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奖励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06-26 16:40:4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奖励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行政指导；概念；特征；实践
一、引言
行政指导相对于其它行政行为而言，是一种相对灵活的管理手段。率先对行政指导实现规范化运用的国家是日本。在我国，行政指导的运用起步较晚，而且在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对于怎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从政府的具体实践上来看，还是“任重而道远”。
二、行政指导的概念及特征
（一）行政指导的概念
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指导的定义大同小异。在罗豪才（2012）等主编的教材《行政法学（第三版）》中提出，所谓行政指导，就是指行政主体在其职责、任务或其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行政相对方的同意或协助下，适时灵活地采取非强制手段，以有效地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如章剑生（2002）认为，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做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的行为。还有诸如倪秋菊、章志远等都对行政指导的概念进行了阐述。
从这些权威教材和学者对行政指导的概念阐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是实际上却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他们都认为行政指导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对象是行政相对人，行政指导是一种柔性的非强制手段，是非职权的行为，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二）行政指导的特征
从对行政指导概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行政指导的特征有：第一，只有行政主体才能做出行政指导，这就体现了行政主体的优越性和权威性；第二，行政指导应该具有合法性，要基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出指导；第三，行政指导具有非强制性，是在行政相对人自愿、同意和协助的情况下做出的指导；第四，行政指导具有灵活性，是为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需要而采取的适时、灵活的指导；最后，行政指导具有引导性，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从而产生相应的后果。
三、我国的行政指导实践
（一）行政指导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在我国，行政指导现在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行政指导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罗豪才（2012）等主编的《行政法学（第三版）》中详细介绍了行政指导的作用：第一，对强制性法律手段的补充作用；第二，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第三，对社会生活的协调和疏导作用；第四，对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预防和抑制作用。
以上这些仅仅只是行政指导在理论上的作用，在实践中是否也能如这般所说，运用到实处、运用得恰当，就值得商榷了。
（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行政指导信息流通不畅。现实生活中，政府的每一项活动都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使只是做出了一个行政指导，由于信息流通过程中的失真或者误判，也会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就比如对于口头的行政指导，不同的相对人理解会不一样，或者摄于政府或者领导的权威，误解为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来执行。
2、行政指导过程不公开。政务信息基本不公开是国内政府行政的一个特点，对于牵涉到行政相对人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是保密的，这就造成了相对人无法作出正确选择和判断的情况。
3、行政指导不兑现承诺。就如行政机关为了促进当地经济或者社会发展而制定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文件中说明只要行政相对人符合规定的条件就能享有一些奖励或者优惠的权利，而当行政相对人符合条件向行政机关提出履行文件中的奖励或优惠时，行政机关却拒不履行。这种情况的出现让相对人投诉无门，因为行政指导行为是一种非权利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没有强制力，所以法院不会受理。
4、行政指导内容拟定不科学、不民主。在当代的行政管理中，政府部门还是会出现闭门造车，不考虑现实情况，随意做出行政指导的情况。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行政相对人为此买单，而政府部门却可以以“这只是一个行政指导”为借口而逃避责任。
5、行政指导容易被公务人员滥用或错用。公务人员以行政指导为名，损害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就如公务人员强制要求相对方接受行政指导，对不接受行政指导的相对方进行处罚等。
四、对我国行政指导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我国在行政指导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行政指导信息服务建设。尽量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行政指导，并且可以借助官方、政务网络平台等广而告之，这样就能使指导信息流通更加顺畅，也能在指导双方存在争议时提供有效的依据。
（二）行政指导过程更加公开化。章志远（2005）认为，只要当行政指导的整个过程都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相对人才能从中获取到更多有用的信息，进而对行政指导做出理性的选择。
（三）行政指导及时兑现承诺。行政指导如果不能兑现承诺，就形同虚设，不仅会影响到行政机关的威信，也会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四）加强行政指导内容的科学化、民主化。在制定行政指导之前，应该做好认真的市场调查和周密论证，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闭门造车，想当然地制定指导内容。这样才能使行政指导的内容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现实情况，符合群众的意愿。
（五）加强公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素质培养。避免由于公务人员的执法错误和道德缺失造成对相对方的损害和纠纷。
五、结语
在我国，行政指导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就应该更加重视行政指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诚然，很多专家学者在对行政指导的理论研究和救济手段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科学有效的成果，但是在实践中却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难以实现。所以说，行政指导实践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96～301.
[2] 章剑生.论行政指导及其程序[J].浙江社会科学，2002，（6）：63～68.
[3] 章志远.行政指导新论[J].法学论坛，2005，（5）：58～65.
