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经济研究范文10篇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文献研究进展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截止到2010-07-21）中的“经济与管理科学”子库,通过对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检索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从发表年代、发表期刊、主要内容、单位及作者、文献被引用率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勾勒出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年份分布

统计发现，2002年以前我国没有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论文。2002-2003年我国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有3篇。这段时期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贫乏的现象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我国农业保险在1982年恢复以后，基本在商业保险框架内试验，国内并没有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因此当时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非常少。

2004-2009年中央连续6年的一号文件中都关注“三农问题”，重点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多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这个时期国内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论文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首次设立农业保险专项款10亿元，开始在吉林、内蒙古、江苏等6个省份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2008年，又增加了10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在全国的开展，我国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迅速发展，2007年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数量比2006年增长了80.77%，2008和2009年发表相关论文分别为75篇和102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即（2002-2003年）起步阶段、（2004-2006年）缓慢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

二、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在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经济论文中，发表在期刊中的论文有303篇，2篇以上的有30种期刊，共发表文献134篇，占期刊发文总数的44.22%;其中属于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有15种。在发表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主要期刊中，数目在5篇以上的期刊共有9种（见表1），其中有5种是国家学会、科研、行业主管单位主办的全国性刊物，有4种由相关省级学会主办的刊物。

三、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内容分布

在检索的文献中，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的论文有140篇，占论文总数的41.67%。从论文研究内容上对这140篇经济论文进行分类，研究内容涉及到九个方面（见表2），体现的研究特点为：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基础问题的研究已趋于成熟

通过分析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就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首先，学者们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指出了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吴扬（2003）《从“负保护”到积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当前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必然选择》，指出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欠缺风险保障制度，与国外相比我国并没有对农业保险提供支持政策，政府的支持是农业保险得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其次，学者们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此类论文数量占统计论文的12.89%，论文总数的第3位。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庹国柱、朱俊生（2004）发表的《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问题探讨》，论文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再次，学者们还对我国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体系、发展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此类论文占统计论文数量的第2位，共35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25%。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曾忠东(2004)发表的《关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探讨》，通过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指出我国应尽早建立与市场机制、资本市场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的设计，探讨了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

（二）基于地方农业保险实践经验的研究论文较为丰富

由于我国地区差异大，全国各省发展政策农业保险存在差异，都在探索适合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道路。在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中，按照内容分类统计，以研究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论文数量最多，共有41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29.29%。引用次数最高的是顾海英、张跃华（2005）发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通过对上海实施农业保险的历史经验进行调研，分析了上海农业保险运作成功的几个关键做法和模式。

（三）我国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领域非常全面

通过分类，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的相关经济论文按内容可以分为9个方面，见表2。邢鹂（2004）的《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围绕中国种植业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生产风险的评估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民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对全国及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粮食产品、主要经济作物产品的生产风险和社会损失率进行了研究，厘定了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保险费率，模拟了不同政府补贴率和保障水平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户收入的影响。林人慧（2006）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主导地位探析》，分析了政府在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导作用，指出我国应实施政府主导的商业化运作模式；王敏俊（2009）的《影响小规模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613户小规模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浙江613户小农户的调研，对影响小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表2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论文的内容分布

四、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主要产出单位

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论文的产出单位主要有30个（在2篇以上），共发表相关论文121篇，占总数的36.01%。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高校，共93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76.86%。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农业类院校数量最多，占高校总数的41.94%。科研单位发表文章13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10.74%，这些科研单位以农业部、财政部、农科院下属科研机构为主。相关部委6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4.96%。地方部门9篇，占主要产出单位的7.44%。

在前10位的产出单位见表3，共数量67篇。在前3位的产出单位分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5篇；南京农业大学，8篇；中国农业大学，7篇。在排名前10位的产出单位，有4所农业类院校，由此可见，高校特别是农业类院校是我国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力军。

五、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的基础文献

一个作者的研究论文或专著被引用次数成为评价其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依据。美国著名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对杰出科学家进行客观评价的观点，作者的被引用频次与其学术成就成正比。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的文献，被引用频次在10次以上(含10次)以上的论文共16篇，占该类论文总数的11.43%；5-9次共有29篇，占20.71%；1-4次共有95篇，占67.86%。引用频次在15次以上的文章，共13篇，这些文献是构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文献。这些论文中引用频次最高的是邢鹂（2004）发表的《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引用频次在42次；其次是顾海英、张跃华（2005）发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引用频次在35次；再次是吴扬（2003）发表的《从“负保护”到积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当前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必然选择》，引用次数为29次。这13篇文章，文献来自核心期刊（2008）有9篇，占69.23%，可以看出，核心期刊中论文的质量和引用率要高于其他期刊。

六、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数量及论文长度与引用率的关系

（一）作者数量与引用次数

研究表明，多位作者提高了论文在同行中被认知的可能性，故合作可获得较多引用次数。通过统计，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共137篇。其中1位作者的论文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论文（137篇）的57%，所占百分比最高，其平均引用次数为3.79次；2位作者的论文数量占31%，其平均引用次数为6.38次；3位作者的论文数量为12篇，其平均引用次数为5.58；4位作者的论文仅有2篇。从统计结果显示1-2位作者的论文数量最多，占总论文数量的88%。但是从平均引用频次来看，2位作者的平均引用频次最高,其次是3位作者。

（二）论文长度与引用次数

研究结果显示，论文长度与引用率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论文长度的增长，年均被引用次数增多。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论文的分析发现，论文以3页最多，占论文总数的26%；其次是2页的论文，占23%；4页的次之，占19%。如图2所示，论文长度为8页的论文平均引用次数最高，其次是论文长度为6页的论文，可以看出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论文中，论文页数与平均引用次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2

1刊物栏目设置及其载文量分析

1•1刊物的载文量统计

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水利经济》共出版30期,实际刊载学术研究文章505篇(见表1)。年均载文量为101篇,平均每期载文量在17篇左右。刊文总有效页面(刊发学术论文所占有的页面,以下同)为1973页,平均每期约为66页,平均每篇论文约为3•91页。以每页编辑字数1450计算,即平均每篇论文的篇幅在5670字左右。从上述的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水利经济》的篇幅密度是比较适中的,具有较大的输出能力和信息量。同时,对于以理论探讨为主的刊物,5000~6000字的篇幅,既能够使论文作者的表达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又可以使论文减少大话和空话而避免文章显得冗长。因此,《水利经济》在读者定位上做得较好,在学术刊物转型方面比较成功,充分反映了水利经济领域的新信息、新成果和新知识,为广大水利经济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舞台,展示了水利经济学科的丰硕成果。

1•2刊物的栏目设置分析

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水利经济》共推出栏目22个(见表2)。由表2可见,所设栏目都与水利经济研究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栏目的设置紧紧围绕着不同时期水利经济研究的工作重点,适应了水利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从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水利经济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水利基础产业如何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结合行业实际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运行机制问题,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提供多方位的服务。栏目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水利经济研究正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研究方向和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为各类工程建设、水利水电开发、水利经济体制改革和建机设置服务。另外,从历年栏目设置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出,水利产业与经营管理、水价问题论坛、经济评价与经济分析、移民经济(水库移民)、水利经济专论等栏目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也显示出水利经济研究的特色。近2年来,水权与水市场、水利财务管理等栏目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现出水利经济研究紧跟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但由于刊物篇幅所限,栏目的设置尚不能面面俱到,有待今后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特别是政策研究和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呈现出削弱的趋势,值得引起重视,应当加以改进。

1•3各栏目的载文量统计分析

由表2可知,在所设的22个栏目中,5年内共发文15篇以上的栏目有8个,即:水利产业与经营管理174篇,占总发文量的34•46%;经济评价与经济分析80篇,占总发文量的15•84%;水价问题论坛56篇,占总发文量的11•09%;会议文件及学术论文选辑35篇,占总发文量的6•93%;移民经济21篇,占总发文量的4•16%;水权与水市场16篇,占总发文量的3•17%;水利财务管理15篇,占总发文量的2•97%;政策研究15篇,占总发文量的2•97%。上述栏目占栏目总数的1/3,却刊登了占总数4/5强的文章。这说明《水利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的办刊方向,在理论研究和探讨中不仅注重宏观经济研究,也注重微观经济研究;不仅重视理论科学研究,也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从表2可以看出,《水利经济》内容丰富,涉及水利经济的领域广泛,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又反映了水利经济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动态,代表着水利经济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水利经济》所刊载的论文既有理论性和学术性,又有实用性,深受广大水利经济工作者的关注和好评,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论文作者的分布

2•1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

《水利经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覆盖面较大,论文第一作者几乎遍及全国各地,505篇文章有401位第一作者,分布在26个省、市、自治区。从论文第一作者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见表3),既反映出其广泛性,又显示出其不均衡性。由表3可以看出,江苏、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广东等省市的第一作者相对较为集中,313人占总数的78•05%;上述7省市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为400篇,占总数的79•21%。其中尤以江苏和北京两地较为突出,作者占总数的37•41%,论文占总数的42•18%。这充分说明水利经济专业人才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与其所在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程度成正比关系,水利经济学研究的论文产出力总体上由东到西呈递减态势。从表3也可以发现,有些边远地区,如贵州、广西、宁夏、海南和西藏等没有,应相应地在那些地区加大发行力度,扩大刊物的影响,充实作者队伍。同时,从表中可看到,国外机构作者的论文数为0,说明《水利经济》作为水利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刊物,在与国际交流方面尚需加大工作力度,以利于扩大国内水利经济工作者的视野,促进国内水利经济理论研究与国际规范接轨。

