较松。同时，它们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产业，无论其市场多么小，只要有需求就可以进行生产，因此其市场约束也松。相反，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技术要求先进且复杂，需要的最低投资额也高，并且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其两方面的约束较紧。而日用消费品工业的约束松紧度则属于二者之间。

（2）国际经济环境。接下来探讨与贸易战略选择相关的另一个基础决定因素—国际经济环境。因为贸易战略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替代，都与世界市场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结构变化相联系，因而，发展中国家如何依照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反应才是战略选择中最重要的。在80年代，整个世界经济贸易增长都放慢了，唯有东亚国家一枝独秀，它们的实际出口年增长率在1980 --1989年间平均都达到了10%以上，比其他各类国家高。东亚国家的实际说明，相对外部条件而言，各国内部的调整和改革才是更关键的因素。各国只能根据其变化及时作出战略调整才能不断适应。

三、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出现问题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这种增长更多的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对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效益低。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出口贸易的发展主要依靠要素的粗放投入。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以及资源等要素粗放投入实现的，相当一部分产品的竞争力来自于低工资、低土地成本，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生产加工环节。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对低工资现象的治理等，劳动报酬势必是增加的趋势，虽然增长速度比较缓慢，但经过长期发展也会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必须要突破制约，从体制、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改革。

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中国出口产品中，对生态和环境影响较大的初级产品以及污染较重的中间产品和制成品（如化工、农药、印染、制药等）占较大比重，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和污染，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中国资源！能源！原材料短缺虽然并不全是出口大量增长造成的，但是，中国出口商品中相当一部分为高耗能、高度依赖于原材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商品，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如果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会让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无异于用短期利益换取慢性自杀。

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调整的必然性

进入21世纪，中国必须改变贸易战略的“保护”导向，突破“出口导向”、“进口替代”两种贸易模式的思维定势，得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制定正确的贸易战略，正确认识一个国家的贸易利益，应用怎样战略手段实现战略目的。

（1）克服传统贸易发展战略的局限性。虽然一国迅速崛起，经济独立自立，夯实工业基础，口替代战略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较强的排斥竞争和排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特点，口替代战略在工业最初增长之后，通常会陷入困境。而且，在当代开放经济条件下，全面的高度保护，很难行产业发展的思路。从根本上讲，比较利益原则是出口导向战略遵循的原则，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中，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获得劳动力资源带来的比较利益。但政府扶持的标准在出口导向战略中是以企业出口业绩为参考，这容易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技术合作中，形成固定化垂直分工模式，生产结构也过分依赖劳动资源，进一步形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过于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升级难，产品结构难以优化，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实行贸易自由化与优化资源配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开放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据统计1997 年，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下降到12.5%。由于在国际经济体制构造中，主导地位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占据，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很难由自己掌控，按自己预定的时间实施开放，往往市场开放过快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特征，国内支柱产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就是如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既实行贸易自由化与资源优化配置，又实现产业的自身发展。中国也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加入WTO之后，国内市场开放度加大，传统的贸力减弱的情况下，中国克服自身战略措施存在的实施缺陷，成了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3）提高国家产品竞争力。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培养动态的比较优势。目前，影响一个国家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科学技术，强劲增长态势表现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上。统计显示，在2002年，占制造业出口1/4是高技术产业，而发达国家在世界技术贸易中占了80%的比例。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技术贸易差距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外贸优势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受到巨大的无形冲击。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资本和技术含量稳步提升；另一方面，资本和技术的劣势让发展中国家没有与发达国家竞争能力。

五、我国外贸发展战略选择的对策

从我们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条件分析，以及目前国家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尤其加入WTO对我国当前外贸发展战略的新挑战，要求我们必须有一种比以往在考虑加入WTO对策时更宽视野的思考。贸易全球化战略就是从世界经济范畴中规划贸易的发展战略，是更好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把本国外贸发展与全球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战略。