篇2
【关键词】检验检疫 柔性执法 可行性
一、“柔性执法”的概念、意义及内涵
（一）“柔性执法”的概念
“柔性执法”的界定目前在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有些学者将其定义为“国家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利用非强制手段实施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和解、行政调解、行政奖励等一系列非强制手段在内的行政行为的总称”。
（二）“柔性执法”的意义
从现实意义而言，柔性执法是一种“文明、规范、平和、理性”的执法，视具体情况减少执法的强制力，扩大教育范围，缩小对立层面，便于实现法律效应与社会效应的有机统一。“柔性执法”是一个学理概念，是人们在反思过去及现有执法改革模式过程中，对行政执法模式的全新认知和阐释。
（三）“柔性执法”的内涵
由于“柔性执法”内涵的多面性，不仅单指行政指导，还包括更为广泛的形式和内容，在执法手段上，亦是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其执法手段和调节方式具有灵活多样和适度的弹性。同时，兼具柔和、及时、实用、注重效率等一系列突出特点和长处。
二、“柔性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现行的行政执法模式，从某种层面而言是“刚性执法”，在不顾及执法对象是否愿意的情况下强迫其服从一定意志的作为，是行政机关和经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确保管理职能得以实现的执法活动。但是，强制性的执法行为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实施及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柔性执法则是一种非强制性和互动性的执法行为，在实际操作来看，“柔性执法”的互动效果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既缓和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又提高了执法机关公信力。但是，因为柔性执法模式尚在探索、试行阶段，并未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和制度，且缺乏专门、系统的宣传，无法产生连惯性的影响效应，所以暂不能很好地顺应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只能通过信息采集和调研，制定出系统的程序和办法，确立“柔性执法”在行政执法中应有的法律地位。因此，只有作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和措施，方能使已经树立起的执法形象和经验成果得到本质性、持续性的改善和发展。
三、检验检疫柔性执法的可行性
检验检疫柔性执法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来引导相对人行为的正确方向，给相对人一定的灵活度，促使其选择最小成本的行为方式，克服强制执法的单一性、机械性和僵化性，体现民主协商与沟通的法治价值，直观地体现现代法治的平等、独立、民主、责任、宽容、尊重、信任和合作的人文主义精神。
中国加入WTO以来，检验检疫部门作为履行入世承诺、承担入世后有关规则实施的重要机构，作为担负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中用技术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主力军，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行政许可法》对检验检疫执法也提出了诸多考验。
在挑战和考验中，检验检疫部门可以以柔和、灵活、及时的“柔性执法”模式为依托，提高检验检疫执法水平，确保进出口产品质量，从而产生更为行之有效的执法效果，全方位、多角度地保障民生的根本利益。
（一）创新执法理念，树立服务意识
检验检疫部门要从思想上形成“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全新理念，将柔性执法细化于把关服务与行政执法工作中，使执法队伍由特权意识转化为服务意识，为实行柔性执法，实现良好的执法效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提高执法主体自身素质，强化执法的亲和力
由于执法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往往会给执法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的困难，这就要求检验检疫执法人员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基本思路，增强执法队伍的亲和力和专业素养。通过专家、教授讲课、执法现场观摩、典型案例解析、军事化训练等方式，提升执法队伍的执法能力和专业素养，树立亲民、爱民和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
（三）实行行政指导，减缓执法的对抗性
多样的执政手段是和谐社会对政府执法的一项基本要求，从行政法自身结构可以看出“行政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国家行为，可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策略”。 行政行为的自身特性要求执法主体采用灵活多样的执法手段，先行实施行政指导，给予行政相对人较大的选择空间，并以低小的成本收取较大的效益。在积极规范行政强制执法体系的同时，适时地引入柔性管理方式，在强制与非强制相结合的行政执法模式下引导相对人遵守或服从法律，实现预期的行政目的。
（四）刚柔相济，确保执法严肃性
讲求严格执法、刚性执法就产生简单粗暴，讲文明执法又导致执法不作为。为走出执法要么过严要么过宽的怪圈，适时地提出“柔性执法”的理念，检验检疫执法人员要以坚持严格执法为前提，灵活地采用柔性方式，实现执法效果和执法目的有机统一。从而，既落实严格执法，又体现文明执法，促成二者双赢，确保执法的有效性和严肃性。
四、结束语
“柔性执法”，即适度减少执法中的强制手段，以平和、理性、弹性的执法模式，实现法治效果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黎慈.柔性执法-和谐行政的有效保障[J].行政与法，2007.
篇3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基础。
（一）研究困境与相互需求。
新世纪的国内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陆法系“确定性”之要求，与正在全面渗透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明显，早期为缓和这一矛盾而兴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质疑的“软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弥补”、“进化”的路径上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严格规则主义”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念，难以摆脱国内法律文化的约束，“法律解释体制上的禁锢？？
以及真正意义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现阶段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实践结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仅仅只是从一些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而学者基于这一观察提出的“赋予法官解释权”、“建立判例解释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涉及到司法改革这一沉重话题，成为现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寻找可以规避司法改革的缓冲方法成为必须。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内在要求与晚近兴起的软法理论品格恰好契合，与司法改革相对的是，软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并不需要司法作为保障，软法机制更多依靠“自愿规则”得以运行，它不需要强制力的介入，它强调的不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倘若利用软法机制诠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绕开“司法改革”的藩篱。
2.对于软法而言。尽管批判逐渐减弱，理论界亦开始对其渊源、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软法理论本身深化的趋势却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1）它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国家和司法实践方面也少有支持；（2）“软法理论通常以彻底的主观主义的立法观念为预设前提。依这种观念，国家可以制定任何它们所希望制定的规范，软法规范也是如此”，[2]这暴露了软法机制的最大缺憾――精神指导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为难的是：“软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决于的统摄，但“”这一话语固有的不确定性，却使得于此之下构建“精神指导”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领域内寻找到一个具体替代机制便是当务之急。在众多理论游说中，笔者观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应性，正如学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则承载着人权、民主、法治基本价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们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软法制定、实施的指导精神，一方面可以对软法偏离法治原则、违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现象予以源头上的治理，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话语的不确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动的合法性保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欲实现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之间的互动，前提条件是二者在本质属性上应为一致，只有确立了此种前提，才能保证互动的合法性，才能保证互动不是由“法律规范”流向“其他社会规范”，不是变相的侵害人权。申言之，本质属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论调应该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皆应属于法的范畴。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法的关系，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一般认为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后者――软法与法的关系。事实是，现阶段软法为法的本质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担忧，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认为缺少“强制力”这一基本因素的软法论调，很难取得传统概念上的认同。于是，针对这一问题，软法学者从法社会学角度做了细致的推演，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4]比如行业自律规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认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构或裁定大量人类行为的模式或者尺度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处理单一的个别情形的瞬变且具体的指令构成的。”[5]（P250）无论如何让渡于灵活性之目的，软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法的范畴的，是不同于道德和习惯的。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从而是人们的行为规则；软法不是对人们的内在心理，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从而这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软法是一定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与、协商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从而其内容具有相应的民主性、公开性、普遍性和规范性。[6]软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软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时需要注意，这一互动事实并不以本文为起点的，事实上，在过去发生行政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的隐性精神指导。
