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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十篇

时间：2023-06-29 17:26:17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1

《安全生产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称:考虑到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伤害的,可依法得到工伤保险补偿;对因事故造成的其他人员人身伤害等第三方损失,也有必要建立相应的保险制度,以保障对第三方损失的赔偿,并通过保险机制的作用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为此,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应当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险金用于赔偿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从业人员人身伤害以外的第三方损害,以及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事故调查所需费用。”(第十七条)这种规定的表述与近些年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安责险”)的一系列工作并不一致。

引入安责险的必要性

安责险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引入安全生产领域十分必要。安责险制度是在综合分析研究工伤社会保险、各种商业保险利弊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通行的做法和经验,提出来的一种带有一定公益性质、采取政府推动实施、由商业保险机构专业化运营的新的保险险种和制度,其目的是将保险的风险管理职能引入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实现风险专业化管理与安全监管监察工作的有机结合,通过建立事故预防机制,最终减少事故发生。同时,通过健全经济保障机制,提高生产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

推行安责险是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需要,是强化高危行业企业市场准入的需要,也是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的通行做法。在安全生产领域引入保险制度,特别是在高危行业推进安责险,是安全生产工作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先后在北京、重庆、湖北、河南、山西等省市开展了试点工作。实践证明,安责险工作在发挥保险社会管理功能,促进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促进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自我约束机制,提高企业安全风险意识;保证事故善后补偿资金来源,减轻企业和政府负担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安责险与工伤保险

安责险是工伤保险的补充,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工伤保险的人员伤亡补偿标准与民事赔偿标准有较大差异,需要通过安责险给予必需的补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生命和社会价值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当前工伤保险赔付额度仍不能达到让受害方接受和社会满意的额度。在生产安全事故的死亡补偿金方面,工伤保险的一次性伤亡补偿金为上一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2012年的标准为43.62万元。按照有关民事法规,经济发达地区的责任事故死亡赔偿金标准高于工伤保险的工亡补偿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责任事故死亡赔偿金标准低于工伤保险的工亡补偿金。例如,按照北京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2012年的民事侵权的死亡赔偿为65.8万元,高于工伤保险补偿金43.62万元。伤残补偿金的标准也各不相同。

其次,安责险与工伤保险的定位明显不同。首先性质不同。现行的工伤保险为法定保险,属于社会保险,不以转嫁企业责任风险为主要目的。安责险是一种商业保险形式。其次是保险标的不同,保险赔偿的条件不同。工伤保险需要3个前提条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获得有关部门进行工伤认定、必须发生伤亡事故。安责险依据企业的民事赔偿责任,以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导致人员伤亡为前提。三是法律依据不同。工伤保险依据的是《工伤保险条例》,而安责险依据的则是《安全生产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四是保障范围不同。工伤保险仅保障参保的企业雇员。安责险的保障范围包括参保企业的所有雇员(含事实用工关系的从业人员)、社会公众。

扩大安责险保障范围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2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道德风险

一、推行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意义

从苏丹红鸭蛋到三鹿奶粉,从双汇火腿到思念水饺,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谈食色变”。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方面,政府取消了食品免检,设立了添加剂明示、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些措施中,前者只是预防与监督机制,无法解决重大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后者由于存在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投保率低,并没有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运营,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制度。其意义在于:

(一)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

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一能促进生产者在事故发生后的恢复生产经营。一般情况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有效地通过保险公司分散给广大投保人。二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通常会主动对生产者进行监督管理,引导被保险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而使风险得到减小。同时,保险公司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拥有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法律责任风险管理专家,可以为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损服务。

(二)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

突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制保险的重要特征,也是设立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之一。设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能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求偿权,在方式上更为便捷,解决了受害人求偿无门的问题;在资金上更有保障,避免了有权却得不到赔偿的问题,让受害第三人更好地维权。

(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投保人对风险认识不足,而保险人对于开拓此类责任保险也往往缺乏保障机制,对于一些原本应由市场消化的市场风险,往往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设立强制保险能够将风险社会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食强险”的界定

所谓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即以食品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欲揭示“食强险”之内涵,需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一)“食品”

从一般意义上说,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但“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乃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故其“食品”应为“食用产品”,即作为食品的产品。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该定义表明:(1)产品必须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品;(2)产品必须用于销售;(3)产品仅限于动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食品的初级农产品是否应纳入“食强险”的适用范围?

对于如何处理农产品与产品责任法的关系,各国立法主张不一,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多数国家则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法调整范围之外,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各种动产,但初级农业产品及猎获物被排斥在外,即使它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相附着,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④我国《产品质量法》虽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但其对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已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立法机关也另行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由此可见,初级农产品在我国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规制对象。但笔者认为,“食强险”不应一概排除对食用农产品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权利救济法,既要通过“产品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为“产品”缺陷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都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便都有适用责任保险及“食强险”之余地,至于“食强险”应适用于哪些农产品,则与其应适用于哪些产品一样属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范畴。

(二)“食品侵权责任”

作为“食强险”的保险标的,“食品侵权责任”是指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1)食品侵权责任的发生前提是“食品存在缺陷”。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质量法》第46条)。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认定采取了“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安全标准”双重标准。概言之,所谓产品缺陷,即“某一件产品不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6条)。在此意义上,产品缺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瑕疵”,也不等同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标准”。(2)食品侵权责任包括产品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如上文所述,食品既包括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也包括初级农产品。因产品缺陷之人损害,发生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若因初级农产品之缺陷之人损害,则须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3)“食强险”的保险标的是“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形式多样,但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旨在填补被保险人“责任财产”之损失,故“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仅限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

三、“食强险”的立法重点

(一)承保范围

赔偿范围:应限于受害人直接的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失和间接损害。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⑤同时加重被保险人的保费负担, 不利于保险的推广。

除外责任:不应将故意、重大过失全部排除。就故意而言,可以区分为不真正故意和真正故意。行为故意但结果过失,构成不真正故意。行为的故意,如生产者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其行为本身是故意。但对于大范围消费者伤残死亡等结果,生产者是不希望其发生的,此即结果的过失。对于不真正故意引发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予以赔偿。行为故意且结果故意,构成真正故意,真正故意应由刑事法律调整。《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公司对于此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就故意而言,保险人可以免赔的只有真正故意,不真正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属于除外责任的范围。

(二)道德风险之遏制

前文中除外责任的设计对保险公司不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同时,将部分故意行为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纳入保险赔偿范围,大大减轻了生产者的责任,使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可能将保险作为逃避产品责任的方式,引发道德风险。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可以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即保险公司对于因不真正故意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追偿。这样一则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真正实现强制保险的价值,二则降低了生产者借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逃避责任的机率。

同时,可以参照普通商业责任保险采取浮动费率制,发挥保费的引导作用。被保险人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人仍然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反之,保险公司应当提高其保险费率。

另外,为减少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可设定保险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投保人约定的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最高金额。在保险期间内,无论发生多少次责任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三)受害人的救济

受害人常因致害人破产、逃逸等原因致索赔无门,这不利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赋予受害人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所谓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所谓无条件,是指受害人无须在致害人无力赔偿后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受害人有权选择请求赔偿的对象。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⑥。它绝对地归属于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为由,终止保险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食强险的运行

1.确定被保险人。食强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特定行业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起步阶段不宜在全部的食品行业推广,可选择影响重大的食品种类进行试点,如肉、蛋、奶制品等领域。可以考虑区分食品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以此为基础确定基础保费。

2.确定承保人。承保人(保险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应该对保险机构的经济实力进行评估,选择资本金充足、偿付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作为承保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指定机构。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3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涉及保险公司、食品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等当事人。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当事人的立场探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政府是否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1从保险公司角度

对保险公司的专业要求高。由于产品责任保险业务涉及生产、配送、销售等多个风险环节,甚至事故发生之后的诉讼介入,需要保险公司具备相当专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大部分的中小财险公司目前尚不具备这种专业实力,没有单独设立责任保险部门。即便现在有食品生产企业想要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也很难获得专业的风险服务,这可能也是目前该险种投保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各保险公司的经营方针存在差异,在保险内容的规定上多考虑公司的利益。各个保险公司出于各自经营方针、策略上的考虑,在其保险条款中对投保人的约束较多,对保险公司自己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赔偿条件、赔偿的期限、违规后应当承担的责任含糊其辞,给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带来困难。

2从食品企业投保产品责任保险的角度

根据调查,大型食品安全事故爆发后,食品生产及销售企业以及保险中介向保险公司进行产品责任保险的咨询数量较以往增多,但企业投保的比较少。在投保产品责任保险的客户中,大多为合资或外资食品企业,中资食品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方面。(1)投保的费用是负担。2007年国务院的《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中的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共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44.8万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6万家,产品市场占有率为72%,产量和销售收入占主导地位;规模以下、10人以上企业6.9万家,产品市场占有率为18.7%;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35.3万家,产品市场占有率为9.3%。”[6]对规模以下的食品企业来说,投保产品责任保险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许多食品企业不愿投保。一项统计显示,中国企业的责任险投保率为4%,远远低于国际平均15%的水平[7]。(2)食品企业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多数食品企业,尤其是规模以下的食品企业,没有意识到通过责任保险这种手段,可以分散和转移生产经营中的风险。许多企业抱有侥幸心理,不注意企业安全风险防范。当风险发生后,企业因没有投保,就必须得独自承受风险。如台湾某食品公司因出口至美国的果冻没有充分的产品说明,先后在三次诉讼中败诉,分别赔偿1670万美元、5000万美元和5000万美元后倒闭[8]。

