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十篇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1

【关键词】无形资产 价值评估 价值创造

一、无形资产的本质属性

《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准则中指出，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无形资产分可辨认无形资产和不可辨认无形资产。可辨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不可辨认无形资产是指商誉。

二、无形资产价值的特征

（一）无形资产价值的弱对应性。与有形资产不同，无形资产的成本在会计账簿中往往是不完整的。无形资产属创造性劳动成果，成果的取得通常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与失败、投入与浪费，而失败的代价很难预计并确切量化，从而使无形资产的开发支出缺乏明确的对应性。

（二）无形资产价值的虚拟性。一些无形资产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成本核算，这时无形资产的成本只具有象征意义。例如商标成本核算的是商标设计费、登记注册费、广告费等，而商标的内涵是指商品内在质量信誉，它包括了该商品使用的特种技术、配方和多年的经验积累，此时无形资产的成本具有虚拟性。

（三）无形资产价值构成的特殊性。无形资产是由复杂的脑力劳动创造的，不能批量生产，而是个别一次性生产，具有较大的探索性和风险性。因此，无形资产的价值不像有形资产那样由凝结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由个别生产者在个别生产中所消耗的实际劳动时间来计量。

三、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

无形资产价值的特征决定了其价值创造的驱动和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

1.无形资产的替代性。有形资产不可能被不同方同时使用，在一方使用时，另一方必须放弃。与有形资产的非替代性不同，无形资产具有使用上的替代性。他可以同时满足多方的需要且不影响无形资产创造超额价值的功能。

2.无形资产的增值性。无形资产能够重复使用，某些类型的无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其价值不减反增，并可以同时多头、多次转让；同时，无形资产是有形资产发挥作用的“催化剂”，可大大提高有形资产所生产产品的附加值；更为重要的是，无形资产一旦具有较长的有效使用期和保持期，对使用者的效益贡献大，转让价格也会提高，评估值会更大。

3.无形资产的高收益性。无形资产的高收益性是由无形资产的价值特征所决定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创造超额价值的无形资产主要源于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可以使企业获取高于一般水平的收益，为企业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

（二）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制约因素

1.无形资产的部分独占性。无形资产的部分独占性表现在无形资产的权利人不能百分百地获取或控制无形资产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关于无形资产的法律尚不健全。一旦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期限已过，无形资产的非拥有者就可以在零成本的情况下使用该项专利，从中获取利益。

2.无形资产的贬值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技术经济含量更高、功效更强大的无形资产会逐步或迅速地取代原有的可替代的无形资产，从而造成原有无形资产的贬值乃至被淘汰。从技术进步角度讲，专利权等无形资产都有其生命周期的限制，从成熟期转向衰退期甚至淘汰期就会使无形资产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贬值。

3.无形资产的高风险性。无形资产的高风险性主要表现为研发风险。其前期开发需要很大的投入，但是成功的几率并不与投入的比例成正比，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一旦无形资产研发不成功，对于一个正在发展的企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即使研发成功的无形资产，一旦前期的保密措施做得不好，研发秘密泄露出去，意味着无形资产产生的效益将被其他使用者瓜分。

无形资产的高风险性还表现为投资风险。其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难度。无形资产价值评估出现问题，无疑会对投资者投资带来较大风险。

四、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能力评估

（一）确认无形资产的收益年限。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与该无形资产产生收益的年份密切相关，无形资产使用期限是影响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因素。使用期限的长短，一方面取决于该无形资产的先进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其无形损耗的大小。无形资产越先进，领先水平越高，使用期限越长。同样的，无形资产无形损耗程度越低，收益期限越长。

（二）确认无形资产的科学价值和发展前景。科技成果都会经历发展―成熟―衰退的过程。成果水平越高，垄断性越强，其价值创造的能力越强；成果开发程度越高，技术越成熟，运用该技术成果的风险性越小，价值创造的能力也会越强。无形资产价值的损耗和贬值，不取决于自身的使用损耗，而取决于本身以外的更新换代情况。因此无形资产的更新换代越快，无形损耗越大，其价值创造的能力越低。

（三）确认无形资产使用方式。无形资产转让权利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买卖双方的经济利益，通常买受方获得的权利越大，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能力越高。所有权转让的无形资产其价值创造能力高于使用权转让的无形资产。随着转让次数的增加其价值创造能力呈降低的趋势。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文化资本

Abstrac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regarded as the “living fossil" of culture and memory of a nation. It is the outcome of certain natural environment in certain period. The particular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ws cultural difference，which is important cultural capital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ability of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Cultural Industry；Cultural Capital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先民创造的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文化财富，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重要载体。他所包含的口传作品、民族语言、民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美术音乐及乐器和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无不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化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时事的变迁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其最初的形态已经相去甚远，我们今天所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趋于符号化了。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活的记忆”，所呈现出的是各种文化符号的活态聚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符号可以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的生产提供原材料，利用各类传统节日可以发展旅游业，各种民间戏曲可以进入演出市场，实行产业化运作，各种民间服饰中的民族元素可以进入纺织业，提升我国纺织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运作成为可能。但并非所有的文化符号都可以转化为符号价值，只有那些具有独特性，具有文化示差作用的文化符号才能成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在人类历史中的不可复制性而呈现的独一无二性，使其成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的文化资本。

一、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理论由布尔迪厄首先提出。布尔迪厄认为，社会领域是一个积累的世界，为了理解社会领域的积累性，必须引进资本的概念。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已经深化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直接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第二种是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这种资本也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第三种是社会资本，它由社会义务(“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由此可见，“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根源。布尔迪厄主张，一方面必须防止把其他资本形态统统简化为经济资本，进而忽视其他资本形态所产生的特殊功效，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一个严酷的事实，这就是所有的资本形态最终都可以在经济学中被简化。“……正是通过这种简化，经济理论将交换的其他形式隐喻性地界定为非经济的(non-economic)交换，因而也就是超功利性(disinterested)的交换。这种经济理论之所以要改变某些资本的性质，并把它们定义为超功利性的，是因为通过改变性质，绝大多数的物质类型的资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经济的资本类型)，都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如文化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1]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这种超功利性和非物质形式，是在交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经济资本通过交换改变了本身的性质产生的。也因此，布尔迪厄有时候也用“象征资本”或“信息资本”来形容它。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获取的社会条件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多的伪装，因此文化资本预先就作为象征资本而起作用，即人们并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而只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只认为它是一种能得到社会承认(也许是误认)的权威。[2]

布尔迪厄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态：一是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形式存在的具体形态；二是以文化产品方式存在的客观形态；三是通过外化的可观察得到的各种规范、资质体现的制度形态。实际上，布尔迪厄所说的三种文化资本形态大体上可以对应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人力资本、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强调了文化产品是客观化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统一。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文化资本借助经济资本得以转换成文化商品，而在进入流通环节之后，文化资本又通过接受者的文化消费再次转换成经济资本的收益。文化资本就是文化商品的一种资本形式。交换是文化资本得以转换生成的条件。文化资本是在进入流通环节、在可交换的基础上才能够成为一种资本的。在没有进入交换之前，文化资本往往只以资源的形式存在着。正是交换过程把文化资源资本化，成为可以在文化产品中积淀和传递的象征资本(或信息资本)，并最终在交换之后获取资本的收益。就此意义而言，布尔迪厄说：“文化资本的象征性功效的最有力的原则，无疑存在于它的传递逻辑之中。”[3]

众所周知，交换或“传递”的前提是差异性的存在。正所谓“互通有无”，无论是交换，还是“传递”都要以差异性的存在为前提。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更是如此。作为符号消费的一种，文化产品的消费同样是一种差异性消费，没有独特性，没有区别于其他产品的独特的符号价值，文化产品就缺乏竞争力。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文化资源就不能转化为文化资本。所以，发展文化产业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在文化差异中提取可用的文化资本。在当前文化全球化文化同质化大行其道的语境下，我们更加应该重视文化产品的差异性，而非同一性。对此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当冯小刚拍摄由好莱坞哥伦比亚公司投资的《大腕》时曾说：“需要做的是，减少影片中的地域性，使受众更广泛一些，不仅仅是中国的南北方的问题，还要考虑到不同的语种。”[4]在把自己的影片推向国际时，冯小刚采取尽可能抹平文化的地域差异的策略，以更具同质化的形态去扩大文化认同的范围，结果遭遇惨败。究其失败的原因，梅特·希约特说得好：“只有当我们以自己的特色展现自己时，我们才可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企图径直接近符合国际口味的现存标准，至少在三个方面来看是失策的。首先，这样做会破坏对自我表现的真实性所做出的承诺，使获取国际认同的愿望南辕北辙；其次，如果我们根植于弱势文化，我们把握标准和达到标准的可能性便不会大；最后，要具有主流文化的影片制作技术，要使其摹仿能力让人拍手叫好，确是一件罕事。”[5]由此可见，差异性对于文化产品至关重要，事实上，我们也不乏由于成功地从文化差异中提取了文化资本而大获成功的文化产品，如《霸王别姬》、《洗澡》、《秋菊打官司》等，由于成功地将民族文化中独特的文化资源，京剧、方言和旧式澡堂等引入文化产品的生产，大大提升了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据此，我们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差异性之于文化产品可以说能够点石成金，尤其是当我们的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时，这种体现文化差异性的文化资本就更加重要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的文化资本

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所创造出的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多样性，体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的文化形态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创性，这就决定了其具有独特性和惟一性及其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消亡的命运，有的已经消失。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景象，但是，不可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又是不可避免的，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亡的现实更加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而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使其具有了经济价值的增值性，成为最能体现文化差异性的文化资源，并具备了进入文化产业，成为文化资本的潜质。

文化产业究竟能够生产怎样的差异，这是一直以来困扰着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迈克尔·波特提出“差异化”竞争战略后，企业家们莫不将其视为圭臬。但是，究竟实现什么样的差异化，各个企业理解的层次是不同的。起初，企业比较重视产品实用功能的差异，这表现为强调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然而，现在产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难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一方面，这种以实用功能为内容的差异的运作空间十分有限，人们所需要的实用功能并不复杂，过多的实用功能反而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在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被满足之后，产品功能很难再成为人们购买行为的激励因素。而且，就技术层面而言，我们的文化产业在国际上并不占优势，如果只在技术层面争短长，无异于以吾之下肆对其上肆，所以，就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而言，只有利用我们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我们的文化产品附加丰富的文化符号价值，才能使我们的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是，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开发还远远不够，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我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但有很多没有有效地开发、利用，包括民间手工业、民间戏曲、民间活动和传统节日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包括内隐性和外显性两个部分。比如民族服饰、特色建筑及生活方式等民俗文化及生活事项属于外显性部分，而民俗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则是内隐性的。它一般通过载体或文化氛围表现出来。高层次的民俗文化旅游是非常注重文化环境及文化氛围的营造，它不仅仅需要表征的民俗文化载体，而且还必须有一种能充分体现该文化的环境及氛围，即旅游者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享受；民俗仿照景观在这方面是有其欠缺性的。我国历史悠久，民间文化的土壤丰厚肥沃，几乎祖国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以至每座桥梁、每个街坊、每一种地方特产，都有着脍灸人口的美丽传说，这就使祖国山水、风物带有更浓郁的诗情画意、浪漫色彩，赋予旅游更多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大量的民俗传说、风物故事，强烈地吸引了游客，增加了旅游情趣。就旅游资源而言，要在保护文物资源的前途下，大力开发一些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开拓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以及红色旅游等等。就休闲产业而言，我们要开发工艺美术品、字画、珠宝以及花卉产业等。还有些公共文化设施包括科技馆、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等，也要提高其文化价值。