2•2论文作者的系统分布

《水利经济》是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会刊,由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和河海大学共同主办,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综合性科技刊物,目前也是国内惟一的水利经济研究方面的专业性期刊。因此,《水利经济》的专业性较强,这就决定了文章作者所属系统分布的层面与综合性刊物相比是较窄的。从表4可以看到,文章作者主要分布在设有水利专业的高等院校、水利科研机构(含水利经济研究学术团体和规划设计部门)、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省、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机构)和基层水管单位,这些部门和单位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4•85%。其中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占38•81%,这说明《水利经济》的作者群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他们所刊登的文章不仅涉及水利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同时文章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确保《水利经济》能够成为全国水利系统的优秀期刊。

2•3论文作者的产出力分析

论文作者产出力是指该作者所刊登文章在文章统计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大小。统计情况表明,在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共30期505篇文章中,共有作者852人次,其中署名第一作者401人(团体署名以第一执笔人为准,未署名则按1人计)。第一作者中有335位作者只参与了1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20%),占第一作者总数的83•54%;有40位作者参与了2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40%),占第一作者总数的9•98%;有19位作者参与了3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5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4•74%;有3位作者参与了4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7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0•75%;有3位作者参与了5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0•9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0•25%;有1位作者参与了6篇论文的撰写(产出力为1•19%),占第一作者总数的0•26%。由此可见,《水利经济》高产作者和低产作者的论文产出力有着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论文产出力在作者群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经典的洛特卡定律———“倒平方定律”可知,在统计样本中发表X篇论文的作者人数占作者总数的比例为YX=0•6079/X2,即Y1=0•6079,Y2=0•1520,Y3=0•0675,Y4=0•0380,…。[2]该定律是通过对期刊累计目录索引的统计而得出的经验定律,与学科分支和计量日期无关。可见,在《水利经济》上只发表1篇文章的作者比例远高于洛特卡定律给定的理论值,而发表2篇以上文章的作者数却远未达到理论值。这一结果表明《水利经济》的作者分布较为分散,尚未建立起一支紧密型的作者队伍,大多数作者只是偶然发表者。

2•4论文的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那些数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根据普赖斯所提出的计算公式,确定核心作者的最低篇数N=0•749(ηmax)1/2,其中ηmax为统计样本中最高产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3]只有那些发表论述在N篇以上者,才能称之为核心作者,也即多产作者。由本文的统计样本可知,ηmax=6,N=1•83。根据取整原则,取N的整数值为N=2,也就是说将发表2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确定为《水利经济》的核心作者。据此,《水利经济》的核心作者有66人,占第一作者总数的16•45%,成为保证《水利经济》学术水平必不可少的基本力量。这些核心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达170篇,占论文总数的33•66%,但与普赖斯定律所要求的50%的标准尚有一定的差距。

2•5论文作者的合著情况

论文合著是科学研究达到一定规模和深度而需要多个专家参与的必然产物,科学合作是现代科技活动的一种最基本、最常见、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文献计量学通常用合著率和合作度来衡量论文的合作情况。[4]合著率是合著论文在论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合作度是指篇均作者数。从对统计样本的分析的结果来看(见表5),可知《水利经济》5年间论文的合著率为48•12%,合作度为1•69%。这一结果在经济学研究类的期刊中,属于较高水平,充分说明水利经济研究符合经济问题研究的趋势和规律。

3论文引文的统计与分布

3•1论文引用文献量的统计分析

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一般有作者的正文部分和引文部分所组成。在正文之后明确地标出所引用文献的出处和年代,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治学态度和对其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程度,同时也是衡量作者对新知识、新理论、新成果的吸收能力和情报传递速度的主要标志。[4]另外,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映刊物编辑的规范程度。由表6可以看出,《水利经济》似乎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在5年间引文论文只占论文总数的14•65%,平均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只有区区的0•62篇,尚不足1篇。与一般经济学研究刊物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两点:一是论文作者没有、不重视或不善于使用引文,这是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趋势和规律的,因此必须要大力提高作者队伍的学术素质;二是《水利经济》编辑部工作的不重视或疏忽,这不利于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同时也不利于提升刊物本身的档次。这两种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尽快加以改进。

3•2论文引用文献类型的统计分析

若将被引文献划分为科技图书、科技期刊、报纸、科研报告、会议文献和其他6种类型,则由表7可见,《水利经济》所刊登论文的引文主要是科技图书和科技期刊2种,共占据了总引文的84•07%。科技图书所阐述的内容专深系统全面,数据可靠详实,因此被广泛引用;科技期刊出版周期短,报道速度快,信息量大且内容新颖,故而深受研究人员的重视和欢迎。科研报告和会议文献往往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且时效性强,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发展趋势和最新科研成果。[5]但从表7可知,它们的引用率很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交流渠道不畅和相关科研人员的推广意识不强。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科研人员要提高科研成果质量,勇于和善于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推广出去,接受社会的检验;二是科研人员也需要充分重视、开发和利用这部分信息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价值。

4结语

自1983年10月《水利经济》创刊以来,已走过了将近20年的历程。为促进水利经济研究和学术交流,推广水利经济研究的新经验、新成果,反映水利经济学科前沿的新动向、新情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1998年改为双月刊后,《水利经济》已经逐步形成了“指导思想紧跟形势、立意创新,品位形象联系实际、注重服务,编辑程序严谨布局、规范运作”的办刊特色。[6]

通过对《水利经济》所刊登论文的统计分析,可以对我国水利经济的研究现状作如下描述:

(1)水利经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2)水利经济研究高水平论文产出力在不同单位、不同系统、不同地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东部与西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是显著的。

(3)水利经济研究高水平论文合著率和合作度处于经济学研究的较高水平,符合经济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信性分析

一、引言

可信性是经济学研究应用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国际学界针对这一内容展开了广泛研究，国内学者王美今以及林建浩对于可信性革命的三次大讨论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国际中给出的可信性来源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并认为目前国内学者在经济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可信性较低的不足，与国际学者的经济应用研究有着较大差距，王美今与林建浩的研究工作将国际上关于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信性分析的前沿理论进行了清楚、严谨的阐述，因此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虽然国内对于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工作获得了较多成果，但大多都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与总结，而缺少实践方面的研究，因此缺少实践应用性。例如王美今与林建浩在研究模型的统计适切性评价中，虽然指出相比于模型选择，模型设定检验对研究结果有着更重要的影响，但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给出关于处理模型设定检验与模型选择平衡关系的具体解决措施，因此整体而言缺乏实践应用的指导可能；同时，现阶段国内文献中对于经济学研究可信性的评价过低，许多学者在文献中指出国内研究学者在应用计量模型方法时存在较多错误，但实际上这种负面评价缺乏足够的严谨性，且其与国际上探究的“可信性”的研究重点存在较大不同，前者是指学者由于对计算原理的错用而导致的结果不可信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科学可信性，是更加专业、更高层次的研究问题。如果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国内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发展情况将存在较多困难，这需要对经济学者的数量进行明确界定，同时还要对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情况进行鉴定。首先，本文在界定经济学者范围时选取了国内经济研究领域较为主流的五大领队期刊的作者群作为本次研究的主体，这五大期刊分别为《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以及《统计研究》；其次，在研究不同时期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信性程度时，选取了以下三种评价指标：一是由Leamer给出的“稳健性检验”；二是国内作者研究结果的发表难度；三是史蒂芬总结出的“更够通过国内外同行评审并获得公开发表”的评价指标。针对这三项评价指标，本文将展开相应的数据统计工作：一是统计国内五大期刊发表文章中含有稳健性检验文章数量的历年统计情况；二是分析五大期刊在3008-2013年之间的文章发表数量以及作者群变化情况；三是分析五大期刊作者群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文章数量的时序数据。第一个评价指标能够反映出国内经济学研究成果在稳健性检验意识层面中的发展情况，能够直观性的表达出其进步情况；通过第二个评价指标的数据分析，能够间接反映出国内经济学研究应用的竞争情况，其竞争性越高则表明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信性较高，因此能够作为国内经济学研究应用的可信性评价指标；通过第三个指标的数据统计，能够反映出国内经济学研究应用研究成果的可信性进步情况，并且还可以反映出国内研究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被认可程度，因此能够间接反映出国内经济学者总体研究水平的发展情况。本文在进行研究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对国内学者稳健性分析意识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国内学者在五大期刊发文的竞争性分析；第四部分针对国际学术界认可度这一可信性指标展开了分析，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对国内研究学者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信性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总结。