（1）树立贸易全球化发展思想。在树立贸易全球化发展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第一，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分工。在贸易全球化发展战略中，传统的根据本国优势要素开展对外贸易的思想将根本改变，要素投入的国际化使一个国家一个产业的发展不再完全或主要依靠自身的要素投入。第二，充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代产业。不论进口替代产业还是出口产业，都要注重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只要这种投资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还要注意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的发展形式，包括国际收购兼并形式。同时需要避免的是不考虑产业水平只注重外资的倾向。第三，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参与国际分工。中国应当广泛地参与各个层面的国际分工，而不是简单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优势的分工。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我们完全可能进入传统产业的一些细分市场的分工，即利用产品差异性、多样性进入高级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加入 WTO 以后，要利用海外市场扩大和稳定的机会，以市场细分的战略进入现代制造业的国际分工。第四，致力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由于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几乎从同一起跑线出发，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保持与发达国家较小的差距。要从总体上改变我国“国内生产、向外出口”的开放方式，转变为当代跨国公司普遍的“全球生产、全球经营”的模式。

（2）依靠自身的独特优势。一方面，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这种生产禀赋的比较优势，既表现为拥有丰裕的部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又体现在某些工艺品制造技能和中等技术上，甚至已开始反映在一些特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很清楚，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当用它来理解一个正在迅猛发展的经济时，尤其需要注重这种动态性，即一国的比较优势是会演进、变化而逐步提升的。另一方面，明显的大国优势。我国极其广阔的国内市场是开展对外贸易的强大后盾，可以发挥缓冲和支援的重要作用。当国际市场大起大落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冲击时，广阔国内市场能够吸纳相当部分原先用于出口的商品，或者提供多样化的商品结构，以缓解出口贸易的各种风险。

（3）外贸的三方面统筹发展。外贸发展在于获取静态、动态和社会三方面的经济利益。就静态利益而言，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增强经济实力和增加社会经济福利等。从动态利益角度来说，国际贸易是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能够增加生产要素供给、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获得诸多规模经济，促使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产生各种经济刺激（如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等），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等。还必须指出，国际贸易的深入开展也对各类企业形成了竞争压力，这同样是一种动态利益。相对来说，静态利益是短期即可获取的，也易于进行计量，而动态利益则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一般还较难加以估算。至于讲到社会利益，则在于关注国际贸易给予社会经济进步的推动作用。应该指出，尽管在具体实施的某个时点，获取这三方面的贸易利益会有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异，但作为一国贸易发展战略，对此一般并不应有所偏废或舍弃。

（4）树立进出口大致平衡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所致，我国的外贸决策与运行基本上是按照一种偏重出口的思路来进行的。如果我们目前仍然拘泥于这种思路或做法来探索推动出口的措施，视野就未免过于偏窄了些。国际贸易的理论研究和他国实践（如日本）都告诉人们，一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倘若长期遵循偏重出口的思路和做法，必然会招致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并最后被迫改变为去追求进出口贸易的大致平衡。可以说，现在是我国努力确立这种进出口大致平衡基本方针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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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7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上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完全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结盟，并成为这一阵营的重要一员，站到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的立场上。而美国则延续其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扶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稳住脚跟，隔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因此，中美两国当时的关系，主调是相互敌对和隔绝。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参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对峙。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美对峙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在两国之间形成了看来难以逆转的敌对局面。

东西方冷战是当时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而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冷战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的对立，具备了冷战的所有因素：这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包括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也包括领导者和民众互不了解的因素；这包括外交结盟政策等方面的大异其趣，也包括军事上的直接对峙。不过，这种对立关系的形成，却不完全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或对立造成的。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与初期，美国曾经试图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某种起码是善意的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忽略甚至是拒绝了这种善意，而迅速地采取了靠拢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旦靠拢苏联，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马上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也就定位在隔绝与敌对的基调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对立就此形成。随着中国在朝鲜参战，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更从靠拢苏联而演变为直接对抗西方与美国，中国对自己在冷战中的位置的界定就更加明确了。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交恶，在世界战略架构上改变了中国依附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这一重大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靠拢苏联而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敌对关系，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发生改变。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促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实行对中国本身（而不单单是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冷战不单单是美苏冷战，也是中美冷战。第二，中国内部正在奉行强硬的比冷战还冷战的政策，即同时反美反苏，“反帝反霸”。第三，中苏之间的争吵最初还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摩擦还主要体现在经济等领域，而军事和外交方面尚未形成对峙，中国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可能还没有强烈的体认。所以，虽然中苏交恶，在当时却并不马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冷战在中美之间依然继续，双方关系的基调仍然是敌对与隔绝。

