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十篇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1

【关键词】声乐教学；音乐文化；融入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4-0244-01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高校声乐教学与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对于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丰富学生的艺术感受，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音乐文化对高校声乐教学的影响

我国具有悠久的音乐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是民族艺术的瑰宝和结晶，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声乐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对于发扬和传承我国的民族文化，促进声乐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音乐文化具有比较强的辨识度和灵活性，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独特的表演技巧；通过引入传统音乐文化，对于提高高校声乐教学质量也具有重要的帮助。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高校声乐教学中主动地融入传统音乐文化，能够不断地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促进声乐教学的长远发展[1]。传统的音乐文化还能够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音乐文化素质，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声乐理论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表演水平。

二、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声乐教学的方法研究

（一）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近年来一些民歌大家在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教材。对于教师来说，应当选择一些优秀的民歌大家的作品，例如考虑教材内容的知识背景和对于音乐文化素质的要求，使学生能够了解到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便于学生接受。在选择教学内容时要综合考虑学生对于戏曲、民歌、说唱艺术等的接受度，在考虑传统的艺术歌曲的同时，也可以考虑选择一些具有原始性特点的传统曲目，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受到全面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还可以结合声乐教学的实际，选择当地的一些传统音乐，这样能够提高学生对声乐教学的兴趣，使学生体验到不同的传统音乐文化。

（二）加强情感与教学的结合。传统的音乐文化以及现代音乐文化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关键是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对于传统音乐文化融入来说，也应当重视情感的结合，使学生能够从精神和艺术上感受到传统音乐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传统音乐文化的美感，这对于声乐教学具有重要的帮助。在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声乐教学的过程中，应当选择一些比较有名的曲目，例如《高山流水》、《平沙落雁》等曲目的传承时间比较长，而且具有不同的演绎方式，能够更好地打动人心，触动学生的情感。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音乐中体现的方式，找到情感共鸣点，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使学生重视从传统音乐文化中汲取营养[2]。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传统音乐文化的背景以及所要表达的情感等，通过这种体验的过程，不断地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从而加深学生对声乐知识的理解。

（三）重视歌唱方法的讲解。传统音乐文化距离学生的生活比较远，对于教师来说在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声乐教学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歌唱方法的讲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传统音乐文化中的表演技巧和方法等。在歌唱方法的讲解过程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树立多元化的观念，向学生多介绍从古到今的多种唱法。现代民族唱法传承了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精华，同时又借鉴了国外的唱法，由此可见，重视歌唱方法的讲解，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吸收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在传统音乐文化中提出了大量的歌唱方法和技巧，在呼吸、气、发声等处理的过程中发展比较完善，教师可以加强这些传统歌唱方法的讲解，使学生能够掌握科学的歌唱习惯。在歌唱方法讲解的过程中，应当不断地吸收和发扬传统唱法中的科学方法，并且指出不同唱法的异同点，从而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声乐知识。

三、结束语

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高校声乐教学来说，将传统声乐文化融入到教学的过程中，对于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了解不同的音乐文化，掌握表演的技巧具有重要的帮助。在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声乐教学的过程中，要从情感、教学内容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使学生能够自觉地融入到传统声乐文化中，吸收传统声乐文化的营养。

参考文献：

[1]侯芸莉.高校声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合探析[J].音乐时空，2016，（10）：121-122.

[2]周戈，李巧伟.浅论高校声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J].音乐时空，2016，（06）：166-167.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2

「关键词调解 大传统 小传统 乡土社会

引论：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

中国素有调解的传统，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的调解传统建立在中国和合文化与无讼观念的基础之上，并与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有内在的关联，从文化解释的角度分析，调解作为中国的法律传统是与礼治和人治的社会形态紧密联系的，不符合法治社会人们权利意识兴起和“审判神圣”的西欧法治主义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调解传统不宜作为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然而美国ADR的兴起，使中国的调解传统倍受关注，实践已经证明调解不是与法治对立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文化解释的分析方法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决定论的泥沼，遮蔽我们对中国本土资源的发现。要实现对中国调解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本土的传统中挖掘法治资源，我们必须“暂且搁置关于调解的意识形态之争，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调解制度的程序原理和中介系统上”，[1]才能拨开文化上的形而上学迷雾。因此，我们对调解的理解和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化上的泛泛而谈，必须深入历史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考察调解的变迁，才能实现对调解传统的真正把握，因为“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推移，传统也不断发生蜕变，但同时传统又不断影响着社会变革的方式和效果。”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国家秩序和乡土秩序的二元对立与冲突，以把握在不同秩序形态下，调解对国家官僚秩序和乡村自治秩序之间的结合和统一。

一 法秩序的二元构造

自秦汉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以来，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历经朝代更迭，然而政治经济秩序相对稳定，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律典的相对稳定，中国法典的发展总是随朝代变迁而一脉相承，并没有随朝代的更替而发生多大变化，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相对于中国古代变迁的社会生活，也说明了国家法对于社会生活调解的有限性，“我们无法令人满意的透过国家法观察到当时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以日常经济活动为重要内容的民众生活世界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以执行道德为目标的国家法视‘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务为‘薄物细故’从来不予重视，”对乡民生活起主要调整作用的是作为自发秩序的民间法。近代晚清以来，伴随着法律移植，从西方舶来的异质性的法律文化在中国得以自上而下的推行，中国传统的法秩序开始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制度的先行和观念的滞后，也使中国的法秩序呈现二元性。美国法学家埃尔曼指出：“那些深深植根于诸如家庭、手工业作坊和村户的传统和价值制度通常更顽强的抵制现代法律。”因此，无论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还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和法律秩序表现为两套不同质的系统，一是与国家法相联的大传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受到自觉维护的和更具统一性的精英知识传统，它具有很强的符号意味，并且表现出相当显著的文化选择色彩。”[1]文化“大传统”代表了精英的活动圈子，在法律秩序上，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是政治精英的理性设计，更多体现自上而下的人为秩序。一是与民间法相联系的小传统，指乡民社区所代表的草根文化传统。在法律秩序上，民间法是生长于乡土社会的社会规范，作为自生自发的秩序，它与实用理性相联，更多体现“趋利避害”的人性特征。从理论上讲，大小传统不同的文化特质，会造成文化与人性的紧张而导致法律秩序的分崩离析，因此，学界对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多有探讨，希求对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内在机理做出理论说明，因学者理论趣旨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对民间法和国家法之间关系分别有互动、错位和冲突的不同说明，但是在现实中，不论是中国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并没有因为民间法和国家法性质的不同而造成法律秩序的内在紧张，大小传统的裂缝悄然弥合。调解作为由第三方主持下的双方合意达成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法律秩序的选择上，更具有自主性，因此，从理论上讲，调解更能体现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组合，大小传统的沟通与弥合。但是，随着社会变迁，作为中国法律传统的调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要考察调解在社会变迁中的流变，必须从中国法律秩序的形成和特征上进行把握。

中国二元法秩序的形成分析，离不开“乡土社会”这一分析性的概念。乡土社会是与法治社会相对应的，是以村落为单位、以土地为依附、以群体为本位、以熟人社会为模式的社会。乡土社会是“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作为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理想类型”的乡土社会展现了不同于传统中国法典化的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表现形式、效力来源、实施保障等等诸方面。在表现形式上，作为礼俗的乡土社会的法律秩序具有不成文和非体系化的特色；在效力来源上，礼俗秩序主要来源于宗族和宗法的权威，而不是国家的强制力；在实行方式上，礼俗秩序并不依靠国家的司法实践，“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因此，乡土社会与国家政权因在法律秩序方面的异质性，而必然产生乡土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一定间离。尽管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乡土社会的现状已经不同于费氏所描述的作为“理想类型”的乡土社会的“纯粹图景”，但是即使在现代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社区，“日常生活所固有的逻辑，与体现于一种处处以个人为单位的现代法律中的逻辑，二者之间往往不相契合。”因此，中国乡土社会的法秩序的二元构造特征随社会变迁而一以贯之。如果按照调解制度的发展来划分乡土社会法秩序发展的不同类型，可以简单模式化为：第一，中国古老法律传统的礼治秩序与国家法典秩序的二元构造，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以明清时期作为最后的定型期；第二，中国新法律传统的形成时期，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晚清修律直至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建逐步完成，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层面的“大传统”经历了从传统中华法系向现代法的转型和改造，而乡村社会则由作为传统的文化和制度的“小传统”统治着，在国家权力深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对小传统的法秩序进行了改造，而在乡土社会形成了中国法律的新传统。第三，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法制建设的新时期，随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小传统”的社会基础逐步由“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乡村社会的“蜕变过程”加剧，处于“国家‘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交错并存德‘多元混合秩序’这样一种格局，”在这一时期，国家权力逐步向上收缩，因此，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仍然松弱，在国家法深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因国家法律逻辑不同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

二 法秩序沟通与调解变迁

在中国不同的社会时期，法律秩序沟通的中介系统具有不同的特色，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中，法秩序的沟通是全方位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立法层面上，引礼入法，实现国家法律的伦理化，借助于天理人情实现社会规范和国家法律规范的沟通，“让政治、法律的秩序模仿自生的、习惯性秩序，由此实现国家秩序和乡村秩序的协调。”同时，国家法与民间法明确分工，“户婚田土钱债”等“薄物细故”不受国家法典的重视，而由民间法调整；第二，在司法层面上，明确地方政府的司法权限，州县受理案件的权限一般是“户婚田土钱债”以及处刑不超过笞杖或伽号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通常被成为“自理词讼”。在司法上，将更多受民间法规范调整的案件控制在基层，使州县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能够综合情、理、法，实现三者的融通。因此，考察中国古代的立法和司法，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的民间法并没有与民间法产生严重的背离，反而“界限模糊”，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我们必须深究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方式。

