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的特点十篇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1

【摘 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实证研究显示：“90后”大学生的价值观更趋于多元、理性和务实，但同时存在功利性取向;在学习方面存在较多困扰，突出表现在学习动力不足、方法不得当、效率不高三个方面;在处理人际矛盾的技巧上存在一定困扰;恋爱动机健康，性观念日趋开放;自我悦纳程度较高，性格乐观;社会公众应以发展的眼光和理念观察理解“90后”，从发展的角度引导“90后”。

【关键词】 西农;“90后”大学生;思想道德;学习;人际交往;心理健康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以后，“90后”群体以主体的方式步入大学校园，同时意味着高校教育者的思想理念、教育方式以及引导策略等将受到全面的挑战。当前对“90后”大学生的评价，褒贬不一，且总体贬多于褒，多为成人经验建构的结果，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90后”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特征刚刚显露，值得研究的空白很多，因此，任何随意的标签、定义，都是武断而轻率地结论。

“90后”大学生与前几代青少年相比，是成长环境最优越的一代，他们出生、成长在信息时代，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形成了新一代大学生独特的精神形象、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因此，评价“90后”的视角、立场也应有所改变，关注“90后”大学生发展，了解“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研究“90后”大学生引导策略，已成为各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当务之急。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10月-2013年12月开展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思想动态滚动调查”。调查以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所用问卷采用量表式测量方法，在内容设计上分四个维度，包括思想道德、学习、人际交往与恋爱、心理健康等。调查对象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0级-2013级全体本科生，出生日期主要集中在1991年-1995年，涵盖农、理、工、经、管、文、法、哲、史、医、教育、艺术等12个学科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参与调查的学生共计20312人，占学生总数的92.3%，问卷有效率为96.2%。调查所得数据通过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三、调查结果

1、“90后”大学生在思想道德方面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他们的价值观更趋于多元、理性和务实，但同时存在功利性取向;“知行脱节”现象较为普遍

调查结果显示，“90后”大学生普遍关注政治，政治立场坚定;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对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充满信心;道德观清晰，思想活跃;关注和参与社会事件热情高，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83.7%的学生 表示“会积极争取入党”，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在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横向比较和同一年级的纵向对比中发现，持“支持或基本支持”的比例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价值观方面的调查显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人格是否高尚”、“能否干出一番事业”和“生活的舒适和安逸”四个方面成为大学生评判自身价值的最主要的取决因素;在入党动机方面，2010级以后，“追求理想和信念”的学生比例最高，其次是“增强就业竞争力或谋求仕途发展”。这些数据显示，“90后”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多元，更加理性和务实，同时也明显存在功利性取向。

“知行不一”现象客观存在，认知与实践的矛盾突出。例如，高达99.3%的学生认为“诚信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优秀品质”，而在“考试作弊的”态度中，却仅有65%左右的学生表示，自己对作弊现象“反感，从不作弊”，另有41.3%的学生“为了达到一些目的，会动摇讲诚信的信念”。

2、“90后”大学生在学习方面存在较多困扰，突出表现在“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方法不得当”和“学习效率不高”三大方面

连续四年的数据显示，不同年级大学生面临的最大困扰均为学习困扰，这种现象，在大一期间尤为突出。例如，37.3%的学生的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64.4%的学生认为进入大学后，自己在学习上“有点懈怠”或 “很懈怠”（以2013级学生为例），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待加强;又如，大一期间认为自己“学习方法得当”的学生比例为46.7%，大二期间下降至40.5%，大三期间为69.2%，直到大四毕业，仍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学生认为自己大学期间“未能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以2010级学生为例）;更有69.8%的大学生认为“课堂学习效率不高”（全校平均）。

3、“90后“大学生对人际关系有清晰的认识，但在处理人际矛盾的技巧上存在一定困扰;恋爱动机健康，能以积极、正向的态度面对恋爱;性观念日趋开放，但缺乏必要的性保健知识

数据显示，99.5%的学生认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择友的角度呈现多元化，最注重朋友的内在素质和涵养，四个年级的学生择友最看重的三个方面为“道德品质”、“性格”和“处事作风”; 60.8%的新生“能换位思考，主动找对方化解矛盾”;34.7%的新生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产生的问题”，但同时只有47%的学生表示自己“人际交往能力比较好”，72.6%的学生认为自己“缺乏人际交往的技巧”;60.5%的学生喜欢一个人的原因为“被对方的某些优点所吸引”，选择男女朋友最看重的依次是人品、性格、能力、兴趣爱好等内在素质;在大一时期即有过恋爱经历的学生比例为42.9%，而大四学生比例则上升到66.1%;明确反对“婚前同居”的学生比例逐年下降，而了解相关的性保健如“怀孕”、“避孕”等知识的学生比例不足一半。

4、“90后”大学生有积极的心理感受和较高的自我满意度;同学朋友等同龄人是“90后”最信任和影响最大的群体;面对心理困扰会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方式;大一期间适应不良的现象普遍存在

90.6%的学生对未来“充满希望，有信心应对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91.2%的学生对自己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65.9%的学生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其“大学同学或朋友”，遭遇各类困扰时求助的首选对象是同龄人，其比例为远高于“辅导员、班主任”、“父母等家庭成员”和“任课教师”等;94.3%的学生认为心理咨询是一种积极的解决心理困扰的办法，在大学期间，约有10.8%的学生有过心理咨询的经历，1.1%的学生有过3次及以上的咨询，另有51%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心理调适能力在大学期间“大幅提升”;44.6%的学生认为“有所提升”;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未能及时树立大学新目标，“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是大一新生普遍面临的问题，大一学生最希望得到师长的支持和指导。

四、结论与讨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思想行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90后”大学生在思想道德、学习、人际、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均显示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尽管他们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不成熟之处，但并不能改变其核心特征：“90后”大学生，属于健康成长、积极发展的一代青少年。

1、“90后”大学生认同主流价值，但价值观更加多元，思想更为自由

针对网络和媒体宣扬的少数“90后”大学生争议性事件，社会主流文化对“90后”大学生的批评和质疑从未间断，研究结果证实：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具有国家意识，认同社会主流价值。“90后”大学生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历程与中国崛起的过程相互交叠，对国家有较强的认同感;同时，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平台，他们享受了比中国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要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从而形成了更加多元和矛盾的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展现出个性独立、崇尚自我的精神形象，而这些，与社会公众对“90后”的角色期望出现了差异，导致一些社会公众对“90后”大学生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2、“90后”大学生观念更开放，个性更独立，行为更自主

新媒体的发展，使得“90后”大学生接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更加广阔，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远远超过上几代人，调查显示，68.7%的大学生平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为“上网”，传统的家庭和校园教育只是他们了解社会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他们可以更加主动的猎取海量信息，并自由的进行甄别和判断，对各种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评判标准，认识和思考问题也越来越具有批判精神;同时，“90后”大学生的家长多为“60后”甚至“70后”，他们为子女营造了相对更加开明和自由的成长环境，在整体比较宽松的社会氛围里，造就了“90后”大学生更加独立的个性特点，更为自主的行为方式。

3、“90后”大学生自我悦纳程度较高，性格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们普遍对自我的满意度较高，拥有更积极的心理感受，这与他们所成长的环境是紧密相连的。“90后”大学生成长的大背景，是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形象和地位极大提升等诸多积极的社会环境，他们拥有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机会，“90后”大学生拥有更为健康、稳定、快乐的成长条件，在物质和亲情上，他们都获得了较高的满足度和关注度，使得他们普遍幸福感较强，无论是对自身能力还是自我价值，均表现出较高的自信。

我们不能忽略“90后”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正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无论是心理成长还是人格完善都需要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对于“90后”大学生呈现的各种问题，可以用“发展”这一概念充分解释，是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要发展就一定会有矛盾，有矛盾就必定会有问题，如调查中反映的“知行脱节”、“学业的困惑”、“适应不良”以及“人际和恋爱的困扰”，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和“90后”，用发展的理念去理解“90后”，从发展的角度来引导“90后”，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人生的关键时期;更应该放大到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解读“90后”，他们才是未来的引领者，“90后”大学生，也终将与“80后”、“70后”大学生一样，被大众所认可，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万美容，曾兰.“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其引导策略[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8.

[2] 王丽君.“90后”大学生价值观状况调查与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1.2.