（二）战略合作阶段

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变，毕竟是世界战略架构层次的改变，它或迟或早会体现为中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关系的改变。美国是世界大国，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一种主要战略关系。同样，中苏关系的改变，也会或迟或早地表现到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的关系上来。中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力量，对苏冷战中的美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关系：昨天，中国是敌人的朋友，美国因此与中国的关系是敌对的；今天，中国是敌人的敌人，美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对华关系呢？

我们看到，中美开始实行战略接近，继而实现了战略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所谓的“乒乓外交”为止。不过，正式说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阶段应该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为标志。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固然也有很多的摩擦与争吵，但是，总的基调是战略上的合作。所以，我们说，一九七二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基本特点是缓和多于紧张，合作多于摩擦。

很明显，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与上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有重大的区别，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性质。但是，同样很明显地是，第一，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并没有改变；第二，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第三，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两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世界大国，为什么能够形成一种战略伙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双方关系的重大改变呢？我认为，我们只能从世界战略的整体架构中去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中寻找中美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

东西方冷战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与苏联两强争霸世界。换句话说，在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的对立和竞争形成了世界的轴心战略关系。相应地，国际上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轴心战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中美最终能够实现双方的战略接近和战略合作。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美国和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正常化和战略合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所谓“苏联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架构下形成的。

由于这一因素的强大作用，中美之间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冷战时代背景下，既没有因为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克达成，也没有因为美国或中国的内部政治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早期达成这一战略合作的时候，由于双方内部的制度都没有重大的变化，中美双方要从战略敌对走向战略合作，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自身内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各自的国际战略的制约。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内部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同时，在外交上作出了接近美国的战略决定。同样，在美国，强硬反共的尼克松在坚持其右派立场的同时，亲自造访北京以缔造美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后来，美国方面所出现的周期性政府更替，并没有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民主党人总统卡特继续了共和党人总统尼克松的路线，最终在外交上完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表现出强烈的亲台湾、反中国的立场，但是，当选之后，依然奉行与中国实行战略合作的外交方针。同样，在这一阶段上，中国方面在内政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毛泽东路线向邓小平路线的转折，开始注重于现代化建设，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人事也大幅度更新。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变革的效应甚至开始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来，促使中国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出现重大变化。但是，这样大幅度的内部变革，在冷战格局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并没有影响到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根本变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根据，不在于双方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不在于双方各自的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双方的领导层之构成，而在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架构，在于苏联威胁这一因素的存在，在于中国在美苏争霸关系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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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摩擦阶段

既然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在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那么，当世界冷战格局最终解体、后冷战时代开始的时候，中美关系也不可能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自九十年代起，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即目前这一充满摩擦和紧张的阶段。与此前的摩擦与争吵不同，中美目前的争吵、摩擦和冲突具有战略意义。换句话说，中美双方目前的紧张关系，根据在于双方战略上的摩擦。因此，我把这一阶段叫做“战略摩擦”阶段。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开始明显恶化的起点，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在后来的中美关系变化中，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凸现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差别乃至对立；第二，凸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中的“人权战”；第三，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环境，美国民众和舆论从对华友善转而为对北京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第四，在美国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反对力量的独立政治活动，其中他们的国会游说活动直接着眼于人权等问题，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一定影响。

但是，天安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主要不是在于它对中国内部政治的作用，而在于它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先声，是冷战格局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先兆。与北京的天安门事件相接续，东欧发生巨变，苏联最终解体，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这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变化，使冷战时代走入历史。苏联因素的消失，使得冷战时代中美苏之间的战略大三角关系解构，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因此产生了根本变化。具体地说，前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战略地位，直接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重大的负面因素：首先，中国不再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伙伴，中美关系对于美国不再具有冷战时代那样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其次，中美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变得突出起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一句话，中国作为美国伙伴的因素大大降低，而作为美国对手的因素却同时大大凸显。只有这一变化，才最终决定了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的基调。