一般认为，软法渊源主要包括：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专业标准以及弹性法条。[7]（P189-201）笔者认为，在既已存在的软法规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则”时常扮演软法规范制定的精神指导角色：（1）要求软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具备相应程序，如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草案讨论等等。“卫生部办公厅的征求《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对于“征求意见”本身为硬法制定的必经程序，但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这一软法制定中亦有相应体现；（2）在软法规范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内容。
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等。”其分别体现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当原则；（3）作为软法实施的过程指导。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闸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闸分局二〇〇七年法制工作意见》中就规定：“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软法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参照软法规范执法，要遵守“告知”、“送达”等程序，这实质上是“行政正当原则”对软法实施的渗透。
（二）软法作为“基本原则实践操作”的缓冲方法——以“禁止过度原则”为例。
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如果否认软法机制的存在，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合法性支持，于是它会主动将软法机制作为其链接实践的缓冲方法，这里我们选取行政均衡原则之子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为例加以说明，“禁止过度原则”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我们所说的软法缓冲亦是在此二者中发生：（1）、就“必要性原则”而言，其要求如果国家还可以采取其他具有同样效果但使公民负担更轻的手段的话，则现行手段即为不必要（nichterforderlich）的。[8]（P42）对此以软法视角加以理解，即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时，可以采用典型行政行为的方式，同样也可以采用非强制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之软法方式，即软法手段可以作为“禁止过度原则”链接实践的考虑方向。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洵中有7个加油站没有营业执照，当地工商局并没有依照传统做法加以取缔，而是运用行政指导的方法要求停业整顿。最后，有5家加油站完善了手续，恢复了营业，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9]（2）、就比例性原则而言，其要求行政主体“若有必要采取行动，其行动手段应该尽可能柔弱，其严厉程度应与其要达到的目的相称或成比例，而不能轻易而随意地动用严格法手段”。[10]（P138）应当尽量运用“合作”、“协商”等软法手段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软法手段固有的灵活性、协商性等特点，可以使得过程和结果之间的比例达到最优，如近日“江苏省无锡市强拆1241个报刊亭，导致市民无法买报”，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①三、精神指导的限度与缓冲方法的扩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予以精神指导的限度。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来说，行政法基本原则才真正属于公法的视野，而“软法”仅仅只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公法关注与类的价值、等级秩序、正当程序、规则与标准、体系的一致性、制度实践的方式与稳定性。而新公共管理则关注灵活性，它假定国家太大、花费太高。”[11]（P142）罗豪才先生在总结软法存在非理性状态时也这样说道：“软法先天的非理性其实只是潜在的、微弱的”[12]（P79）这提醒我们：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追求的价值存在明显的紧张，我们一方面需要以基本原则为指导，将软法纳入社主义法治轨道；同时也要察觉软法与传统公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尊重软法本身的属性空间，软法“外在”的非理性，并不等于基本原则的精神指导可以无孔不入。相反，我们要尊重软法灵活、协商、主动纠错等方面的价值，只有在软法违背自由、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时才予以干涉。如果我们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过于苛刻，会直接影响到软法本身之灵性，那么互动的实质便成为对软法的否定了。[]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缓冲方法的扩展。
必须承认，上文所述的抽样分析仅仅只是对实践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执法主体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应当允许软法其在合理范围内延伸，扩大对实践的操作。
1.软法对“行政法定原则”的扩大诠释。随着二战德国形式主义的法治国走向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法治国的工具主义思想早已融入了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思想之中，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已是行政法定原则的必然趋势。然而，“实质主义法治”的外延究竟有多大，“实质”之意是否包括政策？是否包括行政惯例？是否包括专业标准等等？如果说否定这些软法渊源，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而依照上述软法渊源所作行为便有悖于“行政法定原则”呢？从传统理论上来说，这一推论是成立的，但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2006年三月，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公安局出台了一个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简称《奖励办法》），文件规定驾驶员如果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可以根据立功程度相应扣减其交通违章处罚记分，从传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一规定和行政法定原则相违背的，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违章必须扣分，《奖励办法》本身有悖《立法法》。但事实上该行为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做法。这便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基点，从软法角度扩充理解行政法定原则的内涵。笔者认为，于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法定原则”，其行为依据不仅包括“硬法渊源”，在软法渊源完全具备基本的理性要素时，应当将“软法渊源”纳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实践对“行政法定原则”的理解。
2.软法对“行政正当原则”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对行政控制模式的选择上，“行政正当原则”以其过程监控为优势而倍受青睐。按照传统理解，行政正当原则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三项内容，具体表现为听证、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笔者认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当原则，由于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分割，实质上是很难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如每年举行的价格听证会以及《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论中，“硬法”调控下的法的程序结构是反应型的、防卫型的、封闭型的，相对人所谓的“参与”，实质是“协作”，而不是“合作”。②协作的实质是相对人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被动地、机械地完成行政机关的程序要求，从而使行政机关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诉讼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强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补充对“行政正当原则”的认识，在传统基础上加入“软法理念”，加入软法实施机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学习和批评程序”、“自我评估程序”等等，从而将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构建为“前摄型的、事前的、开放的、宽容的”合作结构[13]（P138），变“协作”为“合作”，变“单向度的社会控制”为“合作式控制”，变“僵化程序”为“开放协调”。
3.软法对“行政均衡原则”的实践保障。“行政均衡原则”一般包括平等对待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上文已经将平等对待原则进行抽样分析，故而此处不獒。笔者从软法角度对余下两项子原则的实践路径予以重新探讨：（1）平等对待的原则。在平等对待原则的逻辑框架中，存在着制定法与习惯法界分，从而构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内容。笔者选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谓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其主要意义在于“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未有明确、具体规定情况下，应受行政惯例的约束。”[15]（P218）可以看出，其实践路径并不涉及“硬法”内容，更多是依靠软法渊源中的“行政惯例”。故而，在软法话语未出现时，学者对此慎言道：“在公众将行政机关视为自由的威胁而非权益的保护者，是异己的力量而非信赖的对象的情况下，引入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社会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6]（2）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本质上属于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17]（P228-231）其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与道德之间存有密切联系，对其实践操作的终极手段依靠的亦是行政主体的道德感悟（如诚信政府）。尽管有学者提出以“民主机制”、“法制化”、“司法审查”三位一体模式，从外部环境上建构诚信政府，落实信赖保护原则。[18]（P276-285）但却难以在“行政主体主动性”上有所作为，究其原因，在于硬法模式下法律与道德的清晰界分。然而，这一不足在软法机制中却是可以避免的，软法规范是自我实施的，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认可、讥讽、信誉等来执行”，它大部分“可以转化为个人道德，人们出于负罪感和羞耻感而自觉遵守它。”[19]（P265）因此，采用软法机制的作用，可以使行政主体出于自身的道德律，主动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四、结语。
总之，“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是公法领域内两个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发现仅仅是对既定实践的事后考察。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其对于软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总结和成长起来的行政基本原则，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导，提高软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扩大软法理论研究的范畴，更好地实施“公共治理”；同时，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而言，可以运用软法无须“以司法作为保障”、“充分体现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体的主动精神”等优势，拓展基本原则的内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则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释：
①2009年2月25日，无锡市城管局在没有经过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以“未经合法审批”为由做出决定，关闭、拆除市区1241个报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强烈不满。参见“江苏省无锡强拆1241个报刊亭，市民无法买报”[N].现代快报，2009-2-25.