二、稳健性检验意识分析

在进行本次研究的稳健性检验意识分析时，需要对五大主流期刊发表文章中含有稳健性检验的文章数量进行统计，本文选取了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为数据统计的考察区间，逐月对这一考察区间内的含有稳健性检验文章的数量进行统计，并进行了占比情况的分析，其中广告、会议以及纪念类文章不算在统计范围内，而统计标准则为在文章中出现明确的稳健性检验、假设结论成立以及更改样本区间仍然成立等情况。在进行了严谨的数据统计后，发现这五大期刊中含有稳健性检验的文章数量随着时间变化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在2006年后的统计数据出现了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在对各期刊的占比时序进行分析后，发现，《世界经济》是近年来峰值最高的期刊，达到了80%的占比情况，其次是《经济研究》以及《金融研究》，最高达到了70%，而《管理世界》与《统计研究》的统计峰值也达到了50%。虽然各类期刊在不同时期内的稳健性分析占比情况有所不同，但从整体来看，五大期刊的稳健性检验的时序占比情况仍然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国内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稳健性检验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虽然稳健性检验时序占比情况并不能直接说明国内经济学研究应用可信性的发展情况，但其时序趋势所表现出的整体上升趋势仍然能够反映出国内经济学者稳健性检验意识的提升，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国内经济学研究结果可信性的提高。同时，本文也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对五大期刊发表文章的稳健性分析内容进行了查阅，结果发现，国内经济领域研究成果的稳健性检验方式与层次都有所丰富，相比于早期较为单一的方案设计，现如今的经济学研究学者已经具有较高的稳健性检验设计水平。例如，五大期刊中在早期发表的对于样本变化可能对研究数据产生影响的稳健性分析，大多是从单一变换样本的方式来检测研究结果的灵敏度，而在近年来五大期刊发表的文章中，学者开始积极进行基于严格统计检验结果为基础的样本分割稳健性测试，在方案设计上更为严谨、也更具可靠性。同时，从这五大期刊稳健性检验时序占比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各类期刊稳健性分析的期刊绝对数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国内经济学研究在稳健性分析水平方面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

三、国内学者在五大期刊发文的竞争性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侧面发映出国内研究的可信性发展情况，但却无法较好的考察国内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许多国内学者在文献中对国内研究结果的可信性进行了较多批评，认为国内经济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国际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且可信性程度也较低，为了更好的考察这一情况，本文将对国内学者的国际发表文章数量进行统计，同时还将分析这些学者群研究应用的可靠性提升情况，并对这些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当外部条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学者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难度越高则意味着研究学者必须更加努力提升自身研究成果的可信性，才能通过严格的审核环节。在这一研究思路下本文统计了国内五大经济学主流期刊在2008-2013年之间的作者群人数以及刊登文章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在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整体而言国内主流期刊作者群发表研究成果的数量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上升情形，反而大部分都存在随着时间推进逐渐减少的情况，同时五大期刊的发表文章总数也有所降低；其次，相比于国内经济领域的研究者数量而言，五大期刊发表的文章数量也较少，《世界经济》每期仅发表9篇文章，《经济研究》与《金融研究》分别为13篇以及16篇上下，而《统计研究》以及《管理世界》虽然相对较多但也控制在了19篇与22篇。在考察区间内，共有6721位学者发表了总计5700篇学术文章，人均发表量不到1篇。图1是各期刊发表文章数的占比情况，其中《管理世界》最多，达到了30%，发表文章数量最少的期刊为《世界经济》，仅占到11%。同时，本文还统计了五大期刊历年的人均发文数量，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在2008年五大期刊的人均发文数量大约为0.63，而在之后这一数值呈现下降趋势，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回升，但从整体而言这一数值仍然呈现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下降的趋势。同时，本文在实践研究过程中，还进一步对各期刊历年的人均发文数量进行了统计，其表现出的时序序列情况整体也呈现出了下降趋势，这些都能从侧面反映出国内期刊发表文章的难度在不断提升，虽然我国的整体科技发展水平有所提升，参与经济领域研究的学者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经过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国内经济学者在主流期刊发表文章的竞争性不断增强，经济领域的研究学者必须通过不断的努力，提升自身研究成果的可信性才能通过严格的审核环节，最终顺利刊登在这类主流 期刊中。

四、国际学术界认可度

本文通过统计国内经济学者在SSCI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来分析国内经济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在统计数据时，首先需要将5大期刊中从2008年1月到2013年12月期间发表文章的作者名录进行统计，然后统计属于国内高校的研究学者名录，同时将重复信息筛除。然后将这些名录在WebofKnowledge数据库中进行审查，通过作者各项信息进行核对，从而确定出对应的作者名录。本文统计的国际期刊为一流经济类期刊，因此具有较高的客观性，能够较好的反映出国内经济应用研究的可信性情况。本文对2008-2013年国内经济学者在SSCI期刊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国内经济学者在改期刊上的文章发表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298篇上升到了2013年的942篇，年平均增长量超过了20%，且在2013年国内研究学者在SSCI期刊中的文章发表量与在国内五大期刊中的发表数量大致相同，这些数据都表明国际学术界对于国内经济学者研究成果的认可程度正在逐渐提升。同时，国内在SSCI期刊发表文章的作者群数量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08年在国内期刊中发表过文章的1699位学者中，其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到SSCI期刊的比例不到12%，而在2013年，这一比例有了明显增加，已经超过了32%。从整体来看，国内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有所提升，人均发表文章量达到了3.2篇。

五、结束语

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近年来国内经济领域的研究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通过对稳健性检验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到国内研究学者的稳健性检验意识在逐年增加，同时在国内学术研究的竞争性以及国际学术界对国内研究成果的认可度方面也有所提高，这些都体现出了国内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处于逐渐提升的发展阶段，由此可以认为，许多文献中指出的“国内经济学研究应用错误随处可见以及可信性低”等判断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国内的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希望本文的研究对提升经济学应用研究的科学可信性有所帮助。

作者:陈佳宁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成思，陈曦.中国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J].世界经济，2014，01:120-133

[2]刘丽艳.计量经济学精确性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4，08:3-11

[3]李爽.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综述及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N].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28-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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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培兆.理论经济学数学应用的合理度[J].经济学动态，2012，02:37-40

[6]石越.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5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4

一、商业经济期刊属于什么档次

对于当前的商业经济来说，杂志是部级期刊。目前杂志是由黑龙江省商务厅主管、黑龙江省商业经济研究所、黑龙江省商业经济学会承办的经济类部级期刊。

二、商业经济期刊征收要求

商业经济期刊目前主要征收有关：经济理论、改革探索、财经纵横、经营管理、营销策略、金融证券、国际贸易、工作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事项，因此有关这些方面的论文大家都可以来本杂志上进行投稿发表。

三、商业经济期刊投稿要求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5

一、研究意义与文献统计

(一)研究意义。国内绿色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熊映梧基于海南与台湾产业政策比较视阈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的发展道路［1］。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需求不断扩大、对环境影响日益明显，以尊重自然和利用资源、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的价值导向的绿色发展理念受到学界、业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新时代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提升发展效率等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及时回顾和总结绿色发展研究成果，是深化和拓展绿色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高被引论文为统计分析样本，通过分析发文刊物、引用频次、下载次数、发文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论文作者、项目资助等情况来精准把握绿色发展研究进展和理论动态，为今后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研究提供经验和决策依据。(二)文献统计。分析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结构特征，离不开数据资料的有效支撑。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依托中国知网期刊文献库和引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6日。检索范围:中国知网查询篇名中含有“绿色发展”的学术论文，学科领域包括工程科技I辑、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基础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6项。检索原则:为使数据更加精准、结论更加科学，有必要对学术论文进行甄别、遴选和处理，文献检索中的成果介绍、会议纪要等没有纳入本研究的数据统计范围。检索方法:以被引次数对中国知网收录的绿色发展研究成果进行排名，整理出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