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最多只是建立在县一级，因此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并没有直接依靠权力和组织，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更多依靠文化的整合力。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认为文化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运作的基础，而不是市场体系、地理区域和其他组织，它是地方社会中获得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权力的文化网络”表现为：第一，依靠科举制度建立国家政权的官僚体制，以此来推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立起国家治理的“儒家模式”。第二，依靠宗法关系和宗族关系维持乡村社会的权力运作，而作为宗法的族规与国家法律相通，都建立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之上。第三，依靠半制度化的乡绅阶层，作为联系国家和乡村社会的中介，乡绅一方面是乡村社会的地方治理精英；另一方面，“乡绅阶层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教育，恪守儒家传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民间的传播者和维护者，因而也成为国家法律制度的维护者和执行者。”乡绅作为沟通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的第三种力量，集教化、治安、司法、田赋等诸多功能于一身，成为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也成为民间调解的主要力量。“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境有良士，所以辅官宣化也。”因而，文化系统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对社会的控制方式，在这样的法律控制模式中，当国家秩序和民间秩序在纠纷中发生冲突时，作为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呈现出以文化引导人性的教谕特征。教化式的调解成为沟通大小传统之间的桥梁，这种沟通即是通过儒家伦理作为调解规范，通过儒家伦理的文化意义来教化纠纷双方，缓解文化与人性之间的紧张。这种教化型的调解特征表现为：第一，以息讼为目的，“淡化纠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要求当事人忍让，通过劝和的办法折衷妥协地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从而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第二，注重纠纷解决的社会连带效果，并不以法律上的正确作为解决的目标，即使在诉讼调解中，“在听讼程序的范围内可以说州县官吏几乎完全不受律令的约束，毋宁说，根据情理，融通无碍的寻求具体妥当的解决就是地方官的职分”。[7]第三，调解具有强制性，通过国家权力和民间权威来实现纠纷的解决，教化式的调解并不代表纠纷当事人双方的真正合意。在中国古代的官方州县调处中，当事人的意志要服从官府的意志。“当事人吁请息讼的甘结都申明自己是‘依奉结得’，是遵照县官得审判结论才具结的，是遵命和息。”[8]第四，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相结合，民间乡邻无法调解的纠纷往往再诉诸于州县官方调处：“在州县调处过程中，如果当堂不能和解，则命堂下调解，堂下经乡邻调解后再回到堂上具结。”[9]清代官人蓝鼎元在其《鹿洲公案》中记载了一起兄弟争田案，生动的体现了古代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相结合的特色。兄弟争田最初由乡里的亲戚族人来劝解，劝解不成后又上诉至衙门，最后由蓝鼎元通过恩威兼施的方法，以“息讼”具结了这起纠纷，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兄弟的族人作为乡村权威的代表也在公堂上参与意见，充分体现了官方权威和民间权威的教化，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的结合。通过总结教化式调解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调解作为对国家法秩序和乡村秩序的组合，并不是以一方牺牲一方式的选择规范，而是将儒家伦理作为法外之法，作为调解基本的规范，也是调解所维护的目标。传统的调解“依赖的是宗族势力和国家专制权力；凭借的是礼与法相结合的多种法律渊源；维护的是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调处的结果体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愿望，而往往与当事人的意志相违背。”因此，从古代中国调解制度的特征中，我们可以发现，教化式的调解依靠的是政权和族权的强制，体现了大传统对小传统自上而下的文化霸权，因此教化式的调解结果与国家法律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度体现了国家法秩序对民间秩序的“威权意识形态”式的统治。谢晖先生将这种大小传统的沟通方式称之为“威权意识形态”与强控式“沟通”，他认为在依靠权威统治的“奇理斯玛”社会，“意识形态被赋予强制推行的属性，便成为一个国家自上而下的进行社会控制，强制处理社会冲突的工具”。“威权意识形态导致的是大传统的文化霸权，其可能的结果不是保护大传统所依赖的小传统，不是两者间的沟通，而是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催灭，是大传统的单面强暴。”

现代的人民调解制度肇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调解制度伴随着国家的合法化重建而逐步确立。因此，分析现代的新法律传统，也必须着眼于对国家合法化重建过程中的法秩序分析。在合法化重建的过程中，体现在国家政权、乡土社会两个层面。在国家政权层面上，通过法律制度的移植逐步实现法律制度的合法化重建，达到对大传统的改造。从戊戌变法开始，国家层面上的法律移植就已经开始，这一过程一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革命根据地都得以延续，比如对婚姻自由和权利的保护以及民刑分立的法律建制，都体现了一种不同于民间习惯的文化理念，因此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所特有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弥合，合法化重建的过程中出现了裂缝，国家对社会的儒家治理模式也被打破，“党派政策”成为沟通大小传统的方式。在乡村的合法化重建过程中，乡绅阶层在国家权力的深入过程中逐步被消解和改造，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过保甲制加强对乡土社会的控制，但是“保甲首领仍然由家族精英来担当，使正规化的政治权力与非制度化的民间支配力相互混合，宗族首领利用官府赋予保甲组织的正规化权力进一步巩固自己对村庄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乡村社会，宗族和宗法仍然是地方权力的代表。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乡村社会，通过阶层划分实现对乡村社会的重新组织化，通过创建忠实于国家的组织来达到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控制，在打破旧的地方治理精英的“权力文化网络”的同时，对地方精英进行重新改造和重建，建立其“权力的组织网络。”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法律新传统的调解，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这一时期的调解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交涉的结果，这体现了国家法向民间法的妥协，因为国家法在向乡土社会深入的过程中，地方尤其是婚姻等民事的习惯与国家法律存在内在的冲突，国家法律非此即彼的解决方案仅具有形式逻辑上的有效性，不符合现实生活中辩证发展的实践理性，也不符合战争时期维护秩序稳定的需要。但是这一时期的调解更多体现国家对民间的控制，而体现出治理色彩。第一，从调解方式的产生来看，共产党将其作为自身法律传统的创新，以此区别于国民党旧法统依赖程序的审判和“教条主义”，这本身意味着政治话语在民间社会的争夺。第二，从对调解组织的控制来看，在民间社会，“无论是组织各种各样的组织，还是实现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还是当事人心悦诚服的民间调解，都不是自发产生的，都有党组织控制着这些乡村组织的运作。”第三，从调解的运作来看，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例，调解过程中将民主作为社会动员的方式，民主原则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贯穿于司法实践过程中，利用政治的群众路线使司法成为为大众司法，共同体对于调解的结果影响颇深，并不重视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从而不注重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在这里，民主运用于司法是政治话语的体现，是社会动员的方式。第四，从调解的技术来看，“调解中所使用的语言、策略和手段都要服务于共产党治理社会的总体要求，调解人员的政治素质、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因此，“调解实际上是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其目的是教育群众，改造群众，进而改造整个社会。”

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调解制度和作为中国法律新传统的调解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调解以教化为特征，通过具有“亲民之责”的地方官的官方调处和作为地方治理精英的乡绅主导的民间调解，运用“法外之法”的伦理规范进行调解，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而作为中国法律新传统的调解在国家转型时期，出于合法化重建的需要，调解演变成了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手段，但是，这时期的调解仍具有说理－心服式的教化特征，作为治理的调解教化是传播党派意识形态的工具。本文姑且将这两种调解方式称为“教化式调解”和“治理型调解”，在这两种调解方式中，都渗透着权力的运作，要理解这种权力运作，必须重新借用“乡土社会”这一分析性概念，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三种权力形态，而且“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着这种权力。……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的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生活依靠传统来规定，社会具有文化上的稳定性，因此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为政以德”、“为民父母”式的教化。在新法律传统形成的新时期，国家的转型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更新，国家的治理需要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传输。

三 调解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上文对不同秩序形态下的调解传统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乡土社会不同的秩序形态下，调解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要深入的理解我国的调解传统，必须引入“合法性”这一概念，因为我国调解传统的变迁与乡土社会秩序的合法性重建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礼治秩序在意识形态、国家结构、民众生活、民间信仰等方面具有全面的合法性；民众生活作为政权结构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国家制度具有一定的距离，但却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创造性源泉，同时“礼”作为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使礼治秩序在乡土社会的生存具有深刻的观念基础，因此，在中国古典的乡土社会国家秩序和民间秩序能够浑然一体。然而，在中国近代国家合法性重建的过程中，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科举制度内容作为礼治资源在以后读书人的视野中也渐渐退出，礼治思想经历过近代五四思潮的批判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冲击后逐步在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中退出，礼治合法性失去了国家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两大支柱，只滞留在乡村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中，礼治秩序在法治秩序的冲击下面临合法性的危机。在法治化的进程中，传统的“礼治秩序”因为其在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中的存留，仍然具有“经验的合法性”，法治秩序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民间乡村社会两个向度间出现错位，存在着“经验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的内在张力。因此，在法治进程中，社会的转型带来价值的对立，这种价值体系的对立表现在纠纷上，即“客观性纠纷”的产生，所谓客观性纠纷，“是指只要不消除社会结构的对立就几乎无法解决的纠纷，意味着难以判断是当事人中哪一方的过错，即双方当事人的主张都有可能正确，至少难以认定其在价值序列中的高下之别，无法作出非胜即负的裁断。”对于客观性纠纷，在法律的框架内往往得不到妥善的解决，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往往意味着“合法而不合理”，有可能意味着纠纷的进一步发生，在法治化进程中，作为妥协和调和技术的调解制度就具有存在的价值。

