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财政论文十篇

发表财政论文篇1

内容摘要：政府会计这一研究领域国外学者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我国政府会计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经过近十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虽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仍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近年来的政府会计理论研究情况和成果进行回顾和评价，为未来政府会计的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政府会计 文献回顾 评价

1994-2009年会计期刊发表政府会计论文情况分析

（一）会计类核心期刊刊登文章的数量结构分析

对会计类核心期刊发表政府会计类研究论文的数量结构进行统计，可以看出，1994-2009年我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政府会计方面论文总体篇数不多，为259篇。17种会计类核心期刊十几年刊发政府会计方面的文章占前四位的分别是财会月刊、财会通讯、会计研究、财务与会计，占了文章总数的70％以上。而其他核心刊物发表的政府会计方面论文较少，其中审计研究和中国审计发表的政府会计方面论文为0。这说明我国的政府会计研究起步较晚，学术领域的研究氛围不够浓厚，导致我国政府会计研究相对发展缓慢。

（二）各种期刊刊登文章的年限分布情况分析

会计类期刊在不同年份内发表政府会计类研究论文的数量结构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反映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自1994年以来有关政府会计的论文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是在2000年前后有关政府会计的论文数量呈下降趋势，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此段时间我国致力于企业会计制度的建设，国家政策导向企业会计研究，学者也更多地关注企业会计的相关研究。2002年有关政府会计论文数量开始上升，并从2006年开始大幅度增长。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2006年我国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企业会计的国际趋同，标志着我国企业会计规范体系走向成熟，而政府会计的研究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建立绩效政府、服务政府与透明政府的需要，因此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学术界也更加关注政府会计研究。二是国外政府会计理论体系的建立和逐步成熟，以及政府会计改革的不断推进，为我国政府会计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三是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将我国政府会计研究和政府会计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我国政府会计研究的理论成果

（一）政府会计的界定及特点

1.政府会计的界定。何嘉萍（2002）、张霞（2003）、李强等（2005）认为我国政府（预算）会计，是指各级政府、使用预算拨款的各级行政单位、各类事业单位核算和监督各项财政性资金运动、单位预算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以及有关经营收支情况的专业会计。景宏军、王蕴波（2008）将预算会计定义为：用于确认、计量、记录预算批准和预算执行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活动或事项，报告预算拨款和拨款使用情况的信息系统；将政府会计定义为：反映、核算和监督政府单位及其构成实体在使用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过程中财务收支活动的会计管理系统。认为政府会计反映的是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运用公共资源及受托责任履行的情况．它从功能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政府财务会计、政府管理会计、政府成本会计和政府预算会计。

2.政府会计的特点。李定清、刘东（2003）认为在政府会计体系方面，我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会计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共同组成政府会计体系；在政府会计模式方面，我国政府会计是预算会计模式。宋衍蘅、陈晓（2002）指出不同政府会计模式之间差异产生的原因；法律体系不同；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同；联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不同。在我国非企业会计体系的构建方面，很多学者做了探讨。段爱玲（2003）把企业会计体系以外的预算会计体系分为政府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王庆龙（2004）则把非企业会计体系分为非营利组织会计（分为民办非营利组织、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即事业单位会计两种）和政府会计（分为行政单位会计和财政总预算会计，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为核心部分）。路军伟、李建发（2006）认为应当以是否掌握和使用公共资源以及是否承担公共受托责任作为判定政府单位的两项重要标准，并据此重新构建我国的政府会计体系。

（二）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

詹雷、王成（2004）认为政府会计概念框架不同于企业会计概念框架，表现为：政府不存在剩余索取权的股东，缺少界定清晰的所有者权益；政府的产出是公共物品或自然垄断产品；政府经营目标比企业经营目标复杂得多；政府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政府资产并非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政府的许多资产不是通过交换性、互利易取得；政府职责相对固定；政府服务接受者和政府收入提供者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政府活动缺乏企业所面临的制约力量；政府预算必须公开。

东洋（2004）进一步指出了构建政府会计准则概念框架的重要性：有助于具体规范间的相互协调；增强准则的可理解性：有助于政府会计准则发展和演化的连续性。贝洪俊（2005）提出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容包括：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会计假设、政府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政府会计要素、政府会计确认基础、政府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并且将我国政府会计概念框架分为了三个层次：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和会计目标；会计要素、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陈志斌（2009）在剖析、总结相关改革模型的基础上，依据权变理论，提炼、总结和构建了一个包括触发器、结构变量、实施、实践与反馈等四个子模块的政府会计概念框架整体分析模型。

（三）政府财务报告与信息披露改进建议

李建发、肖华（2004）指出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应提供以下信息：政府公共部门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活动结果、成本费用，以及受托业绩。程晓佳（2004）在研究政府会计改革与财政透明度时指出，政府财务报告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政府财政活动的所有信息；其他公共部门的准财政活动；中央政府的或有负债对财政的影响，以及税收支出的定量信息；披露包括中央政府的全部负债、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的所有信息；政府财政报告的合并信息；政府绩效报告。因此改革后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可由政府财务报告、分项财务报告、统一财务报表、附注及非财务信息组成。贝洪俊（2004）进一步建议，政府财务报告除了提供财务报表外，还应提供管理层阐述与分析、要求披露的补充信息等。王庆东、常丽（2007）认为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改进应该树立双重导向观，即兼顾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和内部控制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张雪芬（2008）认为从我国目前各方面对政府财务信息的需求来看，我国应选择以政府为主体编制政府财务报告。它包括两个报表体系和综合文字说明：一个报表体系是财务报表体系（基于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包括资产负债表、财务运行绩效表和现金流量表；另一个报表体系是预算报表体系（基于收付实现制），包括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报表及一些附表。综合文字说明部分包含宏观经济环境分析、政府财务状况和管理绩效分析、经济发展趋势分析、财务报表以外应予披露的附加信息等内容。

（四）政府会计改革

1.国外政府会计改革的经验及教训。李雄飞（2003）指出OECD国家权责发生制预算和政府会计改革的成效是：财政状况得到了控制，财政支出明显减少；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产出及绩效管理，使政府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公共服务得到改善；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提供的政府会计信息，使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得到提高；权责发生制预算和会计能全面、真实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提高政府防范风险的能力。黄世忠、刘用铨、王平（2004）指出美国联邦政府会计改革中存在的十大缺陷，包括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编制以及内容的完整性存在问题，联邦政府财务管理系统存在致命的信息安全缺陷，内部控制存在薄弱环节。李雄飞（2003）也指出了政府会计改革中的难点：改革过程中，会计层面的问题较易解决，但预算层面较为复杂；最主要和最艰巨的工作是对政府所拥有的资产进行评估，按评估价值登记入账，编制期初资产负债表；对政府雇员养老金、福利及各种补助和因此带来的负债的确认较困难。

2.我国政府会计的现状及改革思路。郑彩风、赵福山（2003），王雍君、蔡燕青（2003）认为我国政府会计缺乏一个整合的会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会计核算的确认基础不适应公共财政管理的需要；会计核算的内容无法反映公共财政管理的全貌；现有的会计核算方法不满足政府采购的需要；无力提供绩效方面的信息。王淑杰（2004）认为，财政赤字压力大，财政绩效难以考核，以及政府会计透明度不高等是国内外进行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的原因。金希萍（2007）认为就我国而言，建立公共财政，实行部门预算，建立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都是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些直接影响着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的内容与方法，要求政府会计制度、核算方法作相应改革。刘玉廷（2004）提出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府会计标准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也是当务之急。张琦（2007）建议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学术支持方面，应加强政府会计的研究；把握研究重点，特别是自然资源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等难点问题；重新定义政府会计要素，引入成本概念，正确看待成本改革问题；改革报告主体等。

我国政府会计研究现状总结

（一）政府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已初具规模

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和政府会计准则建设，应当理论先行。学者们广泛研究了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会计要素、政府会计确认基础、政府会计假设等政府会计理论框架构建中的重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我国的特殊性和适用性，并取得较大的成果，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和企业会计研究成果

绝大部分学者在进行政府会计研究时采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包括政府会计的中外比较、政府会计与企业会计比较等。通过与企业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归纳出政府会计与企业会计的异同点，如政府会计目标的公共受托责任特征等；通过与国外政府会计的比较研究，学者们探讨了政府会计理论在我国特殊社会经济环境中的适用性，为我国政府会计理论框架的建立奠定基础，也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三）研究成果尚缺乏实践指导性

从目前的研究内容上看，一部分学者较为关注政府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政府会计的目标、要素、基本假设等，而另一部分学者主要介绍国外政府会计的改革经验，但具体如何在我国政府会计实践中运用，大多学者并未作深入的研究。大部分文献还停留在对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理论比较上，未将理论研究与我国财政和预算改革的实践以及信息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联系起来。

（四）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

目前我国政府会计的研究内容涉及面广，但缺乏对单个问题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从文章的标题来看，大量的文献是以“政府会计诸项比较”、“中美政府会计理论框架比较”等涵盖面较广的标题命名进行研究。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如我国政府会计目标的定位、政府会计确认基础研究等专项系统的研究成果较少。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仅停留在一两篇文章上，缺乏对政府会计长期深入的研究。另外，现有文献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多是描述性和分析性研究，实证研究的成果较少，在本文选取的442个样本中仅2篇，不到全部文献总数的1％。

（五）研究力量相对薄弱

在财政部和中国会计学会的支持下，学者们日益关注政府会计理论的研究。但我国政府会计的研究力量相对企业会计而言仍相对薄弱，10余年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政府会计文章仅200多篇，这与我国企业会计蓬勃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现状相比是极不对称的。因此，长期致力于政府会计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有待增加。

参考文献：

1.冯虹.我国政府会计的相关问题与改革建议[J].财政监督，2011（14）

2.陈均平.中国政府会计问题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0

发表财政论文篇2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发表财政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财政分权，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引言

财政分权，就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形式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时，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过程体现为渐进性和阶段性的统一。1980年以前，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近乎通收通支。在这种体制下，地区间的财力差异虽然较为平均，但因地方政府财政缺乏自主权，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进而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1980年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85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1988—1993年多种形式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政府对当地税收收入的控制权。[1]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来源，实现了财政分权从“财政总量分权”到“税收门类分权”的转变，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总之，财政分权改革贯穿了经济改革的整个过程，改革的结果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调控能力，实现了经济与财政收入的双增长。