从这一全球战略结构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两个现象：第一，虽然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仍然主要是合作而非敌对；第二，虽然中国在一九九二年开始重新实行大幅度经济变革，中美关系依然不能走出颓势。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事例都只表明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并不单纯决定于双方的内部状态，而主要决定于世界战略格局。设想天安门事件之后没有迅速发生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情况，美中关系应该还会在增加争吵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合作的基调；设想冷战结构依然存在，则中国无论是否发生市场化变革，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反过来，正是由于冷战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无可避免地走上从战略合作到战略摩擦的变化之路。

在我看来，与冷战时代相比，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冷战时代基于针对苏联而架构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解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增强，但是依然维持其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因此被美国视为对现行以美国为霸权的世界体系的最大潜在威胁，从而在中美之间正在逐渐形成新的具有战略轴心特征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摩擦多于谅解、紧张多于缓和、竞争多于合作的新时代。在诸多的竞争领域和摩擦议题之中，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问题等都在事实上对全球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本质都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国力的崛起相联系。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战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中美之间在上述领域的争吵或合作而形成。

二、从战略合作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新特点？

在前苏联崩溃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并坚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情况，国力正在迅速发展。美国的独霸和中国的崛起，因此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两个突出景象。在苏联因素消失这一基调主导下，美国独霸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因素，不仅没有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而且也都促使中美关系变得严峻起来。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能不能保持其赢得冷战而带来的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地位，成为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所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治上，在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之后，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对于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迷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增加。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战略上，美国都希图抓住冷战结束和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机遇，在世界上迅速推广民主制度，扩大西方式民主国家的阵营，从而在政治巩固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与这种政治上的雄心相比较，美国在经济上的处境则相对要困难的多。冷战对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有巨大的损耗作用；美国经济制度本身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也开始面临众多的问题；美国在世界高度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正在越来越不具有原有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警觉到本身霸权的“衰落”，因此更加具有危机意识。在文化上，世界在迅速全球化、西方化的同时，也在各地开始产生强大的抗拒力量，全球不同文化、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差别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并投射到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上来，特别是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能否适当处理这样的文化冲突，对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领导地位，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表现为其空前巩固的霸权地位与其逐渐衰微的领导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国际战略的根本点乃在于提高其经济与政治能力，以巩固其霸权地位；那么，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国际处境，则也是由两个又联系又矛盾的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方面，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迅速提升，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介入世界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国力的提高被邻近各国和西方世界视为对自身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一大挑战，从而为中国的开放、进而是为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带来了国际环境上的制约。这种处境，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世界冷战格局的解体，暂时消弥了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反过来因此进一步突出了大国之间的国际经济竞争。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更加在经济领域本身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国力的迅速提高，对紧张的世界经济竞争是一个强烈的刺激。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市场化而实现的，其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外向的，即：市场化本身的扩张力会推动中国向世界范围寻求经济发展的要素，而人口与资源之比的沉重压力也会推动中国逐渐具有外向的扩张性。第三，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变了周边国家之间和亚太地区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本来格局，增加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经济竞争和安全冲突的强度。第四，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对于世界既存秩序的严重挑战。在这样四重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国力的迅速提高，不仅形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一大特点，而且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一大变数。