对当代中国调解制度的考察必须联系中国的法治发展模式，才能对中国的调解制度有清晰的定位，中国经历了“法制”向“法治”的转换，中国由强调法律制度的建构到强调法律的统治与遵守，但是中国的法治道路仍然是以政府主导的，这是因为中国市民社会不发达，民间的力量仍然十分弱小。在这种法治发展模式下，一方面，中国由乡土社会向市民会转型，乡土社会的权威走向没落，传统的礼治秩序逐步瓦解，人民权利意识逐步增强，另一方面，国家法作为精英的理性设计在向乡土社会的深入的过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作为两套不同的逻辑在乡土社会碰撞，不符合“地方性知识”的国家法往往在乡土社会失效，人们对国家法律解决纠纷的审判期望值不高，而将纠纷往往诉诸于调解作为解决方式。但是，调解经过制度化后，作为理性设计的产物，处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夹缝之中，“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一方面基于国家期待和权力网络的驱使负有宣传国家政策、法律的职责；另一方面受抽象的社会文化传统实际生活场域支配，又趋向于地方性、习惯性的方式使纠纷按照当事人及其共同体满意的方式得以解决。”经过制度化的调解组织由于“受法院或地方行政机关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的代表，作为制度化的实体权威有可能强迫诉讼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影响纠纷双方合意的达成。这表现为调解组织受国家权力的约束，从而帮助营造一种多元权威并存的格局。在调解的运作中，国家法成为树立国家权力权威的话语资源，调解成为国家权力下乡的有效工具。“调解之所以能进入中国的正式的司法制度，成为一道法定的程序，决非偶然，绝非仅仅因为它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实施权力的有效工具。”赵旭东先生的田野调查表明，国家权力进入乡土社会后，代表国家权力政府权威和法庭权威以及乡土社会的村庙权威和民间权威，共同构成了乡土社会制度化权威和非制度化权威并存的格局，不论是在法庭的场域下还是在民间的场域下，在制度化权威和非制度化权威的互动下，调解表现为国家法律原则和民间习俗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分配，国家法和民间法分别成为当事人双方及调解人主张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调解组织的本土化使其能够熟练的穿梭于法律与习俗、实用和理性之间，软化了国家法律与乡土“内部规则”的冲突。在这种状态下，调解趋于政治化、功利化，这一方面妨碍了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的渗透，不利于国家法秩序在乡土社会的确立，造成了地方知识的垄断，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行政权的膨胀，部门利益的分化。因此，在目前的调解制度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权力（国家）和大众（个人）的内在紧张，目前的调解不符合法治的目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调解过于倾向于官方的非正式主义，而缺乏作为其对立面的市民的非正式主义，即自治的个人主义。”国家权力在调解过程中造成制度性的压力，必然会影响当事人之间合意的达成，使调解的平衡功能时时不能发挥作用。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3

关键词:解构主义 文字语言学 传统 发展对策

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德里达以《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科、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直接对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提出了挑战。德里达以人的永恒参与为理由,认为写作和阅读中的偏差永远存在。他把解除“在场”作为理论的思维起点,以符号的同一性的破裂,能指与所指的永难弥合,结构中心胜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为自己理论的推演展开。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1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的优良传统

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1 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1.2 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4

中图分类号：K82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本文介绍传统与现代优化方法近年来在国内机械工程界的应用情况，并展望优化方法应用研究的方向。

1传统优化方法的应用与改进

1.1传统优化方法的应用

从近几年发表的工程优化设计论文可以看出，传统优化方法仍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机械工程领域，传统优化方法主要应用于机构或机械零部件的优化设计，在结构、形状、性能和可靠性等方面进行优化，改善了机械产品的质量，减轻了重量，提高了性能。在优化设计中，随机方向法、复合形法、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惩罚函数法等应用都十分广泛。

1.2传统优化方法的改进

针对广泛采用的基本复合形法存在着搜索不完全、映射系数取值不灵活、复形多样性保持差等缺陷，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如动态全域映射收缩算子以及最大冗余点映射准则，形成了一类新型的复合形法，大大提高了寻优成功率。文献[7]利用改进的离散变量惩罚函数法解决离散变量的工程问题，将整个优化过程分为连续变量惩罚函数法的初始优化、带离散变量的惩罚函数法优化和网格法检验三步进行，消除了优化变量初始值对优化结果的影响，使优化结果更为准确合理。提出了连续变量及非均匀离散变量的均匀离散化处理方法，并借鉴离散变量的搜索优化法，在连续变量的复合形法基础上，探讨了一种求解有约束非线性混合离散变量的优化设计问题的方法――混合离散复合形法，该算法可用于工程结构优化设计中，其结果不需圆整，解题可靠性和效率大大提高。 1.3惩罚函数法

惩罚函数法，是约束优化问题中一种比较常用的间接解法。采用基于Powell的内点惩罚函数法对实际偏心摆式飞剪机剪切机构进行优化设计，使飞剪机的机械参数满足了剪切过程要求，同时提高了飞剪机剪切性能和轧件的剪切质量。文献[10]运用内点惩罚函数法将约束优化问题转化为无约束问题后，用共轭梯度法进行机床主传动系统中零件参数的优化，使机床主传动系统方案达到最优，同时可提高设计精度、缩短设计周期。文献[11]利用惩罚函数法对汽车动力传动系优化数学模型进行了优化，使整车综合性能均有显著改善。文献[12]针对混合惩罚优化法存在的初始点选择、可能的局部最优点及计算时间等问题，提出了遗传惩罚复合算法GPCM。

2现代优化方法的应用

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期计算复杂性理论的形成，科学工作者发现并证明了大量来源于实际的组合最优化问题是非常难解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如0―1背包问题、旅行商问题（TSP）、装箱问题等，都被证明为NP完全问题，因而传统的优化算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应运而生了一系列现代优化计算方法，如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蚁群算法等，它们的共性是基于客观世界中的一些自然现象，通过与组合最优化求解进行类比，找出它们的一些共性，建立相应的算法。

2.1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GeneticAlgorithm简称GA)，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美国密执根（Michigan）大学霍兰（Holland）教授提出的一种全新概率优化方法。GA是一种非确定性的拟自然算法，它仿造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规律，对一个随机产生的群体进行繁殖演变和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如此循环往复，使群体素质和群体中个体的素质不断演化，最终收敛于全局最优解。

2.2模拟退火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SimulatedAnnealing简称SA)，最早的思想由Metropolis在1953年提出，Kirkpatrick在1983年成功地应用在组合最优化问题。SA是一个全局最优算法，以优化问题的求解与物理系统退火过程的相似性为基础，利用Metropolis算法并适当的控制温度的下降过程实现模拟退火，从而达到求解全局优化问题的目的。模拟退火算法是一种通用的优化算法，用以求解不同的非线性问题；对不可微甚至不连续的函数优化，能以较大概率求得全局优化解；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全局收敛性、隐含并行性及广泛的适应性；并且能处理不同类型的优化设计变量(离散的、连续的和混合型的)；不需要任何的辅助信息，对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没有任何要求。目前已在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诸如VLSI生产调度、控制工程、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图像处理、数值分析等领域。

2.3蚁群算法

蚁群算法(AntColonyAlgorithm简称ACA)，是受自然界中真实蚁群的集体行为的启发而提出的一种基于群体的模拟进化算法，是1991年由意大利学者M.Dorigo等人首先提出，通过人工模拟蚂蚁搜索食物的过程来求解旅行商问题(TSP)。蚁群算法对系统优化问题的数学模型没有很高的要求，只要可以显式表达即可，避免了导数等数学信息，使得优化过程更加简单，遍历性更好，适合非线性问题的求解。主要应用在：旅行商问题(TSP)、二次分配问题(QAP)、车间任务调度问题(JSP)、车辆路线问题(VRP)、图着色问题(GCP)、有序排列问题(SOP)、机构同构判定问题、数据的特征聚类过程、集成电路布线设计、电信路由控制、交通建模及规划等的求解。 2.4三种算法应用的比较分析

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蚁群算法都是随机搜索算法，它们的搜索过程都具有非确定性，具有避免陷入局部最优以收敛于全局最优(或次优)的能力。三种算法的共同特点是鲁棒性较强，对基本算法模型稍加修改，便可以应用于其它问题；具有并行性，易于并行实现；很容易与多种启发式算法结合，以改善算法的性能。在背包问题的求解中，遗传算法有较强的全局搜索性能，但容易产生早熟收敛的问题，而且在进化后期搜索效率较低。模拟退火算法具有很好的局部搜索能力，但对参数的依赖性较强。因而将它们结合使用，在优化性能、优化效率、可靠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3结论与展望

优化方法在工程领域的应用已有较长时间的研究，传统与现代优化方法各有其优点和不足。一般而言，传统优化方法的理论基础完整而扎实，算法理论性和通用性强，可靠性、搜索效率较高，但由于算法是基于连续函数和凸规划构造的，存在着对于非凸优化问题易收敛于局部最优点，全局最优解难以保证，难以处理离散变量等缺点。现代优化方法中，研究与应用最为活跃的是遗传算法，检索到的近几年遗传算法的文献量几倍于传统优化方法和其他现代优化方法的相关文献的总和。