但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项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前，首先要做的是对该资源进行立项研究，对开发的可行性、投入产品等都要有实质性的分析数据，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度”，过与不及都应尽量避免。而且，既然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那么必然受到投资环境、人力资源、投资渠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建立一个相对科学的准入制度，相对有效的监督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然后就是要突出特色，说到特色，有人常常想到的仅仅是外在形象，其实特色是一种文化的反映，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的反映，地方特色是地方文化的反映。较之外在的形象或形式，特色产品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内涵才是“特”之所在。而这恰恰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有些地方人为建设民俗景点却不尊重原本民俗的基本习惯。如某地建设永宁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的房子，却舍弃了房中独具特色的象征女、男的中柱，而这种中柱不仅是家庭的象征，也是妇女颇受尊敬的标志。又如鄂伦春族的居民点，原本五、六个并排的“撮罗子”，变成了前后排列的现代格局，殊不知鄂伦春族房后有供神树，并排的“撮罗子”可以有效防止人们随便看到神，以示对萨满神灵的敬畏。还有的地方生搬硬套，搞所谓“标新立异”的“图腾柱”，柱上雕满西南民族的傩面具，看似民族风情浓郁，但却犯了相当严重的常识性错误。图腾柱本是北美东北部印第安人的信仰，在世界上并不普遍，中国有无图腾尚无定论，而且这种傩面具汇集的图腾柱既是对傩面具所代表的神灵的亵渎，也不是原本的图腾柱。这些凭主观想象，不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特”不但不能有效保护我们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还会对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不仅关系到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复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已经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应当遵循一定的“度”，达到某种“特”。而这种“度”与“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严格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生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征，偏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应遵循的真实原则、生态原则、人本原则、发展原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从而危害到文化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而这是我们万万不愿看到的。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3]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3

一、无形资产评估传统方法评析

在无形资产评估过程中，评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处于核心地位。目前无形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下面对这三种方法进行评析并对应用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成本法。成本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历史成本(即最开始购置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支付的完全成本)或简单重置成本(即以重新购进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需的支出费用)作为推算无形资产价值的主要依据。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法，是指在评估无形资产时，按被估资产的现时完全重置成本(重置价)减去应扣减损耗及贬值，或乘以成新率来确定被估无形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公式为：无形资产评估值=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成新率。在实际运用中，重置成本是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历史成本体现了资产的原始形成过程，具有易获得性和可验证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成本法的适用场合是以摊销为目的的无形资产的评估，但相对于有形资产来说，无形资产有其特殊性，所以成本法的使用也有局限性。一是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具有不完整性、弱对应性及虚拟性等特点，因此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重置成本来评估无形资产现值是不合理的。二是无形资产的成新率很难确定。三是大多数无形资产常常存在着开发成本高而应用前景差或开发成本低而应用前景好的现象。对这样的无形资产用成本法进行价值评估是不合适的。

（二）收益法。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资产未来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无形资产评估值。不论是收益现值法还是成本收益加法，其出发点均是将所预计的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收益期限和收益率作为资产评估的主要依据。优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运用此法时基本上不用考虑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克服了无形资产历史成本的不完整性缺陷。第二，从理论上讲，收益法以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为基本依据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评估结果能够比较真实、准确地反映出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三，它克服了无形资产成本的弱对应性和虚拟性特点给成本法使用带来的不便，对于成本和收益相关性差的无形资产也能评估。第四，采用这种方法会使评估者站在买者(或受让方)的角度来确定各项指标，评估结果往往对无形资产的接受方比较有利。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也存在着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问题。因为在收益法运用中评估者需要对收益额、折现率和收益年限等指标做出预测，预测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和随意性。评估者对这些参数预测的主观态度都将会直接影响评估结果。

（三）市价法。市价法是指在市场上选择若干具有可比性的相同或相似的无形资产作为参照物，并根据它们的交易条件，市场交易价格和价值影响因素的差异，以及使用权转让次数，综合分析调整，来确定无形资产评估值的方法。市价法在使用时应注意其前提条件：(1)存在一个充分发育、活跃的市场；(2)参照物及其与被估无形资产相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是可搜集到的。从这个角度看，运用市场法进行资产评估是一种很直接的方法，得出的结果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不存在充分发育而且很活跃的市场。再者，由于无形资产垄断性强、透明度不高，使取得相关信息资料十分困难，在市场上难以找到相同或近似的评估参照物，有时甚至是

不可操作的，现行市价法的局限性就显得更为突出。这些因素限制了市场法在我国无形资产评估中的运用。

二、无形资产评估的新方法

传统的方法在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时存在的一定的缺陷，在此介绍几种新的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复合成本法、生存曲线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现值法。

（一）复合成本法在评估无形资产中的应用。所谓复合成本法，就是在评估一项无形资产时，不仅考虑其历史成本或重置成本，还要考虑其稀缺性及其效用的大小。用公式表示为：

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效用函数/稀缺系数）×100％

通过上面的公式，可知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劳动量、效用性和稀缺度3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1）劳动量。无形资产具有存在唯一性，理论上讲应当取最先研制成功的具有相同功效的一批无形资产中包含的最小劳动量。未获得成功的无形资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则不能计入无形资产的价值。在研发成功的无形资产中，也只有包含最小劳动量的无形资产交易才最容易成功，价值得到认可。不过最小劳动量在确定时有一定的难度，在实务中应当尽评估师所能，多收集资料，筛选对比后选出最小劳动量使用。也可以用历史成本或传统成本法求得的重置成本替代之，因为劳动量在无形资产价值中的影响并不显著。

（2）效用及效用系数。无形资产的效用可以划分为生产资料效用和生活资料效用。生产资料效用的测量标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效用对劳动量起着约定作用。效用系数通常用0，0.1，0.2，……1，1.1，1.2……表示。系数越大表明效用越大。无形资产效用系数的确定可参考专家和专有技术人员的建议按其作用的大小确定，专家如果认为使用一项无形资产可提高产量100倍，则可将效用系数定为100。

（3）稀缺度及稀缺系数。稀缺度指的是无形资产的稀缺状况以及市场上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通常用稀缺系数表示。在理论上稀缺系数存在0的值，但是当其为0时实际意义及不大，所以我们将稀缺系数定在0.01至1的范围之内。而1则代表着供求平衡时的稀缺系数。系数越小表明越稀缺，反之亦然。

可以看出，复合成本法的优点是可以很好地解释无形资产价格和成本背离的现象，在评估实务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且，与传统成本法不同的是，它考虑了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二）生存曲线法在无形资产评估中的应用。生存曲线法主要用来预测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无形资产经济寿命又叫有效期限，是指无形资产发挥作用，并具有超额获利能力的时间。所有系统，都会随使用年限而退化并最终失效。而失效的时间往往是一个随机变量。生存模型就是以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状态(生命状态)为研究对象的，视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为随机变量，用一个恰当的概率分布函数(生存分布)去描述，对生存分布函数进行统计处理从而预计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

采用生存曲线法预计无形资产的受益期限一般需要经过以下六个主要步骤：第一，收集生存数据。我们可以选定一个样本进行观测，所有观测点由存活的初始状态转变为死亡状态后试验终止。另外，我们还可以观测市场上同类无形资产的生存、死亡情况来收集生存数据。第二，数据的初步分析，绘制数据图以获取模型选择的一些信息。第三，模型选择，即选择一个恰当的模型去拟合生存数据。第四，参数估计。第五，模型检验。第六，求出无形资产的期望剩余寿命。

（三）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即历史成本双折现及超额收益现值法，是指在无形资产评估时，按被评估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折现值，加上其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和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减去应扣损耗或贬值，来确定被评估无形资产价格的一种方法。该评估方法适用于一切易于获取历史数据的无形资产的评估，重置成本可以获得的无形资产的评估。对于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商誉”的评估，该评估方法也是适合的。当涉及到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的转让和许可权时，该评估方法是不适宜的，因为其评估的结果不易为交易双方所接受。

成本收益双折现法的计算公式为：

无形资产评估值=历史成本折现值＋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1）历史成本折现值，即无形资产的历史折现至评估日的值。当评估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易于获取时，可根据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按照一定的复利率折现为评估日的数据；如果评估日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不易或不能获得时，可用其完全重置成本代替之。（2）使用过程中价值积累，即无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投入积累。（3）实体性贬值，也称有形磨损贬值，它是指资产在使用或闲置中因磨损、变形、老化等造成实体性陈旧而引起的贬值。（4）功能性贬值，也称无形磨损贬值，它是由于技术进步出现性能优越的新的无形资产，使原有的无形资产部分或全部失去使用价值而造成的贬值。（5）经济性贬值，指由于外界因素引起的，与同性质资产相比活力能力下降而造成的损失。市场需求的减少、原材料供应的变化、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利率的上升等因素都可能使原有无形资产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而贬值。（6）预期超额收益现值。如果至评估日，无形资产才开始出现，则公式中除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外其余各项均为零．这时该评估方法与现行的三种评估方法中的收益现值法等价。

（四）成本收益现值法。成本收益现值法，就是考查评估基准日以前评估对象所费成本，并通过一定的物价指数将此成本调整为评估基准日时的价值(现值)作为评估对象评估价值的一部分；评估价值的另一部分是在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企业各年销售收入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提成率，其提成额除税后作为评估对象带来各年收益，再通过折现求和计算所得的结果，以上两部分之和即为该评估对象的评估值。由上述可见，该方法同时考虑重置成本标准和收益现值两种标准，它比单一的重置成本或收益现值标准全面，该方法适用于商标所有权价值的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V评估值；C评估对象成本现值；α企业各年的销售额；β所得税率；r折现率；m评估对象经济寿命期分界段。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4

一、研究无形资产评估的重要作用

当前无形资产的交易越来越广泛，促成无形资产交易成功的不仅仅是其技术水平和知名度，无形资产应用后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公正的交易价格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无形资产交易不像有形资产那样有可以参考的市场价格，作为中介的无形资产评估机构可以依据无形资产的综合因素评估出交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公正价格，从而促进无形资产的公平交易。同时无形资产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因此引起的纠纷也日益增多，各种涉及无形资产的案件也随之上升，而此时这个公正价格是针对无形资产所有者被侵权而遭受的损失额度的中重要参考依据。

会计准则规定了无形资产的计价入账核算方法，无形资产评估所提供的数据在为交易、损失赔偿提供数据依据的同时，也为含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企业和重估无形资产价值企业的计价核算提供了依据。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一部分，产权变更及股份制改造企业的资产评估必须包括无形资产评估。

二、无形资产评估的特点

首先，无形资产评估具有独立性，独立性是指无形资产评估的对象是单一的，不是成批的，无形资产评估是因不同的评估对象而异，这样，才能正确地反映特定的评估对象的价值；

其次，无形资产评估还具有复杂性，是说其评估工作复杂，因为无形资产项目多、种类多，而且同类无形资产的可比性较低；而且预测无形资产的预期收益难，由于各种无形资产对象不同、功能不同，因而预期有效使用年限测定难度大，且收益预测甚为艰难复杂；

第三，无形资产评估还具有效益性，无形资产评估绝大多数要认真测算该项无形资产在未来有效时间内能够获取的经济效益，并以此为主要依据评估无形资产的价值，这是因为其他形态的资产评估所少见的。所以，以效益为基础来评估无形资产价值，是无形资产评估中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

最后，动态性也是无形资产评估的一大特点，动态性是指无形资产评估是从动态的角度去考察评估对象和评价无形资产的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技术无形资产是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项技术成果终会被另一种新的技术成果所替代；另一方面，有些无形资产自身也有发展变化的可能，比如商誉、商标，或因某种原因而更完善、更出名；也会因某种原因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同时，货币时间价值变化在无形资产评估中也显得特别突出。因而，从动态的角度评估无形资产价值是无形资产评估的一个基本要求。

三、强化无形资产评估工作的对策

1.建立无形资产保护的法律环境

法律环境是指立法、执法和公民守法意识的状况。此三者尽管有前有后，但缺一不可。当然，目前我国已在逐步完善这方面的法律，尽管《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的建立充实了无形资产保护的内容，但并非全部。无形资产还需要有更合适于整体保护的法律条文出台，并应培育和建立一批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无形资产评估机构。总之，无形资产法律环境的改善涉及产权管理，国内外法律规定，公民的法律意识等诸多方面，是需要长期建设的系统工程。

2.组织建立规范化、专业化的评估机构

无形资产的评估及管理，应考虑无形资产的特性和经济管理的客观要求。评估机构应由懂技术、经济、财会、贸易、管理及无形资产法律等方面知识的人员组成。可组建专业性的无形资产评估机构，也可成为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会计或审计事务所、财务咨询公司的一个分支。为突出无形资产评估的特色，强化全民的无形资产评估意识，对无形资产评估的组织管理及其监督宜归口专职机构负责，实现统一管理。