[3] 潘红霞.“90后”大学生道德认同现状与应对举措[J].中国青年研究，2014.6.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2

关键词: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双轨制;会计;研究方法

 

当前,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自然科学中惯常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会计领域,认为会计科研方法的改革时代到来了,实证研究有望替代规范研究在会计界的研究方法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显然忽视了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环境的适用性。会计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精确的计量科学,固然不能直接套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研究思路进行分析,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任何研究会计学的方法都要从会计这一社会科学的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认为:会计随着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那些已经经历了经济环境等要素冲击、检验,并在实务中得到保留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现行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规范研究虽然是一种传统的方法,但会计主体运用规范法成功的构建了会计概念、准则、制度等一系列理论,规范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体系,它的这种基础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证实的,是不可动摇的。实证研究作为从自然科学中引用过来的方法,自然有其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作为一种新型的方法,它的引进能促进会计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本文从两法的特点、优缺点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剖析现行方法体系,认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应发挥两法的优势和作用,进行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的“双轨制”改革,实现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有机的深入融合。

一、两种研究方法的特点互补分析

(一)研究资料的文字性和数量性的对比

首先,相比规范法通过价值判断得出文字性的研究成果的特点,实证法研究资料的数量性决定了研究过程的精确性。事物具有量和质两方面的特征,缺一不可。质是区别于他物的根本,忽视对质的研究,使人容易忘却被数量掩盖起来的

会计客体的实质内容,也就是忽视对事物的根本矛盾的研究,只有达到一定的质变,方能促进会计研究的根本性的发展;但没有量的一定积累,质的存在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实证性的研究为会计理论质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另外,这种文字性和数量性在另一种程度上也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互补。

(二)研究观点的系统性和研究结论的概括性

规范法充分的利用了系统论的观点,承认会计科研客体是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要研究会计活动,就必须把会计科研客体放到社会诸环境中进行考虑,这样,才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掌握会计科研客体的全貌;而实证法研究结论非常具有概括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实证研究能够对科研客体已有的量化资料进行高度的概括,为价值判断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

(三)研究方法的传统性和数量科学性

会计科研规范法是会计科研主体长期以来使用的方法。我们称规范法具有传统性,并不是指它是一成不变的,相反,规范法正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也只有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规范法才有可能在会计长期的科研过程中处于基础方法体系地位而不动摇。而实证法沿袭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具体研究对象是符合统计资料的数量较大的随机样本,资料收集方法是具有统计科学意义的问卷调查、统计抽样,具体研究程序是符合逻辑的实证科学程序,整个运算过程都有相当大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可以说,实证法的引入为会计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分析

(一)规范法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性和实证法研究结果的精确性

规范法通过揭示规律,充足完善会计理论和经济秩序,并进行价值判断制定出的规范准则制度等可以很好的指导会计实践并接受会计实践的检验;实证法以数学模型为主要研究手段,以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借助计算机进行会计数据处理,有助于精确描述会计研究对象,符合会计研究的基本任务和内在要求。

(二)规范法的深层次了解性和实证法的会计预测性

规范研究者通过深入现场,进行现场考察访谈和记录,可以了解到科研客体表面上未表现出来的内涵,有助于了解会计科研客体的深层次内涵和特征;而实证法能够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仅凭直觉感悟和经验判断所难于发现或不能发现的会计规律,有助于实施有效的会计预测。

(三)规范法研究结论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证法的研究对象的简化性

规范法的研究起点不同于实证法,不是事先提出有利于研究的假设条件,而是从现实出发,提出问题(也即确立课题),然后再搜集资料整理分析,这更加符合当期的实际情况,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较强的针对性;而实证研究简化研究对象的复杂因果关系,把探求因果关系作为理论推演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在研究未展开之前,要求研究者事先确定研究对象中某些自变量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程度和变化取向,该种方法仍然要求研究者制造一种环境,将那些无关的因素用控制手段加以排除,从而把所认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示出来,它这种人为构筑研究环境直接干预客观实在的做法对研究结果容易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研究中难免出现过于简化会计研究对象背后隐藏的复杂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后期运用规范法对其进行价值判断。

(四)规范法和实证法的认识继承性

规范法所强调的是世界应该是如何运行的,相应的,实证法强调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规范理论能帮助我们在实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判断。认识论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的认识只是对整个世界一个层次的认识、一个方面的认识、一个发展阶段的认识。因此,人们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识、扩展认识、把认识向前推移,因此有必要将两法结合,运用规范法将实证法的具体认识进行深化扩展,由具体到抽象,达到认识的高级阶段。当然,如果“是如何”不能为“应如何”的会计研究进行价值判断,则该会计研究要么是在玩“数字游戏”,要么是在“哗众取宠”,这种所谓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就只能束之高阁。

三、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的“双轨制”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大部分是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很少,使得会计理论容易走向纯粹逻辑演绎推理的道路,并非从实践中来并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而现阶段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势,只是以模仿英美实证研究的模型和文章格式为主,创新性很少,能够捕捉中国自己独特环境因素的研究也不多。纵观历史,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实际上是走了两个极端: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规范研究为主,将对数学模型定量分析的方法排斥在主流研究之外;90年代之后,受西方会计学者的影响,会计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会计研究者盲目地模仿西方实证研究方法,直接套用西方的成熟的实证方法来解决我国的现实,根本没有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不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假设,得出与我国现实没有联系的“成果”,最终导致“只见枝叶,不见树木”。

本文认为,应该对现行会计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必要的双轨制改革。所谓“双轨制”改革(“双轨制改革”一词借鉴于杨素昌,肖泽忠的研究成果《试论中国国家审计双轨制体制改革》,文中针对我国国家审计改革现状提出了双轨制的思想,本文将此思想应用于会计领域),即在会计理论的初级研究阶段,侧重于实证性,力求客观与精确,而在第二阶段—制定和指导会计准则阶段,侧重于运用规范法进行价值判断,以求被社会接受和认可,进而接受实践的检验,得到新的完善和发展。

(一)双轨制改革的思想基础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初具规模,资本市场不完善,实体经济占主流,这就需要国家会计研究人员制定出适合我国各方面发展不完善这一特点的研究方法体系,找到适应我国环境的平衡点,而不是简单的照搬或摒弃,更不能直接由规范研究突兀的过渡到实证研究阶段。当然这种平衡也不是简单的对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中立或者组合,而应是一种深入的融合。虽然现阶段能真正建立在中国经济、政治、人文环境下的实证研究不多,但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谈论去留哪种研究方法还为时过早,所以有必要让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齐头并进,为中国的会计理论共同做出贡献。 “双轨制”的改革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将研究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另一方面充分的发挥了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点,没有偏颇,既保证了客观精确性,又保证了价值主观性,在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入实证研究方法,不再存在理论和实务的脱节现象,为整个会计理论大厦奠定了实践经验的基石。

(二)双轨制改革的现实可行性

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很完善,但是它的迅猛发展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证法的运用提供的生存的土壤,在认识的初级阶段,主张运用实证研究,而现实中数据库的建立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资料保证,计算机等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的运用和普及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然而,由于法规不健全,可利用的资料较为匮乏,只能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和实地研究等方法进行初步的研究,具体其他实证方法的运用还有待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认识的高级阶段,需要加入规范研究的价值判断,从道德的、文化的或者其他立场、观点对社会事实的可接受性或不可接受性做出实际的评价,从而才能为社会所认可,达到所研究的会计理论结果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r l 瓦茨,j l 齐默尔曼,陈少华.实证会计理论[m].黄世忠,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 威廉 r 斯科特.财务会计理论[m].陈汉文,夏文贤,陈靖,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3]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4] 周忠惠.会计研究方法论[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5] 李孝林.会计基本理论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

[6] 于玉林,李端生.会计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 万晓文.现代会计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3

关键词：蛋白质组学；证本质；方证结合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7－1551－03

1　证本质研究的现状

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是理法方药一脉相承的桥梁和关键，多年来一直是中医研究现代化的突破口。人们普遍认为，抓住了证的研究，就抓住了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瓶颈。其中证本质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医学者瞩目的专题，也一直是中医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们试图超越疾病探求证的本质，寻求证的客观指标，认为只要发现和证实了与证有关的特异性物质成分，便揭示了证本质，便可对证进行客观的解释和度量，并可实现中、西两种医学本质上的交汇与融合。

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界全面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证本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根据中医文献及临床资料，明确病、证、症的关系，制订某些证的诊断标准，使辨证达到规范化，并将现代医学的实验指标结合到证的研究标准之中；由传统的对临床病人的研究，发展为结合证的动物模型，通过动物模型的研究来与人的辨证研究对照。并结合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在脏腑病证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进行了一定探讨。

虽然我国在中医证的本质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我们并没有揭示证的本质，主要表现在：证候实质研究的传统目标是追求研究指标的高特异性，而其研究结果的特点却恰恰是弱特异性；动物模型研究的局限性；研究思路的片面性等。

2　蛋白质组学简介

蛋白质组的概念最早是由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的Wilkim等于1994年提出的。蛋白质组学(protcomics)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的一门新兴科学，它从整体的角度分析细胞内动态变化的蛋白质组成成分、表达水平与修饰状态，了解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从而揭示生物学行为，以及基因表达调控机制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蛋白质组学分为表达蛋白质组学(Expression Proteomics)，细胞图谱蛋白质组学(Cell－Map Proteomics)和功能蛋白质组学(Functional proteumics)。生物功能的主要体现者是蛋白质，复杂的基因间和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细胞内的活动和环境的影响都会影响基因的表达及蛋白质的翻译后加工。蛋白质组作为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动态变化着的整，体，各个蛋白质之间并非杂乱无章或者相互孤立，而是通过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密切有序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多个子系统，实现特定的生理功能。从基因水平向蛋白质水平的深化，已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和新的任务。蛋白质组学的建立为研究蛋白质水平的生命活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提供了新型有效的研究手段。