先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而对于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影响效应的研究极为鲜见。本研究以甘肃省66个县（市）为例，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总体说来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有负面效应，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县市的经济增长作用方向和程度有所区别，政府在实施财政分权政策时要审慎对待。研究结果对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深入实施财政分权政策无疑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财政分权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之一，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已久。Xie，Zou和Davoodi(1987)构造了一个带有不同级别政府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利用美国州与地方一级和联邦政府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已有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份额与经济增长最大化是一致的，公共支出的进一步分权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2]Oates(1993)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现，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3]菲利普斯和沃勒(2001)以巴罗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选取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比、地方财政支出与国家总财政支出比、扣除转移支付和国防支出后的地方财政与国家总财政收入比以及扣除补贴及社会保障支出后的地方财政支出与国家总财政支出比四个比值度量财政分权，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制对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4]Akai和Sakata(2002)根据美国各州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促进经济增长。[5]

国外对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没有形成一致性的定论。由于学者运用的计量模型不同，选取的财政分权指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大相径庭。就中国这种转型经济国家来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又如何呢？国内不少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区间竞争，而地区间竞争又反过来引发国有企业民营化。[6]林毅夫和刘志强(2001)选取各省级政府财政收入支出占各地区财政增加总额之比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财务论文，以马基夫(1992)计量模型为基础，对我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关系作了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财政分权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各地区居民的偏好，从而提高各地区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7]张晏、龚六堂(2005)发现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具有正的影响，东部各省的财政分权优势要高于中西部地区。[8]温娇秀(2006)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9]刘小勇(2008)采用1998-2005年中国大陆25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省及省级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省级政分权和省级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10]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和方向，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和他们采取的财政分权指标、所选择的控制变量和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密切相关。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在研究内容上很少关注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上在利用面板数据研究时往往没有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极易引起“伪回归”，致使回归结果很可能与实际情况偏离较大。本文试图从这两方面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省级以下的政府财政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增长问题就不能不采用和借鉴增长模型。本文选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

（1）

式中Y为人均产出，K为人均资本，L为人均劳动；和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弹性，且，即规模报酬不变；A 为技术进步参数。

对(1)取自然对数，

（2）

从式（2）中可以看出，人均产出取决于三个因素：人均资本、人均劳动和技术进步。在此假定技术进步取决于两类变量：第一类变量是制度变迁因素，如财政分权变量，衡量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类变量表示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如城市化水平变量。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选用指标如下：

经济增长：使用各县（市）人均生产总值RJGDP，以2000年为基期，根据各县（市）人均生产总值指数折算成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单位：元。人均资本：k，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单位：元；人均劳动： l ，以各市县从业人员近似替代；城市化水平：CSH，，由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表示；省以下财政分权指标：本文拟采用刘小勇（2008）的衡量指标，即财政收入分权指标：FDS=地县预算内财政收入/全省预算内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权指标：FDZC=地县预算内财政支出/全省预算内财政支出；财政自给率分权指标：FDZJ=地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地县级预算内财政支出。[10]

本文采用甘肃省66个县（市）2001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数据均来自甘肃经济信息网、《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先对RJGDP、k、l、FDS、FDZC、FDZJ和CSH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记为、、、、、和。

（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稳定性对、、、、、和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四种方法来进行检验。[11]利用Eviews 6.0软件(下同)，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 甘肃66个县（市）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

-28.887＊＊＊

[0.0000]

4．5392

[1.0000]

-28.552＊＊＊

[0.0000]

-18.914＊＊＊

[0.0000]

-6.282＊＊＊

[0.0000]

-9.963＊＊＊

[0.0000]

IPS

-9.1238＊＊＊

[0.0000]

9.8219

[1.0000]

-13.427＊＊＊

[0.0000]

-3.809＊＊＊

[0.0001]

2.0587

[0.9802]

2．9214

[0.9983]

Fisher-ADF

346.284＊＊＊

[0.0000]

57.2304

[1.0000]

393.324＊＊＊

[0.0000]

211.72＊＊＊

[0.0000]

154.540

[0.0876]

109.821＊＊＊

[0.9205]

Fisher-PP

544.246＊＊＊

[0.0000]

88.3403

[0.9989]

529.686＊＊＊

[0.0000]

197.938＊＊＊

[0.0002]

198.56＊＊＊

[0.0002]

140.111＊＊＊

[0.2980]

注：1、[ ]内的数值为p值；2、＊＊＊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2 甘肃66个县（市）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

-8.9086＊＊＊

[0.0000]

-15.133＊＊＊

[0.0000]

-27.2901＊＊＊

[0.0000]

-18.4846＊＊＊

[0.0000]

-33.7548＊＊＊

[0.0000]

IPS

4.56426

[1.0000]

-3.9074＊＊＊

[0.0000]

-7.5325＊＊＊

[0.0000]

-5.7277＊＊＊

[0.0000]

-7.6222＊＊＊

[0.0000]

Fisher-ADF

126.4580

[0.6197]

223.83＊＊＊

[0.0000]

301.175＊＊＊

[0.0000]

260.943＊＊＊

[0.0000]

275.172＊＊＊

[0.0000]

Fisher-PP

123.7810

[0.6828]

266．842＊＊＊

[0.0000]

380.633＊＊＊

[0.0000]

336.72＊＊＊

[0.0000]

358.172＊＊＊

[0.0000]

注：1、[ ]内的数值为p值；2、＊＊＊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1和表2的结果表明，四种方法的检验结果都表明甘肃66个县（市）的经济增长、劳动力和财政收入分权等变量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各变量均是平稳过程；、、和四个变量均是非平稳过程，它们的一阶差分在1%的水平下显著，所以、、和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对全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两个子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子样本是按照人均GDP高低选取的，取人均GDP较高的10个县（市）作为子样本1，归入A区；人均GDP较低的10个县（市）作为子样本2，归入B区。A区包括：玉门市、阿克塞县、敦煌市、肃南县、金塔县、玛曲县、临泽县、山丹县、高台县、永登县；B区包括：岷县、镇原县、康乐县、清水县、宕昌县、积石山县、张家川县、礼县、东乡县、秦安县。这种划分方法便于检验在县市经济发达程度存在差异时，财政分权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差异所起作用有多大。

1、全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对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时发现，面板数据中有些序列平稳而有些序列不平稳，不平稳的序列通过一阶差分变换可以变换成平稳的新序列，我们可以直接对平稳序列和变换后的新序列进行回归。

在选择模型时，利用Hausman统计量可以检验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11]豪斯曼（Hausman）检验均在1%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故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更好。本文应建立回归方程（3），具体结果见表3。

…(3)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市（县）和第t年，是的一阶差分，是的一阶差分，包括三个变量、和，为固定效应系数。

表3 全样本实证结果

回归变量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0.119243＊＊＊

（4.51）

0.101566＊＊＊

(3.77)

0.119884＊＊＊

(4.52)

0.005222

（0.49）

0.000449

(0.04)

0.002236

(0.21)

-0.028059

（-0.80）

-0.027546

(-0.79)

-0.029140

(-0.83)

-0.024500＊＊＊

(-2.89)

0.007011

(0.37)

0.017551

（1.33）

C

6.452532＊＊＊

（21.1）

6.488119＊＊＊

(21.33)

6.444360＊＊＊

(20.99)

观察数

464

464

464

R-sq

0.9949

0.9950

0.9949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1%水平下显著。

从表3回归结果中可以得到：（1）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收入分权对于大多数县（市）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就甘肃各县（市）平均水平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度每提高1%，人均GDP相应降低0.0245%。（2）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分权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为正，在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增加财政支出有利于县市经济增长。（3）比较省以下三个财政分权指标的回归系数，不难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财政自给率分权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小，财政支出分权回归系数绝对值居中，说明三种分权中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财政自给率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4）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以从业人员近似衡量的劳动力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大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劳动力要素对县市经济增长有着更大的影响。（5）城市化水平回归系数不显著为负。

2、分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豪斯曼（Hausman）检验在10%的显著水平下，回归方程（4）、（5）、（6）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故认为随机效应模型更好，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回归方程（7）、（8）、（9）拒绝了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更好，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表4 子样本1实证结果

回归变量

随机效应

（4）

随机效应

（5）

随机效应

（6）

0.194059＊

(1.84)

0.194474＊

(1.80)

0.190850＊

(1.82)

-0.031820＊

(-1.74)

-0.032123＊

(-1.74)

-0.034721＊

(-1.88)

0.105186

(1.10)

0.104157

(1.06)

0.096137

(1.03)

0.014724

(0.45)

0.023916

（0.51）

0.006292

(0.24)

C

9.115325＊＊＊

（38.29）

9.029748＊＊＊

（66.43）

9.020146＊＊＊

（84.69）

观察数

60

60

60

R-sq

0.1125

0.1166

0.1126

注：（1）括号内为t值。＊表示10%水平下显著，＊＊＊表示1%水平下显著。

（2）第一列的变量是经过单位根检验调整后的变量，其中表示的二阶差分。

表5 子样本2实证结果

回归变量

固定效应

（7）

固定效应

（8）

固定效应

（9）

0.553653＊＊

(2.28)

0.652347＊＊

(2.56)

0.691223＊＊＊

(3.08)

0.034066

(1.18)

0.038205

(1.26)

0.039234

(1.42)

0.046725

(0.85)

0.049973

(0.89)

0.060033

(1.14)

0.024175

(0.91)

-0.022474

(-0.37)

0.075174＊＊

(2.36)

C

0.261512

(0.09)

-0.934840

(-0.30)

-1.397706

(-0.51)

观察数

60

60

60

R-sq

0.9209

0.9197

0.9282

注：（1）括号内为t值。＊＊表示5%水平下显著，＊＊＊表示1%水平下显著。

（2）第一列的变量是经过单位根检验调整后的变量财务论文，其中表示的二阶差分。

从表4和表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回归系数A区不显著为正，表明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对于经济较发达县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A区10县市财政收入分权度每提高1%，人均GDP相应增长0.0147%。这一结论与全样本相反，这是因为子样本中剔除了人均GDP较低的绝大部分县市，结果当然会变。（2）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回归系数A区不显著为正，B区不显著为负，A区系数绝对值大于B区，说明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县市来说，财政支出分权的积极影响较强，而相对落后的县（市）而言，财政支出分权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且财政支出分权对A区10县市的影响力度更大。（3）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分权回归系数A区不显著为正，B区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财政自利率分权度的提高对这两区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4）劳动力回归系数A区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B区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经济较落后的县（市）更倾向于依赖劳动力来促进经济的发展。（5）城市化水平回归系数A区和B区均不显著为正，A区回归系数大于B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于从全样本到子样本剔除了许多县市，所以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不同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