3.准确地界定无形资产投资者、无形资产创造者之者的关系

无形资产大多数是智力劳动成果，每一项无形资产的创造都凝聚着一次次的探索、风险才能取得最终成功。所以对无形资产的保护也隐含着对无形资产创造者权益的保护，从而促使更多的无形资产得以产出。因此在对无形资产评估师在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的区分条款上作一些补充规定：其一是承认介于两者之间的共有发明区域，对此区域内的共有发明，应注意利益的分配，决不可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其二是允许单位和个人间以合同的方式来确定双方的关系，以无形资产投入者投入的多少来界定与无形资产创造者的分成比例。

4.提高无形资产评估质量，坚持遵循以使用价值为计价基础的原则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5

一、品牌的核心特征与作用

关于品牌的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目前有影响的主要有符号说、关系说、资源说和综合说。不论何种品牌概念的理论观点，要进一步认识其实质必须从品牌的特征入手。

品牌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三个：

1、品牌的识别性特征

品牌的识别性特征是指品牌名称、标识物等符号系统带来的外在特征。企业通过品牌整体规划和设计所获得的品牌符号具有特殊的个性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以帮助目标受众来区别本产品和其他产品。

2、品牌价值性特征

品牌价值观性特征是指品牌因具有优质性能或服务而成为一种企业外化形象，因而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从而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特别是这一无形资产价值比有形资产价值更重要。可口可乐公司就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品牌价值700多亿美元，而公司的账面价值不足300亿美元。

3、品牌领导性特征

强势品牌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在消费者心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具有高质量、高价值和高信誉特征，因而在市场上可以引领潮流，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而不是靠广告、包装和促销来打动消费者。

正是因为品牌具有了上述三大特征，所以经营者才会不遗余力去塑造和建设品牌。

品牌的主要作用是：

1、产生品牌溢价

强势品牌与一般品牌产品最大不同就是能产生较大的溢价。即强势品牌能减少价格弹性，增强对动态市场的适应性，降低未来经营风险。

2、提升无形价值

强势品牌价值不仅是财务报表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无形资产价值。有调查与分析表明强势品牌价值中有超过60% 以上是来自无形资产的价值，当然不同行业与产品会有所不同。可以说，随着消费者从追求优质产品向追求美好关系的转变，有良好组织形象、有价值的品牌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3、培养忠诚顾客

品牌一旦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后，企业就可以利用品牌优势扩大市场，进而培养品牌忠诚顾客。有统计研究表明：企业吸引一个新顾客的成本比留住一个老顾客的成本要高出4-6倍，顾客流失率每减少2% ，就相当降低10% 的成本。所以说，忠诚的顾客能增加企业的收益，顾客忠诚是企业获利和持续发展的直接源泉。

4、构筑竞争壁垒

今天的市场表明，凡一个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以后，模仿竞争者就会蜂拥而至。因为技术是可以模仿的，渠道是可以模仿的，经营模式也是可以模仿的。唯有品牌才是真正能阻击竞争者的有力武器。有研究表明：一个品牌一旦成为其领域的强势品牌，它所具有的独特的品牌形象、鲜明的品牌个性、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将使它拥有一大批忠诚顾客，这是任何跟进者或跟随者无法带走的，若一个品牌能形成这样的壁垒才是牢固的、持久的。

二、从品牌资产理论思考品牌战略问题

品牌的特征与作用从本质上讲是由品牌资产的性质决定的。当代品牌理论中有关品牌资产概念主要有心理学与经济学两种解释。其中心理学认为，品牌是指消费者对有关品牌信息的心理反映所产生的市场效益。而经济学则认为，品牌资产是品牌主拥有和存在于消费者头脑里的一种知识资本。

由于品牌是一种产品乃至一个企业区别于其他产品和企业的标志，而品牌的功能在于承诺消费者产品的功用、情感及自我表现等利益，使消费者明确、清晰地识别并记住产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因此品牌具有驱动消费者认同、产生对商品偏爱的力量。国际知名品牌不但意味着其产品卖得好、卖得贵、卖得快，而且品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甚至能够帮助企业接连渡过公关危机，正是因为这些品牌成功地规划了品牌功用的方向，准确地定位品牌的功能型、形象型、体验型价值，并且不断灵活地加以调整，使得品牌真正成为企业手中的利器而帮助其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下是从品牌资产理论角度思考企业品牌战略的三个问题。

其一，功能型品牌资产构建——强化品类代名词

功能型品牌的主要作用是在消费者心中建立品牌与品类之间的必然联系，告知消费者企业生产经营什么产品，产品有什么使用价值。功能型品牌的品牌名称往往成为了该品类产品的代名词。

品牌在一个产品领域中最有力的竞争优势，就是成为该领域的代名词。可口可乐成为了可乐类碳酸饮料的代名词；麦当劳成为了汉堡的代名词；小肥羊成为了不沾料火锅的代名词，特仑苏成为了高档牛奶的代名词。一般功能型品牌从名称上就可以直接体现品牌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使用价值。

能够成为这种具有“品类产品代名词”意义的品牌，往往具有第二、第三及以下位置品牌所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消费者产生购买需求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必然是行业代名词的品牌；在做最后的购买决策时，消费者往往更偏爱行业代名词的品牌，因为它是所有消费者一致公认的第一品牌；成为行业代名词的品牌，消费者往往愿意支付远远超出竞争品牌的价格，因为该品牌的产品被公认为是最好的，高价是与其品质、档次相吻合的。

一旦成为行业代名词，领导品牌将具有不受生命周期约束的顽强生命力。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对25个行业领导品牌的跟踪研究显示，从1923年至今，有22个品牌近八十年来一直雄风不倒、稳居行业第一位置，只有3个品牌因运作不善而失去了领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某品类商品的代名词品牌，未必是已经取得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品牌。生产规模、产品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品牌未必能建设成为行业的领先品牌，因此企业须不惜一切代价、数年如一日的争取成为领导品牌、行业第一品牌的霸主位置，而且要在每一个与消费者接触点上，整合并将这一强有力的讯息传达给消费者，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品牌与品类产品的代名词关系，实现功能型品牌的代言价值。

其二，形象型品牌资产构建——深入消费者的心理

形象型品牌在消费者心中实现产品与使用者形象的链接与关系维系。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市场背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随着人们生活走向富裕，消费者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开始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什么产品适合自己，并且有“我与别人不同”的消费意识，可见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不仅仅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开始更多地关注产品所能带给自身的形象归属感。

在这样复杂的营销环境中，品牌的功能不应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或品类的代名词，而应呈现出象征性特征。这种象征性特征可以是产品生产企业工业形象、技术形象的象征，可以是产品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过程和消费结果的象征，也可以是产品使用者年龄、性格、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群体属性的象征。

形象型品牌是“消费形象”的表征，消费者借助消费行为表达和传递某种意义和信息，包括其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对品牌的认识和消费过程不仅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不仅仅是索取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而且也是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

例如，人们在购车之时，往往看重它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奔驰提出“世界，就看我的”，宝马宣称“生活艺术，唯你独尊”。人们之所以追逐世界公认的源自欧洲经典和现代传奇的炫耀性品牌汽车，正是力求使自身获得身份象征，唯恐自己的车太普通，丢失了与其身份相匹配的符号性力量。此时，消费者消费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在通过消费品牌的象征性形象属性，并通过这种消费获得商品和服务来重新定义自身。品牌成为了文化心理实现和文化身份识别的代码，消费者可以通过商品符号来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通过消费来维持群体的归属感。以符号消费重建群体归属感成为许多人挥之不去的梦幻，这时候品牌核心价值中的形象意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体验型品牌资产构建——加强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

体验型品牌超越了产品或服务层面，直接实现品牌与消费者情感的沟通。体验型品牌带给消费者的不仅是消费商品和品牌本身，而是包括消费时的心情、美感、希望、气氛和情调。体验型品牌除了卖给消费者产品和品牌的象征形象之外，还附加了一种最终的体验，包括他们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同时这些情感元素也参与构建了品牌的社会文化意义。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市场上的产品和品牌的日益丰富，消费者消费心态日益变化。80后一代成长为主流消费群体，他们买不起房子但很有可能花钱去香港迪士尼享乐，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越来越注重感性的个体体验，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效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品牌的作用开始向为消费者提供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上、体力上、智力上甚至精神上的体验方面延伸。用美国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的话来说，就是以商品为素材，塑造感官体验和思维认同，吸引消费者注意力，为他们制造出值得回忆的感受，并为产品找到新的存在价值与空间。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6

【关键词】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会计处理

我国旧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基本上采用费用化的办法。2001年出台《企业会计准则一无形资产准则》第13条规定：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八账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用、律师费等费用确定：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2006年新会计准则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费用化进行了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一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八当期损益。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一定条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笔者认为，新的会计准则更合理，研究开发费用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资本化是会计处理的必然趋势。

一、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的理由

(一)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中国加八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经济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起来，世界各国间的投资和对外贸易更加自由化。环境的变化必然要求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采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的做法与国际会计准则规定的做法一致，可以缩小与国际之间的差异。

(二)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研究与开发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研究活动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性工作，是一个基础阶段，能否带来经济效益非常不确定，而且受益对象不明显。开发活动是将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比研究阶段更进一步，经济效益的确定性高，并且受益对象是特定的产品，所以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而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在开发成功时将其资本化。不成功时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这比单一的费用化或单一的资本化更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三)更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研究开发费用为企业的投资者和其他财务信息使用者提供了企业革新活动进展和成功可能性的信息，将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后作为无形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可以降低负债比率，增加企业的融资信心，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帮助其扩大融资渠道。

(四)有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

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从近年来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内地等国家和地区的股市看，科技类股票的市盈率普遍高于其他各类股票的市盈率，这说明科技含量已成为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研究发现，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与股价显著相关，可提高股票账面价值与企业内涵价值的一致性。

(五)能更好地协调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

单一的费用化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损害了相关性原则；单一的资本化遵循了相关性原则。但忽视了谨慎性原则。研究开发费用在一定条件下的资本化，很好地协调了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既避免费用化导致的资产低估，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资本化潜藏的风险。

(六)符合资产的定义

企业研究开发活动投入的大量经费，不是为了取得本期利益，而是为产生未来的经济利益。在开发过程中。成本能可靠计量，研究开发成功时，其成果可以成为能被企业控制的一项资源，显然符合资产的定义。

(七)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研究开发费用本质上是资本化支出，具有明显的后效性。由于现代管理者的任期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把研发支出作为费用核算，必然会引起本期利润下降。管理者不愿因为业绩下降导致投资者不满，直接后果是减少研发费用支出。这样，虽然短期利润数字比较看好，却损害了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如果把部分研发费用资本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弊端。

二、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会计界定

(一)阶段划分

1　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新的技术和知识等进行的有计划的调查，包括：为获取知识而进行的活动；研究成果或其它知识的应用研究、评价和最终选择；材料、设备、产品、工序、系统或服务替代品的研究；材料、设备、产品、工序、系统或服务的可能替代品的配制、设计、评价和最终选择等。该阶段特点：基于获取新知识的目的；具有探索性。为进一步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准备；可以取得初步的智力成果。研究活动一旦成功就产生一种可利用的知识，在进一步开发应用之前不具有经济价值。

2　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包括：生产前或使用前的原型和模型的设计、建造和测试；包含新技术的工具、夹具、模具和冲模的设计：试生产设施的设计、建造和运营；材料、设备、产品、工序、系统或服务所选定替代品的设计、建造和测试等。该阶段特点：基于形成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或工艺，可供销售或企业自用的目的；建立在研究阶段成果基础上，可通过可行性分析确定未来收益；研发项目取得成果的可能性大，一旦开发成功，便能形成无形则产。

正确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费用是合理进行研究开发费用会计处理的前提。在会计实务工作中，具体划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应研究其特点，严格执行研究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判断哪些活动属于研究活动，哪些属于开发阶段活动，防止利用费用资本化调节利润。