3从公众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角度

公众认识不足,可能导致社会对于食品安全强制保险的不重视、误解,从而会对此险种的社会接受程度等方面有所影响。陈君石在中国科协召集的《食品安全宣传大纲》编制工作启动仪式上说:“食源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头号食品安全问题,面向全体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十分紧迫。”有些人认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会鼓励食品企业制假贩假。实际上,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生产者故意违反法律的情形是不予赔偿的。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错误认识,消费者是不可能在受到损害时拿起法律武器依法求偿的。

4从“强制保险”的立法角度

由于强制保险的“强制”突出表现为国家对个人意愿的干预,因此,强制保险的范围应当严格受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制。在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探讨中,需要解决食品安全责任的确定有无法律规定？适用何种归责原则？食品安全责任承担的主体是谁？食品安全责任的赔偿范围是什么等问题。从我国法定强制险种——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看,2004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提出“建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2007年保监会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由此可见,推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在立法方面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综上,如何针对我国食品生产者的实际——规模以下的食品企业占全国食品生产企业的28%[6];如何发挥保险公司的创新积极性——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开设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险种;如何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促使消费者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是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制定责任保险法律、法规条文本身不是主要问题。

我国政府推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理由

1食品安全风险具有可保性

“无风险则无保险”,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是一种责任风险。责任风险是指行为主体(或公民或法人或国家)因疏忽行为或过失行为或故意行为造成他人的财产或人身伤亡以及精神损害,根据法律规定必须负有经济赔偿责任或其他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不确定性,实质上是指与责任有关或由责任引起的损失的不确定性[10]。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在创造现代的文明过程中也孕育着更大的危险。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意外灾害包括工业灾害、汽车事故、环境污染公害、商品瑕疵等。这些意外灾害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造成事故之活动皆为合法而必要;(2)事故发生频繁,每日有之,连续不断;(3)肇事之损害异常巨大,受害者众多,难以防范;(4)加害人是否具有过失,被害人难以证明[11]。食品安全风险符合这四个特征,具有可保性。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承保食品安全责任险,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提供了现实依据。如,长安责任公司在保险条款第四条中对该险种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列明的经营场所内生产、销售食品,或者现场提供与其营业性质相符的食品时,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或因食物中掺有异物,而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规定,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12]。

2具有基本的政策依据和法律依据

我国各级政府都很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强化各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意识。2006年6月16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明确提出要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积极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完善社会化补偿机制;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健全安全生产保障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采取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发展安全生产责任、产品责任等保险业务。可保的责任风险是一种法律责任风险。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虽然我国目前尚无出台专门的产品责任法。但《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处理、食品企业的法律责任以及食品安全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中责任条款,与相关的司法解释相互配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责任体系。相关的政策与法律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依据。

3有利于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的贯彻实施

一般来说,一国的法律制度同时具备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各种民事法律制度与经济法律制度保障受害人利益;二是通过刑事法律制度等来惩罚致害人。在我国现实中,食品问题的致害人受到了刑事法律的制裁,但因其无力偿还,受害人仍然不能按照法律规定得到其相应的经济赔偿,这样的结果会使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法律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三鹿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据《法制晚报》报道,石家庄中院做出裁定,终结三鹿破产程序。破产清算偿还顺序依次是员工的工资和社保、抵押债权、普通债务(包括对患儿的赔偿部分),而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这意味着遭受问题奶粉危害的近30万婴幼儿无法从三鹿企业获得任何赔偿。而构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因食品生产者参加了责任保险,只要食品安全事故属于保险责任事故范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获得保障的同时,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得到贯彻执行。

4符合强制责任保险立法的趋势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强制保险险种和承保范围的不断增加,强制保险保障的领域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目前在法国约有80多种民事强制责任保险,德国约有120种强制保险。在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已经趋于成熟。我国现行法律除确立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外,还有包括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强制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强制危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等在内的共七种强制保险,强制保险类别很少,涉及范畴极小[13]。台湾地区《食品卫生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食品的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具体投保范围由主管机关以公告形式指定。借鉴完善的制度经验,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符合强制责任保险立法的趋势。

5责任保险是政府履行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

国外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危机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的辅助手段之一[14]。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既是对企业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后能够进行有效率的赔偿的一项保障,还是食品安全的一道“特别”过滤环节。可以使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增加一项新的方式。

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保险的建议

在设置强制保险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所有国家同一标准的社会保障理想模式,必须更多地针对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它目前以及不远的将来的变换,必须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变化[15]。我国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仍处于初级阶段,而大量企业涉及食品安全的责任,迅速增长和居高不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促使我们积极探索分散风险、加强对受害人保障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和国外经验,我国的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构建。

1规范立法依据

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并列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以《食品安全法》为依据,同时参考《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关于“归责原则”,采用严格责任原则,追究造成公众人身伤害的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的民事法律赔偿责任。

2有步骤、分阶段推进食品安全强制保险

责任保险根据实施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又称为法定责任保险;自愿责任保险,又称任意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与自愿责任保险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当事人的意志是否受到限制。(1)对食品生产者。现阶段,由于我国食品企业“多、小、散、乱”的特点,在所有的食品企业全面推行强制保险不具有现实意义。从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看,如果完全以自愿为原则,忽视强制原则,那么会使责任保险难以发挥正常的价值功能,“企业出事,政府买单”的怪现象仍然无法得到改善。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保险,是公权力干涉和限制了保险合同结果。可以考虑在特殊企业,如涉及婴幼儿、儿童、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食品、保健品以及药品等企业,在除此之外的规模以上的企业实行强制原则,而在其他食品企业实行自愿原则,这种自愿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保险制度是较适合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的。(2)对保险公司。可以“强制”经办有关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接受政府的管制,不得拒绝保险客户属于有关业务范围的投保要求。

3完善与食品安全强制保险配套的法律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4

三年行动专题实施方案

为推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贯彻落实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督促企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完善并落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任链条、制度措施和工作机制，扎实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形成以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责任为重点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体系、以建立企业技术和管理团队为重点的规范化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以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为重点的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以引入专业化支撑机构为重点的企业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思想认识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安全管理由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加强管理转变，安全风险管控由政府推动为主向企业自主开展转变，隐患排查治理由部门行政执法为主向企业日常自查自纠转变，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确保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实现企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为我省新时代追赶超越提供坚强保证。

二、重点任务

（一）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1.建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省安委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企业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指导意见》（陕安委〔2017〕12号），建立完善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岗位员工的覆盖所有管理和操作岗位的全员全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一岗一清单”的责任清单式管理。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全过程责任追溯制度，加强自我约束，持续改进安全生产工作。到2021年底前，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均应完成“一岗一清单”制定工作。

2.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严格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等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安全责任、安全管理、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应急救援“五到位”。每季度至少组织召开1次会议，研究、分析、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督导检查，在安全生产关键时间节点要在岗在位、盯守现场，确保安全。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要依法依规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并实施相应的经济处罚。

3.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推动落实第一副职分管安全生产制度和领导班子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重点行业领域企业严格落实以师带徒制度，确保新招员工安全作业。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班组长等为重点，采取现场询问、随机考试等方式，检查个人岗位安全知识掌握情况，凡不合格者要组织重新培训和考试，直至调整工作岗位。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重点岗位、班组和一线从业人员要严格履行自身安全生产职责，严格遵守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建立“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安全生产工作体系。

（二）健全完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建立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团队。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要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全力支持安全管理机构工作；要建立安全技术团队，发挥技术对安全生产的支撑作用，保证企业技术负责人行使技术决策权和指挥权。建立完善相应的奖惩制度、评价体系和晋升管理体系，保持队伍稳定、结构合理、专业齐全、更替有序。小微企业要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人员和安全技术人员。2021年底前，各重点行业领域大中型企业通过自身培养和市场化机制全部建立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团队。

2.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度。企业要建立健全符合企业实际的安全生产委员会，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担任安委会主任。安委会成员由企业分管负责人和有关职能部门、重要分支机构负责人组成。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安全制度，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鼓励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在2020年底前建立安全生产委员会。

3.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企业要建立以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为主线，以杜绝岗位安全责任事故为目标的全员全岗位安全生产绩效考核办法，实施“零死亡”目标管理，加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在员工绩效、晋级、评先评优等考核评比中的比重，实行生产安全事故“一票否决”。

4.强化安全投入。企业要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纳入企业年度安全费用计划。严格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管理、使用、审计等制度，确保足额提取、使用到位。特别是高危行业企业安全费用要严格按照“企业提取、政府监管、确保需要、规范使用”的原则进行财务管理。要及时更新应用先进适用安全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加快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设施，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加强从业人员劳动保护，配齐并督促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品。