②协作和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协作是强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强制；合作是建构性的，而协作则是构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而协作仅仅是发生在这些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总体上被动的行为。参见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社会科学研究，2008，1，49—53.
摘要：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领域“规则之治”转而“原则之治”的时代课题，与正被学界广泛关注的“软法”概念，二者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以“无须司法作为保障”为优势，成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精神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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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钓鱼执法 诱惑侦查
一、钓鱼执法
（一）钓鱼执法的定义
目前关于钓鱼执法的概念理论界还未形成一种较为统一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钓鱼执法 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了实现对案件的办理，特意设计一些能诱发行政违法的情境，暗示或者诱使他人实施违法行为，以此来收集相关证据和掌握相关信息，从而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的一种行政执法行为。
（2）钓鱼执法就是行政机关采取一定手段诱惑无违法意图的公民实施违法行为，然后对该公民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是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运用。
（3）“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可以免责的理由。
（4）“钓鱼执法”一词所指代的并不是一个执法行为，而是一个指称上海在查处黑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违法行为的语汇。
以上的4种观点中，第一二种观点都是从行政执法的过程上来对钓鱼执法做的界定，但是第一种观点较为中性，第二种观点侧重于行政执法行为的“犯意诱发”。第三四种都是从性质上对钓鱼执法来直接做的界定。
本文认为钓鱼执法是指行政执法人员为了对特定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在行政执法活动中通过提供一定的机会，诱使相对人来实施违法行为，从而完成调查取证，对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的一种行政执法行为。
二、诱惑侦查
（一）诱惑侦查
1.诱惑侦查的概念
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包括其特情、线人）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铒，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实施或者暴露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将被诱惑者拘捕的特殊侦查手段。
2.诱惑侦查的分类
根据国外的学术研究，一般将诱惑侦查分为“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
“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是指在被诱惑之前，犯罪嫌疑人己有明显犯罪倾向或对其已有合理的足够的犯罪怀疑或者是其在现实中已经实施了相关的犯罪行为，而对其采取诱惑，实施侦查的一种侦查类型。在这种诱惑中，侦查机关处于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地位，只是通过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从而强化其固有的犯罪倾向或加速其暴露犯罪意图，促使其尽快实施或者继续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由于在诱惑过程中，仅只提供一定的情境、条件和机会，所以叫“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又称为警察陷阱或者是警察圈套，是指"侦查机关在本来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然后使之受到追究。”诱惑的手段有可能是一种经济利益，也有可能是一种人身关系。由于“嫌疑人”的犯罪，都是通过引诱而产生，所以叫“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诱惑侦查，一般所指的诱惑侦查仅指的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从世界各国司法实践看来，“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是被允许的。相比之下，“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则是使得本身没有犯罪意图的“嫌疑人”产生犯罪意图或者激发犯罪意图较小的“嫌疑人”产生更大的犯罪意图，这是对公民人格自律权的一种干涉和侵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制造了犯罪，因而各国都对其做出了立法上的规制。
三、钓鱼执法制度的规制完善的建议
通过上面对钓鱼执法产生基础的诱惑侦查的一个大致的了解，再来看我国的钓鱼执法程序。需说明的是，现在社会上对“钓鱼执法”进行了广泛批评，而上海、重庆等地的市政府更是在去年出台了禁止“钓鱼执法”的相关行政法律规范。至少从表面上看，整个社会似乎对“钓鱼执法”都是存在一个否定的态度。更是有许多学者将钓鱼执法直接定义为“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其实不然，“钓鱼执法”固然存在自身的不足，可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个案而否定整个制度。诱惑执法制度在一些较为隐蔽，破获难度较大的行政违法事件中是有适用必要的，只是如何对其运用加以规制，将政府的行为纳入到一个合法的轨道之上是亟待解决的。
下面，在吸收借鉴诱惑侦查制度的基础上对诱惑执法制度的构建提出几点建议：
1.在诱惑执法行为的行为本身上要进行限制.即其行为只能是”机会提供型”行政执法行为.对于”犯意诱发型”行政执法行为要严格禁止.
2.在诱惑侦查制度启动的条件上要加以限制。一方面，“诱惑执法”制度的启动必须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相对人具有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犯意或者是倾向。 另一方面，诱惑侦查制度所针对的必须是特定的公民。对象的不确定性对于公民来说就有了很大的不安全性，打破了原本稳定的社会执法秩序.
3.在程序审批上要加以限制.在诱惑执法中，可以由行政执法人员所属的行政机关的相关负责人来进行审批，如果经过审批的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那么可以要求相关负责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4.在诱惑执法的主体上要加以限制。诱惑执法的主体应仅限定为行政执法人员。对于公务人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中的相关工作人员，实施诱惑执法的范围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范围内。对于具有权限的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和个人是不宜实施诱惑执法的。
篇5
（一）关于行政撤诉的内涵，在学界有共同认识，也有一定的分歧。两方观点的共同之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撤诉提出的时间：需在裁判做出之前。二是撤诉的主体：行使撤诉权的主体应是原告或者上诉人。三是撤诉的结果：裁定撤诉后，本次诉讼终结。争议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撤诉的性质。撤诉导致的是实体权利的放弃还是程序权利的放弃，到底是撤回还是撤回诉讼请求？二是撤诉的广度。究竟该撤诉是狭义上的还是广义上的撤诉，对于撤诉主体是只有原告还是包含上诉人以及再审原告？撤诉的阶段是存在一审，还是包含二审撤回以及再审撤回？三是撤诉的程序。撤诉必须经过法院准许还是可以由申请人自行撤回？
（二）撤诉的样本现行《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一审的行政案件撤诉率一直居高。以浙江省永嘉县为例，近5年的撤诉率有4年均在50%以上，远远超出民商事案件的撤诉率。由此可知，撤诉在行政诉讼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适用之广、运用之多，对整个行政诉讼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从立法本意看，行政诉讼的撤诉应与民商事诉讼的撤诉地位等同。
（三）撤诉的动因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撤诉的原因是诉讼的结果或者目标已实现或基本实现，或者诉讼结果或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或者认为没继续诉讼的必要。虽然也有法院以及其他力量协调的作用，但基本上是当事人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行政诉讼的撤诉没有民事诉讼那么简单，往往撤诉并非原告本意，或者撤诉不一定就是原告保证权利的最优选择，可能是原告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很多学者更倾向于行政诉讼撤诉有一部分属于非正常撤诉，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可能是因为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或影响，导致当事人被迫撤诉。1.被告胁迫撤诉行政诉讼的被告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即使进入诉讼程序，相对被告而言，原告仍是弱势群体，原告从长远打算，可能会因被告的胁迫而违心撤诉，害怕赢一官司，输一辈子。2.被告利诱撤诉行政机关不但不愿当被告，还怕败诉，因此会想方设法，许以利益，动员撤诉；还可能双方私下达成协议，但是协议内容可能存在一些违法情况，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可能会造成原告更大的损失。3.法院协调撤诉《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在实践中，法院综合考虑，会以类似调解的方式对双方进行调和，协调双方矛盾，最终的结果是产生调解式撤诉，以调解为手段，以撤诉为目的，最终结案。4.成本考虑撤诉行政案件若久拖不决，最不利的影响在原告，相应的诉讼成本也会增加，若被告稍微让步，原告可能就会接受，放弃诉讼，减少成本支出。
二、和解、调解制度的适用