(二)会计处理的界定

国际会计准则规定，研究费用应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费用，并且在随后的会计期间也不能确认为资产：开发费用如果满足以下标准时，应确认为资产，即：能够清楚地确定产品或工艺，并且应计八产品或工艺的费用能单独地辨认和可靠地计量；产品或工艺的技术可行性能够论证；企业计划生产和销售(或利用)该产品或工艺；该产品或工艺存在的市场或其对企业的有用性能够被论证；拥有为完成该项目并销售或使用该产品、工艺所需的足够的资源。或能论证它们的可用性。可见，国际会计准则规定资本化的条件是相当严格的，从资源、生产技术、商业、经济效益等方面都作了限制。

英国标准会计实务公告规定，自行开发过程应分为三个阶段，即纯理论阶段、运用阶段和开发阶段。前两个阶段发生的支出应予费用化，开发阶段发生的支出原则上也应费用化，但若符合以下条件，则可资本化：对应着确定的项目；这些支出是可以单独分辨的；项目的技术可行性以及最终的商业效用等可以合理地预期；为使项目能够完成，存在或可以合理地预期能够得到适当的资源，也即在资源方面能够得到保证。

对比两个准则，虽然在阶段的划分、文字叙述上有些差异，但认为资产的标准基本一致。借鉴国际会计准则，遵照我国新会

计准则。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可分为几种情况分别处理。

1对研究开发费用占企业支出比例较大的高新技术企业或大型企业。将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作为基本会计处理方法，有选择地将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研究阶段的调查、分析活动支出费用化；开发阶段的创造性活动支出费用资本化。如若操作难度大、投入的资金多，可将开发费用先通过专门账户收集，研究开发成功则全部资本化；研究开发失败时，则采用一定的方法在以后各期分期摊销。

2对研究开发费用发生较少的中小型企业，按照谨慎性原则，可将研究开发费用作为期间费用全部计八当期损益。

3对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企业，应当将研究开发费用全部费用化，计八当期损益。研究开发成功发生后的附带费用全部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形成无形资产的部分价值。

三、研究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

(一)归属

1　可直接归属无形资产开发成本的研究开发费用包括：开发该无形资产时耗费的材料、劳务成本、注册费：开发该无形资产过程中使用的其他专利权和特许权的摊销；按照借款费用处理原则可资本化的利息支出；属于间接费用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

2　不可归属无形资产开发成本的研究开发费用包括：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发生的初始运作损失；为运行该无形资产发生的培训支出；无形资产达到资本化条件之前已经费用化，计八当期损益的支出。

(二)财务处理

1　设置“研发支出”科目，用于归集分配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2　企业自行开发无形资产发生研发支出，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借记“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科目，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借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科目，贷记“原材料”、“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

3　企业以其他方式取得的、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开发项目，应按确定的金额，借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以后发生的研发支出，按自行开发进行账务处理。

4　期末，将“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科目归集的费用化支出金额转入“管理费用”科目，借记“管理费用”科且，贷记“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科目。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7

关键词　知识经济　会计创新　思考

1　引言

传统的会计和以物质和货币的所有者为服务对象，以出资者和收益为中心，以保障业主和债主的权益为出发点和宗旨，站在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立场上，记录和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保证出资者收益最大化和债权人风险最小化，强调物质和货币所有者、债权人的核心地位，而对人力资源价值的认识，投入仅列为企业的一项费用成本或作为一项无形资产简单列示。同时，在上还往往对无形资产的形成和作用加以限制。如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投入资本中，无形资产投资不得超过20%。在近20年来全球经济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态势。传统的会计模式明显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面临着严峻挑战。会计作为服务于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之中的经济主体的一种信息系统，经济环境的运动而不断演变、发展。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就必须对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的会计模式进行创新，从而有效发挥会计对知识经济的反映与监督功能。

2　知识经济对会计的

2.1　对无形资产会计的影响

2.1.1　对无形资产计量的冲击

的会计实务出于谨慎性原则，无形资产计量范围狭窄。现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无形资产项目，仅包括企业专利权、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等为数不多的几项，“商誉”仅兼并企业对支付代价高于被兼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方可计入。而即使经过专门机构评估的品牌价值，也不能作价入账。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依靠知识资本的营运管理来实现经营目标，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掌握知识的人成为经济时代的核心。这样，企业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商誉机软件、人才引进与开发等无形资产所占比重大大增加。如美国，1995年相当多的企业无形资产比例已高达50%～60%，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正日益成为决定企业未来现金流量与市场价值的主要动力。知识资本的范围有：产权资产，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及专利技术等；品牌资产，包括公司名称、服务品牌、忠实的消费群体、特许经营权协定、专利使用权协定、业务伙伴等多项要素；人力资源，包括员工的程度、业务能力、工作经验等与企业员工有关的要素；经营管理价值，包括企业文化、管理、信息交流、融资关系等要素。

2.1.2　对无形资产计量基础的影响

在现行会计实务中，无形资产计量以投入价值为基础。无形资产的计量以购买、创设和业主投入的实际成本入账计量，该方法与经济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有形资本形态相适应，其目的是为了使无形资产的计量与有形资产的计量相统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无形资产的地位急剧上升，生产经营以知识消耗为主，企业的收益与现金流量潜力主要取决于无形资产的生产与利用。如某些无形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远大于当初投入的实际价值。又如有些无形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可通过方法测定，但未必有实际的投入价值。这样无形资产地位的变化，导致对会计计量基础的冲击，是选择传统的计量方法，还是选择以产出或未来潜在收益为基础的计量方法，将是会计改革的一个要点。

2.2　知识经济对财务管理的影响

2.2.1　对风险理财观的强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大风险：信息传播处理、反馈速度大大加快，能否迅速获取企业内外信息并迅速决策，能否迅速及时披露企业的内外信息，将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关键；知识的更新换代速度大大加快，企业及职工不能随社会知识水平及结构的变化而相应调整其知识结构，将会加大企业被淘汰风险；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又进一步加大企业存货风险及产品设计开放风险；媒体空间的拓展以及网上银行的兴起和货币的出现，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快、资本决策瞬间完成，从而加剧了会计主体所面临的货币风险；无形资产投入速度快、变化大，尤其是以无形资产为主的高产业，产品以成熟期与衰退期短，产品设计开发存在巨大风险。

2.2.2　对会计披露及时性与充分性的影响

基于上述，会计内外部信息使用者为了减少决策风险，应对财务报告的及时性及充分性适当创新。这不仅涉及到财务报告本身结构框架的改变，而且也导致了报告所依据的会计基础理论的创新。为了提高及时性可考虑对会计分期进行重估，缩短报告时间间隔，采用季报、月报、旬报、周报等形式，也可根据业务经营特点，实行不等距的报告制度。同时，为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从空间跨度说，企业应提供“金字塔”式的报告结构，从最底层的原始数据到最高层的高度浓缩的信息，以适应不同使用者对“充分性”需求的差异。从时间跨度上，会计不仅主要提供已发生经营活动的信息，而且还要提供“预测”信息这必然引起成本与公允价值、谨慎原则与重要性原则的争论。如何在传统会计方法基础上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做到现实性与超前性的统一，将是会计理论与方法创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同时，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披露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而迅捷披露信息的会计理论构架的建立是关键。

3　体系创新

在我国，建立知识体制下的崭新的会计体系，既具有世界的普遍规范性要求，也具有我国具体经济环境的特殊要求。新的体系既要在上逻辑严密，要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这将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创新工作，需要对会计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方面是应该注重的：

3.1　注重无形资产会计的创新

3.1.1　无形资产的确认

“确认”涉及到要素定义和确认标准两个方面的。

关于无形资产的定义，至今未有统一的认识。我国《会计准则》是这样表述的：“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商誉等。”但这一定义的缺陷是停留在对无形资产外部特征的描述上，没有触及定义应该揭示的本质属性。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智力资源取代资源成为企业资源配置的首要因素。企业的利害关系人迫切需要了解代表企业获利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智力资源信息。面对会计报告使用人全新的需求，改造和重构无形资产定义，而使之专指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源，无疑是有益和可行的。因此无形资产定义需要考虑以知识形态存在的无实体性资产。另外，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知识性资产也应该纳入无形资产会计的核算和报告之中。例如ISO质量体系和环保体系认证、绿色产品使用标志、互联网域名注册、企业自创的非专利技术等。这些项目对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和获取超额收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3.1.2　无形资产的计量

计量就是要确定要素的入账价值。无形资产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中对企业自创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仅指注册费、聘请律师费及其他相关支出，将自创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排除在外。自创无形资产是否会成功，事前很难确定，在自创过程中可不予确认。但如果改变现行将自创过程中所有支出直接列入管理费用的做法，而专设一个账户来汇集自创过程中的成本，一旦自创成功，就能以相对合理的价值入账，如果自创失败，再将全部支出转作费用。此外，企业的开发支出，一般都与自创无形资产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把研究与开发费用全部费用化，似有不妥，应由自创成功的无形资产适当分担更为合理。

3.1.3　无形资产会计的报告

无形资产会计应该向报告使用者提供两方面对决策有用的信息：一是无形资产的存量；二是无形资产的实际价值。存量是反映企业对资产拥有情况的指标。按照的做法，无形资产按账面数列报，它不能如实反映企业拥有无形资产的存量。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改变现行的无形资产的摊销办法。对那些效益期可以确定的无形资产维持现行办法，按其效益期等额摊销，对难以确定效益期的无形资产，在正式确定其效益期之前不予摊销，账面始终保持其成本；二是仍按现行办法进行摊销，但对成本已摊销完毕仍在发挥效用的无形资产用报表附注的形式予以揭示。两种处理都能保证企业将尚在发挥效用的无形资产始终反映在对外的会计报告之中。无形资产报告的第二个指标是其实际价值，也就是会计报告日无形资产未来收益的现值。预期收益反映出无形资产的能量，对报告使用者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只宜在报表附注中说明。无形资产成本与预期收益在数额上的巨大差异，正说明了无形资产有超常规收益的独特功能。

3.2　探索风险会计体系和评价体系

企业的理财中，人们已普遍意识到筹资有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投资有风险，但对知识经济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决策风险、存货风险、开发风险、货币风险、投资风险及怎样去衡量和防范风险却意识淡薄。因此，如何有效防范、抵御各种风险及危机，使企业更好追求创新与已是财务管理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市场经济的机制客观上使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着蒙受经济损失的机会与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在知识经济会更大。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必须有正确的风险观，善于捕捉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有预见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把可能遭受的风险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8

关键词：科技金融；创新；商誉权；资本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074-02

一、科技金融创新与新兴财产权：无形财产权维度的辨析与思考

高科技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催生了多种新型财产权资本化的进程。这些新型财产权在实现其资本变现之前，首先要就其内涵与属性展开辨析。对于商誉权等无形财产的属性之争，其根源在于商誉权这一商事人格权所具有的不同于传统人格权的人格与财产双重属性。在民法范畴对人格权的一般性界定中，人格权的基本内容是人格的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1]，这一内容的划分和功能的规范，使得人格权更为直接地体现为一种精神和道德利益。但是商事人格权下的商誉权是完全区别于传统人格权内涵的一项权利，其在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之外，还有强烈的经济宿求。一般民事主体的荣誉权是一种精神性权利，不能物化为经济利益，也就不具有财产性内容，这一人格权既不能转让也不具商品化。但是商主体所有之商誉权在依托商主体本身的同时，往往能够便捷地进行市场评估与商事转化，能够为商主体从事商事活动提供支持，扩大企业声誉和影响，为商主体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承认商誉权人格权基本范畴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财产权内涵，而对商事人格权的属性辨析也从人格权或是财产权的纷争，演变为两种权利何为重心的属性确认。