二、高被引论文特征分析

基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统计，拟从发文刊物、被引频次、下载次数、发文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论文作者、项目资助等方面对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和科学研判，寻绎国内绿色发展研究的大体样貌和结构特征。(一)关于发文刊物的分析。通过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统计发现，这些论文主要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环境保护》《当代经济研究》《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地理》等刊物，详见表1。表1梳理了发表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篇数排名前10位的刊物。100篇高被引论文中，《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发文最多，共计8篇;《环境保护》发文量次之，共有5篇;发表3篇的刊物包括《当代经济研究》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其余如《经济地理》《地理研究》《经济纵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钢铁》等刊物均发表2篇。排名前10位刊物共发表31篇高被引论文，占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近三分之一。从发文刊物的级别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主要包括“中文核心”和“CSSCI”期刊)共计89篇，可见核心期刊刊载论文的学术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更大。从刊物所属机构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在科研机构刊物29篇，学会组织刊物28篇，高校刊物17篇，党校刊物10篇，出版单位刊物9篇，行政机关刊物7篇。从刊物复合影响因子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29篇刊于复合影响因子低于1.0的刊物，45篇刊于复合影响因子介于1.0～3.0之间的刊物，26篇刊于复合影响因子高于3.0的刊物。(二)关于被引频次的分析。高被引次数意味着较高的学术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因此成为学术论文质量评价的重要标识之一。基于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笔者对国内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了统计分析，详见表2。表2列举了我国绿色发展研究引用次数前10位的高被引论文。数据统计发现，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为44.6次，被引次数超过100次的论文有4篇，被引次数低于40次的论文有52篇。100篇高被引论文中，前10位论文与后10位的被引次数差距明显，其中引用次数第1位论文(被引284次)是第100位论文(被引18次)的15倍多。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为122.9次，主要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当代经济研究》《企业经济》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为100%，复合影响因子超过1.0的刊物有9种;被引次数后10位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为20.4次，主要发表在《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经济问题探索》《环境保护》《地理研究》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为80%，复合影响因子超过1．0的刊物有7种。(三)关于下载次数的分析。下载次数也是衡量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高下载为高被引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笔者依托中国知网数据库对绿色发展研究高下载论文作了统计，详见表3。表3是我国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的学术论文。统计结果表明，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中，有3篇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上，可见该刊刊发的绿色发展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影响颇大。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超过10000次的论文仅有1篇(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2］)。该文从绿色发展的功能、机制、能力、发展战略四个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作了系统性分析，因而受到学界、业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绿色发展研究成果下载次数介于5000～10000次的有3篇，介于2000～5000次的有35篇。基于表2和表3，笔者对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和引用次数前10位的论文进行多维比较发现，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学术论文中有7篇位列引用次数前10位，可见下载次数与引用频次密切相关，高下载往往预示着高被引。需要指出的是，胡鞍钢、周绍杰的《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一文在高下载和高被引中均居第1位。从刊物的级别来看，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学术论文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影响因子超过1.0的刊物有8种。(四)关于发文年份的分析。随着社会热点的更迭和理论聚焦的转移，学术论文不可避免地存在老化的问题，因此论文被引次数与发表年份密切相关。依托中国知网数据库，笔者对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作了年度统计，详见表4。表中数据表明，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占年度发文比为2.14%，总体上看占比较低。从年度发文篇数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2016年篇数最多，共计18篇;2013年次之，共有15篇;2014、2015年各有12篇。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中，2014年最多，共计3篇，2011年有2篇，2009、2010、2012、2013、2015年各有1篇。从年度发文占比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年度发文占比前后变化较大，其中2010、2011年占比最大，2013年以来年度发文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应当说明的是，近年来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比重下降并非成果质量问题，主要受到成果发表年份的影响。如冯之浚、周荣的《低碳经济: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发表于2010年4月15日，被学术论文引用81次，引用时间分别为2010年10次、2011年12次、2012年6次、2013年14次、2014年9次、2015年7次、2016年10次、2017年9次、2018年4次，其被引高峰期在后的2011年和2013年。(五)关于研究内容的分析。1.篇名主题词统计分析。从篇名主题词梳理统计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内容选题相当广泛，涉及绿色发展的基础理论、应用评价及其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等。在基础理论方面，如王玲玲、张艳国对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作了深度探析［3］，黄志斌、姚灿、王新等对绿色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系统剖析等［4］。在评价机制方面，卢强、吴清华、周永章等以广东省区域评价为例深入探讨了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5］，苏利阳、郑红霞、基于绿色生产构建了工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估体系［6］。在个案研究方面，的绿色发展思想，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等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评热议。此外，还有学者对国内外绿色发展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如石敏俊、刘艳艳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式对我国58个地级市和25个国际城市的绿色发展进行多维比较分析［7］，等等。2.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关键词是论文主体内容的凝练和体现，使用频率高的关键词表征着某一论域研究的理论聚焦和发展趋势。但是，有些研究成果关键词存在专指度低、与题目高度重合等问题。笔者整理过程中，剔除与“篇名”高度重合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观”等，这些词汇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关键词统计情况见表5。关键词统计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理论界紧扣绿色经济发展的指数、效率、理念等核心议题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评价研究，并通过模型建构拟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绿色技术为支撑，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为宗旨，致力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绿色增长，确保广大民众共享绿色生产、绿色发展带来的绿色福利。(六)关于研究方法的分析。研究方法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方法运用得当有助于提高结论的科学性。基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笔者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方法作了统计，详见表6。数据统计表明，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实证研究法在研究中较为普遍，可见该论域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其次，理论阐释法在绿色发展研究中应用较广。从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运用理论阐释法的有6篇，运用实证研究法的有4篇;从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运用理论阐释法的有7篇，运用实证研究法的有2篇，运用文献解读法的有1篇。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广州市为例》(黄羿、杨蕾、王小兴等)一文综合运用了案例分析法、模型建构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8］。(七)关于论文作者的分析。基于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笔者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作者(第一作者，下同)进行统计分析，作者发文篇数排名情况见表7。基于中国知网数据，87位作者共发表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人均发文量为1．15篇。其中，胡鞍钢发文最多，共有6篇;赵建军发文次之，共有3篇;发表2篇成果的有冯之浚、方世南、秦书生、王兵、刘思华、李晓西等6位学者。从作者构成数量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平均作者数为2.39名，其中32%的高被引论文只有1个作者，35%的高被引论文有2个作者，16%的高被引论文有3个作者，8%的高被引论文有4个作者，作者数为5个及以上的高被引论文占9%。从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1个作者论文有1篇，2个作者论文有6篇，3个作者论文有2篇，6个作者论文有1篇;从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1个作者论文有1篇，2个作者论文有5篇，3个作者论文有3篇，8个作者论文有1篇。数据统计发现，下载次数和引用次数前10位论文中，1个作者论文都只有1篇。这充分说明，我国绿色发展研究基本形成了多作者协作的学术共同体。从作者单位属性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作者中，62篇作者来自高等院校，22篇作者来自科研院所，11篇作者来自行政机关，5篇作者来自党校系统。排名前10位高被引论文作者中，8位来自高等院校，1位来自行政机关，1位来自科研院所;排名前10位高下载论文作者中，7位来自高等院校，2位来自行政机关，1位来自科研院所。可见，高校作者是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主要作者群。从作者单位合作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有60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25篇，三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9篇，四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五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课题组共同完成的成果有4篇。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中，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有6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3篇，三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中，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有5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4篇，七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可见，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以同一单位独立完成为主，但多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数量日渐增多。从作者分布区域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市区，其中北京作者有52篇，可见北京是国内绿色发展研究的重镇，这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高度契合。其余48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湖南、广东、辽宁作者各有6篇，江苏、湖北、山东作者各有4篇，四川作者有3篇，江西、吉林、青海、重庆作者各有2篇，其他如安徽、天津、宁夏、云南、山西、广西、福建等作者各有1篇。数据统计表明，我国绿色发展研究的作者主要来自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区域分布呈不均衡性。(八)关于项目资助的分析。基金项目作为研究经费的重要来源，为研究的有序推进提供了资金支撑。依托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笔者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项目资助情况作了梳理统计(见表8)。数据统计表明，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项目资助共计85项，其中部级项目26项，占资助项目总数的30.6%。从项目资助的篇数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共有46篇论文获得项目资助，可见项目资助篇数占比不大。从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项目资助论文6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资助论文5篇;从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项目资助论文6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资助论文4篇。项目资助与成果质量固然没有直接关联，但充裕的经费支持有助于研究者潜心问道、安心治学，继而撰写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6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性新发展观民族经济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相关研究已有多种，问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笋。（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华民族曾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现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动待“化”！（2）

一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这种“差异共生”现象的较好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然而，无庸讳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历程中有着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发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内涵为沉重代价的实例并不乏见。劣势就会失去“话语权”，其民族经济文化必然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趋态，如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或“不况”时期，中国经济却能克服各种困难包括从天而降的灾难，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不是绝对的。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有着数千载光辉历程迄今依旧绵延赓续的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而言，除了“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外，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问题。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等的差别，笔者认为此外民族经济的反差也是制约中国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瓶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面积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及沿边地区。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区，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这里的回族只占回族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他回族人口则分布在全国97.3%的县市。据统计我国跨越国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个，内陆边境线上多是民族地区。（3）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这正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国务院曾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八百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0%，而他们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学者指出：“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闭，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原因之一。(4)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生一些改观，但总的趋势还没有变化。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基本都还处于倒数地位。（5）再一项较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据此,民族地区基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6）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统计分析的实证方法，具体数据或许尚可推敲，但基本状况和趋势大抵可信。注重和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规范分析。

然而，迄今各种研究基本都是以“区域”而非“民族”为基点。当然任何民族都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区域内，而我国多民族错综杂居的状况决定了同一区域中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当区域经济融聚着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而表现为一个总体过程时，不同民族的状况及其变革就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的要素，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必然出现若干问题。在全球化大潮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隔绝、规避，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与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不应“一刀切”。所以经济变量的分析尤其是“新发展观”在诠释民族经济时，要重视民族文化诸要素，以寻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民族经济研究日益重要。

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民族自治地区只能在区域经济中呈现其一些特性，而在非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民族的因素大抵不在考虑范围；即使是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对于不同民族的经济进行分别的研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不难看出“区域”的概念（即使是民族自治区域）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族”的经济文化特质与实况，反而在同一个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不同区域，会显现其民族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这样一来，无论从现实区划或经济布局还是从研究对象或立论基点来看，经济研究包括区域经济研究的体系与理论方法都面临着创新的时代要求。

尽管区域经济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大体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以“区域”为基点，不能凸显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由于单纯研究“经济”，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不便于深入到区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正是在这种区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对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却与当地的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落后成为反差共存体。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或经济“脱贫”，包括对民族地区不断加大投入，但对于民族经济本身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还注重不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性方式而非市场性的。近年来虽也鼓励民间投资，如“光彩工程”或外资引入等（主要针对西部地区而非民族经济本身），但与中国已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之间差距还很大。因此，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分析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中同一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面临问题。

二

笔者曾就“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作些思考，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区，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居区，还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区）经济。（7）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注意区域失衡忽视民族差异，其代价将越来越显见。但界定“民族经济”是困难的，达到共识更不易，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却不等于说不必或不能界定，需要努力朝着基本概念的明晰化、共识化迈进。

愚见也受到前人启发，民族经济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受到有识之士重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20世纪80时代就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等论文，他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是从“地区”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可归属于“地区经济”范畴；他注意到这些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际，提示民族地区经济包括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内。（8）这就点出了一般区域经济研究的缺憾，推动了民族经济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所突破。可惜至今“主流经济学”并未对此更多关注，而是民族学研究者正式提出并开展民族经济学的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就是在80年代展开的。那时已有许多成果问世，198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标志着学科的兴起，也经历了学术积累和学理探索的过程。1979年9月，施正一先生首次提出创建“民族经济学”分支学科，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奠定了这门新学科的基本框架。（9）20多年来，许多学者从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实地调查、开发战略、现代化进程以及WTO与我国民族经济等角度展开探索，若干有份量的成果包括专业教材陆续问世。（10）特别是，作为一门跨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据统计，民族经济学科90年代培养硕士生180多人，博士生21人，博士后1人，外国留学生10人（11）一批含硕士、博士在内的专业人才队伍逐步扩大，并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为重点的科研群体。此外，还有学者开展“经济人类学”研究，这也是民族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注意到这可能与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的同名著作有关，栗本的书提供了许多相关的西文文献和理论方法，他将“文化人类学中的经济人类学”作为一章的标题，其本人是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出身，良好的知识结构为该研究奠定了基础。（12）另外，近年我国已有一些专门研究某一民族经济的著作面世，这也是一种创新探索。（13）