3　蛋白质组学应用于证本质研究的可行性

3．1　认知上的可行性　中医理论认为，疾病的发生主要是机体整体功能的失调，证候是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实质的概括，是机体内因和环境外因综合作用的机体反应状态，随着病程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证候有着明显的整体性。蛋白质组学不仅研究蛋白质的构象，更重要的是进一步阐明不同的蛋白质、不同的构象功能的表现。它不是单纯从蛋白的个体进行研究，而是从人体的整个蛋白质，即在蛋白质组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因此。蛋白质组学是证本质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中医证本质的含义是指引起证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决定着证发生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是在证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物质。蛋白质组学对蛋白质研究的整体观念同中医对疾病认识的整体性有很多的共同之处。采用对整个细胞甚至整个组织的全套蛋白质的蛋白组学研究方法，对证候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现代医学也认为疾病的发生大多数是多种病因通过多种途径导致整体功能紊乱的过程，在生命大系统中，如果仅用单因素分析思路来研究多因素系统中的各种关系，往往陷入网络式联系中，难以理出头绪来。因此中医证候理论研究作为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突破口是理所当然的，而蛋白质组学也是从整体水平上反映了疾病过程中蛋白质表达的动态演变过程，与中医的辨证论治的认识方法相似相通。

3．2　技术上的可行性　Patricko Fanell等于1975年建立了双向电泳技术，可同时分离数千种蛋白质。目前应用于蛋白质组学的主要研究技术有：①激光捕获切割技术(LCM)：该技术减少了由于样本成分复杂而造成的干扰或个体差异，提高了样本的均一性；②表面增强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该方法通过选择性吸附的途径大大降低了样品中蛋白质的复杂性，而同时又保持对多样品、多蛋白的同时分析，从而把每个蛋白放在一个具有相互参照的背景里；③荧光双向差异凝胶电泳(DIGE)：该方法因为采用荧光染料，灵敏度高，故所需样品量非常少，而且一张胶可同时分析3个样品，省去了不同胶之间的匹配问题，减少了工作量，不仅重复性显著提高，而且也提高了分析通量；④蛋白质芯片技术：蛋白质芯片技术是把数以万计的蛋白质高密度排列在固相支持物表面，通过探针蛋白特异性的捕捉样品中的靶蛋白，洗去未结合的其他蛋白质，经相应的检测系统即可对靶蛋白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这种技术可以快速、高效、高通量的分析蛋白质组，并能鉴定出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利用此技术可以将一个细胞或组织的疾病和健康状态的蛋白质图谱进行比较，找出差异蛋白质，鉴定疾病过程中的标志物，也可通过对疾病发生的不同阶段蛋白质的变化进行分析，发现疾病不同时期的蛋白质标志物，为临床诊断提供量化指标。同时，随着计量化学、统计物理学、信息学的发展，生物信息学家Amos Bai，roch和Appel发展了一种蛋白质专业分析系统，该系统将Geneva 2D gel数据库与SWISS－PROT蛋白质序列数据库联网，帮助研究者从蛋白质序列预测其功能。分析化学的迅猛发展，生物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突破，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为蛋白组学应用于证研究奠定了技术基础。

3．3　蛋白质组学引入证实质研究的优势　首先，证作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只能用系统的语言来表达。蛋白组学应用于系统的证的研究，通过蛋白质芯片技术或建立蛋白质序列数据库，对各个症状、证进行蛋白质组分分析，明确各种病不同证之间的蛋白质组分的异同，在此分析还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概括其共性与个性。因而，蛋白质组学引入证实质研究，是用一种特殊系统语言对证的实质进行表达。

其次，将蛋白质组学引人证实质研究更符合证研究自身的特点。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误认为是一种

“功能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忽略了它的物质性所致。因而，对作为功能的物质载体一蛋白质进行整体性研究，可以跨越了单纯实体结构研究或功能模拟研究证实质的局限性；而且，由于内、外环境的影响，蛋白质的功能表现可表现出一过性或阶段性或持续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正符合证功能的活动性、过程性特点。将蛋白组学引人证实质研究，更有利于动态地揭示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时期的变动性，更符合证研究自身的特点。

再次，将蛋白质组学引入证实质研究，有利促进中医证型实验学的发育。将蛋白质组学引入证实质研究，可从功能表现的具体形式寻找其物质根源－蛋白质组分，然后针对需要模拟的功能形态进行基因－蛋白质的干预。这样能确保功能模拟的准确性和重复性，提高中医证型的实验室研究水平，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无疑是巨大的促进。

4　证实质研究的思路与途径

4．1　证的物质基础应是一组相关物质而非单一特异性物质因此蛋白质组学研究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要研究证的本质，首先对证要有真正深入的理解。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医证本质的含义是指证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决定着证的发生发展之动态变化过程，是在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物质群。所以，证本质的研究归根结底也是探寻证物质基础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证先后提出了十几种定义，但仍对其内涵和外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如果我们暂不考虑证的定义，只从中医临床辨证的方法就可以看出，证实际上是外在疾病征象的某种排列组合，是症状和体征的集合，有集合论“群”的特征。再者，中医脏腑不单纯是一个脏器，包含着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多个系统的功能。例如。肾虚证就可能涉及到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多脏器、多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中医学认为“有诸于内，必形诸于外”，现代医学也认为结构和功能是统一的，有结构改变就会有其功能表现，有功能改变就必有其结构基础。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构想：呈现某证患者的机体内必然有引发该证一系列症状和体征的物质基础，且分布于机体各组织脏器中；正是由于存在于机体各组织脏器中的这些物质基础的某种改变引发了中医的各种证候。因而，证候物质基础不会集中在某一脏器，也就更不会是单一的特异性物质。

4．2　方证结合　以方测证以方验证是研究证本质的有效途径中医是以方治证，尽管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哲理性强，但在临床诊断上，无论是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还是六经辨证，最后的治疗都要落实到相应的方剂上去。

据此可以设想，中医的每一个证候最终都有相应的方剂可以给予治疗，如果该证候没有相应的治疗方剂，则该证候的命名和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研究证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临床精确选方用药，不应存在只有名称而无相应治疗方剂的证候。如果此论可立，那么就可将某一方剂在治疗相应证候的患者或动物模型时所调节与纠正的那些物质视为该证候的物质基础。因为正是该方剂在机体内发挥其药理作用的过程中调节与纠正了这些物质后，才使该证候的临床症状得以缓解或消失。因此，方证结合、以方测证、以方验证是研究证本质的有效途径。

4．3　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是适用的技术手段　由于方剂一般由多味中药组成，其组分复杂，又是多靶点、多环节、多层次的整体性药理机制，对机体各个组织脏器有着广泛的调节作用。因此，方剂进人体内调节与纠正的物质应存在于机体各个组织脏器中。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出现，使寻找这些物质有了可能。只要比较某方剂在治疗相应证候前后机体各组织脏器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的图谱，找出发生变化的那些物质，便可视其为该证候的物质基础。

蛋白质组学对蛋白质研究的整体观念同中医对疾病认识的整体性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蛋白质组学从整体水平上反映了疾病过程中蛋白质表达的动态演变过程，与中医的辨证论治的认识方法相似相通，因此蛋白质组学是研究证本质的适宜技术手段。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4

实证会计方法来源于西方哲学流派中的实用主义。实证会计研究要求先提出一定的假设，然后利用实际证据来加以验证和批驳。实证会计研究关注“是什么”的问题，不涉及价值判断，主要用于解释和预测。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是：首先提出假设，然后收集样本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最后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具有数量特征的研究结论。实证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实证研究方法较为精确和科学，符合会计的本质要求

实证会计研究是一种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到假设再到假设的操作化，主要依靠定性、概念化的逻辑分析，而分析实际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主要依赖于数量方法。由于采用定量分析的种种技术，使得实证会计研究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紧密结合会计实务，可以考虑到会计主体的行为动机

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三)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往往以偏概全，时效性差

实证研究方法往往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偶然性。另外，实证研究方法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经常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或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陸偏差。

在实证研究中往往需要分析大量的会计数据，而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其时滞性与会计的及时性形成矛盾。

(四)实证研究方法过分简化研究对象的复杂因果关系

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把探求因果关系作为理论推演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程序和变化取向受多种因素影响，仅仅以会计理论研究中主要的因果关系就得出正确结果，显然就难免会简化会计研究对象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因果关系。例如，不少研究者在研究企业经营行为时，往往把企业中复杂的利益关系简化为股东和管理者的单一利益关系，提出股东利益对企业管理行为影响最大的假设，而简化了债权人、政府、立法机构、税务机关、工会等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种简化倾向实际上违背了他们遵循的科学主义原则，表明研究尚未摆脱传统决定论观点的束缚。

二、关于规范会计研究方法

规范会计研究是一种传统的会计研究方式，规范会计研究关注“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必然涉及价值判断，主要用于描述，如描述应该如何计量收益。其基本研究框架是：首先提出问题，然后搜集并梳理相关文献，最后通过严密的演绎逻辑推理得出用文字描述的研究结论，其主要方法论基础便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演绎主义方法论。规范研究方法的特点主要如下：

(一)规范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

规范研究方法所依赖的归纳法或演绎法发展历史悠久，研究方法较为成熟，在会计理论的研究中，规范研究方法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可以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做出演绎证明，还可以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与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陸，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规范研究方法的不精确性、臆断陸与会计本身的精确性、客观性形成对立

规范研究方法无论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都是侧重定性分析，而纯粹的定性分析难以揭示会计对象、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尤其当分析过程中涉及到的变量较多时更是如此，规范研究方法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仅是“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这些都与会计要求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形成鲜明的对立。