（一）调解概念的解读“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主要的理论依据在于，行政诉讼的被告行使的是法律赋予其的行政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法律所规定的，其无法私自处分行政权力。因此，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合法则维持，违法则撤销或变更，而不能适用调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现阶段的价值追求，调解成为法院的司法工作最重要的手段，“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思路逐步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展开。在“大调解”的背景下，行政诉讼是否可以调解又引起学界热议，不能调解再次遭受质疑。把调解的思路引入行政诉讼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概念：一是调解；二是和解；三是协调。浙江大学章剑生教授认为，法院不能超越法律规定去运用行政诉讼法明确禁止的调解；协调是没有理论依据的，诉讼法上没有协调这一概念；民事诉讼法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解决纠纷，行政诉讼法可以参照，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就现状而言，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应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三者的理论根基1.协调的基础如章教授所言，协调无诉讼法依据，没有法律基础，那司法实践中如何开展协调和解工作？基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实际影响着司法运作过程的价值判断。既然无法从法律上得到支持，只能从司法文件中寻找根源。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主张最早见于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2007年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肖扬指出：“要积极探索行政诉讼协调机制，抓紧制定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问题的司法解释，为妥善处理行政争议提供有效依据。”2009年6月，最高法院就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以协调的手段化解行政纠纷，促进社会和谐。2010年6月，最高法院在《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中再次强调：“着力做好行政案件协调工作。”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者虽然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就需要通过协调的方式尽可能促使原告撤诉，或者由行政机关自行撤销原行政行为，或者由行政机关自行确认原行政行为无效。由最高法院结合司法实践，出台相关文件意见指导法院办理行政案件，是法院利用协调和解的手段办案的依据。2.和解的依据2008年1月14日，最高法院颁布《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撤诉规定》）。该规定的出台并不是以撤诉为目的，是为了给行政诉讼和解提供依据，由于行政诉讼法并无和解制度的规定，若以和解的规定出台，则会导致与法律冲突，撤诉就成为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切入点。以撤诉的方式达成和解，虽是撤诉规定，但包含了和解的意思。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其实就是一个和解的过程。可以说，和解是撤诉的原因，撤诉是和解的结果。《撤诉规定》反映出行政诉讼和解基于人民法院的主持，贯穿整个行政诉讼程序，在该过程中法院可以建议行政机关改变被诉行政行为，也体现出该和解带有职权主义色彩。3.调解的依据行政诉讼禁止调解，不应有行政调解的依据。对于学界热议的能否适用调解，主要的焦点集中在行政机关是否具备处分权的问题。公权力不能自由处分这是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观点。在行政机关看来，公权力既是权力也是责任，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处分，包括放弃、转让等行为。据此，行政机关无实体处分权，以此为调解基础的方式就无生存空间。但是，民事诉讼中最为适用的调解，以及“大调解”环境下的调解结案，均是行政诉讼调解应当发展的方向。《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适用调解的案件类型是侵权赔偿纠纷案件、行政补偿纠纷案件。除了这两类案件外，行政诉讼中基本不能适用调解，如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合同，虽然存在一定的行政裁量空间，但在当下的环境中，也是不宜允许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因而不应允许调解的。若行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中的调解。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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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校管理；权益救济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1-0340-01
一、学校作为行政主体的理论根据
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师权利的救济制度取决于学校的法律地位。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恰当的理论来解释教育领域的各个主体的法律地位及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学校的法律地位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一些法律、法规授权学校从事公共服务，行使公权力，学校事实上已成为一类特殊的行政主体；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学校与一般的国家机关相区别，而把它排除在行政主体之外。这种局面造成了在司法救济中，人们无法将二者之间的所有关系定性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而纳入一般的民事诉讼中，同时，学校与教师之间的争议又被排斥在行政诉讼之外。“行政诉讼实践采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概念，认为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实施公权力的行为，均可以将其视为行政行为而提讼。”…什么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很多教科书认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指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另一类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职能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行政主体。”这类组织的特性表现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非国家机关的组织，行使的是特定行政职权，行使的职权由具体法律法规所授予。学校不属于行政机关，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学校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力：……（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此条中，关于学校拥有的对教师的聘任、奖励、处分等权力，以及第（三）项的招生权，第（四）项的学籍管理、处分权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与单方意志性，同时，相对人对这些权力具有一定的服从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在管理过程中实施的是行政权力和公共管理权力，属行政主体中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是，学校在实施各种行为的过程中，哪些属于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目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
二、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分析
我国教师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取决于学校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如果学校以公务实施者的身份出现，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便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如果学校以民事主体身份出现，则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属私法关系。立足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改革，教师聘任体制将逐步得到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都明确规定：学校有权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并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但是，事实上，在目前的教育实践中，教师聘任制仍处于探索阶段，仅仅在聘用原则和聘用方式方面较为明确，其他尚未有相关规定。如果教师聘用制度在现行的学校内实行，那学校与教师之间则是一种具有劳动合同性质的聘用与被聘用的关系.双方之间处于自愿平等的地位，这种关系将取代由学校内部定编定岗的岗位聘任制而形成的学校与教师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学校在人事任用方面没有更大的自，大部分教师与学校的关系仍然类似于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的具有内部管理性质的行政法律关系。