进入21世纪以后，科研的深度、广度都有较大提升，龙远蔚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颇具代表意义。此研究不仅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史前提；而且针对民族经济研究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见，将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现状来看，民族经济研究主要是民族学的拓展，个别为经济学的延伸。以往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中经济似乎并未作为独立的门类开展专门性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民族经济逐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反贫困、城镇化以及加入WTO之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走向等等问题的研讨，进一步推动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借助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以民族学和经济学交叉为特征的新兴学科——民族经济学，无疑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的特殊价值，这也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虽然80年代以来“民族经济学”作为正式学科名称被收入许多工具书，（14）但至今在学科的名称概念、基础学理、学科性质、理论体系、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上还都存在不同认识。尽管经济类工具书有的将其作为经济学分支，而学科的现实归属为“民族学”二级学科，研究者多立足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基础与科研视野。不过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4版）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学科专设类目，说明了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20年多来的发展逐渐成熟。（15）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本质上是属于经济科学的。”（16）那么，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理特性或学科归属怎样更合理？其新兴交叉性学科理论价值到底何在？其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有学者提出，“民族经济学就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并认为其主要应研究“民族经济生活、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比较研究、民族经济政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等。”这有其道理也还有讨论的空间。（17）笔者认为：首先，民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次，它也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但即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学。因为主流经济学中尚无其应有地位，而传统的民族学中也大抵不包括民族经济的独立研究，因而它具有若干创新的学理价值。然而，民族经济学并非经济学和民族学的简单“交叉”或“揉和”，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整合、创新与生成；同时这还关涉到再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可能更恰当，这三者主要是前两者构成了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并整合成更高层面的新的学科领域。从经济学研究角度看，“民族经济学”即是以“民族”为特定对象的分支学科，其涵有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性质，这也正是新世纪学术创新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今“显学”经济学中，有关民族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至多在区域或贫困等研究中有所涉及。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仍以西方为主，而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拓进，还是我国文化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仅就经济学而言，国人可能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较大，如张培刚等前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些基础研究应重视，因其具备丰富和深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意义。研究中国问题只靠西方理论不够，应注意从研究对象本身提炼出与规律性、理论性的成果，并上升到理论经济学层面。西方理论方法并非不能用，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理论确有若干基础性、普适性价值；但研究非西方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否则就会“方榫圆凿”，忽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特性行不通。此外，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民族经济研究还较薄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经济学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分支并很有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学”是几代人投身的学理探究，如王亚南、许涤新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前辈学者等都付出过艰苦的努力。（18）笔者近年力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民族经济学无疑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研究。

三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民族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由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从而五彩缤纷斑斓多色，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民族共同体”包括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传承与特殊的经济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等，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所在。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特征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到先进民族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为本民族经济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在民族问题上经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申的“经济文化一体性”。（19）坦率地说，笔者对于民族经济问题的关心，即源自最具这种“一体性”或“关联性”的专业——经济思想史的学理特质。

诚然，“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与“文化现代化”或“全球化”相伴而行，也同“本土化”、“民族化”交织互动。在WTO框架下，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有“全球化”的牵引，也有保持其民族特性与传承的需要。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是必须认真研究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经济学中“短线决定论”所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只看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现代化是不完善的。在全球化大潮中，地区也好、民族也罢必将卷入时代的巨流。如果不使民族区域和区域内的民族两者的经济文化都能适应发展而又保持民族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良性、健康而全面地发展，而且区域经济还会导致新的“非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消除民族个性的“同化”，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与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特性之间应当能够走出并存互促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而且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以至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脱离了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难有重大的突破。

“新发展观”要求我们不能只看经济数字不顾社会及自然和谐，只讲发展不谈代价。笔者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是两大沉重代价，一是文化价值的失衡，包括道德、情感、观念、习俗等；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资源、物种、植被、气候等。当“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之后，文化失衡问题似乎还未提升到“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强调“新发展观”，关键应当将上述两大代价限制或降减到最低，不可偏废；而民族经济学与这两者都直接相关，从而具有促进和践履“新发展观”的学理价值，这也就赋予了对这门新兴学科特殊的时代意义。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经济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西部不仅是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这也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开发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不能不考虑民族经济文化自身的个性与特点，不加区别的“开发”很难成功，更难健康发展，这已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千年发展史所证明；用同一个模式来“开发”不同的民族或区域，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正如强调生物多样性一样，也不应忽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这在“全球化”、“一体化”时代尤为重要。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以西部开发为中心分析了以往发展模式的缺憾，，探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特别是1949年以来三次开发高潮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应结合民族经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西部开发问题，并试图通过探寻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等，以促进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20）

在全球化的今天，西部大开发、民族现代化都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论是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还是新发展观的理论阐述，都不能仅仅驻足于注重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性。正如人类文明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一样，人的需求在衣食无忧之后，精神与文化需求必然提上日程；而对于精神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挑战“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同样为民族经济学提供了发展空间。相关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2004年4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新发展观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笔者以“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价值与新发展观”为题，陈述了一些认识引起关注。（21）

综之，中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然而任重道远。正值“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契机，加之“新发展观”的理论倡导，成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新的发展机遇，这也是中国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有力应对。

注释：

（1）主要如厉以宁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治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版；胡鞍钢主编：《全球化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庞中英主编：《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康：《全球化民族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华孔子学会、云南民族学院编：《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

（2）笔者曾就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从一个角度个案研究《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学术界》2004年第5期），提示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论文产生较大反响。

（3）参见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234页。

（4）参见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5）此系列研究集中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自1999年起每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册主题各异的成果报告，迄今已经出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7册，可资参考。

（6）此系列研究同样集中了多学科的学者，并置中国于世界现代化的比较之中进行考察，自2001年起每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册主题各异的成果报告，迄今已经出版《中国现代化报告》5册。2004年报告的主题是“地区现代化之路”，注重不同地区现代化的差异与特点，可惜尚未正式研究民族现代化问题。

（7）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论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兼及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科院学术交流委员会编：《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唤》，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等。

（8）于光远论文分刊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第1集，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第2集，1984年版；第3、4集合刊，1987年版。

（9）主要有施正一：《关于创建民族经济学新学科的几点意见》，1980年1月24日《光明日报》摘发，收入《施正一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民族经济学研究》第1集，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等。

（10）著作主要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曹征海、马飚：《起飞前的战略构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李文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童浩：《民族经济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陈虹、哈经雄：《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典·少数民族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文长：《中国经济发展的B面——经济发展与民族利益的整合》，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黄万伦、李文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教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竹青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开拓与发展:民族经济学2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杜发春主编：《民族经济发展论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施正一总主编：《民族经济学与西部大开发论坛》，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显人主编：《加入WTO与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相关论文更多，不赘。

（11）参见施正一、张丽君：《民族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民族》2001年第6期。

（12）如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施琳：《经济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79年初版。此书影响很大，到1990年第17次印刷，并有王名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

（13）见傅波等：《满族经济与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王剑峰：《桑植白族：经济与社会结构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陈献国主编：《蒙古族经济思想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

（14）如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慎之等编著：《经济学新学科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马洪等主编：《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王培智主编：《软科学知识辞典》，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李行健等主编：《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韩寿根等主编：《学科大全》，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李忠尚主编《软科学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素秋等主编：《当代经济新术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等。

（15）古玲：《“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增设民族经济学类目及思考》，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16）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7）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另外如马丽娟：《再探民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可参考。

（18）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奖）；〔YETan,EtymologicalStudiesofCHINESEECONOMICS,SocialSciencesinChina(EnglishVersion),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中进一步考察此问题，这也是海内外的最初探索，专著即出。

（19）关于“非经济因素”，笔者发表了《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现代化主体简论》，《理论信息报》1989年7月17日等；有关“经济文化一体性”问题，有拙作：《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沿海企业与科技》1997年第2期、《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财经论坛》1998年第5期等。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7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所以有人说：“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研究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后，才算具备了微弱的基础。这种研究有别于前阶段的农村研究者三：第一，它的出发点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而后者乃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出发。第二，现阶段研究的对象是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前阶段则着重于生产力的技术分析（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第三，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是从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和矛盾的过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而前此的研究则把事物的片段，孤立起来，仅仅从事于静止的观察。”【16】