参考文献：

[1]张翔;优化设计方法及编程[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7

[2]丁叙生;唐寿刚;无周向回油液体静压轴承优化设计[J];制造技术与机床，2001(1)：25－27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5

[关键词]大学英语；跨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渗透

现今社会，学生已经不仅仅通过教师学习，而是能够借助多媒体技术手段完成自学。高校学生除了需要满足学业内容，更加重要的是应当能够更好地在未来工作之中获得学习能力。但是现阶段我国高校学生表现出缺少或者轻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传播同样受到负面影响。为此，教师需要帮助学生端正态度，能够让学生充分掌握本国文化，促进学生愿意了解本国文化。

1大学英语教学中传统文化的缺失及成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神州大地天翻地覆，早已今非昔比。遗憾的是，由于对自身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善于向外界展示华夏文化的魅力，一些外国人曾误认为中国男性至今仍保留长辫子，女性继续裹着小脚。说起中国，很多外国人仅仅知道长城、故宫或长江与黄河。他们不明白中国人为何如此喜欢设宴聚餐，更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在餐桌上高声喧哗。其实在中国，饮食之道也是建立和巩固人脉资源之道，是亲朋好友交流思想、加深情感之道，是互通有无、携手合作和宣泄人生压力之道，并非为聚餐而聚餐，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另外，聚餐同样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群体与社会意识，就连中国餐具筷子也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一个“和”字。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促使国家之间的交流增加，国家地位进一步提升，英语在现实生活之中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一方面，大学生不断接受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作用之下，传统文化的地位不断丧失，进而造成了学生无法更好地了解和认知传统文化。（吕红兰，2015:10）大学阶段开展英语教学互动，教师也偏重对实际能力的训练，再者就是对西方国家的文化风俗习惯等的学习。但是，本国文化却很少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更加成为不可能，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无法真正使用英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肖萌，2015:23）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失语症”的表现，集中体现了中国英语教学活动中传统文化要素的缺失。大多数高校没有在大学英语教学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课堂，这主要是由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1）教材过于重视西方文化长时间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所使用的教材都是《新视野大学英语》。该教材主要是介绍西方文化的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没有提及。这种内容的编排对学生了解西方文化有极大的好处，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2）英语教学过于应试化中国传统教育主要是应试教育，造成了我国学生在学习中片面强调考试分数，完全忽视了对素质文化方面的培养，大学英语教学同样也不例外。本研究发现，当前大多数高校英语教学都十分重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这种教学方式的后果则是学生一味地追求分数，而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3）部分教师对我国传统文化缺少必要了解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教师因为受到知识结构以及专业背景影响与限制，对西方文化产生的了解多于中国文化。同时由于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欠缺，课堂之中也很少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授课，教师在教学时也仅仅停留在英美文化之中，也就更加严重地阻碍了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毛军社，2016:3）

2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中国传统文化英语推介能力的重要性

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培养中国传统文化英语推介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以培养中国传统文化英语推介能力为重心的大学英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1）提升大学生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运用英语对国家问题进行讨论，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使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元素及具体的语言表达方式。例如在课堂实践教学中对hop的讲解，教师引导学生对中国现阶段社会流行相关热门词汇进行联想，能够想到“跳槽”“跳进黄河洗不清”等等。这些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流行的词汇，更具有贴切性，与英语课本上的词汇相比更容易让学生记忆与掌握，学习兴趣也更加浓厚。（刘梦月，2013:21）同时这种教学环境下学生学习气氛较好，学习效率较高，语言沟通与交际能力有效提升，这对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2）提升学生民族自豪感英语课程学习过程中教师会对英美等西方文化进行传授，侧重对西方文化的推介。但长期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影响下学生过分追求英语文化，忽视了本国家文化的重要地位。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积极培养以中国传统文化推介能力为重心的教学模式，以改善现阶段的教学现状，使学生正确认识东西方文化。另外通过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渗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递给学生，使学生提升其民族自豪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传承。（3）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大学英语课程学习目的不仅仅是对英语语言技能的学习及语言文化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发扬。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中国文化被误读、误解现象，英语教学中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田国力、朱燕，2007:1）这种现象是文化传播中的一种贫血现象。大学生是未来中国国际交流的主力军，承担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因此只有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英语推介能力的培养，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才能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交流。

3在英语教学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

在实现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大学阶段学生应当充分认清，中西方文化之间需要保持兼容并蓄。但是，当前我国大学生对本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有限，这就需要进一步建立一种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英语教学可以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尽可能降低文化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学习中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作为学习者需要在掌握西方文化的同时能够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弘扬与传播。（1）教师应积极探求中西方文化比较差异教师需要充分结合大学阶段英语教学的实际特点，找到中西方文化之间融合的位置，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异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学生一般会提升用英语表现本国文化的能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跨文化交流能力。例如在分析中西节日的过程中，一些学生对西方节日了解较多，这个过程中教师就应当在课堂之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节日，包括七夕、端午以及春节等节日文化，并进行口语交流与表达；引导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意义，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中西方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同时，在讲解西方圣诞节的过程中，可以引入春节进行对比，并通过这种方式分析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性。同时，也可以在教学中利用影音媒体等技术条件，以此更好地丰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2）提高大学阶段英语教材中传统文化比重中国在大学英语教材方面更多讲述的是关于西方文化，因此造成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内容较少。因此，教材中应当增加传统文化内容，增加有关中国历史、地理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内容，或者包括阅读国有关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也可以包括华裔作者的相关作品等。这也是多元视角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3）发展课堂活动的多样性课堂上应当充分完成对文化的传播与比较研究，但是由于教学课时有限，教学效果也受到影响。学生如希望能够实现文化交流，可以在课外花一定的时间自主学习。同时，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习，鼓励学生借助当前信息技术手段了解知识。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中的内容进行学习，实现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可以邀请专家与学者对英美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内容进行讲解，通过电影、音乐等形式实行中西交流，丰富学生文化兴趣点，打开学生的视野，能够让学生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学习东西方文化。（林有鸿，2014:15）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CHINADAILY的英文版报纸，并收看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也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渠道，观看有关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电影，例如李安导演所创作的《推手》等影片。通过借助电影艺术形式，学生能更有效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对应的英语表达。（4）提高教师水平，完善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能力与水平，提高教师综合文化素质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之一。现阶段，英语教师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有限，也就不可避免会造成在课堂之中学生也无法更好地掌握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教师只有不断提升自身水平，增强传统文化掌握能力，更加主动承担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责任，借助多元方法在教学之中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才能够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弘扬的目的。

4结语

综上所述，在给学生讲解英语知识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还应当让学生提升自我探究能力，将自己打造成符合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样更有利于发扬本国传统文化，中国才能在世界的舞台之上更好地发挥其实力。因此，高校要对学生教育给予充分的重视，需要将英语教学与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实践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有鸿.基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高校英语教学模式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5):194-196.

[2]刘梦月.民办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策略[J].知识经济，2013(21):149-150.

[3]吕红兰.EAP教学在高校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策略[J].教育观察（上半月），2015(10):71-72.

[4]毛军社.探究提升英语专业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途径[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39-141.

[5]田国力，朱燕.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现象及教学补救策略[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1):55-56.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6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 法治现代化

一、西法东渐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失语”现象

从历史上看，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始于清末改制时期。由于军事外交上的屡屡失利，当时的学者们对外国的学习也逐渐由坚船利炮意义上的器物层面和政治议会意义上的制度层面，过渡到民主法治意义上的文化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学习和对法律制度的借鉴便成为中国法学的一条必经之路。而中国古典文献所遗留下来的法律传统，以及古典文学所隐含的一些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可能对现代法治具有积极意义的法治精神，未引起足够重视。这样一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当时的中国法学似乎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学科，它没有自己的话语。在这场貌似轰轰烈烈的西法东渐运动中，中国自身的声音被湮没了，中国几千年的法律传统也被无情地冲刷掉了，似乎中国法学是一个没有传统、没有历史或者没有自我的研究领域，因为我们听不到中国法学界自己发出的声音，借用文艺界的一个术语来说，中国法学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

现如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环境中国际交往的频率加剧以及国际语言的通行，法律在法律移植的新的制度环境里使用无碍，但是，倘若用它们作为工具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或者，来表述一种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同的法律经验，就会成为一件极易出错的事情。“失语症”意味着丧失了反思和独创的能力， 而失去了反思与创新能力的学术界是无法承担起文化重建的历史重任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中国的法治发展模式中的“建构论与进化论”之争。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价值及对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一）“以德配天”的德治思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西周时期，周公认为，“天命糜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上天对人间君主亦无亲疏之别，天命只授予有德者，这是西周法律思想上的一大进步，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统治者，使得后继者崇尚德治，提倡德教，重视道德教化、纲常名教手段，强调道德自觉与追求理想人格的统一，具有其普遍长久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在“德治”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仁政”思想，反对过重剥削和压迫人民，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具有合理因素；“德治” 在法律上的表现为反对“不教而诛”，主张“慎罚”，反对专治刑罚，注意分化瓦解和缩小打击面，从而有利维护社会的稳定，促使刑法思想和技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即使是为现代法治所不容的“亲亲互隐”思想，其实蕴含了“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智慧，“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直至今天的法律并不相违，相反，这恰是具有人类性的，符合人性、人道的，因而是最具有普遍的”。最后，中国古代在德治上提倡的是“贤人”政治，注重官员品行，要求能够贯彻执行制度，遵法守纪，克己奉公，处处起到榜样的作用，这对于今天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慎刑思想————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死刑制度渊源