本文利用2001—2008年甘肃66个县（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从全省范围来看，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财政收入分权每增加1%，人均GDP就降低0.0245%。从分区域来看，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对于经济较发达县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将更多的收入权权限下放给经济较发达县市将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

2、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分权与县市经济增长正相关，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子样本都支持这一结论。分样本的数据还表明，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县（市），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更大。

3、从全样本来看，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促进县市的经济增长。分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于经济较发达县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效应，而对于经济较落后县市的经济增长则有负向影响效应。将更多的支出责任交给经济发达的县市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改善，将更多的支出责任交给经济落后县市则不利于经济绩效的改善。

4、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于县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与县市的经济状况有关，所以在进一步实施财政分权政策时，要根据不同县市的具体情况实施相应的分权政策。

5、财政分权回归系数绝对值远小于劳动力的回归系数，说明甘肃省市县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财政分权改革有待进一步推进与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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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IE， ZOU and DAVOODI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Public Budgeting andFinance， 1987: 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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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erk·L·PhilliPs，Gary Woller. Why countries are fiseally decentralizing. Journalof Publie Economics 89，2000

[5]NOBUOA.，MASAYO 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Evidencefrom State-level Cross-section Data for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UrbanEconomics，2002，52(1):93-108.

[6]张维迎，栗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J].经济研究，1998，（12）：26-38.

[7]林毅夫，刘志强.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研究.北京人学学报，2000，4

[8]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5）：74-109..

[9]温娇秀.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2006（9）：109-113.

发表财政论文篇4

关键词：政府财务报告；公共受托责任；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17-02

一、政府财务报告的概念界定

财务报告是一种书面的报告文件，企业通过编制并公布财务报告的形式，向政府的有关机构和社会上的有关方面和个人提供反映企业基本情况的财务资料。对于财务报告的基本含义，国内外会计学界有不同的表述。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78年发表的《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中曾明确指出：“财务报告不仅包括财务报表，而且包括传递直接或间接的与会计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有关的各种信息的其他手段。”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第17号公告认为，“财务报告是影响一个企业的事项或由企业从事的交易对企业影响的总体性的描述。不论单个企业或企业合并集团，意欲通过它把通用的财务信息传递给使用者。”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57条所下定义是：“财务报告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书面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或者现金流量表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以上各种对财务报告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都认为财务报告是把一定期间内的财务信息和其他经济信息传递给使用者的书面文件，它包括财务报表和其他文件。

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政府财务报告。目前，中国政府财务报告包括财政总预算单位、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财务报告。它们以财务报表为主要形式，提供政府的财务信息。目前，中国的政府财务报告以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为中心展开，而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主要提供关于政府财政资金的来源和使用以及实际与预算相比较的信息，如果按照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受托责任层次结构的划分，中国目前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大致可归入第五层次的受托责任报告。

二、政府财务报告研究现状与分析

（一）国外政府财务报告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关于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的研究起步较早，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这些研究成果多是针对发达国家进行研究所取得的，对发展中国家则涉及较少，但有许多研究成果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Rose （1977）提出发展中国家政府舞弊问题，认为有必要提高财政资金透明度，防止财政资金的滥用，这实质上提出了政府会计的符合性目标。Buchanan（1977）提出，“政府宗旨（总体目标）和有限责任公司（私立单位）相反，政府往往倾向于提供更多的服务（扩大责任），结果导致了预算的扩大和经常性赤字”，由此提出了政府会计在财务管理方面的职能。

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联邦会计准则委员会（FASAB）分别就财务报告的目标、会计报告主体等有专门技术界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0年了财政透明度公告，按照公告要求，要建立统一的政府会计制度，提供全面、完整的财务状况信息，并且要涵盖所有外部融资的交易和取得实务捐赠的记录。这是对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提出的要求。在政府财务报告会计基础的选择上，众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选择了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

（二）中国政府财务报告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政府财务报告的专门研究相对来说非常少，现有研究基本上均遵循理论先行，由点到面的思路。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在政府财务报告领域，中国学者编著的专著仅有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赵建勇编著的《政府财务报告研究》一书，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该书内容包括政府财务报告的概念、主体、目标、会计基础、报告模型等。该书立足于全面考察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点，对中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完善进行了一些探索。

赵建勇（1997）对会计目标研究中的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及财务报告所能提供的信息，三方面在财政总预算会计中的具体表现作了探讨。其在2002年又阐述了公共管理与政府财务报告发展之间可能的内在联系，但也只是提出了这种想法：我认为政府财务报告问题，其中包括了众多的公共管理内容，但与此同时也同样存在大量的会计专业问题，政府会计学是一门交叉性、综合性、边缘性很强的学科。

李建发教授（1999）在其《政府会计论》中首次使用政府财务报告的概念，提出政府财务报告主要提供政府履行公共受托情况的信息，并且认为政府财务报告与财政报告有根本的区别，2001年，其在《论改进中国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一文中，提出中国各级政府至今没有编制过一份全面、完整的政府财务报告，认为1998年以来实行的预算会计制度没有体现中国特色。

叶龙（2003）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公共管理体制下政府会计理论体系研究》中，阐述了政府财务报告信息应是定量化信息和定性化信息的有机结合，由此提出中国政府财务报告内容简单和结构不合理两个方面的主要缺陷。

王雍君（2004）认为，目前中国政府财务报告应侧重于报告投入责任，向立法机关和纳税机关以及纳税人表明公共资金的获得和使用情况是否符合预算和相关法律的规定。

罗辉（2006）提出现行政府财务报告内容的不足。他认为体现在以下方面：（1）缺少对固定资产的核算和反映；（2）缺少对国有股权的确认和反映；（3）缺少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状况的反映；（4）对政府负债的披露不充分，中国政府的债务并没有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得到充分的披露。

笔者认为，政府财务报告存在问题还体现在：现行政府财务报告规范的不足。因此有必要改变中国目前政府财务报告规范不统一、按照组织类别分别制定不同制度来规范的现状，针对会计事项制定统一规范的政府会计准则。

三、改革中国政府财务报告的若干建议

1.构建以公共受托责任为核心的政府财务报告目标。中国应该致力于建设以公共受托责任为核心的政府财务报告目标。同时，以公共受托责任为逻辑起点来构建政府会计目标也是中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出发点。

2.提高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特征：真实性为基础，强调相关性，把提高透明度作为综合的质量要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确定会计信息“有用性”的质量标志，是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具体表现。它在会计准则概念框架中居于重要地位。

3.区分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合理确定政府财务报告的范围和层次。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单位或组织，它包括记账（核算）主体和报告主体。报告主体确定时主要考虑外部使用者的需要，是为实现会计报告目标而构建；而记账主体除了考虑外部使用者的需要外，很大程度上是为满足内部使用者的需求而确定。中国政府会计主体概念选取时，必须要从有利于实现评价受托责任的报告目标和加强政府财务资源管理、规范政府财务行为的双重角度出发，对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分别加以界定。

4.转变政府财务报告会计确认基础。我们认为，沿着现金制到应计制的推进过程中有无数个点，因此，政府财务报告的改进不需要拘泥于某个具体的模式，可以从中国当前最紧迫的负债入手，比如，国债还本付息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分期确认；担保贷款的担保责任和借出债权已坏账的，按权责发生制入账，以达到充分揭示政府隐性债务，防范财政风险的目的。

5.重整中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内容。政府财务报告内容中最重要的就是资产负债表，而往往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资产负债表，针对中国现行资产负债表在确认资产和负债上的不足，建议将中国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分解为偿债能力表和资本资产表，辅之于或有负债表和统计信息表，共同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

本文认为，在政府会计准则结构中，应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同会计要素确认、计量的原则区别开来，以便正面表达其含义，突出其重要地位，并把基本质量要求与其制约因素划分开来，以便分清主次。而在核心的两个质量特征中，应以真实性作为基础，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企业财务报告的处境相同，中国未来政府会计报告的真实性相对于相关性似乎更容易受到使用者的关注）。在总括性质量特征的描述方面，应引入西方评价高质量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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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财政论文篇5

关键词：政府会计；新公共管理理论；会计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093-04

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会计改革不仅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一国公共管理水平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全的政府会计改革框架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转变职能，增强财政活动的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水平，从而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相比，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下财政改革的需要，无法准确、有效地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和信息，因此，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与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理性人”和“私人管理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假设前提，对旧的管理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有利于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

一、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的必要性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20世纪70世代，兴盛于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场大范围且影响力很深远的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着眼于建立高效、优质的政府，倡导政府功能定位和输出的市场化取向。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先进的管理理论，提出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服务理念应用到公共管理部门，这项运动促使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会计进行改革，能够有效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将政府的财务情况更全面地反映给公众，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降低政府财务风险，使得社会公众能够更好地监督国有财产。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更加关注公共服务的效率、效益和质量结果，包括公共部门组织之间建立相互竞争的环境、重新设定生产力目标；增强国家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及合理利用能力，有效使用社会公共资源；分权经营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分级制的组织机构，使得资源分配和服务提供决策更贴近基层，并为客户和其他利益机构的意见反馈提供更多的空间；通过灵活的分析成本与效益的关系来反映政府管理的成绩。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引导下，政府将能够更加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环境变化、利益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

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是官僚组织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对旧的管理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即“理性人”和“私人管理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假设前提。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所有活动于市场的人都是“理性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意味着政府放权给“无形的手”，政府的职能从“划桨”转变成“掌舵”，并将政府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新公共管理理论借鉴了许多先进私营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尽管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但是有些先进的管理方法是通用的。如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放、目标管理等好的管理方法都能完全应用到公共部门中。

新公共管理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遭遇到了质疑，但是它也在不断被证明将是行政管理发展改革的目标。它通过推进改革管理的多元化，为政府做出公共选择提供了向导。因此，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需要政府会计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政府职能需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市场化政府”“政府”，这就需要政府会计进行深入改革，把国有产权管理职能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分开，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大社会公众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提高和均衡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第二，政府会计改革是政务公开的需要。随着国家出台各种政务公开政策，这就要求政府公开政务信息和公共部门账户，为了使公众得到重要的基础性数据，就要求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更加全面地核算和披露政府资产、负债资产等相关信息。