对比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希图维持世界霸权的国际战略，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外向力之间，必定产生新的多重对立。这些对立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在政治上，美国鼓动与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战略与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权威政治的方针形成尖锐对立；在经济上，美国的相对衰落及持续维持自身经济霸权的努力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潜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文化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冲突正在加剧，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性质与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也在日益凸显；在地区层次，美国的目光有自东向西均势发展的趋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发展重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扮演领袖角色，而中国则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开始东向发展，走向海洋，也在日益成为东亚太平洋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在全球层次，美国希图借助西方盟国和国际组织而加强所谓“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or”international regimes “），以通过这些因素来巩固和加强美国本身的霸权地位和领导能力，而中国则借助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可以成为上述运作中的一个有能力的”捣乱者“，进而联合第三世界阻挠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企图。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独霸地位和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两个因素，对于中美当前关系所带来的作用，都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决定了正在热切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国必然希图从美国获得多种多样的技术、经济和管理资源。反过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则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经济因素在中美目前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良性作用。第一，一般来说，商界乃至整个经济界，都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趋向务实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也是推动美国对华政策降低意识形态色彩、降低对抗调门并改取合作态度的主要力量；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目前中美关系中最有正面作用的因素。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8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战略制定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06-02

1 资源型城市及其产业发展

我国的资源型城市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现有资源型城市118座，土地总面积96万km2，涉及总人口1.54亿人。资源型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供应能源和原材料的重要角色，全国的煤炭、石油、钢材、金属等许多工业发展基础条件大都由资源型城市供应。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及其产业发展途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形成城市，即矿产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产生许多资源型产业。例如平顶山、铜川、大庆、克拉玛依、攀枝花等。另一类是城市化带动矿产资源的开发，即随着城市化进程，为了发展城市经济主动大力开发城市周边地区矿产资源，发展许多资源型产业。例如徐州、邯郸、鄂尔多斯等。这些资源型城市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重工业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但发展到现阶段已经出现了许多问题，地方政府常常面临两难选择。尤其从118座资源型城市的分布看，大部分都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只有19座，如表1所示，其产业发展后劲不足，难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因此，研究资源型地区产业发展战略问题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依赖于政府引导性发展战略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从发展战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基本都属于政府管辖范围之内。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后，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府对市场干预行为大量减少。然而，目前许多资源型城市政府不知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面对日益复杂的产业发展环境，政府有时无从下手。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2.1 “市场失灵”是产业发展依赖于政府的理论基础

由于受西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西方普遍认为政府应充当“守夜人”角色，市场无需政府任何干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意思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在市场中活动，不自觉地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无需政府的任何干预，完备的市场机制就能够自动调节供求，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但是，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市场机制自动实现最优资源配置，需要具备严格的假定条件，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具备的，因为市场机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即“市场失灵”的存在，因此，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必要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够解决市场经济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从而更有效、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也不例外，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性产业发展战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高效率。

2.2 产业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政府实施引导性战略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资源型城市纷纷兴起了重工业发展的热潮，逐步形成了金属冶炼、煤炭开采、钢材加工等资源型产业。然而发展到目前，由于受资源型产业的自身特点，如资源高度依赖性、产业发展周期性、资本密集性、技术创新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绝大部分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中面临着许多问题。

首先是产业结构单一、层次低下，结构调整难度较大。资源型城市受计划经济的因素较多，加上盲目追求数量上的扩张导致其产业一直停留在矿产资源的粗放式开采及初步简单加工上。在我国118座资源型城市中，煤炭城市占53%；森工城市占18%；有色冶金城市占10%；石油城市占8%；黑色冶金城市占7%；其他城市占4%。大多资源型城市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过大，第三产业的发展一直偏慢。2004年包头市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8.49%、鞍山市63.3%、大庆市88.15%、鹤岗市62.75%、克拉玛依市87.49%等，都是典型面临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资源型城市。其次是产业发展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所带来的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的压力很大。面对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问题，中央近几年一直提倡发展循环经济，走清洁生产道路。然而由于资源型产业的自身特点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限制，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本巨大，导致许多企业利润下降而不愿意进一步投资，地方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最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及过度开发而产生的资源枯竭，严重影响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初期，许多资源型城市为了追求暂时的经济增长，盲目开发矿产资源，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面临资源枯竭而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据统计，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已进入“老年期”，400座矿山即将闭坑，300万下岗职工、1000万职工家属的生活受到影响。