“慎刑”思想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慎刑”思想最初从西周统治者从殷“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教训中得来，经过历代的发展，不断完善。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是慎刑思想的最初表现。汉代在儒学与阴阳学等影响下发展为“德主刑辅”，至盛唐时期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明、清在慎刑制度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它体现了重视人事与人命的人本主义精神，是对百姓生命和身心健康的关注，是统治者“仁政”、“爱民”的具体体现。在具体制度方面，历代一直强调谨慎用死刑，死刑案件必须经过最高审级严格审查，奏请皇帝才可执行。在三国两晋时期形成了死刑复奏制度，至唐逐渐形成了完善的死刑复奏程序，如唐代执行死刑，必须在行刑前三次奏请皇帝批准，方可执行，即“三复奏”。即使到现代，死刑立即执行也要经过最高法院批准才能执行。死刑中国古代这种慎刑、恤刑的传统，这种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基本价值观念，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从我国现代的司法实践中来看，“慎行”思想在现代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如《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一部分罪名的死刑废除主要是一些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比如：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金属凭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此外还有传授犯罪方法罪。以上犯罪已经不适用死刑。 还有“审判时年满75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者除外”等，都是我国古代慎行思想的继承和延续。20世纪30年代脱胎为当代死刑复核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将其确定为死刑判决生效之必经程序。在审级制度研讨中，死刑复核程序被作为我国两审终审制度之例外情形，具有特别审判程序之性质。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我国对死刑的审慎态度，在严格适用死刑、确保少杀、防止错杀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息讼思想——现代调解制度的发端

息讼思想最主要体现在民法的适用中。传统法律文化的无讼的价值追求，根源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点，同小农自然经济基础和宗法伦理社会结构是分不开的。传统法律文化的“无讼止讼”价值取向具有积极意义。一是它所追求的和谐、秩序、稳定的目标，也是现代法律终极的追求，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崇高理想。二是“德教为本，辅之以刑”的无讼手段，展示了传统法律文化的高超技艺，使得社会生活能够在基于多数人的价值共识上得到善治，摆脱了法律万能主义的泥潭。三是调停息讼的手段，简单易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了司法效率，是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最为经济、可行的方法，因此在经济上必然为社会财富的生产和积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我国历史上的法典均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体系。“息讼”是民法上对中国立法传统主要继承。发展至今日的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制度已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愿、平等原则很好地体现了法院调解的本质现阶段，在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全部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比率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与判决相比仍占绝对多数，这也与我国现存的民事审判方式有关。在我国的审判方式中，调解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已形成“调解型”的民事审判方式，这种模式虽然已暴露出许多不足，但并不全是调解制度本身的问题，调解作为处理和消弭纠纷的一种方式，确实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作用，且与我国特定的文化历史、法律传统、心理定势、经济基础、基本国情等诸多背景因素紧密相连，在审判实务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如避免可能因此而造成的反目成仇，促使他们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以及对改革我国诉讼模式的超职权主义也可起一定的作用。

三、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之“创造型转化”

既然传统对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而且传统不论是消极意义上的还是积极意义上的，都会对现实实践发生潜移默化式的作用，那么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只能是正视而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对此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态度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这种原则诚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分析命题或同语反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该不该取精华、弃糟粕，而是首先要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在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上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乐观，也不能自惭形秽、全盘西化。对此，林毓生先生所倡导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理论尤为引人注意。[4]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7

关键词：高职语文；　传统文化；　教育渗透

一、高职语文融入传统文化重要性

（一）陶冶学生情操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不断应用，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十分广泛，尤其是学生喜爱的影视产品，由于诸多作品对于原著的改变过大，促使学生对原著的中华传统文化作品产生严重偏差，渗透进高职语文的传统文化，需要将历史以及神话故事等进行全面还原，引导学生感受最真实的文化氛围，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促进学生建立高雅的兴趣爱好，远离低俗缺少意蕴的艺术氛围。在优秀的文化陶冶下，学生会形成骄傲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热情，在未来发展中这些学生会成为祖国建设的主要支撑。

（二）对学生思想产生积极影响

现阶段，诸多的价值观念入侵，外来的文化思想在不断地对我国的学生造成影响，使许多思想价值观念未完全建立的学生，向着错误的方向进行发展，学生只会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将外来诸多的不良文化引以为豪，忘却中华优秀的美德，许多优秀文化正在逐渐消失。而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进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培养学生健全、健康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

（三）有助于学生实现自身价值

每个学生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与追求，在学生时代，学生对未来有着美好憧憬，希望在社会中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导者，得到充足的回报，实现人生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高职语文教学后，能够对学生的道德品质进行教育，提升学生自身素养，可以培养学生不怕困难、勇于探索的高贵品格，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特点，展望未来发展，明确自身的定位，建立合理的理想目标，在不断进取的同时，让前进道路变得平稳，进而实现人生价值。

（四）有助于激发兴趣，增强民族自信学生

如果对学习有兴趣就不用时时督促，会带着兴趣完成自主学习，更好的提高学习效率。传统文化就具备激发学生兴趣的优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数不胜数，岁月积淀下的传统文化与当代课本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就提高了对学生传统文化的素质培养，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喜爱，只要有一位学生热爱传统文化，就会逐渐带动身边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也会由个人扩大到整个集体。学生只要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而有探索传统文化的欲望，有了兴趣也就有了推动力，自主学习传统文化，感受民族魅力，成为高素质人才。传统文化，古来经典，名人传记都在告诉学生各种生活和学习的道理，不仅能为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能引领其了解国家历史和文化，培养学生民族自信心，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自己身为华夏儿女而骄傲。

二、高职语文中传统文化教学现状分析

在高职语文教学中，高职语文教师在教学方法上缺少创新，依旧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以“分数”为主，采取“应试教育”的方法，所以缺少传统文化的渗透，甚至从根本思想上就缺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重视度，以至于学生也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缺少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传统文化知识的储备特别薄弱。对高职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实有助于学生未来的发展，但传统文化的培养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面临教学压力的增加，时间和物资的大量的投入等情况时，高职院校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就停下了脚步。另外，一些高职院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语文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的学习，恢复传统文化，并为此投入了许多教育滋养，对教师进行培训，对语文课程内容进行改良完善。但是在资源大肆投入下，却依旧将传统文化停留在书本知识的传授上，缺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没有亲身体会过传统文化的氛围，只是一味的对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死记硬背，这样的传统文化输出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反而造成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无法让学生真正热爱上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阻碍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流传与发展。

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的具体措施

以当下的发展情况来看，优秀的传统文化渗入到高职语文教学中对课程的设置价值较高，为了可以更好的在课程当中融入传统文化，高职语文教师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转变教学理念，丰富教学内容

为了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里更好的实施下去，并且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高职语文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传统的教育理念进行转变，从而为传统文化的融入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当今社会需要的就是人才，因此对于社会上所需的人才，高职语文教师应该有一个整体上的了解和把握，按照人才的需求，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利用传统文化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另外，高职语文教师自己本身也要加强传统文化的素质培养，要从根本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所具备的应用价值，只有自身真正了解传统文化，才能更好的将传统文化引入到课程当中，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得到更好的发展。传统文化渗入到高职语文教学中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并了解这些传统文化知识。因为大多数的传统文化内容历史久远，比较抽象，理解起来相对比较困难，所以高职语文教师要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增添传统文化知识，结合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例如利用信息技术、多媒体设备，向同学们直观的展示出传统文化内容，并进行知识拓展，在教材的基础上进行迁移出更多相关知识，如《出师表》，通过文章能够迁移出三顾茅庐、白帝城托孤等传统知识，将零散的知识与文章背景结合，这样丰富知识、拓展内容的基础上更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水平，从而达到传统文化渗入到语文课堂的要求。

（二）结合优秀传统文化深意，引导学生学习

诸多的文学作品，是中华五千年的智慧结晶，是历史的积累。将这些文学作品应用在高职语文教学中，促使学生学习优秀作品，认知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同时，还可以吸取到其中丰富的文化知识。在实际的高职语文教学时，教师不应只将文字和语言教授给学生，还要引领学生了解到文章中更加深层次的意境，充分分析认知到文学作品中含有的传统文化知识与文化内容，并让学生加深文化印象，研究古人优秀美德与精神，真正了解传统文化内涵，并学习相关的文学常识以及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延续，同时，使学生在文化中得到更高的精神能量。

（三）应用经典传统文化，建立学生品格

在实际教学当中，教师应充分分析教材中的主要知识点，并将其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文化知识拓展，给予学生更多的文化资源，让学生在具体的学习中不再受教材的制约，而是同样的知识点，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方式来了解相关的知识点。因此，教师在教学之外，还要扩大学生知识面，引导学生进行课外文学阅读，了解更多文学作品，学习文学作品中古人具备的优秀品格，借鉴古人的优秀思想与为人品格。通常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在历史的淘汰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优秀文化所含有的保家卫国，驱除鞑虏，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当前也是值得学习与借鉴。针对这些优秀文化素养的文学诗句与作品，例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学习诸多伟人的优秀品质，并促使学生建立良好的精神品格。为强化学生的品格建立，教师应时刻引领学生学习经典传统文化［2］。