第三，提升政府绩效需要政府会计的支撑。政府绩效是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所体现的管理能力，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政府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但是政府绩效的评估是一件不易的事，目前的收付制核算基础很难对政府绩效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这就要求提升政府会计评估体系。

二、文献综述与评价

基于财政透明度的政府会计改革，Ferejohn（1999）构建了财政透明度分析框架。他认为政治家的徇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而减少。王满仓等（2005）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财政透明度的内涵，认为财政透明化是提高政府治理的关键所在，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于政府治理效率的改善有着积极性影响。程晓佳（2004）分析了IMF颁布的《财政透明度》的基本要求，并分析了它对我国政府会计范围、财务报告内容、政府会计基础、预算信息、会计要素、内部控制和审计的影响，得出建立政府会计准则体系是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重要途径。B.J.Reed和John W.Swain（1996）指出，国家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法规、政府会计、组织安排制是公共治理的根基。

基于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李建发（2001）指出，政府会计的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权责发生制代替收付实现制，这个过程要循序渐进，可先实行修正的现金制度，待条件成熟后过渡到权责发生制。2010年12月31日财政部下发了《2010年度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办法》的通知，要求北京、天津、湖南等地区试编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报告，明确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要素以及各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编制披露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信息的综合政府财务报告。Anderw Likierman（1998）指出：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较之前会有更多的机会关注投入产出，这样可以提高政府绩效，优化政府服务质量。Tony Dale和Graham Scott、Ian Ball（1997）指出，政府会计改革需要在一个政府会计框架和积极健康的环境下进行，这样引入权责发生制才有可能是成功的。

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建立政府会计体系方面，陈继萍（2011）指出，我国的政府会计是“预算会计―财务会计”的双轨制系统，前者和后者的服务目标不同，应该各司其职，但在政府会计和公共管理的整个层面，需要协同发展，互为支持，将预算会计信息与财务会计信息有效整合，以满足政府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彭宇田（2012）指出，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政府会计改革，目前的会计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政府会计定位不准、财务报表体系落后等，所以，必须按新公共管理的要求，从政府会计目标、会计主体、会计核算基础和财务报告体系等方面对政府会计进行重新构建。

基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方面，Zimmerman，J.L（1977）指出政府会计采取基金会计的形式而不是进行改革是因为作为理性的最大化者，影响基金会计选择程序的利益集团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和供给取决于他们受到的激励因素，并提供了一个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理论模型。Ingram（1984）指出，英国州政府的财务信息披露的数量取决于利益集团受到监督激励的大小，选民与政府官员的信息需求情况对州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更强。

通过分析国内外政府会计改革的参考文献，最后决定从新公共管理视角进行研究。但总体上说，我国关于政府会计改革方面的文献数量不多，而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更是少之又少，且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平台。基于此，本文从新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建立相关可行的政府会计改革路径，为我国未来的政府会计改革的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三、我国现行政府会计缺陷分析

虽然我国一直在不断完善政府会计体系，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政府会计管理系统，而且我国目前的政府会计体系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如果不加紧建立政府会计改革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将阻碍政府职能的发挥，使社会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目前本国政府会计存在的缺陷有：

首先，现行的政府会计体系缺乏统一标准。现行的政府会计包括预算会计、事业会计和行政会计，但是这三个会计体系是相对独立的，并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和会计科目且各自的监督范围也不同，这就造就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没有统一的标准。

其次，政府的财务报告重点强调预算，不能完整反映整个政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披露的信息不完整，无法给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也无法让公众了解政府绩效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再次，核算内容不够全面。政府接受公众所托，集中公众的资金，代表公众管理公共物品，分配公共资源，帮人民管理公共物品、国有资产、债务和所有权益。但是目前的政府会计核算的内容只能反映财政的收支情况，不能反映政府的负债情况，不利于公众对政府财政风险的了解和监督，这完全不能满足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公开资金状况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最后，核算基础存在明显弊端。在政府现行的收付实现制下，政府会计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的负债状况，不利于防范财政风险。由于收付实现制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作为当期收入和支出的依据，在这种记账基础下，财政支出只包括以现金实际支付的部分，并不能反映那些当期虽已发生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部分，使政府的这部分债务成为“隐性债务”。而且传统的收付实现制无法反映存量资产、无法对政府绩效和财政风险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这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无形的隐患和危机。

四、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路径的构建

（一）完善政府会计体系

由于我国的政府会计是预算与财务的双轨制系统，两者的服务目标不同，各司其职，但在公共管理的整个层面，需要协同发展，互为支持，需要将预算会计信息与财务会计信息有效整合，以满足政府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所以，必须按新公共管理的要求，从政府会计目标、会计主体、会计核算基础和财务报告体系等方面对政府会计进行重新构建。我们认为应该从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会计主体和制定政府会计准则这三方面入手来构建以绩效评价为向导的政府会计体系。具体如图1：

1.确定政府会计目标。目前本国政府会计的目标被定义得很明确，主要是提供准确及时的财务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来源，并精确反映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为社会公众评估政府绩效提供依据。但目前政府会计信息的对象只有政府内部的管理人员，完全不满足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要求，即政府市场化。这就要求政府会计信息既要满足内部政府人员的决策需求还要满足外部相关利益者的需求。通过扩大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范围，可以提高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加强公众对政府活动的监督力度。政府会计的目标可以结合我国具体的政府会计环境，分为两方面：行为受托责任和报告受托责任，这样可以让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加客观地评估政府绩效和政府的执行效率。

2.确定政府会计主体。目前政府会计主体模糊不清，为了让政府更好地履行受托责任，急需明确政府会计主体。本文将政府会计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其中记账主体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部官员的信息需求，报告主体是为了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本文将记账主体分为各级政府、各级政府部门、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将报告主体分为单个报告主体和合并报告主体，这样可以明确政府责任和义务。

3.制定符合要求的政府会计准则。为了保证政府会计改革的顺利实施，就需要制定贴近我国具体国情的政府会计准则。然而制定政府会计准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所以需要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基础上考虑公共财政等因素。我认为首先应该将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分为政府财务会计准则体系和政府预算会计准则体系，且财务会计体系对外公开信息的工具是财务报表和合并报表，政府预算会计准则体系对外公开信息的工具是财务预算报告和汇总报表。但财务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之间如何钩稽，合并报表和汇总报告应该如何编制，数据应该如何计算，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才能建立符合标准的政府会计准则，并以准则为引导改革政府会计。具体如图2：

（二）引入权责发生制

政府会计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是国际趋同的要求。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系统主要由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与事业单位会计三个子系统组成，其主要目标是反映政府及其部门的预算收支情况，会计基础以收付实现制为主。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主要采用收付实现制，事业单位会计总体上实行收付实现制，经营性收支业务核算可采用权责发生制。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系统缺乏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营业绩与成本、支出效率与效果等方面的财务会计信息，且从我国目前的国情看，要在政府会计核算、合并财务报表和预算编制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引入权责发生制为时尚早，但是通过借鉴国际的成功经验，在一定范围内，可有选择、有步骤地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和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结合的形式。

为了稳步推进地引入权责发生制，除了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会计体系，还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如研发相关软件系统、加强预算监督、加强政府行政管理，还要培养相关的高级管理人才以保障权责发生制能顺利引入。

（三）提高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会计的最终产出，也是披露政府会计综合信息的载体。随着我国政府会计环境的变化，我国现有的政府预、决算报告制度将难以满足各方面使用者的需要，建立更加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将是大势所趋。但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不能全面反映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政府的运行业绩、政府财务状况，所以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整体财务报告体系，提高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至关重要。（1）引入资本市场的第三方审计。为了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和有效监督、规范政府活动，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方面考虑应该引入资本市场的第三方审计。审计的种类可以包括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其中要求外部审计对政府会计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这样有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活动进行监督；内部审计则起到自我约束的作用，可以提高政府的职能执行效率。（2）规范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令人担忧，无法反映政府的或有负债，而且最重要的是会导致利润虚增或虚减，无法防范财政风险。所以，必须重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规范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具体的做法是：

第一，建议我国将财务报表改为财务报告。我国政府会计财务报告，一般称为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附表和报表说明书。而财务报告主要由会计报表、附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

第二，增加政府审计报告，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

综上所述，现行的政府会计无论是核算基础、政府报告制度、会计主体还是政府会计体系都存在很多缺陷，在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不能满足政府政务公开、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政府职能转化的需要，所以必须进行政府会计改革。具体的途径是：第一步，完善政府会计体系；第二步，引入权责发生制；第三步，提高政府财政报告的信息质量。这三个步骤应该循序渐进，具体关系如图3：

五、结论

本文主要从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出发，对我国目前政府会计的现状、缺陷以及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的必要性进行全方位分析，提出了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路径选择：第一，完善我国政府会计体系。从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会计主体和制定政府会计准则三方面入手来构建以绩效评价为向导的政府会计体系。其中政府会计目标可分为行为受托责任和报告受托责任，这样可以让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加客观地评估政府绩效和政府执行效率；政府会计主体可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记账主体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部官员的信息需求，报告主体是为了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这样可以明确政府责任和义务；制定政府会计准则需要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基础上考虑公共财政等因素，应将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分为政府财务会计准则体系和政府预算会计准则体系，并以准则为引导改革政府会计。第二，循序渐进地引入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是国际大趋势，但从我国目前的国情看，要在政府会计核算、合并财务报表和预算编制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引入权责发生制为时尚早，但在一定范围内，可有选择、有步骤地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和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结合的形式。第三，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提高财政透明度。我国现有的政府预、决算报告体系难以满足各方面使用者的需求，所以为了提高财政透明度应该引入资本市场第三方审计，规范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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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满仓，赵守国.财政透明化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变革[J].经济学家，2005（4）：89-95.

[3]程晓佳.财政透明度与政府会计改革[J].会计研究，2004（9）：1-6.

[4]陈继萍.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8）：89-91.

[5]彭宇田.实施“新农保”政府责任缺不了[J].中国财政，2012（3）：78.

[6]路军伟.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取向定位与改革路径设计――基于多重理论视角[J].会计研究，2010（8）.