根据《教育法》第l4条，15条的规定：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教育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对教育的管理也包括对教师的管理。国家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属于国家公职关系，所谓“国家公职关系，是指国家公务员因担任国家公职、执行国家公务而与国家发生的法律关系。国家公职关系的双方主体分别是国家公务员和国家，但国家的主体地位是由国家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公职关系也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国家公务员从其所任职的国家行政机关领取工资报酬.享受各种保险、福利待遇。因此，我们比较一下，教师与学校的关系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关系。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具有与行政机关同样的行政主体地位，但它所行使的公共职能只是代表国家行使的，是作为公职关系的直接主体而出现的，真正的行政主体是国家。教师虽然与公务员的名称不同，但教师是担任国家公职的工作人员，通过劳动领取工资报酬，福利待遇：除此之外，教师在任用、考核、奖励以及工资、保险福利、退休等制度中都与公务员无实质上的不同。比如，《教师法》第25条规定的教师工资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以及高等学校的教师由政府发工资，并且工资标准及医疗等待遇都比照国家公务员进行；教育行政部门对不称职的教师可以进行行政处分等规定都充分说明了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实际等同于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
三、教师权利救济途径的理论探讨
目前的教师权利救济制度主要是指教师申诉制度，从性质上讲，属于行政救济。除此之外，法律没有对教师权益受到侵害后的其他救济途径以及教师对申诉决定不服是否能寻求司法解决途径作出规定。也就是说.教师申诉以行政机关的处理为最终裁决。
篇7
所谓行政管理效率，就是在圆满完成行政机关的使命和任务以及即定的基础上，投入的工作量与所得的工作效果之比。低下的行政管理效率，会使企业机构僵化，调节失误，作用错位，而高能的行政管理效率则可使企业运转有序，可调控性强，具有行业竟争优势。由此概念入手，具体分析企业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就如何提高我国企业行政管理效率、改进行政管理方法和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等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企业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现状
权力集中缺乏制约。权力过分地高度集中而又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一些企业工作人员严重，家长制、人身依附等封建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严重影响着决策民主化、管理科学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使企业行政系统缺乏活力和效率。
行政法律和体制不健全。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法律制度不健全，有些行政法规虽然已经制定，但没有很好的执行。现代行政管理需要建立起科学的工作程序和全面规范的管理规则。因此，行政管理体制不全，机构设置不合理，规章制度不科学、不完善，以及对现代社会新的科学技术方法推广应用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行政管理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企业里一些行政管理人员行政素质不高，知识能力不强，遇事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缺乏全局意识，对自己有利就干，无利可图的就推诿不干或放在一边慢慢拖着干。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借口上，既浪费了时间又耽误了工作，直接影响着行政效率的提高。
提高我国企业行政管理效率
严格执行企业规章制度、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企业规章制度。对建立的规章制度作为本单位的规章，在领导的统一部署下，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严格执行。各部门行政管理工作人员要各就各位，各行其事，各负其责。要真正把各项制度具体落到实处。要把监督检查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工作做得好，成绩突出的，要及时总结经验推广、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工作不重视，做得不好，漏洞明显，或出现重大问题的，要认真总结教训。通过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使规章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至流于形式。
引入现代化技术与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在管理工作中应用计算机实现管理手段现代化，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无处不在，就企业行政管理可通过计算机合理运用效率管理软件实行企业现代化管理。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自主管理、绩效考评等。当前企业行政效率在管理方法上陈旧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政百年历史，曾经铸就过邮政的辉煌，形成了一套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可同样是由于这套管理制度在面对信息化程度不断普及的今天，感到束手无策。通过科学企业管理方法的引入可以极大的缓解传统的陈旧管理方法与现时代的格格不入。
实施提高企业行政管理效率的主要对策
实行和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以其为首的管理系统是科学行政管理的基础。这就要求，首先必须明确行政首长的职责和权限，其次必须保证其管理措施有畅通的行政实施渠道，再次还要建立现代企业的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企业职代会、工会的民主监督职能，保证其管理措施不致因考虑欠周或个人判断失误而产生负面影响，并且防止其牟取私利。
篇8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省一村一品发展水平，推动一村一品向一乡一业和一县一业转型，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决定对一县一业和一乡一业进行量化考核评定管理。具体实施意见如下：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统揽，按照“稳粮、优果、兴牧”的思路和“根本在特色，做大在规模，做强在品牌，关键在提升”的发展一村一品总体指导思想，严格按照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一乡一业示范乡镇申报标准，筛选出一批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一乡一业示范乡镇，加大资金政策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跨区域、大规模、集群式的畜、果、菜、特优势产业带，有力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县域经济发展，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二、目标任务
通过对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一乡一业示范乡镇进行公开、透明的量化考核评定，加快推进一村一品向一乡一业和一县一业转型，全面提升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和一县一业的发展水平，到2012年带动全省近40%的行政村成为一村一品专业村，形成20个左右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一批一乡一业示范乡镇，使一村一品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载体和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三、标准体系
制定出台《陕西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区申报标准（试行）》和《陕西省一乡一业示范乡镇申报标准（试行）》，分别包括产业发展规模、产业化经营水平、产业支撑体系三个方面共41项具体指标，实行千分制评定考核记分（详见附表1、附表2）。量化考核总分达到850分以上（含850分），并经陕西省发展一村一品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县区和乡镇，才能被评定为陕西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陕西省一乡一业示范乡镇。
四、量化考核
陕西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陕西省一乡一业示范乡镇量化考核由各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县乡力量严格按照《陕西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区申报标准（试行）》和《陕西省一乡一业示范乡镇申报标准（试行）》，对具有一县一业和一乡一业发展基础的县区和乡镇进行摸底调查，逐项打分，综合评定。对符合申报标准的县区和乡镇，由其提出书面报告，逐级核查上报。各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所辖范围内申报县区和乡镇核查后，统一上报省农业厅，省农业厅审查后报省发展一村一品工作领导小组，省发展一村一品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公示后，批准为陕西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陕西省一乡一业示范乡镇。
五、督查奖惩
陕西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陕西省一乡一业示范乡镇，每年评定一次。被评定为一县一业的示范县区和一乡一业的示范乡镇，各级政府将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对已批准为一县一业的示范县区和一乡一业的示范乡镇，每满三年进行复评，对成效显著的示范县区和示范乡镇省上进行表彰奖励，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省上将取消其示范县区和示范乡镇资格。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深刻认识一村一品对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把对一村一品概念的理解从“村”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严格按照申报标准，认真做好陕西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一乡一业示范乡镇的量化考核评定工作，提升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和一县一业的发展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完善机制，落实责任。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一乡一业示范乡镇量化考核评定工作，由各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总责、县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具体抓、派驻干部协助抓、职能部门配合抓的工作机制。各相关人员和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明确目标，落实任务，充分发挥县乡两级的积极性，动员引导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一县一业示范县区和一乡一业示范乡镇的量化考核评定工作。