（四）创新高职语文教学，提高学生兴趣

对于语文教学效果不好，学生无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情况，教师需要不断转变教学模式，不应仅用口述的传授方式，分析影响学生学习兴趣以及教学效果低下的原因，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因此，教师应将传统文化重点充分的提出取出来，并进行针对性的展开教学，分析学生学习兴趣点，同时，采用现代化教学设备进行辅助，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在声音视觉等多重感染下，促进学生学习，教师还需不断对教学方式进行改进。在新时代的社会建设中，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技术专业人才，而是综合素质能力较高的全面型人才，仅仅拥有着专业技能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需要更多的往往是品质较高的人员，当今社会中普遍认为技能可以慢慢学习，而品质无法重新树立。因此，在学生树立人生价值观念的高职学习时期，教师更应重视学生精神品质培养，让学生在全面进步的同时，树立良好的品质，以此来帮助学生有着更高的社会竞争力。此外，学生是未来发展建设的主要支撑点，必须了解传统文化，教师需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改变以应付考试作为教学目标的教学方式，应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作用，将优秀文化融入到语文教学当中，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首先应先充分了解教材中的深层次内容，其次了解学生的个人特点与未来的进步方向，最后在实际教学当中采用针对性的教学方式，提升课堂活跃度，运用情境教学模式，让学生有效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重要精神，促使高职语文教学在愉悦的环境中，传授给学生重要的传统文化。

（五）开展文化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素质

实践活动主要是分成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了解中华传统节日，在中华五千年的发展中，有着诸多的传统节日，例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节日有着独特的故事背景与纪念价值，传统节日反应着从古至今的人们生活信仰，是传统文化主要部分，与传统节日有关的文学作品更加繁多。不过现阶段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大部分节日正慢慢消失，这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思想，让一部分学生丧失民族自信，对中华传统节日不甚了解，却对西方的文化节日侃侃而谈，导致学生更加愿意去过西方的节日，例如：圣诞节等。其中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对传统节日的不重视。教师应将中华传统节日向学生详细讲解，院校对节日开展相关的纪念活动，让学生参与到节日当中，增加民族认同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次，学生要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习俗。由于我国是有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而且，每个民族都拥有独特的文化与习俗，各个民族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中华文化。因此，各个民族的文化是重要的传统文化，是十分贵重的精神财富，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满族的狩猎大会，以及赛龙舟大会等，都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了解少数民族习惯，在院校中定期举行相关的文化活动，尊重文化习俗。最后，应传承优秀的礼仪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当中，中华文化十分注重礼仪，留下许多礼仪文化，其中有着特别的文化内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制定了相关准则，促使中华文化不断传承下去。现阶段，大部分学生对礼仪意识极度缺乏，在教学当中也缺少相关的知识介绍，致使学生娇生惯养，不懂道理，在进入社会中，极易触及法律底线。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对传统礼仪进行讲解，促使礼仪文化进行传承，在步入社会后，学生能够尊老爱幼，谦恭待人，进而建设文明社会，促进社会发展［3］。此外，还要增强学生文化自信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目前，各种思想文化争相斗艳，面对其他文化的影响，一定要建立民族自信。在高职语文授课中就应开展传统文化的传授工作，将诸多的文学作品以及创作背景引入到课堂中，引起学生的共鸣，促使学生将其传承下去，同时，让学生了解今天的繁荣来之不易，在诸多困难的时期，几代人不畏困难建立起现阶段的生活，让学生树立起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从容的观看外来文化，并为成为中华民族而骄傲。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文化传承十分重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进传统文化，是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可以让学生充分地传承优秀文化内涵，树立起民族自信心，为未来祖国建设奉献出力量。学校要注重对学生传统文化的培养，教师要注重传统文化与语文课程内容相结合，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我国历经岁月沉淀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相信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一定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质量人才。

参考文献：

［1］刘旭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高职语文诗词教学策略探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1(22).

［2］程小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10).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8

关键词：语文教育 语言环境 文化传统 思维方式 外语学习

一、语文教育

中国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各种文化与文明演变，聚集而成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与风貌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不仅代表着历史悠久的思想文化，更是我国观念形态、意识形态的总体表征。而正是语文的学习起着传递中华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的重要作用，通过文学作品可以很好地表达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逻辑思维方式也在其中得以体现。语文作为一门重要学科，不仅仅只是认字，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

所谓思维方式可以理解成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的人由于处于不同的国家，其文化背景不同，所受的思想不同，在看待事物的角度上肯定不同，这便导致了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主要体现于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生活实践之中。此外，语文通过语言来表达，而思维方式与语言的运用同样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主要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与语言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思维方式是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原因，语言同样促进思维方式得以发展。在汉语发展的五千年中，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冲击，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习惯以及思维习惯。对中国人而言，“中庸之道”思想始终影响着思维，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语文带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是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思维习惯表达的载体，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人的生活与学习。

二、外语自身的特点以及外语学习的意义

外语，即非本国语言，例如英语、日语、德语等。外语也与我们的母语一样，在各自的历史文化熏陶中得以形成与发展，同样也传达着浓重的本国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有着不同民族的语言习惯。就学习外语的目的及意义而言，外语或许只是一种可以传播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工具。人们通过对外语的学习，在掌握语言运用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特色，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通过对外语的学习，以及对母语的熟练应用，可以将本民族特色与外语结合，更加有利于异国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在大多数人看来，学习外语的目的就在于用外语表达自己在母语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中所形成的思想，无论是母语或是外语，都带有深深的母语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的烙印。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外语及其所带有的外语思维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母语始终影响着学习者，在两者不断冲突、融合的过程中，最终在母语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式的外语模式。

三、语文教育对外语学习影响

在语文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众人熟悉的中式英语，指的是由于受到语文学习的影响导致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硬套英语的规则与习惯，在英语的使用过程中出现不规范英语或是与英语文化不符的英语。而这种表达之下英语往往对于英语国家的人而言是不能理解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其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最佳表达载体，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语文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对外语学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产生影响。

（一）负向迁移的影响

所谓的负迁移指的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着干扰或抑制的作用，表现为阻碍作用。语文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体现在母语负向迁移，所谓的母语负向迁移是指母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对目标语学习所引起的干扰与影响。[1]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母语产生的负迁移是最大的障碍。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文追求的是文采，喜欢用华丽辞藻，运用各种语序和语义表示各种句法关系。而英语，追求的是简洁明了，喜欢使用大量的过渡词、介词以及关系词等表示语句间的各种关系。对于中国的学生而言，从小学习语文，已经深深扎根于思想之中，因此在学习外语时，在于方法或是使用上必定会受到语文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产生中式英语。

（二）思维习惯的冲突

思维方式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学习者。每个民族的思维习惯不同，必定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差别。从语文的学习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有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念，希望天下大同，人人平等，侧重于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而西方人则侧重于个人的观点立场，注重表现个人。因此在各自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思维混乱，将语文中的思维方式运用在外语的学习中，影响外语的学习与运用。语言和思维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思维是语言的内核，语言是思维的外在形式。[2]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必定会受到语文思维习惯的影响。

（三）文化传统的影响

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民族特色及其文化传统。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鼓励的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倡导的是一种谦虚的思想。而西方人则认为在竞争激励的社会中，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多多表现自己，肯定自己，从而表现出的是一种炫耀及骄傲。因此在学习外语的时候，这一习惯给学习者带来了不少困惑，使得双方在交流的时候产生误会。其次，中国是重情义的民族，作为礼仪之邦，中国人通常都以他人为先，为他人着想。而西方人以随意为主，不是非常注重对他人的关心等，他们认为那些都是客套的东西，毫无必要。这就使得学习者在表达情感上出现截然不同的表现，容易出现歧义。再者，词汇是语文中最大的主体，同时每个民族对词汇概念的理解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因此其所传达信息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就语文而言，不同的词语表达着不同的情感，或是褒义，或是贬义。而对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而言，就难以理解这些词语其内在隐含的意思与情感，在学习与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偏差。这些足以表现了语文文化传统对外语学习的影响之大。

（四）语言环境的影响

语言环境包括自然语言环境和自我营造的语言环境。在我国汉语大环境中，虽然双语幼儿园屡见不鲜，学生学习英语积极性很高，但是外语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这是因为学生在学习英语中，缺乏自然语言环境。语言不是教授的，而是习得的。不管学习何种语言，都应该在较为理想的语言环境中，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学习成效，使得学生在语言环境中潜移默化的习得。

四、应对策略

在面对语文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给外语学习带来的影响，学习者该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的障碍，应该积极探讨。因此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之中，我们提倡以跨文化交流为目的，将语文的学习与外语学习兼容并举，掌握语言基本知识，训练语言掌握技能，了解外国文化，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所在，更好地学习外语。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激发自我学习外语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不断地发掘自己对外语的兴趣，才能更好地学习外语。如今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渗入外语，例如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会出现带外语说明的说明书，学习者可以有意识地通过对说明书的学习，掌握一些外语词汇及表达方式，掌握商品使用方式的同时，又可以激发自己学习外语的兴趣。同时可以利用喜爱的外语歌曲、电影等来学习，通过观看外国电影，不仅可以学习到外国的文化背景，了解外国的发展状况，同时可以在演员的话语中学习到地道的外语表达方式，从而影响自己在学习、运用外语的表达，克服中文中思维表达方式的影响。同时通过不断地模仿学习，更进一步地加强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在保持学习兴趣的同时，提高自己对运用外语的自信心。

（二）强调外语的语法训练，摆脱语文的束缚

对于语文的学习不仅重视词汇的运用，同时也重视着语法的学习。不同语言在语法上的差异是很大的，语法可以说是语言运用的基本规则。学习者在对外语学习的过程中，通常会受到语文语法的禁锢，因此在使用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受到语文影响出现表达上的错误。这并不是说学习者不懂得外语的语法规则，而是其在使用的时候会不自主的受到语文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掌握外语基本语法知识之后，在其文化背景的帮助下，反复练习，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成为自己的第二语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外语的语法知识，灵活地运用外语。

（三）通过语文的学习，充分了解其中的文化差异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内涵，只有真正了解它，才能很好地运用。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学习其基本语言知识，同时也应该了解其发展背景以及人文知识，这样在运用时可避免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学生应该利用好语文，更充分地了解文化背景，理解语文中所传达的思维方式，这样有利于在运用外语传达本国文化的同时，也可结合外语的语言特点表现出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激发自身学习兴趣、运用语法以及充分地了解各自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利于克服语文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培养外语思维能力，更好地学习外语，从而真正地运用到跨文化交流之中，不断弘扬民族文化与精神。

参考文献：

[1]杨柳.探析中式英语现象及其解决方案[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9（6）.