3 制定政府引导性产业发展战略的建议

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要以产业的及时更替为基础，产业的更替需要战略的长期引导。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中，市场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起引导性作用才能顺利更新产业。资源型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大，更是需要政府提前从战略高度规划好本地区的产业发展。制定引导性产业发展战略的目标与以往不同，不是为了简单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大，而是为了协调发展，即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引导性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应从地区资源情况出发，在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国内外市场和产业发展规律制定。

资源型城市因充分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实现协调发展，与非资源型城市有很大差别，其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科学合理地制定资源型城市政府引导性产业发展战略至少包括现有资源和产业的确定、产业发展环境的分析、国内外市场趋势预测、产业与发展目标的定位、确定政府引导性战略、调整战略等基本环节，如下图所示：

3.1 政府应调查分析当地及周边地区拥有的矿产资源和发展中的产业现状

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要以当地及周边地区资源为加工对象，因此，只有地方政府准确把握好当地和周边地区的资源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分析。这里的资源主要是指矿产资源，泛指由地质作用形成于地壳中以气态、液态和固态形式存在，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除了勘查这些矿产资源，政府还应必须知道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现状，为发展集聚经济，避免重复建设奠定基础。

3.2 对产业发展的战略环境进行SWOT分析，把握本地区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

资源型城市政府应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及自身的发展情况，对产业发展环境进行SWOT分析，即政府应知道本地区产业发展环境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这样才能较准确的定位一段时期内的产业发展战略。资源型城市优势一般有资源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市场优势、原材料优势、土地资源和价格优势、大气环境容量优势等；劣势有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招商引资难度较大、铁路运力紧张、产业发展缺乏内生力量等；面临着的机遇主要有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东北老工业振兴计划机遇、全球金属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机遇、东南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等；必须克服的挑战有集聚经济的挑战、现有产业链延伸的挑战、汇集周边资源的挑战、利用好周边产业和市场的挑战、搞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等。各地方政府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前应认真分析本地区产业发展的战略环境，为制定引导性战略提供依据。

3.3 政府应以市场为导向，分析把握国内外市场发展趋势

政府引导性产业发展战略与政府主导型战略不同，前提条件必须是尊重市场发展规律。政府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引导下一步产业的发展方向。产业只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才能进一步发展，否则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将会有相反的效果。所以，分析国内外市场发展趋势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国内市场主要以市场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趋势为方向，预测大当地及周边地区市场发展趋势，如原材料价格、产品市场供求情况、能源需求量等。同时，由于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竞争日益激烈，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非常大。因此，政府也该注意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应知道发达国家原材料需求状况、石油价格走势等。

3.4 准确定位本地区产业发展及目标

政府应在把握上述资源、环境、市场情况的基础上，定位本地区产业和发展目标。产业的定位可以从战略发展的高度确定，如“中国有色金属冶炼基地”、“国际科技合金城”等；也可以从产业的结构和内容来确定，如三次产业的比重、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确定等。产业发展的目标应从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来确定，其中不仅包括产值目标，还应强调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产业定位和发展目标能为政府引导性产业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直接基础。

3.5 实施引导性战略过程中应注意调整战略

定位好产业及发展目标后紧接着就是要确定并实施相应的引导性战略。为了应对产业发展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政府应该根据战略实施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发展战略，这也正符合引导性战略的本质内涵，即根据变化的环境而引导。如一定时期内实施产业集聚发展战略，随后可能引导企业兼并、联合、重组发展战略等。也可能为了区域内的平衡发展，实施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战略。因此，政府引导性产业发展战略应以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实施。

4 结语

资源型城市政府作为地区矿产资源的管理者，应该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制定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产业发展战略。这与企业制定自己发展战略相似，同样先在战略环境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地区竞争优势，定位产业和发展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较有效的引导性产业发展战略，否则战略起不到引导的作用。现实中有许多资源型城市政府产业发展战略没有达到预期的引导性效果，对城市经济转型产生了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应该认真反思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探索更合理的制定思路。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柳晓森.资源型城市不能矿竭城衰［N］.人民日报,2005-04-01.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9

我国是地大人多，但人均资源占有并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人文特点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各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选择，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实践和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内涵