另外，中共党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李平心（李于1927年参加共产党，1932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参加陈翰笙发起成立的“中国农村研究会”）在1932年6月写就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一文，已用相当成熟的“辩证法”语言提纲携领地结合中国实际阐明了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他对矛盾是事物的发展运动的动因、矛盾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普遍联系、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量变质变规律等方面的论述尤为深刻。但遗憾的是，该文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的意义后来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承认。限于篇幅，本文仅能概述其要点：他认为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机械“均势论”都不能正确了解认识中国农村，“形式逻辑不承认事物的矛盾性之存在，完全建筑于陈死的、凝固的、空虚的概念之上”，“只能认识事物的静态”，“不能从事物的矛盾中，在流动发展中，与事物的联系和互动中去把握实际，即是不能捉住诸事物的过程与动态以及它们内部对立性的统一和相互转变”。依此观点推论，“则帝国主义商品之流入农村，只有促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而“不能指出帝国主义假手于中国的封建军阀和豪绅买办剥削农民的事实”；“只能看见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与地主势力的分立，而不知道它们往往是勾结起来剥削和压迫农民的。”若是“机械地、抽象地把握到事物的类似，由此而构成一种没有内容的概念”。例如在分析农村中的社会阶级关系时，便会“将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等一概归纳而为同一范畴，而对于他们之间的差别性无条件地抹煞了”，终将导致对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抹煞。而且，“机械的均势论不了解对立的统一法则，即是不了解事物运动的基础在于它本身一切联系中所包含的诸矛盾性与对立的相互转变，……”；“抹煞质与量的差异性，企图将一切高级的复杂的运动还原为单纯的机械运动，否认高级形态的事物之特殊性”，“把个别的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暂时的相对的均衡普遍化、绝对化，而由此来确立事物存在之一般的基础。”所以说“唯物辩证法是最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第一个规律“就是事物的矛盾性之发展与转变”，“因此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注意这些矛盾的关系之发生与转化。要考察各种矛盾的实质与内容是什么，要追溯各种矛盾之史的发展与转变。”所以不能孤立地从土地买卖、高利贷的发达等来断定中国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应看到这些因素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反而转化为封建性剥削。另外，既要看到中国与世界联系（殖民地）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特殊性，“我们必须认识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这种辩证法的统一”。因此应该看到世界资本主义农业危机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但又不能认为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性质进而用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危机的理论解释中国农村的深刻危机。

同时，还应注意中国各地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不能分别地把握各地的农业经济特殊关系与不平衡状况，就不能了解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具体内容。自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据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法则，综合各地的特殊状况来建立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之一般的估计。”同理，他强调“我们不能依据抽象的真理来考察农村经济的各个现象，而必须对于每一个特定的范畴作具体的研究”。而“根据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资本发达的事实而断定中国的资本主义早已发达，封建势力已摧毁殆尽”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即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了解商业资本的特质，只是抽象地抓住资本的概念用此种抽象概念来解说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性质”。最后，还要注意“数量和质量的互相转变法则…”。但是，“唯物辩证法决不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的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一刻使它和具体的现实的情境失了联络，因此实际的调查和统计以及搜集材料的工作（这些工作本身亦须以辩证法为基础），仍然成为目前第一等的任务”。【17】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为他们在农村社会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点和论据。

三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陈担任理事会主席直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他们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公开出版，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他们的理论自然也遭到其他派别的批评反对，而对他们的批评最为激烈、最为全面的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流派，即中国“托派”。这样，论战双方实际是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对话”。

论战的导火线是经济学家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上发表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由于此派论点后来经常发表于“中国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而另一派则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在文中对“中国农村派”所主张的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表示不满，认为是“单注意社会条件及人对人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忽视了生产力的因素。对“中国农村派”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中心问题，他也表示异议。所以，他认为应实现三个十分重要的方向转换：“中国农村研究的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用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剖的情形。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18】在后来的答辩文章中，王宜昌对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第一方向转换”是其理论的“骨干”，由此生出“第二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生产过程”和“第三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流通过程”。【19】很明显，他所主张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实质上并不只是主张一种技术性或方法论的转换，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但也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依据）解释，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农村已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其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他自然要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仍是土地分配问题吗？这是很成问题的。据我的意见，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据我的研究，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经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所以‘问题的中心’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的分析。”【20】不过，他并未列出起码的资料数据，而是大段地摘引列宁关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不能不给人一种牵强附会之感。同样，在论述生产力的重要性时，他也未能以实证性资料来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或发展，而是以十分抽象、艰涩的长篇大论来说明农村研究应注重生产力。他概括自己与“中国农村派”关于生产力的争论“则一点是生产力的技术性，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三是技术的生产力又表现为社会的历史的生产力”。而“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人类和自然的矛盾中，人类更服从而更征服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以技术或生产力表现出来。”【21】在他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力实际上是等同的。其目的依然是要说明中国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和“新式生产技术”的结合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力”，由此决定了生产关系／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

王宜昌的观点得到了张志澄、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等人的响应，但王景波的论证方法和角度与他们略有不同。王景波以列宁的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为根据，认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外国资本的支配必然要在中国造成以它为主体的商品生产的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发展不仅加重剥削，并且要改变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所以“中国的一般的经济关系，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为争得民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推翻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中国的土地问题之解决（即为充分发展民族生产力，消除土地的垄断），无论在经济或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推翻外国资本支配之下，才可思议”，所以“中国民族取得独立后，土地的改革将采取何种的形式，这是属于将来的事，今天且慢些讲”。【22】与王宜昌一样，他也是反复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而缺乏有关中国农村的必要的实际资料。

四

对于“中国经济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立即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出大量反驳。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人与土地，机械，肥料等）的关系”，亦即“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农业资本家与雇农的关系，“农村与都市经济以至于国际市场（对殖民地而言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农村经济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地主、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农民、雇工的，农民是如何分化的，工业资本、城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压榨农村并使农村破产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种种技术性问题是农学家或农业经营学的对象，决非农业经济学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23】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24】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和出发点来注意、研究生产力。【25】当然，他们无法否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非常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尤其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派”的谬误在于：“1。他们只看到生产关系底被动性，而没有看到它底能动性，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也就不能理解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的冲突。2。他们因从机械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推进生产关系），不从矛盾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立的统一），因此也就不能理解运动中的飞跃过程，即生产关系底突变。3。这种机械的客观主义在实践方面，不是变成悲观的宿命论者，就是变成乐观的等待主义。”【26】很明显，他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论述已很成熟，几近于日后的“标准论述”。

第三，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的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问题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7】他们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村中心问题，无疑比王宜昌等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更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当然就更具说服力。

第四，针对王宜昌认为他们的调查首先便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划分来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是在统计之前先定性、“以自己的主观图式来硬嵌社会事象”的批评，他们阐述了自己的分类理论。他们反复强调除了土地等“物质的因素的基本尺度外，我们在农户分类时必需更注意些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参考。在这里，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便是雇佣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在“统计”之前已决定了各阶级、阶层间质的差异。而“纯客观”的统计，终将导致对这种阶级差别的抹煞和否定，结果反陷入主观的错误中去。“这种‘客观的’统计法除了遮蔽客观的事实以外，别无其它作用。”【28】

第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未使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而将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社会矛盾是简化／单纯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忽视了农村内部的对立，即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内在／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来实现的。其结果“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罢了。”【29】

另外，对“中国经济派”以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论述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作法，他们非常不以为然，并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十分灵活的解释。“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便常用马和耕地面积来划分农户。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土壤，气候，作物等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为复杂”，以中国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物质量作为分类标准。而且，“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应用的材料大半是官家所发表的统计。这些统计材料底编制者对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当然是不注意的。在他们底统计中自然不会混进半点社会的因素，而只包括一些物品的计算（这便是王先生所认为是最客观的统计）。所以伊里奇底农户分类法安知不是要利用官家统计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如今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己实行调查和自己编制统计时所应采用的农户分类方法。”【30】所以“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把两国农村作了对比后，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31】

当将以上几点作了详细论述之后，自然就得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

这次论战，无疑使“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作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32】

在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而这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33】他们丝毫不认为这种目的和理论的预设会防碍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唯一的科学理论，既是认识社会的工具，又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但是，他们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和研究，都是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因此才对理论界和知识界有说服力）。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学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实证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对诸如社会性质这类“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中国农村派”在这次论战前后的论述表明，中共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4】所以，稍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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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八卷四号，1920年12月。

【3】《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九卷四号，1921年5月。

【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3页。

【5】《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6】见《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版。

【7】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63页。

【8】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资料选编）》上，第344、350页；下，第452、473、475页。

【9】刘梦云：《中国经济这性质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编）》下，第532－－552页。

【10】无疑较早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因而在湖南和江西进行了一些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但其调查范围较小，其方法、手段及细致程度都与现代社会学十分不同，在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理论、学术界的重视。

【11】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2】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9月。

【13】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4】具体方法可参见陈氏所著《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号；《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前途》，《农业的中国》（中国作者农村调查资料选辑，以英文出版）；《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中国土地问题》，《农业周报》第53、54期合刊；《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1卷第1期；《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女青年月刊》1931年4月号；《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上海1934年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1934年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纽约1936年英文版；《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上海1939年英文版；另外，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江苏、浙江、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主持的。还可参阅《中国农村》杂志上的大量有关文章。

【15】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3月；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的统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

【16】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2月。

【17】李鼎声（即李平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45─164页。

【18】转引自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19】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覆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三版，第100页。

【20】同上，第103─105页。

【21】王宜昌：《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13─114页。

【22】王景波：《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47─174页。

【23】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1935年7月；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24】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25】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

【26】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答覆王宜昌王毓铨张志澄诸先生》，《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1935年8月。

【27】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薛暮桥：《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问题》。

【28】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

【29】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

【30】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

【31】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32】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127页。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8

“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搜狐网金融界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邀请众多学者、政府领导、企业家盘点2007经济，展望2008发展，并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一次全面的回顾。