[2]乔洁.中西文化对外语教学的影响[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3）.

[3]张庆宗.外语学习策略研究综述[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4]周蕾.论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J].科技资讯，2007（16）.

[5]汪方挺.谈外语学习方法[J].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7（2）.

[6]李俊英.母语文化与外语教育[J].攀登，2007（4）.

[7]耿海燕.浅谈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J].教育教学论坛，2010（12）.

[8]杨朝明.大学语文与传统文化教育[J].衡水学院学报，2012（6）.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9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097-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45

[本刊网址] http：//hbxb.net

引言

随着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汉语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关注，汉语学习人群不断扩大。如今在国内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对外汉语教学课程，在国外，有孔子学院。总之，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吸引了众多学习者。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帮助汉语学习者掌握汉语的交流方法，能够读懂中国字，说清中国话。语言本身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除了要教授基本的汉语知识之外，还需要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通过采用有效的传播策略，让更多的汉语学习者，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一、常用的传播策略方法

（一）课堂渗透法

对外汉语作为一门课程，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有限的课堂时间，合理的运用策略，巧妙地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在课堂上，教师要适当的“见缝插针”地导入中国传统文化。

例如，授课中出现的“你好”日常问候语句时，教师可以对其进行深入的阐述讲解：与同龄人、平辈份的人打招呼、问候是用你好即可，但是，在遇到老年人、长辈等，打招呼问候时，就要用“您好”这一词语。在这其中，教师可以接着向学生们讲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长幼尊卑，以及敬老爱老的儒家思想。

又如，讲授“帽子”这一词汇时，教师可以对学生们说明，中国人不喜欢戴绿颜色的帽子，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绿帽子”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代称，可以告诉学生们关于“绿帽子”背后的故事。这种方式，既能够让学生们学习到地道的汉语知识，也能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时，还可以活跃课程氛围。

再如，教师在运用PPT授课，展示婚礼中的祝福语、红包等，汉语知识时，学生们会说出自己对新人的结婚祝福贺词，“祝你们幸福！”。在展示的中国式婚礼中，新娘都用盖头盖着，这种情况，会引起学生们好奇心，所以，教师可以掺入一些关于中国婚礼的传统文化习俗，例如，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结婚之前新郎新娘不见面等，虽然是一种旧式的文化，在今天已经不流行了，但是，其中一些合理的成分，还是可以和学生们讲述一下的。

（二）文化专题展示方法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知识的教授，不是单调的进行。在不影响整体课程教学进度的情况下，教师可以选择一些与教材内容接近的文化进行专题展示。集成一些传统文化资料，巧妙合理的嵌入到汉语教学中去。

例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材中出现的一些诗歌，教师可以专门收集一些代表性强的诗歌作品，来给学生们进行讲解分析，并调动学生们对诗歌背后的文化思考。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中华传统诗歌文化的深厚底蕴。从先秦的诗经、礼乐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及近现代诗歌等。每一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品、时代背景等，教师要有选择性的向学生们进行介绍。这种专题性的传统文化传播教育方法，会大大加深学生们学习印象，从而逐渐了解我国丰富多彩的古代诗词歌赋。

（三）课外活动实践传播法

有条件的学校，在开展对外汉语教学时，除了要利用好课堂时间外，还可以通过设计一些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们主动研究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例如，学校可以利用某些文化性较强的传统节日，开展相应的活动。对于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学校，在端午节期间，鼓励学生们到食堂观看包粽子，学生们在观看并品尝粽子的同时，一定会思考，这种做法特别的事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在这时，教师可以为同学们讲解清楚，粽子的故事。北方人，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种经典的历史故事，会大大增强学生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

又如，在重阳节期间，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们去登山。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九九重阳，登高望?h。重阳节亦称“登高节”，秋高气爽、遍地黄花时节，登山游览，欣赏深秋美景，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受，重阳节登高，除了避祸消灾之外，还有步步高升的含意，“高”又有高寿含义，人们认为“登高”可以长寿。学生们在登山过程中，可以加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还可以抒怀胸臆。教师通过对学生们进行详细的讲解，让学生们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二、传播策略

（一）在传播内容方面，要专注异同，循序渐进。

对外汉语教学，教师在传授汉语知识的同时，要注意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十分复杂庞杂。对于一般的外国学生，如果不加选择的进行传播教育，不仅会给学生们造成较大的学习压力，还会引起学生们抵触心理。从这个角度分析，在传播传统文化上，一定要掌握一定的策略。在内容层面，要专注异同，遵循循序渐进的顺序。例如，在学生所在国家与我国历史背景方面的相似，这就是一个较好的文化传播切入点。这种准确的切入，能够有效避免学生在接触新文化时产生的抵触心理。在基于相同的文化基础上进行介绍讲解后，教师就可以把我恰当的时机，讲述一些我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激发学生们对中华特色传统文化的兴趣。一般来说，教师要按照先物质文化，再抽象文化的顺序进行介绍。因为，物质类的文化，具有可感可知，具有实物形态，能够帮助学生们更好的接触和掌握，而抽象文化，大多是一些人文精神，需要学生们在掌握一定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才能理解。教师在选择讲述一些物质类文化时，还需要注意，要尽量回避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军事话题，这样有利于集中学生们注意力，能够让学生们在学习汉语基础知识的同时，去用心思考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物质类的文化，如饮食、武术、剪纸等，这些具体的东西，本身也承载着一定的精神类文化，教师要善于引导并进行合理的解释。让学生们在理解物质文化背后的人文故事后，可以向学生们讲解一些古代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等。通过这些深刻的文化内涵，让学生们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在传播方式上，要多元展开，零距接触。

面对初次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外国学生，在传播过程中一定要开展形式丰富的活动，将文化融入到零距离接触活动中，这样才能显得的更加生动有趣。单靠教师在课堂上讲述，不能真正影响学生们的内心，尤其是对于国外留学生，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较少，需要通过切身的体验才能感受到。所以，对于教师来说，要在传播方式上，?M行丰富和创新，开展面对面的交流活动，或者其他课外实践活动，例如折纸文化，告诉学生们古代中国的剪窗花、皮影、戏曲等文化，其实是有一定联系的，让学生们在折纸游戏、玩耍皮影游戏过程中，领悟到这种文化的艺术魅力，通过学生们的切身体验，才能真正明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外汉语教学背景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应尽多可能的以文化活动展开，让每一位汉语学习者都成为活动的参与者。例如：中国书画、太极拳、剪纸的亲身学习等；观看中国电影，学唱中国戏剧等，让学生置身于中华传统文化，保持一种零距离的亲近感。又如，在一节特别的文化课上，教师可以带领外国留学生在学校教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学生们和教师围坐一起，学习中国茶道礼仪，品味亲手泡好的香茗，直接地感受着中国文化的魅力。像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学生了解、喜爱中国文化，提升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这也是我在海外当汉语教师志愿者时所收获的重要经验。还有葡萄牙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当中国茶邂逅葡萄酒”为主题的中葡文化交流活动，活动场地设在葡萄牙的一家著名酒庄内，现场很有欧洲风情，葡萄牙学生表演了古筝演奏和舞蹈，现场同时提供中国淡雅清香的茶叶和葡萄牙清爽独特的葡萄酒，中外文化地融合在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精心设计的文化传播活动，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借鉴。

三、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一些建议思考

（一）提高对外汉语教师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水平

中华传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作为对外汉语教学教师们来说，负有十分重要的责任。汉语文化知识内涵丰富，其中包含的优秀文化知识和精神价值，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传播给学生。教师要注重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水平，要能够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融入学生们的精神世界。同时，教师要注重将传统优秀文化同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比照，弘扬现代经典人文精神文化。作为新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学教师，除了应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外，还要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知识，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文人师表，精神引导的作用。教师可以通过阅读经典文化著作，参加传统文化研究班，听取专家讲座等方式，提升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素养。在工作中，边学边用，注重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同对外汉语教学的相关知识点进行有效结合，实现文化价值精神的有效弘扬传播。

（二）精选独具中国特质的文化进行传播，提高传播的穿透力

中华传统文化系统非常庞大，在实际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如果不能对经典的传统文化的进行有效筛选凝练，其传播效果必然不会太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凝练和筛选，在分门别类后精选一些领域影响力大的文化进行精准传播，例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其影响力非常大，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对这种文化，要凝练其核心精神内涵，制作符合受教者的传播内容，融合汉语教学的相关知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像对方方言文化、中华美食文化、经典文学文化等，在每一个细分领域的代表作品，都是非常好的传播素材，要运用这样的传播素材，提高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穿透力。