众所周知，传统民法理论以民事权利客体所体现的利益为标准，区分出了人格权与财产权。在此权利分类体系之下，财产权主要保护主体对客体享有的财产利益，强调财产的客观性、直接性、物质性和可转让性，而人格权则侧重反映主体的精神与人格利益，具有主观性、抽象性和人身专属性，由此形成了民事权利划分中的严格二元体系结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以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商主体大量涌现，并一跃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坚力量。与商主体相伴而生的商誉权、商号权、商业形象权等人格权要素，开始在商事活动中显现其商业价值，成为商事交易的客观对象，并进一步引发人格权商品化的浪潮。所谓人格权的商品化，是指以精神性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所表现出的财产特征。在人格权商品化的具体表现上，允许权利人对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权进行商业化利用并获取报酬，当人格权在商事活动中受到损害后，要考虑行为主体是否对权利人人格利益进行了商业化利用，并进一步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对其中的财产利益加以保护 [2]。伴随这一人格权商品化浪潮的，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对人格权商品化现象的普遍认可，而这种观念的转变，直接冲击了传统权属理论中人格与财产二元权利体系的构建基础，使人格权与财产权之间原本清晰的界限变得模糊而冗余，二元权利体系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3]。至此，传统民事权利关于财产权与人格权的二元结构分类，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入发展，在内涵、组成及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权属的解析，已不局限于对一项权利的属性作人身与财产的简单两分化归类，商誉权所体现的人格权商品化对权利体系的原有构成形成了巨大冲击。

人格权商品化的过程，印证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资本形态的变化，并导致在传统人格权中分离和产生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财产利益，并逐渐形成有别于人格权的权利形态，这便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无形财产权。这种无形财产权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在私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区分已从绝对趋向相对，并进一步交叉与融合。在商事领域，这种趋同尤为显著，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人格利益向商业人格利益的转化，以商誉权、商号权和商业形象权为代表的商事人格权皆具备了财产化的本质要求，这一财产化了的人格利益，既保留了无形财产的基本品性，又区别于有形财产的一般形态。这种财产价值源于社会对商主体信誉、形象的评价和信赖，是法人人格资信特质的外在表现[4]，承载于商誉、商号、外观形象之中，最终成为一种特殊的财产权。

综上，以财产权为中心的权属认定，更加符合商誉权的性质特征与现实需要，是商誉权产生、发展的支点与基础。在商誉权的产生伊始，虽然其是随着商主体而出现的，但其形成的第一要素，便是生产、管理、营销等各环节的大量资金投入，通过这种投入式的资本积累，以商誉等商事人格权为载体，形成社会对商主体的直观认知。这种认知又使商誉权所代表的商事人格权蕴含了特定的经济利益，使商主体因为其良好商誉而带来稳定、持续及增长性的经济收益，并最终产生溢价，实现其无形财产权之经济利益。因此，对商誉权的最基本认定便是以人格权为基础的财产权。正是人格权属性的非物质性特点，使得商誉权在实现其经济利益从抽象本源向物质实在的转化中，区别于有形之财产成为一种特殊财产。这种特殊财产的存在与延续，必然以其不断的增值与资本化为条件。

二、科技型企业无形财产权的资本化运营：制度优化与法律保护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9

关键词：企业 独特性 核心竞争力

波士顿咨询公司创始人布鲁斯·亨德森教授将高斯竞争性排它原理——两个生存方式相同的物种不可能持久共生，引入到商业竞争之中，指出战略的基点是一个组织或企业特有的属性，也就是独特性。这种持久的独特性，界定了一个企业的鲜明特征，从自我认知到外部形象，更凸显了一个企业在实质上的超群之处：它的竞争力，它的战略所依赖的、难以被对手模仿的资源禀赋与能力组合亦或其它组织机制和行为范式。正是由于这种独特性的存在和难以模仿，基于其上的企业战略才难以被对手模仿，长期取胜才有机会成为可能。

独特性概念界定

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思想最早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产业组织理论，60年代后得到迅速发展。霍弗和辛德尔把它引入战略管理领域，认为竞争优势就是“一个组织通过其资源的调配而获得的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独特性市场优势。”巴思认为，“当一个企业能够实施某种价值创造性战略而其他任何现有和潜在的竞争者不能同时实施时，就可以说企业拥有竞争优势”。而企业竞争优势的取得，往往又取决于企业是否拥有核心竞争能力。“核心竞争力”这一术语首次出现是在1990年。在1990年5月至6月的《哈佛商业评论》hbr杂志上，prahalad和hamel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这一概念。“就短期而言，公司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决定了公司的竞争力，但长期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造就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效仿的、能带来超额利润的、独特的能力。”他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赖以生存和发展、具有独占或相对垄断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知识和技能，并据此获得超越其它竞争对手的独特能力，企业可以通过独特性的分析寻求提高其竞争能力的途径。由此可见，独特性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市场中，没有永远的垄断者，任何新兴的公司都有成功的机会。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所谓自己的位置就是企业的独特性。独特性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新兴的小公司还是业界的巨头，它是企业的立足之本，任何一个成功企业的成功之路几乎都是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并把它保持下来的过程。“独特性”很容易让企业在广阔的市场中凸显出来。

基于差异化战略的企业独特性

波特教授在提出的五种竞争力模型中认为，在与五种竞争力量的抗争中，蕴涵着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专一化战略三类成功型战略思想。差异化战略是将产品或公司提供的服务差异化，树立起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差异化的精髓在于：独特性必须与竞争对手有明显的实质性差异；独特性不一定局限于产品的质量和特性，还包括产品的外形、名称、包装的任何改进；产品的独特性可能共有，如果某企业第一个提出来，而没有被竞争对手宣传过，“独具”的自然属性归属这个企业；独特性可能早已在企业中存在，而并非创新，只是它过去没有被提到而已；独特性利益必须真实可靠，恰到好处，避免宣传过大让消费者感到不可信，过小又无法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独特性必须能够促进销售，其利益点必须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而不是空洞的独特。

实现差异化战略可以有许多方式：设计名牌形象、技术上的独特、性能特点、顾客服务、商业网络及其它方面的独特性。最理想的情况是公司在几个方面都有其差异化特点。如果差异化战略成功地实施了，它就成为在一个产业中赢得高水平收益的积极战略，因为它建立起防御阵地对付五种竞争力量，虽然其防御的形式与成本领先有所不同。

企业如何培育自身的独特性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所有竞争力中最具特色，别的企业所不具备或难以企及一种能力。我们称之为独特性能力。这种独特性是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灵魂。有人形象地用“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来形容核心竞争力，充分说明其独特性的魅力。社会竞争的加剧，竞争对手的增多，以及商品世界的繁华，迫使每个企业必须做到其形象的鲜明性和独特性，以显示其与众不同之处，给公众与众不同的新鲜刺激，便于公众认知、识别，吸引其注意，从而在公众头脑里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增强认知效果。具体到一个企业而言，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培育自己的独特性，而如下几方面应作为侧重点：

（一）企业形象的独特性

ci作为企业识别系统，首要的功能是便于广大公众的识别。而识别的前提和基础是企业本身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企业要在对手如林的商战中取胜，就应当在企业理念的指导下，使企业的行为（活动）识别体现出与其他企业不同的个性，而这种独特的个性，正是社会公众识别企业的基础，否则就容易陷入无差别的境界。所以，企业应当注意创立企业活动的独特性、差异性，因为广大消费正是通过这种独具个性的活动来认识企业的。

企业形象独特性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求企业的外在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另一方面更要求企业的内在精神，即内部深层形象具有鲜明独特性。任何割裂两者统一的做法，都不能使企业具有良好的形象。

企业形象必须在保持鲜明独特性的同时，不断调整、创新、提升自己形象，这才能适应市场需求、公众价值观、竞争状况、社会舆论、政府政策及各种环境因素的变化。

（二）企业文化的独特性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所追求的固有价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信念体系”。对于具体的企业之间来说，企业文化具有差异，甚至千差万别。差别在于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凝聚企业；在于针对各自存在的不同薄弱环节；在于企业有别于不同行业、生产不同产品、不同服务对象等。因此，每一个企业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企业文化，都具有各具特色的企业目标、价值观体系、行为准则、经营管理原则。

（三）企业技术的独特性

技术是来源于科学和实践经验的知识、工具和技能的载体，可以应用于开发、设计、制造，也可以应用于产品、工艺流程、系统和服务。对于企业而言，技术也有其独特之处，在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产品独特优势越来越少，企业只有确保技术或经营的新颖独特，才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当然，技术的新颖独特必须以存在足够的市场需求为前提。独特性应能使得产品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有市场，且不被仿冒。

（四）企业品牌的独特性

品牌的最初定义，是指一种能反映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信誉并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相区别的名称、标记、符号、口号或设计的组合。品牌代表一种熟悉程度或知名度，应该加大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宣传力度。要提高知名度，必须让顾客能经常看到、听到、感受到、联想到本企业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应该围绕产品或服务的名称、标志、承诺和口号设计广告宣传的内容，包括本企业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明显区别，能够为顾客带来的特别利益，显示产品或服务卓越的水平和质量。

品牌的灵魂是“独特性”，“独特”、“与众不同”、“品质差异”、“特色”是品牌的核心含义，必须充分体现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独特性。只有把本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明显与其它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并充分体现其独特性和优越性，才能使其成为顾客的首选目标。

品牌的独特性不是由政府或专家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需求调查和需求分析以及与同类产品或服务的比较得出的。它充分反映需求者关心的焦点、期望，是顾客最关心、最需要的，并能为其带来感情和功能方面的多种利益，同时也是其他竞争者无法提供的。

（五）企业产品的独特性

独特性要求企业生产出具有独特性的产品和提供与众不同的服务项目及服务质量；要求企业以简洁生动和富有感情的语言表达本企业产品的功能与质量，即努力使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与类似产品或者服务的对比中具有独特性。技术对企业专业化的贡献，不在于技术的科学价值，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都必须通过特定的产品和服务造福于人类才真正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对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占据独特的细分市场，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避开激烈的市场竞争。covne认为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条件是：必须在产品或服务的重要属性上与竞争者有所差异，此差异是与竞争者在能力上的差距直接造成的。hill·jones认为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较好的效率、品质、创新及响应顾客的能力，而促使企业获得这四项基础优势则有赖于拥有独特的能力。企业的独特能力可以是产品差异化或产品成本低于竞争者，而此能力来自于两个互补的来源：组织的资源和运用资源的潜能。

（六）企业人力资本的独特性

企业人力资本的独特性是指其技能的不可复制和不可模仿性。判断独特性的指标之一是看雇员的技能是否特定于某一企业。当员工的技能只能在一种独特的环境中使用时，它就意味着企业不太可能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这些技能。同时，由于独特性更多的是一种隐性知识，它的开发往往有路径可依，一般需要通过体验式学习获得，所以独特的人力资本需要进行内部开发。根据人力资本的价值和独特性可以将企业内人力资本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型的人力资本具有高价值并且是独特的，即这些员工拥有特定于企业的技能，这些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获得；第二类人力资本同样具有高价值，但员工拥有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广泛获得，其拥有的技能是低独特性的；第三类人力资本拥有普通的技能，具有有限的战略价值，企业可在劳动力市场上非常容易地获得这些资源；第四类人力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在创造客户价值并不具有直接的作用。

参考文献：

无形资产的功能特性篇10

内容提要: 私法调整财产关系，不仅运用物权调整机制和债权调整机制，还依赖身份调整机制。身份调整机制遵循“依身定份”准则，利用身份岗位与身份体系结构对财产关系做出安排，通过身份秩序规范财产秩序。身份调整的机理是，身份关系主导并塑造财产关系，财产关系适应并满足身份关系的要求。身份调整机制在非市场化财产关系和市场主体内部组织化财产关系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在财产的形成、取得、支配与变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社会共同体中依据身份政策配置财产，生产共同体中运用身份权力规范财产秩序，生活共同体中依据身份关系安排财产关系，个人身份在市场中形成无形财产。