5.强化安全教育培训。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掌握岗位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措施，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和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强化对高危行业企业上岗的临时工、合同工、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及时完善三级教育培训计划，按规定如实记录教育培训情况。利用中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支持政策，加强企业安全人才培养。2022年底前，省属以上重点行业领域企业要通过自建或委托方式建设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实现重点岗位人员“变招工为招生”。

6.持续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制度。企业要按照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和评定标准，自主创建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为基础的安全管理体系，并保持有效运行、持续改进和达标晋级。要以“精、严、细、实”为标准，从工艺流程、现场管理、岗位操作、设备运行和人的安全行为等方面进行规范，制定科学、严谨、细致、精准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大力推广“手指口述”、“岗位双述”等安全示范岗。2022年底前，高危行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均应完成标准化自评工作。

（三）健全完善企业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1.建立企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制度。企业要科学制定安全风险辨识程序和方法，定期组织专业力量和全体员工全方位、全过程辨识安全风险，形成岗位危险源辨识及安全风险点清单，并持续更新完善。在此基础上，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点进行分析评估，建立企业重大危险源及安全风险清单，绘制企业“红、橙、黄、蓝”安全风险四色图。2021年底前，各类企业要绘制完成企业安全风险四色图。未建立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制度的企业不得确定为安全标准化达标企业，不得评选为安全生产先进企业。

2.建立安全风险管控制度。企业要对安全风险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风险管控责任清单和风险管控措施清单，从组织、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针对高危工艺、设备、物品、场所和岗位等重点环节，高度关注运营状况和危险源变化后的风险状况，动态评估、调整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2021年底前，各类企业要建立起完善的安全风险管控制度。

3.建立安全风险警示报告制度。企业要在醒目位置和重点区域分别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制作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明确安全风险的基本情况和防范、应急措施。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工作场所和岗位，要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并强化危险源监测和预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风险报告制度，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安全风险清单和管控工作情况，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2021年底前，各类企业要制定完成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

（四）健全完善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1.加强安全隐患排查。企业要建立事故隐患排查、登记评估、销号报告制度，制定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制定奖励措施，建立与政府部门互联互通的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并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企业职代会“双报告”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建立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职工发现和举报事故隐患，推动全员参与自主排查隐患。2020年底前，各类企业要制定完成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2.严格落实治理措施。企业要严格对照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重大隐患落实“一隐患一方案”，做到整改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实施闭环管理，并及时向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报告。一般隐患要及时发现立即整改。2021年底前，各市（区）和各类企业要建立完善互联互通的隐患排查治理“一张网”信息化管理系统，做到自查自改自报，实现动态分析、全过程记录管理和评价。2022年底前，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全面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五）推动企业安全生产社会治理

1.建立完善企业安全承诺制度。各企业要严格落实《陕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承诺制度（试行）》（陕应急〔2019〕190号），建立并落实内部的安全生产承诺制度，明确各个层级、各类人员的安全承诺事项，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承诺履行情况监督检查，确保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2020年6月底前，中省属企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全面落实；2022年6月底前，中小企业全面推行。各市（区）、省级各有关部门对直接组织签订承诺书的单位年度检查要达到100%，对下一级组织签订承诺书的单位抽查不低于10%。

2.完善落实安全生产诚信制度。各市（区）、省级各有关部门要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制度，对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或一个年度内累计发生责任事故死亡3人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存在以隐蔽、欺骗或阻碍等方式逃避、对抗安全生产监管的，违章指挥、违章作业产生重大安全隐患的，违规更改工艺流程、破坏监测监控设施的，隐瞒不报、谎报、迟报事故等主观故意行为的单位及主要责任人，依法依规将其纳入“信用陕西”平台，加强失信联合惩戒。2021年底前，制定出台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制度。

3.提升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服务水平。各市（区）、省级各有关部门要筛选一批专业化安全技术服务机构，支持做大做强，为企业提供高水平安全技术和管理服务，同时加强监督管理。2021年6月底前制定出台技术服务机构评价结果公开和第三方评估制度，确保规范运作，切实为企业提供有效技术支撑。

4.充分发挥安责险参与风险评估和事故预防功能。推动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高危行业领域企业严格落实《陕西省高危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实施方案》（陕应急〔2019〕300号），依法依规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并覆盖全体从业人员并包含劳务派遣人员。鼓励其他行业领域企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2021年底前各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全部建立安责险信息化管理平台，2022年底前对所有承保安责险的保险机构开展预防技术服务情况实现在线监测，并制定实施第三方评估公示制度。

三、时间安排

从2020年5月至2022年12月，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2020年5月）。按照统一工作部署，各市（区）、省安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省级各有关部门和中省属企业要采取适当方式动员部署，广泛宣传，全面启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二）组织实施（2020年6月至12月）。各市（区）、省安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省级各有关部门和中省属企业要对照本方案重点任务，认真梳理分析企业层面目前存在的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和重点工作任务台账，明确任务分工、工作措施、时间进度和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健全完善工作制度，加强指导督促，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重点推动（2021年）。各市（区）、省安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省级各有关部门和中省属企业要按照突出重点、全面推进、持续深入、务求实效的要求，紧盯安全责任落实、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教育培训等重点目标任务，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四）巩固提升（2022年）。各市（区）、省安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省级各有关部门和中省属企业要组织开展“回头看”，总结一批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建立完善长效机制。要总结形成本专题年度工作报告和三年行动报告并报省安委会办公室。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将本实施方案与我省五项攻坚行动和相关行业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有机结合，统筹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各市（区）、省安委会各专业委员会要成立工作专班，抓好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重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任务。要督促企业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提升企业自主管理安全生产能力水平。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务求取得实效。

（二）强化制度保障。要建立工作调度、会商研判、工作报告、监督检查、挂牌督办等工作制度，统筹推进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要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提升企业自主管理安全生产的主动性、自觉性。各市（区）和企业要积极探索，创新建立各具特色、扎实有效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年行动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鼓励；对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期间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要依法依规依纪从严从重追责问责。

（三）严格监管执法。三年行动期间，全省每年开展1次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要内容的集中执法行动。各市（区）要把企业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情况和开展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加大日常执法检查力度。对未按规定建立企业安全管理体系，未按规定报告风险和隐患，未建立实施企业安全承诺制度，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的企业，要依法进行查处。各市（区）要建立与企业联网的安全生产信息化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评估，加强线上线下监管。要坚持寓执法于服务之中，既要严格执法检查，又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对重点企业有关部门要组织专家开展精准指导服务。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5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国家强制

中图分类号：F4168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在全国掀起巨大风波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于2009年以石家庄中院裁定三鹿集团破产之后在司法程序上划上了终止符，但法律意义上的程序终止，并不意味着此事件的真正终结，事实上受害儿童的家庭陷入了巨额的治疗费用无人买单却又索赔无门的窘境。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在2009年2月通过了《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但这也仅仅是加重了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违法成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受害儿童索赔无门这样的问题，可以说现有的法律和制度确实对上述问题无能为力。一次次的食品安全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在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政府还可以用法律制度不健全来为自己开脱，那么当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发生之时，若政府还是束手无策，将会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和民意压力。虽然政府在食品监管领域抱着很大的决心，但想短期内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难度很大，特别是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害人利益的保护问题更值得重视。因此，应通过立法来推动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该法律制度的内容。

产品责任保险始于1910年前后的英美责任保险，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早期的产品责任保险主要承保一些直接与人体健康有关的产品，其中主要的就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后来承保范围才逐渐扩大到各种其他产品。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确定了严格责任保险，西欧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等国的产品责任保险业务速度增长。目前，世界各国专门针对食品安全责任的保险很少，更多的是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纳入到产品责任保险之中。

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责任保险制度已经十分完善，但是在单纯的食品责任保险领域研究和现行制度非常少。以美国和台湾地区为例，美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很发达，其理论研究多围绕产品责任保险展开，但是缺少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详细论述。由于美国对于缺陷产品实施惩罚性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吓阻了违法行为的发生。我国台湾地区在2008年6月份修订了“食品卫生管理法”，其中第 21 条规定一定种类、规模之食品业者，应投保产品责任保险，这凸显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重要性，但却把食品责任保险纳入到产品责任保险范畴。中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始于1980年，当时主要是为了满足出口的需要，针对外贸出口产品设立，食品行业也有成功利用该保险规避风险的案例，但比起外国成熟市场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尽管我国食品安全责任险有了国内保险业务，但是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问题。

二、责任保险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法律制度的功能是为了矫正正义，即纠正违法行为。侵权行为法主要关注的是受害人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在这种理念前提下侵权行为和保险制度没有任何联系，法院在处理产品侵权行为时，只需依法判决侵权行为了赔偿受害人损失即可实现正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侵权法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由于过于简单地追求矫正正义，而忽视了要达到正义所需具备的其他因素，使其无法实现实质社会正义。依法赔偿的结果往往是企业付出巨大成本甚至破产的代价，受害者却仍得不到应有赔偿。正如波斯纳所认为的，“如果赔偿是过失制度的唯一目的，那它就是一种贫困的制度，因为它不但成本很高而且很不完善”［1］。