（三）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的文化传播，深化立体的多层次的推广和交流

要使中国文化取得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应当发挥和加强民间组织的作用。民间组织能以更灵活的传播方法和更多样的合作方式吸引更多的受众。民间组织更多参与，能使中华文化在国际范围内传播更广、影响更深；同时也可以避免文化传播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而受到质疑，进而阻碍受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因此，有必要对从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事业的民间组织从政策、资金、人员、资讯等各个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10

1．1文献资料法

认真研读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及武术文化、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论著十余部;通过CNKI网查阅有关武术教学模式、武术文化等文献资料120余篇，并对以上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分析。

1．2访谈法

走访享有丰富经验的从事武术课教学、传统文化教学研究的教授、学者共计8人，就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咨询和访谈，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

1．3实验法

1．3．1实验对象

以泰山学院2011级240名学生的武术选项课教学为实验对象，其中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人数各为120人。

1．3．2实验周期

第一阶段从2012年9月到2013年1月，第二阶段从2013年3月到2013年7月，实验为期32周。

1．3．3实验方法

(1)实验形式:对照班学生使用传统的武术教学模式，实验班学生采用弘扬传统文化的武术教学模式;(2)干预时间:实验班和对照班在武术课干预时间上都是两个学期32周，每周两节武术课，时间为90分钟;(3)实验结束后一周内，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学生进行访谈，以获取实验数据。

1．3．4实验器材

武术教学场地、武术教学器械、武术服装、多媒体器材、国旗、武术配乐等。

1．4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需要，在实验班和对照班共发放调查问卷240份，回收问卷240份，回收率100%。其中实验班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100%;对照班有效问卷114份，有效率为95%。

1．5对比分析法

通过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数据的对比分析，来观察教学实验效果的差异。

2研究结果

2．1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的构建

2．1．1构建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的依据

中华武术不仅是一种教育资源，也是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作为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进入学校，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勇敢、坚韧、威武不屈、宽容、礼让的品质，还可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建设和谐社会的范围之内。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弘扬中华文化。党的十进一步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之，时展的要求为高校武术教学模式改革指明了方向。

2．1．2构建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

2．1．2．1指导思想

构建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要牢固树立“学生为本，健康第一”的主导思想，紧紧围绕《全国高校体育课教学指导纲要》等文件精神，从激发学生学习武术的兴趣入手，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与安排教学组织形式。坚持把武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倡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的理念，通过教育渗透和切身实践相结合的学习途径，为大学生树立终身体育思想和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奠定基础。

2．1．2．2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理解武术的基本技击方法;理解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等内容;了解习练武术的健身、养生价值;(2)技能目标:通过武术教学，使学生掌握武术基本功、动作组合和基本的攻防技法;初步掌握攻防格斗技术，提高武术基本运动能力;(3)情感目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对武术的学习兴趣，促进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2．1．2．3操作程序

(1)课程内容

根据高校武术选项课教学时间安排，设计武术课教学内容主要以踢、打、摔、拿等基本技法、攻防动作、组合动作以及武术理论等为教学内容。每一学期设置理论课4个学时，技术实践课28学时。第一学期的理论课主要讲解武术概论、武德与武术礼仪、民族精神等内容;技术实践课以武术基本功、基本步法、手法、腿法、腰法、肩法以及攻防动作、组合动作等为主要内容。第二学期理论课主要讲授武术与传统文化、武术技击方法、武术欣赏等内容。技术课主要是在复习巩固第一学期学习的技术动作基础上，再学习基本摔法、擒拿与解脱和太极功法等内容，并逐步过渡到双人攻防对抗、多人攻防对抗性练习，最后再辅之以器械基本技法的介绍。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弘扬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

(2)授课方式

武术课教学主要采用集体授课、分组练习和小组讨论等组织形式。首先，武术教学要从武术礼节入手，如授课前行“抱拳礼”，持器械时行“持器械礼”，递接器械时行“器械递接礼”，在教学顺序上不仅先教礼节后教技术，而且要将礼节贯穿教学活动的始终，体现于武术教学的每一环节，让学生自觉感受到中国武术“重德崇礼”的文化特点。其次，在武术一招一式的动作教学过程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例如，在练习武术技式“大鹏展翅”、“金鸡独立”、“白鹤亮翅”等动作时，指出这种融自然物为一体的拳术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形象体现;在传授长拳技法外练“手眼身法步”、内练“精神气力功”时，强调练习武术讲究“形神兼备”、“内外兼修”形神统一观;在讲授太极拳贯穿的动静、刚柔、虚实、开合、内外、进退等技术动作时，指出传统武术所蕴含的“阴阳相合”的辩证统一思想;在讲解太极、八卦、形意等拳种强调的“内外三合”、“上下相随”、“节节贯穿”等动作特点时，指出它们所蕴含的“和谐”的文化特色等，让学生通过表层的技术动作体会到深层次的武术文化内涵。最后，通过组织“练打结合”、“分组对抗”、“武术游戏”等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实施“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在理论课上，结合武术的形成与发展、拳理与技法的讲解，进一步阐述传统武术与中国哲学、传统医学、养生学、美学、军事、宗教的相互渗透及影响，使学生更加全面了解武术，认识到继承和发展武术文化的现实意义。

(3)课程评价

在课程考核与评价方面，既要根据学生独立完成攻防技术(或组合动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对动作规格、劲力、节奏、意识的掌握程度给予评定，同时，还要以学生的学习态度与行为、交往与合作精神、进步幅度、情意表现等方面给予评定。新模式将两项考核得分所占比例分别为50%。

2．1．2．4实现条件

山东省是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发达地区之一，亦是武术大省，武术文化底蕴丰厚，传承历史悠久。由问卷调查可知，有66．7%的武术教师都是专业教师，有82%的领导表现为非常支持或支持武术教学模式改革。在学生方面，有18%的学生非常喜欢武术，有36%的学生喜欢武术。在学习武术的目的方面，有26%的学生想通过武术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都为新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2．1．2．5教学评价

该模式采用教师教学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学生互评等评价方式。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知和武德表现;学生对武术技能的掌握情况;学生学习态度与行为、合作精神与情意表现等。在评价中淡化甄别、选拔功能，强化激励、发展功能，同时把学生的进步幅度纳入评价内容。成绩评定采用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与不合格五个等级。每个等级再按上，中，下三个等级进行细化。这种方式既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程度，又便于得分换算，达到鼓励学生积极学习武术文化的目的。

2．2实施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的实验结果与分析

2．2．1学生对实施武术新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针对新教学模式，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形式三个方面做了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教学内容上，实验班满意度为65．5%，一般为26%，对照班的满意度为31%，一般为44．6%。在教学方法上，实验班满意度为68%，一般为26．2%，对照班的满意度为25%，一般为38．3%。实验班与对照班的表现差异显著。只有在考核形式上，实验班的满意度为61%与对照班57%的满意度略有接近。在各项不满意类别中，对照班比实验班均表现出较高的百分比。由此可知，学生对该教学模式是乐意接受的，在实施课程教学方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2．2对学生掌握武术动作技能水平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班武术课技能成绩“优秀”占20%，“良好”占49．2%，中等占25%，“合格”占5．8%，没有不及格的学生;对照班武术技能成绩“优秀”占19%，“良好”占41．4%，“中等”占30．9%，“合格”占8．7%，没有不及格的学生。由此可知，实验班和对照班优秀成绩所占的比例相当，但良好成绩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班。

2．2．3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内涵的认知情况

实验班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内涵的认知水平优于对照班，并且差异显著。说明在该模式下进行武术教学，符合大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知方式，能激发学生学习武术文化的积极主动性，从而使大学生对武术文化的认知程度显著提高。

2．2．4新教学模式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作用

实验班有87．5%的学生认为有帮助，7．5%的学生回答不清楚，5%的学生认为没有帮助;而对照班52%的学生认为有帮助，33%的学生回答不清楚，15%的学生认为没有帮助。通过上课时观察也发现，实验班学生学习更加刻苦认真，互帮互助的学习风气越来越浓厚，班级凝聚力大大提升。

2．2．5新教学模式实施后学生继续学习武术文化的情况

为了解该教学模式实施结束后，学生继续学习武术文化的情况，我们提出问题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实验班有22%的学生选择会主动继续学习，58%的学生选择若有机会还会进一步学习，20%的学生选择了兴趣不大。而对照班只有10%的学生选择会主动继续学习，26%的学生选择若有机会还会进一步学习，64%的学生选择了兴趣不大。在今后是否会以武术为手段进行身体锻炼时，实验班32．5%的学生选择了“是”，而对照班仅有10．5%的学生选择了“是”。由此可以看出，实验班在进一步学习武术文化和终身体育思想的养成上明显优于对照班。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的构建，符合教育、教学原则，既遵循了武术运动规律，又体现了武术的文化特色。

2）实施该教学模式能较好地调动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武术兴趣。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习评价上，学生的满意度较高。

3）采用该教学模式，在提高大学生对武术文化的认知度以及弘扬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优于传统武术教学模式。4．采用该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大学生继续学习武术文化的能力和培养终身体育思想等方面优于传统武术教学模式。

3．2建议

1）由于“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学模式”涉及武术基本技法、攻防对抗以及传统文化等多项学习内容，因此，各项内容在教学时间上的具体安排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需进一步探讨。

2）目前，还没有适用于针对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校武术教材，给新教学模式的实施和推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编写一套适用于普通高校的武术教材，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

3）在当前武术师资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教师是在竞技武术教育模式中培育、成长起来的，存在武术技能水平高、文化水平低的现象。因此，要想把武术教学由单纯的技能练习引入到“文化的传承”上来，加强武术教师的传统文化修为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