一、引言：传统民法财产理论的结构缺失和身份调整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财产关系的调整主要依赖物权法与债权法。物权法调整财产的归属与利用关系，维护财产的静态秩序；债权（主要是契约，下文与契约通用）法调整财产的流转关系，维护财产的动态秩序。这种理论依据市场交易的需要而设计，对财产关系的调整遵循交易导向，其基本原则是等价有偿，在市场交易领域内具备逻辑的自洽性和功能的完备性。[1]然而，私法中的财产关系并非仅仅包含市场化的部分，也包含非市场化的部分；在市场化领域，不仅包含交易财产关系，还包括市场主体内部的组织化财产关系。在这些领域中，财产关系的存在状态、利益配置方式、价值取向、运行机制、制度规则均不能完全契合于物权调整机制和契约调整机制，物权调整机制与契约调整机制不足以有效规范财产秩序，从而出现了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对此，现有财产法理论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财产法理论的结构缺失进一步诱发了民法理论与制度的系列缺陷，体现在无法妥善协调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民法总论与总则的功能局限。由于在片面的财产规则的基础上设计民法总则，因此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总则编中关于人、物、法律行为、、期间、权利行使等规定，均不能适用于人身法。[2]传统理论无视财产行为与人身行为的不同，单纯在财产行为基础上设计法律行为，并试图用于全部的私法关系。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法律行为的许多规定大部分都只能适用于财产行为而不能适用于人身行为。[3]可见，财产法理论缺陷与机制缺失导致传统民法理论体系以及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法体系存在着逻辑断裂：民法总则不能有效统领分则的全部内容；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之间缺乏沟通机制。

这种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如何弥补？我们只能在物权、契约之外去寻找能够沟通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并填补财产法空白领域的法律调整机制，这个机制就是身份。[4]由于财产关系的复杂多样性，客观上要求私法提供多种调整机制，每种调整机制在其固有功能领域具备比较优势，相互不可替代。对财产关系发挥调整功能的私法调整机制主要包括物权调整机制、契约调整机制和身份调整机制。在某一种特定财产关系中，只有身份调整机制才能进行有效调整；并且身份调整机制既调整人身关系又调整财产关系，通过身份调整机制在人身行为与财产行为之间形成联系、渗透与互补关系。

然而，在现有民法理论研究中，身份调整机制长期被忽视。学者们没有认真研究私法中的身份如何调整财产关系，身份调整机制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由于私法财产关系内部的调整机制没有理清，我们也无法解释民法与商法、经济法在财产关系和调整机制方面的区分、联系与协调。在既有的私法制度规则中，虽然客观上存在着身份调整机制，身份对财产的形成、取得、支配、分配均发挥不可替代的调整功能，但立法者并未有意识地进行身份制度规则设计，在私法构造中仍忽视、挤压并掩盖身份。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私法财产关系的身份调整机制在理论上加以阐释说明。

二、私法上财产关系身份调整的基本原理

1．私法上财产关系身份调整机制的界定

私法财产关系的身份调整机制是指在私法财产关系领域中身份作为一种基本的调整机制发挥作用，遵循“依身定份”准则，借助身份与身份体系结构对财产关系做出安排，通过身份秩序规范财产的形成、取得、支配与变动秩序。

某些私法领域的财产关系，其本质并非交易性的，只能通过身份调整机制调整，因而属于身份调整机制的固有调整领域。在财产生成关系中，通过市场评价，个人身份本身成为一种无形财产，不同的身份形成不同份额的无形财产。在财产归属关系中，所有权调整机制是主导机制，身份调整机制是辅助机制。在财产利用关系中，他物权调整机制是基础机制，为财产的利用提供前提性法律条件，身份调整机制则直接协调财产的社会化运作，是现代社会中财产运用的实现机制。[5]而处于身份体[6]中的财产关系的基本调整机制为身份调整机制的基本调整机制。私法依据身份体的特定功能要求设计不同的身份体系，通过身份职权、职责的履行形成身份体内部的财产秩序，满足其成员的利益要求。在家庭生活中，身份调整机制配置家庭所拥有的生活资源，满足家庭成员的生存需要，农村家庭身份秩序还安排生产秩序。在职业社团中，身份调整机制将人的要素与生产资料进行整合，形成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身份意味着对财产与人力资源组合享有不同范围的支配权，也意味着对生产产出拥有份额不同的分享权。总之，在社会分配中，法律通过身份调整机制弥补市场缺陷，依据财产标准对市场所产生的身份差异进行矫正。

身份调整机制具有特殊的功能。只有在身份调整机制中，我们才能发现身份的无形财产化，理解现代社会中新的财富形成机制与存在形式：在生产领域，身份调整机制协调了财产的社会化运作；在生活关系中，实现了财产对人身关系和人的生活需要的满足；在再分配领域，身份调整机制弥补了市场机制的不足，衡平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强者配置财产义务，为弱者提供符合文明性生存的最低生活保障。由于身份调整机制的存在，私法机制更切合现实生活，并且通过身份调整机制沟通了市场关系与生活关系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民法与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的无缝连接。

2．私法财产关系身份调整的机理

身份调整机制拥有不同于物权调整机制和契约调整机制的特殊调整机理，其内容是：身份关系主导并塑造财产关系，财产关系适应并满足身份关系的需要。

财产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身份联系，财产也被不同的身份体系所安排，存在于稳定的身份结构框架中，嵌入相应的身份关系之中。每一个具体身份结构中的人对财产拥有特定的归属、支配权益，遵循特定的行为规则，通过个人意志与社会意志对特定财产按照需要进行支配。这为各种身份结构框架中的财产安排奠定了巩固的制度基础，通过不同的制度结构提供不同的功能保障，满足人民生活的特定需要，确保市民生活安全。这种制度结构在社会生活中反复应用，在立法中获得强行法的保障，是人们进行财产活动的默示条件。

市民生活关系中的财产具有两个层面的属性：一个层面是将财产看做抽象的、同质的财产。财产的拥有者和支配者被看做抽象的个人，也不考虑权利人对特定财产的具体生活需要。这个层面的财产具有交易属性，各种形态的财产均具有价值，可以通过货币进行量化。“不论以商人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7]财产的抽象、同质属性在诸多法律制度规则中发挥出功能上的优势。通过对财产进行抽象化、同质化处理的法律技术，实现市场交易，私法的物权调整机制和契约调整机制就是建立在这种技术之上。另一个层面是财产总是具体情景、结构中的财产，每一项财产均存在特定的用途，即使在交易领域也是如此。身份关系中的财产不再是抽象的，而是为特定的人、特定的生产生活需要而存在的；财产不再是同质的，而是嵌入特定的身份体之中，按照特定用途塑造，每一项财产均具备特定的功能，彼此存在个性差异。财产的异质化对应着没有进入交易或者完成交易之后阶段的财产存在状态。私法在此基础上运用身份技术设计法律规则，根据这种差异性要求进行差别调整，形成了调整财产关系的身份调整机制。

3．财产关系身份调整的一般原则

身份调整遵循特有的法律原则，这些原则不同于物权和契约调整的原则。

（1）功能导向原则，即财产对身份关系的合目的性。换言之，特定的身份关系塑造了相应财产关系的法律属性，任何身份体中存在的单项财产或财产组合均具有特定的用途；财产是为了维持身份体的存在、运作及满足个体在身份关系中的特定需要而存在。例如，家庭财产就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企业财产是为了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社区的财产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社会福利财产是为了保障公民基本福利和弱势群体基本生存需要。

身份财产负载特定的功能，每种财产上所承载的特定功能塑造了相应的财产结构、价值取向、运作机理，遵循相应的制度规则。物权调整机制与契约调整机制中的财产针对交易，财产通过货币同质化，在一般交易领域实现了财产的去身份化和去功能化，提供了市场交易的基础性法律条件。但是，仅凭物权调整机制与契约调整机制的设计无法适应复杂的市场关系，对财产的社会化交易（信用证）和社会化组织（公司）所提出的法律诉求无法回应。商法运用身份调整机制，按照具体的财产性质和功能要求进行安排，提供了市场交易的技术性法律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民法理论与规则的不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传统民法制度规则设计忽视身份调整机制，但市场经济关系却能够持续发展。

（2）权力主导原则。传统理论认为私法是权利法，并且这种权利主体是独立平等的抽象人。在市场中，主体人格独立，行为自主，财产权益归属明确，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平等协商是形成相互关系的主要手段。但是，市民生活关系甚至是市场关系并非仅仅是交易关系，在其他社会关系领域，在平等协商模式之外，还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关系，这是权力机制的存在基础。在身份调整的领域，其财产秩序的形成和维护主要借助身份权力秩序，在身份体内部回应差异化的调整要求，私法采用权力技术，赋予优势身份者更大的权力，支配特定范围的人力与财产资源，协调身份体内部运作关系，通过身份权力保障身份体的整体效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种权力模式可以节约协商成本，相对于平等协商模式具有效率上的比较优势。

（3）伦理优先原则。财产关系与人伦关系[8]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领域，财产行为与人身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纯粹的财产关系领域奉行效率优先，遵循等价有偿原则；身份关系领域奉行伦理优先原则。在由身份调整的财产关系领域，基本做法是通过身份秩序规范财产秩序，因此身份在调整财产关系时奉行伦理优先原则。财产处于不同身份关系之中，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生活需要，如生存需要、营利需要；不同层次的生活利益依据伦理规则在法律上获得不同的保护力度。一般认为，人的生存利益优先于商业利益；基本生存利益优先于其他生活利益；在企业财产分配关系中，劳动所得优先于资本所得；间接融资的债权优于直接融资的股权。[9]在对这些财产关系处理的过程中，一般通过确立优先顺序保障某些身份利益的优越地位，如破产分配中的职工工资福利债权具有优先效力。

（4）人格谦抑原则。身份关系中的人处于各种联系和差序格局中，注重相互之间的差异与互补关系，身份调整的技术性特质要求对人与财产进行综合支配、统一安排，突破了“人格－财产”的绝对界限。如果绝对地强调人格的独立、自由、尊严，那么，许多身份关系无法维持，身份调整机制无法调整。因此，身份调整机制的目的并非为了突出个人人格，也不在于规定一个“人之为人”的统一底线，人格制度只是作为一种前提性的制度发挥作用，个人人格本身需要谦抑。近代以来所奉行的社会理念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10]这种理念表彰了基本伦理价值，注重人格的独立、自由、尊严，保证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平等。“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11]并且人本身不能成为支配对象，德国民法学家拉伦茨就认为，支配权的客体既不能是自己，也不能是他人。[12]人身权从实质上看是一种受尊重的权利，一种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人身权不是支配权。[13]“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理念仅具有有限的合理性，[14]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私法制度中也一直无法排除对人的支配。例如，罗马法上家长权的支配力概括地及于属于该家族的人和物。对人的支配是身份法中的基本技术。在复杂的市民生活关系中，有些领域不存在完全独立、自由的人格与绝对的意思自治。在社会治理和秩序形成中，必然会导致一些人管理支配另一些人，即存在“命令－服从关系”。在这些领域，由于个体能力缺乏或者个体之间存在比较效率优势等原因，个体之间直接的平等协商难以适用。古代家庭中的家长权、现代企业中的经理权就属于这种情形。对人支配权指向他人的行为或者人身利益，这种对人的权利主要存在于身份权之中，如配偶权中权利人对对方性利益的约束，亲权中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等方面就包含着对人的支配内容。史尚宽先生也认为：“支配权包括物权、无体财产权及亲属权。”[15]其实，在身份调整机制中所体现的对人支配，有些目的在于弥补被支配者的能力不足，有些目的在于进行社会化协作以获得更高的效率，只是对被支配者的自由意志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限制，并非必然导致对人格独立、自由、尊严的否定。

4．私法财产关系的三种调整机制之间的关系

私法财产关系的三种调整机制长期共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得到法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从而处于不同地位；他们各自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拥有各自的优势领域，相互补充以有效规范私法财产秩序。

在民法理论中，物权调整机制与契约调整机制属于显性机制，身份调整机制属于隐性机制。在古代社会中，法律直接规定了身份调整机制，“依身定份”的身份调整机制是财产领域的显性机制。在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过程中，身份调整机制变成隐性机制。当时社会财产的主要形态是有体物，土地是主要财产形式，财产法律制度设计对象是市场交易中的财产关系，私法学者用物权和债权二元机制解释财产法制度规则。但是，物权调整机制与债权调整机制从来不曾取代身份调整机制。在私法财产关系需要身份调整机制的领域，立法者会不自觉地设计出身份制度规则。企业中的大量制度规范就属于身份调整机制。因此，财产法中的身份调整机制一直存在、发展并发挥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学者关注，更未得到理论解释，自然属于隐性机制。