如果要走出困境就不能将产品侵权损害赔偿看作是单纯的私人纠纷，而应将其视作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现实已经表明侵权法所提倡的矫正正义只能实现形式上的公平和正义，并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罗尔斯所提出的分配正义观的理念，恰恰可以弥补解决传统侵权领域矫正正义观的不足。作为建立“损失承担社会化”的责任保险制度的法理基础［2］。在分配正义的理念下，责任负担分配的正当理由，不是基于矫正正义的过错，而是加害人和受害人分散损失能力的比较［3］。在责任保险制度中，受害人的损失由具有赔偿能力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从而为受害人实际获得赔偿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使该制度成为应付风险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风险的保障工具，这一制度的利用社会化的机制，实现了财富的较为公平的分配，很好的体现了分配正义。我国台湾的学者对于责任保险制度必要性是这样认为的，“今日法律之趋势，皆认为未能由责任保险补偿过失行为之后果，本身即构成在经济上不负责任之行为［4］。

三、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路径选择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主要牵涉到被保险人食品经营者和保险人保险公司。

首先，从被保险人食品经营者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目前从事食品经营者从数量上来说多为资金有限，规模不大，销售额不高，产品销售区域也有限的小企业，而且企业的利润有限，且稳定性很差，投保产品责任保险无疑会增加其经营成本，就其个体利益来做短期考量又似乎看不出任何好处。因此，小企业往往会认为其投保是在为大企业买单，如果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其投保的积极性肯定不高。

其次，从食品安全事件的特殊性来看，食品行业往往是小事故发生的概率很高，大事故发生的概率很低。对小企业来说，大部分受害者在发生小事故的情况下，由于出于诉讼成本的考量，往往会选择自认倒霉，即使是小部分受害者向企业提出索赔请求，企业凭借个体力量在付出极小成本的情况下往往就可以解决；在发生大事故的情形下（受生产规模和销售范围所限小企业发生大事故的可能性肯定低于大企业），发生了大事故产生的赔偿责任会远大于其企业的资产和个人资产，在此种情况下损害赔偿责任已经不能为其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所以，如果潜在加害人的资产小于他们所引发的损失，出于对风险的厌恶，潜在的加害人会理性的排斥对保险的购买，这是责任保险产生强制性的原因之一［5］。

第三，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一般的商业保险皆以盈利为目的，责任保险却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按国际通行做法保险费率的设定应遵循不盈不亏的原则。保险公司作为商业个体在市场经营中当然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责任保险并不能给其带来收益，反而会承担一定风险。因此，从其角度来考虑也有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化的必要。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强制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所以，如果要实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需要由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为实现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公共政策，需要在法律或行政立法层面确立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四、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内容

（一）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中投保人范围

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来看，在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民事主体很多，而且小企业占绝大多数，如果要求所有的相关经营主体都投保，目前来说在实践中很难实现。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不要“一刀切”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先行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大中型企业必须投保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进行试点。

首先，这些企业的规模大，影响力大，与小企业相比处理各种食品安全事故的成本更高（除了损失经济利益外，不能及时处理事故还可能造成商誉受损品牌价值受到影响）。因此，它们更愿意投保，强制责任保险从这些企业开始推广遇到的阻力会小很多。

其次，由于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在我国属于新型险种，国外的参照也很少，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和事故理赔都没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选择数量少且发生大事故概率高的大中型食品企业，往往能有助于保险公司能集中力量在短期内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风险控制和理赔制度和体系。

第三，大中型企业的影响力大，这些企业的行为通常具有较强的示范效果。倘若食品安全责任险在试点企业取得显着成效,必能赢得公众信任,为今后其全面覆盖作出良好铺垫。最后，纵观这几年我国出现的影响力巨大的食品安全事件，更多的与大型食品企业有关，这些事件不仅给无数消费者带来巨大伤害，事故企业也是以元气大伤或破产收场。更糟糕的是引发了全民对食品行业的信任危机，以及由于赔偿和监管不力带来的政府信任危机。因此，以大中型企业为切入口，能有助于快速有效的重塑消费者对行业和政府的信心。具体认定大中型企业的规模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注册资本、销售额，生产或销售食品的数量、市场所覆盖的范围等诸多因素予以界定。

（二）保险责任范围

从保险原理来看，从经营效益考虑和风险控制考虑，保险公司多把投保人的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的，这样可以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目前，我国设立的食品安全责任险也确实将投保人的故意和违法行为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毫无疑问，将被保险人的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对保险公司有利，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但强制责任保险不仅仅是分担责任人的风险，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对事故中受害人的积极保护，从而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道德影响力日渐式微，体现在商业领域表现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经商价值观以少人尊奉；与此同时，外部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中国的市场充斥着谎言、欺诈、知假贩假。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将被保险人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设置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则未来爆发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受害者的利益还是难以得到保障，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保护受害人的终极价值的目的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当然，如果将投保人的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纳入保险责任范围，则保险人的风险会显著增大，但是考虑到责任保险尤其是强制责任保险的实质本身就是经由保险公司将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分配向弱者倾斜，使弱者在残酷的在面临危机时有所依靠。因此，其承担一定风险也是其分所当为。此外，保险公司面对风险并非无能为力，其可以通过设定赔偿限额和向被保险企业行使追偿权等手段来挽回自己的损失降低风险。

当然，责任保险所引发的道德危险也是不能回避的。在保险产品的创新过程中，责任保险和犯罪保险成为道德危险的高发领域，它常使人陷入道德困境［6］。在责任保险领域产生道德危险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人在被侵权者提供经济补偿的同时，也使被保险的侵权行为人从经济赔偿责任中解脱出来。如果将被保险人的故意和违法行为也纳入保险赔偿范围，被保险人势将更加无所顾忌，引发道德危险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对此不能因噎废食，最大可能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始终是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终极价值。至于道德风险，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加大对被保险人的安全监督、灵活调整保险收费率、设立投保企业安全信用级别公示制度等方法来避免，而国家相关部门也应抓紧完善监管和处罚机制，从外部对企业以强有力的威慑。所以，根据强制保险制度设立的特殊意义，保险公司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局限于直接的人身损害，即包括受害者的死亡赔偿、伤残补偿、医疗补偿等。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7］不利于保险的推广和全面覆盖。

（三）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权利义务划分

虽然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为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保险，但是并不因其由法律强制保障实施，就一定会得到各方的认可很快得到推广。由于强制责任保险的制度设计目的更多是为可能的受害者服务，所以对保险双方都有那么点勉为其难。“法不强人所难”是基本的法治原则之一，“法律不能要求不能实现的事情。……一旦出现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只有两种后果在前面等待：强迫公民去实现他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或者对于公民由于不能实现这一要求而产生的违法行为保持沉默，无论出现那一种情况，都不会再有法治了”［8］。所以，为了避免富勒所说的两种后果的出现，就要合理确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尽可能的使双方都能接受，不那么勉为其难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过失、违法行为不能免责。与此相对的就应该赋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监督权以控制风险。监督权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人在投保企业设立专门的监督员，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食品质量，在发现安全隐患之时有权利要求企业整改，企业应当予以配合。二是保险人可以根据被保险人事故发生频率和损失大小灵活调整收费标准。三是保险公司可以建立“投保企业安全信用级别”，依据合理标准将企业的食品安全现状分级对外公示，这样既能让消费者及时了解食品企业的安全情况，又能使食品企业重视食品安全管理，防范道德风险。

其次，应当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赔偿请求权。“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食品药品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9］。关于直接请求权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直接请求权的目的也是填补第三人的损失，就是损害赔偿请求权［10］；也有学者认为直接请求权兼具保险金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双重性质，并以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主。笔者以为无论是根据侵权法的责任自负原则还是合同法的责任相对性原则，第三人请求权都不可能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只能是基于责任保险所体现的分配正义下的保险金请求权。以前在美国除了少数情形外，第三人是没有权利直接侵权人的保险人的［11］，我国的法律对于此点的规定比较模糊。《保险法》第50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也就是说法律只是规定了保险人向受害第三人直接支付，而并没有明确受害第三人是否有向保险人直接请求支付保险金的权利。在保险实务中，事故发生后，受害者一般会被要求先向食品经营企业索赔，例如在我国的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中，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要先向受害人赔偿，之后保险公司再行侵权人赔付。但是，如果受害第三人如果没有直接请求权将会严重影响该保险的效用。第一，如果被保险人本身怠于行使保险金赔偿请求权而其自己又无力赔偿的话就会影响到受害人的利益。第二，如果被保险人在获得赔偿后，有可能恶意的将赔偿金据为公司所有，甚至私人所有，再以破产来逃避赔偿责任，同样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第三，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及时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而免去被保险人这一中间环节，能最迅速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保险赔偿

1.赔偿限额。由于食品安全事故可能造成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受害，所以可能造成的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极其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作为风险中性者一般不会会愿意冒险承保，即使在强制承保的情况下，法律也不应该将如此巨大的风险强加在保险公司的头上。此外，如果要求保险公司承报此种无限额的保险，保险公司必将会收取巨额的保费，又会影响到被保险人的投保积极性。因此，承保人设定固定限额。当然这种限额是双方磋商而定的，限额越高，保费自然越高。

2.保险费率。一般的商业保险自然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强制责任保险却主要是出于对公共利益保护和社会正义实现的目的来考虑的，保险费率的设定原则应遵循不盈不亏的原则，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强制责任保险设立的通行规则。强制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既然是按照商业模式操作，当然应当按照保险经营的理论与原则来确定保险费率。正常情况下，保险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保险人所担风险的大小［12］。参照国内外产品责任险的费率厘定标准，再结合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特性，应从下面几个因素考虑来厘定费率。一是经营的产品性质和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的风险大小。食品行业在我国是比较成熟的行业，产品复杂多样，发生事故的风险也不一样。二是产品销售量及销售额。产品销售量大，销售额高则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必然大，费率自然要高。三是产品销售的地区范围。产品销售范围越广，风险自然越大。四是产品制造者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管理水平。五是投保产品的过往事故率及赔偿金额。六是赔偿限额的高低。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在确立费率前，应当对投保人进行风险评估，厘定费率，当然费率并非一成不变，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进行监督时可以依据各项因素的变化灵活调整费率。如果投保人认为自己的各项指标有所变化或完善也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调低费率，这样通过费率的灵活调整可以促使被保险人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五、结语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本应是市场行为，但是市场的缺陷需要国家的干预。强制责任保险体现了行政干预的特色，其行政化的一面可以保证其迅速得以推广实施，以迅速有效地解决我国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受害者利益保护难题，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46.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

［3］张洪涛.责任保险理论、实务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48.