发表财政论文篇6

(一)财务报告内涵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78年11月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中提出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编制，但并未对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概念作出区分，只在列举财务报告的内容时认为：“常见的财务报告，其中包括财务报表、其它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中心部分，它是企业向外界传递信息的主要手段，某些有用的信息用财务报表传递较好，而某些信息则通过财务报告提供比财务报表更好”。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89年7月公布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认为：“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程序的组成部分，全套财务报表通常包括资产负债表、收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以及作为报表组成部分的附表、其它报表和说明材料，财务报表还可能包括基于或源于上述报表并应随之一同阅读的附表和补充信息，不过财务报表不包括董事会报告、董事长陈述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以及可能列入财务报告或年度报告中的类似项目”。而在1997年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中则认为，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会计政策和说明性注释。

(二)政府财务报告内涵在政府会计领域，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认为政府财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必要的补充信息、附表、统计表。公共部门委员会(PSC)在1991年3月的研究报告第1号《中央政府的财务报告》中将财务报告定义为，满足主体外部使用者共同的信息需求而编制的通用财务报告，并指出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其他财务信息如业绩计量和预算的信息也可以包括在财务报告中。上述各方表述体现出政府财务报告的几方面关键因素：首先，政府财务报告主要由政府财务报表、报表附注、附表以及其它必要的补充信息组成；其次，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最后，财务报告应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由此，笔者认为：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财务会计的最终成果，是为了系统、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的预算及其执行情况、财务状况、运营结果，为社会公众及相关信息使用者客观公正地评价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情况及进行相关的政治的、经济、社会的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相关的财务信息的会计报告体系，它包括财务报表、报表附注、附表以及行政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等主要内容，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

二、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现状我国1998年1月1日实施的“一则三制”对于政府财务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规范。《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第六十一条规定，总预算会计报表是各级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及其结果的定期书面报告，是各级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预算执行工作的重要资料，也是编制下年度预算的基础。第六十二条规定，总预算会计报表有资产负债表、预算执行情况表、财政周转金收支情况表、财政周转金投入情况表、预算执行情况说明书及其它附表，其他附表有基本数字表、行政事业单位收支汇总表以及所附会计报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第五十四条规定，会计报表是反映行政单位财务会计状况和预算执行结果的书面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附表和报表说明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第四十四条规定，会计报表是反映事业单位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的书面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基建投资表、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收支情况说明书等。

(二)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存在问题首先，我国政府当前并未单独提供完整的政府财务报告，相关政府财务内容大多是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向外公布；其次，我国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是由财政总预算会计报告体系、行政单位会计报告体系和事业单位会计报告体系组成，相互割裂，各成体系，不能提供政府整体的会计信息；再次，由于政府会计体系混乱，政府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也就比较混乱，财政总预算会计在主要提供预算信息的同时又夹杂着反映当期资产负债情况的一般财务会计信息；最后，现行的资产负债表是根据资产+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来构建的。将收入和支出两动态要素混在资产负债表内，导致了资产负债表的名不符实。此外，我国政府会计报告体系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主要是基于收付实现制的预算会计信息，而对于政府财务状况、运营情况等一般财务会计信息则关注不够，不能满足相关信息需求者的多种倩息需要。

三、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经验

(一)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层次构成美国政府财务报表按不同使用者的需求，财务报表由四个层次构成：浓缩、总括的财务报表；通用财务报表(概括性合并报表)；按基金类型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单个基金及账户组报表，每个层次的财务报表都附有财务报表附注，并可以单独对外报送，除此之外，还包括由行政管理层编写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等大量非财务信息。而在1999年6月，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cASB)第34号准则公告改变了以往的报告结构，从政府整体和主要基金及其他基金双重视角进行报告。整个报告由两个层面组成：政府层面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列示有关信息；基金层面对那些主要的基金单独编报基金财务报表，非主要的基金则合并在一起编报基金财务报表。而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按照编制的时间可以分为中期财务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其中，中期财务报告是以内部使用者为服务对象的，一般不向外界披露，综合年度财务报告则是面向各种各样的信息使用者，因而它的编制必须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政府的年度财务报告由介绍、基金报表、对财务报表的注释、必要补充信息、附表、文字解释以及统计报表组成，其中财务报表是核心，财务报表具体种类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与基金余额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净资产变动表等。

(二)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演进直到1975年美国财政部编制并公布了第一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最初的联邦政府财务报告以预算为基础，且不需要经过审计，只需要财政部聘请民间机构对源头数据及其收集程序进行独立审核。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报告改革取得了很大发展。美国财政部、预算管理局和美国审计总署共同成立了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the FederalAccountingStandardsAdvisory Board，FASAB)，由该委员会负责制定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其中FASAB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主体与披露》(Entity and Display)要求，作为联邦财务报告主体的每个联邦机构、项目和预算账户均应提供本级财务报告，联邦政府还需要编制整个政府的合并财务报告，应包括：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资产负债表、净成本表、净资产变动表、经营活动报表、预算资源表、融资报表及项目绩效衡量报表等。此外，1994年的《政府管理改革法案》还要求从1997年起开始执行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审计制度。

四、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完善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政府财务报表体系政府的财务资源主要来源

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向社会公众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及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等。采用基金会计模式可以更好地贯彻专款专用原则，使各种具有专门用途的预算资金的界限更加清楚，便于加强政府财务资源管理，我国政府会计可以根据复式预算的要求和政府承担的财务受托责任情况，从加强财务资源管理和规范政府财务行为的需要发出，按照公共财政和复式预算要求设立相应的政府基金，并提供相应的资产负债表、运营表以及预算收支比较表，以加强对预算的核算和监督。同时，还应建立基于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甚至完全权责发生制的权益基金和受托基金，这些基金由政府管理和运作，承担相应的受托责任，也必须作为政府会计的对象加以核算和报告，提供相应的资产负债表、运营表及相应的附表。此外，我国应建立基于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甚至完全的权责发生制并以各一级政府为财务报告主体的一般政府财务会计报表体系。

(二)完善政府财务报表附注在实务上，报表附注也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对象，因此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是一个整体。但报表和报表附注内容的质量特征有一定区别，表内项目的文字和数据都来自日常记录经过初次确认、再次确认后对外报出，两次确认都必须遵循会计准则制度，而报表附注中既可用文字表示又可兼用数字表述，也可仅用文字说明。财务报表附注的编制形式灵活多样，常见的有以下六种：一是尾注说明，这是附注的主要编制形式，一般适用于说明内容较多的项目；二是括弧说明，此种形式常用于为财务报表主体内提供补充信息；三是列报备抵与附加账户，设立备抵与附加账户，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能够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有意义的信息；四是脚注说明，指在报表下端进行的说明，它主要对表内项目所采用的会计政策、方法等以及表内无法反映的重要事项所做的补充说明；五是附表，有些无法列入财务报表主体中的详细数据、分析资料，可用单独的补充报表进行说明，它反映会计报表构成项目及年度内增减来源与金额。此外，对于有关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信息可采用适当的报告形式。

笔者以为我国政府财务报表附注应包括以下主要附注内容：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如会计报表是采用的收付实现制还是修正的收付实现制或者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对政府会计准则的遵循声明；重要会计政策的说明；重要会计估计的说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表内重要项目的进一步说明；或有事项的说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以及其他未在表内列示而需进一步说明的信息等。

(三)行政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发表财政论文篇7

(暨南大学，广州510520)

内容提要：中国财政部于2015年明确提出在PPP项目的前期论证中，加入对财政承受能力的论证。英国有丰富PPP经验及完备的项目数据库，故本文以英国为对象，研究其PPP项目中隐含的对财政承受力考量。文章以英国每年承担的PPp债务规模反映财政承受力，借助实证，建立宏观经济指标、PPP合同资本价值二者与PPP债务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以实证结果为基础，对确保中国在财政承受力范围内开展PPP项目提出一些思考，旨在促使该模式真正发挥减轻政府债务，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作用。

关键词 ：PPP模式财政承受力债务英国

中图分类号：F8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 2015 )08-0037-07

[收稿日期]2015-05-22

[作者简介]黄徐会，经济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研究。

一、引言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此前被译为“公私合作模式”，官方确定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的是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模式，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共享利益、同担风险的长期合作模式，旨在增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的能力，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充分利用民间闲余资本的同时，确保政府债务规模的可控性。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态势相对疲弱的新常态下，PPP模式因其能够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减少债务规模而被寄予厚望。我国于2014年由财政部设立了统筹部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由于该模式在英国等国已发展多年且较成熟，当前我国的整体PPP模式框架与操作指南极大程度参考了英国PFI模式。主要区别在于，英国强调开展PPP模式的首要考虑原则为物有所值，而我国则在此基础上，依照国情增加了对财政承受力的考量。原因在于，尽管PPP模式被认为是一条具有效率且极可能解决当前政府债务扩大与政府支出需求扩大二者矛盾的途径，但是，由于PPP项目针对的主要是具有非排他、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审批通过PPP项目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引入，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的直接财政支出或隐性债务。故PPP模式只有被限定在一定规模内才能发挥其作用，我国应在开展初期，重视财政承受力的论证，将每年因PPP项目而引起的财政支出从总量上给予限制，防止PPP模式成为地方隐藏债务的炸弹。

对于财政承受力这一概念，学术界并未广泛研究使用。高建初、马巾英(1993)指出，所谓财政承受力就是财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财力负担。延伸至PPP模式，这一概念是指对于PPP项目，财政支出所需要承担的多少。梁尚敏(1987)也认为量力而行就是考量财政的承受能力，使之不致突破“防线”，任何财政支出都必须把住财政承受力的计划和关口。宗禾(2015)解读称，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是根据PPP项目预算支出责任，评估PPP项目实施对当前和今后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杨志勇(2015)更是指出，对财政承受力论证相当于为项目装上“安全阀”，给民营资本吃了定心丸，又利于规范PPP项目财政支出管理。综上所述，政府在安排PPP项目时需要考虑到每个项目将给政府自身带来的财政支出责任，并按照量人为出的原则，充分考虑政府所能承受的最合理的财政支出责任，为PPP项目设置“天花板”。财政承受力的研究虽仍处于概念界定理解的阶段，但有理由认为，政府所能承受的最合理财政支出责任这个“天花板”即为财政承受力。笔者以此出发，试图对我国PPP模式是否有必要通过考量财政承受力来限制整体规模，又如何确定财政承受力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做出解释，为合理开展PPP模式提供思考。