三种调整机制之间功能互补。在近代以来，立法者利用物权调整机制与契约调整机制的二元性财产调整模式基本能够调整市场中大部分财产关系。其间，身份调整机制在默默地发挥作用。这种格局在现代社会中显示了局限性。因为财产权利的种类和结构复杂化，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之间的转化渠道增加，两者之间的权利界限模糊，单纯物权调整机制与契约调整机制不足以规范这些财产关系，需要强化身份调整机制才能够有效保障财产秩序。在现代民法理论中，应该界定物权调整机制与契约调整机制的功能边界，进一步重视身份调整机制。身份调整机制的研究，可以恢复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消除财产法理论与事实关系之间的矛盾。例如，社会中存在的大量未成年人，一般都不享有财产所有权，也不缔结交易契约，其生活依赖于其父母履行抚养义务，即依据身份联系所提供的利益而生活。单纯通过物权调整机制与契约调整机制既无法解释未成年人的生存关系，也无法保障其生存利益。身份调整机制的研究还有利于准确理解财产法立法中一些问题的性质，合理配置其制度功能。例如，夫妻财产制度的特质在于夫妻财产服从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相互扶助义务、相互继承权利等相关财产制度才契合婚姻家庭关系的本质。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分别财产制；此外，夫妻财产一般属于共有财产。虽然这两种财产制度均可以用所有权制度进行解释，但单纯运用所有权思路设计夫妻财产制度，则无法实现其应有功能。

三、市民社会共同体中的身份调整机制与财产配置

私法的个人主义倾向往往忽略市民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但私法中的财产关系总是处于社会共同体之中，私法财产秩序需要放到社会共同体中考察。

1．市民社会共同体中通过身份调整机制形成财产秩序

近代以来的私法理论习惯从“人身－财产”对立的角度出发解释社会关系，以致曲解了财产对生活的从属性质：强调身份法制度规则的伦理性，忽视身份法制度规则的技术性；注重从技术角度规范财产的归属与流转，忽视财产关系中伦理价值的渗透。虽然学界已经开始从人格角度研究人身与财产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财产总是人的财产，但人格不是人身与财产之间真正的联结点。因为人格是抽象的，与财产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持较为纯粹的伦理性，人格制度不能直接调整财产关系，难以沟通人身与财产之间的关系。身份作为一项社会组织技术，本身就有“利益份额”的含义，多数情形中表现为财产份额。因此，在社会共同体中需要通过身份调整财产关系，以获得财产秩序与社会秩序。

2．身份调整机制配置财产的基本形式

在分配领域，身份意味着利益份额，身份差异意味着利益份额的差异。现代社会中一般存在三次分配，每次分配中身份调整机制均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每一种分配关系中贯彻不同的身份政策。

第一次分配通过市场机制完成，财产分配的身份政策注重效率。竞争机制发挥基础作用，注重资源配置效率，不同身份可以获得不同的财产份额。第一次分配主要通过企业机制实现，在企业内部，主要依据当事人在企业身份体系中不同的身份位置配置不同的利益份额。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因为不同的身份而从企业中获得不同的利益配置，投资者享有利润，经营者享有工资与业绩报酬，劳动者获得工资。在第一次分配中，强者通过优势身份，获得大份额的利益，通过身份差异的财产分配鼓励竞争，以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这种身份财产政策导致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财富的两极分化，从经济上塑造并强化了人们的身份差异，从而影响社会公平。

第二次分配通过政府机制完成，财产分配的身份政策注重公平。从社会成员的不同经济条件所造就的不同身份状况出发，通过税收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通过福利补偿低收入者。在现代社会，政府机制已经渗透于市场内部，政府福利制度发挥着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功能，人们日常生活利益的一部分来源于政府提供的福利。征税是国家从社会中获得财富的主要方式，税收关系具有公法属性，但税收的征纳活动同样具有私法意义。在民法上，国家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所有权主体，居民也是独立的所有权主体，征税意味着财产权利从居民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在税收制度中，居民身份就是一种连接制度，居民负有纳税的义务，是财产转移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在所得税的起征点制度中，通过设置起征点，将居民进行分类区别对待，确定纳税与否；而累进税率制度将不同收入水平者进行区别对待，以确定征税的比例。

在福利制度中，公民身份是政府福利与个人生活的联结机制，公民身份是享受社会福利的基本依据。现代国家对公民的基本生存负有责任，政府应该保障公民达到符合文明性的最低生活标准，公民普遍享有基本福利，低收入身份群体还享受社会救济。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是设立贫困线，收入水平没有达到贫困线的人，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第三次分配通过社会捐助等机制完成，财产分配的身份政策注重良知，体现为对财富上的强势身份群体配置捐助义务。财富的集中使财富的拥有者成为现代社会的多元权力中心之一，富豪与财团决定着社会公众的衣食住行的方式，发挥着类似于政府一样的影响力。因此，基于这种社会势力的不对称性，富豪群体既然能够影响公众的生活就应该对公众承担信义义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富豪回报社会已经成为默示规则。例如，比尔·盖茨于2008年6月表示将捐出580亿美元资产。[16]有理论认为获得和占有财富本身不能证明其正当性。“那些认为他 ‘造就了’他自己和他的生意的产业组织者们会发现，在他手边的全部社会制度都是预备好了的，如技术工人、机器、市场、治安与秩序——这些大量的机构与周边的氛围，是千百万人与数十代人共同创造的结果……我们不应当说甲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创造了若干财富，乙创造了若干财富，而应当说利用和借助现存的社会制度，财富的增加属于甲者比属于乙者较多或较少。”[17]西方学者提出了财产的信托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富豪并非仅仅为了个人和家族拥有财产，而是为社会管理和使用财产，其地位相当于社会财产的受托人。[18]这种理论一方面阐述了私人财产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也为富豪身份群体承担社会捐助道义责任提供法理依据。在社会行为方面就应该通过捐助机制实现利益平衡，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同样，对接受捐助的弱势群体也并非接受施舍，在道义上无须处于劣势，接受捐助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

四、企业中的身份权力秩序和财产秩序

生产领域的身份体系是为组织生产活动而构造的，主要通过身份秩序整合财产关系，通过身份权力规范企业财产支配关系。

1．企业财产关系身份调整的基础

企业是人们进行生产协作的组织形式，身份安排是实现这种社会化协作的基本手段，物权与契约调整机制结合身份调整机制才能有效规范企业财产秩序。在企业中，以企业家的管理代替市场中的契约调整机制，将科学技术、人的创造性、劳动力和财产整合为一体，形成具有经营能力的市场主体，这种整合依赖大量的身份关系纽带。企业形成一种身份共同体，进入企业的成员获得特定的身份岗位，通过身份职权安排支配相应的财产和人力资源份额。由此，人力资源与财产得以整合，形成企业生产经营能力。

企业身份体系按照市场化运作要求塑造财产关系，通过身份秩序安排生产经营秩序。企业财产直接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按照生产经营特定环节的需要进行安排，企业中的财产总是处于生产经营的特定环节、具备生产经营的特定功能并受到特定身份权力支配。单项财产进入企业组织，按照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嵌入生产程序，形成与企业结构功能相应的组合资产，在组合资产的基础上形成营业功能体。企业通过身份体系协调财产关系，运用身份权力主导财产运行，支配特定的财产运行和他人行为。

2．企业财产关系身份调整的制度支柱

（1）企业的主体身份和营业资产。一旦登记获得法律人格，企业就获得营业主体身份，取资者成为交易相对方打交道的对象。这种营业体身份使其财产相应地转化为营业资产，营业资产在商事关系中通过连续的、有计划的、同种类的营业活动创造利润。

与企业的独立主体身份相适应，企业财产作为一个整体归属于企业。在有些法律关系中，企业财产会超越其具体结构，而被当作一项整体财产对待。例如，在归属关系上，德国法将营业资产视为集合物；在流转关系上，各国商法规定在营业转让中以营业为交易单位。营业资产中的每个单项的资产都可以独立出来，用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表示，并进行单独转让。但是，这些财产如果处于独立形态就不是营业财产。“这些资产要素必须结合为有机的整体，才具有营业资产的属性。营业资产有时表现为企业的整体，但有时表现为企业的某个系统、某项业务或者某些营业，如公司的某个店面或者某个车间。”[19]

（2）投资者、经营者身份权力区分和财产二重性。市场运行中的经营权离不开所有权。为了方便经营，投资者将自己的所有权转让给企业，在企业的名义下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在企业制度内部，财产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形态实现分离，投资者与经营者权力分别依附于财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形态。

投资者享有终极意义上的所有权，其身份权力依附于财产价值形态。舍弃财产具体形态，经过抽象实现财产价值化，通过同质的货币予以衡量；再经过标准化处理，从价值上将其划分为标准化的等额股份，结合证券表现投资者的股权。这样，价值形态的财产就处于投资者支配之下。

经营者享有经营权，经营权依附于财产的使用价值形态。经营者作为企业的经营机关，通过职权实现对企业财产的支配。只有经营权的行使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因此企业财产的使用价值形态置于经营者支配之下。

（3）企业身份权力的差序结构和信义义务。不同身份职位依据职权支配不同的人力与财产资源，形成企业身份权力的差序结构。掌握经营决策权的董事和经理、掌握监督权的监事和掌握实际控制权的大股东成为身份强权者。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法引进信义义务，确认企业身份强权者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信义关系，[20]要求受信人对受益人或委托人负有信义义务。

3．企业身份体系和财产安排

企业通过身份体系整合财产关系，每一种身份对财产均具有支配意义和分配意义。

（1）企业内部的基本财产关系。从实物形态考察，企业资产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21]营业资产的组织优化程度、经营者的经营能力、企业在行业竞争中所处的位置、主营业务在市场中的产业周期、甚至是政府的相关扶持政策等因素却是企业的无形财产。企业内部的财产存在于组织安排状态之中，单项财产嵌入整体财产，每一项具体的财产均被锁定在既定的位置上，形成专用性财产，发挥预定的功能。在企业内部，关注财产的物理性质、结构与财产组合的整体功能，以满足企业运行的要求，一般不会独立考察某项财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因此，单项财产往往丧失通用性，市场流通能力下降，在市场中单独变现出现障碍或者易于发生价值流失。从价值形态观察，财产在企业外部表现为进入企业的投资，流出企业的利润、工资、税收；财产在企业内部表现为企业总资产。这些价值形态的资产同样处于特定功能状态。

（2）企业内部的基本身份体系。只有人才能支配财产的运行。在企业制度设计中，人的意志与专业的市场能力被客体化，通过身份设计整合进财产组合体中，从而使企业财产演变为内化了人的创造性的财产。正是身份岗位体系的安排，将人的禀赋依据不同生产需要置于不同的岗位，行使不同的身份权力，从不同环节支配不同的财产份额。企业通过股东、董事、监事、经理、职工身份岗位和职权安排实现企业运作。企业身份体系负载了企业权利和权力体系。企业身份体系主要包括：1）投资者身份。通过股东身份，在投资者个人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股东的身份权包括财产收益权与治理权。前者是从企业获得红利的权利，持股比例是分配比例的依据。后者是企业经营决策与控制的权力，企业通过设立股东会和股东身份岗位将投资人的意志引进企业，投资者的营利愿望转化为企业机关的职能，通过股东会权力和股东权的行使将股东的谋利要求转变为企业运行的动力。2）经营者身份。企业通过设置董事、经理身份岗位，将职业经营者的商业能力整合于财产中，将经营者的商业才能转变为企业的经营能力，使企业具备市场运营能力。3）监督者身份。监事身份岗位将股东的监督权日常化、内部化。监事权力的行使对象是经营者的经营权力，通过身份权力制衡以防止经营者滥用身份权力。4）劳动者身份。企业通过职工身份将劳动者的劳动与财产结合于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与生产过程的特定环节相结合。劳动者在企业身份权力体系中处于受支配地位，接受经营者的管理、监督。

（3）企业内部身份的财产意义。投资者身份的直接意义是财产支配权。投资者转化为股东，通过股东会行使决策权、监督权，对企业财产运用具有最高支配权。投资者身份的最终意义在于决定财产利益归属。投资者拥有企业的剩余财产索取权，企业财产运作过程是其资产以社会化运作方式循环与增值（也可能亏损）的过程。