［4］袁宗蔚.保险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566.

［5］郭锋,杨华柏、胡晓柯、陈飞.强制保险立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17.

［6］王和,吴军.保险产品创新的道德困境［J］．中国保险,2003（9）.

［7］张洪涛.责任保险理论、实务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87.

［8］吴玉章.法治的层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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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47.

［11］小罗伯特.H.杰瑞［美］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03.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6

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历程和现状

近年来，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责任保险发展，要求责任保险在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中勇担大任、建功立业，“通过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推进各种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责任保险发展，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压力”。在“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原则的指导下，我国责任保险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1.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有关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增强，责任保险开始为社会所关注，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产品责任险“老三险”开始发展。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出台后，进一步激活了责任保险的社会需求，为保险业开发研究责任保险产品、拓展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新产品与服务不断涌现。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以专门章节提出要“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健全安全生产保障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文件的出台激发了行业主管部门利用责任保险机制创新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此后，10多个政府部委联合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校园方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火灾公众责任险、安全生产责任险等业务获得了长足发展，责任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得到强化，社会管理功能得以深化。2014年8月份，国务院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要求“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医疗意外、实习安全等作为重点，探索开展强制保险试点”，为责任保险的长期、健康发展营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

2.发展特点

当前，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1）市场持续健康增长

2006年我国责任险市场规模只有56.44亿元，而2014年达到 265亿元，同比增长4.69倍，“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速在20%以上，保费规模占财产险整体规模的比重在传统车险业务快速增长的形势下基本维持在3%-3.5%之间，历年整体盈利。

（2）产品服务日渐丰富

责任保险的经营范围从“老三险”逐步拓宽到职业类、费用类、综合类等多个领域；服务对象从传统的生产企业向医疗、学校、旅游、运输、建筑等多个行业延伸；保障内容从常规民事侵权责任风险向巨灾风险、合同责任风险方面探索；服务方式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向积极的事前防范延伸，从单兵作战向与各个职能部门联手协同作战转变。此外，在我国科技企业、电影产业、传媒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以及企业上市融资、兼并重组等一系列新兴经济活动中，责任保险也不断创新，涌现了大量新产品，如传媒职业责任险、账户安全保险、退货运费损失保险等等，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

（3）社会效益全面彰显

2014年，我国责任保险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企业单位以及个人提供了近66.5万亿元的保险保障，相当于GDP总值的108%。近年来在一些校园、旅游、运输、生产等安全事故中，以及一些特大自然灾害中，都能看到责任保险的身影，为企业保驾护航的同时，弥补了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机制的不足，保障了民生。如医疗责任险经营中“保调结合”的“宁波解法”、“天津模式”等做法，促进了医疗纠纷的快速解决，推动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得到社会高度肯定。

（4）立法环境不断改善优化

近年来，《消防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旅游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道路运输条例》在制定或修订过程中，都明确了引入责任保险机制化解行业风险。注册会计师、律师、保险经纪人、公证人、认证认可等多个行业已选择以职业责任保险机制作为风险转移的主要工具。各个层面对于责任保险的功能和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通过运用责任保险开展行业风险管理的意识越来越普遍，外部法律、政策、市场环境日益向好。

二、当前责任保险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虽然我国责任保险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制约着责任保险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1.发展基础和人材储备不足

近年来，我国责任保险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发展基础和人材队伍方面实力较为薄弱。各责任保险具体险种尚无统一的行业服务标准和风险评级体系，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风险管控强弱不一；在满足保险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保险产品和服务需求方面仍然有较大差距。各类专业人材储备不足，缺乏懂保险、懂风险、懂管理的专业人材。

2.亟需得到各层面政策支持

责任保险是一种直接保障被保险人（致害方），间接保障受损方（社会公众）利益，并且以保障受损方权益为落脚点的保障机制，公益性强、社会影响大。同时，责任保险与传统保险业务相比，风险程度较高，商业保险公司多持谨慎态度。因此，发展责任保险，特别是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责任保险，需要政府予以政策支持和引导。

3.社会整体责任及保险意识不强

部分企业对责任保险的原理和作用认知度较低，侥幸心理严重，不愿投保责任保险；部分企业认为买了保险但当年没出事故，不划算，不愿继续投保责任保险；部分企业法律和诚信意识淡漠，发生损害赔偿事故后，以种种形式逃避赔偿责任，不想投保责任保险。此外，部分政府部门运用保险机制处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意识不强，市场机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如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没有法律强制的情况下，企业主动投保的意识还很弱，尽管法律加强了对赔偿责任的规定，职能部门通过发文形式鼓励投保，有的地方还组织了统一招标，但是购买者仍然寥寥。

三、下一步发展责任保险的建议

尽管我国责任保险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以上问题和不足，但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公众保险意识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企业寻求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风险保障的需求快速增长，以及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与完善，政府职能的加快转变，我国责任保险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从国际经验来看：2013年，全球商业责任险保费约1600亿美元，占全球非寿险市场总额的10%，占全球商业险保费的23%。责任险需求的主要来自发达市场，占全球保费总额的93%，而其非寿险保费占全球份额的79%。美国作为目前最大的责任保险市场，2013年商业责任险保费840亿美元，占到全球商业责任险保费总额的一半以上。按照国际成熟财险市场15%的比例测算，我国责任险业务未来还至少有1500亿元的成长空间，发展潜力巨大，责任险业务将成为财险市场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

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责任保险不仅可以保障致害人的利益，更可以保障受害第三者的利益，还可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减少纠纷，增强政府应急处理能力，促进被保险人改进安全管理，具有多种功能，是实施国家治理、保障民生的一种经济有效的市场化手段，应大力发展。笔者建议：

1.营造良好环境，建立“立法保障、政策推动”的责任保险发展氛围

一是建议通过法律规定完善民事赔偿制度，包括赔偿范围、方式、水平等，在关系公众利益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教育实习等领域，还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落实民事赔偿。在德国，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大约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责任保险。二是建议梳理、整合目前各个行业的风险管理制度，如基金、风险抵押金等，推动行业开展责任保险试点，总结经验。将国家治理模式和行业风险管理模式转向以商业责任保险为主要形式的体系。

2.发挥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责任保险创新发展机制

政府与市场各有其专业优势，在责任保险发展进程中应优势互补，互动发展。一是建议行业主管部门通过法律强制、行业规范、保费补贴、税前列支成本等方式明确企业投保责任及保障水平；政策引导方式鼓励保险公司积极参与行业风险管理。二是建议保险企业增强对责任保险的战略认识，加大投入；围绕保障民生和国家治理，主动创新产品和服务；着力完善自身的服务体系，延展服务领域，实现“快赔、足额赔”，深度服务经济社会大局。

3.加大行业互动，完善责任保险配套支持体系

责任险的发展植根于特定的行业领域，需要这些行业领域及行业管理部门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措施，只有在配套措施相对比较完善的情况下，责任保险功能作用才能在行业的风险管理体系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如开展环境污染责任险，需要相应的风险评估标准、定责定损标准、第三方评估机构等配套条件；在国内现阶段，类似这样的配套支持措施还比较缺乏，建议职能管理部门、企业、行业、保险公司一起共同努力，加强互动，为相关行业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及责任保险的健康发展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

4.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社会责任与保险意识

责任保险是一种社会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管理机制，只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责任保险的作用，主动运用这一机制，才有利于保险“大数法则”的形成和赔付资金池的建立。建议采取多种形式，主动宣传开展责任保险在国家治理、企业管理、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使得大力推进责任保险工作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

参考文献：

[1]sigma.责任险理赔趋势：新兴风险与经济因素反弹.瑞士再保险，2014年第4期.

[2]刘峰.责任保险的社会风险管理功能[J].中国金融，2014年20期.

[3]王柯敬.和谐社会建设与责任保险发展研究[M].北京出版社，2013.