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思想在“二五”计划和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以体现。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建国后，为了冷战时期备战的需要，国家曾以优惠的财政政策和大量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这一政策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多项数据都表明了这种强调内地发展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表面上缩小了内部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异的扩大。

总结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人们理性地认识到，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他认为搞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同时富裕，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能造成共同贫穷。因此他再三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按照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区域二元结构是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失灵的反映。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转将使要素收益均等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差异将连同“核心&#0；边缘”结构一同消失。1965年，美国人Williamson利用24个国家1940—1961年间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等程度。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际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出由扩大到缩小的倒“U”型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发展初期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区际人均收入水平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倾向于均衡和趋同。这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就是倡导一种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体的说，有以下几点：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一种适度倾斜的发展战略。适度倾斜是指从全国总体布局考虑，把投资和生产布局向沿海适当的倾斜。因为区位条件和历史因素决定了东部地区易受海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易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但适度倾斜要求处理好重点开发区域与非重点开发区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均衡布局，也不是简单的扶持东部，而是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非均衡协调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开放体系中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从总体上讲，既要有重点地推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以追求投资的高回报率和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协调区域间经济关系，协调主导产业同其他产业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合理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工格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势与趋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倾斜经济发展战略，在强调经济效益目标中，忽视了平衡目标，投资重心与政策优惠一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严重扭曲。我国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选择时，既不能重蹈覆辙，也不能矫枉过正，另走极端，偏重地区效率，牺牲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为代价。在设计我国区域经济新的发展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复杂和独特的区域问题，以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沿海与内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

目前对我国应该实行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它要求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从“九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力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色，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多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二是多极增长发展战略

就是在中西部地区选择几个省、市或地区或流域（如长江流域），像过去扶助东部沿海增长极那样，培养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是沿江经济带以互助互动为中心的协调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体系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资源利用的互补与协作；一般产业协调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协调区域市场，协调金融市场，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考虑到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的客观事实，也认识到制定发展战略应当从全局出发，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实现上，同时十分关注我国区域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试图在三者的统一中寻找最佳的区域发展模式，因而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另外，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发展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篇10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8点意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刻指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所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之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突破口。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逐步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初步理解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的新兴产业。 

——全局性。即战略性产业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而且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对带动经济社会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长远性。即战略性产业在市场、产品、技术、就业、效率等方面应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且这种潜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导向性。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具有信号作用，它意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重心，是引导资金投放、人才集聚、技术研发、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动态性。即战略性产业要根据时代变迁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等变化带来的新要求。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依据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国长远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它既要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更要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应体现上述四大特征，并遵循以下六大准则。 

第一，国家意志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反映一个国家的意志和战略，体现一个国家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和可率先突破领域。 

第二，市场需求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长期稳定而又广阔的国内外市场需求。 

第三，技术自主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掌握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否则就会受制于人。 

第四，产业关联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很强的带动性，能够带动一批相关及配套产业。 

第五，就业带动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有强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第六，资源环境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对资源消耗低、对环境污染少的特点。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的重点领域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网络、高端制造产业等。 

 

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扩大投资与促进消费相结合的产业，是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相结合的产业，是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的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是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 

 

(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尽管早在“九五”计划中我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于“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资源、资金和物质投入带动的状况没有改变。伴随着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提升我国产业产品附加值，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到2020年新能源利用量如果占到能源消耗的20％，每年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4亿吨。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不失时机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关系到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重要引擎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产业调整转型升级”课题组测算，未来三年新能源产业产值可望达到4,000亿元；2015年环保产业产值可达2万亿，信息网络及应用市场规模至少达到数万亿元，数字电视终端和服务未来六年累计可带动近2万亿元的产值；2020年广义生物产业市场规模约为6万亿元。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2010年核电投资可以拉动GDP增长0.3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对120个国家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宽带服务普及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能带动1.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从增加就业看，据IBM和中国有关部门的联合分析，如果中国在智能电网、宽带、智慧医疗上投资1,000亿元，将带动就业人数超过150万。 

 

(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