三、对当前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建议

从上述关于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实证研究的目的是确立统一，规范研究的目的是树立典范；实证研究侧重于感性分析，规范研究侧重于理性分析；实证研究侧重于具体分析，规范研究侧重于抽象研究；实证研究要求价值中立，规范研究中带有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偏废任何一方均非善策，最佳的选择是：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结合，坚持不同会计研究方法的综合、灵活运用。

(一)坚持规范会计研究方法和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结合

在会计研究上坚持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并重、相互补充的观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是互相补充、可以结合的。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综合运用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既确保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绝大部分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当前由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漸兴起，二者的结合运用必将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的蓬勃发展。

(二)多做实地研究

实地研究是以个别实例为出发点来分析问题，其方法论比案例研究要严格，属于学术研究范畴，非常注重寻找启发性的知识及开头性的看法，这就要求注重调查研究，进行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且对热点问题有很好的敏感性。由于我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在倣实证研究的同时倣实地研究可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5

关键词：证候；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5.07.005

中图分类号：R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5）07-0014-03

虽然证、证候及其相关概念在中医古典医籍中屡见不鲜，但多限于疾病临床特征阐释，并与诊断与治疗实践密切相关，而现代中医证候研究借助于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数理统计学、天文学，以及其他相关交叉学科技术与方法，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层次、研究意义等得到极大拓宽与深化，并在证候概念、证候标准化、证候动物模型等研究重点领域呈现出趋向性。

1 证候概念研究

证候概念研究一直是证候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焦点，从证候及其相关概念的语义辨析，如对“症”“证”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3CB532002）

“证候”涵义辨析[1]；到证候概念形成的哲学思辨，如证候概念形成的辩证逻辑分析显示，证候形成过程经历了从经验积累到前科学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进而与原有理论体系相融合的基本环节[2]，再到证候特性的现代科学诠释，如证候概念内涵的诠释认为，证候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等特征[3]。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证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有观点认为，证候内涵应该是简单的，绝没有那些凭空想象出来的内涵[4]，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证候属于复杂系统科学概念，应采用多学科交叉理论及方法，从时间及空间维度，阐释证候概念的不同层次涵义。笔者认为，证候概念既要着眼于证候本身及其解构单元研究，又不能脱离中医病症整体，从考察疾病整体特性出发，有助于把握证候的共性特征，而综合不同系统疾病证候个性特征，是全面揭示证候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必要条件。若能借鉴现代医学对疾病发生、发展、演变机理的系统生物学认识，对证候研究体系的构建更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2 证候标准化研究

证候作为辨证论治理论的核心，其标准化是规范中医药学术理论体系的首要任务，证候标准化主要体现在证候概念标准化、证候名称标准化、证候分类标准化、证候诊断标准化等。目前，证候名称及分类标准化研究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证候名称与分类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以及其他证候标准化研究成果，如《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等，但由于研究角度及知识体系差异，证候标准化成果间彼此仍有出入，使证候标准使用者莫衷一是。抛开证候标准化成果本身不谈，如何使其得到中医学界广泛认可和应用，更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程。由于现代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学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建议侧重向中医药教育推行证候标准化研究成果，逐步构建证候标准化乃至中医药学标准化体系。而证候分类标准化及证候诊断标准化研究，在挖掘古典医籍病证分类及临床诊疗经验同时，还应基于循证医学研究理念，注重紧密结合证候临床流行病学，合理设定证候分类及证候诊断标准。

3 证候动物模型研究

借助于证候动物模型来阐释中医证候实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中药药理机制，是实现中医药客观化和科学化的创新举措。证候动物模型采用单因素或多因素中医病因造模方法，或结合西医疾病模型，在实验动物上复制中医证候表现，如以0～1 ℃冰水刺激建立大鼠寒凝血瘀模型[5]，用慢性束缚方法建立大鼠肝郁脾虚证模型[6]，以半高脂饲料结合声、光、电刺激法建立大鼠气滞血瘀模型[7]等。但证候动物模型自身的局限性使其科学性受到一定质疑：①证候与疾病互为关联，但证候动物模型却将两者截然分开，先以手术、药物、理化等方法模拟疾病模型，再模拟证候模型，这有悖于临床证候实际表现；②证候造模方法差强人意，尤其是情志疾病的证候动物模型，难以模拟人体真实证候表现；③缺乏公认、客观、稳定、可重复的证候动物模型及指标验证体系；④大多数中医证候形成受内外因素影响，虽然证候动物模型也采用多病因造模方法，但只是模拟外环境因素作用，仍不能有效整合内外致病因素的综合作用。尽管目前的证候动物模型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但对于中医证候生物学物质基础的筛选及评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建立符合中医病因病机特点的证候动物模型，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之一。

4 证候生物学实质研究

以现代生物学技术揭示证候实质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有力手段，其研究思路首先是进行疾病证候分类，探讨客观指标与证候相关性，并筛选证候生物学标志物，如脏腑证候实质、阴阳证候实质、寒热证候实质、血瘀证候实质、表观遗传学证候实质等[8]。然而，随着对单一指标及有限指标群阐释证候系统性特征缺陷认识，以及系统科学被引入中医药现代研究领域，近年来倡导以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系统生物学技术平台开展证候实质研究[9]。虽然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及语言诠释中医证候属性及特征十分必要，但这种研究理念不应无限地应用于中医理论范畴的各个层次，而应明晰其适用性及局限性，如探寻阴阳、寒热等辨证纲领性概念的证候生物学标志物，其结论能否真正说明阴阳及寒热共性特征，或是以偏概全，只是某一脏腑、组织的阴阳及寒热个性特征，值得进一步商榷。所以，在证候概念内涵、证候分类及诊断标准化、证候动物模型等研究取得突破进展前，证候生物学实质研究证据尚缺乏足够力度。

5 证候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证候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采用横断面调查进行，以德尔菲法设计证候专家调查问卷，获取临床专家对疾病证候特征的认识，如通过编制SARS中医证候特征及其演变规律专家调查问卷，以德尔菲法调整问卷结构及内容，以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转移概率矩阵等方法，归纳SARS证候特征及演变规律[10]。或以临床流行病学试验设计，如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队列研究等，结合证候量表，采集患者症状、体征及舌脉信息，通过中医师证候判定方法，或统计分析方法，获取反映疾病的证候要素特征及其靶位，如以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观察840例儿童肺炎用药前后证候类型变化[11]。虽然已开展的多系统疾病证候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对丰富疾病证候分布认识、提高临床辨证准确性及针对性等具有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研究水平及质量参差不齐、研究细节设计不够规范、研究实施不够严谨等问题。其影响因素主要有：①证候调查问卷或证候量表设计的代表性及合理性。问卷或量表设计应切实反映研究目的，不应使证候信息采集者及被采集者对条目及量表内容产生歧义。②样本含量。通常证候研究需要大样本含量获得较高统计效能，但限于研究规模、人力及财力，目前开展的证候流行病学调查仍以小样本含量为主，少见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基础上的疾病证候特征调查。③证候信息采集的规范性及严谨性。采集者及被采集者应认真负责地填写、回答问卷或量表内容，并遵循规范化的信息采集流程及标准。④证候分析方法。应充分考虑研究设计、数据类型、样本含量等因素，选择适宜的证候分析方法，如小样本数据可选择随机森林或支持向量机方法。

6 证候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证候研究主要目的是有效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以提高临床治疗的效力及效果，但证候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一直是中医药临床研究难以取得共识的瓶颈问题。随着2002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12]的颁布和实施，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改善的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症状程度描述、症状赋分标准、症状评价标准等难以实现客观化，其合理性备受质疑，临床应用渐渐受到限制。因此，采取症状表现的“是”与“否”判定，或将症状的变化程度划分为加重、无明显变化、减轻、消失4个等级[13]，成为避免证候疗效评价主观因素影响的有力措施。随着数理统计方法与中医药学的不断交融，新的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及理念不断涌现，如基于相似匹配测度[14]、结局指标相关性[15]、疾病中医证候分类[16]等，丰富和拓展了中医药证候疗效评价的思路与方法。

中医临床实践历来强调个体化的辨证论治原则，但目前的证候疗效评价仍为固定的群体证候疗效评价模式，缺乏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及研究实例。应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方法学，并重点开展辨证论治个体化干预过程的临床信息采集与复杂数据分析方法、中医药个体化疗效评价方法研究，明确个体化临床信息采集是实施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的前提。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试验设计、非线性重复测量的证候数据分析方法是实现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的关键环节，但需要在评价技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能引起证候研究者的切实关注。此外，现代中医证候临床研究普遍采用病证结合评价模式：①强调中医证候/症状改善，如感冒；②强调疾病疗效指标改善，如糖尿病、血脂异常等；③强调疾病疗效指标及中医证候/症状同时改善，如冠心病。因此，针对疾病类型不同，实施证候疗效评价也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证候疗效评价需结合药物流行病学、循证医学、文献评价、数据挖掘及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以解决证候疗效评价的复杂系统科学问题。

7 结语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现代中医证候研究广度和深度呈扩大趋势，证候临床研究正在从整体评价向个体评价转变，证候研究方法正在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这要求我们应不断对已取得的证候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及集成分析，也要不断对证候研究的不足进行反思，及时修正证候研究发展方向，最终使证候研究成为揭示传统中医药科学本质的敲门砖。

参考文献：

[1] 刘保延，王永炎.证候、证、症的概念及其关系的研究[J].中医杂志， 2007，48（4）：293-298.