[4]吴焰.中国非寿险市场发展研究报告（2007） [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5]吴焰.中国非寿险市场发展研究报告（2008） [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7

此类案件有很大的代表性，目前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也有不同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尚未就此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从现有法律规定及法律适用原则分析，对《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办法实行以前，依投保人与保险人保险合同约定而产生的保险事故理赔案件，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限额内直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各项费用，与法律原意不符，诉讼程序有欠适当。

笔者认为，有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第三者责任险赔付的法律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应予澄清：

1、应坚持不同的法律关系作为不同的诉处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在国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前，或着说，在国务院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行办法作出规定前，保险公司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是保险合同关系，因此产生的保险事故赔偿属于保险人的合同义务，因而其赔付应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赔偿请求权限于投保人或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之间是侵权法律关系，其提出赔偿请求诉讼的被告应为侵权人。保险人与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将保险人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列为共同被告，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放在一个诉中处理，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这种处理还导致法院在对保险合同关系没有进行实质审查的情况下，直接以判决结果对保险合同义务作出认定，实际上剥夺了保险人在该合同义务承担方面的实体抗辩权和程序诉权。

2、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七十六条应作正确、合理的理解

不应孤立地理解这两个条款，应结合本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理解。第十七条是引导性立法，是对政府在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方面提出的要求，该条款还包括要求政府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并且明确由中央政府即国务院规定具体实行办法。也就是说，本法所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在本法实施后，在国务院规定了具体办法后，要实行的一种制度。因此，在此前由投保人与保险人以保险合同约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不论是投保人自愿投保，还是地方公安部门采取措施促其投保，自然均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3、在法理上正确区分《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此前投保人与保险人以保险合同约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

首先，区分二者的核心标准应该是二者的法律性质是法定的还是约定的，而不是看投保人投保时的心理状态是自愿的还是受到“强制”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一种法定保险。法定保险只能通过立法设立，它产生的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法定投保义务和保险人的法定赔付义务。对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规定则是基于该法定保险的设立。而此前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则是由投保人与保险人以保险合同约定的，由此产生的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合同义务。

其次，二者所形成的赔偿请求权是不同的。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8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保险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毒奶粉、染色馒头、牛肉膏、地沟油、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危害到消费者切身利益，并且动摇了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中国产品的信用折价让人痛心，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最大拦路虎，不仅在国际上销量存疑，甚至在国内都不被信任，国内消费升级最大的受益者可能不是国内企业，而是质量有一定保障的外企。这在奶粉行业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年两会上，如何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的大问题，抓紧整治刻不容缓。在食品安全的保卫战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现代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责任保险的辅助社会管理功能尤其突出。通过商业保险公司开办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既能保证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受害人得到及时的补偿，又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这对于辅助政府社会管理功能的实现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指因被保险人生产或销售的食品存在缺陷，导致使用者或第三者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在约定的保险责任及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的一种保险。与国外早期产品责任保险具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性质不同，我国早期产品责任保险更倾向于非食品的产品并带有强烈的涉外性。产品责任保险自开办以来，投保需求不强，因此业务量一直不大。

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为食品行业打造的责任保险诞生于2008年7月。江苏省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州市广陵区30家食品经营户代表签订了商品责任保险单，此举措标志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公司承担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的保险在扬州正式启动。此次签约的商品责任保险条例规定，凡食品安全示范店的经营业主缴纳300元钱，并同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证，都可以签订一份《食品安全示范店商品责任保险单》。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在依法经营的前提条件下，由于所生产食品的缺陷或质量问题致使消费者病、残、亡和财产损失的，依法应该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医疗费、丧葬费、财产损失费，由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年的累计赔付限额为5万元人民币，但可以多次请求赔付直至达到赔偿限额。

到目前为止，除了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几家公司有专门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外，多数财产保险公司还没有开展专门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只是迫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压力，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一些分公司扩展了产品责任保险条款，使之具备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性质，或者利用一些公众责任险要求餐饮场所业主投保。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的加重，食源性疾病的发现和蔓延，大量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以及转基因食品的出现，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被媒体曝光，使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机制。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以市场化的手段辅助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大力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有效地发挥现代保险业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同时，保险业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保障工作也是其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所义不容辞的。面对公众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愈加强烈的关注，以及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要真正做到“吃得放心”，片面依靠政府监管、法律制裁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入保险，即采用责任保险的商业化风险管理工具予以配合，从而形成综合的、全方位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二、食品安全保险遭冷遇的原因

（一）立法不足。

责任保险是所有险种中对法律敏感度最高的险种之一。我国至今没有独立的产品责任法，缺乏实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依据。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和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责任追究方面无法可依，对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追究亦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这样实行起来会有很多的不便，无法可依。

（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

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致害人）是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最终目的是对第三方即消费者（受害人）的救济，该险种对于法律和监管的敏感度很高。由于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相对滞后以及法律责任追究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及执法人员水平不高等，导致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所承担的法律风险有限，加之处罚与违规所得的数字相差太远，企业违规的成本较低而获利丰厚，即使被查，换个牌子照样生产。消费者由于前述原因或在个人维权意识方面则相对淡漠，食品企业总体面临的侵权责任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大，从而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

（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供给不足。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承保的主要是法律风险，并且涉及对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评估、承保食品的类别、承保方式、费率的厘定、风险管理和保险理赔、诉讼程序的介入等多个环节，对于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业务的时间较短，目前竞争重点主要集中在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以及货物运输保险等有形财产保险领域，承保责任风险的技术能力不足，从业人员极度短缺。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含汽车责任险），相对国际平均水平15%有很大差距。责任保险险种推广主要集中在雇主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险种，即使是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产品责任保险，也主要承保的是出口食品，尤其是出口到欧美等国市场的食品，面向国内销售的食品行业的承保率非常低。截至2007年10月，中国人保、大地财产和华安财产在产品责任保险之外开办了餐饮场所责任保险。中国人保和大地财产将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列入承保范围，华安财产仅限于承保食物中毒的单一风险，并且保险金额都比较保守。

三、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建议

我国在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由于责任保险人的缺位以及侵权责任人的逃逸或经济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个人成为责任事故的最终承担者，再加上我国法制环境不健全以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欠缺，使得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与需求都受到了严重的抑制。相关数据显示， 2006年我国企业投保产品责任险的比例仅为4% ，其中食品、医药类占比不到10%。为了发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以下是对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所需的法律环境。

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开始实施。与1995年施行的《食品安全法》以及之前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相比，新《食品安全法》无论从监管的范围还是惩罚的力度上，都有明显的加强。一是借鉴发达国家的作法引入了惩罚性赔偿，这一举措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二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企业必须保证其产品符合这一标准。可见，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加大了食品企业所面临的索赔风险和法律风险，增强了其转嫁风险的需求，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无论是《食品安全法》还是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其覆盖面与实施力度均不足以支撑责任保险的发展，只有建立独立的产品责任法，才能为产品责任保险的推进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因此，国家应在现有基础上，考虑制定《产品责任法》，逐步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对于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的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严格追究其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为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

（二）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监管部门监管到位。

由于责任保险的复杂性，经营风险大大高于其他商业保险。因此在推动发展时，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提高保险企业开发责任保险的积极性。另外，政府还应运用行政手段，将投保作为发放生产许可、经营执照等相关证件的条件。

在监管体系方面，目前我国设立的监管部门庞杂，执行职能时容易出现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因此，我国急需理顺食品监管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避免多头监管带来的弊端。港澳地区由一个监管部门全程独立监督食品安全的做法是一条可以借鉴的思路。

（三）采用基本强制险为主，附加责任险补充的模式。

责任保险与一般保险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其承保的标的是因被保险人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与保险合同无关的第三人的利益。当然此种保险也会使投保人受益，如减少其赔偿数额和诉讼费用。但第三人将从中得到的利益可能会大大超过被保险人。因此可以说，此种保险保护的主要是第三者的利益，从社会的角度看责任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能增加社会福利，保护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是应该推行的。但是由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所承保的风险具有政策性保险所承保的基本风险的性质，风险事故的后果会涉及大量的消费者，风险事故的发生对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于涉足这一市场一直持审慎的态度。这样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产品责任保险的供给将会严重不足，其正外部性作用将无法得到发挥。此时只有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通过法律的强制规定去增加供给，以促进效率的提高，弥补市场的不足。

由于我国食品企业存在数量多，规模小的特点，不少小型食品生产企业不仅投保意识不足，而且经济效益也不好，如果再强制其缴纳食品安全强制险的保费，势必影响企业的利润甚至生存。所以在目前我国各个食品企业盈利能力差异明显的环境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采用基本强制险为主，附加责任险补充的模式。即先在每个具体的食品行业设计一款基本的食品安全强制险保单，其保额、保费比较低，既不至于给投保该险的企业曾加过多的负担，也能满足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受害者及时的抢救和简单的医疗救治需求。如果某食品企业认为该强制险的保障难以满足其需求，则可以再向保险公司提出投保商业食品安全责任险的要求，至于保险公司是否同意呈报及一旦呈报保额、保费的确定则需要在保险公司对该食品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后加以确定。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2011精算研）

参考文献：

[1]鞠珍艳.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上海保险，2010（3）.

[2]许飞琼.责任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11.