鉴于中国PPP项目才刚起步，项目思路与相关数据并不清晰，无法直接研究我国对财政承受力的考量。而英国作为最早开展PPP模式且具有丰富经验的国家，已设立了全国PPP项目统筹部门，且拥有健全完善的预算制度。故英国虽未明确指出对财政承受力的考量，但笔者假设其预算制度实质上已将财政承受力的考量包含在PPP项目的前期审批中，从而确保了PPP项目的规模被控制在财政承受力范围内。基于该重要假设，结合英国PPP项目数据，证明其财政承受力即PPP项目所带来的财政支出责任确实被限定在一定范围。

而由于英国采用的是PFI模式，由私人企业进行设计一建设一融资一运营一维护基础设施，期间政府按照合理资本回报率每年给予私人企业一定数额补贴，合同到期后，私人企业无偿移交给政府。这意味着由PPP项目带来的财政支出责任主要为给予私人企业的补贴，故在前文重要假设下，笔者将以英国历年因PPP项目所实际产生的债务量反映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大小，延伸至代表PPP项目财政承受力的大小。通过对英国历年PPP债务量变化，与相关影响要素进行回归分析，旨在发现其中存在的线性回归关系，确定“英国将考量财政承受力作为审批PPP项目潜在条件”的假设成立与否，并尝试估算出适当的财政承受力，最终为我国PPP项目考量财政承受力，限制规模举措提供借鉴经验。

二、英国财政承受力与各项影响要素的回归关系

本文论证思路是建立在一个重要假设上：英国在确定PPP项目时会考量财政承受力的大小，并依此判断采用PPP模式的项目数量与总额。该假设成立时，政府每年在PPP项目的财政承受力将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其变化与相关影响要素保持一定线性关系。全文使用三个模型：(1)根据英国PPP项目特点，以英国政府每年因PPP项目而承受的债务总额代表PPP项目财政承受力，通过因子分析法将组成债务总额的几个指标整合成若干个因变量；(2)再次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财政承受力的影响因素；(3)通过对财政承受能力及影响因素进行回归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支持或否定假设。而具体各项变量的选择在各个模型内将予以说明。

数据来源于对英国财政部基础设施建设局(IUK)的全国PPP项目汇总数据进行整理而得，因英国PPP项目自1997年始才真正步入正轨，趋于成熟，因此笔者又以1997年到2012年为跨度整理，该跨度内各年数据完整、连续，能真实反映该国PPP项目情况。同时，文中若干个与PPP可能相关的宏观数据指标，均从英国统计局(ONS)网站上获取，保证了数据的客观准确性。需说明的是，原始数据的货币单位均为百万英镑。

（一）模型一：财政承受能力的确定

如前文所述，笔者用英国政府每年因PPP项目而承受的债务总额来代表财政承受力的大小。本模型选择以下3个指标用来全面反映PPP债务总额以说明英国财政承受力大小，原因在于对财政承受力的评估包含了PPP项目实施对当前和今后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的评估，选取指标用以反映PPP债务总额时，应考虑新增项目带来的债务、历史项目遗留的债务总额；而对于新增项目，又包含为引起当年直接债务及未来潜在债务。只有全面考虑方能描绘出因PPP项目而承受的债务总额。另，对于未来潜在债务，为使模型不至于太复杂，本文未考虑现值因素。

三个指标分别为：(1)第i年批准的PPP项目引起的当前及未来债务总额，包含政府在第i年及随后年度支付给私人企业的款项；(2)第i年以前年度所有PPP项目遗留的债务总额，包括往年签订但仍需在未来支付给私人企业的款项。(3)第i年以前PPP项目带来的第i年应支付给私人企业的债务总额。而这三个变量的数据均可通过整理英国财政部数据得到。通过spss对这三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目的在于发现这几个数据之间的联系，进而归类降维，将同一类变量整合成一个因子。

该因子分析中，KMO为0.56，略小于0.6，但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中，显著性概率sig是0.000，表明该若干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故笔者利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最终得到1个公共因子及其因子解释的总方差（表1）。从表1可以看出，方差的累积贡献率为68.225%，即成分1可解释这三个变量68.225%的内容，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这个公共因子能够基本反映绝大部分信息。由于笔者选取的三个要素均与债务相关，代表着每年所面临的PPP当期及未来债务大小，我们将这个整合出来的公共因子命名为债务因子(DEBT)。

借助spss软件，我们还可以得到债务因子(DEBT)的综合得分（见图1），可见债务因子(DEBT)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每年签订新的PPP合同直接扩大债务规模，另一方面则是之前年度签订的PPP协议遗留的历史累积债务。其中2006年综合得分暴跌，就原始数据而言，该年PPP各项债务数值出现了大幅上涨导致得分降低，究其原因，2006年市场良好，利率等贷款条件非常宽松，吸引了大量银行和资本参与PPP项目。但这一异动年度并不影响实证结果，故保留该得分。

在该因子分析下，笔者达到了预想目标，将整理的3个英国PPP债务相关变量归类整合成为1个债务公共因子(DEBT)，该因子涵括了英国每年因PPP项目而引发的债务增加及累计额，反映了英国某一年度因PPP项目而承受的债务情况，数值不断增加，可见政府财政承受力并非静态固定不变，而是按照一定模式逐年增加。因此在后续线性分析中，以债务因子(DEBT)代表财政承受力，作为因变量，分析影响其大小的因素，再有的放矢地提出将债务规模控制在政府财政可承受范围内的建议。

（二）模型二：影响因素的确定

由模型一可见政府就PPP项目的财政承受力每年发生变化，笔者猜想该变化可能受到英国本身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政府财政收支规模变化的影响，还可能在全部政府债务中占据一定比例，同时与政府PPP项目签订的资本额可能存在一定相关关系，故综合考虑后，本模型选取了5个宏观变量对英国各个年度宏观背景进行考量，充分考虑政府的财政大环境。宏观变量如下：(1)英国当年通过预算审核的财政总支出；(2)通过预算审核的财政总收入；(3)政府全年承担的政府债务净值；(4)国内生产总值；(5)当年英国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的新增PPP项目合同中注明的总资本价值，即全年所有新增PPP项目账面资本价值量的总额。与之前类似，该部分同样使用SPSS对这5个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该因子分析中，KMO为0.73，大于0.6，而且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中，显著性概率sig是0.000，表明该模型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笔者依然利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最终得到2个公共因子及其因子解释的总方差。从表2可以看出，两个公共因子方差的累积贡献率为97.938%，即成分1、2几乎完全解释所有因子。而根据表3的旋转后成分矩阵图，我们可将前四个宏观变量归为第1个公共因子，因其表达的是宏观经济环境，故命名为宏观因子(MACRO)；而最后一个变量归人到第2个公共因子，命名为PPP资本因子(PPPCAP)。

我们通过软件得到该部分两个公共因子的得分曲线图。由图2可见，MACRO公共因子趋于稳健上升，这得益于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英国各项宏观数据指标逐年稳健上升。而PPPCAP公共因子整体趋势上呈现的是先上升，并在2006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原因主要有两点：(1)随着PPP模式在英国不断发展，已经由热烈追逐降温，逐渐形成新常态，政府无论是对审批程序还是模式本身均趋于理性，而私人企业也理性对待；(2)如前文所言，2006年后英国国内市场下滑，银行利率下降，贷款条件苛刻等因素打击了部分私人企业参与PPP项目热情，08年经济危机后更是雪上加霜。

该部分通过因子分析法将笔者选取的5个变量归为2个公共因子，一个是宏观因子(MACRO)，代表每年宏观经济情况，另一个是PPP资本因子(PPPCAP)，代表每年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的PPP项目合同标注的资本价值。这二者都是可能影响到英国财政承受力（即PPP项目债务总额的内容）的重要影响要素，因此均可作为自变量，用来分析了解二者分别对政府PPP项目债务总量造成何等影响，方便建立关系，为我国提供宝贵经验。

（三）模型三：英国财政承受能力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假设英国政府每年因PPP项目而承受的债务总额与宏观环境存在着同归关系，即宏观环境的好转恶化与PPP项目资本价值量大小二者均对PPP债务总额有影响，从而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DEBT=αPPCAP+βMACRO+ξ 其中，α为自变量PPCAP的系数，表示PPP资本因子每增加一单位引起的债务因子变动数；β为自变量MA CRO的系数，表示宏观因子每增加一单位引起的债务因子变动数；ξ为误差项

利用eviews6.0做线性回归得到表4，因此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DEBT=-0.121*PPPCA P+0.984*MACRO

其中R2及修正R2分别为0.982和0.981，表明线性方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而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值也远小于0.05，说明方程犯错的概率很低，该线性回归方程是有效的。D-W检验为1.287，位于dU与dL之间，属于不能确定是否存在自相关，但进一步进行LM检验后，P值非常小，故并不存在自相关。

据此可以得到相关结论。首先，PPP资本因子对债务因子的影响仅为0.121，这意味着在PPP模式框架下，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PPP项目合同时确定的项目的资本价值，对该PPP项目所带来的债务总额的实际影响比较小，这提醒我们，政府在前期审核论证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借助资本价值来判断政府每年整体承受的债务，而应当以严谨科学的方式预计债务规模，方能掌控PPP模式。

其次，该线性回归中PPP资本因子与债务因子呈反向变动，与笔者设想的不同。反向变动的原因在于，英国每年签署的PPP项目资本价值总量整体在减少，处于下降趋势，但PPP债务总额却因以前年度PPP项目累计的债务而不断攀升。二者呈现一定的反向关系，但不应一概而论，即这种反向变动关系并不意味着PPP项目资本价值升高时，PPP债务总额反而会减少。结合其对PPP债务总量影响小的结论，我们可以有所侧重地接受这种反向变动关系，即认为签署的PPP项目资本价值总量与债务总额同步增长，但债务总额并不会因资本价值总量下降而下降。

再者，回归方程反映了英国财政支出、GDP等宏观变量对PPP债务总额呈同比关系，且系数为0.9838，其影响更明显更强烈，这表明笔者的“英国政府每年因PPP项目而所承受的债务总额与宏观环境存在着回归关系”原假设是可接受的。英国政府每年承受的PPP债务总额与宏观指标呈正比，具体而言，财政支出等宏观经济指标与政府每年PPP债务总额呈同方向变动关系。