第六场论坛主题为：养老保障和人口战略，邀请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蒋正华副委员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刘从龙副司长、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技部涂肇庆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一起来深入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我想另外补充一下，我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老龄人口问题。现在我觉得假如把我们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得比较快，这个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我觉得实际上倒也不完全正确，因为老年人实际上是在50、60年代出生的，他这些人早就已经在了，所以不管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得多快，我们在以后要解决的老年问题还是这批人的问题，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得快或者慢并没有改变我们以后要解决问题的性质，所以我也是觉得不必把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快作为一个突出令我们担忧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要实事求是，能够冷静地来处理我们已经存在的，在未来要成为老年人的这些人，他的问题怎么解决，同时从现在开始就做好适当的准备的话，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另外还有问题，我看有不少同志现在提出中国的老龄化的特点，认为是未富先老，我觉得也不能作为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你不管是什么情况，在任何社会，处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都不可能全社会都是一律的，总是有我刚才讲的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就是再发达的社会当中也还有一个多层次的问题，所以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特点。解决问题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9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所以有人说：“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研究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后，才算具备了微弱的基础。这种研究有别于前阶段的农村研究者三：第一，它的出发点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而后者乃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出发。第二，现阶段研究的对象是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前阶段则着重于生产力的技术分析（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第三，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是从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和矛盾的过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而前此的研究则把事物的片段，孤立起来，仅仅从事于静止的观察。”【16】

另外，中共党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李平心（李于1927年参加共产党，1932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参加陈翰笙发起成立的“中国农村研究会”）在1932年6月写就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一文，已用相当成熟的“辩证法”语言提纲携领地结合中国实际阐明了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他对矛盾是事物的发展运动的动因、矛盾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普遍联系、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量变质变规律等方面的论述尤为深刻。但遗憾的是，该文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的意义后来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承认。限于篇幅，本文仅能概述其要点：他认为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机械“均势论”都不能正确了解认识中国农村，“形式逻辑不承认事物的矛盾性之存在，完全建筑于陈死的、凝固的、空虚的概念之上”，“只能认识事物的静态”，“不能从事物的矛盾中，在流动发展中，与事物的联系和互动中去把握实际，即是不能捉住诸事物的过程与动态以及它们内部对立性的统一和相互转变”。依此观点推论，“则帝国主义商品之流入农村，只有促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而“不能指出帝国主义假手于中国的封建军阀和豪绅买办剥削农民的事实”；“只能看见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与地主势力的分立，而不知道它们往往是勾结起来剥削和压迫农民的。”若是“机械地、抽象地把握到事物的类似，由此而构成一种没有内容的概念”。例如在分析农村中的社会阶级关系时，便会“将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等一概归纳而为同一范畴，而对于他们之间的差别性无条件地抹煞了”，终将导致对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抹煞。而且，“机械的均势论不了解对立的统一法则，即是不了解事物运动的基础在于它本身一切联系中所包含的诸矛盾性与对立的相互转变，……”；“抹煞质与量的差异性，企图将一切高级的复杂的运动还原为单纯的机械运动，否认高级形态的事物之特殊性”，“把个别的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暂时的相对的均衡普遍化、绝对化，而由此来确立事物存在之一般的基础。”所以说“唯物辩证法是最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第一个规律“就是事物的矛盾性之发展与转变”，“因此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注意这些矛盾的关系之发生与转化。要考察各种矛盾的实质与内容是什么，要追溯各种矛盾之史的发展与转变。”所以不能孤立地从土地买卖、高利贷的发达等来断定中国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应看到这些因素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反而转化为封建性剥削。另外，既要看到中国与世界联系（殖民地）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特殊性，“我们必须认识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这种辩证法的统一”。因此应该看到世界资本主义农业危机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但又不能认为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性质进而用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危机的理论解释中国农村的深刻危机。

同时，还应注意中国各地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不能分别地把握各地的农业经济特殊关系与不平衡状况，就不能了解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具体内容。自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据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法则，综合各地的特殊状况来建立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之一般的估计。”同理，他强调“我们不能依据抽象的真理来考察农村经济的各个现象，而必须对于每一个特定的范畴作具体的研究”。而“根据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资本发达的事实而断定中国的资本主义早已发达，封建势力已摧毁殆尽”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即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了解商业资本的特质，只是抽象地抓住资本的概念用此种抽象概念来解说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性质”。最后，还要注意“数量和质量的互相转变法则…”。但是，“唯物辩证法决不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的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一刻使它和具体的现实的情境失了联络，因此实际的调查和统计以及搜集材料的工作（这些工作本身亦须以辩证法为基础），仍然成为目前第一等的任务”。【17】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为他们在农村社会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点和论据。

三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陈担任理事会主席直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他们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公开出版，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他们的理论自然也遭到其他派别的批评反对，而对他们的批评最为激烈、最为全面的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流派，即中国“托派”。这样，论战双方实际是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对话”。

论战的导火线是经济学家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上发表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由于此派论点后来经常发表于“中国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而另一派则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在文中对“中国农村派”所主张的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表示不满，认为是“单注意社会条件及人对人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忽视了生产力的因素。对“中国农村派”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中心问题，他也表示异议。所以，他认为应实现三个十分重要的方向转换：“中国农村研究的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用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剖的情形。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18】在后来的答辩文章中，王宜昌对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第一方向转换”是其理论的“骨干”，由此生出“第二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生产过程”和“第三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流通过程”。【19】很明显，他所主张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实质上并不只是主张一种技术性或方法论的转换，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但也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依据）解释，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农村已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其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他自然要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仍是土地分配问题吗？这是很成问题的。据我的意见，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据我的研究，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经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所以‘问题的中心’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的分析。”【20】不过，他并未列出起码的资料数据，而是大段地摘引列宁关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不能不给人一种牵强附会之感。同样，在论述生产力的重要性时，他也未能以实证性资料来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或发展，而是以十分抽象、艰涩的长篇大论来说明农村研究应注重生产力。他概括自己与“中国农村派”关于生产力的争论“则一点是生产力的技术性，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三是技术的生产力又表现为社会的历史的生产力”。而“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人类和自然的矛盾中，人类更服从而更征服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以技术或生产力表现出来。”【21】在他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力实际上是等同的。其目的依然是要说明中国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和“新式生产技术”的结合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力”，由此决定了生产关系／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

王宜昌的观点得到了张志澄、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等人的响应，但王景波的论证方法和角度与他们略有不同。王景波以列宁的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为根据，认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外国资本的支配必然要在中国造成以它为主体的商品生产的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发展不仅加重剥削，并且要改变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所以“中国的一般的经济关系，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为争得民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推翻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中国的土地问题之解决（即为充分发展民族生产力，消除土地的垄断），无论在经济或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推翻外国资本支配之下，才可思议”，所以“中国民族取得独立后，土地的改革将采取何种的形式，这是属于将来的事，今天且慢些讲”。【22】与王宜昌一样，他也是反复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而缺乏有关中国农村的必要的实际资料。

四

对于“中国经济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立即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出大量反驳。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人与土地，机械，肥料等）的关系”，亦即“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农业资本家与雇农的关系，“农村与都市经济以至于国际市场（对殖民地而言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农村经济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地主、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农民、雇工的，农民是如何分化的，工业资本、城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压榨农村并使农村破产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种种技术性问题是农学家或农业经营学的对象，决非农业经济学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23】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24】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和出发点来注意、研究生产力。【25】当然，他们无法否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非常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尤其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派”的谬误在于：“1。他们只看到生产关系底被动性，而没有看到它底能动性，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也就不能理解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的冲突。2。他们因从机械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推进生产关系），不从矛盾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立的统一），因此也就不能理解运动中的飞跃过程，即生产关系底突变。3。这种机械的客观主义在实践方面，不是变成悲观的宿命论者，就是变成乐观的等待主义。”【26】很明显，他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论述已很成熟，几近于日后的“标准论述”。

第三，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的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问题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7】他们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村中心问题，无疑比王宜昌等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更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当然就更具说服力。

第四，针对王宜昌认为他们的调查首先便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划分来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是在统计之前先定性、“以自己的主观图式来硬嵌社会事象”的批评，他们阐述了自己的分类理论。他们反复强调除了土地等“物质的因素的基本尺度外，我们在农户分类时必需更注意些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参考。在这里，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便是雇佣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在“统计”之前已决定了各阶级、阶层间质的差异。而“纯客观”的统计，终将导致对这种阶级差别的抹煞和否定，结果反陷入主观的错误中去。“这种‘客观的’统计法除了遮蔽客观的事实以外，别无其它作用。”【28】

第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未使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而将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社会矛盾是简化／单纯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忽视了农村内部的对立，即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内在／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来实现的。其结果“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罢了。”【29】

另外，对“中国经济派”以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论述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作法，他们非常不以为然，并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十分灵活的解释。“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便常用马和耕地面积来划分农户。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土壤，气候，作物等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为复杂”，以中国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物质量作为分类标准。而且，“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应用的材料大半是官家所发表的统计。这些统计材料底编制者对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当然是不注意的。在他们底统计中自然不会混进半点社会的因素，而只包括一些物品的计算（这便是王先生所认为是最客观的统计）。所以伊里奇底农户分类法安知不是要利用官家统计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如今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己实行调查和自己编制统计时所应采用的农户分类方法。”【30】所以“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把两国农村作了对比后，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31】

当将以上几点作了详细论述之后，自然就得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

这次论战，无疑使“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作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32】

在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而这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33】他们丝毫不认为这种目的和理论的预设会防碍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唯一的科学理论，既是认识社会的工具，又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但是，他们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和研究，都是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因此才对理论界和知识界有说服力）。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学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实证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对诸如社会性质这类“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中国农村派”在这次论战前后的论述表明，中共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4】所以，稍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1】见《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八卷四号，1920年12月。