[3]都丽峰.《食品安全法》解读及其对食品行业的影响分析.标准科学.2009（11）.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9

关键词：机动车强制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直接请求权；保险法；保险赔偿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3-0088-04

中图分类号：F840.65

文献标识码：A

人类在充分享有机动车为生活提供的诸多便利的同时，不得不承受与之相伴的灾难，除机动车尾气产生的大气污染之外，更为严重的是机动车依法的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交通事故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及财产利益的社会性灾害，是风险社会的典型标志。分担社会风险、保护受害人权益乃至减少事故发生是法律治理交通事故的根本目标。强制责任保险通过强制性规则的制定，把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损失纳入商业保险的运行轨道，充分发挥保险分散风险和保障社会的功能，通过社会“合力”克服人类文明进程中无法避免的损失(郭锋、胡晓珂，2009)，因此20世纪初各国立法纷纷将强制保险引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之中。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于出租、从事运输的拖拉机、用于租赁的汽车等个别机动车经营中设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但是这些规定一方面极其杂乱，另一方面立法效力较低，多为部门规章及地方法规。2003年全国人大制定的《道路交通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我国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该法在2007年修改，主要相关条文包括第17、75、76及98条，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此外，1995年《保险法》第10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该条对机动车强制保险的规定提出立法形式的要求，从而构成对之前若干规定合法性的挑战。《保险法》在2002年、2007年先后两次修改，其中2007年修正《保险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强制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2006年国务院制定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1条明确指出，“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笔者认为，以《保险法》为上位法的依据仅是指向第186条第2款授权立法规定，而不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法条。2009年《侵权责任法》颁布，其中第6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第49、50、52、53条直接对机动车强制保险予以规范。《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是我国机动车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核心，但是不完善之处在实践中日益凸显，影响《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1条第1款的“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立法宗旨的达成。笔者拟针对《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3章若干条文适用中的法律争议，探讨对条例的修改，以重构我国机动车强制保险赔偿的法律规则。

一、《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的法律争议与对策建议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该条立法意图存在两种解释：一是免责说，认为该规定仅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规定情形下的垫付抢救费用的义务，并免除保险公司公司的保险赔偿责任，例如2007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动车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7]77号)指出，“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一是区分说，认为该规定并未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而是对赔偿范围进行区分，即分为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对于财产损失不予赔偿，对于非财产损失则给予赔偿。但是这又涉及对“财产损失”的界定。例如，2009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的请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皖民申字第0440号)提出两种解释：一是狭义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关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表述，认为“财产损失”与“人身伤亡”相对应；一是广义说，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关于“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表述，“财产损失”系指与精神损害相对应的广义上的财产损失，包括因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立他字第42号)明确指出应采后者解释，但是目前交通事故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比例极低，如果财产损失采取广义说，则几乎等于否定说，即免除保险公司在三种情形下除垫付义务的法律责任，况且区别对待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赔偿缺乏合理性。

笔者认为，《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存在根本性错误，应当全面修改。在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对相关内容未有规定情况下，第2款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相关财产损失不予赔偿的三种情形之一，有违反立法体系效力位阶之嫌。虽然《侵权责任法》第52条规定，“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但是仅针对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并不涉及其他两种情形；仅规定保险公司的垫付费用义务，并不提及保险公司责任的免除，基于法解释学，“未规定”不能等同于“免责”。此外，三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免责也违背法理：第一，第22条将“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列为免责情形，主要是为防范道德风险、督促被保险人遵纪守

法、维护交通秩序，但是与《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1条“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立法宗旨的规定相冲突。第二，第22条将“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列为免责情形，主要基于该情形下被保险人无法律责任，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1993]13号)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强制保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商业责任保险，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保险赔偿责任并不取决于被保险人是否存在责任，即无过失保险制度，是较为典型的一项社会安全或社会保险制度(江朝国，2006)。第三，第22条将“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列为免责情形，主要是认为对于保险人的犯罪行为依据是《保险法》第27条第2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除本法第43条规定外，不退还保险费”，可以予以免责。但是，笔者已指出《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1条虽然将《保险法》列为上位法，但指向的《保险法》第186条，并不是《保险法》所有规范，况且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并不健全，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社会保险职能不可削弱。

总之，笔者认为应当全面修订《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删除对保险公司免责的规定，代之以保险公司在三种情形下享有规定对致害人的追偿权，在充分保障受害人权益的同时，限制致害行为的发生。

二、《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的法律争议与对策建议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该规定确定在三种情形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先行垫付义务，但是存在诸多的法律争议。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上位法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比较这两个条文，二者在救助基金垫付范围上存在区别，即条例除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还要求救助基金对丧葬费用予以先行垫付。笔者认为，这种条文之间的差别源自二者的表述角度不同，并不构成立法体系的冲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的立法目的是确立交通事故中的救助机制，因此仅对抢救费用垫付予以规范。《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则涵盖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死亡后的情形，因此加入救助基金对丧葬费用的垫付义务，这一规定上位法依据应当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中关于救助基金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国务院依据该条授权而制定，再依据《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6条授权，2010年由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生部、农业部共同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12条也明确救助基金的垫付范围包括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

《侵权责任法》第53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该规定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交通事故后逃逸后，如果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的，救助基金的垫付范围既包括人身伤亡的抢救费用，又包括丧葬等费用。但是该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及《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又存在明显冲突：后者规定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一概由救助基金垫付；前者则明确为仅在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的情形，救助基金才承担先行垫付义务。笔者认为，从救助基金的设立宗旨分析，《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更为合理，因此《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规定的第三项情形，应当修改为“机动车肇事后逃逸又无法查明的”。同时，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53条也存在不周延之处，即“机动车不明”为状态性描述：如果不明状态在救助基金垫付前结束，且查明的肇事车参加强制责任保险，则应当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如果不明状态在救助基金垫付后且时效届满前结束，且查明的肇事车参加强制责任保险，如果救助基金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3条规定仅得以对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则意味责任人的肇事逃逸行为免除保险公司的保险赔付责任，这明显不合理。因此，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53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4条等应予以修改，增加保险公司为救助基金的追偿对象。

三、《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的法律争议与对策建议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对于该条所反映对于被害人直接请求权的立法态度有两种观点：一是否定说，认为该规定限定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保险金的主体只能是被保险人，即否定被害人的直接请求权；一是间接肯定说，认为该条未直接否定被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但是通过上位法及条例体系的解释可以间接推导直接请求权的存在。这种解释的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保险法》第65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但是，笔者已经指出，所谓《保险法》是《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的上位法是基于《保险法》第186条的立法授权，不能因此认为保险法关于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规定可以适用于机动车强制保险。一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

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未指明保险公司给予赔偿的对象，因此认为不能排除保险公司直接对受害人予以赔偿，更为明确的是《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31条第1款，“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仅能演绎出保险公司在支付赔偿保险金时享有对象的选择权，而不能将这种权利归属于受害人的请求权。总之，依据法解释学，《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并不承认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笔者认为，修改《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赋予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是各国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立法经验，也具有充分的理由。例如1972年英国的《道路交通法》第149条规定，“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签发有效的责任保险单，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属于保险单承保的责任范围，受害人取得对被保险人的赔偿判决后，有权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德国《汽车所有人强制保险法》明确规定汽车责任保险的设立除了要保护机动车所有人或驾驶者的利益免遭损失，也是为了保护车祸受害人的利益，并允许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日本《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发生机动车保有人损害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根据政令的规定，可以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向保险人请求支付损害赔偿金”(李薇，1997)。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机动车保险法》第28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各国立法例之所以普遍地规定受害人拥有直接请求权，是因为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可以避免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对第三人不履行赔偿责任或拖延赔偿，有助于受害人获得直接、确实、迅速的保护和救济。

授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并不是简单地修改《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规定被害人有权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应充分考虑直接请求权行使的负效应限制与辅助措施。受害人行使直接请求权，将增大保险公司的被诉几率及经营成本，以及“助长道德风险、助长行为、容易引起犯罪和危害公共利益、削弱了民事责任制度对不法行为的遏制防御功能、侵权行为人因此态意妄为”(尹田，2000)。因此，笔者建议修改《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应借鉴《保险法》第65条第2款，将“被保险人怠于请求”列为受害人行使直接请求权的前提条件。同时，保险索赔极其复杂，受害人能否成功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还有赖于被保险人的配合(张新宝、陈飞，2005)。因此，《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28条修改必须为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装上牙齿”，规定被保险人有义务协助受害人行使对保险公司，以及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迟延履行时应承担的不利责任。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篇10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创新食品安全管理方式的新举措。本文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概括总结了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推进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管理；保险制度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食品安全矛盾凸显期和事故多发期，食品安全事故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如果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则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等问题。2015年初，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浙江、福建、山东、山西、河北、甘肃等省、市先后出台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等文件，采取综合手段加强食品安全事故的防范和处置工作，已成为当前加强食品安全风险分担、社会共治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现状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简称“食责险”，是指以食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因生产和销售的产品造成产品食用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一种责任保险[1～3]。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本质上是企业对法律风险的一种分散和共担，其存在的前提是食品企业要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法律风险[4～5]。食品安全责任险并不是新鲜事物，198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始办理“饮食业食物中毒责任保险”，但此后一直发展缓慢[6]。从2006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签订奥林匹克运动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单至今，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从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国家正逐步从立法角度研究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从2013年“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提出建立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到2015年新《食品安全法》颁布，最终否定了建立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提案并且以鼓励食品生产企业积极参加的形式写入《食品安全法》。2015年初，基于食品安全事故多发，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各省市积极响应，先后出台地方试点指导意见，以政府牵头推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多发的情况。目前，根据所搜集到的信息可以得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主要在集体用餐或食品安全事故多发的领域开展。从全国部分省市保险公司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对象来讲，其主要针对学校食堂、保健食品企业、农村集体用餐等。近年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加快了脚步。从责任保险近10年来的保费收入情况来看，其增长趋势比较明显（见图1），2014年保费收入相较于2005年增长幅度超过4倍。具体来看，2005年，责任保险保费收入约为48.20亿元，2006年保费收入为56.5亿元，同比增长17.22％。2009年，保费收入为87.75亿元，保费收入较2006年增长约1倍，较2008年同比增长率为6.61％。2010年，责任保险费用收入为143.31亿元，同比增长64.44％，达到近几年责任保费收入同比增长率的峰值，远高于近10年来的平均增长率。2011年，责任保险费用收入为148.21亿元，同比增长率为3.41％，为近10年来同比增长率最低的年份。2011年之后，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增长趋势较为稳定，同比增长率保持在17％左右。2014年，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为253.3亿元，达到近10年来保费收入最高。随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市场的越发成熟以及完善的制度、规章及管理办法，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将逐年增长。