[2] 郭蕾，王永炎，张志斌，等.从辩证逻辑角度探寻证候概念的形成轨迹[J].中医杂志，2007，48（2）：101-103.

[3] 郭蕾，王永炎，张志斌.关于证候概念的诠释[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6（2）：5-8.

[4] 常存库.证候的构成、内涵、实质和意义[J].中医药学报，2009，37（1）：1-4.

[5] 成秀梅，杜惠兰，李丹.寒凝血瘀证动物模型的创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8）：604-605.

[6] 岳利峰，丁杰，陈家旭，等.肝郁脾虚证大鼠模型的建立与评价[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1（6）：396-400.

[7] 任建勋，林成仁，王敏，等.多因素整合建立气滞血瘀证动物模型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2007，23（5）：210-211.

[8] 王萍，杨海燕，王丽萍，等.从表观遗传学开展复杂性疾病证候本质的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5）：5-7.

[9] 杜武勋，朱明丹，姜民，等.生物系统论指导下的中医证候实质研究及其问题[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31（3）：419-423.

[10] 张明雪，曹洪欣，翁维良，等.SARS中医证候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的专家问卷调查设计与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4）：275-277.

[11] 王雪峰，董丹，虞坚尔，等.儿童肺炎常见病原学分析及中医证候演变规律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J].中国循证儿科杂志， 2006，1（3）：170-176.

[12]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13] 王志国，朱亚春.中医证候疗效评价方法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2，18（9）：966-968.

[14] 孙继佳，陆奕宇，苏式兵.基于相似匹配测度的中医证候疗效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0，17（11）：6-9.

[15] 聂慧，王奇.基于结局指标相关性的中医证候疗效评价[J].中医杂志，2011，52（2）：111-113.

[16] 吕爱平，姜淼，丁晓蓉.基于疾病中医证候分类的中医临床疗效评价研究思路[J].中医杂志，2009，50（11）：968-970.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6

【关键词】新证据学；事实信息理论；研究趋势

一、英美证据法学的发展和新证据法学的兴起

证据法学在英美发端于17世纪末，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应该是在18世纪的英国，吉尔伯特1754年出版的《证据法》，作为第一本关于证据法的专著标志着英美证据法学专门化研究的开端。后来经过边沁、斯蒂芬、塞耶等学者的发展，到20世纪初，威格莫尔证据方面的著作《普通法中的审判证据》出版，证据法学理论基本形成，其基本特点是专注于论述探讨证据可采性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如最佳证据规则、相关性规则和排除规则。特文宁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作“理性主义传统。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前学者开始从关注规则转向关注证明过程。围绕着“运用证据以证明事实”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近代欧美证据法学产生了包括现实主义、知识社会学派、社会心理学派、比较法学派等等学派，为证据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异常重要的立场、视角和方法。这其中，笔者认为，“新证据法学”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引领着英美证据法学呈现出两大转向趋势。

“新证据学派”这一术语是由密西根大学法学教授伦伯特在《新证据学》一文中提出的。当时的证据法学研究关注证明过程，尤其是法律外的学科，像数学、心理学和哲学开始涌入法学，并力尽所能地为法律提供指导。同时，更多领域（包括概率、统计和符号学）的专家开始对法律证明产生浓厚兴趣，他们致力于分析包括与证据有关的推理在内的证明过程，尤其是在法律语境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概率推理本质的争论。伦伯特把这种现象称作“证据学的第三次浪潮”，并把它命名为“新证据学。他认为新证据学派包含着各种跨学科思想与诸多有创新的方法，但这一流派主要应用数学与概率理论尤其是贝叶斯定理对盖然性与证明进行数理运算与分析。新证据学已渗透到英美证据法的每个角落，它已经成为英美法制度中证据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英美证据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趋势，明显呈现出其研究重心正在由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转向证明过程，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从“证据规则”到“证明过程”的转向

传统英美证据法学关注的重点始终是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相对来说，对证明过程的研究较少。吉尔伯特为开端，将不同种类的证据按照盖然性程度予以排列形成了形式化的等级结构，建立最佳证据规则层级制度。

作为证据法学在19世纪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斯蒂芬在《证据法摘要》中，尝试把有关证据的问题从其他部门法中分离出来，并以相关性为基础，即“关联性原则”建立一个紧凑的证据法理论体系。

塞耶于1874年就任哈佛大学教授标志着证据法学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传统英美证据法学基本定型。他在《普通法证据导论》中，对证据法的内容体系的高度概括――一系列基于政策而形成的否定性的“规范和排除的技术规则”，成为英美证据法关于证据可采性的经典表述。

威格莫尔在1904年出版的《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法专论》，被认为对传统英美证据法学理论作了最全面、最系统的阐述，深入地探讨了所有主要证据规则的历史和原理。

至此，传统欧美证据法学的研究一直注重于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证据法学基本上就是法庭证据采纳和排除的规则。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的目光开始转向证明过程，并对传统证据法学理论开展了总结和一系列的反思。19世纪英国著名证据法学家边沁就强烈主张废除所有的证据排除规则， 主张证据法采取“不排除规则”：“证据是正义的基础， 排除了证据， 就排除了正义。”《司法证据原理》一书，集中阐述了司法证明的相关问题。

威格莫尔也意识到“证明的科学”是先于证据规则的，也比证据规则更重要，后来撰写的《司法证明原则》一书，首次对司法证明的原则作全面、系统的阐述，并倡导建立一门广泛吸收司法心理学、法庭科学、逻辑学以及哲学等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如何寻求案件事实真相的司法证明科学。但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得到重新的认识和关注，其司法证明理论得到了欧美学界的普遍认同。理查德・莱姆伯特）、伦珀特、特文宁等都公开指出，证据法学的研究从关注规则解说转向证明过程的领域。

伴随着“新证据学派”的兴起，关于证明过程的理论研究逐渐已经打破传统理论研究过分偏重证据规则的传统，成为新的学科研究热点。从“证据规则”到“证明过程”的转变还将继续。

（二）从“学科自治”到“学科交叉”的转向

欧美法系证据法学到最新发展趋势，被认为是证据法学的革新，包括：证据法、推导（证明的逻辑）、盖然性、统计学和叙述在决定案件法律事实争议点中的作用，以及法庭科学、法庭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杰克逊认为，证据法学的内涵超过法律条款，它更关注于理论，特别是理论模型。这个模型融入了一系列的规则，从社会心理学、司法哲学、数学、语言学到经济学。如此丰富的学科方法的导入，极大的丰富了证据法和法律证明过程的发展。总的来说，其现代证据理论具有跨学科性和综合性。

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这一英美证据法学理论的趋向：逻辑学、心理学、数学等法学以外的学科对证据法学领域的大举“入侵”，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推崇。学以外的学科，如数学、心理学和哲学，都在探求其所能给予这门学科的指导。正如理查德・莱姆伯特在80年代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证据正在从一个关注规则解说的领域转变为一个关注证明过程的领域。

二、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状况

中国证据法学的发展从效仿大陆法体系开始，对其的研究经历了以“证据为中心”的研究阶段以及“证据与证明并重”的研究阶段，而现代，以事实信息理论为代表的证据法学理论的提出，逐渐显现出与欧美证据法学发展趋同的“以证明为中心”的趋势。

我国的证据法学起源于清末修法，主要移植德、日法律制度，基本处于对国外证据法学理论的翻译与介绍阶段（我国最早的证据法学著作杨兆龙于1930年所著的《证据法》），深受大陆法系法律体系的影响。随着新中国成立，形成了一个深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证据法几乎不再研究。而使得我国的法律体系彻底崩溃。直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我国法律体系才重新建立。但由于苏联模式的持续影响，以及建立在“超级审问模式”上的程序法，对证据理论的研究围绕着“证据为中心”。法学家们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可采性、证据规则、举证规则、举证负担、证据立法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也即围绕着“证据为中心”。如张子培、陈光中的《刑事证据理论》、巫宇的《证据学》等。

证据理论近30年来的研究另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证据法学”与“证据学”关系由融合到分立的转变，折射出中国对证据理论研究重点的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证据法学”被认为是“证据法”。证据理论的书籍多数以“证据法”冠名。而后两者关系发生了转变。“证据法学”包含了更为广阔的范围，在证据上起到基础作用：证据的一般问题、证明以及需要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的一切领域。实际上，证据理论的研究重点开始向着“证明过程”转移。

近些年绝大多数教材都采用“证据法学”，但是其中很多虽然开始关注证明过程的研究，仍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传统证据学研究内容，出现了“证据论”与“证明论”并举的两大板块。我国学者对“证明过程”的关注更加提升，甚至超过了对“证据规则”的关注，呈现出“以证明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如胡锡庆教授主编的《诉讼证明学》、卞建林教授主编的《刑事证明理论》等都是以证明为中心展开研究。而重庆邮电大学熊志海教授提出的事实信息理论，更是立足于证明这一中心，以证明过程将“证据”与“待证事实”联系起来，以全新的视角研究证据法学。

三、我国证据法学发展的展望：从“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

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学历经两百年的发展，以新证据法学的兴起为代表，呈现出“从规则到证明”明显的转变，即由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转向证明过程，并具有跨学科性和综合性。