【3】《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九卷四号，1921年5月。

【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3页。

【5】《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6】见《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版。

【7】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63页。

【8】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资料选编）》上，第344、350页；下，第452、473、475页。

【9】刘梦云：《中国经济这性质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编）》下，第532－－552页。

【10】无疑较早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因而在湖南和江西进行了一些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但其调查范围较小，其方法、手段及细致程度都与现代社会学十分不同，在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理论、学术界的重视。

【11】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2】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9月。

【13】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4】具体方法可参见陈氏所著《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号；《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前途》，《农业的中国》（中国作者农村调查资料选辑，以英文出版）；《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中国土地问题》，《农业周报》第53、54期合刊；《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1卷第1期；《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女青年月刊》1931年4月号；《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上海1934年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1934年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纽约1936年英文版；《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上海1939年英文版；另外，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江苏、浙江、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主持的。还可参阅《中国农村》杂志上的大量有关文章。

【15】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3月；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的统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

【16】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2月。

【17】李鼎声（即李平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45─164页。

【18】转引自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19】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覆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三版，第100页。

【20】同上，第103─105页。

【21】王宜昌：《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13─114页。

【22】王景波：《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47─174页。

【23】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1935年7月；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24】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25】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

【26】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答覆王宜昌王毓铨张志澄诸先生》，《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1935年8月。

【27】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薛暮桥：《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问题》。

【28】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

【29】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

【30】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

【31】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32】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127页。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篇10

1研究方法

1.1共被引分析

论文，特别是文献类型的论文反映了科研工作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则表明它的作者在其研究领域越有影响力。两个作者的论文若同时被第3人所引用，则称之为共被引(co-citation)。共被引分析是由Small和Marshakova于1973年同时提出的，从此对共被引分析的研究和实践在科学计量学领域内广泛展开[1]，[2]。1987年，White和Griffith将其扩展到作者共被引分析(ACA)[3]，它对于探讨学科结构有着积极的创新意义。在共被引分析中，若两名作者的共被引次数越多，说明两人的研究方向越接近。因此，共被引可以应用到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划分中[4]。举例说明，武汉大学的刘林青对战略管理这一领域完成了范式可视化与共被引分析[5]，大连理工大学的宋娟基于作者共被引和元分析进行了知识管理流派的研究[6]，大连理工大学的姜春林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刘璇，基于共被引理论分别对科学学和图书情报学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7]，[8]。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分析结论。作者之间共被引的情况可用共被引矩阵来表示，其行和列均是作者的信息，每个元素值反映了行列所代表的作者的研究方向的接近情况，元素值越大，说明两人的研究方向接近。本研究首先构建了能源与气候变化议题下的政策和经济研究领域的论文作者之间的共被引矩阵，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1.2聚类分析

系统聚类法的聚类过程：首先默认每个样本自成一类，然后每次将最相近的两类合并，之后重新计算新类与其他类之间的距离，继续按照最小距离的准则合并，直到所有对象归为一类为止。我们使用谱系图表达这个过程，并输出聚类结果。本研究中采用的离差平方和法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效果较好的距离计算方法。离差平方和法并类时总是使得并类导致的类内离差平方和增量最小，是基于方差的分类方式，因此如果类分得正确，则同类样品之间的离差平方和应当较小，不同类样品之间的离差平方和应当较大。由于共被引矩阵与聚类分析中的距离矩阵形式上非常相似，因此，本研究在共被引矩阵的基础上可进行聚类分析。通过聚类分析，将作者分为若干类，再根据对这些作者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比较，挖掘共被引现象反映的能源与气候变化议题下政策和经济研究的热点。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框架如图1所示。

2数据处理

2.1文献选取

本研究通过对多位在该研究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经验的科研工作者的推荐，圈定了“RENEW-ABLE&SUSTAINABLEENERGYREVIEWS”，“CLIMATCHANGE”，“ENERGYPOLICY”，“EN-ERGYECONOMICS”，“ECONOMICMOD-ELLING”，“JOURNALOFPOLICYMODELING”,“CLIMATEPOLICY”，“ENVIRONMENTAL&RE-SOURCEECONOMICS”，“ENERGYJOURNAL”,“ENVIRONMENTALMODELING&ASSESSMENT”等多部期刊，将文献的时间跨度设定为1990~2010年，同时，为提高研究质量，只选取文献类型为Ar-ticle的文章，滤掉了Review，BookReview，Discus-sion等类型的文章，最后获得19714条记录。

2.2作者选取

如果研究目标是对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的综合描述，那么建立一个多样全面的作者组合是非常关键的，最好有多种来源，如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综述性文章、学会成员、会议参加者和获奖者等，其中一个相对客观而且方便的方法是通过引文中作者被引用次数的高低来选择，本研究即采用此种方法选取该领域的关键作者，选取被引用次数排序前100位的作者作为研究对象，统计任意两个作者被共引用的次数，得到他们之间共被引记录21976条，部分结果见表1。

2.3构建共被引矩阵

根据共被引关系的记录，构造这100位作者的共被引矩阵，基本思路：通过对两两作者共被引的文章数目进行统计，形成作者共被引次数矩阵。该矩阵为对称矩阵，非主对角线中单元格的值为作者共被引次数。关于对角线上的取值之前的研究有不少讨论，本研究将主对角线元素定义为行向量最大值加1[9]。由于共被引分析关注的重点不是作者或者作品共被引次数的高低，而是由这种共被引关系所反映的作者或者作品之间的相似性。因此，需要将共被引矩阵转换成相关系数矩阵，揭示作者间的相似和不相似程度。这里使用常见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Pearson’sCorrelationCoefficientMatrix），利用R统计软件的矩阵计算功能，将原始矩阵转化为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消除由作者研究领域导致的引文频次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表2为得到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的一部分。

2.4聚类个数的确定

本研究根据聚类之间平均距离与聚类之外平均距离之比的增加值来确定。利用R的cluster.stats过程，提取聚类之间的平均距离average.be-tween和这两个统计量，它们比值的增量越大，说明合并为K+1类的效果比分为K类时效果更明显。图2所示，在分类数为5时，聚类内与聚类间平均距离比值增量最大，最终确定分类个数为5。

2.5用聚类个数5进行聚类

在之前计算的基础上，利用R软件中rect.hclust函数按照分类个数为5进行聚类。由谱系图可以大致看出样本的分布情况，小类中的数据距离明显小于上一层大类，这100个数据之间的关系较明显，聚类结果如图3所示。对应作者姓名可以通过Access中的查询功能实现，得到作者的分类表，按照聚类内作者数从低到高顺序显示如表3所示。

2.6关键词频统计

在通过聚类分析对作者进行分类后，我们需要对各类进行分析和讨论，才能真正地识别出各类所代表的研究热点。由于分类作者的论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这类的研究热点，因此，本研究在先前确定文献的总集合中，筛选出被引用次数排序前100位作者发表的论文，之后提取每篇论文的关键词，根据聚类的结果，在Access中建立查询，统计聚类形成的5类中每一类的作者所著文章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数，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得到了5类的关键词频数统计，分析这些数据，去除不同形式出现的关键词（例如CO2emissions和Carbonemission）及出现在其它类中一些低频次关键词的影响，从每一类中只提取词频数最高的20个关键词来做分析，尽量避免低频数据的干扰，逐一识别每一类的研究热点。

3研究结果

第1类作者论文中，频数最高的前20个关键词中，“Contingentvaluation”，“Choiceexperi-ments”，“Rank-orderanalysis”都是评价主体支付意愿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拍卖和意愿揭示上有很多的应用，而“Initialallocation”，“Paymentvehi-cle”，“Pollutionpermits”又非常明显地指向了排污权分配和交易这个领域，并且“Randomutilitymodels”的多次出现也说明随机模型很可能在研究交易过程中被使用。这一类的研究集中在排污权交易机制以及机制的效率方面。表4显示了分类作者论文中频数最高的前20个关键词。第2类作者论文中，关键词大多是模型种类“Thickmodeling”，“Gordon-schaefermodel”等。实际上，不少关键词出自DICKEYDA的一篇文章中，经过分析，这类作者通常是年代较早的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他们的经典文章会被多次引用，但在能源和气候变化议题本身并没有过多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从关键词统计来看，此类作者的文章主要关注的是应用于能源和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经济或统计学中的模型与理论。第3类作者论文中，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Climatechange”，同时与此有关的有“Climatepolicy”，“Globalandregionalclimatemodeling”等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评估相关的词汇，同时“Emissionstrading”，“Economiccost”，“Ecologicalplanning”等关键词的出现也反映了本类研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问题所考虑的经济影响及政策规划。因此，第3类主要研究的是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经济性评估问题。第4类作者论文中，关键词主要集中在能源安全、能源利用方面。“Energysecurity”，“Energyuse”体现了研究的主要对象，“Transportation”也体现了对能源的管理，“Carbondioxideemissions”则代表了与能源利用伴随而生的排放问题，“LM-DI”(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在全球的能源消费分解研究领域被广泛使用，“GIS”（地理信息系统）也大量应用于能源管理及资源配置规划中。所以，这一类研究领域是能源利用及能源安全。第5类作者论文中，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Climatechange”，同时与此有关的有“Emissiontrading”，“Carbontrading”，“Carbontax”等与国际碳减排交易机制相关的词汇。因此，第5类主要研究的是国际碳减排中碳交易机制及碳税相关问题。小结以上各类所代表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经济学或统计学模型、排污权分配和交易、政策经济性评估、行业能效和排放、碳交易机制及碳税等。