篇9
一、理清法律进社区的概念
1、对法律进社区的概念分析。笔者认为，法律进社区活动的概念应当是：凡属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实施、作用于社区的管理、服务、援助、宣传教育等活动，都属于法律进社区的范畴。如社区居民民利的行使涉及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等；社区治安涉及的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社区服务、保障涉及的卫生保健、计划生育、困难户和低保对象、失业人群等；社区建设涉及的小区规划、出新、物业管理、消防、排污、绿化、美化等；涉及相邻关系中的阳光权、噪音污染、油烟污染以及违章建筑、装潢等；涉及到邻里关系、家庭关系、外来人口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社区建设中涉及法律的问题，都可能产生侵权和纠纷，也都需要通过社区建设、管理以及法制宣传教育、社区依法治理、法律服务来解决。法律进社区的特点应当为：（1）属于社会公共事务；（2）属于法律事务；（3）属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中介组织提供并作用于社区的；（4）属于社区（包括居民自治组织、居民群众、居民法人）所涉及事务对法律有需求的。
2、司法行政进社区不等于法律进社区。目前，司法行政行机关行文指出所要开展的法律进社区活动，都是从司法行政所承担的职能来要求的，如开展社区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向社区延伸律师、公证、法律服务，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社区法律志愿者活动，积极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等。从性质上讲，这些只能属于法律服务进社区，应是法律进社区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法律进社区概念中的子概念，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法律进社区。
3、从组织运作上讲，党政机关各个部门、各社会团体、中介组织都在依照各自的职能，各自的社会定位，在不同程度上实施着法律进社区活动，如公安机关设立的社区警务室、社区辅警，组织的社区联防队、义务巡逻队等。司法行政机关也是其中的一个组织实施者，不同的是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项目较多，群众需要量较大。但司法行政机关只能组织本系统人员，也就是司法行政机关干部、所属的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对其他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司法行政机关只能作为社区资源来协调，动员和鼓励他们参与到法律进社区活动中来。对其他部门在社区实施的管理、服务活动，司法行政机关也只能发挥职能作用，积极配合，而不能越俎代庖或指手画脚。因此，法律进社区作为一项整体活动，不可能只通过一个部门的操作而达到整体实现。
二、认识司法行政组织实施法律进社区的性质和目的
司法行政组织实施的法律进社区活动是基于司法行政的职能要求，以司法行政作为法律服务的主要供给方，并组织政府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团体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涉及社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是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在这项活动中，司法行政机关既是组织者，也是实施者，同时也是服务的提供者，有别于政府其他部门，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出于自身职能和利益需要所开展的法律服务活动。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法律进社区活动的目的，一是使社区居民、居民法人得到便捷、优质、有效的法律服务，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地区的社区建设和社会稳定；二是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依法行使民利，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三是促进司法行政机关职能在社区落实。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如人民调解、两劳安置帮教、法律援助、法制宣传教育，以及律师、公证、法律服务等，都是面向基层、面向社会的服务工作，都属于法律进社区活动的范畴，都是社区服务的资源。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正是落实司法行政职能有力的助推器。
三、司法行政实施法律进社区应考虑的几个原则
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是党和国家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民心工程。司法行政机关在组织实施这项工程中，应注意一些原则的把握，以保证活动的健康发展。
1、加强协调、理顺关系的原则。法律进社区不仅是一项活动，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服务，是为社区居民和居民法人提供涉及法律事务上的方便和帮助，是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法律进社区不应当也不可能由司法行政机关一家单独实施，只有和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的其他方面有机结合，法律进社区活动才能取得综合性效果。当前推动和实施社区建设的主体有政府及以民政部门为主的政府各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居民自治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居民群众。司法行政机关推动法律进社区必须搞好协调，一是争取区委、区政府对法律进社区活动的支持和关注，将法律进社区纳入区委、区政府推动社区建设的整体框架，统一布置、统一组织实施；二是与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搞好协调、加强沟通、密切配合，融法律进社区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治安与稳定、社会保障、社区环境、社区文化和各项便民利民措施之中；三是与街道工委、办事处搞好协调，争取其对司法所工作的支持。在城区，司法所实际是处于司法行政和街道的双重领导之下，而且日常工作由街道直接领导。司法行政机关只有主动加强和街道的沟通与协调，听取街道对实施法律进社区的意见，争取他们解决司法所工作上遇到的困难，支持司法所开展法律进社区各项活动。这是保证司法所全面完成司法行政任务，不被其他任务取代，不脱离街道整体工作的重要环节。
2、整体把握，立足于职能发挥的原则。司法行政实施的法律进社区活动是司法行政职能在社区的整体落实，不单单是搞一些简单的法律咨询服务，而是将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一项整体的项目，服务于社区。因此，司法行政机关应从职能发挥的角度，整体勾画法律进社区的方案和途径，从宏观上把握法律进社区与其他社区服务的配套衔接，保证这项活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要特别注重街道司法所在法律进社区活动中作用发挥，因为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的派出机构，承担了司法行政职能在基层落实的任务，其工作范围和对象也正是社区内的居民群众和企事业单位。可以说，司法所的全部职能作用发挥，都属于法律进社区的范畴。司法行政机关在推动法律进社区活动中，应首先关注对司法所的指导、督促和服务，协调解决司法所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及时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努力保证司法所职能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为法律进社区活动奠定坚实的组织和机构保障。
3、求真务实，便民利民的原则。在当前改革大潮下，社会关系、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加上新型小区、高层小区的出现，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随着改革而出现的新型社会矛盾，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涉法问题，如劳动、医疗、保险、住房、养老、托幼、家政、消费、物业管理等方面，客观上对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社会化服务有了更高更广泛的需求；一些特殊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下岗职工对涉及法律方面的服务和援助也更为迫切。同时，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律对社会事务的调整作用日益明显，也为法律服务拓展了空间。法律进社区活动正是适应了改革的需要，适应了人民群众是需要而开展的，具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以此为契机，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来看待法律进社区活动，转变作风，重心下沉，真正为社区群众办实事，做到难有所帮、贫有所助，形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有保障的法律服务机制，赢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四、拓展法律进社区的途径
作为社区建设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法律进社区活动，其内容与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其实现途径也必然要与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密切结合，才能有效实现法律进社区。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搞好结合：
一是法律进社区活动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并明确提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把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当前广泛开展的社区建设，其核心就是社区居民的民主自治。法律进社区应当结合社区依法治理的推进，在法制宣传内容中加大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宣传力度，引导社区居民依法参政、议政，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权利，并为社区居民民利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