中国的证据理论沿袭了大陆法系法律体制的模式，并从欧美法系证据法中吸取了大量的规则，不仅结合了大陆法系和欧美法系法律体制的原则，并且保持了自己独有的特征：从效仿大陆法体系证据理论体系开始，早期以“证据为中心”研究，随着80年代以后对其研究的发展，以及对欧美法系证据法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逐渐加重了对证明的研究，过度到“证据与证明并重”的研究阶段。而近几年，虽然目前还是“二分法”占主流地位，但以事实信息理论为代表的证据法学理论的提出，逐渐显现出与欧美证据法学发展趋同的“以证明为中心”的趋势。代表了证据法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对诉讼证明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

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院长熊志海教授在其编著的《刑事证据研究――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的解读》提出的事实信息理论。刑事案件事实信息理论，虽然也研究证据理论和证明理论两部分，但其视角和方法与传统研究方式截然不同。首先，证据理论就是：案件事实发生，必然会留下这一案件事实曾经发生和存在的信息，这也就是案件事实的事实信息。任何案件的事实，都会作为这一事实存在的信源，将案件事实的事实信息传输给一定的物或者人，为物所存储或人所记忆。只要有事实发生，就必然会有事实信息留存下来。即侦查机关收集到的证据，简单地说就是案件留下信息的载体，并通过人或者物的形式传递出来；其次，证明理论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就是人们发现和收集案件的事实信息，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整理、分析、判断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

事实信息理论不是简单的将证据论与证明论的结合，而是以“事实信息”的提出，解读“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证明过程，通过“证据事实信息证据事实待证事实”的逻辑环节，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证明”体系。

事实信息理论以事实信息为起点将整个证据法学串联起来，以点到面，涵盖全部，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科学的、严谨的证据法学体系。展示了国内证据法研究的最新成就和前瞻性视角，并引领了由“以证据为中心”向“以证明为中心”的研究重心的转移。推动我国证据法学由“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

参考文献

[1] 熊志海.刑事证据研究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的解读[M].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

[2] 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J].政法论坛，2005（3）.

[3] 何家弘.外国证据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388.

[4] 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0.

[5] 陈卫东，谢佑平.证据法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7

[摘要]：对于后世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而言，由于时间序列的递进以及方法论资源、研究组织结构的预备役，使得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占据了其学术前史中的一席之地：其一，彼时的维也纳学派由于其“ 科学 的世界观”中对于科学化、经验、逻辑构架的强调，以及维也纳学派诸多学者因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迫害而移居美国，该学派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对于美国实证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二，一九二〇年的维也纳也见证了实证传播研究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开创性行政型研究的“ 经济 心 理学 研究中心”的初期成长，因而也对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引论：为什么是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

进入传播研究领域未久，笔者有幸与二位同人组建了“星期三通讯”学习社群。在共同讨论、争论并力图理解、解释传播现象与问题的过程中，关于传播研究学术史的思考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相面。其原因在于——“星期三通讯”作为吾三位同好之传播研究的共同学术起点，随之逐渐成形，我们 自然 就联想到在更广域的时空范围中，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又在何处？这或许就是吉登斯所言之“社会学观察者并不能使社会生活变成是仅供观察的‘现象’，而必须沉浸于一种生活形式中”[1]。

那么，由联想而反思，我们接着就展开了相关资料的爬梳，于是发现关于传播研究“建制内的 历史 ”（the establishment history）已然蔚为大观且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态势。仅以手边的若干中文资料为例，就有潘忠党所引艾利休•凯茨对于传播研究先驱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的“翻案”，凯茨称拉氏其原意并非认为媒介只会产生“有限的效果”[2]；以及“星期三通讯”组员贺碧霄将黄旦关于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之阐释称为是一种“建构的技巧”（潜台词即，是否还有别的建构可能？）[3]。

于是，在一种偏于主观的、心理的甚至有些偶然的“发现的语境”（而非“证明的语境”）[4]中，如同比利时科学家凯库勒在梦见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后联想到苯分子六边形结构一般，我们多多少少受到好莱坞电影《星战前传》的影响，由是准备探讨在成建制之前的传播研究，可能拥有哪些思想资源以及社会性支持，也即在学术前史的时空范畴内展开考察。

基于社会科学（包括传播研究）所采用的实证主义、诠释以及批判三种典范的不同侧重，以及笔者个人的研究旨趣，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学术前史相面，并通过研究史料的“排查”，选择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作为切入点。

不过，马上要跟进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为什么是一九二〇年代？切特罗姆认为，实证媒介研究的发轫始于一九三〇年代，他指出“到一九三〇年代，美国 现代 传播研究的特色，是强调日渐复杂的研究技术，实证研究风气极盛一时。早先 哲学 取向和进步主义媒介理论家对媒介潜力的假设，开始转变，刚好搭上美国社会科学界转向实证分析的大潮流”[5]。既然一九三〇年代被视为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开端，那么根据时间序列，之前的一九二〇年代很有可能对其起到较为关键的影响。而且，为了避免“将影响回溯得过于往前，以致超出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所真正形成的那种影戏及其实际上所起过的效用的范围”[6]之风险，将学术前史的范围定在一九二〇年代，似乎可以看到更多相对直接的效用。同时，这种效用或影响也很有可能来源广泛，那么，本文应该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些影响？是统而观之？抑或择其一支？于是，这也就引出了需要着力说明的第二个问题。

其二，为什么是维也纳？的确，或许“哥伦比亚学派”所在的纽约，以及“芝加哥学派”所处的芝加哥，的确是传播思想、传播学术主体已然建立或后世持续反思的焦点城市。但既然本文关注的是学术前史中的一九二〇年代断面，那么，这一时期的传播研究场域则相对而言，更为宽广。毕竟，此时依然处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阶段，柏林、法兰克福、巴黎以及维也纳等欧洲城市的思想光芒尚未完全穿透浩瀚的大西洋。不过，那些后来对传播研究而言颇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及思想者们却已于无意识中开始了传播实证研究前史的书写。本文所选择的维也纳，在彼时，即作为二十世纪 英语 世界（在德语世界却反响平平）科学哲学主潮——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诞生地而扮演着重要的思想角色，并且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流亡，对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传播研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而除了维也纳学派，在同一个城市，刚刚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员拉扎斯菲尔德也于此间创办了“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虽然，他成立该中心的目的很现实，是“为了缓和他个人的财政问题”[7]，但作为赫赫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之前身，拉氏的行政型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在那里就已经开始有了“开门迎客”的诉求。

综上，对于后世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而言，时间序列的递进以及方法论资源与研究组织结构的预备役，使得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获得了学术前史中的一席之地。于是，下文就将以维也纳学派与拉扎斯菲尔德为核心展开具体的考察。

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与实证传播研究的一种交集

一般而言，在谈到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时，我们往往会想到代表着大众传播研究主流的媒介效果研究及其遭受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等批判理论的猛烈炮火（实证主义这个名称，也常常成为诋毁、贬义之词）。但如果要对其学术史、特别是学术前史的认知有所提升，或许我们更需要来谈论的问题是：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究竟是哪一种实证主义？

虽然不同时期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者都把可检验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坚持自然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以及坚持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8]，但实证主义思想随着时间的演进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正如奥卡沙所言，“事实上挑出任意一门你喜欢的科学学科，你都能确信那门学科中的流行理论已和五十年前的大不一样，和一百年前的更是完全不同”[9]。

由此，如果按照时间序列，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其一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其直接目标就是要把社会学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二是本文所关注的逻辑实证主义，虽然它不是奥地利人的专利，但最初是在一九二〇年代由维也纳学派提出；其三是亨普尔在一九五〇年代提出的演绎的—法则的（dn）方法，他也是在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强有力影响的情况下，试图把实证主义的逻辑的方面与经验的方面融合起来[10]。于是，根据以上的区分，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由维也纳学派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是二十世纪以降最有影响的实证主义分支。进而，如果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那么，其方法论也应该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体的。

假设上述的推论基本正确，则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间环节，均与其发生关系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以及维也纳学派之间便也发生了关系；如果再考虑到传播实证研究前史的时间跨度（一九三〇年代之前）以及维也纳学派的时间跨度（一九二〇年代初到一九三八年），一九二〇年代便成为了其时间层面的交集。于是，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学派成为认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点。而关于这一重点，本文接着要解决三个问题：维也纳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这些观点是如何被传播到传播实证研究的诞生地——美国？以及产生了什么主要影响？

自一九二二年石里克接受归纳科学的哲学教授席位而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之后，逐渐地（也因此，关于维也纳学派的具体创立时间说法不一）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学术社群。这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哲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条是：哲学应当科学化。他们拒绝形而上学，以经验作为知识唯一可靠来源；他们基于一种逻辑分析的系统——使其在本质上区别于早期带有生理—心理倾向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而将无意义与有意义的陈述区分开来，认为可简化为关于基本事实描写的集合才是有意义的陈述，而抽象的或形而上学的观念除了作为名称外并不存在。于是，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就要求用单个的、具体的和多样性的结果代替仅仅求助于想象力而来的大而空的普遍性，并拒斥那种模糊的距离感和不可测的深度,而追求简洁和清晰[11]。