经营者身份的财产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于企业财产支配权，即经营者在职权范围内按照生产经营的目标支配人力要素与物质要素；（2）经营者既是生产经营指挥者，其本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为企业营业财产所内化，成为企业的一种营业资产；（3）获得薪金报酬。

五、家庭中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安排

人类基本生活共同体是家庭，其外部扩展为家族。农村的村社、城市的社区均属于生活共同体。在这些领域存在的财产关系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形成的。身份调整机制按照人们生活需要规范财产关系，形成相应的财产配置和流转规则。为行文方便，以下集中从家庭关系进行分析。

1．家庭内部财产关系调整的基本规则

在生活共同体中，个人之间存在着年龄、性别、能力、健康状况、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也存在血缘、婚姻等身份联系，从而形成相互协作关系。在这个生活共同体中，一些人有能力从市场中获得财产，另一些人没有能力从市场中获得财产；通过身份关系，弱者依赖强者，强者扶助弱者。生活共同体的财产是为了满足其成员的生活需要而存在的：在归属关系中，财产的独占性被突破，实质上已并非纯粹私的所有；生活共同体内部财产流转突破了等价有偿规则，遵循相互扶助的身份调整规则。生活共同体中的财产秩序服从于伦理秩序，法律依据特定身份关系设定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如未成年人对父母支付生活费的请求权，夫妻之间的扶助义务。

2．身份关联与人格独立之间的财产利益衡平

现代私法对生活共同体内部身份关系进行调整的关键是如何从财产上衡平身份关联与人格独立。首先，生活共同体中的财产是为了满足伦理秩序需要，财产制度设计必须体现并服务于特定身份关系。以婚姻家庭为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17条规定的共有财产制度支持夫妻之间的共同生活关系，在稳定的两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生活消费单位，承担种族的繁衍功能并实现养老育幼的社会功能。其次，在身份关系之中，个人人格仍然存在，个人财产仍有意义。婚姻并非像血缘联系那样由先天注定，而是后天通过身份行为创设、变更和解除，与人格独立相伴的意志自由和财产独立仍有意义。根据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第18、19条的规定，约定财产制有三种形式：一般共同制、部分共同制和分别财产制。法律为当事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模式，扩大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其背后的逻辑是强化个人独立性与独立的财产利益保护，与私法中以独立、抽象、均质的个人为规范对象的逻辑相一致。但是，这种变化趋势也存在可商榷之处，我们不能忽视夫妻财产关系是在夫妻身份关系内部存在的财产关系，具有特定的身份功能，因而只能满足常态婚姻家庭内部关系对利益的需要。[22]现在，婚姻家庭领域的个人独立有过度膨胀的倾向，曾经出现过通过遗嘱将全部的遗产遗赠给保姆而导致没有任何过错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落空并且该遗嘱得到法院支持的事件。[23]

如何在财产制度规则上做出适当的安排以衡平婚姻家庭中的身份联系与人格独立？我们有必要借鉴法国法、瑞士法上的特留份制度。特留份是法律所强制规定的继承人应该享有的最低限度的继承财产份额。特留份制度重在保护婚姻家庭中的伦理秩序，为财产继承中的伦理身份关系份额设置了底线，赋予法律强制力，限制了当事人意志自由。有反对者认为特留份制度会导致不劳而获，坐食遗产的依赖心理，有损社会公平和效率，主张加以限制。[24]笔者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协调个人自由意志与身份约束之间的关系。一些国家的民法排除特留份制度，将家庭财产的所有权依据交易逻辑归属于个人，这种个人是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而非身份关系中的个人，这种财产也被认为是抽象同质性的财产，而非为了家庭生活而存在的目的性、功能性财产。这样一来，财产脱离了身份关系约束，所有权人的自由意志出现膨胀。既然继承关系本性是身份关系，既然人生活在婚姻家庭制度之中，通过身份联系授受财产利益是人们的生活的常态，那么无视身份约束的个人对所有权的意志自由就损害了婚姻家庭身份关系的固有功能。因此，法律应当限制被继承人的处分权，维护法定继承制度及亲属之间的身份关系，不至于使继承人突然失去生活来源。

六、个人身份和无形财产权的形成

在现代社会中，人身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趋向，个人身份开始具有财产意义，优势身份在市场评价中演变为无形财产权。

1．个人身份的财产意义

有学者开始注意人身关系的财产意义。德国法学家施瓦布认为：“人的人格发展和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财产，人就不能生存；人所能支配的经济财产越少，生存机会也越小，人格权的实质内容也就越少。人在相当可观的程度上恰恰是通过其财产而获得发展，最明显的是通过拥有消费品而获得发展。”[25]19世纪法国的两位学者奥布里和罗阐述了广义财产理论，认为广义财产无区别地包括一切财产，尤其是天赋财产。[26]广义财产除了包括经济价值的权利之外，还包括人格权利。该理论将抽象的整体性财产与人格合为一体，揭示了人格与财产的统一性，将个人拥有的抽象意义上的全部财产视为其人格自有之物。[27]近年我国学者认识到人格中包含有伦理要素和财产要素，自然人的血液、乳汁等衍生物以及身体器官均可以具有交换价值；姓名、肖像等标表型人格可以转化为商业利益并在市场中实现价值。“因为人格权商品化的客观现实，我们必须承认人格权的财产性，人格利益已经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28]

其实，相对于人格而言，身份与财产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关联性。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之间往往相互渗透、互相支持，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法国有学者在研究人格物、商事人格权等问题时已经触及身份财产权，明确区分将肖像“视为人的固有组成部分”与“视为可以利用的财产”在法律意义上的不同，指出前者主要适用于普通人领域，旨在阻却他人的擅自利用；而后者则主要适用于“名人”领域，旨在赋予该名人利用（或者不利用）其肖像以取得商业利益的自由。[29]“视为人的固有组成部分”对应人格，而“视为可以利用的财产”则对应身份。在人格标志的商业化领域，只有运用人格和身份两种机制才能解读这种无形财产利益的形成与运作，人格独立是这种无形财产利益的归属机制，身份差异是这种无形财产的形成机制。人格功能仅仅体现为突出某个特定人可以作为商业评价对象，将优势身份所产生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归属于某个主体。只有身份才能够将这个人的价值在市场结构中予以衡量确定。虽然人人具有各种各样的身份，每种身份或多或少地具有财产价值，但能够具有突出市场效应和商业价值的只会是那些拥有优势身份的人。

2．优势身份财产价值的形成

我们从财产角度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个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可以通过财产体现，拥有优势身份的名人拥有更大份额的无形财产资源。这是身份差异而非人格平等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例如，财富媒体《福布斯》公布，2008年篮球运动员姚明的总收入达到了5　200万美元。[30]姚明为什么具有如此高的商业价值？如果运用人格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因为人人具有人格，其他人为何不能通过广告代言获得收入？真正的原因在于姚明的超级球星身份，人们能够对之产生健康、力量等积极方面的联想。因此，商家请姚明代言，就能够使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追捧，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带来更高的利润。由此观之，政治明星、文体明星这些优势身份均能够诱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形成市场价值。而对法人来说，商誉是一种有关法人的商业或职业道德、资信、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方面的评价。[31]这种评价导致了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形成了知名品牌等优势身份企业。这些企业的名牌优势身份意味着其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获得了一个有组织的市场，产品和服务价格会明显高于同类产品和服务，从而形成市场价值。

3．优势身份的无形财产权属性

在市场领域，不同身份获得不同的市场评价，实现了身份要素的财产化。此时，身份之“份”直接体现为财产份额，优势身份则产生大份额的财产利益，身份权在有些情景中表现为单纯的无形财产权。德国学者耶林从罗马法出发，区分了有体物与无体物，认为名誉、荣誉等利益属于无形财产。[32]另外，肖像、姓名、声音等人格权标志都可能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价值大小一般取决于个人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声望。知名人士可以允许将公众对他的关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进行商业化，将自己的肖像、姓名或者具有识别功能的其他人格标志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广告以获取报酬。可见，姓名、肖像的价值形成于市场评价，依据不同身份产生不同数量的无形财产。就名人而言，身份资源意味着取得财产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市场行为才可以转化为实在财产。需要指出的是，对演艺公司等企业而言，拥有明星的质量和数量则属于人力资本范畴，构成其核心竞争力。

在司法领域，法院已经开始将优势身份作为无形财产对待，提供财产法方式保护，认为未经本人允许而对其人格标志进行商业化利用的广告，其侵害对象主要不是精神利益，更多表现为当事人商业利益。这时，当事人所感受的名誉和声望受到的伤害，要比经济上的损害小得多。[33]在侵犯肖像权的案件中，不同身份者请求赔偿的数额也各不相同。在英美法中，这种无形财产权通过判例加以确认。1953年，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弗兰克在“海兰案”中不再将商业性地使用他人的身份局限在精神痛苦的范围之内，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财产权侵害，[34]从判例上确认了名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其身份上的商业利益。对人格标志非法商业化案件的裁判，采用身份法技术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如果从精神利益角度进行保护，必然离不开人格权逻辑，囿于人格平等，理论上只能对同类侵权判决标准化的赔偿额，无法就不同身份的受害人判决不同的赔偿数额。如果从身份利益角度进行保护，可以依据身份逻辑，就不同身份的受害人判决不同的赔偿数额。因为身份存在差异，不同身份者的人格标志上负载的商业利益不同，权利人损失的可得财产利益同样也存在差异。

注释:

[1]参见［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参见薛军：《法律行为理论：影响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重要因素》，《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3]参见谢怀栻：《民法总则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4]私法中的身份是指个人在市民社会关系中具有私法意义的定位与相应的利益份额，是身份关系为私法所规制的结果。

[5]现代社会中的财产运用主要依赖公司、证券、银行、信托等商事制度，身份调整机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法律为交易中的经营者与消费者配置不同的权利义务。

[6]身份体是指进行身份安排的组织单位，如家庭、社团、社区等；身份体是介于个人与市民社会的中间层次。

[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4页。

[8]传统民法设计出以人格权和财产权互为参照系的二元结构。其局限性在于，仅仅从人格权角度观察人伦秩序，人为地舍弃了身份领域；其实，人格关系与身份关系均属于人身关系，人格制度规则与身份制度规则均规范人伦秩序。

[9]因为股东可以进入企业内部机构，通过股东大会行使重大事项决策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事务；而债权人始终是公司外部人，无法影响公司事务。

[10]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8页。

[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

[12][13]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

[14]这种“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说法在第一个层次上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实，在自然界中，野兽也可以捕获人作为食物，人可以对象化；人作为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同样需要为生存而努力，为生存而付出代价，并非天生就是目的。在第二个层次上体现的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格尊严与人人平等观点。但问题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不受约束支配的独立、自由、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受支配同样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常态。

[15]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16]参见孙琎：《盖茨本周退体　580亿美元捐慈善》，《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6月24日。

[17]［英］伦纳德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8]参见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行公益基金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88页。

[19][21]参见叶林：《营业资产法律制度研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0]信义关系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一种不对等的法律关系，即受信人处于一种优势地位，而受益人或委托人处于弱势地位，受信人作为权力拥有者，有权以其行为改变他人的法律地位，而受益人或委托人则必须承受这种被改变的法律地位且无法对受信人直接控制。

[22]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第10条的规定注重保护夫妻身份关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财产自由。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的规定体现了强调个人独立的倾向，而淡化了夫妻身份联系的身份财产属性。这反映出一种错误的倾向。

[23]参见仲民等：《杭州小保姆赢得百万遗产》，《北京晨报》2001年1月21日。

[24]参见章礼强：《对中国现行继承法遗嘱自由过度的反思》，《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25]［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26][27]参见尹田：《无财产即无人格》，《法学家》2004年第2期。

[28]袁雪石：《论人格权的二元性》，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7年，第2页。

[29]转引自马俊驹、张翔：《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体例》，《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30]参见张婧：《姚明年收入力压科比詹姆斯　中国巨人成NBA首富》，《东方早报》2009年9月7日。

[31]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32]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