这就为我国政府考虑财政承受力的举措提供了实证基础。正如一开始笔者的设想，英国政府虽未提出我国类似的“财政承受力”原则，但实际上每年PPP项目带来的总债务即财政承受力与经济发展及财政能力同步，项目带来的总财政支出责任被有意识地控制，表明实质上英国依靠本身出色的预算制度，在统筹安排PPP项目规模时充分考虑项目所带来的财政支出责任，并将PPP债务规模控制其财政能力所能接受的安全范围内。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以英国实践为借鉴，我国在确定PPP项目时，一方面，应当考虑为PPP项目设置相应财政承受力，将财政支出责任限定在一定范围；另一方面也应当使PPP项目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同步，让财政承受力的设定随经济发展不断调整，从而PPP模式的发展不至于过快或过慢。

（四）估算英国财政承受力大小

究竟应当如何为PPP项目设定合理的财政承受力，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并非本文重心，故笔者试图仍以英国为经验，粗略估计英国潜在考量的财政承受力大小，并希望借此为我国提供参考。结合我国财政部文件思路与本文结论，笔者将财政承受力设定为PPP带来的财政支出责任占当年公共支出预算的比例，并简单粗略估计英国每年新增PPP项目带来的债务，由于属于粗略估计，主要从预算角度考虑新增项目对预算的影响，该数值仅由两部分组成，既包含了因往年PPP项目而引起本年支付的债务，又包含因本年新增PPP项目而引起的本年及未来的债务，两者的和对当年英国财政支出预算的比例，得图3。可以看到，在英国，该占比一般在4%-7%之间，最高不超过10%，且有不断降低的趋势。

三、对我国财政承受力考量的启示

（一）与宏观指标挂钩，确保可控的债务总额

为防止PPP项目的实施加剧财政收支不平衡，我国应当充分考虑设置财政承受力，而不管其设置数额为多少，均意味着应当合理控制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即限制每年的PPP债务规模。本文以PPP模式最完善的英国为实证，充分表明，财政承受力大小的设置与财政支出等宏观指标呈同比变化趋势。我国可从中借鉴：要达到PPP模式限制与推动发展并存，二者寻求平衡点的目的，应将之与财政支出等指标挂钩，如将每年政府PPP支出义务预算总额与财政支出之间确定比例进行限制，一方面保证每年PPP项目审批总额自动随着经济发展状况提高或降低，使之与经济本身匹配，达到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缓解债务危机的目的；另一方面，以硬指标从制度上倒逼地方政府重视PPP项目的前期财政审批论证，迫使地方政府梳理出质量高、需求更迫切的公共项目，并避免与市场争利，真正发挥PPP模式的作用。

（二）合理设置财政承受力的大小

针对财政承受力的论证，我国财政部当前出台文件提出：“每一年度全部与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结合前文对英国财政承受力的粗略估计，并考虑到英国有较发达的政府举债体系，我国将因PPP项目引起公共支出责任占当年公共预算支出比例适当提高到10%是符合国情，比较合理的。以此为PPP模式发展的天花板，待PPP模式在我国发展成熟，配合同步趋于完善的财政预算体系，在下一阶段可考虑重新调整该比重，并在最后与英国一样将其转变为一种软限制。

(三)PPP项目纳入预算，落实财政承受力原则考量

英国预算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PPP项目考量财政承受力的隐含前提条件。而我国财政预算制度仍在发展完善中，在制定PPP项目准则时提出考虑财政承受力，明确将PPP项目纳人到公共支出预算中的举措非常具有必要。只有将PPP项目纳入预算中，方能确保PPP模式依照财政承受力原则进行的前期论证有效，对财政支出责任进行有效控制。这是PPP项目周期长、见效缓的特性结合我国当前强调的中长期预算制度的结果，是PPP模式中国化的关键一步。有了英国等第一梯队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应更多的吸取经验的同时，结合国情谨慎前行，逐步放开。笔者认为，我国初期展开PPP项目仍应重视项目的前期考证，以财政承受力为前提，再强调物有所值，双管齐下方能达到预想效果。

（四）各地尽快成立PPP中心

英国本身国土面积小，行政划分相对简单，当前仅设立全国性的IUK负责统筹安排全国PPP项目。但我国地大物博，行政划分复杂。除国家财政部设立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外，各地也应加快设立省级、市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一般由各地财政部门牵头组建中心，参照财政部公布的PPP指南充分学习领悟PPP精神，统一部署，各地方PPP中心在前期审批论证PPP项目时，应按照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合理论证当地PPP项目的财政承受力大小，并以此为上限合理安排各地方PPP模式开展规模，使财政承受力原则得到自上而下的贯彻。这对各地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推进城镇化建设与控制地方债务规模”二者矛盾至关重要，也更有利于从国家层面上把握规划PPP项目。

（五）合理保持PPP模式与其他债务解决方式的结构

发表财政论文篇8

本文以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绩效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从财政赤字的风险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和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对财政赤字绩效进行宏观角度的研究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宏观角度来说，我国的财政赤字风险处于可接受可控制范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且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达到了政策目标，促进了经济发展。以此为基础，我们建议在未来期间国家可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发挥财政赤字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财政赤字；绩效审计；财政赤字风险性；可持续性；经济效应

一、引言

1.研究背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2008年年末我国开始实施以减税和增支作为主要政策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与此政策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财政赤字（赤字财政），有关数据显示，在2008-2013年期间，相对于2008年的执行财政赤字而言，2013年财政赤字比2008年绝对金额上增长9740.15亿元，相对数上增长7.7倍，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4万亿投资”。在2008年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2009年，财政赤字支出超大幅度增长，达到7781.63亿元，2013年财政赤字相对于2009年，净增长3220.83亿元，增长率达到41.40%，财政赤字超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本文从财政赤字支出的角度，通过分析财政赤字支出的绩效，从侧面反映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2.文献综述美国经济学者萨缪尔森曾经指出:“当今宏观经济学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比巨额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更富争议。”(萨缪尔森,2008)凯恩斯也明确指出,在经济衰退时期,克服衰退是首要的问题,政府不仅可以有财政赤字,而且应该有财政赤字。此外，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构建的宏观经济模型中,通过从总储蓄中分离出公司利润的因素,证明了财政赤字是促进经济复苏的一剂良方。很显然,减税会导致较高的赤字,却增加了公司利润。家庭储蓄的增加降低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低利润使公司资金周转变得困难,增加了破产的风险；同时，低利润制约了公司扩大生产的能力,失去有价值的投资机会。而财政赤字可以抵消家庭储蓄对公司利润的负面影响,从而改善公司经济预期。因此财政赤字是治愈经济危机的良方。借助财政赤字,经济研究者能够总结出该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综上所述，本文将简要对我国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分析，以此从侧面对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财政赤字绩效审计研究原则

1.财政赤字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在对我国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审计研究时，不仅通过对各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定量来评估财政赤字的绩效，而且还从定性角度对财政赤字预算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及与财政赤字实际执行数与预算数的差额进行分析。（2）重要性原则。财政赤字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评价指标。而在对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研究时，不能一概而论，要选取相对重要的评价指标。这样才能提高绩效研究的效率，节约相关成本，同时达到预期的绩效研究目标。（3）可接受性原则。财政赤字绩效研究指标的选取，要符合大众的认可，并不是越复杂越好，在重要性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强调评价指标的选取要有充分的民众基础，选取广大学者认可的、理论基础完善的评价指标。

2.财政赤字绩效研究的指标体系（1）定性指标。如图1所示，虽然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在2008-2013年，我国GDP总额一直保持持续的增长趋势，与此趋势相一致，我国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长，这说明，在GDP增长趋势良好的情况下，我国财政赤字支出在2008-2013年总体呈增长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图2反映的是2008-2013年我国财政赤字的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的金额对比，图3是两者差额的一个趋势图（差额=预算数-执行数）。显而易见，第一，我国在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实际数保持在国家的赤字预算范围内，这表明，我国目前的财政赤字总额在国家的可控范围内，我国的财政赤字预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从图3我们明显发现，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之间的差额每年波动较大，在2011年以前（包括2011年），两者之间的差额每年间增长幅度大，且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在2011年之后，财政赤字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之间的差额呈下降趋势，说明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我国的财政赤字预算越来越科学，符合预算科学性的要求。（2）定量指标。本文借助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财政赤字的财政风险性，以及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对我国在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绩效进行研究分析，虽然说服力和科学性存在不足，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考察这6年间我国政府借助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以及财政赤字规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引起潜在的财政风险的可能性。所以，在本部分，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财政赤字的风险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和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

①财政赤字的风险性。对财政赤字风险性的评价，国际上通常用四个指标：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比重，3%为警戒线；国债负担率，即国债累积余额占GDP比重，60%为警戒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30%为警戒线；国债偿还率，即当年还本付息额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10%为警戒线。表1为根据财政赤字风险性四个衡量指标的定义，计算出的各个指标比重数值。第一，从财政赤字率的角度，参考国际通用的警戒线标准3%，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在警戒线范围内，并且，与警戒线还有很大的距离空间，相对于这个指标而言，我国财政赤字风险不大，完全处于掌控的安全范围之内。第二，从国债负担率来分析，国债负担率的警戒线为60%，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13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始终保持着1字开头的百分比，远远低于警戒线的水平，以该指标为标准，我国的财政赤字几乎不存在任何风险。第三，债务依存度是衡量财政支出中依靠债务获得资金的依赖程度，在30%的安全范围内，我国的债务依存度除了2009年和2010年相对其他年度而言比较高以外，剩下的考察年度与警戒线30%差距大，说明我国财政赤字的风险性可接受，在控制之中。第四，我国的国债偿还率在2008-2013年间，平均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10%的标准，单独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财政赤字处于风险状态，侧面表明，前面发行的国债给未来年度增加了偿还负担，占用了财政支出用于未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等资金。综合四项衡量指标，总体而言，我国的财政赤字风险性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在未来不会出现类似2008年这样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可以保持现行的财政赤字水平。此外，我国的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余额依旧处于较高水平，国债的付息额呈增长趋势，这些情况表明，未来期间，我国的国债偿债压力将可能进一步增大，国债偿还率突破警戒线的风险可能性大，未来我国政府应该注意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要合理控制财政赤字，控制国债的规模，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在我国放缓经济增长，保持7%的GDP增长率的情况下。