基于此，一方面，如果把诠释的与批判的传播研究典范放入维也纳学派的视域，它们既不能在经验上得以证实，也不可能在同义反复或第一人称的逻辑上进行分析，因此也就都是没有实在意义的，自然难以形成对话；而在另一方面，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与美国早期传播研究所形成的可能的对话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其实，这一对话的推手不是任何的学者或思想家，而是希特勒。罗杰斯在他的《传播学史》中对那时的社会—历史大环境描述地清晰：“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掌权后迫害犹太人与其他个体，随着希特勒的德国军队侵入奥地利、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他们（知识分子）也想方设法离开这些国家”[12]。具体到一九三八年，这一年是德国强行吞并奥地利之年，也是维也纳学派解体之年（他们的精神领袖石里克已于两年前去世）。但这一学派的学者却在奥地利之外的国度受到了推崇，尤其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衣阿华大学以及耶鲁大学等知名大学成为其思想“根据地”，他们对于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方法论影响。

于是，虽然笔者尚无法获取充分的 文献 材料证明维也纳学派对于实证传播研究的直接影响，但是其对科学化、对于经验、对于逻辑构架的强调，的确在强调传播研究是一门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界颇有印证，比如潘忠党就将实证主义的主要分支——媒介效果研究视作“一种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调的话语”[13]；而且，“到一九三〇年代末，传播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领域这种见解，吸引了社会科学家，提供极佳机会，以实证方法研究人们在新环境下的行为和态度改版问题”——这其中的时间段与维也纳学派成员开始流亡美国的时间段也是相吻合的[14]。所以，上述阐释，假使并没有完全证明，但也至少为这一方法论影响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拉扎斯菲尔德：传播行政型研究的一种起步

如果说一九二〇年代兴起的维也纳学派对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是一种间接的方法论启示的话，那么，作为维也纳大学一位手头并不宽裕的年轻心理学、统计学教员（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拉扎斯菲尔德，则完全可以说是显著影响并直接参与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开创工作。在施拉姆那里，拉氏被确认的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之一[15]（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在凯茨那里，他被看作是传播研究思潮的三位创始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16]；而在切特罗姆那里，他也被认为是尤其促进了实证研究的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科学最重要人物之一[17]。

不过，由于本文是在实证传播研究的学术前史部分（一九三〇年代之前）进行考察，从而此时进入我们视野的拉扎斯菲尔德，还并没有出现在纽约，而尚在大西洋那一头的维也纳为生计游走于象牙塔内外。但是，也正因为他在彼时不安现状的内外游走，才让他于一九二七年创设 “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有了可能——而正是这一中心的创设，拉氏对于实证传播研究三大重要贡献之一的行政型研究才有了组织性的机构雏形。

那么，这一行政型研究的组织雏形究竟是怎样被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建构起来的呢？前文已经提到，其最质朴而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他个人的财政问题”，也就是为了挣钱。那么，他为什么那么需要挣钱呢？如果置身于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我们可以看到[18]：首先，此时的社会—历史大环境是受到一战失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经济形势严峻；其次，在家庭背景方面，他那贫穷而不得志的律师爸爸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金源支持，从而使得他不会有太多的闲工夫进行形而上的悠游；再次，虽然一九二五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但是由于资历浅、课程少以及受到一定歧视的犹太人身份，他必须在维也纳的高中里兼职教数学、物理来养活自己。但就算是这样，拉氏还是感觉到了生计的压力。他将怎么办呢？

面对窘境，拉扎斯菲尔德想出的解决方案，其实与一九九〇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位清贫 英文 教员是一致的，这位英文教员就是俞敏洪。的确，拉氏的研究所与俞敏洪的“新东方”，虽然在后续 发展 上截然不同，但在创立起点上却是一致的：都是很穷很年轻；都渴望用知识挣钱；都在大学体制之外找活路。当然，他们的卖点自然也是不同的，一个做社会、市场调查，一个做出国英文培训——如果通过与俞敏洪的比对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身处维也纳的拉扎斯菲尔德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处于草根阶段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在维也纳的“野蛮生长”：继续在大学、中学里教课的拉扎斯菲尔德，为啤酒、黄油、巧克力、咖啡、牛奶、醋、鞋、香水林林总总的消费品做市场调查，为维也纳电台做听众研究，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做奥地利部分的资料搜集，当然也通过保持与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系的关系而获得一定的支持[19]。

但就算是这样的卖力，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仍处于一种经营不善甚至一贫如洗的状态。事实上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初，“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才通过经费相对稳定、设计相对成熟的市场研究而转危为安。而在一九二〇年代最后几年的惨淡经营中，与其说是拉扎斯菲尔德的思想与研究方法，毋宁说是他作为学者而言比较另类的 企业 家精神，使得他和研究所事务一直坚持了下来。虽然有人认为“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的全部思想——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织的中心，要推进社会心理学，后来又从事市场研究以便增加企业家的利润[20]——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矛盾体而难以理解，但正因为拉扎斯菲尔德其本身即是一个矛盾体（学术与生意、老师与老板），于是也就好理解了。

而也正是因为一九二〇年代拉氏在维也纳的“学术下海”以及在初期做“调查研究生意”时的 企业 家历练，让他在因法西斯主义而失去工作为此移居美国之后，虽然数易工作，颇不稳定，但还是作为能够在一个研究单位内同时协调和主持无数个研究的经理式学者，而与其他许多移居美国的学者比较起来，景况顺利[21]。他的名声更是不胫而走，从而在普林斯顿建立了“广播研究室”（office of radio research）以及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被施拉姆称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播研究组织”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延续且扩展了拉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行政型研究路线。潘忠党对这位“经理式”的学界前辈在实证研究建制方面工作的评价——开创了社会 科学 研究的一个经营模式，使得象牙塔式的大学和社会资金可以结合，既研究现实的问题，又可培训研究者[22]——是较为中允的。

同时，拉扎斯菲尔德在一九二〇年维也纳时期的经历，也可以看作一种之于批判路径研究者对其批判的部分反驳：在批判研究者的观点下，实证传播研究对于社会优势权力所造成的压迫及宰制现象，或弱势团体的抗争意义，往往是忽略[23]。可是，上文所反映出拉氏在彼时彼地形成的所谓“企业家精神”，却正是作为弱势团体（大学组织中的下层教员、纳粹阴影下的犹太人以及后来新大陆上的外国人）在深切遭受社会优势权力压迫及宰制时，持续抗争而培养出来的。试问经历过早期真切的穷困境遇的拉扎斯菲尔德，又怎会在内心忽略这些经历呢？

综上，一九二〇年的维也纳见证了对于后世主流传播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拉扎斯菲尔德与一种方法——行政型研究青涩却顽强的成长历程，因而产生了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关联。

余论：与前史的对话

至此，本文对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学术前史的考察告一段落。维也纳，这样一个对于传播研究而言的边缘城市，通过维也纳学派与拉扎斯菲尔德与主流的实证主义典范勾连在一起。但笔者深知，此处着力的勾连工作，虽然已在尽量地与是时社会— 历史 情境靠近，但依然有可能只是展示了一种关于学术史、学术前史的“建构的技巧”（甚至可能只是一种拙劣的技巧）。不过，无论此处的建构是否到位，从中展现出的与历史（特别是前史）的对话、与边缘的对话，或许能够提醒传播研究学者与学生；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个学派以及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可能拥有较为多元的历史脉络以及较为丰富的学理内涵，因而不可简化地、静态地去看待。

与此同时，本文关于一九二〇年代维也纳与传播实证研究关系的探讨，也期待与批判的研究以及诠释的研究之类似探讨进行对话。通过对话，才能避免“无论是实证传播学者, 还是批判传播学者，彼此之间都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理解。从而导致他们彼此误解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密切的接触”[24]，并估量、比较不同的思想遗产，筹划传播研究（特别是 中国 的传播研究）的未来 发展 。

再进一步讲，上述提到的无论是研究探讨、对话、估量、比较还是筹划，它们都不是其自身的目的，而应该当作是处理传播问题的一种手段。由此看来，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社会理论都必须“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盏台灯，既合理化又批判现实”[25]，最终直面问题本身。

 

[注释]

[1]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m]．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2003：279．

[2]参见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以及潘文所引katz, e, “lazarsfeld’s map of media eff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3(2001):270-279.