二是法律进社区活动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活动相结合。前文所述法律进社区活动的目的之一是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提高公民依法维权、依法办事的能力。而这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的全民普法教育活动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在内容上应相互包容，在组织运作上应与党委宣传部门、街道、社区自治组织共同实施，在方法形式上应丰富多彩，在宣传阵地上可共同利用，在骨干队伍上相互支持。特别是结合社区居民身边发生的事，可以借用社区学校、夜校、讲座、宣传栏、座谈、讨论、法制文艺、漫画、演讲、征文等阵地和形式将精神文明、公民道德和法律知识结合起来进行宣传教育，将更能够为居民所接受，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与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工作相结合。司法行政机关履行的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两劳人员安置帮等职能，本身就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就是要更深入地落实这些职能，加强群众性的人民调解组织、法律援助队伍，安置帮教队伍建设，加大对社区各类矛盾纠纷的调解力度，并结合社区创安工作，与社区内的义务巡逻队、联防队、社区辅警队伍的作用发挥结合起来，共同维护社区的安宁与祥和。
四是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社区法律服务是社区服务的组成部分，是要义，没有法律服务的社区服务将是不完整的服务。而社区服务能否真正为社区居民群众切身利益服务，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则需要依法规范。社区服务中的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物业、保险、家政、养老、助残、助困等各项服务都都是与法律有关的服务内容，也都是法律服务要涉及的内容。司法行政机关应与提供这些社区服务的单位、组织、团体及中介机构结合，针对社区服务的具体内容开展相关的法律知识宣传，协助解决社区服务中有关法律问题，促使社区服务更加规范，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改善的要求，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五、司法行政实施法律进社区应掌握的几个环节
一是动员社会广泛参与。法律进社区不单单是司法行政进社区，也不单是由司法行政独自操作能够完成的。司法行政机关在提供职能服务的同时，必须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并以司法行政机关所管理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服务所人员为骨干力量，积极整合社区内的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居民自治组织、社会中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居民群众中的资源，组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志愿者队伍和宣传、服务阵地，通过这些队伍和阵地的作用发挥来具体实施法律进社区的工作。
二是加强指导。司法行政机关作为这项活动的指导部门，应以对人民群众负责和服务改革的态度，积极推动这项活动的开展。加强对司法所、志愿者队伍的指导、服务、评比和奖励，鼓励街道、社区居委会和参与法律进社区的单位、团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抓好试点，并及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以保证活动取得阶段性效果。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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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专利保护制度
如今，在互联网行业涌现出一批通过自主创新崛起的企业，但是由于互联网行业暴力性的经济吸引力，同行之间为了争夺利益，不惜以出卖道德和企业信誉为代价相互抄袭、诋毁，对于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有效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制便无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1 中国专利制度概述
⑴专利制度的概念：专利制度是指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利用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确认发明人对其发明享有专有权，以保护和促进技术发明的制度。
⑵专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依据专利法，对申请专利的发明，将其要点写成详细说明，公诸于世，征询异议，经过审查和批准后，授予发明者以专利权。[1]
2 中国互联网行业专利权保护水平的现状
2.1 专利保护制度执法难
我国专利权的保护采用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保障模式。但是依然存在执法难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⑴专利是技术与法律的结合，所以，专利法一般会涉及到相关的技术问题，但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构建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技术指导，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者所掌握的相关专业技能与实际办案的需要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无法胜任有些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或处理工作。
⑵在知识产权执法中，执法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多追究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而忽视对刑事责任的追究。在专利法中，对侵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并没有区分故意和过失，而不做主观罪过的区分实质上有可能会造成在审理或处理侵权行为时量刑不当。[2]
2.2 缺乏专利权维权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
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多数企业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创新的组织机制也不完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⑴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对产品研发的重视程度不足，对专利申请的积极性不够。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科技资源的依赖性非常高，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信息技术产业的规模和前景。现阶段，我国互联网行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销售额很少的一部分，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投资比例。
⑵技术创新、专利产品研发激励机制不到位，无法充分调动专利研发人员的研究积极性。对专利发明人和对技术成果转化作出突出贡献的人都应该以各种丰厚的奖励及报酬作为回报，激发他们的研发积极性，但企业在这方面的奖励政策十分有限。
3 完善中国互联网行业专利保护制度的对策
完善信息技术行业的专利保护制度需要在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业组织的自律、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以及网络用户的监督等方面综合努力。[3]建议从专利保护主体方面着手，全方位综合完善专利保护制度。
3.1 整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资源，加强行政管理监管与效率
⑴从行使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职能来看，互联网行业的运行除了不能游离于法律的监管之外，政府也应当在立法的基础上，在专利管理和服务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整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资源，出台一些引导性的行政规章、政策，实现高效便民的行政服务机制。
⑵从行使政府的行政职权的角度来看，政府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活动要严格遵循合法合理原则。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权对私权的干预程度，可以主动采取引导公众舆论监督、劝告、说服等非强制性措施，这可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执法效率。[4]
3.2 德法并用，健全创新技术保护与激励机制
⑴德法并用。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不能忽略道德指导和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从立法的角度对专利侵权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提高网络传媒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能够从根本上切断不法侵害发生的源头，弥补法律只能作为一种外在约束机制的缺陷。[5]倡导提供网络服务商应当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自觉遵守市场经济应有的法律规范和基本准则，建立商业伦理互信机制。
⑵完善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完善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是人才支撑研究的有效手段，也是互联网行业长足发展所需的不竭动力。健全创新技术保护与激励机制，不能简单的从企业的基础利益设立激励机制，还要在契合科技创新人才的特征与需求的基础上寻求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政策。
[参考文献]
[1]李祖明.互联网上的版权保护与限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2]安雪梅.专利侵权行为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5.
[3]陈怡，袁雪石.网络侵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