二、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面临的问题

针对不同主体，推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政府角度来讲，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能够有效地分担食品安全监管风险；从企业角度来讲，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分散并转移企业风险，减轻企业资金赔付压力[3]；从保险公司角度来讲，保险公司可以创设不同类型的险种，满足不同投保主体的需求，以此拓展保险市场；从消费者角度来讲，多一份保险，多一份安全，消费者可放心购买投保产品，买到更安全的食品。但是，在推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过程中，情况不容乐观，出现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不健全、企业道德风险上升、消费者认知度及市场认可度低、险种缺乏多样性等方面。

（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不健全

目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新的商业险种，起步较晚，运作环境尚不成熟，各方面规章制度并不完善。新《食品安全法》的颁布虽然健全了当前不规范的法律环境，对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加大了处罚力度，增强了食品生产企业的法律责任，但是对减少食品安全事故效果较小，且并没有体现对风险分担和责任分配的引导[7]。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产品责任法》出台较早，运作环境比较成熟，各方面规章制度比较完善。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仅在部分法律法规中零散地体现产品责任的内容，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文件作支撑，产品责任覆盖面窄，针对性弱，阻碍了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8]。此外，我国《食品安全法》只是从宏观层面提及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鼓励企业积极参加购买，并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台详细的、可操作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条例及办法。各地虽出台试点指导意见，但其执行力及强制性不够，企业投保意识不足，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及时保障，很难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

（二）企业道德风险可能性上升

食品企业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后，认为自己生产的食品出了问题会有保险公司理赔，在利益驱动下，食品企业铤而走险，违法违规生产不安全食品，导致柠檬市场的出现。食品企业在市场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始终大于它的公益性，一旦有了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这层“保命符”，企业很有可能会愈发无视其社会责任，可能导致更多的食品安全事件或存在食品安全隐患[9]。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转嫁食品企业风险，但这不是食品企业逃避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借口，这种转嫁作用很可能滋生食品企业侥幸心理，导致企业道德底线下降，生产不安全食品。

（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市场推广困难

我国责任保险起步较晚，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保险市场经常出现骗保行为，严重影响了保险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其社会认可度低，市场推广困难。我国对违法企业惩戒力度不足、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索赔程序复杂且成本高、保险公司在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方面缺乏经验和专业人才，企业通过投保来分散风险的意识薄弱，基于成本问题考虑，不愿购买保险，推广难度大[10]。此外，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对责任保险的宣传介绍只是从宏观层面简单粗略地提及，并没有详细地介绍或宣传有关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具体内容，单一地出台政府文件并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推广。再者，小企业收入不高，企业认为不会造成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大企业或餐饮单位认为自己已经对质量和风险严格把控，不会出现严重问题，不愿购买保险。公众和企业认识不足，可能导致社会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不重视甚至产生误解，意识不到可以通过购买保险转嫁风险，进而导致社会接受度低下[11]。

（四）食品安全责任险种缺乏多样性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作为一个新的险种，刚开始推广，其主要面向一些热销的、出口的、必须强制购买保险的食品，供需失衡问题比较严重。面对不同规模主体的需求多样化的情况，保险险种缺乏多样性，难以满足企业需求[12]。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险种缺乏，险种设计存在缺陷，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约束比较大[13]。目前，保险公司针对不同规模的食品生产、加工及销售企业，保险费率基本上没有浮动，这严重影响中小型企业投保积极性。中小型企业、食品批发商、食品零售商、小商贩、餐厅饭店等资金规模小，加之大额的保费支出，这不仅增加了其自身负担，而且他们很可能因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险种而放弃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而我国的食品企业又主要以中小型为主，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可能会因为险种缺乏多样性而难以推广普及。

（五）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认知度低

对于消费者来讲，对食品企业购买保险后是否能够确保其产品安全仍然存在疑惑，消费者可能认为给食品购买保险说明食品会出现问题而不去购买。在一项调查消费者是否更愿意购买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食品时，有23.9％的人表示不愿意购买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食品或者对其持无所谓的态度，约有80％多的消费者认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不能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4.2％的消费者认为构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方案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14]。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三、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法律、规章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发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还有很大空间。同时，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这给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相关研究，确保我国的食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出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责任保险包括很多方面，现阶段运作比较成熟的是车辆商业保险，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只是主体与车辆商业保险不同，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借鉴车辆商业保险的运营模式并加以推广。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善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管理办法或条例，国家主要在浙江、山东、河北、甘肃、四川、江苏、湖北等部分省市开始试点，出台相应的试点意见。当前应该扩大试点范围，在试点过程中总结成果和问题，在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可以制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试运行），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继续扩大试点范围，通过实证考察，确定政策法规的可行性及可推广性之后，可以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暂行办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出台更为详细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二）建立企业自查报告制度，严防企业道德

风险上升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应依法承担食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不能因为购买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就存在侥幸心理，违法生产劣质产品。应该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加大违法企业惩罚力度，建立食品生产企业自查报告制度，定期与政府和保险公司及消费者举行会谈，积极推动建立政府、保险机构、食品企业、消费者多方参与、互动共赢的激励约束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此外，保险公司也应简化投保和理赔手续，提高自身业务方面的工作效率，建立保险纠纷快速调处机制，优化保险人员团队建设，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及投保食品认定小组，以此提升风险监管水平，避免投保企业出现“负作用”风险。

（三）成立保险经纪服务机构，协调不同主体

之间的工作保险经纪服务机构作为第三方平台，应该优化自身专业团队建设，负责好政府主管部门、企业投保人、保险公司之间的沟通，保证各项工作的落实。保险经纪服务机构应细化服务方案，适时回访参保企业，帮助企业开展风险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加强风险防控，对保险范围内的保险事件迅速核定赔款，及时履行保险赔偿责任，配合保险公司拓展市场。此外，政府应建立专项资金，全力支持保险经济服务工作展开，并将其纳入政府年度考核，以督促政府工作，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开展创造良好环境。

（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认知度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应该把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与互联网有效结合起来，提高社会认知度。食品安全专业知识和保险知识的培训，对市场接受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必不可少，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推出，可以先从一些特色支柱企业开展，然后逐步推广。此外，媒体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宣传既不能夸大，也不能诋毁，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宣传工作，让大众了解一个真实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应严格按照媒体宣传的内容进行规范投保，不能有任何虚假行为。再者，保险公司可主动与大型企业合作，开展专题活动，以便市场更好地了解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从而提升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社会认知度和市场接受度。

（五）增加险种多样性，满足不同规模食品企业的需求

目前，我国的食品企业主要以中小型为主，受企业类型、资金规模、生产规模、设备技术等因素影响，很难确保食品安全万无一失。为此，政府应设立专项经费，配合保险公司成立专家组，深入企业调研，通过全面分析调研数据，研究开发适合不同企业类型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也可根据实际需求，建立食品企业综合评价体系，投保企业和未投保企业诚信档案，根据企业诚信度的高低以及其规模的大小，建立梯度费率，增加险种多样性，以此满足不同企业的需求。

作者：李凯石李陪仇宏伟陈松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

本文引用格式：李凯，石李陪，仇宏伟，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16（3）：56－5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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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倩倩.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探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9－12.

［3］杨柳.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2（6）：97－101.

［4］于海纯.我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构造研究［J］.中国法学，2015（3）：244－264.

［5］卢玮.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J］.法学，2015（8）：73－83.

［6］辛程成.我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研究［D］.北京：北方工业大学，2015.

［7］娄永飞.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新修订《食品安全法》视角［J］.上海保险，2015（9）：31－35，41.

［8］尹雪.我国推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问题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4.

［9］沈建华.食品安全责任险，如何“强制”需研究［N］.文汇报，2014－01－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