[3]参见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以及贺碧霄．也谈美国早期传播思想的流变——与黄旦老师商榷[z]．

[4]“发现的语境”指的是科学家获得一个特定理论的实际历史过程；“证明的语境”则指理论已经存在时，科学家证明他的理论所使用的方法——包括检验理论，寻找相关证据，等等。参见奥卡沙．科学 哲学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76-77．

[5]切特罗姆（ 台湾 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79．

[6]哈勒．新实证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5．

[7]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5．

[8]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98-199．

[9]奥卡沙：科学哲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75．

[10]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01-202．

[11] 参考 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01-202；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0；纽拉特．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献给石里克[j]．世界哲学，1994，（1）．

[12]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36-137．

[13]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

[14]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84．

[15]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序言3．

[16]米耶热．传播思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1．

[17]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85．

[18]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0-263．

[19]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6．

[20]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9．

[21]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87．

[22]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

[23]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63．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8

中医药治疗肿瘤是我国肿瘤治疗的特色，经过近几十年的努力，在配合放化疗增效减毒，术后防治肿瘤转移复发，晚期肿瘤单独应用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和带瘤生存，延长远期生存期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经验。基础研究则从中医药抑制肿瘤生长、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防止肿瘤转移的分子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中医药治疗肿瘤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中医药临床评价体系和中医药作用靶点等方面亟待解决。

1 临床研究

1.1 临床疗效评价体系：

几十年来，由于中医药要与国际接轨，中药的临床疗效多采用癌灶大小变化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但多年来临床应用显示中医药在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方面并不显著，而中医药在改善肿瘤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及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方面则确有特色，因此结合中医药的作用特点，建立中医药自身的临床疗效体系迫在眉睫，新的疗效评价体系是全面展示和评价中医药作用的关键。近年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肿瘤治疗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越来越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通过严格的科研设计和客观的生存质量量表的研究，成为今后肿瘤临床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也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借鉴。肿瘤患者的个体化、病变的不同阶段和演变过程的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的特点。针对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特点，建立有我国特色的生存质量量表，是我们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首要任务。此外根据循证医学研究的理论，制定科学、合理的科研计划，排除中药自身之间众多干扰因素，引进现代医学统计学新方法将为正确评价中医药的作用及特点奠定了良好基础。这都要求我们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去实践。

1.2 中医证候的客观化：

观察不同肿瘤患者、不同病期中医证候的演变方面缺乏系统的研究资料和公认的研究结果。中医证候变化是中医药临床研究的重要前提，值得欣慰的是笔者已重点开展了以肺癌为主的中医证候观察，并已初步总结出了肿瘤科常见的病种的辨证论治规律，有待在临床进一步验证和完善。此外，不同中医证候的物质基础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肿瘤患者早期、术前、术后、中晚期不同病期变化，应有更加客观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观察，如分子水平的免疫功能、血液流变学变化，为临床用药提供实验依据，同时证候研究也将为中医药的实验研究提供前提。

2 实验研究

2.1 中药的多靶点作用：

中医药近年来进行了较广泛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新的研究指标的出现，中医药的作用靶点也越来越多，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中药的多靶点效应，中医药对肿瘤的影响也从最初的免疫功能调节，发展到了如今的诱导细胞凋亡和抑制血管生成。中药组成的多样性，决定了其作用的多样性，多靶点效应让人感到中药作用众多，但在临床上众多作用表现的却均不十分显著。因此，中药多靶点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首先应该分清多靶点中的主靶点，其次应研究靶点之间的相关性。对中药多靶点效应的正确认识，将为更加全面评价中药的作用特点提供理论依据。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将会更多、更全面。

2.2 完善实验方法，建立更加客观、有效的实验研究体系：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9

【关键词】实证主义;西方心理学;科学主义取向

19世纪，实证主义出现，实证主义具有客观性和可证实性的特点，实证主义的出现，不仅对西方现代科学有深远意义，另外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实证主义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在探究实证主义同西方心理学联系的时候就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心理学有科学主义的趋向，为什么会有人文主义的趋势。笔者将从以下的四条进行探究：第一，实证主义怎么来，第二，实证主义同西方心理学联系的缘由，第三，在实证主义出现后的西方心理学的不同，第四，在西方心理学研究的趋向。

一、实证主义与西方心理学结合的原因

西方心理学在独立之前长期孕育于哲学母体中。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随着自然科学发展的高歌猛进和日益成功，对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在19世纪中期，天文学、解剖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多门自然科学已获得巨大进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信奉实验的方法，这就使得一些学者意识到，若要摆脱哲学的束缚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必须把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引入心理学，将它建设成为一门实验科学。然而，科学心理学只出现在1879年，科学心理学正式成立的里程碑事件是冯特实验室的正式设立。在德国的社会历史下，同时在科学和哲学的影响下，西方科学心理学得到创立。实证主义出现的时代，西方拥有各种哲学派别，而恰恰是实证主义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心理学，而且形态各异的实证主义促进了心理学的传播发展，下面探究其原因。

首先，二者具有共同的产生背景，这种背景就是相同的哲学思维背景。在同时期的洛克和休谟的思维影响下而产生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洛克拥护“白板说”，人生来没有任何的感觉经验，人的任何知识以及感觉全凭其后天的学习的经验与能力，这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相对。但是这一点却与孔德的观念有契合点。在西方，马赫主义以及其他流派明显的会有贝克莱和休谟的思想的影子，而贝克莱和休谟的思想主要还是以唯心主义为主。在西方，哲学的起源来源于古希腊的思想，同时，受到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共同的哲学思想是实证主义与西方心理学能够有利的契合。

其次，是实证主义才使得西方拥有独立的心理学，实证主义才有自己的哲学方法论。西方的心理学，积极地在其中使用客观事实的研究方法，才使得西方心理学能够独立于其他学科，而使自己单独的成为一门科学。实证主义为后期的西方心理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对其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实证主义促进了西方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也成为了西方科学研究方面主要的研究方法。

二、实证主义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一）孔德的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1798-1857），继承了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学中经验主义的传统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认为实证就是指能为事实所证明的、确实的、实在的、有用的东西，而所谓科学就是指对人们所经验、经历的事实与现象的描写与记录。世界上只有人们亲身经验的事实和是确实可靠的。科学的任务只是研究和记录“是什么”，而没有必要去探讨“为什么”。在孔德看来，真正的实证精神用对现象的不变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所谓原因。他坚持把知识等同于经验观察，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上，要把科学应用于哲学和社会。他从不可知论和现象论出发，建立其实证主义体系，以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孔德把知识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神学阶段――以知识的虚构为基本特征，以信仰和神来解释万事万物;（2）形而上学阶段――是神学阶段的变态，追求本质、终极知识，绝对性和因果关系;（3）实证阶段――以科学为基本特征，尊重经验事实，通过观察和理性的力量，研究可观察现象之的关系。

（二）实证主义与冯特的实验心理学

虽然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并没有对实证主义有明显的影响，但是，19世纪出现的实证主义却对冯特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义主要体现在，韦伯等人将物理与心理学结合，以准确数据来研究心理学，以实验为方法，这样的方法恰恰符合实证主义。冯特主要以经验为主，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马赫与其是一致的观点。冯特在对心理学的研究中，对心理学元素的研究影响了马赫的思维，对其接受“世界要素说”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马赫的经验主义与铁钦纳的构造主义

在冯特的基础上，铁钦纳接受了马赫的思维，可以在他的研究过程中看出这种影响，例如在研究对象和目的方法上，都可以体现出马赫的思维。在铁钦纳的研究中，他的观点是以经验为基础，而他这种以经验为主的思维主要是受阿芬那留斯以及从属经验代替了冯特经验的影响。在马赫的“世界要素”说的起点上，铁钦纳对意识拥有更详细的分析和解释，结合元素论，由此产生了心里要素说。为了体现更加严格的实证主义，然后再结合可观察性，通过对实验更为严格的控制，同时，也有相当高的要求，通过这种严格的控制，使心理学内容更加明确，以此表示出明确的结果，这样的方法将心理学更加具有科学化，更加具有说服力。

（四）实证主义与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出现的里程碑式事件是1913年华生发表的《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这也表示实证心理学的运用在西方达到最为广泛的阶段。华生的观点是：意识是没有价值的，行为才具有参考价值，不要以主观的意识为研究对象，将物理学中的实验法应用在心理学中，真正的把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以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斯金纳的思维受到了华生激进行为主义的影响，另外他的思维还有实证主义与操作主义的影子，他的观点是，心理可以反映行为，由行为探求心理，行为的可观察性使得心理能够得到直观的控制与反应，这样，就可以将环境与心理的关系直观化为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斯金纳不认为有机体有内部的心理过程，认为其只具有行为，这是一种具有极端性的行为主义。

（五）后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

后实证主义哲学是在新物理学、科学历史主义、科学证伪主义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科学思潮。进入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科学哲学界出现了一股重新认识的方法论价值意义的新运动，涌现出了像科学历史主义范式论、多元方法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流派。理论先于经验观察，一切观察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之下进行，观察与实验也只有在一定的理论关系中才有实际的意义。传统科学观的危机发生以后，理论的前提假设也需要有相应的变化。这些新科学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界对学科领域内重大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思考，进而也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即如何重新从学科水平上讨论实证心理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类的精神、心理等非实证性的“意义”问题，进而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目前后实证主义哲学普遍将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社会建构论作为自己的元理论基础和评价标准。

三、西方心理学研究取向和启示

现今，科学心理学不断发展，已然成为研究的主流，但是这种主流却是单一化的，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只有一种，心理学诞生的时候，研究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各种不同的主张，例如不，布伦塔罗的意动心理学，它代表了早期的人文主义心理学，他认为人的知觉受意识控制，所以知觉可以反映人的内部意识，这是与科学心理学持相对的观点。另外，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是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分支，这些都是与科学心理学相对的理论观点。另外，格式塔主张元素主义，梦境来源于心理，梦是心理的反映，通过对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人的内在心理。这与人本主义契合，人的梦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重视人的心理、本性、意义、价值。以现象学和释义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心理学，认识到了意识在心理学中的作用，认为人的价值应得到重视，对人的心理进行研究要以特定的背景为基础，才能准确分析，运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强调以问题为出发点，不能以方法为中心。从这方面来看，实证主义对西方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它能验证心理学观点的科学性，同时，对人文主义心理学也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申春.西方心理学若干历史发展模式的审视与省思[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 郭斯萍，陈四光.精神性：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3] 程世英，刘春琼.超个人心理学视野下的道德心理和道德教育[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10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