②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是指政府能否无限期地保持既定的公共收支格局或政府是否将最终被迫改变财政政策的态势。它实际研究的是政府的债务清偿能力问题。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财政赤字就是可持续的。一般有以下几种衡量财政赤字可持续性的方法：宏观经济指标法（将财政赤字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联系在一起考虑）、公共收支协整关系法以及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法。由于公共收支协整关系法以及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法计算比较复杂，并且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误差大，所以本文选择宏观经济指标法，简要评估一下我国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以此为基础，预期我国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

本文选取CPI衡量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水平，财政赤字率作为财政赤字规模的评价标准。如表2所示，是2008-2013年间我国的CPI、GDP增长率以及财政赤字率的百分比指数。总体而言，在2008-2013年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与GDP增长率基本保持相同的趋势。在保持平均8%以上的GDP增长率的情况下，2008-2013年间的CPI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并未引起物价持续高幅度的上涨，虽然存在一定的通胀影响，但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说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政府可以保持当前水平的财政赤字政策。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CPI波动较大，尤其是在2008-2011年间，在以后两年，趋于平缓，这可能表明，我国政府确定的财政赤字规模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进一步论证了我国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随着财政赤字预算越来越科学合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未来期间，我国可以保持目前财政政策的总体模式，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③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财政赤字的增加能够扩大就业、消费和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提高收入水平而增加国民储蓄,其政策含义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复杂，且大部分是间接影响，由众多学者对此利用各种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仅从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和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角度进行粗略的衡量评价。首先，从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角度，“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是政府支出必然增加。从图4可以从宏观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08-2013年间的政府财政赤字，并没有使私人投资减少，相反私人投资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其次，通过增加财政赤字，达到了促进消费和投资，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使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逐年增长的目的，这些都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在宏观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符合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最后，从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角度，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是指政府支出增加使国民收入和投资有所增加，这两点能从图4和图5清晰地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我国的财政赤字支出在2008-2013年的后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促进经济复苏、应对危机影响的作用，财政赤字的绩效值得肯定，当然，本文仅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得出结论，具体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多大，需要进一步研究。从绩效审计的严谨性、说服性角度来说，需要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从而获得更加充分合理的审计证据，支持财政赤字绩效审计结论。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国内外实际经济形势,并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达到了国家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了其政策使命，而且，从宏观视野而言，并没有带来财政赤字本身具有的负面效应。因此，对于我国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绩效，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给出一个肯定性的支持意见。在以上有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在目前的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下，我国的财政赤字将继续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下得到适度的提高,财政赤字手段依然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再有,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单纯依靠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要提高内需和投资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一，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国家财政赤字,是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回暖疲软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只有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使我国的财政政策乃至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得到增强,从而更好地抵御外部环境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第二，推进税制改革,拉动国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刺激经济发展。除了要利用财政赤字政策扩大政府支出规模以外,还要依靠拉动内需、促进企业投资等手段。西方经济学理论表明,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因此,要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通过刺激内需、优化投资环境等手段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企业投资积极性,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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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财政论文篇9

关键词：支出结构；经济增长；关系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77－06

一、引言

“政府应做的，就是财政要干的”，政府职能主要是通过财政职能来实现。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对于财政职能的观点和看法各派纷呈，可谓见仁见智。但对于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这三大职能，已取得共识，而财政是否应该具有经济增长职能还存在争议。但从各国财政职能实践来看，无论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都或多或少发挥了经济增长的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提高，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明显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特别是财政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有效保证了经济的适度增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建立，在对财政支出总量不作大调整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做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投资增长过快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越位”的投入，积极采取措施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逐步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进行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其目标函数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的社会发展。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财政支出研究的深入，关于财政支出结构方面的成果相继推出，即由财政支出规模的总量研究深入到财政支出的结构研究，看哪些支出构成能促进经济增长，哪些不显著，哪些呈负相关。琼斯(1990)利用美国1964～1984年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公共福利支出导致更低增长率，高速公路支出、治安、消防在大多数时期和增长呈正相关，但不显著。教育支出、卫生、医疗和增长关系不显著。巴罗(1990)对98个国家1970～1985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用于公共消费服务方面支出与增长呈负相关，用于生产方面支出(如基础设施)与增长呈正相关。WilliamEasterly和Sergio Rebelo(1993)使用125个国家1979～198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交通与通讯的公共投资与增长正相关，教育与卫生的投资与增长关系不显著。Pawl Evans和Georgios Karras(1994)通过对美国48个州1970～198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州和地方对教育支出与私营部门非农业产业的真实产出呈正相关，而对高速公路、卫生和医疗、治安、消防及排污与私营部门非农业产业的真实产出关系不显著。Garcia－mila，J．McGuire，H・Porter(1996)通过对美国48个州1970～198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高速公路、水和排污处理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不相关。Devarajan，Swaroop，邹垣甫(1996)通过对21个发达国家的5年平均增长率分析，认为公共支出中的资本构成支出与增长正相关，而经常性支出对增长有负效应，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对增长有负向回归作用。Kneller，Gemmell(1 999)分析22个OECD国家的5年平均增长率，得出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能提高增长率，而非生产性支出与增长关系不显著。王路、Otto A・Daris(2005)对1970～2000年美国9个地方的州和地方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与增长呈正相关，非生产性支出与增长呈负相关，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很难界定国际上统一的财政支出结构。判断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不仅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还应同我国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三、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财政支出结构的模型框架

为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最优，需建立一个以最优经济增长为目标函数，参照巴罗(1990)的研究方法，首先需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在一个封闭型的经济社会下，由无限寿命期的大量相同的家庭、同质充分竞争性企业与政府所组成，家庭以消费获得效用(不考虑闲暇对劳动的替代)，并且家庭总是将其拥有的资本租借给产商，并将其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以其效用最大化，产商按照完全竞争条件雇佣与租赁资本进行生产，不存在折旧。政府实行一次性的总量税。

1．家庭效用函数。家庭效用函数表示为：

(二)财政支出结构的实证分析

在财政支出中，我国有些学者把经济建设支出归为公共支出。本文认为，这种分类不能真正反映公共支出部分，因为公共支出实质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理论。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提供的公共支出，从可量化角度来看包括：国防支出、公共基础设施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文教卫支出、农村事业费支出、城市维护建设费支出等。而经济建设支出实质是政府替代了市场本身能做的，是一种政府越位现象。所以，将经济建设性支出从公共支出中分类出来是必要的。

根据上述分析，先引入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型：

从模型结果(21)式来看，财政对经济建设支出为负数，文教卫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很大，即财政在文教卫支出增加1％，经济增长率增长0．84％；其次是转移性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国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不是很明显，国防支出每增加1％，经济增长约0．012％；虽然标准差都很小，但部分t检验不显著，而且DW值很小。通过分析，模型中存在残差的自相关，模型实际值、拟合值、残差如图1：

由于模型存在残差的自相关，因此，改用其他方法，本文采用协整分析。

1．样本数据的单整性分析。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在建立模型前，为防止伪回归，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整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单整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总支出均为临界值5％的一阶单整，表明这三者大致呈均衡增长。但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经济建设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转移支付支出都是临界值10％一阶单整；但在临界值为5％水平下用于文教支出单独出现二阶

单整，或者说要放宽条件假定，临界值在15％下才出现一阶单整，这正好说明了我国财政结构支出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首先是我国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方面增加额在逐渐减少，但减少得缓慢；用于国防支出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用于行政管理支出也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用于其他支出包括转移性支付下的社会福利救济支出、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和国内外的债务本息出现了很快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用于文教支出出现了大幅度波动，从1987～1989年文教支出出现负增长，而到1996年以后急剧增长，2002年出现峰值，然后有所回落，但增长额度与1990年比起来还是相当大的，透过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到1997年后由于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用于文教方面支出占有很大份额。以上分析说明国民经济增长率、财政各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回归模型。从样本数据的单整性分析得到，由于GDP、K(固定资产投资额)为I(1)，即一阶单整，而各项财政支出也可通过放松条件为I(1)，因此，它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首先用动态分布滞后(ADL)模型检验LnYt 、Lngit、LnK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一阶ADL模型如下：

式中：序列各下标的第一个小字母为类别(含义同上)，下标第二个字母t表时期(Y、K的下标是时期)。

模型(24)式就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类财政支出及投资之间的弹性关系。

从模型来看，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率影响为正且很明显，表现为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每增加1％，国民经济增长为0．48％，这基本上符合我国基本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增长中，相当大部分是靠财政投入和支持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轨时期，虽然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但财政支出仍相当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风暴，我国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主要调控手段之一，不仅避免了金融危机，且仍以较高速度增长，可以说财政支出政策功不可没。

用于国防支出方面与经济增长为弱负相关关系。在模型中表现为财政用于国防支出增加1％，经济增长减少0．08％，说明国防支出虽然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但不显著。国防是一个国家保证长治久安的主要力量，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保驾护航作用，其作用与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经济意义。

财政用于行政事业方面支出与经济增长为弱正向关系。从模型来看，表现为每增加支出1％，经济增长增加0．02％。行政事业支出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社会服务或公共产品，它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生产性经营活动，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它是不可或缺的。

财政用于转移性支付方面和经济增长呈弱负向关系。从模型来看，表现为财政支出每增加1％，经济增长约为－0．03％。由于转移支付是国家的单方面转移，从当期来看，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或负向关系，但从跨期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财政用于文教支出与经济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财政每增加文教支出1％，导致经济增长为－0．49％，当然这并不能说文教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根据文教支出特性，其效应要较长时期才体现出。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呈较强的正相关。从模型来看，每增加1％支出，经济增长增长0．31％，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相当部分是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支出与经济增长呈很强的正相关；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较弱的负相关；行政事业支出与经济增长为较弱的正相关；转移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为较弱的正相关；文教支出与经济增长为很强的负相关；投资和经济增长为很强的正相关。

(一)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从模型结果与实证分析来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急待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仍要支持经济建设，但要做出结构性调整，要重点支持国计民生的产业和经济支柱发展；国防支出中应向重大项目倾斜，并可以适当引入市场化进行改革；文教支出应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和科技转为生产的能力；严格控制行政事业支出，并提高使用效益；转移支付应加大缩小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力度，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物质基础；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相当大作用，但主要还是靠铺摊子投入大量资源，因此，财政仍要进行宏观调控。

(二)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强公共财政体系建设

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所得税收入分成和出口退税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税收制度，全面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积极研究物业税、资源税等税种的改革。积极推进部门预算制度改革，实行综合预算。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财政管理制度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三)完善其他配套改革，提高财政支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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